《大案纪实録》 第1章 爆炸案 ...叙述一个普通情妇的特殊结局 一 建设路的血色黄昏 2007 年 7 月 9 日，济南的盛夏裹挟着潮湿的热浪，将建设路烤得蒸腾作响。下午 5 点，正是下班高峰的前奏，骑着电动车的上班族、推着菜摊的小贩、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在车流中穿梭，构成一幅市井寻常图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足以震动全国的血腥爆炸，正悄然酝酿。 如意苑小区门口的老槐树底下，72 岁的周桂英正借着树荫打毛衣。她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后总爱在这里观察来往行人。这天她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细节：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背着黑色双肩包，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反复询问 如意苑是不是往前 150 米左转。男人脸色苍白，手指在手机按键上无意识地摩挲，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即便在闷热天气里，这份焦灼也显得格外刺眼。 下午 5 点 08 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撕裂了黄昏。周桂英感觉胸口像被重锤砸中，手里的毛线团滚落在地。她抬头看见，建设路中段的车流中升起一团蘑菇状黑烟，一辆浅蓝色轿车像被无形巨手捏碎的玩具，零件、玻璃、金属碎片以爆炸点为中心四散飞溅。紧接着，她看到那个问路的男人突然僵住，随即快步冲向停在工商局院墙后的一辆警车，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那车连警灯都没开，掉过头就往南跑，根本不管爆炸现场的人哭爹喊娘。 后来周桂英在警局做笔录时，手指仍止不住颤抖，我活了七十多年，没见过那么狠心的人。 爆炸现场比任何恐怖片都狰狞。广州本田思迪轿车的车架像被揉皱的锡纸，四个车轮飞到 20 米外的绿化带里。更令人窒息的是，驾驶座位置只剩下一摊模糊的血肉，而在 40 多米外的工商银行台阶上，围观者发现了半截穿着米色西装裤的尸体 —— 后来法医鉴定，这是受害者刘海平的上半身。 路过的出租车司机王建军成了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他正等着红绿灯，突然感觉后背被一股力量猛推，车窗玻璃瞬间粉碎。我以为是地震了，爬出来才发现车后座已经着火，头发被燎掉了一大片。 他光着脚跑到路边，看见卖水果的老李捂着脖子满地打滚，鲜血顺着指缝浸透了胸前的围裙 —— 一块锋利的汽车铁皮划开了他的颈动脉。 110 指挥中心的接警记录显示，从 5 点 09 分到 5 点 15 分，短短 6 分钟内接到 27 个报警电话，描述千奇百怪：煤气罐炸了 油罐车爆炸 恐怖袭击。当市中区分局的刑警赶到现场时，警戒线外已围满数百名群众，有人举着手机拍摄，有人捂着孩子的眼睛，有人跪在地上呕吐。 刑警队长张国栋扒开人群，靴底踩在黏腻的液体上发出 声。他蹲下身，用镊子夹起一块沾着黑灰的碎片 —— 那是电雷管的残片，边缘还残留着硝胺炸药的刺鼻气味。不是意外。 他对身后的技术员说，是定向爆破，药量至少两公斤。 更让他心头一沉的是同事递来的车牌：鲁 A?G6296，市局内部牌照，只有处级以上干部能申请。 此时谁也想不到，这辆挂着特权牌照的轿车里，坐着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高官，而是济南市国土局一名 31 岁的女科长。更没人能预料，这场发生在省会主干道的爆炸，将牵扯出一段持续 13 年的权色交易，最终让一位副省级高官在两声枪响中走向毁灭。 二 迷雾中的死者 刘海平的身份确认比想象中顺利。车辆登记信息显示，车主是济南市国土局地籍管理科科长刘海平，1976 年生于河北，户籍落在聊城，2003 年调入济南。但档案里的信息像被精心修剪过的盆景，简洁得反常：1995 年在聊城县招待所参加工作，2000 年调入济南某街道办事处，2002 年转任市财政局科员，2003 年调入国土局，2005 年升任科长。 一个农村出身的姑娘，没背景没学历，五年连跳三级？ 张国栋翻着档案，手指在 一栏停住 —— 那里填着 ，却没有毕业院校和专业。他让助手去查刘海平的学历认证，结果令人震惊：她最高学历是初中二年级，所谓 大专文凭 是 1998 年通过关系购买的假证。 国土局的同事们对刘海平的印象模糊而矛盾。平时很低调，总穿深色套装，说话轻声细语。 地籍科科员小李回忆，但局长见了她都客客气气，有次开党组会，她直接打断副局长的发言，对方居然没生气。 保安老张则提供了更关键的细节：刘科长有两辆车，一辆本田，一辆帕萨特，但很少停进单位院子，每次都停在对面工商银行的停车场，好像怕被人看见。 搜查刘海平位于如意苑 9 楼的家时，刑警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130 平米的三居室装修奢华，主卧衣帽间里挂着数十件名牌服饰，梳妆台上摆满香奈儿、迪奥的化妆品。书房的保险柜打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 6 捆现金，每捆 10 万元，还有 7 张存折，总额高达 632 万元。更令人咋舌的是，在次卧的衣柜深处，警方发现了 4 本房产证，分别位于济南四个高档小区，总面积超过 500 平米。 一个科长月薪多少？撑死 5000 块。 张国栋掐着手指算，就算不吃不喝，10 年也攒不下 20 万。这些钱和房，哪来的？ 刘海平的婚姻状况同样疑点重重。档案显示她 2004 年与省立医院外科医生张强结婚，2005 年生子，2006 年离婚。当刑警找到张强时，这个曾经 年富力强 的医生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躺在病床上输着营养液，直肠癌晚期的诊断书放在床头。 我是个傻子，彻头彻尾的傻子。 张强咳出一口痰，声音嘶哑，结婚时我以为捡了宝 —— 她漂亮、有钱、工作好，哪想到是个骗局。 他说婚后三个月就发现异常：刘海平从不跟他讨论工作，家里的银行卡、房产证全是岳母的名字，每月总有几天彻夜不归，解释永远是 陪领导出差。 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儿子的 dNA 报告。2006 年春节，张强偷偷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排除亲生血缘关系我拿着报告问她，她居然笑了，说 你就是个摆设，认真就输了 张强拔掉手上的针头，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掉，我提出离婚，她什么都没要，只要孩子抚养权。现在想想，她是怕我纠缠，坏了她的好事。 离婚后张强患上抑郁症，每天靠酒精麻痹自己，直到 2007 年初便血不止才去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我知道她背后有人，能力大得很。 他攥紧拳头，指节发白，但我没想到，对方敢在大街上把她炸成那样。 刘海平的父母和妹妹住在济南另一处高档小区，面对警察的询问，三人像被按了暂停键的木偶。母亲赵秀兰刚说两句 我女儿是被人害死的，就被丈夫刘建国狠狠瞪回去；妹妹刘海燕低着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直到警察提到 1997 年聊城招待所，她的肩膀才猛地一颤。 这个细节没有逃过张国栋的眼睛。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去聊城追查刘海平的发家史，另一路留在济南，重点排查她手机里那几个 局级以上官员 的号码。 三 聊城往事：权力的初次交易 1997 年的聊城，还带着计划经济的余晖。位于市中心的聊城地区招待所是全城最气派的建筑，门口挂着 准四星级 的铜牌，专门接待往来的省市领导。18 岁的刘海平在这里当服务员，因为 胸脯高、屁股翘、眼睛会说话，被所长安排负责 301 套房 —— 那是专门给地厅级以上干部预留的豪华套间。 小刘跟别的服务员不一样。 当年的同事王桂香坐在自家小超市里，一边择菜一边回忆，别人端茶倒水都低着头，她总笑着跟领导搭话，还会给人捏肩膀、捶背。 她记得有次打扫卫生，撞见刘海平从 301 房出来，衬衫领口敞开着，脖子上有红印，看见她就慌忙把衬衫扣系好。 那个住进 301 房的客人，正是来聊城挂职的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段义和。48 岁的他戴着金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因为妻子在济南工作，他每周只有周末才回家。招待所的服务员私下议论，说段局长 看着斯文，其实眼睛总往年轻姑娘身上瞟。 段义和的挂职期原本是两年，但在聊城待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调回济南。王桂香说，他走的前一天晚上，301 房的灯亮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一早，她看见刘海平抱着一个黑色皮箱从房里出来，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得意。没过多久，小刘就辞职了，听说转了城镇户口，去了聊城电子集团当干部。 聊城电子集团的老员工证实了这一点。1997 年 10 月，刘海平突然出现在厂里，档案上写着 中专学历，技术员，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文员，不用打卡，工资却比老员工还高。她根本不会用电脑，连打字都一指禅。 退休的办公室主任说，但没人敢管，因为她是 段局长打了招呼的人 这个 段局长，正是段义和。1994 年，他从山东省委组织部调任电子工业局副局长，1997 年挂职聊城地委副书记，主抓电子工业。当地干部都知道，他是 有背景的人—— 文革期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娶了济南着名医生的女儿，一路顺风顺水。 刘海平在电子集团待了不到半年，就于 1998 年 3 月调入济南，安排在市中区杆石桥街道办事处。这次调动堪称 火箭速度：从聊城的企业职工，一跃成为济南的街道干部，连户口迁移手续都是 特事特办。街道办的老主任回忆，当时组织部的人特意交代：小刘是重点培养对象，多照顾。 2000 年，刘海平再次 ，进入济南市财政局预算科当科员。这一次，操作更加隐秘 —— 她的名字不在公开招考名单里，档案是 内部调动。财政局的老员工说，那段时间段义和已经升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想安排个人进财政局，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随着段义和的官越做越大，刘海平的 也水涨船高。2002 年，她搬进了段义和在阳光 100 小区购置的房子；2003 年，段义和帮她调动到权力更大的国土局；2004 年，她名下多了一辆帕萨特轿车；2005 年升任科长后，段义和又给她换了辆本田，并弄来 鲁 A?G6296 的公安内部牌照。 那车牌是给局领导用的，她一个科长开着，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国土局一位退休副局长说，但谁也不敢问，段书记的人，谁敢惹？ 最令人咋舌的是刘海平家人的 集体飞升。2003 年，她的父母从聊城农村来到济南，父亲刘建国被安排进市发改委下属单位，母亲赵秀兰去了市园林局，连在家待业的妹妹刘海燕都成了市工商局的公务员。三个人连字都认不全，却拿着财政工资不上班。 知情人透露，这都是段义和打招呼办的，光好处费就花了不少。 这段畸形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 2005 年。那年刘海平生下儿子，抱着孩子找到段义和，要求他离婚娶自己。段义和的妻子已经有所察觉，双方爆发激烈争吵。为平息风波，段义和给了刘海平一套房和 50 万现金，还通过关系介绍她认识了医生张强 ——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精心设计的遮羞布。 四 失控的勒索：情人反目 2007 年春节，段义和在办公室烦躁地踱步。桌上放着刘海平刚送来的 最后通牒：要么离婚，要么再给 100 万 儿子抚养费，否则就去省纪委举报他受贿、安排亲属工作等问题。 这位 61 岁的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此刻脸上已不见当年的儒雅。他捏着眉心，回想起 10 年前在聊城招待所的那个夜晚 ——18 岁的刘海平怯生生地给他剥橘子，眼神里的崇拜让他虚荣心爆棚。那时他以为自己掌控着一切，却没料到这个农村姑娘的欲望会像野草般疯长。 段义和的受贿记录，几乎与他和刘海平的关系同步。2001 年他升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求他办事的人排起长队。开发商送的房产、工程队给的现金、想升职的干部塞的银行卡，他来者不拒，而这些 ，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刘海平。 她很聪明，从不直接要，总是说 儿子要上学 父母看病 段义和在后来的供述中说，一开始我觉得愧疚，她跟了我这么多年，给点钱应该的。但后来越来越离谱，2006 年一年就要了 300 万。 让段义和真正感到恐惧的，是刘海平的 证据意识。她偷偷录下两人的对话，收藏着他写的便条，甚至复印了部分受贿账目。2006 年底，因为段义和迟迟不兑现 再买一套房 的承诺，刘海平真的去市纪委递了材料，虽然最后被压下来，但让段义和惊出一身冷汗。 她知道我所有的事，包括谁送了多少钱，哪个工程偷工减料。 段义和对侄子段军说，这个女人太贪心，留着就是祸害。 2007 年 2 月，段义和在自家书房召见了侄女婿陈志。45 岁的陈志是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大队长，能从贵州一个乡镇小职员爬到这个位置，全靠段义和的提拔。三叔，您说吧，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干。 陈志拍着胸脯保证，他知道这位 是自己的靠山，没他就没自己的今天。 段义和的计划很简单：制造入室抢劫的假象，杀死刘海平，伪装成劫财杀人。但陈志去如意苑踩点后泼了冷水：小区到处是监控，保安 24 小时巡逻，根本下不了手。 随后他们想到制造车祸。陈志开着警车跟踪了刘海平三天，发现她出行路线固定，每天下午 5 点准时从单位出发回家。在建设路拐弯处动手，那里人多车杂，容易伪装成意外。 陈志建议，我开警车撞上去，就说紧急公务避让不及。 但这个计划也有风险。刘海平开的本田车小，警车撞击很可能造成自己也受伤，而且市区监控密集，很容易被查出故意撞车的痕迹。最好的办法是爆炸。 陈志突然说，他曾在工程兵部队服役，懂爆破技术，炸得粉碎，啥证据都没了。 段义和犹豫了三天。他知道爆炸动静太大，一旦查出来就是死罪，但刘海平的催逼电话像催命符一样天天打来。2007 年 3 月，他给了陈志一个地址：平阴县有采石场，你去弄点炸药和雷管，就说是炸鱼用。 陈志通过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连某，弄到了 2 公斤硝铵炸药和 5 枚电雷管。连某曾靠陈志帮忙从地税系统调入公安，对这个 的要求不敢拒绝。他以 盖房炸石头 为由，分别从两个石场弄来炸药和雷管，在一个周末偷偷交给陈志。 接下来的两个月，陈志和拜把子兄弟陈长兵（利达汽修厂老板）躲在汽修厂后院，反复试验爆炸装置。陈长兵精通汽车电路，负责改装遥控装置；陈志则根据部队所学，计算炸药当量和引爆距离。他们用报废车做试验，最终确定：将两公斤炸药和三枚雷管绑在驾驶座下方，用手机信号遥控引爆，能确保 连骨头渣都剩不下。 6 月中旬，刘海平再次加码，要求段义和在 7 月底前必须离婚，否则就去北京举报。段义和彻底慌了，给陈志下了死命令：7 月必须解决，不然大家一起完蛋。 五 最后的疯狂：爆炸与追捕 2007 年 7 月 9 日早上 7 点，陈志开车来到济南市国土局停车场。他穿着便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是用磁铁固定的爆炸装置。此时正是上班高峰，他混在人群中，假装找车，迅速拉开刘海平本田车的后门 —— 段义和早就给了他备用钥匙。 将装置吸附在驾驶座下方后，陈志用了不到 30 秒就撤离现场。他没有注意到，停车场角落的监控摄像头，清晰地拍下了他的侧脸。 下午 4 点，陈长兵开着一辆借来的捷达，停在建设路与经十路交叉口。他戴着鸭舌帽，频频看表，手指在方向盘上敲出焦虑的节奏。4 点 50 分，他看到刘海平的本田车驶出国土局，立即发动汽车跟了上去。 别跟太近，保持 50 米距离。 陈志在对讲机里说，他开着警车跟在后面。但刚过两个路口，陈长兵就在一个红绿灯处跟丢了。该死！ 他猛拍方向盘，赶紧给陈志打电话。 两人约定在如意苑小区门口汇合。陈长兵慌慌张张冲进小区，向门口的周桂英问路，得到确认后，他躲在一棵大树后，盯着小区出口。5 点 05 分，本田车缓缓驶出，左转进入建设路。 来了！ 陈长兵拨通陈志的电话。此时陈志正坐在停在工商局院墙后的警车里，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改装手机上的发射键。 爆炸声响起的瞬间，陈志看到陈长兵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冲过来，拉开车门就喊：走！快走！ 警车掉过头，无视身后的混乱，一路鸣笛（后来查明是伪造的警笛）向南逃窜。 他们不知道，周桂英已经记下了车牌号 鲁 A?0752 警；也不知道，爆炸现场的技术员已经发现了炸药残留；更不知道，刘海平手机里那些 局级干部 的号码，正引导警方一步步接近真相。 当晚 8 点，公安部刑侦专家吴国庆抵达济南。这位破获过数千起大案的 中国福尔摩斯，在查看现场照片后说了三个字：内行人干的。 他指着爆炸中心点的金属变形痕迹分析：炸药安放位置精准，遥控引爆时机恰当，凶手很可能懂爆破，甚至有军警背景。 7 月 10 日凌晨，周桂英的证词让案情出现转机。警车、外地口音、30 多岁男人—— 这三个关键词让张国栋心头一震，他立即调阅全市警车登记信息，发现 鲁 A?0752 警 属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使用者是副大队长陈志。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停车场监控。技术人员修复了模糊的录像，陈志的侧脸与周桂英描述的 问路男人 高度吻合。查陈志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亲属。 吴国庆下令。 当天下午，刑警在陈志家附近的垃圾站找到了被砸毁的遥控器和手机残骸。经鉴定，上面的炸药残留与爆炸现场一致。而此时的陈志，已经以 为由请假，买了去青岛的机票。 7 月 10 日晚 8 点，青岛流亭机场。陈志刚办完去香港的登机手续，就被埋伏的刑警摁倒在地。他挣扎着喊：我是警察！你们干什么！ 当听到 济南 7?9 爆炸案 时，他的身体瞬间瘫软。 审讯室里，陈志起初拒不交代，直到警方播放了他进入国土局停车场的监控录像。沉默半小时后，他突然抬起头：我做的，但我是为了段书记。 这个名字像惊雷般炸响 ——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副省级干部。张国栋立即向省厅汇报，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然后传来指令：控制住段义和，立即上报中央。 六 落幕：遗书与枪声 2007 年 7 月 12 日黄昏，山东省某厅长家的门铃被急促按响。开门一看，段义和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平日里的威严荡然无存。让我见见公安局长，求你了。 他几乎要跪下，就说我认错了，给我条活路。 被拒绝后，段义和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在书房写下三封遗书。给家人的信里，他细数自己 从农村孩子到高级干部 的辉煌，让家人 高高兴兴分手；给同事的信中，他抱怨 公安制造冤案，声称 清白被玷污；给党组织的信里，他坚称与爆炸案无关，选择自杀是 为了减少负面影响。 这三封试图将自己塑造成 被冤枉的清官 的遗书，最终成了他罪证的一部分。7 月 13 日下午，当省纪委工作人员出现在他办公室时，段义和正在收拾文件，桌上还放着那三封没来得及寄出的信。 我没杀人，是陈志自作主张。 段义和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当警方出示他与陈志的通话记录、爆炸前三天的资金往来（他给了陈志 20 万 活动费），以及刘海平手机里与他的数千条短信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2007 年 8 月 9 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段义和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与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高官判若两人。当公诉人宣读他的受贿金额 —— 高达 169 万余元，还有 493 万余元财产来源不明时，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陈志的供述则揭露了更多细节：段义和如何指导他踩点，如何提供刘海平的作息规律，甚至在爆炸后如何帮他 打掩护我以为是帮三叔，没想到他把我当枪使。 陈志在最后陈述时泪流满面，我对不起公安这个身份，对不起党和人民。 陈长兵作为从犯，因参与制造爆炸装置，被判处无期徒刑。连某因非法提供爆炸物，获刑 12 年。那些通过段义和受贿、安排工作的干部，也陆续被查处，济南官场经历了一场剧烈的 。 2007 年 9 月 5 日，济南的秋天带着凉意。段义和、陈志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临刑前，段义和要求穿那件他最喜欢的中山装，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对不起家乡，对不起父母。 两声枪响过后，这场持续 13 年的权色交易与谋杀案，终于画上句号。刘海平的儿子被送回聊城老家，由 其叔叔抚养；段义和的家人搬离济南，消失在人海；如意苑小区门口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只是再也没人敢在树下长时间停留。 多年后，周桂英仍会坐在窗前，望着建设路车水马龙的景象。那声爆炸，把很多人的好日子炸没了。 她叹口气，权力这东西，能让人飞黄腾达，也能让人粉身碎骨啊。 第2章 葵涌血宅 1987 年 4 月 7 日正午，香港葵涌警察宿舍 b 座 510 室的铁门虚掩着，像一张半开的嘴，沉默地吞吐着楼道里凝滞的空气。郑炳强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第三次抬手叩门时，指节触到的金属表面带着诡异的凉意。 “阿和？阿和在家吗？” 他的呼喊被门缝里渗出的气味呛得打了个折。那是种混杂着腐烂与铁锈的腥甜，像暴雨过后的屠宰场，黏在鼻腔黏膜上不肯散去。同行的朋友突然捂住嘴冲进楼梯间干呕，郑炳强的心猛地沉下去，他用肩膀撞开虚掩的木门。 客厅的百叶窗拉得密不透风，四月的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倒在沙发旁的男人，深蓝色警队 t 恤被血浸透成深褐色，右手还保持着攥紧的姿势，仿佛要抓住什么。郑炳强认出那是弟弟郑炳和的睡袍腰带，他的腿像灌了铅，眼睁睁看着朋友在里屋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 两个孩子蜷缩在双层床上，小儿子的睡衣领口还别着幼儿园的小红花，而卧室门口的女人，那个总爱烫着波浪卷发的弟媳李凤鸣，此刻像个破布娃娃似的歪在门框边。 法医的白大褂在昏暗的房间里格外刺眼。张法医蹲在电床旁，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轻轻碰了碰裸露的电线接口，万用表的指针微微颤动。“低压电流，刚好能电晕人但不足以致命。” 他头也不抬地对身后的警员说，“凶手懂电工，而且很了解死者的生活习惯。” 证物科的警员正用镊子夹起桌上那张泛黄的宣纸。毛笔字歪歪扭扭，墨汁在纸角晕开：“郑国明欠贵利不还”，落款 “贵利王包杀”。郑炳强猛地想起，“郑国明” 是弟弟小时候的乳名，除了家里人，只有老街坊才知道。 “郑先生，你弟弟最近有赌钱吗？” 重案组的黄督察递过来一杯热茶，杯壁上的水珠在审讯室桌面上积成小小的水洼。郑炳强捧着杯子的手还在抖，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声音沙哑：“阿和戒赌三年了，他说要给孩子攒学费，连马会六合彩都不碰。” 法医报告在黄督察的办公桌上摊开：四名死者均死于失血性休克，致命伤集中在颈部和胸腹部。郑炳和（38 岁）身中七刀，李凤鸣（34 岁）喉咙几乎被割断，九岁的郑婉雯和六岁的郑梓杰身上各有十余处刀伤，部分伤口深可见骨。死亡时间推定在 4 月 4 日深夜，四人遇害间隔不超过一小时。 “最奇怪的是这个。” 张法医指着报告上的一页，“李凤鸣的指甲缝里有皮肤组织残留，不是郑家人的。还有她右手里的碎布，是从凶手衣服上扯下来的。” 黄督察点燃一支烟，目光落在宿舍登记表上李凤鸣的职业栏：无业。档案里附的照片是她十年前的样子，穿着舞女制服站在夜总会门口，笑容明媚得像假的。“去查她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最近接触的人。” 他弹了弹烟灰，“还有，查所有懂得电工技术的熟人。” 二 1986 年深秋的麻将馆里，香烟味混着泡面的热气在天花板下盘旋。李凤鸣推倒牌时，涂着蔻丹红的指甲在绿翡翠色的牌面上划过，黎新来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似的跟着移动。“阿来，发什么呆？该你摸牌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密的纹路，却比舞厅里那些年轻女孩多了层说不清的风情。 黎新来慌忙摸牌，指尖的老茧蹭过光滑的象牙牌面。他来香港三个月，在建筑工地扛钢筋，晚上就泡在这种藏在唐楼夹层里的麻将馆。第一次见到李凤鸣时，她穿着丝质睡袍坐在老板椅上算钱，金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冷光。后来才知道，这个总被叫做 “凤姐” 的女人，丈夫是个当差的，却在自家警察宿舍里接客。 “凤姐，你先生不管吗？” 散场后，黎新来帮她收拾筹码，忍不住问。李凤鸣正在补口红，镜子里的倒影瞥了他一眼：“郑炳和？他就知道当他的好警察，住这破宿舍还以为多体面。” 她突然凑近，香水味钻进黎新来的鼻腔，“阿来，你跟那些老头不一样。” 他们第一次在警察宿舍过夜时，黎新来总觉得那身挂在门后的警服在盯着自己。李凤鸣却满不在乎，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指着墙上的结婚照撇嘴：“当年要不是怀了婉雯，我才不会嫁给他。你看这宿舍，住一辈子都得看警队脸色，离婚？他宁愿死也不会放我走。” 黎新来的手抚过她腰上的疤痕 —— 那是被前一个客人打的。“凤姐，要不我们走？” 他声音发紧，“回大陆去，我养你。” 李凤鸣突然笑了，笑声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走？去哪？你连身份证都没有。” 她转身从床头柜摸出个存折，“看见没？我在攒钱，等够了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1987 年春节过后，李凤鸣开始频繁地看日历。“郑炳和下个月轮休，他说要带孩子去澳门玩。” 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阿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黎新来咬着苹果，果肉的涩味漫到舌尖：“你想怎么样？” “我听说高压电能电死人……” 李凤鸣的声音越来越低，“就说他是意外触电，等风头过了，我们拿着钱走。” 黎新来猛地呛住，苹果核从嘴里喷出来：“杀人？” 她突然抓住他的手，指甲几乎嵌进肉里：“不然呢？继续偷偷摸摸？我受够了！” 三月的某个雨夜，黎新来蹲在五金店门口，看着老板演示如何改装电源插座。“低压电最保险，先电晕了再说。” 老板唾沫横飞地比划着，“兄弟，你改这个做什么？电鱼啊？” 黎新来扯出个僵硬的笑，口袋里的钱是李凤鸣塞给他的，带着她香水的味道。 三 4 月 4 日晚上九点，郑炳和哼着小曲走进家门。刚发了津贴，他买了女儿最爱的草莓蛋糕，还有儿子念叨了很久的变形金刚。“爸爸！” 郑梓杰像只小炮弹似的撞进他怀里，郑婉雯则懂事地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 李凤鸣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脸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她接过蛋糕放进冰箱，手指碰到郑炳和的手背时迅速缩了回去。“队里没什么事。” 郑炳和脱下警服挂好，“对了，下个月去澳门的船票我订好了。” 晚饭时，李凤鸣不停地给郑炳和夹菜。“多吃点，看你最近瘦了。” 她的声音很柔，黎新来藏在阳台杂物间里，攥着改好的电线插头，手心全是汗。郑炳和没注意到妻子异常的殷勤，正给孩子们讲警队里的趣事，讲到同事被猴子抢走枪时，两个孩子笑得前仰后合。 十一点，孩子们睡熟了。郑炳和洗漱完毕躺在床上，翻看着一本旧相册。“凤鸣，你看婉雯小时候多胖。” 他笑着指给妻子看，却发现她站在窗边，背对着自己。“怎么了？” 李凤鸣猛地转身，眼睛亮得吓人：“没什么，我去倒杯水。” 她经过阳台时，对杂物间做了个手势。黎新来屏住呼吸，等她把安眠药放进水杯端进卧室，才蹑手蹑脚地出来。客厅的挂钟敲了十二下，他摸到卧室门口，听见郑炳和均匀的呼吸声 —— 药起效了。 黎新来快速拆开床头的插座，将改装过的电线接到铁床架上。李凤鸣站在门口望风，手指绞着睡衣下摆。当他示意可以时，她按下了藏在背后的开关。床上的郑炳和突然抽搐了一下，发出模糊的呻吟。 “快！” 李凤鸣的声音发颤。黎新来抽出藏在裤腿里的菜刀，掀开被子的瞬间，郑炳和突然睁开眼，浑浊的目光对上他的脸。“是你……” 没等他说完，菜刀已经砍了下去。温热的血溅在黎新来脸上，他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就在这时，隔壁房间传来郑梓杰的梦呓：“妈妈…… 我要妈妈……” 黎新来像被针扎了似的跳起来，李凤鸣慌忙去捂他的嘴：“别冲动！是孩子！” 但他已经冲进儿童房，小男孩正揉着眼睛坐起来，看见满身是血的黎新来，吓得张开嘴要哭。 “不准叫！” 黎新来的声音变了调，菜刀挥下去的瞬间，他看见孩子领口那朵小红花。李凤鸣冲进来时，正撞见这一幕，她发出不似人声的尖叫，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就刺向黎新来。“你疯了！那是梓杰啊！” 刀尖划破他的大腿，血顺着裤管流进鞋子。黎新来捂着火辣辣的伤口，看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突然觉得陌生。当李凤鸣再次挥刀时，他抓住她的手腕，将菜刀送进了她的喉咙。女人的眼睛瞪得滚圆，像是不敢相信。 楼梯间传来脚步声，黎新来浑身一僵。他转身看向双层床，郑婉雯正从栏杆缝隙里偷看，小脸煞白。“姐姐……” 她刚要叫出声，就被黎新如来捂住了嘴。小女孩的指甲深深掐进他的胳膊，像只受惊的小猫。 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彻底安静了。黎新来瘫坐在血泊里，看着四具尸体，胃里翻江倒海。他想起李凤鸣说的 “做得干净点”，挣扎着站起来，用厨房里的各种刀在尸体上补刀，又找出那张 “月宫殿” 宣纸，写下早就背好的字。 凌晨三点，他锁好门离开警察宿舍。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流浪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黎新来低头看自己沾满血的衣服，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李凤鸣时，她穿着红色连衣裙，在舞厅的旋转灯下面笑靥如花。 四 黄督察把黎新来的档案拍在桌上时，玻璃茶几震得嗡嗡响。“24 岁，广东惠阳人，去年偷渡来港，在建筑工地打黑工。” 他用手指点着照片上那个眉眼清秀的年轻人，“最关键的是，他懂电工，以前在老家是村电工。” 线人提供的消息显示，黎新来 4 月 5 日突然向工头请假，说要回大陆祭祖。“祭祖？清明都过了半个月了。” 黄督察盯着地图上从香港到惠阳的路线，“去查他的工友，尤其是跟他走得近的。” 警员在工棚的床板下搜出个铁盒，里面除了几张汇款单，还有一沓信纸。最上面那张是黎新来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却和案发现场那张高利贷字条有惊人的相似。“这笔迹……” 证物科的同事推了推眼镜，“至少有八成相似度。”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一个姓王的工友。“凤姐经常来找阿来，有时候还给他带吃的。” 老王蹲在工地的沙堆旁，手里的烟卷快烧到手指，“前阵子我看见阿来腿上有伤，他说是被钉子划的，但那伤口看着像刀伤。” 黄督察站在深圳河的岸边，望着对岸模糊的灯火。黎新来已经逃回大陆，按照两地司法合作协议，引渡程序至少需要三个月。“不能等。” 他对身边的警员说，“去惠阳，秘密接触当地公安。” 在惠阳乡下一间破败的祖屋里，黎新来正帮着母亲喂猪。当穿着便衣的香港警察出现在院子里时，他手里的猪食瓢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跟我们回去吧。” 黄督察的声音很平静，“事情总要了结。”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在黎新来毫无血色的脸上。起初他什么都不肯说，直到女警陈仪假扮记者走进来。“我想写篇关于新移民的报道。” 她递过去一杯热茶，“听说你在香港认识个女朋友？” 黎新来的手指突然收紧。陈仪注意到他袖口露出的伤疤，那是被李凤鸣指甲掐的。“她对你很好吧？” 她轻声问，“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沉默了很久，黎新来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是她先提的……” 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她说郑炳和不肯离婚，说只要他死了，我们就能在一起……” 他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个血腥的夜晚，说到郑梓杰领口的小红花时，突然爆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第一个孩子…… 我手抖得握不住刀……” 他用头撞着桌子，“当第二个…… 砍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没感觉了……” 五 1988 年 5 月 30 日，香港最高法院的陪审团退庭商议了七个小时。当法官戴上黑色法冠时，旁听席上的郑家人都屏住了呼吸。黎新来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地望着天花板。 “黎新来，三项谋杀罪、一项误杀罪成立。” 法官的声音在庄严肃穆的法庭里回荡，“判处你死刑。” 郑炳强猛地站起来，想冲过去撕打被告，被法警拦住。他看着黎新来被带走，那个背影单薄得像片随时会飘落的叶子。 由于香港已多年未执行死刑，黎新来的刑罚最终改为终身监禁。在赤柱监狱的探视室里，他拒绝见任何人，只托狱警转交给郑家人一封信，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对不起。 案件审结后，黄督察去了趟葵涌。警察宿舍已经加装了门禁系统，每个出入口都有摄像头。他站在 b 座 510 室门口，这里已经换了新住户，门口贴着孩子的涂鸦画。“听说新住进来的也是个警察。” 同行的警员说，“刚结婚，老婆快生了。” 楼道里飘来饭菜香，黄督察想起郑炳和一家最后那顿晚饭。草莓蛋糕还在冰箱里，变形金刚的包装盒放在茶几上，孩子们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他转身离开时，看见墙上的公告栏里贴着新规定：警察宿舍居住权不再与婚姻状况挂钩。 多年后，陈仪成了重案组总督察。在整理旧档案时，她发现了黎新来的悔过书。最后一页写着：“如果那天没有走进那家麻将馆，如果她没有对我笑，如果……” 后面的字迹被泪水晕开，模糊不清。 葵涌警察宿舍后来被拆除，原址建起了葵翠邨公屋。在 3 栋 5 楼的某个单位里，住着一位姓郑的老人，那是郑炳强。每个清明节，他都会带着草莓蛋糕和变形金刚去墓园，墓碑上一家四口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但孩子们的笑容依然灿烂。 “阿和，婉雯，梓杰，” 老人用袖子擦着墓碑，“都过去了。” 风吹过墓园，带来远处公屋传来的笑声，那是新生命的声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第3章 大兴灭门案 报案：消失的七口之家 2009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6 时 12 分，大兴公安分局兴丰派出所的电话骤然响起。来电人是村民李全汉，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我哥李超汉一家 7 口，已经 3 天联系不上了！他儿子李磊的电话打不通，其他人的手机全关机，我怀疑出事了！” 接警后，兴丰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李超汉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倾城名苑小区北区的住所。抵达该小区某单元 202 室门口后，民警多次敲门、按铃，屋内始终毫无回应。情急之下，他们从邻居家借来梯子，透过 202 室的窗户向内观察 —— 眼前的景象令人心头一沉：室内地板上躺着数人，一动不动，身旁散落着大片深色痕迹，疑似血迹。 民警迅速将情况上报分局指挥中心和刑侦支队。分局领导带着刑侦支队重案队侦查员赶到现场后，同样遭遇闭门羹。最终，消防队被调至现场，将防盗门破拆出一个高 1.5 米、宽 0.5 米的洞口。侦查员钻进屋内打开门后，眼前的惨状令人窒息：三室一厅两卫一厨的 100 平米房间里，竟有 6 具尸体。 现场：六口遇害，一人失踪 经初步勘察，现场门窗紧闭、门锁完好，显然是熟人作案。6 名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次卧内，32 岁的儿媳妇王玲美倒在血泊中； 客厅靠近主卧的门口，55 岁的户主妻子向华国（原文 “向花国” 应为笔误）遇害； 主卧床上，两名分别 6 岁和 1 岁的男童（李超汉的孙子）惨死； 次卧门口，户主李超汉（老年男性）的尸体被发现； 另一间卧室里，22 岁的户主女儿李霍山身亡。 法医鉴定显示，6 人皆因锐器捅刺颈部、腹部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时间约为 4-5 天前（即 11 月 23 日左右）。现场有明显被清理过的痕迹，破坏严重。 据管片民警介绍，李家共 7 口人，如今 6 人遇害，唯独户主的儿子李磊去向不明。进一步调查得知：李磊开着一家个体小饭馆，妻子王玲美在直销公司上班，李超汉老夫妇负责照看孙子；一家人几个月前才从大兴区北臧村镇搬来，因土地拆迁获得 600 万补偿款 —— 这一信息被网友 “大肥二胖” 发布到网上后，“争产杀人” 的猜测迅速发酵。 王玲美的同事证实，她已 3 天未上班，电话失联；11 月 26 日，同事多次拨打李超汉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恶性灭门惨案。 侦查：锁定失踪的儿子 “1127 联合侦破组” 迅速成立，由刑侦支队长孟永进主办，同步推进四项工作：全面勘察现场提取物证、梳理被害人社会关系、走访小区并调取监控、追查李磊的行踪。 调查很快取得突破：李超汉一家因拆迁搬至新居，而李磊与父母长期存在家庭矛盾。小区监控显示，李磊在 11 月 23 日晚 8 点左右开车回家，11 月 24 日早 8 点单独离开 —— 这与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完全吻合，他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追捕：从北京到三亚的 10 小时 11 月 27 日深夜，线索指向：李磊案发后在深圳、湛江停留，可能乘坐北京至三亚的 t201 次列车，于 11 月 28 日 7 点抵达三亚火车站。 凌晨 4 点，紧急协查通报经海南省公安厅转发至三亚市公安局。三亚市长助理、公安局长连夜部署，60 余名民警组成抓捕组，在三亚火车站设伏封锁。但列车到站后，所有乘客走完，仍未见李磊踪迹。 三亚警方立即调整部署，排查全市机场、车站、酒店。中午 11 点，三亚汽车站附近一家酒店报警：一名体貌与李磊吻合的男子入住后离开，未退房。监控显示，李磊住在 5 楼，窗外有大树便于逃脱。警方分成蹲守、跟踪、接应三组，在闹市区伺机行动。 两个多小时后，李磊出现在酒店附近 —— 他刚买了新衣服掩人耳目，往返确认安全后才返回。民警一路跟踪至河西路一家休闲会馆。下午 5 点 50 分，李磊洗浴完毕走出会馆，在空旷的门前被侦查员当场摁倒，反铐带走。此时，距他抵达三亚仅 10 小时。 供述：家庭积怨的总爆发 突审在三亚新居派出所展开。起初，李磊极力否认，直到两小时后心理防线崩溃。抽完一根烟，他吐露了令人发指的真相： “从小父母管教太严，结婚后妻子强势，我在家没地位。” 内向的李磊长期积压怨气，近几个月矛盾激化。11 月 23 日，他在饭馆忙了一天，晚上和朋友喝酒后，于 8 点开车回家。 “当时妹妹在玩电脑，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都睡了。” 他拿出事先准备的单刃尖刀，先杀了妻子，再杀了妹妹。父母被惊醒后赶来，也被他杀害。“坐在客厅想，我跑了，孩子没人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小时后，他闭着眼捅死了熟睡的两个儿子。 作案后，李磊用抹布清理现场，次日清晨开车离开。他早已买好 11 月 24 日晚 8 点赴深圳的火车票，在深圳挥霍两天（每天花上万元），11 月 27 日转乘长途汽车去三亚 ——“从没去过天涯海角，以为逃到天边就抓不到了。” 审判：速死请求与遗产终局 2009 年 11 月 30 日，李磊被押解回北京，案件宣告破获。 2010 年 8 月 12 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庭审中，李磊当庭认罪，未作辩护，只反复请求 “判我速死”，称杀人源于长期家庭积怨。10 月 15 日，北京一中院一审判决：李磊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附带赔偿 345 万余元。 李磊以 “财产不足” 为由就民事部分上诉，被驳回。2011 年 9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其死刑；9 月 16 日，李磊被执行死刑。 这场历经 4 年审理的案件，最终以遗产分割落幕：李家 800 余万元遗产，由李磊的奶奶继承 437 万元，姥姥继承 266 万余元，岳父岳母继承 109 万元。 反思 案件背后，是李磊长期抑郁无处宣泄的悲剧。正如办案人员所言，社会应加强心理干预，让人们在情绪积压时能找到合理的释放途径 —— 这或许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重要防线。 第4章 亡命“三人行” 2015 年 10 月 1 日的傍晚，赤峰市元宝山区的空气里飘着零星的爆竹碎屑，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国庆晚餐的热气。突然，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像把锋利的刀，劈开了暮色里的宁静。蓝红交替的警灯在狭窄的胡同里扭动，把灰扑扑的平房照得忽明忽暗，仿佛谁在天地间打翻了染缸。 刑警拉起的警戒线像道无形的墙，把围观的大人孩子挡在外面。人们攥着衣角，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惊扰了院子里的肃杀。当那扇斑驳的铁门被猛地踹开时，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呛得人喉咙发紧。 院里的泥地上，王景民赤裸着上身倒在血泊里，像个被扎破的水袋，胸腹间纵横交错的十几处刀口还在汩汩地冒着血，染红了身下的黄土。而此时，报警的新婚妻子侯素君，却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娘家。电话里她的哭声像被狂风撕扯的布条：“是我前夫马瑞杀的！他杀了我现在的丈夫！” 一个女人，隔着百里如何知晓丈夫遇害？又为何笃定是前夫所为？这一切，得从二十二年前那个燥热的午后说起。 二、1993?辽宁建平?一把菜刀 1993 年 7 月的建平县某村，毒辣的日头把地面晒得发烫，蝉在树梢声嘶力竭地叫着，像是要把整个村子煮沸。田里，三十一岁的任吉文正和亲叔叔为一垄玉米吵得面红耳赤。两家积怨多年，几句话就像点燃了炸药桶，火星四溅。 任吉文红着眼珠子冲回家，抄起灶台上那把磨得锃亮的菜刀，转身就往叔叔家冲。刀锋划破空气的呼啸声里，叔叔倒在了门槛上，鲜血溅在黄土地上，像绽开了几朵妖异的花。上前拉架的婶婶和堂弟也没能幸免，刀刃落下时，惨叫声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 短短几分钟，一死四伤。任吉文把带血的菜刀往地上一扔，回家狠狠抱了抱七岁的儿子，那小小的身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转身冲进玉米地，绿色的叶片在他身后合拢，从此，世上再无任吉文，只有亡命的马瑞。 三、流亡 22 年 马瑞的逃亡路，是用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他不敢碰火车、客车，只能趁着夜色翻山越岭，一路向北。打短工换来的钱刚够买几个冷馍，晚上就蜷在别人废弃的窝棚里，听着风声像鬼哭。 夜里他总被噩梦惊醒，梦里警车的鸣笛声、手铐的碰撞声、法场的肃杀气，像潮水般将他淹没。才四十出头，头发就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里藏满了惊恐，见了穿制服的就浑身发抖，像只受惊的兔子。 2000 年冬天，北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他流落到内蒙古翁牛特旗的一家养羊场。工友看他平日里闷头干活不惹事，心善的就把离异的侄女侯素君介绍给了他。 第一次见面在工棚外头，寒风卷着羊圈的味道。马瑞搓着冻得通红的手，递过去一搪瓷缸冒着热气的水。侯素君低着头接过，手指触到缸壁的温热，轻声说：“不嫌弃我离过婚，就搭伙过吧。” 马瑞知道自己是个见不得光的人，“结婚证” 三个字想都不敢想。他只能把所有的愧疚都变成疼惜：工资一分不少全交，羊场最累的夜班他抢着上，侯素君感冒发烧，他连夜骑四十里地去找赤脚医生，回来时棉裤都结了冰碴。日子久了，侯素君觉得这个男人虽寡言，却比谁都可靠，心里的那点防备，渐渐化成了依赖。 四、2015?算卦惊魂 平静的日子在 2015 年春天被生生扯断。马瑞在集市上被个瞎子先生拦住，鬼使神差地花二十块钱算了一卦。先生掐着手指，幽幽地说：“十月有杀劫，过不去。” 这句话像根生锈的钉子，狠狠扎进马瑞心里。他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盯着棚顶的破洞：自己死了倒干净，可素君怎么办？她一个女人，无依无靠的。 几天后，他攥着侯素君的手，声音发颤：“素君，我得了癌，顶多还有两年。” 侯素君当场就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他手背上，烫得他心口发疼。 “再找个靠得住的男人吧，” 马瑞的声音涩得像砂纸，“名正言顺领个证，我走也能闭眼。” 这个荒唐的 “一妻两夫” 计划，就在两个苦人的眼泪里，悄悄生了根。 五、拉郎配 马瑞在工地盯上了同村的光棍王景民。五十岁的人了，老实得像块石头，最大的心愿就是 “死前能吃上口媳妇做的热面条”。 那天马瑞请王景民喝酒，几杯下肚，他红着脸开口：“我给你找个媳妇，人贤惠，就是…… 得带着我一起过。我出钱，绝不添乱。” 王景民以为是喝多了说胡话，可看着马瑞认真的眼神，又觉得像天上掉了馅饼，当即拍着桌子应了。 2015 年 9 月 25 日，王景民和侯素君领了红本本，在元宝山城乡结合部租了个小院。洞房花烛夜，昏黄的灯泡下，炕上却挤着三个人 —— 王景民居中，左边是新媳妇，右边是媳妇的 “前夫”。窗外的虫鸣里，藏着说不出的别扭。 六、裂缝 起初王景民挺乐呵，现成的饭吃着，马瑞给的钱花着，觉得日子赛过神仙。可没过一周，那点新鲜劲就被醋意、尴尬和屈辱冲得一干二净。 饭桌上，侯素君夹菜总先往马瑞碗里送；夜里，炕那头窸窸窣窣的说话声像针一样扎耳朵；邻居路过时的指指点点更让人难堪：“看老王家，俩男人守着一个媳妇，像什么话！” 9 月 30 傍晚，三人喝了点酒。王景民借着酒劲把碗往地上一摔，碎片溅得到处都是：“马瑞，你给我痛快滚！再不走来，我就报警告你强奸我老婆！” “报警” 两个字像把锥子，狠狠戳中了马瑞最软的肋。他浑身一僵，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 —— 报警就意味着 “任吉文” 的身份会曝光，二十二年的逃亡，就会像个笑话一样归零。 七、血夜 那夜的风特别大，卷着院子里的落叶沙沙作响，像是谁在暗处磨牙。王景民和侯素君早已睡熟，此起彼伏的鼾声里，马瑞睁着眼熬到了天亮前最黑的时辰。 他悄悄起身，从羊圈角落里摸出那把磨得锋利的剪羊毛剪子，冰冷的金属触感顺着指尖爬上来。第一下扎进王景民胸口时，熟睡的人猛地嗷叫一声，滚下炕去，鲜血喷在墙上，像幅狰狞的画。 王景民踉跄着往院子里跑，马瑞像着了魔似的追上去，剪子一下接一下落下，直到对方扑倒在井台边，再也不动弹。浓重的血腥味漫过院墙时，远处国庆的焰火正好在空中炸开，五颜六色的光映在马瑞惨白的脸上，一半明亮，一半阴翳。 八、最后 6 天 杀人后的马瑞像被抽走了魂，他拽着吓傻的侯素君塞进车里，一路狂奔。天快亮时，他把车停在荒野，推开车门说：“报警吧，我跑不掉了。” 10 月 6 日晚，翁牛特旗的废弃砖窑里，手电筒的光柱刺破黑暗。当警察把马瑞按在地上时，他没有反抗，只是喃喃地说：“终于不用再跑了。” 声音轻得像缕烟，飘在满是灰尘的空气里。 九、尾声 2016 年 9 月，赤峰中院的法槌声敲碎了寂静。法官宣读判决时，五十一岁的任吉文站得笔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当 “死刑” 两个字钻进耳朵，他忽然回头，冲旁听席上哭成泪人的侯素君笑了笑 —— 那笑容像把钝刀，慢慢划过在场每个人的心脏。 庭外的秋风卷着落叶，打着旋儿落下。二十二年的亡命路，十五年的畸形相守，最终只换得一声枪响。 那座租来的小院里，墙根的血迹早已被几场秋雨冲得发白，只剩邻居们在茶余饭后提起时，一声长长的叹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叹息声混在风里，很快就散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第5章 张军覆灭记 一 运钞车旁的六分钟 2000 年 9 月 1 日的常德，秋老虎正烈。下午五点五十分，农业银行江北支行的运钞车像头疲惫的铁兽，碾过北站分理处门前的柏油路。车斗里的钱箱摞得整整齐齐，2248 万现金把铁皮车厢压得微微下沉，阳光斜斜切进来，在钞票边缘镀上一层冷光。 肖卫东摘下手套擦了擦额角的汗，钢盔下的头发早就湿透。他端着微型冲锋枪往车后站了站，和王建国形成犄角之势。驾驶座上的周军正拧开保温杯，茶叶在热水里翻腾的瞬间，他听见分理处门口传来王平清脆的笑声 —— 这个刚入职半年的出纳，总爱跟门口的保安说笑。 第一声枪响像砸在铁板上的闷雷，穿透了午后的慵懒。肖卫东猛地转身，看见分理处门口的王平像被风吹倒的麦子，直挺挺地扑在台阶上。一个戴深蓝色帽子的蒙面人正用枪顶着李静的后背，把她往运钞车这边推。 有埋伏！ 王建国的吼声刚出口，三束火光从街角的树后窜出来。肖卫东下意识地想翻滚躲避，子弹已经击穿了钢盔，热辣辣的液体顺着脸颊往下流，他看见自己的血滴在枪身上，像开出一串红珠子。 周军在驾驶座上摸到了枪套，还没抽出来，挡风玻璃就碎了。他感觉额头一凉，随后是剧烈的疼痛，手垂下去的时候，保温杯里的水正慢慢渗进座位底下。 李静被推到运钞车后门，劫匪的枪口戳着她的太阳穴。开门！ 那人的声音像砂纸磨过铁板。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看着地上肖卫东的钢盔，突然把钥匙插进锁孔，肩膀猛地向后一拧 —— 一声脆响，钥匙断在了锁芯里。 找死！ 四枪连响，像放鞭炮。李静倒下去的时候，眼睛还盯着运钞车的牌照，仿佛要把那串数字刻进眼里。 街角的出租车里，刘辉刚要推开车门，就被身边的陈世清按住了肩膀。别动，看戏。 陈世清的声音很平静，手里的枪却在微微发抖。当警铃声从分理处里炸响时，他突然把枪口抵住刘辉的太阳穴：你不该看见这些。 子弹穿过太阳穴的瞬间，刘辉还在想昨晚牌局里陈世清欠他的五十块钱。陈世清把他的尸体拽出车外时，听见运钞车那边传来抢枪的动静 —— 他的同伙正在从经警身上卸武器。 他钻进驾驶座，三个蒙面人像猫一样窜上来。出租车拐进小巷时，陈世清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 分理处门口的血正顺着台阶往下流，在柏油路上汇成小小的溪流，被夕阳染成了暗红色。 从第一声枪响到出租车消失在巷口，整整六分钟。 二 弹道里的幽灵 雨是后半夜来的，瓢泼似的，把常德城浇得透湿。刑警老张蹲在甘露寺附近的弃车旁，手里举着证物袋，里面是一顶深蓝色的帽子。帽檐内侧沾着几根头发，在强光灯下泛着灰白。 头儿，法医初步鉴定，死者都是被军用手枪击中的。 年轻刑警的声音带着颤音，三个押运的，两个出纳，还有个出租车司机... 一共五条命。 老张没说话，指着车门上的弹孔。雨珠顺着弹孔往里渗，在锈迹上晕开。他想起三年前武汉广场劫案的卷宗照片，也是这样的弹孔，边缘带着细微的锯齿状 —— 那是枪管磨损后的独特痕迹，就像人的指纹。 公安部的弹道专家凌晨三点赶到现场。检验仪的绿光扫过弹壳，屏幕上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膛线纹路。老专家推了推眼镜，突然指着其中一枚弹壳：看这个，跟重庆 1997 年 12?25 案的 4 号枪比对，吻合度 99%。 卷宗在临时指挥部的桌上堆成了小山。老张翻到重庆那起案子的现场照片：上海第一百货重庆分店的黄金柜台前，营业员倒在碎玻璃里，血溅在金灿灿的首饰上。案发现场同样留下了深蓝色的纤维，目击者说，劫匪戴着帽子，枪法准得吓人。 还有这个。 专家调出另一组数据，武汉 1?4 案的 5 号枪，在这里打了七发。这伙人至少有四支枪，流窜了五年。 雨还在下，警犬在泥泞里嗅着，突然朝着中巴车站的方向狂吠。老张跟着过去，看见地上有个模糊的脚印，旁边是一小片被踩烂的荷叶 —— 劫匪应该是从这里换乘了中巴车，雨水冲散了所有痕迹。 头儿，安乡县有报案。 年轻刑警拿着电话跑过来，农行行长胡梦莲夫妇失踪半个月，今天在河滩上找到了尸体，还有两个男的，其中一个是出租车司机。 老张的心猛地一沉。他抓起车钥匙：去安乡，带上弹壳样本。 河滩上的新土被雨水泡得发胀。法医正在提取一枚弹壳，看见老张过来，举起来对着光：看这个底火印记，跟常德劫案的 6 号枪一模一样。 泥土里露出胡梦莲的半只皮鞋，锃亮的，像是刚擦过。老张想起卷宗里的照片，这个行长失踪前一天，还在开会部署安全工作。他蹲下去，手指插进冰凉的泥土 —— 这不是孤立的案子，是一张网，而他们刚刚摸到了网的边缘。 三 胖子酒家里的秘密 李金生在 胖子酒家 的后厨切辣椒，呛得直打喷嚏。他瞟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张军说过今天要来。 这个益阳来的出租车司机，半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军。那人出手阔绰，每次用车都给双倍价钱，有时还会留下几瓶好酒。李金生知道这人不简单，那些深夜在酒家里聚会的男人，说话总是压低声音，看人的眼神像狼。 门帘被掀开，赵正红缩着脖子走进来，帽檐压得很低。军哥呢？ 他问，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腰后 —— 那里藏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匕首。 在里屋。 李金生指了指后厨的隔间，今天神色不对，让多弄几个硬菜。 隔间里烟雾缭绕，张军坐在最里面的位置，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看见赵正红进来，他抬了抬下巴：安乡那边处理干净了？ 放心，埋得深，雨水冲不出来。 赵正红坐下，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胡梦莲那婆娘，临死前还在骂我们是畜生。 张军笑了，露出黄黑的牙齿：我们本来就是。 他从包里掏出一沓钱，这是你那份，先躲几天，等风头过了再说。 李金生端菜进来时，正听见他们在说运钞车的路线。他假装没听见，放下盘子就要走，被张军叫住了：胖子，明天帮我跑趟益阳，接个人。 军哥，我车被租车行收回去了... 给你钱，再租一辆。 张军把一沓钱拍在桌上，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记住，不该问的别问，不然胡梦莲就是例子。 李金生的后背瞬间湿透了。他抓起钱点头哈腰地退出去，切菜时手一直在抖，辣椒籽溅进眼里，辣得直流泪。 隔间里，张军把枪放进一个黑色布袋：泽军那边怎么样？ 在益阳租好了房子，说是能看到三条街的动静。 赵正红又倒了杯酒，军哥，这次动静太大，警察会不会... 怕了？ 张军打断他，五年前在重庆杀第一个人时，你怎么不怕？ 赵正红没说话，只是喝酒。他想起 1998 年那个晚上，张军把他带到河滩上，看着陈世清用钉锤砸向那个 不听话 的同伙。血溅在他脸上时，张军说：沾了血，才是自己人。 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敲打着 胖子酒家 的铁皮屋顶，像无数只手在拍门。 四 情妇们的牢笼 陈乐在三间小区的厨房里炖着鸡汤，砂锅里飘出浓郁的香味。她看了一眼墙上的婚纱照，照片上的男人笑得温和，那是张军上个月带她去拍的，说等 稳定了就办婚礼。 卧室的地板下有个密室，张军昨天刚来过，放了几个黑布袋。她知道里面是什么，却从不敢问。有一次她趁张军睡着，偷偷掀开地板看了一眼 —— 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她，吓得她差点叫出声。 门铃响了，陈乐擦了擦手去开门，门口站着个陌生女人，挺着大肚子。军哥让我来拿点东西。 女人的声音很平静，眼神却在屋里扫来扫去。 他没说... 他在忙，让我自己取。 女人径直走向卧室，熟练地掀开地板，从里面拿出一个布袋，这些够了，告诉他杨明艳来过。 陈乐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她知道张军有别的女人，却没想到会找上门来。鸡汤在砂锅里咕嘟作响，她突然觉得很可笑 —— 自己守着这个装满武器的房子，还以为是在等新郎。 重庆涪陵的出租屋里，严敏正在给女儿喂奶。墙上的日历圈着 9 月 19 日，张军说今天会来。这个曾经在云南开赌场的女人，十年前被张军的花言巧语骗到手，帮他买了第一把枪。 妈妈，那个叔叔什么时候来？ 女儿指着墙上的照片，那是张军和严敏的合影，他搂着她的肩膀，笑得像个好人。 严敏没说话，只是抱紧了女儿。她想起 1994 年那个晚上，张军在舞厅用枪指着她前夫的头，说：以后她是我的人。 那时她觉得很威风，现在却只觉得冷。 门被推开，张军走进来，身上带着血腥味。收拾东西，我们走。 他把一个黑布袋扔在桌上，里面的东西撞得叮当作响。 去哪？ 别问。 张军的眼神很凶，杨明艳被抓了，警察很快会找到这里。 严敏的手一抖，奶瓶掉在地上。她看着张军把枪塞进背包，突然明白 —— 自己从来不是他的女人，只是他藏枪的柜子。 五 最后的逃亡 赵正红在益阳的小巷里狂奔，皮鞋后跟磨掉了一块。他刚从茶馆出来，就看见几个便衣盯着他，手里的枪套在阳光下闪着光。 站住！ 他拐进一条死胡同，翻墙的时候被碎玻璃划破了胳膊。血滴在地上，像一串红色的箭头。他想起张军的话：被抓了就自杀，别指望活着回去。 可当他摸向腰间的枪时，手指却在发抖。 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巷口，赵正红想也没想就钻进去：去汽车站！ 司机没说话，只是猛地踩下油门。赵正红松了口气，刚要擦汗，就看见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把乌黑的手枪。 张军让你来的？ 司机的声音很平静。 赵正红的脑子 的一声，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与此同时，益阳向仓路的居民楼里，李泽军正在擦枪。窗外传来孩子的笑声，他想起自己在海南当兵时的日子，那时他还是个爱脸红的新兵。 门被一脚踹开，强光手电照得他睁不开眼。放下枪！ 李泽军举起枪，却没对准任何人。他想起张军教他打枪时说的话：枪法再好，也躲不过背后的子弹。 当冰凉的手铐锁住他的手腕时，他突然笑了 —— 终于不用再杀人了。 常德的 胖子酒家 里，李金生正算着账，突然冲进一群警察。他看着黑洞洞的枪口，腿一软跪了下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张军逼我的... 张军在长沙黄花机场的厕所里换了件衣服，镜子里的男人叫 王瑞军，身份证上的照片笑得很陌生。广播里在通知飞往广州的航班开始登机，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枪，金属的凉意透过布料传过来。 先生，请出示身份证。 他把假身份证递过去，手心全是汗。安检员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他，突然笑了：请进。 飞机起飞时，张军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突然想起 14 岁那年，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前发誓，要成为没人敢欺负的人。现在他做到了，却再也回不去了。 六 落幕 2000 年 9 月 19 日晚，重庆渝中区观音岩的巷口飘着火锅味。张军缩着脖子走来，深蓝色 t 恤衫下藏着上膛的 54 式手枪。全红艳把鼓囊囊的旅行包递给他，里面是 175 发子弹和 1 枚手榴弹。 他们抓了赵正红和李泽军。 全红艳的声音在发抖，杨明艳也招了。 张军没说话，接过包转身要走。三个黑影突然从电线杆后冲出来，他下意识去摸枪，手腕却被死死拧住。 张军，你跑不掉了。 当刑警扒掉他左脚鞋袜，那颗标志性的黑痣暴露在路灯下时，这个杀人魔王突然笑了：没想到你们比我快。 10 月 7 日，陈世清在安乡县的玉米地里被村民围住。他手里的枪早就没了子弹，只能挥舞着镰刀后退。一个老农举起锄头砸过来，他突然就没了力气，瘫在地上看着天空 —— 那是他小时候放过牛的地方。 2001 年 5 月 20 日，重庆和常德的刑场同时升起朝阳。张军看着远处的山，想起湘西的密林，他在那里教会同伙打枪，也在那里决定谁该去死。 枪声响起的瞬间，常德北站分理处的新保安正在换岗。运钞车缓缓驶过，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像极了那个血色黄昏前的平静。只是从此，每当有人说起 深蓝色的帽子，总会有人下意识地摸向腰间 —— 那里本该有把枪，却只有一片冰凉的皮肤。 第6章 永定河埋尸案 这起案子，狗血得连影视剧都不敢这么编。编剧敢写，观众也只会当荒诞戏说 —— 可生活的荒诞，往往比艺术更锋利，一刀下去，全是血淋淋的真实。 故事得从 1985 年说起。北京城里，有个叫陈海燕的女人，那年 10 月刚和丈夫离了婚。起因是丈夫出轨，摊牌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那会儿他们的女儿陈静才三岁，判给了陈海燕。从此，陈海燕成了单亲妈妈，日子像根绷紧的弦，一头拴着生计，一头拴着女儿。 陈海燕是真漂亮，眉骨清秀，眼睛像含着水，哪怕后来眼角爬了细纹，也透着股说不出的韵味。陈静全盘继承了这份好看，长到十几岁，已经是街坊眼里 “跟画里走出来似的” 姑娘。只是陈海燕心里总憋着股劲 —— 当年的背叛像根刺，扎得她见了女儿就念叨：“小静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将来找男人，眼睛得擦得比镜子亮，不能像妈这样……” 这话陈静听了十几年，耳朵都快磨出茧子。可她那时心思全在书本上，成绩拔尖，2000 年夏天，顺顺当当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英语系。为了犒劳自己，她报了个北戴河的旅行团，想看看海。 旅行团里都是陌生人，你不认识我，我不打听你，倒也自在。直到颜卓出现。那小伙子刚满 20 岁，跟陈静年纪相仿，瞅着她的眼神像沾了蜜，递水、拎包、找遮阳伞，殷勤得像株绕着树的藤蔓。他说自己是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说话时嘴角带笑，眼里闪着年轻人特有的光。 北戴河的夜，沙滩软得像棉花。颜卓拉着陈静的手，指着天上的星星说：“我要爱你一万年。” 这句话像道惊雷，劈碎了陈海燕十几年的念叨。当天晚上，陈静就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他。两个年轻人在陌生的旅馆里，把 “永远” 说得比浪花还轻。 回到北京，俩人腻得像糖粘豆。陈海燕很快察觉出女儿的不对劲 —— 走路时会突然笑出声，手机攥得比课本还紧，脸颊总泛着不正常的红。一问才知，女儿谈恋爱了。 “你知道他底细吗？” 陈海燕的心一下子提起来，“这年头，骗子多如牛毛，别让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陈静正陷在热恋里，听不得这话，脖子一梗：“妈，您别老把人往坏处想！我自己的事，不用您管！” 说完摔门就走，搬到了学校宿舍。母女俩冷战了好几天，家里的空气冷得像冰。 几天后，陈海燕松了口，让陈静把颜卓带回家吃饭。“我走的桥比他走的路多，是人是鬼，我一眼就能瞧出来。” 她心里打着算盘。 那天颜卓拎着个果篮进门，个子高挑，眉眼周正，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陈海燕心里暗叹：难怪女儿上心，这小子确实有副好皮囊。颜卓坐在沙发上，眼神却忍不住往陈海燕身上瞟 —— 他早发现了，陈静的漂亮，原是遗传了母亲。 “阿姨，我也是北京的。” 颜卓搓着手，语气带着点讨好，“家里条件一般，没上大学，跟朋友在中关村开了家电脑维修公司，一个月能挣六七千。” 2000 年的六七千，不算少了。可陈海燕皱了眉：没学历？终究是块短板。颜卓瞧出她的心思，赶紧补了句：“我正攒钱呢，打算再考大学，总得配得上陈静不是？” 陈静以为母亲这是接受了，心里乐开了花。可她不知道，陈海燕转天就揣着地址，摸到了颜卓家附近的胡同。 一周后，陈静回家吃饭，陈海燕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小子根本没开公司！就在中关村帮人装电脑，是个啃老族！他爸妈快 60 了，还在外面打零工给他填窟窿！” 她喘着气，声音发颤，“小静，你嫁过去，不是跳火坑吗？” 陈静愣住了。其实她也发现了，颜卓爱吹牛，做事三分钟热度，可那是她的初恋啊。初恋像块裹着糖衣的药，哪怕发苦，也舍不得吐。“妈，人要看将来！” 她红着眼眶反驳，“我就是喜欢他，谁也拆不散！” 陈海燕没辙，转而去堵颜卓，让他主动离开。颜卓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跟小静是真心的。” 更让陈海燕没想到的是，她越拦，俩人情越浓。颜卓三天两头往陈家跑，有时陈海燕下班回家，一推女儿卧室的门，就见俩人头挨着头窝在床上，被子揉得像团乱麻。她是过来人，哪能不懂？气得嘴唇发抖，却只能摔门出去。 2001 年春节后，陈海燕跟相熟的姐妹诉苦。姐妹劝她：“穷点不怕，对你闺女好就行。你前夫倒是有钱，可心不在你这啊。” 陈海燕没接话，心里却翻江倒海：万一这小子也花心呢？小静岂不是比她还惨？ 姐妹忽然拍了下大腿：“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要不你找个姑娘试试他？是君子就留着，是渣男，小静自己就断了。” 陈海燕眼睛一亮，可找谁呢？哪个姑娘愿意干这种事？琢磨来琢磨去，她咬了咬牙：为了闺女，自己上。 从那天起，陈海燕对颜卓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主动让陈静带他回家吃饭，餐桌上给颜卓夹菜，看电视时跟他聊些家长里短。陈静和颜卓都以为她想通了，只有陈海燕自己知道，渔网已经撒下，就等鱼上钩。 2002 年 8 月的一个周末，陈静跟同学去天津玩，要住两晚。周五傍晚，颜卓像往常一样来蹭饭，一进门就愣了 —— 桌上摆着满满一桌子菜，还有大半瓶开封的五粮液。 “单位聚餐剩下的，放不住了。” 陈海燕笑着拧开瓶盖，“陪阿姨喝点？” 颜卓哪有不喝的道理？俩人一杯接一杯地碰，话也越说越密。酒劲上来，陈海燕的眼圈红了，絮絮叨叨地说自己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夜里多冷，枕头多凉。“有时候看着窗外的灯，觉得全世界就我一个人……” 颜卓听得浑身发烫。他第一次见陈海燕就觉得这女人性感，此刻她眼里含着泪，说话时呼吸拂过他的耳朵，像根羽毛轻轻搔着。突然，陈海燕往他肩上一靠，哭声断断续续的。 颜卓的脑子 “嗡” 地一响。酒精烧得他浑身发软，他想推开，手却不听使唤，反而顺势抱住了她。俩人都穿得单薄，胳膊贴着手背，皮肤相触的地方像着了火。 后面的事，像场失控的梦。 第二天早上，颜卓在陌生的床上醒来，浑身光溜溜的。他猛地坐起来，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 —— 他睡了女朋友的妈？这叫什么事！他连鞋都没穿稳，拎着衣服就溜了，一整天魂不守舍，烟抽了一盒又一盒。 可到了晚上，鬼使神差地，他又站在了陈家门外。陈海燕开门时，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恢复了平静。饭桌上，俩人谁都没说话，筷子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响。眼神偶尔撞上，又慌忙躲开。最后还是颜卓先绷不住了，他抓住陈海燕的手，“咔哒” 一声关了客厅的灯。 那两晚，陈静在天津看海河夜景，颜卓在她家，和她妈待了两晚。 陈静回来后，总觉得颜卓不对劲。约他吃饭，他说忙；约他看电影，他说累。“你是不是有别人了？” 陈静在电话里哭。 她哪知道，颜卓躲的不是别人，是她妈。 陈海燕倒是沉得住气，拍着女儿的背说：“男人嘛，靠不住是常事。明天我去问问他。” 转天，陈海燕找到颜卓，脸上没了半分温情：“我就是试试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她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跟陈静分手，咱们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不然，我就去告你强奸。” 颜卓吓得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没读过多少书，哪懂什么法律，只知道 “强奸” 是要坐牢的。 陈海燕回家又劝女儿：“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陈静哭得撕心裂肺，她不明白，怎么好好的爱情，说变就变了。 2002 年 11 月，陈静跟颜卓提了分手，质问他为什么背叛。颜卓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久后，陈海燕给女儿介绍了个干部子弟，陈静像抓住救命稻草，很快确定了关系，想借此忘掉颜卓。 可颜卓没忘。他总觉得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2002 年 12 月的一天，他又敲响了陈家的门。陈海燕做了一桌子菜，就他俩。 “只要你不再纠缠小静，啥都好说。” 陈海燕给他倒了杯酒。 颜卓 “噗通” 跪下了：“阿姨，我错了，可我真不想分…… 我也不想坐牢啊。” 陈海燕看着他，眼神复杂：“我不会对你太绝情。你是我这辈子第二个男人，以后有难处，我帮你。” 这话像团火，瞬间点燃了颜卓的念想。酒精混着别的心思，俩人又纠缠到了一起。 等颜卓醒来，却见陈海燕正从相机里取胶卷。“你干啥？” 他慌了。 “咱们刚才的样子，我都拍下来了。” 陈海燕晃了晃胶卷，“再找小静，我就拿着这个去公安局，告你强奸。” 颜卓吓得魂飞魄散，抓起衣服就跑。他没细想 —— 俩人在床上滚作一团时，谁有空举着相机拍？其实陈海燕不过是趁他睡着，拍了几张他的裸照，压根没自己。 可颜卓信了。那之后，他像被捏住了软肋，整天提心吊胆。 直到 2003 年 2 月 20 号，颜卓喝了大半瓶白酒，醉醺醺地闯到陈家。“我今天必须见小静！” 陈海燕使劲推他：“你滚！永远别再来！” 颜卓的火气 “噌” 地上来了。这些日子被拿捏、被威胁的憋屈，混着酒劲全涌了上来。“你故意勾引我，现在又拿照片吓唬我？” 他攥紧拳头，一步步逼近，“把底片给我！” “我藏在你找不到的地方了。” 陈海燕梗着脖子。 “你这个毒妇！我杀了你！” 颜卓红着眼，一把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摁在床上。陈海燕挣扎着抓他的脸，他顺手抄起个枕头，死死捂在她脸上。 起初还有挣扎的动静，后来越来越小，最后彻底没了声。颜卓松开手，才发现陈海燕的脸已经紫了，没了呼吸。 他吓得浑身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冷静了足足半个小时，他冲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 那天晚上，永定河故道的土被挖开又填上。颜卓把分割成六块的尸体埋进去，拍了拍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还拿走了陈海燕的存折、身份证和户口本，想造成她离家出走的假象。 陈静发现母亲不见，是几天后的事。她到处打听，没人见过陈海燕。翻遍家里，身份证、户口本都没了，单纯的她以为母亲是生她的气，走了。 2003 年 3 月，陈静等了十几天，实在没辙，去派出所报了案。可她提供不出母亲可能去的地方，案子就这么悬着。后来她把房子租了出去，出租前找人刷了遍墙。工人发现墙上有几点陈旧的血迹，只当是以前不小心蹭上的，没当回事。 颜卓躲在家里，好几个月不敢出门。见没警察来找，他才敢用陈海燕的身份证取了存折里的钱。可杀人的事像块石头压在他心上，22 岁的小伙子，头发大把大把地白。他开始酗酒，整天醉醺醺的。 有回跟哥们喝酒，他喝得烂醉，抱着酒瓶哭：“我把我岳母杀了，埋在永定河了……” 哥们只当他说胡话，没接茬。颜卓酒醒后，也忘了自己说过什么。 这事儿一过就是四年。谁也没想到，2007 年 6 月，颜卓那哥们因为盗窃被抓。审讯时，为了争取立功，他突然想起颜卓那句醉话，一五一十告诉了警察。 警方一查，陈海燕确实失踪了四年多。找到颜卓时，他还不到 30 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眼神空洞得像口井。没等多问，他就全招了 —— 从怎么认识陈静，到怎么跟陈海燕纠缠，再到怎么杀人埋尸。 证据很快对上了。陈静得知真相时，正在和新男友筹备婚礼。她疯了一样哭，抓着自己的头发喊：“妈！你怎么这么傻啊！” 2008 年 12 月 23 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颜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案子结了，可那些荒诞的细节，像永定河底的淤泥，总也清不干净。陈静后来取消了婚礼，搬离了北京。有人说见过她，在南方一座小城，头发剪得很短，见了谁都不说话。 生活这出戏，有时真比剧本狠多了。 第7章 岁女孩失踪案 1991 年 6 月 13 日的午后，胶东半岛的阳光正烈，青岛平度市两木乡驻后村的土路上蒸腾着热气。12 岁的丽丽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蹦蹦跳跳地消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 这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鲜活身影。 这个被唤作丽丽的女孩，户口本上写着张永利，却是村里人人皆知的 特殊孩子。她本姓刘，来自二十里外的云山乡北柳圈村，只因亲生父母是超生户，又盼着个男孩，降生第三天就被送到了驻后村张华静夫妇家。张家夫妇把她捧在手心疼，姐姐更是形影不离，红扑扑的脸蛋、清脆的笑声，让这个贫寒的农家院总飘着暖意。村里人都说，丽丽这孩子是来报恩的，成绩常年拔尖，见了长辈老远就甜甜地喊，谁见了都忍不住想多疼她几分。 可就是这样一个惹人爱的孩子，那天下午放学后再也没回家。 张华静疯了似的冲出家门时，太阳正往西边的麦垛后沉。丽丽 —— 丽丽 —— 嘶哑的呼喊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砸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村民们扛着锄头、放下针线，跟着张家夫妇在周边的沟沟壑壑里找了整夜。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交织，像一张焦急的网，却连女孩的衣角都没捞着。 消息传到北柳圈村，刘氏夫妇瘫坐在炕沿上，眼泪砸在补丁摞补丁的被褥上。当年送孩子时咬着牙说 永不相认，此刻却恨不得扒开地皮把女儿找回来。两家人起初还互相打气，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被熬成焦灼，猜疑就像野草般疯长。张家觉得刘家是看孩子出息了，偷偷领回去藏了；刘家则怀疑张家嫌养女费钱，把孩子卖了换了彩礼。曾经和睦的两家人，见面就红着眼吵，唾沫星子溅在彼此憔悴的脸上。 12 岁的丽丽，既没跟同学红过脸，也从没抱怨过家里穷，谁会害她？若是自己走了，又能往哪儿去？三个月，五个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驻后村的炊烟里，从此掺了化不开的愁。 转眼到了 1992 年春天，平度 130 万亩麦田绿得能掐出水来。4 月 4 日深夜，北柳圈村的刘老汉在村北机井边抽水浇地，昏黄的灯光里，随着水位下降，井壁上渐渐露出个鼓鼓囊囊的东西。莫不是哪个小偷藏的赃物？ 老汉搓着手，用扁担勾上来一看 —— 旧麻袋裹着的，竟是一具散发着恶臭的尸体。 第二天清晨，平度公安局的干警踩着露水赶到现场。5 米宽的大口井像只沉默的眼，盯着这群不速之客。解开两层包裹 —— 外层是 110 厘米长的旧麻袋，内层印着 平度化工厂 碳酸氢铵 的塑料编织袋，里面是具蜷缩的尸体。白色的确良连衣裙上绣着的花仙子图案已经发黑，松紧带裤头沾着腥臭的黑泥，关节处早已脱节，软组织像化了的蜡。法医拼接起散落的骨骼，推算身高在 1 米 45 到 1 米 56 之间，是个 10 到 14 岁的女孩。两处粉碎性颅骨骨折，左手和右侧脑骨不翼而飞，显然是遭钝器重击而亡。 麻袋没烂，尸体烂透了，说明这井不是第一现场。 老刑警蹲在井边，指着麻袋上的泥土，粪臭味这么重，先前怕是埋在猪圈或粪坑里。 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上午就传到了驻后村。张华静夫妇看到那件绣着花仙子的连衣裙，当场哭得背过气去 —— 那是去年丽丽生日，姐姐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给她买的。 侦查圈迅速缩小到两木乡中心小学周边。丽丽放学回家的路不过半里地，村民往来频繁，若不是熟人作案，不可能悄无声息。干警们拿着丽丽的照片走访，照片上的女孩眉眼清秀，比同龄孩子高出半个头。会不会是见色起意？ 一个念头在专案组组长脑中闪过。 排查像筛子过面粉般细密，2000 多人次走访，30 多条线索中断，直到两个女学生怯生生地说出一句话：那天放学后，我们跟丽丽在住东村交界分手，她说要去 大爷 去找妈妈。 而住东村的刘老太也回忆，那天傍晚确实在村口见过这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 焦点锁定在住东村。当干警们查到两木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张明玉时，村民们都直摇头：张主任可是好老师，还得过优秀教师奖状呢。 可深入一查，冷汗直冒 —— 有人反映他曾深夜敲本村妇女赵某的门，更有传闻说他跟已毕业的女学生张某某关系不正常。 4 月 27 日，干警找到了在外地上学的张某某。这个面色苍白的姑娘，一见到穿警服的人就浑身发抖，眼泪决堤而出。她断断续续说出的真相，让人齿冷：12 岁那年，身为班主任的张明玉就霸占了她，逼她立字据 永远顺从，长达 7 年里 4 次让她怀孕流产。而每次她不愿去张家，都是张明玉的妻子刘显花上门 ；夜里同床，刘显花竟带着孩子睡在另一头，眼睁睁看着丈夫摧残这个女孩。 他还夸过丽丽好看...... 张某某哽咽着说，她曾带堂妹丽丽去过张明玉家。 5 月 4 日，张明玉和刘显花被传唤。审讯室的白炽灯下，34 岁的张明玉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地说：我是人民教师，绝不会做违法的事。 干警们决定先攻刘显花，这个总是低着头的女人，在政策攻心下，5 月 6 日深夜终于崩溃 —— 是我们杀了丽丽...... 西屋的地面上，干警们检出了早已干涸的血迹；猪圈角落挖出了几块碎骨；一把带血的方形铁锤被藏在柴垛深处。刘显花的供词像把钝刀，割开了那场蓄谋已久的罪恶： 1991 年 5 月，张某某反抗后不再来往，张明玉就盯上了丽丽。他跟刘显花合计：顺从就留着，不顺从就灭口。6 月 13 日中午，刘显花用 看麦假考试题 骗来了丽丽。见丽丽说路上碰见了刘老太，张明玉让她先上学，晚上再来。 傍晚，当丽丽走进张家西屋，张明玉突然变了脸，说要 她是否跟男同学有染。你还是老师呢，真不要脸！ 丽丽的挣扎彻底激怒了他。毛毯蒙头，双手掐颈，直到女孩没了声息，他又拿起铁锤砸向头部...... 尸体先埋在猪圈，两次借故躲过邻居帮忙挖粪。1992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两人用麻袋裹了尸体，绑在自行车后座，扔进了刘显花娘家村的机井。猪圈里的粪土，被他们撒进了菜地。 他抓住我跟人通奸的把柄，还说能给我转非农户口...... 刘显花的供述，揭开了这对夫妻的扭曲共生。 铁证面前，张明玉的防线在 40 多个小时后崩塌。这个曾被视为 校长苗子 的男人，终于承认了所有罪行。他不会想到，自己精心掩盖的罪恶，会被一场麦季的灌溉水冲出来。 那年夏天，平度的麦子丰收了，金黄的麦穗压弯了腰。可驻后村和北柳圈村的田埂上，再也看不到那个蹦蹦跳跳的身影。张华静夫妇把丽丽的骨灰埋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每年开花时，通红的果子像极了女孩当年爱笑的脸蛋。 这对披着人皮的恶魔，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只是人们每次路过两木乡中心小学，总会想起那个穿花仙子连衣裙的女孩，想起阳光下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被一双戴着眼镜的手，残忍地掐灭在 12 岁的那个傍晚。 第8章 九头尸案 2017 年 9 月的东京，秋老虎正烈，八王子市的公寓楼群被晒得蔫蔫的。23 岁的真理子坐在租来的小房间里，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悬了很久，终于敲下一行字：“好想死啊，但一个人不敢。有人愿意陪我吗？私信我就好。” 发完这条推特，她把脸埋进膝盖，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像要钻进骨头缝里。 谁也没料到，这条带着绝望温度的动态，会在一个月后撕开一道人性的血口子。 10 月 21 日，真理子的哥哥健太第三次打不通妹妹的电话时，心里的不安像藤蔓疯长。他记得妹妹上周说过要换工作，还笑着说 “很快就能搬去更大的公寓”，怎么会突然失联？23 日清晨，健太撬开妹妹几乎从不离身的平板电脑，登录了那个他只在偶然间见过的推特账号。当那条 “想找个人一起死” 的动态跳出来时，他感觉血液瞬间冻成了冰 —— 私信箱里，一个头像是黑色剪影的账号，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 10 月 20 日晚上 7 点：“车站见吧，我带了能让我们‘安心离开’的东西。” “我是她哥哥，我妹妹失踪了，求你告诉我她在哪！” 健太抖着手发去消息，屏幕映着他煞白的脸。几分钟后，一个叫 “由香里” 的陌生账号回复：“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他经常在推特上找想自杀的人。我帮你联系他，你千万别冲动。” 与此同时，八王子站的监控室里，警察正一帧帧回放录像。10 月 20 日傍晚 6 点 17 分，真理子穿着米色风衣出现在站台，她身边站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个子很高，梳着一丝不苟的三七分，正侧头对她说话，嘴角甚至带着浅淡的笑意。两人并肩走进出站口的画面，成了真理子留在这世上的最后影像。“他叫白石隆浩，住在小田急线向舞台前站附近的公寓。” 负责调取监控的警察指着屏幕上的男人，“查他的资料时，邻居都说他‘礼貌得过分’，见到谁都九十度鞠躬。” 10 月 24 日清晨，由香里按照警方的安排给白石发了私信：“还记得我吗？之前说想找你聊聊‘那件事’。” 对方很快回复：“正好有空，来我公寓吧，地址是……” 当七八名警察跟着白石走进那间位于三楼的公寓时，楼道里的消毒水味突然变得刺鼻。门一开，一股更复杂的气味涌了出来 —— 像是烂掉的鱼混着消毒水，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腻。白石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客厅里摆着整洁的沙发和书架，书脊码得整整齐齐，谁也想不到这平静表象下藏着什么。 “天气热，买了些食材冻着。” 白石指了指靠墙的几个银色冷藏箱，语气自然得像在招待朋友。领头的老刑警佐藤不动声色地走过去，拉开最上面那个箱子的瞬间，他猛地后退一步，手不自觉地按在枪套上 —— 两颗头颅被塑料膜裹着，在低温中泛着青白色，眼窝空洞地对着天花板，其中一颗的发梢还缠着几缕米色的纤维，像极了真理子风衣的料子。 接下来的搜查成了所有在场警察的噩梦。另外三个冷藏箱被打开时，连见惯了凶案现场的法医都忍不住别过脸：七颗头颅挤在冰袋里，有的嘴角还残留着凝固的血迹；240 块大小不一的碎尸被分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袋口露出的手指骨上还套着半枚银色戒指；浴室的瓷砖缝里嵌着暗红的污渍，地漏处缠着几缕扯不断的头发，角落里的锯子和斧头，刃口的豁口处还卡着细碎的肉末。 “一共九个。” 白石坐在审讯室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从 8 月开始的，刚好两个月。” 他说起杀人的过程，就像在讲今天吃了什么 —— 真理子是第九个，那天她走进公寓时，还紧张地问 “会不会很疼”，他笑着说 “一点都不疼”，然后从背后用登山绳勒住了她的脖子。“她挣扎了大概三分钟，比前几个都久一点。” 他忽然笑了，“杀人这种事，哪需要问对方同不同意？” 佐藤警官盯着眼前这个 27 岁的男人，很难把他和 “恶魔” 两个字联系起来。白石的档案里写着：老家在埼玉县，父母做着小生意，妹妹在东京读大学；高中时是学生会副主席，还拿过书法比赛金奖；邻居说他 “每周都会给独居的老太太送蔬菜”，同事评价他 “安静又靠谱”。可另一份卷宗里，白纸黑字写着他今年 1 月因介绍女性去风俗店卖淫被抓，正处于缓刑期 —— 那时他还在一家 It 公司做程序员，每天西装革履地挤地铁上班。 “第一个是我发小，叫美咲。” 白石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8 月 15 号那天，她来我家吃火锅，说要结婚了，还请我当伴郎。”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锅里翻滚的肥牛，“我趁她弯腰拿饮料时，用跳绳勒住了她的脖子。她眼睛瞪得很大，好像在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第一次分尸花了整整三天。白石在后来的供述里说，他提前买好了锯子和斧头，可真把美咲放进浴缸时，才发现 “人比想象中难切开”。肌肉被锯开时会 “噌噌” 地冒血沫，骨头要砸好几下才会裂，血水顺着浴缸缝流到地板上，他蹲在那里擦了又擦，直到手指泡得发皱。“最后把尸块装进冷藏箱时，我突然觉得很平静。” 他说这话时，眼神空得像口深井。 有了第一次，后面的杀戮就像滚雪球。8 月底，他在推特上认识了 19 岁的奈奈，聊了三天就约到家里。奈奈带了男朋友一起来，三个人还笑着吃了炸鸡喝了啤酒。“杀奈奈的时候，她男朋友在客厅打游戏。” 白石说，“后来他问我奈奈去哪了，我觉得太麻烦，就把他也勒死了。” 那一次，他只用了一天就处理完两具尸体，锯子用得顺了，连关节处的软骨都能 “咔嚓” 一声利落切开。 公寓里的冷藏箱越来越多，他就在箱底铺厚厚的猫砂，说是 “能吸味道”；浴室的排风扇从早开到晚，发出 “嗡嗡” 的低鸣；垃圾袋里混着大量的消毒水和香薰，可住在隔壁的老太太还是总念叨：“隔壁那小伙子看着干净，怎么总飘出股烂肉味？” 她哪里知道，那扇薄薄的墙壁后面，藏着九个被碾碎的人生。 受害者们的脸在卷宗里渐渐清晰：14 岁的初中生里奈，在推特上发 “爸爸妈妈离婚了，活着没意思”；22 岁的 oL 麻衣，刚被公司辞退，说 “欠了一屁股债，不如死了干净”；30 岁的单亲妈妈纱织，带着孩子住在网吧，动态里全是 “想带着宝宝一起解脱”…… 他们都曾在绝望的边缘伸出手，却抓住了一只沾满鲜血的恶魔之手。 “一开始是想抢钱。” 白石在审讯室里忽然笑了，“第一个美咲的包里有 50 万日元，我拿去买了新电脑。后来杀得多了，觉得看着她们的头放在家里，很‘安心’。” 他甚至会给冷藏箱里的头颅换冰袋，就像在照顾什么珍贵的藏品。 11 月的第一个雨天，健太站在警局门口，手里攥着妹妹那件绣着小雏菊的衬衫 —— 那是警察从冷藏箱的塑料袋里找到的。雨丝打在脸上，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妹妹总追在他身后喊 “哥哥等等我”，声音脆得像风铃。“如果我早点发现她的不对劲……” 他蹲在地上，雨水混着眼泪砸进泥土里。 由香里后来在采访里说，她之所以愿意帮忙，是因为自己也曾发过 “想自杀” 的推特，那个黑色剪影账号也曾找过她。“幸好那天我没敢去见他。” 她说这话时，手指深深掐进掌心。 案件曝光后，东京的推特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删光了所有消极的动态，有人在 “想自杀” 的话题下刷满 “别放弃”，可依旧有新的绝望在深夜里冒出来，像暗礁一样潜伏在互联网的深海里。白石住过的那间公寓，后来一直空着，房东换了三次门锁，还是有人说在午夜听到过女人的哭声，顺着楼道飘啊飘，像在找回家的路。 而那九个永远停留在 2017 年夏天的灵魂，终究没能等来救赎。他们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心深处的幽暗，也照出了那些在绝望里挣扎的人，有多需要一束真正的光。 第9章 集体自杀案 1998 年 2 月 20 日傍晚五点半，长春的天已经擦黑了。绿园区公安分局青年路派出所的电话突然尖声响起，听筒里传来一个女青年带着哭腔的报案：警察同志，快来！我妈和三个阿姨在我家... 集体割腕了！ 警车呼啸着冲进居民楼，六楼的防盗门虚掩着，推开门就闻到浓重的血腥味。两间卧室里，每张床上都躺着两个老太太，手腕上的刀口还在渗血，童凤兰的两个手腕都划了口子，血把床单洇出深色的花。每人枕头边都压着一张纸，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吾等自愿升天，与旁人无干。 民警们七手八脚把人往医院送，警灯在楼道里晃出急促的光。这四个老人分别是 52 岁的童凤兰、60 岁的童凤霞、53 岁的牛淑春和 73 岁的周福琴，邻居说她们最近总凑在一起 ，跟一个叫 的姑娘走得极近。 那姑娘神了去了， 楼下小卖部的大姐搓着手说，会画符驱鬼，还能发功治病。老太太们见了她，比见亲闺女还亲，一口一个 佛老人家 地叫。 医院里，牛淑春先醒了过来。这个 53 岁的老人望着天花板，眼神发直，半晌才对守在旁边的民警说：小晶叫王晶，家在光复路... 昨天上午她把我们领到童凤兰家，说要办集体升天仪式。给了我们每人两颗红药丸，还有一包白粉末，说吃了就能上西天享福... 醒来就发现钱和首饰都没了。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办案民警心里。四个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万多现金、金戒指银镯子全没了，这哪是自愿升天，分明是杀人骗钱！绿园区分局副局长张红连夜牵头，政保科和派出所的民警组成专案组，一张无形的网在长春城里撒开。 他们摸到王晶母亲家蹲守，寒夜里裹着大衣守了一天一夜。22 号清晨，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缩着脖子出现在楼道口，刚要敲门就被按住了。正是王晶，这个号称 大仙附体 的姑娘，被抓时脸白得像纸。 审讯室的灯光下，王晶倒显得镇定。她才 20 岁，小学毕业就跟着妈摆地摊，说起话来却一套一套的。我会心法功，身上有菩萨附体， 她瞟着民警，嘴角带点嘲讽，那些老太太自愿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案卷里的细节越审越惊心。这姑娘原名叫王莎莎，13 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她妈曲秀云就到处跟人说：我闺女醒了就不一样了，菩萨附了体，能给人看病。 一开始没人信，王莎莎就自己演 —— 说话变着嗓子装神仙，把高锰酸钾含在嘴里假装 吐仙血，从耳朵眼里掏点湿棉花说是 驱出来的病气。 几个信佛的老太太渐渐就被她唬住了。童凤兰最早上钩，觉得这姑娘 身上有灵光，带着姐妹们天天来 。王莎莎口才好，把从佛书上看来的句子翻来覆去地讲，时不时掉两滴眼泪，比戏台上的角儿还动情。民警后来都承认：这姑娘要是演戏，绝对是影后级别的。 骗到信任就该骗钱了。她先说要做生意周转，向老太太们借了几万块，许诺给高额利息；过阵子又说 身上的菩萨饿了，需要钱打点，又骗走几万。最荒唐的是，她还跟童凤兰的儿子处过对象，后来男方嫌她 神神叨叨 提了分手，这成了导火索。 我堂堂大仙，他敢甩我？ 王莎莎在审讯室里拍着桌子，我就是要让童凤兰知道厉害！ 1998 年 2 月，她开始在老太太们耳边吹风：1999 年就是世界末日，天塌地陷，只有提前升天才能躲过劫难。 又说升天得带足钱，到了那边想买个煎饼果子都得花钱。老人们信了，开始变着法儿凑钱。 2 月 19 号，王莎莎去药店买了 100 片安眠药，怕引起怀疑，还顺带买了些感冒药。回家把安眠药碾成粉，分成四包。转天一早，她挨家叫老太太们：升天日子提前了，早点去占个好床位，去晚了只能睡地下！ 老人们跟搬家似的，除了现金首饰，还揣着床单被罩、大米白面，连油盐酱醋都没落下。到那边就能自己做饭，省得花钱买。 童凤霞临出门时，还往包里塞了把菜刀。 王莎莎在童凤兰家给她们 登记升天物品，写完册子就拿出红药丸 —— 其实是面粉团，又把安眠药粉冲成水。喝了这个，轻飘飘就上西天了。 老人们听话地喝下去，没多久就昏昏沉沉倒在床上。 中午 12 点 45 分，王莎莎拿起裁纸刀，慢悠悠地划破四个老人的手腕。轮到童凤兰时，她特意在另一只手腕上多划了一刀，谁让她儿子甩了我。随后揣起钱和首饰，锁门扬长而去。 案子在吉林炸开了锅。记者去看守所采访时，王莎莎还梗着脖子：我顶多一半责任，谁让她们傻？我说能升天她们就信，活该！ 这话刺耳，却让人没法反驳。那些老太太不是傻子，有的还当过车间主任，可怎么就栽在这么拙劣的骗术里？ 王莎莎的骗术其实没什么新鲜的。用面粉团当仙丸，拿高锰酸钾装吐血，成本不到十块钱的 保全旗 卖两千二。可她抓住了老人们的软肋 —— 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的焦虑，还有那点 想多活几年 的贪心。 就像现在楼底下那些给老人送鸡蛋的 健康公司，跟王莎莎的路数差不多。只不过现在不喊 了，改叫 ；不说 菩萨附体，换成 老中医传人。照样有人排队交钱，照样有老人把退休金全投进去。 说到底，骗子们吃透了人心。人老了，怕生病，怕孤单，怕被时代丢下。当儿女们忙着上班挣钱，没空听他们唠叨时，骗子们端着热水壶凑上来：阿姨，我给您捶捶背，三两句暖心话，就让老人掏出了存折。 王莎莎后来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四个老太太经抢救都活了下来，出院后再也没见过面。童凤兰搬家时，把那床带血的被单剪成碎片，一把火烧了。 可这世上的骗局，从来没断过。就像春天的草，烧了一茬又冒出来，换个马甲，照样有人心甘情愿往里跳。 或许我们该想想，当家里老人对着电视购物频道两眼放光时，当他们偷偷买了一堆 保健床垫 时，是不是该放下手机，多陪他们说说话？有些坑，不是老人傻，是我们给的温暖太少，才让骗子钻了空子。 第10章 女警遇害案 苍南的秋天总带着点海腥味。2010 年 10 月 7 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灵溪镇的老参茸市场还飘着干货的香气，汪倩倩把白色宝马 x1 停在巷口时，后视镜里映出的阳光正斜斜地打在她的警号上。 1973 年出生的汪倩倩，在苍南公安系统里是个响当当的名字。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头扎进经侦队就是十几年，经手的大案能从办公室摞到走廊。同事们喊她 ，不光是因为她穿警服时笔挺的身姿，更因为她审案子时那股子韧劲 —— 再狡猾的经济犯，碰上她那双清亮的眼睛，多半撑不过三个回合。 生活里的汪倩倩更像幅暖色调的画。丈夫在镇里当副镇长，说话总带着笑；女儿刚上小学，作业本上的小红花贴得密密麻麻；公公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逢人就夸儿媳妇 比儿子还靠谱。那辆宝马 x1 是丈夫刚换的，在 2010 年的灵溪镇，确实扎眼 —— 但熟悉汪倩倩的人都知道，她平时更喜欢开单位那辆半旧的捷达。 下午五点，市场里的摊贩正收摊。汪倩倩拎着刚买的海鱼和青菜，塑料袋把手勒得发红。她拉开后备箱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女儿发来的：妈妈，舞蹈课下课啦，等你接我呀。 她笑着回了个 马上到，刚合上后备箱盖，后颈突然传来一阵寒意。三个男人不知从哪冒出来，像三块阴沉沉的石头围上来。后腰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时，汪倩倩的职业本能瞬间启动 —— 那触感，是枪。 上车。 高个子男人的声音像磨过的砂纸。 汪倩倩没动，眼睛飞快地扫过三人：高个持枪，另外两个脸上带着没睡醒似的凶相，都没蒙面。她缓缓举起手，顺从地坐进驾驶座。作为经侦民警，她见过太多穷凶极恶的嘴脸，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先稳住。 钱在包里，1870 块。 她声音平稳，银行卡密码是我生日，6 个 8。车你们也可以开走。 歹徒们愣了一下。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女人这时候早该哭爹喊娘了。高个子往储物格里摸了一把，掏出个黑色皮夹，翻开时 地合上 —— 那五个烫金的 人民警察证，像道惊雷劈在车厢里。 大哥，她是警察！ 矮个男人的声音发颤。 汪倩倩的心猛地沉下去。她看清了他们的脸，他们也看见了她的身份，这意味着什么，她比谁都清楚。 怕个屁。 高个子踹了同伴一脚，枪管顶得更紧了，解决掉就是。 我不会报警的。 汪倩倩的声音第一次带了颤音，放我走，什么都给你们。我女儿还在等我...... 回应她的是一记闷拳，打在侧脸。车猛地窜出去，窗外的街景变成模糊的色块。 此时的舞蹈教室里，汪倩倩的女儿正趴在窗台上张望。天黑透了，妈妈的车还是没来。她背着粉色书包回家时，爸爸正站在楼道里打电话，听筒里反复传来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爸爸，妈妈没接我。 副镇长的心咯噔一下。妻子从不会这样，哪怕加班也会提前发消息。他打给汪倩倩的同事，打给亲戚，得到的答复都是 没见着。夜里十点，灵溪镇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呼唤声：倩倩！汪倩倩！—— 她平时帮过的街坊、共过事的民警、甚至菜市场的摊贩，都举着手电筒出来了。 凌晨一点，报案记录摆在了苍南县公安局的案头。局长看着监控里那辆疾驰的宝马 x1，指尖在 汪倩倩，经侦大队民警 这行字上反复摩挲，猛地一拍桌子：全市警力联动，必须找到人！ 40 公里外的福建福安地界，一片荒坡上的新土还在微微泛着光。汪倩倩最后的求饶声，早已被夜风卷走。 10 月 9 号零点，福安市一家招待所的房门被撞开时，施正赞、叶长风、吴正查还在分赃。那枚刻着警号的徽章，被随意地扔在床底下。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这三个惯犯，两个有前科，出狱后拉着新同伙流窜浙闽两地，专挑单身女性下手。9 月刚在小区绑架并杀害了袁小姐，抢了 200 块钱；几天前还抢过金手镯，现在又盯上了开宝马的汪倩倩。 知道她是警察，就想让她死得惨点。 施正赞舔着干裂的嘴唇，说起他们如何挖坑，如何在她哀求时施暴，如何用锄头反复击打她的头，最后把还有气息的她埋进土里。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锥，扎得旁听的民警攥紧了拳头。 汪倩倩的丈夫听到供述时，当场瘫倒在地。那个总说 倩倩比我坚强 的男人，在殡仪馆见到妻子遗体时，哭得像个孩子。 2011 年 5 月 6 号，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落下。三个死刑判决，是对这个优秀女警最后的告慰。2012 年 6 月 21 号，刑场的枪声响起，罪恶终归于尘土。 如今的灵溪镇，老参茸市场还在，只是少了那个拎着菜篮子的女警身影。她的女儿后来考上了政法大学，填报志愿时，在 侦查学 那栏郑重地打了勾。 同事们偶尔还会提起汪倩倩，说她当年破获的那起非法集资案，帮上百个家庭追回了损失。只是说这些话时，语气里总带着点疼 —— 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遇上了那样的恶。 这世间的善与恶，有时就像苍南的海与岸，明明隔着界限，却总在某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浪，卷得面目全非。 第11章 年追凶 1986 年的扬州三伏天，空气黏得像块浸了油的布。深夜十一点，化肥厂职工宿舍的老胡翻来覆去，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滚。窗外的蝉鸣刚歇，一声女人的呼救突然撕破闷热 ——救命！ 老胡是退伍军人，骨子里的血性比这天气还烈。他抄起门口的蒲扇就冲出去，太平路上的路灯昏黄，把人影拉得歪歪扭扭。路灯底下，一个赤膊小伙子正把个姑娘按在地上，姑娘的白衬衫已经被撕得不成样子，嘴里的哭喊断断续续。 放开她！ 老胡吼着扑过去，一把拽住小伙子的肩膀。那小伙子猛地回头，手里的刀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地扎进老胡左肩。 还带刀？ 老胡疼得龇牙，却死死挡住去路，快来人！抓坏蛋！ 小伙子挥刀乱划，划破了老胡的手背，挣脱开跨上路边的自行车，叮铃哐啷消失在夜色里。 被按在地上的姑娘挣扎着站起来，走了两步，腿一软，重重摔在地上。老胡捂着流血的肩膀凑过去，才发现她胸口插着半把刀，血把浅色裤子浸成了深褐色。 这年，老胡 42 岁，姑娘叫陈兰，22 岁，化工三厂的女工，家就在一公里外的太平村。她刚下夜班，骑着那辆金狮牌自行车往家走，口袋里还揣着考勤证 —— 那是警方后来在她口袋里找到的，证上的照片里，她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亮得像秋水。 扬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福克宁赶到现场时，天刚蒙蒙亮。他那年 26 岁，参加工作刚三年，背着相机蹲在路边拍现场，膝盖压在发烫的柏油路上。现场有三样东西：陈兰的自行车，一包没开封的兰州烟，还有件搭在自行车把上的红衬衫 —— 没袖子，是那年时兴的 阿美衫。 凶手落的。 老刑警拍着福克宁的肩膀，这烟，这衬衫，就是钥匙。 1986 年的扬州，市面上很难见到兰州烟。计划经济时代，烟草按区域供应，扬州人抽的多是 或 一品梅。警方猜，要么是本地人去西北出差带回来的，要么是西北来扬州的人留下的。红衬衫更扎眼，年轻小伙子穿这么亮的颜色，在保守的扬州城不算常见。 全城排查像张网，撒得又密又广。派出所民警挨家挨户敲门，手里拿着红衬衫的图样：见过穿这衬衫的小伙子吗？抽兰州烟的？ 福克宁甚至跑到曲江小商品市场，买了几十件同款红衬衫，分发给各个派出所比对布料和做工。 那会儿上高中的夏军也有件同款红衬衫，被民警叫到学校问话，问我 7 月 30 号晚上在哪，有没有见过陌生人。后来他成了刑警，总说那回被排查的经历，可见当时连学生都没放过。 案发第三天，线索来了：广陵食品厂的黄蔻，住东关南河边，平时就爱调戏妇女，身高年龄都对得上。民警找他问话，他眼神躲躲闪闪，说不出 7 月 30 号晚上在哪。 福克宁和法医孙介如带着黄蔻的衬衫，连夜赶往南京警犬基地。那年头没 dNA 技术，警犬鉴别是顶先进的手段。基地在半山腰，夜里比山下凉快，训犬员牵出两条黑背，先闻了闻现场的红衬衫，再把一堆同款衬衫摆出来。两条狗鼻子贴在衣服上嗅来嗅去，最后都对着黄蔻的衬衫狂吠 ——气味认定同一。 福克宁在招待所接到电话时，激动得差点把听筒摔了。指挥部连夜拘了黄蔻，审讯室里，黄蔻没撑多久就招了，说人是他杀的，刀是他捅的，连细节都编得有模有样。 大伙都松了口气，觉得案子破了。可孙介如看着笔录，眉头越皱越紧：他说的捅刀位置，跟尸检报告对不上。 再审时，黄蔻的防线塌了。我没杀人， 他哭丧着脸，我就是那天晚上强奸了个姑娘，想着反正都是死罪，不如认个杀人的，听着还像条汉子...... 原来黄蔻在案发前几小时，刚在芦苇丛里强暴了另一个姑娘。警犬兴奋，不是因为他是凶手，是他在食品厂糖果生产线上班，衣服上沾了糖精香精 —— 狗鼻子对这玩意儿最敏感。 黄蔻被判刑，但陈兰的案子，成了福克宁心里的刺。那包兰州烟，那件红衬衫，被封进玻璃罐，锁在档案室的铁柜里。 这一锁，就是 34 年。 福克宁从技术员做到副局长，当年的同事有的退休，有的调岗，只有档案室的铁柜没动。每年夏天，他都要去翻一次案卷，看看那件红衬衫有没有受潮，烟盒上的字迹是不是更模糊了。2007 年，全国命案必破专项行动启动，他把红衬衫送到市局刑科所，想试试生物检测。 刑科所的沈高芳第一次见到这衬衫时，上面的血迹已经变成暗褐色。检测发现两个人的生物信息，一个是陈兰的（比对了她母亲的样本），另一个未知。大伙猜是凶手的，可查遍数据库，没对上。 2018 年，广陵分局专门腾出间办公室，摆着未破命案的档案和物证，那件红衬衫就放在最显眼的玻璃罐里。沈高芳又测了一次，还是没结果。直到 2020 年 7 月，全国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启动，市局领导盯着玻璃罐里的红衬衫问福克宁：这真是凶手留下的？ 千真万确， 福克宁指着照片，他跑的时候慌了，搭在车把上忘了拿。 领导一拍桌子：别查血迹了，查衣服本身！ 7 月 28 号深夜，沈高芳的实验室还亮着灯。技术员小心翼翼地剪下衬衫领口内侧的布料 —— 那里最可能沾着凶手的皮屑。仪器嗡嗡转了一整夜，7 月 29 号早上，结果出来了：一个男性生物信息，与数据库里的 完全匹配。 焕礼，58 岁，四进宫的惯犯：1977 年因偷窃流氓被少管，1982 年扰乱社会秩序，1988 犯流氓罪，2000 年盗窃。民警找到他时，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眼神涣散，嘴里流着口水 —— 医生说他得了麻痹性痴呆，梅毒已经侵入大脑，没几天活头了。 那天是 7 月 30 号，正好是案发 34 周年。 老胡的儿子从盐城赶来，站在警局走廊里红了眼：我爸当年总说，没抓住那畜生，是他这辈子的遗憾。 陈兰的家人早已搬离太平村，接到电话时，老太太在那头哭了半个钟头，说 终于能给兰儿烧炷香了。 福克宁去医院看了趟焕礼，想问问那包兰州烟的来历 —— 是他自己抽的，还是别人给的？可焕礼只是痴痴地笑，流着口水，什么也说不出来。 太平路早就拓宽了，路灯换成了 LEd 灯，亮得能照见路边的草叶。那辆金狮自行车早不知所踪，兰州烟的烟盒在档案袋里褪了色，只有那件红衬衫，还在玻璃罐里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像一团凝固的血。 34 年，足够让蝉鸣换了三十四个夏天，让少年长成白头，让刑侦技术从警犬鉴别走到基因测序。但有些东西没变 —— 老胡冲出去的那股劲，福克宁翻案卷的那双手，还有正义虽迟，终会砸向尘埃的重量。 2020 年的秋天，扬州下了场透雨。有人说，那是陈兰在哭，哭自己终于等来了结局。 第12章 季梦琪 2019 年 10 月 9 日的西安，晨雾还没散尽，季家客厅的座机已经响到发烫。季母攥着听筒，指节泛白，听筒里 的忙音像锥子，一下下扎在她心上 —— 这是女儿季梦琪失联的第二天，那个在美国密苏里州的清晨，本该准时跳出视频框的笑脸，像被谁突然按下了删除键。 再打手机试试。 季父的声音发颤，手里捏着女儿去年寄来的全家福。照片上，季梦琪抱着刚满月的外孙女，站在白色小木屋前，身后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她穿着米白色风衣，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完全看不出是刚辞掉年薪 12 万美元工作的人。 谁能想到，这个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工科才女，密苏里大学的硕士高材生，会为了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实习生，把自己活成了困在异国屋檐下的影子。 2017 年的春天，密苏里州的阳光透过实验室的玻璃窗，落在季梦琪的设计图上。当时她刚晋升为部门主管，指尖划过屏幕上的机械模型，身后突然传来一句带着点青涩的中文：季主管，这个参数我不太懂。 回头时，她撞进一双蓝得像密苏里河的眼睛里。艾里奇，20 岁，大三实习生，也是密苏里大学的校友，手里捏着咖啡杯，耳尖微微发红。那天他们聊了三个小时，从选课系统聊到家乡小吃，季梦琪发现这个美国男孩居然知道 生煎包要配醋，心里那道防备的墙，悄咪咪塌了一角。 他懂我熬夜改方案的苦，也懂我想家时偷偷泡的泡面。 她在视频里跟母亲撒娇，那时的艾里奇，会在她加班时送来热可可，会在她生日时笨拙地学做西红柿炒鸡蛋。 五个月后，他们在市政厅领了证。季母在电话里哭了一夜：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能撑起一个家？ 季梦琪却摸着无名指上的素圈笑：妈，爱情不分年龄的。 变故是从怀孕开始的。孕早期的孕吐把她折磨得脱了形，别说画图，连站起来都头晕。艾里奇的实习工资刚够付房租，她咬咬牙辞了职：等孩子生下来，一切都会好的。 可生活不是设计图，参数错了能重来，一步踏错，满盘皆输。 没了收入的日子，像密苏里的冬天一样冷。存款数字一天天往下掉，艾里奇的父母来探望时，看她的眼神越来越像在看一个 吃白饭 的累赘。有次她想给女儿买进口奶粉，艾里奇突然把信用卡摔在桌上：你就不能出去工作吗？我爸妈养我已经够累了！ 季梦琪愣住了。她想起自己曾经带着团队拿下百万订单的样子，想起导师说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学生，再看看眼前这个因为一罐奶粉跟她红脸的男孩，突然觉得像做了场漫长的梦。 2018 年秋天，季母带着一箱子当归枸杞飞过来。老太太想给女儿补补身子，在厨房用艾里奇的橡木砧板剁肉馅时，突然被一声怒吼惊得手一抖 ——那是切牛排的！你们中国人真恶心！ 艾里奇红着眼冲进来，一把掀翻了菜板。肉馅撒了一地，像摊开的血。季梦琪扑过去拦，被他狠狠推在墙上，后腰撞在暖气片上，疼得眼前发黑。 你们快走！ 那天晚上，她抱着哭不停的女儿，对父母低声说。窗外的玉兰叶落了一地，像被揉碎的月光。父母走时，季母塞给她一个录音笔：他要是再动手，你就录下来...... 录音笔后来真的派上了用场。里面存着无数个争吵的夜晚：艾里奇醉醺醺地骂她 黄皮猪，骂她父母 老不死的；存着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她自己压抑的呜咽；最吓人的是 2019 年 9 月的一段，艾里奇的声音像淬了毒：你再敢提离婚，我就把你埋进拉明河的淤泥里！ 女儿周岁那天，季梦琪还特意化了淡妆。视频里，她给孩子唱《生日快乐》，声音轻轻的：妈，等我把这边的事处理好，就带孩子回去看你们。 季母当时没听出，那语气里藏着的诀别。 10 月 9 号早上，艾里奇报警时，脸上还带着刚打游戏赢来的亢奋。她可能跟别人跑了吧，哈哈。 他挠挠头，对警察说，昨天我打游戏到凌晨，醒来就没见人了。 警察在他的运动鞋缝里，发现了几星点暗红色的泥 —— 那是拉明河沿岸特有的黏土。在他的行车记录仪里，恢复出 10 月 8 号深夜的画面：车开在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上，副驾座位上盖着一块帆布，鼓鼓囊囊的，像裹着什么重物。 季家父母赶到美国时，密苏里的枫叶正红得像火。他们举着女儿的照片站在街头，照片上的季梦琪笑靥如花，可路过的人大多匆匆别过。有次在超市，一个华人阿姨认出了照片：这不是那个在生物公司上班的中国姑娘吗？前阵子还见她一个人带孩子买尿不湿...... 2021 年 3 月 25 号，哥伦比亚沿桥州立公园的晨雾里，徒步者发现了大桥下的异常。一堆被野狗扒开的泥土里，露出一截米色的风衣袖子 —— 那是季梦琪最喜欢的一件，还是升职那天买的。 法医掀开白布时，季父差点栽倒。白骨上还留着清晰的裂痕，四根肋骨断裂的痕迹像狰狞的笑。牙齿样本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那天，密苏里河下了场雨，季母跪在河边，一遍遍地用中文喊：梦琪，跟妈回家...... 庭审那天，艾里奇穿着囚服，眼神空洞地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律师说：季梦琪嫁给我当事人，不过是为了绿卡。 这话让旁听席上的季母突然爆发，用中文嘶吼着 你撒谎，被法警架了出去。 陪审团最终判了 38 年。听到判决，艾里奇突然笑了，跟当初警察问他妻子下落时一模一样：38 年？等我出来，还能赶上看我女儿嫁人呢。 季梦琪的骨灰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青花瓷坛里，运回西安那天，正好是她 32 岁生日。父母把她葬在能看见玉兰花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吾女梦琪，客死异乡，魂归故里。 去年清明，季父给女儿扫墓时，带了支她最爱听的钢琴曲。风吹过玉兰花瓣，落在墓碑上，像极了那年她在密苏里州，抱着设计图对艾里奇笑的样子 —— 那时阳光正好，未来像张纯白的图纸，还没被染上任何污点。 只是谁也没想到，那张图纸最终会被画成这样。 第13章 蓝拖鞋 2015 年 7 月 8 日的新乡农村，暑气像口大蒸笼，把玉米叶蒸得打了蔫。傍晚六点，王明涵家胡同口的老槐树下，5 岁的小明涵正举着根磨得发亮的杨木棍，追着一只花蝴蝶疯跑。他脚上趿拉着爸爸的蓝拖鞋，鞋跟啪嗒啪嗒敲着土路，在地上印出一串歪歪扭扭的影子。 “明涵！回来喝点水！” 奶奶在院门口喊。小家伙头也不回，举着木棍喊：“奶奶，我再玩会儿！” 声音脆得像刚摘的黄瓜。 奶奶摇摇头，转身回屋洗澡。浴室里哗哗的水声中，她隐约听见大门 “吱呀” 一声。等她裹着毛巾出来，客厅的动画片还在演，沙发上的小背心没了，门口那双蓝拖鞋也不见了。 “这孩子，又跑哪野去了？” 奶奶嘟囔着往外走，刚到胡同口就愣住了 —— 墙角的阴影里，蓝拖鞋并排摆得笔直，鞋尖冲着同一个方向，那根杨木棍横在鞋面上，像条被按死的蛇。 风卷着玉米叶沙沙响，胡同里空荡荡的，连蝴蝶的影子都没了。 “明涵！王明涵！” 奶奶的喊声突然发颤。她跑到村东头的打谷场，那里平时聚着一群晒太阳的老头，今天却只有石碾子在原地打转；她又跑到河边的歪脖子树，上周小明涵还在这儿钓过一只小龙虾，现在只有河水慢悠悠地淌。 邻居们听见动静都出来了。“咋了婶子？”“明涵不见了？” 手电筒的光柱像受惊的萤火虫，在玉米地里乱晃。小明涵的爸爸骑着摩托车从镇上赶回来，车还没停稳就跳下来，嗓子喊得劈了叉：“明涵 ——” 天黑透时，村里的大喇叭响了：“各家各户注意了，王明涵，五岁，穿红背心蓝短裤，谁见了赶紧回话！” 声音在夜空中飘着，惊得狗吠了一整夜。 派出所的警车呼啸而至时，老刑警李队蹲在墙角，手指悬在蓝拖鞋上方半天没落下。“这摆得也太齐整了。” 他眉头拧成个疙瘩，“五岁孩子懂啥叫规矩？” 可现场早被踩成了烂泥。十几个乡亲都捏过这双鞋，木棍上的指纹乱得像团麻。技术人员叹了口气，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走访上。 “傍晚有辆面包车，跟疯了似的！” 村口小卖部的王大爷蹲在门槛上，烟锅子在鞋底磕得邦邦响，“过那道坡时，‘哐当’一声，我还以为车要散架了！” “我看见辆黑轿车在胡同口倒车，差点撞着我！” 骑三轮收废品的老李插嘴，“那司机脸白得跟纸人似的，眼神躲躲闪闪的。” 线索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却没激起多少涟漪。监控模糊，车牌不清，更要命的是两个村民的证词：6 点 04 分，有人看见小明涵在胡同里用木棍划墙；6 点 08 分，另一个路过的妇女说，墙角只有拖鞋和木棍，人没了。 “四分钟。” 李队在村委会黑板上画了条短线，“不够把孩子带出村。” 那两辆可疑车辆的时间，都对不上这四分钟。 日子像被泡在苦水里。小明涵的妈妈整日抱着孩子的照片哭，眼睛肿得像核桃。她录了段寻子视频，对着镜头一遍遍说：“明涵，妈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你回来好不好？” 视频传到网上，无数人跟着掉眼泪。 村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有孩子的人家早早关了门，傍晚的胡同里再也听不到追逐打闹的声音。更让人揪心的是，隔壁村接连出事：一个病逝男孩的遗体被随意扔在河沟，两个女孩在水渠里溺亡。尽管都与小明涵无关，却像块块巨石压在村民心上。 第七天，排查的民警敲开了隔壁李秀林家的门。 52 岁的李秀林穿着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院子扫得能照见人影，晾衣绳上的衣服按颜色排着队，连门口的塑料拖鞋都摆成了一条直线。“明涵这孩子可机灵了，” 她笑着给民警倒水，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前天还来跟我要糖吃呢。” 可小明涵的奶奶突然想起件事：两年前给孙子洗澡时，发现他大腿上有块鸡蛋大的青瘀，孩子奶声奶气地说：“是李奶奶掐的。” 当时李秀林笑着否认，说孩子瞎掰，她也没往心里去。更怪的是，案发那天，李秀林半小时内往她家跑了四趟，“就站门口瞅瞅，问两句闲话”。 “这女人太干净了。” 李队走出李家院子时，跟身边的年轻民警说，“干净得不像庄稼人 —— 倒垃圾都戴手套，你信吗？” 接下来的十几天，民警找了李秀林七回。有时是大清早叩门，有时是深夜打电话让她去派出所。换作旁人早该炸毛了，可李秀林每次都平平静静的，说话慢条斯理，眼神不躲不闪。 “越是这样，越有问题。” 李队盯着审讯记录，手指在 “李秀林” 三个字上重重一点。 7 月 25 号下午，警犬突然在李秀林院子的花坛边狂吠起来。那是个盖着水泥板的下水口，平时用来排雨水。李秀林的脸 “唰” 地白了，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水渍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她拉着李队的胳膊，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办公室里，这个始终镇定的女人突然瘫在椅子上，眼泪混着鼻涕糊了满脸：“明涵…… 在那下水口里…… 我对不起他……” 民警撬开水泥板时，太阳正毒得晃眼。狭小的下水口里，孩子小小的身体蜷缩着，红背心被污泥染成了黑褐色，手里还攥着半根杨木棍。 李秀林的供述像把钝刀，割得人心里淌血。她的孙子出生时缺氧，七岁了还不会说话，走两步就摔跤，药罐子不离手。而隔壁的小明涵，会跑会跳，会背唐诗，那天甚至看她写了一遍 “王明涵”，就歪歪扭扭地在地上画出了这三个字。 “凭什么？” 她在审讯室里突然尖叫，头发散乱，再没了往日的体面，“我一辈子要强，样样比别人强，凭什么他的孙子就健健康康的？” 案发那天，她看见小明涵独自在胡同里划墙，脑子里像有根弦突然断了。她笑着招手：“明涵，奶奶给你糖吃。” 孩子蹦蹦跳跳跟着进了院，她突然捂住了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事后，她特意把拖鞋和木棍摆得整整齐齐，“想让人家以为他自己跑丢了”。 小明涵的父母搬走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的奶奶抱着那双洗干净的蓝拖鞋，一步三回头地望着那两间紧挨着的院子。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风过时，叶子沙沙响，像无数个孩子在低声呜咽。 李队后来总想起那个细节：李秀林说，案发前三天，小明涵来她家玩，她给孩子削苹果，孩子举着苹果说：“李奶奶，你孙子要是好了，我带他去捉蝴蝶。” 那时候，阳光正好落在孩子脸上，映得那张小脸像块透亮的玉。可谁能想到，这份天真，竟成了刺向人心的刀。 胡同口的老槐树下，再也没人见过那个趿拉着大拖鞋、举着木棍奔跑的身影。只有那双摆错位置的蓝拖鞋，成了村里人心里一道永远的疤 —— 提醒着那份因嫉妒而生的恶意，能把最纯粹的美好，碾得粉碎。 第14章 合肥外教遇害案 1999 年 8 月的武汉，某高校对外招待所的房间里，空调嗡嗡地吐着冷气，却压不住空气里的腥甜 —— 加拿大外教帕尔拉格霍斯倒在地板上，胸口插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血浸透了米白色的衬衫，在地毯上晕开一朵暗沉的花。 十四天后，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孩走进武汉市公安局，声音发颤却咬得很实：“人是我杀的，放了我妈。” 女孩叫陈瑶，合肥人。她口中的 “妈”，是只比她大十岁的继母李若珍。几小时前，李若珍还在拘留室里咬着牙认罪：“是我干的，跟孩子没关系。” 此刻母女俩在走廊里撞见，李若珍疯了似的扑过来：“你来干什么！我已经认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陈瑶的眼泪砸在地板上，“不是我的罪，我不认；是我的，谁也替不了。” 故事得从 1997 年的一堂公开课说起。 那天阳光透过阶梯教室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加拿大外教帕尔站在讲台上，讲着现代诗歌翻译，目光扫到后排时，顿了一下 —— 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正趴在桌上打盹，睫毛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这位同学，请用英文介绍一下自己。” 帕尔走过去，轻轻敲了敲桌面。 女生猛地抬头，眼神还有些懵，却立刻站起身，流利的英文脱口而出：“hello, Im chen Yao. From hefei. pursuing a masters in mathematics.” 说完还俏皮地耸了耸肩，露出两颗小虎牙。 帕尔笑了。他记住了这个叫陈瑶的中国女孩 —— 聪明，漂亮，带着点未经世事的莽撞。课后他叫住她：“我宿舍有翻译的诗歌，想请你帮忙看看？” 陈瑶没多想。她的英语口语不算流利，正想找机会练习。三天后，她抱着笔记本敲开了帕尔的宿舍门。房间里堆满了诗集，墙上贴着他和前妻的合照 —— 照片上的女人金发碧眼，笑起来像好莱坞明星。 “她出轨了。” 帕尔递给她一杯咖啡，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离婚后我来中国，想换个环境。” 陈瑶没谈过恋爱，只能笨拙地安慰：“人要往前看。” 那天他们聊了整整一天，从海子聊到鲍勃?迪伦，从合肥的老巷子聊到多伦多的雪。帕尔觉得，这个中国女孩像一道光，照进了他离婚后的灰暗日子。 麻烦是从黄山之行开始的。 帕尔邀请陈瑶周末爬黄山，陈瑶觉得孤男寡女不合适，拉上了闺蜜陆敏。一路上，帕尔对陈瑶的照顾无微不至 —— 帮她背包，给她递水，在陡峭的石阶旁伸手护着她。 “瑶瑶，” 陆敏偷偷拽她的袖子，“这外教看你的眼神不对啊，像看女朋友。” 陈瑶脸一红，嗔怪道：“别瞎说，他就是热情。” 这话没避开帕尔，他的蓝眼睛里闪过一丝失落，却很快被笑容掩盖。 帕尔是认真的。他开始频繁找陈瑶，送她诗集，约她看电影。学校里渐渐有了风言风语，连研究生部主任都找陈瑶谈话：“小陈，注意影响，师生恋传出去不好听。” 陈瑶正烦着，计算机系的王志文突然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现在她宿舍楼下。王志文是系里的风云人物，高个子，浓眉大眼，手里攥着好几项专利，是无数女生的暗恋对象。 “陈瑶，我喜欢你很久了。” 他的声音带着点紧张，却很真诚。 陈瑶的心 “怦怦” 跳。她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优秀的男生，只是没敢多想。她用力点头，眼里的光比帕尔宿舍的台灯还亮。 两人确定关系后，出双入对，成了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帕尔看在眼里，心里像被猫抓似的 —— 他找到王志文，递过去一张名片：“美国软件公司，我可以帮你安排工作，年薪六位数。” 王志文愣住了。 “条件是，” 帕尔盯着他的眼睛，“离开陈瑶。” 沉默了半晌，王志文低声问：“能给我点时间考虑吗？” 陈瑶对此一无所知。 她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 —— 毕业后和王志文一起去武汉工作，攒钱买房，结婚生子。1998 年 7 月，她拿着武汉某单位的录用通知，催王志文：“你快收拾东西，咱们一起走。” “你先去，” 王志文眼神躲闪，“学校还有点事，处理完就过去。” 陈瑶信了。她独自坐上前往武汉的火车，却在第二天接到朋友的电话：“王志文昨天飞美国了，说是帕尔帮他安排的。” 电话那头，陈瑶的哭声像被揉碎的玻璃，扎得人耳朵疼。 李若珍连夜坐火车赶到武汉，看着女儿红肿的眼睛，心疼得直掉泪。这个只比陈瑶大十岁的继母，自陈瑶父亲去世后，就打定主意要护她一辈子。“瑶瑶，咱不稀罕他，妈养你。” 可陈瑶心里的东西，碎了。她开始对帕尔态度冷淡，却没想到，帕尔竟把主意打到了李若珍身上。 他频繁往陈瑶家跑，帮李若珍修水管，陪她去菜市场，嘴甜得像抹了蜜：“若珍，你比我前妻温柔多了。” 李若珍起初是抗拒的，可架不住帕尔的殷勤 —— 一个常年被生活磋磨的女人，突然被这样捧着，心渐渐软了。 1999 年 3 月，李若珍胆结石住院，帕尔衣不解带地照顾。病友们打趣：“你老公对你真好。” 李若珍红着脸不反驳，心里竟生出一丝憧憬。 出院那天，帕尔把她抱进房间。李若珍闭着眼，任由他解开自己的衬衫扣子 —— 她想，或许这样也不错，给瑶瑶找个洋爸爸，自己也有个依靠。 陈瑶接到继母的信时，正在武汉的出租屋里发呆。 信里说，她和帕尔恋爱了，想结婚。陈瑶盯着信纸，突然笑了 ——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给帕尔打了个电话，声音平静得可怕：“你来武汉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帕尔以为她想通了，连夜坐火车赶到武汉。在招待所的房间里，陈瑶像变了个人，主动吻他，褪去身上的睡衣。帕尔被欲望冲昏了头，没注意到她眼底的冰冷。 事后，他单膝跪地求婚：“瑶瑶，嫁给我。” 陈瑶突然翻脸，抓起枕头砸他：“你配吗？” 帕尔懵了。他不知道，陈瑶早已认定 —— 王志文的背叛，继母的动摇，全是这个男人搞的鬼。她写了封 “祝福” 信给李若珍：“妈，你嫁吧，我爸在天上也会同意的。” 转头又对帕尔说：“你跟我妈结婚，就能同时拥有我们俩，不好吗？” 帕尔被这荒唐的提议诱惑了。他回到合肥，立刻向李若珍求婚。1999 年 8 月 16 日，两人领了证，按陈瑶的要求，新婚之夜赶到武汉 “陪她”。 那天晚上，陈瑶穿着性感的睡衣，敲开了帕尔和李若珍的房门：“帕尔，你过来一下。” 两小时后，李若珍房间的电话响了，听筒里传来不堪入耳的呻吟声。她疯了似的砸陈瑶的房门，却没人应。找来服务员开门时，陈瑶已经不见了，帕尔倒在血泊里，胸口插着一把剪刀 —— 那是陈瑶从厨房顺手拿的。 李若珍看着尸体，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瑶瑶有事。她拨打了报警电话，平静地说：“人是我杀的。” 十四天后，陈瑶自首。法庭上，她望着旁听席上哭成泪人的李若珍，眼神空洞。最终，她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 李若珍站在法院门口，看着囚车呼啸而去，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 她护了一辈子的姑娘，终究还是没护住。 第15章 樱桃园的秘密 烟台芝罘区的老城区，拆迁公告像一块块补丁，贴满了斑驳的砖墙。2016 年的初夏，空气里飘着海腥气和尘土味，陈大爷坐在楼下的石墩上，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烟盒 —— 二儿子陈亮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爸，那野种你就是留不得！” 最后一次见陈亮，他红着眼眶吼，唾沫星子溅到陈大爷脸上，“我这辈子打光棍，都是因为他！” 陈大爷当时气得发抖，抄起扫帚就打：“那是你儿子！是老陈家的根！” 陈亮摔门而去，哐当一声，震得窗台上的仙人掌都掉了下来。如今仙人掌重新栽好了，人却没影了。 “大爷，陈亮让我来拿他身份证。” 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突然站在面前，影子拉得老长。男人颧骨很高，眼神像躲在墙缝里的老鼠，溜来溜去。 陈大爷眯起眼：“他自己咋不来？” “亮哥跟人去福建倒腾海鲜了，走得急，忘带身份证了。” 男人掏出手机，“要不我让他跟你说两句？” “不必了。” 陈大爷摆摆手。他太了解陈亮了，四十好几的人，没正经工作，靠着放高利贷混日子，脾气犟得像头驴，吵完架半个月不回家是常事。可不知为啥，看着眼前这男人，他后脖颈子直冒凉气。 男人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赶紧打了个电话：“喂，开锁公司吗？芝罘区幸福街，对，开个房门……” 开锁师傅来得很快，背着个磨得发亮的工具包。“咔哒” 一声，陈亮那扇常年锁着的房门开了。陈大爷刚想跟着进去，就被男人拦住了：“大爷，您在外边歇着，我拿了就走，不麻烦您。” 门缝里，陈大爷瞥见屋里乱糟糟的 —— 抽屉被拽了出来，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像被打劫过。他心里 “咯噔” 一下，刚要开口，男人已经关了门。 十分钟后，男人拿着个牛皮信封出来，脚步匆匆：“大爷，我先走了，亮哥让你别惦记。” 看着他消失在胡同口的背影，陈大爷摸出旱烟袋，手却抖得划不着火。 半个月后，陈大爷坐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烟袋锅子在裤腿上磕得邦邦响。 “警察同志，那小子肯定有问题！” 他的声音发颤，“小亮身份证从不离身，他放高利贷的，没身份证咋要钱？” 年轻民警小李翻着笔录：“大爷，您再想想，那男人长啥样？有啥特征？” “高颧骨，单眼皮，说话有点结巴……” 陈大爷拍着大腿，“对了，他打电话叫开锁的时候，我瞅见他手机屏保是个红双喜！” 小李眼睛一亮。他们排查了辖区所有开锁公司，终于在一家 “便民开锁” 的登记本上找到了线索 —— 案发当天，幸福街确实有个开锁记录，联系人电话登记的是 “赵总”。 “赵总？” 小李皱起眉，“陈亮的通讯录里有个叫赵某的，欠他 48 万，是个医药器材公司老板。” “老板？” 陈大爷嗤笑一声，“我听小亮说过，那姓赵的就是个空架子，开着租来的宝马，天天装大款！” 侦查队的车停在 “赵总” 公司门口时，卷帘门紧闭着。 邻居说，这公司半年没开过门了。小李调取了周边监控，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 监控里，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从宝马车上下来，左手无名指戴着枚金灿灿的戒指，正是银行取款监控里取走陈亮五万块的人。 “这戒指是镀金的。” 技术科的同事比对后说，“查了车辆信息，宝马是租的，租期明天就到。” 更可疑的是，赵某的老婆在社区医院当护士，月薪才三千，可他最近在彩票站的消费记录显示，他每次买彩票都出手上千，跟不要钱似的。 “这人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 小李分析，“外面欠了一屁股债，还想装大款，肯定绷不住了。” 他们找到那个开锁师傅，师傅一拍大腿：“对对对！就是他！那天他穿个黑色夹克，说话结巴，付账的时候掏出来一沓零钱，数了半天！” 抓捕赵某那天，他正在彩票站里刮刮乐，指甲缝里还沾着彩票的银粉。 “赵总，跟我们走一趟。” 小李亮出证件。 赵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随即又堆起笑：“警察同志，我没犯法啊，我就是买两张彩票……” 他的出租屋在老小区六楼，刚刷的白墙，还带着乳胶漆的味道。小李在屋里转了一圈，没发现异常，正准备离开时，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 “这楼还有储物间？” 小李问房东。 “有，一楼楼梯口，以前租客放杂物的。” 房东打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角落里堆着几扇旧木门，像是装修剩下的。小李随手掀开一块布，突然停住了 —— 其中一扇木门的底部，沾着一小片暗红色的痕迹，像干涸的血迹。 dNA 比对结果出来那天，全队的人都没说话。 那是陈亮的血。 审讯室里，赵某起初还嘴硬，直到小李把证据摆在他面前 —— 开锁记录、银行监控、带血的木门照片。 “我不是故意的……” 赵某的防线垮了，瘫在椅子上，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流，“是他先骂我的，他说我是骗子，说我一辈子都还不清债……” 案发那天，赵某给陈亮打电话，声音低三下四：“亮哥，你来我家坐坐，咱聊聊还钱的事。” 陈亮叼着烟，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烟灰弹了一地：“赵总，别跟我装了，你那公司早黄了吧？租的宝马明天就到期了吧？” 赵某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亮哥，再宽限我一个月，我肯定还。” “宽限？” 陈亮冷笑一声，掏出三张银行卡拍在桌上，“看见没？随便一张卡的钱，都够你还几年的。密码 ，不信你查！” 这话像针，扎破了赵某最后一点伪装。他猛地站起来，拳头攥得咯吱响：“你别欺人太甚！” “咋？想打我？” 陈亮也站了起来，推了他一把，“就你这怂样，还敢跟我动手？” 厮打间，赵某摸到了厨房的菜刀。刀锋划过陈亮脖子的瞬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 直到温热的血溅到他脸上，他才看清陈亮倒在地上，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当时吓坏了……” 赵某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把他塞进两个纸箱子，找了个黑出租，拉回了莱州老家……” 他的三哥在乡下种樱桃，果园深处有片荒地。那天夜里，他和三哥挖了个坑，把箱子埋了进去，上面还种了棵樱桃树苗。 “我本来只想拿回我写的欠条……” 赵某哭着说，“可翻他东西的时候，看见张某还欠他 20 万，我就想，反正都这样了，不如多捞点……” 他让外甥女婿 —— 一个留着光头的蓬莱汉子，拿着欠条去找张某要钱：“就说你是替陈亮收账的，他去南方了。” 那 20 万，他还了部分外债，给老婆买了条金项链，剩下的全扔进了彩票站 —— 他总觉得，能中个大奖，把窟窿全填上。 民警在樱桃园里挖出纸箱时，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 红得发亮的樱桃挂满枝头，空气里飘着甜香。两个纸箱子被挖出来时，已经有些腐烂，露出里面破碎的衣服。陈亮的儿子才六岁，跟着陈大爷来认亲，指着箱子问：“爷爷，爸爸是不是藏在里面跟我玩捉迷藏？” 陈大爷老泪纵横，捂住了孩子的眼睛。 赵某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要求见儿子一面。隔着玻璃，他看着穿校服的儿子，突然说了句：“别学爸，做人要踏实。” 樱桃园里的那棵小树苗，后来长得很茂盛。每年结果的时候，鲜红的樱桃像一串串血珠，挂在枝头，像是在诉说那个被金钱和欲望吞噬的秘密。而芝罘区的老房子，终究还是拆了，推土机碾过的时候，没人知道，这里曾藏着一个父亲的牵挂，和一个凶手的疯狂。 第16章 红通首犯杨秀珠 1965 年的温州县前街道，晨雾还没散尽，王记馒头店 的木质招牌已渗出潮气。19 岁的杨秀珠系着油乎乎的蓝布围裙，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蒸汽在她鼻尖凝成细珠 —— 她总爱趁揉面的间隙，偷偷瞟向街对面的机关大院，那里的玻璃窗反射着朝阳，像一串遥不可及的星辰。两斤红糖馒头，四毛二。 她把油纸包递出去时，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没人知道这浑身沾着酵母味的姑娘，心里正烧着一团 要做人上人 的野火。 那时的她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自己会戴着镣铐站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上，成为中国反腐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一、馒头店里的 拼命三娘 文革浪潮席卷温州时，杨秀珠扔下算盘就冲进了游行队伍。她天生是块 的料：嗓门比铜锣响，敢带头砸 走资派 的家门，夜里蹲在油灯下写批判文章，油墨染黑了指甲缝也不在乎。有回武斗双方举着钢管对峙，她竟抱着一捆假手榴弹拦在中间，蓝布褂子被风吹得猎猎响：要打先从老娘身上踏过去！ 这股不要命的狠劲让她成了造反派里的 。1970 年深冬，她踩着没膝的大雪去乡下 ，冻裂的脚后跟渗出血，就在雪地里蹭蹭继续走。我杨秀珠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前面。 她对着白茫茫的田野嘶吼，回声惊起一群麻雀，扑棱棱掠过光秃秃的水杉树。 文革结束后，别人都怕被清算，她却瞅准了新机会。听说海岛女民兵连长汪月霞是全国典型，她揣着两斤虾皮就上了岛。月霞姐，我给你洗袜子。 她抢过汪月霞的搪瓷盆，冻得通红的手伸进冷水里，肥皂泡在她手背上炸开。半年后，她终于蹭进了汪月霞的朋友圈，摸到了省委大院的门槛。 为了认识省委领导的夫人，她演了出苦肉计：带着养女去杭州开会，故意把孩子丢在领导夫人家门口。老太太开门见着哭鼻子的娃，只好往屋里领。等杨秀珠 匆匆赶来 道歉时，早已把 领导夫人 叫得甜如蜜糖。后来领导夫人总跟人笑：那姑娘为了往上爬，连孩子都敢赌，是个狠角色。 二、官场 野路子：从洗脚婢到副市长 1984 年的温州市委宿舍，杨秀珠拎着保温桶敲开了市委书记家的门。开门的是书记的老母亲，老太太正对着阳光揉膝盖。大娘，我给您炖了当归猪脚汤。 她笑眯眯地蹲下身，利落地脱掉老人的解放鞋，把那双布满老茧的脚按进温水里。 这一幕被下班回家的书记撞见，他皱着眉刚要说话，杨秀珠抬头笑道：书记您忙，我替您尽尽孝。 此后三年，她雷打不动天天来报到：给老太太梳辫子、剪鸡眼、读报纸，把 叫成了 ，跟书记打招呼也从 变成了 。 靠着这手 曲线救国 的功夫，她从妇联副主任一路爬到规划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就把办公室的皮沙发扔出去：我不需要这玩意儿，有事站着说！ 下属们很快发现，这个女局长胆大包天 —— 别的干部不敢批的地，她大笔一挥就签字；别的部门推来推去的项目，她拍着桌子就定了。 1994 年竞选副市长时，人大代表两次否决了她。杨秀珠堵在市委书记办公室门口，拍着桌子哭：我为温州拆了多少房、修了多少路？凭什么不让我上？ 最终，一位领导亲自坐镇人大，四天四夜没合眼，挨个给常委递烟：杨秀珠是有毛病，但她能干事。 当任命通过的消息传来，杨秀珠正在工地上指挥拆迁。她接过电话，对着围观的群众喊：看见没？我杨秀珠就是副市长了！ 工人们望着她西装裤腿上的泥点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 —— 这笑声里，有嘲讽，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佩服。 三、土地女王的疯狂：容积率里的金山 1996 年的温州旧城改造指挥部，杨秀珠把规划图拍在桌上，红笔圈出一块地：这块给潘琛。 潘琛是她的外甥，当时还是个街头混混。下属小声提醒：杨市长，这地段按规定得招标... 招什么标？ 她眼一瞪，金戒指在灯光下闪了闪，我外甥就是最合适的投标人！ 这块市中心的黄金地块，最终以每亩 10 万的价格给了潘琛，而当时市场价是每亩 50 万。潘琛转手盖了商住楼，净赚 3000 万 —— 这笔钱后来成了杨秀珠逃亡的 启动资金。她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沓空白批文，谁想拿地就得先 她：有个开发商送了个翡翠手镯，她戴在手上转了转，嫌太小：换个大点的，我这手腕子粗。 最荒唐的是 1998 年，她突然要求温州的道路两侧全种椰树。园林局的工程师急得直跺脚：杨市长，椰树在温州活不了！ 她把茶杯往桌上一墩：让你种你就种！出了事我担着！ 结果没过三个月，椰树全枯死了，损失上百万 —— 后来才知道，卖椰树的外商给了她一个塞满美金的行李箱。 那时的杨秀珠，在温州已成 土皇帝。她的弟弟杨光荣成了铁路房地产公司的副总，每天开着奔驰上下班；她的司机杨胜华后来娶了胡洁，也就是周立波的妻子 —— 这层关系后来总被人提起，成了她 手眼通天 的佐证。有回一个老干部写信举报她，没过几天就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诊断：偏执性精神病。 四、逃亡路上的狼狈：从副市长到洗碗工 2003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杨秀珠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桌上摊着弟弟杨光荣受贿的案卷，省检察院的调查已经开始。她突然抓起电话：给我订去上海的机票，越快越好！ 4 月 20 日清晨，她对下属说：我妈病了，回温州看看。 随后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直奔浦东机场。那辆刚买的丰田轿车被扔在停车场，副驾上还留着她常穿的红色风衣，风一吹，衣角扫过积灰的地面。 在荷兰鹿特丹的中餐馆后厨，杨秀珠正佝偻着背洗碗。热水烫得她手发红，洗洁精泡沫溅进眼里，辣得她直眨眼。杨老太，快点！ 老板催她，她慌忙点头，手里的盘子差点滑掉。谁能想到，这个洗盘子的老太太，曾是前呼后拥的副市长？ 她在荷兰藏了 11 年，最怕逢年过节。有回看到电视里播放温州的龙舟赛，她突然捂着脸哭了 —— 她想家了，想巷子里那碗加了虾米的馄饨。可她不敢回去，直到 2014 年 天网行动 启动，追捕的风声越来越紧，她才在纽约长岛的一间地下室里崩溃：我自首，我要回国。 五、尘埃落定：红通首犯的终局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上海浦东机场的舷梯上，杨秀珠戴着墨镜，步履蹒跚。她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再也挺不起当年那股子 老娘天下第一 的架势。海关人员核对身份时，她突然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 —— 右眼因黄斑变性几乎失明，左眼也只能模糊看见人影。是我，杨秀珠。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押解她的警车驶过上海街头，窗外的高楼大厦一闪而过。她突然问：温州的人民路，改造得怎么样了？ 没人回答她。当年她拍着胸脯说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的人民路，如今早已成了繁华商圈，只是再也没人记得，那个踩着高跟鞋在工地上叉腰骂人的女市长。 六、法庭上的最后谢幕 2017 年 10 月 13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气氛肃穆。杨秀珠穿着一身灰色囚服，坐在被告席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面。当检察官念出 贪污 1100 余万元、受贿 150 余万元 的指控时，她突然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丝冷笑：这点钱，还不够我当年批一块地的零头。 庭审进行到一半，她要求发言。法警递过话筒，她清了清嗓子，声音突然洪亮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温州大戏院给干部训话的场景：我杨秀珠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从馒头店混到副市长，靠的就是一个 字。可我忘了，这 字前面，得有个 字。 说到动情处，她突然朝着旁听席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弯得很慢，后背的褶皱里藏着 13 年流亡的风霜 —— 在荷兰中餐馆洗过的碗、在美国监狱缝过的囚服、在纽约地下室啃过的冷面包，都随着这一躬，轻轻落在了尘埃里。 我对不起温州的老百姓。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当年拆了你们的房，占了你们的地，我... 我给你们赔罪了。 旁听席上，坐着几位当年的拆迁户。其中一位老太太攥着纸巾，眼泪掉在膝盖上 —— 当年杨秀珠带人扒她家房顶时，她曾指着鼻子骂 你个卖馒头的没良心，可此刻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心里只剩一声叹息。 七、馒头店前的回望 判决下来那天，温州县前街道的 王记馒头店 换了新招牌。新来的店主听说了杨秀珠的故事，总爱跟顾客念叨：当年那个开票的姑娘，要是一直卖馒头，会不会活得踏实点？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杨秀珠在狱中表现良好，靠着给其他服刑人员读报纸、写家书打发时间。有回监狱组织看纪录片《红色通缉》，放到她在荷兰中餐馆洗碗的片段时，她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 2024 年，她因狱中表现获得减刑，出狱那天，阳光正好。前来接她的，是当年她收养的女儿 —— 那个被她丢在领导夫人家门口的小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母女俩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路过一家馒头店时，热气腾腾的白雾涌出来，裹着熟悉的麦香。杨秀珠突然停下脚步，望着 红糖馒头 的招牌，眼眶湿了。 妈，回家吧。 女儿轻轻拉她的手。 她点点头，一步三回头地跟着走了。阳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段被岁月揉皱又慢慢展平的往事。 这个从馒头店走出来的女人，用一生验证了一个道理：权力就像酵母，能让野心膨胀成庞然大物，可一旦脱离了规矩的蒸笼，最终只会发成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而那些曾被她踩在脚下的平凡日子，到头来，竟成了最奢侈的奢望。 第17章 空姐杨洋 哈尔滨的雪与厦门的海，在杨洋身上揉出一种奇异的气质。这个自幼漂亮的姑娘，骨子里带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强 —— 母亲给她梳辫子时哪怕偏出半分，她能哭到整条巷子都听见，非要重新梳得丝毫不差才肯罢休。父母早逝又各自重组家庭，母亲远嫁加拿大，父亲在东北续弦，这份漂泊感反倒催生出她近乎偏执的独立，什么事都要攥在自己手里定夺。 1997 年的厦门职高，她是学生会主席，也是校里最惹眼的存在。当厦门航空在全省只招 30 人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朵花天生该开在云端。可就在实习半年、即将签下正式合同的那天，杨洋收拾好行李，转身去了北京大学 —— 她嫌中专文凭不够，要去读 mbA。 那时的她不会想到，改变命运的人，早在万米高空与她遇见过。 云端初遇 21 岁的杨洋穿着熨帖的制服巡视客舱，北京飞厦门的航班上，一个留着小平头的男人总冲着她笑。他穿得朴素，像跑销售的，眼里的光却亮得惊人。杨洋莫名觉得眼熟，仿佛在哪见过这双眼睛。男人借着要咖啡、要可乐的由头搭话，直到填意见卡时，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娘，这卡我总填不明白，留个电话呗？以后好请教。 公司没规定不能给电话，但也没说必须给。杨洋看着他诚恳的样子，终究把传呼号写在了卡片背面。她想，反正不是手机号，真骚扰了不回便是。 回到厦门，那串传呼号频繁跳动，男人约她吃饭，她只回了一次电话，用 没时间 轻轻推开。直到一年后，北大宿舍楼的阿姨在楼下喊 杨洋接电话，她跑下楼拿起听筒，一声 刚出口，就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高晓斌？ 电话那头的人明显顿了一下，随即传来抑制不住的兴奋。一年多了，只通过一次电话，她竟还记得自己的声音。 第二天，北大校门口停了辆奔驰。90 年代末的奔驰，可比现在金贵多了。高晓斌从车里出来，西装革履，手里捧着鲜花，和飞机上那个朴素青年判若两人。他喷了淡香水，说话时带着生意场上练出的圆滑，却又恰到好处地透着朝气。 沉沦与谎言 高晓斌展开的追求，像精心编排的剧本。他知道杨洋喜欢鲜花，每天换着样地送，玫瑰、月季，甚至有次捧着大把狗尾巴草，说 接地气的浪漫才长久；他为了找共同话题，竟在北大报了英语班，从 Abc 开始学起，哪怕只去了两节课就再也没露面；他开奔驰带她兜风，车稳得像坐在家里，这可比房子贵多了，他笑着说。 21 岁的杨洋，第一次尝到被人捧在手心的滋味。她从未谈过恋爱，面对这个事业有成、谈吐风趣的男人，防线一点点崩塌。高晓斌说 以后要干大事业，说不定能当大官，她竟真觉得他身上有种 粪土当年万户侯 的豪情。 他们在亚运村的罗马花园租了房子，高晓斌带着同事、司机、生意伙伴涌进客厅，当着所有人的面牵起她的手。那一刻，杨洋默认了这段关系，搬进了那套高档公寓。 可同居的日子，像扯开了一层遮羞布。高晓斌用闽南语打电话时总是遮遮掩掩，有次提到 ，杨洋心里咯噔一下。她去问家里的保姆 —— 那是高晓斌从泉州老家带来的 —— 保姆支支吾吾：小斌人好，你好好对他就行。 这句话，让她彻底明白了。 摊牌那天，杨洋哭得浑身发抖：你为什么骗我？ 高晓斌也红了眼，说自己婚姻不幸，和泉州的妻子赵丽晶早没了感情，遇见你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会离婚娶你。他甚至坦白，之前谈过一个北京服装学院的女友，但跟你不一样。 杨洋信了。直到她发现自己怀孕，高晓斌陪着她去医院打掉孩子，她摸着小腹，第一次尝到了委屈的滋味。 裂痕加深 打胎成了横在两人中间的刺。杨洋开始追问离婚的事，高晓斌总说 孩子还小，再等等。她渐渐发现，这个男人既想要家里的贤妻，又舍不下身边的娇娃。 1999 年春节，他们回福建过年。腊月二十九，杨洋坐在高晓斌的车里，盯着他：你必须跟赵丽晶摊牌，要么离婚，要么我们分手。 车快上高速时，高晓斌催她下车，她偏不。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真的一路开到了泉州。杨洋没勇气见赵丽晶，被安排在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打车回了厦门。 高晓斌终究还是跟妻子提了离婚。赵丽晶哭着告诉了婆婆，大年初一，高家闹得鸡飞狗跳，老太太以死相逼。 这事像根毒藤，缠得两人喘不过气。高晓斌的母亲来北京 ，实则监视他们，一块失踪的劳力士手表，让老太太一口咬定是杨洋偷的，高晓斌的沉默，让杨洋彻底寒了心。 2000 年，杨洋去了瑞士学酒店管理。她想逃离，可高晓斌的跨国电话像追魂铃，有时她正在上课，手机就响了；晚上关了机，他能让酒店前台挨房间找人，甚至骗说 我在瑞士机场。第一个月，他的话费就花了三万多。 假期回国，她撞见高晓斌在 KtV 里把手放在小姐腿上。她把包砸过去，两人大吵一架，高晓斌急了，捡起砖头砸破了她的头，缝了三针。 疯狂的终局 2001 年，杨洋从瑞士回来办加拿大签证，母亲催她彻底了断。可她和高晓斌，早已成了彼此的劫。 6 月 27 日深夜，她打车到现代城 —— 高晓斌用赵丽晶的名字买的房子。他开门时满脸不耐烦：你怎么又来了？ 进了屋，她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语气亲昵，对方却不是赵丽晶。杨洋关了电视，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故意说：我在瑞士有男朋友了。 高晓斌怒了，扑过来把她摁在床上。事后他睡着了，她却翻来覆去，拿起他的手机翻看通话记录。他突然惊醒，夺过手机就打：我上次就该打死你！ 他冲向储物柜，杨洋知道里面有把锤子，疯了似的往外跑。高晓斌拿着刀追出来，撕扯中，刀刺进了他的肚子。 拔出来的瞬间，两人都愣住了。几秒钟后，高晓斌推向门口：救命啊！杀人了！ 那一刻，什么爱与恨都成了泡影。杨洋又刺了十几刀，直到他没了力气。他坐在地上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 她把他拖进洗手间，打扫血迹，把带血的床单塞进洗衣机。天亮前，她买了个大箱子，想装下他的尸体，却被报警的保姆撞见，仓皇逃离。 2001 年 10 月，她在加拿大大使馆被抓。2002 年，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死刑，上诉后改判死缓。 狱中的杨洋接受采访时，脸上很平静。她说自己本性善良，只是在特定的时刻，恶像孩子的恶作剧般冒了出来。可那些逝去的时光、破碎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 这场始于云端的爱恋，终究坠向了地狱。 第18章 印钞厂奇案 印钞厂奇案：当 5 元新钞遇上 江南神探 1985 年的上海，南京路的霓虹刚爬上骑楼的青砖，黄浦江的汽笛声里还混着自行车的铃铛声。这年冬天，广东潮州一间戒备森严的金库内，人民银行的职工老王正戴着白手套清点新钞 —— 那是刚从北京国库调运来的 5 元券，每张都带着上海印钞厂特有的油墨香，挺括得能割破手指。 他的手突然顿住了。 一捆标注 1000 张 的纸包，摸上去竟轻飘飘的。拆开封条的瞬间，老王倒吸一口冷气：里面哪有什么新钞，只有一叠印钞厂用来封包的牛皮贴头纸，边缘还留着机器裁切的毛边。 五千块...... 他喃喃自语，冷汗顺着额角滑进衣领。在那个 万元户 能上地方报纸的年代，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 三年三案，迷雾重重 这起离奇的失窃案像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涟漪却远未停止。 1986 年盛夏，广东惠阳工商银行的钱箱里，整整一大包 元新钞不翼而飞；1987 年暮春，吉林农安的农业银行，又少了 5000 元 5 元券。三起案件如同复刻：都是上海印钞厂的产品，都用贴头纸调包，都像从铁桶里抽走了水 —— 没人知道钱是怎么消失的。 消息传到北京，央行行长陈慕华的钢笔在报告上划出深深的折痕：印钞厂是国之重器，从建厂到现在，从没出过这种事！ 上海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由 江南名探 端木红玉挂帅。可侦查员们面对的是座铜墙铁壁：印钞厂的围墙通着高压电，车间门窗都装着防盗网，职工进出要经过三道安检。更棘手的是，案发后几个月才回溯现场，别说指纹，连半个可疑的脚印都没留下。 唯一的线索藏在市井烟火里。侦查员在大世界储蓄所发现，有人用连号的 5 元新钞买了定期存单，又在常熟路储蓄所兑现 —— 这是最原始的 。可那时的银行没有监控，营业员绞尽脑汁，只记得 好像是个男的，穿的确良衬衫。 案子一拖就是两年，成了压在上海刑侦处心头的巨石。直到 1987 年 6 月，陈慕华视察上海时拍了桌子：必须限期破案！ 这个烫手山芋，最终落到了裘里亭手上。 神探接棒，立下军令状 接到调令时，裘里亭正在嘉定的稻田里勘察一起杀人案。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刑警，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泥点，指间的烟卷燃得只剩烟蒂。作为 上海刑侦三剑客 之一，他破过的奇案能装满一整个档案柜，但印钞厂失窃案的棘手程度，还是让他皱紧了眉头。 这案子，你主抓。 端木红玉的声音斩钉截铁。 6 月 15 日的会议上，市委政法委书记石柱三盯着他：老裘，这案子有谱吗？ 裘里亭捏了捏眉心，眼底的血丝像蛛网般蔓延：内部人干的。范围就那么大，能破。 多久？ 国庆节前。 他顿了顿，补充道，最晚年底。 石书记笑了，语气却带着锋芒：军中无戏言。破不了，你这刑侦处副处长就别当了。 散会后，年轻侦查员小顾急得直跺脚：裘处，这不是逼着跳河吗？两年都没线索...... 裘里亭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真撤职了，我就去派出所管户籍。反正抓贼在哪都一样。 他心里清楚，这案子的突破口就在 二字。印钞厂上千职工，谁能接触成品？谁有机会调包？谁在案发后突然手头宽裕？这些问题像拼图，总有一块能拼对。 九筛其八，疑点聚焦 裘里亭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专案组重新拧成一股绳。他将人马分成三组：调查组扎根厂区，翻遍了三年的考勤记录和领料单；号码组追踪赃款流向，跑遍了上海的大小储蓄所；重点组则拿着放大镜，重新复核此前排除的 9 个可疑对象。 普通工人月薪 36 块，老工人撑死 70 块。 他在黑板上重重一画，谁突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谁就是靶子。 第一个被盯上的是姓陈的工人。有人反映他突然买了辆铃木摩托，说是养鸽子赚的。侦查员蹲了半个月，发现这小子确实有 —— 卖出去的信鸽训练有素，总能自己飞回来，他就再卖给下家，来来回回赚了不少。 姓李的师傅总请病假，原来竟是往广州跑单帮。家里堆着的确良布料，抽屉里塞满往返火车票，人证物证俱在，和印钞厂的案子八竿子打不着。 姓王的更有意思，花钱阔绰是因为和保安勾结，偷厂里的废纸卖钱。那些印过废票的纸浆，竟被他当成 稀罕物 卖给了废品站。 一个个疑点被排除，剩下的 3 个人里，成品车间的挡车工张家康，像根刺扎进了裘里亭的心里。 十件羊毛衫的破绽 张家康夫妻俩，有十件羊毛衫。 侦查员的汇报让裘里亭坐直了身子。 在 1987 年的上海，一件纯羊毛衫要卖七八十块，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十件？这简直像现在有人突然开上了法拉利。 此前的调查中，张家康的解释天衣无缝：我是上门女婿，岳父重男轻女，让外孙跟他姓，给了五千块补偿。 他的妻子和岳母也异口同声，表情坦然得挑不出错。 他岳父在哪工作？ 裘里亭追问。 上海机床厂的老工人，一个月 62 块工资。 裘里亭掐灭烟卷：一个月 62，不吃不喝存五千，得七年。去查他老家。 侦查员直奔张家康岳父的籍贯地 —— 江苏南通的一个小村庄。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几位老人摇着蒲扇直摇头：他？哪有什么房子？年轻时就出去了，几十年没回来过！ 谎言像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 心理攻防，真相大白 7 月 14 日下午，印钞厂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裘里亭看着张家康，语气平和得像拉家常：小张，厂里这案子，你有啥想法？ 张家康搓着手，起身要走：没啥想法，我得回家给儿子烧饭。 别急。 裘里亭拦住他，你岳父给的五千块，是现钞还是存单？ 张家康的脸唰地白了：存...... 存单。 哪家银行的？ 这个问题像把钥匙，捅开了他强装镇定的锁。算我偷的行了吧！ 他突然吼道，声音里带着哭腔。 与此同时，张家康的妻子在单位被民警拦住。当被问起 500 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 时，她脱口而出：你们怎么知道？ 随后从抽屉里摸出 6 张存单，每张都印着熟悉的银行徽记。 普陀分局的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张家康看着桌上的存单，突然 跪下：我招...... 我全招...... 1985 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他躲在车间的鼓风机上，听着同事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锯断库房门锁时，手心的汗把锯条都浸湿了。借着窗外的月光，他看见货架上的新钞包像一块块金砖，拆开两包，换上贴头纸，再用备用锁锁好。那一晚，蚊子在耳边嗡嗡叫，他却像揣着团火，直到天亮混在上班的人群里溜出去，心还在嗓子眼跳。 后来看没动静，就又偷了一回...... 他低着头，两年了，天天做噩梦，就怕你们问细节...... 裘里亭看了眼手表，凌晨三点。墙上的日历显示 7 月 15 日 —— 比他承诺的国庆节，早了两个多月。 走出分局时，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黄浦江的汽笛声混着早班电车的叮当声传来，裘里亭深吸一口带着水汽的空气，觉得胸口的巨石终于落了地。那些被偷走的 5 元新钞，终究没能填满人心的沟壑，而正义，哪怕迟到两年，也终究会顺着细节的藤蔓，找到真相的根。 第19章 歧路逃亡 歧路逃亡：学霸与黑老大之间的血色轨迹 1998 年长春的夏夜，空气里还飘着烤串的油烟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落下时，梁旭东等 7 人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像炸雷般传开。人群散去后，墙角阴影里，一个男人攥紧了拳头 —— 孟繁盛，这个团伙里最 的骨干，成了漏网之鱼。他不知道，这场逃亡将横跨大半个中国，耗掉三年光阴，更让一位母亲踏遍山河。 从学霸到 德惠市的老人们还记得，孟家那个叫 的小子，是块读书的料。小学时，他的算术本永远写得像印刷体，连老师都舍不得在上面打红叉；初中当班长，自习课上掉根针都能听见，全班成绩稳居年级第一；高中入团当组织委员，胸前的团徽总擦得锃亮。 这孩子将来肯定上北大。 街坊们常这么说。可高二那年，心脏病突然找上门，他惨白着脸从考场退下来，休学通知书像片枯叶落在桌上。母亲张桂英抹着泪说：咱不拼了，身体要紧。 父母凑钱买了辆吉普车和面包车，让他打理出租生意。可孟繁盛的脑子哪是跑出租能困住的？他发现商场服装柜台生意火爆，愣是在人满为患的市场里抢下一个摊位。别人进货看款式，他盯着布料和做工；别人讨价还价脸红脖子粗，他笑眯眯地送个小配饰。没两年，他就盘下三个柜台，成了商场里的 青年才俊。 1992 年，21 岁的他更敢想 —— 开办炼钢厂。60 个工人，轰鸣的机器，每月流水让老厂长都咋舌。他成了德惠第一个开奥迪的年轻人，真皮座椅上总放着本财会大专的教材。那时的他，穿定制西装，戴金丝眼镜，跟税务局的人谈笑风生，谁能想到，这双手将来会沾满黑灰。 警服下的陷阱 1996 年秋，一个穿警服的男人敲开了孟家的门。梁旭东，小学时总抄他作业的 ，如今腰里别着枪，皮靴踩在地板上咚咚响。大圣，跟我去长春干吧， 他掏出一沓存折，我那快餐店，一年挣的比你这钢厂多十倍。 孟繁盛犹豫过。可母亲张桂英动了心 —— 她曾教过梁旭东，看着这孩子穿警服，总觉得 当官的不会错去长春闯闯，妈信你。 他关掉钢厂，成了梁旭东旗下快餐店和汽修厂的负责人。头两个月，他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连灯泡坏了都要记账。直到那天深夜，梁旭东拍着他的肩说：帮个忙，有个老板输了钱不认账。 包厢里，那个男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孟繁盛胃里翻江倒海，梁旭东却塞给他一沓钱：我是警察，不方便担事。你先扛着，进去了我马上捞你。 他信了。判了 3 年，4 个月后就被保外就医。母亲在医院哭着拽他：咱回家，妈养你！ 妻子流着泪摇头：他们说，不干就打断腿。 孟繁盛看着窗外的铁栅栏，突然明白 —— 自己上了条没有回头路的贼船。 亡命天涯的整容者 1998 年 3 月 1 日凌晨，孟繁盛在德惠家里被电话惊醒。东哥被查了，快跑！ 电话那头的声音抖得像筛糠。他摸黑从床底拖出存折，取了 7 万现金，对母亲说 公司放假，拽着妻子冲进夜色。 第一站洛阳，就听说梁旭东落网，警方悬赏 5 万抓他；转道石家庄，火车站广播里正播 特大案件告破，吓得他连夜买站票逃往内蒙古锡林浩特。在靠近中蒙边境的小镇，他看着妻子日渐憔悴，终于说：你回去吧，找个好人嫁了。 独自南下广州时，孟繁盛做了个疯狂的决定 —— 整容。他挑了四家美容院，每次只做一个部位：先割双眼皮，再磨下颌骨，最后连酒窝都做了出来。麻药过后的疼痛钻心，可看着镜里那张陌生的脸，他竟笑了：现在除了我妈，谁也认不出了。 他用假身份证 在太原找了份药厂推销员的工作。昔日学霸卖起药来也是好手，很快成了销冠，月入两千多。可 204 斤的体重成了破绽 —— 通缉令上的他还是个胖子。 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 15 天，每天只喝矿泉水、啃半块面包。饿晕第四次时，他爬着去称体重 ——186 斤。半年后，136 斤的他站在镜子前，连自己都认不出这张瘦脸、长腿的陌生面孔。 1999 年，西安外国语学院招生，他用 王康安 的假身份考上英语专业。课堂上，这个戴金丝眼镜的 总坐第一排，韩国室友夸他 多才多艺，连辅导英语的女研究生都红着脸递情书。可深夜里，他总会摸向床头的假身份证 —— 这张脸下，藏着个见不得光的灵魂。 母亲的千里寻儿路 孟繁盛不知道，在他逃亡的 1200 多个日夜，母亲张桂英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位 60 岁的退休教师，体重 180 斤，揣着心脏病药，拄着双拐从医院跑出来找儿子。 她的黑塑料袋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煮熟的鸡蛋、药瓶，还有用大红纸写的寻儿启事。大圣，妈妈来找你了—— 没写地址电话，她知道儿子一看就懂。 在哈尔滨的候车室，她蜷在长椅上睡觉，被清洁工的扫帚戳醒；在秦皇岛，她饿极了，捡起别人扔掉的香瓜啃，甜得眼泪直流；在萝北县的深山里，两个劫匪拦住她，她竟掏出药瓶说：我是找儿子的，他是逃犯。你们还年轻，别学他。 那两个年轻人红着眼圈，最后送她走出了大山。 有次在九江，她为了赶早班车摔进水沟，脸上淌着血，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把湿透的启事小心揭开，贴到新的电线杆上。老伴孟庆宇收到她寄回的脏衣服，发现裤裆里全是尿渍 —— 肾病犯了，她却舍不得花钱住院。 她做了 500 多双拖鞋，见人就送。让儿子脱掉邪性。 有人劝她放弃，她总说：他是我儿子，哪怕他犯了错，我也得把他拉回来。 自首：在母亲的泪光里 2001 年 9 月，公安部的公告贴满了西安的大街小巷：11 月 29 日前自首可宽大处理。孟繁盛在网吧看到消息时，正啃着冷馒头。屏幕上，梁旭东案的报道触目惊心，而他想起了西安那位女班长 —— 她父亲是院长，母亲是医生，曾拉着他的手说：留在西安吧，我们帮你。 他托老乡给家里捎去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个西安的传呼号。三天后，传呼机突然响了，显示的名字是 张桂英。 他拨通电话，声音哽咽得像被砂纸磨过。 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像锥子扎心：大圣，你姥姥没了...... 你二姐离婚了...... 你表哥找你出车祸死了...... 孟繁盛在西安街头狂奔，泪水模糊了视线。他看到电线杆上母亲的字迹，看到公园里老人牵着孙子的手，突然蹲在地上痛哭 —— 逃亡再久，也逃不过良心的审判。 11 月 14 日晚，德惠市公安局门口。张桂英拎着新被褥，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当一个瘦高个走来喊 时，她愣住了 —— 这张脸陌生得很，可左耳垂后的那颗痣，是她当年亲手点的。 儿子！ 她一把抱住他，哭声震得路灯都晃了晃。 尾声：拖鞋与歧路 2002 年，孟繁盛因多项罪名被判 15 年。狱中的他积极改造，获得减刑。可 2014 年出狱后，他重操旧业组织赌局，再次获刑两年六个月。 2016 年 9 月，他刑满释放。走出监狱那天，张桂英来接他，手里提着双新做的拖鞋。阳光洒在母子俩身上，老人的白发像落满了雪。 妈，我错了。 他跪下的瞬间，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仿佛在叹息这个学霸的歧路人生。而那双没来得及送出的拖鞋，终究没能让他彻底 脱掉邪性。 第20章 禽兽 1995 年 1 月 18 日，呼和浩特市的空气里还裹挟着隆冬的寒意。下午 2 点钟，林科院家属院 4 号宿舍楼 2 单元的东门处，包银涛再次站在了自家门前。这已经是他两天内第三次回来 —— 昨天晚上他就曾折返，却发现家中无人，自己又没带钥匙，只得去了姥姥家过夜。 第二天早晨，他又跑了一趟，家里依旧空无一人。那时他并没多想，只当家人临时出门，转身便去了商场闲逛。可直到下午两点，当家门依旧紧闭时，一种莫名的慌乱终于攥紧了他的心脏。 这家里除了他，还有四口人啊。父亲包天祥是林科院的副院长，母亲吴日娜、21 岁的弟弟包银狐，还有 17 岁正在念中学的妹妹包吉娜。就算大人们有事外出，妹妹按常理也该放学回家了。 “张婶，您看见我爸妈他们了吗？” 包银涛急忙敲响了邻居的门，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邻居听闻也吃了一惊，连连摇头说没见着。就在这时，包银涛突然想起，自己在经营的商店里还藏着一把备用钥匙。 自行车在寒风中蹬得飞快，当他攥着钥匙冲回家，哆哆嗦嗦地打开那扇带镂空花样的防盗门时，一股异样的气息扑面而来。防盗门是向外开的，里面的木门向内开启，两道门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撬压、捅拨的痕迹。 一进门便是大厅，北侧是厨房，看上去并无异常。北厅靠门的位置立着一把湿漉漉的拖布，厅中间的餐桌上，赫然放着一支建卫 - 8 型小口径步枪 —— 枪身没有弹夹，枪膛里也空无一弹。这种步枪在当时多供青少年射击运动员训练、比赛使用，据说早些年有些供销社也曾售卖，价格大概两百多元一支。 客厅南面是封闭的凉台，门插得紧紧的，里面传来小花狗细碎的呜咽声。西墙中间那扇通往西居室的门，成了这场噩梦的中心。 推开门，三具尸体躺在屋内。21 岁的弟弟包银狐和 17 岁的妹妹包吉娜衣着整齐，衣扣完好；49 岁的母亲吴日娜倒在一旁，尸体东侧的地面上有一道明显的拖拉血迹。而 56 岁的父亲包天祥，却倒在了卫生间里，他双脚没穿鞋，衣扣却扣得整整齐齐。 门厅东面的南北两间卧室里，地面上有被拖过水的清晰印记。北面卧室没什么翻动的痕迹，可母亲吴日娜的卧室里，梳妆台上的两个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塞回去时甚至左右颠倒。 整个屋子中，父亲包天祥的卧室翻动得最厉害：写字台上，台历、药瓶、台灯、烟灰缸等物品散落一地；两个柜门和中间的抽屉都敞着；地下室里，黑色皮包、照相包、装着药物的塑料袋被翻得七零八落；床上堆着凌乱的衣物，窗台下与床之间的地毯上也散落着衣裳。一个立柜里的密码箱被打开了，里面放着一万元崭新的百元钞票。而在距离写字台 21 厘米的地方，勘查人员发现了一个小口径步枪弹夹，里面还有一发子弹。 现场共提取到 26 枚指纹、14 枚掌纹，却全是包家人的；除此之外，只有两枚左右对称的手套印。客厅南凉台外的地面上，散落着 4 枚小口径步枪弹壳，还提取到了一些信件等物品。 如此重大的灭门惨案，让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侦查人员围绕 4 名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大量摸排，走访了林科院 425 名职工和包家常往来的 124 名亲友，可案件的性质、凶手的动机、作案手段等核心问题，却始终迷雾重重。 走访亲朋好友的过程异常艰难。许多与包天祥打过交道的人都对案件避之不及，有人是真怕惹祸上身，毕竟包天祥身为副院长，在单位树敌不少。案发后，坊间更是流言四起：有人说他牵扯进了某位领导的腐败案被灭口，也有人说他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还有些人提起包天祥时，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他在钱财上贪得很，” 有人私下议论，“单位分房那阵子，他那吃相简直难看。” 甚至有邻居嗤之以鼻：“包天祥那个老色鬼，早晚会遭报应，就是没想到这么快。” 这些话让侦查员心头一震 —— 这表明包天祥不仅贪财，还可能在作风上有问题。那么，这起案件是情杀、财杀，还是仇杀？一时间难以判断。 更让警方头疼的是，这起大案的侦破线索少得可怜。现场被破坏得极为严重，凶手在翻动财物后，竟从容地拖地清理痕迹，显然心理素质极强。之后邻居进屋时又造成了二次踩踏，想通过痕迹追踪凶手，难度堪比登天。 尽管呼和浩特警方高度重视，这起案件最终还是被暂时搁置了。直到一年半后，1996 年 5 月全区严打行动展开，包天祥一家四口被害案的专案组才再次成立。这一次，侦查员们干脆进驻林科院，立下了 “不破此案，绝不收兵” 的誓言。 5 月 17 日专案组成立当晚，成员们会同技术人员和原专案组同事，重新审阅了现场录像和勘察案卷。大家一致认为，此案侦破存在几大难点： 一是现场破坏严重，痕迹和物证奇缺； 二是死者包天祥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分房等事上得罪了不少人，生活作风也不检点，仇家可能众多； 三是包家存有大量现金和金银首饰，包天祥本人还与多人有大额经济往来，案发前正卷入一场经济官司，这让报复、图财、情杀的可能性都存在，难以定性和确定侦查方向； 四是从案发至现场被发现间隔太久，周围群众记忆模糊，难以提供有效线索。 但专案组也认为此案并非毫无侦破希望。包天祥在工作、经济、生活作风上的诸多问题，都可能是遇害的诱因。从现场凶手下手的狠辣程度来看，与包家结有深仇大恨的可能性极大。 这时，一个叫欧阳成的人进入了警方视线。 时间拉回 1989 年，当时包天祥在某县担任县委书记，32 岁的欧阳成是当地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正值干事创业的年纪。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阳成认识了从内地来呼和浩特做生意的顾辉。顾辉是当时市里有名的电器代理商，家底殷实。不知为何，两人一见如故，经常一起吃吃喝喝，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一天，两人喝得酩酊大醉，欧阳成向顾辉倒起了苦水。他说自己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岳父栽培，因此对妻子言听计从，可近两年仕途顺了，夫妻生活却成了难题 —— 一年前妻子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再也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顾辉听完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啊，大丈夫何患无妻。” 没过多久，就给欧阳成介绍了一个情人 —— 在顾辉公司当文秘的年轻漂亮姑娘。 有了情人后，欧阳成像变了个人，工作积极性大增，乡里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县前列。可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养情人的事很快被妻子发现，妻子直接闹到了县委书记包天祥那里。 让欧阳成对包天祥恨之入骨的是，虽然包天祥自己也好色，处理起他的事来却 “秉公执法”—— 直接将他开除公职。欧阳成觉得这处罚太重了：当时县里还有另一位领导犯了类似错误，只受了纪律处分，而他却丢官罢职。他认定这是包天祥故意为之，因为包天祥和他岳父是好朋友。 被开除公职后，欧阳成投靠了顾辉，帮他把生意做得更大。顾辉为表感谢，出资在呼和浩特给欧阳成开了家夜总会，生意十分红火。开夜总会难免会遇到麻烦，欧阳成便养了一帮打手，出入都有保镖跟随，俨然成了 “黑社会老大”。 欧阳成的嫌疑主要有三点： 一是他在各种场合多次扬言 “早晚要让包天祥得到报应”，但近两年却反常地与包天祥往来频繁，成了包家的座上客，让人怀疑他是在麻痹对方，伺机报复； 二是案发那两天，欧阳成就在呼和浩特，专案组查到了他 1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宾馆的登记记录，可当问他来市里做什么时，他却振振有词：“没事就不能来住吗？我这是为我市旅游宾馆业做贡献。” 三是当被问及 1 月 18 日下午到晚上的行踪时，欧阳成说上午在包家和包天祥喝了两杯，因为头晕回宾馆睡了一下午，晚上 9 点才起来去夜市吃了点东西，之后回宾馆休息。专案组在包家的酒具上确实提取到了他的指纹。 根据调查，包天祥死前的活动轨迹是：上午上班时接到欧阳成电话，约定在家喝酒。因为下午有会，包天祥没多喝，欧阳成喝了四两白酒。包天祥休息片刻后去上班，开会到下午 5 点才散，5 点 10 分坐单位的车回家，之后便遭遇了不测。 欧阳成坚持说案发当晚自己在宾馆休息，却没人能为他作证。由于缺乏其他直接证据，警方只能将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专案组随后又排查了几名与包天祥有深仇大恨的嫌疑人，均因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就在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包吉娜的尸体上有异常。 17 岁的包吉娜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毛毛，还是个中学生。可凶手在开枪打死她后，不仅在她头部补了枪，还对尸体进行了殴打。警方猜测，会不会是包吉娜的感情纠葛引发了这场血案？ 一年多前的尸检报告显示：包吉娜处女膜陈旧性破裂，从胯骨等部位的发育情况来看，她长期与男性发生过性关系。这让警方十分意外 —— 一个 17 岁的中学生，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可警方多方走访，却始终没找到与她发生关系的男性，这成了案件中一个诡异的谜团。但专案组不少人心里，已经有了另一种猜测。 再次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大家总结出作案人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 一是能在门窗封闭完好、无任何破坏的情况下进入现场； 二是熟知包家有枪及枪弹的存放位置； 三是作案后能从容地用东西盖住尸体、擦净地面，说明知道包家不会有人马上回来。 综合这些条件，一个名字浮出水面 —— 包银涛，包天祥的长子。 警方的怀疑，从现场留下的那把小口径步枪开始。枪膛里还有一颗没退出的弹壳，如果不是包银涛作案，凶手应该会重新装弹，以防包银涛回家时反抗。 另一个疑点是包银涛的行踪。他说案发那段时间在商场购物，却没人能证实；有人看到他第二天早晨出现在商场，而他描述的当晚活动轨迹，竟与第二天早晨的完全一致。 更重要的是，包银涛和父母关系很差。案发前，他没经父母同意就贷款 2 万元，自己无力偿还，与家里闹得很僵。 还有包家那条小花狗 —— 平时见了生人就狂叫，可案发时邻居们都没听到狗叫，说明作案人是家里极其熟悉的人。而包银涛案发前两次回家，都跟邻居说钥匙放在商店、进不了门，这也显得有些刻意。 警方将包银涛列为重点嫌疑人展开调查，可由于现场缺乏有力证据，调查一度陷入僵局。无奈之下，警方请来了武伯欣测谎团队。 武伯欣是公安部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研究生导师，更是犯罪心理分析与心理测试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甘肃政法学院特聘教授。20 多年来，他将心理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结合，总结出独创的心理痕迹分析技术和综合测试方法，提出 “四轮驱动侦查理论”，为多地侦审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测谎过程中，武伯欣教授向包银涛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你叫包银涛吗？” “是。” “你今年 25 岁吗？” “是。” 此时显示屏上的图谱曲线平稳。 “你知道去年 1 月 18 日下午，包天祥一家四口被杀的事吗？” “是。” 图谱曲线开始出现小小的波动。 “你怀疑这个案子是谁干的吗？” “不。” “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干的吗？” “不。” “这个案子是你干的吗？” “不。” 就在这时，图谱曲线骤然上升，剧烈波动。表面上包银涛应答自如、看似沉着，可内心的恐惧与慌乱，早已被仪器清晰地记录下来。 “这个案子是你一个人干的吗？” “不。” 曲线再次飙升。 “这个案子是两个人干的吗？” “不。” “这个案子是三个人干的吗？” “不。” “这个案子是四个人干的吗？” “不。” 曲线逐渐趋于平缓。 “案犯杀人是为了工作上的问题吗？” “不。” “案犯杀人是为了毛毛吗？” “不。” 显示屏上的曲线又一次迅速升高。 “案犯杀人时有人呼救吗？” “不。” “案犯杀人时，包银狐呼救了吗？” “不。” 曲线再次剧烈攀升。 测试前，专案组内部对将包银涛列为头号嫌疑人存在争议 —— 毕竟杀害自家两代四口人，太过凶残，令人难以理解。但武伯欣的测试结果，让大家更加坚定了判断。 6 月 19 日，武伯欣当着包银涛的面宣布了测试结论。包银涛听完汗流浃背，在随后几轮强有力的审讯下，终于交代了作案动机和全过程。 包银涛从小在姥姥家长大，与父母关系疏远。8 岁上学后回到父母身边，起初父母对他还算不错，可 11 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在他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那天，他在家撞见父亲包天祥和家里的保姆乱搞，便告诉了母亲。母亲赶走保姆后，与父亲大打出手，而包天祥则把怒火全撒在他身上，没少毒打他。母亲对此却没有尽力保护，这让包银涛十分心寒。 长大后，包银涛长期心情压抑。经济上得不到家里支持，谈的对象也遭到家人反对。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发现了父亲的一个秘密 —— 关于妹妹包吉娜的秘密。 包吉娜从小漂亮，深受父母宠爱，长大后高挑白净，可周围人都说她不像包天祥夫妇，甚至有人说她是抱养的。包银涛心里一直有疑问，却从没问过。他其实挺喜欢这个妹妹，可包吉娜因为父亲不喜欢他，对他也很冷淡。 一天晚饭后，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晚上 9 点多，包银涛偶然开门时，看到父亲包天祥大模大样地走进了妹妹的卧室。起初他没在意，可后来从妹妹房间里传出的奇怪声音，让他开始留意。他发现，父亲那晚整晚都在妹妹房间里。 第二天，包银涛试探着问包吉娜昨晚睡得好不好，没想到妹妹翻了个白眼说：“当然好。” 这让他又气又疑，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母亲吴日娜。 母亲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孩子，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毕竟不是亲生的，只要你不说，就没事。” 母亲的话证实了他的猜测，也让他彻底愤怒了 —— 他痛恨父亲的无耻、妹妹的虚伪，更鄙视母亲的懦弱。这个家里，除了弟弟包银狐，他对谁都没有了感情。 1994 年 9 月，经营商店的包银涛瞒着父母，用房产做抵押贷了 2 万元，一部分还债，一部分进货。可由于经营不善，生意亏了本。本就对家人充满恨意的他，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杀害全家，独吞家产。 1995 年 1 月 18 日下午 1 点 30 分左右，包银涛骑着自行车来到团结小区自己的商店，从钥匙包里取出了两把家门钥匙 —— 这是他前一天特意放好的。 离开商店后，他去乌兰察布路十字路口的面镜社买了两块镜子，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回到家。他在屋里预想了几种杀人方案，最终决定用家里的小口径步枪，潜伏在立柜上，等家人回来后，用灯光引诱他们进入自己的卧室下手。 策划好后，包银涛戴上手套，从父亲卧室取出枪和子弹，还进行了预习，静静等待家人归来。 下午 5 点 15 分左右，父亲包天祥从单位回家，换了拖鞋，看到包银涛卧室的卫生间没关灯，便朝卫生间走去。就在他走到卫生间门口时，藏在立柜顶上的包银涛，朝着父亲的头部开了枪。父亲倒地后，他又补了一枪。 5 点 40 分左右，母亲吴日娜回家，回到自己卧室时经过包银涛的卧室，被他用同样的手段开枪打死。之后，包银涛在父母卧室里翻动，企图伪装成盗窃现场。 5 点 50 分左右，妹妹包吉娜放学回家。刚脱下衣服的她，看到包银涛卧室有灯光，便推门进去查看。门刚开，立柜顶上的包银涛就开枪将她打死。 之后，包银涛在屋里等待弟弟包银狐回家。没想到下午 6 点左右，弟弟在表弟家给他打电话，说晚上不回家了，要跟表弟出去玩。 包银涛知道，弟弟如果不回家，自己的计划就会败露 —— 家里死了三个人，又是非暴力入室，只要弟弟这个知情人活着，他根本无法蒙混过关。于是他撒谎说自己在民族商场，不能马上回去，让弟弟先回家给父母做饭，之后再一起出去玩。 过了一会儿，包银涛又给表弟打电话，问包银狐走了没有，急切地催促弟弟回家。 6 点 10 分左右，包银狐回到家，走到包银涛卧室时，藏在妹妹房间里的包银涛光着脚窜了出来，从背后朝弟弟头部开了一枪，将他当场打死，随后也补了一枪。 作案后，包银涛在卫生间冷静地冲洗了枪支，用棉被盖住尸体，拿着拖布倒退着清洗了家里的地面。 关上门后，他先下到二楼，又返回三楼，敲了敲自家的门，再对对面邻居包雪峰说自己没带钥匙进不了家，晚上要去姥姥家住。 随后，他下楼骑上自行车去了姥姥家。 第二天上午，包银涛去了天元商场，编造了 18 号在天元商场附近、不具备作案时间的假象。中午又去团结小区的商店，取出了家门钥匙。 下午两点，他装模作样地回到家中，假装发现家人遇害，悲痛欲绝地向林科院报了案。 “他们四个人里，只有我弟弟是无辜的。” 事后，包银涛反复念叨着，“我弟弟刚退役，还没分配工作，他才 21 岁啊…… 但是没办法，我不杀他，绝对活不到今天。” 的确，只要包银涛留下家里任何一个活口，这起案件恐怕早就破了。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是否有过一丝后悔？ 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21章 台风夜的追杀 1999 年 6 月 7 日中午，南海生成的特大台风带着摧枯拉朽之势登陆，短短数小时便席卷了广州市及周边地区。狂风如野兽般咆哮，裹挟着倾盆暴雨砸向大地，天地间霎时被白茫茫的雨幕吞噬，连近处的楼宇都成了模糊的剪影。 坐落于广州市东南约 15 公里处的番禺市中村镇，有一片以豪华气派闻名的别墅区 —— 祈福新村。此刻，这片西班牙风格的红瓦建筑群也被台风裹挟的雨雾笼罩，树木在狂风中疯狂摇曳，仿佛随时会被连根拔起。 “杀人啦！杀人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下午 4 点 20 分，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突然划破祈福新村的雨幕，从七街 b116 号别墅前传出，在风雨中颤抖着扩散开来。 接到报警后，番禺市公安局中村镇分局的公安人员在 4 点 30 分便赶到了案发现场。警车艰难地在积水的道路上行驶，雨刮器以最快速度摆动，却仍难以拨开眼前的雨雾。当干警们冲进别墅时，眼前的景象让这些常年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老刑警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 别墅一楼宽敞的大厅内，横七竖八地躺着 6 具血淋淋的尸体，鲜血在地板上汇成蜿蜒的溪流；随后，干警们又在二楼的洗手间内发现了第 7 具男尸。经初步勘察，这 7 人全部死于枪杀。 案情重大，刻不容缓。番禺市公安局立即将情况向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汇报。省、市两级公安部门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大批精兵强将赶赴现场。专案指挥部当天晚上就在祈福新村紧急成立，灯火通明的临时指挥部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围着现场平面图，眉头紧锁。 指挥部成立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侦破工作： 第一时间对案发别墅及周边进行仔细勘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立即核实 7 名死者的身份，全面排查他们的社会关系网； 对当天出入祈福新村的所有车辆进行逐一检查，发现可疑立即扣留。 为此，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一口气出动了 40 多辆警车，不仅封锁了案发现场，还卡住了进出中村镇的所有交通要道，对来往车辆进行严格盘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身穿防弹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将查车点从番禺的祈福新村一直延伸到靠近广州市区的洛溪大桥桥头。 祈福新村作为高尚别墅区，居住的多是港澳台人士、外国人以及国内的明星和富商。嗅觉敏锐的香港亚洲电视等多家新闻媒体，当天晚上就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了这起惨案。第二天，广州的主要媒体及港澳台所有新闻媒介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加之海内外互联网络上绘声绘色的夸张宣传，更让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变得扑朔迷离。一时间，这起特大惨案震惊了世界。 凡是到过祈福新村的人，都会对这里留下深刻印象 —— 一幢幢西班牙风格的豪华别墅错落有致，更令人瞩目的是其堪比军事基地的全封闭式保安措施。大门口有 3 名训练有素的保安员 24 小时值班，住宅区内还有多名保安人员不间断巡逻，案发现场西侧不远处就设有一个岗亭。 居住在此的居民，必须凭新村制作的、贴有本人照片的居民证才能出入；所有外来人员，一律要登记所找之人的姓名和住址，领取临时出入证，并且要由保安人员打电话征得屋主允许后，方可进入；如果来访者开车入内，必须先登记司机姓名、车牌、车型等信息，还要留下驾驶证才能放行。 发生惨案的七街 b116 号别墅共三层：一楼有客厅、饭厅、厨房和洗手间；二楼有两间大卧室及洗手间；三楼是活动室和客房。 警方进一步勘察发现：别墅所有门窗均无破损痕迹，相邻别墅也没有发现有人攀爬的迹象；7 名死者衣着整齐，各房间内的现金、物品及首饰均未丢失；三楼的麻将桌上，烟灰缸和几部手机仍完好摆放，经指纹鉴定，没有发现外人触摸的痕迹。 这一切都表明，现场没有发生过激烈搏斗，凶手极有可能是熟人。 尸体检验结果显示，7 名死者均为眉心、太阳穴等要害部位遭近距离枪击致死。在现场沙发底等隐蔽处，侦查人员发现了 7 枚弹壳，经鉴定均为同一支制式小口径步枪所发射。 不久后，7 名死者的身份被逐一查明： 房主武振辉，香港人； 武振辉的母亲袁金香，广州人； 武振辉的姐姐武以莲，香港人； 武振辉的女友贾丽华，澳大利亚人； 贾丽华的母亲林瑞兰，广州人； 武振辉的朋友龚鹏，美国人； 武振辉的司机王某之妻张小川，番禺人。 警方深入调查得知，武振辉 6 月初从澳门经珠海入境。案发当天，他先是和龚鹏等几个朋友在别墅里打麻将，中午朋友们离开后，别墅里只剩下他和龚鹏两人。 下午 1 点 07 分，武振辉的司机王某开车拉着袁金香、武以莲、贾丽华、林瑞兰、张小川等 5 人，从祈福新村外面回到别墅门前，随后王某独自开车外出，前往番禺市郊的一家发廊理发。 两个多小时后，王某从发廊出来，先到幼儿园接了女儿回家，然后再开车前往武振辉的别墅，准备接妻子回家做晚饭。结果还没进屋，就发现了这起凶杀案，他当即报了警。 专案组综合种种迹象分析，得出了以下判断： 杀手应是从大门进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杀手凶残嗜血，下手狠辣，设计精确，还能从容捡走暴露在外的弹壳，此人必定头脑冷静，很可能是黑帮分子甚至职业杀手； 根据 7 人的死亡顺序推断，杀手进入一楼客厅后，先将武振辉枪杀在沙发上，再到二楼枪杀龚鹏，此时 5 名女性恰好从外面回来，杀手为灭口将她们逐一射杀； 杀手专门选择台风天下手，此时风急雨狂，异响不易被人发觉，显然是有预谋而来，作案目标应为武振辉或龚鹏； 杀手人数可能为两到三名，作案时间很可能在中午 12 点 30 分到下午 1 点 30 分之间； 司机王某送 5 名女性到别墅后并未进门，因此得以逃过一劫。 由于案件性质恶劣、影响重大，专案组派出近百名精兵强将，兵分多路，日夜兼程奔赴香港、澳门、黑龙江等地，对死者武振辉、龚鹏及相关关系人展开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武振辉绝非善类，可谓罪行累累。他原籍广东台山市，1975 年偷渡到香港，4 年后获得香港居留权，1992 年入住番禺祈福新村，先后在这里购买了三栋别墅。 90 年代中期，武振辉曾在番禺做过倒卖汽车的生意，1997 年离婚，育有一子一女。近年来，他不务正业，在澳门开设有私人赌场，且有特大制毒贩毒的嫌疑。 1990 年 1 月 20 日，香港尖沙咀一家百货公司的金银珠宝店发生一起 400 万元的珠宝大劫案。3 名歹徒与前来围捕的近百名香港皇家警察对峙开火，其中一人被当场击毙，另外两人仓皇逃脱。事后，香港警方发现，这两名歹徒逃离现场时所驾驶的汽车，正是武振辉的私家车。 案发后不久，香港警方在机场抓获了正要乘机离开香港的武振辉，但因证据不足，只好将其释放。武振辉在内地的家人也反映，他不务正业且心术不正，将来必定不得好死。 而另一名死者，43 岁的美籍华人龚鹏，原籍台湾，1992 年回到中国内地经营药品生意，在上海、珠海等地均开设有公司，生意规模较大，社会交往广泛，全国各地都有他的朋友。 综合种种因素，警方最终断定，武振辉应死于仇杀。那么，杀手到底是谁？又藏身何处呢？ 武振辉在江湖黑道上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警方在对其关系人进行大量排查后，一个叫苏贵彪的人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苏贵彪，外号 “彪哥”，现年 38 岁，香港人，原籍广东云浮市。他 1980 年偷渡到香港，后来取得香港居留权。1984 年，他因游荡被判罚 500 元及守行为一年；同年又因抢劫珠宝行，被香港法院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 警方调查发现，苏贵彪生性凶残，无恶不作，是身负多宗血债的在逃犯。他不但涉嫌参与制贩毒品，还在湖南岳阳和广东惠州制造过两宗枪杀案。自从 1997 年从香港再次潜回内地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香港。在他看来，弹丸之地的香港太小，只有内地才是他可以 “干一番大事业” 的广阔天地。 根据专案小组调查，苏贵彪和武振辉交往甚密。武振辉的邻居也向警方反映，案发之前，苏贵彪曾经在武振辉的家门口等候过他。 苏贵彪的一些朋友反映，他生性暴戾，喜怒无常，身上总是带有枪械。经过深入调查，警方发现苏贵彪在案发后，与其好友陈伟成一同失踪了。 陈伟成，38 岁，番禺人，外号 “大头成”。专案小组分析确认后，认为苏贵彪和陈伟成有着重大作案嫌疑，于是立即部署兵力，对两人在广州的住宅及其关系人进行秘密监控。 1999 年 8 月 1 日，警方突然发现苏贵彪和陈伟成分别出现在番禺市区和广州市的芳村区，并且查实陈伟成在芳村另有一个秘密住址。 1999 年 8 月 5 日，专案小组决定立即秘密逮捕 “大头成”，以便通过陈伟成查出苏贵彪的行踪。当天上午 9 点 50 分左右，广州市刑警支队在芳村陈家附近的菜市场里，将大头成及其情妇一并擒获。 经过对大头成的连夜突击审讯，8 月 6 日凌晨 2 点左右，陈伟成终于交代了他伙同苏贵彪在祈福新村枪杀 7 人的作案过程，还交代了案发后两人购买了两条机动船，驾船到东莞、惠州、博罗等地准备再寻机作案的经过。后来，陈伟成因自己的船被损坏，只好上岸修理，期间一直藏匿在芳村的情妇那里；而苏贵彪则与一名刚勾搭上的女人在船上鬼混，并在番禺的南浦一带水域流窜。 根据陈伟成交代，苏贵彪的吝啬计较、随意杀戮早已严重破坏了黑社会所谓的 “游戏规则”，成了港澳黑帮中的 “害群之马”，被多方势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港澳黑帮也在全力追杀苏贵彪。其实，命案发生后，广东警方的大力追捕，更令苏贵彪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根据陈伟成提供的线索，8 月 6 日下午 2 点 40 分，特警队员在番禺的南浦水域搜索时，突然发现了一艘可疑船只，于是立即调集 4 艘机动船悄悄跟踪。 便衣刑警们发现，这条机动船并不靠岸，只是在不断兜圈子：一会儿在河流中游荡，一会儿驶入小河道，一会儿又转出来。警方不能完全证实船上的人就是苏贵彪，因此 4 艘机动船既不敢过分靠近，又要紧紧盯住，战前的气氛异常紧张。 为了不使这条 “大鱼” 漏网，警方还在两岸各分两组，用摩托车、汽车沿岸追踪。后来，这条船停泊在一个旧渡口，一名女子上岸去买盒饭。便衣刑警们发现，这名女子的容貌、身形等特征，与陈伟成的交代完全吻合。警方因此判断，这个女人必定是苏贵彪的情妇，而苏贵彪肯定就在船上。 夜幕很快降临，这条机动船像是嗅到了风声，突然加速往西边疯狂逃窜。警方立即派出一艘机动船迅速追击。异常狡猾的苏贵彪突然一个急转弯，将船驶入一条小河道，然后手持火力强大的冲锋枪，对着即将被撞翻的警方船只及船上的警察疯狂扫射。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苏贵彪跳上船头举枪扫射的一瞬间，警船上的警察们见势不妙，立即翻身跳船潜入水中，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伤亡事件。 苏贵彪站在船头一边持枪扫射，一边大声骂道：“狗公安，有种的你给我出来！” 随后趁乱开船仓皇逃窜，不一会儿便驶离了警方的视线。 1999 年 8 月 6 日深夜，得知苏贵彪突破重重包围向西逃窜后，警方又出动重兵，在广州市的芳村区、海珠区和周边的番禺市、顺德市、佛山市、南海市等地形成一个大大的包围圈，从水路和陆路两路开展大规模围捕行动。 8 月 7 日凌晨 1 点多钟，公安人员在距离南浦岛不远的水面上，发现了苏贵彪所遗弃的机动船，在船上发现了各类武器和子弹一大批。 8 月 8 日上午 10 点左右，苏贵彪的行踪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南洲路被警方发现。专案组立即决定，在芳村区和海珠区重点布控：一方面在各个卡点盘查可疑车辆和人员，另一方面对苏贵彪关系人的住宅实行 24 小时监控。 1999 年 8 月 8 日深夜 11 点 20 分左右，芳村区公安局巡警大队特警中队的 5 名民警，在芳村区珠江隧道口检查可疑车辆时，截查了一辆夏利出租车。坐在车后排的只有一名乘客，此人三四十岁年纪，下车后十分热情地和警察打招呼。 警察让他出示证件，此人掏出一张 “省府二办” 的工作证。刑警们仔细辨认后，察觉有异，接着发现他的腰间鼓鼓囊囊，于是让他举高双手接受检查。 警察在他怀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瞄准仪的五四式手枪，子弹已经上膛。特警队员们见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扑倒，牢牢铐住他的双手。接着，特警队员又在其腋下搜出一支上膛的仿六四式手枪，在车上的一个袋子里，还搜出了一挺已压满子弹的微型冲锋枪。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人被擒拿后，竟面不改色心不跳，显得镇定自若。他居然拿出领导者的口气，十分严厉地批评特警队员，声称自己是秘密警察，受国家公安部派遣，正在调查番禺祈福新村特大恶性杀人案。 到了 8 月 9 日凌晨 2 点左右，特警队员将此人押回广州市刑警支队，开始连夜审讯。经过审讯证实，此人正是警方追捕已久的祈福新村 “7?10” 命案主要嫌疑人 —— 苏贵彪。 根据苏贵彪和陈伟成的交代，这起特大惨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1999 年 6 月 7 日中午，苏贵彪携带一个装有可接驳的小口径步枪的皮箱，陈伟成携带一个装有五四式手枪的手袋，一同来到祈福新村 b116 号别墅。 苏贵彪怀疑，武振辉前不久帮他弄来的一批冰毒原料货不对版，导致制造出的毒品不合格，让他损失了 400 多万元。这天，苏贵彪上门就是要干掉武振辉，以泄私愤。 当时，苏贵彪敲了敲武振辉的家门，赤裸着上身的武振辉前来开门。由于三人事先相识，于是一边聊着天一边往客厅走去。 此时，苏贵彪向武振辉问清楚楼上还有一个 “台湾老板”（即龚鹏）后，突然凶相毕露地问武振辉：“你信不信，我今天要打死你？” 武振辉以为他在开玩笑，指着自己的肚子说：“你打呀！你打呀！” 苏贵彪当即掏出小口径步枪，一枪击中武振辉的胸部，随后又在他头上补了两枪，将其打死。接着，他迅速冲上二楼，将正在洗手间里整理衣物的龚鹏残忍杀害。 当苏贵彪回到楼下捡回弹壳，准备迅速撤离时，5 个女人正好回家敲门。苏贵彪和陈伟成立即用枪逼着她们走进客厅，陈伟成持手枪在一旁监视，苏贵彪则用步枪对着她们的脑袋，将她们逐一枪杀。 1999 年 8 月 9 日晚上，特警队员全面出击，在苏贵彪的关系人家里搜出了 77 式手枪、电击枪、各种军警服装和证件等一大批物品。 至此，警方共搜出 9 支枪械，包括五四式手枪 2 支、仿六四式手枪 1 支、微型冲锋枪 2 挺、小口径步枪 1 支、雷明登猎枪 1 支、高压气枪 1 支、电击枪 1 支；另外还有各类子弹 200 多发、烈性硝胺炸药 2 桶、雷管 7 枚、冰毒 50 克，以及各种作案工具一大批。 这起震惊海内外、骇人听闻的恶性枪杀案，终于告一段落。 1999 年 11 月 3 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番禺市公开开庭，对这起震惊海内外的广东番禺祈福新村 7 人命案的案犯作出一审判决： 苏贵彪因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6000 元； 陈伟成因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5000 元。 第22章 被邪念吞噬的花季 南宁三姐妹案： 2009 年的邕城，初春的湿冷还未散尽，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便如惊雷般炸响在南宁的街头巷尾。那起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慌的 三姐妹碎尸案，其残忍程度足以让经历过风浪的老刑警脊背发凉 —— 即便是与多年前震动全国的南大碎尸案相比，这份泯灭人性的暴戾也毫不逊色。 那段时间，南宁的茶馆酒肆里，人们压低声音交换着各种版本的猜测，家长们紧锁门窗，晚归的姑娘们攥紧了口袋里的钥匙。恐惧像邕江的雾气，无声无息地浸透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一切都始于那个尚未褪去年味的夜晚。2009 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十六，从广西象州县来南宁打拼的秦家人还沉浸在新年的余温里。秦家四姐妹当晚回到父母租住的小屋，热气腾腾的晚饭桌上，姐妹们叽叽喳喳地规划着年后的生意，二妹在新和平商场的服装批发生意刚有起色，三妹和四妹合伙在秀灵路盘下的小店正准备装修，连空气中都飘着对未来的憧憬。 晚饭过后，二妹拎着待洗的衣物，陪着三妹和四妹返回她们在大学东路加州华都的合租屋。三个正值芳华的姑娘，24 岁的二妹沉稳干练，22 岁的三妹活泼爽朗，21 岁的四妹眉眼弯弯，她们都揣着在南宁扎根的梦想，靠卖服装一点点攒着生活的底气。临走前，三妹还笑着跟父亲约好：爸，明天一早我来接您去店里，帮我们盯着装修工人。 2 月 11 日清晨，秦父特意起了个大早，坐在客厅里等着女儿来接。可从晨光熹微等到日头过午，始终没等来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心里发慌，一遍遍拨打女儿们的电话，听筒里却只有冰冷的 已关机 提示音 —— 三妹的、四妹的，连二妹的手机也打不通了。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秦父喃喃自语，赶紧联系了远在广州的大女儿。大姐起初还安慰父亲 妹妹们可能睡过头了，可当她拨通二妹在和平商场铺面的电话时，听筒里的忙音像重锤敲在心上。她又急着问隔壁商户，对方说：你家妹子的铺面一上午都没开门，卷帘门拉得死死的。 一家人疯了似的冲到加州华都的出租屋，用备用钥匙打开门的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电脑桌上还放着 385 元零钱，抽屉里的银行卡、身份证一动不动，手机充电器插在插座上 —— 可人呢？ 会不会是煤气中毒？ 有人颤抖着猜测，却被屋里清新的空气否定了。洗衣机里堆着没来得及晾晒的衣服，但插头被拔掉了，外机还细心地罩着防尘罩，看上去就像主人只是出门买个菜，随时会回来似的。 要真是出去耍，怎么会三个人都关机？充电器也不带？ 大姐越想越怕，指尖冰凉。两天里，他们把南宁的亲戚朋友问了个遍，把姐妹们常去的批发市场、服装店找了个底朝天，却连一丝踪迹都没找到。2 月 12 日，走投无路的秦家大姐走进了西乡塘分局五里亭派出所，报案时她的声音都在打颤：警察同志，我三个妹妹，可能出事了。 民警勘查现场时，也觉得处处透着诡异。阳台洗衣机里的衣服还带着水迹，卫生间的排风扇还在微微转动，一切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可接下来的几天，三姐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寻人启事贴满了南宁的大街小巷，媒体也报道了这起离奇的失踪案，各种猜测在网络上发酵：是不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会不会跟生意上的人结了仇？秦家人在煎熬中还要忍受流言蜚语，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对着空荡荡的屋子一遍遍喊： 女儿啊，你们到底在哪里？ 转机出现在 2 月 16 日下午。南宁市良庆区金象社区阳光新城的工地上，民工郑某和谢某路过后山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钻进鼻腔。两人循着味往山坡下走，看见水沟里散落着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腐臭味正是从那里飘出来的。这啥东西？ 郑某壮着胆子踢了一脚，袋子裂开个小口，露出的东西让两人魂飞魄散 —— 赶紧报了警。 良庆分局的民警赶到时，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一个袋子，再翻开第二个、第三个...... 整整九个编织袋，里面装的竟是被肢解的人体组织。法医连夜拼接检验，当结果出来时，连老法医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些尸块分属三名女性，正是失踪多日的秦氏三姐妹。 消息传回市局，整个刑侦支队炸开了锅。一次性杀害三人还碎尸，南宁从没出过这么狠的案子！ 时任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拍着桌子，将此案定为 216 专案，列为 2009 年头号督办案件。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相继挂牌督办，数百名民警组成专案组，悬赏 10 万元征集线索，誓要尽快将凶手缉拿归案。 可破案的难度远超想象。案发现场被家属多次翻动，早已破坏严重，凶手显然有备而来，几乎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专案组民警抱着 地毯式排查 的决心，一遍遍勘察出租屋，连墙缝里的灰尘都没放过，又走访了加州华都小区所有住户，排查了三姐妹的社会关系，却始终没有突破。 时间一天天过去，民警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侦查方向调整到 熟人作案 和 邻居作案 上。4 月 24 日，一条线索突然浮出水面：住在三姐妹对门的男子蓝新城，行为十分反常。 蓝新城是南宁市某职业学院 2004 级毕业生，就在三姐妹失踪的 2 月 11 日上午，他迟到了两个多小时才去公司上班，之后又连续请假三天。更关键的是，有邻居反映，那段时间总能闻到他家飘出奇怪的消毒水味。 4 月 25 日下午 3 点，民警敲响了蓝新城的家门。门打开的瞬间，这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平静地跟着民警上了警车。 审讯室里，蓝新城起初还滴水不漏，可当民警拿出他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购买作案工具的记录时，他紧绷了两个多月的神经终于断了。这个看似冷静的男人突然崩溃，瘫在椅子上供述了所有罪行。 2 月 10 日晚上 8 点多，三姐妹说说笑笑地回到出租屋，谁也没注意到对门门缝里那双贪婪的眼睛。蓝新城早已盯上了这几个年轻漂亮的邻居，尤其是活泼爱笑的三妹。 就在三妹和四妹进屋没多久，屋里突然断电了。三妹以为是跳闸，虚掩着门下楼查看，黑暗中，蓝新城像鬼魅一样窜了进来，反手锁上门，一把将坐在电脑前的四妹按在地上，匕首抵在了她脖子上。别出声！ 他压低声音威胁，四妹惊恐地睁大眼睛，认出这是对门的邻居。 这时，楼下查看电路的三妹觉得不对劲，折返回来想关门，却被蓝新城一把拽了进去。放开我！ 三妹挣扎着，蓝新城怕惊动邻居，挥刀就刺了过去，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服。他用绳子把吓傻的三妹和四妹捆在椅子上，刚喘了口气，门外又传来敲门声 —— 是二妹拎着衣服来了。 蓝新城故技重施，骗二妹开门后将其控制。看着三个被捆住的年轻姑娘，他兽性大发，扑向了三妹。三姐妹吓得浑身发抖，她们不敢激烈反抗，只盼着顺从能换来一线生机，可她们没料到，眼前的男人早已泯灭了人性。 你们都看到我的脸了，不能留活口。 蓝新城眼中闪过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残忍地将三姐妹一一杀害。 当晚，他趁着夜色，一次次将尸体拖回自己家，又仔细清理了出租屋的血迹，拔掉洗衣机插头，罩好外机，伪造出三人外出的假象。之后的两天，他关紧门窗，用家里的菜刀和锯子将尸体肢解，装进从超市买来的编织袋里。 他骑着电动车，分多次将九个袋子运到良庆区阳光新城后山抛尸，那里是他早就踩好的点。做完这一切，他像没事人一样继续上班、生活，甚至还跟同事讨论 三姐妹失踪案，仿佛自己只是个旁观者。 这个出生在大新县的独生子，心里藏着太多的失意。2004 年从职院毕业后，他换了好几份工作都不满意，总觉得怀才不遇；谈了几个女朋友，不是人家看不上他，就是相处没多久就分手。2009 年春节回家，父母又催着他找对象、稳定下来，他表面应和，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在 2 月 4 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爸爸妈妈，别再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了。我很努力工作，也改了脾气，可这个社会不像以前那么单纯...... 我找不到能让自己幸福的人，对不起你们的期望。 字里行间满是压抑和怨怼，而对门三姐妹的笑容，成了点燃他毁灭欲的火星。他提前买好了匕首、封口胶，像狩猎一样观察着她们的作息，等待下手的机会。 法庭上，蓝新城说起父母时数次哽咽，可提到三姐妹的惨死，他脸上却毫无波澜，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2010 年，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蓝新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枪响过后，罪孽落幕，可留给两个家庭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秦家父母一夜白头，蓝新城的父母抱着判决书哭断肝肠 —— 他们倾尽心血养大的独子，最终成了屠戮三个女孩的恶魔。 邕江的水依旧东流，加州华都小区的灯光依旧亮起，只是那间出租屋里，再也不会有三个姑娘说笑的声音。这场由失意催生的邪念，毁掉了三个花季生命，也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深处的幽暗，也警示着每一个人：人生路上的坎坷从不是作恶的借口，守住心底的光明，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敬畏。 第23章 连环撞杀案 199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 点，闽地的冬阳斜斜地挂在天上，给福建省仙游市风亭镇的土地镀上一层淡金。霞桥村的村民老李骑着辆半旧的自行车，后架上捆着几件要送的杂货，正慢悠悠地往邻村赶。 路过镇外那个刚搭起脚手架的新基建工地时，他打算抄近路从工地前的土路穿过去。就在自行车拐过一个土坡时，车轮突然在冻土上一滑， 一声，老李连人带车重重摔在地上。他挣扎着坐起来，只觉得左胳膊火辣辣地疼，低头一看，袖口已经被血浸透，一道狰狞的裂口正往外渗着血珠。好在动了动胳膊，骨头没什么大碍，只是皮肉伤。 狗娘养的！ 老李捂着胳膊骂了句，抬头就想找工地的茬 —— 准是他们往这土路上乱排污水，才让路面这么滑。可当他眯眼看向车轮打滑的地方，骂声突然卡在了喉咙里。那让车轮打滑的不是水，而是一摊暗红色的液体，像条扭曲的蛇，从路边的低洼处一直淌到工地的围墙边上。 老李是村里出了名的屠夫，宰羊杀猪几十年，对血腥味敏感到骨子里。一股混杂着泥土腥气的铁锈味钻进鼻孔，他心里 一下 —— 这是血，而且是人的血。再看那片血迹，汪在地上足有脸盆大，绝不是宰杀牲畜后拖拽留下的痕迹，倒像是有人从这儿拖过什么重物，一路滴洒下来的。 他揣着颗怦怦直跳的心，顺着血迹往工地围墙根下走。在一处被杂草半掩的角落里，他发现了一堆新土，土块还带着湿润的光泽，明显是从旁边的土堆挪过来的。谁吃饱了撑的在这儿移土堆？ 老李心里犯嘀咕，一个更可怕的念头紧跟着冒出来：该不会是有人在这埋了什么东西，甚至...... 埋了尸体？ 越想越怕，老李顾不上胳膊的疼，蹬上自行车就往丰亭公安分局冲，车铃被他按得叮铃哐啷响，惊得路边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 值班民警听老李说得急切，立刻带上勘查工具，跟着他赶到了现场 —— 位于国道 324 线 137 公里加 705 米的东侧，工地围墙旁边。几个民警拿着铁锹，小心翼翼地挖开那堆新土。刚挖了不到半尺深，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鼻而来，众人定睛一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土堆里赫然躺着一具仰卧的全裸女尸！ 尸体全身血肉模糊，像是从高空坠落过一样，根本看不清本来面目。她的一条牛仔裤、一件紫红色的西装外套，连带着胸罩和三角裤，都被胡乱地盖在身上，旁边还压着一个水泥袋子。 仙游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人很快赶到，拉起警戒线开始勘察。法医蹲在尸体旁，仔细检查着每一处伤痕，最后摇了摇头：不是坠落致死，是被机动车辆从背后猛烈撞击导致的死亡。 他指着尸体上的伤口解释，碰撞力极大，全身有 20 多处骨折，好几处还是开放性骨折，失血非常多。 现场的公路上，能看到模糊的车轮痕迹和延伸的血迹，显然这里就是第一现场。可公路上来往车辆不少，车轮印杂乱交错，根本没法凭这个确定肇事车辆。 看着像是交通肇事逃逸。 一个年轻刑警分析，司机撞人后慌了神，把尸体拖到这儿埋了，想瞒天过海。 但县公安局局长却眉头紧锁，他绕着现场走了一圈，指着尸体上的衣物说：不对劲。一般交通肇事逃逸，司机都是惊慌失措，要么直接开车跑，要么下车看一眼就逃。可你们看，这司机把血流满地的尸体拖到几十米外的围墙下，还挖了土堆掩埋，这至少得花 20 多分钟。他要是想藏尸，直接把人抬上车拉去偏僻地方扔掉，不是更不容易暴露？为什么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在这儿挖土？ 他顿了顿，指着那些盖在尸体上的衣服：更奇怪的是，他把死者的衣服全脱光了，却又不带走，就这么堆在身上。要是想销毁身份信息，早该把衣服扔到别处了，这不合逻辑。 法医在一旁补充：死者当时应该是背对着来车方向，走在公路边上，正常驾驶根本撞不到。除非司机是故意的。 种种疑点让局长下了判断：这恐怕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更像是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 要查案，先得知道死者是谁。警方立刻展开调查，四处张贴认尸启事。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在仙游县传开。2 月 12 日上午，仙游泰利鞋厂的女工付某回到赖店镇向岭村，找到邻居蔡某某说：厂里让我捎个话，你家陈秀梅咋还不上班？再不请病假就要扣工资了。 蔡某某一听就愣了：她没回家啊！都好几天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带着不祥的预感匆匆赶到鞋厂。车间主任告诉他，陈秀梅在 2 月 8 日晚上 8 点 30 分下班后，和同厂一个女工一起走的，之后就再也没来上班。她平时最老实肯干，来两年了从没缺勤过，我还以为她是生病了。 蔡某某赶紧找到那个和妻子一起下班的女工。对方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一路聊到海田岭三岔路口才分手，她还说回家给孩子煮汤圆呢，看着一点异常都没有。 蔡某某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把亲戚朋友家找了个遍，都没见妻子的踪影。正六神无主时，村里的广播突然响起，播着一则认尸启事，里面描述的死者身高、衣着，竟和陈秀梅惊人地相似。他疯了似的冲到丰亭公安局，要求辨认尸体。 民警见他情绪激动，没敢直接带他去停尸房，先拿出了现场找到的衣物。蔡某某一看那件紫红色西装外套， 一声坐在地上，抱着头失声痛哭：这是秀梅的衣服...... 是我去年给她买的...... 等情绪稍稍平复，民警又让他看了尸体照片，他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是她，是秀梅...... 就在警方确认死者身份的同时，新的困惑出现了。据蔡某某说，陈秀梅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胆小怕事，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她之前一直在农村种地，两年前才进了几乎全是女工的鞋厂，接触的人寥寥无几，根本没什么仇人，更谈不上被人报复。 有人猜测是强奸杀人，所以死者才被脱光衣服。但法医的检验结果很快推翻了这个猜测 —— 受害者并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就在警方为 交通意外还是谋杀 争论不休时，仙游这个小地方，又被接二连三的惨案震惊了。 2 月 9 日，也就是发现陈秀梅尸体的同一天，福厦公路交尾边路段往莆田方向，一个路过的司机在公路旁的草丛里，发现了另一具全裸的女尸。这次认尸很顺利，出警的民警一眼就认出了她 —— 仙游县赖店镇棒头村的陈某某，36 岁。 民警找到陈某某家时，她丈夫说妻子当天早上 5 点就出门去工厂上班了，穿一件红色外套，带了个黑色小挎包。现场找到了她的红色外套，可那个黑色挎包却不见了踪影。 难道是抢劫杀人？ 民警推测。可陈某某的丈夫却摇头：她包里一般就几十块钱零花钱，谁会为这点钱杀人啊？ 和陈秀梅一样，陈某某也是个老实本分的农妇，没仇人，没经济纠纷，实在让人想不通作案动机。而且案发在凌晨 5 点，公路上人烟稀少，连个目击者都没有，警方还是没法断定是交通肇事还是蓄意谋杀。 仅仅 24 小时后，2 月 10 日凌晨 5 点，仙游县交委卫生院前的湖下路上，第三具全裸女尸被发现。她同样是被汽车从背后猛烈撞击，双腿都被撞断，死状凄惨。据家属说，死者的背包也不见了，但里面同样没多少钱。 警方被这接二连三的案件搅得焦头烂额，还没理出个头绪，4 天后的 2 月 14 日凌晨 5 点左右，又出事了。仙游县风亭镇沙溪村的妇女朱秀清，在丰亭市场卖完菜，挑着箩筐往回走，路过福下县丰亭梅岭头路段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在路旁的边沟里。 这次总算有了目击者 —— 两个早起赶路的老人。他们远远看见一辆卡车撞倒了一个女人，司机还跳下车看了看，见有人过来，慌忙跳上卡车逃走了。老人赶过去扶起朱秀清，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送到医院后，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她丈夫说，朱秀清身上卖菜赚的 50 多块钱，还有手上戴的双狮牌手表，都不见了。 这一下，警方确定了：这是系列作案！联系周边地区的警方后发现，泉州市惠安县、晋江市等地，近期也发生过类似案件。 2 月 14 日，一个由刑警和交警组成的联合专案组成立了。警方在福下县仙游路段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和周边地区并案侦查。到这时，大家终于确定，这绝非简单的交通肇事，而是故意杀人。可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反复调查后发现，这些死者之间毫无联系，凶手应该是随机作案。要说劫财，受害者都是普通农村妇女，身上最多几十块钱，为这点钱连续杀人，实在说不通；要说劫色，死者虽然都被脱光衣服，却没有被侵犯的痕迹，也说不通。 案情重大，且凶手还在疯狂作案，案件很快上报到福建省公安厅。由公安厅牵头，周边各市的精干力量都加入了专案组。这一并案，才发现早在仙游县的案件之前，类似的惨案就已经发生了。 1998 年 2 月 4 日上午 9 点，惠安县 110 接到报警：有人在惠安火车站前路南侧的草地上发现一具女尸。警方赶到后，法医鉴定认为，死者是被机动车撞倒后，造成胸肋骨、颅骨粉碎性骨折，因脑组织严重破坏、大出血而死，之后被抛尸。 当天下午，死者的丈夫前来认尸，确认是他妻子庄秀玉，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庄秀玉前一晚出门时骑的自行车、戴的英纳格手表，还有钱包，都不见了。 2 月 6 日上午，宁德市又发生一起类似案件，万幸的是受害者没死。飞峦镇某村的蔡某，向惠县公安局罗阳派出所报案，讲述了 2 月 4 日凌晨的遭遇：她从福州坐客车去惠安县涂寨找朋友，夜里坐过了站，凌晨 2 点在惠安县罗阳镇东风村路段下了车，沿着福下路往北走。走到距离铁路桥下 300 米左右时，一辆车从背后把她撞倒，她当场失去了知觉。 等她醒来，天还下着细雨，自己脸朝天躺在路边的田里，双手和脖子被绳子捆着。一男子竟对她动手动脚，粗暴地拉扯着她的衣物，对着她的身体做出种种不堪的举动，在她身上乱摸乱碰。她感觉到那人在摸她的下身，因为她穿了很多条裤子，对方没脱下来，就扯掉了她的金脚链抢走了。之后那人上了公路开车走了。 我爹死得早，我是家里大姐，从小干重活，力气大。 蔡某说，她拼命挣开了绳子，可双腿动弹不得，肚子也疼得厉害。为了活命，她用手爬上公路呼救，接连两辆大货车没停，第三辆停下来，两个中年男子把她送到了医院。检查发现，她断了好几根肋骨，腿部粉碎性骨折，肾脏挫伤，好在都不致命。但她的金手链、金项链、金脚链、钻石戒指，一块眼型女士石英手表，包内的 5000 元现金，还有一件苹果绿女士皮革行李包和一个黑色女士挎包，全被抢走了。 蔡某回忆，凶手年纪不大，三十多岁，最多不超过四十岁，相貌清秀，带着股书生气，不像穷凶极恶的歹徒。她可以肯定，自己从没见过这个人，更谈不上结仇。 歹徒还在继续作案。1998 年 2 月 21 日凌晨 2 点 45 分，莆田县灵川镇东沙村 26 岁的蔡桑霞，和仙游县风亭镇海岸村 28 岁的朱丽玉，从广州打工回来，在国道边候车时遭遇了横祸。她们各自带着一个小孩，还拎着不少行李，刚从一辆深圳开往仙游的卧铺大客车上下来，就在路边等车。 突然，朱丽玉看到两束强光直射过来，她觉得不妙，赶紧抱起儿子想避让，可那辆车还是撞了过来，将她们四个人都撞倒在地。更让人发指的是，那辆大货车开出几十米后，竟然又倒了回来，停在她们的行李旁。驾驶室里下来一个人，把她们的贵重行李都搬到了驾驶室内，然后朝她们走过来，似乎还想下毒手。 就在这时，一辆农用三轮摩托车路过，开车的是个老汉，后面还坐着几个小伙子。老汉见那人不仅不救人，反而像是要做坏事，就大喊：你干什么呢！ 凶手见三轮车上人多，吓得跳上车就跑。老汉的摩托车追不上卡车，只能先把四个伤者送到当地医院抢救。万幸的是，四人都只是受伤，蔡桑霞重伤，朱丽玉轻伤，没出人命。 这次，警方终于有了重要线索：作案车辆是一辆长斗长头、普通挡板的东风牌大货车，目击者还回忆起了车号的三个数字。 3 月 15 日，专案组的巡逻干警在仙游县交尾镇沙溪加油站后侧的厕所旁边，发现了一辆符合特征的东风牌大货车。打听后得知，这车晚上出车，白天车主就在车上睡觉，行踪十分可疑。更关键的是，这车的车号，和目击者回忆的数字对上了。 干警们立即对车辆布控，并调查司机身份。这司机绰号 ，是莆田县华亭镇人。一个认识他的司机说，阿狗还是个停薪留职的教师，近几年一直在跑运输，拉沙石。加油站门卫也回忆，2 月 21 日下午，他看到这辆无牌东风车停在旁边，驾驶室一块玻璃坏了。他怕东西被盗，就踏上踏板看了看，发现阿狗正用一本书盖着脸睡觉。两人还聊了几句，阿狗给了他一袋梨吃，那水果袋，我吃完就扔在加油站旁边的垃圾堆里了。 专案组对货车进行了仔细勘察，在油箱底部提取到了几点油渍，化验后发现是猪油，和 2 月 21 日案件中受害者从广东带回的猪油成分完全一致。而垃圾堆里的那个水果袋，经辨认，正是受害者从广东装水果用的。 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个 有重大嫌疑。当天夜晚，在莆田市涵江区一个姓林的女人家里，警方将正在睡觉的阿狗当场抓获。 审讯前，警方再次检查了大卡车，发现车体有多处撞击损伤，还有残留的血迹。经过对比分析，确认这辆车就是系列案件的作案工具。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阿狗没等审讯人员多问，就主动交代了在仙游、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犯下的系列驾车杀人抢劫案。警方虽然有心理准备，还是被他的供述惊住了 —— 他交代的案件中，有好几起是警方之前没掌握的。 阿狗供认，从 1997 年 11 月到 1998 年 2 月，他盗窃了两辆东风牌货车和一辆拖斗，然后用这些盗来的车故意驾车撞人 14 起，撞死 9 名妇女，撞伤 8 人，抢走了受害者的金银首饰、现金等财物。他专挑夜间行走的女性下手，尤其喜欢找穿红衣服的年轻女性。 审讯的干警忍不住问他：你知道自己撞死了 9 个人吗？ 阿狗满不在乎地说：差不多吧，撞了 14 个，基本都是重伤，大部分活不成。 杀了 9 个人，你一共抢了多少钱？ 不到一万。 也就是说，杀一个人平均才得一千块？ 阿狗却突然激动起来：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报复！为了寻求刺激！ 干警们更不解了：你不认识她们，跟她们有什么仇？ 我跟她们没仇， 阿狗愤愤地说，我就是恨女人！我对我老婆那么好，她却跟别的男人跑了！我讨厌她，也讨厌所有女人！我这辈子本来顺顺当当，全毁在女人手里了，报复杀人就是我的根源！ 他交代，第一次作案是 1998 年 1 月 26 日晚上 9 点左右，开车路过惠安县某石材厂时，因为该厂老板庄某欠他几万元石材款，多次催讨都没给，他怀恨在心。正好看到庄某的妻子李某从一家店铺走出来，一时怒气上涌，就开车把她撞死了。撞死人后他还不解气，跳下车撕开了李某的衣服，往她嘴里和重要部位里塞石子，然后把尸体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第二天我开车路过，看到庄家人跪在路边哭，心里高兴极了。 从此，他就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又杀了 8 个人。 经过调查，阿狗的真名叫吴元松，40 岁，原籍莆田县华亭镇。他确实不是一般的歹徒，而是个停薪留职的教师，曾经有份教书育人的好工作。 吴元松 1978 年开始代课，1980 年正式在仙游枫亭镇某小学任教。他外表斯文，看起来文质彬彬，谁也想不到，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下，藏着一颗扭曲的心 —— 他是个严重的性心理变态者，只是隐藏得很好。 1982 年，也就是他当老师的第四年，变态行为才被发现。当时学校一笔现金被盗，吴元松有重大嫌疑。校长报案后，警方搜查他的家，不仅找到了失窃的现金，还发现了大量女人的胸罩、内衣、内裤。而这几年，学校和附近的女性一直反映内衣被盗，大家都怀疑是变态所为，警方调查了不少混混和流浪汉都没结果，没想到竟是这个外表温文尔雅的吴元松干的。 这事让吴元松名声扫地，得了个 色狼 的外号。好在他干爹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一直护着他，才保住了他的工作。只是原单位待不下去了，在干爹的帮忙下调到了榜头镇某中心小学任教。 新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看在他干爹的面子上，一开始对他很宽容，有些厚道的老师还觉得，吴元松以前那些事，可能只是年轻小伙子一时糊涂，教育教育就能改。可没多久，女教师们就发现他本性难移。 一次，一个年轻女教师晚上去学校公厕，蹲厕所时突然发现男厕所的坑里有反光。她立刻意识到是有人用镜子偷窥，赶紧喊来另一个正在上厕所的女教师，两人一起把那个 堵在了男厕所里 —— 又是吴元松。 面对愤怒的女教师，吴元松还想抵赖，女教师们叫来几个男体育老师，强行搜身，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镜子和手电筒。可吴元松一口咬定没偷窥，这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但他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多名女教师甚至女学生发现，吴元松开始透过厕所隔板的缝隙，偷看女教师和女学生如厕。这些抱怨都传到了校长那里，校长也觉得难办。鉴于吴元松的心理变态行为，学校多次处分他，却没开除。 1986 年，吴元松因为多次调戏女学生，甚至强行抚摸女学生的重要器官，被家长联名告到了仙游县教育局和人事局。到了这地步，他干爹还想罩着他，最终教育局只给了他 留用察看一年 的处分，没开除。 这之后，吴元松老实了两年。期间，在他干爹的干涉下，家里人赶紧给他结了婚。干爹觉得，吴元松的变态可能是因为性饥渴，结婚有了正常的性生活就好了。可事与愿违，结婚后，吴元松的老婆多次向娘家抱怨，说吴元松那方面不行，对正常性生活也不感兴趣。她当时就想离婚，被娘家人劝住了。 更让人震惊的是，结婚后没多久，又有女教师和女学生反映，吴元松还在继续变态行为 —— 不仅偷窥女厕所，还偷窥女浴室，经常对她们进行言语和行为上的骚扰。他老婆本就不想跟他过，知道这些事后，果断跟他离了婚。 1991 年，声名狼藉的吴元松被调到盖尾镇某小学当体育教师。1992 年，他实在没法在教育界立足了，加上干爹病故，没人再护着他，只能被迫停薪留职，下海做砂石生意，搞起了个体运输。可即便如此，他还在暗中袭击女性，有过耍流氓的行为，曾经被一个受害者的丈夫狠狠打过。 吴元松归案后，一些刑侦专家认为他可能有精神问题，不然怎么会一不为钱二不为色，仅仅为了所谓的 和 ，就杀害这么多无辜女性？案发后，公安机关对吴元松进行了精神司法鉴定，结论是：没有精神病。鉴定认为，吴元松有严重的性变态心理，但这不属于精神疾病。 1999 年 6 月 3 日，吴元松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起系列撞车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可这个句号并不完整 —— 吴元松伏法了，但他给那些受害者及其家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却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刻在了他们的生命里，从未真正结束。 第24章 血色终局 2001 年 9 月 4 号中午，芜湖市的初秋被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洗得透亮。马塘区人事局副局长孙兆华下班走出办公楼，顺手撑开了那把黑色的折叠伞。她穿着一件暗格子短衬衫，配一条黑色短裙，胳膊上挎着个秀气的白色手包，手里拎着一兜刚从菜市场买的蔬菜，步子不紧不慢地往家挪。 这个 48 岁的女人，身高一米六四左右，皮肤白皙得像上好的瓷器，眉眼间透着常年坐办公室练出的干练，只是眼角的细纹藏不住岁月的痕迹。从背后看，她的身影在雨幕里带着点孤单落寞，伞沿滴落的水珠顺着伞骨滑下来，在水泥地上砸出细碎的水花。 孙兆华的家离单位不远，穿过两条街就到了利民路爱国小区。这是个临街的老小区，楼群密集，平日里总飘着炒菜的油烟味和孩子们的吵闹声。她住的 1 号楼 3 单元就在小区入口左手边，熟门熟路地进了楼道，踩着吱呀作响的水泥台阶往上走。 三楼的平台就在眼前，孙兆华抬手往包里掏钥匙时，身后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她没太在意 —— 这栋楼里邻里往来频繁，谁都没把这当回事。可就在她的手指刚触到钥匙串的瞬间，一双粗糙的大手突然从斜后方伸过来，死死捂住了她的嘴！ 唔 —— 一声沉闷的呼喊被堵在喉咙里，孙兆华的身体猛地一软，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向后倒去。她蜷曲着侧躺在自家门口的水泥地上，眼睛半睁着，脸上还带着来不及消散的茫然。暗红色的血从她身下慢慢渗出来，像一汪不断扩大的泥潭，触目惊心。 白色手包掉在一边，拉链敞开着，里面露出半张信纸的边角，上面的字迹火辣辣的，落款是个在芜湖市算得上大人物的名字。雨伞散了架，钥匙串滚到楼梯拐角，菜兜摔在地上，几个紫茄子滚出来，在血泊边停住，衬得那抹紫色格外刺眼。 十几分钟后，芜湖市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呼啸而至，可孙兆华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法医后来检查时数得清清楚楚，她身上有 27 处刀伤，每一处都深可见骨。 孙兆华出事没多久，她 24 岁的女儿莎莎下班回来了。这个在银行储蓄所工作的姑娘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见自家楼下围了好多人。她拨开人群挤进去，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盖着白布的身影，还有那把熟悉的黑伞 —— 姑娘瞬间懵了，接着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手忙脚乱地摸出手机打电话。 她一共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小姨，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一个给爸爸，语无伦次地说着 妈出事了；最后一个，打给了一个叫 周叔叔 的人。 这个周叔叔，正是芜湖市委常委、时任芜湖政法委书记的周其东。 那段时间，周其东总觉得心里发慌，像压着块大石头。这个 50 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在 2001 年遇到了这辈子最头疼的事。 周其东是繁昌县人，小时候念书、种田，后来当民办教师，一路读到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财经专业，算是正牌大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入党、提干，从公社团委书记到党委委员、副书记，再到镇长、镇党委书记，仕途一帆风顺，后来又当上繁昌县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县委书记，1998 年 2 月到 2001 年 9 月，坐到了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人大代表的位置，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官。 作为官员，周其东算得上幸运；可作为男人，他的烦恼能装一火车。 这些烦恼得从 1991 年说起。那年他还在繁昌县霍岗镇当党委书记，认识了当地的镇妇联主任 —— 也就是孙兆华。当时周其东刚 40 岁，相貌端正，气质儒雅，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孙兆华 38 岁，身材匀称，皮肤白里透红，像熟透的苹果。 周其东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个女人。两人从办公室里的眉来眼去，到偷偷摸摸在乡镇招待所约会，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后来无数个夜晚，周其东回忆起那段日子，都无法否认自己当时是真动了心 —— 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像小年轻热恋时的甜甜蜜蜜。 周其东是真爱孙兆华，可孙兆华是不是真爱他，谁也说不准，连他自己都糊涂。但自从跟了周其东，孙兆华的仕途确实一路高歌：镇妇联主任的位置早就不干了，先是当上镇党委副书记，后来又调到县里，在县人事局当局长 —— 那时候周其东已经是县委书记了。 这段从婚外情开始的关系，一拖就是十年。十年里，很多事情都变了。 1994 年起，周其东的身体越来越差，长期失眠、高血压、肾功能减弱，还怀疑脑部长了瘤，对男女之事早就没了兴趣。可孙兆华陷得太深，竟然为了他，把自己原本美满的家拆了。 孙兆华的丈夫是法官，两人是南陵县师范的同学，生了个女儿，夫妻感情一直很好。直到周其东出现，这个家才算彻底完了。一开始两人还顾着面子，不吵不闹，直到 1998 年，实在过不下去了才离婚，财产、子女都处理得妥妥帖帖，算是好聚好散。 周其东的家里情况也不错：三个孩子，两个闺女一个儿子，个个成家立业；妻子是县里的小学老师，为人宽厚，就算听到些关于他的风言风语，也从不多问。 可随着时间推移，周其东越来越想摆脱孙兆华。不是良心发现觉得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好，而是官当到这个位置，他还想更上一层楼，孙兆华的存在，尤其是她那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爱，让他感到恐惧。 孙兆华年纪越大，心越想往回收。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她开始渴望一个家，渴望能有个人陪她吃三餐饭、说贴心话。我都为你离婚 3 年了，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这话一出口，等于两人彻底摊牌，爱情到了这份上，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周其东想来想去，除了逃没别的办法。他尝试用感情之外的东西补偿：给钱、买房、帮她女儿安排工作、解决亲戚家孩子上学的问题、买戒指首饰，甚至连莎莎单位的事都格外上心。可孙兆华要的不是这些。 她手里握着三样 —— 三张纸条。 第一张是 1996 年写的。当时孙兆华要参加引资活动去日本考察，临走前到周其东办公室（他当时还是繁昌县委书记），半开玩笑地让他写几个字，你不写我现在就跳楼。周其东明知这女人心思深，还是写了，全是些 我爱你海枯石烂 没你我活不下去 之类的肉麻话，像初中生追女孩的情书。 第二张是 2000 年写的。那时两人感情已经快崩溃了，周其东生病，孙兆华去看他，顺便提出来想解决职务问题。周其东正烦着呢，劝她 现在已经不错了，别为难我。孙兆华不乐意，逼他再写点东西，不写我就把咱俩的事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周其东又气又恨，还是写了封炙热肉麻的情书，落款写了 俩字，可见当时多郁闷。 最后一张是 2001 年 5 月写的，是份自我检查。那天两人在孙兆华家因为琐事吵得差点拍桌子，孙兆华又提要求：你写个条子，约法三章，不跟你老婆离婚，我就公开咱们的关系。 周其东心想 债多了不愁，还是写了。 除了纸条，孙兆华还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详细记录了她和周其东这段特殊情感的全过程，字里行间说周其东是个花心男人，还怀疑他外面有别的女人。 从 1991 到 2001，整整十年，周其东经历了一场从甜蜜到苦涩、最终反目成仇的爱情。到 2001 年，他已经快崩溃了，满脑子都是怎么摆脱这个女人。 9 月 4 号中午，周其东正在外面吃饭，传呼机突然响了，是莎莎发来的：我妈妈在家门口被杀死了，周叔叔你快来呀。 他当时就觉得俩腿发软，呼吸急促，撂下碗筷就跑。驾驶员在后面喊 周书记，他也没回头，跳上辆出租车就往爱国小区赶。 赶到孙兆华家楼下，刚上三楼，周其东就看见了她。那个平时在怀里软香温玉的女人，现在成了冰冷的死尸。地上一大滩血迹，她生前的物品散落一地，那粘稠的暗红色刺得他两眼生疼，血压瞬间飙升，脸色差得吓人。 现场办案的公安民警，严格说起来都是他的部下。民警们表情凝重地忙进忙出，周其东悄悄把负责人叫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孙兆华... 跟我... 有一些隐私关系... 你们搜查时... 请替我注意影响。 下午回到办公室，周其东整个人都软塌塌的，像丢了魂，一下午无所事事。晚上 10 点多，他又去利民路派出所了解情况 —— 之前有人提供线索，怀疑是莎莎谈恋爱交友不慎引来的祸事。周其东心里竟有点期待这是真的，可到了晚上，派出所告诉他：周书记，莎莎的男朋友不是嫌疑人。 这个消息让他心情更沉重了。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最要紧的是几天后打给市公安局某负责人的那个 —— 电话通了，却没人接。周其东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不接我电话，肯定是怀疑我了。 他挂断电话，一屁股瘫在椅子上，喃喃道：完了，这下真的完了。 要弄清这案子，还得提一个关键人物 —— 赵争和。 周其东在繁昌县当县委书记时，认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其中跟赵争和最铁。赵争和 30 多岁，是繁昌县土生土长的农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是个聪明人：从当临时工摸爬滚打，后来办起水泥厂，发展成庞大的集团公司，自己成了董事长，还当上县政协委员，在芜湖繁昌地界上名气很大。 他的集团可不是虚的：有水泥厂、货船、码头、仓库，工人好几千，每年交税几百万，身价据说接近上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款。 周其东和赵争和的关系，是典型的 官商勾结：周其东当县委书记时，为赵争和的厂子贷款筹建、打进上海市场等关键问题出了大力；赵争和则为周其东请吃请喝、送烟送酒、买礼品、给钱花，鞍前马后地伺候。几年下来，两人竟成了能掏心掏肺的 亲近人。 2001 年春节后，周其东实在憋不住心里的苦闷，在一次饭局后，把赵争和叫到自己在市委的办公室。 争和， 周其东叹着气，孙兆华步步紧逼，我之前给她的那些好处，全打水漂了，根本挡不住局面恶化。你能不能出点血，狠狠给她一大笔，看她能不能放过我？ 赵争和多机灵，立马明白过来：周书记放心，你这棵大树可不能倒，你倒了我以后靠谁去？不就是钱吗，多了没有，二三十万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赵争和答应得痛快，周其东立马精神了，把孙兆华的手机、bp 机号码都告诉了他，让他尽早约孙兆华见面，临走还嘱咐：千万别提 隐私 俩字，孙局长爱面子。 后来赵争和约了孙兆华，可沟通结果很不理想。他刚说 我听周书记讲，你要让他离婚，孙兆华立马否认：我没有。 接着口气很硬地说：我年纪越来越大，他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这话让赵争和很尴尬，索性开门见山：孙局长，你们具体的事我不方便说，如果你缺钱用，我可以帮忙。 哪知道孙兆华根本不买账，喝了口水说：我头有点疼，先走了。 回去就给周其东打电话：你什么意思？让赵争和找我，他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好跟他开口要钱？ 周其东接完电话就傻了眼：这女人真是疯了，钱也不要，就要他这个人。他到底该怎么办？ 日子在周其东的烦恼中一天天过去。到了 5 月的一个晚上，周其东、赵争和从饭局出来，又去了市委办公室。窗户开着，春风吹进来，带着外面花开的甜香，可周其东哪有心思欣赏。 他又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的苦处：争和啊，两个女人，死掉一个就好了，我就能出头了。你说外面每天那么多车祸，死掉一个就好喽... 周其东说这话时，眼神都变了。就在这个春风和煦的晚上，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的心里，长出了一股杀机。 他急不可待地跟赵争和说：争和，我相信你。你搞个车，找一个人，搞一个车祸。我现在正式跟你讲，你一定要替我把这件事做了。我在这个位置上，搞个车祸没多大问题，能处理好，花点钱事情就解决了。 接下来的日子，周其东像着了魔，认定车祸是了断他和孙兆华十年情人关系的最佳方法。他无数次幻想着孙兆华死去的景象，还跟赵争和商量：可以把孙兆华接出来，到繁昌转转，中途故意开进池塘里，把她淹死就得了。 他还提醒赵争和：到时候别忘了先通知司机，思想上有准备，让他跳出来，只淹死孙兆华一个，别把司机也淹着。 至于用什么车、什么人，两人反复商量：赵争和的车不能用，目标太明显；他的司机也不能用，怕不保险 —— 毕竟在芜湖，谁都知道他俩关系近，赵争和不安全，周其东也跑不了。 最后决定：用外地的车，外地的人，具体由赵争和操办。 赵争和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 —— 杨谋能。 杨谋能 30 多岁，六安人，个体户，早年在上海打工，后来注册了家叫 的公司，做水泥、沙石、编织袋生意。这是个胆大心狠的江湖混子，长得五大三粗，经常惹是生非：1996 年因斗殴被金寨县公安局治安拘留 10 天，2001 年又因打架被人砍断了脚筋。 杨谋能和赵争和有业务往来，赵争和在生意上经常关照他，进他的编织袋、水泥，两人意气相投，算是江湖兄弟。 2001 年 7 月份的一天，赵争和专程赶到六安杨谋能家，可杨谋能脚筋被挑了，动不了。赵争和扔下 5000 块钱慰问金就回来了，心里却没死心：不找他，该找谁呢？ 于是他又给杨谋能打电话，把事说了。杨谋能在江湖上混惯了，没什么正邪善恶之分，听赵争和说 有个朋友想搞个车祸撞死个人，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 杨谋能腿动不了，自己干不了，就派出了司机张一好和业务员秦宇华，用车是杨谋能的丰田车。 张一好和秦宇华到芜湖后，赵争和立马向周其东汇报：周书记，人找好了。 接下来就是让这两人熟悉目标。赵争和约了孙兆华母女在海螺宾馆豪华自助餐厅吃午饭，他心怀鬼胎，眼角时不时扫来扫去 —— 那两个六安人就住在宾馆里，他提前通知了他们来餐厅认人。 吃完饭，赵争和特地提醒杀手：记住了，是那个老的，小的是她女儿，千万别弄错。 不知不觉中，孙兆华被自己的情人，推到了杀手面前。 可这俩杀手盯了好几天，发现车祸真不好制造。孙兆华离异后带着女儿在芜湖生活，除了盯着周其东，剩下的日子深居简出，循规蹈矩：按时上下班，走路走人行横道，过马路走斑马线，从来不闯红灯、不乱闯乱窜。 她这极好的交通习惯，无形中让自己多活了几十天。俩杀手早晚跟着，愁得不行：她怎么就不在大马路上走？怎么不横穿马路？这车祸怎么弄？ 他们把情况告诉杨谋能，杨谋能又转告赵争和：赵总，不行啊，这女人太守规矩，没机会弄车祸。硬搞的话，只能开车往人行道上压，那得死好多人！ 赵争和一听就急了：那可不行，出车祸死好几十口，肯定得把我拽出来！ 心凉了半截，只能让俩六安杀手先回去。 周其东得到消息，心里不是滋味：怎么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跟赵争和说话时，话里话外满是愤怒。他现在心急火燎，之后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催赵争和：争和，那件事你得再想想办法。 可怜的孙兆华对这一切茫然不知，依然上班下班两点一线，时不时找周其东提醒 该离婚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命悬一线。 2001 年 8 月 30 号晚上，芜湖热得像个蒸笼，一动就是一身汗。海螺宾馆走出来三个男人，打了辆出租车，在马塘区政府附近停下。 这三人是杨谋能、张一好，还有个叫王长春的 20 多岁年轻人 —— 他是这起命案里第六个出场的犯罪人。 王长春也是六安人，劣迹斑斑的负案在逃犯：初中辍学后成了无业游民，整天带着刀子四处乱混，抢劫斗殴无所不为。1995 年因抢劫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1999 年因涉嫌故意非法携带管制工具、聚众斗殴，被六安市检察院批捕在逃 —— 在那年的斗殴中，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 8 月 30 号中午，无所事事的王长春接到杨谋能电话，让他赶紧去芜湖。王长春一听 杨总找，不问三七二十一，跟着杨谋能和张一好就来了。 杨谋能一直没办成事，心里有些愧疚。前不久在上海遇见赵争和，又提起这事，他再次自告奋勇，跟着赵争和到芜湖看看有没有机会动手。 车祸显然不行了，杨谋能问赵争和：咱们能用其他办法吗？ 赵争和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甩给杨谋能 2000 块钱，让他安顿好来人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你看着办。 看着办 这三个字，可太有学问了，里面的深意全靠自己揣摩。杨谋能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给了他极大的空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可杨谋能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于是一个电话叫来了小兄弟王长春。 8 月 30 号黄昏，杨谋能、王长春、张一好在马塘区政府一个阴暗的角落躲着。张一好先指认下班回家的孙兆华：看好了，就是这个女的。 让王长春仔细记住长相，之后还尾随着走了一大截路。 第二天、第三天，杨谋能又带着王长春盯梢踩点，终于摸清楚了孙兆华的详细住址。 目标和地址都确定了，杨谋能问王长春：长春，你一个人能把这事干了吗？ 怕他力不从心，又提出来：要不要把袁正喊过来一起干？ 袁正是这起案子最后一个出场的人物，年龄、秉性、简历、籍贯、前科，甚至长相，都跟王长春几乎一模一样，堪称 异性兄弟。他和王长春是同一起案子的批捕在逃犯，从小发小，一起长大，一起为非作歹，臭味相投，形影不离。 9 月 2 号，杨谋能和王长春返回合肥招兵买马。袁正在合肥跟一个女人合伙开了家发廊，一喊就到。在杨谋能合肥的家里，听了简单交代后，袁正二话不说，干脆利落俩字：行，干！ 事情到这一步，孙兆华的命是必取无疑了 —— 谁能挡得住这几个流氓？ 下午，杨谋能掏出 100 块钱，让王长春去买刀和铁棍子。王长春在城隍庙地摊花 60 块买了把单刃军用救生刀。杨谋能一看：你们两三个人，一把刀不够。 又从家里找了把藏刀，当场分配凶器：王长春用军刀，袁正用藏刀。 约定好第二天上午 8 点在杨家碰面，然后正式出发。 9 月 3 号临行前，三人又去城隍庙买了个蓝色帆布包、两双手套和一条毛巾，把东西装进包里，开车往芜湖赶。 一到芜湖住下，杨谋能就安排王长春带着袁正去认人认路。当天晚上，三人在酒店里商量具体操作细节，杨谋能 悉心指导要杀人，就得这么这么办。一定得拿走她的提包和钱，造成抢劫的假象。我接应你们，完事一块跑。 最后杨谋能还怕事情不圆满，提出要带伤出征：这么着吧，我跟你们一块去，在第一线指挥。 俩年轻小弟赶紧劝：大哥，你别去了，伤着呢，这事交给我们，保证办妥！ 9 月 4 号中午，孙兆华下班时，太阳正毒，热辣辣地烤着地面。她打着伞，拎着包和菜，慢悠悠地走着。毕竟 48 岁了，尽管原本长得不错，可年龄不饶人 —— 连杀手看见都冷笑：都成老奶奶了，还值得一杀？ 孙兆华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根本没察觉有人盯着她，更不知道死神已经找上门。 10 点多，杨谋能跟王长春、袁正收拾东西分头行动。兄弟们去干吧！ 杨谋能还挺有 大将风度。 王长春和袁正拎着家伙出门，在马塘区政府大门口，袁正看见孙兆华出来，赶紧尾随跟上。女人上了楼，袁正用手机给王长春发信号 —— 王长春早就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平台等着了。 孙兆华到家门口掏钥匙时，王长春从楼梯上蹑手蹑脚下来，上前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握着军刀，狠狠捅进她的肚子。 挨了第一刀，孙兆华软软倒下去，整个身子靠在王长春身上。王长春把她往地上一放，一边放一边又捅了十几刀。袁正听见楼上有动静，知道已经动手，赶紧跑上来，对着躺在地上的孙兆华又捅了十几刀。 两人打开孙兆华的挎包，把凶器装进去，不慌不忙地扬长而去。走出小区和杨谋能汇合后，一伙人打出租车向繁昌逃窜。 车到繁昌收费站 200 多米处，杨谋能让司机停车：我们是外地人，想看看长江。 他让袁正他们把作案的两把刀、手套和带血的衣服都扔到江里，蓝色帆布包也撕破甩掉，之后一伙人继续上车，先到繁昌，后到霍岗，住进渡江宾馆。 早在车到繁昌时，杨谋能就联系了赵争和。在渡江宾馆大厅见了面，下午又在杨谋能房间里，赵争和从口袋掏出一沓钱，差不多 9000 块，递给杨谋能：谋能，你来这么多人，钱够不够用？ 杨谋能凑近他耳朵：赵总，那个女人，我们两个小兄弟捅了她几刀。 赵争和听完，一言不发地出门了。 当晚，杨谋能到王长春和袁正的房间，俩杀手杀了人毫无愧疚，还在争功：那女人被我捅了一二十刀！ 谁说的，我也捅了好几刀！王长春一边说一边亢奋地指着胸口和脖子： 捅这了！捅这了！ 直到服务员送水果，俩人才乖乖闭嘴。 第二天上午 8 点，杨谋能和王长春、袁正一起坐车到铜陵，给了俩手下每人 800 块，让他们买衣服皮鞋，之后送上开往合肥的车。 案发当天，周其东心神不宁，给赵争和打了好几个电话。作为政法委书记，他智商情商都不低，知道自己和孙兆华的隐私关系早晚暴露，和赵争和几个月的手机热线联系也迟早被发现。如果真是赵争和干的，案发当天反而没电话，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 于是周其东刻意打了几个电话，可赵争和要么不在服务区，要么没人接，好不容易接通了，俩做贼心虚的人也只说些生产销售之类的废话。 周其东在煎熬中过了几天，直到所有嫌疑人都被排除，公安局也不接他电话，才完全确定：这就是赵争和干的。 说他狡猾也好，侥幸也罢，很快就到了面对现实的那一天。 2001 年 9 月 16 号，周其东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10 月 17 号，被省纪委开除党籍；10 月 21 号，被芜湖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与此同时，赵争和、杨谋能、王长春、袁正一伙人也落网了，只有秦宗华和张一好下落不明，负案在逃。 周其东被刑拘后，第一次接受审讯时矢口否认：这命案跟我没关系。 为转移侦查视线，他不惜承认：我经济上有问题，你们查我经济问题去吧。 这是他的 丢卒保车 之计，可哪能骗得过民警？杀人命案和经济犯罪的侦查同步进行，一个都不能少。 周其东还真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为金钱犯下受贿、贪污两大罪状。他送给孙兆华的钱和房子，大多来路不明；捞取的金钱，也多和赵争和这类商人有关。这个堂堂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早从骨子里烂透了。 2002 年 1 月，蚌埠市检察院按照安徽省检察院的指定管辖，对周其东案审查起诉。 1 月 9 号，在第一看守所关押多日的周其东再次接受讯问。这个当年名噪一时的政府高官，早已没了往日气派，成了再押待决犯。他穿着普通藏蓝色棉袄和同色长裤，脚上踩双布拖鞋，脸色灰暗，神情倦怠，双手大拇指来回缠绕着，一会苦笑，一会叹气，却依然思维清晰，表达流畅。 被逮捕后，周其东也后悔了：我过去在县里沾上了傍大款的坏毛病，官傍款，款靠官，这官商勾结... 我当上政法委书记后，混在企业老板中称兄道弟、义结金兰，根本不像个一身正气的政府官员。 周其东忏悔时，赵争和比他更后悔。赵争和到案后态度基本稳定，老实供认：我本来董事长当得好好的，一不为钱，二不为仇，却卷进一桩血案，还是彻头彻尾的策划者、组织者、主谋，我真不甘心。如果现在要杀人，我最想杀的就是周其东。 他也承认：这是权钱交易发展到极端的表现。权钱交易中，用来换权的不只有钱，还有美女和种种享乐，可在这个案子里，换权的却是一条鲜活的人命。 剩下几个同案犯，个个都是几进宫的老手： 杨谋能大大方方承认：我杀人是为了还人情。 王长春说：我潜逃上海时，杨谋能对我有恩，他让我干，我就得干。 杨谋能甚至在审讯时讲 江湖道义如果能用我的命换王长春和袁正的命，我愿意，我已经给自己判过死刑了。 只有袁正在为自己辩护：我杀人一是受杨谋能唆使，二是我捅被害人时，她已经死了 —— 人死了不能再杀一遍，我多捅几刀没关系，不算杀人。 2002 年 2 月 28 号，这起案件在安徽省蚌埠市公开审理。经过长达一天半的庭审，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 被告人周其东犯故意杀人罪、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非法所得 26 万元予以追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0 万元。 另外 4 名同案犯中，3 人被判处死刑，1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场横跨十年的孽缘，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可对那些被牵连的家庭来说，伤痛才刚刚开始 —— 就像芜湖初秋的雨，缠绵不绝，带着化不开的寒意。 第25章 张扣扣复仇血案 2018 年 2 月 15 日，农历大年三十。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三门村早已被年味裹紧，红春联在土墙上绽开喜庆的纹路，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飘出腊肉混着松木的香气。村民们踩着满地炮仗碎屑往来招呼，连空气里都浮动着赶集归来的喧闹 —— 直到中午那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划破晴空，将这浓稠的年意搅得支离破碎。 这场震惊全国的复仇血案，让这个秦岭脚下的普通山村，在整个春节都成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在汉中乡间，除夕上坟祭祖是雷打不动的老规矩。临近中午时，三门村周边的山坳田埂间已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簇簇火光在坟头跳动，烧尽的纸钱灰被风卷着飘向灰蒙蒙的天际。35 岁的张扣扣没去给母亲上坟，父亲张福如对此并不意外。自从 1996 年汪秀萍死后，这个儿子极少踏足母亲墓地。唯一的一次还是前几年，纸钱刚点燃，张扣扣就蹲在坟前哭得直不起腰，此后便再没去过。 那天上午，张福如照旧和三个兄弟、一个侄子往祖坟去。他揣着纸钱往山上走时，压根想不到，留在家里的儿子正将一把磨得锃亮的单刃刀藏进袖口 —— 按照六天后南郑区政府的案情通报，张扣扣戴着帽子口罩，早已盯上了正要去上坟的王孝军、王正军兄弟。 王家与张家是隔路相望的邻居，22 年前那场人命案，像根生锈的钉子，将两家人的命运死死钉在仇恨的对立面。平时王家兄弟都在外谋生，只留老父母守着村里的老宅，这天因过年才难得聚齐。 看人家王家，烧纸倒积极。 邻居张小万坐在自家火炉边烤火时，冲弟弟努了努嘴。那时刚过 11 点，王孝军、王正军兄弟带着十多个亲戚，提着装满香烛纸钱的篮子往村外走。张小万看着他们的背影，压根没料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王家祖坟就在村口不远处的坡地上。王孝军、王正军烧完纸磕了头，先跟几个亲戚慢悠悠往回走，堂兄王汉娃（王汉军）和另外两人留下放完鞭炮才动身。正是这个耽搁，让王汉娃成了部分凶案的目击者。 中午 12 点 10 分左右，刚拐进进村小路的王汉娃突然听见惊呼。他抬头看见一个戴长檐帽、黑口罩的男人正用刀捅向躺在地上的王正军，刀刃没入后背的闷响隔着老远都能听见。神经病杀人了！ 有村民在喊，王汉娃慌忙掏出手机要打 110，那时他还不知道，王孝军早已倒在不远处的旱沟里。 王孝军的大嫂王庆兰走在最前面，离他不过一二十米。她刚走到村口商店门口想打招呼，转头就看见那戴口罩的男人持刀扑向王孝军，刀刃瞬间扎进腰腹。王孝军滚进路边旱沟，男人跟着跳下去，在他肚子上连捅十几刀，血沫子溅在沟边的枯草上，洇出点点暗红。 神经病杀人了！救命啊！ 王庆兰的呼救声卡在喉咙里，她拽着两个吓傻的小孙子躲进二叔家，从窗户缝里看见男人杀红了眼，从沟里爬出来又往王正军身上补了几刀，随后大摇大摆往村深处走。直到这时，王庆兰才认出那双眼 —— 是张扣扣。 后来她才从其他目击者口中拼凑出全貌：张扣扣先抹了王正军的脖子，追上跑在前头的王孝军将其杀害，最后折返回来补刀，动作干脆得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王自新的孙子王亚丽站在二十米外的马路边，看得浑身僵硬。没看清他从哪冒出来的，戴口罩帽子，先杀老三，后杀老大，俩人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她眼睁睁看着张扣扣转身朝爷爷王自新家跑去，没人敢拦，都吓傻了。 王自新家离案发现场不过几百米。71 岁的王自新正坐在屋檐下晒太阳，老伴杨桂英在屋里收拾年货。杨桂英耳背眼昏，直到王汉娃撞开门冲进来，才知道三个亲人已倒在血泊中。 张小万的妻子站在自家门口，亲眼看见张扣扣闯进王自新家。她的惊叫声引来了丈夫，张小万出门时，正撞见戴帽子的男人从王自新家出来，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是扣扣！ 王汉娃的喊声让他一个激灵 —— 那把刀足有三十公分长，不锈钢的刃口锋利得能映出人影。 冲进王自新家的村民发现，老人已经倒在屋檐下，胸口插着那把刀，眼睛还圆睁着望着天。 张扣扣没立刻逃走。他回了趟家，拎出个汽油瓶，走到王孝军停在张小万家门口的小汽车前。砸窗声、倒油声混着村民的惊呼，让这个年三十的午后彻底陷入混乱。王汉娃跑过去时，正看见张扣扣往车身上浇汽油，你这是干啥？大过年的！ 他忍不住喝止。 张扣扣转头瞪他，眼神像淬了冰：别管，最好别掺和。 王汉娃看见那把刀别在他后腰，吓得后退几步，这时才有人喊：沟里还有一个！ 等他跑到旱沟边，王孝军早已没了气息，眼睛望着天空，仿佛还在诧异这突如其来的死亡。 火光冲天时，张扣扣沿着村路往外走，边走边低声念叨：22 年的仇，终于报了。 有村民听见他说，唯一遗憾是没抓到老二。 张小万的弟弟想拉住他：哥，你这是要让伯伯咋办啊？ 张扣扣甩开他的手，声音里带着种近乎癫狂的平静：我自有分寸。 那时，张福如还在山上祭祖。烧完纸钱起身时，侄子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的人急吼吼地说：赶紧让福如回来，出大事了！ 他往山下走，刚到半山腰就听见警笛声由远及近，一个村民气喘吁吁跑来：快跑！扣扣杀人了，怕人灭口！ 张福如钻进后山废弃的老屋，躲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黄昏才敢回家，那时村里已贴满了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 王家老二王富军的劫后余生，藏着几分侥幸。44 岁的他是汉中碑坝林场的工人，大年三十本打算去女朋友家过年。早上帮着收拾屋子时，大嫂突然来电：你同学在刑警队说，老家出事了。 骑摩托车往回赶的路上，堂嫂和堂哥的电话接连打来，语气慌张却不肯明说。直到快到新集镇，堂哥才在电话里低吼：别回来！找地方躲着！你爸可能被砍伤了！ 王富军在镇中心医院门口等了十分钟，没见救护车来，心一点点沉下去。最后是侄子的电话揭开了残酷真相 —— 父亲和两个哥哥，全没了。 他晕乎乎骑回女朋友家，下午就被警察接走保护起来。直到大年初二张扣扣自首，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才结束。 这场血案的根源，埋在 1996 年那个燥热的夏夜。 那年张扣扣 13 岁，正是记事儿的年纪。在三门村，母亲汪秀萍的名声很复杂 —— 有人说她热心肠，红白喜事总抢着帮忙，干活实在得让人佩服；也有人说她脾气火爆，能坐在人家门口骂上一整天，连暖水瓶都成了骂阵的道具，骂人的话脏得能把人听脸红村里十户人家，她起码跟八户吵过架。 有村民回忆。 张王两家曾亲如兄弟。张福如的大哥张忠如说，小时候王自新的父亲认他做干儿子，说是能冲掉晦气，两家农忙时互相搭手，孩子们也常混在一块掏鸟窝、摸鱼虾。后来关系恶化，有人说是因为王自新带张福如做贩猪生意，后来又把他甩开了，惹得汪秀萍不满。 1996 年 6 月，一场由西瓜引发的口角，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张福如后来在诉状里写道，汪秀萍送了几个西瓜给邻居戴小庆，被路过的王自新妻子杨桂英听见，认为是在嘲讽自家，两家由此结怨，6 月 20 号前后还因为这事对骂过一场。 8 月底的一个傍晚，矛盾彻底激化。王富军记得那天刚播新闻联播，他在门口乘凉，汪秀萍路过时朝他吐口水。第一次没吐到身上，他没作声；十几分钟后汪秀萍返回，一口唾沫直接啐在他脸上。年轻气盛，就扇了她一耳光。 王富军说。 接下来的场面彻底失控。汪秀萍的咒骂声引来了丈夫和女儿，她抄起一根扁铁打在王正军额头上 —— 那扁铁不知是丈夫还是女儿递过来的。17 岁的王正军急了，从柴垛里抽出根 1.5 米长的木棒，一抡就砸在汪秀萍头上。 张福如正在给小猪喂食，儿子张扣扣哭着跑来：妈被打死了！ 他赶到现场时，汪秀萍已经倒在地上，嘴里涌着血沫，喉咙里发出 呼噜呼噜 的声响，他抱起妻子时，听见她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血顺着嘴角往脖子里流。有村民说，当时听见王自新喊：打去！打死了有老子挡着！ 王汉娃的妻子李丽萍在现场拉架，后来成了庭审证人。王汉娃说，那天他在 30 米外打麻将，听见动静出来时，汪秀萍已经靠在树上不动了。村支书王小明赶来安排送医，乡医院的大夫听完心跳就摇了头 —— 人已经没了。 法医验尸的场景，成了张扣扣终生难忘的噩梦。在村口路边，他看着母亲的衣服被剪开，头皮被翻开，头盖骨被锯开拍照，缝合后的脸早已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多年后他对律师说，那画面像刻在脑子里，每次想起来都浑身发抖。 1996 年 12 月，南郑县法院判决：王正军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判七年，因未满 18 岁且坦白认罪，加上王家支付了 8139.3 元丧葬费，从轻处罚。张家不服 —— 他们认为打死人的是王富军，王正军是顶罪；更觉得赔偿太少，除去丧葬费，王家只再付了 1500 元经济损失。张福如在申诉材料里写道：我妻惨死，凶手未偿命，公理何在？ 但判决终究成了定局。王正军 1997 年进入少管所，七年后出狱，从此很少回村。 这 22 年里，三门村的日子照过，张王两家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张扣扣初中毕业后去新疆当兵，据说在部队里曾说过 要锻炼身体给妈报仇，被指导员谈话；退伍后四处打工，在深圳当过保安，去斐济出过国，35 岁仍未婚，新房盖得漂亮，却总空荡荡的。村民们说他 ，不爱出门，不抽烟喝酒，唯一的消遣是在家看电视。只有发小张小万知道，他心里那根刺从没拔过。腊月二十六两人在小桥上聊天，张小万劝他：30 多了，找个媳妇过日子吧。 张扣扣突然烦躁起来：娶媳妇要几十万，有那钱不如买辆车。 没人知道他何时起了杀心。只知道 2017 年 7 月他就回了村，比往年早得多；知道他买了年货，陪外甥女买彩笔时笑得像个孩子；知道腊月二十九他还拿出护照跟同学炫耀，说去了斐济；更知道大年三十那天，他揣着刀出门时，阳光正好，炮仗声正响。 张扣扣逃了两天。大年三十晚上躲在新集镇河边草丛，初一白天在河滩游荡，想回家看父亲一眼却不敢靠近，最后在邮储银行 Atm 机旁蹲了一夜。初二早上 7 点 45 分，他走进派出所自首，说 该做的都做了。 指认现场那天，天飘着小雨。戴着手铐脚镣的张扣扣被武警押着，在围观人群的注视下走过熟悉的村路。同学张庆红挤在人群里，看见他经过时扬起手打招呼，像往常一样说 ，可当听见 一路走好 的喊声时，这个杀了三个人的男人，突然红了眼眶。 2019 年 1 月 8 日，汉中中院一审宣判：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死刑。他当庭上诉，却没能改变结局。 如今的三门村，张王两家的房子仍在 —— 张家是崭新的二层小楼，王家老宅的土房塌了一半。张福如总穿着件七零八碎的旧毛衣，那是汪秀萍生前织的，他说 穿着暖和。村民们路过这两栋房子时，总会加快脚步，没人再提那年的西瓜，也没人再提那个血红色的年三十。 就像村口那条水泥路，被无数脚印磨得光滑，却永远印着 22 年的仇恨与血痕。 第26章 爱情与罪恶 2009 年 12 月，上海的空气里已经裹着凛冽的寒意。市公安局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将角落里那道纤细的身影照得无所遁形。 椅子上坐着个少女，约莫十七八岁的年纪，脸蛋上还挂着未褪尽的婴儿肥，透着一股青涩的稚气。可此刻，她的双手正焦灼地绞在大腿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肩膀微微耸动着，像是寒风里瑟缩的幼鸟。 “你叫什么名字？” 女警的声音尽量放得柔和，手里的笔悬在空白的笔录纸上，“今年多大了？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吗？” 少女怯生生地抬起头，眼眶红得像浸了水的樱桃，飞快地瞥了女警一眼，又慌忙低下头去。她的嘴唇动了动，发出像蚊子哼似的声音：“知道。” “声音大一点。” 女警往前倾了倾身子。 少女深吸一口气，带着哭腔重复道：“知道…… 是因为我杀人了。” 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个小小的墨点。女警望着眼前这张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实在无法将 “杀人”“雇佣绑架” 这些残酷的字眼与她联系起来。空白的笔录纸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仿佛也在无声地质疑这个答案。 女警起身倒了杯温水，放在少女面前的桌上，杯壁很快凝起一层水珠。“先喝点水吧。” 她试图扯开话题，“说说你的基本信息？” 可少女像是被胶水粘住了嘴，始终低着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没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审讯陷入僵局，女警看着她瑟瑟发抖的模样，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这孩子真的是杀人犯吗？她的动机是什么？又是怎么策划这一切的？ 2009 年 12 月 21 日傍晚，金山区金二东路 30 号附近的绿化带里，环卫工人老张正推着清洁车慢慢走着。他眼角瞥见草丛里露出一角大衣，以为是别人丢弃的垃圾，便走过去想捡起来。可手还没碰到布料，眼睛往上一抬，突然 “啊” 地一声放声尖叫 —— 大衣下面，竟裹着一具女尸！ 尖叫声引来了过路的行人，大家纷纷围过来探头询问。老张吓得脸色惨白，手指颤抖着指向草堆：“死、死人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路边的路灯光线昏黄。过路人凑近了才看清那具尸体的模样，也都吓得倒吸凉气，慌忙掏出手机报警。 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刻出警赶到现场，用警戒线将绿化带围了起来。民警一边给老张和围观群众做笔录，一边调取附近的监控，试图找到抛尸的线索。 技术人员对女尸做了初步检查：死者穿着一件咖啡色大衣，系机械性窒息身亡，身上没有明显的殴打痕迹。经过身份核实，死者名叫李慧娟，36 岁，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 —— 正是当天中午警方接到的失踪报案里的当事人。 原来，当天中午 12 点左右，桃浦路某小区的业主周传庆就打了报警电话，说妻子李慧娟突然联系不上了。民警很快通知周传庆来认尸，同时让查看小区监控的同事重点留意进出的陌生车辆。 当白布被掀开时，周传庆看着妻子的脸，瞬间泣不成声。他怎么也想不到，才几个小时没见，就已是天人永隔。 民警询问他：“李慧娟平时有没有和人结仇？家里最近有没有得罪过谁？” 周传庆使劲摇头，语气坚定：“我爱人脾气好得很，见人都是笑嘻嘻的，在超市收银从没被人投诉过，不可能有人寻仇的。” 民警记下他的话，点头示意他继续说。可周传庆却没了下文，只是红着眼圈发呆。 “怎么不说了？” 民警皱起眉，“那你自己的社会关系呢？有没有什么纠纷？” 周传庆面露尴尬，搓了搓手：“我在驾校当教练，平时说话是有点冲……” 见民警脸色严肃起来，他赶紧解释，“但学员都顺利通过考试了，我也没压榨过他们，驾校教练都这风格啊。” 正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敲响了。另一名民警走进来，低声说：“案子有突破。” 周传庆猛地站起来：“是不是找到害我老婆的人了？” 时间回到中午，周传庆报警时曾说，李慧娟的手机关机，家门敞着，屋里却没人。民警去小区走访时发现，这是个新建小区，每天有大量装修车辆进出，排查难度极大。他们在李慧娟住的楼栋询问了邻居和装修工人，都说中午 11 点后没见过她。 就在民警准备扩大排查范围时，一位下班回家的邻居路过，听说他们在找李慧娟，突然说：“我中午 12 点半左右见过她！” 邻居回忆，当时自己急着回家看装修进度，没太留意细节，只看到李慧娟下楼时，被四个男人围住，强行带上了一辆车。 “她挣扎了吗？” 民警追问。 “好像有个男的抓着她的手，别的就没看清了。” 邻居说。 民警立刻调取了那个时间点小区进出口的监控，把车辆图片拿给邻居辨认。邻居指着其中一张：“就是这辆面包车，不是上海牌照，我当时还纳闷呢。” 车牌号很快被记下：皖 S?A8098。 民警联合交警部门查询车辆轨迹，发现面包车出了桃浦路后，往嘉定区方向开去，最后停在了金华路桥下。监控画面显示，一个男人把李慧娟从面包车里拽出来，迅速塞进了停在旁边的一辆三菱越野车里。透过车窗的反光，能隐约看到驾驶座上有个女人的轮廓 —— 她会是凶手吗？ 那个拉扯李慧娟的男人在监控里暴露了面容，民警很快锁定了他的身份：曹云金，住在曹安路轻纺市场附近。 摸排发现，曹云金案发后似乎毫无惧色，照旧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出门觅食，只是消费水平突然提高了不少。民警推测，这可能是他做完 “买卖” 后分到的报酬。 事不宜迟，民警在曹云金常去的地方布控，案发几天后就将他抓捕归案。但案件并没有结束，其他同伙还没找到，越野车里的女人究竟是谁，仍是个谜。 曹云金被民警带到公安局时，还一脸茫然，坐在审讯室里半天没反应过来。 民警将李慧娟的照片推到他面前：“认识这个女人吗？” 曹云金先是吃惊地张大了嘴，下一秒就心虚地移开目光，抿着嘴不肯说话。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民警的目光锐利如刀。 曹云金咽了口唾沫，想狡辩不认识，可对上民警的眼神，浑身一哆嗦，终于松了口。 他说，半个月前，一个叫张浩光的 “门路广” 的兄弟找到他，说有笔大生意：“有个老板出钱教训人，做成了给一万块。” 曹云金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平时打零工累死累活也挣不到一千块，一万块的价码让他瞬间动了心，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张浩光带他去了一家高档餐厅，里面坐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那女人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盯着他看。曹云金离开后，接到张浩光的电话，让他再找几个人，每人也是一万块。 “那女人穿得特光鲜，手包上都镶钻，” 曹云金回忆，“我以为就是教训下公司里的仇人，没多想就答应了。” 后来，那女人通过短信联系他，带他们去大渡河某居民楼外，指着一个穿得朴素的女人说：“就抓她。” 曹云金认清了李慧娟的脸，拍着胸脯保证能抓到人。可居民楼人多眼杂，李慧娟上下班时间也不好下手，他们蹲守了两个星期都没机会。 直到那天，女人又发来短信，让他们立刻去桃浦路某小区，伪装成木工骗李慧娟下楼。曹云金虽然纳闷，但想着钱，还是开着面包车去了。 他们按女人说的，骗李慧娟：“木料太多，麻烦您下楼帮个忙。” 李慧娟没怀疑，开门跟着他们下了楼。刚到车边，曹云金就扣住她的手往车里推，同伙赶紧捂住她的嘴按住她。 面包车开到金华路桥下，他们又把李慧娟塞进了那辆三菱越野车。随后，女人递过来一个袋子，里面是一捆捆现金，曹云金和另外三个人各拿了一万块。 “你们对她动手了？” 民警追问。 曹云金一听，眼睛瞪得溜圆，急忙摆手：“没有没有！警察同志，我再混也不敢杀人啊！你们可别冤枉我！” 看他神情不似作伪，民警心里打了个问号：难道曹云金他们真的不知道后续？那个幕后女人到底是谁？ 根据曹云金的供述，民警很快抓获了张浩光等三人，他们的说法和曹云金基本一致。 张浩光是中间人，擅长交际，认识三教九流。他说，10 月的一天，自己正和人吹牛时，那个女人找到了他，让他帮忙找人。带曹云金去见她那天，也是张浩光第二次见到那个女人。 民警顺着他们提供的手机号查询，发现号码没有实名登记，已经销户了，通话记录也只有和张浩光、曹云金的联系。这条线索似乎断了。 民警只好把目光转向那辆三菱越野车，查到车主名叫周小慧，住在某别墅区。这让民警更疑惑了：周小慧和李慧娟住得远，生活圈子看似毫无交集，怎么会结仇到杀人的地步？ 带着疑问，民警在别墅区周围布控，将周小慧抓捕归案。可看到她的样子，民警更困惑了 —— 周小慧看起来才 18 岁，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带回警局后，民警把监控里截取的女人轮廓和周小慧对比，发现相似度极高，技术鉴定也证实了车窗里的人就是她。面对审讯，周小慧只说了一句话：“李慧娟是我杀的。” 民警调取了她的资料：刚满 18 岁，某美发学校三年级学生。一个 18 岁的美发学生，和 36 岁的超市收银员，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负责审讯的女警耐心劝说她说出实情，可无论怎么引导，周小慧都像吃了哑巴药，要么沉默，要么就重复那句 “我就是杀了李慧娟的凶手”。 她的老师说，周小慧平时很安静，在学校从没惹过事，也没听说和人起过争执。舍友和同学也证实，她家里条件好，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还经常请大家吃零食，待人很和气。 这样一个女孩子，真的会是凶手吗？ 随着调查深入，民警的疑团越来越重。他们决定让曹云金四个人来指认。 民警拿着周小慧的照片给他们看，除了曹云金，其他人都摇头说没见过。曹云金说：“就是她，当时我们把李慧娟塞进的就是她的越野车。” 既然周小慧在越野车上，为什么其他人没见过？原来，当时张浩光开车，另外两人在旁边和后座留意情况，只有曹云金负责拖拽李慧娟，其他人因为紧张，根本没敢往越野车那边看。 “那和你们联系的是她吗？” 民警问。 曹云金和张浩光都摇头：“绝对不是！那个女人三十多岁，保养得很好，身上珠光宝气的。” 张浩光突然想起什么，补充道：“她也住别墅，好像还是个博士！要不是你们说她杀人，我真不信，这么高学历、不愁吃穿的人，干嘛要杀人啊？” 民警捕捉到关键信息：幕后女人住别墅，这和周小慧一致。难道她们有关系？是周小慧想保护她，还是被胁迫，才出面顶罪？ 民警重点排查周小慧的关系网和别墅区其他住户，很快，一个符合张浩光描述的、有博士学历的女人浮出水面 —— 王军贤，某大学在读博士，某跨国公司高管，年薪 50 万，有一儿一女，女儿正是周小慧。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民警心中形成：难道是母女作案，让女儿顶罪？ 抓捕王军贤的过程很顺利，她似乎早有预料，安静地在家里等着民警。戴上手铐时，她眼神空洞地问：“小慧…… 她还好吗？” 民警没有回答。在查清周小慧是否被胁迫之前，他们不会透露任何信息。 王军贤很平静，不等民警询问，就主动交代了一切。 年轻时，王军贤曾和邻居家的男孩谈过恋爱，后来因为搬家断了联系。2004 年，她买车去驾校练车时，意外重逢了那个男孩 —— 正是周传庆。 两人相认后，回忆起初恋的美好，很快双双出轨。和周传庆幸福的家庭不同，王军贤在家经常被丈夫家暴，和周传庆在一起后，她才觉得找回了活力，没多久就离了婚。 可离婚后，王军贤多次劝说周传庆离婚，和她光明正大地在一起，都被拒绝了。周传庆说：“慧娟嫁过来后任劳任怨，我不能对不起她。” 这句话彻底刺激了王军贤，她渐渐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李慧娟，觉得只要李慧娟不在了，周传庆就一定会娶她。 于是，王军贤找到张浩光等人，从周传庆那里摸清李慧娟的行踪，让他们把人绑架到自己的越野车上。之后，她和女儿周小慧一起，用毛毯捂死了李慧娟。 杀人后，王军贤开车带着女儿在市区乱逛，直到下午 5 点多，才把尸体抛在金二东路的绿化带里。 不久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王军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浩光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曹云金等 3 人犯绑架罪，分别判处 3 年到 12 年不等有期徒刑，违法所得的 1 万元全部追缴； 最令人惋惜的是周小慧，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3 年执行。她最美好的年华，永远留下了人生的污点。 爱情本没有对错，但介入别人的家庭，就是错误的开始。每个人都该对家庭负起责任。这起案件里，周传庆没有担当，既想和初恋重温旧梦，又舍不得妻子的体贴，最终酿成悲剧。 如果不爱了，就该认真体面地说再见，千万不要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27章 冰城惊魂 2009 年 5 月 5 日，哈尔滨的暮春还裹挟着残冬的凛冽。下午五点刚过，铅灰色的云层就沉沉压下，将这座被称为 的城市早早拖入暮色。道外区公益街的铁道口旁，老榆树的枝桠在料峭春风里抖索，投下张牙舞爪的影子。 吕嫣把羊绒围巾又紧了紧，试图抵御那种钻进骨髓的寒意。这位来自南方的女子在哈尔滨已生活多年，却始终没能适应这种迟来的春天 —— 气温总在零度上下徘徊，傍晚的风尤其锋利，像小刀子似的刮过脸颊。她踩着高跟鞋的脚步在碎石路上敲出清脆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绷紧的神经上。 穿过铁道口的这段路，是吕嫣每天下班的必经之地，却也是她最恐惧的路段。铁轨在暮色中泛着青黑色的冷光，两侧低矮的棚户区里飘出饭菜的香气，混合着煤烟味在空气里弥漫。每当走到这里，她总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频率越来越急，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短暂的雾团，又被风迅速吹散。 请快点走，火车要来了。 道口旁执勤的民警举着手持喇叭喊道，声音被风撕扯得有些变形。吕嫣抬头看了一眼，那是个陌生的年轻警察，穿着挺括的警服，站姿笔挺，帽檐下的脸庞在昏暗光线下看不真切。这几天他才开始在这里执勤，每次经过，吕嫣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却依然改不掉加快脚步的习惯。 她快步穿过铁轨，走出大约十米远时，身后突然传来截然相反的指令：请不要通行！请不要通行！ 吕嫣暗自松了口气，庆幸自己走得及时。火车的轰鸣声已经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震得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发颤。她下意识地回头望去，看见那位民警正转身对着铁道另一侧的人群挥手示意，而在道口内侧，一个男人正快步朝民警的方向走去。 这人真奇怪。 吕嫣心里嘀咕，火车都快到了，现在过去不是只能等着吗？急这几步有什么用？ 那个男人的身影在暮色里有些模糊，穿着深色外套，身形中等，步子快得有些不自然。就在吕嫣转回头准备继续前行的瞬间，眼角的余光瞥见男人的右手闪过一道冷光 —— 那东西看起来像根粗木棒，却比普通木棒显得更加沉实。 几乎是本能反应，吕嫣猛地停住了脚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她看见那根 以惊人的速度狠狠砸向民警的后脑勺，沉闷的撞击声被火车进站的轰鸣吞没。民警的警帽 地一声掉落在地，露出的黑发瞬间被涌出的鲜血浸透。男人没有停手，手中的凶器一下接一下地落下，动作又快又狠，像是在砸击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 啊 ——！ 尖叫声冲破喉咙时，吕嫣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发抖。她想跑，双脚却像被钉在地上，眼睁睁看着民警像一截软面条般瘫倒在地，看着那个男人弯腰在民警腰间摸索了片刻，抓起什么东西后，转身快步离开现场。 整个过程不过六十秒左右。火车的鸣笛声震耳欲聋，将她的尖叫、男人的脚步声、甚至那致命的击打声都严严实实地掩盖了。当火车终于慢吞吞地驶过道口，铁道另一侧的人群涌过来时，吕嫣还瘫在原地，双手死死捂着嘴，手包掉在脚边，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血泊中的民警已经没有了动静，那顶掉落在旁边的警帽上，还沾着几片尚未融化的碎雪 ——5 月的哈尔滨，竟然还飘了点雪花。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 有人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惊恐。 2009 年 5 月 5 日 19 时 45 分，哈尔滨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的电话几乎同时响起，听筒里传来的全是带着哭腔和颤抖的报警声： 道外区公益街铁道口，警察被打倒了！ 流了好多血，一动不动了！ 就在刚才，火车过去之后就看到了...... 最先赶到现场的道外公安分局民警掀开警戒线时，心猛地一沉。被害人腰间的枪套空空如也 —— 那把 77 式手枪，连同枪内的 5 发子弹，已经不翼而飞。 消息像电流般迅速传遍黑龙江省公安系统。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领导相继作出重要批示，措辞严厉：袭警夺枪，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务必破案，务必依法严惩！ 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在冰城撒开。 被袭的民警名叫张辉，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分局滨江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当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时，连见惯了重伤的急诊科医生都倒吸一口凉气：左眼眶骨折，右眼球破裂，后枕部及额部有 8 处钝器造成的创伤，右手无名指呈粉碎性骨折。整个头部就像个被反复捶打的血葫芦。 参与抢救的护士事后心有余悸地说。 吕嫣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声音还在不住地发颤。他手里拿的像是根棒子...... 又好像不是， 她努力回忆着那个恐怖的瞬间，那人砸完就走了，不是跑，就是快步走，看起来特别镇定，一点都不慌张。 现场勘查工作困难重重。由于天色昏暗，加上围观群众较多，现场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没有提取到清晰的足迹特征。警犬在现场周围仔细嗅闻后开始追踪，却在追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失去了方向。案发第二天凌晨，警方组织了地方和铁路系统的 300 多名警力，趁着行人稀少，在现场附近展开拉网式搜索，希望能找到被抢的枪支和凶器，结果却一无所获。 黑龙江省公安厅迅速向东北各省区发出紧急协查通报，并上报公安部请求向全国发布。哈尔滨市公安局则部署全市警力，加强对金融机构、党政机关等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严防犯罪嫌疑人利用抢来的枪支实施其他恶性犯罪。 是报复寻仇还是蓄意滋事？ 道外公安分局刑侦副局长韩飞盯着案情分析板，眉头紧锁。这位在道外区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侦查员，经历过无数大案要案，但光天化日之下（尽管已是傍晚）公然袭警夺枪，还是头一遭遇到。 专案组首先考虑了报复的可能性，对张辉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调查。结果却发现，张辉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一直表现积极，多次受到旅客和领导的好评，平日里行事低调，为人谦和，多次被评为单位的先进个人。从家庭角度看，他夫妻感情和睦，没有不良嗜好；亲朋之间没有债务纠纷，也没有与复杂人员接触的记录；邻里关系也十分和谐。工作上，张辉分管的是服务性质的工作，不涉及强制管理和行政处罚，难以与他人产生足以引发如此恶性案件的尖锐矛盾。 报复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韩飞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从作案目标来看，嫌疑人就是冲着枪来的。 案件的侦破工作从一开始就迷雾重重。现场周围的几位目击者，包括吕嫣在内，由于天黑光线不佳，都无法提供犯罪嫌疑人具体的体貌特征和衣着细节。唯一能确定的，是嫌疑人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作案后并未奔跑，而是快步离开。 5 月 7 日，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张辉终于逐渐恢复了意识。他虚弱地向办案人员回忆了案发时的情景：5 月 5 日 17 点 30 分接的岗，那天晚上过了 20 多辆火车，忙得有点头昏脑胀。事发时正在拿喇叭宣传安全，突然被人从背后用类似木棒的东西猛击后脑，我本能地用右手去挡，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张辉还回忆起一个重要情况：案发前有两名男子路过现场时，曾主动和他搭话，尽说些没意义的话，好像在没话找话。他还详细描述了这两名可疑男子的体貌特征。 这个线索让办案人员精神一振。根据张辉提供的特征，哈尔滨市基层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大范围排查，最终确定了 34 名重点嫌疑人。当这些人的照片被送到张辉面前时，他当即从中指认了两个人。 就在大家以为案件即将柳暗花明时，调查结果却令人失望。这两人虽然体貌特征与张辉描述的基本相符，却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 案发时他们正在工厂上班，有多名同事可以作证。更关键的是，这两人一个身高一米八，一个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且都比较肥胖，与目击者描述的 一米七左右 的嫌疑人特征明显不符。进一步调查发现，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临时工，当天只是出于好奇才上前与张辉搭话。 线索再次中断。而此时，警察被抢枪 的消息已经在哈尔滨市民中传开，恐慌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原本在初春夜晚出来散步的市民明显减少，各个社区天一黑就人影稀疏。那个抢枪的疯子会不会再出来？ 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也成了压在每个哈尔滨市民心头的石头。 哈尔滨市公安局迅速调整部署，要求全市排查工作实行逐人登记制，下发了入户登记表、重点犯罪嫌疑人登记表等多种表格，要求民警做到逐人登记、逐人排查。每个排查民警在填写表格的同时，还要针对排查对象撰写工作记录，特别是对重点嫌疑人及未能见面的排查人员，要全面记录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实行每日汇报总结制度。 城乡路派出所所长吕洪波的辖区虽然距离案发地较远，但他们的排查工作丝毫不敢松懈。犯罪现场是固定的，但犯罪分子是流动的，谁也不能保证嫌疑人不在自己的辖区出现。 吕洪波在全所民警大会上强调。他要求民警工作期间务必注意自身安全，遇到可疑人员立即向所里汇报。 在深入辖区工作时，吕洪波发现居民们都在议论道外区的袭警抢枪案。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不一样了。 他说，按理说初春正是外出散步的好时候，但现在天刚擦黑，小区里就没什么人了。 为了缓解居民的恐慌情绪，派出所不仅给社区更换了更亮的灯泡，还组织保安和治安联防员加强夜间巡逻。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也让居民们更加积极地配合警方工作。而这，只是哈尔滨市所有派出所工作的一个缩影。基层民警们虽然工作量巨大，却没有一个人抱怨，只要能为破案提供一点线索，付出再多都值得。 一位老民警这样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侦破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道外区公益街那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原本是哈尔滨城区里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如今却成了全省关注的焦点。三条锃亮的铁路线穿区而过，与周围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夜色中注视着这片区域，总会给人一种破败与苍凉之感。 所有办案民警都忧心忡忡 —— 那把被抢走的手枪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再次出现，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 6 月 1 日上午 10 点 37 分，哈尔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呼兰区学院路阳光公寓内发生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手中有枪！ 这个消息像一枚重磅炸弹，让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将其与 5?5 案件 联系起来。各部门警力火速赶到现场，全力开展侦破工作。民警在现场发现，死者身上既有枪伤也有刀伤，但奇怪的是，死者身上的钱物没有丢失，室内物品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 会不会是报警人惊动了正在作案的嫌疑人，让他没来得及翻动财物就逃跑了？ 有民警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围绕这起案件，侦查人员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抢劫未遂，另一种则认为是寻仇杀人。大家更希望是后者，因为那样通过梳理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案件可能会更容易侦破。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哈尔滨市公安局动用了所有侦查手段。在枪弹鉴定结果出来之前，警方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罗某的踪迹。罗某与死者存在经济纠纷，且有外逃迹象。 案发后 4 小时，罗某在哈尔滨市环城高速公路四方台大桥附近出现。道里公安分局的 200 多名警力立即沿江设立了 10 多个卡点进行围堵，并调集了水上民警队的两艘巡逻艇在江上搜捕，同时还请求警犬大队支援。 犯罪嫌疑人罗某驾车夺命狂奔，气焰嚣张，这让追击的民警一度以为抓到了 5?5 案件 的凶手。15 点 05 分，经过多警种的全力围剿，走投无路的罗某在松花江南岸落网。 然而，当民警缴获罗某的作案工具时，却大失所望 —— 那只是一把钢珠枪，根本不是制式手枪。显然，这起案件与 5?5 案件 没有任何关联。尽管警方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说明了情况，但关于 抢枪凶手再次作案 的传言还是在几个小时内传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甚至连公安机关内部都有民警误以为 5?5 案件 的嫌疑人被抓获了。 这一段插曲很快过去，5?5 案件 的侦破工作依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吕嫣提供的 嫌疑人作案后只是快步走，显得从容镇静 这一线索，让办案民警坚信，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或活动范围很可能与现场周围存在某种联系 —— 或许曾在此居住、打工，或许通过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在此有落脚点。 5?5 案件 侦破指挥部以案发地为中心，划定了四个排查区域：第一个圆环是案件中心区所在的公益街、公益一胡同、公益二胡同居民区；第二个圆环包括临堤街、新春街、向前街等；第三个圆环涵盖上河城、黎华小区等居民小区；第四个圆环则涉及陶瓷大市场、银城实业等场所及周边区域。同时，指挥部还专门设置了中心摸排组，重点排查这些区域内的作案高危人群。 道外公安分局抽调了包括地方和铁路系统在内的 180 多名警力及 96 名辅助人员，成立了 50 个摸排小组，深入居民区、重点场所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全面排查。经过昼夜不停的工作，共发现 1432 名重点人员，交由各单位刑侦部门进一步排查，却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道外区是哈尔滨市着名的老城区，面积近 3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70 万，其中流动人口就有 30 多万。这里历来商贾云集，人流如织，排查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使把分局所有警力和保安、协警都投进去，面对这么大的辖区和这么多人口，力量还是显得不足。 韩飞坦言，但案件一天不破，排查和蹲守就一天不撤。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开展工作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竟然顶风作案，而且地点依然选在了道外区。 从事设计工作的刘洋经常在单位加班到深夜，晚归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5?5 案件 发生后，他心里也曾紧张了一阵子，深夜开车时总会左顾右盼，生怕遇到什么危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警惕性渐渐淡化了。道外区那么大，我哪会那么倒霉？ 他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8 月 24 日深夜，刘洋的这种侥幸心理给了他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驾车回到位于道外区的自家小区，来到车库门前。按下车库门遥控按钮，门缓缓升起，他小心翼翼地将车开进去。可就在他走下车，刚要步出车库时，两个男人突然冲了进来，其中一人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的胸口。 刘洋原本放松的心情瞬间被恐惧攫住，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稍作镇静后，他带着哭腔哀求道：要什么我都给，你们别伤害我。 那两个人迅速将他五花大绑，从他身上搜走了手机和 1000 元现金。刘洋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没想到那个拿枪的人收起手枪，却举起了一把斧子朝他砍来。当时只觉得头皮发凉，血很快就蒙住了眼睛。 刘洋事后回忆说，斧子还在不断地击打他的头部，最终他昏死过去。 幸运的是，刘洋被及时发现并送往医院，保住了性命，但语言表达功能出现了障碍，没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警方在他车库里提取到了两种可疑的脚印，可惜痕迹并不清晰，除了大致花纹，细节特征难以辨认，无法据此判断犯罪嫌疑人的更多信息。 侦查人员带着这两种脚印的图案，走遍了哈尔滨大街小巷的体育用品商店，却始终没有找到匹配的品牌。那鞋不一定是今年的新品，看样子像是某个杂牌。 一位售货员这样告诉民警。这起抢劫案的侦破工作也陷入了僵局。 从这起案件开始，道外分局辖区每发生一起案件，民警都会格外留意，试图寻找与 5?5 案件 潜在的联系，希望能从中获取重要线索。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 4 点左右，道外分局南市派出所接到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64 路公交车调度室二楼存放的大量票款被两名蒙面歹徒抢走。 侦查员们迅速赶到现场展开工作，道外分局的领导也第一时间赶到。每个人到现场后的第一句话都是：犯罪嫌疑人带枪没？ 现场位于 64 路公交车东方红小区终点站调度室的二楼，室内的监控设施已被破坏。调度室的值班人员被犯罪嫌疑人用胶带死死封住了嘴，手脚也被捆得结结实实。当民警解开他身上的束缚时，他的牙齿还在不住地打颤，指着窗外含糊不清地喊着：跑了...... 他们往那边跑了...... 现场勘查有了意外发现：在调度室后窗的窗台上，提取到了半个模糊的鞋印，其花纹特征与刘洋车库里发现的其中一种脚印高度相似！ 这个发现让所有侦查人员的精神都为之一振。韩飞立刻调集警力，围绕 64 路公交车调度室周边展开地毯式搜索，同时扩大排查范围，将与这两种脚印相关的人员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道外区的街头巷尾，突然多了许多便衣民警的身影。他们或蹲守在小吃摊旁，或装作路人在菜市场闲逛，目光却时刻警惕地扫视着过往行人的鞋子。一位卖菜的大妈察觉到了异常，悄悄问旁边的摊主：最近咋这么多生人？还总盯着人家脚看？ 排查工作进行到第三天，南市派出所民警王磊在走访一家废品收购站时，注意到老板脚上的胶鞋花纹有些眼熟。他不动声色地绕到老板身后，用手机拍下鞋印照片，发给技术科比对。 半小时后，技术科传来消息：该鞋印花纹与调度室窗台上提取到的脚印完全一致！ 王磊的心脏瞬间狂跳起来。他强压着激动的心情，以登记流动人口为由与老板攀谈。老板名叫赵强，河南人，三年前来到哈尔滨从事废品收购生意。当被问及 8 月下旬凌晨 4 点左右在哪里时，赵强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在睡觉。 你确定？ 王磊紧盯着他的眼睛，有人看到你在 64 路公交车调度室附近出现过。 赵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腿一软就想往下跪。王磊眼疾手快地将他扶住，顺势将手铐铐在了他的手腕上。 审讯室里，赵强起初还想狡辩，但当民警将鞋印比对报告放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供述了伙同同乡李军抢劫 64 路公交车调度室的犯罪事实，却矢口否认与刘洋被抢案有关。 我们就抢了那一次，真的！ 赵强哭丧着脸，都是李军怂恿我的，他说调度室有钱...... 根据赵强的供述，民警很快在道外区一个破旧的出租屋里抓获了李军。令人意外的是，李军对抢劫刘洋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却坚决否认自己持有枪支。 我哪有枪啊？ 李军连连摆手，那天就是吓唬吓唬他，拿的是把玩具枪。 这个说法与刘洋的回忆相悖。更关键的是，李军和赵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排除了参与 5?5 案件 的可能。 线索再次中断，但侦查人员并没有气馁。他们分析认为，既然两起案件出现了相同的鞋印，说明犯罪嫌疑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或许是同伙，或许是互相认识。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李军在供述中提到，他的玩具枪是从一个名叫 的人那里借的。 是道外区有名的混混，常年混迹于陶瓷大市场一带，据说手里有真家伙。 9 月 3 日凌晨，民警在陶瓷大市场附近的一家游戏厅里将 抓获。在他的住处，民警搜出了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却没有找到那把被抢的 77 式手枪。 我可没抢过警察的枪！ 老三吓得魂飞魄散，那把射钉枪是用来防身的，从来没敢用过...... 经过调查， 虽然劣迹斑斑，却确实与 5?5 案件 无关。但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案发前后，他曾在公益街附近看到一个名叫周立波的男子形迹可疑。那人平时穷得叮当响，那段时间却突然手头阔绰，还换了身新衣服。 周立波，男，35 岁，哈尔滨本地人，无业，有多次盗窃前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高正好是一米七左右，与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特征相符！ 专案组立即调取了周立波的档案照片，让吕嫣和张辉辨认。吕嫣看着照片，犹豫了很久才说：身形有点像，但那天光线太暗，我不敢确定。 张辉则摇了摇头：不是他，跟我搭话的不是这个人。 尽管如此，周立波还是被列为重大嫌疑人。9 月 5 日，民警在道外区一家网吧将正在上网的周立波抓获。 面对审讯，周立波显得十分镇定。当被问及 5 月 5 日的行踪时，他从容地说自己在外地打工，直到 6 月份才回到哈尔滨，并提供了房东的联系方式作为证明。 民警找到房东核实，房东证实了周立波的说法。就在大家以为又要失望时，技术科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周立波的住处，提取到了与张辉警帽上相同的纤维物质！ 这个发现让审讯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韩飞亲自上阵审讯，他将纤维物质鉴定报告放在周立波面前，冷冷地说：你最好老实交代，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周立波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他依然嘴硬：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那可能是以前在哪里沾到的。 韩飞没有急着追问，而是换了个话题：你认识李军吗？ 周立波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不认识。 那赵强呢？ 周立波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还是说：不认识。 韩飞冷笑一声：是吗？可我们查到，你三个月前在李军的出租屋里待过一下午。 这句话彻底击垮了周立波的心理防线。他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气，过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我说...... 我全说...... 原来，周立波确实参与了 5?5 案件，但他并不是主谋。主谋是他的狱友王志，另一个参与者是王志的同乡刘强。三人出狱后一直没有正当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王志提出抢一把枪，然后干票大的，周立波和刘强欣然同意。 5 月 5 日那天，王志和刘强先去铁道口踩点，假装与张辉搭话，观察周围环境。周立波则在不远处接应。当火车即将驶来时，王志趁机袭击了张辉，抢走了手枪。三人汇合后，将手枪藏在了王志的住处。 后来，王志觉得周立波靠不住，就带着刘强离开了哈尔滨，临走前给了周立波一笔钱封口。周立波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手枪的具体下落。 根据周立波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对王志和刘强展开追捕。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民警在吉林省长春市将王志和刘强抓获，并在王志的出租屋里搜出了那把被抢的 77 式手枪，枪内还剩 3 发子弹。 至此，5?5 袭警夺枪案 终于告破。消息传来，哈尔滨市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街头巷尾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道外区公益街的铁道口旁，老榆树的枝桠在秋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张辉经过精心治疗，身体逐渐康复，但他的右眼永远失去了光明。当他得知案件告破的消息时，这个坚强的汉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吕嫣也终于走出了阴影，她换了一份工作，再也没有走过那条让她恐惧的铁道口。 而那些为了破案辛勤付出的民警们，并没有太多时间庆祝。他们又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宁。正如韩飞所说：案件破了，我们的责任还在。只要还有一个犯罪分子在逃，我们就不能停下脚步。 冰城的冬天来得早，11 月初就下了第一场雪。洁白的雪花覆盖了道外区的街头巷尾，仿佛在洗刷着曾经的血腥与罪恶。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照在积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第28章 雁城风云 衡阳 涉黑案全纪实： 一、雁城底色：三千年城郭里的暗涌 衡阳的老城墙根下，总蹲着些晒太阳的老头，他们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讲起 的来历能扯上一下午。你瞅那回雁峰， 老头用烟杆指着城南那座青灰色的山，每年白露刚过，北雁就跟算好了似的，一群群往峰尖上落，能把整座山铺成白花花一片。 湘江从城边绕了个弯，汛期时浊浪拍打着防洪堤，浪头里裹着南岳衡山的泥沙 —— 这城既有山水的灵秀，又藏着股冲劲，就像老辈人说的：吴三桂在这儿称帝时，连衡水河的鱼都敢往龙船上跳。 1962 年深秋，张鸿飞就出生在湘江边的棚户区里。那片房子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家家户户共用一个水龙头，他小时候最常做的事，就是蹲在码头看运煤船靠岸，黑黢黢的煤块卸下来时，煤灰能把半天边染成灰黑色。父亲是油漆厂的老工人，脾气暴得像夏天的雷，抓起竹片就往他身上抽，让你偷！让你跟袁启明那混小子鬼混！ 袁启明比张鸿飞小两岁，家住隔壁巷子，因在家排行老七，从小就被喊 。这孩子不爱说话，却有双阴鸷的眼，谁要是抢了他的弹珠，他能蹲在对方家门口守三天，直到对方家长出来赔笑脸。1979 年夏天，两个半大的小子扒上了去广州的绿皮火车，张鸿飞揣着偷来的五块钱，袁启明掖着把磨尖的铁片，去南边闯闯，总比在厂里刷油漆强。 在广州的天桥下，他们认识了同样流窜的欧阳建辉和唐生意。欧阳建辉是个结巴，急了能把脸憋成猪肝色，可手里的弹簧刀玩得溜；唐生意精瘦，专会撬锁，据说能在三十秒内打开老式铜锁。后来又添了个梁魂，这人是衡阳乡下出来的，敢打敢拼，第一次见面就为张鸿飞挡了一砖头，额头上留了道月牙形的疤。 1982 年冬天，张鸿飞因流氓伤害罪被送进劳教所。农场的甘蔗地一眼望不到头，他不肯低头，被狱警绑在柱子上晒了三天，嘴唇裂得像干涸的河床。我出去后，要让所有人都怕我。 他对着铁窗上的冰花说。1986 年解除劳教那天，袁启明骑着辆二八大杠来接他，车把上绑着块腊肉 —— 那是他们抢来的年货。 二、原始积累：从客运车到白粉生意 跑客运的那几年，张鸿飞尝到了 的滋味。1987 年的衡阳街头，他和欧阳建辉合伙买的二手客车擦得锃亮，车头上绑着红绸带，跑衡阳到衡山的线。每天清晨五点，他就揣着铁盒收票，乘客递钱时大多陪着笑，飞哥，今天能不能少收五毛？ 那时他刚结婚，妻子是市统计局的打字员，梳着齐耳短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总劝他：别再跟 17 他们鬼混了，好好跑车，供儿子上学。 张鸿飞嘴上应着，夜里却仍和袁启明去赌场。1989 年夏天，他把客车卖了，手里攥着八九万块钱，跑车太累，不如赌钱来得快。 妻子自杀那天，是 1990 年的冬至。张鸿飞在赌场输光了最后一分钱，回家时看见桌上摆着没动的饺子，妻子吊在房梁上，舌头伸得老长。两岁的儿子坐在地上哭，脸上糊着鼻涕和眼泪。他抱着妻子冰冷的身体，第一次觉得害怕，却不是怕死人，是怕这日子真的塌了。 为了麻痹自己，他吸上了白粉。最初是用烟卷裹着抽，后来改成静脉注射，胳膊上布满针孔。不到一年，卖车的钱就见了底，毒瘾上来时，他能在地上打滚，像条离水的鱼。去云南。1995 年冬天，袁启明找到他时，他正蹲在垃圾堆里找烟屁股，罗新民说，那边能弄到 白的 ，一克能赚一百多。 四人揣着钱往云南赶，绿皮火车摇了三天三夜。在景洪打落镇，罗新民的岳父把他们领到一间竹楼，缅甸毒贩掀开床板，露出九块长方形的海洛因，像块块黄肥皂。2.2 万一块，不讲价。 毒贩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腰间的手枪在煤油灯下闪着光。 回程时，他们把海洛因塞进保温桶的内胆，张鸿飞一路上没合眼，手死死攥着桶把手，手心的汗把桶皮泡出了印子。到广州交货那天，谢百安夫妇验完货，点了三十五沓钞票，飞哥，以后有好货，还找我。 张鸿飞数钱时，手指抖得厉害 —— 这一趟，他分了 12 万，抵得上跑三年客运。 从那以后，他们成了专业毒贩。1996 年春天，他让唐生意在衡阳租了间民房，窗户糊着黑纸，屋里摆着天平秤和塑料袋。汤胜国第一次来拿货时，腿肚子直打颤，飞哥，这要是被抓了...... 张鸿飞拍着他的肩笑，被抓了，我给你家人送钱；没被抓，你就能盖楼房。 三、黑帮成型：砍刀与地盘的游戏 1997 年的衡阳黑道，像盘没下完的棋。廖道勇和林立新是老牌 ，控制着火车站一带的赌场，见张鸿飞卖白粉赚了钱，总想来分一杯羹。他们砸了我的场子。 一天晚上，欧阳建辉结结巴巴地跑来，脸上带着血，说... 说让你... 交出一半货。 张鸿飞把袁启明、梁魂叫到出租屋，桌上摆着三把砍刀和一把猎枪 —— 那是他花一万块从铁路公安欧阳清兵那买的。明天去刑场那边，跟他们了断。 他用刀背敲着桌子，谁不去，就是不给我张鸿飞面子。 第二天清晨，雾气浓得化不开。张鸿飞带着二十多人，每人腰里别着家伙，站在刑场旁的荒地上。廖道勇的人迟迟没来，风把野草吹得 响。他们怕了。 梁魂吐了口唾沫。可张鸿飞没罢休，一周后，他带人冲进廖道勇常去的澡堂，热水池里顿时溅起血花 —— 廖道勇的右手被砍得只剩层皮，六级伤残鉴定书上，医生写着 右手功能永久丧失。 这一战让张鸿飞成了衡阳黑道的 。他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给手下定了规矩：每月发三百块 ，受伤了给医药费，出了事给 了难费。廖峰就是这时候来投奔的，这小子是体校乒乓球运动员，省运会拿过双打第三，却总觉得 打球没出息。第一次跟着张鸿飞打架，他用球拍打裂了对方的头，张鸿飞拍着他的背笑：疯子，以后你就是我的头号打手。 他们的 越来越广： 娱乐场所保护费：1998 年夏天，张鸿飞带着人挨家逛歌舞厅。在 金嗓子KtV，老板不肯交三千块保护费，袁启明当场把点歌机砸了，玻璃碎片溅到沙发上，下月不交，就砸你的腿。 水产市场垄断：1999 年，他开了家水产公司，派胡佐满带三十多人冲进横溪市场。刘元洪的鱼摊不肯从他那进货，他们把活鱼倒在地上，用脚踩着玩，让你不卖我的鱼！ 市场管理员来劝，被打得肋骨断了三根。 暴力拆迁：和朱孟林合作建 鸿飞大厦 时，城北福利厂厂长张友华不肯搬，宋世喜带着人天天堵他家门。一天早上，张友华送孩子上学，被自行车从背后撞倒，宋世喜踩着他的脸说：再敢不搬，下次撞的就是你孩子。 四、血案升级：从断指到枪响 1998 年 11 月 4 日，衡阳飘着冷雨。梁魂接到刘斌电话时，正在路边吃炒粉，辣椒水溅得满下巴都是。魂哥，崔阳君那孙子打我兄弟，你得来帮我。 刘斌的声音发颤。 梁魂赶到 聚友茶馆 时，玻璃门被踹得稀烂。崔阳君正踩着宁顺生的脸，十来个手下围着踢。崔阳君，给我个面子。 梁魂把雨衣甩在桌上，水珠滚进茶杯里。崔阳君冷笑一声，从后腰摸出把菜刀，突然抓住宁顺生一个手下的手，按在八仙桌上 —— 一声，半根手指掉在茶盘里，血珠溅在梁魂的皮鞋上。 那天晚上，梁魂在张鸿飞家喝了半斤白酒，眼泪混着酒往下掉：哥，他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你面子。 张鸿飞从床底拖出个麻袋，掏出一把猎枪和一把仿六四，拿去，让他知道疼。 梁魂带着宁顺生去找崔阳君时，对方早有准备。三十多人举着钢管守在巷口，路灯照在钢管上，泛着冷光。砍死他们！ 崔阳君喊着冲上来。梁魂等人被围在中间，钢管 砸在背上，宁顺生的惨叫声像杀猪。梁魂急了，掏出猎枪对着天空放了一枪，趁乱转身扣动扳机 —— 谭运生捂着胸口倒在地上，血从指缝里冒出来，像朵烂掉的花。 梁魂跑路前，在火车站给张鸿飞打了个电话：哥，我杀了人，你得替我报仇。 张鸿飞对着电话骂：你个蠢货！ 挂了机，却给了梁魂老婆五千块，让他往北边跑，别回头。 五、街头枪声：99 娱乐城的血色黎明 2000 年 4 月 6 日，衡阳的太阳毒得像火。刘建斌和肖启岩在出租屋打滚，毒瘾上来时，骨头缝里像有虫子在爬。去买粉。 刘建斌掏出五十块，塞给肖启岩，快去快回。 肖启岩迟迟不归，刘建斌骂骂咧咧地拽上崔阳君出门。在路口，他看见肖启岩正从汤胜国身边溜走，汤胜国的头发油乎乎的，手里攥着个小塑料袋。他买了多少？ 刘建斌冲上去问。汤胜国斜着眼：关你屁事？ 这句话像火星点燃了炸药桶。刘建斌抄起肉铺的杀猪刀，刀背先砸在汤胜国肩上，让你嘴硬！ 崔阳君也冲上来，用脚跺汤胜国的脸，血混着泥水溅得到处都是。汤胜国被送进医院时，医生说他头上缝了十七针，肋骨断了两根。 飞哥，他们打我就是打你！ 汤胜国在病床上哭，老婆在旁边抹眼泪。张鸿飞坐在床边，手指敲着床头柜，你放心，我让他们十倍还回来。 他走出病房，给廖峰打了个电话：去武器库，拿两把雷明顿，一把六四，再带四把砍刀。 4 月 7 日凌晨，白色丰田佳美在衡阳街头转悠。张鸿飞坐在后座，袁启明在前排抽着烟，烟头扔了一地。找不到就算了。 张鸿飞揉着太阳穴，明天下午两点，静园宾馆集合。 第二天下午，宾馆房间里挤了二十多人，烟味浓得呛人。胡佐满突然推门进来，喘着气说：崔阳君... 在 99 娱乐城... 收保护费。 廖峰刚要站起来，被张鸿飞按住：你结婚那天，我给你包了一万块红包，这事别沾。 宋世喜带队出发时，太阳正往西斜。99 娱乐城的霓虹灯闪得人眼晕，崔阳君和刘建斌刚收完钱，正站在路边数票子。 崔阳君看见宋世喜的车，撒腿就跑。宋世喜猛打方向盘，车横在出租车前，王祥进跳下车，一脚踹在崔阳君后脑勺上，这人脸朝下摔在地上，鼻血溅在柏油路上。 陈平抓住刘建斌的衣领，往他腰上踹了一脚，刘建斌像个破麻袋似的蜷在地上。宋世喜挥了挥手，砍刀 落下，声音像切西瓜。路人吓得尖叫，有人想报警，被个黄毛小子按住：张飞的人办事，你也敢管？ 六、警匪交锋：扫黑队长的血与泪 黄建俊被打的那天，人民路的梧桐花正落。他穿着扫黑大队的制服，在 圆圆酒家 排查线索，看见张鸿飞一群人在包厢里喝酒，麻烦你们回避一下。 袁启明突然站起来，一脚踹在黄建俊肚子上，你算个什么东西！ 廖峰带着人围上来，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黄建俊身上。这位武警转业的硬汉，被打得趴在地上，嘴角淌着血。袁启明踩着他的脸，吐了口唾沫：你们公安有枪？子弹不上膛有个屁用！ 消息传到市局，文队把茶杯摔在地上，碎片溅到脚上。查！给我往死里查！ 他带着人翻案卷，从 1997 年到 2000 年，关于张鸿飞的举报信堆了半人高：有人说被打断了腿，有人说商铺被强占，可大多没下文 —— 有个举报人第二天就改口，说 是自己摔的。 侦查员去访廖道勇时，他坐在轮椅上，右手空荡荡的袖子晃来晃去。不关张飞的事。 他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自己... 摔的。 问起罗猛被挑断脚筋的事，房地产老板杨总叹着气：我作证？明天我公司就得被烧了。 最让人心寒的是风家路的事。这下岗工人开摩的蹭了陈家维的鞋，被讹一万块，不给就被打断了腿。侦查员去报社找他，门卫说：张飞的人在公安有靠山，你查他，小心自己出事。 张鸿飞确实有恃无恐。他常对人说：政法机关有我的人，你们一动，我就知道。 有次侦查员刚要抓唐生意，就接到匿名电话：别费劲了，人走了。 举报藏枪地点的群众，家门口被泼了红漆，上面写着 多管闲事，死全家。 七、狂飙行动：黑与白的终极较量 2000 年 8 月，张朝维局长在会议室坐了整夜。桌上的地图被烟头烫了好几个洞，他指着衡阳的版图说：这伙人不除，衡阳就没安宁日子。 代号 狂飙行动 的方案报上去时，梅克保书记只批了八个字：一网打尽，依法严惩。 可消息还是走漏了。张鸿飞在威海找到梁魂，俩人坐在海边的出租屋里，听着海浪声喝酒。他们抓的是唐生意、陈家维，没提咱们。 张鸿飞给袁启明打电话，让弟兄们先出去避避。 廖峰躲到白沙洲养鸽子，每天给鸽子喂食时，总觉得背后有人；欧阳剑辉逃往安徽，在亲戚家的猪圈旁搭了个棚子；张鸿飞自己则带着袁启明，藏在郊区一栋商品房里，窗帘永远拉得严严实实。 9 月 17 日凌晨三点，邹副局长带着一百多民警包围了那栋楼。蔡慧波队长穿着防弹背心，第一个冲上去，大铁锹 地撬开铁门。屋里的灯突然亮了，张鸿飞正往腰里别枪，袁启明手里攥着把砍刀 —— 民警扑上去时，张鸿飞还在喊：我是张飞！你们敢动我？ 欧阳剑辉是后来自投罗网的。他做了个怪梦，梦见上帝问他 抽烟吗，他撒谎说 ，结果被扔进猪圈打了两枪。醒来后心慌得厉害，租了辆车往张鸿飞藏身处赶，刚敲门就被民警摁住，他跺着脚喊：天意！真是天意！ 八、覆灭：从顽抗到认罪 看守所里的张鸿飞，依旧摆着 的谱。他每月花两千多块开小灶，红烧肉炖得烂烂的，用搪瓷碗装着，让其他犯人看着眼馋。提审时，他对着民警冷笑：花一百万买你老婆孩子一只手，不难吧？ 可他的防线，是被廖峰捅破的。这头号打手在看守所里瘦了四十斤，母亲来看他时，头发全白了，抱着铁栏杆哭：你为他拼命，他能替你养孩子吗？ 妻子把刚满周岁的儿子举到窗前，孩子对着他咯咯笑，廖峰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他不仅交代了自己砍伤十多个人的事，还说出了藏枪的地方。侦查员赶到朱梦琳的闲置房，在煤房的角落里搜出四支枪、一百二十九发子弹，还有两枚土炸弹 —— 枪身都擦得锃亮，显然常被使用。 梁魂在威海落网时，正躲在果园里啃苹果。民警扑上去时，他还在喊：飞哥会来救我的！ 袁启明得知梁魂落网，又见那辆白色丰田佳美被查获，突然对着墙壁猛撞：姓张的，你不够意思！ 2001 年底，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落下。张鸿飞、袁启明、欧阳建辉、唐生意、梁魂等八人被判死刑，押赴刑场那天，衡阳又下起了雨。老百姓站在路边看，有人说：这雨，是给那些被他们害了的人哭的。 如今的回雁峰，每年秋天依旧有大雁栖息。湘江边的夜市摆到深夜，烤鱼的香味飘得很远。只是老人们聊天时，偶尔还会提起 ，末了总要叹口气：江湖路，走到底都是绝路啊。 而那些藏在阴影里的较量，那些民警蹲守时啃过的冷馒头，那些受害者夜里惊醒的冷汗，终究成了这座城不愿再提的伤疤，却也在提醒着所有人：光明，从来都需要有人提着灯去守护。 第29章 血色孽缘 血色孽缘：建筑巨子孙天晓之死 黑龙江的建筑版图上，曾有一个名字如惊雷般响亮 —— 孙天晓。 他的工程队像拓荒的马群，从冰城哈尔滨蔓延到南国海滨，钢筋水泥浇筑的不仅是高楼大厦，还有他在业界的赫赫声名。坊间都说，孙老板手里的地皮比账本还厚，哈尔滨有他自营的星级宾馆，广州珠江边那片待开发的地块，光租金就能让寻常人躺赢三代。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身家亿万的老板，偏生了副俊朗模样。三十出头的年纪，西装永远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笑起来时眼角的细纹里都像藏着春风，全然没有暴发户的粗粝。多少年轻姑娘见了他，眼里像落了星子，前赴后继地扑上来，而他总能体面地周旋，把那些隐秘的情愫藏在深夜的霓虹里，从不让自家的算盘染上半分绯闻。 1999 年的夏天，这层体面被一场大学同学聚会撕开了一道缝。 那天是六月的周末，哈尔滨的傍晚还带着点凉意，包厢里的冰镇啤酒在玻璃桌上凝成蜿蜒的水痕。张凤君被同学推搡着坐到主位旁，刚端起酒杯，就听见邻座有人喊 “孙总”。她抬眼望去，心脏猛地一缩 —— 那男人侧对着她，鼻梁高挺，下颌线绷得利落，正是传说中那个 “又有钱又英俊” 的孙天晓。 她早从老同学口中听过他的传奇：从穷学生到建筑大亨，手里的项目能让市长亲自斟酒。只是当年在黑龙江大学时，他比她低两级，像两条平行线，从没想过会在这样的场合交汇。更让她心跳失序的是，他看起来那样年轻，最多三十出头，却已把事业做得如日中天。 酒过三巡，张凤君端着酒杯站起来，想敬这位 “传奇校友” 一杯。可指尖刚碰到杯脚，手腕莫名一软，琥珀色的酒液 “哗啦” 泼在孙天晓的西装前襟上。那是件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进口料子，酒渍晕开时，张凤君的脸瞬间红透了耳根。 “对不起对不起！” 她慌忙掏出手帕去擦，指尖触到他温热的胸膛时，像被电流狠狠击了一下，猛地缩回手。抬头时，正撞进孙天晓的眼睛里 —— 那目光很深，带着点玩味，又藏着点说不清的温柔，看得她心潮翻涌，连呼吸都乱了节奏。 “没事。” 他轻笑一声，自己接过手帕，“倒是让张总见笑了。” 这声 “张总” 让她愣了愣。后来才知道，他早打听清楚了，她是本地小有名气的贸易公司总经理，当年从黑龙江大学退学，转去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后揣着几百块钱下海，硬生生在男人堆里拼出了一片天。 聚会散后没几天，张凤君的电话响了，是孙天晓。他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点磁性：“张总，上次的西装还得谢谢你，改天请你吃饭赔罪？” 一来二去，电话成了两人之间的秘密通道。八月的一天下午，孙天晓的电话又来了，背景里有飞机起飞的轰鸣：“我要去广州办事，你要是得空，要不要一起？那边的荔枝正甜。” 张凤君几乎是脱口而出：“好。” 她后来总想起那个广州的夜晚。珠江的风带着潮气，吹进宾馆的落地窗，他坐在沙发上看文件，灯光在他侧脸投下柔和的阴影。她走过去递水，他伸手接过，顺势握住了她的手腕。这一次，她没躲。 “我不是图你的钱。” 那晚，她趴在他胸口，声音轻得像叹息，“孙天晓，我就是觉得…… 跟你在一起，心里踏实。” 他搂紧了她，下巴抵着她的发顶：“我知道。我会对你好，一辈子。” 那时的张凤君信了。她不知道，孙天晓的 “一辈子”，早就被婚姻捆在了别处。他的公司靠着岳父家的人脉起家，账本捏在妻子侯某手里，连钱包都得按时 “上交”。在外人眼里他是呼风唤雨的孙总，回到家却得看岳父岳母的脸色，连给情人买礼物都得偷偷摸摸攒私房钱。 这份隐秘的爱里，张凤君像个虔诚的信徒。天凉了，她买最好的羊绒线，在深夜的台灯下给他织毛衣，针脚密得能数清；知道他应酬多伤胃，她跑遍哈尔滨的老字号，买回鹿鞭和人参，炖成浓汤装进保温桶；甚至他说手头紧，她眼睛都不眨地掏出存折 —— 到后来案发，孙天晓从她这里借走的钱，连本带利凑了六十五万。 她还买了个厚厚的牛皮本，成了他们爱情的 “史官”。第一次约会的电影票，去三亚旅游的登机牌，他随口说过的一句情话，都被她工工整整地记下来，贴得满满当当。她总说：“等咱们老了，就翻着这个本儿，数咱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可这 “日子”，从 2000 年春天开始变味。 那年三月，张凤君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瞒着孙天晓，悄悄关了公司，在家养胎，想等孩子稳了再给他一个惊喜。可命运没给她这个机会 —— 胎儿三个月时没了心跳，她独自一人走进手术室，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听着医生说 “需要剖腹产” 时，眼泪无声地淌进枕头里。 孙天晓自始至终没露面。他只在电话里说：“公司忙，你好好养着。” 出院后，张凤君想重开公司，孙天晓却发了火：“在家待着！外面那些男人看你的眼神，我不放心！” 他的控制欲像藤蔓一样缠上来。不准她穿裙子，不准她涂口红，出门必须裹得严严实实，连抬头看一眼路边的男人都要被盘问半天。为了让他安心，张凤君断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把自己锁在那间他们 “爱巢” 里，像只见不得光的鼹鼠。 只有一起出门旅游时，她才能暂时喘口气。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会牵她的手，会给她买冰淇淋，会在镜头前笑得像个真正的丈夫。可回到哈尔滨，他又变回那个需要 “按时回家” 的孙天晓，留她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数着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 2003 年，孙天晓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黑龙江的房地产市场遇冷，他投出去的几个项目成了烂尾楼，岳父在家指着鼻子骂他 “废物”，妻子侯某更是三天两头跟他吵，连带着他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第一次动手，是因为张凤君忘了给他熨衬衫。他像疯了一样揪住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直到她额头渗出血来，瘫在地上动弹不得。看着她满脸是血的样子，他突然清醒了，“扑通” 跪在地上，扇自己的耳光：“凤君，我不是人！我错了！” 张凤君的心软了。她扶他起来，给他上药，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这只是开始。他的脾气越来越阴晴不定，前一秒还在说 “我爱你”，下一秒就能因为一点小事对她拳打脚踢。打完了又跪下来哭，求她原谅，周而复始，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 “你是不是…… 病了？” 有一次，看着他双眼赤红、语无伦次的样子，张凤君小心翼翼地问。 他猛地瞪起眼睛：“我没病！你才病了！” 那年七月，两人去北京办事，张凤君偷偷跑到安定医院。医生听完她的描述，眉头紧锁：“他这是长期压力过大导致的精神障碍，严重了会有自杀倾向，甚至…… 伤害他人。” 她哄着骗着把孙天晓带到医院，医生开了药，反复叮嘱：“这药不能让他自己拿着，剂量必须你把控。” 张凤君自己先试吃了三天，确定没大碍才给他。可药的副作用太大了 —— 他变得嗜睡、乏力，连看她的眼神都没了温度。妻子侯某察觉到他的冷淡，在家里大闹，他索性借口 “疗养”，躲到了张凤君那里。 靠着药物和她的照料，半年后孙天晓的状态好了些。可平静没持续多久，2004 年初，黑龙江掀起反腐风暴，几个曾帮过他的高官接连落马。孙天晓夜里睡不着觉，总盯着天花板说胡话：“他们会不会把我供出来？我完了……” 他的精神再次崩溃，比之前更严重。他抱着张凤君哭：“你当年剖腹产挨了一刀，我欠你的，以后我还你一百刀，咱们就两清了。” 这话像根毒刺，扎在张凤君心里。 他们开始玩更极端的游戏。吵到激烈时，孙天晓会翻出安眠药，倒一半给她：“死吧，死了就清净了。” 她真的会吞下去，他也跟着吞。两人睡两天两夜，醒来后继续吵，继续打，像两只困在笼子里互相撕咬的野兽。 有一次吵架，孙天晓把那个牛皮本撕了，碎片扔得满地都是。张凤君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捡起来，慢慢拼回去。纸上的字迹晕开了，像她流不干的眼泪。 她想结束了。 可孙天晓不同意。他找到她，掐着她的脖子吼：“你想分手？你知道我太多事了！我是精神病，杀了你也不用偿命！” 他还欠她六十五万，欠她五年青春，欠她一句像样的告别。 张凤君做了最后的准备。她把五年来的照片、车票、日记都传到网易邮箱，给侯某发了封长信，把所有事和盘托出。她还复印了几份资料，交给侄女：“我去北京，如果三天没回来，你就把这些寄出去，寄给孙天晓的公司，他的家人，所有认识他的人。” 她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五年，她不是他随便丢弃的影子。 2004 年 8 月 20 日，张凤君骗孙天晓去了北京。她在商场买了把锋利的水果刀，藏在包里。那天下午，孙天晓知道自己被 “骗” 后，在饭店房间里歇斯底里地咆哮：“你连我朋友都敢利用？你想毁了我？” 两人打了起来。张凤君求饶后，他吃了安眠药睡去。她却没睡，给侯某打了电话：“我是孙天晓的情人，你去网上看，那些照片会告诉你一切。” 第二天早上，孙天晓醒来，得知侯某知道了真相，彻底疯了。他骂她，打她，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划伤了她的右手。张凤君摔门而去，去安定医院找医生，回来时，看见孙天晓正对着电话吼，挂了电话就冲她咆哮：“你去医院见男医生了？你就是离不开男人！” 他抓起桌上的装饰石砸过来，张凤君躲开，顺手抄起那把水果刀。 “你说过要还我一百刀的。”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却停不下来。 刀光闪过，血溅在洁白的床单上。她不知道自己扎了多少下，只记得他说过的 “一百刀”，就一下一下地数着，直到他不再动弹。 她给侯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孙天晓是我的了，永远都是。” 然后，她吞下了所有的精神病药，想陪着他一起走。 警察找到她时，她坐在血泊旁的椅子上，眼神空洞，像耗尽了所有力气。法医鉴定显示，孙天晓身上有 120 多处刀伤，4 处刺穿心脏，8 处刺破肺脏，死于急性失血性休克。 2005 年 7 月，北京一中院一审判决张凤君死刑。她上诉，二审时突然说要揭发他人，想换条命，却没能如愿。 2006 年 8 月 8 日，北京市高院维持原判。行刑前，张凤君签字画押，只要求去趟厕所。法官宣读死刑命令时，她平静地听着，最后连说两个 “谢谢”。 没有家人来送她。 哈尔滨的秋天来得早，孙天晓的公司早已易主，那片曾属于他的广州地皮，后来盖起了高档小区。没人再提起那个英俊的建筑商，也没人记得那个为他燃烧了五年，最后同归于尽的女人。 只有风偶尔掠过当年他们约会的那条街，像在低声诉说：有些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血收尾。 第30章 具尸骸 龙志民案：秦岭深处的 48 具尸骸 消失在西关的身影 1985 年 5 月 16 日，商县的日头刚爬过南秦岭的山脊。叶庙村村民杜长英揣着那张皱巴巴的麦草收据，站在造纸厂门口的土路上，对哥哥杜长年说：哥，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去领那一块八毛五，上次出纳不在。 他夹着化肥口袋的手指关节泛白，袋口露出半块干硬的馍。40 岁的人，脸上刻着沟壑般的皱纹，却有着庄稼人特有的壮实。这年春天，他刚给猪场添了三头小猪仔，满心盼着秋收后能攒够钱给儿子娶媳妇。 杜长年在南秦河大桥的桥墩上坐下，看着弟弟的身影钻进造纸厂的铁门。那时的商县还没有三轮摩托，进城全靠两条腿或一天一班的绿皮小巴。兄弟俩舍不得花那五毛钱车票，天不亮就从村里出发，走了足足两小时。 日头升到头顶时，杜长英才出来，脸上带着懊恼：侯一亭那小子又不在，说下午才回来。 他把收据重新塞进贴胸的口袋，算了，先去赶集买豆饼，回头再来。 西关的集市像口沸腾的大锅。挑着菜筐的农妇、吆喝着的货郎、蹲在墙根等活的劳力，混着驴粪和油条的气味在空气里蒸腾。杜家兄弟在劳务市场前分了手，杜长年要去买镰刀，杜长英说去东边找豆饼摊。 晌午在丹江桥头碰头。 杜长年最后看了弟弟一眼，他正踮脚往人群里张望，蓝布褂子的后襟沾着片草叶。 这成了永别。 下午四点，杜长年在桥头等到日头偏西，没见弟弟的影子。他以为是买豆饼耽搁了，自己先回了村。傍晚七点，弟媳妇挺着大肚子找上门，声音发颤：哥，长英没回来。 许是跟熟人喝酒去了。 杜长年安慰着，心里却泛起一丝不安。那时没有电话，村里人走亲戚住一宿是常事。可到了夜里十点，弟媳妇又来，眼眶通红：猪圈的猪该喂了，他从不这样的。 十二天像磨盘一样碾过。杜长年把商县县城翻了个底朝天，问遍了所有认识的人，直到 5 月 27 日傍晚，他再次站在造纸厂门口，突然想起弟弟贴身的那张收据。 出纳侯一亭正在算账，听他问起杜长英，手里的算盘 地停了：哦，你说长英啊，前几天有人拿着他的收据来领钱了。 杜长年攥紧了拳头。 个矮子，四十来岁，圆眼睛大耳朵，看着像个秃头。 侯一亭比划着，他说长英欠他二十块，用这收据抵了。我看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就把钱给了。 杜长年脑子里 的一声 —— 他想起去年在弟弟家见过的那个男人。龙志民，王建村人，个头矮得像个半大孩子，说话时总爱眯着眼笑，当时说是来给村里介绍活的。 他住哪？ 王建村，就南秦岭那边。 两支追凶队 5 月 28 日天没亮，杜长年带着八个精壮汉子往王建村赶。走到南秦桥南，他突然停住：这么多人去，怕打草惊蛇。 他把人分成几拨，自己带着三个装作打工的，顺着公路往村里挪。 刚过造纸厂，前面一百米处的树荫里晃出个矮个子。那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袄，裤脚沾着泥，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就是他！ 杜长年压低声音，让同伴远远跟着，自己折回去找侯一亭。 半小时后，在造纸厂传达室，侯一亭指着窗外：没错，就是他。 龙志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脚步加快了些。杜长年和侯一亭远远跟着，看他拐进西关车站，突然坐在一个医药摊前，龇牙咧嘴地喊：郎中，给我贴膏药，腿疼得厉害！ 侯一亭走上前：还记得我不？ 龙志民抬头，眼睛眯成条缝：咋不记得？管钱的嘛。 他指指腿，你看这，干活累的。 杜长英的收据咋在你手里？ 他欠我钱啊。 龙志民翻了个白眼，那天在西关堵住他，他说没钱，就给了这破条子，才一块八毛五，还差我十八块多呢！ 他人呢？ 去西安了，说挣了钱就还我。 龙志民说得坦然，起身就要走。 杜长年拽住他：跟我们去趟派出所。 凭啥？ 龙志民突然拔高嗓门，往地上一躺，我犯啥法了？你们抢人啊！ 他在地上滚着，黑棉袄沾上了尘土，我是龙先进！县里给我发过奖状的！ 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人开始议论：看着挺老实的，咋回事啊？ 就在这时，一个黑脸小伙挤到杜长年跟前，低声说：大哥，我也在找他。你们先看着，我去叫人。 小伙是上官房乡的，叫王志龙。他姐夫江三河是村支部副书记，去年冬天被个矮子叫去 挖猪圈，再也没回来。 半小时后，王志龙带着江三河的哥哥江银山等人赶来。两拨人一对情况，脊梁骨都冒冷汗 —— 江三河失踪前，也遇到过一个矮子，说 一天五块钱，挖猪圈。 把他弄去派出所！ 江银山红着眼，拳头捏得咯咯响。 龙志民还在地上撒泼，被众人架起来时，突然不闹了，只是眼神阴沉沉地扫过每个人的脸。 地窖里的秘密 商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灯泡忽明忽暗。龙志民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笔直：我是王建村的龙志民，你们可以去问，我是县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刑警队长王寇成盯着他：杜长英在哪？ 去西安了。 江三河呢？ 干完活就走了，我哪知道。 龙志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就是个农民，老实巴交的。 审讯从傍晚持续到凌晨，龙志民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王寇成决定先去王建村看看。 5 月 29 日清晨，苟不云带着个年轻刑警骑自行车往王建村去。村子坐落在南秦川的台地上，公路从村前穿过，龙志民家就在村口，像个破败的照壁。 那是间低矮的瓦顶土屋，门虚掩着，推开时 一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屋里黑得像地窖，窗户被土坯堵得严严实实，只有一束光从门缝挤进来，照亮空中飞舞的尘埃。 有人吗？ 苟不云喊了一声。 炕上突然动了一下，一个女人慢慢坐起来。她头发乱得像草，下肢明显畸形，双手撑着板凳才能挪动。龙志民不在。 她声音嘶哑，是龙志民的妻子严淑霞。 搜查开始了。屋里比猪圈还乱，柴火、空酒瓶、破布堆了一地。苟不云注意到，地面有几处像被新铲过，阁楼的木梯上沾着暗紫色的斑点，像干涸的血。 这是啥？ 年轻刑警指着墙角的塑料布。 苟不云掀开一看，胃里一阵翻腾 —— 里面裹着些头发，黑的、白的缠在一起。 严淑霞突然说：有回他带回来几个人，夜里我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人就没了。我洗衣服，水是红的。 旁边的村干部呵斥道：瞎胡说啥！那是你的经血！ 他转头对苟不云说，这女人脑子不好使，别信她的。 苟不云没说话，盯着那堆头发看了很久。 下午一点，王寇成带着人再去时，门被锁上了。村治保主任赵新田找了半天，才在井边找到严淑霞，她正呆呆地坐着，手里攥着串钥匙。 开门。 王寇成接过钥匙，插进锁孔时，指尖都在抖。 门开的瞬间，更浓的臭味涌出来，混杂着腐烂和粪便的气息。王寇成让所有人屏住呼吸，自己带头走进去。东厢房的杂物堆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挪开那堆草！ 几个刑警七手八脚地扒开杂草，两具相拥的裸尸露了出来。尸体已经开始腐烂，皮肤呈现出青紫色，眼睛圆睁着，像是死前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狗日的！ 王寇成一拳砸在墙上，封锁现场！ 萝卜窖里的尸骨 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商县。王建村的村民扶老携幼地往村口涌，被武警拦住时，就踮着脚往龙家院子里望。 听说了吗？挖出两具了！ 我早说他家不对劲，常年关着门，臭得能熏死人！ 前几年老有人往他家去，都是外乡人...... 5 月 29 日傍晚，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带着刑侦专家赶到。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龙家周围两米被圈了起来，干警们正用标杆探测土地。 王队，这边有问题！ 一个干警突然喊道。 王寇成跑过去，只见标杆插进院子里的一块菜地，拔出来时，尖端沾着些发黄的苞谷叶和暗红色的泥土。 民兵挥着锄头下去，没挖几下，突然 地叫了一声，扔了锄头就跑。众人围过去，只见泥土里露出半截骨头，白森森的，像是人的腿骨。 张景贤脸色凝重：扩大范围，仔细挖。 夕阳把天空染成血红色时，一个长三米、宽两米的土坑渐渐显露出来。当表层的稻谷杆被揭开，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 坑里整齐地码着尸体，脑袋和脚交错倒置，像码柴火一样紧凑。 一层、两层...... 有人数着，声音发颤。 围观的村民炸开了锅，胆大的往前挤，胆小的转身就跑，还有人捂着脸哭：那不是我家二柱吗？他去年去城里打工就没回来...... 直到天黑，挖掘才停下来。坑里约有八九具尸体，但明显还没见底。武警荷枪实弹地守在周围，军分区独立连也进入戒备状态，无线电话里不断传来指令：保护现场，不许任何人靠近！ 5 月 30 日清晨，省厅的法医赶到。挖掘重新开始，尸体数目不断上升：10 具、20 具、30 具...... 当最后一具被抬出来时，总数停在了 33 具。 这是 3 号坑。 王寇成在笔记本上记下，手指抖得握不住笔。 就在这时，猪圈方向传来惊呼。干警们跑过去，只见一个新的土坑被揭开，里面又挖出 8 具尸体，排列方式和 3 号坑一模一样。 2 号坑。 张景贤的声音沙哑，继续搜。 6 月 5 日，在厕所东墙下，最后一个坑被发现，里面是 4 具早已骨化的尸骸。 总计 48 具。 恶魔的供词 龙志民被关在武警部队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蒙着草垫子，四个墙角各站着一个持枪警卫。他戴着镣铐，却一点也不老实，整天念叨着：我是龙先进，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审讯开始了。王寇成把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 —— 那是 3 号坑的尸体。 龙志民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又梗起脖子：啥意思？跟我没关系。 这些人是谁？ 不知道。 你家萝卜窖里为啥有尸体？ 龙志民突然笑了，露出黄黑的牙：我是为国家除害。 我三不杀：不杀科技人员，不杀国家干部，不杀职工工人。 他凑近了些，声音压低，我专杀残废人，杀那些憨憨傻傻的，他们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这话让审讯室里的人都愣住了。可查证后发现，死者里有复员军人、村支书，更多是像杜长英这样的壮劳力，根本不是他说的 残废人。 真相在一次次审讯中拼凑起来。龙志民从 1983 年开始作案，他总在西关车站转悠，专找那些 找活干 的外乡人，说 挖猪圈一天五块钱。把人骗回家后，趁对方睡着，用锄头或酒瓶砸死，扒光衣服埋进事先挖好的坑里。 为啥扒衣服？ 洗干净能穿，头发攒多了能卖钱。 龙志民说得轻描淡写。 他甚至有个用烟盒做的笔记本，记着 1208 个人的名字，说是 听来的，记着玩。可上面既有商县公安局的炊事员，也有邻村的农民，没人知道他记这些想干什么。 严淑霞的证词更让人毛骨悚然。他杀第一个人时，我听见响声，不敢看。 她坐在轮椅上，眼神空洞，后来他让我洗衣服，那些衣服上都是血，我不敢说...... 她曾托舅舅写过离婚诉状，说龙志民 虐待成性，行踪诡异，可有关部门没当回事。案发前几天，她吓得躲在亲戚家，龙志民怎么叫都不回去。 你就没想着报案？ 谁敢啊...... 她突然哭了，他说要是我说出去，就杀了我全家。 迟到的正义 1985 年 8 月 30 日，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龙志民夫妇提起公诉。9 月 20 日，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判处二人死刑。 龙志民不服，上诉说：黄巢杀了 800 万都没事，凭啥判我死刑？ 陕西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月 27 日，公判大会在商县体育场举行。龙志民穿着囚服，站在台上，脸上没有丝毫悔意。当宣判 立即执行 时，他突然喊道：我想不通！ 枪声响起时，王建村的村民们聚在村口，没人说话。有人点燃了一挂鞭炮，说是 ，鞭炮声在山谷里回荡，像无数冤魂在哭泣。 龙志民的土屋后来被一个老人以 300 块钱买下，可老人住了没半年就搬走了，说 夜里总听见哭声。如今那屋子还在，荒草没了膝盖，窗户黑洞洞的，像只盯着人的眼睛。 他的女儿那年才 6 岁，在外婆家长大，因为父母的事，在学校总被欺负，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后来有人说她改了名，远嫁到新疆，再也没回来过。 案件结束后，公安部的调查显示，当地公安部门严重失职。江银山寻找弟弟时，两次反映情况都没回音；严淑霞的离婚诉状里明明透露出犯罪线索，却被束之高阁。如果这些能被重视，或许最后两位死者就能幸免于难。 很多年后，还有村民会说起那个夏天。南秦岭的雨水特别多，把龙家门前的土地冲刷得发红，空气中总飘着股说不清的味道。有人说，那是 48 个冤魂在等着一个道歉。 可道歉，终究是迟到了。 第31章 瑞昌凶案 2015 年 11 月的瑞昌已浸在初冬的湿冷里，连绵的阴雨像一张灰色的网，罩得人喘不过气。3 日晚上九点半，城南超市的卷帘门缓缓落下，陈英裹紧外套走出员工通道，塑料雨靴踩在积水里发出 声。同事李姐喊住她：英姐，明儿中班别迟到啊，这批大米还等着上架呢。 陈英回头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放心，误不了。 谁也没料到，这竟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笑容。 4 日下午两点，超市仓库里堆着小山似的东北大米，唯独负责粮油区的陈英不见踪影。店长老张拨了三遍电话，听筒里始终是冰冷的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邪门了，老张嘀咕着，陈英在超市干了五年，别说旷工，就连迟到一分钟都会提前打电话报备。她总说：拿人家工资，就得对得起这份活儿。 傍晚六点，雨势渐大，几个同事揣着忐忑的心情摸到陈英住的幸福里小区。这是栋九十年代的老楼，墙皮斑驳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楼道里的声控灯接触不良， 响着忽明忽暗。四楼的防盗门紧闭着，王姐上前敲门，指关节叩在铁皮门上的声音在空荡的楼道里格外刺耳。 陈英？在家吗？ 英姐，你没事吧？ 敲了足足三分钟，屋里毫无动静。小李突然想起什么，凑到猫眼上往里瞧 ——里面亮着灯，白晃晃的，他话音刚落，王姐又用力敲了几下，再看时，猫眼突然变成了墨色，像是被一只手猛地捂住。 里头有人！ 小李的声音发颤，刚才那光，绝对是客厅的节能灯！ 众人汗毛倒竖，不约而同看向窗外。四楼阳台的晾衣绳上，几件深色衣物在雨里疯狂摇晃，其中那件蓝格子衬衫还是上周李姐陪她买的。她最爱干净的人，王姐声音发哽，上次下毛毛雨，她都特意跑回来收被子...... 当陈英的弟弟陈强用备用钥匙打开门时，一股混合着雨水和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客厅的红木茶几擦得锃亮，玻璃鱼缸里的金鱼悠闲地吐着泡泡，就连沙发上的抱枕都摆成笔直的一条线 —— 这不像出了事的样子。直到卧室门被风吹开一道缝，露出床上鼓起的人形轮廓，陈强的心脏才骤然停跳。 他颤巍巍地推开门，卧室灯被拉亮的瞬间，惨白的光线照亮了床上的景象：陈英双目紧闭，脸色紫得像熟透的茄子，嘴角还凝着一丝暗红的血沫。盖在身上的棉被边缘不自然地翘起，仿佛有人曾用力拉扯过。 法医老李蹲在床边仔细检查时，眉头越皱越紧。身上没伤，没搏斗痕迹， 他翻开陈英的眼皮，瞳孔散大程度不对，不像猝死。 突然，他手指顿住 —— 陈英的睡衣领口被扯到锁骨上方，露出的皮肤上有几道淡红色的勒痕，像是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压迫过。更奇怪的是垫在身下的床单，从脚到头有一道明显的褶皱，像是尸体被拖动时留下的。 这现场不对劲。 老李直起身，目光扫过整洁的房间，太干净了，干净得像刻意布置过。 警方在客厅发现的电视机成了突破口。那台老式长虹彩电歪挂在墙上，屏幕蛛网般的裂痕里卡着半片鞋印，黑色的电源线被硬生生扯断，铜丝裸露在外。电视柜的人造板上有个碗口大的凹坑，边缘还粘着几缕白色的墙灰。这是被人用脚踹下来的， 技术员小周指着凹陷处，你看这弧度，发力点应该在右后方。 垃圾桶里的异常更印证了他杀的可能 —— 这个平时总套着蓝色塑料袋的垃圾桶，此刻空空如也，桶壁还残留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凶手清理过垃圾， 带队的张警官捻着下巴，而且拿走了什么重要东西。 陈英的手机最终在两公里外的小区花园被找到。11 月 7 日清晨，遛弯的赵大爷在冬青丛里踢到个硬东西，捡起来一看，是部摔散架的诺基亚，电池舱里还卡着半截 SIm 卡。手机通讯录里，大女儿 三个字的备注被摩挲得有些模糊，而这个号码，正是陈英临死前最后拨打的号码。 张静在派出所里坐得笔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这个 24 岁的姑娘在邻县的服装店打工，说起陈英时眼神复杂：我养父母说，我生下来就被她送人了。 去年偶然联系上后，两人也只通过三次电话，最后那次是 3 号晚上，我接了没声音，回拨三次都有人接，就是不说话。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现在想起来，那时候...... 她是不是想求救？ 线索最终指向王峰时，这个 27 岁的男人正在麻将馆里吆五喝六。面对监控录像里自己驾车进入小区的画面，他先是挠着头说 记错了，直到警方拿出他鞋底与电视屏幕上一致的花纹照片，他才瘫坐在椅子上。 我就是想问问她张贤去哪了...... 王峰的声音带着哭腔，眼神却飘忽不定。他和张贤去年网恋时，一个谎称 年薪五十万，一个隐瞒 在 KtV 打工 的经历，这场建立在谎言上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崩塌。案发当晚，喝了酒的王峰带着朋友王刚找上门，与拦着不让进门的陈英吵了起来。她骂我没出息，说张贤跟着我是遭罪...... 怒火中烧的他顺手抄起枕边的枕头，死死按在了岳母脸上。 清理现场时，他慌乱中揣走了陈英的手机，想找找张贤的新联系方式。看到通讯录里 大女儿 的名字，他以为是张贤换了号码，拨通后却听到陌生的女声，当时脑子懵了，就想赶紧挂掉...... 法庭上，张贤抱着母亲的遗像哭得几乎晕厥。这个 15 岁就辍学打工的姑娘，始终想不明白：我逃婚是想躲开他，怎么就害死了我妈...... 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像极了那个陈英没能回家的夜晚，只是这一次，再也没人会惦记着阳台没收的衣服了。 第32章 地窖沉尸 一桩仙人跳背后的四十具枯骨 1991 年 10 月 22 日的杭州，深秋的雾气像掺了冰碴子，黏在冲金派出所的玻璃窗上，凝成一道道浑浊的水痕。所长踩着满地梧桐叶走进值班室时，黄国华正对着暖炉搓手 —— 他刚处理完一起邻里因抢占公共煤炉引发的纠纷，搪瓷杯里的浓茶已经凉透。 去趟苏州。 所长把一份协查通报拍在桌上，纸张边缘被晨露浸得发卷，刑侦队都扑在上城那起凶案上了，你去火车站派出所，把三个搞麻醉抢劫的带回来。 黄国华抬头时，一片枯叶正巧落在窗台上，叶脉在雾中看得格外清晰。他那时还不知道，这片落叶的轨迹，竟与他未来三十年的人生轨迹重合 —— 都带着一种无法逆转的沉重。 意外的差事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作响，车窗外的江南水乡渐渐隐入雾中。黄国华对着嫌疑人资料册出神：贾文革，29 岁；李秀华，24 岁；徐丽霞，28 岁 —— 三个齐齐哈尔人的名字，像三颗硌手的石子，嵌在这本记录着偷鸡摸狗的册子上。 苏州火车站派出所的审讯室泛着消毒水的味道。三个嫌疑人靠墙蹲着，姿态像被冻僵的鸟。黄国华的目光最先落在徐丽霞身上：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薄毛衣，领口豁了个口子，露出的锁骨在灯光下泛着青白色。10 月的江南早已该穿棉袄，她却赤着脚蹬着双塑料凉鞋，脚趾蜷曲着，像是怕冷，又像是怕弄脏地面。 搜出 3027 块现金，还有这个。 值班民警递过来个药瓶，标签被磨得看不清，萧山的谢某说，这女的勾他去旅馆，醒来钱就没了，浑身软得像面条。 押解回程时，徐丽霞始终望着窗外。暮色四合时，她开始轻轻发抖，不是恐惧的颤栗，是冻得牙齿打颤。黄国华最终还是找列车员要了条军绿棉被，递过去时，女人的指尖像冰锥似的戳了他一下，随即又猛地缩回去，仿佛被烫到。 谢谢。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北方口音特有的尾音，像被风吹断的线。 黄国华后来总想起这个细节。那时他以为，这不过是场寻常的仙人跳，却没料到，这条棉被竟成了撬开惊天大案的第一块砖。 审讯室里的惊雷 10 月 23 日清晨，冲金派出所的煤炉烧得正旺，烟囱里冒出的烟在冷空气中凝成笔直的线。审讯室的木桌上，摊着徐丽霞的笔录，卖淫嫖娼合伙抢劫 的字眼被黄国华圈了又圈。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他拧开钢笔帽，墨水在笔尖聚成个墨点。 徐丽霞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苗，突然开口：能给我买包卫生巾吗？ 黄国华愣了愣。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拍打玻璃，审讯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他最终让女同事去街角的供销社买了包 安尔乐，递过去时，女人低着头，耳尖红得像要滴血。 就是这个瞬间的羞怯，让黄国华后来总在想：她也曾是个会脸红的姑娘啊。 审讯重新开始时，徐丽霞的话变得流畅起来。她交代了如何在火车站物色目标，如何用 、 的名义把男人引到偏僻旅馆，再由贾文革和李秀华用掺了麻醉剂的饮料迷晕对方。细节清晰得像事先背好的剧本，黄国华甚至已经在心里给这案子定了性 —— 典型的流窜仙人跳团伙。 直到他合上笔录本，习惯性地问出最后一句：没别的了？ 徐丽霞抬起头，炉火的光在她瞳孔里明明灭灭。她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嘴唇翕动着，像在吞咽什么。然后，她轻轻说了句话，声音平得像结了冰的江面： 我们在东北杀了二十多个人。 钢笔 一声砸在地上，墨水滴在 仙人跳 三个字上，晕成一团黑。黄国华盯着她，看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恐惧也不亢奋，仿佛在说昨天的天气。审讯室的日光灯管突然发出 一声爆鸣，在墙上投下他们扭曲的影子。 你说什么？ 黄国华的声音有些发紧，他摸出烟盒，手指却在发抖。 我说， 徐丽霞的目光扫过他手里的烟，我们在讷河的房子里，埋了二十多个人。我要是说了，肯定活不成，但你能立大功。 她顿了顿，补充道，我要见你们局长，这事太大，我只跟他说。 黄国华捏着烟的手指关节泛白。他想起徐丽霞接过卫生巾时发红的耳尖，想起她冻得发抖的样子，再对比此刻平静说出杀人的语气，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天灵盖。 魔鬼的糖果厂 1990 年 11 月的齐齐哈尔，雪下得正紧。徐丽霞揣着从丈夫口袋里抢来的五十块钱，站在火车站候车厅的角落里，听着广播里的车次信息发呆。那天她又因为给孩子换尿布的事跟丈夫吵了架，摔门而出时，儿子的哭声像针一样扎在她背上。 她本想去大姐家，脚却像被磁铁吸着，拐进了火车站。这个从幼儿园老师变成家庭主妇的女人，那时还不知道，命运的铁轨从这一刻起，就偏离了所有预设的方向。 妹子，找活儿干不？ 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挡住了风口。贾文革笑得很温和，眼角有两道浅浅的纹路，显得格外亲切。他说自己在讷河开了家糖果厂，缺个记账的，管吃管住，月薪两百。 糖果厂？ 徐丽霞的眼睛亮了亮。她小时候最盼过年，因为只有那时，才能分到几颗硬糖，含在嘴里能甜一整天。 贾文革的皮夹克上沾着点糖霜似的白粉末，他说是熬糖稀溅上的。这个细节让徐丽霞彻底放下了戒心。当绿皮火车驶离齐齐哈尔时，她望着窗外掠过的雪原，心里竟生出几分憧憬 —— 也许到了讷河，就能过上有糖吃的日子。 讷河火车站附近的平房院落，在暮色中像只伏着的野兽。贾文革推开院门时，徐丽霞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烂了，又混着点铁锈味。这是老房子，难免有股味儿。 贾文革笑着解释，指了指墙角的酸菜缸，冬天腌菜就这样。 当晚，徐丽霞被推进东屋时，还在想着明天去糖果厂看看。直到贾文革扑上来撕扯她的衣服，她才尖叫着反抗，但很快就被捂住了嘴。挣扎中，她的指甲抠破了男人的胳膊，却只换来更凶狠的殴打。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脖子上多了根冰冷的铁丝，勒得她眼冒金星。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她看见贾文革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陌生，那两道亲切的笑纹，此刻像刀刻的伤疤。 尸窖里的幸存者 徐丽霞是被冻醒的。 不是空气的冷，是一种湿冷的、带着腐臭的寒气，从四面八方包裹过来。她想抬手揉揉脖子，却发现双手被铁丝捆着，勒得手腕生疼。 头顶有微弱的光渗下来，她费力地仰起头，看见块盖着的木板。借着那点光，她终于看清了自己身处的地方 —— 这是个地窖，而她正躺在一堆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上。 是尸体。 不知有多少具，层层叠叠地堆着，像码放的柴火。有的已经发黑变形，有的还穿着完整的衣服，领口露出的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青紫色。离她最近的是个年轻女人，眼睛圆睁着，嘴巴张得老大，仿佛还在尖叫。 徐丽霞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却吐不出任何东西。她突然意识到脖子上的铁丝松了，大概是刚才挣扎时挣开的。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她用被捆着的双手拼命向上推那块木板，指甲劈了，渗出血来，也浑然不觉。 一声，木板被推开，冷风夹杂着雪粒灌进来。徐丽霞像条濒死的鱼，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了出去，重重摔在雪地上。 月光照亮了院子，也照亮了站在门口的贾文革。他手里拿着根木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惊讶，也不愤怒。有意思。 他慢悠悠地说，这么多女人，就你能爬出来。 徐丽霞后来总说，那一刻她该咬舌自尽的。但当贾文革掏出她儿子的照片时，她所有的勇气都碎了。你要是不听话， 男人蹲下来，用木棍戳着她的脸，我就把你男人和娃也送下来作伴。 地窖里的尸体，成了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那天起，徐丽霞成了贾文革的帮凶，白天在火车站钓男人，晚上则在那座平房里，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罪恶的流水线 1991 年开春后，贾文革的 越来越 。他觉得徐丽霞一个人不够用，又找来两个帮手 —— 李秀华和孙文丽。这两个有小偷小摸前科的年轻人，起初以为只是跟着 捞点偏门，直到那个姓曾的姑娘出现。 3 月的讷河还飘着雪，曾姑娘是来投奔亲戚的，在火车站被徐丽霞以 找亲戚带路 为由骗到平房。贾文革让李秀华和孙文丽 练练手，两个年轻人起初还在犹豫，直到贾文革把一把沾着血的刀扔在他们面前。 要么干，要么下去陪她们。 他指了指地窖的方向。 徐丽霞站在窗边，看着雪花落在窗台上融化。屋里传来曾姑娘的哭喊和挣扎声，很快又归于寂静。她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两个年轻人也成了和她一样的怪物。 犯罪团伙形成后，他们的目标从单身女人扩展到了男人。最惨烈的是那对卖黄豆的父子，父亲被贾文革按住时，对着屋外的儿子大喊 ，19 岁的青年红着眼冲进来，却被徐丽霞死死抱住腿。那小伙子真有劲啊， 徐丽霞后来供述时，声音发飘，把我胳膊都拧青了。 直到孙文丽用铁锹砸在青年后脑勺上，那股蛮劲才突然消失。徐丽霞看着青年倒下去，眼睛还望着门口的方向，像在盼着谁来救他。 那年夏天来得格外早，七月的讷河已经热得穿不住长袖。地窖里的尸体开始腐烂，恶臭顺着砖缝渗出来，连隔壁的老两口都敲墙抱怨。贾文革看着墙角渗出的暗红色液体，终于决定暂时收手 —— 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连他自己都受不了那股味儿。 他们把剩下的 交给李艳珍和孙文丽，带着徐丽霞和李秀华南下，继续用仙人跳骗钱。在苏州火车站被盯上时，徐丽霞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递饮料，那杯掺了麻醉剂的橘子水，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报案 10 月 23 日深夜，冲金派出所的电报室亮着盏昏黄的灯。内勤钟庆戴着老花镜，把徐丽霞供述的地址一笔一划抄在电报纸上：讷河县火车站东三百米，平房院落，有井，院内有地窖...... 电报发出时，所长正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圈，杭州到讷河的直线距离超过两千公里，那道红圈像道血痕，横亘在祖国的版图上。 第二天傍晚收到的回电却让所有人都傻了眼：查无此案。 黄国华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突然想起徐丽霞说过的细节：井盖上有三个洞，是用铁棍戳的。 他立即申请再次提审，这一次，徐丽霞在纸上画出了那座平房的布局，连窗台上缺角的花盆都标得清清楚楚。 第二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齐齐哈尔公安局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电流杂音中传来的声音带着颤抖：找到了...... 已经挖出来十五具了...... 还在挖...... 黄国华握着听筒的手突然没劲了，电话 地掉在桌上。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层，像是谁在无声地哭泣。 尸山与白骨 讷河的十一月，气温跌破零下三十度，哈气成霜。但贾文革家的院子里却蒸腾着热气，不是暖意，是尸体腐烂后混杂着消毒水的怪味。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崔道植站在地窖边，看着被吊上来的尸体，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的老公安，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气味钻进骨头缝里，洗都洗不掉。 十个法医组成的队伍开始了艰难的清理。讷河市法医喻文君总是第一个系上绳子下到窖底，六米深的地窖里，尸体堆得像座小山，最上面的还能看出人形，往下就成了烂泥似的一团。他穿着白大褂，每挪动一步都要陷进腐肉里，有时还会踩到圆滚滚的东西 —— 后来才发现是人的眼球。 那个仅一米长、半米宽的小坑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喻文君下去时，只能侧着身子，腐肉和骨头渣子灌进袖口和衣领，防毒面具根本挡不住那股恶臭。第七天下午，他正托着一截手臂往上递，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尸体堆里。 同事们把他拉上来时，这个四十岁的汉子已经失去意识，脸上、头发上全是黑绿色的黏液。送到医院抢救时，连见惯了生死的护士都忍不住转过头干呕。 但真正的挑战是识别身份。1991 年还没有 dNA 技术，法医们只能在院子里支起五口大锅，烧着滚烫的开水，把尸骨一块块煮干净。高馨玉 —— 这位后来成为党的二十大代表的女法医，当时还是个刚工作一年的年轻人，她的手套煮烂了三双，手指被沸水烫得全是泡，却始终守在锅边，生怕漏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线索。 整整二十天，法医们每天工作近二十个小时。有人用雪搓脸提神，有人边打点滴边记录，喻文君刚能下床就赶回现场，说 多个人手，就能多让一个死者回家。最终，他们从两座尸山里整理出 41 具完整的尸骨，每具都用白布裹着，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列，像沉默的队列。 尘埃落定后的余响 1992 年 1 月 24 日，讷河的刑场飘着小雪。贾文革、徐丽霞、李秀华、孙文丽被执行枪决时，黄国华正在杭州的档案室里整理卷宗。他后来获得了一等功，但那枚奖章被他压在了抽屉最底层，上面蒙着厚厚的灰。 这个当年意外参与办案的片警，此后三十年一直留着光头。同事们问起，他只说 ，却从不提那个总在午夜梦回时出现的场景：徐丽霞接过卫生巾时，那双瞬间泛起水汽的眼睛。2019 年退休那天，他把所有关于此案的卷宗仔细包好，交给继任者时说了句：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曾经都是活生生的人。 而喻文君的故事，藏在讷河公安局的老照片里。那个总爱抢着下窖的法医，后来患上了严重的帕金森症，手抖得连解剖刀都握不住。但每年 10 月 23 日，他都会让儿子扶着，去当年的案发现场看看 —— 那里如今建起了居民楼，孩子们在楼下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2023 年深秋，杭州冲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笔录本。最后一页写着几行字，笔迹有些潦草，像是写得很急： 1991 年 10 月 23 日，徐丽霞供述杀人事实。 人性之恶，深不见底。 然，总有微光，穿透黑暗。 窗外的梧桐树又落了叶，新叶终将在春天萌发。只是那些埋在讷河地下的灵魂，再也等不到属于他们的春天了。 第33章 操场埋尸案 2003 年的冬天，湖南新晃的雨夹雪下得绵密。新晃一中的操场上，推土机正轰鸣着平整土地，准备铺设塑胶跑道。53 岁的邓世平裹着军大衣站在寒风里，手里捏着卷尺，眉头拧成个疙瘩 —— 这块地基的混凝土厚度，比图纸上少了整整五公分。 杜老板，这可不行。 他转身看向旁边叼着烟的年轻人，孩子们要在这跑步，偷工减料会出人命的。 杜少平吐掉烟蒂，脸上的横肉抖了抖：邓老师，睁只眼闭只眼得了，我舅是校长，出不了岔子。 这个中专毕业的包工头，靠着校长黄炳松的关系，没经过招标就拿下了这项 90 万的工程，此刻已经虚报领到了 140 万工程款。 邓世平没接话，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 1 月 18 日，跑道地基厚度不达标。这个从 1980 年就扎根教育系统的老职工，一辈子认死理，负责后勤基建时，连粉笔都要数着根头发放。同事们都说他 ，但没人否认他的正直 —— 去年有人想给学生食堂送过期大米，硬是被他堵在门口骂了回去。 1 月 22 日中午，距离春节还有十天，操场上的工人已经开始收拾工具准备过年。邓世平和同事姚本英在项目部办公室下象棋，棋盘刚摆好，杜少平拎着两瓶可乐走进来：邓老师，姚老师，歇会儿喝点东西。 可乐的气泡在玻璃杯里滋滋作响，邓世平喝了两口，突然觉得眼皮发沉。他趴在桌子上想歇会儿，恍惚中听到杜少平在打电话：人放倒了，你过来把姓姚的支走...... 等他再次有知觉时，发现自己被捆在长凳上，嘴巴被胶带封得死死的。杜少平的脸在眼前放大，手里攥着根橡胶锤子：让你多管闲事！ 锤子落下的瞬间，邓世平拼命扭动，却只换来更凶狠的击打。他最后看到的，是罗光忠那张别过去的脸，和窗外飘进的几片雪花。 深夜十一点，操场西北角的地基坑旁，两束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晃动。杜少平和罗光忠费力地将用塑料布裹着的尸体扔进三米深的大坑，上面压了几块百斤重的石头。明天就把这儿填上。 杜少平喘着粗气，鞋底踩着新翻的泥土，发出沉闷的声响。 第二天，雨下得很大，工人们奇怪地发现，停工多日的推土机突然启动，轰隆隆地将那片地基坑填得严严实实。没人知道，这片即将铺设塑胶跑道的土地下，埋着一个刚正不阿的灵魂。 邓世平的妻子谭章在丈夫失踪的第三天，揣着他的工作证找到学校。校长黄炳松坐在真皮沙发上，慢条斯理地喝着茶：邓老师可能回老家了吧，我让老师们找找。 所谓的寻找，不过是在校园里象征性地转了两圈，连操场都没靠近。 那年春节，邓家的年夜饭桌空了一个位置。17 岁的女儿邓玲望着父亲常坐的藤椅，突然哇地哭出来：爸肯定出事了！他答应要给我买新书包的...... 谭章把女儿搂在怀里，指节攥得发白 —— 她在丈夫的笔记本里看到过 杜少平偷工减料 的记录，也听到过他说 杜少平放话要收拾我。 报案的路比想象中更难走。县公安局的接待室总是挤满人，她的材料递进去就石沉大海。有次好不容易见到刑侦队的邓水生，对方拍着桌子说：没尸体怎么立案？说不定是自己跑了！ 直到半年后，她在省公安厅门口守了三天，才有人收下材料，却依旧杳无音讯。 日子像新晃的阴雨一样漫长。邓玲考上长沙的大学那天，谭章把丈夫的照片塞进女儿行李箱：别惦记家里，你爸...... 会回来的。 他们搬离了生活半辈子的县城，谁也不愿再踏进校园附近的那条路 —— 那里有学生们在操场上奔跑的笑声，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而杜少平的日子却越发 。靠着操场工程赚的第一桶金，他开了家小额贷款公司，手下养着十几个纹身的小弟。在新晃的夜市上，常能看到他开着黑色轿车呼啸而过，副驾驶上坐着不同的女人。有人欠了他的高利贷，被拖到江边打了个半死；有商户不愿交 保护费，店门连夜被泼满油漆。 2015 年夏天，包工头杨传定因为工程款和杜少平起了争执。你敢动我试试？ 杨传定梗着脖子，我可不像一中那个姓邓的老师，被你埋在操场底下！ 杜少平的脸 地白了，抄起啤酒瓶就砸过去：胡说八道什么！ 这个细节像颗种子，在杨传定心里发了芽。2019 年 4 月，当扫黑除恶的公告贴满新晃街头时，他攥着举报信走进了市公安局。 6 月 19 日清晨，新晃一中的操场上围满了人。挖掘机的铁臂缓缓落下，铲开塑胶跑道的瞬间，一股混杂着泥土和腐朽的气味飘散开来。当第一块白骨被挖出时，警戒线外的谭章腿一软，差点栽倒 —— 那枚戴在尸骨手指上的银戒指，是她结婚时给丈夫买的。 邓兰冰在微博上写下那段话时，手指抖得厉害。这个在长沙当律师的年轻人，十六年来第一次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父亲。他总说做人要挺直腰杆， 他对着镜头红了眼眶，现在，该轮到我们为他挺直腰杆了。 庭审那天，杜少平穿着囚服坐在被告席上，头发全白了。当法官念出 判决时，他突然瘫倒在地。黄炳松、杨军等涉案公职人员依次被带上法庭，这些曾经在新晃呼风唤雨的人物，此刻都低着头，不敢看旁听席上邓家人的眼睛。 2020 年 1 月，新晃一中的操场上又响起了孩子们的笑声。重新铺设的跑道泛着崭新的红色，阳光洒在上面，像一片温暖的海洋。只是偶尔有老人路过时，会指着西北角的位置叹口气：那里埋着个好人啊...... 十六年的等待，终究等来了正义的判决。只是邓玲每次回老家，还是会习惯性地望向操场 —— 她总觉得，父亲还站在那里，穿着军大衣，手里拿着卷尺，像当年一样，认真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第34章 飘窗疑云 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四年追凶路 2024 年 1 月 31 日清晨，重庆的薄雾裹着寒意，笼罩着羁押场所的高墙。当法警带着张波和叶诚尘走过最后一段路时，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距离两个孩子从 15 楼坠落已经过去三年零三个月，这场牵动全国的案件，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裁决。 那声撕裂宁静的尖叫 2020 年 11 月 2 日下午 3 点 27 分，锦江华府小区 15 栋楼下的绿化带里，正在捡银杏叶的小女孩突然抬头，看见两个小小的身影从高空坠落。她的尖叫瞬间划破了小区的宁静。 穿着睡衣的张波是第一个冲到楼下的。他踉跄着扑向草坪，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哀嚎。我的雪雪！我的瑞瑞！ 他的哭声让围观的居民无不揪心。有人认出这是 15 楼的住户，赶紧拨打 120，还有人跑去找物业调取监控。 此时的张波看起来悲痛欲绝，他用头抵着树干，仿佛要随孩子们一起去。但人群中，一位退休老警察却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父亲的眼泪滑过脸颊时，眼神里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慌乱，不像纯粹的悲伤，更像一场仓促的表演。 救护车呼啸而至时，两岁半的小雪已经没了呼吸，粉色的外套沾染了尘土，口袋里还露出半截没吃完的草莓味棒棒糖。一岁半的瑞瑞还有微弱的心跳，被医护人员抱着冲向救护车时，他的小手在空中徒劳地抓了一下，仿佛想抓住什么。 孩子的奶奶是从隔壁楼栋的棋牌室赶来的，她看到草坪上的惨状，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张波！你给我说清楚！ 老太太爬起来揪住儿子的衣领，我出门前还好好的！你把娃娃怎么了？ 正在上班的陈女士接到电话时，刚把一份科研报告发给领导。电话那头婆婆的哭声像锥子一样扎进耳朵，她握着手机的手指瞬间失去血色。打车赶往小区的路上，她反复告诉自己 不可能，早上送小雪去前夫家时，女儿还奶声奶气地说 妈妈晚上来接我。 医院抢救室外的走廊，成了陈女士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当医生出来摇头时，她看着被推出来的两个白布单，突然疯了一样冲向坐在角落的张波。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她的拳头落在他身上，张波却像没知觉一样，只是重复着：我对不起你，你打死我吧。 飘窗上的疑点 案发后的头几天，小区业主群里全是惋惜和同情。15 楼那个飘窗早就该装护栏了 两个娃娃太可怜了 家长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媒体报道也聚焦于 高层住宅安全隐患，张波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 都怪我感冒睡着了，还对着镜头展示了床头柜上的感冒药。 但陈女士在整理孩子遗物时，心里的疑团像藤蔓一样疯长。她清楚地记得，那个次卧的飘窗台面高 40 厘米，下面固定的窗沿又有 40 厘米，能打开的窗户底边距地面足有 80 厘米 —— 小雪身高刚过 90 厘米，平时连家里的小板凳都不敢独自爬上，怎么可能翻越这么高的障碍？更别说刚会走路的瑞瑞，他连窗台都够不着。 更让她不安的是张波前后矛盾的说法。他跟她说 在卧室睡觉被吵醒，转头却跟警察说 在客厅看电视；他说 听到动静跑出来时窗户是开着的，但当天上门勘察的民警发现，那扇老式窗户的插销很紧，两岁孩子根本掰不动。 邻居们的回忆也渐渐拼凑出疑点：有人说当天下午 3 点多听到 15 楼有争吵声，像是孩子在哭；有人看到张波的母亲 40 分左右才匆匆离开小区，比平时早了半小时；还有人注意到，张波在楼下哭嚎时，手机一直揣在睡衣口袋里 —— 哪个刚失去孩子的父亲，会全程攥着手机？ 真正的突破口来自警方的技术鉴定。法医在孩子们的衣物上发现了异常的受力痕迹，飘窗边缘的灰尘分布显示，曾有成人站立的痕迹。更关键的是，两个孩子的坠落轨迹呈明显的抛物线，这意味着他们不是自己失足，而是被外力推出窗外。 2020 年 11 月 11 日，案发第九天，当警察带走张波和他的女友叶诚尘时，锦江华府的业主群突然安静了。那个在镜头前痛哭流涕的父亲，那个看似与案件无关的年轻女孩，怎么会和这场悲剧扯上关系？ 聊天记录里的真相 被技术人员恢复的 条聊天记录，揭开了两个年轻人扭曲的内心世界。那些藏在表情包和日常问候背后的对话，字字都令人心惊。 张波和叶诚尘的相识，始于 2019 年 4 月的一款社交软件。那时瑞瑞刚满三个月，正因重症肺炎住在 IcU，张波却在医院走廊里和这个同乡女孩聊得火热。叶诚尘的朋友圈里全是奢侈品和旅行照 —— 她家在长寿区开着食品厂，资产过千万，这让初中毕业就混社会的张波既迷恋又自卑。 我爸妈不可能接受我找个二婚带娃的。 确定关系后，叶诚尘的消息像一盆冷水。张波起初试图周旋，说 孩子大了就好了，但叶诚尘的态度异常坚决：要么你解决掉，要么我们就算了。 聊天记录显示，从 2020 年 3 月开始，两人频繁讨论如何处理孩子。叶诚尘发来的消息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你不办就别来找我 我看到他们就烦 你要是舍不得，我们就到此为止。张波的回复从犹豫到顺从：我想想办法 等个机会 不会让你失望的。 他们曾计划过 开车冲进河里，但怕自己也出事；想过 趁孩子生病喂药，又怕留下痕迹。最终，张波提出了 飘窗意外 的方案 —— 他家次卧的窗户没有护栏，孩子们 调皮爬窗 的说法听起来天衣无缝。 2020 年 10 月，叶诚尘多次在微信里催促：再不动手我就真的走了。 她甚至发去割腕的照片，血珠顺着手腕往下滴。张波的回复越来越简短：知道了 快了 等我消息。 案发前三天，张波第一次主动要求陈女士把小雪送过来：让姐弟俩玩玩。 陈女士的母亲觉得反常 —— 这个女婿从来对孙女不闻不问，怎么突然转性了？她嘱咐女儿 全程陪着别离开，那一次，张波没能找到机会。 11 月 1 日，张波再次恳求：让小雪留下过夜吧，我想多陪陪她。 陈女士看着前夫 的眼神，想着能让孩子们多相处，最终点了头。她不知道，这个决定让自己永远失去了两个孩子。 11 月 2 日下午 3 点 15 分，张波的母亲出门打牌。3 点 20 分，叶诚尘发来视频通话，镜头里她拿着美工刀对着手腕。3 点 25 分，通话结束。3 点 27 分，小区绿化带传来那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法庭上的较量 2021 年 12 月 28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号法庭座无虚席。陈女士穿着黑色外套，怀里抱着两个孩子的相框，相框上缠着白丝带。当法警把张波和叶诚尘带进来时，她的身体微微颤抖，却始终没有移开目光。 一审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张波的辩护律师试图将责任推给 激情犯罪 和 叶诚尘的胁迫，但检察官出示的聊天记录击碎了这一说法 —— 从策划到实施，张波全程参与，甚至主动提出更隐蔽的作案方式。 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陈女士。 张波在最后陈述时声音嘶哑，泪水划过脸颊，我不是人，我罪该万死。 他的忏悔在受害者家属席引起一阵骚动，有人低声骂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叶诚尘的表现则完全不同。这个穿着看守所制服的年轻女孩，妆容精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否认所有指控，说聊天记录是 ，说割腕是 吓唬他，甚至反问检察官：我说让他杀人，他就真杀了，这能怪我吗？ 当陈女士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发言时，法庭里一片寂静。我的雪雪会背 10 首唐诗，我的瑞瑞刚会叫妈妈...... 她的声音哽咽着，却字字清晰，他们做错了什么？要被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样对待？ 2021 年 12 月 28 日，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张波、叶诚尘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张波瘫坐在被告席上，而叶诚尘猛地站起来喊道：我要上诉！我没杀人！ 正义的裁决 2023 年 4 月 6 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叶诚尘的辩护律师提出新观点：叶诚尘没有亲手实施杀人，应认定为从犯。 但法庭调查显示，正是她的反复催促和威胁，才让张波最终下定决心；也是她提出 必须同时解决两个孩子，怕留下后患。 5 月 11 日，二审宣判的法槌声再次响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法官特别强调：二人均为主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陈女士走出法院时，阳光正好。她抬头望向天空，仿佛看到两个孩子在云层里对她笑。这两年多来，她每天都会去孩子们的墓地，带一束向日葵 —— 那是雪雪最喜欢的花，说 像小太阳。 2024 年 1 月 31 日，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锦江华府小区的业主群里，有人发了一句 天理昭彰，随后是长长的沉默。那个曾经被悲伤笼罩的小区，终于可以慢慢卸下沉重的记忆。 五个月后的 5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发布会上，再次点名此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要坚持零容忍，依法严惩不贷。 这起案件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监护人侵害行为 条款的修订，让更多孩子得到法律的庇护。 2025 年 2 月，重庆姐弟坠亡案入选第二批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参与审理的人民陪审员王阿姨在接受采访时说：坐在法庭上，我不只想到法律条文，更想到那两个没长大的孩子。我们普通人的良知，就是司法公正最坚实的基石。 如今，陈女士把两个孩子的房间改成了书房，墙上挂着他们的照片和奖状。她重新回到了科研岗位，项目组的同事们都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有人问她恨吗？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恨过，但现在只想好好活着，替他们看看这个世界。 每个周末，她都会去长寿湖 —— 那是雪雪生前最想去的地方。坐在湖边，阳光洒在水面上，像无数闪烁的星星。她知道，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而那些关于爱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的较量，将永远警醒着世人：有些底线，无论何时都不能触碰；有些生命，无论如何都必须守护。 第35章 纺织女工纵火案 1993 年 12 月的福州，湿冷的空气裹着闽江的水汽，像一块浸了水的棉布贴在人脸上。中旬的一个凌晨，城东那家合资纺织厂突然爆发出冲天火光，橘红色的焰舌舔舐着灰蒙蒙的天，把附近居民窗玻璃映得通红 —— 这场后来被载入地方档案的大火，在纺织厂堆成山的棉纱堆里疯狂啃噬，最终吞下了 61 条生命，还在 15 人身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灼痕。 消息像长了翅膀，三天内就飞遍了全国。人们在街头巷尾扼腕叹息时，没人能想到，这场灾难的源头，藏在一个 19 岁姑娘的棉袄口袋里。 两天后晌午，福州老城区一间逼仄的单元房里，董杨玲正蹲在地上擦地板。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额前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手里的抹布一下下刮着水泥地上的污渍。突然， 一声巨响，防盗门被撞开，几名穿着藏青色警服的人闯了进来，皮鞋踩在刚擦净的地上，留下几道黑印。 董杨玲，跟我们走一趟。 冰冷的手铐锁住手腕时，她还攥着那块湿漉漉的抹布，眼里的惊愕像被踩碎的玻璃碴。谁也没料到，这个看起来和厂里其他女工没两样的姑娘，会在半个月后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念出 两个字时，突然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地上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怎么会是死刑呢...... 我就是想烧点东西出气啊...... 她反复念叨着，声音细得像棉纱，却没人能听清那些被泪水泡烂的词句。 这个 19 岁的纺织女工，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董杨玲是在福州南台岛的棚户区长大的。青灰色的瓦片下，逼仄的巷子像迷宫，她的童年记忆里，总飘着母亲尖利的骂声：傻丫头！便宜不占就是吃亏！ 父母在菜市场摆摊卖菜，每天回家都要数着硬币抱怨今天又被谁 了，久而久之，占便宜 成了刻在她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十岁那年，她去姑妈家拜年，趁大人不注意，把桌上的水果糖揣了半兜。母亲发现后没骂她，反而笑着摸她的头：懂事了。 从那以后，她串门时的口袋就总装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 姨妈家的发卡、舅舅的打火机、表哥的橡皮...... 亲戚们起初碍于情面不说什么，直到有一次，她翻箱倒柜找出了外婆压箱底的银镯子，攥在手里死活不肯放，亲戚们才彻底寒了心。 那家人都是傻子， 她后来跟邻居家的孩子炫耀，嘴角撇出一丝不屑，不拿白不拿。 可她不知道，大人们私下早叮嘱孩子：离董家那个丫头远点，心术不正。 初中毕业后，董杨玲没再上学。她嫌流水线累，嫌服务员丢人，在家晃荡了两年，成了街坊眼里的 问题姑娘。有次邻居晒在阳台的床单被风吹到她家院子，她捡了就往自己衣柜里塞，对方找上门理论，她叉着腰骂了一下午，最后还是父母赔了钱才了事。 1992 年秋天，父母托遍关系，塞了两条红塔山香烟，才把她送进那家香港老板投资的纺织厂。进厂那天，董杨玲穿着新买的的确良衬衫，站在挂着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牌子的厂门口，觉得自己成了 上等人。 那时的纺织厂，是无数姑娘挤破头想进的地方。车间里的织布机轰隆隆转着，雪白的棉纱从锭子上垂下来，像瀑布一样好看。厂里管饭，每月工资能攒下三十多块，逢年过节还有福利票 —— 这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初，是顶体面的营生。 可董杨玲没干多久，就露出了本性。她嫌挡车工要站着干活，故意把棉纱接错线头，让整条生产线的布都成了废品；她见不得别人饭盒里有肉，趁人不注意就把辣酱倒进别人饭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总在下班时往口袋里塞棉纱，起初是边角料，后来竟敢把整捆的晴纶纱藏在棉袄里往外带。 那纱线细软得很，能织毛衣， 她后来跟同监室的人说，厂里那么多，少点没人发现。 工友们忍无可忍，联名去找厂长。厂长是个戴眼镜的香港人，看着斯文，脾气却爆。他把董杨玲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考勤本骂：你看看！这个月你偷的纱，够织五十件毛衣了！ 董杨玲梗着脖子顶嘴：我织出来的，凭什么不能拿？ 你这是偷！ 厂长气得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就砸在地上，明天不用来了！ 1993 年 12 月 12 日傍晚，董杨玲摔门而出时，棉袄口袋里还揣着半截没吃完的萝卜干。她听见车间里传来一阵哄笑，那些曾经被她刁难的女工，此刻正隔着窗户朝她撇嘴。 那晚她没回家，在江边的天桥上坐了半宿。江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你们笑我？我让你们笑个够！ 凌晨三点半，她揣着一盒火柴，绕到纺织厂后门。门卫室的老头在打盹，她顺着围墙根溜到仓库，那里堆着刚生产出来的晴纶纱，白花花的像一座座小山。她划燃火柴时，手有点抖，可一想到白天厂长的骂声和工友的哄笑，就把火柴狠狠扔了过去。 火苗起初像个调皮的精灵，在棉纱堆上跳了跳，接着就 地窜了起来。董杨玲看着火舌越来越大，浓烟呛得她直咳嗽，突然慌了神。她想扑灭火，可棉纱见火就着，转眼间仓库就成了火海。 完了...... 她连滚带爬地跑出工厂，跑到天桥上回头看时，纺织厂的房顶已经在火里塌了一角，热浪隔着百米远都能感觉到。 那天凌晨四点半，福州消防大队的警报声划破了夜空。二十多辆消防车赶到时，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员工宿舍 —— 那里住着上百名夜班工人。消防队长咬着牙组建敢死队，队员们背着水枪冲进火场，头盔上的灯在浓烟里像星星一样闪。 里面还有人！快！ 一个消防员刚把一个昏迷的女工抱出来，自己的衣服就着了火。他在地上打了个滚扑灭身上的火，又转身冲了进去。 这场火整整烧了三个小时。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烧焦的棉纱味弥漫了大半个城区。消防员们瘫坐在地上，脸上分不清是烟灰还是泪水 —— 他们救出了 81 人，却没能留住另外 61 条生命。 公安人员在勘察现场时，发现了未烧尽的火柴盒残片。结合厂长提供的线索，他们当天就摸到了董杨玲的老家。那个还在睡懒觉的姑娘，被戴上手铐时，还在嘟囔：我就烧了点纱，至于吗？ 法庭上，当公诉人念出 61 个死者的名字时，董杨玲终于意识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可她到最后还在辩解：厂里要是有消防通道，他们能死吗？ 法官敲下法槌时，声音在寂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晰：被告人董杨玲，故意纵火罪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4 年早春，闽江两岸的木棉花开得正艳。19 岁的董杨玲被执行死刑那天，纺织厂的废墟上，有工人在烧纸 —— 他们在祭奠那些永远留在 1993 年冬天的姐妹。风中飘着纸灰，像极了那年冬天，纺织厂里漫天飞舞的棉纱。 第36章 保姆杀手 一个连亲生女儿都敢杀害的保姆杀手 2010 年的夏末，吉林市被一层化不开的闷热裹着。公安局接待室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把空气搅得更黏糊。就在这时，报警电话突然密集地响起，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无一例外带着哭腔 ——我妈失踪了 我妈是做保姆的 她去市场找活，就再也没回来。 短短一个月，四个名字先后出现在失踪人口登记簿上：刘、庞、皮…… 都是五十岁上下的女人，都干着保姆的营生。 第一个消失的身影 7 月底的报警电话里，那个姓李的小伙子声音发颤，手指绞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警官，我妈肯定出事了！ 他喉结滚了滚，她姓刘，44 岁，桦甸加皮沟镇来的。我打小没爹，她一个人扛着家里，在城里做保姆供我长大。 小伙子说，他工作后劝过母亲别干了，可刘婶总说：你还没娶媳妇呢。 东北农村的彩礼重，她想多攒点。前几天，刘婶刚从雇主家辞工，去保姆市场碰运气，从此没了音讯。 我周末回家，屋里冷锅冷灶的。 小伙子眼圈红了，打电话关机，我在市场蹲了三天，有人说见过她，说她那天穿件碎花褂子，手里攥着个蓝布包，问人家 有照顾老人的活吗 。可这几天，影子都没了。 民警问起财物，小伙子摇头：最多几百块零花钱，做保姆包吃住。就一个金戒指，我刚工作时买的，值不了几个钱。 他想了想，补充道，我妈长得壮实，圆盘脸，力气比一般男人还大，平时嗓门亮得很…… 话没说完，他突然哽咽：可她要钱没钱，要色没色，这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 那时警方没太在意。吉林市周边的农村妇女进城做保姆，本就是常事。东北经济不景气，保姆活不好找，有时在市场转上十天半月才遇着雇主，一找到就跟着走，好些天不联系家人也正常 —— 她们的家在偏远农村，亲人少，报平安的念头也淡。 当第五个名字出现 直到第二个报警电话打来，民警才觉出不对劲。失踪的庞姓妇女已经 55 岁，头发花白，走路有点跛。谁会拐一个 55 岁的老太太？ 老刑警敲着桌面分析，44 岁的刘婶或许还能被拐去干活，庞老太这年纪，拐走图啥？ 没等想明白，第三个、第四个报警接踵而至。四个失踪者像被同一只手抹去的痕迹，刑侦大队的黑板上很快画满了红线： 都是 44 到 55 岁的保姆； 都没通过中介找活； 都是离异或丧偶，家里亲人寥寥。 这不合常理。 刑侦专家指着黑板，雇主找保姆，大多走中介，出了纠纷有地方说理，还能知道保姆底细。不通过中介，就不怕保姆卷东西跑了？ 更反常的是，雇主竟专挑离异丧偶的 —— 这类人往往性格孤僻，雇主一般不爱用。 除非， 专家顿了顿，他就怕保姆家里人多，失踪了有人追着要说法。 走访保姆市场时，一个卖煎饼的大妈提供了线索：那阵子总来个瘸子，五十多岁，穿得整齐，拄着拐杖，身边跟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是他妹妹。 大妈往煎饼上抹着酱，俩人专找年纪大的，说要照顾 70 岁的老人，包吃住，月薪 1200。那女的总说 年轻的吃不了苦 ，专挑 40 岁以上的。 有人见过那瘸子跟中介搭话，说 家里老人挑得很，换了好几个保姆都不行，说话时脸上笑眯眯的，拐杖头在地上轻轻点着，谁也没当回事。毕竟，带着 来，不像坏人；找老年保姆，也避开了 色狼雇主 的嫌疑。 可画模拟画像时，十几个目击者异口同声：那瘸子眼神深，笑的时候眼尾也不弯。 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转机出现在第三个失踪者 ——52 岁的皮姓保姆家里。她女儿说，母亲失踪前一天，曾慌慌张张打来电话：妈把你身份证带出来了，这就给你送回去。 那天下午，皮家女儿在昌邑区某小区楼下见到了母亲。雇主是个残疾人，姓张，他妹妹人挺好的。 皮婶说着，从包里掏出身份证和钱包，他们开车送我来的，就是那辆红色残疾人车。 女儿觉得母亲神色有点急，想问些什么，母亲却往楼上指了指：雇主等着呢，我得赶紧回去。 临上车前，皮婶突然从兜里掏出张纸条，这是他家地址，万一…… 话说一半又咽了回去，塞进女儿手里。 第二天，皮婶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女儿捏着那张写着 张淑红 名字的纸条，找到那栋老式居民楼，敲开了门。 开门的男人正是画像上的瘸子，51 岁，头发稀疏，右腿明显短一截，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脸上堆着笑：你妈昨天说活太累，走了呀。 他侧身让她进屋，屋里摆着佛龛，香炉里插着三炷香，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檀香。 女儿没见到母亲的行李，也没发现异常，只能半信半疑地离开。直到三天后仍无音讯，才跌跌撞撞冲进公安局。 邻居眼里的 张淑红的地址到手，警方却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邻居们说起他，都点头：老张是个好人啊。 说他信佛，常年吃斋，佛龛前的蒲垫磨出了毛边；说他会修表修电器，谁家收音机坏了，喊一声他就拄着拐杖过来，分文不取；说他打牌输赢不过几块钱，从不赖账，输了就从兜里摸出皱巴巴的零钱，笑得一脸憨厚。 他那身子骨， 对门的老太太摇着头，上三楼都得歇两回，一步一挪的。说他杀人？我才不信，他被人杀还差不多。 张淑红的档案里写着：吉林市本地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兄弟姐妹要么留学美国，要么定居加拿大，只剩他留在老房子里。可他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残疾，中学时总被同学欺负，性格越来越孤僻，中学毕业就进了工厂，后来跟第一任妻子开小吃店，赚了点钱，又因离婚散了。 父母去世后，他没了经济来源，靠低保过活，还得了糖尿病、心脏病，走路都得拄拐杖。几年前跟第二任妻子李艳秋离婚，却还住在一起 —— 李艳秋曾是他家的保姆，照顾过他父亲。 这样一个人，能杀死四个常年做家务、力气不小的保姆？刑警们对着卷宗叹气，总不能是他那 妹妹 动手吧？ 前妻的恐惧 转机藏在张淑红的过去里。走访第一任妻子张星时，那个腿有残疾的女人攥着茶杯，指节发白：他杀保姆？不奇怪。他连自己女儿都敢杀。 张星的话像块冰，砸在审讯室里。 1982 年，她和张淑红自由恋爱结婚。两人都患小儿麻痹症，算是同病相怜。可婚后四年，张星一直没怀孕。她去医院查，身体没问题，回家翻箱倒柜时，却发现了张淑红的精子检验报告 ——活力极低，近乎不育。 他好面子，瞒着我。 张星苦笑，1987 年，他大哥找上门，说 借种 —— 让我跟他大哥生个孩子，算张淑红的。 她起初死不同意，可张淑红跪着求她，我残疾，离了婚还能找着谁？ 最终她点了头。 1988 年，女儿出生了。张淑红对孩子极好，买起东西眼睛都不眨，可孩子长到五六岁，却总躲着他。学舞蹈宁愿小跑着去学校，也不坐他的电动车。 张星红了眼，他开始后悔，说 这孩子长大了能养我老？ 又嫌我 不干净 ，天天吵架。 1997 年，两人离婚，女儿判给张星。张淑红不肯给抚养费，张星去找他大哥理论，吵得街坊都知道了 的事。 1998 年，女儿去他那住了五天，就没了。 张星的声音发颤，我妈去看，路上被车撞了；等我爸去找，张淑红说 孩子回妈妈家了 他们贴寻人启事，登报纸，张淑红也跟着找，可眼里一点急色都没有。 更让她毛骨悚然的是，女儿失踪后，张淑红总跟踪她，包里藏着刀，枕头下掖着枪（后来被警方收走，说是合法运动手枪）。有回打架，他把我按在床上掐，我快断气时摸起开水杯砸他脸上，他才松手，又去摸枪…… 张星后来卖房跑路，他看着和善，骨子里毒得很。 1997 年的失踪保姆 张星还想起件事：1997 年，张淑红家雇过个 18 岁的小保姆，叫李春花，吉林船营区来的。那姑娘老实，总穿件红格子衫，见人就笑。 可年底她再去，李春花不见了，张淑红说 辞职走了。 警方翻出旧档案：1997 年，李春花家人报过失踪，因不知她在哪工作，成了悬案。1998 年底，李家收到两封信，说是李春花写的，说被拐卖了，让家里寄钱，附了个汇款账号。 那字写得比春花好看十倍， 李父当时就起疑，家门口的巷子名都写错了。 警方查账号，发现是张淑红帮忙开的。2000 年传唤他，他说 李春花辞职后不知去向，账号是顺手帮开的，因无证据，只能放行。 厨房里的血迹 2010 年 8 月 19 日中午，警方敲响了张淑红的门。他开门时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警官找我？ 戴手铐时，他没挣扎，只是拐杖 掉在地上。 另一组人在出租屋抓到李艳秋时，她正给狗添食，别让它饿死，语气平静得吓人。 审讯室里，张淑红翘着二郎腿，说自己 ，全世界的法律我都研究过。问起失踪保姆，他说 嫌活不好，走了；问起皮姓保姆的金手链（警方在他家院子砖下挖出的），他说 她自愿送我的，我埋起来辟邪。 直到刑警拿出厨房角落的血迹报告 ——dNA 比对上了其中一个失踪保姆。 张淑红的脸突然白了。 从一袋豆腐开始的杀戮 杀第一个是李春花。 他突然开口，声音没了之前的嚣张。1997 年，我跟张星闹离婚，街坊都在背后说我 生不出孩子 。那天我爸住院，家里就我和李春花，她把豆腐放坏了，还顶嘴，说 你没说要放冰箱 他说自己当时 心里堵得慌这辈子没顺过：残疾、被欺负、生意黄了、老婆跟大哥…… 他越说越快，我上去把她按在床上，她哭着挣扎，我就使劲掐…… 尸体被他用斧头、菜刀碎了，装麻袋扔了松花江。没人知道她在我家干活，就没事。 后来他模仿李春花笔迹写信骗钱，警察找我，我也不怕，没证据。 杀女儿是为了 。借种的事快瞒不住了，我大哥他们都骂我。 他说给女儿喝了安眠药，下不去手，可想到她长大了也会恨我，就闭着眼捅了…… 尸体扔在哈龙桥下。 再后来，他缺钱，又杀了个 24 岁的算命客户，骗了密码，结果他没带钱。2009 年，他和李艳秋假离婚，让她装妹妹去保姆市场骗保姆，找离异丧偶的，没中介登记的，杀了没人闹。 一共杀了 15 个， 他轻描淡写，大部分是保姆，抢了三万多。有几个昏迷时，我强奸了她们。 问他后悔吗，他笑了：我这辈子这么惨，谁管过我？她们算倒霉。 说起女儿，他眼里没波澜：留着是隐患，死了干净。 最后的笑容 警方在松花江里打捞，只找到近几年的部分碎骨。因时间太久，最终认定 6 起命案。 2013 年 12 月 26 日，吉林市飘着雪。张淑红和李艳秋被执行枪决。接到死刑裁定书时，张淑红看着窗外的雪，嘴角竟翘了翘，像是松了口气。 刑场的风里，仿佛还能听见那些失踪保姆的声音 —— 她们曾在市场里攥着蓝布包，问 有照顾老人的活吗，眼里藏着对生活的盼头，却不知已踏入地狱。 第37章 冬日惊魂 金沙滩系列命案：一场横跨数年的血色追踪 一、案发：金沙滩的冬日惊魂 2002 年 11 月 26 日的怀仁县，北风卷着沙粒打在刑警二中队的玻璃窗上，发出细碎的呜咽。队长李海军正对着一叠抢劫案卷宗皱眉 —— 这案子卡在关键处，嫌疑人的行踪像断了线的风筝，半天抓不住头绪。 裤腰上的手机突然疯响起来，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李海军本想摁掉，指尖悬在按键上又顿住了 —— 这阵子队里事多，保不齐是急事。 “喂？” 他压着嗓子接起，听筒里炸开一串连珠炮似的嘶吼，是朋友老刘的声音，带着哭腔和慌乱：“海军！你同学李万俊媳妇…… 让人杀了！我在现场呢！万俊出车没在家，俩娃哭疯了！” 李海军脑子 “嗡” 的一声，手里的钢笔 “啪” 地掉在卷宗上。“你说啥？谁？” “张烨！万俊媳妇！金沙滩农牧厂家属区，你赶紧来！” 老刘的声音劈了叉，没等李海军再问，电话 “咔哒” 挂了。 金沙滩。这三个字像根针，猛地扎进李海军心里。他打小在那片家属区长大，青砖灰瓦的巷子、路边吆喝的小贩、街坊邻居端着饭碗串门的热闹…… 这些画面瞬间和 “杀人” 两个字绞在一起，拧得他心口发紧。 他赶紧回拨老刘的电话，关机。又拨金沙滩派出所，响了十几声，没人接。李海军捏着手机的手冒了汗 —— 万俊是他初中同学，老实巴交的货车司机，张烨更是出了名的贤惠人，怎么会…… “别是玩笑。” 他喃喃自语，可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掐灭了 —— 没人会拿人命开玩笑。他抓起外套冲出去，跟大队长简单汇报两句，带着四个刑警跳上警车，警灯在灰蒙蒙的天里一路闪向金沙滩。 二、现场：窗台上的烟头与裤裆里的刀 金沙滩农牧厂家属区藏在镇子边缘，一条东西走向的窄巷子串起几十户人家。这会儿正是晌午，往常该有挑着担子卖豆腐的、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穿梭，可今天巷子口却静得反常，只有风卷着枯叶打旋。 李万俊家在巷子西头第二院，临街的两间房矮矮的，两扇玻璃窗户擦得透亮 —— 从路边往里瞅，屋里的摆设能看得一清二楚。可此刻，那透亮的窗户像两只空洞的眼，透着说不出的寒意。 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守在门口，警戒线把小院圈了起来。李海军跨过线时，听见院里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嚎，那声音像锥子，扎得在场的人都红了眼。他掏出帕子蹲下去，给两个孩子擦脸上的泪和鼻涕，帕子触到孩子冻得冰凉的脸蛋，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涌了上来。 “李队，进去看看吧。” 民警低声说。 院门还锁着，是民警撬开锁进来的。正房的东屋是案发现场，34 岁的张烨仰躺在炕上，脑袋悬在炕沿边，脸上搭着条湿淋淋的白毛巾。她的双手被反剪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单股电线紧紧捆着 —— 那电线剥了皮，细得像根铁丝，勒进肉里，留下深深的红痕。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她豆绿色的毛裤裆部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边缘的毛线乱糟糟地翘着。 “法医还没到，我们没动现场。” 民警汇报。 李海军点点头，目光扫过屋里。地面是光溜溜的瓷砖，除了几枚张烨带水渍的拖鞋印，就是后来进屋的人留下的杂乱脚印 —— 有孩子的，有医生的，唯独没找到可疑的陌生人足迹。 他转身走到院子东侧的小南屋。这屋子不到 20 平米，锅灶连着土炕，显然是日常住人的地方 —— 正房宽敞，却空着，想来是冬天烧煤省燃料。炕沿边放着一盆没剪完的豆芽，地上摆着几盆炖肉、豆腐和羊杂，还冒着点余温。 李海军的目光落在锅台上。那锅台擦得乌黑锃亮，能照见人影，显然主人是个爱干净的。可就在这亮堂堂的锅台上，扔着三枚烟头，旁边散落着烟灰，还有半盒没抽完的 “春城” 牌香烟。 “不对劲。” 他嘀咕。这么干净的家，怎么会在锅台上扔烟头？他捏起一枚烟头看了看，过滤嘴的牌子和那半盒 “春城” 对上了。再低头，发现地面上还落着四根燃过的火柴棍 —— 不是打火机点的烟，是用火柴。 他走到门口，抬脚跨出门槛，又在门槛外发现一枚刚扔不久的 “春城” 烟头。 这时，他注意到门口的洗脸架。架子上没挂毛巾，脸盆里盛着半盆用过的洗脸水，水面上漂着点泡沫。 “张烨爱干净，客人来了肯定会递烟灰缸、倒茶水。” 李海军心里画了个问号，“这人在她家抽烟，她没管？甚至没给倒杯水？” 正琢磨着，法医刘建新喘着气冲了进来：“刚从另一个现场赶过来，怎么回事？” 初步尸检很快有了结果：张烨是被扼颈致死，电线是死后缠上去的，身上没有被强暴的痕迹，裤裆那一刀只是划破了衣服，没伤到皮肉。 “不像仇杀，也不像情杀。” 刘建新皱眉，“倒像是…… 故意混淆视线。” 傍晚，李万俊疯了似的从外地赶回来，一进门就瘫在地上。他哭着说，前一天刚领了 3100 块工资，分两处藏在家里，现在只剩 2000 了 —— 少了 1100。 “钱少了。” 李海军心里一动，“难道是为了抢钱？” 可抢钱为什么要划那一刀？为什么在屋里从容抽烟？这案子像团乱麻，缠得他心口发闷。 三、僵局：街坊的沉默与消失的线索 那天晚上，二中队的刑警们没合眼。大伙裹着被子挤在临时借的小屋里，屋里没暖气，寒气从墙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搓手。 “我觉得是熟人作案。” 老刑警马启胜磕了磕烟袋，“知道李万俊出车，知道家里有钱，还敢在屋里抽烟，肯定认识张烨。” “可为啥划那一刀？” 实习生小马皱着眉，“抢钱就抢钱，这举动太怪了。” “会不会是流窜犯？” 另一个刑警谷日星反驳，“那巷子人来人往，大白天作案，不避人，倒像是不怕被认出来 —— 流窜犯才敢这么干。” 争论到后半夜，谁也没说服谁。李海军盯着窗外的黑，心里堵得慌。他是金沙滩人，这里的街坊他大多认识，可天亮后去走访，却碰了一鼻子灰。 西边的邻居家锁着大铁锁，问了才知道，全家怕惹事，回了老家；东边的老太太隔着门缝摆手，“啥也没听见，啥也没看见”；其他人家要么闭门不出，要么隔着院墙含糊两句，眼神里全是慌乱。 “李队，这不对劲啊。” 小马蹲在巷子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好像怕啥。” 李海军没说话，目光落在屋顶纵横交错的电线上。突然，他猛地站起来 —— 捆绑张烨的电线！那电线不是张家的，是凶手带来的。谁会随身带电线？ “找家属区的电工！” 他眼睛一亮，“电工熟门熟路，能跟张烨搭话，说不定还认识。” 电工很快找到了，是个干瘦的中年男人，据说好赌，日子过得紧巴巴。可一查，他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 案发时正在别处修电路，好几个工人能作证。 线索断了。李海军和小马坐在巷子口的石头上，太阳晒得人发困，可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就在这时，一个拿着扫帚的老太太躲在墙角，朝他招了招手。 “悄声说，” 老太太往四周瞅了瞅，“前阵子有三个人骑摩托来找‘四女’，领头的四十来岁，外地口音，说自己是‘四女’的亲戚。” “四女？” “就是张烨啊，小名四女。” 老太太说完，见远处有人来，赶紧溜回了家。 外地亲戚？李海军心里咯噔一下。他立刻开车去上西庄村找李万俊。 “外地亲戚？” 李万俊一听就蹦了起来，“是不是周易成？那混蛋绝对干得出来！” 四、恶魔：三进宫的 “表姐夫” 周易成，张烨的表姐夫。这个名字像块冰，扔进李万俊的话里，瞬间冻住了空气。 “他 17 岁就劳教，38 岁时已经三进宫，在里头待了 18 年！” 李万俊气得浑身发抖，“97 年放出来，后来在大同抢劫，同伙被毙了，他跑了，现在是网上逃犯！” 李万俊说，周易成好赌，输了就打老婆，前阵子找老婆找到张烨家，张烨怕他闹事，特意躲了。“张烨爱干净，最烦男人乱扔烟头。要是周易成去了，她肯定不会递烟灰缸 —— 她打心底里怕他，又惹不起。” 这话戳中了李海军的心思。锅台上的烟头、没递的水、张烨的躲闪…… 全对上了。 他立刻上报，请求查周易成的踪迹。反馈很快回来：周易成确实是省厅督办的逃犯，1998 年在大同蒙面入室抢劫多起，同伙已伏法，他一直在逃。 “去大同五矿！” 李万俊提供了线索，“听说他躲在那的小煤窑。” 大同五矿的 “鸽子窝” 是出了名的乱 —— 几百平方公里的沟沟岔岔里，挤满了自建房，像摞起来的盒子，找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好在有周易成的小舅子带路，那小伙子恨透了姐夫，一路骂骂咧咧，把他们领到一处隐蔽的小院。 “他就住西屋，用工友的名字租的。” 小舅子指着三间平房。 宁大队长带着人冲进去时，西屋只有一个女人 —— 周易成的老婆韩二粉。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头发稀疏，脸上满是褶子，见了警察，先是愣了愣，突然捂着脸哭起来：“我就知道，他早晚要出事……” 李海军在杂物堆里翻出一根单股花线，线身上有不少小白点 —— 和捆绑张烨的那根能对上，像是同一根线劈成的两股。“就是他！ 韩二粉哭着从堂屋拿出一把带鞘的匕首：“这是他的，案发后我藏起来的，我就怀疑是他干的……”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压低的叫声：“周成！周成！” 韩二粉给警察使了个眼色，开门迎了出去。一个男人跟着进来，刚跨进堂屋，宁大队长大喝一声：“抓！” 那男人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凉凉的水泥地，突然疯了似的吼：“臭娘们！你把我卖了！” 他就是周易成。 五、审讯：刀上的绿毛线与未凉的血 审讯室的灯惨白惨白的，照在周易成脸上。他耷拉着眼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问啥都不吭声。 “你在门外为啥叫周成？” 李海军突然问。 周易成嘴角撇了撇：“怕啥来啥，气数尽了。” 僵局持续到后半夜，大队教导员王青来了。他是河北人，跟周易成算老乡。王青拿起那把匕首，在灯下瞅了瞅，突然指着刀柄和刀体衔接处：“这根绿毛线，眼熟不？” 周易成猛地抬头 —— 那毛线是豆绿色的，和张烨毛裤的颜色一模一样。 “老乡，” 王青递给他一根烟，“蹲了 18 年大狱，还没活明白？你 16 岁的女儿，到现在都不认你这个爹，你就不想想为啥？” 这话像锥子，扎得周易成肩膀抖了抖。他猛吸几口烟，烟灰掉在裤腿上，烫出个小洞也没察觉。 “我认。” 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张烨是我杀的。” 2002 年 11 月 25 号，周易成在五矿输了高利贷，欠了 700 块。他想起张烨的丈夫是司机，家里应该有钱，就坐班车去了金沙滩，可李万俊在家，没敢下手。 26 号一早，他又来了，在巷子里转悠到确定只有张烨一人。他进去借钱，张烨委婉拒绝，说自己生病花了钱。“我就想，抢了钱，杀了她，没人会怀疑我。” 他用毛巾捂住张烨的嘴，用电线捆住她的手，逼她说出藏钱的地方，拿走了 1100 块。“我知道抢了钱也是死罪，干脆掐死了她。划那一刀，就是想让你们以为是情杀，转移视线。” 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可刑警们却后背发凉 —— 这语气，太熟练了，不像是第一次。 六、深挖：藏在黑暗里的更多人命 周易成被关进看守所后，没安生过。十多天不吃饭，整宿整宿哭闹，用牙刷磨尖了想闹事，甚至在春节那天勒住新犯人的脖子，差点出人命。 “他就是想折腾。” 看守所所长冯峥嵘分析，“亲情断了，身无分文，破罐子破摔了。” 冯所长换了个法子，把他调到十号监室，安排了两个 “线人”。果然，关押 100 天时，周易成跟一个叫梅霸的在押人员 “交心”，说自己在大同还杀过人。 梅霸立刻报告，刑警提审时，周易成没抵赖，交代了 2000 年 12 月在大同一矿的两起命案。 2000 年 12 月 16 号，他盯上了开饭店的陕西女人杜小玲 —— 知道她丈夫坐牢，偶尔接客。他翻墙进去，掐住她的脖子施暴，完事后问她 “谁最有钱”。杜小玲随口说对面的刘国明刚领了 2000 块工资。 “我怕她认出我，就用领带勒死了她。” 周易成说。 第二天晚上，他摸进刘国明家。刘国明上夜班去了，只有妻子范玉霞和 5 岁的女儿在家。“我跟刘国明是朋友，喝过酒，可我就想要那 2000 块。” 他用切菜板砸晕范玉霞，又杀了被惊醒哭闹的小女孩，翻遍屋子只找到 85 块零钱。 “那小娃娃不哭，我可能就不杀她了。” 这是他唯一流露出的、转瞬即逝的 “悔意”。 接着，他又交代了 2002 年 11 月初的另一起命案 —— 为了还高利贷，他撬了段菊花家的门，抢了 1000 块，怕被认出来，用撬棍打死了她。段菊花是被人贩子卖到当地的，连娘家在哪都没人知道。 一桩桩血案被揭开，像一层层剥不开的脓疮，露出底下腐烂的肉。周易成的人生也渐渐清晰：17 岁因偷铁路物资劳教，接班后又因盗窃入狱 5 年，出狱后开杂货铺却赌光家产，继而抢劫被判 10 年……18 年牢狱没让他悔改，反而让他成了恨社会的恶魔。 他最后一次见女儿，是在学校门口。16 岁的姑娘看到他，扭头就走，连一句 “爸” 都没叫。周易成站在风里，老泪纵横，可转脸，又把刀对准了下一个受害者。 七、落幕：风沙里的叹息 2003 年深秋，周易成被判处死刑。执行那天，金沙滩的风很大，卷起地上的沙粒，打在看守所的铁门上，呜呜地响，像谁在哭。 李海军站在巷子口，看着张烨家的窗户。玻璃依旧擦得透亮，只是再也不会有那个系着围裙的女人，在窗后择菜、做饭了。巷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小贩的吆喝、孩子的嬉闹，可老人们聊天时，总会下意识地压低声音，避开那个院子。 他想起周易成最后说的那句话：“我这辈子，没爹妈，没老婆，没女儿，全是仇人。” 可那些被他杀害的人，又何尝不是他的仇人？ 风沙掠过金沙滩，带走了血的腥气，却带不走留在人心上的疤。这场横跨数年的追踪，最终以恶魔伏法落幕，可那些逝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 2000 年的冬夜、2002 年的午后，成了亲友心中永远的痛。 第38章 原子弹部件失窃案 深山里的惊天案：1966 年原子弹部件失窃谜案 西南的山，是藏得住秘密的。 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褶皱里，一条河绕着山根走了不知多少年月。当地人叫它 “迷水河”—— 有人说它像条银链缠在山脖子上，有人说它是山神吐的涎水，走进去就找不着回头路。河两岸的山是青黑色的，岩层里嵌着细碎的石英，太阳一照就闪，像无数双盯着河面的眼睛。 1963 年的春天，这些眼睛里闯进了不速之客。 先是几个背着三脚架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上衣，在河滩上量了三天。他们的皮鞋沾着泥，却总用一块绒布擦三脚架的金属腿，擦得比自己的脸还亮。接着，公社的大喇叭响了，说 “部队要搞建设”，让河滩边的几户人家搬。老乡们揣着糊涂，扛着木床、坛坛罐罐往山坳里挪 —— 那时候的人信 “穿军装的”，就像信太阳会东升西落，不问为什么。 没过半个月，山路上突然滚来铁家伙。 不是老乡们见过的牛车、马车，是绿皮卡车，一辆接一辆，轮胎碾过碎石子路，吼得跟豹子似的。车上盖着帆布，帆布下鼓鼓囊囊，偶尔被风吹开一角，能看见钢筋的尖、水泥袋的缝。工程兵们戴着安全帽，在河滩上搭起帐篷，白天铁锹敲得山响，夜里煤油灯亮成一片，连迷水河的鱼都被惊得往深水里钻。 一年后，河滩上长出了一片厂房。 红砖墙上刷着白石灰，烟囱直指云天，管道像银色的蛇缠在厂房外。没有招牌，门口却站着荷枪的哨兵，枪上的刺刀在太阳下晃得人不敢直视。老乡们赶集路过，远远瞅着，看见穿蓝色工装的人进进出出，工装胸口印着 “906” 三个数字。有人问哨兵：“这是造啥的？” 哨兵不说话，只把枪往怀里拢了拢。 后来才知道，这地方造的是能让天地抖三抖的家伙。 906 厂的人，走路都带着股紧绷劲。 进厂要审三代，七岁偷过邻居家的枣，都别想踏进门。工人分了等级，通行证按赤橙黄绿青蓝紫排，蓝证的只能在自己车间转，红证的才能全厂溜达 —— 红证的最低也是副厅级，他们知道车间里那些闪着银光的零件，最终要凑成一个能炸穿地壳的 “大家伙”。 1966 年秋，总装车间的空气比往常更紧。 G1107 工件刚下线，这玩意儿是 “能量转换裂变容器”，铀原子在里面第一次 “分家”，外壳用的铂，比黄金贵十倍，光外壳就值 12 万 —— 那时候工人月薪才三四十块，12 万够买座山。 这天下午四点，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和保卫组组长，三人捧着 G1107 往试压室送。部件装在特制的箱子里，沉甸甸的，像捧着一块烧红的铁。试压室值班长黎福林和操作员何家生在门口接，签了字，主任特意拍了拍黎福林的肩：“老黎，这玩意儿比命金贵。” 黎福林点头，把部件放进墙角的保险箱。 按规矩，试压室该有三个人当班，可那天俩人去参加学习班了，只剩他和何家生。准备工作干到五点多，黎福林瞅了瞅表：“食堂六点关门，你去打饭，咱吃完再测。” 何家生刚走，黎福林的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他捂着肚子往保险箱跑，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咔嗒” 一声锁死，又反手锁了试压室的门，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厕所。 等他提着裤子回来，何家生正拎着饭盒站在门口。俩人进了屋，黎福林搓了搓手：“开始吧。” 钥匙插进保险箱，转了半圈，他突然停了。 箱子是空的。 何家生后来回忆，当时他觉得后脑勺挨了一闷棍，眼前的墙、桌子、饭盒都在转，耳朵里嗡嗡响，像有无数只马蜂在飞。他瞅着黎福林，老黎站在那儿，脸先是白得像纸，接着紫得像猪肝，嘴唇哆嗦着，突然 “扑通” 一声栽在地上，没了声息。 何家生是打过朝鲜战争的侦察兵，血里带着镇定。他摸出电话，手指抖得按不准键：“保卫部吗？G1107…… 没了。” 电话打到车间副主任侯鹏天那儿时，他正给钢笔灌墨水。 “啥？” 他手一抖，墨水溅在文件上，晕开一个黑团。他捏着话筒，感觉那玩意儿有千斤重，“我马上到！” 五分钟后，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带着人冲进来。他当过省厅刑侦处副处长，蹲在保险箱前看了半晌，眉头拧成疙瘩：“锁没被撬，是用钥匙开的。” 窗台上没脚印，地上没指纹，警犬闻了闻，突然打了个喷嚏，夹着尾巴往后退 —— 案犯喷了化学试剂，把味儿盖了。 厂长、副厂长全来了，站在车间办公室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灰缸满了，没人管。最后厂长拍了桌子：“林仲武，10 天，必须找回来！” 林仲武连夜成立专案组，成员都是党员，多半在公检法干过。案情分析会上，总装车间保卫组组长刘军先开口：“肯定是内鬼！别的车间的人进不来总装车间。” 有人点头：“先查试压室。” 林仲武看向鲍远昌 —— 试压室的保卫干事，刚调过来半个月。小鲍个子不高，眼睛亮得像鹰：“当班的四个人能排除。何家生打饭时，食堂好多人看见；黎福林上厕所，也有证人；俩学习班的，离总装车间五里地，跑不过来。” “那乙班、丙班呢？” “查登记本。” 鲍远昌说，“进出都得签字。” 总装车间 1100 多人，当班的 300 多。 专案组摆了四张桌子，俩人一组，拿着登记本喊名字。被叫到的人过来，低着头说：“五点前后我在机床前……”“我跟老王一起去喝水……” 一开始有人说笑，见专案组的人脸都绷着，渐渐没人敢吭声了。 问到半夜，筛出三个疑点。 许茂新，28 岁的班组长，说五点在食堂吃饭，可 44 个在食堂的人，没一个见过他。反倒有人说，五点十五分看见他在车间啃馒头 —— 哪有人刚在食堂吃完，又回车间啃馒头的？ 方艳润，21 岁的学徒，说去厕所路上碰见俩女工，可那俩女工一口咬定：“没见着她。” 小姑娘被问时，脸涨得通红，话都说不利索。 还有个宋鲁川，膳食科长，57 岁，独臂。登记本显示，他五点十三分才离开车间，可五点零三到五点十分，没人知道他在哪。 林仲武盯着宋鲁川的名字，铅笔在纸上戳了个洞。 宋鲁川是厂里的 “老神仙”。 1932 年参加红军，长征时跟着周恩来当卫士，后来给彭德怀站过岗。左胳膊在抗战时没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靠烧酒麻痹。他脾气暴，喝多了敢拔朱德的马缰绳，敢把康生的帽子扔天上，可没人真敢惹 ——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专案组有人嘀咕：“老宋会不会偷了换酒喝？他知道那是铂。” 林仲武没说话。他派刘军去请宋鲁川，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传唤证上的 “宋鲁川” 三个字，钢笔捏得手心冒汗。 宋鲁川来的时候，正劈着木柴。听说林仲武找，他把斧头往地上一扔，骂了句 “龟儿子”，还是跟着来了。进了办公室，他往椅子上一坐，独臂往桌上一搁：“小林，啥事？” 林仲武没敢提失窃案，扯了半天警卫制度。宋鲁川听着，突然打断：“你到底想问啥？” “老宋，” 林仲武咽了口唾沫，“昨天五点到五点十五，你在哪？” 宋鲁川的眼一瞪：“老子在食堂后园转悠！” “有人看见吗？” “没人！” 老宋一拍桌子，“咋？想审我？” 林仲武没敢接话，赶紧给厂长打电话。厂长赶来，跟宋鲁川在密室谈了 20 分钟，出来时脸铁青：“隔离审查！” 消息传到北京时，906 厂保卫部长黄松正在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握着他的手，笑盈盈地问：“906 厂的？我问个人，宋鲁川，一条胳膊的那个，还好吗？” 黄松心里一咯噔 —— 他刚接到林仲武的电话，知道 G1107 丢了，宋鲁川被隔离了。他硬着头皮说：“总理，宋鲁川…… 卷进一桩失窃案，正审查呢。” 总理的眉头皱了一下，没说话，往前走了。 当晚，总理办公室的人找到黄松：“总理让我问问案子的事。” 黄松把前因后果说了，那人记了满满三页纸，连夜回了中南海。 第二天，总理把电话打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906 厂丢了原子弹部件，公安部为啥不管？” 谢富治慌了：“马上派人！” 下午，公安部侦查组就到了 906 厂。组长张克峰是老刑侦，看了卷宗，第一句话就说：“宋鲁川不像贼。他要想偷，早偷了，犯不着等现在。” 转机出在宋鲁川的 “儿子” 宋小川身上。 小川是宋鲁川战友的遗孤，小时候生病伤了脑子，傻乎乎的。之前他说，看见父亲拿过一个 “白晃晃的罐罐”，可侦查组找他一问，才发现这孩子连罐罐是圆是方都说不清。 “不对劲。” 刑侦专家欧阳坤说，“有人教他说的。” 正说着，有人来报：宋小川死在卧虎岗的灌木丛里，太阳穴有钝器伤，嘴里堵着毛巾。 宋鲁川听说后，在隔离室里哭了 —— 他这辈子没掉过泪，长征过草地时断了粮，啃树皮都没哭。他拽着看守的胳膊喊：“我要见侦查组！” 张克峰一进门，宋鲁川就红着眼说：“我那天去找刘翠花了，想让她嫁给小川。她让我别声张，我就没敢说……” 刘翠花是螺栓仓库的发货员，30 岁的寡妇，丈夫是建 906 厂时牺牲的连长。侦查组找到她，她点头：“宋科长是来了，说小川…… 挺好的。” 而宋小川的死，宋鲁川一口咬定：“是邵固斌！他俩常一起上山打猎！” 邵固斌是被服车间的工人，当过侦察兵，枪法准。 他被叫来的时候，梗着脖子喊：“我没杀人！” 可当张克峰拿出现场的脚印照片，又说 “你衣服上的头发，跟现场的一样”，他突然就软了。 “是鲍远昌让我把小川骗上山的！” 邵固斌瘫在椅子上，“他说给我钱，让我哄小川去卧虎岗，说忘了带佐料，让小川等着…… 我真不知道他要杀人啊！” 鲍远昌？ 张克峰心里一震 —— 那个说 “当班四人能排除” 的保卫干事。 专案组翻遍了登记本，果然漏了鲍远昌。 他案发时也在总装车间，却没人问过 —— 因为他是保卫干事，还为黎福林做过证。 等侦查组赶到鲍远昌家，人早跑了。906 厂 3 万人搜了一宿，没见着人影。公安部立刻下了通缉令，照片发到全国。 18 天后，南京火车站附近的小公园里，一棵老银杏树下，公安人员挖出个铁盒子。打开一看，裹着三层塑料纸的 G1107，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鲍远昌是在南京大学的串联接待站被抓的，冒充大学生。 审讯室里，他一开始死不吭声，直到看见 G1107 的照片，才耷拉下脑袋。 原来他当兵时在福建勾搭上一个走私犯的女儿，那家人怂恿他偷铂卖钱。他主动调去试压室，配了保险箱钥匙，趁黎福林上厕所时下了手。后来怕宋小川乱说话，干脆杀了人。 “我以为能跑掉……” 他喃喃地说。 公判大会那天，906 厂的人都来了。 鲍远昌被押上台时，头埋得很低。宣判员念完判决，他突然抬起头，往厂房的方向望了一眼 —— 那里，G1107 已经回到了生产线，正等着和其他零件汇合，去完成那个让中国挺直腰杆的使命。 枪响的时候，迷水河正在山涧里流，哗啦啦的，像在说什么。 后来，906 厂的墙上多了条标语：“一颗螺丝，就是一条命。” 直到很多年后，当年的工人还会指着厂区那片山说：“那里藏着咱们国家最硬的骨头。” 第39章 杨树斌案 杨树斌案：九载追凶路与人性的炼狱 老楼里的腥气 2002 年吉林市的秋老虎，总在午后露出獠牙。船营区那片砖红色老楼像被遗忘的积木，墙缝里嵌着经年累月的油烟，窗台积着厚厚的灰。三楼李婶正对着冒泡的水池骂骂咧咧 —— 下水道堵得邪乎，浑浊的水漫过脚背，泛着股说不清的腻味，混着楼道里陈年的霉味，像一锅熬坏了的杂汤。 周末就该折腾！ 她嘟囔着。整栋楼的水管都在这天卯足了劲工作，洗衣的泡沫顺着楼梯缝往下淌，刷碗的油污在水池口结了层滑腻的膜，拖地的脏水汇聚成小水流，沿着台阶的凹槽蜿蜒而下。可谁也没料到，一楼张大爷家的厨房会成这场 周末大扫除 的终点。 下午三点，阴云压得很低，老楼里暗得得像傍晚。张大爷蹲在地上，眼睁睁看着下水道口突突冒起粉红的碎肉，油星子浮在水面上，像一锅没炖烂的红烧肉。这谁家败家玩意儿！ 他操起铁勺往外捞，勺底撞到硬物 —— 几块指甲盖大小的骨头，尖细得不像猪牛羊，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惨白的光。 疏通队的老王戴着胶皮手套，捏起一块肉凑到鼻尖 —— 没有肉腥，反倒有种铁锈般的腥气，钻进鼻腔时带着针扎似的疼。这骨头... 他忽然手一抖，碎肉掉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溅在他手背上，凉得像冰，这他妈是人骨！ 人群炸开了锅。有人尖叫着后退，踩翻了墙角的垃圾桶，烂菜叶和塑料袋滚了一地；有人捂住嘴干呕，脊背抵着斑驳的墙，冷汗浸湿了衬衫。秋风吹过楼道，卷起地上的碎纸片，像无数只惨白的手在半空乱抓。报警电话拨通时，听筒里的声音都在打颤：警察同志，快来吧... 我们楼的下水道... 冒人肉了！ 法医的白手套在昏暗的楼道里格外刺眼。他用镊子夹起一块碎肉，对着从窗缝挤进来的微光看了看，肌肉纤维的纹理清晰得令人发怵，像一团纠缠的血丝。回局里化验。 他没抬头，声音却让所有人后背发凉，半小时出结果。 半小时后，警车的鸣笛声刺破了小区的宁静，红蓝灯光在老楼斑驳的墙面上交替闪烁，像一场诡异的皮影戏。是人肉。 带队警官对着对讲机低吼，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封锁整栋楼，挨家挨户查！ 钻戒下的诱饵 三天前，凯悦酒店的旋转门映着午后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月眉在洗手间补妆，镜子里的女人眼波流转，无名指上的钻戒折射出细碎的光 —— 鸽子蛋大小的钻石，在惨白的灯光下亮得有些假。这是 给的，那个出手阔绰的男人说，今晚去他住处 ，五千块，不用转场。 02 年的吉林，五千块够普通工人挣俩月。月眉舔了舔口红，想起自己每晚在酒店包间里强装的笑脸，想起存折上缓慢增长的数字，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出租车穿过繁华的商业街，霓虹灯牌在车窗上滑过，最终停在一片灰蒙蒙的老楼前。 车窗外，墙皮像痂一样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楼道口堆着生锈的自行车，车座烂得露出了弹簧；晾衣绳上挂着褪色的床单，在风里摇摇晃晃，像一面面破旗。兵哥，你这地方挺接地气啊。 月眉踩着十厘米高跟鞋往上爬，每级台阶都在呻吟，水泥缝里的沙砾钻进鞋跟，硌得脚生疼。 七楼的防盗门涂着剥落的绿漆，门把手上缠着几圈铁丝。开门的杨树斌穿着阿玛尼西装，金丝眼镜后的眼睛笑成了缝，腕上的金表在昏暗的楼道里闪着光。楼上安静。 他侧身让她进屋，关门的瞬间，锁芯 一声，像咬住猎物的牙，眼底的笑意褪得一干二净。 月眉没注意到，卫生间里摆着三个大号塑料盆，盆底沉着暗红色的污渍，像没擦干净的血；厨房灶台边立着两个黢黑的瓦罐，罐口缠着油污，凑近了能闻到一股说不清的腥气。她刚转身想调侃几句，后颈突然一凉 —— 一把匕首抵住了喉咙，刀刃上的寒气顺着皮肤钻进骨头缝。 叫一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杨树斌的声音像冰锥，砸在寂静的屋里，给你姐妹打个电话，就说有老板出五千包夜，让她赶紧过来。 月眉的眼泪砸在地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手机在掌心抖得像筛糠，屏幕映出她惨白的脸。她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姐妹正对着镜子涂香水，以为天上掉了馅饼；更不知道，那两个瓦罐将成为她们最后的归宿，罐口的油污里，藏着无数个未说出口的恐惧。 七日炼狱 接下来的七天，成了月眉和姐妹俩的活地狱。 她们被捆在卧室的铁床上，胶带缠得像粽子，勒进肉里，每动一下都像要被撕开。嘴里塞着臭袜子，霉味和汗味混在一起，呛得人喘不过气。窗外的天一天天暗下去，杨树斌和同伙张玉良、吴红叶轮班看守，白天逼问银行卡密码，皮鞋尖踢在她们膝盖上，说不说？ 的吼声震得耳膜疼；晚上就用皮带抽她们的脸，血珠顺着下巴滴在床单上，晕开一朵朵暗红的花。 月眉把五年攒下的 12 万全都吐了出来，存折上的数字清零时，她感觉自己的魂也跟着空了。姐妹俩也掏空了 4 万积蓄，可杨树斌仍用匕首拍着她们的脸，刀刃划过脸颊，冰凉刺骨：就这点？当我没见过钱？ 斌哥，我真没了！ 月眉额头磕在冰冷的地板上，咚、咚 的响声在屋里回荡，血顺着发际线流进眼睛，红得像晚霞，我爸妈种地的，前阵子盖房全花光了，求你放我一条活路... 杨树斌盯着她看了半晌，突然笑了，笑声在狭小的屋里撞来撞去，像玻璃碴子扎人。行啊，给你条 舒服 的路。 他让张玉良把两人拖进卫生间，给她们净身。热水哗哗流着，雾气弥漫了镜子，月眉透过模糊的玻璃看见自己肿胀的脸，以为是要放她们走。直到被按着头灌下混着安眠药的可乐，甜腻的气泡沫呛进鼻子，才明白 舒服上路 是什么意思 —— 原来死，也可以被包装得这么温柔。 等她再次睁眼，脖子正被吴红叶死死掐住，他的指甲嵌进她的肉里，像野兽的利爪。黑暗吞噬她之前，她看见厨房的瓦罐冒着热气，白汽从罐口钻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扭来扭去，像极了老家过年炖肉的景象，只是这一次，锅里炖的是她们自己。 分尸在深夜进行。窗外的月光惨白，透过破旧的纱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格子状的阴影。杨树斌戴着橡胶手套，用剔骨刀把肉一片片剃下来，刀刃划过骨头的声音 咯吱、咯吱，像在切冻肉。肉扔进瓦罐里蒸，咕嘟咕嘟的响声里，混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熟透的肉剁成馅，顺着马桶冲下去，水流漩涡里，粉色的肉末打着转消失不见；骨头用老虎钳夹碎， 的脆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混在垃圾袋里，和烂菜叶、空酒瓶挤在一起。 直到天亮，楼下传来 下水道堵了 的骂声，像一根针戳破了虚假的平静，他们才慌了神。 悍匪的逃亡 警察赶到时，杨树斌和张玉良刚从外面 回来。警车的红蓝灯光在灰扑扑的墙面上晃，像两只嗜血的眼睛。俩人混在围观人群里，听着邻居议论 谁家扔这么多肉 是不是死猫死狗 ，后背的汗把衬衫浸得透湿，贴在身上像层冰。 屋里还有半罐没处理完，驾驶证还在桌上。 张玉良拽着他的胳膊，声音发颤，指尖冰凉。 杨树斌咬碎了后槽牙，唾沫里带着血腥味：你上去拿证，我在楼下盯着。记住，慢慢走，跟邻居搭两句茬。 张玉良攥着钥匙上楼时，腿肚子转得像陀螺。楼道里挤满了人，三楼的王婶拉住他问：大斌，你说这谁家干的缺德事？ 她的手带着刚洗完菜的潮气，搭在他胳膊上，烫得像火。他挤出笑：谁知道呢，真丧良心。 眼睛却瞟着七楼的方向，心提到了嗓子眼。 等他揣着证件跑下楼，俩人装作散步溜出胡同，砖缝里的杂草刮着裤腿，像有人在后面拽。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车窗外，警灯越来越小，杨树斌盯着后视镜里那栋老楼，墙面上的红漆 字被雨水泡得发涨，像一个巨大的血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往死里跑。 警方破门而入时，连老刑警都倒吸一口冷气。卫生间的盆里泡着没处理完的尸块，血水漫到地上，沾着几根长发；厨房的瓦罐里残留着暗红色的肉末，罐壁上挂着筋膜，像没擦干净的蛛网；墙上的血点像溅开的红梅，在惨白的石灰墙上触目惊心。邻居说 刚才还见着大斌在楼下聊天—— 这句话像一根线，一头系着现场的血腥，一头系着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 体面人。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逃，就是九年。九年里，吉林的秋老虎每年都来，老楼拆了又盖，只有下水道里的腥气，像个没说出口的秘密，埋在城市的地下。 清网行动的转机 2011 年，清网行动 的消息像一阵风，刮过全国的大街小巷。派出所的宣传栏里，逃犯的照片一张张贴出来，阳光照在上面，把人脸晒得发白。哈尔滨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许建国，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逃犯照片发呆。 屏幕上的三个人，俩看着眼熟。他盯着照片看了俩小时，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那眉眼，那嘴角的纹路，像小时候住平房区的街坊，可就是想不起名字，像被浓雾遮住的路。直到巡逻时，车窗外的老胡同闪过，一个民警随口说：许队，您是不是在哪办案见过？ 他猛地一拍大腿：回队里！ 小时候住的平房区早拆了，变成了崭新的小区，只有几棵老榆树还在，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许建国带着人挨家找老邻居，敲开一扇扇防盗门，灰尘在楼道的阳光里飞舞，像无数个被遗忘的日子。终于在老街坊梁栋嘴里听到关键信息：前两年我爸住院，见着杨树斌他弟了，改名了，叫王啥凯... 在神经内科，床头的名牌我瞅了一眼。 顺着 王啥凯 这条线，警方在医院档案里翻了三天，终于在一堆泛黄的纸里找到了 王学凯。照片上的人穿着病号服，眼神躲闪，可那鼻子、那嘴，和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一模一样。再查，发现王学凯的母亲叫刘凤云 —— 和杨树凯母亲同名，只是出生日期改了三年，像把时间往前拨了个小齿轮，却没完全遮住原来的刻痕。 杨树斌肯定也改名了。 许建国盯着地图，手指点在内蒙包头的位置，查内蒙包头，所有叫 王学某 的人！ 三天后，包头市的户籍系统里跳出一个叫 王学礼 的男人。照片上的人白白净净，穿着西装，文质彬彬，可那双眼睛里的狠劲，像藏在棉花里的针，和逃犯档案里的杨树斌如出一辙。更巧的是，他开的台球厅隔壁，有个叫 王学国 的人卖保健床垫 —— 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笑起来嘴角歪向一边，正是张玉良。 最后的抓捕 2011 年 11 月 3 日清晨，包头市的天刚蒙蒙亮，街边的早点摊冒着白汽。杨树斌躺在足疗馆最里间的包间里，闭着眼享受按摩。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帘缝里挤进来的微光，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亮线。他现在是 王老板，开着足疗馆、游戏厅，有个五岁的儿子，周末会带孩子去公园喂鸽子，没人知道他手上沾着多少人命。 王哥，您这人真稳重。 按摩技师闲聊，精油的香味在屋里弥漫，别的客人一黑灯就动手动脚，您从来都规规矩矩的。 杨树斌笑了笑，没说话。黑暗里，他总能想起吉林那栋老楼的瓦罐，想起下水道里的碎肉 —— 这些年，他用假身份活成了 成功人士，可午夜梦回，总觉得有血从地板缝里渗出来，漫到床边，凉得像冰。 突然，门被猛地踹开， 一声撞在墙上，震得灰簌簌往下掉。一把手枪顶在他脑门上，冰冷的金属贴着皮肤，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许建国的声音带着寒气，穿透了屋里的精油香：杨树斌，别装了。 他愣住了，随即笑了，笑声里带着点释然：建国啊，好久不见。 同一天，张玉良在他的小店里被抓。他老婆举着菜刀从隔壁包子铺冲出来，刀刃上还沾着面粉，你们放开他！ 的哭喊撕心裂肺，被特警一把夺下，菜刀 掉在地上，在水泥地上磕出个豁口。吉红杰送孩子上学时，穿着米色风衣，牵着孩子的手，阳光照在她脸上，像个普通的母亲，直到被伪装成路人的警察摁在地上，风衣的下摆沾了灰。吴红叶在煤场里正算着账，算盘打得噼啪响，手铐 锁上的那一刻，他手里的账本散落一地，煤末子混着纸页飞起来，像一群黑蝴蝶。 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许建国给杨树斌递了根烟，烟雾在两人之间缭绕，像一层模糊的纱。大斌，通江街 6 号还记得吗？ 许建国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心上，你 19 岁第一次杀人的地方，离队里就拐个弯。 杨树斌猛吸一口烟，烟蒂烫到手指才回过神，烫出的红印像个细小的血点。他终于开口，从 1993 年哈尔滨的台球厅命案，到 2002 年吉林的碎尸案，一桩桩，一件件，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窗外的天慢慢黑了，审讯室的灯光亮了一夜，像一座不眨眼的灯塔，照在人性的深渊上。 尘埃落定 2016 年 11 月 2 日，刑场的风很冷，刮在脸上像刀割。杨树斌和张玉良穿着囚服，站在灰色的墙前，远处的烟囱冒着白汽，在阴沉的天上拖出长长的尾巴。 临刑前，张玉良对记者说：别学我们，一步错，步步错。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杨树斌望着远处的天空，嘴里念叨着什么，没人听清，也许是在说那些被他扔进瓦罐的生命，也许是在说那个戴着钻戒的午后。 枪响的那一刻，包头市的游戏厅换了新老板，员工们议论着 王老板 突然失踪的事，像在说一个神秘的传说。足疗馆的技师们还在闲聊，说那个 稳重的王哥 再也没来过，按摩床的缝隙里，还卡着一根他掉落的头发。 只有许建国站在刑场外，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逃犯照片 —— 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桀骜，穿着花衬衫，嘴角叼着烟，谁能想到，他会用九年的逃亡，给自己画上一个血色句号。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过，像无数个被遗忘的日子，终于落了地。 下水道里的碎肉早已被冲散，顺着城市的脉络流向远方，可那些被剥夺的生命，终究在法律的阳光下，等到了迟来的正义。就像老楼拆了又盖，罪恶埋了又挖，总有一束光，能照进最深的黑暗。 第40章 大庆血案 大庆 12?20 血案：民警一家三口殒命，谁是幕后黑手？ 1995 年 12 月 21 日清晨，大庆的寒风卷着碎雪，刀子似的刮在脸上。长春铁路退休工人冯明裹紧棉袄，踩着结冰的路面往女儿家走 —— 他刚结束停车场的夜班，想早点看看女儿冯雅玲和四岁的外孙女隋然。 楼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冯明掏出钥匙插进锁孔， 一声轻响后，门应手而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突然撞进鼻腔，他心里猛地一沉，借着楼道透进来的微光，只见客厅地板上汪着暗红的血，蜿蜒着漫到脚边。 雅玲？治国？ 他颤声呼喊，没人应答。快步冲进屋，沙发上俯卧着的身影让他眼前一黑 —— 那是女婿隋志国，大庆市公安局萨尔图分局安民派出所的民警，此刻后脑陷下一片血肉模糊。东侧卧室里，女儿冯雅玲仰卧在地上，口中塞着白色沙发巾，双手蜷缩着像是还在抵抗；四岁的外孙女隋然倒在母亲身边，小小的身体早已冰凉，脸上凝固着未干的血迹。 冯明的尖叫被喉咙里的腥甜堵住，他跌跌撞撞扑到电话旁，手指抖得按不准号码。8 时 54 分，大庆市公安局的接警电话骤然响起，听筒里传来老人泣不成声的报案：东风新村... 隋志国... 一家三口... 都没了... 血色现场的蛛丝马迹 15 分钟后，刑警支队的警车呼啸而至，红蓝警灯在雪地里映出诡异的光。勘查人员戴着白手套踏入现场，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每个角落都透着令人窒息的惨烈： 客厅门口的脚垫上，点状血迹混着白色泡沫，像是凶手进门时蹭落的；一双绒面拖鞋整齐摆放在鞋柜旁，仿佛主人刚脱下没多久。 隋志国俯卧在沙发上，头部有 8 处钝器伤痕，创口边缘凝结着黑紫色的血痂。 东侧卧室门口的小铝盆翻倒在地，两个橘子滚落在地，旁边还散落着 5 个 —— 那是外孙女隋然最喜欢的水果，昨晚或许还亲手端给过客人。 冯雅玲头东脚西仰卧着，13 处钝器伤遍布头部，手指关节处布满青紫的抵抗伤，显然曾与凶手激烈搏斗。 四岁的隋然面部血肉模糊，12 处钝器打击让脑组织外溢，小小的身躯上还留着最后挣扎的痕迹。 厨房菜板上，一把沾着血迹的菜刀静静躺着，刀刃映出窗外铁护栏的冷光；封闭式阳台里，杂物整齐码放，看不出任何闯入的痕迹。 黑龙江省公安厅的王可立、严子忠带着法医刘英坤从哈尔滨赶来时，现场勘查已近尾声。法医切开死者的胃内容物，结合尸僵程度，将死亡时间锁定在 12 月 20 日 18 时左右。凶器是圆形平面锤子和菜刀背， 刘英坤指着创口边缘的挫伤带，下手又准又狠，明显是有备而来。 刑警们在客厅茶几的缝隙里发现了半个烟蒂，不是隋志国常抽的牌子；南侧卧室的双人床上，被褥被翻得乱七八糟，床头柜的抽屉也有被撬动的痕迹 —— 隋志国的六四式配枪不见了。 熟人作案，两人以上， 王可立捏着烟蒂沉吟，预谋抢劫，目标明确，特别是那支枪。 他望向墙上隋志国穿着警服的全家福，照片里冯雅玲笑着依偎在丈夫身边，隋然举着玩具枪模仿爸爸 —— 这温馨的画面与眼前的血腥形成刺目的对比，他们根本没想留活口。 全城搜捕与线索浮现 一支警用手枪落入歹徒手中，如同在城市埋下定时炸弹。大庆市公安局立刻启动一级戒备：巡警荷枪实弹驻守各大商场、车站；治安警在高速路口设卡，对每辆出租车进行盘查；社区民警挨家挨户走访，排查隋志国夫妇的社会关系。 侦查员分成两路：一路扎进隋志国和冯雅玲的单位，调取通话记录，询问同事亲友；另一路在外围摸排，重点排查案发前后出现在东风新村 5-3 号楼附近的可疑人员。 12 月 22 日清晨，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东风新村 5-3 号楼的居民回忆，20 日 17 时 20 分，他下班时曾遇到两个青年问路：师傅，隋志国家住哪栋？ 其中一人穿军绿色大衣，另一人身着蓝色半截大衣，说话时眼神躲闪。 几乎同时，出租车司机张师傅也提供了线索：20 日 20 时左右，他在白云大酒店附近拉过一高一矮两个青年，高个穿黄色军大衣，矮个穿蓝色半截大衣，分别在中林街和龙南下车。俩人一路没说话，在后座直搓手， 张师傅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现在想想，他俩下车的地方离东风新村也就 1.2 公里。 更让人警觉的是烧烤摊老板的证词：20 日中午，两个穿军大衣和蓝半截大衣的青年在摊前坐了两个多小时，点了俩小菜却没怎么吃，嘴里嘀咕着 警察配枪 下班路线 之类的话。附近娱乐城老板看到嫌疑人画像时一拍大腿： 这俩人常来打游戏机！高个的会开车，以前总开一辆印着 大庆市局机关 的五十铃轿货！ 线索渐渐聚焦到一高一矮两个青年身上，但大庆百万人口，仅凭几件衣服和模糊的体貌特征，无异于大海捞针。此时的凶手，早已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列车上的噩梦与罪恶根源 12 月 21 日清晨，大庆至大连的 208 次直快列车轰隆南下。卧铺车厢里，26 岁的党卫光突然从梦中惊醒，冷汗浸透了内衣：警察！警察抓我们来了！ 邻铺的迟建伟猛地坐起，狠狠捶了他一拳：你喊什么！ 他摸了摸藏在大衣内袋里的六四式手枪，金属的冰凉让他稍感安心，怕什么？有这玩意儿，到沈阳整点钱就走。 这两个男人曾是大庆油田的工人，凭着肯吃苦，几年就攒下了不少积蓄。可自从在电子娱乐城迷上赌博，一切都变了 —— 不到半年，迟建伟输光 30 万，党卫光也赔进去 20 多万。11 月 16 日，在小吃部喝得酩酊大醉的迟建伟拍着桌子：不能再过穷日子了！搞支枪，去广州干一票，弄个百八十万！ 为了抢枪，他们盯上了警察。党卫光曾因朋友涉案被刑警询问，知道刑警警惕性高，提议立刻被迟建伟否决：你傻啊？刑警反侦察能力强，搞不好把命搭进去！ 但他话锋一转，想起了萨尔图公安分局的隋志国。 三年前，迟建伟半夜送客人去哈尔滨，因没带行车证被卡点拦下，是隋志国核实情况后放了他。那人善良，好接触， 迟建伟阴恻恻地笑，就找他 报恩 去。 12 月 20 日 18 时，带着两把事先买好的锤子，迟建伟和党卫光敲开了隋志国的家门。正在做饭的隋志国热情地让座泡茶，冯雅玲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打招呼，四岁的隋然端着一铝盆橘子跑过来：叔叔吃。 寒暄 20 分钟后，迟建伟见隋志国低头拿烟，突然抽出藏在腋下的锤子，朝着他的后脑猛砸下去。隋志国哼都没哼一声，趴在沙发上不动了。迟建伟摘下他腰间的手枪，对党卫光使了个眼色：去厨房。 厨房的排烟罩还在嗡嗡作响，迟建伟对冯雅玲喊：嫂子，大哥晕倒了！ 冯雅玲跑出来看到丈夫满身是血，刚扑过去就被党卫光的锤子击中头部。四岁的隋然吓得大哭，迟建伟拿起菜板上的菜刀，用刀背朝孩子头上猛击 —— 直到那小小的身体不再动弹，党卫光还补了几锤。 18 时 48 分，两人揣着抢来的手枪和 300 元现金离开，雪地上只留下几个匆忙的脚印。他们本想凑钱去广州，却没借到一分钱，只能改道沈阳，计划在北站地下商场抢劫。 沈阳街头的生死较量 12 月 23 日下午，沈阳北站地下商业城人流如织。本应休息的北站治安分局刑警孙丽萍，因为一件未结的治安案来到商场走访。17 时 10 分，巡视到大厅时，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 —— 高个穿军大衣，矮个穿蓝半截大衣，与大庆警方通报的嫌疑人特征高度吻合。 你们俩等一下。 孙丽萍亮明警官证，我是民警，需要看一下你们的证件。 我们是沈阳本地的，啥事啊？ 两人慌忙解释，却在执勤室里掏出了 4 个身份证。孙丽萍的手悄悄按在腰间的手铐上：说清楚，在哪工作？住哪个街？ 话音刚落，高个突然从大衣里抽出手，一支手枪对准了她的胸口。有着 10 多年刑侦经验的孙丽萍来不及多想，一个箭步冲上去抓枪， 的一声枪响，子弹击穿了她的左手腕，鲜血瞬间染红了警服。 商场里的顾客惊叫着四散奔逃，两个歹徒趁机混入人群。孙丽萍忍着剧痛追上去，眼看矮个要冲出大门，她一个扫堂腿将对方绊倒，死死压在身下 —— 那是党卫光。高个的迟建伟扔下军大衣，消失在混乱的人流中。 审讯室里，党卫光很快交代了在大庆的罪行。19 时 17 分，沈阳警方将消息专线通报给大庆：确认 12?20 特大杀人抢枪案嫌疑人党卫光落网，同案犯迟建伟携枪在逃。 天罗地网与正义审判 迟建伟在商场开枪后，于 19 时 50 分窜至铁西区，尾随居民郭老太入室抢劫，因遭遇反抗，开枪击伤老人后逃窜。沈阳警方立刻调集上千警力，对铁西区实施拉网式搜查。 12 月 24 日 13 时，兴工派出所民警郭忠明接到举报：一名穿灰色羊毛衫的男青年，用衣服强行换走了一件蓝色女式呢大衣，长相与通缉令上的迟建伟一致。郭忠明追出去时，对方已混入人群，但那件灰色羊毛衫被留在了现场 —— 经党卫光辨认，正是迟建伟作案时所穿。 警犬嗅着羊毛衫的气味，将搜索范围锁定在铁西区。12 月 25 日 11 时 20 分，102 国道旁的农民黄海莹发现一个穿蓝色女式呢大衣的男人形迹可疑，立刻拦车向沙岭公安检查站报案。 民警康建伟带着队员驾车追赶，两辆车前后夹击，将男人围在中间。不许动！ 康建伟举枪喝令，男人突然窜进路边的农舍，躲进一个大草垛里。 缴械投降！ 民警鸣枪示警，草垛里突然传出两声枪响。击毙！ 于洪公安分局副局长果断下令，正义的子弹穿透草垛，负隅顽抗的迟建伟被当场击毙，那支沾满鲜血的六四式手枪从草垛里滚落出来。 12 月 27 日，沈阳召开庆功表彰大会。左手缠着绷带的孙丽萍走上主席台，接过一等功臣奖章和 人民卫士 称号，台下掌声雷动。市民黄海莹、出租车司机张国庆等见义勇为者也受到表彰 —— 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勇敢，织就了捕捉罪恶的天罗地网。 12 月 28 日，党卫光被押解回大庆。1996 年 2 月 9 日，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伏法。雪后的大庆，阳光洒在东风新村 5-3 号楼上，仿佛在告慰逝去的民警一家三口：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第41章 孽缘 2019 年深冬的一个雨夜，上海茂名南路的一间酒吧里正酝酿着不寻常的气息。霓虹灯在湿漉漉的地板上投下斑驳光影，像被打碎的彩色玻璃。舞池中央，年轻男女随着重低音鼓点肆意扭动，汗水混着酒气在空气中蒸腾，而吧台前的皮质高脚凳上，几个穿着考究的客人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调酒师 —— 他正将琥珀色的酒液抛向空中，金属摇酒壶划出银亮弧线，落下时精准接住，引得一阵轻佻的哄笑。 散台最角落的卡座里，蒋宇指尖夹着细长的女士香烟，烟雾在她精致的锁骨旁缭绕。40 岁的女人保养得宜，香奈儿套装的肩线挺括，颈间钻石项链随呼吸微微晃动，与她眼神里的审视形成奇妙反差。她缓慢转动着杯中的威士忌，冰球碰撞杯壁发出清脆声响，目光像雷达般扫过人群，最终定格在吧台尽头那个醉醺醺的服务生身上。 那男生看着不过二十出头，白衬衫领口松垮地敞着，露出分明的锁骨。许是喝多了，他倚着酒柜的样子有些摇晃，侧脸线条锋利如刀刻，睫毛在眼下投出小片阴影。蒋宇的指尖在烟盒上顿了顿，唇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她掐灭烟蒂起身，高跟鞋踩过地板的声音被音乐吞没，径直走到男生面前。 “手机。” 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慵懒。 陈虎抬起迷蒙的眼，看清眼前女人的模样时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笨拙地摸出屏幕碎裂的手机。扫码添加好友的提示音响起时，蒋宇已经转身，香风掠过他鼻尖，只留下一个优雅的背影。他低头看着微信列表里多出的那个头像 —— 一朵盛放的红玫瑰，忽然咧开嘴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 彼时的蒋宇不会想到，这场在酒吧里看似偶然的邂逅，会在两年后将她的人生彻底拖入深渊。 40 岁的蒋宇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女强人，一手创办的新能源公司在行业里风生水起。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是陆家嘴的璀璨夜景，她习惯在深夜处理完文件后，独自开车去酒吧喝一杯。丈夫曹学智常年驻守海外分公司，两人早已没了共同语言，连春节团聚时都像是在演一场客气的对手戏。10 岁的儿子淼淼和 7 岁的女儿瑶瑶由保姆照顾，蒋宇总觉得对孩子们亏欠太多，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这份缺失的陪伴。 孤独像藤蔓，在深夜的豪宅里悄悄缠绕。直到遇见 26 岁的陈虎，蒋宇才觉得生活里照进了一丝阳光。这个年轻的男生有着用不完的活力，会在她晚归时端出温好的醒酒汤，会记得她不吃香菜的小习惯，会在她疲惫时笨拙地按揉太阳穴。几次见面后，蒋宇便被这份久违的体贴俘获，很快便和陈虎确定了情人关系。 陈虎很快辞掉了酒吧的工作，搬进了蒋宇安排的公寓。他嘴甜会来事，总能把蒋宇哄得眉开眼笑。蒋宇对他也毫不吝啬，LV 的皮带、劳力士的手表说买就买，每月两万的零花钱准时到账，比公司高管的薪水还要可观。当陈虎吞吞吐吐地说父亲欠了赌债时，蒋宇眼皮都没眨就转了 50 万过去；后来他又说想给老家的母亲买套房，她直接打去 120 万，连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都没过问。 “你是上海海事大学毕业的？” 某次晚餐时，蒋宇状似无意地问起。 陈虎正在给她剥虾的手顿了顿，随即笑道：“是啊，学航海技术的，不过我晕船，就没上船。” 他把剥好的虾仁放进蒋宇碗里，眼神却飘向了窗外。 蒋宇没多想，反而觉得这个高材生愿意留在家里照顾自己，是真心待她。2020 年初，她特意在青浦租了套带花园的别墅，带着两个孩子和陈虎一起搬了进去，又请了远房亲戚蒋月琴来当保姆。站在二楼露台往下看，陈虎陪淼淼踢足球，瑶瑶抱着他的腿撒娇，夕阳把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那画面让蒋宇心头一暖 —— 这不就是她渴望的家的模样吗？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裂痕就开始显现。蒋宇发现陈虎除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其余时间不是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就是对着手机和朋友闲聊。“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待着，” 某次晚饭后，蒋宇忍不住开口，“我看你不如去考个研究生，海事大学的底子，捡起来不难。” 陈虎的脸瞬间涨红了，手里的玻璃杯差点脱手：“我…… 我没想过这事。” “为什么不想？” 蒋宇追问，“你还这么年轻，总该有自己的事业。” “我说了不想！” 陈虎突然提高了音量，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我没资格考！” 蒋宇愣住了。在她的再三逼问下，陈虎终于泄了气般瘫坐在椅子上，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我根本没上过大学，高中念到一半就辍学了……” 原来所谓的名校毕业全是谎言。蒋宇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想起自己给他的那些钱、那些信任，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她最痛恨欺骗，更何况是这样处心积虑的编造。那晚两人大吵一架，蒋宇摔碎了客厅里那盏价值不菲的水晶灯，碎片溅在陈虎脚边，他却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 从那以后，争吵成了家常便饭。蒋宇骂他吃软饭没骨气，陈虎就翻旧账说自己照顾孩子多辛苦；蒋宇说他配不上自己，陈虎就冷笑说当初是谁主动要加微信。最让蒋宇头疼的是，陈虎开始频繁催婚。“我们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他抱着她的腰，下巴抵在她肩上，语气里带着委屈，“我不想永远做见不得人的情人。” 2021 年 6 月，蒋宇还是寄了离婚协议给曹学智。可真要面对陈虎时，她又犹豫了 —— 这个连学历都要造假的男人，真的能托付终身吗？她的含糊其辞让陈虎的疑心越来越重，只要她晚归半小时，就会被连环 call 追问行踪，有时甚至会跑到公司楼下等她。 矛盾在 9 月 27 日那晚彻底爆发。 蒋宇带着陈虎参加一个合作方的应酬，饭后转场去了 KtV。包厢里烟雾缭绕，有人起哄让蒋宇和合作方的副总合唱《亲密爱人》。蒋宇笑着接过话筒，手臂自然地搭在对方肩上，几句歌词唱完，满场都是喝彩声。她眼角的余光瞥见陈虎坐在角落，手里捏着啤酒瓶，指节泛白。 凌晨两点多回到别墅，陈虎猛地把蒋宇的手机抢过来摔在地上。最新款的 iphone 在大理石地面上弹了几下，屏幕裂成蛛网。“你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把我当什么了？！” 他双目赤红，像头失控的野兽。 “不过是应酬，你至于吗？” 蒋宇也来了火气，这些日子积压的不满一股脑涌了上来，“陈虎我告诉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吃我的住我的，现在还敢管我？” “我吃你的？” 陈虎像是被踩中痛处，一把掐住她的脖子，“我每天给你带孩子做饭，我不是你的佣人！” 蒋宇被掐得喘不过气，指甲狠狠抓在他手臂上。陈虎吃痛松手，她顺手抄起茶几上的水晶烟灰缸砸过去，没砸中他，却在墙上砸出个坑。“你就是个骗子！没学历没本事的窝囊废！” 她尖叫着，抓起什么就砸什么。 陈虎突然不说话了，眼神阴鸷地看着她。几秒钟后，他转身冲下楼，再上来时手里多了把水果刀 —— 是蒋月琴白天削苹果用的，还放在厨房台面上。 “你要干什么？” 蒋宇的声音抖了。 陈虎没理她，径直冲进儿童房。瑶瑶还在熟睡，小脸红扑扑的，怀里抱着最喜欢的兔子玩偶。蒋宇凄厉的尖叫没能阻止他，寒光闪过，鲜血瞬间染红了白色的床单。 “不要 ——！” 蒋宇扑过去抱住陈虎的腿，被他一脚踹开，额头撞在门框上，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她挣扎着爬起来，死死咬住他的胳膊，直到尝到血腥味也不肯松口。 楼上的动静惊醒了蒋月琴。她披着外套跑上来，看到眼前的景象差点吓晕过去 —— 蒋宇浑身是血地和陈虎扭打，淼淼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瑶瑶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陈虎！你疯了！” 她冲过去想夺刀，却被陈虎推倒在地。 蒋月琴连滚带爬地摸到楼梯口的座机，手指抖得按不准号码。“喂…… 警察吗？赵巷镇这边…… 杀人了…… 快来啊……” 她语无伦次地喊着，挂了电话又打一次，直到听见警笛声由远及近，才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警察冲进来时，陈虎正用刀往自己胸口划。蒋宇和两个孩子倒在血泊里，别墅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淼淼还有微弱的呼吸，被紧急送往医院；瑶瑶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陈虎被按在地上时还在嘶吼：“一起死！谁也别想好过！” 半年后，青浦看守所的会见室里，蒋宇第一次见到了穿着囚服的陈虎。他瘦了很多，头发剃得很短，露出光洁的额头。隔着厚厚的玻璃，蒋宇看着这个毁了她一生的男人，忽然发现自己连恨都恨不起来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麻木。 “我不想认错。” 陈虎的声音透过话筒传来，带着气音，“认错有什么用？瑶瑶能活过来吗？” 他抬手抹了把脸，浑浊的眼泪往下掉，“我就是想快点死，早死早解脱。” 蒋宇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脑海里闪过第一次在酒吧见到他的样子，他倚着酒柜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眼里有星星在闪。那时的她怎么会想到，这颗看似明亮的星星，最终会化作焚毁一切的流星。 法庭上，陈虎的辩护律师念起他的成长经历：16 岁辍学打工，父亲嗜赌成性，母亲常年被追债的人骚扰，他在上海做过餐厅服务员、发过传单、跑过龙套，最穷的时候睡在桥洞底下。遇见蒋宇时，他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却在欲望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最终，陈虎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瑶瑶的墓碑前，蒋宇每个月都会去坐一坐。她给女儿带最喜欢的草莓蛋糕，轻声讲淼淼最近的情况 —— 那个曾经活泼的小男孩变得沉默寡言，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夜里常常哭着喊妹妹。曹学智从国外回来了，两人还没来得及谈离婚的事，就先在病房和墓地之间奔波。 某个飘着细雨的午后，蒋宇站在别墅的露台上，看着空荡荡的花园。陈虎陪孩子们踢足球的身影仿佛还在眼前，瑶瑶清脆的笑声似乎还在耳边。她掏出手机，翻到那个红玫瑰头像的微信，对话框停留在出事前一天，陈虎发来的消息：“早点回家，给你炖了汤。” 雨落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一片水渍。蒋宇缓缓按下删除键，像是要把这段孽缘从生命里彻底剥离。可有些伤口，一旦留下，就再也无法愈合了。 第42章 荒唐姻缘酿血案 东北的山沟里，日头总比平原落得早。1976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新宾县刘家屯的土坯房里，接生婆裹着满手血污掀开棉布，朝着炕边蹲坐的汉子喊：老刘，又得一个带把的！ 刘老汉手心里的旱烟杆 掉在地上，烟灰烫穿了补丁摞补丁的裤脚也没察觉。他盯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婴儿，喉结滚了半天才憋出句：叫... 叫永强吧，跟他哥刚子凑一对，盼着俩小子将来都能硬朗。 炕梢的女人虚弱地笑了，额前的碎发黏在汗津津的脸上。窗外，两岁的刘永刚正举着根玉米秸子追大黄狗，嗓门亮得能惊飞满树麻雀 —— 这孩子打小就带着股野劲，爬树掏鸟窝敢跟护崽的母狼对峙，村里半大的孩子都服他，远远看见就喊 。 可刘永强却像是投错了胎。长到五岁还怯生生躲在娘身后，见了生人就往炕洞里钻；七岁上学被同学抢了书包，只会蹲在墙根抹眼泪，是刘永刚攥着拳头把人堵在放学路上，打得那小子鼻青脸肿才把书包抢回来。我弟的东西，你也敢碰？ 十二岁的少年叉着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座山似的护在弟弟身前。 八十年代的东北农村，日子过得像块冻硬的苞米饼子。刘家顿顿是玉米碴子就咸菜，过年才能闻着点肉星。刘永强总记得，哥哥放学回来总往他兜里塞颗水果糖，自己却舔着干裂的嘴唇说 哥不爱吃甜的；冬天冷得钻骨头，刘永刚把唯一的棉裤让给他穿，自己裹着单裤跑出去拾柴，回来时冻得膝盖通红，却笑着说 哥火力壮。 1992 年夏天，中考成绩下来那天，刘永刚把通知书揉成一团扔进灶膛。娘，我不念了，出去挣钱供永强读书。 他揣着娘烙的十张玉米饼子，背着补丁包踏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车轱辘碾过土路扬起的烟尘里，十六岁的少年回头望了一眼，刘永强看见他眼里的光，像夏夜最亮的星。 那几年，刘永刚的足迹踏遍了县城的角角落落。在工地扛钢筋，汗水浸透的背心能拧出半盆水；跟着泥水匠抹墙，石灰烧得胳膊脱了层皮；后来在镇口租了间不足十平米的棚子开餐馆，起早贪黑揉面炒菜，油星溅在胳膊上烫出密密麻麻的燎泡。挣来的钱，他一分掰成两半花，自己啃咸菜就馒头，省下的全寄回家里。 1995 年 8 月，刘永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在餐馆后厨刷碗的刘永刚突然蹲在地上哭了。满手的洗洁精泡沫混着眼泪往下掉，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吓坏了来送菜的小贩。我弟... 我弟考上大学了... 他哽咽着说，像是完成了什么天大的使命。 1998 年刘永强毕业，又是刘永刚托遍关系、塞了半年净利润的红包，才把他送进县粮食局下属的种子公司。报到那天，刘永刚特意扯了块新布做了身中山装，看着弟弟穿上挺括的制服，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咱老刘家，也出个吃公家饭的了。 刘永强攥着烫金的工作证，看着哥哥手上磨出的厚茧，鼻子酸得说不出话。 1999 年开春，刘永刚用攒了七年的积蓄，承包了村里快倒闭的砖厂。他是真能拼，在砖窑边搭了个棚子住下，白天盯着火候算成本，晚上就着煤油灯看《市场营销》，不到两年就把半死不活的砖厂盘活了。2000 年冬天，第一批印着 永刚建材 的红砖装上卡车往县城运时，他站在漫天风雪里，对着车队深深鞠了一躬。 发家后的刘永刚，没忘了家里。2001 年清明，他揣着存折回村，第一件事就是请施工队盖房子。搅拌机开进屯子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 —— 地基打了半米深，钢筋比碗口还粗，红砖墙砌到两米高时，刘老汉摸着砖缝直抹眼泪：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这栋带阳台的二层小楼，红漆大门配着铜环，在一片土坯房里亮得扎眼。搬家那天，刘永刚给爹娘买了台 29 寸的彩电，又给早已出嫁的姐姐在镇上盘了个门面。姐，你跟姐夫开个杂货铺，别再去地里刨食了。 他还花一万二托人把外甥的户口改成了非农，在当年，这简直是 鲤鱼跃龙门 的大事。 村里人都说刘家祖坟冒青烟了。有人看见刘永刚开着桑塔纳回村，车斗里装着给叔伯们的烟酒；有人说他给村里修了条水泥路，连县领导都来剪彩。刘老汉在炕头跟人唠嗑，总把 我家刚子 挂在嘴边，说这话时，满脸的褶子都透着光。 2002 年秋天，种子公司改制的消息像块石头砸进刘家。刘永强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大学文凭攥得发皱，仿佛那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刘永刚找到他时，正蹲在门槛上抽烟，见弟弟出来，把烟蒂往鞋底一摁：永强，怕啥？天塌下来有哥顶着。跟我回砖厂，哥有一口干的，就不能让你喝稀的。 就这样，刘永强调到砖厂当会计。他戴着眼镜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哥哥在外头跑业务谈生意，兄弟俩配合得倒也默契。那几年刘永刚的日子越发顺：29 岁娶了邻村的郭敏，姑娘性子爽朗，笑起来俩酒窝，跟风风火火的刘永刚最是般配；第二年生了个女儿，粉雕玉琢的，一逗就咯咯笑。 砖厂的生意也像滚雪球，赶上县城搞开发，订单排到半年后。到 2005 年，厂里的货车增加到十辆，年纯利突破五百万，刘永刚成了县里排得上号的民营企业家。他给刘永强买了辆宝马，笑着说：我弟是文化人，得配好车。 刘永强摸着真皮方向盘，心里却总觉得不踏实，像是借了别人的东西。 他打心底里感激哥哥，更感激嫂子郭敏。不管刘永刚给父母、姊妹、兄弟花多少钱，郭敏从没皱过眉，有时还主动提醒：天冷了，给爸妈买件羽绒服吧 永强那车该保养了 。有回刘永强感冒发烧，郭敏熬了姜汤端到他房里，摸着他的额头说： 是不是累着了？不行就歇两天，别硬撑。 在刘永强心里，郭敏早就是亲姐姐。 日子就这么往前奔，谁也没料到，2011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晴天里炸了个响雷。 那天兄弟俩正在砖厂对账，郭敏突然疯了似的冲进来。她头发乱着，脸上挂着泪，新买的风衣被树枝刮破了个口子，指着刘永刚的鼻子骂：刘永刚！我看见你那小妖精和野种了！在幸福小区 3 号楼，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家产都是我的，离婚！ 砖厂的搅拌机还在轰隆隆转，拉砖的工人扛着铁锹站成一圈，有人偷偷往这边瞅，有人低头跟旁边人咬耳朵。郭敏的哭声混着机器声撞在砖墙上，碎成一地难堪。刘永强站在旁边，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只能硬着头皮驱散人群：没事没事，家里这点事，大家散了吧。 刘永刚好说歹说，才把郭敏哄回家。当晚刘永强不放心，买了点水果往哥哥家去，刚到院门口就听见 一声巨响。推门一看，客厅里一片狼藉：29 寸的彩电屏幕裂成蛛网，玻璃杯碎片撒了一地，郭敏坐在沙发上哭，眼泪把新买的羊绒衫都打湿了，见他进来，哭声更响了：永强你评评理！他刘永刚对得起我吗？我为他生儿育女，他在外头养女人！ 刘永刚蹲在墙角抽烟，满屋子烟味呛得人眼睛疼。过了半晌，他掐灭烟头，拉着刘永强往外走：永强，陪哥喝两杯。 镇上的小酒馆里，煤油灯忽明忽暗。刘永刚一杯接一杯地灌白酒，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淌，打湿了胸前的衣襟。刘永强终于忍不住问：哥，嫂子说的是真的？ 永刚沉默了半天，点了头。他说 2006 年在县城夜总会认识了吉林来的田小新，那姑娘刚满十八，眼睛水汪汪的，笑起来像朵桃花。他没忍住，就这么陷进去了。2008 年冬天，田小新给他生了个儿子，叫乐乐，他在幸福小区买了套两居室，就这么家外有家过了三年。 哥知道这事不地道， 刘永刚红着眼圈拍他的肩，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但事到如今，你得帮哥一把。郭敏那脾气，要是知道真相，能把天掀了。 几杯酒下肚，刘永刚突然说：永强，跟我去见见他们娘俩，认认你大侄子。 刘永强心里咯噔一下。他这辈子听哥哥的话听惯了，可这次不一样 —— 那是哥哥的情人，哥哥的孩子，要他硬生生认成自己的。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咽不下吐不出，只能眼睁睁看着哥哥仰头灌下一杯酒，眼里的恳求混着不容置疑的强势。 田小新住的小区在县城边缘，墙皮刚刷过，还带着股石灰味。两居室收拾得挺干净，沙发上铺着粉色的蕾丝巾，茶几上摆着个相框，里面是田小新抱着孩子的照片。乐乐刚两岁多，穿着开裆裤，看见生人也不怕，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瞅他们，小脸蛋肉嘟嘟的，眉眼竟跟兄弟俩都有几分像。 叫叔。 田小新推了推孩子，声音细细的，带着点怯意。 乐乐咧开嘴笑，露出两颗刚长的小牙，突然张开胳膊扑向刘永强： 永强的心莫名软了 —— 不管怎么来的，这终归是刘家的血脉。他把孩子抱起来，小家伙咯咯地笑，小手揪着他的眼镜腿不放。 永刚当着他的面，把计划对田小新和盘托出。以后你就跟永强过，我会常来看孩子， 他拍着胸脯保证，钱的事不用愁，我每月给你们打五千。 田小新低着头，小声说：我听永刚的。 刘永强没说话，算是默认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道细长的影子，像条无形的锁链。 2011 年 4 月 3 日，刘永强抱着乐乐，和田小新一起走进了哥哥家。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天破碎的玻璃碴子味。大嫂，你别怪我哥，他是为了我。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小新其实是我对象，乐乐是我的孩子，之前怕你生气没敢说。我哥总去看孩子，才让你误会了。 郭敏愣住了，看看刘永强涨红的脸，又看看田小新怀里的孩子，突然哭笑不得：永刚，你这死鬼，这么大的事咋不早说？ 她拉过田小新的手，妹子受苦了，以后就是一家人，有啥难处跟嫂子说。 一场风波就这么压下去了。可刘永强的日子，彻底乱了。 家里人很快都知道了 。保守的母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你刚离婚没几年，咋能找个带孩子的？传出去人家戳咱脊梁骨！ 父亲蹲在炕头抽烟，烟锅敲得炕沿邦邦响。 可刘永刚夫妇和姐姐都劝他：小新都给你生儿子了，你得负责。 郭敏更是天天来劝：永强，男人得有担当，你看乐乐多可爱，总不能让孩子没名分吧？ 刘永强被逼着扮演 和 。他给乐乐买变形金刚，讲《三只小猪》的故事，小家伙跟他越来越亲，有颗糖都要掰一半塞他嘴里。可面对田小新，他总觉得别扭 —— 说话客气得像外人，眼神碰在一起都得赶紧躲开。有回田小新给他洗了衣服，他红着脸说了声 ，田小新扑哧笑了：谢啥，咱不是一家人嘛。 倒是刘永刚，从此出入田小新家名正言顺了。我得去看看我大侄子啊，他提着奶粉玩具上门，郭敏不仅不怀疑，还总催他：早点回来，给乐乐带点零食。 刘永刚常拍着刘永强的肩说：好弟弟，哥记着你的情。 可刘永强心里的苦，没人知道。 那年秋天，大学同学从沈阳来看他，听说他单身，热心介绍了个高中同学。姑娘在县医院当护士，文静秀气，笑起来有俩浅浅的梨涡。刘永强一见就动心了，约着看了两场电影，逛了回公园，心里像揣了只小鹿。 俩人处了一个月，姑娘不知从哪听说了 他有孩子 的事，当场就翻了脸：刘永强，你骗我！你都有女人有孩子了，还跟我处对象？你把我当啥了？ 刘永强想解释，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一旦说破，哥哥的家就完了，全家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姑娘哭着走了，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像被剜了块肉。那天晚上，他在砖厂的空地上坐了一夜，秋风吹得他瑟瑟发抖，月亮在云里躲躲藏藏，像在嘲笑他的懦弱。 郁闷之下，他把真相告诉了父母。老两口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父亲叹着气说：永强啊，你哥是咱家的天，没他就没咱们今天。这摊子你得帮他兜着，不能有怨言。 母亲抹着泪补充：赶紧把小新娶了吧，稳住了，全家才能安稳。 刘永强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自己像个提线木偶，被亲情、恩情、责任捆得死死的，连喘口气都难。 他开始把田小新以 身份带回家。每次去哥哥家吃饭，郭敏总笑着嘱咐：把小新和乐乐带上啊，人多热闹。 饭桌上，郭敏给田小新夹菜，刘永刚逗乐乐玩，父母看着一大家子人笑，只有刘永强觉得心里像塞了团乱麻。 田小新倒是挺主动。在她看来，嫁给千万富翁的弟弟，也算有了靠山。她给刘永强织毛衣，炖鸡汤，说话时总往他身边凑。一来二去，俩人竟真的往 上凑了。刘永刚找他谈：永强，你要是真心跟小新过，哥保证不再跟她来往，砖厂的股份分你三分之一。 刘永强摆摆手：哥，别说这话。 他不是不想要股份，是觉得这钱烫手。 2011 年 11 月 8 日，刘永强和田小新办了婚礼。没有想象中的喜庆，倒像是完成一项任务。刘永强穿着租来的西装，胸前别着朵红花，看着田小新穿着婚纱向他走来，突然觉得像在做梦 —— 一场醒不来的噩梦。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乐乐渐渐懂事了，知道这个 对他好。有次刘永强加班晚归，小家伙硬是攥着块饼干等他，趴在门上听脚步声，一听见动静就喊 爸爸回来啦，把饼干往他嘴里塞，奶声奶气地说 爸爸吃。刘永强的心，就这么被孩子焐得有点热。 可他和田小新，始终隔着层东西。他知道她心里装着谁，她也清楚他不过是在演戏。除了说孩子的事，俩人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刘永强总以砖厂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蜷一夜，闻着机器油味反而睡得踏实。 矛盾是从 2012 年 7 月开始激化的。那天下午，田小新打电话说乐乐手指头被砸肿了。刘永强在电话里就急了：你怎么不带他去医院？ 不严重，就蹭破点皮， 田小新的语气漫不经心，你又不回来，我带他坐公交去县医院多麻烦。 刘永强没办法，让她把孩子送到砖厂。田小新抱着乐乐来的时候，刘永刚正好在门口抽烟。他走过去，摸着乐乐的头问 疼不疼，又跟田小新说了几句什么，嘴角带着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们身上，三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看着竟像真的一家三口。 远远看着那一幕，刘永强突然觉得刺眼。他像个局外人，硬挤在别人的故事里，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 晚上从医院回来，刘永强让乐乐在厂里跟自己睡。刘永刚却说：永强，这蚊子多，别咬着孩子。 说着就把乐乐抱走了。乐乐趴在刘永刚肩上，还回头冲他笑，小手挥舞着说 爸爸明天见。刘永强站在原地，手脚冰凉，晚风吹过砖厂的空场，带着股说不出的荒凉。 更让他寒心的是后来那件事。一天晚上他在卫生间洗澡，脚下一滑摔在地上， 的一声响，后脑勺磕在瓷砖上，疼得眼冒金星。他挣扎着想起来，喊了两声田小新，没人应。 好不容易一瘸一拐挪出来，看见田小新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着瓜子，瓜子皮吐了一地。你没听见我摔倒了？ 他问，声音带着疼。 听见了啊， 田小新头也没抬，眼睛盯着屏幕，你要是有事肯定会叫我，没叫就是没事呗。 刘永强的心像被冰锥扎了。他自己找药水抹伤口，碘伏杀得伤口生疼，他却感觉不到，只觉得心里冷。乐乐跑过来，踮着脚要帮他涂，奶声奶气地说：爸爸疼，吹吹就不疼了。 他摸着孩子的头，问：乐乐，我和你大伯，谁好？ 都好， 乐乐想了想，小眉头皱着，像是在认真思考，不过大伯有钱，能买变形金刚，还能买草莓蛋糕。 田小新 笑了：小孩不说瞎话。刘永强，你跟你哥比啥？他多风光，开着大奔，全县的人都敬着他。你呢？除了会算个账，还会啥？ 你觉得他好，当初怎么不嫁给他？ 刘永强的火一下子上来了，声音都在抖。 田小新的脸腾地红了，把瓜子往桌上一摔：我愿意！要不是为了能光明正大跟永刚在一起，谁稀罕嫁给你这个窝囊废！ 俩人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夜里，刘永强躺在床的边沿，背对着田小新，听着她在黑暗中跟乐乐说：以后在大伯面前，就说只孝敬他一个人，大伯有钱，对咱们好，不像有些人，没本事还脾气大。 他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血腥味在嘴里蔓延开来。 2012 年底，刘永强跟父母说想离婚。父亲把烟袋锅往桌上一磕，火星溅起来：不行！你离了，他们再缠上你哥咋办？咱家就毁了！你哥这些年容易吗？你就当报恩了！ 那一刻刘永强才明白，他这场婚姻，根本不是婚姻，是替哥哥 洗黑钱—— 把见不得光的情人和孩子，硬生生拽到阳光下，代价是他一辈子的幸福。他想起大学时读过的书，想起曾经憧憬过的生活，只觉得像场笑话。 2013 年春节，全家聚餐。刘永刚一进门就喊 乐乐，大伯抱，郭敏笑着递水果，父母围着刘永刚问生意，满屋子的热闹，好像都跟刘永强没关系。他坐在角落，看着哥哥被所有人捧着，看着自己名义上的妻子和田小新凑在一起说笑，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桌上的菜很丰盛，有鱼有肉，可他吃在嘴里，味同嚼蜡。 他想，就这么过吧，一辈子忍了，全当还哥哥的情。他欠哥哥的，这辈子可能都还不清。 可命运没给他忍下去的机会。 3 月底的一天，他去田小新屋里找文件，无意间瞥见她的手机亮着，屏幕上显示着 刘永刚，通话时长 32 分钟。他脑子里 的一声 —— 他们还在联系，在他不知道的地方，说着他听不懂的话。那些 保证不再来往 的承诺，不过是哄他的谎话。 5 月 4 号下午，他给田小新打电话，让她买套内衣送到厂里。田小新不耐烦地说：我有事，你自己买。 什么事比这还重要？ 刘永强追问。 跟你没关系！ 田小新说完就挂了电话。 刘永强的心沉到了底。他几乎能肯定，她在跟哥哥约会。他站在窗前，看着砖厂进进出出的货车，突然觉得很可笑 —— 自己像个傻子，被蒙在鼓里，还傻傻地替别人维持着虚假的和平。 晚上回家，田小新主动找他，脸上带着点异样的兴奋：刘永强，我想买辆车，十来万的就行，永刚说他出钱，我跟你说一声。 你们郎有情妾有意，还问我干啥？ 刘永强的声音发颤，胸口像有团火在烧。 田小新没听出讽刺，还挺高兴：那我跟永刚说了啊，明天就去提车。 刘永强像被点燃的炮仗，一把抢过她的手机就摔在地上。手机壳裂开，电池弹了出来。你神经病啊！ 田小新尖叫着扑过来，指甲挠在他脸上，火辣辣地疼。 我神经病？ 刘永强红着眼，像头被逼到绝境的狼，我替我哥养着你，养着他的孩子，你们还在背后勾搭，当我是傻子吗？ 要不是为了能光明正大跟永刚在一起，谁稀罕嫁给你这个窝囊废！ 田小新口不择言，手指戳着他的胸口，你以为你算个啥？没有你哥，你连饭都吃不上！ 这句话像把刀，捅穿了刘永强最后一根神经。他积压了两年的委屈、愤怒、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推搡中，他把田小新摁在沙发上，双手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 放开我... 你要干啥... 田小新的脸涨得通红，双腿乱蹬，抓着他的胳膊又挠又咬。 乐乐哭着跑出来，拽着他的胳膊喊 爸爸别打妈妈，小身子扑在他背上，可他已经听不见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让她闭嘴，让这一切都结束。 田小新的挣扎越来越弱，最后彻底不动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不敢相信。 刘永强瘫坐在地上，看着田小新的脸，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 他杀人了。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乐乐的哭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他坐在地上，一夜没动，眼睁睁看着窗外的天从黑变灰，再透出鱼肚白。天亮时，他把乐乐送到父母家，摸着孩子的头说：跟爷爷奶奶待着，爸爸出去办点事。 乐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抱着他的腿不让走：爸爸早点回来。 刘永强掰开孩子的手，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派出所。值班民警见他浑身是土，眼神呆滞，还以为是来报案的，没想到他一开口就说：我杀人了。 案子披露后，整个县城都炸了锅。谁也不信，那个见人就笑、说话轻声细语、对哥哥言听计从的刘永强，会成杀人犯。有人说他是被逼的，有人说他是为了家产，各种版本的传言在街头巷尾流传。 刘永刚无心经营，把砖厂交给副手，自己躲去了外地。有人说在海南看见他，头发白了一半，整天在海边喝酒；也有人说他去了新疆，跟人合伙开矿。郭敏得知真相后，坚决跟刘永刚离了婚，带着女儿回了娘家，临走前把刘家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哭着说 我瞎了眼才嫁给你们刘家。 曾经热热闹闹的二层小楼，只剩下老两口守着空房子，天天以泪洗面。刘老汉的背更驼了，见人就躲；刘母的眼睛哭坏了，看人模模糊糊的。村里人路过，都绕着走，生怕触了霉头。 2014 年秋天，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刘永强穿着囚服，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当庭认罪，没为自己辩解一句，只在最后说：希望我哥能好好照顾乐乐。 判决下来那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刘永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警车开出法院时，他隔着铁窗往外看，看见路边站着个小小的身影，是乐乐，被奶奶抱着，正朝他挥手。 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回头看这桩悲剧，从一开始就透着荒唐。刘永刚用金钱和侥幸编织 的幻梦，却把所有人拖进了泥沼；刘永强用 当枷锁，一步步退到悬崖边，最终摔得粉身碎骨；郭敏被谎言蒙蔽，田小新被欲望裹挟，就连无辜的孩子，也成了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人要知恩图报，可恩再重，也得有底线。有些忙不能帮，有些错不能替，否则，报的可能不是恩，是催命符。就像这刘家，为了保住表面的 ，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 这世上，哪有不付出代价的荒唐？ 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刘家屯的土路上结了层薄冰。刘老汉背着篓子去拾柴，背影佝偻着，像张被风吹皱的纸。远处的砖厂早已换了主人，烟囱里不再冒烟，只有几只麻雀在破败的厂房上盘旋，叫声凄厉，划破了山村的寂静。 第43章 一场婚外情点燃的血色悲剧 驻马店女市长枪杀大案：一场婚外情点燃的血色悲剧 1999 年的中原大地，料峭的寒风卷着沙砾掠过豫南平原，驻马店市市政府大楼前的雪松上还挂着未化的残雪。谁也想不到，这座象征着权力与秩序的建筑里，刚刚失去了一位年仅 38 岁的副市长 —— 陈桂玲。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曾被誉为 豫南政坛新星 的女性，并非死于疾病或意外，而是在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后，用同一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场轰动全国的血案，要从四年前那个金桂飘香的秋天说起。 一、咸阳初遇：两颗野心的碰撞 1995 年 10 月，陕西咸阳某高校的进修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学员。他们大多三四十岁，穿着熨帖的西装或中山装，眉宇间带着基层干部特有的干练与审慎。这些人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的年轻才俊，在这里接受为期半年的脱产培训，为更广阔的仕途积蓄力量。 开学第一天的自我介绍环节，来自河南的两位学员格外引人注目。 大家好，我叫陈桂玲，来自驻马店遂平县，目前在县人行工作。 说话的女人站起身，一米六八的身高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她穿着一件合体的米黄色风衣，齐耳短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眼神明亮而锐利，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场。台下有人窃窃私语：这不是遂平那个最年轻的副行长吗？听说才 34 岁。 紧随其后站起来的是个高大的中年男人：我叫刘明鼎，省工行的。 他声音洪亮，一米八二的个头配上笔挺的灰色西装，显得英气逼人。40 岁的他眼角已有细纹，但这反而增添了成熟男人的魅力，举手投足间透着久居省城的从容。 课间休息时，同为河南老乡的省计委干部王建军主动拉着两人攀谈：桂玲同志年轻有为啊，咱们驻马店能出你这样的女干部不容易。明鼎兄更是咱们工行系统的精英，你们俩可得多亲近亲近。 陈桂玲伸出手，指尖微凉：刘大哥多指教。 刘明鼎握住她的手，掌心温热而有力：陈行长才是后起之秀。 四目相对的瞬间，空气仿佛凝滞了几秒。陈桂玲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欣赏与探究，正如刘明鼎在她眼底发现了野心与坚韧。这种棋逢对手的感觉，比单纯的老乡情谊更让人心头一震。 彼时的陈桂玲，早已不是那个刚从银行学校毕业的青涩少女。1982 年参加工作以来，她从县人行的普通柜员做起，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用 13 年时间爬到副行长位置。丈夫是转业军人，在县民政局当个小科长，性格温吞寡言，两人早已没了共同语言。女儿刚上小学，生活按部就班，却像一杯温吞水，激不起半点涟漪。 而刘明鼎的生活看似美满 —— 在省工行国际部任副主任，妻子是从老家带来的结发妻子，虽然文化不高但勤劳本分，儿子已经上初中。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天面对枯燥的报表和妻子琐碎的唠叨，内心有多渴望新鲜的刺激。 进修班的课程并不紧张，给了学员们充足的自由时间。陈桂玲发现，刘明鼎总能 出现在她去图书馆的路上， 和她选了同一门选修课。他们会一起在晚自习后沿着渭水散步，从货币政策聊到人生理想，从基层困境谈到未来规划。 我觉得女人不一定非要依附男人， 一次酒后，陈桂玲脸颊绯红，我要的是能并肩看风景的人。 刘明鼎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芒，低声说：我懂。 这种默契像藤蔓一样疯长。一个周末，两人借口考察乾陵，在返回咸阳的路上，刘明鼎的手悄悄覆上了陈桂玲的手背。她没有躲闪，只是指尖微微颤抖。车窗外，夕阳将黄土高原染成金红色，车内的沉默却比任何语言都更炽热。 那之后，咸阳城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回民街的夜市上，刘明鼎会细心地为陈桂玲剥掉羊肉泡馍里的香菜；在兵马俑博物馆，他们会假装讨论历史，实则用眼神传递着只有彼此才懂的暧昧。他们在出租屋里相拥，在渭河岸边亲吻，将各自的婚姻誓言抛诸脑后。 陈桂玲的日记本里开始出现这样的句子：他让我觉得自己重新活了一次。 而刘明鼎则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遇到了一个懂我的人，可惜相逢太晚。 二、仕途攀升：权力与欲望的交织 1996 年春天，进修结束的陈桂玲回到遂平，像变了个人。她工作起来更加拼命，开会时言辞犀利，处理问题雷厉风行。当年夏天，她就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县人行行长，成为驻马店地区金融系统最年轻的正职领导。 办公室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陈桂玲在审批文件的间隙，总会摩挲着刘明鼎送她的那支派克钢笔。每隔两周，她都会以 到省行汇报工作 为由，坐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郑州。 刘明鼎早已为她准备好了 秘密基地—— 在金水区某小区租的两居室。每次陈桂玲来，他都会提前买好她爱吃的草莓，把床铺换成她喜欢的碎花床单。这个在单位里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会系着围裙为她做饭，会笨拙地给她按摩肩颈。 等我再进一步，就跟家里摊牌。 刘明鼎不止一次这样许诺。1997 年，他果然升任省工行国际部总经理，手握着全省外汇结算的大权。搬家时，他特意买了套三居室，房产证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却对陈桂玲说：这是我们的家。 陈桂玲信了。1998 年初，她的仕途迎来重大转折 —— 在驻马店撤地设市的干部调整中，37 岁的她被破格任命为副市长，分管科技、财贸和流通领域。任命文件下达那天，她第一时间跑到郑州，在刘明鼎怀里哭了很久。 你看，我们都在往上走。 她语气哽咽，等你离婚，我就对外宣称丧偶，我们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刘明鼎抱着她，眼神复杂：再等等，儿子明年中考。 成为副市长的陈桂玲更加忙碌。每天早晨七点半，她的车就会准时出现在市政府大院，晚上常常带着一身酒气从应酬场合回来。她分管的领域多、摊子大，既要应对难缠的商户，又要协调各部门关系，还要在市长办公会上为自己分管的工作据理力争。 下属们都说陈市长是 铁娘子—— 有次检查菜市场卫生，她亲自蹲下来用纸巾擦拭角落的污渍，吓得市场主任当场表态三天内整改；为了争取一个科技项目，她带着材料跑省厅七趟，硬是靠诚意打动了审批官员。 但只有在郑州的那个小家里，她才会卸下所有铠甲。她会穿着刘明鼎的大衬衫在客厅里转圈，会赖在床上让他讲故事，会像小女孩一样抱怨工作中的委屈。刘明鼎总是耐心地听着，然后说：累了就辞职，我养你。 这句情话，成了支撑陈桂玲在官场拼杀的精神支柱。她开始在公开场合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 婚姻不幸，甚至让妇联的同志帮忙 介绍对象，为将来的 做铺垫。 三、婚纱之梦：破碎的承诺 1998 年国庆节，陈桂玲难得有三天假期。她拉着刘明鼎去了郑州最有名的婚纱影楼，说要拍套婚纱照。 我们又没结婚。 刘明鼎有些犹豫。 现在没结，不代表将来不结。 陈桂玲拿起一件鱼尾婚纱在身上比划，镜中的自己容光焕发，我要提前感受一下幸福的样子。 那天，他们拍了整整一下午。陈桂玲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西装革履的刘明鼎，在背景板前摆出各种亲密姿势。摄影师笑着说：您二位真有夫妻相。 陈桂玲笑得眼角起了皱纹，刘明鼎却笑得有些勉强。 照片洗出来后，最大的一张被挂在了他们的卧室墙上。陈桂玲每次来都要站在照片前看很久，嘴里念叨着：等你离婚，我们就把这张照片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为了这个目标，她在 1998 年 11 月，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我爱上别人了， 她坐在沙发上，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财产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女儿的抚养权。 丈夫张建军愣住了，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沉默了半天，才红着眼问：是为了那个郑州的男人？ 陈桂玲没有否认：我跟他是真心的。 他会离婚娶你吗？ 会的。 她语气坚定，眼神却有些飘忽。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张建军只提了一个要求：别让孩子知道真相，就说我们感情不好。 陈桂玲答应了。拿到离婚证的那天，她给刘明鼎发了条传呼：我自由了。 刘明鼎回电话时，声音却有些迟疑：桂玲，我这边...... 有点困难。 什么困难？ 我老婆查出有高血压，医生说不能受刺激。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再给我点时间。 陈桂玲挂了电话，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感到了寒意。窗外的法桐叶已经落尽，光秃秃的枝桠像伸向天空的手。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为了一个承诺，斩断了原本安稳的生活，却可能只是一场空。 四、裂痕加深：从爱到恨的蜕变 1998 年冬天，成了陈桂玲人生的分水岭。 她开始频繁地去郑州，有时甚至周五下午就驱车前往，周日深夜才返回驻马店。刘明鼎却越来越忙，总是以 出差 为由推脱见面。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三居室，渐渐变得冷清。 有一次，陈桂玲提前没打招呼就过去了，开门的是刘明鼎的妻子。两个女人对视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刘明鼎的妻子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穿着臃肿的棉袄，头发随意挽在脑后，看到陈桂玲时，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你是...... 找老刘？他刚出去。 我是他同事，来送份文件。 陈桂玲强装镇定，将文件放在鞋柜上，逃也似的离开了。 下楼时，她撞见了正要上楼的刘明鼎。他看到她，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陈桂玲的声音在发抖，这不是 我们的家 吗？ 你别闹！ 刘明鼎拉着她往小区外走，有话车里说。 车里，两人爆发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陈桂玲质问他为何欺骗自己，刘明鼎则指责她不顾全大局。最后，刘明鼎说：我发现我们不合适，还是算了吧。 这句话像一把刀，刺穿了陈桂玲最后的防线。她哭着说：我为了你离婚，为了你放弃了家庭，你现在说不合适？ 那次争吵后，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陈桂玲变得越来越敏感多疑，只要刘明鼎不接电话，她就会疯狂地打传呼；只要发现他和别的女性有工作往来，就会刨根问底。而刘明鼎则愈发沉默，有时甚至故意不回她的信息。 1998 年 12 月，陈桂玲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她给刘明鼎打电话，想让他来送最后一程，刘明鼎却以 要陪领导出国考察 为由拒绝了。在母亲的葬礼上，看着前夫张建军忙前忙后，陈桂玲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孤独和悔恨。 我是不是做错了？ 她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五、矛盾激化：失控的边缘 1999 年元旦，陈桂玲再次来到郑州，这次是为了要钱。 我之前借给你的 21 万，该还我了。 她坐在刘明鼎的办公室里，语气冰冷。那笔钱是她当行长时，以 的名义从朋友那里借来，给刘明鼎用于外汇投资的。 现在手头紧，能不能缓两个月？ 刘明鼎眉头紧锁。 不行，我马上要用。 陈桂玲寸步不让。 僵持之下，刘明鼎只好向朋友吴某借了 21 万现金。看着陈桂玲把钱装进包里，他松了口气，以为这样就能彻底了断。 但他错了。对陈桂玲来说，这笔钱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姿态 —— 她要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人。 真正的导火索，是几天后的一次冲突。 1 月 4 日，陈桂玲又来到刘明鼎的办公室，正好撞见他儿子刘阳在玩电脑。15 岁的少年已经知道这个女人的存在，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敌意。 刘阳，喊我一声阿姨，我给你买游戏机。 陈桂玲试图缓和关系。 我不稀罕！你这个坏女人，离我爸远点！ 刘阳脱口而出。 陈桂玲的火气瞬间上来了，扬手就给了孩子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办公室里回荡，刘阳捂着脸颊，哇地一声哭了。 刘明鼎正好进来，看到这一幕，脸色铁青：陈桂玲，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 陈桂玲红着眼吼道，你儿子骂我，你不管？你是不是早就想让我滚蛋？ 我们之间完了！ 刘明鼎指着门，你现在就走！ 陈桂玲摔门而去，泪水模糊了视线。她感觉自己像个笑话 —— 为了这个男人，她成了离婚女人，成了别人口中的 第三者，如今连他的儿子都能随意羞辱自己。 愤怒像野草一样在她心里疯长。她开始给刘明鼎的领导、同事打电话，说自己是他的 未婚妻，指责他始乱终弃。刘明鼎不堪其扰，干脆换了手机号，躲着不见她。 朋友们劝陈桂玲：你好歹是个副市长，何必这样作践自己？ 她却听不进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好过，他也别想好过。 六、血色终章：同归于尽的疯狂 1999 年 1 月 5 日，陈桂玲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她先是约了高中同学王青 —— 现在某派出所当所长的老同学。见面时，她状似无意地问起枪支管理的事，还借口 亲戚想打猎，打听哪里能弄到枪。王青没多想，只当她在闲聊，随手将装有七七式手枪的手提包放在了车座上。 趁王青去商店买烟的间隙，陈桂玲迅速拿起手提包，取出里面的手枪藏进自己的大衣口袋，然后将包放回原位。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几秒，王青回来时毫无察觉。 当天下午，陈桂玲给刘明鼎打电话，语气异常温柔：明鼎，对不起，之前是我太冲动了。我买了件礼物给你，在咱们那个家里等你，咱们好好谈谈。 刘明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或许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或许只是想做个彻底的了断。 傍晚六点，刘明鼎走进那间曾经充满爱意的三居室，迎接他的不是温柔的和解，而是黑洞洞的枪口。 你为什么要骗我？ 陈桂玲的手在发抖，眼中却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桂玲，你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刘明鼎试图靠近。 别动！ 陈桂玲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刘明鼎捂着胸口，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缓缓倒了下去。陈桂玲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男人，突然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她走到卧室，在墙上那张婚纱照前站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舅伯哥姐，我对不起你们，永别了，我无话可说。0 这个 ，或许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 一场从零开始，最终又归于零的闹剧。 离开郑州后，陈桂玲没有回驻马店，而是去了遂平，她想最后看一眼女儿。深夜十一点，她敲开了前夫张建军家的门。 女儿已经睡了，她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孩子的脸，泪水无声地滑落。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 她在女儿额头印下一个吻，然后匆匆离开。 1 月 6 日清晨，陈桂玲回到自己在县人行家属院的老房子。这里布满灰尘，家具上蒙着白布，像一座废弃的坟墓。她躺在床上，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脑海里闪过 1995 年那个秋天 —— 咸阳的阳光正好，她和刘明鼎并肩走在校园里，前途像一幅铺展开的锦绣画卷。 如果能重来...... 这个念头刚起，枪声再次响起。 1 月 7 日，刘明鼎的尸体被发现。警方在现场找到了弹壳、弹头，还有那封语焉不详的遗书。通过枪支来源，很快锁定了陈桂玲。 当警察赶到遂平县人行家属院时，陈桂玲已经奄奄一息。送医抢救两天后，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市长，最终在 1 月 8 日凌晨停止了呼吸。 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没写完的纸条：尊一声我的好丈夫，因打电话没找到你...... 后面的字迹潦草而凌乱，像是被泪水晕染过。 七、余波未平：留给世人的沉重思考 陈桂玲和刘明鼎的死，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官方通报称这是 一起因婚外情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但民间的议论却从未停止。有人说陈桂玲是 权力欲熏心，有人骂刘明鼎 始乱终弃，更多的人则在叹息 —— 两个本该有光明前途的干部，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 驻马店市政府大院里，人们私下议论了很久。有人回忆起陈桂玲开会时的意气风发，有人说起她为了项目奔波的辛苦，还有人拿出她曾经资助贫困学生的事迹...... 这个复杂的女人，很难用简单的 或 来定义。 省工行宿舍区里，刘明鼎的妻子抱着丈夫的遗像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却平静地说：他对不起我，但我不恨他了。15 岁的刘阳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再也没玩过电脑游戏。 陈桂玲的女儿直到多年后才知道母亲的真实死因。在一篇题为《妈妈》的作文里，她写道：我记得妈妈的手很温暖，她总是把我的小手握在掌心...... 这场血色悲剧，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与脆弱。它提醒我们，权力与欲望的游戏从来都有代价，而婚外情的火焰，既能点燃短暂的激情，也能焚毁整个人生。 1999 年的春天来得很晚，驻马店市的雪松抽出新芽时，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那个轰动全国的案子。只有在偶尔谈起 人生选择 这个话题时，还会有人提起：当年那个陈市长啊...... 一声叹息，道尽了无尽的唏嘘。 第44章 遥祭的陌生人 遥祭的陌生人：许世友与日本间谍河下谷清的跨世纠葛 1985 年 10 月的东京，秋意已浸透了街头的银杏叶。庆应大学附属医院的特护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窗外飘来的桂花香，在空气中缓慢弥漫。河下谷清半靠在病床上，枯瘦的手背上扎着输液针，透明的液体正一滴滴融进他衰竭的身体 —— 尿毒症已折磨他整整三年，此刻他的视线正死死盯着床头柜上那份《朝日新闻》。 头版角落的标题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瞳孔骤缩：「中国开国上将许世友于南京逝世」。 报纸被他攥得发皱，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病房里的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与他胸腔里剧烈的心跳声撞在一起。他忽然偏过头，扯掉氧气面罩的一角，嘶哑地对护士说：「电话…… 给我电话。」 护士递过床头的 rotary phone（旋转拨号电话），金属听筒冰凉刺骨。河下谷清颤抖着拨号，第一个打给长子河下健一。「健一，」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带上你妻子和孩子，明天一早来医院。告诉你弟弟妹妹，所有人，一个都不能少。」 电话那头的健一愣了愣：「父亲，您的病情……」 「别问，」他打断道，「是关于一个中国人。」 挂了电话，他又拨通次子、长女、次女的号码，重复着同样的指令。放下听筒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汗已浸湿了病号服。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他望着中国的方向，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浮出一个身影 —— 三十多年前济南火车站的站台上，那个挥着大刀冲锋的八路军将领，眉眼如刀，吼声震得铁轨都在颤。 第二天上午九点，病房的门被推开。河下谷清的四个子女带着配偶和孩子鱼贯而入，八个孙辈挤在门口，怯生生地望着病床上形容枯槁的祖父。长子健一手里提着果篮，刚要开口，就被父亲摆手制止了。 「护士，」河下谷清对守在门口的护士说，「按我说的，每家一束素菊。」 护士很快拿来四束裹着牛皮纸的素菊，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河下谷清撑着病床扶手，在长子和次子的搀扶下站起身，枯瘦的腿像两根被蛀空的木柴。「跟我来，」他说，「去花园。」 一行人沉默地穿过医院的长廊，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到了花园，河下谷清让子女们排成两排，孙辈们被母亲拉着站在前头。他整理了一下病号服的领口，对着西北方向 —— 那是中国南京的方向，缓缓弯腰，深深鞠躬。 「这位许世友将军，」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是改变我一生的人。」 孙辈们面面相觑，他们只知道祖父年轻时在中国待过，却从不知道他与一位中国将军有什么牵扯。长女河下由纪子忍不住问：「父亲，您认识他？」 河下谷清没有回答，只是望着远方，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 有敬畏，有感激，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愧疚。风吹过花园，素菊的花瓣轻轻颤动，像在为这场跨越国界的遥祭伴奏。 要弄清这场遥祭的缘由，得从三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说起。 1957 年 8 月，南京中山陵 8 号的灯光亮到很晚。许世友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一把蒲扇，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桌案上摆着一盘卤牛肉、一碟炒花生，还有一瓶没喝完的茅台 —— 这是他招待老部下的「标配」。 「永清啊，尝尝这个，」许世友把一块炖得软烂的野猪肉推到徐永清面前，「前几天打猎弄的，比你在福建吃的海鱼香。」 徐永清拿起筷子，有些拘谨地夹了一块。他是山东威海人，1940 年参加革命，在胶东军区警卫连当班长时，曾是许世友的贴身警卫员。当年他凭着一身少林拳，能在三五个日军中撕开缺口，许世友总说他「拳头比枪还硬」。1945 年一场遭遇战中，他被日军的子弹打穿了左肺，从此离开了前线，转业到福州一家工厂当副厂长。 「这次路过南京，特地来看看首长。」徐永清说，语气里带着激动。 「好，好，」许世友灌了一口茅台，抹了把嘴，「当年你小子从济南宪兵队手里逃出来，浑身是血跑到根据地，我还以为你活不成了呢。」 提到济南，徐永清的筷子顿了一下。「首长，」他放下筷子，表情严肃起来，「这次我去上海出差，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人，很像当年济南铁路局那个河下谷清。」 许世友的眉头猛地皱起：「河下谷清？那个日本工程师？」 「是他，」徐永清点头，「当年我在济南搞地下工作，他总说自己反战，还帮我们贴过反日标语。可后来组织上说，他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好多同志都被他害了。我以为他早被镇压了，没想到在上海看见了。」 许世友放下酒杯，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你看清楚了？」 「错不了，」徐永清肯定地说，「他右眼角有颗痣，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跟当年一模一样。我在公交车上喊了一声，他回头看了一眼，转身就钻进了巷子里。等我下车追过去，人已经没影了。」 许世友沉默了片刻，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签，提笔写道：「柯庆施同志，兹有我部老战士徐永清反映一事，事关重大，请上海方面彻查。」写完，他把便签递给徐永清：「你把详细情况写下来，连这个一起寄给上海市委。」 徐永清接过便签，指尖触到许世友刚劲有力的字迹，忽然觉得手里的纸有千斤重。他不知道，这张便签即将掀起一场跨越半个上海的追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起上百封人民来信。1957 年 8 月 10 日，一封信封上写着「柯庆施书记亲启」的信被单独挑了出来 —— 信封里除了徐永清的陈述材料，还有许世友的亲笔便签。 柯庆施戴着老花镜，把材料读了三遍。他指尖敲着桌面，对秘书说：「把黄赤波叫来。」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接到通知时，正在主持一场治安会议。他赶到市委办公楼时，额头上还带着汗。「柯书记，您找我？」 柯庆施把材料推给他：「许世友将军转来的信，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可能藏在上海。你亲自督办，务必查清楚。」 黄赤波翻开材料，看到「河下谷清」「济南铁路局」「日本宪兵队」这些字眼时，眼神一凛。「明白，」他说，「我这就组织人手。」 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吴一竹接到了命令。这位四十多岁的老侦查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付日本特务有丰富经验。黄赤波在办公室里对他说：「一竹，这案子不一般，许世友将军盯着呢。给你配三个助手，一辆吉普车，经费实报实销。」 吴一竹接过材料，手指在「河下谷清」的名字上顿了顿。「局长放心，我一定查清楚。」 第二天一早，吴一竹带着助手老崔、小汪和小李，在刑侦处的会议室里开了个会。「咱们先理理线索，」吴一竹把材料摊在桌上，「河下谷清，日本人，1940 年代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实际是日本宪兵队特务，1943 年失踪。现在徐永清说在上海看到他，咱们得先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在上海，藏在哪。」 老崔抽着烟说：「济南的特务，跑到上海来，总得有个落脚点吧？会不会跟当年的汉奸或特务残余有联系？」 小汪年轻，脑子活：「要不咱们先从济南过来的日本人查起？上海档案馆里应该有解放初期登记的外籍人员名单。」 吴一竹摇头：「他要是想藏，肯定不会用真名登记。徐永清说他在公交车附近出现，那片是虹口区，以前是日本人聚居区，或许能找到线索。」 讨论了七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兵分四路：一路查济南时期的敌伪档案，找认识河下谷清的人；一路去虹口区走访，尤其是老舞厅、老茶馆这些当年日本人常去的地方；一路查解放后上海的外籍人员登记；还有一路，去监狱和劳改农场，找那些当年在济南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犯人。 「记住，」吴一竹最后说，「这人身手不简单，又是老牌特务，肯定狡猾得很。咱们动静要小，别打草惊蛇。」 半个月后，各路消息陆续汇总，却没什么实质性进展。虹口区的走访一无所获，外籍人员名单里没有「河下谷清」，济南的敌伪档案只记载他「1943 年调往上海」，之后就没了下文。 吴一竹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的上海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桌上的搪瓷缸里，浓茶已经凉透了。「难道他不在上海？」他自言自语。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去安徽白茅岭农场的老崔打来的，声音里带着兴奋：「老吴，有线索了！我们找到一个叫朴汝春的犯人，他认识河下谷清！」 白茅岭农场在安徽广德和郎溪交界处，是上海公安局下辖的劳改农场，关押着上万名犯人，其中不少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汉奸、特务。老崔和小汪在农场转了六天，查了几百份档案，才在三分场找到朴汝春。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朝鲜族人，背有点驼，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听说要问济南时期的事，他先是眼神躲闪，直到老崔拿出政策：「你要是能提供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减刑。」 朴汝春沉默了半晌，终于开口了。「河下谷清…… 我认识，」他说，「1941 年在济南，我跟他一起干过事。」 原来，朴汝春是伪满洲国培养的特务，1940 年被派到济南，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河下谷清当时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表面上是「反战人士」，经常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活动。「其实那是个圈套，」朴汝春说，「他让我冒充韩国反战分子，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中国青年聊天，套他们的话。等摸清底细，就通知宪兵队抓人。」 老崔追问：「你知道他后来去哪了吗？」 「1943 年夏天，」朴汝春回忆道，「一个雨夜，我在济南火车站看见他，穿一身浅色西装，拎着个牛皮箱子。他跟我说要去上海，还说在上海有个中国老婆，是个舞女，浙江人，长得很漂亮。」 这个线索像一道光，照亮了僵局。吴一竹接到电话后，立刻拍板：「查上海的舞女，尤其是浙江籍的，1943 年前后跟日本人有过接触的。」 上海解放初期，为了整顿治安，曾对舞厅、妓院等「特种行业」做过登记。市公安局档案室里，堆着几大箱泛黄的登记表，上面记录着每个舞女的姓名、年龄、籍贯、从业舞厅。 吴一竹带着两个助手，一头扎进了档案室。夏天的档案室像个蒸笼，风扇吱呀作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们一张张翻，把所有浙江籍舞女的名字抄在纸上，最后数了数，整整 723 个。 「723 个，怎么查？」一个年轻助手揉着发酸的肩膀问。 吴一竹指着登记表上的「从业舞厅」一栏：「先查她们待过的舞厅，找老板问。老板对舞女的私生活最清楚。」 723 个舞女，分散在 39 家舞厅。侦查员们兵分几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有的舞厅早就关了，老板去了香港；有的老板被判刑，在监狱里劳改；还有的老板改了行，开起了杂货铺。 二十天后，排查范围缩小到三家舞厅的三个舞女身上。 第一个叫石春平，34 岁，宁波人，曾在「逍遥厅」当舞女。老板说她 1941 年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北方商人，那商人常去北方，偶尔回上海，邻居说见过他带枪。 第二个叫王巧玲，32 岁，象山人，在「百乐门」待过。她 1942 年跟一个姓陈的男人结婚，1953 年离婚，那姓陈的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个叫贾贤珠，34 岁，江山人，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开了家胭脂店。老板说她 1945 年结婚，丈夫是个「会说日语的神秘男人」，婚礼上还有日本军官出席。 吴一竹把三个人的资料摊在桌上，反复比对。「石春平的丈夫带枪，可疑；贾贤珠的丈夫有日本关系，更可疑。」他决定先查石春平。 卢湾区一所小学的传达室里，石春平正在给自行车打气。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校工。看到吴一竹亮出的证件，她手里的打气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李…… 李某是我丈夫，」她声音发颤，「但他 1951 年就被抓了，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吴一竹盯着她的眼睛：「你确定？」 石春平转身从传达室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信，信封上的邮戳都是「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是他写的，」她说，「他以前是汪伪政府的人，抗战胜利后躲在上海，解放后被南京方面抓走了。」 第二天，吴一竹带着助手去了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档案显示，李某确实在押，从未越狱。见到李某本人时，吴一竹松了口气 —— 这人身高一米八，高鼻梁，跟徐永清描述的「矮个子、眼角有痣」的河下谷清完全不像。 排除了石春平，侦查员们又找到了王巧玲。她住在一间逼仄的阁楼里，说起前夫陈某，眼神里满是怨怼：「他是中统特务，1949 年跑台湾了，再也没回来。」她拿出的离婚证上，陈某的照片是个方脸壮汉，也不符合特征。 最后剩下贾贤珠。她住在打浦桥一栋老式石库门里，侦查员找上门时，她正在给窗台上的月季浇水。看到穿制服的人，她手里的水壶晃了一下，水洒在地上。 「你们找我？」她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但眼神里的惊慌藏不住。 「想问问你前夫的事，」吴一竹说，「他叫什么？是哪里人？」 「他叫曾福山，」贾贤珠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日本福冈人，他父亲是中国留学生，娶了日本老婆。1945 年我们结婚，1949 年他回日本了，我们就散了。」 吴一竹让她拿出曾福山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中等身材，眼角有颗淡淡的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 跟徐永清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照片能借我们用一下吗？」吴一竹问。 贾贤珠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福州的天气湿热，徐永清拿着那张照片，在台灯下看了很久。照片有些褪色，但男人的轮廓很清晰。「不是他，」他肯定地说，「河下谷清的痣比这个深，而且他说话带点东北口音，这个曾福山听说是日本长大的，口音不对。」 吴一竹拿着照片，心里犯了嘀咕。贾贤珠的惊慌眼神，曾福山与河下谷清的相似之处，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他决定再找贾贤珠谈谈。 第二次见面，贾贤珠像是有了准备。「我知道你们怀疑什么，」她主动说，「去年我跟一个叫刘小开的人处过对象，他后来卷进反革命案子被抓了，警察天天找我问话，吓得我够呛。你们上次来，我还以为是那事没了呢。」 侦查员去查了刘小开的案子，确实属实。广慈医院的堕胎记录也显示，贾贤珠去年确实做过手术。线索再次断了。 吴一竹站在黄浦江畔，望着来往的货轮，心里有些沮丧。难道河下谷清真的不在上海？还是他们漏掉了什么？ 这时，市局传来消息：全市各分局、派出所都收到了协查通告，正在排查符合特征的可疑人员。 43 天后，一封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举报信，被送到了吴一竹的办公桌上。写信的是个叫樊纯芳的老工人，55 岁，在铁路系统干了 30 多年。 「1943 年，我在济南铁路局待过两年，」信里写道，「认识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他说自己家在上海。去年夏天，我在虬江路旧货市场看到一个电器修理铺的老板，长得跟他一模一样，他说自己叫尤志远，上海人，祖籍昆山。但他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跟河下谷清太像了……」 信还没读完，吴一竹就抓起外套：「去虬江路！」 虬江路是上海有名的旧货市场，街道两旁摆满了旧电器、旧家具，空气中混杂着焊锡和灰尘的味道。吴一竹在市场里转了两圈，终于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那家「尤记电器修理铺」。 铺子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正蹲在地上修收音机，侧脸对着门口。他右眼角有颗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 徐永清描述的特征，一点不差。 吴一竹没敢惊动他，只是在对面的烟摊买了包烟，观察了半个多小时。那男人修完收音机，跟顾客用纯熟的上海话讨价还价，听不出一点外国口音。但他拿烙铁的手势、弯腰的姿势，都让吴一竹想起朴汝春的描述：「河下谷清干活时，总喜欢把左手按在桌子上。」 就在这时，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写信的是个叫洪志勇的纺织工人，他说 1943 年见过一个叫「大山刚」的日本人，来他们袜子厂收购机器，腰里别着手枪，「那模样，跟虬江路那个尤老板一模一样」。 第三封举报信来自南市区的一个印刷工人，他说 1944 年曾帮一个日本人印过「北海币」—— 那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后来才知道是假的，「那个日本人，现在就在虬江路修电器」。 三封信，三个证人，都指向同一个人。吴一竹回到局里，立刻申请恢复调查小组：「收网的时候到了。」 1958 年 8 月 6 日清晨，上海北站人声鼎沸。河下谷清 —— 不，此刻他叫尤志远，背着一个帆布包，正跟妻子告别。「我去北方那家工厂当工程师，等稳定了就接你们过去。」他说。 妻子眼里含着泪：「你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他笑了笑，眼角的痣跟着动了动。「放心，我这手艺，到哪都饿不着。」 登上北上的列车，找到座位坐下，他望着窗外掠过的电线杆，心里一阵轻松。自从 1945 年潜伏在上海，他开修理铺、炒股票、学英语，小心翼翼地藏起过去，以为能就这样安稳过一辈子。直到上个月，北方那家工厂的人找到他，说缺个懂电器的工程师，他才觉得终于能换个环境，离过去的阴影远一点。 列车启动没多久，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坐在了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个男人坐在了他旁边的座位。河下谷清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 这三个人的眼神，不像普通乘客。 列车到了安亭站，一个小站，没什么人上下车。对面的男人忽然收起报纸，亮出证件：「尤志远，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河下谷清的脸瞬间白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同志，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叫尤志远，是去北方工作的。」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们认没认错了。」旁边的男人按住了他的肩膀。 他被带下火车，塞进一辆吉普车。车往上海市区开，他望着窗外熟悉的街景，忽然笑了 —— 三十年的潜伏，终究还是结束了。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河下谷清坐在椅子上，背挺得笔直，一口咬定自己是「尤志远，江苏昆山人，1920 年出生」。 「1941 年，你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吴一竹拿出朴汝春的证词，「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捕了 12 名中共地下党员，对不对？」 河下谷清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943 年，你去上海，娶了舞女贾贤珠，」吴一竹又拿出舞厅老板的证词，「同年回日本接受特工训练，学习伪造货币、情报侦察，对不对？」 河下谷清闭紧嘴，不再说话。 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三天。直到第四天，吴一竹把许世友的便签复印件放在他面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找到你吗？因为许世友将军。当年你在济南收集他的情报时，恐怕没想到，三十年后，是他亲手把你送进了监狱。」 河下谷清的身体猛地一震，他盯着那张便签，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过了很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说…… 我什么都说。」 他的真名叫河下谷清，1915 年出生在日本岛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 年参军来华，因精通中文，被选入宪兵队特高课，专门从事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 「1940 年，我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他说，「表面上反战，其实是为了接近抗日人士。那些被我们诱捕的青年，大部分被宪兵队杀害了……」 他还交代了自己伪造北海币、策反国民党军官、开设「亚蒙袜厂」感化战俘当间谍的罪行。1943 年，日本军方预感战败，选他当潜伏特工，回日本接受了一年的特训，「学了电器修理、摄影、甚至中国的方言，就是为了能在中国藏住」。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拿着伪造的「尤志远」身份证，在上海潜伏下来。「我以为能藏一辈子，」他说，「没想到还是被找到了。」 1958 年 10 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反革命罪，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 提篮桥监狱的外籍犯监区，高墙电网，戒备森严。河下谷清穿着灰色囚服，每天的任务是缝麻袋。一开始，他总想着越狱，想着日本会不会派人来救他，直到 1959 年，他遇到了一个缅甸犯人。 那犯人是个佛教徒，因贩毒被判无期。他见河下谷清整日消沉，就跟他讲因果报应：「你害了那么多人，现在坐牢，是还债。」 河下谷清一开始不信，后来听得多了，慢慢琢磨出点味道。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那些被他诱捕的青年，那些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 夜里躺在硬板床上，他常常被噩梦惊醒。 1966 年，那个缅甸犯人刑满释放，临走前对他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从那以后，河下谷清像变了个人。他遵守监规，积极劳动，还主动帮狱警修收音机、电风扇。1977 年 3 月，法院鉴于他「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将他的刑期改为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后，他因「改造积极」被提前释放。 出狱那天，妻子带着四个子女来接他。看着孩子们陌生的脸 —— 他们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对不起，」他说，「让你们受苦了。」 关于国籍，他犹豫了很久。中国政府允许他申请中国国籍，日本领事馆也说可以恢复他的日本国籍。「回日本吧，」妻子说，「孩子们应该看看你的祖国。」 1977 年 11 月，河下谷清一家六口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中国海岸线，他忽然深深鞠了一躬。 东京的日子，比河下谷清想象的要顺利。他刚到日本，就接到了一个律师的电话：「您的伯父留下了 120 万美元遗产，一直在等您来领。」 原来，他的伯父是个商人，1970 年去世时，在遗嘱里给弟弟（河下谷清的父亲）留了一笔钱，可当时没人知道河下谷清还活着，遗产就一直封存着。「再晚三个月，这笔钱就会被政府没收了。」律师说。 更巧的是，妻子去超市买东西时，顺手买了一张彩票，竟然中了 1000 万日元。 「这是中国给我的好运。」河下谷清把钱存进银行，开始琢磨做点生意。他在中国学会的电器修理手艺派上了用场，加上他对市场的敏感，先是开了家电器店，后来又投资房地产、股票。 1980 年代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河下谷清的资产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不到五年就成了亿万富豪。但他始终保持着低调，住普通的房子，开普通的车，有空就带着孙子孙女去公园散步。 1983 年，他被查出尿毒症。躺在病床上，他常常想起中国 —— 济南的火车站，上海的虬江路，提篮桥监狱的月光，还有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名字：许世友。 「如果不是许将军，」他对子女们说，「我可能还在上海当特务，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今天？」 他一直想回中国看看，想当面感谢许世友，可身体不允许。1985 年 10 月，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许世友逝世的消息时，终于忍不住哭了 —— 那个他曾经想算计的将军，成了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 于是，就有了那场在医院花园里的遥祭。 1986 年 4 月，河下谷清在东京去世，享年 71 岁。临终前，他对子女们说：「我死以后，把我的一部分骨灰送到中国，撒在南京的土地上。」 他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热爱和平，珍惜当下。」 多年后，河下谷清的长子河下健一带着女儿来中国，专程去了南京许世友纪念馆。在将军的铜像前，他让女儿鞠躬：「这位爷爷，是改变我们家族命运的人。」 阳光穿过纪念馆的玻璃窗，落在铜像上，将军的眼神依旧锐利，仿佛在注视着这片他守护过的土地，也注视着那些因他而改变的人生。 第45章 城堡酒店涉外命案 1993 年西安城堡大酒店涉外命案全纪实：跨越十一年的正义追凶 一、异国之旅的序章：樱花与黄土的相遇 1993 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市场经济的活力初显，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仍带着朴素的底色。当时，城市职工月薪多在 100-300 元之间，“出国旅游”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 一趟远门动辄花费万八千，相当于普通人好几年的收入。而彼时的日本，经济正值鼎盛期，人均 Gdp 是中国的数十倍，国民出国观光已如家常便饭。这种巨大的差距，为一场跨国悲剧埋下了隐秘的伏笔。 6 月 7 日傍晚，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的旋转门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全日空世界株式会社组织的日本观光团，一行十人，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却难掩对古都的好奇。其中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尤为引人注目：72 岁的大姐阿布富美、75 岁的大哥山山楚一郎、70 岁的三弟珊珊丽，以及 68 岁的四妹奥泽多梅子。 这四位老人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感情深厚得如同藤蔓缠绕的古树。大姐阿布富美六年前曾来过中国，对长城的雄伟念念不忘；大哥山山楚一郎在岐山县羽生市经营着一家衬衫小作坊，每天踩着缝纫机，日子过得清贫却踏实；三弟珊珊丽是家族里的 “文化人”，退休前与人合开公司，退休后仍被返聘，经济条件最好，更难得的是他对中国历史的痴迷 —— 在日本时，他常给 NhK 国际广播电台撰写关于中国史的文章，书桌抽屉里堆满了《史记》译本和西安地图；四妹奥泽多梅子是典型的日本家庭妇女，一辈子围着丈夫和孩子转，这次能出门，全靠弟弟珊珊丽 “赞助”。 “中国太好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 出发前，珊珊丽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圈出兵马俑、大雁塔的位置，眼里闪着光，“咱们姐弟四个，这辈子一定要一起去看看长安的落日。” 同行的还有阿布富美的女儿井上玉子（58 岁）、女婿井上新野（60 岁），以及四位年轻团员：26 岁的北海道邮电所职员电和美、同龄的全职太太世松志聪，30 岁的内向小伙滨田浩一，以及开朗健谈的领队石井。这更像一场家庭式的私人旅行，行李中塞满了给亲友的礼物 —— 阿布富美甚至带了自己腌的梅子干，想让中国朋友尝尝家乡味。 旅行团的行程紧凑得像上了发条：6 月 5 日抵京，在故宫的红墙下合影，在王府井买了丝绸手帕；6 月 6 日飞成都，在锦里吃了担担面，看了熊猫；6 月 7 日傍晚抵达西安，入住城堡大酒店时，夕阳正给这座欧式风格的建筑镀上一层金边。 “明天去兵马俑，后天去法门寺。” 石井拿着行程单给大家鼓劲，“今晚好好休息，西安的羊肉泡馍等着咱们呢！” 谁也没想到，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竟成了四位老人之间最后的温情絮语。 二、惊魂之夜：638 房间的血色谜团 城堡大酒店 6 楼的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吸得悄无声息。635 号房间里，奥泽多梅子靠在床头揉着酸胀的腿，她对大姐阿布富美说：“姐，我累得走不动了，你要是想去商品部，叫上大哥他们吧。” 阿布富美精神头正足，她打开行李箱翻出小钱包：“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皮影，给你家孙子带一个。”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斜对门 638 号房间 —— 大哥山山楚一郎和三弟珊珊丽住在这里。 “大哥，去楼下转转吗？” 阿布富美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笑意。 “等着，我换件衣服。” 山山楚一郎的声音带着沙哑的暖意。 挂了电话，阿布富美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转身对奥泽多梅子摆摆手：“我很快回来。” 这一去，便是永别。 深夜 11 点，奥泽多梅子从梦中惊醒，房间里空荡荡的。她嘀咕着：“怎么还没回来？莫非在大哥房间聊得忘了时间？” 她翻了个身，心想有两个哥哥陪着，肯定没事，便又沉沉睡去。 次日清晨 6 点，奥泽多梅子起床洗漱，638 号房间仍毫无动静。7 点，她下楼去餐厅吃早餐，特意选了能看到电梯口的位置，可直到 8 点，仍不见三人身影。团里的年轻人陆续到齐，26 岁的电和美拿着相机问：“奥泽阿姨，前辈们还没起吗？我想跟他们请教下北京的拍照技巧呢。” 奥泽多梅子心里开始发慌。9 点整，领队石井匆匆走来：“梅子女士，我们得出发去兵马俑了，再等就赶不上参观时间了。您去叫下三位前辈吧？” 她快步回到 6 楼，走廊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她按下 638 号房间的门铃，无人应答；敲了敲门，依旧没动静。她赶紧找到楼层服务员，又通过翻译叫来保安：“麻烦你们，开门看看吧，我姐姐和哥哥们……” 钥匙插入锁孔，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门被推开一条缝时，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飘了出来。服务员猛地推开门 ——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房间里像被台风席卷过，行李箱被撕开，衣物、文件散落一地，台灯倒在地毯上，灯罩裂成了蛛网。珊珊丽趴在靠门的床上，后背的睡衣被血浸透，姿势扭曲；卫生间的门半掩着，浴缸里积着暗红的水，阿布富美和山山楚一郎的头歪向一侧，脖颈处的伤口狰狞可怖。 奥泽多梅子只看了一眼，便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几分钟后，酒店总经理、保安部经理、日本团领队石井全都赶到现场。石井颤抖着拨通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出事了…… 我们的客人…… 在房间里……”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小时内传遍西安。中外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录音笔涌向酒店，警戒线外很快围满了人。“日本游客在华遇害” 的标题，当天就登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 —— 这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关键期的涉外命案，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三、迷雾中的侦查：一枚血指纹的倔强 案发当天下午，西安市公安局的警车呼啸着冲进酒店停车场。刑侦处副处长司勇生跳下车，眉头紧锁：“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准进出！” 他身后跟着近百名民警，其中包括公安部赶来的刑侦专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凝重。 “这案子破不了，西安的旅游形象就完了，国家的脸也没地方搁！” 司勇生在临时指挥部里拍了桌子，“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破案！” 刑事技术人员穿着白大褂，在 638 房间里一寸寸排查。法医蹲在浴缸边，小心翼翼地提取水样：“死者均系单刃锐器割喉致死，伤口深达气管，是致命伤。眼睑有划伤，像是刻意为之。” “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 痕检员张大刚指着门锁，“凶手是和平进入的，可能是敲门后被请进来的。” 他戴着白手套，手指拂过床头柜上的玻璃杯 —— 杯口有唇印，但不是死者的。 现场最诡异的是：旅行包的拉链完好，却被人用刀划开一个 20 厘米长的口子；凶手作案后没有走门，而是从窗户翻了出去（窗台上有模糊的脚印）；整个房间找不到一枚指纹，显然凶手戴了手套。 “是抢劫杀人，但手法太专业了。” 司勇生看着现场照片，“不像临时起意，更像是有备而来。” 酒店大堂保安的证词带来了一丝曙光：“昨晚 9 点多，日本团办完入住后，有两个年轻人在大堂晃悠，一胖一瘦，眼神鬼鬼祟祟的，还盯着电梯口看了很久。” 根据描述，刑侦画家杨化民画出了模拟像：瘦高个约 1.75 米，穿蓝色夹克；矮胖个约 1.65 米，穿灰色 t 恤。画像被印成传单，贴满了西安的大街小巷，可半个月过去，毫无回音。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38 岁的张大刚有了新发现。他蹲在卫生间里，目光扫过毛巾架上的一条血毛巾 —— 之前没人在意，毕竟房间里血迹太多了。“不对。” 他忽然站起来，“如果是死者留下的血，位置不该这么高；如果是凶手留下的……” 他的目光定格在卫生间内侧的门锁上。他掏出尺子量了量：“距离地面 107.5 厘米，距离门楣 4.7 厘米。” 那里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红痕，像一根细红线。 “李社仓，拿显影剂来！” 张大刚喊道。 29 岁的李社仓应声上前，他是中国刑警学院的高材生，手法细腻如外科医生。他屏住呼吸，将特制药水轻轻喷在红痕上 —— 几秒后，一枚淡蓝色的指纹缓缓显现，纹路清晰，是右手食指！ “找到了！” 现场所有人都激动起来。这枚指纹被连夜冲印成 2 万多张照片，发往全国公安机关。李社仓盯着照片，眼里闪着光：“这是破案的钥匙，绝不能丢。” 接下来的日子，西安警方展开了 “地毯式排查”： 酒店所有员工（包括厨师、保洁、行李员）的指纹全部采集，一一比对，无果； 全市 80 万青壮年男性被动员到派出所按指纹，民警们抱着放大镜，对着指纹卡一张张看，看得眼睛红肿，仍无收获； 广州、昆明等 10 余个旅游城市的刑警被召集到西安，分析案情到深夜，烟灰缸堆成了小山，仍没头绪。 有人猜测是日本黑帮作案 —— 毕竟死者眼睑有划伤，像某种 “仪式”；有人怀疑是旅行团内部人员作案，但四位年轻人有不在场证明（案发时在酒吧唱歌）；还有人觉得是 “保险谋杀”，可查来查去，三位老人除了一套老房子，几乎没什么财产。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成了 “悬案”。奥泽多梅子回到日本后，因悲伤过度引发心脏病，于 6 月 17 日去世 —— 四姐弟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 “团聚”。日本媒体报道时，用了 “中国之旅成绝响” 的标题，字里行间满是惋惜。 而那枚血指纹，被锁进了西安市公安局的档案柜，像一个沉默的证人，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天。 四、十年等待：从桂林少年到刑警先锋 1993 年夏天，当西安警方为命案焦头烂额时，广西全州县的一个小村庄里，17 岁的马华峰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桂林旅游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眉头拧成了疙瘩。 “去读吧，家里再难也供你。” 父亲蹲在他身边，旱烟袋敲着鞋底，“我去煤矿再挖几个月，学费就有了。” 马华峰摇摇头。家里五个孩子，大哥刚考上地质学校，弟弟妹妹还在上小学，父亲卖牛、挖煤挣的钱，刚够一家人糊口。他把通知书塞进兜里：“爸，我不读了，去海口打工，挣钱给弟弟妹妹交学费。” 这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路。在海口修高速公路时，他白天扛钢筋，晚上就着煤油灯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在桂林挖矿时，工友们打牌喝酒，他却捧着从废品站淘来的刑侦教材啃。1994 年，他靠着自学考上中国刑警学院，离开家那天，母亲往他包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到了学校，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在刑警学院，马华峰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别人谈恋爱、看电影，他泡在实验室里，对着指纹样本一看就是一天。1998 年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桂林的机会，主动申请去刚升级为地级市的贵港：“那里缺人，能做实事。” 在贵港公安局刑侦支队，马华峰很快崭露头角。他破获过盗窃案、伤害案，甚至仅凭一枚模糊的脚印就抓到了抢劫犯。同事们说他 “眼里有光”，总能从别人忽略的细节里找到线索。 2004 年 7 月，全国公安系统开展 “指纹大会战”，要求各地交叉比对未破命案指纹。贵港负责桂林地区的指纹库，马华峰分到了最难啃的一块 “骨头”—— 近万份旧指纹卡，其中很多是模糊不清的。 “这些都是陈年旧案的希望，不能马虎。” 他把指纹卡按年份分类，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一眨不眨。7 月 3 日周六，他从早上 8 点查到晚上 10 点，连午饭都忘了吃，却一无所获。 7 月 4 日周日下午 2 点，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提示：“西安 1993 年命案现场指纹，与桂林地区指纹库中尾数 4907 的 2 号指纹相似度 720 分。” “720 分？” 马华峰皱起眉。按规定，800 分以上才算 “高度相似”，720 分属于 “低分匹配”，很容易被忽略。但他没有放过 —— 他把两枚指纹放大到最大，一寸寸比对： 起点：都是从指根左侧开始，呈弧形向上； 分叉：在距离指尖 1.2 厘米处，都有一个 “Y” 形分叉； 细节：两枚指纹的 13 个特征点完全吻合，包括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疤痕。 “就是他！” 马华峰猛地站起来，椅子被带倒在地。他抓起电话，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报告总队，找到匹配指纹了！在桂林！” 五、真相大白：两个青年的歧路人生 2004 年 7 月 9 日，桂林的雨下得淅淅沥沥。桂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如铁。陕西、广西两地警方围坐在桌前，桌上摊着海婷的资料 —— 这个 29 岁的回族青年，住在将军路，无业，曾因赌博被处罚。 “他现在在东安街的一家娱乐室打牌。” 侦查员汇报，“我们已经布控好了。” 晚上 8 点，娱乐室里烟雾缭绕。海婷叼着烟，手里摸着牌，脸上堆着笑。突然，几个便衣民警围了过来：“海婷，跟我们走一趟。” 海婷愣了一下，满不在乎地站起来：“又抓赌？我今天没带多少钱。” 他以为又是小打小闹，直到被戴上手铐，押进警车，才慌了神。 审讯室里，海婷低着头，手指抠着桌角。陕西民警刘刚操着浓重的陕西话：“海婷，1993 年 6 月，你在哪？” 海婷的身体猛地一僵。 “西安城堡大酒店，638 房间，还记得吗？” 刘刚盯着他的眼睛。 海婷的脸瞬间惨白，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掉。他沉默了半小时，突然抬头：“我想抽烟，想喝水。” 烟抽了一半，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我说…… 那事，我躲了 11 年，还是躲不过。” 1993 年，18 岁的海婷在桂林混日子，没钱没工作，天天被母亲数落。同村的曹修德找到他：“去西安搞点钱，那里日本人多，肯定有钱。” 曹修德比海婷大 5 岁，曾在西安卖过旅游工艺品，知道日本人喜欢带现金。两人一拍即合，6 月 8 日坐火车到西安，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招待所 —— 正因为住的不是高档酒店，才躲过了警方最初的排查。 当晚 9 点，他们在城堡大酒店大堂盯上了日本团。“都是老人，好下手。” 曹修德对海婷说。他们跟着老人上了 6 楼，记住了 638 号房间。 “我会说几句日语，我去叫门。” 曹修德嘱咐道，“门一开，你就冲进去。” 门铃响时，珊珊丽正拿着打火机点烟，以为是服务员，随手开了门。门刚开一条缝，海婷就猛地撞了进去，手里攥着裁纸刀。曹修德紧随其后，用日语大喊：“把钱交出来！” 他还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掩盖动静。 两个老人被按在床上，手脚用胶带绑住，嘴巴被封住。曹修德翻出日元、美元，塞进包里；海婷则在翻找时，用刀划破了旅行包。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 —— 是阿布富美来了。 “我从猫眼一看，是个老太太，就拉开门把她拽了进来。” 海婷的声音发颤，“曹修德说，不能留活口……” 他们把阿布富美拖进卫生间，用裁纸刀割了三人的喉咙。“曹修德说，划瞎眼睛，免得他们记住我们的样子。” 海婷捂着脸，“我们翻窗户跑的，把带血的衣服烧了，刀拆了扔下水道里……” 根据海婷的供述，民警连夜赶到曹修德家。曹修德正陪着怀孕的妻子看电视，看到民警，脸色骤变。他比海婷镇定，直到海婷的供述摆在面前，才低下了头。 曹修德的人生曾是 “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好，跳级，当班长。可父亲被高压电击伤后，家里一贫如洗，他辍学打工，在宾馆当行李员时偷过日本游客的箱子，被少管两年。“我觉得社会对我不公平。” 他咬着牙，“凭什么日本人那么有钱，我却穷得叮当响？” 抢劫得手后，两人分了钱，从此断绝联系。曹修德后来娶妻生子，甚至当上了食品厂副厂长，以为能洗白过去；海婷则继续混日子，直到被抓。 2005 年 10 月 28 日，曹修德、海婷被依法执行死刑。临刑前，曹修德给妻子写了封信：“照顾好孩子，别告诉他爸爸是个罪人。” 六、尾声：那些未曾褪色的记忆 案件告破后，西安警方带着破案消息，专程去了日本，看望四位老人的家属。井上玉子捧着亲人的照片，泣不成声：“谢谢你们，让他们得以安息。” 而那些为案件付出的人，也永远留在了时光里： 李社仓，那位提取指纹的技术员，2000 年在珠海处理跨国邮轮劫案时，因有毒气体泄漏牺牲，被追授 “革命烈士”； 张大刚，退休后仍保留着那枚指纹的照片，他常说：“痕检员的眼睛，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马华峰，后来成了贵港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放着那枚指纹的比对图，提醒自己：“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如今的西安城堡大酒店，依旧矗立在城市中心，旋转门每天迎来送往。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跨越国界的悲剧，更没人知道，一枚血指纹如何在十一年后，让真相浮出水面。 而那四位怀揣中国情结的日本老人，终究没能看完长安的落日。他们的故事，成了中日两国刑侦史上的一个注脚，也让人们记住：无论时光流逝多久，正义的光芒，永远不会被黑暗吞噬。 第46章 象牙塔上的灰烬 陈丹磊弑夫案：象牙塔上的灰烬 一 铁皮屋里的方程式 1980 年的成都，盛夏的蝉鸣像钝锯子锯着老槐树。红砖居民楼的铁皮阳台上，三岁的陈丹磊蹲在角落，数着蚂蚁搬家。屋里传来玻璃杯砸碎的脆响，父亲的怒吼混着母亲的哭声涌出来，她赶紧捂住耳朵，把脸埋进膝盖 —— 这是她学会的第一套生存法则：不看，不听，不想。 父亲是某大学的物理教授，母亲在纺织厂当会计，在外人眼里是体面的双职工家庭。但关起门来，这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屋子总被争吵填满。陈丹磊记得母亲总在深夜哭，眼泪滴在她的手背上，凉得像冰；记得父亲摔门而去时，皮鞋跟在楼道里敲出的闷响；记得自己抱着一本翻烂的《小学数学大全》躲在衣柜里，用算术题筑起高墙。 丹丹要考第一，考了第一爸妈就不吵了。 母亲抚摸她头发时，指甲缝里还留着记账的蓝墨水。这句话成了陈丹磊的咒语。她的童年没有动画片，没有跳皮筋，只有台灯下的演算纸堆成小山。小学五年级时，她就能背出圆周率后五十位，作业本上的红对勾是家里唯一的暖色。 1995 年高考放榜那天，陈丹磊在菜市场帮母亲拎着菜篮子，听见报亭老板喊 省第五名陈丹磊，清华化工系。母亲手里的茄子掉在地上，紫色的汁液溅在凉鞋上，她突然抱住女儿，哭声震得陈丹磊耳朵疼 —— 那是她记事起，母亲第一次在她面前哭，不是因为吵架。 离开成都那天，父亲往她行李箱里塞了本《大学物理》，扉页写着 。火车开动时，她看见母亲站在月台上，白头发在风里飘，像株被霜打蔫的芦苇。那时她还不懂，有些伤口会跟着人走，像行李箱轮子上的泥，走到哪带到哪。 二 清华园的银杏与心跳 清华园的秋天总被银杏染成金色。1995 级化工系的新生里，陈丹磊像株移栽的麦冬，瘦小，沉默，根系紧紧扒着土壤。报到那天，她穿着母亲做的蓝布褂子，在一群穿耐克鞋的同学里，鞋面上的补丁格外刺眼。 四川来的状元？ 室友凑过来看她的录取通知书，听说你是全省第五？我们宿舍老三是北京状元呢。 陈丹磊把铺盖卷往床底塞，闷声说：我不是状元。 她的书桌永远最整洁：课本码成直角，笔记本上的字像打印的，连铅笔都削得一样长。图书馆闭馆的铃声是她的作息表，凌晨五点的操场常能看见她背单词的影子。第一学期期末，她的绩点 3.98，系里第一，奖学金足够覆盖学费和生活费。 但她的世界始终是单色的。女生们讨论口红色号时，她在算反应速率；男生们在篮球场挥洒汗水时，她在画化工流程图。有人背后叫她 陈算盘，说她除了做题啥也不会。她听见了，只是把书包带勒得更紧 —— 从成都的铁皮屋到清华园的银杏道，她早就学会用沉默当盔甲。 1998 年 11 月 17 日，系里贴出通知：夜里有狮子座流星雨，组织去密云水库观测。陈丹磊本想留在实验室，但室友硬把她拽上了面包车。看流星要许愿的， 室友晃着她的胳膊，你不想找个男朋友？ 车过怀柔时，窗外的星星密得像撒了把碎钻。陈丹磊靠窗坐着，哈气在玻璃上凝成白雾，她用手指画了个小小的 字。后排传来男生的笑闹声，其中一个声音格外亮，像冰锥敲碎了湖面的冰。 同学，借张纸巾。 她回头，撞进一双笑眼。男生穿着灰色冲锋衣，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手里捏着半包橘子。是机械系的何磊，上次公共课上，他演示的机械臂模型让全班女生尖叫。 谢了。 何磊接过纸巾，顺手递来个橘子，我听系里同学说过你，陈丹磊是吧？化学天才。 橘子皮的清香钻进鼻腔，陈丹磊的脸突然烧起来。她低下头剥橘子，指甲掐进果皮，汁水流到手腕上，凉丝丝的。 到了水库边，夜风卷着枯草刮过脚踝。何磊突然把冲锋衣脱下来披在她肩上：你们南方人扛不住这冷。 衣服上有淡淡的洗衣粉味，混着阳光晒过的暖香。陈丹磊缩了缩脖子，感觉那香味像藤蔓，悄悄缠上心脏。 流星划过天际时，人群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呼。陈丹磊数着流星的尾迹，突然听见何磊在耳边说：听说对着流星许愿很灵，你许了什么？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慌忙说：没、没许愿。 我许了。 何磊的声音带着笑意，希望能经常看见你。 那天夜里，何磊帮她搬沉重的观测仪，替她挡开人群，在她冻得跺脚时，拉着她在空地上小跑取暖。回校的路上，陈丹磊看着前排何磊的后脑勺，突然觉得清华园的路灯都比平时亮了些。 三 誓言与暗礁 陈丹磊开始制造各种 。她算准何磊去图书馆的时间，提前占好他对面的座位；她选修了机械系的《控制工程基础》，上课总坐在第一排，假装认真听讲，余光却瞟着他的方向；她甚至记住了他喜欢吃三食堂的西红柿打卤面，总在饭点 也去窗口排队。 陈丹磊，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第三次在篮球场边 时，何磊抱着篮球笑问，额头上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滑进衣领。 陈丹磊的脸瞬间红透，转身想跑，却被他拽住手腕。他的手心很热，像揣了个小太阳。我也喜欢你。 何磊的声音比平时低，从看流星那天起。 1999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未名湖的冰刚化，何磊就拉着陈丹磊的手绕湖散步。他讲机械系的趣事，讲小时候拆坏了家里的收音机，讲将来想做智能机器人。陈丹磊安静地听，偶尔说句 我帮你查资料，却把他说的每句话都刻在心里。 他们的恋爱像道化学反应：一个热烈如火焰，一个沉静似湖水，却在碰撞中生出奇妙的光。何磊会在陈丹磊熬夜做实验时，带热奶茶去实验室陪她；会在她被难题困住时，用机械原理帮她打开思路；会在她因为同学的议论难过时，把她拉到操场，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它们形状不一样，才好看。 但平静的湖面下总有暗流。何磊是学生会干部，朋友多，应酬也多。他和女生讨论社团活动时笑得灿烂，他手机里存着女队友的合照，他总说 都是同学，别多想。可陈丹磊控制不住地多想 —— 就像小时候，她总盯着父亲的公文包，怕里面跳出母亲说的 狐狸精 的头发。 有次何磊和女班长一起做课题到深夜，陈丹磊站在教学楼下等他。看见两人并肩走出来，女班长笑着拍了下何磊的胳膊，陈丹磊突然冲过去，把手里的热汤泼在地上：你们聊得很开心啊！ 何磊愣住了，女班长尴尬地走开。陈丹磊你闹够了没有？ 他的声音带着火气，王薇只是我搭档！ 搭档需要靠那么近吗？ 她的眼泪涌出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如她漂亮？不如她会说话？ 那晚的争吵像把钝刀，在两人之间划开第一道口子。何磊不明白她为何如此敏感，陈丹磊不明白他为何不懂她的恐惧。冷战三天后，何磊买了束向日葵来找她：我错了，以后去哪都告诉你。 她抱着花哭了很久，花瓣上沾着的泪水晶莹剔透。 四 跨洋的机票与裂缝 2000 年毕业季，空气里飘着离别的伤感。陈丹磊被保送本系研究生，何磊也考上了机械系硕士。在清华园的毕业典礼上，何磊在漫天飞的学士帽下，偷偷对她说：去美国吧，普渡大学的化工系世界顶尖，我跟你一起去。 陈丹磊的眼睛亮得像星星。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备考 GRE，单词书翻得卷了边，模拟题做了厚厚一摞。何磊帮她改申请文书，陪她练口语，在她想放弃时，用马克笔在墙上写 我们的未来在普渡。 2000 年 12 月，普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证明寄到了宿舍。陈丹磊手抖着拆开信封，看见 ch 丹磊 的名字印在羊皮纸上，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何磊抱着她说：等我办好签证，我们就结婚。 2001 年 1 月 8 日，首都机场。陈丹磊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回头看何磊。他穿着她织的灰色围巾，站在人群里冲她挥手。等我。 他的声音被广播盖过，却清晰地钻进她耳朵。 飞机穿过云层时，陈丹磊从舷窗往下看，北京渐渐变成个小点。她摸出钱包里何磊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笑得露出虎牙，背后是清华园的标志性穹顶。 普渡大学所在的西拉法叶市，是个被玉米地包围的小镇。冬天的雪下得齐膝深，陈丹磊踩着积雪去报到，羽绒服里还揣着何磊写的纸条：遇到困难就给我打电话，我是你的后盾。 异国的日子像杯加了冰的水，冷得让人清醒。导师是个严苛的德国老头，总在组会上用带着口音的英语批评她的实验方案：你的数据像猜的，不像清华出来的学生。 同学聚餐时，他们聊美剧聊棒球，她插不上话，只能低头切牛排，刀叉碰撞的声音格外刺耳。 她最盼的是每周一次的越洋电话。何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说签证材料遇到的麻烦，说国内的同学近况，说想她想得睡不着。每次挂电话，陈丹磊都要对着忙音发呆很久，直到手指冻得僵硬。 2001 年 5 月，陈丹磊突然出现在北京机场。何磊接到电话时正在实验室，扔下手里的扳手就往机场跑。在到达口看见那个熟悉的小个子身影，他冲过去紧紧抱住她，闻到她头发上熟悉的洗发水味，突然红了眼眶。 我想你了。 陈丹磊的声音埋在他胸口，我们结婚吧。 5 月 20 日，民政局门口的海棠花开得正盛。陈丹磊穿着新买的红裙子，何磊的白衬衫熨得笔挺。拍结婚证照片时，摄影师说 靠近点，何磊伸手搂住她的肩，她的头轻轻靠在他肩上，快门按下的瞬间，她在心里默念：永远。 五 玉米地里的爱与恨 2001 年 11 月，何磊终于拿到陪读签证。飞机降落在芝加哥机场时，陈丹磊捧着向日葵在出口等他。何磊冲过人群抱住她，转了三个圈才放下：我来了。 他们租的公寓在普渡校园附近，两室一厅，带个小阳台。陈丹磊在阳台种了盆四川的辣椒，何磊把两人的合照挂在客厅墙上。最初的日子像加了糖的咖啡：何磊陪她去实验室，她帮何磊改作业；周末一起去超市采购，何磊总把她爱吃的辣条偷偷放进购物车；晚上窝在沙发上看电影，陈丹磊枕着他的腿，听他讲机械原理。 何磊像颗向日葵，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他很快认识了一群中国留学生，周末去参加派对，假期去芝加哥旅游，甚至在三个月后，成功把陪读签证转为学生签证，成了机械系的正式研究生。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的味道从洗衣粉香变成了啤酒和香水混合的复杂气味。 陈丹磊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她还是不擅长和人打交道，组会上总被导师怼，实验数据总出问题。有次她熬了三个通宵做的样品被同学不小心打翻，她当场就哭了，同学却耸耸肩说 再做一份不就行了。 你能不能别总闷在屋里？ 何磊的语气越来越不耐烦，上次系里的烧烤派对，人家都问我你是不是怕见人。 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陈丹磊攥着衣角，而且那个叫莉莉的女生，看你的眼神不对。 陈丹磊你能不能成熟点？ 何磊把外套扔在沙发上，莉莉是我项目组的，我们讨论问题很正常！ 争吵成了家常便饭。何磊觉得她不可理喻，陈丹磊觉得他变了心。有次何磊凌晨两点醉醺醺地回来，手机屏幕亮着，是个女生发来的 。陈丹磊抓起桌上的玻璃杯就砸了过去，玻璃碎片溅在何磊的手背上，渗出血珠。 你疯了？ 何磊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她发脾气。 陈丹磊看着他眼里的陌生，突然觉得冷。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男人都是骗子，得到了就不珍惜。 2003 年 1 月，陈丹磊和导师彻底闹翻。德国老头把她的论文摔在桌上：你的研究像垃圾，我不会再指导你。 她哭着给何磊打电话，何磊却在那头说：我在忙项目，晚点再说。 那天晚上，陈丹磊把自己关在浴室，任由冷水浇在身上。镜子里的人面色苍白，眼下挂着青黑，像个被世界遗弃的幽灵。她想起清华园的银杏，想起未名湖的冰，想起何磊曾经说过的 ，突然觉得那些都像梦里的光，抓不住，留不下。 六 失控的方向盘 何磊最终托了关系，找到一位姓周的华人教授收留了陈丹磊。但他那句 现在咱俩扯平了 像根刺，扎在她心里。她开始失眠，整夜盯着天花板，听着何磊均匀的呼吸声，猜他是不是在梦里想别的女人。 2003 年 11 月的一个周末，他们去芝加哥参加朋友的聚会。朋友住在郊外的别墅，六居室，带前后花园，客厅的壁炉里烧着木柴，暖融融的。女主人笑着说：这房子是我先生奋斗五年买的。 回程的车里，陈丹磊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突然说：你看人家丈夫多能干。 何磊的脸色立刻沉了：嫌我没本事？当初是你哭着求我来美国的。 我什么时候求你了？ 陈丹磊的声音拔高，是你自己想来！ 我受够你了！ 何磊猛地拍了下方向盘，你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跟你在一起太累了！ 这句话像把刀，精准地插进陈丹磊最软的地方。她猛地抢过方向盘，往左边狠狠一打 —— 车子擦着路边的树干滑出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何磊死死把住方向盘，车子在路边停下时，两人都在发抖。 陈丹磊你想死吗？ 何磊的声音带着后怕。 陈丹磊看着他，突然笑了，眼泪却流下来：我死了，你是不是就开心了？ 那次之后，何磊开始找房子，说想分开住一段时间。陈丹磊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突然变得顺从：我改，我以后不闹了。 她每天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把何磊的衬衫熨得笔挺，甚至学着做他爱吃的回锅肉，可何磊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2004 年圣诞节前夕，留学生组织了场圣诞派对。何磊喝了很多酒，搂着别人的肩膀说：婚姻就是围城，进去了才知道闷。 陈丹磊端着酒杯的手在发抖，酒液晃出来，在地毯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回家的路上，何磊靠在座椅上打盹，嘴里嘟囔着：丹丹，我们可能真的不合适。 陈丹磊的心像被冻住了。她想起父母离婚时母亲的眼泪，想起自己在清华园的孤独，想起何磊曾给她的温暖。这些画面在脑子里转圈，像个停不下来的漩涡。 2005 年 8 月 19 日，何磊收拾行李时说：等你案子结束，我们离婚吧。 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陈丹磊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她想起那个看流星的夜晚，他的冲锋衣带着阳光的味道；想起民政局门口的海棠花，红得像血；想起他说过的 ，轻得像风。 那天晚上，她翻出藏在床底的手枪。枪身冰凉，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她坐在床边，看着熟睡的何磊，看了很久很久。凌晨三点，她举起枪，对准他的后脑勺，手指扣动扳机的瞬间，她仿佛又看见那年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迹，坠向无尽的黑暗。 七 冰箱里的秘密 枪声很闷，像被棉花捂住了。何磊的身体动了一下，然后彻底不动了。血从他后脑勺涌出来，染红了枕头，像朵诡异的花。 陈丹磊站在床边，手里还握着枪，枪管烫得像火。她看着何磊的脸，突然扑过去摇他：何磊你醒醒！我跟你开玩笑呢！ 可他的身体越来越冷，任她怎么摇都没反应。 接下来的几天，陈丹磊像个提线木偶。她把何磊的尸体拖到卧室地板上，用毯子盖着。白天她像往常一样做饭、看书，晚上就坐在毯子边，对着尸体说话，说他们的过去，说她的害怕，说她其实不想他死。 直到房间里弥漫起尸臭味，她才慌了。她想起那个卖枪给她的 Jack，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帮我个忙。 她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给你两千美元。 Jack 是个留着络腮胡的白人，眼神浑浊。他来的那天，陈丹磊买了垃圾袋、空气清新剂和杀虫剂，像去超市买了趟菜。Jack 让她出去待几个小时，她就坐在楼下的长椅上，看着落叶飘下来，数到第一百片时，手机响了。 完事了。Jack 的声音很平淡。 回到公寓，冰箱门敞开着，里面塞满了黑色塑料袋。陈丹磊打开其中一个，看见一截苍白的手臂，突然胃里翻江倒海。她冲进卫生间吐，吐到最后只剩酸水，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空洞得像两口井。 她想回家。回那个有蝉鸣的成都，回那个有银杏的清华园，回那个还相信永远的年纪。可她的护照被法院扣了，她只有何磊的。 陈丹磊找出剃刀，把头发全剃了。镜子里的人顶着光头，穿着何磊的宽大 t 恤，看起来像个瘦弱的男生。她对着镜子练习低沉的声音，模仿何磊走路的姿势，把他的护照揣进兜里。 在芝加哥机场过安检时，她的心跳得像要炸开。安检员看了看护照上的照片，又看了看她，皱了皱眉。陈丹磊握紧拳头，手心全是汗，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最近瘦了。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她竟然通过了。飞机起飞时，她看着窗外的云层，突然笑了 —— 原来离开一个地方，比想象中容易。 2005 年 9 月 10 日，上海浦东机场。海关人员盯着她看了很久：护照上是男性。 陈丹磊的伪装被撕开的瞬间，反而松了口气。她抬起头，看着天花板的灯，轻声说：我回来了。 八 法庭上的眼泪与尘埃 2006 年的上海，冬天来得很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陈丹磊穿着囚服，头发已经长到齐肩。她的父亲坐在旁听席第一排，背驼得像座桥，手里攥着她小时候得的三好学生奖状，边角都磨破了。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陈丹磊一直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指甲。当读到 被告人陈丹磊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 时，她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何磊的父母从重庆赶来，头发全白了。何母在法庭上哭晕了三次，嘴里反复念叨：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这么傻...... 陈丹磊的律师辩解说，她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原生家庭的创伤让她无法承受离婚的打击。法庭播放了她在看守所的心理评估录像，画面里的她眼神涣散，说：我怕他离开我，像我爸离开我妈一样...... 最后陈述时，陈丹磊抬起头，看向旁听席。她的目光扫过父亲，扫过何磊的父母，最终停在窗外。那里有棵银杏树，叶子黄得像当年清华园的那棵。 我对不起何磊， 她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遍法庭，也对不起我自己。 判决下来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死缓，附带 44 万余元民事赔偿。陈丹磊听到判决，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朝着法警伸出手腕，镣铐锁住的瞬间，她轻声说了句：终于结束了。 监狱里的日子很慢。陈丹磊在里面学了刺绣，绣得最多的是向日葵，一朵一朵，金灿灿的。有次狱警看见她对着绣品发呆，问她想什么，她说：想一个人。 2019 年深秋，刑满释放的陈丹磊走出监狱大门。秋风卷起落叶，打着旋儿飘过她的脚边。她穿着出狱时领的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翻旧的《化工原理》。 远处的高楼大厦闪着光，车水马龙的声音像潮水。她站在马路边，看着来往的人，突然不知道该往哪走。 后来有人说，在成都的图书馆见过她，总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化学书，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手指在书页上轻轻划过，像在触摸什么珍贵的东西。有人过去搭话，她就低下头，像当年在清华园里那样，把自己缩成一个小小的影子。 那年冬天，成都下了场罕见的雪。图书馆闭馆时，管理员看见她站在银杏树下，雪花落在她的白发上，像撒了把碎盐。她抬起头，看着落雪的天空，嘴角似乎有笑意，又似乎没有。 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是在想那个流星划过的夜晚？还是在想未名湖畔的誓言？或是在想那个被她亲手打碎的，关于永远的梦？ 风穿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像谁在哭。 第47章 血色婚途 血色婚途：南充房产大亨的陨落之谜 2006 年 11 月 4 日的南充，初冬的寒意被一场盛大的婚礼驱散得无影无踪。城中最奢华的 锦华大饭店 宴会厅里，水晶灯折射出万点金光，映照着满场衣香鬓影。红绒地毯从宴会厅入口一直铺到舞台中央，两旁摆满了空运来的红玫瑰，空气里浮动着香槟与花香混合的甜腻气息。 舞台上，42 岁的于林穿着一身量身定制的象牙白婚纱，珍珠项链在颈间泛着温润的光。她微微侧头，看向身边的新郎 —— 李丽萍。这个 50 岁的男人穿着笔挺的意大利手工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左手无名指上的钻戒在灯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作为南充新力房产公司的董事长、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李丽萍的名字在当地商界如雷贯耳。而于林，人民南路小学校长，教育学硕士，在教育界同样声名赫赫。 这对可真是天造地设啊！ 宾客席里有人低声感叹。 听说都是二婚呢，没想到这么风光。 你懂什么？这叫强强联合！ 司仪是本地电视台的 台柱子，他拿着话筒，声音透过音响传遍全场：各位来宾，今天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场婚礼，更是南充商界与教育界的一次完美融合！让我们用掌声祝福这对新人 —— 掌声雷动中，李丽萍握紧于林的手，对着话筒朗声笑道：我李丽萍是个粗人，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到于校长这样的文化人。以后啊，我就是于校长的 小学生 ，天天向她请教！ 于林脸上泛起红晕，嘴角弯起的弧度里，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她望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宾客 —— 有政界领导、商界伙伴，还有教育系统的同事，忽然觉得前半生所有的隐忍，都在这一刻有了回报。 没人知道，这位风光无限的新娘，心里藏着怎样的过往。 一、骄女之路 1964 年农历八月十五，四川仪陇县日兴镇供销社大院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供销社主任于建国抱着襁褓中的小女儿，笑得合不拢嘴 —— 这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他给女儿取名 ，盼她如林间草木，向阳而生。 于家在镇上算得上体面人家：父亲是供销社领导，母亲是小学老师，两个哥哥更是把这个小妹宠成了 。于林从小穿新衣服、背新书包，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时，她已经能坐在母亲膝头背唐诗。这种众星捧月的成长环境，让她早早养成了好胜心 —— 考试要拿第一，比赛要得奖状，就连跳皮筋，也要比别的女孩跳得高。 1982 年夏天，18 岁的于林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了日兴小学的数学老师。中专文凭在当年的小乡镇，算得上 高材生，但于林不满足。上班第一天，她就把办公室墙上的 教学标兵 奖状看了又看，心里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这上面要写我的名字。 她的认真近乎偏执。别的老师备一节课用两小时，她能熬到深夜；为了弄明白一道奥数题，能骑着自行车跑十几里路请教老教师。1983 年全县数学竞教，这个刚入职的年轻老师，竟捧回了第三名的奖状。那天她把奖状恭恭敬敬地贴在家里堂屋，看着父母和哥哥们骄傲的眼神，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带来的快感。 20 岁那年，父母为她定下一门亲事 —— 父亲单位的青年职工乔某。乔家是镇上的老户，乔某性格憨厚，话不多，却会在下雨天提前等在学校门口，给她送一把伞；会在她批改作业到深夜时，默默端来一碗热汤。1986 年，两人结婚，1987 年女儿乔佳曼出生。 日子本该就这样安稳过下去。乔某后来成了日兴供销社的法人代表，事业蒸蒸日上，对妻女更是体贴入微。但于林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她看着镜子里日渐平庸的自己，看着身边满足于柴米油盐的丈夫，一种莫名的烦躁涌了上来。 1990 年的一天，于林洗澡时摸到乳房里有个硬块。去医院检查的结果，像一道惊雷劈在她头顶 —— 乳腺癌。医生说，必须立刻切除双侧乳房。 手术台上，麻醉剂渐渐生效时，于林望着天花板，眼泪无声滑落。她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容貌，想到作为女人的尊严，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崩塌。 但她骨子里的好胜心不允许自己倒下。出院后，她对着镜子里平坦的胸口，咬着牙说：于林，你不能输。 她把所有精力都扑到工作上。家里的事，从辅导女儿作业到洗衣做饭，全扔给了乔某。1990 年，她调到南充市大北街小学，从乡镇到市区，她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 —— 报函授班拿大专文凭，去西华师大读本科、攻硕士，周末永远泡在图书馆或教室。 1996 年，珠海举办全国小学数学尝试法教学竞赛。于林带着教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到赛场。来自全国的 300 多名优秀教师同台竞技，她却凭着清晰的逻辑、生动的互动，一举拿下特等奖。消息传回南充，教育系统炸开了锅 —— 这个从乡镇走出来的女老师，成了当地教育界的传奇。 紧接着，她被提拔为延安路小学副校长，2005 年又调任人民南路小学校长。站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于林常常想：我做到了，我没有被打倒。 可事业的光环，掩不住家庭的裂痕。乔某成了别人口中的 家庭妇男，而于林看他的眼神，越来越不耐烦。你就不能有点追求？看看人家老公，要么升官要么发财，你呢？ 这样的话，像针一样扎在乔某心上。他默默忍受，直到 1999 年，于林拿着离婚协议放在他面前。 为什么？ 乔某的声音发颤。 我们不是一路人。 于林别过脸，不敢看他的眼睛。 离婚协议里，于林拿走了两套房子、大部分存款和女儿的抚养权，只留给乔某一套老房子。但为了不影响刚上六年级的女儿，两人约定 离婚不离家，等女儿考上大学再分开。乔某答应了，他还抱着一丝复婚的希望。 可于林早已打定主意。2005 年，女儿于佳曼（她偷偷改了女儿的姓）考上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后，她立刻搬离了那个家，对外公布了离婚的消息。看着女儿在电话里兴奋地描述大学生活，于林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 二、闪婚迷局 2006 年国庆节，于林的老同学打来电话：琳琳，给你介绍个对象，南充新力房产的李丽萍，人很能干的。 于林起初没放在心上。房产老板？怕不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 她对 有种近乎执拗的执念，毕竟自己是硕士校长。 见面定在一家茶馆。李丽萍穿着休闲西装，说话嗓门很大，笑声更是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于校长，久仰大名！ 他递过名片，手指上的金戒指晃得人眼晕，我李丽萍，西充农村出来的，没读过多少书，初中毕业就出来混了。 于林心里咯噔一下 —— 果然是个 大老粗。但她没表露出来，只是礼貌地笑了笑。 我听说于校长是教育界的专家， 李丽萍身子前倾，眼神里带着刻意的讨好，我那公司啊，缺的就是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指点。要是能跟你搭伙过日子，我保证天天给你端茶倒水，当你的学生！ 于林被他逗笑了。更让她意外的是，当她坦诚自己因癌症切除了双侧乳房时，李丽萍竟哈哈大笑：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男人跟女人过日子，看的是心，不是那点肉！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于林沉寂已久的心湖。这些年，她因为身体的残缺，一直活得小心翼翼，从没人这样直白地告诉她：这没什么。 更重要的是，李丽萍不经意间提起的 —— 他说自己和市里不少领导熟络，还暗示 于校长的哥哥们在省里任职，以后咱们互相帮衬。于林的大哥在广安当领导，二哥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这是她从未向外人炫耀的资本，没想到李丽萍早就打听清楚了。 两人认识才两周，李丽萍就提着钻戒上门求婚了。琳琳，别等了，咱们都是过来人，合不合适，相处了才知道。 他拍着胸脯保证，我那套 220 平的复式楼，重新装修，按你的喜好来；以后公司的财务，你说了算！ 于林的闺蜜急得跳脚：你疯了？李丽萍在外面的绯闻能编本书！他都离三次婚了，脾气暴得很，你跟他过不到一块去的！ 于林不是没犹豫过。但一想到自己 42 岁，错过了这个 有实力 的男人，可能再也遇不到更好的；一想到能借助李丽萍的资源，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一想到那些关于 强强联合 的恭维...... 她咬了咬牙：我相信他会对我好的。 2006 年 11 月 4 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李丽萍在台上说 甘愿当于校长的小学生 时，于林看着台下哥哥们赞许的目光，觉得自己赌对了。 三、裂痕加深 婚后的日子，起初确实甜蜜。李丽萍兑现承诺，把稻香路 b 复原小区的复式楼重新装修，欧式吊灯、红木家具，处处透着奢华。于林拿出自己的积蓄，加上李丽萍添的钱，买了辆宝马 7 系，车牌号川 R，成了她的代步车。 李丽萍喜欢开着这辆宝马，带于林去周边景区游玩。青城山的道观里，他会学着于林的样子烧香许愿；成都的西餐厅里，他笨拙地用刀叉，惹得于林发笑。那些日子，于林常常对着镜子想：或许，真的能和这个男人白头偕老。 但裂痕，在 2007 年夏天悄然出现。 当时，李丽萍想拿下西充县 好望角 楼盘的开发权，却卡在了资金上。他找到于林，搓着手说：琳琳，你能不能先帮我周转一下？就几百万，等楼盘卖了就还你。 于林犹豫了。她手里只有 120 万积蓄，那是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但看着李丽萍期盼的眼神，想到 夫妻一体，她还是咬牙答应了 —— 不仅拿出自己的 120 万，还找亲戚朋友借了 140 万，凑够 260 万打给了李丽萍。 这些钱，你得给我打个借条。 转账时，于林认真地说，亲戚的 140 万，我已经写了借条；我的 120 万，也得有个凭证。 李丽萍的脸沉了下来：咱们是夫妻，分这么清？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于林坚持。 李丽萍不耐烦地写下两张借条，摔在桌上：行了吧？满意了？ 于林捡起借条，心里第一次泛起一丝不安。 2008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萎缩，但李丽萍的 中海紫荆苑 楼盘因为地段好，卖得不错。于林估算着，本钱应该回来了，便找李丽萍提还钱的事。 佳曼在上海读书，花销大，你看...... 李丽萍眼睛一瞪：公司现在亏损！哪有钱还你？等赚了钱，我给你买辆法拉利！ 亏损？ 于林气笑了，我是教数学的，楼盘卖了多少套，我算得清！ 你算得清又怎样？我说没钱就没钱！ 李丽萍猛地站起来，于林，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我手里有你贪污受贿的证据，逼急了我就去纪委告你，连你两个哥哥都别想好过！ 这话像一盆冰水，浇得于林浑身发冷。她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男人，忽然明白闺蜜说的没错 —— 他根本不是什么 ，只是个精于算计的商人。 更让她心寒的是，李丽萍开始夜不归宿。他在外面租了房子，十天半月不回家一次。于林去他公司找他，员工们眼神躲闪，没人敢说他去了哪里。 2008 年 12 月，于林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财产。可法院调查后却说，李丽萍的公司不仅没盈利，还负债累累。他转移了财产！ 于林在法庭上大喊，却拿不出证据。 李丽萍提出和解：离婚可以，我给你 100 万。 我借给你的就有 120 万！ 于林气得浑身发抖。 谈判陷入僵局。于林回到空荡荡的家，看着墙上那两张刺眼的婚纱照，第一次尝到了 的滋味。 四、孽缘暗生 2009 年春节后，一个朋友偷偷告诉于林：李丽萍跟他公司的售楼小姐走得很近，你可得当心。 于林嘴上说 知道了，心里却像被猫抓一样。她开始跟踪李丽萍 —— 早上开车跟着他去公司，晚上蹲在他出租屋楼下。有好几次，她看见那个年轻漂亮的售楼小姐从李丽萍的车里下来，两人举止亲昵。 5 月 29 号晚上，于林去母亲家吃饭。刚走到市委宿舍 1 号楼楼下，就看见那辆熟悉的宝马 7 系 —— 车牌号川 R，正是她买的那辆。车门没锁，钥匙还插在上面。 连车都懒得锁了？ 于林冷笑一声，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她本想把车开走，给李丽萍一个教训，却在中控台看到几张 A4 纸。 纸上是打印的情书，称呼是 亲爱的老公，落款是 爱你的老婆 吻，日期是 2009 年 5 月 28 日。内容肉麻得让于林脸红 —— 里面详细描述了李丽萍和那个女人 共度五个春宵 的细节，甚至提到了两人在宝马车里的苟且。 贱货！ 于林气得浑身发抖，把信纸揉成一团塞进包里，发动汽车就走。 李丽萍酒醒后下楼，发现车没了，立刻报了警。监控显示是于林开走了车，他气得暴跳如雷，当晚就冲到人民南路小学门口大骂：于林你个贼婆娘！偷了我的车还敢躲？ 他借着酒劲，捡起路边的大石头砸学校的电动伸缩门， 一声，栏杆被砸得变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议论纷纷：这不是李总吗？怎么跟校长吵成这样？ 于林第二天到学校，看到被砸烂的校门和员工们异样的眼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更糟的是，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 ——女校长包养小白脸，被老公抓包于林偷车私奔......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 民警找上门时，她被迫交还了车钥匙。走出派出所，阳光刺眼，她却觉得浑身冰冷。 没过几天，于林回家发现门锁被换了。她找开锁师傅开门，却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李丽萍的东西全不见了。他是来找那封信的。 于林握紧包里的信纸，心里的恨意像野草一样疯长。 她和李丽萍开始了 换锁大战—— 她换了锁，李丽萍第二天就找人换掉；李丽萍换了锁，她隔两天再换回来。小区的开锁师傅都认识她了，每次上门都叹气：于校长，别折腾了。 6 月下旬的一天，于林带着开锁师傅准备第五次换锁，却被门卫拦住了。李总昨天打了 110，警察说这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你没权利换锁。 于林看着那扇紧锁的门，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笑话。她付出了感情、积蓄，甚至名誉，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天晚上，她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带着哭腔说：谁啊...... 于姐，是我，布衣嘎。 电话那头的声音温和又带着点小心翼翼，听说你心情不好，我请你喝杯茶吧？ 五、杀意渐起 布衣嘎是于林在朋友生日宴上认识的。那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男人，总是一口一个 ，把她捧得高高的。他说自己是稻城县人，武警退伍，在南充做砂石生意。 茶馆里，于林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卸下防备。她哭诉着和李丽萍的恩怨，说自己被骗了钱，被夺了名声，甚至连家都回不去。 布衣嘎听得眼圈发红：于姐，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受这种委屈？李丽萍就是个混蛋！ 他给于林续上茶，你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他欺负你。 于林的心，像被暖流熨帖过。这个男人没什么文化，却比李丽萍懂她的委屈。之后的日子，他们常常一起喝茶、吃饭。布衣嘎会听她讲学校的事，会夸她 有学问 有气质 ，会在她生气时默默递上一杯水。 8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人吃完饭遇上瓢泼大雨。布衣嘎提议：附近有家酒店，先住一晚吧。 于林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房间里，雨声敲打着窗户。布衣嘎从身后抱住她，轻声说：于姐，我喜欢你。 于林没有推开他 —— 太久没人这样抱着她，太久没人说喜欢她了。 从那天起，他们成了情人。于林在布衣嘎面前，不再是那个强势的校长，只是个需要依靠的女人。而布衣嘎，也越来越迷恋这个 有身份 的女人。 要是李丽萍死了就好了。 一次温存后，于林喃喃自语。 布衣嘎猛地坐起来：于姐，你说真的？ 于林看着他：他不死，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只要能除掉他，我继承了他的财产，全给你。 布衣嘎眼睛亮了。他这些年生意做得不顺利，欠了一屁股债。除掉李丽萍，既能抱得美人归，又能得到钱，简直是 两全其美姐，这事交给我！ 他拍着胸脯保证，哪天败露了，枪毙我也不供出你！ 于林从包里拿出李丽萍的照片：就是他。 布衣嘎看着照片，咬牙切齿：这杂种，死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开始策划。于林告诉布衣嘎，李丽萍经常去彩虹桥附近的 香山红叶 茶馆打麻将，还和情人杜文住在丝绸路市集诊所旁边的小区。布衣嘎则带着人跟踪，摸清了李丽萍的作息。 他找过广东的 ，说对方是 职业杀手，会 飞刀 ，于林听得半信半疑，只嘱咐： 别提到我。后来那 战友 没来成，他又找了外甥和几个小混混，结果对方发现他俩的关系后，吓得不敢干了。 直到 2010 年 4 月初，布衣嘎在茶馆遇上了白成涛。这个有前科的混混，一听说 做掉一个人给 30 万，眼睛都直了：哥，这事我干！我几年前就杀过人，没人知道！ 布衣嘎信了。他给了白成涛李丽萍的照片、车牌号，还带着他跟踪了好几次。于林则在一旁催促：快点动手，别让财产落到那个狐狸精手里！ 她甚至告诉布衣嘎：我问过警察朋友，把尸体煮了倒进厕所，就没人发现了。 杀意，在两人的密谋中，越来越浓。 六、血色终局 2010 年 5 月 3 日晚上，西山广场的音乐轻柔地飘着。李丽萍搂着情人杜文，在路灯下散步。他刚谈成一笔生意，心情正好，低头在杜文耳边说了句什么，惹得她咯咯直笑。 他们没注意到，30 米外的雪铁龙车里，白成涛和三个同伙正盯着他们。等会他上车，就动手。 白成涛压低声音说，手里紧紧攥着一根铁丝。 12 点多，李丽萍和杜文准备离开。就在他们离皮卡车还有几步远时，任海林突然窜出来，揪住李丽萍的衣领就往雪铁龙车拖。你们干什么！ 李丽萍挣扎着大喊。 任光明从后面用铁丝勒住他的脖子，杜文扑上来想救人，却被任光明一把推倒在地。救命啊！绑架啦！ 她的哭喊被汽车引擎声淹没 —— 李丽萍被塞进雪铁龙，车子瞬间窜了出去。 杜文爬起来，手抖着拨通了 110：警察吗？我男朋友被绑架了...... 雪铁龙车里，李丽萍被按在后座地板上，嘴被胶带封住。任海林嫌他乱动，掏出折叠刀，在他腿上戳了一刀。血瞬间渗了出来，染红了裤子。 车子开到西兴镇的水塘边，白成涛给布衣嘎打电话：人带来了，你带钱过来。 半小时后，布衣嘎开着奇瑞车赶来，给了白成涛 2 万块，却借口 车不好，自己先回了市区。 白成涛只好带着任海林，继续开车往新庙乡走。可走到半路，雪铁龙坏了。他又给布衣嘎打电话，对方只好借了辆车赶来，把李丽萍转移过去。 凌晨 2 点，他们终于到了新庙乡油村坝村的山沟里。这里有个 10 多天前挖好的土坑，长宽深各一米多，像个等待猎物的嘴。 李丽萍被扔在地上，胶带早就被挣开了。他看着那坑，突然明白了什么，挣扎着就往山上跑。狗日的！ 任海林追上去，一把将他摔倒，从草丛里捡了块足球大的石头，递给布衣嘎。 布衣嘎看着石头，手有点抖。他扯下李丽萍的裤子罩在他头上，抬起脚猛踩他的脸。白成涛接过石头，隔着裤子砸向李丽萍的脑袋。 啊 —— 李丽萍发出模糊的惨叫，很快没了声音。 三人把他扔进坑，白成涛又往他后背捅了七八刀，才开始填土。任海林在上面栽了棵小树，撒了些青草，像是在掩盖一个永远的秘密。 布衣嘎从李丽萍兜里搜出 300 多块钱和一张收据，用打火机点燃：就当给你烧纸钱了。 七、尘埃落定 李丽萍失踪的消息，在南充炸开了锅。市公安局长亲自督办，专案组调取了西山广场的监控，很快锁定了白成涛等人。 5 月 6 号下午，警方在出租屋里抓到了正在看黄色录像的白成涛。他没抵抗，一五一十交代了杀人经过，还说出了藏尸地点。当警察挖开那个土坑，露出李丽萍血肉模糊的尸体时，连见多识广的老刑警都皱起了眉。 法医鉴定显示，李丽萍死于严重的颅脑损伤 —— 他不是被活埋的，而是在被埋之前就已经断了气。 5 月 18 号，布衣嘎在贵州遵义的乌江边上被抓。当时他正钓鱼，手机里还存着于林的照片。审讯室里，他一开始想把于林摘出去，可在民警的追问下，终于扛不住了：是于林让我干的...... 她说李丽萍不死，她就活不成。 而此时的于林，正春风得意。她在李丽萍的葬礼上哭得 肝肠寸断，转身就召集公司员工，宣布自己接任董事长。我会带着新力房产走得更远。 她站在会议室的主位上，意气风发。 可这 董事长 的椅子，她只坐了 3 天。5 月 21 号上午，当警察出现在她办公室时，她正在签一份合同。看到手铐的那一刻，她手里的笔 地掉在桌上。 2011 年 12 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林、白成涛死刑；布衣嘎死缓；任海林有期徒刑 15 年...... 上诉后，四川高院改判于林死缓。而白成涛，因为是主犯，2014 年 10 月 11 日在南充被执行死刑。 于林在监狱里收到女儿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妈，我不认识你了。 她看着信纸，忽然想起 1987 年，她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在日兴镇的阳光下笑得那么甜。 乔某去监狱看过她一次，隔着玻璃，他说：佳曼读研了，挺好的。 于林想笑，眼泪却先流了下来。 南充的秋天，稻香路 b 复原小区的那套复式楼换了新主人。没人知道，这里曾见证一场闪婚的开始，一场谋杀的酝酿，和一个女人从巅峰到深渊的坠落。只有楼下的那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依旧开花，香气飘得很远，像一个无人倾听的叹息。 第48章 罗布泊谜影 罗布泊谜影：彭加木的消失 在中国当代科学史的长卷上，有一个名字始终与一片荒芜之地紧密相连，像一道未愈合的伤疤，在时间的风沙里隐隐作痛。他是彭加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一位将生命献给西北荒漠的科学家。1980 年 6 月，罗布泊的烈日将戈壁烤得滚烫，他带着一支科考队深入这片被称为 死亡之海 的无人区，最终却在留给队友的一张字条后，永远消失在了茫茫黄沙之中。 四十多年过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关于他的失踪，各种揣测如罗布泊的风沙般从未停歇：从荒诞不经的复制人传说，到耸人听闻的丧尸病毒猜想，再到令人不寒而栗的队友残杀假说。这些流言与猜测交织，让彭加木的消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扑朔迷离的未解之谜。 一、死亡之海的召唤 要讲彭加木的故事，必须先走进罗布泊。这片位于新疆东南部的干涸湖盆，像一块被岁月遗忘的疤痕，镶嵌在塔里木盆地的东缘。老辈人说，这里有个魔咒：6 月份不入罗布泊。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因为每年 6 月起，这片土地就会被毒辣的阳光炙烤成炼狱 —— 地表温度常年超过 40c，最高时能达到 70c，连蜥蜴都要躲在岩石缝里喘息。 但罗布泊并非生来就是荒芜之地。历史上，它曾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楼兰古国的命脉。那时的罗布泊水草丰美，芦苇丛生，是商旅们歇脚补给的绿洲。考古发现证明，这里曾孕育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城遗址、墓葬群在沙下沉睡，偶尔被风沙掀开一角，露出精美的木雕与彩陶，仿佛在诉说昔日的繁华。 只是随着气候变迁，绿洲逐渐萎缩，河流改道，湖泊干涸。到了近代，罗布泊彻底沦为无人区，除了流动的沙丘和裸露的戈壁，只剩下妄图闯入者的白骨。有老向导说，曾见过有人渴死在离泉水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 或许是幻觉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或许是风沙改变了路径，让生路变成了绝路。这片土地的诡异，早已刻进了当地人的骨髓。 1980 年 6 月，正是罗布泊最 的时节。一支 11 人的队伍却打破了魔咒，踏着滚烫的沙砾走进了这片魔鬼之城。领头的就是彭加木，时年 55 岁。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为国家寻找大型钾盐矿。 钾盐是农业的 ，也是工业的重要原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钾盐资源匮乏，大量依赖进口。彭加木深耕新疆多年，深知罗布泊地下可能蕴藏着丰富的钾盐资源。在此之前，他已两次深入罗布泊考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一次，他想彻底揭开这片土地的秘密。 科考队的组建称得上 。从获批到出发，只用了短短半个月。队员来自不同领域：地质学家、水文专家、化学家，还有经验丰富的司机和报务员。为了安全，队里特意配备了一把 64 式手枪 —— 不是为了防野兽，罗布泊的荒芜早已让大型动物绝迹，这把手枪更多是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危险。 但出发前的预兆，却像罗布泊的天气一样，透着不安。 二、裂痕初现的队伍 出发前夜，乌鲁木齐的空气里还带着初夏的微凉，但科考队的驻地却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几位队员找到彭加木，提出想推迟两天出发。彭院长，要不缓两天？我们想回趟家，看看老婆孩子。 说话的是年轻的地质员，眼里带着愧疚。那时的交通不便，一旦进入罗布泊，至少两个月与外界失联，出发前回家看看，是人之常情。 彭加木却摇了摇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不行。窗口期就这几天，错过了，钾盐矿的勘探要拖到明年。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队员们愣住了。有人忍不住嘟囔：再急也不差这两天吧？太没人情味了。 彭加木没接话，只是转身整理地图。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边角已经磨损 —— 那是他去年回家时拍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笑得灿烂。没人知道，这位看似铁石心肠的队长，口袋里还揣着一封没写完的家书。他何尝不想回家？但罗布泊的钾盐资源，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那时的他，已经查出身患恶性肿瘤，医生嘱咐要静养，他却瞒着所有人，坚持带队出发。他怕自己没时间了。 争执最终以彭加木的坚持告终。队员们虽不情愿，但也只能服从。只是这道裂痕，已经悄悄埋下。 这支队伍本就是临时组建的，队员们来自不同单位，彼此并不熟悉。彭加木的强硬，让本就薄弱的凝聚力更加松散。有队员私下抱怨：跟着这样的队长，怕是要把命丢在罗布泊。 矛盾很快再次爆发。出发前一天，司机陈大化围着越野车转了两圈，脸色铁青地找到彭加木：彭院长，物资太多了，车超重了！ 陈大化是新疆本地的老司机，跑过无数次戈壁，对罗布泊的路况了如指掌。他指着车厢里的设备和给养：你看这地质锤、水样瓶、还有这么多罐头，车胎都快压扁了。罗布泊到处是流沙陷坑，一旦陷进去，超重的车根本拖不出来！ 彭加木却指着清单：这些都是必需品。钾盐勘探，水样、土样少一份都可能错过关键数据。 可命都没了，要数据有什么用？ 陈大化急了，嗓门提高了八度。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周围的队员都围了过来，有人劝陈大化：彭院长也是为了工作。 有人却帮着陈大化：老陈说得对，安全第一啊。 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副队长陈百路赶紧上前打圆场：这样，我们再清点一下，非必需的物资先留下，等后续补给车送。彭院长，陈师傅，都是为了科考，互相让一步。 陈百路在新疆工作多年，为人随和，在队员中威望很高。他一边劝说彭加木，一边让队员们重新整理物资，最终减去了两箱罐头和一些备用工具，才算把事情平息。 但队员们心里的疙瘩，却越结越大。 三、魔鬼之城的考验 6 月 11 日，科考队终于启程。三辆越野车顶着烈日，驶离了乌鲁木齐，朝着东南方向的罗布泊进发。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化，从绿洲到草原，再到戈壁，最后连稀疏的植被都消失了，只剩下无尽的黄沙和裸露的雅丹地貌。 进入罗布泊边缘时，他们先到了马兰基地 —— 这是罗布泊附近的军事禁区，也是进入无人区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点。部队的官兵给他们换了新的电台电池，还特意交代：我们会在 720 地区设一个电报转接站，遇到危险就发报，我们随时能支援。 离开马兰基地的那一刻，科考队仿佛被世界隔绝了。热风像无数根针，扎在人脸上；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沙丘在热浪中扭曲，像一群匍匐的巨兽。队员们突然想起《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恶鬼热风，遇之则死，无一全者。 原来古人的描述，并非夸张。 最初的日子，还算顺利。彭加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观察地形，记录数据，常常忙到深夜。队员们虽然疲惫，但看到彭加木以身作则，也都咬牙坚持。他们在盐碱地采集样本，在干涸的河床测量数据，偶尔还能发现一些古代遗址的碎片 —— 有一次，地质员在沙下挖出一块汉代的铜镜，镜面虽已锈蚀，却依然能照出人影。 但危险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进入罗布泊腹地的第三周，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而来。黄沙像愤怒的野兽，吞噬了天空和大地，能见度不足一米。队员们赶紧将车围成一圈，躲在车厢里。狂风呼啸着，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嘶吼，车身被沙石打得 作响，像是随时会被掀翻。 这一场沙尘暴持续了整整两天。当风停沙落，队员们走出车厢，都惊呆了：周围的地貌完全变了样，原本熟悉的沙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新的沙脊。他们迷路了。 彭加木沉着地拿出罗盘和地图，对照着太阳的位置计算方位。别慌， 他对慌乱的队员们说，我们离预定路线偏差不大，往东南走，三天能到米兰农场。 米兰农场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点，也是此次阶段性考察的终点。那里有驻军，可以补充给养。 接下来的日子，更加艰难。车辆多次陷入流沙，队员们只能轮流下车推车，滚烫的沙子烫得人脚底板发疼。有一次，陈大化的车陷得太深，大家费了整整半天时间，才用铁锹挖开沙子，再用绞盘把车拉出来。每个人都累得瘫倒在沙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水和油在一天天减少。每个人的水壶都严格定量，每天只能喝一小口。嘴唇干裂起皮，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疼。有人开始出现幻觉，看到远处有湖泊，拼命跑过去，却只踩进更深的流沙。 就在水和油即将耗尽的那一刻，远方终于出现了一片绿色 —— 米兰农场到了。 队员们欢呼着跳下车，奔向农场的水井。当第一口清水喝进嘴里时，很多人都哭了。一个月的生死考验，他们终于活下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带回了大量的钾盐样本，初步勘探结果显示，罗布泊地下可能蕴藏着亿吨级的钾盐资源。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可以休整后回家了。 四、重返死亡之海 在米兰农场休整的那几天，队员们像换了个人。有人理发，有人写信，陈大化甚至把车拆了，仔细检查每一个零件。大家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容，盘算着回家后要做的事。 但彭加木的心里，却另有打算。 一天晚上，他召集队员们开会。同志们， 他指着地图上罗布泊的中心区域，我们这次考察虽然有收获，但还不够。罗布泊的腹地，还有很多未知的区域，可能有更丰富的钾盐矿。 队员们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彭院长，您的意思是...... 还要回去？ 年轻的地质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彭加木点点头，我们的计划是两个月，现在才一个月。我想从米兰农场出发，走一条新路线，深入罗布泊中心，再从北边出来。这样能完成对罗布泊的环形考察，数据更完整。 不行！ 陈大化第一个反对，彭院长，您疯了？我们刚从鬼门关出来，再回去就是找死！ 就是啊， 水文专家汪文先也说，罗布泊腹地没人去过，地形复杂，万一迷路或者断水，根本没人能救我们。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个提议。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没必要冒这个险。 家里人还等着我们回去呢！彭院长，您太固执了！ 彭加木沉默地听着，脸上没有表情。最后，他说：我把我的想法用电台报给上级，如果领导不同意，我们就回家。 两天后，上级的回电来了：同意彭加木的提议，继续考察。 队员们虽然不满，但军令如山，只能服从。出发前，大家约定：水和油一旦消耗过半，不管走了多远，都必须原路返回。 这一次，他们没有了之前的幸运。 重返罗布泊的路，比想象中更艰难。新路线上的流沙更多，车辆行进缓慢，常常走不了几公里就会陷车。更可怕的是，他们遭遇了连续的高温天气，地表温度超过 60c，鸡蛋放在沙子上，十几分钟就能烤熟。 队员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为了一口水，有时为了谁来值班，都能吵得面红耳赤。彭加木试图调解，但他的话越来越没人听。有人私下说：他就是想拿我们的命换他的功勋章。 三天后，他们才走了不到总路程的五分之一，但水和油已经消耗了一半多。 汪文先拿着水壶，看着里面仅存的小半瓶水，对彭加木说：彭院长，回去吧。再走下去，真的会出人命的。 他的话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陈大化干脆拔下车钥匙，往地上一扔：要走你们走，这破车我不开了！ 彭加木看着眼前这些疲惫不堪、眼神里充满恐惧的队员，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他看着地图上那个标注着 库木库都克 的地方，还是咬了咬牙：再坚持一下。根据资料，库木库都克附近有水井，到了那里，我们就能补充水源。 资料？什么资料能比命重要？ 陈大化吼道。 那是前人留下的勘探记录，不会错的。 彭加木的声音有些沙哑。 那天晚上，狂风再次来袭。队员们蜷缩在车厢里，听着外面鬼哭狼嚎般的风声，谁也睡不着。化学家老马凑到彭加木身边，低声说：老彭，别犟了。我们都知道你想为国家做贡献，但也得量力而行啊。 彭加木叹了口气：我知道大家辛苦。但你们想想，如果我们能找到大型钾盐矿，全国的农民就能用上便宜的钾肥，粮食增产，那是多大的功劳？ 他顿了顿，又说：如果真出了问题，我们立刻用电台求援，部队会来救我们的。 队员们沉默了。他们知道彭加木说的是实话，但死亡的恐惧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每个人。 最终，他们还是按照彭加木的意思，继续前进。 五、最后的字条 6 月 16 日，科考队抵达库木库都克以西 8 公里处。 这里除了黄沙，什么都没有。所谓的 ，连影子都没见着。 水和油彻底见底了。 队员们瘫坐在沙地上，眼神空洞。有人哭了，有人骂骂咧咧，还有人沉默地望着远方，仿佛在等待死亡的降临。 求援吧，彭院长。 汪文先疲惫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彭加木看着空荡荡的油桶和队员们干裂的嘴唇，终于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 9 点，报务员发出了求援电报：我们现在库木库都克以西 8 公里，水和油都没了，请求支援。 电报发出去后，营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在等待回电，心里既期待又恐惧。 只有彭加木，独自坐在篝火旁，望着跳动的火苗发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没写完的家书，借着火光，想继续写下去，但手抖得厉害，笔怎么也落不下去。 第二天上午 10 点，电台终于传来了回电。部队让他们报告详细坐标，会立刻派直升机送水和油过来。 队员们欢呼起来，陈大化激动地跳起来：太好了！我们有救了！ 他转身就想去找彭加木，告诉这个好消息。 但他在营地周围找了一圈，都没看到彭加木的身影。 彭院长呢？ 有人问。 大家开始分头寻找。最后，陈大化在彭加木昨晚坐过的地方，发现了一张字条。 字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有些潦草，纸边被风吹得卷了起来： 我往东去找水井。彭 6 月 17 日 10:30 所有人都惊呆了。 往东？那里是罗布泊最荒凉的腹地，连地图上都只有空白。汪文先立刻说：不行！东边不可能有水，我勘探过这一带的水文，地下全是盐碱层，根本打不出水井！ 彭加木为什么要独自去找水？为什么不打招呼？为什么不带通讯设备？ 无数个疑问涌上心头。副队长陈百路当机立断：快！我们分头去找！沿着东边的脚印追！ 队员们立刻行动起来。陈大化开车，其他人步行，沿着沙地上那串新鲜的脚印往东追。脚印很深，显然彭加木走得很急，每一步都陷进沙子里。 太阳越来越毒，气温越来越高。队员们没走多久，就浑身是汗，口干舌燥。他们呼喊着 彭院长，声音在空旷的戈壁上回荡，却没有任何回应。 追了大约两公里，脚印突然消失了 —— 可能是被风吹没了，也可能是彭加木走进了坚硬的雅丹地貌区。 队员们绝望地四处搜寻，有人爬上高处眺望，有人在沙地里用手挖，但除了滚烫的沙子和稀疏的骆驼刺，什么都没有。 下午 3 点，直升机来了。当飞行员看到地面上焦急的队员们，却没看到彭加木时，也吃了一惊。 救援人员加入了搜寻队伍。他们扩大范围，用望远镜扫视，甚至低空飞行勘察，但罗布泊太大了，茫茫黄沙一望无际，一个人在里面，就像一粒沙，根本无从寻找。 天黑前，搜寻被迫停止。队员们被接回米兰农场，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中央。 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野外搜救行动，就此展开。 六、扑朔迷离的搜寻与流言 彭加木失踪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中央立刻下令，组织新疆军区、中科院新疆分院等多个单位，联合展开搜救。 数千名官兵、科研人员、牧民组成的搜救队，像一张大网，撒向了罗布泊。他们骑着骆驼，开着越野车，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和侦察机，对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 罗布泊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被翻了过来。队员们在沙地里寻找脚印，在雅丹地貌的缝隙里查看，甚至在干涸的河床下挖掘。他们发现过迷路的探险者，发现过古代的墓葬，却始终没有彭加木的踪迹。 有一次，搜救队在离失踪地点 10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风沙半掩埋的背包。所有人都激动起来，冲过去翻开背包 —— 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本日记，日记的主人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位探险家，早已去世。 时间一天天过去，搜救范围不断扩大，却一无所获。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各种流言开始在民间流传。 1980 年 10 月，香港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美国留学生周光磊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家餐厅里，见到了彭加木。 报道说，周光磊是彭加木 30 年前的老友，9 月份在华盛顿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时，突然看到彭加木和两个外国人走进来。他立刻上前打招呼，可彭加木却一脸茫然，说不认识他，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这则新闻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国内外。人们议论纷纷：彭加木不是失踪了吗？怎么会出现在美国？难道他是故意失踪，带着科研成果叛逃了？ 一时间，各种难听的猜测涌向彭加木的家人。有人说他 卖国求荣，有人说他 畏罪潜逃。彭加木的妻子在上海的家里，每天都能收到匿名的谩骂信件，吓得不敢出门。 中央立刻组织人员调查此事。结果很快出来了：所谓的 周光磊 查无此人，那封信是伪造的。彭加木的夫人也证实，丈夫从未提过有这么一位 30 年前的老友。人民日报专门发文辟谣，斥责这种造谣行为。 1981 年，国家正式授予彭加木 革命烈士 称号，在上海和新疆举行了追悼会。但流言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离奇。 2006 年 4 月，新华网上的一则新闻再次将彭加木事件推向风口浪尖：罗布泊牧民在一年前发现了一具干尸，身高约 1.7 米，穿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衣服，发现地点距离彭加木失踪处约 20 公里。 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会不会是彭加木？ 专家立刻赶到现场，提取了干尸的毛发和骨骼，准备与彭加木儿子的 dNA 进行比对。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彭加木的儿子拒绝提供 dNA 样本。 这个消息一出，舆论再次沸腾。有人说，彭加木其实没死，早就逃到国外了，儿子是怕比对结果暴露真相；有人说，彭加木的失踪牵扯到机密，家人受到了威胁，不敢配合；甚至有人猜测，这具干尸根本就是伪造的，目的是掩盖真相。 面对汹涌的舆论，彭加木的家人始终没有回应。直到多年后，才有知情人透露，当时拒绝比对，是因为家人不愿让彭加木死后还不得安宁 —— 无论那具干尸是不是他，都让他安息吧。 2008 年，央视制作了专题纪录片《寻找彭加木》，采访了当年的科考队员和搜救人员，公布了一些从未公开的细节： 彭加木出发前，买了很多大白兔奶糖，那是他最喜欢吃的零食。搜救人员后来在失踪地点附近，发现了一张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 彭加木失踪后，队员们在营地附近的高地上燃起篝火，每隔半小时打一次彩色信号弹，希望他能看到信号返回，可直到天亮，都没等到他。 最初的搜寻中，队员们发现过一串疑似彭加木的脚印，还有一处沙地上有坐过的痕迹，像是他曾停下来休息。 但这些细节，反而让更多人产生了怀疑： 既然已经求援，彭加木为什么还要独自找水？他是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东边没有水源。 罗布泊的风沙那么大，脚印和屁股印能保留下来，为什么彭加木本人却不见了？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那么轻，怎么没被风吹走？ 队员们说曾射杀过野骆驼充饥，可当时物资已经匮乏，拖着骆驼肉前进只会增加负担，这合理吗？ 纪录片本想还原真相，却引发了更多的猜测。 七、荒诞传说的诞生 真正让彭加木事件走向玄幻的，是一个网络热词：双鱼玉佩。 2009 年 6 月，天涯论坛上一个帖子问：中国有没有调查神秘事件的官方机构？ 一个 Id 叫 大雪压心 的网友回复：你要是敢说双鱼玉佩，我就掐死你。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网友们纷纷追问 双鱼玉佩 是什么，大雪压心 却再也没有出现，像彭加木一样神秘消失了。 2010 年，另一个网友汇总了之前的讨论，写了一篇《双鱼玉佩事件》的帖子，将彭加木的失踪与一个神秘的 双鱼玉佩 联系起来。 帖子里说，双鱼玉佩是罗布泊地下发现的一件外星遗物，能复制生命体。1956 年到 1960 年间，新疆出现过大量复制人，军队无法控制，只好在罗布泊进行原子弹试验，试图消灭这些复制人。 而彭加木的第三次科考，就是为了寻找双鱼玉佩的真相。据说，他在罗布泊找到了玉佩，却不小心被复制出了另一个自己。为了保密，他只能 ，而真正的彭加木和复制人，都被秘密保护起来，供国家研究。 这个荒诞的故事，却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衍生出各种版本： 有人说，彭加木被复制后，两个 都活了下来，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去了美国，这就是 周光磊事件 的真相。 有人说，双鱼玉佩不仅能复制人，还能打开时空隧道，彭加木是穿越到了其他时空。 甚至有人将其与丧尸病毒联系起来，说彭加木发现了一种远古病毒，能让人变成丧尸，他为了不传染给队员，才独自走进罗布泊深处，而后来的搜救，其实是为了消灭病毒源头。 这些传说越传越玄，甚至有人拿出所谓的 内部资料目击者证词 来佐证，让很多人信以为真。 更有人提出了 队友谋杀论：队员们对彭加木积怨已久，在罗布泊腹地无人区，趁乱杀了他，然后伪造了失踪现场。理由是： 彭加木性格固执，与队员矛盾很深。 当时水尽粮绝，队员们可能为了生存，对坚持继续前进的彭加木下了狠手。 队员们的证词有很多矛盾之处，比如射杀野骆驼的时间线对不上。 这个猜测虽然比双鱼玉佩更 ，却也缺乏证据。当年的科考队员们，后来都分散在不同的单位，有人成了教授，有人成了官员，彼此很少联系，但每当被问及彭加木，都情绪激动地否认：我们怎么可能害他？他是个好人，就是太犟了。 八、永恒的纪念 无论流言如何喧嚣，彭加木的名字，始终与罗布泊紧紧相连。 1981 年，中科院在彭加木失踪的地方，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失踪日期，旁边用红漆写着一行字：彭加木同志永垂不朽。 从此，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前。有人放下一瓶矿泉水 —— 这是罗布泊最珍贵的东西；有人放上一块大白兔奶糖，那是他生前的最爱；还有人留下一张字条，写上一句 彭院长，我们来看你了。 这个传统延续了四十多年。如今，纪念碑周围的沙丘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水瓶，风吹过，瓶子碰撞着，发出 叮叮当当 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1999 年，彭加木的妻子带着子女，第一次来到纪念碑前。看着那块被风沙打磨得有些模糊的石碑，看着那些水瓶，一家人泣不成声。妻子在碑前放下一张字条：衷心祝愿有朝一日，路过此处尊敬的同志们，能在周围寻找到彭加木的遗体和遗物。万分感谢和期望。 2003 年，彭加木的妻子去世，临终前，她还在念叨着丈夫的名字。 这些年，偶尔还有人声称在罗布泊发现了疑似彭加木的遗物，但最终都被证实是误传。 彭加木到底去了哪里？ 或许，他真的在找水的路上倒下了，被风沙掩埋，与罗布泊融为了一体。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愿以身许国，为科学事业贡献一切。 或许，他在弥留之际，看到了罗布泊最深处的秘密 —— 那些沉睡的古城，那些未被发现的矿藏，那些大自然的奇迹。 罗布泊还有一个名字，叫 地球之耳。它静静地躺在中国的大地上，倾听着岁月的流逝，也倾听着人们对彭加木的思念。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钾盐工业早已今非昔比，罗布泊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那些洁白的钾肥，滋养着中国的千万亩良田。这一切，都离不开彭加木当年的付出。 或许，真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彭加木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家国情怀。他就像罗布泊的一颗星，虽然消失在了视野里，却永远照亮着后来者的路。 风沙还在吹，罗布泊还在等。或许有一天，黄沙会揭开最后的秘密，让这位失踪的科学家，魂归故里。 而我们，会一直记得他的名字 —— 彭加木。 第49章 亲密合杀 2006 年吉林市千万富翁遇害案纪实 2006 年 1 月 17 日的吉林市，寒风像无数把小刀子，刮在人脸上生疼。傍晚时分，铅灰色的天空早早垂下帷幕，万达小区里零星亮起点点灯火，居民们正蜷缩在温暖的家中，享受着一天中最安逸的时刻。 晚上 7 点 50 分左右，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入小区，稳稳停在 3 号楼前的停车位。车门打开，李宝军裹紧了黑色大衣，呵出一团白气。作为吉林吉大化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位身价千万的富翁刚结束一天的忙碌，此刻脸上带着些许疲惫，却难掩眉宇间的沉稳气度。他是吉林市龙潭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在当地商界颇有声望，谁也想不到，死神已在他家的楼门前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在李宝军抬手准备按门铃的瞬间，两个黑影突然从楼道拐角窜出。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记沉重的钝响已落在后脑勺上。剧痛让他踉跄了一下，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他看清袭击者手中握着的铁锤，本能地转身反抗。扭打中，另一个黑影掏出闪着寒光的尖刀，毫不犹豫地刺向他的腹部。温热的血瞬间浸透了羊毛衫，李宝军的视线开始模糊，他想呼救，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最终，他重重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眼睛圆睁，似乎还在追问这突如其来的厄运。 这起发生在居民楼前的凶杀案，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吉林市激起层层涟漪。更令人震惊的是，当警方层层剥茧揭开真相时，人们发现策划这起命案的，竟然是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江北派出所副所长刘成岳，而与他同谋的，正是被害人李宝军的妻子康健，以及康健的弟弟康壮。两名行凶的杀手，则是刘成岳通过康健提供的资金，从乡下雇来的农民。 案件告破后，当地警方却异常低调，不仅没有及时向公众通报案情，还谢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请求。这起罕见的 “警、妻、弟” 联手弑夫案，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引得坊间议论纷纷。要弄清这起案件背后的恩怨纠葛，还得从被害人李宝军的发家史说起。 一、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 15 年前的吉林市，一家塑料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年轻的李宝军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正忙着给产品打包。他那时还是厂里的销售员，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推销着厂里的塑料制品。就是在这家工厂，他认识了同在车间打工的康健。 康健是来自农村的姑娘，皮肤黝黑，手脚勤快，干活时总是低着头，额前的碎发遮住半边脸。李宝军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看到她在午休时偷偷啃着干硬的馒头，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两个年轻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互生情愫。李宝军欣赏康健的朴实能干，康健则喜欢李宝军身上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头。 两年后，他们在厂区附近租了间小平房，简单置办了几件家具，就算成了家。婚礼那天，李宝军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载着穿着红棉袄的康健，在工友们的哄笑声中，驶向了他们的新生活。婚后不久，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但也让李宝军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为了让妻女过上好日子，李宝军和康健凑了一笔钱，在吉林市买了辆二手出租车。那些年，李宝军白天黑夜地跑车，方向盘磨出了包浆，座椅上也留下了他汗水的印记。康健则在家照顾孩子，顺便帮人缝补衣服，夫妻俩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原始资本。 几年后，他们看准了旅游业的商机，回到龙潭区缸窑镇的碾子沟村，用所有积蓄建起了一座度假山庄。山庄开业后，凭借着独特的乡村风光和实惠的价格，生意渐渐红火起来。但李宝军并没有满足于此，1997 年到 1999 年间，他又在缸窑镇投资建起了一座建筑面积近 1000 平方米的大酒店，取名 “紫金园大酒店”。 2000 年酒店正式开业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李宝军站在酒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宾客，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把酒店的经营管理权全权交给了妻子康健，自己则转身投入了新的创业项目。他和朋友合伙筹资，成立了吉大化肥有限公司，亲自出任董事长。 接下来的几年，李宝军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化肥厂的经营上。他跑遍了东北三省的农村，了解农民的需求；他钻进实验室，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配方；他在车间里和工人同吃同住，解决生产难题。凭着这股子拼劲，吉大化肥的产品渐渐打开了市场，畅销东北三省，企业资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就达到了数千万。 2005 年，李宝军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投资 2500 万元买下吉林省榆树市的化肥厂。消息传来，业内一片惊叹，人们都说李宝军有魄力。那时的他，不仅是商界的成功人士，还因为为人忠厚、乐善好施，被选为吉林市龙潭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成了远近闻名的显赫人物。 而由康健打理的紫金园大酒店，生意同样蒸蒸日上。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表面光鲜的酒店背后，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 为了吸引客源，酒店暗地里提供着三陪小姐的服务。这种灰色生意，自然离不开当地派出所的 “关照”，而负责 “关照” 他们的，正是龙潭区缸窑镇派出所的内勤民警刘成岳。 二、暗流涌动的关系网 刘成岳第一次出现在紫金园大酒店时，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腰间的手铐在灯光下闪着冷光。康健当时心里一紧，以为是来查场子的，连忙堆起笑脸迎上去：“警官，里面请，想吃点什么？” 刘成岳没说话，眼睛在酒店大堂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几个打扮妖娆的女人身上。他慢悠悠地坐下，点了几个菜，又要了一瓶白酒，自斟自饮起来。康健站在一旁，手心直冒汗，直到看到刘成岳朝她使了个眼色，让她把那几个女人叫过来作陪，她才松了口气。 从那以后，刘成岳就成了紫金园大酒店的常客。他经常穿着警服来吃饭，有时会找三陪小姐消遣，每次消费后，康健都不敢收他的钱，还得额外塞给他一些 “好处费”。刘成岳当时在派出所负责户籍内勤工作，别看官不大，手里却握着不少实权，比如办理户口迁移、暂住证等，这些对酒店的员工和客人来说都很重要。有了刘成岳的 “关照”，酒店的特殊服务才能安稳地经营下去。 刘成岳对这种 “关照” 乐此不疲，一方面是因为能捞到不少好处，另一方面，他渐渐被康健的成熟风韵吸引。康健虽然是农村出身，但经过几年的商场历练，早已褪去了当初的青涩，变得精明干练，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而康健对刘成岳，也从最初的畏惧，慢慢变成了刻意逢迎，她知道，这个男人能给自己的酒店带来保护伞。 就在李宝军的事业如日中天，刘成岳和康健的关系逐渐暧昧时，另一个女人的出现，让这个原本就暗流涌动的关系网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女人叫朱静，2001 年 7 月，20 岁的她受聘于吉林市一所企业小学当科任老师。朱静身高一米七，长发披肩，眼睛像秋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是个公认的美女。可刚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当地的教育体制改革，她面临着下岗的危机。 那段时间，朱静整天愁眉不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就在她最迷茫的时候，在朋友的一个饭局上，她邂逅了 32 岁的李宝军。当时有人向她介绍，这就是吉林市大名鼎鼎的千万富翁、龙潭区人大代表李宝军。朱静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普通夹克衫，说话温和的男人，实在难以把他和 “千万富翁” 这个头衔联系起来。 饭桌上，李宝军注意到了朱静眉宇间的愁绪，得知她的困境后，主动开口说：“小朱老师，别着急，你的工作问题我来想想办法。” 朱静当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没放在心上，毕竟他们非亲非故，自己又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学老师。 可没想到，还不到一周时间，朱静就接到了另一所学校的电话，让她去担任音乐教师。当她知道这是李宝军托关系安排的时，心里充满了感激。她拿着刚发的第一个月工资，想请李宝军吃饭表示感谢，李宝军却笑着拒绝了：“举手之劳，不用这么客气。” 一来二去，朱静和李宝军渐渐熟悉起来。她发现，李宝军虽然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生活中却非常低调，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而且他还经常做慈善，资助了好几个贫困学生。朱静越来越喜欢这个成熟稳重、又有爱心的男人，尽管她知道，他有妻子，还有一个女儿。 相识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朱静因为学校加班，下班时没赶上末班车。正当她站在公交站台发愁时，李宝军的车停在了她面前。“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李宝军的声音在雨夜里显得格外温暖。 车里弥漫着淡淡的皮革味，雨点敲打着车窗，发出沙沙的声响。朱静看着李宝军专注开车的侧脸，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快到家门口时，她鼓起勇气说：“李总，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我……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李宝军握着方向盘的手顿了一下，转过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惊讶，有犹豫，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那一晚，朱静把自己交给了李宝军。 第二天，李宝军带着朱静来到吉林市万达小区，指着一套装修精美的房子说：“这是给你买的，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朱静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喜又不安。她原本只是想和李宝军拥有一段短暂的幸福，然后就默默离开，因为她知道做第三者是在玩火。 可命运似乎和她开了个玩笑，不久后，朱静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忐忑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宝军时，没想到李宝军竟然高兴得像个孩子，抱着她转了好几个圈。原来，李宝军一直想要个儿子继承家业，可妻子康健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更让李宝军欣喜的是，朱静通过关系检查后，发现怀的是个男孩。那段时间，李宝军只要一有空就往朱静那里跑，给她买各种营养品，陪她散步，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看着李宝军开心的样子，朱静却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康健发现，与其到时候闹得不可开交，不如主动坦白，争取和解。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李宝军时，李宝军先是愣住了，随后眼睛一亮，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于是，李宝军硬着头皮向妻子康健坦白了自己和朱静的事，以及朱静怀孕的消息。康健听完后，气得浑身发抖，把桌上的杯子狠狠摔在地上，冲着李宝军大喊大叫：“李宝军，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跟你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你竟然敢背着我找别的女人，还让她怀了孩子！” 李宝军低着头，一言不发，任由康健发泄。等康健骂累了，他才低声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你放心，我不会对不起你的，家里的一切还都是你的。” 康健看着李宝军那张愧疚的脸，心里又气又痛，可事已至此，再闹下去也无济于事，只能把这口恶气咽进肚子里。李宝军见妻子没有再追究，心里松了一口气，对朱静的 “高瞻远瞩” 赞不绝口。 可朱静却冷静地说：“宝军，你别高兴得太早。大姐虽然表面上接受了，但心里肯定不服气，她的怨恨随时可能爆发。我看，还是我亲自去跟她谈谈吧。” 李宝军一听，连忙摆手：“不行，你俩见面还不得打起来？” 朱静笑着说：“你放心，我不会添乱的。我只是想解决问题，否则咱们谁都别想安稳过日子，包括我肚子里的孩子。” 2002 年 10 月的一天，朱静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独自一人来到约定的咖啡店。康健已经坐在那里等她了，脸色冰冷，眼神里充满了敌意。 “你今天来，是想向我示威，还是想让我给你腾地方？” 康健开门见山地说，语气里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朱静没有生气，反而诚恳地说：“大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的。” 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份打印好的协议，递给康健。 康健疑惑地接过协议，仔细看了起来。这份协议的内容让她大吃一惊：第一，朱静承诺永不篡位夺权；第二，腹中的孩子将放弃财产继承权；第三，绝不独霸李宝军，每周一到周五，李宝军回康健家过夜，只有周末才能去朱静那里。 康健看完后，愣住了，她没想到这个 “第三者” 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朱静微笑着说：“大姐，我知道我不该介入你们的生活，但事已至此，我只想好好生下孩子，安稳过日子。只要你答应这个协议，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说不定咱们还能成为好姐妹呢。” 康健看着朱静真诚的眼神，心里的怒气渐渐消了不少。她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朱静临走时，还特意叮嘱她：“大姐，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宝军知道，不然他会觉得我们在算计他。” 从那以后，朱静和康健还真像协议里说的那样，井水不犯河水。朱静经常主动给康健打电话，嘘寒问暖，有时还会买些礼物送给她和孩子。康健的心态也渐渐平和下来，尤其是在朱静生孩子的时候，她还特意去医院看望。 朱静生下儿子后，李宝军提出要给她买辆轿车，却被朱静婉言谢绝了。她说：“宝军，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不用那么铺张。” 康健知道后，对朱静更加刮目相看。 有一天晚上，朱静约康健出来喝茶。聊着聊着，朱静感慨地说：“大姐，其实我知道你心里苦。宝军整天忙着生意，很少有时间陪你，你一个人守着那么大的家，肯定很寂寞。” 康健叹了口气，没有说话。朱静接着说：“我觉得吧，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何必委屈自己呢？如果你遇到投缘的人，也不妨找个蓝颜知己，也好有个人说说话，排排遣。宝军有错在先，你也别太顾虑他的感受，毕竟青春就这么几年，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朱静的这番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康健的心湖，激起了层层涟漪。其实，她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就是经常来酒店 “关照” 生意的刘成岳。这些年来，刘成岳对她嘘寒问暖，时不时还会说些暧昧的话，她心里不是没有感觉，只是一直碍于自己的身份，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被朱静这么一说，她的心彻底乱了。 几天后，康健主动约了刘成岳。在酒店一个灯光暧昧的包房里，康健频频向刘成岳敬酒，脸颊绯红。酒过三巡，康健借着酒劲，顺势倒在了刘成岳的怀里。刘成岳先是一愣，随即紧紧抱住了她。 那一晚之后，康健和刘成岳成了秘密情人。为了维持这段关系，康健每个月都会给刘成岳 6000 元零花钱。刘成岳对她也是百般温存，还耐心教她学电脑。康健一开心，又拿出 20 万元，给刘成岳买了辆私家车。 有了婚外情的滋润，康健仿佛焕发了第二春，整个人变得容光焕发。为了帮助刘成岳升官，她更是不惜血本，四处托关系、送礼。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后，刘成岳就从缸窑镇派出所的内勤民警，调任到吉林市龙潭分局江北派出所担任副所长。 朱静对康健和刘成岳的事心知肚明，还经常帮他们打掩护。有时康健想和刘成岳幽会，就会暗示朱静拖住李宝军，朱静总是很配合。两个女人就这样心照不宣，而李宝军则沉浸在左拥右抱的幸福中，丝毫没有察觉身边的暗流。 三、导火索与杀机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场意外事件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炸弹，彻底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也为日后的血案埋下了伏笔。 2005 年 3 月下旬的一天，李宝军从外地出差回来，因为觉得最近忙于工作，冷落了妻子康健，便特意连夜开车赶回家，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当他凌晨一点多赶到家时，却发现家门从里面反锁了。李宝军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抬手用力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阵慌乱的响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康健穿着睡衣站在门后，头发凌乱，眼神躲闪，脸上还带着未褪尽的潮红。你怎么才回来？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李宝军没心思回答，径直走进屋，客厅里还弥漫着一股陌生的男士香水味。他的目光扫过茶几，上面放着两个用过的玻璃杯，其中一个杯沿还残留着淡淡的口红印。 家里来客人了？ 李宝军的声音冷得像冰。康健慌忙摇头：没有啊，可能是我白天喝下午茶剩下的。 她的解释漏洞百出，李宝军却没再追问，径直走向卧室。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赫然躺着几个他从未见过的牌子的烟头。他猛地抬头，看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寒风正呼呼地往里灌。 那一刻，所有的疑团都有了答案。李宝军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他转身抓住康健的胳膊，厉声质问：说！刚才谁在这里？！ 康健被他抓得生疼，却死咬着牙不肯承认：什么谁在这里？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疯！ 你还敢狡辩！ 李宝军指着敞开的窗户，那窗户是谁开的？这烟头是怎么回事？你当我是傻子吗？ 康健被问得哑口无言，情急之下突然挣脱他的手，疯了似的冲向二楼，毫不犹豫地从窗户跳了下去。 的一声闷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李宝军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冲下楼，只见康健蜷缩在地上，右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额头渗出血来。他顾不上追究私情，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 康健被送进医院后，诊断为右腿粉碎性骨折，头部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李宝军守在病床前，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对妻子出轨的愤怒，另一方面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又忍不住心疼。可他越想越不对劲，酒店账面上每年明明有数十万的盈利，康健却总说没钱，现在想来，那些钱恐怕都花在了那个野男人身上。 自尊心极强的李宝军无法忍受这样的背叛，他第一次向康健提出了离婚。康健躺在病床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哭着哀求：宝军，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真的忍心吗？ 就在这时，朱静突然提着保温桶来到医院。看到病房里的情景，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走到李宝军面前，板着脸说：宝军，你太过分了！大姐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说这种话。我敢拿人格担保，大姐绝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她又转向康健，握住她的手说：大姐，你别往心里去，宝军就是一时糊涂。 说完，她回头瞪着李宝军：你要是敢跟大姐离婚，我就带着孩子走，让你一个人过！ 李宝军被朱静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看着病床上楚楚可怜的康健，又想到朱静怀里的儿子，终究还是心软了，再也没提离婚的事。 可这件事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李宝军心里。他虽然没再追究，但对康健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他悄悄把小舅子康壮从自己的公司调离，因为他怀疑康壮早就知道姐姐的事，却一直瞒着他。不仅如此，他开始暗中转移资产，把公司的股份和房产都转到自己和儿子名下，以防万一。 李宝军的这些举动，很快就传到了刘成岳的耳朵里。刘成岳得知后，心里咯噔一下。他和康健的关系虽然隐秘，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万一被李宝军发现，以李宝军的身份和实力，自己不仅捞不到好处，恐怕连警察的工作都保不住。更让他焦虑的是，李宝军似乎在提防康健，这意味着他想通过康健掌控李家财产的计划可能落空。 一个恶毒的念头在刘成岳脑海里萌生：干脆除掉李宝军，这样既能永绝后患，又能顺理成章地霸占康健和她手里的财产。他找到康健，旁敲侧击地提出这个想法，没想到被康健一口拒绝：就算他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刘成岳并没有放弃，他知道康健的软肋在哪里。他开始在康健面前吹风：你想想，李宝军现在已经不信任你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等他站稳脚跟，迟早会跟你离婚，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跟着他受了这么多年苦，难道就甘心吗？ 与此同时，刘成岳又找到了康壮。康壮因为被姐夫调离公司，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股气，刘成岳趁机煽风点火：你姐夫也太不是东西了，你姐为他付出那么多，他还在外边找女人，现在居然连你都不信任。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康壮被说得动了心，他觉得刘成岳说得有道理，姐夫确实太绝情了。在刘成岳的撺掇下，康壮开始帮着劝说姐姐。一边是情人的怂恿，一边是弟弟的附和，再加上对李宝军的怨恨和对未来的担忧，康健的心理防线渐渐动摇了。 2005 年 8 月 10 日，康健终于点头同意了。她按照刘成岳的吩咐，用母亲韩某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个账户，存入 14 万元，然后把存折和 1 万元现金交给了刘成岳，让他去雇人。刘成岳拿到钱后，立刻联系了吉林省永吉县大岗子乡的农民石占英。 石占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整天想着不劳而获。刘成岳找到他，谎称自己被一个有钱人敲诈，让他帮忙 一下对方，事成之后给 10 万元报酬。石占英一听有钱赚，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刘成岳带着石占英多次跟踪李宝军，寻找下手的机会。可李宝军身为人大代表，出入总有随从，而且行踪不定，每次都让他们无功而返。刘成岳见石占英一个人难以得手，就让他再找个帮手。石占英趁机提条件，要求增加 1 万元佣金，刘成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几天后，石占英找来了同村的农民李光。刘成岳把两人安排在吉林市的一家浴池住下，每天给他们 200 元生活费，让他们随时待命。他自己则开着车，带着两人四处寻找李宝军的踪迹，有时康健和康壮也会提供李宝军的行程信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 2006 年 1 月。这天，康壮又打来电话，告诉刘成岳李宝军正在富祥大酒店吃饭。刘成岳立刻通知石占英和李光，让他们赶到李宝军和朱静居住的万达小区等候。他自己则提前赶到小区埋伏，观察李宝军的动向。 晚上 7 点 40 分左右，李宝军的车缓缓驶入小区。刘成岳立刻给石占英发了条短信：目标已到。 石占英和李光收到消息，迅速从暗处走出来，躲在楼道拐角。两分钟后，李宝军锁好车，哼着小曲走向楼门，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的降临。 就在他抬手准备按门铃的瞬间，石占英突然从拐角冲出，举起手里的铁锤就朝李宝军的后脑勺砸去。 的一声闷响，李宝军踉跄了一下，鲜血瞬间流了下来。他捂着伤口，惊恐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本能地伸手去挡。 石占英见状，又挥起铁锤砸了下去，却被李宝军死死抓住。两人扭打在一起，石占英一时难以占到上风。李光见状，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朝着李宝军的腹部、背部和腋下连刺三刀。 冰冷的刀锋刺入身体，李宝军的力气瞬间消失，他松开手，缓缓倒在地上，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还在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石占英和李光不敢久留，慌忙抢走李宝军的三星手机和男士背包，制造出抢劫的假象，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几分钟后，朱静听到楼下有动静，打开窗户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她疯了似的冲下楼，抱住倒在血泊中的李宝军，哭喊着他的名字，可李宝军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四、真相大白与审判 李宝军的死在吉林市引起了轩然大波。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由于案发现场被伪装成抢劫杀人，一开始警方把调查重点放在了有前科的惯犯身上。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疑点渐渐浮出水面。 李宝军是千万富翁，随身携带的现金并不多，凶手却只抢走了手机和背包，这不符合一般抢劫案的特征。而且据小区保安反映，案发前曾看到一辆可疑的轿车在附近徘徊，这让警方觉得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关键线索出现了。有人举报说，案发前几天，曾看到江北派出所副所长刘成岳和两个陌生男子在万达小区附近鬼鬼祟祟。警方立刻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果然发现了刘成岳的身影，而和他在一起的两个人，正是石占英和李光。 警方顺藤摸瓜，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2006 年 2 月 1 日，刘成岳被抓获归案。面对审讯，刘成岳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最终还是交代了自己伙同康健、康壮雇凶杀人的犯罪事实。 第二天，康健、康壮和李光也相继被抓获。而石占英在得知事情败露后，畏罪服毒自杀。这起由警察、妻子和小舅子联手策划的凶杀案，终于真相大白。 案件侦查终结后，由吉林市昌邑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昌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6 年 5 月 11 日，昌邑区检察院将案件呈报给吉林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审理后，认为部分事实不清，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7 月 7 日，补充侦查完毕，案件再次移送至吉林市检察院。 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刘成岳、康健、康壮和李光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成岳多次向康健提出雇凶杀害李宝军，并提供钱款，直接雇佣杀手，多次伺机作案未果后，又要求石占英再找帮手，最后亲临现场指挥，系本案的组织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按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光积极参与杀人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被告人康健作为李宝军的妻子，不仅不珍惜夫妻感情，反而出资雇凶杀害丈夫，其行为令人发指。被告人康壮参与策划并提供李宝军的行踪信息，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成岳、李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康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康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判决下达的那一刻，康健瘫倒在被告席上，痛哭流涕。她或许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贪念和怨恨，不仅害死了丈夫，也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刘成岳，这个曾经的警察，本应维护法律的尊严，却知法犯法，最终落得个死刑的下场，实在是咎由自取。 朱静得知判决结果后，抱着年幼的儿子，站在李宝军的墓前，泪流满面。她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稳的依靠，却没想到卷入了这样一场血腥的纷争。她看着墓碑上李宝军的照片，喃喃自语：宝军，你放心，我会把儿子好好抚养成人，让他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起震惊吉林市的雇凶杀人案，终于落下了帷幕。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贪婪、欲望和背叛，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深思。金钱和权力固然诱人，但如果为了得到它们而不择手段，最终只会走向毁灭。只有坚守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人生。 第50章 连环灭门案 小春城连环灭门案 2001 年 10 月 17 日，川西高原的晨雾还未散尽，越城小春城西昌的宁远安居小区却已被一种无形的寒意浸透。对于谢远平来说，这个本该寻常的秋日，却成了他毕生无法挣脱的噩梦开端。 西昌，这座镶嵌在川西腹地的城镇，常年被温润的气候包裹，越城小春城 的雅号由来已久。穿城而过的邛海碧波荡漾，泸山的苍松翠柏四季常青，本该是安宁祥和的代名词。然而在 2001 年的深秋，这片土地却被突如其来的血色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宁远安居小区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建成的居民社区，红砖墙搭配墨绿色的铁窗，在当时算得上是条件不错的住宅。小区里住着不少双职工家庭，平日里孩子们在楼下追逐嬉闹，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在树荫下晒太阳唠嗑，傍晚时分各家厨房飘出的饭菜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居民们总说，住在这里踏实，自打搬进来就没听说过什么治安问题 —— 直到 10 月 17 日那天，所有的平静都被彻底撕碎。 上午十点多，谢远平提着一兜新鲜水果站在哥哥谢志平家的门前。前几天嫂子还打电话说侄子期中考试进步了，让他有空过来吃饭，顺便看看孩子。他抬手敲了敲门，哥，嫂子，我来了，屋里却没有任何回应。往常这个时间，哥哥应该刚下班回家，嫂子或许正在厨房忙碌，侄子在写作业，总会有一个人应声的。 他心里掠过一丝异样，试着推了推门，没想到虚掩的木门竟然吱呀一声开了。一股混杂着铁锈和某种甜腥的气味若有若无地飘了出来，让他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客厅里静悄悄的，沙发上搭着一件没叠的外套，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水，一切都像是主人刚刚离开的样子，却又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哥？嫂子？ 谢远平又喊了一声，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主卧室的方向挪去。卧室门也是虚掩着的，他伸出手轻轻一推，门轴发出 一声轻响，在这死寂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下一秒，谢远平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冻结了。 他的哥哥谢志平仰面斜躺在床沿边，双手被粗糙的麻绳反绑在身后，手腕处的皮肤已经被勒得发紫；双脚被透明胶带一圈圈紧紧缠着，胶带的边缘还沾着几根脱落的头发。一块深色的布条蒙在哥哥的眼睛上，布条的一角已经被渗出的血渍浸透。哥哥的头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着，仿佛还在无声地呐喊。 谢志平身上穿着那件他常穿的半旧黑布裤子，裤腿上早已被大片的暗红血渍浸透，凝固成僵硬的硬块。大腿处有一道狰狞的伤口，皮肉外翻着，暗红色的血块凝结在伤口边缘，看得谢远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能清晰地看到，哥哥身上还有多处深浅不一的刀伤，每一处都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遇害前遭受的折磨。法医后来鉴定，谢志平是在遭受长时间虐待后，被凶手用布条勒住颈部窒息身亡的，那些刀伤都是在他生前被残忍施加的。 哥 ——！ 谢远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几秒钟后，他猛地回过神来，嫂子和侄子！他们还在屋里！他跌跌撞撞地冲出主卧室，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他冲进隔壁嫂子和侄子的卧室，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晕厥过去。嫂子衣发散乱，赤身裸体地倒在床边，生前穿着的那条蓝色裤子被暴力撕开，揉成一团丢弃在床底下。她的胸口有好几处深可见骨的刀伤，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床单，形成一片刺目的红。法医后来证实，嫂子的心脏被连刺数刀，每一刀都精准狠辣，显然凶手对人体结构有着不寻常的了解。而更让人心碎的是，嫂子的脸上还残留着惊恐和屈辱的表情，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 谢远平的眼泪汹涌而出，他不敢再看，颤抖着转身冲向侄子的小房间。那间屋子里贴着侄子喜欢的动漫海报，书桌上还摆着昨天没写完的作业。可此刻，这里也成了人间地狱。 他十岁的小侄子蜷缩在墙角，小小的身体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眼睛同样被蒙着，嘴巴里塞着布团。孩子的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嘴角微微向下撇着，仿佛还在害怕地哭泣。法医鉴定，孩子也是被窒息身亡的，小小的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许凶手在杀害这个孩子时，短暂地犹豫了一下？但这丝毫减轻不了他们的罪孽 —— 他们连一个无辜的孩子都不肯放过。 一家三口，在这个本该充满欢声笑语的家里，霎时间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谢远平踉跄着跑到阳台，扶着冰冷的栏杆，对着楼下失声痛哭。救命啊！杀人了！都死了！ 他的哭声嘶哑而绝望，像一把钝刀割在每个听到的人心里。很快，邻居们被这凄厉的哭声惊动了，纷纷从家里探出头来。 住在楼下的张大爷提着鸟笼刚要出门遛鸟，听见哭声赶紧跑了上来，远平？怎么了这是？ 当他跟着谢远平冲进屋里，看到那三具惨不忍睹的尸体时，这位经历过风浪的老人也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鸟笼 一声掉在地上，笼里的鸟儿惊得扑腾个不停。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宁远安居小区传开，往日和睦的邻里们此刻都被恐惧笼罩。起初有人猜测是不是煤气中毒之类的意外，当真相被证实是残忍的灭门惨案时，整个小区瞬间陷入了恐慌。人们聚集在楼下，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老谢家多好的人啊，怎么会遭这种毒手？ 到底是谁干的？也太狠了！会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 各种猜测在人群中蔓延，却没人能给出答案。 110 报警电话接通后，西昌市公安局的警车呼啸着赶到了现场。红蓝交替的警灯在小区里闪烁，刺眼的光线照亮了居民们惊恐的脸庞。刑侦干警们迅速拉起警戒线，穿上勘查服进入现场。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看到现场惨状时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主卧室里，谢志平的尸体旁散落着挣扎的痕迹；嫂子遇害的卧室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某种令人作呕的气息；而那个十岁孩子的小房间里，安静得让人心慌，只有书桌上那支削好的铅笔，还在无声地等待着它的小主人回来。 干警们强压着内心的愤怒和悲悯，开始仔细勘查现场。法医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每一处伤口，记录着死亡时间和致死原因；技术人员拿着放大镜，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搜寻着可能的物证，地板上、墙壁上、家具缝隙里，哪怕是一根头发、一点纤维，都不肯放过。 现场呈现出的信息让所有干警的心情都愈发沉重。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反侦察意识。他们戴着手套作案，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指纹；凶器被带离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更令人震惊的是，整个现场被打扫得异常干净 —— 从地板到衣柜内部，都被仔细擦拭过，甚至连拖把都从屋里一直拖到了大门口，最后被遗留在门边，仿佛在炫耀他们的 。 干警们在搜查中发现，死者家中所有便于携带的现金和首饰都被洗劫一空，但一张存有 5000 元的存折却被留在了抽屉里，没有被拿走。这说明什么？ 带队的老刑警眉头紧锁，要么是他们急着离开，没时间去银行取钱；要么就是他们知道这张存折取不了钱，或者他们有更便捷的获取现金的方式。 而在嫂子遇害的卧室里，一个细节让干警们心头一紧 —— 凶手在杀害女主人时，竟然用床单垫在了她的胸口上，显然是为了防止血液喷溅，避免留下更多痕迹。这绝对是老手， 老刑警沉声说道，手法熟练，心思缜密，而且毫无人性。 更令人不安的是，法医鉴定后得出结论：三名死者几乎是同时被杀的。这意味着，凶手绝不止一个人，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干警们推测，这个团伙对周围环境很熟悉，流窜作案的可能性不大。这个结论让所有人的心情都更加沉重 —— 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还在西昌，还会再次作案。 消息很快上报到凉山州公安局，州局局长亲自带队，和西昌市公安局组成了联合专案组。数百名刑侦干警和基层民警投入到案件侦破中，宁远安居小区 148 户居民，附近工厂几千名职工，都成了摸排的对象。干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案发前后是否看到可疑人员，是否听到异常动静。社区里的公告栏上贴满了悬赏通告，希望能有群众提供线索。 然而，在那个还没有天网系统的年代，破案的难度远超想象。没有监控录像，没有清晰的目击证人，凶手又有着极强的反侦察能力，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干警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排查了一个又一个疑点，核实了一条又一条线索，却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宁远安居小区的恐慌气氛愈发浓厚。小区里的商店天不黑就早早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时发出的 声，在寂静的傍晚显得格外刺耳。往日里在楼下唠嗑晒太阳的老爷爷奶奶们，再也不敢出门，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即使在白天也小心翼翼。父母们更是把孩子看得紧紧的，再也不敢让他们像以前那样在楼下自由玩耍。整个小区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阴影笼罩，昔日的 二字，成了一种讽刺。 这种恐慌不仅仅局限在安居小区，很快蔓延到了整个凉山自治州。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着这起灭门惨案，猜测着凶手的身份和动机，每个人的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大家都在祈祷警方能早日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还这片土地以安宁。 然而，不幸的是，干警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02 年 1 月 16 日，距离 1017 大案发生刚好三个月，西昌火车站职工住宿区又发生了一起血案。 这个住宿区是上世纪 70 年代建成的老小区，房屋低矮破旧，狭窄的巷道里堆满了杂物。当天下午，邻居唐奶奶像往常一样生火做饭，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散。就在她拿起锅铲准备炒菜时，一声凄厉的女人惨叫划破了小区的宁静。 啊 ——！救命啊！ 唐奶奶手一抖，锅铲掉在了地上。她赶紧跑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只见邻居陈丽披头散发地从家里冲出来，浑身赤裸，身上布满了血污，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血水。陈丽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唐娃！快帮我报警！杀人了！都杀了！ 唐奶奶吓得心脏砰砰直跳，赶紧冲出门去。她一把拉住几乎要瘫倒在地的陈丽，用自己的外套裹住她，小陈！怎么了？你别急，慢慢说！ 周围的邻居们也被惊动了，纷纷跑了出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找来被子，给陈丽简单遮蔽了身体，然后赶紧拨打了 110 和 120。 救护车呼啸而来，将奄奄一息的陈丽送往医院。与此同时，接到报警的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当干警们推开陈丽家那扇破旧的木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再次陷入了巨大的悲愤之中。 屋里横陈着三具尸体。陈丽 70 多岁的老母亲倒在客厅门口，身上布满了刀伤，法医清点后发现竟然有 16 处之多，鲜血浸透了她的棉衣，在地上形成了一大片血泊。老人的眼睛圆睁着，仿佛还带着临死前的惊恐。 陈丽 9 岁的儿子倒在客厅中央，小小的身体上有三处刀伤，鲜血染红了他那件蓝色的校服。8 岁的小女儿死在小卧室里，孩子浑身裸露，颈部有明显的皮下出血，颜面青紫，眼球结膜有点状出血，外阴部有血污粘附。法医后来的鉴定结果证实，这个可怜的孩子在生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性侵犯和虐待。 干警们强忍着内心的怒火和悲痛，开始勘查现场。很快，他们就发现这起案件和 1017 大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凶手都是捆绑受害人于不同房间，蒙眼堵嘴；都在屋里翻箱倒柜，搜刮财物；都对受害者进行了侮辱；甚至在杀人现场煮东西吃的细节都一模一样 ——1017 案中，凶手在谢志平家炒了鸡蛋吃；而在这起案件中，凶手同样炒了鸡蛋下酒，厨房里的锅里还残留着没吃完的鸡蛋和香肠。更令人发指的是，凶犯离开时，同样把屋内的地面全部拖干净，把拖把留在了大门口。 是同一伙人！ 带队的老刑警一拳砸在墙上，指关节都被震得发白，这群畜生！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 现场勘查的干警们心情比上一次更加沉重。他们看着那个 8 岁女孩的尸体，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究竟是什么样的恶魔，能对一个如此年幼的孩子下此毒手？在决意结束她的生命时，竟然还施加了如此禽兽不如的暴行？ 而此时，医院里的陈丽还在生死线上挣扎。她身中 7 刀，头部也遭到重物击打，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留守的干警和闻讯赶来的亲属 24 小时守在病床边，每个人的心里都悬着一颗心。陈丽是唯一的幸存者，也是唯一可能见过凶手的人，如果她也不幸离世，不仅意味着这个家庭彻底破碎，案件的侦破也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西昌市医院的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陈丽终于在 1 月 19 日清晨醒了过来。她气若游丝，嘴唇干裂，每说一句话都异常艰难。干警们赶紧凑过去，轻声说：陈丽同志，别怕，我们是警察，你慢慢说，案发当时发生了什么？ 陈丽的眼睛微微睁开，眼神涣散，似乎还没从那场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她断断续续地回忆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根据陈丽的回忆，案发前几天，一个叫 的人曾经给她家里打过电话，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案发当天下午，这个人带着另外两个陌生男人敲响了她家的门。她以为是丈夫的朋友，刚一开门，这伙人就猛地冲了进来，用布堵住了她和家人的嘴巴，把他们分别绑在了不同的房间。 他们... 他们让我拿出存折和现金... 陈丽的声音颤抖着，我妈... 我妈被堵嘴的时候，挣扎着喊了几声... 他们就... 就拿刀捅了她... 说到这里，陈丽的眼泪涌了出来，我从冰箱缝里看到... 看到地上全是血... 陈丽说，那个叫高原的人拿走了家里所有的现金和手机，带着存折出去取钱，剩下的两个人对她实施了强奸。完事之后，这两个恶魔竟然从冰箱里拿出香肠和鸡蛋，在厨房里做起了饭，还喝起了酒，仿佛刚才的暴行和杀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第二天早上... 大概六点多... 陈丽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高原打来电话... 我听到其中一个人对电话里说... 我们这里已经全搞定了... 挂了电话之后，那两个人重新把陈丽的手脚绑紧，嘴里塞上布，还用绳子在嘴外绑了一圈，再用布套住了她的头。一个人按住我的头... 把我按在地上... 另一个人骑在我的腿上... 陈丽的身体开始发抖，他们拿东西... 打我的头... 一下又一下... 我很快就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剧烈的疼痛让陈丽醒了过来。我感觉到... 感觉到刀子在捅我的大腿... 下身... 还有后腰... 她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恐惧，他们揭开我的头套... 看了看... 以为我死了... 就转身... 转身去了孩子的房间... 接下来的回忆，成了陈丽永生难忘的噩梦。我听到... 听到孩子在哭... 在喊妈妈... 然后... 然后就是咚咚咚的声音... 像是... 像是把孩子往墙上撞... 陈丽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没几下... 孩子的声音就... 就没了... 凶犯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于早上七点半左右离开了陈丽的家。而陈丽，凭借着顽强的求生欲，在地上挣扎了很久，才终于挣脱了绳索，爬出门去求救。 讲述完这一切，陈丽的眼睛再次疲惫地合上，呼吸变得更加微弱。医生赶紧过来检查，示意干警们先出去，让病人好好休息。在这场惨无人道的暴行中，陈丽被重物敲打头部多次，身中 7 刀，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陈丽的回忆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那个叫 的人，成了警方追查的关键目标。 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围绕 “高原” 这个名字展开了全面排查。考虑到名字可能存在的同音字，干警们对西昌市所有户籍信息中发音相似的人名都进行了逐一核对。很快，一个原籍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个男子也叫高原，37 岁，2000 年 10 月从新疆劳改释放后回到西昌，之后一直居无定所，近期更是下落不明。他的前科记录显示，他曾因抢劫罪被判刑，这与两起案件中凶手的作案手法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就是他！” 专案组的老刑警拍了一下桌子，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立即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案情重大，原本的州市联合专案组迅速扩大，铁路公安机关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更强大的联合办案力量。当天晚上，西昌市的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立了卡点，干警们冒着严寒，对每一辆过往车辆、每一个行人都进行了仔细检查。与此同时，警方对高原在服刑期间的狱友，以及他可能存在联系的社会关系都进行了严密布控，一张无形的大网悄然撒开。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警方的全力追查下，高原的行踪很快被锁定。1 月 20 日凌晨，在西昌市一个偏僻的出租屋里，睡梦中的高原被干警们抓获。当冰冷的手铐铐住他手腕的那一刻，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 专案组的干警们连夜对高原进行了提审。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高原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一言不发。无论干警们如何询问，他都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默不语，这种沉默反而更让人心生怒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审讯室里只有墙上挂钟滴答作响的声音。18 个小时过去了，当第一缕晨曦透过窗户照进审讯室时，高原紧绷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了疲惫而绝望的神情，缓缓开口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高原承认了自己参与 1 月 16 日案件的事实，但对于 1017 大案，他却矢口否认。然而，在供述过程中，他不经意间问了一句：“安居小区那个案子现在破了没有？” 这句话引起了干警们的警觉。“你怎么知道安居小区的案子？” 干警们抓住这个疑点追问。 在干警们的强大心理攻势下，高原终于吐露了更多信息。他交代说，他曾经和一个叫罗金良的同伙，假装成收电话费的工作人员，去宁远安居小区的谢志平家踩过点。但因为在和谢志平的交谈中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就放弃了对谢家下手的计划。 “不过，” 高原话锋一转，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没过多久，我就听说安居小区发生了灭门案，我当时就怀疑是罗金良他们干的。” 干警们立刻调取了 1017 大案中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画面中出现的那个取款人，正是高原口中的罗金良！ 罗金良，37 岁，同样是 2000 年从新疆劳改释放后回到西昌。得知这一重要线索后，专案组迅速发布了通缉令。很快，有线索显示罗金良已经逃往攀枝花。 抓捕小组立即驱车赶往攀枝花，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开始了紧张的蹲点守候。攀枝花的冬天阴冷潮湿，干警们裹着厚厚的棉衣，在寒风中坚守着。一个多昼夜过去了，就在大家快要冻僵的时候，罗金良终于出现在一个 Ic 公用电话亭旁边。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见周围没人，便拿起电话开始拨号。就在这时，蹲守的干警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将罗金良牢牢按在地上。“罗金良，你被捕了！” 干警们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回荡。 1 月 23 日深夜，罗金良被押回西昌。坐在审讯室里，他看着眼前的证据，知道自己大势已去，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非常痛快地交代了全部罪行，以及两次作案的其他同伙 —— 王邦卫、李光明、于银财等人。 至此，两起震惊凉山州的灭门凶案终于水落石出。这伙罪犯都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不思悔改，反而臭味相投，结成了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个个身体健壮，却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有着一套扭曲的 “挣钱逻辑”—— 通过抢劫杀人来快速获取钱财。 在 1017 大案中，他们洗劫了谢志平家所有便于携带的现金和首饰，却留下了一张 5000 元的存折。罗金良交代说，当时他们觉得去银行取这 5000 元太麻烦，而且容易暴露行踪，所以就没要。而他们拿走的那张 2000 多元的存折，取出来的钱很快就被他们挥霍一空。 “没钱了，就再找下一个目标。” 罗金良说起这些时，语气平淡得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的原则就是，干一票就必须赶尽杀绝，不能留下任何活口。” 而团伙中自称 “杀人为生” 的王邦卫，更是心理变态到了极点。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难逃一死，在审讯中竟然毫无顾忌地炫耀：“以前在成都，我就杀过两个人，没被逮住，我就跑了。抢劫？我也抢过不少。” 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带着一种病态的得意。 这伙罪犯还交代，他们已经在成都和西昌踩好了几个新的点，准备继续作案。如果不是 1 月 16 日的案件中，他们失手留下了陈丽这个活口，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家庭惨遭他们的毒手。 干警们在审讯过程中，还了解到了更多令人发指的细节。这伙人在作案前都会进行精心的踩点，观察目标家庭的作息规律和财产情况。作案时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破门而入，有的负责捆绑受害人，有的负责搜刮财物，最后则由几个人共同动手杀人灭口。他们在杀人后，还会像没事人一样在受害者家中吃喝，仿佛刚刚进行的不是一场血腥的屠杀，而是一场普通的聚会。 更让人愤怒的是，他们对受害者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在杀害谢志平的侄子时，王邦卫竟然说：“留着也是个麻烦，干脆一起解决了。” 而在对陈丽的女儿施暴时，他们更是露出了禽兽般的本性，完全丧失了人性。 这伙罪犯的落网，让笼罩在凉山州上空的阴霾终于散去。宁远安居小区和西昌火车站职工住宿区的居民们，在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后，纷纷走出家门，互相传递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人放起了鞭炮，有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已久后的释放和对正义到来的欣慰。 然而，受害者家属们所承受的痛苦，却永远无法弥补。谢远平在得知凶手全部落网后，来到哥哥嫂子和侄子的坟前，烧了一沓纸钱，哽咽着说：“哥，嫂子，侄子，凶手抓到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陈丽在身体逐渐康复后，每当想起惨死的母亲和孩子，都会悲痛欲绝。她的世界已经彻底崩塌，只剩下无尽的伤痛和对凶手的刻骨仇恨。 2002 年 5 月，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连环灭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高原、罗金良、王邦卫等罪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当法官宣读判决书，判处他们死刑时，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局。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伙毫无人性的罪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然而，这两起灭门惨案给受害者家属带来的伤痛，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却久久无法消散。 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丑恶和黑暗，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法律的威严不容践踏，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底线的人，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它也提醒着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共同维护社会的安宁与和谐。 西昌的邛海依旧碧波荡漾，泸山的苍松翠柏依旧四季常青。但对于那些经历过这场噩梦的人来说，这段血色的记忆，将永远刻在他们的心底，成为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而这起案件，也将作为一个警示，永远留在凉山州的历史记忆中。 第51章 湖面沉尸 湖面沉尸：一场以爱为名的谋杀 2013 年 5 月 10 日清晨，常州的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散尽，高新区公安分局的值班室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嘶哑，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断断续续地说自己的妻子昨晚骑电动车出门练车，到现在还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能不能报警。 接警员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记录信息：报警人李良，31 岁，妻子廖雪梅，28 岁，四川巴中人，昨晚 8 点多从家出发，骑一辆新买的粉色电动车外出。挂掉电话时，接警员注意到男人的哭声里夹杂着明显的喘息，像是刚跑了很远的路，又像是压抑了一整夜的恐慌终于找到了出口。 没人知道，这个清晨的报警电话，会揭开一场策划了整整三个月的残酷阴谋。 一、人工湖的女尸 李良报案后的两个小时，也就是当天上午 9 点，常州市电子产业公园的清洁工老张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清理湖面垃圾。当船行至公园北侧那座石桥附近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水面上漂浮着一团深色的东西，像是一件被水泡胀的衣服。 “大清早的，谁把衣服扔湖里了？” 老张嘟囔着撑船靠近，阳光透过薄雾洒在水面上，那团东西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他用竹竿拨了一下，看清了 —— 那不是衣服，是一个人，一个俯卧在水里的女人，乌黑的长发像水草一样散开，两只手臂平伸着，姿势诡异得让人心里发毛。 老张吓得手一抖，竹竿 “扑通” 掉进湖里，他连船都忘了拴，连滚带爬地冲上岸，掏出老年机哆哆嗦嗦地打了 110。 辖区民警赶到时，公园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清晨的公园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警戒线外零星围观者的窃窃私语。法医老王蹲在湖边，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拨开漂浮的水草，仔细观察着尸体的状态。 “死者女性，年龄看起来二十七八岁，身高大概一米六左右。” 老王头也不抬地对身边的年轻警员说，“衣着完整，浅蓝色牛仔裤，白色 t 恤，脚上是一双米色高跟鞋，鞋跟大概四厘米。你们看，她的头发还很整齐，衣服没有撕扯的痕迹。” 警员小李蹲下来，注意到死者的口腔和鼻腔里有细密的血性泡沫，像掺了血的唾沫，黏在唇边。“王法医，这泡沫……” “典型的溺死征象。” 老王点点头，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下一点泡沫样本，“肺部应该有积水，具体得回去解剖。不过初步看，没有明显外伤，不像被暴力侵害过。” 打捞尸体的过程很小心，用帆布担架将人抬上岸时，小李注意到死者的手指微微蜷曲，指甲缝里很干净，没有泥土或纤维。她身上的口袋被翻了个遍，没有手机，没有钱包，甚至没有一张身份证。 “随身财物呢？” 带队的张队长皱着眉问。 “什么都没有，” 小李摇摇头，“脖子上没有项链，手腕上也没有镯子，兜里空空的。” 张队长走到石桥边，桥面是水泥浇筑的，边缘有一排半米高的栏杆，刷着米白色的油漆。但在靠近湖心的位置，有一根栏杆不见了，露出两个锈迹斑斑的铁桩，间距刚好能容下一辆电动车通过。更奇怪的是，栏杆缺失处的桥面水泥上，有几道新鲜的刮痕，像是硬物摩擦留下的，尽头就是陡峭的湖岸。 “去查一下，这栏杆什么时候坏的。” 张队长指着缺口，“另外，扩大搜索范围，看看能不能找到死者的随身物品，尤其是手机和身份证。” 法医初步检测后，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死者肺部的硅藻含量与人工湖的水样硅藻形态完全一致，说明她就是在这片湖里溺死的。死亡时间大概在 10 小时前，也就是 5 月 9 日深夜 11 点到凌晨 1 点之间。 “水深多少？” 张队长突然问公园管理员。 “刚开春，水位还没涨起来，这边最深的地方也就一米四五。” 管理员递过来一张水位记录表，“石桥这边浅，估计一米三左右。” 张队长愣住了。死者身高一米六，就算穿着四厘米的高跟鞋，站直了水位也到不了胸口。一个成年人，就算不会游泳，在齐腰深的水里怎么会溺死？ 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值班室的声音：“张队，早上报案的李良过来了，说想提供他妻子的照片，问问是不是你们发现的死者。” 小李拿着李良提供的照片，走到盖着白布的尸体旁，掀开一角比对。照片上的女人眉眼弯弯，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正是水里的死者。 “是她，” 小李低声说，“李良的妻子，廖雪梅。” 二、悲伤的丈夫 李良见到妻子遗体的那一刻，几乎瘫倒在地。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 t 恤，眼睛红肿得像核桃，胡茬冒出了青黑色的一片，看起来一夜没睡。当民警告诉他 “找到廖雪梅了，但人已经没了” 时，他猛地捂住脸，发出压抑的呜咽声，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反复念叨着，眼泪从指缝里挤出来，滴在磨得发白的牛仔裤上，“我就不该给她买电动车，都怪我，都怪我……” 在接待室里，李良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自己和廖雪梅结婚还不到三个月，是去年冬天在微信上认识的。“她那时候刚离婚，心情不太好，我也是，跟前妻分了没多久。” 李良吸了吸鼻子，声音哽咽，“我们聊得很投缘，见面第三次就确定关系了，认识才十天就领证了。我觉得她是个好女人，勤快，善良，就是性子有点倔。” 他说案发前两天，也就是 5 月 7 日，他特意给廖雪梅买了辆粉色的电动车，“她说想学骑车，以后上班方便。我想着新车安全，就挑了个贵点的，性能好，加速快，空车能跑到七八十迈。” 5 月 9 日晚上 8 点 50 分，廖雪梅说想出去练车，“她说就在家附近转悠，熟悉熟悉车况。我叮嘱她早点回来，别骑太远。” 李良拿出手机，翻出微信记录给民警看，“9 点多我还给她发微信，问她在哪，她说快了，练完就回。” 等到 11 点多，廖雪梅还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了。“我急了，开着家里的面包车出去找，在附近几条街转了好几圈，都没看到她的影子。” 李良说自己当时以为妻子可能去朋友家了，“她性子犟，有时候不想让人担心，就不回消息。我想着等天亮再说，谁知道……” 他又开始哭，眼泪把手机屏幕都打湿了。 同住的廖雪梅的弟弟冯小东也证实了李良的说法。这个 19 岁的男孩，是廖雪梅同母异父的弟弟，案发前一直住在姐姐姐夫家。“我姐 8 点 57 分出的门，小区监控能看到，她一个人骑电动车出去的，穿的就是那件白 t 恤。” 冯小东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姐夫晚上 11 点多确实出去找过，回来的时候唉声叹气的，说找不到人。” 当被问到廖雪梅为什么会出现在 30 公里外的电子产业公园时，李良一脸茫然。“我不知道啊，她从没说过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练车怎么可能骑 30 公里？再说那公园晚上黑灯瞎火的，她去那干嘛？” 他推测可能是廖雪梅骑车时操作不当，“新车太快，她控制不好，加上可能看手机回我微信分了神，不小心冲到湖里了。” 李良抹了把脸，“而且她不会游泳，掉到水里肯定慌了，那么深的水……” “湖水最深才一米四五，” 张队长突然打断他，“以她的身高，站起来完全没问题，怎么会溺死？” 李良愣住了，似乎没反应过来，过了几秒才喃喃道：“可能…… 可能她摔倒了，呛水了？或者抽筋了？我也不知道，我没去过那地方……” 他的眼神有些闪烁，下意识地避开了张队长的目光。 三、疑点重重 警方调取了廖雪梅的行车轨迹。小区监控显示，5 月 9 日晚上 8 点 57 分，她骑着粉色电动车出了小区大门，右转上了主干道。沿途的交通监控拍到，她并没有像李良说的那样 “在家附近转悠”，而是一路向西，沿着奔牛镇的方向驶去，速度并不快，看起来确实在练车。 晚上 9 点 21 分，她的电动车出现在电子产业公园的入口监控里。公园门口的保安说，那天晚上没注意到这个女人，“晚上来公园的人少，尤其是 9 点以后，基本没人了。” 更关键的是，在公园石桥附近的湖里，警方打捞到了那辆粉色的电动车。车身有明显的磕碰痕迹，电池还在，充电器也挂在车把上。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电动车的刹车系统完好，没有故障，车钥匙还插在锁孔里，只是被水泡得失灵了。 “车把上的刮痕，和桥面上的痕迹完全吻合。” 小李拿着比对照片对张队长说，“说明电动车确实是从栏杆缺口冲下去的。” 但疑点越来越多。张队长带着队员在公园反复勘察，发现石桥的栏杆虽然缺了一根，但缺口两侧的栏杆上没有任何碰撞痕迹。“如果是失控冲下去，肯定会撞到旁边的栏杆，可这栏杆干干净净的。” 他蹲在缺口处，模拟着骑车的姿势，“除非是有人故意对着缺口开下去的。” 法医的解剖报告也出来了，进一步证实了廖雪梅是溺水身亡，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她的高跟鞋鞋底沾着少量河底的淤泥，鞋跟缝隙里还有几根水草。“这说明她掉进湖里后，双脚曾经接触过湖底，也就是站起来过。” 老王指着报告上的照片，“一个能站起来的人，怎么会溺死？除非……” “除非有人按住了她。” 张队长接过话，眼神凝重，“这不是意外，可能是谋杀。” 另一个疑点来自廖雪梅的通话记录。警方查询发现，5 月 9 日晚上 8 点 50 分到 9 点之间，她的手机有过两次通话，一次是李良的号码，另一次是一个尾号为 716 的陌生号码，通话时间正好是她离开小区的时候。 “这个 716 是谁的号码？” 张队长问李良。 李良愣了一下，随即说：“哦，那个号也是我的，我有时候用两个手机。” 但冯小东却告诉警方，那天晚上李良一直用自己的手机和姐姐联系，“他就一个手机，我从没见过他用别的号码。” 李良在撒谎。这个发现让警方心里咯噔一下：他为什么要隐瞒 716 号码的存在？这个号码的主人到底是谁？ 顺着 716 号码的线索查下去，警方发现这个号码的机主登记的是廖雪梅，但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里，大部分都是和一个号码联系 —— 那是李良的高中同学，周九伟的手机号。 周九伟，29 岁，连云港人，外号 “九哥”。冯小东说这个人案发前几个月一直住在他们家，“是姐夫的好朋友，说是来常州找工作，暂时住我们家。但大概 10 天前，突然搬走了，没说去哪。” 更关键的是，公园附近的卡口监控拍到，5 月 9 日晚上 9 点半，周九伟乘坐一辆黑出租出现在电子产业公园门口，10 点左右进了公园。而第二天早上 6 点，他又从公园出来，打车离开了常州。 “他为什么会在案发时间出现在现场？” 张队长看着监控里那个戴着鸭舌帽的身影，“他和廖雪梅是什么关系？” 警方立刻对周九伟展开追捕。但这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手机号注销了，之前租住的地方也退了房。直到一个月后，警方才在连云港的一个小旅馆里抓到了他。 四、出轨的秘密 周九伟被抓时，正在旅馆里蒙头大睡，床边堆着空酒瓶和泡面盒。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他没反抗，只是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该来的总会来。” 审讯室里，周九伟沉默了很久，最终承认自己和廖雪梅有私情。“我和李良是高中同学，铁哥们。去年我来常州找工作，住到他们家，一来二去就和雪梅好上了。” 他低着头，声音沙哑，“李良不知道这事，我们一直瞒着他。” 他说 5 月 9 日晚上，是他约廖雪梅去电子产业公园的。“我跟她说有话想跟她谈，关于我们以后怎么办。她骑着电动车过来的，我们在公园逛了一会儿，聊到快 11 点，说要回去。” 周九伟说，当时是他骑的电动车，带着廖雪梅，“天黑，我对路况不熟，加上她那车太快，经过石桥的时候没看清，一下子就冲进湖里了。” “掉进湖里后发生了什么？” 审讯的民警追问。 “水不深，我爬上来了，想拉她，可她好像呛水了，挣扎了几下就沉下去了。” 周九伟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当时吓坏了，怕被人发现，就赶紧跑了。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李良……” 这个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但警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湖水才一米多深，她能站起来，你为什么不拉她？就算她呛水了，你喊救命啊，公园里虽然人少，但附近有值班的保安。” 民警盯着他的眼睛，“你为什么不报警，反而连夜跑了？” 周九伟的眼神闪烁，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冯小东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自己案发前几天，无意中看到姐姐和周九伟在阳台吵架。“我听见九哥说‘这事不能再拖了，李良要是知道了……’，姐姐说‘那你想怎么样？我已经够烦了’。” 冯小东还说，周九伟搬走前，偷偷拿走了廖雪梅的一个黑色背包，“里面好像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当时鬼鬼祟祟的。” 警方再次提审周九伟，把冯小东的证词摆在他面前。这一次，周九伟的心理防线松动了，他承认自己撒谎了，但坚持说只是见死不救。“我当时太害怕了，怕奸情败露，怕坐牢，就没敢救她……” “那你为什么要在公园待到第二天早上？” 民警继续追问，“从湖里爬上来就能走，为什么要等几个小时？” 周九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五、保险单的秘密 就在周九伟的审讯陷入僵局时，李良的行为越来越反常。起初，他对警方说 “一定要查出真相”，还拒绝在死亡通知单上签字。可当警方找到周九伟，案件有了进展后，他突然跑到公安局，问什么时候能拿到死亡证明，“我想早点把她火化，让她安息。” 张队长觉得奇怪，让人去查李良的背景，结果查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 —— 廖雪梅名下有两份高额意外险，总保额高达 400 万，受益人都是李良。 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第一份 100 万的保单是李良在结婚后第三天，也就是 2013 年 3 月 8 日买的，第二份 300 万的是一个月后在网上投保的。更可疑的是，这两份保单最初的受益人都是廖雪梅自己，但在投保半个月后，都被改成了李良。 “这太不正常了。” 张队长看着保单复印件，“短期意外险买这么高保额，还特意改受益人，廖雪梅一死，李良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警方立刻搜查了李良的家，在他卧室的电脑里发现了更确凿的证据。浏览记录显示，从 2012 年 12 月开始，李良频繁搜索 “意外保险理赔条件”“溺水算不算意外”“仇杀能获得意外险赔偿吗”“如何制造意外死亡现场” 等内容。其中一条搜索记录的时间，正好是他认识廖雪梅的前一天。 “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小李气得拍了下桌子，“认识廖雪梅，跟她结婚，都是为了骗保！” 廖雪梅的家人也提供了一条线索。她的母亲说，女儿生前跟她打电话时提过，“李良对我挺好的，还给我买了保险，说万一出事了，我弟弟能有保障。” 老太太抹着眼泪，“现在才知道，那保险是给她自己买的催命符啊！” 警方再次传唤李良，把保险单和电脑搜索记录摆在他面前。李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冒出冷汗，但他还是强装镇定：“我买保险是为了她好，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搜索那些只是好奇，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张队长冷笑一声，“你认识廖雪梅才十天就结婚，结婚第三天就买高额意外险，改受益人，然后她就‘意外’溺死了，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李良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六、真相大白 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边继续审讯李良，一边加大对周九伟的突破。当民警告诉周九伟 “李良已经招了，说你是主谋” 时，这个一直沉默的男人突然激动起来。 “他胡说！是他指使我的！我就是个棋子！” 周九伟猛地站起来，手铐在桌子上撞出刺耳的响声，“他把我当替死鬼！” 在愤怒和恐惧的驱使下，周九伟终于说出了全部真相。 原来，李良早就欠了一屁股债。他之前开黑网吧赔了钱，跟前妻离婚又净身出户，还欠了亲戚 20 多万，债主催得紧，说 2013 年 6 月再不还钱就不客气。去年冬天，他听说有人靠骗保发了财，就动了歪心思。 “他说找个女人结婚，买高额意外险，然后制造意外弄死她，钱到手就平分。” 周九伟低着头，声音里满是悔恨，“我当时没钱，又觉得他是我最好的兄弟，就答应了。” 李良在微信上筛选目标，最终选中了刚离婚、情绪低落的廖雪梅。“他对她特别好，出手大方，天天甜言蜜语，廖雪梅很快就动心了。” 周九伟说，李良特意让他住进家里，“说让我勾引廖雪梅，以后出事了，就说是奸情败露，激情杀人，能减轻罪责。” 在李良的刻意安排下，周九伟和廖雪梅很快发生了关系。“李良经常故意晚回家，或者说加班，给我们创造机会。” 周九伟的声音越来越低，“现在想想，他早就把一切都算好了。” 2013 年 5 月 1 日，李良带着周九伟和廖雪梅去电子产业公园玩，特意留意到那座石桥的栏杆缺了一根。“他当时就说，这地方适合‘办事’，水不深，但没人会怀疑。” 5 月 7 日，李良买了电动车，说 “让她多骑车，熟悉车况，以后出事了像意外”。5 月 9 日，他催促周九伟动手，“说再不动手，债主就要上门了。” 案发当晚，周九伟约廖雪梅去公园，说 “有重要的事商量”。“她来了之后，我们在公园逛了一会儿，我心里一直打鼓，不想动手。” 周九伟的眼睛红了，“可一想到李良的话，想到钱，我就狠下心了。” 晚上 11 点左右，周九伟骑电动车带着廖雪梅，故意冲向石桥的栏杆缺口。“掉进湖里后，水真的不深，她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还骂我疯了，问我想干什么。” 周九伟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当时脑子一热，怕她喊人，就冲上去按住她的头往水里按…… 她挣扎了很久，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 他说自己当时吓坏了，爬上岸后没敢回头，一路跑出公园，躲在附近的草丛里待到天亮才敢走。“李良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他报了警，让我赶紧跑，说等拿到钱就给我打过来。” 周九伟苦笑着，“我真是傻，还以为他会兑现承诺。” 而李良呢，在周九伟动手的同时，假装在附近寻找妻子，第二天 “焦急” 地报警，上演了一出痛失爱妻的戏码。“他连微信记录都是故意做的，说‘练完就回’，就是想让警方觉得廖雪梅是自己要回去的，增加意外的可信度。” 面对周九伟的供述，李良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说自己一开始只是想骗保，没想过真的杀人，但 “欠债的压力太大了，一步步就走到了这一步”。 “我对不起廖雪梅，也对不起周九伟。” 李良低着头，眼泪掉在地上，“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七、尾声 2014 年 3 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李良因犯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周九伟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那天，廖雪梅的父母从四川赶来，两位老人头发花白，在法庭上哭成了泪人。“我的女儿啊，你怎么就遇人不淑……” 老太太拍着大腿，一声声的哭喊让人揪心。 冯小东站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眼神空洞。他说自己到现在都不敢相信，那个平时对姐姐笑眯眯的姐夫，竟然是杀害姐姐的凶手。“我总觉得姐姐还在，还会像以前一样，下班回家给我做我爱吃的回锅肉。” 电子产业公园的那座石桥，后来重新装上了栏杆，刷上了新漆。只是附近的居民都说，晚上经过那里，总觉得湖面下有双眼睛在看着，让人心里发毛。 这场以爱为名的谋杀，终究以最残酷的方式落幕。李良为了钱，亲手毁掉了一个无辜的生命，也葬送了自己和 “好兄弟” 的人生；周九伟为了所谓的 “义气” 和利益，成了帮凶，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而廖雪梅，这个渴望被爱的女人，最终成了这场阴谋里最无辜的牺牲品。 就像办案的张队长说的：“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恶，也永远不要在感情里失去警惕。有时候，那些看起来完美的爱情，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陷阱。” 湖水依旧平静，只是没人知道，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它是否还会记得那个沉入水底的年轻生命，和那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第52章 樱桃树下 一、迷雾警笛 2013 年 10 月 26 日的清晨，云南巧家县的山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这种雾是大山里独有的，带着松针和泥土的腥气，从海拔两千多米的峰顶漫下来，把背峰村整个裹进一片白茫茫里。村子趴在扎口岩的脚边，像只缩起脖子的土狗 —— 那岩是道刀劈斧砍的悬崖，当地人说有四十多米高，崖壁上挂着几丛倔强的灌木，风一吹就发出呜咽似的响，老人们说那是 山灵在喘气。 崖底有条路，说是路，其实更像被山兽踩出来的沟。碎石子铺了一层，大的如碗，小的似豆，坑洼里积着前几天下雨的泥水，黑黢黢的，泛着腥气。路窄得厉害，勉强能过一辆老式北京吉普，稍不留意就可能蹭到崖壁，或是车轮滑向外侧的陡坡。 上午九点多，雾稍微散了些，一串断断续续的警笛声从远处的山谷里钻进来。声音很闷，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等那辆蓝白相间的警车真正出现在路口时，车身上已经溅满了黄泥巴，活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 开车的是老警察王建国，副驾驶坐着他的徒弟小张。两人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县城赶来，整整颠簸了三个小时。王建国握着方向盘的手背上青筋直跳，小张则在副驾上皱着眉，时不时揉一揉被颠得发疼的后腰。 师父，就是这儿？ 小张指着前方一片乱石堆，声音里带着点不确定。 王建国把车停稳，推开车门的瞬间，一股潮湿的寒气扑面而来。他深吸了口气，目光扫过那片乱石 —— 石头大小不一，杂乱地堆在崖底，缝隙里钻出几棵野草，旁边稀稀拉拉立着三棵树，一棵是歪脖子核桃树，一棵是细瘦的花椒树，还有一棵... 找到了。 王建国的声音有些沙哑。 那是棵樱桃树。树干有碗口粗，树皮皴裂，像老人手上的皱纹，一看就有些年头了。树枝向四周伸展开，虽然没挂叶子，却透着股倔强的劲儿。树下堆着的乱石比别处更密些，像是被人刻意码过。 十年了。王建国盯着那棵树，心里叹了口气。十年前他还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毛头小子，跟着老所长赵成华跑过这案子，只是那时谁也没想到，答案会藏在这悬崖底下的樱桃树旁。 二、樱桃树下的秘密 开始吧。 王建国挥了挥手。 几个村民拿着锄头和铁锹围过来。他们是附近的住户，接到派出所通知赶来帮忙的，脸上都带着点紧张和好奇。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汉蹲在樱桃树下，用手扒开最上面的一块石头，低声对王建国说：警官，这石头看着是新动过的，你看这底下的土，还没板结呢。 王建国点点头，示意大家小心些。小张拿出相机，对着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又在笔记本上画了个简易的地形图，标注出樱桃树的位置和乱石堆的范围。 挖掘刚开始时，除了石头就是泥土。小张有些心急，忍不住问：师父，你说... 真能在这儿找到？ 王建国没说话，只是盯着村民们挥动锄头的动作。他想起昨天审讯室里那个男人的样子 —— 福汉城，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佝偻着背，说这话时双手止不住地抖。就在... 就在扎口岩底下，一棵樱桃树旁边，用石头埋着... 那声音像根针，扎在王建国的心上。 半个多小时后，当一把锄头碰到什么硬东西，发出 的一声闷响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慢点，用手挖。 王建国蹲下身，亲自接过一把小铲子。泥土被一点点拨开，一块泛着黄白色的骨头渐渐露了出来。形状不规则，边缘有些破损，但王建国一眼就认出来了 —— 那是块头盖骨。 空气瞬间凝固了。村民们都屏住了呼吸，几个年纪大的人转过脸，不敢再看。小张的脸有些发白，他拿出证物袋，手微微发颤。 继续挖。 王建国的声音很沉。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更多的骨头被挖了出来。有髋关节、膝关节、肋骨... 零散地分布在泥土里，像是被人刻意敲碎过。王建国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骨头拾起来，放在铺好的白布上。阳光透过薄雾照下来，骨头表面泛着冷光，让人心里发寒。 看这骨骼的大小，像是个年轻人。 王建国指着一根股骨，长度差不多，应该是男性。 小张在一旁记录着：头盖骨一块，股骨两根，肋骨七根... 初步判断，是一具完整的人类尸骨。 当最后一块骨头被放进白布包时，日头已经偏西了。王建国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感觉像捧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他抬头看向扎口岩的顶端，云雾已经散去，露出光秃秃的崖壁，风从崖顶灌下来，吹得樱桃树的枝条 作响。 这到底是谁？ 一个村民忍不住问。 王建国没回答。但他心里清楚，答案或许就在十年前那个消失的少年身上。 三、消失的 17 岁 李正武失踪那年，刚满 17 岁。 2013 年的秋天，王建国和小张找到李正武家时，差点没认出来。那是昭通市郊区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层小楼，红砖墙，亮闪闪的铝合金窗户，只有村尾那间土坯房显得格格不入 —— 墙是黄泥糊的，屋顶盖着发黑的茅草，门口堆着半垛柴火，一根晾衣绳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 这就是李朝阳家。 带路的村干部指了指那间土坯房。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很暗，即使是白天也得开着一盏昏黄的节能灯。李朝阳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正往灶膛里添柴。他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手里的柴火棍都快握不住了。 李大爷，我们是县公安局的。 王建国递过证件。 李朝阳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没什么神采。他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王建国，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是... 是小武有消息了？ 十年了，这是李朝阳每天醒来都在想的问题。 2003 年的冬天，17 岁的李正武在巧家县一家叫 二流汽修厂 的地方打工。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临走前，他还跟父亲说：爹，等我赚了钱，就给家里盖新房。 李正武是家里最老实的孩子。因为穷，他小学毕业就没再上学，每天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从不偷懒。村里的人都说，李家这小子，闷是闷了点，但心眼实。所以当汽修厂老板刘忠诚打来电话，说李正武卷着客户的修理费跑了时，李朝阳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我家小武不是那种人！ 刘忠诚在电话里急得直跺脚：老李，我还能骗你吗？客户福秀开来提车，欠了 3290 块修理费，说没钱，让小武跟他回家拿。结果呢？人跟钱都没影了！ 3290 块，在 2003 年可不是个小数目。二流汽修厂是间小作坊，就刘忠诚一个老板带三个徒弟，这钱差不多是他们半个月的收入。 李朝阳挂了电话，揣着家里仅有的几百块钱，当天就坐长途车赶到了巧家县。他在汽修厂见到了刘忠诚 ——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留着寸头，手上全是油污，说起李正武就一肚子火：那小子平时看着挺老实，谁知道能干出这种事！ 刘忠诚给李朝阳讲了事情的经过：12 月 12 日上午，福秀开来看他那辆修了四天的微型面包车。发动机大修，全车补漆，总共 3290 块。福秀开说没带够钱，想先把车开走，第二天送钱来。刘忠诚不放心，毕竟是第一次打交道。 然后福秀开就说，让个工人跟他回去拿钱。 刘忠诚抽着烟，我看小武年纪小，机灵，就把他派去了。临走前我还给了他 25 块钱，让他路上买吃的，嘱咐他拿到钱就赶紧回来，最晚第二天到厂。 李正武跟着福秀开离开时，是上午九点多。福秀开的家在背峰村，离县城有几十公里山路，一来一回得两天。刘忠诚以为等两天就能见到人，可到了 14 号，李正武没回来；15 号，还是没动静。 刘忠诚急了，给福秀开打了个电话。福秀开说，钱给小武了，15 号早上就送他上了回县城的客车。 刘忠诚把烟头摁灭，我就等着呗，结果等到天黑也没见人。我寻思着，是不是小武想家了，直接回昭通了？又等了两天，还是没信，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 李朝阳坐在汽修厂油腻腻的板凳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怕生，连跟陌生人说话都脸红，怎么可能卷着钱跑了？ 刘老板，我想跟你去趟背峰村，找那个福秀开问问。 李朝阳的声音带着点颤。 四、背峰村的迷雾 2003 年 12 月的背峰村，刚下过一场雪。 从巧家县城到背峰村，没有公路，只有一条被牛车轧出来的土路。李朝阳和刘忠诚先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然后开始步行。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路又滑，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在天黑前赶到村里。 背峰村藏在大山深处，一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大多是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远远看去，像一个个趴在地上的蘑菇。村民们见了李朝阳和刘忠诚，都停下手里的活，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外来人。 你们找福秀开？ 一个挎着竹篮的大婶指了指村东头，那小子家就在最上头，红砖墙的那户。 福秀开家确实比别家阔气些，院墙是用红砖砌的，门口还拴着一头壮实的黄牛。开门的是福秀开的父亲福汉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见了他们，眼神有些闪躲。 叔，我们找福秀开。 李朝阳说明来意。 福汉城愣了一下，喊了声：秀开，有人找！ 福秀开从屋里走出来，二十出头，个子不高，穿着件军绿色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他看到李朝阳和刘忠诚，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是你们啊，有事？ 我儿子呢？ 李朝阳往前一步，声音有些激动，你不是说 15 号送他上客车了吗？他怎么没回厂里？ 送了啊。 福秀开梗着脖子，15 号早上八点多的车，我亲自看着他上去的。钱也给他了，3290 块，一分不少。 那他去哪了？ 刘忠诚追问。 我哪知道？ 福秀开皱起眉，可能是他自己跑了吧？你们厂里的人，我哪管得着。 李朝阳盯着福秀开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点什么，可福秀开的眼神很 ，甚至带着点不耐烦。这时，福汉城在一旁插了句：秀开说送了，就肯定送了。那钱还是我给他的，家里正好有笔贩牛的款子。 李朝阳还想再问，福秀开却转身进了屋：我还有事，你们走吧。 门 地一声关上了，把李朝阳的话堵在了喉咙里。 那天晚上，李朝阳和刘忠诚住在村里的小卖部。小卖部老板是个话多的老头，跟他们聊起福家：福家在村里算富裕的，福老汉会贩牛，经常往四川那边跑。秀开是老二，性子野，不爱干活，就爱琢磨着搞点小钱。 那他家最近有没有啥不对劲的？ 李朝阳问。 老头想了想：不对劲... 好像也没啥。就是前几天，我看见福老汉和他三个儿子在后山烧东西，黑烟滚滚的，不知道烧啥呢。 李朝阳心里 一下。 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005 年 1 月 20 日，李朝阳和刘忠诚走进了巧家县城西派出所。 接待他们的是所长赵成华。他在这片辖区干了七年，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听完李朝阳的讲述，赵成华皱起了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事儿邪乎。 背峰村他去过，山大林密，别说藏个人，就是藏头大象，也未必能找着。但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能凭空消失了？ 赵成华带着两个民警，再次去了背峰村。那是冬天，雪刚化，山路泥泞不堪。他们在村里走访了一整天，问了三十多户人家，得到的答案都一样：没见过那个外来的小伙子。 原村支书是个干瘦的老头，坐在火塘边，抽着旱烟说：我们这村，住得散，山又高，别说外人了，就是本村人，有时候半个月都见不着一面。那小伙子要是真来了，没人看见也正常。 线索似乎断了。赵成华把目光重新投向福秀开一家。 3290 块，对山里人来说不是小数目。 赵成华对身边的民警说，福秀开说当天拿不出钱，回家就有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他们再次找到福汉城，问那 3290 块钱的来历。 是... 是我贩牛赚的。 福汉城搓着手，眼神有些慌乱，前阵子卖了头牛，正好有这笔钱。 卖给谁了？什么时候卖的？ 赵成华追问。 福汉城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时，福秀开从外面回来，听见问话，立刻接了句：是我爹前天才收的钱，具体卖给谁，我哪知道？ 父子俩的话对不上茬，但赵成华没证据。他又去问了村支书，村支书说：福家确实经常贩牛，手里有闲钱也正常。 另一边，民警找到了 12 月 15 日从崇西乡开往巧家县城的客车司机。那是辆破旧的中巴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起那天的事，一个劲地摇头：每天上上下下那么多人，我哪记得清？再说都过去一个多月了。 有没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蓝色工装，背着个黑布包？ 赵成华描述着李正武的样子。 司机想了半天，还是摇头：真不记得了。我们这车，招手就停，谁也不登记。 线索又断了。赵成华带着人，沿着背峰村到县城的路搜了一遍。那条路蜿蜒曲折，一边是山，一边是沟，最险的地方坡度能有七十度。他们搜了三天，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会不会是路上出了意外？ 一个民警猜测。 赵成华摇摇头：真出意外，总得有痕迹吧？ 他又去了二流汽修厂，排查李正武和其他工人的关系。三个徒弟都说，李正武平时不爱说话，但人挺好，从没跟谁红过脸。 那他会不会自己跑了？ 刘忠诚忍不住问。 赵成华没说话。他见过太多失踪案，有的是自己走了，有的是被人害了。可这案子，太蹊跷了 —— 福秀开说人送走了，司机说没印象，李正武没回家，没回厂，就像被大山吞了。 那段时间，赵成华每天都在山里转。看着那些高耸的悬崖，茂密的树林，他心里越来越沉。这大山，藏得住太多秘密了。 六、十年寻子路 李朝阳不相信儿子会跑。 从派出所出来，他就在巧家县城住了下来。他找了个打零工的活，白天扛水泥，晚上就去车站、网吧、小旅馆转悠，逢人就问：见过我儿子吗？十七岁，一米六多，圆脸，左眉上有个小疤。 他带着李正武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穿着校服，笑得有些腼腆。有人说见过，指给他一个方向，他就立刻跑过去，结果总是失望。 一个月后，他回了昭通老家。妻子一见到他，就抱着他哭：小武是不是出事了？ 别瞎想， 李朝阳拍着妻子的背，声音发颤，他就是年轻，贪玩，过阵子就回来了。 可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接下来的几年，李朝阳成了 找儿子专业户。他听说广东打工的人多，就揣着几百块钱，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去了东莞。在工厂门口蹲了半个月，晒得黝黑，瘦了十几斤，没见到李正武的影子。 他又去了河南、江苏，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找个最便宜的落脚点，然后拿着照片在街头巷尾打听。有一次，在郑州的火车站，他被小偷扒了包，身上一分钱都没了，最后是派出所的民警给了他五十块钱，买了张回家的站票。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本来攒了点钱，想盖座新房子，李正武失踪后，李朝阳把钱全花在了寻子路上。妻子整天以泪洗面，眼睛哭得几乎看不见了。两个女儿早早辍学，去广东打工，寄回来的钱，也大多被李朝阳拿去做了路费。 那间土坯房，越来越破败。墙皮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黄土；屋顶漏雨，就在下面放个盆接着；院子里的杂草长到了膝盖高。 2008 年的春天，李朝阳又去了一趟背峰村。福家的红砖墙还在，但院门紧锁。邻居说，福秀开一家前两年就搬走了，去了哪儿，没人知道。 李朝阳站在福家门口，看着那把锈迹斑斑的锁，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哭儿子的下落不明，还是哭这十年的奔波和绝望。 小武啊，你到底在哪... 他一遍遍地念叨着，声音被风吹散在空荡荡的院子里。 七、迟来的真相 2013 年 9 月，福汉城在云南普洱被抓了。 那天他正在菜市场卖菜，两个便衣警察走到他面前：福汉城？跟我们走一趟。 福汉城的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这十年，他们一家过得并不安稳。离开背峰村后，他们先是去了四川，后来又辗转到了普洱。福秀开和大哥福秀军开了个小饭馆，三弟福秀强在工地上打零工，福汉城就负责买菜。他们很少联系老家的人，甚至不敢用真实姓名。 但警察还是找来了。起因是福秀强在工地跟人打架，被带到派出所，登记身份信息时，民警发现他的户籍所在地备注着 涉案人员—— 那是赵成华当年留下的记录，他始终没放弃这个案子，每年都会把福家兄弟的信息录入系统。 审讯室里，福汉城一开始还想抵赖。但当王建国把李正武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垮了。 是我们... 是我们害了他... 福汉城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 真相像一把生锈的刀，被慢慢剥开。 2003 年 12 月 12 日，李正武跟着福秀开到了背峰村。福秀开根本拿不出 3290 块钱，他原想先把人稳住，再想办法。可李正武很认真，每天都催着要钱。 12 月 14 日晚上，福秀开跟父亲和两个哥哥说了这事。那小子天天催，说再不拿钱，就回厂里告诉老板。 福秀开说，到时候老板来闹，我们家脸就丢尽了。 福汉城也急了。他家确实没钱 —— 那阵子贩牛亏了本，手里连一千块都凑不齐。要不... 要不把他弄了？ 福秀军突然说了句。 屋里一片死寂。过了好久，福汉城点了点头：做得干净点。 12 月 15 日早上，福秀开对李正武说：钱凑齐了，我带你去拿。 他把李正武骗到了扎口岩的悬崖边，说钱藏在那里。 那小子刚走到崖边，秀军从后面一脚把他踹下去了。 福汉城的声音发颤，我们听见 的一声，就没动静了... 他们等了半个小时，确认李正武没气了，才敢下去。李正武的头磕在了石头上，流了好多血。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樱桃树下，用石头埋了起来。为了掩人耳目，福秀开还去县城找了那个客车司机，塞给他一条烟和一瓶酒，让他帮忙 ，说见过李正武上车。 我们把他的衣服和包都烧了，在后山... 福汉城再也说不下去了。 根据福汉城的供述，王建国和小张找到了扎口岩下的樱桃树，也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八、尘埃落定 2013 年 10 月 28 日，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 —— 樱桃树下的尸骨，就是李正武。 法医还发现，李正武的多处骨骼有严重的骨折和错位，符合高坠死亡的特征。而压在尸骨上面的那块两百多斤的大石头，显然不是一个人能搬动的。 还有同伙。 王建国说。 警方很快就抓到了福秀开、福秀军和福秀强。面对证据，三兄弟没再狡辩，交代了合谋杀害李正武的经过。 2014 年 5 月，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福汉城、福秀开、福秀军、福秀强犯故意杀人罪，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判决下来那天，李朝阳去了扎口岩。 他蹲在樱桃树下，看着那块被移走石头后留下的坑，手里紧紧攥着李正武的照片。十年了，他终于知道了儿子的下落，可心里没有一点轻松，只有密密麻麻的疼。 小武，爹来接你回家了。 他轻轻说。 山风吹过，樱桃树的枝条轻轻摇晃，像是在回应。 后来，李朝阳用政府给的补偿金，在老家盖了座新房子。土坯房被推平了，种上了几棵樱桃树。每年春天，樱桃花开得白茫茫的，像当年背峰村的雾。 李朝阳经常坐在樱桃树下，看着那些花，一看就是一下午。他知道，儿子永远回不来了，但他总觉得，这些花开了，儿子就还在身边。 而扎口岩下的那棵樱桃树，依然在风中挺立。它见证了十年前的罪恶，也等待着迟来的正义。只是没人知道，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它是否会想起那个 17 岁的少年，想起他最后那声绝望的呼喊，被永远地封存在了这片大山里。 第53章 博士的毁灭之路 血色婚约：一个博士的毁灭之路 一、百货大楼前的夏日惊魂 2007 年 6 月 2 日的吉林市，初夏的阳光已经带上灼人的温度。上午 10 点的百货大楼门前，人流如织 —— 提着菜篮的老人在公交站牌下张望，穿校服的学生举着冰棒打闹，促销音响里的叫卖声混着自行车铃铛响，织成一幅再寻常不过的市井图景。 没人注意到那个穿深蓝色衬衫的男人。他站在工商银行的立柱后，左手插在裤袋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阳光透过他高度近视的镜片，在脸上投下两道狭长的阴影，遮住了眼底翻涌的焦躁。他叫张春阳，35 岁，某研究院的化学博士，此刻正盯着马路对面的母女俩。 穿米白色连衣裙的女人牵着个小男孩，身边跟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女人时不时低头摸孩子的额头，眉头微蹙 —— 那是许巍，张春阳的前妻，怀里的是他们三岁的儿子张谦，老太太是许巍的母亲刘艳华。三天前，张春阳在电话里几乎是吼着要见儿子，许巍起初以孩子感冒推脱，架不住他连串的短信威胁，最终约在了这里。 “爸爸。” 张谦的声音怯生生的，像只受惊的小猫。他挣脱许巍的手，往后缩了缩，大眼睛里满是陌生。 张春阳的心猛地一揪。离婚才四个月，儿子怎么就成了这样？他几步冲过去，想把孩子抱起来，却被许巍伸手拦住：“别吓着孩子，他刚打完针。” “打针？我看你就是故意不让他见我！” 张春阳的声音陡然拔高，衬衫领口被他扯得变了形，“许巍，你到底想怎么样？” “张春阳你小声点！” 许巍皱紧眉，往周围瞥了一眼，路人已经有了驻足观望的意思，“孩子确实不舒服，看完病就该回家休息。” “休息？我看是你又想找借口！” 张春阳的目光扫过许巍，又落在一旁的刘艳华身上。老太太正用一种近乎鄙夷的眼神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们走。” 许巍拉起张谦的手，转身就要走。 “站住！” 张春阳彻底失控了。他感觉周围所有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那些议论声、嘲笑声，还有儿子躲闪的眼神、许巍冷漠的侧脸、刘艳华鄙夷的目光…… 一股热流从脚底直冲头顶，理智像被烧断的保险丝，“啪” 地灭了。 他猛地从裤袋里抽出左手 —— 那只手里攥着一把卡簧刀，是他早上出门时顺手塞进袋里的，当时只想着 “要是她们不让我见孩子，就给她们点颜色看看”。此刻，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他想也没想，朝着许巍的后背就刺了过去。 “啊！” 许巍尖叫着转身，手臂被划开一道血口。 “春阳！你疯了？！” 刘艳华反应极快，像老母鸡护崽似的扑到女儿身前，张开双臂挡住张春阳，“你个没良心的！我们家小薇哪里对不起你？你要下这种毒手！” “滚开！” 张春阳红着眼嘶吼。被老太太这么一挡，他的怒火更盛了 —— 都是这个老东西！当初撮合他和许巍的是她，后来挑拨离间的也是她！现在不让他见儿子，肯定也是她在背后捣鬼！ 刀刃调转方向，朝着刘艳华刺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 老太太的身体像断了线的木偶，晃了晃，“扑通” 一声倒在地上，鲜血顺着她的衣角往柏油路上渗，很快晕开一片深色的污渍。 “妈！” 许巍扑过去抱住母亲，回头看向张春阳时，眼睛里全是惊恐。 张春阳看着倒在血泊里的刘艳华，又看看满脸是泪的许巍，突然打了个寒颤。他扔掉刀，转身就跑，皮鞋踩在血渍上，滑了一下，差点摔倒。 周围的尖叫声炸开了。有人大喊 “杀人了”，有人掏出手机手抖着拨号，有胆大的想追上去，却被地上的血迹吓住了脚步。张谦站在原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姥姥和哭喊的妈妈，又看看爸爸仓皇逃窜的背影，小嘴一瘪，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二十分钟后，松花江边的防汛通道上。张春阳瘫坐在石阶上，衬衫上的血迹已经半干，黏糊糊地贴在背上。江风带着水汽吹过来，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牙齿不停地打颤，眼前反复闪过刘艳华倒下的瞬间，还有许巍那双写满恐惧的眼睛。 “不许动！” 几道强光打在他脸上，特警队员的声音刺破江风。张春阳没有反抗，任由冰凉的手铐锁住手腕，他抬起头，望着浑浊的江水，突然低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淌了满脸。 二、被宠坏的 “天之骄子” 1972 年 5 月，吉林市的老城区里，某大学的家属楼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张春阳的出生，让张家夫妇欣喜若狂 —— 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盼儿子盼了整整十年。 父亲是物理系教授，母亲教中文系，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可在这个独子面前，所有的原则都软了下来。家里的糖罐，永远是张春阳先挑；两个姐姐的新衣服，只要他喜欢，就得脱下来给他玩；出门散步，他走累了，父亲能一路把他背回家，哪怕自己累得直喘气。 “我们家春阳，将来是要做大事的。” 母亲常抱着他跟邻居炫耀。在这样的环境里，张春阳渐渐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子。幼儿园里，抢不到玩具就推倒小朋友；小学时，老师批评他两句，他能摔了课本冲出教室；中学时，同桌不小心碰掉他的眼镜，他一拳砸在人家鼻子上，闹到校长办公室，最后还是父母带着礼品登门道歉才算了事。 “你这脾气得改改。” 父亲不止一次皱着眉说他。 张春阳却梗着脖子：“是他们先惹我的。” 在他看来，自己聪明、成绩好，理应被捧着，别人让着他是应该的，不让就是错。 1992 年，他以全市理科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吉林市某大学化学系。报到那天，父母和两个姐姐陪着他来学校，铺床、买日用品、缴学费，忙得团团转，他则坐在树荫下看书，偶尔抬眼催一句 “快点”。 那时的张春阳，已经长到一米八，肩宽腰窄，浓眉大眼，是女生眼里的 “帅哥”。可惜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镜，一开口就是公式定理，总让人觉得隔着层什么。他不喜欢参加社团活动，课余时间不是泡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待到深夜。同学约他打球，他说 “浪费时间”；室友拉他去看电影，他说 “不如看篇论文”。久而久之，身边竟没几个能说上话的朋友。 “书呆子一个。” 有人背后这么议论他。 张春阳却不在乎。在他心里，成绩和学历才是硬通货。1996 年本科毕业，他被分配回母校当助教，一年后又考上本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回家把通知书往桌上一拍，看着父母惊喜的眼神，嘴角忍不住上扬 —— 看，我就是比别人强。 三、错位的一见钟情 1998 年的夏天，吉林市被一场接一场的暴雨泡得湿漉漉的。张春阳的母亲拎着一篮水果，敲开了许家的门 —— 她托同事牵线，想让儿子和许家大女儿许梅相亲。 许家住在市政府家属院，一栋四层小楼，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开门的是个穿粉色 t 恤的姑娘，梳着马尾辫，眼睛像浸了水的黑葡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阿姨好，我妈在厨房呢，快进来。” 她是许巍，许梅的妹妹。那天许梅被单位叫去加班，家里只有她和母亲刘艳华。 张春阳是跟着母亲后面进来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手里捏着个布包，里面是他发表的两篇小论文 —— 出门前，母亲特意让他带上的，说 “显得有文化”。 “你就是张春阳吧？快坐。” 刘艳华从厨房出来，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我是许巍的妈妈，许梅临时加班，让你跑一趟，不好意思啊。” “没事。” 张春阳坐下，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许巍身上。她正蹲在茶几旁洗樱桃，阳光透过纱窗落在她发梢，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她一边洗一边跟母亲说笑，声音像风铃似的，叮叮当当的。 “你在哪上班啊？” 许巍抬头问他，递过来一颗洗好的樱桃。 “在大学当老师，同时在读硕士。” 张春阳接过樱桃，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像被烫了似的缩了回来。 “哇，博士预备役啊。” 许巍眨眨眼，“那肯定很厉害吧？会不会做炸药？” 张春阳被问得一愣，随即严肃地说：“化学是严谨的学科，不是用来做这些的。” 许巍 “噗嗤” 笑了：“跟你开玩笑呢，这么认真。” 那天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从专业聊到电影，从大学聊到童年。许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张春阳大多数时候在听，偶尔插一两句，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他没见到许梅，可他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想找的人。 回家的路上，母亲问他：“对许梅的妹妹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张春阳说得轻描淡写，心里却翻江倒海。 可许巍对他的印象，却只是 “还行”。晚上跟姐姐打电话，她咬着苹果说：“姐，那个张春阳，人长得还行，就是太死板了。我说《泰坦尼克号》好看，他跟我分析船沉没的化学原理，你说有意思没？” 许梅在电话那头笑：“人家是学化学的嘛。” 刘艳华却不这么看。她拉着许巍说：“小巍，妈觉得张春阳这孩子不错。你看他，长得周正，学问好，又是大学老师，将来前途肯定差不了。再说，他那股书生气，稳重！” “妈，我觉得他太清高了，好像谁都不如他似的。” 许巍嘟着嘴。 “那是自信！” 刘艳华拍着她的手，“妈还能害你？你试试跟他处处，不行再说。” 架不住母亲天天念叨，也架不住张春阳的 “攻势”—— 他不懂送花、看电影这些套路，却会每天给许巍送一份手写的天气预报，上面抄着她喜欢的诗；会在她加班时，拎着保温桶等在单位门口，里面是他跟着菜谱学做的排骨汤；会在她随口说想看某本书时，跑遍全市的书店找回来。 许巍的心，慢慢软了。2000 年五一，他们在天鹅大酒店举行了婚礼。那天张春阳穿着笔挺的西装，摘掉了眼镜（他特意配了隐形），站在红毯尽头等她。许巍穿着婚纱走过去，看着他紧张得发红的耳根，突然觉得，或许母亲说得对，这个男人，虽然木讷，却也是真心待她的。 四、猜忌的种子 婚后的日子，起初是甜的。他们住在许巍父母给的一套两居室里，房子旧，但被许巍收拾得温馨 —— 阳台上摆着她养的绿萝，客厅墙上挂着他们的婚纱照，厨房的柜子里塞满了张春阳爱吃的咸菜。 2002 年，张春阳考上了天津某大学的博士。学校不放人，他咬咬牙辞了职：“我必须去读，这关系到我的前途。” 许巍没反对，帮他收拾行李时，眼圈红红的：“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别总熬夜。” 刘艳华塞给他一个存折：“这里有两万块，你拿着，在外面别委屈自己。” 张春阳攥着存折，心里热乎乎的。他抱着许巍说：“等我读完博士回来，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可异地恋，像一根细刺，悄悄扎进了张春阳的心里。他性子本就敏感多疑，加上天津的学业压力大，导师要求严格，他常常觉得焦虑。每次跟许巍打电话，听到她那边有笑声，就忍不住问：“跟谁在一起呢？” “同事啊，聚餐呢。” 许巍笑着说。 “男的女的？” 他追问。 “都有啊，你问这个干嘛？” 许巍觉得奇怪。 “没什么。” 张春阳含糊过去，心里却像爬了只虫子，痒痒的。 那年 9 月底，许巍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怀孕了，刚查出来。” 张春阳先是狂喜，随即脑子里 “嗡” 的一声 —— 他去天津前，每次都做了避孕措施，怎么会怀上？难道…… 他不敢想下去，握着电话的手，抖得厉害。 国庆长假，他赶回吉林。饭桌上，他犹豫了半天，还是问了：“小巍，我们不是做了措施吗？怎么会……” 许巍正给他夹菜，闻言脸一红，嗔怪地看了他一眼：“措施也有失败的时候啊，你想什么呢？” 她的语气自然，眼神坦荡，张春阳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可那粒怀疑的种子，已经落进了土里。 2003 年 5 月，许巍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张谦。张春阳赶回来陪了半个月，看着儿子皱巴巴的小脸，心里的疑虑淡了些。他用发表论文的稿费，给儿子买了个进口的布袋鼠玩具，给许巍买了件旗袍。许巍穿上旗袍给他看，他看着妻子窈窕的身影，突然觉得，或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 2005 年，张春阳博士毕业，回到吉林市，进了某公司下属的研究院，月薪六千多，加上奖金，一个月能拿一万多。这在当时的吉林，算是高收入了。许巍那时已经升为财务科副主任，月薪两千出头。 “以后家里开支我来。” 张春阳拍着胸脯说。他买了套 140 平米的精装房，搬家那天，他站在客厅中央，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突然有种 “功成名就” 的感觉。 可同住一个屋檐下，矛盾却越来越多。许巍爱热闹，周末总约朋友来家里吃饭；张春阳喜欢安静，每次都躲进书房，朋友走后还得抱怨 “吵死了”。许巍买件新衣服，他说 “浪费钱”；他买一堆专业书，许巍说 “占地方”。 最让张春阳介意的，是许巍的长相。她生了孩子后，依旧漂亮，走到哪里都有人看。有次同学聚会，一个老同学开玩笑：“春阳，你这媳妇也太俊了，你放心啊？” 张春阳当时没说话，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盯着天花板想：许巍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她？她会不会…… 五、失控的边缘 2005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许巍的手机响个不停。她正和几个外地回来的同学聚餐，手机放在包里，没听见。等散了场，她掏出手机一看，十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张春阳的。 她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回电话，那边刚接通就传来怒吼：“你死哪去了？电话不接！” “同学聚餐，没听见。” 许巍解释。 “同学？男的女的？喝了多少酒？” 张春阳的声音像淬了冰。 许巍有些生气：“都是老同学，你至于吗？” 她打车回家，刚开门，就被迎面飞来的手机砸中了胳膊。“啪” 的一声，手机在墙上摔得粉碎。 “张春阳你疯了！” 许巍捂着火辣辣的胳膊，又惊又气。 “我疯了？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张春阳冲过来，一把将她推倒在地，“跟谁喝这么晚？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简直不可理喻！” 许巍爬起来，指着他的鼻子，“你以为你是博士就了不起了？整天疑神疑鬼，我受够了！” “我疑神疑鬼？” 张春阳被戳到痛处，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啪” 的一声脆响，空气瞬间凝固了。许巍捂着脸，眼泪 “唰” 地流了下来。她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男人，突然觉得陌生又可怕。那天晚上，她哭着跑回了娘家。 刘艳华看着女儿红肿的脸颊，心疼得直掉眼泪：“这个张春阳，怎么能动手打人？” 她给张春阳打电话，想问问情况，那边却直接挂了。 这次动手，像一道裂痕，横亘在夫妻俩之间。他们开始冷战，分房睡，家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张谦似乎也感受到了气氛不对，变得格外安静，常常抱着玩具坐在角落，偷偷看爸爸妈妈的脸色。 2006 年 3 月，张春阳的一个同学来吉林出差。他请同学来家里吃饭，酒过三巡，同学指着张谦开玩笑：“春阳，你这儿子，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春阳手里的酒杯 “哐当” 一声撞在桌上，酒洒了出来。他盯着儿子看 —— 孩子眼睛大大的，像许巍；鼻子圆圆的，也像许巍；嘴唇薄薄的，还是像许巍。自己的浓眉、方脸，一点都没遗传。 那天晚上，他把张谦抱到客厅，打开所有的灯，坐在对面，一眨不眨地看了两个小时。越看越觉得同学说得对，越看心里越冷。那个被他压下去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带着毒，一点点啃噬他的理智。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猜测。他翻许巍的手机，查她的通话记录；她下班晚了十分钟，他能盘问半个小时；甚至她跟男同事多说两句话，他都觉得 “不对劲”。 许巍觉得窒息。她不明白，那个曾经虽然木讷但还算体贴的男人，怎么变成了这样？她想跟他沟通，可每次一开口，就被他怼回来：“你少跟我装蒜！” 2006 年 8 月 17 日，张春阳下班早，突发奇想，想去接许巍下班。他没打电话，想给她个惊喜。可他在许巍单位门口的树后等了半小时，却看见许巍和一个男同事说说笑笑地走出来。 那男的叫尚世军，张春阳在许巍办公室见过一次，高高瘦瘦的，很会说话。他看着许巍和尚世军并肩走着，尚世军还帮许巍拎了包，两人走到小区门口才分开。 张春阳站在树后，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血腥味在嘴里弥漫开来。他没上前，就那么看着尚世军的背影消失在拐角，站了足足半小时，直到腿都麻了才回家。 第二天，他给许巍打电话：“晚上我加班，你自己打车回来。” “知道了。” 许巍随口应着。 下午五点多，张春阳又去了许巍单位附近。一个小时后，他果然又看到了许巍和尚世军一起走出来。这次，他悄悄跟在后面，听着他们聊天 —— 好像在说工作上的事，又好像在说别的。 “尚世军是单身，刚离婚。” 白天打听来的消息，此刻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脑子里。他感觉血往头上涌，眼前阵阵发黑。 尚世军离开后，张春阳冲上楼，推开门，看见许巍正在梳头，嘴里还哼着歌。 “你怎么回来的？” 他咬着牙问。 许巍吓了一跳，犹豫了一下：“打车…… 刚到。” “你撒谎！” 张春阳猛地拽住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你跟尚世军什么关系？说！” “啊！张春阳你放手！” 许巍疼得尖叫，“我们就是同事！顺路一起走而已！” “同事？我看是奸夫淫妇！” 张春阳红着眼，扬手又是一巴掌，“怪不得孩子不像我！你早就给我戴绿帽子了！” 许巍被撞得头晕眼花，听他这么说，心突然沉到了谷底。原来，他一直怀疑孩子不是他的。她想解释，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 张谦被吓得哇哇大哭，跑过来拉张春阳的腿：“爸爸，别打妈妈……” “滚开！” 张春阳一脚把儿子踹开，“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张谦摔在地上，哭得更凶了。许巍看着儿子，又看看眼前这个疯了一样的男人，突然觉得，这段婚姻，已经死了。 六、破碎的亲子鉴定 那天晚上，许巍趁张春阳睡着了，偷偷给母亲打了电话。刘艳华和老伴连夜打车过来，看到女儿额头的伤口和哭红的眼睛，气得浑身发抖。 “张春阳！你还是人吗？” 刘艳华指着从卧室走出来的张春阳，“小巍怎么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打她？” “她跟别的男人厮混！” 张春阳梗着脖子，“我是博士，多少人尊重我？她嫁给我是她的福气，还敢出轨？” “你胡说八道什么！” 刘艳华气得发抖，“我女儿是什么人我清楚！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信不信由你。” 张春阳摔门进了书房。 许巍抱着母亲哭：“妈，我真的没有…… 尚世军是安慰我，我前段时间工作出了错，他帮了我……” 刘艳华拍着她的背：“妈知道，妈知道…… 是他太混账了。” 冷战变成了分居。张春阳要么在单位加班，要么回父母家，很少再回那个家。刘艳华怕孩子受委屈，经常把张谦接回自己家。 许巍的心，一点点冷透了。她给张春阳写了封长信，解释了和尚世军的关系，承认自己没及时跟他沟通是不对的，希望他能冷静下来好好谈谈。可信寄出去，石沉大海。 2007 年 2 月，张春阳起诉离婚，理由是 “妻子不忠，性格不合”。法院开庭那天，许巍看着站在对面的男人，眼神冷漠，像看一个陌生人。她同意离婚。 “孩子我不养，抚养费也不会给。” 张春阳说，“他不是我的种。” 法官劝他：“你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 “我不需要证据！” 张春阳提高了声音，“我就是知道！” 许巍看着他，突然觉得很可笑。她没再争，只说：“孩子归我，房子归你，你给我 15 万就行。”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许巍带着张谦搬回了父母家，张春阳则住进了那套 140 平米的房子里。可 “孩子不是亲生的” 这句话，像长了翅膀，在亲友圈里传开了。许巍走在路上，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连同事看她的眼神都变了。 “张春阳，我们去做亲子鉴定吧。” 她找到张春阳，眼神坚定，“婚离了，我不在乎了，但我不能让我儿子背着这个名声长大。我要个清白。” 张春阳起初不愿意，觉得 “丢人”，可架不住许巍天天找他，最后还是答应了。2007 年春节过后，他们带着张谦去了长春市人民医院。抽血的时候，张谦吓得哭了，许巍抱着他，轻轻拍着他的背，张春阳站在一旁，眼神复杂。 一周后，鉴定结果出来了。白纸黑字写着：张春阳与张谦的亲权概率为 99.99%，系亲生父子。 张春阳拿着鉴定报告，手一直在抖。他看着报告上的字，又看看旁边的许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现在你信了？” 许巍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张春阳猛地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肩膀不停地耸动。他错了，错得离谱。他不仅冤枉了许巍，还亲手毁了自己的家。 他开始疯狂地想弥补。给儿子买最贵的玩具，给许巍买她以前喜欢的项链，跑到许巍父母家楼下等她，一遍遍地说 “对不起”。 可许巍的心，已经凉透了。“张春阳，太晚了。” 她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恨，只有疲惫，“我们不可能了。” 刘艳华更是不给他好脸色。有次他在楼下碰到刘艳华带着张谦玩，想抱孩子，刘艳华一把将孩子拉到身后：“你别碰他！我们家不欢迎你！” “妈，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机会？你打小巍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她机会？” 刘艳华白了他一眼，“你不是博士吗？能耐大得很，再找个好的去啊，别来缠着我们家小巍！” 张谦躲在姥姥身后，怯生生地看着他，不叫 “爸爸”，也不说话。 张春阳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了。他看着儿子陌生的眼神，看着刘艳华鄙夷的表情，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刘艳华的错 —— 如果不是她拦着，许巍说不定就原谅他了；如果不是她在儿子面前说他坏话，儿子也不会这么怕他。 恨意，像藤蔓一样，悄悄缠上了他的心脏。 七、无期徒刑的忏悔 2007 年 9 月，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气氛肃穆。张春阳穿着囚服，剃着光头，坐在被告席上，眼神空洞。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他一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子扶手。当读到 “被告人张春阳持刀刺中刘艳华颈部、胸部、腹部数刀，致其当场死亡；刺中许巍头部、肩部数刀，致其轻伤” 时，他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 许巍坐在原告席上，脸色苍白，手臂上的疤痕依稀可见。她看着被告席上的男人，眼神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片死寂。她的父亲因为受不了打击，脑溢血住院，此刻还躺在医院里；儿子张谦因为目睹了惨案，变得沉默寡言，晚上总做噩梦，需要人整夜陪着。 张春阳的父母坐在旁听席上，头发全白了，母亲一直用手帕捂着脸，压抑的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我认罪。” 轮到张春阳发言时，他抬起头，声音沙哑，“我请求法院判处我死刑，立即执行。” 他的律师想为他做从轻辩护，说 “案件系家庭纠纷引发，被告人有悔罪表现”，却被他打断了：“不用辩了，我罪该万死。” 许巍的代理律师站起来：“被告人手段残忍，造成一死一伤，社会影响恶劣，请求法院判处死刑，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庭审持续了三个小时。休庭时，张春阳的父母冲过来，想跟许巍说话，却被她躲开了。“许巍，求你了，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春阳吧……” 张春阳的母亲 “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 许巍看着跪在地上的老人，又想起躺在太平间里的母亲，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太晚了，阿姨，太晚了……”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案件性质、被告人悔罪表现以及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张春阳父母变卖房产和股票，赔偿许巍 35 万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春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张春阳突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对不起许巍…… 我更对不起刘阿姨…… 是我太冲动了……” 他被法警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许巍，眼神里充满了悔恨。许巍却别过脸，没有看他。 案件结束后，许巍辞了职，带着儿子和生病的父亲搬到了南方。她想换个环境，远离这座伤心之城。张谦渐渐好了些，偶尔会问：“爸爸去哪了？” 许巍摸着儿子的头，轻声说：“爸爸做错了事，去很远的地方反省了。” 张春阳在监狱里，开始学着读书、写字。他给许巍写过很多封信，却都石沉大海。他知道，自己欠她们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2010 年的一个午后，张春阳在监狱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关于婚姻心理学的书。里面有句话说：“婚姻里的幸福，从来不是靠智商赢来的，而是靠情商熬出来的。” 他合上书，望着窗外的天空，突然想起 1998 年那个雨天，许巍递给他一颗樱桃，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那时的阳光很好，风很轻，一切都还来得及。可现在，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啃噬他的灵魂。 第54章 马加爵案 马加爵：从 “神童” 到杀人犯的坠落轨迹 在广西宾州的一片质朴农田之间，坐落着一个宁静的村庄，这里便是马加爵的诞生之地。他呱呱坠地于一户农民家庭，父母每日在田间辛勤劳作，用汗水浇灌着微薄的土地，期盼着生活能有一丝转机，也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自幼，马加爵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聪慧。在别的孩子还在懵懂玩耍时，他已能迅速理解书本上的知识，那些复杂的文字和数字，在他眼中仿佛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小学阶段，他的成绩在班级里一骑绝尘，每一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奖状贴满了家中那面斑驳的墙壁，成为父母在邻里间骄傲的谈资。 小学毕业的钟声敲响，马加爵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踏入市重点初中的大门。新的环境、新的同学，都未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课堂上，他专注的眼神从未离开过老师，思维紧紧跟随着知识的脉络跳跃。课后，他总是第一个完成作业，然后沉浸在更深层次的学习中，探索着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马加爵又毫无悬念地考入省重点高中。在这里，高手如云，但他依旧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天赋，脱颖而出。在一次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他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斩获银奖。消息传来，整个学校都为之沸腾，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对他投以钦佩的目光。不仅如此，他还因品学兼优，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成为全校学生学习的楷模。 三年的高中时光，紧张而充实。马加爵在知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每一次的挑灯夜战，每一本写满笔记的练习册，都见证着他的付出。终于，高考的日子来临，他满怀信心地踏入考场，用手中的笔书写着自己的未来。成绩揭晓的那一刻，整个村庄都震惊了，他以高考总分 697 分的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云南大学录取。要知道，当年他的分数超出了云南大学录取分数线 272 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数字！ 一时间，马加爵成为了当地人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父母走在村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邻里们的称赞声不绝于耳。老师们也对他寄予了厚望，期待他在大学里能继续创造辉煌。马加爵高中老师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感慨地说道：“他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像小孩子一样灿烂无邪，平日里的阴郁和偏执，似乎也随着高考复习资料，卖给了废品站。” 马加爵的日记里，也曾记录下他当时激动的心情：“我站在大学门口，仰视着毛主席书写的云南大学校牌，心情激动万分。我立志一定继续努力，学好专业课，将来找个好工作，改变家庭贫苦的命运，报答父母亲养育之恩。” 刚进入大学的马加爵，确实如他所写的那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也积极地融入到新的生活中。他的大学同学们回忆道，刚进大学时，马加爵十分热心，老远就会跟人扬手打招呼。新生搬行李时，他会主动上前帮忙整理；隔壁宿舍的电脑坏了，他也会在一旁耐心地帮忙修理。他自己饿着肚子攒钱买来的电脑，也很大方地借给别人使用。同学跟他借个 U 盘或者其他物品，他都是有求必应。那时的他，在同学们眼中，是一个高分、感恩、自信又随和的人。 然而，命运的轨迹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一场惊天血案，将马加爵从人生的巅峰瞬间打入了无尽的谷底。 那是开学报到后的第三天，阳光依旧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一切看似都那么平常。然而，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却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息。两名同学皱着眉头，满脸嫌弃地找到宿舍管理员潘杰，抱怨道：“潘阿姨，隔壁 317 寝室这两天越来越臭，实在没法住人了，您快去看看吧！” 潘杰听闻，心中涌起一丝疑惑，她赶紧喊上保安尹俊荣，一同前往 317 寝室。 当他们踏入那间寝室的瞬间，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腐烂已久。潘杰皱了皱眉头，捂住鼻子说道：“这味道，怎么跟死老鼠似的，难不成死了一整窝老鼠在里面？” 她赶忙让人去弄些石灰来除臭，同时和尹俊荣一起，在床底下、门背后、衣柜旁边仔细寻找。可是，找了半天，却什么都没发现。 潘杰心有不甘，她顺手拽了拽那个锁着的衣柜。突然，一股更加浓烈的恶臭扑鼻而来，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紧接着，她惊恐地发现，柜门缝里竟然露出了一条人腿！“啊！” 潘杰尖叫一声，整个人瞬间吓昏了过去。尹俊荣也被这一幕吓得不轻，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赶紧找来工具，将衣柜撬开。 随着柜门被打开，一股黏糊糊的黑水不断往外淌，一具男性尸体从扯破了的黑色塑料袋里缓缓漏出。死者穿着酱红色的夹克衫和裤子，脑袋已经肿烂，面目全非。学生们惊恐地辨认出，他正是隔壁寝室的学生唐学礼。尹俊荣见状，不敢有丝毫耽搁，迅速跑回值班室，向公安局电话报警。 2004 年 2 月 23 日，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却因为这通报警电话，被永远地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值班刑警接到云南大学保卫处的报案后，迅速出警，赶到了 317 寝室。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另外的三个衣柜里面，又各找出一具尸体。经过校方的认定，这 4 名死者，全都是该校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 警方迅速展开现场勘察，他们发现，4 名同学都是后脑被钝器重击致命。现场的墙上，有大量喷溅状的血迹，还有一枚凶手遗留的指纹。经过仔细辨认，4 名被害者的头骨都凹陷了下去，有着明显被砸的痕迹，显然是锤子打击头部，导致颅脑损伤死亡。 就在这时，有同学突然喊道：“哎，马加爵呢？” 原来，这 5 个人，也就是死的这 4 个加上马加爵，平日里是天天混在一起的铁哥们。同学们开始怀疑，马加爵会不会也遭遇了不测，被藏尸在别的地方呢？ 马加爵的床铺在靠窗的上铺，被子随意地瘫在床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压在枕头底下，床边还有一袋没吃完的水果糖。同学们围在床边，议论纷纷：“近两天都没见着加爵呀，他不会也完蛋了吧？” 警方在现场继续仔细搜寻，终于找到了一把石工用的铁锤，这很可能就是作案工具。与此同时，有同学突然想起：“我最近还真看马加爵买了两把石工锤，我当时还问他干什么用的，他说是买给家里人用的。” 听到这话，大家心里 “咯噔” 一下，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到了此时，大家终于明白过来，马加爵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然而，同学们都难以相信这个事实，纷纷摇头说道：“这几个死者，平时可都是马加爵最好的朋友啊，前几天还看见他们一块在寝室里打牌呢，怎么可能是他干的？这太不应该了！” 第二天，云南省公安厅会同广西公安厅，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发出 A 级通缉令。为了尽快将杀人嫌犯马加爵捉拿归案，警方破纪录地开出 18 万元人民币的悬赏。云南警方迅速成立 223 专案组，发出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的指令，动员 6 万警力，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搜捕。 一时间，整个云南都陷入了紧张的氛围之中。各地群众积极响应，先后举报了 10 多个疑似马加爵的人。然而，经过警方的仔细调查，这些人都不是他们要找的马加爵。一周之后，案件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发布 A 级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马加爵。一夜之间，整个中国的街头巷尾，都贴满了带有马加爵照片和基本特征的通缉令。 在紧张的搜捕过程中，又有十几名貌似马加爵的人落网。但经过一次次的排查，这些人都被排除了嫌疑。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次次的排查中，警方竟然歪打正着，顺手抓到了 3 名被公安部网上通缉，但两年都没抓获的重大在逃犯。然而，马加爵却依旧不知所踪，生死未卜。 一道道通缉令，如同一张天罗地网，撒向全国各地。各路新闻记者也纷纷涌向马加爵的广西老家，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时任马加爵所在村的村长，听闻马加爵是杀人犯的消息后，一脸茫然，连连摇头说道：“乡亲们都蒙了，这孩子从小学习用功，不顽皮不打架，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马加爵的初中班主任王贵生老师，看到通缉令后，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佳珏是个安静内向、老实刻苦的好学生啊，一定是弄错了，这怎么可能是他呢？” 当时赶赴现场采访的一名记者回忆道：“在马加爵被捕前后，差不多有四五十家媒体记者到过他家，全家的生活都乱了套了。马加爵的母亲身体本就虚弱，只能关起房门，避开来访的记者。他父亲马建夫被记者们堵在家里，无处藏身，仅仅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面对记者们五花八门的问话，他只是反复地将仅有的一张小儿子两寸黑白照，出示给大家看。照片上的马加爵戴着红领巾，张着厚厚的嘴唇，黑黑亮亮的眼睛对着镜头拘谨地笑。马建夫不停地重复一句话：‘你们看，我儿子哪里像杀人犯呐？’” 尽管心中充满了疑惑和痛苦，但为了能让儿子早日回头，马建夫还是哭丧着脸，面对摄像机镜头，拍摄了劝降视频。他对着镜头，满含深情地说道：“儿啊，你平时都说长大了要报答父母恩，从你失踪以后，我们每天都放声大哭，你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她是多么想看见你啊。儿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我们相信，你不会让我们永远去承受这种痛苦的。” 马加爵的大姐马清泉，也在一旁声泪俱下地喊道：“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求求警方，求求警察同志早点找到我弟弟，一问就明白了，一定不是我弟弟杀的人呐。哪怕，哪怕你们在某个地方找到弟弟的尸体，哪怕是死了，至少能证明他是受害者，他不是凶手啊！” 然而，几天之后，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希望。马加爵的父老乡亲、恩师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与痛苦之中。 2004 年 3 月 15 日晚上 7 点半左右，在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一个身影的出现，打破了多日的平静。那天晚上，三亚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民警胡崇军在所里当班。7 点多，有群众神色匆匆地来到派出所举报，称看到一个很像马加爵的外地人，坐在河边吃东西。胡崇军深知此事重大，为了不贻误战机，他来不及开车，迅速穿好警服，戴上一副手铐，便坐在举报人的摩托车后面，风驰电掣般地赶往现场。 当他赶到现场时，看到一个人正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破馒头，大口大口地啃着。随后，那人又从垃圾中捡起一块红薯饼，放进嘴里，慢慢地啃了一口，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里包起来，装进了上衣口袋。胡崇军悄悄地走近那个人，见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衣服，脸上黑乎乎、脏兮兮的，头发蓬乱，如同一个流浪的疯子。 胡崇军离他不到一米，紧紧地盯着他，观察了十几二十秒。那个人似乎有所察觉，抬头看了胡崇军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吃东西。胡崇军上前一步，问道：“你是哪里人呐？” 那人咿咿呀呀、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声音低沉而模糊，什么也听不明白。胡崇军接着让他出示身份证，那人却没有太多反应，拿起帆布袋就想走。 胡崇军见状，心中立刻警觉起来，他初步判断这个人并非疯子。于是，他一个箭步上前，按住那个人的右肩膀，限制他的行动。就在这时，同事们也赶到了，大家迅速对他进行搜身。一开始，那个人还想蒙混过关，什么也不说。但当从他身上搜出 2400 多元钱和复读机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胡崇军再次追问：“你是谁？” 那人沉默了片刻，终于低声说道：“马加爵。” 2004 年 3 月 16 号上午，经过指纹笔迹以及 dNA 鉴定，公安部 A 级通缉嫌疑犯马加爵的身份得到了最终认定。下午 2:30，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在三亚市公安局举行。来自三亚市公安局的统计显示，到场媒体超过 20 家。新闻发言人站在台上，神情严肃地宣布：“公安部 A 级通缉犯马加爵在三亚落网。” 3 月 26 号深夜，马加爵被警方秘密带回云南大学。在那间充满血腥与罪恶的 317 寝室里，他逐一还原了杀人经过。随后，他又向警方交代了令人震惊的杀人动机。 马加爵对警方说：“这个寒假我没回家，快毕业了，打算留在学校找工作。邵瑞杰和唐学礼他们过完春节，提前返校。我们几个平常关系很好，没事就在寝室里打牌。那天一开始也没什么，后来邵瑞杰怀疑我出牌作弊，我们俩人就发生了争执。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公伯过生日都不请你。’杨开红也跟着说我人品不好，说我古怪，说我爱看 A 片。我当时心里特别痛苦，我们那么多年住在一间寝室里，我一直把他们当朋友，我真心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们竟然这么说我。吵完架散伙之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没人发现我情绪不好，我找不到人说话，我感到很绝望，觉得自己在云南大学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在学校混得这么落魄，都是他们几个在同学面前说我坏话导致的。我在远大这么失败，都是他们造成的。我恨他们，这种恨意一天比一天强烈，一连几天，我每天都在恨，我觉得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我知道杀人偿命，我已经做好准备付出这个代价了。” 对于马加爵所说的这次争执和矛盾，他的一个同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次打牌引起的矛盾，其实只是马加爵起意杀人的导火索。他进云南大学之后不久，就显得孤僻不合群，真正谈得上做朋友的，还真是只有那几个被他杀了的同学。大家都是来自农村的，可能更有共同语言，为了排遣孤独，马加爵在大二的时候，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经常上网看一些暴力、色情、恐怖的网站。” 他的另一名同学也评价道：“马加爵心里，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恨。一下子告诉我，在寝室里看碟子，别人没笑，他笑了，就被挖苦没见过世面，笑点低；一下子又说衣服穿旧了、穿破了，别人笑他装穷。像这些小事，他都记在心里边。那年寒假回家，他买了一个‘忍’字挂在床头上，下面还贴了一张小字条，写着‘宽宏大度忍为高，遇事三思乃英豪。流言蜚语由他去，忍气饶人祸自消’。” 最让马加爵痛恨的，还是那帮同样来自农村的同学们。他们的境遇并不比马加爵好多少，却总是揭他的伤疤。有一回，马加爵多喝了几口酒，亲口对一个同学发牢骚：“为什么他们可以去校外开房泡妞，自己不检点，反倒说我看黄碟猥琐呢？” 还有一回，马加爵最铁的哥们邵瑞杰，当着几个同学的面奚落他，说他偷偷到巷子里面找暗娼叫鸡，说他是伪君子。马加爵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在和警方交代杀人动机的时候，多次抱怨：“我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几个老在背后说我坏话，把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隐私都说给别人听，跟别人一起嘲笑我。” 然而，他的同学却并不认同他的说法：“家爵就是小心眼，云大上万号人，谁在乎谁说过谁的什么坏话呢？相反，几个被害者更像他的难兄难弟，都来自农村，条件都不好，性格内向。刚入学的时候，他们住一个寝室，后来分开了，还是常凑在一起打扑克、神吹神侃，吃个烧烤啥的。大家都半斤八两，谁会歧视谁呀？” 在案件审理阶段，为了减轻马加爵的罪过，他的律师曾将本案起因定性为激情杀人。如果在那场引起纠纷的牌局上，马加爵受辱之后失去理智，当场疯狂出手，这种说法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是，从他后续的缜密布局来看，说他是蓄意杀人，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让我们来详细回顾一下他的杀人经过。马加爵杀机已定之后，为了实施他那可怕的杀人计划，开始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反复筛选，他最后确定用杀人之后流血相对比较少的铁锤作为作案工具。随后，他来到一个旧货市场，在众多摊位中挑选了一把石工锤。为了使用起来更加顺手，他还特意让店主把木柄锯短。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锤子带回来，悄悄藏在宿舍楼的厕所里边。 可第二天清晨，当他鬼鬼祟祟地溜进厕所取锤时，那个冰冷的铁家伙竟不翼而飞。马加爵的心脏猛地一缩，额头上瞬间沁出冷汗 —— 他甚至能想象出有人拿着这把锤子四处打听的场景。但恐惧很快被更浓烈的杀意覆盖，他转身疾步走出校门，再次钻进那家旧货市场，用同样的价钱买了把一模一样的石工锤。这次他没敢再藏到公共区域，而是将锤子塞进床底最深处，上面压着厚重的词典和旧课本。 与此同时，他开始像筹备一场精密实验般规划细节。午休时，他戴着口罩溜进小商品市场，买了十卷宽胶带和二十个加厚黑色塑料袋，老板热情地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低着头含糊应着，声音里的颤抖被口罩挡得严严实实。回到宿舍后，他把这些东西分装在不同的行李袋里，仿佛只是寻常的生活用品。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还花五十块钱在城中村找了个办证贩子，用假信息制作了一张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眉眼依稀像他，却换了个陌生的名字。 命运的齿轮在此时发出刺耳的转动声。死者之一的唐学礼原本在校外租房住，只因假期宿舍床位空置，临时搬回 317 寝室暂住 —— 这个偶然的决定，让他成了马加爵计划中第一个需要清除的障碍。 2 月 13 日晚，昆明的冬夜飘着冷雨。马加爵躺在床上假寐，听着隔壁床铺唐学礼均匀的呼吸声。凌晨一点，他悄无声息地爬起来，从床底摸出那把磨得发亮的石工锤。黑暗中，锤子的金属部分泛着幽光，他攥得太紧，指节都泛了白。当他举起锤子的瞬间，唐学礼似乎察觉到什么，翻了个身嘟囔了句梦话。马加爵的动作僵在半空，心脏狂跳得像要撞碎肋骨。等了足足三分钟，确认唐学礼再次沉睡后，他咬着牙将锤子狠狠砸了下去。沉闷的撞击声被厚重的棉被吸收，只有几滴温热的液体溅在他手背上。 处理尸体时，他的冷静让人毛骨悚然。先用塑料袋层层包裹，再用胶带像缠木乃伊般捆紧，最后塞进衣柜深处，还特意在柜门前挡了几件旧衣服。做完这一切，他仔细拖干净地面，甚至用消毒水擦了三遍门把手。天快亮时，他坐在书桌前啃着面包，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普通的值日。 14 号晚上，邵瑞杰哼着歌从网吧回来。这个马加爵曾经最信任的朋友，此刻在他眼中只是个行走的仇恨符号。邵瑞杰脱下鞋子，端着水盆准备泡脚，就在弯腰的瞬间，马加爵举着锤子从门后闪出。你... 邵瑞杰只来得及发出半个音节，便重重倒在地上。鲜血溅在墙上，像极了劣质恐怖片里的布景。 15 号中午，杨开红推门进来时，正撞见马加爵用抹布擦拭地板上的暗红色痕迹。加爵，打牌去啊？ 杨开红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爽朗。马加爵猛地回头，眼中的凶光让对方愣在原地。不了，我这儿有点事。 他说着，悄悄将锤子移到身后。当杨开红意识到不对劲想要退出去时，已经晚了。 当天深夜，马加爵用公用电话约宫博来宿舍打牌。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甚至有些兴奋，完全听不出刚刚犯下三条人命。宫博推门进来时，还笑着抱怨：就等你了，输了可要请客... 迎接他的，是同样冰冷的铁锤。 四具尸体被分别塞进四个衣柜，马加爵细心地在柜角撒上石灰粉，试图掩盖逐渐弥漫的尸臭。做完这一切，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整整三天没合眼。直到 17 号上午，他突然想打最后一次牌，便约了几个不太熟的同学。牌桌上，他频频出错，额头上全是冷汗，有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只说昨晚没睡好。 那天晚上，马加爵锁好宿舍门，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校园。昆明火车站的灯光昏黄暧昧，他捏着假身份证排队买票时，手指一直在发抖。检票时，铁路警察盯着他的证件看了半晌，这照片不像你啊。 马加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急中生智道：高考后胖了二十斤，家里人都说认不出了。 警察被他逗笑，挥挥手放他进站。 火车启动时，他望着窗外倒退的灯火，突然捂住脸无声地哭起来。这列开往广州的火车，载着他驶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广州辗转几天后，他又换乘大巴逃往海南，像只惊弓之鸟般躲在三亚的城中村。白天睡在桥洞下，晚上出来捡垃圾吃，那 2400 元现金被他缝在贴身的内裤里，一分都不敢动。 被捕那天，当胡崇军警官按住他肩膀时，马加爵反而有种解脱的轻松。他任由警察戴上手铐，只是在被带走时，回头望了一眼那条浑浊的河流 —— 那里倒映着他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影子。 2004 年 4 月 22 日，昆明中院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马加爵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身形消瘦得几乎脱相。当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休庭时，律师低声问他要不要上诉，他摇摇头：早点结束吧。 在看守所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了两封家书。第一封里，他详细描述了大学生活的点滴：记得刚入学时，我总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月光洒在银杏道上，我觉得未来像星星一样亮。 可笔锋一转，又变得充满戾气：但他们撕碎了我的光。 第二封信里，他反复叮嘱家人不要来见他，不要收他的骨灰：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 6 月 17 日上午九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法警押着马加爵走出审判大厅时，他瞥见角落里的亲人 —— 父亲的背驼得像座桥，母亲哭得几乎晕厥，白发苍苍的奶奶被人搀扶着，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马加爵迅速移开视线，下巴抬得老高，直到被押上刑车，始终没再回头。 刑场的风很大，吹得他单薄的囚服猎猎作响。当法警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时，他沉默了很久，只说：帮我给那四个同学的家人道个歉。 枪声响起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 18 岁那年，自己拿着云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在田埂上奔跑的样子 —— 那时的风里，全是稻花香。 马建夫是在村里的小卖部听广播得知儿子被执行死刑的。他没哭，只是默默地往回走，路过自家稻田时，蹲在田埂上抽了一下午烟。后来法院多次通知领骨灰，他都拒绝了：那种东西，回来会脏了村子的地。 那年秋天，马建夫带着全家去给受害者家属谢罪。在邵瑞杰家所在的村子，瓢泼大雨将他们淋成了落汤鸡。80 岁的老奶奶跪在泥地里，对着邵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渗出血来。马建夫夫妇跟着跪下，雨水混着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邵瑞杰的母亲扑过来想打他们，却在看到马加爵母亲苍白的脸时，终究还是放下了手，只是哭喊着：我的儿啊...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后，还有记者去那个广西村庄探访。村民们说，马建夫变得越来越沉默，常常一个人在田里待到天黑。有次有人看见他对着稻草人说话，走近了才听见他在问：你说，他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而在云南大学，317 寝室早已被改造成储物间。偶尔有新生好奇打听当年的事，老生们总会摆摆手：别提了，那扇门后，锁着四个家庭的眼泪。 马加爵事件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每当校园里发生暴力事件，人们总会想起那个戴着眼镜的少年。有位教育学家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教孩子考高分，教孩子学技能，却忘了教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那年冬天，昆明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有人在 317 寝室窗外的雪地上，看到有人用树枝写了四个名字，旁边还有行歪歪扭扭的字：如果有来生... 雪很快就化了，仿佛什么都没留下，又仿佛什么都留下了。 第55章 上饶 ＂7？25＂ 灭门案 200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江西上饶被裹在一片蒸腾的热浪里，太阳像枚烧红的烙铁悬在半空，柏油路面泛着油光，空气里浮动着沥青被炙烤后的焦糊味。胜利路住宅区门口的杂货铺前，顾大嫂趴在冰柜上打盹，蒲扇歪在肘弯里，串在一起的塑料门帘被热风掀得噼啪作响，冰柜压缩机发出单调的嗡鸣，在这寂静的午后显得格外清晰。 来两根冰棍。 熟悉的声音把顾大嫂惊醒，她揉揉惺忪的睡眼直起身，看见古师傅和老刘站在冰柜前，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聚成水珠滴落在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上。这俩人她熟，都是附近铜材厂的老职工，跟住在 5 号楼的李红莲是一个单位的。古师傅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边角，老刘则不停地用手帕擦着脖子，那手帕早就湿透了，颜色深得发黑。 天儿够热的。 顾大嫂拉开冰柜门，冷气 地涌出来，在闷热的空气里凝成白雾，她麻利地抽出两根绿豆冰棍，塑料袋摩擦发出脆响，又去找红莲啊？ 嗯，约好十点二十碰头， 老刘撕开包装袋，冰棍上的白气沾在他鼻尖上，瞬间化成小水珠，想问问她男人养老保险的事，听说老赵在厂里管这个。 他咬了一大口冰棍，绿豆的清甜混着冰碴滑进喉咙，舒服得他眯起了眼睛，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古师傅也咬了口冰棍，含糊不清地说：顺便叙叙旧，好些日子没见了。她那麻将馆生意好得很，上次去都没捞着位置。 俩人边吃边往小区里走，冰棍水顺着手指滴在水泥地上，很快洇成一小片深色印记，又被毒辣的太阳迅速晒干，只留下淡淡的痕迹。5 号楼一单元的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住户家炒菜的油烟味，墙角堆着几捆旧报纸，用绳子捆得整整齐齐，楼梯扶手上蒙着层薄灰，显然是许久没人认真擦拭过。老刘走在前面，快到四楼时就开始喊：红莲！红莲！ 声控灯应声亮起，昏黄的光线下，401 室的防盗门虚掩着，门把手上还挂着个布制的中国结，红色的丝线已经有些褪色，随着楼道里微弱的气流轻轻晃动。老刘心里犯嘀咕，往常这时候喊一声，李红莲那爽朗的笑声早就传出来了，伴随着 的应答声。他瞥见门口摆着双红色的女士凉鞋，鞋跟处有些磨损，还有双黑色的男士皮鞋，鞋油擦得锃亮，心想肯定在家，伸手就推开了防盗门。 红莲？ 他又喊了一声，楼道里只有回声嗡嗡作响，像空罐子里的苍蝇在飞。 古师傅跟上来，俩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蹊跷。老刘伸手去推里面的木门，门只开了一道缝，就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发出沉闷的 声。透过门缝，暗红色的黏稠液体在地板上蔓延，像条凝固的蛇 —— 一具躯体趴在血泊里，看不清面容，只露出一截穿着碎花睡衣的胳膊，睡衣的布料被血浸透，紧紧贴在皮肤上。 死人了！ 老刘的声音陡然变调，像被捏住脖子的鸡，尖锐得刺耳。古师傅腿一软，手里的冰棍 地掉在地上，塑料包装袋摔得裂开，融化的冰水混着绿豆渣溅在裤腿上。俩人连滚带爬地退到楼梯口，顺着扶手滑下楼，金属扶手在裤子上擦出刺耳的声响，冲到小区门口时嗓子都喊哑了：快报警！杀人了！胜利路小区！401！ 正午的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拽得很长，像两道扭曲的鬼影。顾大嫂看着俩人脸煞白地抢过公用电话，手指抖得按不准号码，冰棍柜里的冷气仿佛也变成了寒意，顺着她的脊梁骨往上爬，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110 警车的呼啸声三分钟后撕裂了小区的宁静。蓝红色的警灯在单元楼墙上明明灭灭，像一场诡异的舞会灯光。两名民警跟着老刘冲上四楼，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他们的脚步一次次亮起又熄灭。推开木门时，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混杂着盛夏的霉味扑面而来，让打头的民警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 客厅地板上，两具尸体蜷缩在早已发黑的血泊里，苍蝇嗡嗡地在半空盘旋，落在暗红的血渍上，又被开门的气流惊得四散飞开。年长的民警立刻掏出对讲机，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胜利路小区发生命案，两人死亡，请求刑警支援！重复，请求刑警支援！ 胜利小区是去年才交付的新楼，楼体刷着浅黄的涂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绿化带里的月季开得正艳，红的、粉的、黄的，层层叠叠的花瓣上沾着露珠。此刻警戒线外已经围满了人，刚买菜回来的大妈提着菜篮子踮脚张望，篮子里的西红柿红得发亮，穿校服的孩子被家长拽着还忍不住回头，小脑袋转得像拨浪鼓。议论声像潮水般涌来，压过了蝉鸣：听说死了好几个 是 401 的赵家吧 老赵不是铜材厂的厂长吗，人挺和气的 他儿子好像在苏州上大学，刚回来没多久 …… 半小时后，上饶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毅带着二十多名技侦人员赶到现场。他穿着深色警服，额头上渗着汗，顺着脸颊往下淌，下车时习惯性地整了整衣领，手指把有些歪的领章扶正。警戒线被往外扩了两米，几名扛着相机的记者挤在最前面，镜头像黑洞洞的眼睛，对准四楼窗口。张毅皱了皱眉，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对身边的刑警队长说：封锁现场，技术组先进去。通知辖区派出所，把围观群众劝离远点。 勘查箱在楼道里一字排开，白手套、镊子、放大镜反射着冷光，像一排沉默的武器。技术人员踩着蓝色鞋套走进房间，鞋套摩擦地面发出轻微的 声。很快传来低低的惊呼 —— 主卧室和次卧室里，又各发现了一具尸体。 副局长， 一名老法医摘下口罩，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四名死者，两男两女。女性年纪大的大概四十多岁，颈部有锐器伤；年轻男性二十出头，胸腹部有多处创口。 他的白大褂袖口沾着暗红色的血渍，在雪白的布料上格外刺眼。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整个上饶。灭门案 三个字让街头巷尾的议论都带上了寒意，卖西瓜的小贩不再吆喝，下棋的老头收起了棋盘，人们看着胜利路小区那栋被警车围住的楼，眼神里满是惊惧。这是上饶有史以来第一起一家四口全部遇害的惨案，7 月 25 日这个普通的星期三，被当地人永远记住为 黑色星期三。 侦查员们很快拼凑出死者的身份，像拼图一样，一块块还原这个家庭最后的模样： 女主人李红莲，43 岁，在胜利路开了家 红莲麻将馆，为人热情，牌友不少，馆子里总飘着茶叶和香烟混合的味道； 男主人赵森健，45 岁，信州区北门乡铜材厂厂长，经营有方，厂子这几年效益很好，听说去年还盖了新厂房； 儿子赵九阳，20 岁，苏州医学院大二学生，放暑假刚回家，邻居说这孩子懂事，回来总帮着做家务； 外甥李马军，22 岁，外贸公司职工，被舅舅赵森健叫来厂里帮忙，住在赵家，平时话不多，埋头干活。 走访的侦查员带回了关键时间线，像串起珍珠的线，将最后的时光定格： 7 月 24 日晚上 8 点半，李红莲锁了麻将馆的门回家，牌友们说她当时还笑着说 明天早点来，三缺一； 晚上 10 点左右，赵九阳和三个同学在小区门口分手，同学说他还笑着说 明天约球，我带新球拍，手里拎着个运动袋； 半夜 12 点，铜材厂的门卫看到赵森健和李马军一起开车回小区，车灯在夜色里划出两道光，像流星坠落。 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人，都在 24 号晚上， 张毅在临时指挥部里铺开地图，手指点在胜利路的位置，地图上的红点被他戳得微微发皱，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 24 日晚 8 点半到 25 日凌晨 0 点半之间。 专案组成立的会议开到了深夜 11 点，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像座小小的坟冢。汇总的线索渐渐清晰，像雾中慢慢显出轮廓的山： 现场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锁芯完好，凶手应该是从正门进入的，可能是熟人； 客厅地板上有三种不同花纹的血鞋印，一种是回力鞋，一种是旅游鞋，还有一种是皮鞋，推测凶手至少三人； 死者身上的绳索、胶带都是全新的，边缘没有磨损，剪刀是双刃的，刃口锋利，不像家里常用的款式，应该是凶手自带； 家属反映，家里的四部手机、现金、首饰和几张存单不见了，赵森健的公文包被扔在沙发上，拉链敞开着； 赵森健夫妇人缘很好，没听说跟人结过仇，夫妻关系也和睦，邻居从没听到过吵架声，情杀、仇杀的可能性不大。 劫财， 张毅猛吸了口烟，烟头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映出他紧锁的眉头，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他的手指重重敲在桌上，发出 的声响，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立足本地，不排除流窜。兵分七路，全面排查！ 26 日清晨，上饶的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空泛着鱼肚白，带着露水的风吹过街道，卷起几片落叶。侦查员们就分赴各个方向，脚步匆匆，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银行、出租屋、宾馆、出租车公司、有前科人员的住处…… 一张张带着死者照片的协查通告贴满了大街小巷，照片上的人还带着笑容，谁也想不到会遭遇这样的厄运。 然而一整天下来，反馈的消息却让人沮丧，像一盆冷水浇在火热的侦查热情上： 被抢走的四部手机都关了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信州区外，像石沉大海； 本地有抢劫、盗窃前科的人员排查了个遍，都有不在场证明，有人在打麻将，有人在外地打工，有人在家睡觉被邻居看见； 各大宾馆旅社没发现可疑人员入住，登记本上的名字都查了，没问题； 出租车司机也没人记得拉过携带凶器的乘客，白班夜班换班时都问了，摇摇头说没印象。 唯一的突破口，出现在对死者财产的调查上，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 赵森健的姐姐说，红莲他们的金银首饰都放在她那儿，说是怕家里招贼， 财产组的侦查员汇报，声音里带着点兴奋，除了李红莲脖子上那串珍珠项链，说是她妈给的，天天戴着，每个人的手上都有块手表，赵森健那块是梅花牌的，挺贵。存款的话，家属说不清具体数目，只知道有几张存单。 银行的排查立刻展开，侦查员们像猎人一样，在浩如烟海的记录中搜寻。他们调出了赵森健名下所有的存单，终于在工行找到了两张通存通兑的单子：一张 元，一张 元。 元那张还在现场抽屉里，压在一本杂志下面， 技术组补充， 元那张不见了，应该是被凶手拿走了。 26 日晚 7 点的专案会上，张毅把那张 元的存单复印件钉在黑板上，红色的印章在灯光下格外醒目：盯住所有能取这笔钱的工行网点，秘密布控。排查范围扩大到周边县区，不能漏过任何一个疑点，哪怕是蛛丝马迹！ 27 日中午，广丰县工行西关储蓄所的电话打了进来，像一道惊雷划破沉寂。 我们查了记录，25 日上午 8 点半，有两个男青年取走了赵森健名下的 元。 储蓄所主任的声音带着紧张，电话那头能听到点钞机的 声。 这个消息像道闪电劈开了僵局，让疲惫的侦查员们瞬间精神起来。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带着人立刻驱车赶往广丰，车轮在公路上飞驰，窗外的树影飞速后退。西关储蓄所就在老电影院旁边，门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 热情服务 的红色标语，已经有些褪色。营业员回忆，那天取完钱的两个年轻人看着很紧张，签字的时候手都在抖，笔好几次从手里滑落。 监控呢？ 副支队长盯着墙角的摄像头，那摄像头像只眼睛，默默注视着一切。 有，但角度不太好，只能拍到背影。 营业员指着屏幕说。 录像带被小心地取出来，像捧着易碎的证据。回放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 屏幕上只有两个模糊的背影，一个穿暗红色长袖衬衫，袖口卷着，露出细瘦的手腕；一个穿白色长袖衬衫，衬衫的后领有些皱，体型都偏瘦。技术人员把图像放大、锐化，像素块变得粗大，还是看不清脸，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根据营业员的描述和录像里的轮廓，画像专家画出了模拟像，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一点点勾勒出嫌疑人的模样： 一号男青年，20 多岁，身高约 172cm，偏瘦，走路时肩膀有点晃，上身穿着暗红色长袖衬衫，下身是浅色长裤； 二号男青年，20 多岁，身高约 166cm，偏瘦，头发有点卷，上身穿着白色长袖衬衫，下身是侧边有白边的黄绿色休闲裤。 他们为什么去广丰取钱？ 张毅看着画像，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规律的声响，是本地人熟悉路线，还是流窜犯随机选的？广丰离上饶市区有段距离，他们肯定有原因。 27 日的深夜会议上，烟雾更浓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布满血丝，但讨论声却异常激烈。专案组最终决定：在广丰开辟第二战场，跟上饶同步排查，两边联动！ 28 日，侦查员们顺着银行的取款记录往前查，像顺藤摸瓜，终于摸到了关键线索。他们发现 25 日 8 点 27 分，就在那两个男青年取款前，广丰县永丰镇的陈某取过钱，就排在他们前面，手里拎着个红色的布袋子；8 点 41 分，鞋店老板赵某取款时，还跟那俩人说了几句话，比划着什么。 找到陈某时，她正在菜市场卖菜，摊位上的黄瓜顶着嫩黄的花，新鲜得很。听到问话愣了一下，手里的秤杆停在半空：那俩年轻人啊，说话口音不对，不像广丰的，我听不懂，叽里咕噜的，好像是上饶那边的？其中一个还咳嗽了好几声。 赵某的鞋店就在储蓄所隔壁，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空气中弥漫着皮革的味道。他放下手里的鞋刷，刷子上的鞋油滴在地上：他们问我取款单怎么填，说的是普通话，听着有点紧张，声音发飘。穿白衬衫的那个指甲挺长，黑黢黢的。 线索渐渐指向了上饶本地，像越来越清晰的路标。29 日，协查通报发到了全市公安机关，模拟像被贴在各个派出所的公告栏里，下面围满了看的人，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信州分局报来了一个案子 ——7 月 13 日，市经委旁边的商品房里发生过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案，受害者毛某因为害羞没报案，直到这次排查才红着脸说了出来，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 凌晨 3 点左右，我被动静吵醒了， 毛某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两个男的爬窗户进来的，窗纱被划了个口子。他们用刀指着我，把我绑起来，绳子勒得特别紧，抢走了 260 块钱、3 枚金戒指和一部手机…… 其中一个还对我施暴了，我不敢说…… 作案手法 —— 爬窗入室、捆绑受害者、劫财、带刀 —— 跟 7?25 案惊人地相似，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立刻去查！ 张毅拍板，手掌重重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都动了一下，看看能不能串并！这可能是关键！ 29 日晚上 10 点，信州分局的侦查员连夜开车赶往浙江嘉兴 —— 毛某被抢走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那里。车窗外的夜色像墨一样浓，车灯劈开黑暗，引擎的轰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30 日清晨 6 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王某和骆国勇被堵在了出租屋里，他们还在睡觉，脸上带着宿醉的疲惫，被惊醒时眼睛瞪得像铜铃。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得人心里发慌。王某和骆国勇很快交代了 7 月 13 日的罪行，但当问到 7?25 案时，俩人却拼命摇头，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们 24 号就在嘉兴了，工地上的人都能作证！那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酒了，喝到半夜！ 核实结果证实了他们的话，工地上的工友都能证明。线索再次中断，像断了的线，让侦查员们的心沉到了谷底。他们看着窗外升起的太阳，阳光刺眼，眼里却布满了血丝 —— 从 25 日到 31 日，整整七天，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钟，可凶手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一点痕迹。 8 月 1 日，又是一个星期三，太阳依旧毒辣，把地面烤得滚烫，脚踩上去都觉得烫。信州公安分局刑警二中队中队长潘峰从韩某家出来时，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消瘦的轮廓。韩某是他排查的第 22 个重点对象，还是没线索，他失望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疲惫。 他沿着河边的林荫道慢慢走，树影斑驳地落在地上，像打碎的镜子。风里带着信江的潮气，稍微缓解了些酷热。连续六天没好好睡觉，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像有只小锤子在敲，但眼睛依旧亮得惊人 —— 九年刑警生涯，破过 2000?8?13 特大绑架案的他，有种直觉：凶手就在附近，像猎物藏在暗处，等着被发现。 一阵嬉笑声飘过来，打破了宁静。潘峰抬头望去 —— 三个年轻人正沿着河岸走，一个穿白色长裤的男青年被两个打扮时髦的女孩围着，女孩们笑得花枝乱颤，男青年嘴里叼着烟，烟雾缭绕在他脸上，手插在裤兜里，走路摇摇晃晃。 就是这一眼，潘峰的心跳骤然加速，像擂鼓一样。 那男青年的背影、走路的姿态、白色长裤的款式，裤脚处有些磨损…… 跟广丰储蓄所监控里穿白色长袖衬衫的嫌疑人，有几分说不出的相似，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职业本能让他快步走上去，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是警察，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 他掏出警官证，证件在阳光下闪着光。 男青年猛地回头，眼神慌乱，像受惊的兔子，嘴里却硬着：什、什么事？我又没杀人！ 他的声音发颤，暴露了内心的恐惧。 潘峰心里冷笑 —— 此地无银三百两。我没说你杀人， 他盯着对方的眼睛，那眼睛里满是惊慌，配合一下，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很快就好。 我爸管得严，要不我回去说一声，自己去公安局？ 男青年往后退了一步，脚底下拌了下，差点摔倒，手不自觉地摸向口袋。 潘峰没给机会，抬手拦了辆出租车：上车吧，很快就好，别让我为难。 他的语气依旧平静，但眼神里的坚定让对方无法拒绝。 下午 4 点 10 分，出租车停在了信州公安分局门口。当男青年被带进专案组办公室时，技术员正在准备指纹捺印工具，蓝色的印泥盒打开着，像一小块凝固的血。 姓名？ 关普辉。 住址？ 二中附近。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头埋得更低了。 捺印指纹的过程中，关普辉的额头渗出了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滑，滴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当技术员把他的左拇指指纹输入系统，与现场遗留的指纹比对时，整个办公室静得能听到呼吸声，每个人的心脏都在狂跳。 对上了！ 技术员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完全吻合！ 几乎同时，另一组侦查员从关普辉身上搜出了一部手机 —— 银色的外壳，边角有些磕碰，与赵家被劫的其中一部一模一样，连背面贴的卡通贴纸都一样。 办公室里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欢呼，有人用力拍了下桌子，茶杯都震倒了，水洒了一地。连日来的疲惫仿佛瞬间消散，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张毅立刻下令：突审！撬开他的嘴！ 审讯室的灯光亮得刺眼，照得人眼睛生疼。关普辉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手心全是汗。下午 5 点 40 分，刑警支队长谢明和信州分局局长走进来，谢明点燃一支烟，烟雾在他面前缭绕，模糊了他的表情。 关普辉， 谢明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敲在心上，每一个字都带着重量，7 月 24 号，胜利路小区，抢劫杀人，交代吧。 关普辉的身体猛地一震，像被电流击中，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脸色白得像纸。几个回合的较量后，看着摆在面前的指纹比对报告和手机，那手机仿佛带着血腥味，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像决堤的洪水。 我说…… 我都说……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流，是我，还有王登万、苏家辉、徐雪东、许大森…… 我们五个人干的。 这五个名字，都是上饶本地的无业游民，像五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王登万、许大森、徐雪东是信州区朝阳乡人，从小在一块厮混，掏鸟窝、摸鱼虾，初中毕业后没正经工作，跟着打工潮出去晃了几年，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餐馆洗过碗，回来还是一身懒病，手里没几个钱。后来在麻将馆认识了苏家辉和关普辉，五个臭味相投的人整天凑在一起，抽烟、喝酒、打游戏，很快就把手里的钱挥霍光了，口袋比脸都干净。 7 月 20 号左右，我们在网吧包夜，兜里没钱了，连泡面都买不起， 关普辉低着头，声音含糊，眼泪滴在膝盖上，许大森说，得搞点钱花，不然就得喝西北风了。 徐雪东这时插了句，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光：我认识胜利路开麻将馆的李红莲，她男人是铜材厂厂长，看着就有钱，家里肯定藏了不少钱。 这个提议像火星点燃了干柴，五个人一拍即合，眼睛里都冒出了绿光。7 月 24 日下午，他们在水南街的杂货铺买了三把尖刀、一卷胶带、几个塑料包装袋，老板问他们买这些干什么，徐雪东还笑着说 家里捆东西用。他们还特意商量：抢了钱就杀人灭口，不留活口，不然会被认出来。 7 月 24 日的夜，闷热得像口密不透风的锅，连风都是热的，吹在人身上像裹着棉被。晚上 8 点多，街上的行人寥寥，只有路灯在地上投下昏黄的光晕，拉长了稀疏的影子。徐雪东带着另外四个人，沿着胜利路慢慢走，手里的塑料袋里装着尖刀，冰冷的触感硌得手心发疼，也压不住心里的激动和紧张。 8 点 40 分，他们站在了 5 号楼 401 室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片漆黑，只能借着窗外的月光看到门的轮廓。徐雪东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 谁啊？ 门里传来李红莲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可能正在看电视。 莲姐，是我，徐雪东，带几个朋友来打麻将，你那儿不是常满吗，就来家里玩几把。 徐雪东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 门开了，李红莲穿着碎花睡衣，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看到后面跟着四个陌生男人，她皱起了眉，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打麻将去我店里啊，家里不方便，乱糟糟的。 她的话还没说完，苏家辉和关普辉已经挤了进来，像两只饿狼，反手 地关上了门。三把尖刀瞬间架在了李红莲的脖子上，冰冷的触感让她尖叫出声，但声音很快被捂住了。 别喊！ 徐雪东捂住她的嘴，手心的汗蹭在她脸上，老实点，拿钱出来！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李红莲被推到客厅沙发上，手脚被塑料包装袋紧紧捆住，勒得她骨头生疼，嘴里塞了团布，只能发出 的声音，眼泪不停地往下流。五个人翻箱倒柜，抽屉被拉开，衣服扔了一地，书本散落得到处都是，却没找到多少现金，只有几百块零钱，让他们很失望。 钱呢？ 王登万踹了李红莲一脚，刀尖划破了她的胳膊，血珠立刻渗了出来，不说就给你放血！ 李红莲摇摇头，眼里满是恐惧，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就在这时，晚上 10 点 40 分左右，门锁转动了 —— 赵九阳回来了。他哼着歌推开门，还没看清客厅的景象，就被躲在门后的王登万和许大森死死按住，像抓住了一只落网的小鸟。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赵九阳挣扎着，书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书散落一地，有本医学书翻开着，上面画着复杂的人体器官图。 他很快被捆了起来，嘴里也被堵住，只能发出沉闷的声音。徐雪东拿着刀在他眼前晃，刀刃反射着冷光：说！你家钱藏哪儿了？不说就捅死你！ 赵九阳看着地上的母亲，眼里噙着泪，含糊地说：钱都在我爸那儿…… 你们要什么都拿走，别伤害我妈…… 求求你们了…… 翻到一张 元的存单时，五个人眼睛亮了，像看到了猎物的狼。可问了半天，李红莲和赵九阳都不知道密码，只是摇头。这是我爸设的密码，我们都不知道。 赵九阳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无助。 等他回来！ 许大森抹了把脸上的汗，眼神狠戾，先弄死这俩，省得麻烦，留着也是个祸害。 他们分了工，一个人守门，另外四个把李红莲和赵九阳分别拖进主次卧室。尖刀刺进身体的声音被刻意压低，伴随着压抑的呜咽，很快又归于沉寂。当最后一刀割断喉管时，房间里只剩下浓重的血腥味，像铁锈一样刺鼻。 五个人在客厅里等着，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地上堆满了烟头，空气里混杂着烟味和血腥味，让人作呕。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像在倒计时，指向了午夜 12 点。 要不撤吧？ 苏家辉有点害怕，声音发颤，万一他不回来呢？警察快来了怎么办？ 话音刚落，楼道里传来了钥匙声，像死神的脚步。赵森健和李马军推门进来，还在说着厂里的事，赵森健手里拿着个公文包，李马军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夜宵。没等反应过来，就被五把尖刀逼住了，寒光闪闪。 别乱动！我们只要钱！ 徐雪东喊道，声音因为紧张而变调。 赵森健人高马大，刚想反抗，就被王登万在胳膊上划了一刀，血立刻涌了出来，染红了白色的衬衫。别反抗，钱给你们，别伤害我们。 他忍着疼说，额头上冒出冷汗。 俩人被捆起来后，赵森健起初不肯说密码，咬着牙不吭声。直到尖刀一次次扎在腿上，疼得他浑身发抖，才疼得喊出了数字，声音嘶哑。拿到密码和身份证，五个人对视一眼，露出了狰狞的笑 —— 他们没打算留活口，从一开始就没打算。 血腥味在密闭的房间里弥漫，越来越浓。五个人搜刮了现金 2100 元、四部手机、四块手表，还有那张 元的存单，趁着夜色仓皇逃离，像五只受惊的耗子。他们在许大森家分了赃，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些钱和东西，脸上却没有喜悦，只有恐惧。第二天一早，关普辉和许大森就去了广丰取钱，之后五个人兵分几路，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上海，在外面潇洒了几天，花天酒地，才敢回上饶，以为风声已经过去。 关普辉怎么也没想到，刚回到上饶，就栽在了潘峰手里，像猎物撞上了枪口。 关普辉的交代让专案组松了口气，但战斗还没结束 —— 王登万、苏家辉、徐雪东、许大森还在逃，像四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再犯案。 许大森没回上饶，去了福建泉州投奔朋友，说是那边有活干， 关普辉提供了线索，眼神里带着讨好，王登万他们三个 31 号就回来了，昨晚在新华宾馆住的，说好好歇歇。 晚上 7 点的专案会决定：封锁关普辉落网的消息，让他配合抓捕，像放饵钓鱼。 第一套方案很快启动。关普辉拨通了王登万的电话，听筒里传来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的提示音；打给徐雪东，也一样。只有苏家辉接了电话，背景里很吵，能听到音乐声，他说在飞鹰迪厅玩，正嗨着呢。 找两个小姐过来，609 房间， 关普辉按照侦查员的交代说，声音尽量自然，快点，这边等着呢。 马上到！ 苏家辉的声音透着兴奋，像闻到了腥味的猫。 新华宾馆的布控已经到位，像一张张开的网：后门有一组民警，躲在垃圾桶后面，眼睛紧紧盯着出口；大厅和门口两侧各一组，装作旅客和路人；608 和 610 房间也埋伏了人，手里握着枪，保险打开着，随时准备行动。8 点 55 分，穿着花衬衫的苏家辉出现在 609 门口，头发抹得油亮，还在整理衣服，嘴里哼着小曲。他还没敲门，就被从两边房间冲出来的民警按倒在地，脸狠狠撞在门框上，发出 的一声。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他挣扎着，看到关普辉从房间里走出来，脸瞬间白了，像纸一样，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知道自己完了。 剩下的人继续守在房间里，关普辉一次次拨打王登万和徐雪东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像石沉大海。打去王登万家，他母亲说 没回来，好几天没见人影了，声音里带着不耐烦。 他们肯定在家， 苏家辉被审讯时交代，眼神躲闪，下午 6 点我还给徐雪东打电话，他说在家呢，看电视呢。 凌晨 12 点半，指挥部决定启动第二套方案 —— 直奔朝阳乡西园村，像猎人进山。 西园村在市区东南方，刚修的七沙公路离村子不到 300 米，路面还很新，四周都是稻田，绿油油的稻子长势正好，只有两条小路通往公路，窄得只能过一辆车。王登万和徐雪东的家就在这个不到千人的村子里，土坯房和新盖的砖房夹杂在一起，鸡犬相闻。 俩人初中就辍学了， 村里的治保主任说，摇着头叹气，出去打了几年工，回来也不干活，整天跟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爹妈都管不了，说急了就吵架，摔东西。 凌晨 5 点，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带着露水的风吹过稻田，送来泥土的腥气和稻叶的清香。一辆白色中巴车停在七沙公路和村路的交叉口，像一块不起眼的石头。12 名便衣刑警分成两组，江淮大队长带着一组守西边路口，眼睛盯着村口的方向，不敢眨一下；副大队长万勇带一组守东边。关普辉也在车上，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恐惧。 挑菜的农夫背着竹筐从路上经过，竹筐里的蔬菜带着露珠，新鲜欲滴。他们看到中巴车时愣了一下，又匆匆走开，脚步匆匆，想赶早市卖个好价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太阳慢慢爬上山头，稻田里的露水被晒干，空气渐渐热起来，还是没见到王登万和徐雪东的影子，每个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7 点半，村里的知情人带了个便衣民警回来，压低声音说：俩人都在村里，没在家睡，可能在亲戚家躲着，村里好多人都知道他们不学好。 8 点 20 分，西边村口的小卖部传来消息：有人在打电话，穿着黑色 t 恤，身高差不多 1 米 7。江淮立刻带人赶过去，车开得很慢，怕惊动了目标。关普辉从车窗里看了一眼，肯定地说：是王登万！错不了，他胳膊上有个疤！ 没等王登万挂掉电话，民警们就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了上去，他手里的听筒 地掉在地上，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倒在地，脸贴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尝到了泥土的味道。当他看到从车上下来的关普辉，嘴唇动了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里充满了绝望。 徐雪东呢？ 江淮按住他的肩膀，力气大得像要捏碎他的骨头。 他…… 他说去市区了，找朋友玩。 王登万的声音带着哭腔。 关普辉拨通了徐雪东的电话，开了免提，手心里全是汗：雪东，出来见个面，有急事，关于钱的事。 在哪儿？ 徐雪东的声音很警惕。 9 点，信江娱乐城门口，老地方。 此时是 8 点 45 分，白色面包车立刻往市区赶，车轮在公路上飞驰，像离弦的箭。信江娱乐城在最繁华的街上，对面是邮电局，门口有个绿色的邮筒，旁边是步行桥，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江淮把民警们分散在四周，有的装作逛街的，有的坐在冷饮摊前，自己带着两个人坐在车里观察，眼睛像鹰一样锐利。 9 点整，徐雪东没来，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9 点 20 分，电话里传来徐雪东的声音，带着不耐烦：我在步行桥这边，你过来吧，别耍花样。 面包车慢慢开到步行桥头，关普辉指着一棵对着邮电局的树：他在那儿！穿蓝色 t 恤的那个！ 树下站着个穿 t 恤的青年，正东张西望，眼神警惕，像惊弓之鸟。步行桥上人很多，有老人在散步，有小孩在追逐打闹，直接上去抓人肯定会引起混乱，甚至伤到群众。江淮对民警杨振使了个眼色，杨振点点头，装作散步的样子慢慢走过去，脚步很稳。 就在经过徐雪东身后时，杨振猛地转身，双臂像铁钳一样死死抱住他的腰。徐雪东挣扎着要喊，声音刚出口就被捂住了。周围的便衣民警立刻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按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按在地上，动作快得像闪电。 从 8 月 1 日下午 4 点抓到关普辉，到 8 月 2 日上午 9 点 36 分擒获徐雪东，17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上饶境内的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像一场漫长的战役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被劫的 3 部手机、4 块手表和 3 件作案凶器也被缴获，摆放在证物袋里，无声地诉说着那晚的血腥。 第56章 袭警抢枪案 5 月的哈尔滨，树芽才刚冒出点绿，风里还带着股子寒气。傍晚六点多，天就已经擦黑了，道外区的公益街一带，路灯昏黄的光透过光秃秃的树枝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歪歪扭扭的影子。吕嫣裹紧了身上的风衣，踩着高跟鞋快步往前走，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发出 的声响，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 她在附近一家设计公司上班，每天下班都要穿过这条偏僻的铁道口。自从半个月前铁道口增设了执勤民警，她心里踏实了不少，但还是改不了紧张的毛病。尤其是今天，风特别大，吹得路边的铁皮广告牌 响，像是有人在后面追似的。 请快点走，火车要来了！ 刚走到铁道口，就听见执勤民警用手持喇叭喊。吕嫣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着穿过铁轨。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民警穿着藏蓝色的警服，戴着帽子，正站在道口中间，手里举着信号旗。 就在她走出大约十米远的时候，突然听见民警又喊起来，这次的声音不一样了：请不要通行！请不要通行！ 吕嫣心里暗自庆幸，多亏走得快，不然就得等火车过去了。她继续往前走，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越来越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散开。 走着走着，她下意识地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让她浑身的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铁道口那边，一列火车正轰隆隆地驶过，震得地面都在发颤。火车巨大的轰鸣声中，她看见一个男人正快步朝道口走去。吕嫣心里纳闷：火车都来了，急着过去干嘛？还不是得等着。 就在这时，那个男人突然从背后举起了什么东西，黑乎乎的，像是一根棒子，朝着民警的后脑勺狠狠砸了下去！ 啊 ——！ 吕嫣失声尖叫起来，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看见民警的警帽 地掉在地上，人晃了晃，似乎想回头，那男人又连续砸了几下，民警像面条一样瘫倒在地。可那男人还没完，又朝着民警的头部猛砸了好几下，鲜血瞬间流了一地。 吕嫣吓得腿都软了，手包 掉在地上，她双手抱着头，几乎要昏厥过去。但她的尖叫声，被火车的鸣笛声和轰鸣声完全淹没了，周围好像根本没人听见。 她看见那个男人弯下腰，在民警身上摸索了几下，似乎拿走了什么东西，然后站起身，快步朝着铁道另一侧的平房区走去。整个过程，从袭击到离开，不过一分钟左右。那个男人走得很稳，甚至可以说有些从容，一点都不像刚杀了人的样子。 火车终于慢慢驶过，铁道口这边的人们才看清地上的血迹和倒在血泊中的民警。有人发出惊恐的尖叫，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吕嫣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直到有人过来扶她，她才缓过神来，指着那个男人离开的方向，语无伦次地说：人... 人往那边跑了... 拿... 拿棒子... 19 点 45 分，哈尔滨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道外区公益街 d 胡同铁道口，警察被人打了！流了好多血！ 快派人来！这里有警察被袭击了！ 道外公安分局的民警赶到现场时，警戒线很快拉了起来。被袭的民警叫张辉，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分局滨江车站派出所的，今年 35 岁，从警 12 年，一直勤勤恳恳，去年还被评为先进个人。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头上全是血，右眼球都被打爆了，后枕部和额部有 8 处明显的钝器伤，右手无名指也骨折了。 他身上的枪不见了！ 一个老民警检查完张辉的装备，脸色凝重地说。张辉佩戴的是 77 式手枪，枪套是空的，里面的 5 发子弹也没了。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袭警已经是重罪，还抢走了配枪，这性质太恶劣了！消息很快报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各级领导都作出了重要批示：务必尽快破案，严惩凶手！ 办案的李警官蹲在地上，仔细勘察现场。地上除了血迹，还有一顶警帽，帽檐上有个明显的缺口。远处的铁轨上，有几道模糊的脚印，但被火车一轧，啥也看不出来了。目击者呢？ 他问旁边的民警。 主要目击者是一个叫吕嫣的女士，吓着了，正在旁边做笔录。还有几个路过的，都说天黑看不清，只看见一个男的动手，然后快步走了。 李警官走到吕嫣面前，她还在发抖，脸色苍白。女士，您能再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比如那个凶手的身高、穿着，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 吕嫣咽了口唾沫，努力回忆着：天黑... 看不太清... 好像挺高的，一米七左右吧... 穿深色的衣服... 手里拿的像是根棒子... 他打完人，拿走了警察身上的东西，就快步走了，没跑... 走得很稳... 棒子？ 李警官皱起眉，确定是棒子吗？不是别的？ 吕嫣用力点头，双手还在无意识地颤抖：像... 像是根实心的木棒，挺粗的，他拿在手里挥的时候，看着硬邦邦的。 李警官没再追问，起身走到铁道口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里亮着灯，桌子上放着一个保温杯，里面的茶水还是温的，旁边摊着一本执勤记录，最后一行字是张辉写的：19:30，第 18 列火车通过，一切正常。 张辉今天下午 5 点半接的岗，到出事前，一共过了 20 多辆火车。 铁路派出所的王所长红着眼圈说，他这人特认真，每次火车过的时候，都得拿着喇叭喊几遍注意安全。没想到... 李警官拿起值班室的电话记录，最近的一个来电是下午 6 点多，是张辉妻子打来的，问他晚上回不回家吃饭。他妻子说，张辉平时脾气特别好，跟谁都没红过脸，家里也没什么矛盾，不可能是寻仇。 王所长补充道。 这时，技术队的人过来了，手里拿着初步的鉴定报告。李队，从伤口形状看，凶器不像是木棒。 技术员指着照片上的伤口，这些创口边缘整齐，有明显的棱边痕迹，更像是锤斧类的钝器，断面应该是长方形的，长约 2.8 到 3 厘米，宽 2.3 到 2.5 厘米。 锤斧？ 李警官愣住了，可目击者都说像是木棒... 可能是天黑看不清楚，加上凶手挥舞的时候速度快，让人产生了错觉。 技术员解释道，而且这种钝器应该是凶手自带的，作案后带走了，现场没找到。 李警官站起身，望着铁道口对面那片低矮的平房。那里是道外区有名的棚户区，到处都是歪歪扭扭的胡同，像个迷宫。凶手做完案没跑，而是快步走了，说明他对这一带很熟，极有可能就住在附近。 他对身边的民警说，立刻封锁周边区域，重点排查身高一米七左右、穿深色衣服的男性，尤其是有前科的。 接下来的几天，哈尔滨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道外区公益街一带更是人心惶惶，家家户户早早关了门，晚上街上几乎见不到人。警察在各个路口设了卡点，巡逻车整夜在街面上转悠，警灯的光芒在黑暗中不停地闪烁。 5 月 7 日上午，医院传来消息，张辉醒了。李警官立刻赶了过去，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张辉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只剩下一只眼睛能勉强睁开。 张哥，能想起当时的情况吗？ 李警官俯下身，轻声问。 张辉艰难地眨了眨眼，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我... 我当时正拿着喇叭喊... 突然后脑勺被狠狠打了一下... 疼得厉害... 我想用手挡...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之前呢？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有人跟你搭话？ 张辉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回忆：有... 有两个男的... 在火车来之前，跟我聊了几句... 说些没用的，问我火车多不多，累不累... 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他们好像在拖延时间... 能说说他们长什么样吗？ 李警官赶紧追问。 一个高点，一个矮点... 都挺胖的... 穿的挺脏，像是附近打工的... 张辉的声音越来越低，又昏了过去。 根据张辉提供的线索，民警们在附近的工厂和工地排查，很快找到了两个符合特征的男人。他们是在附近一家建材厂打零工的，都是哈尔滨本地人。 我们就是好奇，跟警察同志聊了几句，没干啥啊！ 被带到派出所时，那个高个子男人一脸冤枉，不信你们问厂里的人，我们那天下午一直在干活，中间就出来抽了根烟，碰到那个警察，就说了几句话。 民警们调取了工厂的考勤记录，又找了好几个工友核实，发现这两人确实没有作案时间。而且他们一个身高一米八，一个才一米六多，跟吕嫣说的一米七左右也对不上。线索又断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毫无进展，整个哈尔滨都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中。人们出门时都小心翼翼的，晚上更是不敢单独走夜路。孩子们被反复告诫，遇到陌生人要躲远点。 道外公安分局的韩副局长头发都熬白了。他是土生土长的道外人，在刑侦队干了快三十年，什么样的案子没见过，但这次的袭警抢枪案，让他心里格外沉重。这小子敢抢警察的枪，肯定不是为了好玩，绝对会再作案。 他在案情分析会上拍着桌子，必须在他动手之前抓住他！ 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以案发地为中心，画了四个圈。第一个圈是公益街附近的几个胡同，第二个圈包括临堤街、新春街等周边街道，第三个圈是上河城、黎华等居民小区，第四个圈则涵盖了附近的市场、货场和网吧。180 多名警力分成 50 个小组，挨家挨户地排查，连废品站和工棚子都没放过。 吕洪波是道里公安分局城乡路派出所的所长，他们辖区离案发地很远，但也接到了排查任务。别觉得离得远就没事，犯罪分子可不会管你是不是一个区的。 他在会上对民警们说，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入户登记的时候仔细点，遇到可疑的人马上汇报。 他们在排查中发现，很多居民因为晚上路灯暗，都不敢出门。吕洪波干脆让人买了一批高瓦数的灯泡，挨个儿把小区里坏了的路灯都换了。晚上，他还带着民警和联防队员在小区里巡逻，手里的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扫来扫去，像是在给居民们壮胆。 吕所长，你们这天天巡逻，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一位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说，就是不知道那个抢枪的抓住没，想起这事就害怕。 吕洪波叹了口气：大娘您放心，我们肯定能抓住他。您要是发现啥可疑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排查时，6 月 1 日上午，呼兰区又出事了。有人报警说，学院路阳光公寓里发生了杀人案，凶手手里有枪！ 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让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难道是抢枪的凶手又作案了？李警官带着人立刻赶了过去，路上心里一直在祈祷：千万别是他。 案发现场在公寓的三楼，死者是个年轻男人，倒在客厅里，身上既有枪伤也有刀伤。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像是被抢劫过。我早上过来找他，敲门没人应，推门进来就看到这一幕了。 报警的是死者的朋友，脸色惨白，我好像听到枪声，但当时没在意... 技术人员很快在现场提取到了弹壳，李警官拿起来一看，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这弹壳的尺寸，不像是 77 式手枪的。继续勘察，特别是弹头和弹壳，马上送鉴定中心。 他对技术员说。 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罗某，他跟死者有经济纠纷，案发后已经跑了。全市的警力立刻行动起来，在各个路口设卡拦截。下午 3 点多，罗某在环城高速的四方台大桥附近被抓住了，从他车上搜出了一把钢珠枪。 人是我杀的，跟他要钱不给，还骂我，我就急了。 罗某对杀人的事供认不讳，这枪是我自己做的，跟你们说的那个抢警察枪的没关系。 虽然这起案子破了，但大家心里的石头并没有落地。抢枪的凶手还没抓到，那把 77 式手枪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 时间到了 8 月，哈尔滨的天气热了起来，但人们心里的寒意一点没减。8 月 24 日深夜，道外区永平小区又发生了一起案子。 刘洋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经常加班到半夜。这天晚上 11 点多，他开车回到小区，刚把车开进车库，就从后视镜里看到两个人影跟了进来。他心里咯噔一下，刚想下车，那两个人就冲了上来。 别动！ 一个男人用枪指着他的胸口，另一个人拿出绳子，把他捆了起来。刘洋吓得浑身发抖：钱... 钱都给你们，别杀我... 拿枪的男人没说话，示意另一个人搜身。那人从刘洋口袋里翻出 1000 块现金和一部手机。就在刘洋以为他们要走的时候，拿枪的男人突然收起枪，举起一把斧子，朝着他的头就砍了下来！ 啊 ——！ 刘洋惨叫一声，鲜血瞬间糊住了他的眼睛。他感觉斧子一下下落在头上，疼得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刘洋被冻醒了，车库的门开着，冷风灌了进来。他挣扎着爬到门口，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救命，被路过的邻居发现，送进了医院。 李警官赶到医院时，刘洋还在昏迷中。医生说他头部有多处钝器伤，幸好没伤到要害，保住了性命，但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现场提取到了两个模糊的脚印，像是旅游鞋留下的。 技术员向李警官汇报，凶器应该是斧类钝器，断面尺寸跟 5?5 案很像。 李警官的心沉了下去。这起案子，跟张辉被袭案太像了：同样是钝器伤人，同样是在道外区，凶手同样很残忍。查！给我仔细查这一带的监控，还有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民警们在车库周围排查，发现这一带的监控早就坏了，没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他们拿着脚印的照片，跑遍了哈尔滨的大小鞋店，都说没见过这种花纹的旅游鞋，可能是杂牌子，或者是几年前的旧款。 刘洋醒了以后，因为语言功能受影响，说不清楚凶手的样子，只记得一个人拿枪，一个人动手，都是男的，身高差不多。 案子又陷入了僵局。就在大家都感到沮丧的时候，8 月 29 日傍晚，松花江公路桥江北桥头发生的一件事，给这起迷雾重重的案件带来了转机。 刘东是个户外爱好者，经常带着帐篷在江北的野地露营。这天傍晚，他带着妻子和几个朋友来这里烧烤，正喝着酒，突然看到一个人捂着胸口，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嘴里还喊着：救命... 救命... 有人要杀我... 那人穿着民工服，胸口全是血，跑着跑着就摔倒在刘东面前，死死抓住他的裤腿不放。刘东的妻子吓得尖叫起来，朋友们也都愣住了。 快... 快报警... 那人断断续续地说，眼睛惊恐地四处张望。 刘东赶紧掏出手机打了 110。警察和救护车很快就到了，把伤者抬上了车。民警在附近勘察时，顺着血迹找到了一片草丛，在那里发现了一枚弹壳。 李队，弹壳是 77 式手枪的！ 技术员兴奋地打电话给李警官，跟张辉被抢的那把枪对上了！ 李警官心里一阵激动，立刻赶往江北。伤者叫陈德福，40 岁，是个刚出狱的民工。他在医院里清醒过来后，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名字：是王后军... 他开枪打了我... 他就是抢警察枪的人... 陈德福说，他和王后军是狱友，都因为盗窃判了十年。今年 8 月他出狱后，王后军找到他，说要一起 干大事。王后军告诉陈德福，他 5 月份抢了警察的枪，现在想找个帮手一起抢劫。 8 月 24 号晚上，我们去了永平小区那个车库，抢了那个男的... 王后军非要杀了他，我劝他别杀，他就骂我胆小。 陈德福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我越想越害怕，今天跟他说不想干了，他就开枪打我... 他说他抢枪就是为了干大事，还要去抢哨兵的冲锋枪... 根据陈德福提供的线索，民警们很快核实了王后军的身份。王后军，38 岁，五大连池人，从十几岁就开始小偷小摸，多次被判刑，前前后后在监狱里待了 17 年。2007 年出狱后，一直没正经工作，行踪飘忽。 王后军左脚受过伤，跑不快，只能快走，所以他去哪都得骑摩托车。 陈德福补充道，他作案时，总把斧子绑在右胳膊上，怕掉了，远看就像拿着根木棒。 这些细节，跟吕嫣和张辉的描述完全吻合！李警官激动得一拍桌子：终于找到他了！ 警方立刻发布了通缉令，悬赏 10 万元抓捕王后军。公安部也发布了 A 级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黑龙江省公安厅更是动员了全省的警力，在各个路口设卡，重点排查摩托车，连林场和边境都派了人。 王后军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陈德福说，王后军野外生存能力特别强，从小在五大连池长大，会打猎、捕鱼，能在山里待很久。 9 月 5 日，大庆市肇源县一家小饭馆的老板娘报警，说有个男人来吃饭，看起来很像通缉令上的王后军。他说 消消停停喝几杯比什么都强 ，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走了以后我就报警了。 李警官立刻带人赶了过去，根据老板娘的描述，王后军应该是往肇源县的方向跑了。警方在肇源县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还动用了滑翔机在空中侦查。 9 月 8 日早上 6 点多，73 岁的唐景芳老人像往常一样，在头道厅江湾的鱼窝棚里做饭。他在这里打鱼几十年了，夏天住窝棚，冬天回家。这天他炖了一锅杂鱼，正准备吃饭，突然闯进一个男人。 有手机吗？ 那男人问，声音沙哑。 唐景芳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男人的样子，跟村里贴的通缉令上的王后军一模一样！没有， 老人不动声色地说，这里没信号，有手机也没用。 这离县城多远？ 王后军又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的鱼。 70 多公里呢，路难走得很。 老人一边说，一边给王后军盛了一碗饭，饿了吧？先吃点。 王后军显然饿坏了，接过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老人趁机跟他聊起了打鱼、打猎的事，王后军越聊越起劲，渐渐放松了警惕。 你先吃着，我出去看看鸭子。 老人起身走出窝棚，钻进旁边的苞米地，掏出手机打了 110。我在头道厅江湾的鱼窝棚，王后军在我这儿！ 挂了电话，老人刚走出苞米地，就撞见了王后军。你是不是报警了？ 王后军恶狠狠地问，眼睛里满是凶光。 没有啊， 老人镇定地说，不信你搜。 王后军搜了半天，没找到手机 —— 老人早就把手机藏在裤腰里了。他还是不放心，对着老人一顿拳打脚踢，直到老人昏过去才罢休。 王后军不知道，老人的报警电话已经让警察锁定了他的位置。他抢走了老人的船，划船往江心岛逃去，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江两岸布下了警力。 10 点多，在江心岛的柳树林里，王后军被警察包围了。他举着抢来的 77 式手枪，负隅顽抗，还开了一枪。特警们果断还击，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 当警察找到那把枪时，发现它还处于待发状态，只是卡壳了。如果不是这一枪卡壳，后果不堪设想。 从 5 月 5 日到 9 月 8 日，整整 126 天，这起震惊全国的袭警抢枪案终于告破。哈尔滨的街头，警灯依旧闪烁，但人们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吕嫣路过那个铁道口时，看到新的执勤民警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喇叭，声音洪亮。她放慢脚步，心里默默说了一句：都过去了。 第57章 人言可畏 牡丹江血案：1991 年的那个五月 1991 年 5 月 21 日的牡丹江，天刚亮时还浸在春末的微凉里。东边天际线扯开一道金红的光带，把云层染成半透明的琥珀色，空气里飘着松花江上游带来的湿润水汽，混着城郊农田新翻的泥土味 —— 这是北方城市难得的舒爽清晨，街面上早起的自行车铃叮铃作响，早点摊的油条刚下锅，油星子溅在铁板上的滋滋声里，裹着摊主和熟客的笑骂。 没人料到，这样的好天气会在正午急转直下。太阳像被谁猛地推到了头顶，把光和热一股脑泼下来，柏油路很快晒得发软，墙根下的狗吐着舌头直喘气。到了中午十二点，温度计的红柱 “噌” 地窜到了二十七度，比往年同期足足高了七八度。阳明区公安分局的家属院里，副局长徐为范刚端起搪瓷饭碗，碗沿还沾着早上剩的小米粥印子。他夹了一筷子炒土豆丝，正要说 “这天热得邪乎”，客厅墙上的电话突然尖声叫起来，那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像根针，扎得人心里发紧。 “徐局！前进派出所！六纬十八组，入室抢劫杀人！” 电话那头的声音劈了叉，带着喘不上气的急慌，“娘俩都倒地上了，血糊拉的，我们先送医院了，现场给你看住了！” 徐为范手里的筷子 “当啷” 掉在桌上，土豆丝滚了一地。他没顾上捡，拽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就往门外冲，妻子追出来问 “饭不吃了？”，他只丢下句 “有案子”，身影已经消失在楼道拐角。三分钟后，分局大院里的吉普车发动起来，轮胎碾过滚烫的地面，扬起一阵带着焦味的尘土。徐为范坐在副驾，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脑子里飞速转着：六纬十八组在阳明区边缘，那片是老平房区，背后靠着造纸厂小学，前面是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平时除了住户，少有外人去。入室抢劫杀人 —— 这词在九十年代的牡丹江，像块冰投入滚油，炸开的都是让人揪心的响。 案发现场：血溅的平房 吉普车在土路尽头停下时，轮胎陷进了半干的泥里。徐为范跳下车，一眼就看见那排坐北朝南的砖瓦平房。灰扑扑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黄土，几户人家的院门口堆着柴火垛，其中第三户的木门虚掩着，门轴 “吱呀” 响着，像是在喘最后一口气。 “徐局！” 前进派出所的所长迎上来，警帽被汗浸得发亮，“我们十点半接到报案，是隔壁魏老太太喊的，说听见老崔家有动静，过去一看…… 门没锁，院里都是血。” 他往旁边侧了侧身，让开通往院子的路。 徐为范跨过门槛时，脚底板踩在黏腻的东西上，低头一看，是已经半凝固的血。阳光从院顶斜照下来，把血滩映成黑红色，像块被打翻的劣质油漆。院子中央的青砖地上，一大片血迹向里屋延伸，拖痕歪歪扭扭，像是有人被拖拽时，胳膊在地上蹭过，留下断断续续的血印。 “被害人是赵英男，53 岁，街口‘老赵家饭馆’的服务员，” 技术员蹲在血滩边，用镊子夹起一小块白色的东西，放进证物袋，“这是脑浆，还有这块，颅骨碎片。初步看，凶器应该是钝器，斧子之类的。” 他指了指血滩边缘的几道深痕，“斧刃劈砍的角度很杂，像是乱砍的。” 里屋的门被撞破了一块，门框上挂着带血的布条。徐为范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呛得他下意识捂住嘴。里间西南角的小炕上铺着花格子褥子，此刻已经被血浸透，变成深褐色。炕沿边的地上，散落着几根被砍断的头发，沾着血黏在青砖上。 “她女儿崔金荣，22 岁，毛毯厂的工人，” 所长在旁边低声说，“我们发现时，娘俩都还有气，赵英男在院里，崔金荣在炕上，赶紧叫了救护车。”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张毅带着刑侦大队长王强来了，俩人都是一脸凝重。“徐为范，” 张毅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场保护得怎么样？有没有目击者？” “派出所的人来得快，现场没被破坏。” 徐为范指着外间的后窗，“凶手应该是从这跑的，窗台上有血手印，外面棚子顶上还有带血的鞋印，顺着印子往南，到造纸厂小学的操场就没了，估计是混进了对面的贸易市场。” 王强蹲在后窗下，摸了摸窗台上的油毡纸，上面的血印还很清晰：“鞋印是胶底解放鞋，42 码左右，两个不同的脚印，应该是两个人。” 他抬头看向操场方向，“贸易市场人多眼杂，这下难追了。” 下午两点，医院的电话打到了现场：崔金荣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凌晨三点，赵英男也没能挺过来。两个生命，在那个异常炎热的五月，永远停在了那间血溅的平房里。 线索：多情的姑娘与两个身影 徐为范在现场布置完勘察，立刻把刑警队的人叫到一起。“分三路，” 他指着地图，“一路查死者的亲属，看有没有仇家；二路访邻居，特别是前后院的；三路去她们单位，摸社会关系。” 副队长刘文波带着两个人去了毛毯厂。下午的车间里，机器轰鸣着，棉絮在空气中飘得像雪。崔金荣的工位还空着，旁边堆着半成的毛毯，上面印着红牡丹图案。工友们听说她出事了，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话里，渐渐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形象。 “小金荣长得是真俊啊，” 一个中年女工叹着气，手里的活计慢了下来，“眼睛大大的，头发黑得发亮，穿衣服也时髦，昨天还穿了条碎花连衣裙，说是自己做的。” “可不是嘛，” 另一个年轻女工接过话，“厂里好几个没对象的小伙子，有事没事就往她跟前凑。有次车间主任的侄子托人说媒，她笑着说‘谢谢叔，我还小’，也没翻脸。” 刘文波在本子上记着，忽然停笔：“你们说她…… 比较多情？” 车间里静了几秒，一个戴眼镜的女工撇了撇嘴：“那是有人瞎传。说她跟谁都约会，其实我看见过，有次二车间的小李约她看电影，她去了，但看完就各走各的，没拉拉扯扯。” “话是这么说，” 旁边有人压低声音，“但一个姑娘家，跟那么多男的来往，难免让人说闲话。前阵子还有人说，看见她跟一个劳改释放的在街口说话呢……” 刘文波心里一动：“劳改释放的？叫什么名字？” “那倒没听说，” 那人摇摇头，“就说是个高个子，看着挺凶的。” 另一边，刑警队队长孙玉成带着人在平房区走访。太阳偏西时，他们找到了邻居魏老太太。老太太坐在自家炕沿上，手里攥着个搪瓷缸，手指还在发抖。 “大概上午十点多吧，” 老太太的声音发颤，“我在屋里纳鞋底，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噔噔噔的，挺急。我扒着门缝往外看，是俩年轻人，一高一矮，高的是小平头，矮的戴个蓝布小凉帽，顺着墙根就拐进老崔家院子了。” “您看清脸了吗？” 孙玉成往前凑了凑。 “没太看清，” 老太太摇头，“就觉得高的挺壮实，矮的瘦猴似的。我正纳闷呢，就听见崔大婶在院里问‘谁呀？’，然后有个男的应了声‘是我，王’，崔大婶又说‘你怎么来了’，后面就听不清了…… 过了没十分钟，我听见老崔家院里有动静，像是东西倒了，再后来就没声了。我胆小，没敢出去看，直到中午做饭，看见老崔家门敞着，才敢喊人……” “姓王？” 孙玉成心里咯噔一下，“高个子，小平头，壮实……” 他在脑子里飞速搜索着符合条件的人，忽然想起什么，转身对旁边的警员说：“去查崔家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姓王的年轻人，跟魏老太太说的特征对得上的。” 王世军：复仇的匕首与脱逃的犯人 崔金荣的父亲崔老汉和弟弟崔金明被接到派出所时，脸色都白得像纸。听说要找姓王的熟人，崔老汉想了半天，忽然拍了下大腿：“王世军！是不是他？那小子以前常来串门，跟金荣是一个厂的，后来听说犯事进去了……” “王世军？” 孙玉成的瞳孔猛地收缩。这个名字像根针，扎破了他记忆里的一层薄膜 —— 三年前的一个盗窃案，嫌疑人被抓时，身上搜出一把黑铁匕首，刀柄正面刻着 “复仇的火焰”，背面是 “杀光” 两个字，歪歪扭扭的，透着股狠劲。当时他拿着匕首，在审讯室的灯光下看了半天，那铁腥味像是能钻进骨头缝里。他问过嫌疑人名字，旁边的警员说叫王世军，二十出头，毛毯厂的，因为偷厂里的毛线被抓。 “那小子特征呢？” 孙玉成追问。 “高，壮实，小平头，” 崔金明接过话，“比我姐高一个头，眼睛有点鼓，看人时直勾勾的。以前总来我家，说是找我姐问事，我妈还留他吃过饭……” 孙玉成的心跳开始加速。案发现场的狠戾，魏老太太说的 “姓王”，三年前那把刻着 “杀光” 的匕首 —— 这三者像拼图纸，渐渐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立刻让人查王世军的下落，得到的消息却让他凉了半截：王世军在尖子山劳改支队服刑，还有一年零八个月才刑满。 “不可能这么巧，” 孙玉成咬着牙，“去劳改支队看看。” 尖子山劳改支队的铁门在夕阳下泛着冷光。管教科的干事翻着档案，头也不抬地说：“王世军？在啊，不过今天没在监区，跟着大队去牡丹江制粉厂劳动了，摘豆角，说是厂里急着用。” 孙玉成心里的火 “腾” 地起来了：“现在人呢？” 干事愣了一下，拿起电话打给带队的管教，挂了电话后面色发白：“坏了…… 管教说，上午九点多，王世军和另一个犯人严修旺请假上厕所，去了二十多分钟没回来，进去一看，厕所后墙的铁丝网被扒了个洞，人跑了！” “什么时候的事？” “九点半发现的，现在正在组织人追呢！” 孙玉成转身就往外跑，吉普车的轮胎在支队门口的土路上划出两道深痕。他看了眼手表，下午四点 —— 从魏老太太目击到犯人脱逃，时间刚好对上。 逃亡：山林里的互相猜忌 严修旺冲进北山派出所时，浑身是泥，裤腿还在往下滴水。晚上七点二十分，派出所的木门被他撞得吱呀作响，所长刚从值班室探出头，就被他一把推开。 “我杀人了！我投案！” 严修旺的山东口音带着哭腔，胸前的衣服被树枝划破了好几道，沾着草叶和血渍。 所长反手从墙上摘下手铐，“咔哒” 一声铐住他的手腕，才把他拽进里屋。里屋墙上的小黑板上，刚用粉笔写了追捕通报：“王世军，男，25 岁，身高 1.8 米，小平头；严修旺，男，23 岁，身高 1.65 米，戴蓝布凉帽……” 严修旺盯着黑板，忽然瘫坐在地上：“我就是严修旺…… 那高个子是王世军……” 审讯室的灯光亮起来时，严修旺还在发抖。他断断续续地说着逃亡的经过，像倒豆子似的，把和王世军的预谋、行凶、逃窜全倒了出来 —— “我们早就想跑了，” 严修旺的声音发飘，“王世军说他在外面有窝点，跑出去就能活。今天上午在制粉厂，他跟管教说我要上厕所，他跟着监视，管教答应了。到了厕所，他从墙根摸出把钳子，几下就把铁丝网剪开了，我们顺着墙根跑，他说先去崔家‘弄点钱’。” “到崔家时，崔金荣正好在家，” 严修旺咽了口唾沫，“王世军跟她说自己出狱了，在干临时工，指着身上的脏衣服笑，说‘你看我造的’。崔金荣给我们打了盆洗脸水，就进里屋了。赵大婶站在院里，直打量我们，王世军突然说要去仓房找样东西，赵大婶问‘你进那干啥’，他就拎着把斧子出来了，笑着说‘干啥’，一斧子就劈下去了……” “赵大婶用手挡，手指头被砍得稀烂，血喷了王世军一身，” 严修旺的脸白得像纸，“他把赵大婶拖进里屋，崔金荣从炕上跳下来，问‘你怎么砍我妈’，王世军红着眼扑上去，把她按在炕上，斧子一下下往头上砍……” 他们翻遍了屋里的箱子，找到 60 块钱和几件旧衣服，王世军把斧子别在后腰，套了件崔家的旧风衣，从后窗翻了出去。俩人在北山脚下的小卖部买了四个面包、一瓶二锅头，还有两袋榨菜，钻进了山林。 “他让我走前面，” 严修旺的声音带着恐惧，“我不敢，说你走前面，我跟着。他眼睛通红，说‘不行’，我就只能走在前面，后背直发凉，总觉得他要从后面给我一斧子。走几步就回头看，他老盯着我，跟狼似的。” 下午四点多，俩人在一片松树林里坐下，就着面包喝二锅头。王世军说晚上在山里躲着，明天进市区，“我有朋友在那”。严修旺不同意，说 “现在城里肯定到处抓咱们”，王世军愣了愣，说 “等我办完了事，就往远了跑”。 “他说‘办事’的时候，眼睛亮得吓人，” 严修旺缩了缩脖子，“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他说渴，让我在原地等着，他去弄水。刚站起来，天上就轰隆隆响，是直升飞机！他喊了声‘不好’，撒腿就往山下跑，我吓得往山上钻…… 跑了没多远，看见个老头在水泡子边钓鱼，我说我杀人了，要自首，借他自行车用用，老头说‘山下就是派出所，车不借’，我就自己跑下来了……” 搜山：从酷暑到暴雨 徐为范接到严修旺自首的消息时，正在往北山赶的路上。挂了电话，他立刻掉头回分局，和市局领导碰了个头。 “王世军没跑远，” 张毅指着地图上的北山区域，“严修旺说他想进市区，肯定还在山里藏着。天亮前必须找到他，不然等他下山，指不定还要害人。” 晚上八点，两百多名干警被分成二十个小组，拿着强光手电，从山脚往山上包抄。刚开始搜时，山里还憋着白天的热气，干警们的警服很快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像块膏药。手电的光束在树林里扫来扫去，照得树叶上的露珠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地碎玻璃。 “注意脚下！” 一组的组长在前面喊，“别踩空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 “哎哟” 一声，一个年轻警员踩进了猎人挖的陷阱，脚踝崴了，疼得直咧嘴。旁边的老警员赶紧把他拉上来，用绷带简单缠了缠：“能走不？不行就下去。” “没事！” 年轻警员咬着牙，“接着搜！” 夜里十点多，天气突然变了。先是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似的，接着雷声从远处滚过来，“轰隆” 一声，把山林里的鸟惊得乱飞。豆大的雨点砸下来，瞬间连成了线，把干警们浇得透心凉。 温度断崖式下跌，白天穿单衣还嫌热，此刻却冻得人牙齿打颤。有个老干警从包里摸出个塑料袋，把证件和子弹裹起来，塞进怀里：“别让枪受潮了。” 徐为范站在一块岩石上，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在下巴上汇成水流。他举着望远镜，看向远处的山林，手电的光束像萤火虫似的，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都打起精神！” 他对着对讲机喊，“王世军手里有斧子，很可能藏在树洞或者岩石缝里，仔细查！” 雨越下越大，山林里的泥土变成了泥浆，走一步能陷进去半只脚。有个小组的手电没电了，几个人就借着闪电的光往前走，雷声炸响时，能看见彼此脸上的雨水和泥点。 “找到没有？” “没有！” “这边也没有！” 应答声在雨幕里飘散，带着疲惫，却没一点退缩的意思。直到天快亮时，雨才小了些，山雾漫上来，像块白毯子，把山林裹得严严实实。 再发血案：名单上的 65 人 凌晨五点多，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声音：“张局！徐局！牡丹江纺织厂食堂附近，发现一具女尸，被斧子砍杀的！” 张毅和徐为范立刻带着法医往纺织厂赶。天刚蒙蒙亮，纺织厂的围墙外，一条小路上已经围了不少人。死者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个白色的布兜，里面装着食堂用的围裙和抹布。法医掀开白布，死者的头部有多处创口，颅骨都露出来了，和赵英男母女的伤口特征一致。 “死者王永芳，42 岁，纺织厂食堂的炊事员，” 旁边的民警汇报，“早上四点半从家出发，去食堂上班，五点左右被人发现…… 有个住在三楼的住户说，听见外面有喊声，还以为是夫妻吵架，没在意，后来听见有自行车倒地的声音，才开灯看了一眼，说看见个穿风衣的高个子，骑着自行车往东边跑了。” “穿风衣？高个子？” 徐为范心里一沉，“是王世军！”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消息，在早上六点传到了指挥部。去尖子山劳改支队蹲守的孙玉成，带着王世军的三本日记和一份名单回来了。那名单是从王世军的床铺下搜出来的，用圆珠笔写在劳改队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列了 65 个人名，后面还标着住址或单位。 “赵英男、崔金荣在上面，” 孙玉成指着名单，脸色凝重，“还有检察院的李科长、我们分局的老王、毛毯厂的厂长…… 甚至还有他以前的邻居，说‘小时候骂过我’。” 张毅拿起那本日记，翻开第一页，字迹歪歪扭扭的，带着股戾气：“今天被李管教骂了，等着，出去就劈了他…… 崔金荣看不起我，她也得死…… 所有笑过我的、欺负过我的，一个都跑不了……” “必须立刻保护名单上的人！” 张毅把日记拍在桌上，“全市设卡，进出城的路口都要查！搜山的人撤回来，加上派出所的警力，分片逐户搜！” 会议开得很短，命令却像电流一样，瞬间传遍了牡丹江的每个角落。早上七点，市区的主要路口都架起了路障，干警们穿着雨衣，举着王世军的照片，对过往车辆逐一检查。名单上的人家里，都来了至少两名警员守着，有人还被接到了派出所暂住。 落网：桦林镇的搏斗 中午十一点，桦林派出所的四名干警执行完任务，开车往回走。刚进镇口，就看见对面有个高个子青年，推着辆 26 自行车，走得摇摇晃晃。那青年穿着件不合时宜的风衣，裤脚沾着泥，看见警车，脚步猛地顿住了，眼神躲闪着，像是在想往哪躲。 “停车！” 带队的老干警喊了一声，车刚停稳，他就推门下了车，“站住！” 青年没动，等干警们走近了，突然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推，从怀里掏出把斧子，劈头就往最前面的干警砍去。那干警反应快，往旁边一躲，斧子劈在地上，溅起一片泥。 “抓住他！” 后面的三名干警立刻冲上去。高个子青年转身想跑，被一个年轻干警从后面拦腰抱住，俩人抱着滚在地上，泥和水溅了一身。青年手里的斧子掉在地上，他又从怀里掏出把锈迹斑斑的剪子，反手就往身后捅。 “小心！” 老干警一脚踹在青年的胳膊上，剪子 “当啷” 掉在地上。四个人合力把他按住，反剪双手铐上时，才看清他的脸 —— 小平头，鼓眼睛，正是王世军。他的脚脖子上缠着块破布，渗着血，大概是昨天杀王永芳时被自己砍伤的。 动机：耳光与日记里的怨恨 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王世军坐在铁椅子上，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 “为什么杀赵英男和崔金荣？” 孙玉成坐在他对面，把那把刻着 “复仇的火焰” 的匕首放在桌上。 王世军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匕首，过了半天，才缓缓开口：“崔金荣看不起我。” 他说，以前在毛毯厂，他总找崔金荣说话，觉得她对自己笑就是有意思。有次在厂门口的槐树下，他鼓足勇气去牵她的手，想跟她处对象，结果被她一巴掌打在脸上。 “她说‘我们只是同事，你别想多了’，” 王世军的声音发闷，“还说‘我死也不会跟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那时候就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活。” 他在劳改队的三年，每天都在想这件事。他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 小时候比他矮的孩子抢他的糖，他不敢吭声；厂里的师傅骂他笨，他只能低着头；就连劳改队的管教，也总说他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些怨恨像野草，在心里越长越疯，最后变成了那把斧子，和名单上的 65 个名字。 “我本来想杀完崔金荣，再去找名单上的人，” 王世军扯了扯嘴角，像是在笑，“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 后来，尸检报告出来了，上面写着：崔金荣系处女之身，未与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些关于她 “多情风流” 的传言，不过是好事者的捕风捉影。毛毯厂的工友们听说后，沉默了很久，那个曾经说她 “跟劳改释放犯来往” 的女工，红着眼圈，把自己的话咽了回去。 尾声：人言可畏 王世军被判刑的那天，牡丹江又下起了雨。魏老太太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警车从巷口开过，想起那个五月的上午，那两个匆匆走过的身影，叹了口气。 崔金荣的坟前，放着一束白菊，是她车间的女工们送来的。墓碑上的照片，是她进厂时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孙玉成把那把刻着 “复仇的火焰” 的匕首，锁进了物证室的柜子里。他偶尔会想起王世军日记里的话，想起那个被欺负到哭的孩子，怎么就长成了挥舞斧子的凶手。 而那些曾经议论崔金荣的人，渐渐不再提起她。只是偶尔在闷热的午后，有人会想起 1991 年的那个五月，想起那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姑娘，想起那句老话 —— 人言可畏，有时候，比斧子更伤人。 第58章 特大杀人抢劫案 富春江的晨雾总是带着几分江南独有的缠绵。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灵桥镇外沙村的青石板路上时，这座依偎在江湾处的小村庄本该像往常一样苏醒 —— 谁家的公鸡率先扯着嗓子划破寂静，檐角的露水顺着黛瓦滴落，混着远处稻田里隐约的蛙鸣，织成一幅恬淡的乡村图景。 外沙村的村民们世代与这条江为伴。他们熟悉江潮涨落的规律，就像熟悉自家灶台的温度。娄家那幢三层小楼在村子东头格外显眼，朱漆大门上挂着的铜环被摩挲得发亮，院里的石榴树去年刚挂了果，孩子们总爱围着树打转。谁也想不到，2001 年 6 月 20 日的这场晨雾，会成为笼罩在村庄上空多年不散的阴霾。 一、破碎的黎明 凌晨四点，外沙村还浸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江风带着水汽掠过稻田，给闷热的夏夜带来一丝凉意。村东头的娄家小院却异常安静，静得连院角那只老母鸡都蜷缩在鸡笼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娄家的邻居老王。他起早去江边挑水，路过娄家时习惯性地朝里望了一眼。往常这个时候，娄家的厨房该有灯火了，女主人何真谛总是第一个起床准备早饭。可今天，整个小院像被抽走了所有生气，黑洞洞的窗口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寒意。 娄家嫂子？ 老王试探着喊了一声，没人应答。他凑近门缝往里瞧，借着微弱的天光，隐约看到院内石板路上有深色的痕迹，像是被水冲刷过却没擦净的污渍。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他慌忙转身往村委会跑，裤脚带起的露水打湿了脚踝。 派出所的电话是在清晨五点十分响起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灵桥... 灵桥外沙村，娄家... 出事了... 三分钟后，第一辆警车冲出灵桥派出所的大门。蓝白相间的车身划破晨雾，警灯旋转的光芒在雾气中晕染开一片片模糊的光斑。随后，一辆接一辆的警车呼啸而至，沿着江堤形成一条流动的光带。村民们被警笛声惊醒，披衣站在自家门口张望，窃窃私语声像潮水般在村巷里蔓延。 听说了吗？娄老板家... 看这阵仗，怕是... 天哪，昨晚没听见啥动静啊... 民警们迅速封锁了娄家小院的所有出入口。带队的刑侦队长姓李，他跨进院门时，脚下的石板沾着些粘稠的东西。蹲下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蹭了一点，凑到鼻尖闻了闻 —— 是血，已经开始凝固，带着铁锈般的腥气。 都小心脚下，保护现场！ 李队低吼一声，率先迈上台阶。推开虚掩的大门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即使是常年跟刑事案件打交道的老刑警，也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一楼客厅的景象惨不忍睹。红木家具翻倒在地，抽屉被扯出来扔得四处都是，地上的血迹已经半干涸，形成大片暗红色的斑块，有些地方还能看出挣扎的痕迹。年迈的娄父倒在通往卧室的门口，花白的头发被血黏成一绺一绺，双眼圆睁，像是还没看清来人是谁。 二楼！ 一名年轻刑警的声音带着颤音。 李队深吸一口气，踩着楼梯上的血迹往上走。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沉又软。二楼主卧的门敞开着，娄受益和妻子何真谛倒在床边，身上的睡衣被血浸透。娄受益身高一米八四的大块头，此刻却像被抽走了骨头，蜷缩在那里。他的胸口和腹部有数十处刀伤，最深的一道几乎贯穿了整个胸腔。 李队，厨房... 还有孩子... 李队的心脏猛地一缩。他冲进厨房，看到五岁的女孩倒在灶台边，小小的身体被一条毛巾勒着脖子，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两岁的小女儿则在卫生间的角落，小小的手攥着衣角，仿佛只是睡着了。 整个屋子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的江涛声，衬得这里更加阴森。法医组的人很快赶到，他们戴着口罩，动作轻缓地在各个房间穿梭。相机的闪光灯一次次亮起，照亮那些不忍卒睹的细节。 致命伤在颈部和胸腹部， 老法医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角，成年人都是锐器伤，创口呈菱形，应该是双面刃尖刀造成的。两个孩子是窒息死亡，勒痕很明显。 技术员在门闩上提取到了特殊的撬痕，像是 L 型工具弄的，不是常规的撬锁工具。 院子围墙的内侧发现了几个模糊的脚印，有人翻墙进来的。 最奇怪的是门口的几双拖鞋，摆放得整整齐齐，凶手脱了鞋才进屋，反侦察意识很强。 勘察工作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刑警们轮流值守，饿了就啃口干面包，困了就在院里的石阶上靠一会儿。夏夜的蚊子嗡嗡作响，叮在他们裸露的胳膊上，没人顾得上拍。浙江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也来了，他们带着特殊的光源设备，一寸寸检查墙面、家具、甚至天花板，希望能找到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 在二楼衣柜的夹缝里，技术员发现了一小段化纤绳，血牙色，两头有灼烧的痕迹。跟现场捆绑用的绳子一样。 在院子角落的草丛里，又找到几枚带血的指纹，可惜不够完整。 两天后，初步勘察报告出来了：凶手至少两人，身高分别在一米七三和一米六七左右，体格健壮；作案工具包括一把双面刃尖刀、L 型撬具和化纤绳；作案时间在凌晨一点四十分左右，与邻居听到的女人惊叫声吻合；目的是劫财，现场丢失了数万元现金和一部手机。 六口人， 李队在案情分析会上一拳砸在桌子上，连两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这他妈是畜生！ 会议室外，阳光刺眼。外沙村的村民们聚在警戒线外，眼神里充满恐惧和愤怒。有人在低声啜泣，那是何真谛的远房表姐，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前几天还笑着给她塞喜糖的表妹，就这么没了。 二、迷雾重重 620 特大杀人抢劫案的专案组在案发当天就成立了。指挥部设在灵桥派出所，三间办公室被打通，墙上挂满了娄家的平面图、现场照片和周边地图。省公安厅的王副厅长亲自坐镇，他指着墙上的照片对全体参战民警说：这案子不破，我们对不起老百姓，更对不起枉死的六条人命！ 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从晚上七点半开到凌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却没人敢打盹。 死者娄受益，42 岁，灵桥镇五星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侦查员小李在黑板上写下基本信息，公司是 1998 年成立的股份制企业，效益不错。据调查，娄受益为人还算仗义，但性子比较急，跟人红过脸，但没听说有深仇大恨。 他的社会关系呢？ 王副厅长问。 正在排查。合伙人有三个，都住镇上，案发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公司有五十多个员工，大部分是本地人，还有十几个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贵州、四川等地。 情杀的可能呢？ 小李摇摇头：何真谛口碑很好，没听说有作风问题。娄受益虽然应酬多，但也没发现婚外情的迹象。 现场有被翻动的痕迹，劫财的可能性最大。 杭州市公安局的老刑警老张分析道，但为什么要杀人灭口？而且是灭门？这不符合一般抢劫案的逻辑。除非... 他们认识凶手。 这个推测让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如果凶手是熟人，那排查范围就要缩小很多，但也意味着，凶手可能就隐藏在受害者身边，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寒意。 接下来的几天，杭州警方出动了两千多名警力，对案发地周围十个行政村进行拉网式排查。民警们挨家挨户走访，登记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员的信息，询问案发当晚的异常情况。 6 月 19 号晚上，你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在村里晃悠？ 娄家最近有没有跟人吵架？ 同样的问题，民警们每天要问上百遍。嗓子哑了，就含颗润喉糖；中暑了，就在树荫下喝瓶藿香正气水，然后接着走。江堤上的石板路被他们踩得发亮，稻田埂上的杂草被踏出一条条小径。 排查重点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灵桥镇有个前科人员数据库，里面登记了近五年来释放的盗窃、抢劫犯。民警们逐一上门核查，比对体貌特征和活动轨迹。有个姓赵的惯偷，案发前几天突然离开了镇上，民警们追到邻县才找到他，结果发现他只是去投奔亲戚，跟案子没关系。 与此同时，技术组在全省范围内比对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那几根化纤绳成了关键线索，技术员小张跑遍了杭州的小商品市场，问遍了卖绳子的摊主。这种血牙色的化纤绳，一般是装修或者捆货物用的，很多地方都有卖。 摊主们的回答大同小异。 螺丝刀的线索也没断。现场被撬的樟木箱上留下的痕迹，与一把龙宫牌 8 寸螺丝刀吻合。侦查员们查到，这种螺丝刀在浙江、江西、贵州等地都有销售。他们调取了近半年来的销售记录，光是杭州地区就有上千笔，排查难度极大。 时间一天天过去，线索却像富春江的潮水，来了又退。有村民反映，案发前几天看到两个陌生男子在娄家附近徘徊，一个高瘦，一个矮壮。民警们根据描述画出模拟画像，在周边地区张贴了上万份，却没收到任何有效反馈。 6 月 21 日，建德市公安局传来消息：6 月 10 日凌晨，建德李家镇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作案手法与 620 案相似 —— 撞门、脱鞋入室、捆绑威逼。王副厅长立刻派专家赶过去，结果却让人失望：那起案子的嫌疑人被抓获后，经过比对，与 620 案没有任何关联。 这伙人很狡猾， 王副厅长在指挥部的地图前站了很久，他们知道脱鞋入室，知道清理痕迹，甚至可能提前踩过点。绝不是第一次作案。 他的判断没错。技术组在梳理全省近两年来的夜盗抢劫案时，发现了三起类似案件：都是深夜作案，都是针对有钱人家，都有捆绑、威逼的情节，但都没出人命。可惜的是，这三起案子都没抓到人。 7 月初的杭州已经像个大火炉。刑警们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在户外摸排线索。汗水浸透了警服，在后背印出大片盐渍；皮鞋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能闻到橡胶融化的味道。有个年轻民警中暑晕倒在田埂上，被村民救醒后，喝了碗绿豆汤又接着干活。 不能歇啊， 他抹了把脸上的汗，对同事说，老百姓都看着我们呢。 外沙村的气氛依旧压抑。娄家的小院被贴上了封条，风吹过空荡荡的窗口，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在哭泣。村民们天黑后就不敢出门，孩子们放学回家，家长都要亲自去接。有户人家的孩子晚上做噩梦，哭喊着 有坏人，整个村巷都能听见。 这些，参战民警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把压力变成动力，每天工作超过十六个小时，对每一条线索都刨根问底。有人把铺盖搬到了指挥部，半个多月没回过家；有人父亲生病住院，只匆匆去看了一眼就赶回岗位。 案子不破，谁也睡不踏实。 这是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三、狐狸尾巴 转机出现在 7 月 22 日下午。诸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钱国灿工程师在比对刑事犯罪资料时，电脑屏幕上跳出的一组数据让他猛地坐直了身子。 这... 这太像了！ 他激动地喊来同事。 屏幕上显示的是 620 案现场提取的一枚模糊指纹，经过技术处理后，与诸暨市公安局存档的一份资料高度吻合。那份资料来自 4 月 15 日凌晨 —— 三名贵州松桃籍男子因携带尖刀和绳子夜行，被城西派出所民警留置盘问时留下的指纹和笔录。 其中一个叫田英成的男子，指纹特征与现场提取的完全一致！ 钱国灿立刻拨通了专案组的电话。当王副厅长听到 贵州松桃田英成 这几个字时，他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都有些发颤：马上！让技术组去复核！ 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专家当天就赶到了诸暨。他们用最先进的比对设备，对两组指纹进行了反复核验。三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同一认定！ 指挥部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熬了一个多月的民警们互相击掌，有人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王副厅长看着窗外，喃喃自语：娄老板，有眉目了，有眉目了... 根据城西派出所的笔录，4 月 15 日被留置的除了田英成，还有吴志瑶和另一名田姓男子。他们当时携带了两把尖刀和两根化纤绳，说是 去朋友家玩。民警觉得可疑，就让他们留下了指纹和身份信息，后来因为没找到确凿证据，只能放行。 化纤绳！尖刀！ 李队看着笔录复印件，眼睛发亮，跟 620 案的作案工具对上了！ 7 月 23 日，省公安厅向全省下发了紧急协查通报，悬赏十万元征集田英成等人的线索。通报上附了四人的照片：田英成，28 岁，身高一米七三；吴志瑶，23 岁，身高一米六七；还有田兴寿、吴志云，都是贵州松桃人。 当天下午，萧山警方传来消息：吴志瑶在楼塔镇出现过！ 专案组立刻组织警力赶赴萧山。楼塔镇是个工业重镇，有上百家小工厂，外来务工人员很多。民警们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很快锁定了吴志瑶的租住地 —— 一间位于菜市场后面的低矮平房。 下午六点，抓捕行动开始。当民警踹开房门时，吴志瑶正在屋里收拾东西，看到穿警服的人，他脸色瞬间惨白，腿一软就瘫在了地上。同屋的还有一个叫石中辉的男子，也被当场控制。 审讯室里，吴志瑶起初还想狡辩，但当民警拿出他 4 月 15 日的笔录复印件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我说... 我全说... 他低着头，声音发颤，6 月 19 号晚上，田英成、田兴寿、吴志云、吴志金四个人出去了，说要 干票大的 石中辉也交代，6 月 20 日早上六点多，吴志云和田兴寿先回来的，带着一包湿衣服，身上还有股血腥味。他们换了衣服就匆匆离开，临走前嘱咐石中辉：有人问就说我们去温州了。 后来呢？ 大概十点多，田英成和吴志金也回来了，身上都是泥，还向我借了三百块钱，说要跑路。 根据两人的供述，民警们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 在五星纸业有限公司旁边的顺达造纸厂打工的贵州松桃人田敏。 田敏被带到派出所时，浑身发抖。没等民警多问，他就哭着说了出来：是我... 是我告诉他们娄老板有钱的... 原来，田敏跟田英成是同村，知道娄受益是个老板，家里很有钱。案发前几天，田英成找到他，问起娄家的情况，还让他带着去踩过点。我就是想跟他们混点钱花，没想到... 没想到他们会杀人啊！ 更让人震惊的是田兴寿的前科 —— 他曾因抢劫农村信用社被判十年有期徒刑，2000 年才刑满释放。而吴志云在萧山因盗窃留有案底，他的指纹也与 620 案现场的另一处痕迹吻合。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王副厅长在指挥部的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贵州松桃县，立即组织抓捕小组，去贵州！ 四、大山深处的较量 7 月 25 日，由十名精锐刑警组成的抓捕小组踏上了前往贵州松桃的列车。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江南的水乡变成了西南的崇山峻岭。李队望着窗外，心里清楚，这趟差事绝不会轻松。 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处，境内群山连绵，森林覆盖率高达 70%。田英成等人的老家在迓驾乡岩角村，那是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不通公路，只能靠步行进去。 抓捕小组到达松桃后，立刻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松桃县公安局的龙局长是个苗族汉子，性子直爽：你们放心，这一带我熟。不过那几个小子的老家，确实不好搞。 岩角村分上寨和下寨，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半山腰。村民们大多沾亲带故，对外来人员很警惕。抓捕小组乔装成收购山货的商人进村侦查，发现田英成等人确实回来了，但居无定所 —— 白天躲在亲戚家，晚上就钻进深山。 他们在村里明目张胆地说自己在外面 搞了大事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悄悄告诉李队，村民们怕惹麻烦，都不敢说。 7 月 26 日凌晨，第一次围捕行动开始。20 名干警在夜色中徒步进山，踩着湿滑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岩角村摸。凌晨三点，他们包围了田英成的一个亲戚家，踹开门冲进去，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只有灶台上还温着一碗饭。 还是慢了一步。 李队懊恼地捶了下门框。 这次行动打草惊蛇。田英成等人变得更加警惕，彻底躲进了深山。他们熟悉山里的地形，饿了就挖野菜、摘野果，偶尔深夜潜回村里，从亲戚家拿点吃的就走。 抓捕小组在山里展开了拉网式搜索。七月的贵州山区，天气变幻莫测 —— 刚才还是烈日炎炎，转眼就下起瓢泼大雨。干警们穿着雨衣在密林中穿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树枝划破了手臂，没人吭声；脚下的石头松动，差点滚下悬崖，也只是扶着树干喘口气，继续往前走。 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篝火灰烬和几个空罐头瓶，判断嫌疑人刚离开不久。干警们循着脚印追了三个多小时，却在一处悬崖边失去了踪迹 —— 那伙人竟然从近乎垂直的岩壁爬下去了。 这帮亡命徒，真是不要命了。 一个年轻干警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倒吸一口凉气。 时间一天天过去，抓捕工作陷入僵局。指挥部从杭州调来了对讲机、夜视仪等设备，还请了当地的苗族向导。向导告诉他们，这片大山里有很多废弃的矿洞和猎人搭建的棚子，藏几个人太容易了。 8 月 18 日，抓捕小组得到消息：田英成等人可能藏在太平乡上天堂村附近。干警们立刻出发，这次他们吸取教训，关掉了所有电子设备，在没有路的山坡上手脚并用地攀爬。 凌晨一点多，他们摸到了上天堂村。田英成正在他大姨家搓麻将，屋里传出阵阵吆喝声。李队打了个手势，干警们迅速包围了屋子。 行动！ 随着一声令下，房门被踹开。屋里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干警们已经冲了进去。田英成刚想掀翻桌子反抗，就被松桃县刑侦大队长一把摁在地上，反手戴上了手铐。 田英成，你跑不了了！ 田英成的落网让抓捕小组士气大振。但另外三人 —— 田兴寿、吴志云、吴志金依旧杳无音信。他们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茫茫林海中。 转眼到了冬天。贵州的山区异常寒冷，零下几度的天气里，干警们依然在山里巡逻。他们的手冻裂了，就抹点凡士林；脚冻肿了，就用热水泡完继续走。春节期间，谁也没提回家的事，只是在除夕夜，大家围在一起煮了锅面条，算是过了年。 等抓住人，咱们好好吃顿饺子。 李队给大家打气。 为了防止嫌疑人外逃，抓捕小组在松桃周边的交通要道设了卡，在火车站、汽车站张贴了悬赏通告。这招果然奏效 —— 吴志云后来交代，他们曾想逃到湖南，可看到到处都是自己的照片，吓得又缩了回去。 2002 年 3 月，春天终于来了。大山里的积雪开始融化，树枝抽出了新芽。3 月 14 日下午，一个村民匆匆跑到派出所报案：我在山上看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像是通告上的人！ 龙局长立刻带着五名干警赶了过去。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他们发现了棉被、锅碗和一些野菜，显然有人长期在这里落脚。干警们埋伏在山洞周围，一动不动地等了三个多小时。 傍晚六点多，两个身影出现在山坡上。正是吴志金和吴志云！他们提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几个红薯，看样子是刚从村里回来。 不许动！警察！ 龙局长大喝一声，率先冲了出去。 那两人吓了一跳，转身就想往山上跑。但干警们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没跑几步就被摁倒在地。 押解下山的路异常艰难。天色渐暗，山路湿滑，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干警们轮流背着嫌疑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挪。走到一处陡坡时，吴志云突然挣脱束缚，翻身就往山下跳。 抓住他！ 两名干警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山坡上长满了荆棘，他们的衣服被划破，皮肤被扎得鲜血淋漓，但谁也没松手。在河边，他们终于追上了吴志云，死死抱住了他的腿。 当干警们拖着两名嫌疑人回到镇上时，已是深夜。每个人都累得瘫倒在地，却没人觉得辛苦 —— 这场持续了八个月的追捕，终于快要结束了。 只剩下田兴寿了。 五、尘埃落定 田兴寿的落网颇具戏剧性。2002 年 3 月 20 日，松桃县警方接到举报，说有个可疑男子在县城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出现，长相酷似田兴寿。 干警们赶到时，那名男子正背着一捆废品准备离开。当他看到警车时，扔下东西就跑。干警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追了三条街，终于在一个死胡同里将他抓获。 摘下他脸上的脏口罩，露出的正是田兴寿那张布满胡茬的脸。他看着干警，突然笑了：跑不动了... 真的跑不动了... 至此，620 特大杀人抢劫案的四名主犯全部落网。当押解他们的列车驶离贵州，奔向浙江时，车厢里异常安静。田英成等人低着头，没人说话。或许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场跨越千里的逃亡，终究是一场徒劳。 2002 年 3 月 23 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620 特大杀人抢劫案成功告破。发布会现场，记者们的闪光灯不停闪烁，当李队和同事们出现在镜头前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疲惫，却带着释然的微笑。 外沙村的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自发地来到娄家小院前。有人点燃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在江面上回荡。阳光穿过云层，洒在那幢紧闭的小楼和院角的石榴树上，仿佛在抚慰这方土地所承受的创伤。 富春江的水依旧静静流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见证过这里的宁静祥和，也目睹过那场血色黎明。但江水终会带走悲伤，就像正义终将到来，即使有时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案件审理期间，田英成等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们因好吃懒做欠下赌债，便动了抢劫的念头。经田敏介绍盯上娄受益后，他们多次踩点，最终在 6 月 19 日深夜潜入娄家，实施了抢劫和杀人。 2002 年 10 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田英成、田兴寿、吴志云、吴志金四人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田敏因参与踩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决生效的那天，富春江畔下起了小雨。李队带着几名民警来到外沙村，站在娄家小院前，默默地鞠了一躬。江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仿佛在告慰逝者的亡灵。 多年后，外沙村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娄家的小楼被新的主人买下，重新装修过，看不出当年的痕迹。只有村里的老人们，在夏日的傍晚摇着蒲扇聊天时，还会偶尔提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案件，提起那些为了正义奔波在大山深处的身影。 而富春江的水，依旧日夜不息地流淌着，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未来的。 第59章 验身 1991 年 8 月 13 日 上海提篮桥监狱 盛夏的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提篮桥监狱的每一寸空气都焐得发烫。女监区的走廊里，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青灰色的砖，混合着消毒水和汗水的味道，在午后的寂静里发酵出一种沉闷的滞重。 21 岁的修丽蜷缩在监室角落的草席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洗得发白的囚服套在她身上，像挂在晾衣绳上的空布袋，随着她细微的颤抖轻轻晃悠。距离死刑复核裁定下来已经过去三天，狱警知道，留给这个年轻姑娘的时间不多了。 “修丽，” 值班的张警官站在铁门外，声音隔着铁栏杆传进来，带着职业性的冷静，“还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说。” 角落里的人动了动。她把脸埋在膝盖里，乌黑的头发纠结在一起，遮住了大半张脸。手指死死抠着草席边缘磨出的毛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沉默像潮水一样漫过监室，张警官耐心地等着 —— 这些年她见过太多临刑前的犯人，有的歇斯底里，有的哭天抢地，有的则像修丽这样，把自己缩成一个坚硬的壳。 好一会儿，才有细若蚊蚋的声音从头发缝里钻出来：“我…… 我想请法院和政府…… 帮我验验身体。” 张警官愣了一下。她负责看管修丽快半年了，卷宗里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姑娘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跟自己的师傅尹怀氏不清不楚，最后还因为私情败露，狠心杀了师傅 9 岁的女儿。这样一个 “作风不正” 的杀人犯，临刑前不求减刑，不求见家人，竟然要验身体？ “验身体？” 张警官皱起眉，铁栏杆被她的手指敲得 “当当” 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验这个有什么用？” 修丽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这声质问烫到了。她慢慢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眼睛红肿得像两颗烂桃子，眼下的乌青深得像被人打了一拳，唯有鼻梁挺直，唇线清晰，能看出年轻时那份未经世事的秀丽。 “我要证明…… 证明我是清白的。” 她的声音发颤，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 砸在草席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张警官更糊涂了。卷宗里明明白白记录着尹怀氏的供词，说他与修丽 “有不正当关系”；街坊邻居的证词也都指向这个姑娘 “水性杨花”，勾引有妇之夫。杀人偿命是板上钉钉的事，清白不清白，跟她的判决有什么关系？ “你都要死了，” 张警官忍不住提高了声音，“求法院从轻发落，见家人最后一面，哪样不比这个重要？” 修丽没再说话，只是把脸重新埋回膝盖。眼泪砸在地上的声音更密了，像窗外漏进来的雨，淅淅沥沥，敲得人心头发闷。张警官看着她单薄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姑娘身上藏着什么，像监室墙角的霉斑，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 1990 年 12 月 19 日 上海郊区机耕路 上午 9 点半，上海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的电话铃声像被点燃的爆竹，突然炸响。 接线员小李刚端起搪瓷杯想喝口热水，手一抖，半杯开水溅在桌面上。她慌忙抓起听筒，还没来得及说 “您好”，听筒里就窜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快来人啊！救命！这个女的疯了！拿榔头打孩子的脑袋！” 电话那头的人像是在跑，呼吸粗得像破风箱，夹杂着模糊的哭喊和嘈杂的人声。小李握着笔的手在记录本上打滑，她一边对着话筒大喊 “请说清楚地点”，一边拼命在脑子里筛选地名 —— 对方的口音带着浓重的郊区腔，“某某村”“机耕路” 几个词断断续续飘过来。 “在…… 在闵行区的杜行村！机耕路！快！孩子快不行了！” 小李猛地拍下红色的紧急按钮，对着对讲机吼出地址。三分钟后，两辆挂着警灯的摩托车冲出警局大门，轮胎在结了薄冰的马路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 杜行村外的机耕路是条土路，平时只有拖拉机和自行车经过。等民警老王和小张赶到时，路中间已经围了二十多个人。人群像被无形的手攥着，挤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里面传来女人压抑的啜泣和男人的怒骂。 “让让！让让！警察来了！” 老王拨开人群往里挤，军绿色的警服被挤得皱巴巴的。他一眼就看见人群中央的景象 —— 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袖口磨破了边，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是暗红色的血，有的已经凝固成块，有的还在顺着指尖往下滴。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瞳孔放大，像是没看见周围的人，也没听见警笛声。 离她两步远的地方，躺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瘦小的身子蜷缩着，像一只被丢弃的布娃娃。旁边扔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榔头，锤头沾满了血和头发，在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冷光。 “同志，这…… 这女的把那孩子……” 一个戴蓝布帽的老汉颤巍巍地指着地上的女人，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 老王蹲下身试探女孩的鼻息，手指刚碰到孩子的皮肤，就猛地缩了回来 —— 太冰了，像块冻在路边的石头。他抬头看向那个女人，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女的是不是有精神病？ “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打孩子？” 老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和些。 女人没反应，眼珠都没动一下。 小张掏出手铐想上前，被老王拦住了。他注意到女人的棉袄领口露出一小片皮肤，上面有青紫的瘀伤，像是被人拧过。“先别动手，可能是精神有问题。” 他低声对小张说，然后又提高音量问了一遍，“你家在哪里？认识这孩子吗？” 女人还是没说话。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地上的泥，把暗红的血和黑黄的土混在一起，搓成一个个恶心的小泥团。 “带走吧。” 老王叹了口气，对小张使了个眼色。两个民警一左一右架起女人的胳膊，她像个没有骨头的木偶，任人拖拽着站起来，双脚在地上拖出两道浅浅的痕迹。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有人朝女人的背影吐口水，有人捂着嘴哭。老王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孩子，红棉袄在枯黄的草丛里格外刺眼，像一朵被碾碎的花。 审讯室里的沉默与爆发 警局的审讯室刷着白石灰墙，墙脚积着一层灰。一张掉漆的木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和一盏台灯。灯光是惨白的，直直地打在对面女人的脸上。 修丽坐在椅子上，头埋得很低，下巴快抵到胸口。乌黑的头发垂下来，像帘子一样遮住了脸。老王和小张坐在对面，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喝点水吧。” 老王把搪瓷杯推到她面前，杯壁上印着的 “为人民服务” 已经模糊不清。 女人没动。 “我们已经查到了，那孩子叫尹小红，9 岁，是尹怀氏的女儿。” 老王慢悠悠地说，眼睛盯着女人的头顶，“你认识尹怀氏，对吗？” 头发帘后面的肩膀似乎抖了一下。 “你是他修理铺的学徒，修丽，21 岁，家住黄浦区的老西门，对吗？” 小张翻开卷宗，念出上面的信息，“1989 年 3 月进的尹怀氏的家电修理铺，是不是？”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老王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灯光里盘旋。他见过不少拒不配合的犯人，但像修丽这样，从被抓到现在，一句话不说，一个表情没有的，还是头一个。她不像在抵抗，倒像在…… 逃避。 墙上的挂钟 “滴答、滴答” 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敲在人心上。又过了半个小时，修丽突然抬起头，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水……” 老王赶紧把搪瓷杯递过去。修丽的手抖得厉害，杯子里的水晃出来，溅在她的手背上，她像是没感觉到烫，咕咚咕咚喝了大半杯。 “我叫修丽。” 她把杯子放在桌上，发出 “当” 的一声响。这是她被抓来之后，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小红是我杀的。” 她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泪，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片死寂的灰，“用榔头打的，打了很多下。” 老王和小张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 —— 她承认得太干脆了，干脆得不正常。 “为什么杀她？” 老王追问。 修丽的嘴角突然勾起一个奇怪的笑，像被冻住的冰纹：“因为她是尹怀氏的女儿。” “尹怀氏对你做了什么？” 修丽的目光飘向窗外，落在灰蒙蒙的天空上。审讯室的窗户糊着毛玻璃，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好像透过玻璃，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不是一开始就想杀她的。” 她的声音轻下来，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想杀的是尹怀氏。” 修理铺里的光影 1989 年的春天，上海老西门的弄堂里飘着白玉兰的香味。修丽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斤苹果、一斤香蕉，跟在母亲身后，走进了尹怀氏的家电修理铺。 修理铺在弄堂口，是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 “尹记家电维修”。铺子里堆着各种旧电视机、电风扇、收音机，零件散落得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焊锡和灰尘的味道。 尹怀氏正蹲在地上修一台黑白电视，听见动静回过头来。他 35 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显得很和善。“是修家妹子吧？快进来坐。” 他搓了搓手上的油污，从墙角拉过两把小马扎。 修丽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三个月前，她高考以 6 分之差落榜，哭着跟父母说想复读，父亲把旱烟袋往桌上一拍：“复读？家里哪有钱？女孩子家，学门手艺早点挣钱是正经。” 经邻居介绍，说尹怀氏的修理铺招学徒，不仅不要学费，每月还能给十块钱零花钱。母亲觉得这是好事，拉着修丽来拜师。 “师傅好。” 修丽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把网兜递过去。她长得好看，皮肤是那种天生的白，眼睛又大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 尹怀氏的老婆从里屋出来，端了两杯茶。她比尹怀氏大两岁，身材微胖，脸上带着倦容，看见修丽时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这姑娘真俊。” 里屋还跑出来个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粉色的小棉袄，正是尹小红。她好奇地盯着修丽，手里攥着块水果糖。“小红，叫姐姐。” 尹怀氏摸了摸女儿的头。 “姐姐好。” 小红的声音甜甜的。 修丽的心突然软了一下。她从小就喜欢孩子，看着小红圆圆的脸，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块奶糖递过去。小红看了看爸爸，尹怀氏点点头，她才接过来，剥开糖纸塞进嘴里，含糊地说了声 “谢谢姐姐”。 就这样，修丽成了尹怀氏的学徒。她聪明，学得快，别人要一个星期才学会的线路图，她两天就背下来了。尹怀氏教得也耐心，从最简单的接电线开始，一步步教她识别零件、使用电烙铁。 每天早上，修丽都来得很早，先把铺子打扫干净，把零件分门别类摆好。尹怀氏的老婆要照顾孩子，不常来铺子里，修丽就顺便把师傅的茶杯洗干净，泡上热茶。 “小丽这孩子，懂事。” 尹怀氏常跟来修东西的街坊夸她，“比我家那口子还细心。” 修丽听了，心里甜滋滋的。她觉得师傅是个好人，不像父亲那样严厉，也不像弄堂里其他男人那样对她吹口哨。尹怀氏会在她不小心烫到手时，赶紧找来烫伤膏；会在她午饭没带够时，把自己的馒头分她一半；会在她背错线路图时，笑着说 “慢慢来，不急”。 那时候的阳光总是很好，透过修理铺的玻璃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修丽蹲在地上拧螺丝，尹怀氏站在旁边指导，偶尔有风吹过，带着弄堂里饭菜的香味，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 她甚至觉得，这样的日子也不错。学好手艺，攒点钱，以后自己开个小铺子，不用再看父亲的脸色。 悄悄变质的糖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修丽后来无数次回想，总觉得是那个闷热的午后。那天铺子里没什么生意，尹怀氏让她蹲在地上帮忙扶着电视机壳，他好上螺丝。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蹲下时领口微微敞开。突然，她感觉背后有只手搭了上来，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 “小丽，你这头发真好。” 尹怀氏的声音就在耳边，带着一股烟草和汗混合的味道。 修丽的身子瞬间僵住了。她想站起来，可那只手慢慢滑下去，停在了她的腰上。她能感觉到师傅的手指在轻轻用力，像蛇一样缠上来。 “师傅，我…… 我去倒水。” 她猛地站起来，差点撞翻旁边的零件盒。 尹怀氏哈哈笑起来，收回手挠了挠头：“看把你吓的，师傅跟你闹着玩呢。” 修丽没说话，端着茶杯去水龙头接水，手却一直在抖。她不敢回头，不知道师傅是不是还在看着她。那天下午的阳光突然变得很刺眼，照在身上像火烧一样。 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了。 尹怀氏会 “不经意” 地碰到她的手，会在教她用万用表时，把胳膊绕到她身前，会在夸她时，用手指轻轻刮一下她的脸颊。 修丽一开始很慌乱，她想躲，可铺子就那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又有点窃喜 —— 长这么大，除了父亲，还没有哪个男人对她这么亲近。尹怀氏成熟、稳重，不像弄堂里那些毛头小子，只会吹口哨说荤话。她觉得，师傅大概是喜欢自己的。 但她也清楚，师傅是有家的人。尹怀氏的老婆虽然不常来，但每天傍晚，小红都会背着书包跑到铺子里，喊一声 “爸爸，回家吃饭了”。每次听到这句话，修丽都会低下头，假装专心致志地拧螺丝。 “小丽，你觉得我老婆怎么样？” 有天晚上，铺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尹怀氏突然问。 修丽愣了一下：“师娘…… 挺好的，对小红很疼。” “好什么呀。” 尹怀氏往地上啐了一口，“跟个木头似的，除了做饭带孩子，啥也不会。当初要不是家里催，我才不娶她。” 他凑近修丽，声音压得很低，“小丽，你跟她不一样，你聪明，漂亮，又能干。” 修丽的脸一下子红了，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她想站起来走，脚却像被钉在了地上。 “我跟她早就没感情了，” 尹怀氏的手又搭上了她的肩膀，这次比上次更用力，“等小红再大点，我就跟她离婚。到时候……” “师傅，我该回家了。” 修丽猛地打断他，抓起自己的布包就往外跑。弄堂里的路灯昏黄，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失眠了。尹怀氏的话像一颗糖，裹着甜腻的外壳，可她总觉得里面藏着什么发苦的东西。 无法挣脱的网 尹怀氏的试探越来越明显。 他会在修丽弯腰扫地时，故意站在她身后；会在收工后说 “铺子没人看，你帮我守一会儿”，然后锁上门，在铺子里跟她 “聊天”；会在给她发零花钱时，把钱塞进她的口袋，手指有意无意地蹭过她的腰。 修丽开始害怕去铺子里。每天早上出门前，她都要在镜子前站很久，把衬衫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生怕哪里露出破绽，给了尹怀氏可乘之机。 有一次，尹怀氏借着教她焊线路，把她堵在墙角。他的呼吸喷在她的脸上，带着浓重的酒气：“小丽，师傅是真心喜欢你，你就从了我吧。” 修丽吓得浑身发抖，她用力推开尹怀氏，后背撞在铁皮柜上，发出 “哐当” 一声响。“师傅，你别这样！师娘知道了会生气的！” “她敢？” 尹怀氏眼睛红了，“我是一家之主，她敢管我？” 他又要上前，铺子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 是来修收音机的老街坊。 尹怀氏的动作僵住了，他恶狠狠地瞪了修丽一眼，转身去开门。修丽趁他跟街坊说话，抓起布包就跑，跑出很远还觉得后背发凉。 她想过辞职，可又不敢跟父母说。父亲要是知道她跟师傅闹成这样，肯定会骂她 “不正经”。她只能在心里盼着，尹怀氏能收敛一点。 也就是这时候，小华出现了。 小华是隔壁弄堂的，在一家自行车厂上班，经常来修铺子里修收音机。他比修丽大两岁，个子高高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看着很干净。 他第一次见修丽就脸红了，后来每次来都找借口多待一会儿，要么说 “收音机有点杂音”，要么说 “想跟尹师傅学两招”。有天收工，他在弄堂口拦住修丽，把一个用红绳系着的苹果递过来：“我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吃个苹果吧。” 修丽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她看着小华真诚的眼睛，突然觉得很委屈，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们开始偷偷来往。小华会在修丽收工后，陪她走一段路；会在她生日时，送她一本封面印着明星的笔记本；会听她抱怨铺子里的烦心事，然后说 “等你学好手艺，咱们一起去浦东开个铺子”。 跟小华在一起的时候，修丽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单纯的小姑娘。她不用提防谁，不用害怕谁，可以大声笑，可以随便说话。 “等我再攒点钱，就从尹师傅那里辞工。” 有天晚上，两人坐在河边的石阶上，修丽抱着膝盖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浦东，再也不回这个弄堂了。” 小华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暖：“好，我等你。” 可他们的事，没能瞒过尹怀氏。 谣言像毒藤 尹怀氏是在一个傍晚撞见修丽和小华的。那天他提前收工，想去找修丽 “聊聊”，结果在弄堂口看见两人站在一起说话，小华还帮修丽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尹怀氏的脸瞬间黑了。他冲上去一把推开小华，指着修丽骂道：“好啊你个小贱人！我好心收留你，你竟然在外面勾搭野男人！” 小华气得发抖：“你凭什么骂她？” “我是她师傅，我想骂就骂！” 尹怀氏说着就要打小华，被周围的街坊拉开了。 修丽又羞又气，她拉着小华跑了，身后传来尹怀氏的怒骂：“你给我等着！我让你在这弄堂里待不下去！” 尹怀氏说到做到。第二天，关于修丽的谣言就在弄堂里传开了。 “听说了吗？尹师傅铺子里的那个学徒，勾引男人呢！” “我就说她不老实，天天跟尹师傅眉来眼去的，现在又搭上了自行车厂的小子。” “啧啧，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不要脸。” 谣言像毒藤一样，顺着弄堂的每一条缝隙蔓延。修丽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有次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妈故意把秤杆压得很低，嘴里还念叨着 “有些人啊，看着光鲜，背地里不知道干了什么勾当”。 更让她绝望的是，尹怀氏的老婆也加入了进来。那个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女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 “证据”，每天站在弄堂口的石阶上，指桑骂槐地骂 “狐狸精”“不要脸的贱货”。 “我亲眼看见的！她大半夜还跟尹怀氏在铺子里！” “跟好几个男人都不清不楚的，上回我看见她跟一个穿皮夹克的在马路边说话！” 这些话像石头一样砸在修丽心上。她想解释，可没人听。人们宁愿相信那些肮脏的谣言，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年轻姑娘的清白。 父母也听说了。父亲把她堵在门口，手里的旱烟袋敲得桌子 “砰砰” 响：“你给我说清楚！你跟那个尹怀氏到底怎么回事？还有那个自行车厂的小子！你要是敢做什么丢人的事，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母亲坐在一旁抹眼泪：“小丽啊，你要洁身自好啊，不然以后怎么嫁人？我们老两口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修丽张着嘴，想喊 “我没有”，可眼泪先掉了下来。她看着父母失望的眼神，突然觉得很累，累得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想逃，可尹怀氏像一张网，把她牢牢地困在原地。他不准她辞工，威胁说如果她敢走，就去她家里闹，去小华的厂里闹，让他们都没脸见人。 修丽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第一次逃跑与疯狂的念头 1990 年 12 月 18 日，是修丽的 21 岁生日。 前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和小华在浦东的大桥上跑，阳光很暖，风很轻，身后的弄堂和修理铺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 醒来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走，立刻就走。 她把攒了一年多的零花钱 —— 总共 87 块 6 毛钱 —— 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又把小华送她的那本笔记本也带上。早上她像往常一样去铺子里，帮尹怀氏扫地、整理零件，脸上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 中午，尹怀氏说要午睡，躺在铺子里的行军床上打起了呼噜。修丽的心 “怦怦” 直跳，她悄悄把铺子的钥匙放在桌上，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 手刚碰到门闩，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你要去哪儿？” 修丽吓得魂都飞了。尹怀氏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正恶狠狠地盯着她。他几步冲上来，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力气大得像要把她的骨头捏碎。 “想跑？跟那个野男人跑？” 尹怀氏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放开我！你这个畜生！” 修丽拼命挣扎，眼泪混合着愤怒和恐惧涌出来。 “畜生？” 尹怀氏冷笑一声，把她往铺子里拖，“今天我就让你看看，畜生是怎么做事的！” 他反手锁上门，把修丽摁在地上。 修丽的头磕在铁皮柜上，疼得眼冒金星。她看着尹怀氏那张狰狞的脸，突然觉得无比绝望。她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猛地站起来，朝着墙壁撞了过去 —— “砰” 的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碎了。 尹怀氏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柔弱的姑娘会这么刚烈。修丽慢慢滑坐在地上，额头上迅速鼓起一个紫红色的大包，血顺着鬓角流下来。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尹怀氏的声音有些发颤。 修丽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她看着尹怀氏，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你不是想毁了我吗？我死给你看！我死了，看你怎么向我爸妈交代！怎么向街坊邻居交代！” 尹怀氏被她的样子吓住了。他看着地上的血迹，突然觉得一阵心慌。他骂了句 “疯子”，转身打开门，摔门而去。 修丽坐在地上，看着门的方向，身体止不住地发抖。她摸了摸额头上的包，很疼，但心里更疼。她不想死，可活着好像更难。 那天晚上，她躺在冰冷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尹怀氏的脸、父母的脸、街坊邻居的脸、小华的脸…… 一张张在她眼前晃过。 一个疯狂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她的脑子。 —— 既然我活不成了，那你也别想好过。 她想起尹怀氏提到女儿小红时，眼里那种难得的温柔；想起尹怀氏的老婆抱着小红，脸上那种满足的笑容。 —— 你们不是都有软肋吗？那我就毁了它。 走向毁灭的清晨 1990 年 12 月 19 日早上 6 点，天还没亮。 修丽悄悄起床，从床底下翻出一件最旧的棉袄。她故意把头发揉得乱七八糟，又往脸上抹了一把灶台上的黑灰，对着镜子看了看 —— 镜子里的人脸色蜡黄，眼角带着黑灰，看起来像个刚从乡下逃出来的乞丐。 她从门后拿起一把铁榔头。那是她前几天特意从修理铺带回来的，说是 “家里的钉子松了，借去用用”。榔头不大，但很沉，握在手里能感觉到冰冷的铁柄硌着掌心。 她把榔头放进一个蓝布兜子里，又往兜里塞了块抹布，遮住榔头的形状。出门时，父母还在睡觉，她轻轻带上门，没发出一点声音。 冬天的清晨很冷，弄堂里结着薄冰。修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嘴里呼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风里。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驱使着她往前走 —— 去小红的学校。 小红在杜行村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离修丽家有五站地。修丽走到公交站，等了十分钟，坐上了头班公交车。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早起的老人。她坐在最后一排，把蓝布兜子紧紧抱在怀里，眼睛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 8 点 50 分，她走到小学门口。校门还没开，几个学生背着书包在门口打闹。修丽拉住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同学，你认识尹小红吗？她是三年级一班的。” 小姑娘点点头：“认识啊，我去叫她。” 没过一会儿，小红跑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扎着两个羊角辫，看见修丽时愣了一下：“修丽姐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修丽挤出几滴眼泪，声音带着哭腔：“小红，快跟我走！你爸爸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小红的脸一下子白了：“我爸爸…… 我爸爸怎么了？” “来不及说了，医生说要家属去签字！” 修丽拉起小红的手就往公交站跑。小红的手很软，带着孩子气的温热。 坐上公交车，小红一直坐立不安，小手紧紧攥着衣角：“姐姐，我爸爸伤得重不重？是怎么出事的？我妈妈知道吗？” 修丽低着头，看着怀里的蓝布兜子，没说话。 “姐姐，你兜里装的是什么呀？” 小红好奇地问。 修丽突然觉得烦躁，她抬起头，恶狠狠地瞪了小红一眼：“别问！” 小红被吓住了，眼圈一下子红了，低下头偷偷抹眼泪。修丽看着她瘦小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心里突然有点发慌，但很快，尹怀氏狰狞的脸、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父母失望的眼神…… 又在她脑子里涌了上来。 她闭上眼睛，把那些念头压下去。 公交车在杜行村站停下，修丽拉着小红下了车，往村外的机耕路走。这条路很偏，两边是光秃秃的农田，偶尔有拖拉机驶过。 “姐姐，医院不是往这边走啊。” 小红停下脚步，怯生生地说。 修丽没理她，继续拉着她往前走。 “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 小红突然挣脱她的手，转身就往回跑。 修丽的心猛地一紧，她冲上去抓住小红的胳膊，把她往路边的草丛里拖。“你跑什么！你爸爸快死了！” “你骗人！你根本不是带我去看爸爸！” 小红哭喊着，手脚并用地挣扎，“放开我！救命啊！” “救命？谁会来救你？” 修丽突然笑了，笑得很吓人，“你爸爸欺负我的时候，谁来救过我？你妈妈到处骂我的时候，谁来帮过我？” 小红被她的样子吓坏了，哭得更厉害了。 有几个路过的村民远远看着，以为是母女俩吵架，摇了摇头就走开了。没人停下来问问，没人上前拉一把。 修丽把小红拖到一棵白杨树底下，一把将她推倒在地。小红趴在地上哭，声音越来越弱。修丽站在旁边看着，脑子里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飞，嗡嗡作响。 她慢慢蹲下身，从蓝布兜子里拿出那把榔头。 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照下来，落在榔头的锈迹上，闪着冷光。 小红抬起头，看见榔头，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嘴里发出 “呜呜” 的声音，像是想喊 “救命”，又喊不出来。 修丽的手在抖。她想起第一次见小红时，小姑娘递给她的那块水果糖，甜甜的；想起小红趴在修理铺的桌子上写作业，抬头冲她笑的样子；想起…… “对不起了。” 她轻轻地说，然后闭上眼睛，举起了榔头。 “砰 ——” 一声闷响，像敲在棉花上。 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 然后，她又举起了榔头。 一下，又一下。 直到周围响起惊叫声，直到有人冲上来夺她手里的榔头，她才像突然醒过来一样，松开手，瘫坐在地上。 血溅在她的脸上、手上、衣服上，暖暖的，带着铁锈的味道。 她看着地上那个小小的、不动的身影，突然觉得很累。 真的，太累了。 最后的证明 1991 年 8 月 15 日，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位医生走进了提篮桥监狱。 修丽坐在会见室的椅子上，穿着干净的囚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张警官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 这几天她向上级汇报了修丽的请求，没想到真的批下来了。 “修丽同志，我们是来为你做身体检查的，请你配合。” 一位戴眼镜的女医生语气平和地说。 修丽点了点头，站起身，跟着医生走进旁边的检查室。 检查室里很简单，一张床，一盏灯，一个消毒盘。修丽按照医生的要求躺下，闭上眼睛。她能感觉到医生的手很轻，动作很温柔。 整个过程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检查结果会尽快出来，到时候会通知你。” 医生收拾着器械说。 修丽点点头，没说话。她慢慢坐起来，整理好衣服，走出检查室。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像一块没有波澜的水。 三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 张警官拿着鉴定报告走进监室，递给修丽。报告上的字迹很工整，最后一行写着：“处女膜完整，未见损伤。” 修丽拿着报告的手在抖。她一遍遍地看那行字，眼泪突然涌了出来。这次的眼泪不像以前那样无声无息，她开始哭，哭得很大声，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没骗你们…… 我真的是清白的……” 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没有勾引他…… 我没有……” 张警官站在旁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突然明白了，这个姑娘为什么要死磕这件事 —— 在所有人都骂她 “不要脸”“狐狸精” 的时候，这张纸，是她唯一能抓住的、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的证据。 哪怕，这证据来得太晚了。 修丽哭了很久，直到眼泪哭干了，她把鉴定报告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抬起头，对张警官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 “谢谢你，张警官。” 张警官点点头，转身走出监室。她听见身后传来轻轻的哼唱声，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首歌：“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歌声很轻，很柔，像一个年轻姑娘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眷恋。 1991 年 9 月 25 日 刑场 秋风起了，吹得刑场周围的白杨树 “哗哗” 作响。 修丽穿着一身红色的囚服 —— 按照当地的习俗，死刑犯临刑前要穿红衣服，说是 “见红，能投胎”。她的头发被梳成一个简单的辫子，垂在背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害怕，也不悲伤。 法警走过来，想给她戴上手铐，她轻轻摇了摇头：“不用了，我不跑。” 她最后看了一眼天空，天很蓝，云很白，像她小时候在弄堂里看到的那样。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鉴定报告，紧紧攥在手里。 “可以了。” 她轻声说。 一声枪响，划破了秋日的宁静。 修丽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纸。风卷过来，把纸吹得轻轻扬起，像一只想要飞的蝴蝶。 后来，张警官听说，修丽的父母来领了骨灰。两位老人头发全白了，互相搀扶着，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老太太突然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尹怀氏因为 “破坏他人家庭”“情节恶劣” 被判刑，但刑期不长。出狱后，他搬离了原来的弄堂，没人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在浦东见过他，头发花白，背也驼了，像个老头。 他的老婆带着空荡的家，回了乡下。 小华后来去了深圳，再也没回过上海。 弄堂里的人渐渐忘了修丽，忘了那个叫尹小红的小姑娘。日子像弄堂里的河水，慢慢流着，带走了很多事，也掩盖了很多事。 只是偶尔，在秋天的时候，张警官路过提篮桥监狱，会想起那个 21 岁的姑娘。想起她蜷缩在墙角的样子，想起她哭着说 “我是清白的” 的样子，想起她最后那个很轻的笑容。 她会想，如果当初修丽的父母同意她复读，如果当初街坊邻居能多一点善意，如果当初尹怀氏能守住底线…… 可是，这世上没有如果。 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再也没有回头的路。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会像刻在骨头上的疤，永远也消不掉。 风穿过监狱的铁栏杆，发出呜呜的声音，像谁在哭。 第60章 东星轮劫案 东星轮劫案：1995 年港澳海面的惊魂四小时 1995 年 6 月 13 号，澳门的太阳把海面晒得像铺了层碎金子。 这一天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晴天，用评书里常说的那句 “享晴薄日” 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上午 11 点半，港澳码头的栈桥上还残留着早班客船的喧嚣，一艘银灰色的水翼喷射船正缓缓驶离泊位。船身侧面印着 “东星号” 三个蓝色宋体字，船尾的标识显示它隶属于香港远东水翼船公司 —— 这家公司运营港澳航线三十多年，安全准时的名声在两地乘客里早扎了根。 码头上的送行人挥着手渐渐缩小，东星号犁开碧绿色的海水，朝着香港方向加速。船身轻微地左右摇晃，像摇篮似的哄得人心里发懒。甲板上，几个游客正举着傻瓜相机追拍海鸥，海鸥展开翅膀掠过浪花，翅膀尖扫起的水珠落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船舱里更显惬意，冷气吹得人舒展，有人靠在椅背上打盹，有人翻看刚买的港版杂志，还有母亲低声给怀里的孩子讲着海里的鱼。129 名乘客里，有提着行李箱的生意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挽着胳膊的老夫妻 —— 谁也没留意，船尾的浪花里，正悄悄拖出一道不祥的轨迹。 11 点 53 分，二楼船舱靠后的位置突然有了动静。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手里攥着个黑色的 “大哥大”，那玩意儿在 1995 年可是身份的象征，砖头似的机身沉甸甸的，天线恨不得戳到天花板。突然，“大哥大” 发出一阵刺耳的电子铃声，在安静的船舱里格外扎眼。男人没接，反而像被针扎了似的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 “吱呀” 声。他转头冲身边两个同伴使了个眼色，声音压得很低但带着狠劲：“走，干活去。” 话音刚落，三个身影已经窜了起来。 阳光透过舷窗照在他们脸上，能看清各自的模样：领头的男人颧骨很高，眼神像淬了冰；左边那个矮壮，脖子上挂着条粗金链，随着动作来回晃；右边那个瘦高，嘴角撇着股不耐烦的凶相。没等周围乘客反应过来，他们已经从座位底下拽出了黑沉沉的家伙 —— 是手枪！枪身在冷气里泛着冷光，枪口朝下却透着一股让人头皮发麻的威慑力。 “砰！砰！” 两声闷响炸开，不是枪声，是他们踹开过道尽头通讯设备箱的声音。领头的男人抡起枪托砸向控制台，仪表盘的玻璃瞬间碎成蛛网，红色的指示灯闪了两下就灭了。另一个人扯断了通讯电缆，铜丝裸露在外，像条死蛇似的耷拉着。 “嗡 ——” 东星号的引擎突然发出一阵怪响，随即彻底熄火。船身失去动力，开始随着海流慢悠悠地打晃，原本平稳的航行轨迹彻底乱了，像片被风吹离航线的叶子。 “都别动！” 一个粗嗓门在楼梯口炸响。是那个高颧骨的男人，后来才知道他叫周汉莲。他站在通往一楼的楼梯口，手里的左轮手枪举得老高，枪口对着黑压压的乘客。“打劫！我们求财，不想玩命的就老实坐着！” 乘客们像是被按了暂停键。 大中午的，刚在冷气里眯瞪出点睡意，突然冒出个举枪的男人喊打劫？有人揉了揉眼睛，还以为是梦；有人手里的杂志滑到地上，“啪” 的一声在死寂里格外清晰；有个穿连衣裙的女人下意识地把孩子搂进怀里，孩子被这阵仗吓哭了，哭声刚起就被母亲死死捂住嘴，只发出呜呜的闷响。 谁也没见过这阵仗。港澳航线通航三十多年，别说打劫，连打架斗殴都少见。这船可是在公海上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真出点事找谁去？恐惧像潮水似的漫上来，船舱里顿时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轻得像蚊子哼。 这时候，另外两个劫匪已经冲到了驾驶室门口。 穿夹克的叫张绍棉，他抬脚就往驾驶室门上踹，“哐当” 一声，门板晃了晃没开。驾驶舱是全封闭的，厚厚的玻璃挡住了里面的动静，只能隐约看到船长周文伟的影子。“开门！听见没有！” 张绍棉吼着，见没人应，抬手就朝门锁打了两枪。 “砰砰！” 枪声震得人耳朵疼，子弹打穿了金属锁芯，冒出两股青烟。可门还是没开 —— 这船的驾驶舱门是防冲击设计，别说两枪，再多几枪也未必能轰开。 “废物！” 瘦高个的陈文建骂了一句，他没再开枪，而是扒着驾驶舱侧面的通风窗往上爬。窗沿很窄，他像只猴子似的手脚并用，皮鞋在船身的钢板上蹭出刺耳的声响。爬了半截，他突然一使劲翻进了驾驶舱，紧接着里面就传来 “不许动” 的吼声。 周文伟后来回忆，当时陈文建的枪就顶在他后脑勺上，枪管凉得像块冰。“开去七澳岛，” 那声音带着喘，还有股海腥味，“到不了地方，你们这船人都别想回香港。” 周文伟的手在舵盘上抖了抖。他开了二十多年船，这条航线闭着眼睛都能走，可七澳岛在珠海唐家湾北边，那地方靠近内海，浅滩多，大型船根本靠不了岸。但后脑勺的枪口不给他争辩的余地，他只能咬着牙启动引擎，东星号重新动了起来，只是这次的航向，朝着一片陌生的海域。 船刚驶过七澳岛的轮廓，周文伟就发现不对了。海岸线越来越近，海水的颜色也变深了，成了浑浊的土黄色 —— 这是要搁浅的征兆。“不能再往前了，” 他硬着头皮说，“前面是浅滩，船会陷进去的。” “少废话！开！” 张绍棉从后面踹了他一脚。 船身开始轻微地颠簸，螺旋桨搅动着海底的泥沙，泛起一团团黄雾。周文伟死死攥着舵盘，手心全是汗。他知道，再往前十米，这船就得卡在泥里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张绍棉突然转身冲下了驾驶室。他直奔一楼的押款舱，那里有三个穿深蓝色制服的护卫员，正背对着过道站着，手里的橡胶棍握得紧紧的。“都别动！” 张绍棉用枪指着他们，“船上有炸弹，钱在哪？” 三个护卫员没回头，也没说话，眼睛闭着，像三尊石像。他们是澳门保安公司的，专门负责押解这笔钱，出发前受过训 —— 遇到劫匪，不反抗，不配合，不透露信息。 张绍棉骂了句脏话，他本来指望这几个人能指个方向，没想到碰上个硬茬。没办法，他只能回头招呼周汉莲和陈文建：“找！把钱给我翻出来！” 三个劫匪开始在船上乱转。他们显然知道钱在哪，专挑装着行李的舱室搜，翻得箱子拉链 “哗啦” 响，衣服扔得满地都是。乘客们缩在座位上，大气不敢出，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一个个包扯开，又愤愤地扔到一边。 其实这时候，劫匪们心里比谁都急。 按照事先的计划，这时候该有艘快艇来接应了。陈文建时不时跑到船尾张望，海面上空荡荡的，除了偶尔掠过的渔船，连个船影都没有。他掏出大哥大，手指因为紧张有点抖，按了个号码。 “喂？梁炳照！你死哪去了？” 他对着话筒吼，“再不来我们就走不了了！”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陈文建骂了句 “快点” 就挂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远处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个小点。那是艘白色的快艇，船身侧面有一条天蓝色的线，像道闪电似的劈开波浪。快艇越来越近，能看清上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戴着墨镜，另一个居然戴着摩托车头盔 —— 后来才知道，是梁炳照和澳门同党陈桂清。 快艇 “嘎吱” 一声靠上东星号，梁炳照跳上来，冲张绍棉喊：“钱呢？” “找到了！” 张绍棉指着角落里三个纸箱子，那箱子上印着 “某某饮料” 的字样，看起来沉甸甸的。三个劫匪赶紧搬起箱子往快艇上送，动作快得像抢什么宝贝。 梁炳照在快艇上迫不及待地扯开一个箱子 —— 里面哪是什么钱，全是瓶装饮料，橙黄色的液体在瓶子里晃来晃去。“操！” 他骂了一声，把箱子推到一边，转身就往东星号上冲。 还是陈桂清眼尖，他瞥见押款舱门口的角落里，堆着三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皮带包，那包上还印着银行的标志。他冲过去拎起一个，分量压得他胳膊往下沉 —— 是钱！他赶紧招呼其他人，三个皮带包很快被搬到了快艇上。 “走！” 梁炳照喊了一声。 三个劫匪跳上快艇，陈文建最后一个跳，脚滑了一下，差点摔进海里，他骂着抓住船舷，快艇 “嗡” 地一声窜了出去，朝着东北方向的中山横门镇跑。慌乱中，谁也没注意，陈文建刚才攥在手里的大哥大，掉在了东星号的驾驶舱地板上。 这时候，东星号上，一个穿船员制服的年轻人正躲在厕所里，手抖得像筛糠。他刚才趁劫匪忙着搬东西，偷偷溜进厕所，从工具箱里翻出个备用对讲机 —— 幸好劫匪没把所有通讯设备都砸烂。“喂？公司吗？东星号被打劫了……”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劫匪坐快艇跑了，往中山方向……” 远东水翼船公司的总部很快乱成一团。总经理抓起电话打给香港警方，又联系了广东省公安厅。半小时后，一架直升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朝着东星号出事的海域飞来。直升机上的警员用望远镜盯着海面，很快就发现了那艘白色的快艇，正发疯似的往中山横门水道冲。 下午 1 点 10 分，横门镇附近的一片鱼塘边上，快艇 “砰” 地一声撞在岸边的泥滩上，船头撞烂了一块，露出里面的木头架子。梁炳照、张绍棉、陈文建、陈桂清跳下来，拎着三个皮带包就往鱼塘旁边的屋子里跑。那是梁炳照承包的鱼塘，平时就他一个人住。 进屋后，梁炳照把皮带包往桌上一倒，一沓沓港币 “哗啦” 散开，红色的钞票在昏暗的屋里闪着光。“分！” 他拿起一沓就往张绍棉手里塞，“一人一百万，剩下的我拿着！” 四个人手忙脚乱地数钱，屋里全是点钞的 “沙沙” 声，谁也没说话，但脸上的兴奋藏不住。分完钱，陈桂清先溜了，张绍棉和陈文建也很快离开，梁炳照把自己的那份塞进一个蛇皮袋，往床底下塞了塞，也锁上门走了。 他们不知道，这时候，一张大网已经开始收紧。 岐澳岛的下午突然变了天。 原本晴朗的天空被乌云压得低低的，海风卷着腥味刮过来，树叶 “哗哗” 地响。岛上的 3000 多居民还像往常一样生活，渔民在码头补网，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谁也没料到，几百名警察正朝着这个长满原始丛林的小岛赶来。 中午 1 点多，广东省公安厅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是香港警方的通报：东星号被三名持枪劫匪劫持，1000 万港币现钞被抢走，劫匪可能逃往岐澳岛。几乎同时，珠海市公安局也接到了同样的消息。 “行动！” 命令一下，三百多名公安干警、武警官兵登上运送艇，朝着岐澳岛出发。艇在风浪里颠簸，干警们扶着栏杆，手里的枪用塑料布包着，防止海水打湿。到了岛上，队伍立刻分成三路：一路沿着三个能停泊船只的海滩搜查，沙滩上的脚印被海浪冲得模糊，他们只能用手拨开贝壳和石子，一点点往前挪；一路挨家挨户检查岛上的船只，渔民们的小渔船被翻了个底朝天，连鱼舱里的腥臭味都没放过；还有一路由边防武警带着，9 艘巡逻艇在岛周围的海面上拉起警戒线，探照灯在波浪里扫来扫去。 天很快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砸在树叶上，“噼里啪啦” 响。干警们的衣服全湿透了，泥浆灌进鞋里，走一步 “咕叽” 一声。4 条警犬在前面开路，鼻子贴着地面嗅，时不时对着丛林深处狂吠。为了防止误伤，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扎了条白毛巾，在雨里格外显眼。 搜查到晚上 8 点，岛上还是没任何动静。 指挥部里，广东省公安厅的老刑警李建国对着地图皱起了眉。“不对劲，” 他指着岐澳岛的位置，“这岛三面是浅滩，只有一个出口，咱们把口子一封，他们插翅难飞。换作是你，会往这死胡同里钻吗？” 旁边的年轻警官刚想说什么，电话响了。是珠海警方打来的，说东星号船长周文伟反映，接应的快艇当时明显是往中山方向跑的，根本没靠近岐澳岛。 “果然如此。” 李建国一拍桌子，“通知下去，主力转向中山、番禺、江门、深圳，加大搜查力度！岐澳岛留少量人继续排查，别放过任何死角。” 雨还在下，警灯在夜色里闪着红光，几百名干警又登上了船，朝着新的方向出发。 13 号深夜，中山市公安局的会议室灯火通明。 广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人带着技术人员赶来了，桌上摊着横门镇的地图，红笔圈出了十几个可疑地点。“重点查鱼塘、废弃工厂、码头仓库，” 总队负责人敲着地图，“劫匪抢了钱，肯定要找地方藏，不会跑太远。” 干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挨村挨户走访。横门镇是个渔村，晚上格外安静，只有狗叫声偶尔划破夜空。走到凌晨，一个老渔民说了句：“今天中午好像看见梁炳照那小子开着他的‘中非号’快艇回来了，船头上还撞了个坑。” 梁炳照？这个名字让干警们精神一振。他们立刻调取档案：梁炳照，34 岁，横门镇人，1984 年在澳门抢劫被判 10 年，1989 年提前释放遣返回乡，现在承包着镇上的一片鱼塘，平时靠养虾为生。 “找他的船！” 14 号下午，在横门水域一处偏僻的浅滩，第五艘被排查的 “中非号” 快艇进入了视线。这船是白色的，侧面有一条天蓝色的线，船头果然撞烂了一块。更关键的是，它有两个发动机 —— 一个黑色，一个白色，和东星号乘客描述的一模一样。有乘客还说，隐约看到艇身号码最后三位是 “255”，干警们凑近一看，船尾的油漆虽然掉了点，但确实能辨认出 “255” 的痕迹。 技术人员很快来了，提取了船头上的纤维样本，又比对了发动机型号。“没错，就是它！” 就在这时，一个矮胖的男人哆哆嗦嗦地走进了中山市公安局刑警队。他叫 “乌鼠仔”，是横门镇的渔民。“警官，那船…… 是我藏的。” 他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梁炳照昨天下午把船扔给我，说让我用。晚上我看电视新闻，才知道这船是抢钱用的…… 我就把它开到浅滩，用松树皮和塑料纸盖起来了……” 他说着，手心里全是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干警们没工夫跟他多聊，立刻带着他去指认现场。同时，另一队人已经直奔梁炳照的鱼塘。 鱼塘边的屋子空无一人，门是锁着的，干警们撬开门锁进去，屋里乱糟糟的，桌上还放着几个空啤酒瓶，床底下有个被翻空的蛇皮袋。“跑了。” 带队的警官叹了口气，“查他的通讯记录，看他往哪去了。” 很快，消息传来：梁炳照的 bp 机和大哥大在 13 号中午就停机了，但他当天下午通过旅行社办理了赴港手续，已经去了香港。 14 号晚上，香港警方传来消息：梁炳照住在九龙的一个小旅馆里，还买了 15 号下午 3 点 10 分飞曼谷的机票。 “不能让他跑了！” 15 号一大早，广东省刑警总队的干警们直奔香港警务处。在一间临时改成指挥中心的会议室里，双方的地图拼在了一起。香港警方效率极高，15 分钟内就拉好了专线电话，搬来了传真机和电脑，墙上挂起 6 块磁性白板，其中两块还有自动复印功能 —— 一按电钮，上面写的内容就能自动打印出来。指挥中心的红灯一亮，无关人员谁也不敢靠近。 “他买过两次机票，” 香港警官指着白板上的记录，“13 号晚上的，没赶上；14 号早上的，睡过了。这趟是第三次，估计不敢再耽误了。” “等他到机场，快起飞的时候再动手，” 李建国说，“人多眼杂，别惊了他。” 下午 3 点 06 分，香港启德机场。 梁炳照穿着花衬衫，背着个黑色背包，正往登机口走。他时不时看一眼手表，脚步有点急 —— 前两次误机的阴影还没散。就在他伸手去掏登机牌的时候，两个便衣警察突然拦住了他。“梁炳照先生，我们是香港警务处的。” 其中一个亮出证件，“有件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 梁炳照的脸 “唰” 地白了，腿一软差点跪下。背包掉在地上，拉链开了，露出里面一沓沓港币。 人赃并获。 审讯室里，梁炳照一开始还想抵赖，但看到那艘 “中非号” 快艇的照片，他的心理防线垮了。“是…… 是我接的他们。” 他低着头，声音发颤，“但这事…… 不是我策划的，是澳门那边有人指使的。” “谁？” “一个警察…… 叫吴树祥。” 这个名字像颗炸弹，在粤港澳三地警方里炸开了锅。 14 号晚上，肇庆星湖饭店的会议室里，粤澳警方治安会晤正进行到一半。广东省公安厅的办案人员推门进来，脸色凝重地找到澳门保安司司令李碧璐准将和司法警察司副司长欧万奴。“我们查到，梁炳照在案发当天上午，和澳门警员吴树祥有多次密切联系，特别是中午 11 点到 12 点半，通话非常频繁。” 李碧璐准将皱起了眉。吴树祥是澳门警队的老资格了，36 岁，葡萄牙籍，加入警队 12 年，工作一直挺出色，最近刚被选入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负责保管枪械。“这不可能，” 欧万奴副司长摇了摇头，“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人。” “证据我们正在核实，但时间紧迫。” 广东的办案人员把通话记录复印件推了过去，“吴树祥在案发当天以父亲生病为由请假，没上班。” 澳门警方还是半信半疑。直到 15 号晚上，香港传来梁炳照的供词，还附上了吴树祥的照片 —— 梁炳照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他，枪是他提供的，船是他让我准备的，连东星号上有押款的消息，也是他告诉我的。” 这下，澳门警方再也不能犹豫了。15 号深夜，吴树祥在家中被控制。 搜查吴树祥住处的过程并不顺利。直到 16 号凌晨，干警们才在他朋友家的储藏室里找到一个大箱子 —— 打开一看，里面有 400 万港币，还有两条猎枪、两条航空曲尺手枪，以及 55 发子弹。 吴树祥的心理防线比梁炳照坚韧得多，但面对铁证，他最终还是开口了。 “我欠了太多钱。” 他靠在椅背上，眼神空洞，“炒地皮，跟现在炒房似的，投进去几百万，全赔了。债主天天上门，我没办法……” 他的计划从两个月前就开始了。先是派人去广西，花 13 万买了几把枪；然后通过梁炳照物色劫匪 —— 梁炳照推荐了张绍棉、周汉莲和陈文建，说这三个人 “胆子大，缺钱”。吴树祥没见过这三个人，只看了照片，觉得 “还行”，就定了下来。 6 月 13 号早上，吴树祥让马仔钟建强给三个劫匪送了三把枪 —— 一把左轮，两把曲尺，还有一个大哥大。10 点半，在码头茶楼，他安排人把三张东星号的船票塞进了周汉莲的口袋。“记住，” 他嘱咐梁炳照转告劫匪，“抢完钱就把枪和大哥大扔海里，别留下痕迹。” 做完这一切，吴树祥从澳门坐船到了中山，找了家临窗的酒楼喝茶。他点了一桌子菜，却一口没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的码头，手里的茶杯凉了都没察觉。直到接到劫匪的电话说 “成了”，他才长出一口气，结了账去约定的地点分赃 —— 他自己拿了 400 万，剩下的 600 万分给了其他 6 个同伙，每人 100 万。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他们会把大哥大忘在船上。” 吴树祥苦笑了一下，“那上面有我和梁炳照的通话记录，等于把我自己卖了。” 吴树祥落网后，剩下的三个劫匪就成了瓮中之鳖。 陈文建是第一个被锁定的。警方从梁炳照的供述里得知，他在中山横门帮梁炳照养过虾，老家在湖北黄石。16 号，湖北警方接到协查通报，在黄石的一个出租屋里将他抓获。当时他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正好在播东星轮劫案的新闻。 “我就知道跑不掉。” 陈文建叹了口气。他初中只念了半年，跟着哥哥学厨子，后来在中山打工，欠了梁炳照 3000 多块。“他说跟他去澳门干一票，钱不用还，还能分 100 万，我就答应了。”6 月 13 号作案后，他拿着钱坐火车逃到武汉，又转车回了黄石，藏在出租屋里没敢出门。 23 号中午 1 点 20 分，武昌到广州的 81 次特快列车驶入广州站。荷枪实弹的干警押着陈文建走下车，他抬头看了看站台，突然笑了 ——9 天前，他就是坐这趟车逃离广州的，没想到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周汉莲和张绍棉的落网，得益于一个外号。 警方一开始只知道有个劫匪叫 “古屯”，在横门镇一带打听了两天，才从一个老渔民嘴里得知，“古屯” 是周汉莲的小名 —— 他小时候长得黑，像晒焦的土豆，村里人就这么叫他。而张绍棉的外号更直接，叫 “八仔”，因为他家里有八个兄弟，他是老幺。 查到身份就好办了。干警们在张绍棉哥哥家蹲守时，发现他哥哥神色慌张，几番盘问下，对方终于说了实话：“我弟弟和周汉莲带着钱跑了，去广西了。” 可没等警方去广西，6 月 20 号凌晨 5 点，中山市公安局门口突然来了两个身影。是周汉莲和张绍棉，身后跟着他们的家人。“我们自首。” 周汉莲低着头，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没花完的 80 多万港币。他们在广西躲了几天，天天看新闻，知道这案子闹得太大，根本藏不住，最终还是决定回来。 赃款的追缴，比抓人本更费劲。 梁炳照的母亲陈月锦是个 65 岁的老太太，干警第一次去她家搜查时，她坐在门槛上，手里纳着鞋底，说：“我儿子没回来过，家里没什么好搜的。” 干警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连灶膛都掏了，确实没找到东西。直到第二天，老太太看着干警们还在院子里转悠，终于叹了口气：“跟我来吧。” 她领着干警去了一间废弃的旧屋，在外墙烟囱边一米多高的碎砖底下，挖出了一个行李袋 —— 里面是两把枪和 13 发子弹。 梁炳照的姐姐梁玉燕更有意思。干警们去她家时，她一口咬定弟弟没来过，可当干警们在客厅的杂物堆里翻出一个用胶纸包着的包裹时，她突然喊了一句：“那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能拿！” 这话不打自招，干警们拆开一看，里面是 70 多万港币。紧接着，又在厨房的灶台底下发现一个瓦煲，里面藏着 20 万。 张绍棉的哥哥也没扛住。他一开始说不知道弟弟藏了钱，直到干警们拿出他转移赃物的证据，他才交代，把弟弟留下的 200 万藏在了南朗正街一栋空着的华侨房里，就在一堆旧家具后面。 陈文建的姐姐家也搜出了 3 万港币，陈桂清的岳母家搜出了 70 万…… 到 6 月 25 号，警方一共追回赃款 466.4 万港币，还有作案用的三把手枪。剩下的钱，有的被劫匪挥霍了，有的藏在别处没找到，但大头总算追了回来。 庭审那天，澳门的法庭挤满了记者。 陈文建第一个被宣判：抢劫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站在被告席上，头一直低着，没说话。 张绍棉因为有自首情节，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周汉莲同样是自首，加上在案件中作用相对较小，被判无期徒刑。 梁炳照的母亲陈月锦和姐姐梁玉燕，因窝藏赃物罪，各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吴树祥作为主谋，罪行最重，但由于他是葡萄牙籍，案件涉及跨境司法协作，最终的判决结果并未完全公开。不过据当时的报道，他被判了重刑，在澳门监狱服刑。 其他同伙也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只是具体判决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淹没在档案里。 如今再查这起案件，只能在网络上找到零星的庭审录像片段。画面里，东星号静静地泊在码头，阳光依旧洒在海面上，像 1995 年 6 月 13 号那天一样刺眼。只是经历过那场惊魂四小时的人，再看到这片海，大概总会想起那突然响起的枪声，和红色钞票上反射的、冰冷的光。 而那艘 “中非号” 快艇，后来被当作证物封存。船头撞烂的那块痕迹，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提醒着人们：阳光下的海面，有时也会藏着不为人知的暗流。 第61章 白宝山案 从装卸工到连环杀手的沉沦之路 大学宿舍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室友正对着老旧的显像管电视屏息凝神。屏幕上，一个身着军绿色上衣的男人正缓步走过斑驳的胡同，他的眼神像淬了冰的钢钉，扫过墙根下蜷缩的流浪猫 ——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角色由《琅琊榜》中饰演老皇帝的那位表演艺术家塑造，而他演绎的原型，正是让整个 90 年代中国为之震动的白宝山。彼时只当是戏剧张力的夸张，直到多年后翻阅泛黄的卷宗，才惊觉现实远比任何剧本都更令人毛骨悚然。 一、铁锈与枪声：沉默者的獠牙 1996 年 3 月 12 日的北京，寒风卷着沙尘掠过石景山的厂房区。39 岁的白宝山站在北新安胡同口，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边缘发毛的释放证书，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十三年牢狱生涯在他脸上刻下的沟壑里，积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怨怼。他抬头望了眼灰蒙蒙的天，远处烟囱喷出的黑烟与云层纠缠在一起，像极了他此刻混沌的人生。 没人记得他曾是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那个沉默的装卸工。1973 年，16 岁的白宝山顶替父亲的岗位进厂时，还是个体格单薄的少年。车间里弥漫着电极糊的焦糊味，巨大的压制机每运转一次，地面就跟着震颤，震得人耳膜发疼。同事们的记忆里，这个总低着头的男人像车间角落里的旧机床，锈迹斑斑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硬气 —— 别人两人抬的碳块，他咬着牙一个人扛；机床卡壳时，老师傅都头疼的故障，他蹲在地上研究半天，总能摸索出解决办法。 那时的他不爱说话，却总在午饭时找个没人的角落，偷偷翻看借来的《兵器知识》。有次组长见他对着步枪分解图出神，打趣道：小白，还想当解放军啊？ 他涨红了脸，讷讷地说不出话，手指却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模拟着枪械拆解的动作。直到 1976 年厂里组织民兵训练，这个平时连说话都怯生生的男人，拿起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时突然变了个人。三发子弹全部命中靶心，报靶员挥着红旗高喊 的声音，让白宝山嘴角勾起一抹转瞬即逝的笑。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枪膛里残留的火药味钻进鼻腔，竟让他有种莫名的亢奋，仿佛沉睡的野兽第一次尝到了血腥味。 此后他软磨硬泡从远房表哥那借到一支气枪，下班后就扎进厂区后的树林。起初只是笨拙地瞄准树枝，铅弹打在树干上，惊起一片落叶。后来渐渐能打中停驻的麻雀，枪托后坐力震得肩膀发麻，他却咧着嘴笑，把死鸟揣进裤兜带回家，拔毛洗净后给妻子炖汤。一年时光，他练出了 枪响鸟落 的绝技 ——15 米外的飞鸟，只要准星对上，绝无生还可能。深夜里，同院的邻居常被细微的 声惊醒，趴在窗缝上张望，只见白宝山蹲在院角，用气枪瞄准墙根乱窜的老鼠。跑动中的鼠辈，他也能一枪爆头，铅弹穿透鼠身的闷响，混在胡同里的狗吠声中，像死神的秒针在悄然跳动。 23 岁那年，经人介绍，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石慧。婚礼很简单，两间借来的平房，糊着大红的 字，炕上铺着新做的蓝布褥子。龙凤胎降生那天，白宝山守在产房外，听着两个婴儿此起彼伏的啼哭，粗糙的手掌在裤腿上蹭了又蹭。护士把裹在襁褓里的孩子抱给他看，他不敢碰，只是盯着那双紧闭的眼睛，突然红了眼眶。但工资袋里的薄钞，很快就抵不过奶粉与尿布的重负。那时他每月工资 38 元，一袋奶粉就要 8 块 5，孩子们饿得整夜哭，石慧抱着孩子抹眼泪，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蒂堆了一地。 这个 蔫大胆 的男人开始在夜里溜出门，先是偷自行车铃铛换烟抽，后来勾结邻居家的半大孩子翻工厂院墙。生产车间的铜屑、成品仓库的电极板，在他眼里渐渐变成了孩子碗里的鸡蛋。1982 年冬天，他趁着大雪翻墙进了工厂仓库，扛出一麻袋电极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废品站送，雪水浸透了棉鞋，冻得脚趾发木，他却心里发烫 —— 这袋东西能换 20 块，够买两袋奶粉。1983 年因盗窃衣物被判四年时，他盯着判决书冷笑；当服刑期间因盗窃玉米用木棍打伤失主，加判十年时，那笑容里淬了毒 ——我不过是想给孩子留点吃的。 监狱的铁门关上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石慧抱着孩子站在远处，身影越来越小。那天的风很大，吹得他脸上生疼，也吹散了他最后一点温情。 二、户口之墙：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新安的两间平房早已换了主人，弟弟一家的笑语从院里飘出，像针一样扎在白宝山心上。他站在胡同口，看着自己曾经亲手糊的窗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窗台上那盆他种的仙人掌还在，只是被新主人移到了墙角，蔫头耷脑的。最终他还是转身走向母亲家，那间典型的北京单元房在三楼，墙皮斑驳得像老人的脸，楼梯扶手积着薄灰，每走一步都发出 的呻吟。 母亲见他回来，愣了半天，才颤巍巍地摸他的胳膊：山子，瘦了...... 锅里炖着的白菜豆腐冒着热气，他坐在小马扎上，低头扒拉着米饭，没说几句话。学开车 做小买卖 ，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打转，却都卡在了 户口 这道看不见的墙上。没有户口，他找不到正式工作，开不了介绍信，连住旅馆都要被盘查，仿佛十三年牢狱让他成了这个世界的陌生人。 派出所的户籍室弥漫着消毒水与油墨混合的怪味。白宝山把释放证和一沓证明材料推过去，片警用涂着红指甲的手指敲着桌面：户口？半年后再说。 他本就口吃，急得脖子发红：我... 我有释放证，为... 为什么要等？ 片警抬起眼皮，嘴角撇出的冷笑像刀片：刑满释放人员落户，规定就是这样。再顶嘴，就等两年。 这句话像火星点燃了积压多年的炸药库。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却最终还是转身离开，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他的脚步亮了又灭，照得他的影子忽明忽暗。此后一年半，白宝山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春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褂，手里攥着居委会开的居住证明；夏天他戴着草帽，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兜里揣着一寸免冠照片；秋天他裹着薄外套，表格被风吹得哗哗响；冬天他缩着脖子，哈出的白气模糊了眼镜片。他在户籍室门口站成一道枯槁的影子，看着里面的人聊天、喝茶、整理文件，却没人正眼看他递过去的材料。 有次他遇到同院的老张，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说：山子，托人送礼试试？ 他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五十块钱 —— 那是他准备给孩子买书包的钱，怎么也舍不得送出去。母亲劝他：算了，先打零工吧。 他却红着眼吼道：我不是黑户！我有释放证！ 吼完又后悔，看着母亲抹眼泪，他蹲在地上，狠狠抽了自己两耳光。 而这段时间里，北京的山林与街巷，已悄然浸染了鲜血 —— 他作案十余起，15 条人命成了他对抗这个世界的祭品。1996 年 4 月，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被袭击时，他口袋里还揣着那张写着 材料不全 的回执；7 月徐水兵营枪响时，他刚从派出所出来，手里捏着被片警扔回来的照片；12 月德胜门批发市场的枪声里，夹杂着他对 二字的怨毒诅咒。 颇具讽刺的是，当户口批准文书送到派出所时，正是他杀害同伙吴子明的前一天。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最终成了他死刑判决书的注脚。多年后，当年的片警在接受采访时仍心有余悸：谁能想到，那个说话结巴的老实人，手里藏着十几条人命。每次他来，我都觉得他眼神不对劲，像狼盯着羊，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她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登记册，白宝山 三个字的笔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三、军械库的幽灵：猎枪者的蛰伏 石景山磨市口后的小山，成了白宝山的秘密基地。每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透，穿绿军服的高个身影就在山道上奔跑，脚步声惊起宿鸟，却惊不散他眼底的阴翳。他沿着山脊线跑，上坡时一步一顿，肌肉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下坡时大步流星，军胶鞋踩在碎石上，发出 的声响。跑到山顶时，他会趴在一块大青石后，用树枝搭建简易的靶标，练习瞄准 —— 三点一线，呼吸放缓，手指轻扣，仿佛那根无形的扳机早已嵌进他的神经。 他像猎豹般潜伏在军事机关围墙外的蒿草丛里，数着哨兵换岗的秒数，测算着射击角度 —— 阳光、风速、距离，一切都在他脑中形成精准的公式。有次他蹲在草丛里，蚊子在耳边嗡嗡叫，腿被毒虫咬得红肿，却一动不动，直到哨兵换岗的规律被他摸清：每 45 分钟一次，换岗时两人会闲聊 30 秒，这 30 秒就是他的机会窗口。 1996 年 3 月 31 日深夜，高井电厂的哨兵正蹲在墙根呕吐，晚饭吃的韭菜盒子在胃里翻江倒海。阴影里的白宝山突然窜出，胳膊粗的铁棍带着风声砸下去。哨兵闷哼一声倒地的瞬间，他抽走了那支还带着体温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身的冰冷让他浑身震颤，像久旱逢雨的土地终于触到了甘霖。他没回家，而是钻进深山，在一棵歪脖子松树下挖了个半米深的坑，将枪身裹在塑料布里埋下 —— 这把枪，将成为他叩开地狱之门的钥匙。埋好后，他在树干上刻了个不显眼的三角记号，又在周围撒了些枯树叶，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才猫着腰下山，裤脚沾满了泥。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枪声划破 4 月的夜空。那天他揣着一把磨尖的螺丝刀，本想再抢一把枪。哨兵于启明刚换岗，正靠在墙上打盹，白宝山扑过去时，对方惊醒反抗，两人扭打在一起。他摸到枪套，却发现是空的，气得他一拳砸在墙上，震得手骨生疼。于启明的呼救声越来越近，他只能撒腿就跑，消失在夜色里，身后传来此起彼伏的哨声。 4 月 8 日的遭遇战更惊险 —— 他骑着一辆偷来的黑色二八大杠，后座藏着那支五六式步枪，行至石兴大厦路口，防暴队巡逻车的警灯突然亮起。强光扫过来的瞬间，他跳下车，抄起枪就打。砰砰砰 的枪声在夜空中回荡，子弹擦着巡警的头皮飞过，在柏油路上溅起火星。趁乱跳车逃窜时，他的军裤被车门划破，露出小腿上狰狞的伤疤 —— 那是在监狱里被烫伤的印记，当年一个狱友故意把开水泼在他腿上，疼得他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也让他学会了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 四起案件像投入湖面的巨石，在公安部的办公桌上激起千层浪。中央领导的批示加急送达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亲自挂帅的专案组里，烟雾缭绕了整夜。弹道专家对着显微镜叹气：子弹都是 75-81 批号，河南兵工厂 1975 年生产的，主要配给兰州军区，其中一部分流向了新疆... 侦查员们在地图上圈出案发地点，发现都集中在石景山周边，推断凶手对地形极为熟悉。有人提出排查刑满释放人员，尤其是有枪械知识的，但符合条件的名单堆了半桌子，像座压人的山。 而此时的白宝山，已坐在开往河北徐水的长途汽车上 —— 记忆里，老家附近有座造枪的兵工厂，那是他童年时捉迷藏的地方。车窗外，华北平原的麦田一望无际，风吹过，麦浪像绿色的海洋，他却望着手里的地图，眼神冷得像冰。邻座的大妈给他一个苹果，他摆摆手拒绝了，心里却在计算：到徐水后，先找个地方藏枪，再去踩点，最好能弄到一把自动步枪。 四、监狱里的修行：恶魔的预习课 长途汽车颠簸着穿过华北平原，白宝山望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想起了新疆新安监狱的红柳。1991 年被遣送至此的那个冬天，寒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像无数小刀子。监狱的围墙高耸，铁丝网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远处的天山覆盖着皑皑白雪，却照不进这座人间炼狱。 他收到女儿的信那天，正在猪圈里起粪。信纸皱巴巴的，沾着不知是谁的污渍，字迹歪歪扭扭：爸爸，我和弟弟饿，妈妈说你能给我们带吃的回来吗？ 这个在狱友面前从不落泪的男人，躲在牛棚角落哭了整整一夜，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爸一定让你们过好日子。 从那天起，他变了 —— 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抱怨伙食，只是默默做事，眼睛里却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此后的监狱生涯，成了他的 。他啃完小学到初中的课本，字典被翻得卷了边，页脚都磨秃了；向曾在部队服役的狱友讨教枪械知识，AK47 与五四式的参数倒背如流，甚至能画出分解图；利用 外宿犯 的便利（监狱允许表现好的犯人在外干农活），用一件旧大衣从牧民那换得步枪子弹，用油纸包好藏在水渠淤泥里。有次狱警搜查，他屏住呼吸听着铁锹划过泥土的声音，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直到脚步声远去，才发现后背已被冷汗浸透，棉衣都湿透了。 他在农场干活时，总盯着拖拉机的发动机发呆，后来竟能自己修理简单的故障。狱友嘲笑他：小白，你还想出去开拖拉机啊？ 他不说话，心里却在盘算：机械原理和枪械构造是相通的，懂得越多，越能掌握主动权。他还观察看守的换岗规律、巡逻路线，甚至能通过脚步声分辨是谁来了 —— 这些细节，后来都成了他作案时的保命符。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对生命的漠视。1993 年 9 月，狱友李宝玉因琐事打了他一拳。那天中午分饭，李宝玉抢了他碗里的一块肉，他理论了两句，就被对方一拳打在脸上，鼻血瞬间流了下来。他没还手，只是盯着对方：你等着。 几天后，他以 钱藏在墙缝里 为由骗李宝玉进牛棚，对方弯腰勾钱时，他抡起早就准备好的铁锤， 的一声，李宝玉哼都没哼就倒了。他将尸体拖进事先挖好的土坑，填土时甚至哼着在监狱学的民歌，土填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把李宝玉的手摆成自然弯曲的样子 —— 他在模仿电影里的场景，觉得这样更像 意外死亡。 半年后，另一名狱友傅克军在睡梦中被他用榔头砸烂头颅。傅克军总爱向看守打小报告，好几次坏了他的事。那天夜里，他借着起夜的机会，摸到傅克军的铺位，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映着对方熟睡的脸。他举起榔头，又停了停，仿佛在确认什么，然后狠狠砸下去。鲜血溅满顶棚，像绽开的红梅，他却冷静地焚烧被褥、洒水处理现场，甚至把傅克军的衣物藏到了戈壁滩的石缝里。两起命案，最终都以 犯人脱逃 结案 —— 这个男人早已学会在黑暗中行走而不留下痕迹。 1996 年 3 月 7 日，提前释放的白宝山站在监狱门口，腰间缠着从牧民那敲诈来的子弹。风沙吹过他的脸，他像一匹挣脱枷锁的狼，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坐火车回京时，邻座的老太太给了他一个馒头，他接过来的手微微颤抖 —— 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对他释放善意，却没能融化他心中的坚冰。他啃着馒头，望着窗外掠过的戈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北京，我回来了。 五、徐水的枪声：死神的彩排 徐水郊外的兵营，哨兵腰间的折叠步枪闪着冷光。白宝山趴在麦田里，冰凉的露水浸湿了军裤，他却纹丝不动 —— 这种 81 式自动步枪，枪身可折叠，重量轻，火力强，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完美凶器。远处传来火车的鸣笛声，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距离与时间：火车经过时噪音最大，正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连续三天的阴雨成了他的掩护。第一天他骑自行车勘察地形，把兵营周围的道路、树林、沟渠都记在心里，画了张简易地图；第二天他用塑料布裹紧五六式步枪，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行百余里抵达徐水，路上遇到检查站，他谎称是 收废品的，竟蒙混过关；第三天他在水泥管厂与果园交界的土坡下，分两处埋下枪与子弹，做记号时，指甲在树皮上刻下深深的痕，又用泥土盖住，看起来就像自然形成的凹陷。 有个放牛的老汉经过，他立刻钻进玉米地，屏住呼吸听着牛蹄声渐渐远去。老汉的鞭子甩得 响，嘴里哼着河北梆子，声音越来越近，他甚至能闻到对方身上的汗味。直到老汉牵着牛拐进另一条路，他才松了口气，后背的衣服已被冷汗湿透。他从玉米地钻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叶子，继续观察兵营的动静 —— 哨兵换岗的时间、武器的摆放位置、营房的灯光变化，都被他记在心里。 7 月 27 日夜，月光被乌云遮蔽。白宝山取出枪支，戴上手套擦拭弹药，金属的凉意顺着指尖蔓延，让他想起第一次摸到枪的感觉。他伏在距哨兵十米的草丛里，整整四小时，连呼吸都刻意放缓，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石像。蚊子在他脸上叮了好几个包，他一动不动；露水打湿了头发，顺着脸颊流进脖子，他咬紧牙关忍着。午夜换岗的哨声响起时，他扣动扳机 ——砰！砰！ 两声闷响，两名哨兵应声倒地，第三人连滚带爬冲进营房。警报声撕裂夜空时，他已背着两支枪狂奔，军靴踩在泥地上，发出 的声响。 他跑了三里地，才钻进铁道旁的废弃砖窑。砖窑里弥漫着灰尘和霉味，他靠在冰冷的砖墙上喘气，听着远处传来的警笛声，嘴角却露出一丝笑。他把 81 式步枪拆开，用破布包好，藏在砖缝里，又把五六式步枪埋在窑外的沙堆里，做了个只有他能看懂的记号。做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他脱下沾血的外套，换上带来的干净衣服，混在赶早集的人群里，像个普通的农民。 第二天清晨，穿着圆领衫的白宝山混上回京的长途车。他不知道，河北警方在现场提取的脚印，与北京案发现场的足迹惊人吻合 —— 都是 43 码军胶鞋，前掌磨损严重，后跟有个独特的缺口；更不知道，弹道专家已将子弹批号与新疆关联 —— 那张无形的大网，正在他身后缓缓收紧。车过保定，他望着窗外闪过的 路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邻座的年轻人在聊昨晚的枪声，说 可能是劫狱的，他插了句 这年头不太平，然后低下头，继续啃手里的干馒头，心里却在盘算：下一个目标，该是钱了。 六、从北京到新疆：罪恶的升级 德胜门烟草批发市场的寒风卷着煤烟味。1996 年 12 月 15 日清晨，白宝山盯着那个提着手包的女人，包里的人民币露出边角，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油光。他早就踩好了点，知道这个女人每天凌晨来给摊位补货，包里装着前一天的营业额。他骑车取回藏在垃圾场的步枪，返回时只用了十分钟，路过早点摊时还买了两根油条，用报纸包着揣在怀里，热气透过纸传来，烫得他胸口发暖。 有人抢钱！ 女人的尖叫未落，枪声已响。子弹穿透胸膛的瞬间，她手中的包掉在地上，厚厚的钞票撒了一地，像散落的树叶。白宝山面无表情地扫射，东边街面上的两个男人应声倒地 —— 他们是市场的保安，正朝这边跑来。他慢悠悠地捡起钱，把枪埋回垃圾场，甚至绕道给谢宗芬买了几双袜子 —— 这个同居女友，是他黑暗生活里唯一的 ，却也成了他的帮凶。 谢宗芬是他在劳务市场认识的四川女人，离异后带着女儿在北京打工。第一次见面时，她正被工头欺负，白宝山上前替她解了围，塞给她五十块钱。后来她就搬来和他住在一起，给他洗衣做饭，听他讲 过去的事—— 当然，他隐去了杀人的部分。她知道他有枪，劝过他：山子，咱好好过日子，把枪扔了吧。 他只是摸摸她的头：等我赚够了钱，就带你和孩子回老家。 她信了，甚至帮他藏过子弹，在他作案后帮他清洗带血的衣服。 1997 年春节刚过，白宝山带着谢宗芬登上开往新疆的火车。他把自动步枪藏在羽绒服里，枪身贴着后背，冰冷的金属感让他时刻保持警惕。混过安检时，指尖因紧张微微发颤，直到火车开动，他才松了口气。谢宗芬靠在他肩上睡觉，他望着窗外掠过的戈壁，心里想着狱友吴子明 —— 这个在新疆认识的狱友，曾说过 新疆好赚钱，还给他留了地址。 在乌鲁木齐，谢宗芬闲聊时提起 边疆宾馆有人用麻袋装钱，这句话让白宝山眼中燃起火焰。边疆宾馆是当时新疆最大的边贸集散地，来自中亚的商人在这里交易，现金交易动辄几十万。他找到吴子明，这个小个子男人拍着胸脯：山子哥，我跟你干！ 吴子明刚出狱不久，日子过得紧巴，对白宝山的 充满向往，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对方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两人骑着嘉陵摩托车，在石河子的棉花收购点间穿梭。吴子明负责踩点，白宝山负责制定计划，他们像两只饥饿的狼，寻找着下一个猎物。吴子明不知道，白宝山的枪就藏在车座下；更不知道，当他催着分赃时，死神已在身后磨刀。8 月 7 日深夜，他们潜入 149 团场警务区，目标是那里的枪支。枪声惊醒了沉睡的戈壁 —— 警长姜玉斌和治安员石春勇倒在血泊中，五四式手枪成了白宝山的新战利品。现场的月光惨白，照在白宝山脸上，竟分不清是霜还是杀气。他搜走子弹，又擦去指纹，对吴子明说：快走，别留下痕迹。 回去的路上，摩托车在戈壁滩颠簸，吴子明兴奋地说：山子哥，有了这枪，咱能干票大的！ 白宝山 了一声，心里却在想：等拿到钱，就该处理掉这个累赘了。谢宗芬在家做好了面条，见他们回来，问 顺利吗，白宝山没说话，只是把枪藏进床底的木箱里，上面堆着几件旧衣服。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谢宗芬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想孩子了。 七、边疆宾馆的血色交易：最后的疯狂 1997 年 8 月 19 日的边疆宾馆，空气中弥漫着香水与钞票的味道。白宝山和吴子明盯着那两个蹲在电线杆下数钱的商人 —— 红背包里的 50 万与蓝包里的 80 万，像磁石般吸着他们的目光。周围的喧嚣仿佛都静止了，白宝山的耳朵里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他摸了摸腰间的 81 式自动步枪，枪身的温度透过衣服传来，让他感到踏实。 他们提前三天就开始踩点，摸清了商人的交易规律：每天上午 10 点左右，他们会在宾馆后院的电线杆下清点现金，周围人多眼杂，正好可以趁乱下手。白宝山给吴子明分配任务：你拿红包，我拿蓝包，枪响后往新疆大学跑，那里树多，好藏身。 吴子明点点头，手心却在冒汗。 第一枪打碎了喧闹。年长者额头喷血倒地，年轻人提着蓝包狂奔，子弹追着他的背影穿过人群。保安小丁刚拔出警棍，就被一枪击穿喉咙，鲜血喷溅在旁边的西瓜摊上，染红了切开的红瓤。混乱中，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有的推倒了水果摊，有的钻进汽车底下，哭声、喊声、枪声混在一起，像一场失控的噩梦。 吴子明背起红包，白宝山抓起蓝包，两人朝着新疆大学的方向逃窜。20 分钟，7 死 5 伤，130 万现金成了这场屠杀的注脚。白宝山跑过洒满阳光的广场，鲜血溅在洁白的地砖上，像绽开的罂粟花。他回头望了一眼，边疆宾馆的方向浓烟滚滚，警笛声越来越近，嘴角却露出一丝满足的笑 —— 他终于有足够的钱给孩子 过好日子 了。 他们躲在新疆大学的树林里，把钱倒在地上清点。吴子明数着红包里的钱，兴奋地说：山子哥，咱分了吧，我带钱回老家娶媳妇！ 白宝山看着他，突然说：去天池玩玩吧，就当庆祝。 吴子明没多想，乐呵呵地答应了。他不知道，这是白宝山为他准备的黄泉路。 天池风景区的马牙山，成了吴子明的终点。这里海拔 3000 多米，雪山皑皑，云杉挺拔，风景美得像幅画。白宝山举起铁锤时，这个曾誓言 同生共死 的同伙还在欣赏雪山，嘴里念叨着 回去就盖房子为什么？ 吴子明滚落山坡时，眼中满是不解。白宝山没回答，只是补枪、焚尸，直到那具躯体蜷缩成焦炭。他下山时遇到谢宗芬，女人吓得瘫软在地，他踢了踢她：走，回家。 她看着他脸上的烟灰，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个字。 八、末日审判：尘埃落定 1997 年 9 月 5 日傍晚，模式口的胡同里飘着饭菜香。白宝山打开母亲家的门，看到四个警察时，他愣了愣。片警笑着说：户口批下来了，跟我们去办手续。 他瞥了眼衣柜 —— 抽屉里的五四式手枪正对着门口。母亲端着菜从厨房出来，喊着 吃饭了，他突然笑了：好，我换件衣服。 他走进里屋，慢慢脱下外套，警察们警惕地盯着他。母亲还在念叨着 落户就好了，能找工作了，他回头看了母亲一眼，眼神复杂。搜查证出示时，那支杀害姜玉斌的手枪还带着余温。113 万现金从衣柜里翻出，用军用马甲缝着，像一块块凝固的血，摊在地上时，母亲 的一声晕了过去。 审讯室的灯光下，白宝山平静地供述每桩罪行，从北京到新疆，15 条人命在他口中轻得像鸿毛。杀哨兵是为了抢枪，抢钱是为了孩子，杀吴子明是因为他太贪。 他说得条理清晰，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只有提到儿女时，他的声音才微微发颤：能给他们留笔钱吗？别让他们知道爹是干什么的。 四川老家的谢宗芬还在给女儿试新裙子，手铐锁住她手腕时，金耳环掉在地上。这个曾劝白宝山 扔了枪 的女人，最终成了罪恶的见证者。她在法庭上哭着说：我怕他，可我也离不开他。他对我好，给我买衣服，给我女儿买糖...... 她不知道，白宝山早就计划好，事成后就把她也处理掉，只是没来得及。 1998 年 4 月的刑场，风沙依旧。白宝山望着远处的戈壁，嘴里念叨着儿女的名字。临刑前，他要求见母亲最后一面，却被拒绝。枪响的瞬间，这个从社会边缘走向深渊的男人，终于在正义的阳光下化为尘埃。他留下的，除了 15 个破碎的家庭，还有无数警察的不眠之夜，以及一个关于人性、贫困与制度的沉重命题。 当年负责此案的老刑警在回忆录里写道：白宝山不是天生的恶魔，他是被一步步推向深渊的。监狱的磨砺让他学会了冷酷，户口的刁难让他滋生了怨恨，社会的排斥让他彻底绝望。如果那个片警多一点耐心，如果社会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许很多悲剧都能避免。 这句话写在泛黄的纸页上，像一声叹息，回荡在时间的长廊里。 案卷合上时，夕阳正透过窗户，在 白宝山 三个字上投下长长的阴影。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时代的伤痕，也是一面镜子 —— 它提醒我们，每个黑暗的滋生，都曾有过被照亮的可能。而阻止罪恶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等待它发生，而是在它萌芽时，就播撒下善良与公正的种子。就像那片被鲜血浸染过的边疆土地，多年后长出了新的牧草，只是风中永远带着逝者无声的叹息。 第62章 法库殡仪馆事件VS寿光 77 杀人案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秋天，总带着种透亮的冷。2016 年的风里，还卷着玉米地最后一点甜香时，陈先生正蹲在工地的脚手架下啃馒头。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两下，他以为是妻子发来的女儿笑脸 —— 每天这个点，妻子送完孩子上学，总会拍张校门口的梧桐叶给他看。 他擦了擦手上的灰，划开屏幕，却听见一串急促的、带着电流声的陌生嗓音：“是陈某某家属吗？赶紧来县医院，你爱人出车祸了。” 世界在那一秒静了。工地的电钻声、工友的笑骂声，突然都变成了模糊的嗡嗡响。陈先生抓着手机站起来，腿肚子抖得像筛糠，馒头从手里滚到地上，沾了层黄泥土。 一、碎掉的清晨 陈先生和妻子是在 2008 年的法库县集上认识的。那时他在集上摆摊修鞋，她是邻摊卖鞋垫的姑娘。姑娘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算账时会把算盘打得噼啪响，阳光照在她睫毛上，能看见细细的金粉。有回他修鞋时被钉子扎了手，她递过来的创可贴，边缘还带着鞋垫的薰衣草香。 自由恋爱在当年的法库农村不算常见，可他们愣是靠着 “看对了眼”，把日子过成了街坊眼里的样板。结婚时，陈先生借遍了亲戚，给她买了条金项链，她攥着项链哭了半宿，说 “以后咱好好攒钱，把账还上”。女儿出生那天，他在产房外听着孩子的哭声，突然就蹲在地上哭了 —— 他说，那是这辈子最踏实的时刻。 为了让娘俩过得宽裕点，陈先生跟着工程队跑遍了沈阳周边。夏天在工地上晒得脱皮，冬天在脚手架上冻得手发僵，可每次回家，推开门看见妻子端着热乎的酸菜饺子迎上来，女儿扑进怀里喊 “爸爸”，他就觉得浑身的累都化成了暖烘烘的气。 出事那天，是 9 月 17 号。后来陈先生总想起那个早晨，妻子五点半就起来烙了糖饼，女儿背着新书包在院子里转圈，说 “今天要当小组长”。妻子送女儿去学校，要穿过三条街，经过那个常年停着运煤车的路口 —— 那里是法库县往矿区运煤的必经之路，大货车总像没睡醒似的，轰隆隆地碾过路面。 医院的走廊白得晃眼。陈先生冲进抢救室时，看见女儿坐在长椅上，额角贴着纱布，校服上沾了点血，看见他就 “哇” 地哭出来：“爸爸，妈妈被大车撞了……” 他扑到手术室外的红灯下，手心攥得全是汗。医生出来过三次，每次都皱着眉摇头。最后一次，医生摘了口罩，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孩子只是皮外伤，缝几针就没事。但你爱人…… 内脏损伤太严重，我们尽力了。” 陈先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炸了。他没哭，就直挺挺地站着，直到女儿拉他的衣角，说 “妈妈是不是睡着了”，他才 “咚” 地跪下去，眼泪砸在地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二、殡仪馆里的裂痕 法库县殡仪馆在城郊的山脚下，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松树，风一吹就 “呜呜” 地响，像有人在哭。陈先生选了最好的停尸间，每天都去看妻子。 他从家里翻出妻子最爱的那件红底碎花棉袄 —— 那是去年冬天他陪她去县城买的，她说 “过年穿这个，显得喜庆”。还找了殡仪馆最好的化妆师，反复叮嘱：“她喜欢眉毛画得弯一点，口红要淡粉色的，她不爱太艳的。” 化妆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手艺确实好。描眉、画唇、梳头发，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妆画完，妻子躺在那里，脸色虽然苍白，却真像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点浅浅的笑意。陈先生坐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说：“你看你，总说我不会照顾孩子，现在你倒好，把难题丢给我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死者的手脚要系红绳，说是 “牵住福气，别回头”。陈先生特意买了最粗的红绳，亲自给妻子系在手腕和脚腕上，系得松松的，怕勒着她。他摸了摸妻子的手，冰凉冰凉的，心里像被塞进了块冰。 殡仪馆的人说，停两天就可以火化了。离开时，陈先生回头看了一眼，停尸间的门缓缓关上，把妻子的脸藏在了阴影里。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完整的、安详的她。 火化那天，天阴沉沉的。陈先生带着女儿，还有几个亲戚，早早地等在殡仪馆。他心里急，想再好好看看妻子，可真当停尸间的门被推开，他刚往前迈了两步，突然就定住了。 妻子的头发乱了，像被人揪过似的，一缕缕贴在脸上。那件红底碎花棉袄被扯得歪歪扭扭，下摆皱成一团。最让他心头发紧的是手腕上的红绳 —— 原本系得松松的绳结，现在变得乱七八糟，像是被人解开又重新系过，还断了一根线头。 而在妻子遗体旁边的地板上，扔着一团揉皱的纸巾。 陈先生的血 “嗡” 地冲上头顶。他是成年人，那团纸巾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他猛地回头，看见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都低着头，眼神躲闪。他冲过去，抓住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的胳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这是怎么回事？我妻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伙子支支吾吾说不出话。这时，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是殡仪馆的馆长。他看了一眼停尸间，脸上没什么表情，慢悠悠地说：“哦，可能是工作人员不小心碰着了。” “不小心？” 陈先生的声音突然拔高，带着哭腔，“不小心能把裤子褪下来？不小心能把红绳弄成这样？你告诉我，到底谁碰了她？” 馆长叹了口气，像是觉得他在小题大做：“唉，陈先生，你也别太激动。人都没了，还能有什么感觉？这样吧，我们馆里给你赔点钱，这事就算了了。” “赔钱？” 陈先生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停尸间里的妻子，“她是我媳妇！是我孩子的妈！你告诉我，多少钱能买她的尊严？” 他掏出手机，手指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好几次才按对号码。“喂，110 吗？我要报警…… 法库县殡仪馆，我妻子的遗体被人侮辱了。” 三、迟来的审判 警察来得很快，蓝白相间的警车停在殡仪馆门口，在阴沉的天色里格外刺眼。法医仔细检查了遗体，提取了相关物证；技术人员调取了殡仪馆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看。 录像里，一个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在陈先生离开后的第二天夜里，偷偷溜进了停尸间。他先是站在遗体旁看了几分钟，然后左右看了看，就开始动手扯陈先生妻子的衣服…… 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 监控拍得很清楚。 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找到了 —— 高某，22 岁，殡仪馆的临时工，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 高某被抓时，正在宿舍里睡觉，脸上还带着没洗干净的泥。审讯室里，他倒没怎么狡辩，问什么说什么，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他说自己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家里穷，没姑娘愿意跟他。去年殡仪馆招临时工，没人愿意来，他想着 “好歹能挣点钱”，就来了。“平时也没什么事，就是给遗体换换床单，擦擦桌子。” 他说第一次看见陈先生的妻子，是化妆师给她化妆的时候。“觉得她挺好看的，比村里那些姑娘都好看……” 那天夜里，他值夜班，“想着反正没人，就进去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飘忽，好像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陈先生坐在旁听席上，听着高某的供述，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他想起妻子活着的时候，连走夜路都怕黑，总说 “晚上别出门，不安全”。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她最安全的时候，却在死后遭了这样的罪。 法院开庭那天，陈先生抱着女儿，坐在原告席上。女儿还小，不懂法庭上在说什么，只是紧紧抓着爸爸的手，小声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法官宣判的时候，声音很响：“被告人高某，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高某听到判决，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 陈先生却突然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抽抽噎噎的哭，像被人捂住了嘴，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他知道，三年的刑期，换不回妻子的尊严，也抹不去他心里的那道疤。 出了法院，天放晴了。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陈先生抱着女儿，往家的方向走。他想，以后得好好活着，把女儿养大，告诉她，妈妈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曾经用生命爱过他们。 寿光杨口 77 杀人案：一场婚外情的血色终局 2008 年的寿光，夏天总是来得又早又猛。7 月 7 号清晨，天刚蒙蒙亮，杨口镇渔港码头的渔民已经开始卸船了。腥咸的海风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 小清河的岸边，漂着一具女尸。 警车呼啸而来的时候，码头上已经围了不少人。警戒线拉起来，刑警们穿着白大褂，在岸边仔细勘察。死者是个中年女人，穿着花衬衫和牛仔裤，头部有个明显的窟窿，脖子上紫黑的勒痕像条丑陋的蛇。法医蹲在地上，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碰了碰尸体，皱着眉对旁边的人说：“死者生前遭受钝器打击，颈部有扼痕，应该是被杀害后抛尸的。” 寿光市公安局的老张，眯着眼看着河面。小清河的水在涨潮，浑浊的浪打着岸边的石头，发出 “哗哗” 的响。他心里清楚，这案子不简单 —— 在渔港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抛尸，要么是凶手胆大包天，要么，就是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 一、洗头房里的相遇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查清了 —— 徐秀华，43 岁，辽宁北票人，在杨口镇开了家洗头房。 “洗头房” 这三个字，在 2008 年的乡镇上，总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徐秀华的店开在码头旁边的一条窄巷里，门脸不大，挂着块褪色的红灯笼，晚上亮起来，在昏黄的路灯下晃悠，像只暧昧的眼睛。 街坊们说，徐秀华是三年前从东北来的，长得挺精神，虽然四十多了，却爱穿红戴绿，说话带着股子爽朗劲儿。她的洗头房，白天看着挺正经，晚上却总有些男人进进出出，有时能听见里面传来笑闹声，直到后半夜才消停。 而张凤来，就是那些男人里的一个。 张凤来第一次进徐秀华的店，是 2006 年的秋天。他刚从烟台莱州过来，兜里揣着做小生意赔剩下的几百块钱，在码头打零工，住的是渔民废弃的小棚子。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顺着巷子晃悠，看见那盏红灯笼，就掀门帘走了进去。 徐秀华正在嗑瓜子，看见他进来，抬眼笑了笑：“大哥，洗头啊？” 张凤来看着她，穿着件紧身的红毛衣，头发烫成波浪卷，眼角的细纹里都带着笑。他点了点头，说：“洗个头，再按按。” 那是他们第一次打交道。徐秀华的手很巧，按在他肩膀上，力道不轻不重。张凤来聊着天，说自己是滨州沾化人，家里有老婆孩子，来寿光想挣点钱。徐秀华听着，时不时插句话，说 “男人在外不容易”。 从那以后，张凤来成了常客。他打零工挣的钱不多，可每次去，总会多给点小费。有时是五十，有时是一百，塞在徐秀华手里，说 “买瓶雪花膏”。徐秀华也不推辞，收了钱，下次给他洗头时，会多揉一会儿，或者偷偷塞给他一个苹果。 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张凤来从渔民棚子搬出来，住进了徐秀华洗头房后面的小隔间。隔间里摆着张铁架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徐秀华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每天都换。 “我不图你啥，” 有天晚上，徐秀华靠在张凤来怀里，声音软软的，“就图个伴儿。你有家室，我知道，我不闹。” 张凤来心里熨帖。他在家乡的妻子赵春梅，是个闷葫芦，一辈子没说过几句软话。徐秀华的爽朗和体贴，像阵暖风，吹得他晕头转向。他开始觉得，这样的日子挺好 —— 家里有老婆孩子等着，外面有徐秀华陪着，简直是 “人生赢家”。 徐秀华确实说到做到。张凤来的工资，都交给她保管，她每个月准时往沾化寄钱，给赵春梅和孩子做生活费。2007 年大年初二，张凤来他爹过生日，徐秀华还特意寄了 200 块钱，附言说 “凤来太忙，让我代他给您拜寿”。 张凤来拿着那张汇款单，心里有点酸，又有点得意。他觉得徐秀华懂事，比那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强多了。 二、两个女人的战场 转折发生在 2008 年的春天。张凤来觉得总打零工不是长久之计，想做点正经生意。他看中了杨口镇的一家饭店，上下两层，楼下能开店，楼上能住人。 “咱开个海鲜饭店吧，” 他跟徐秀华商量，“码头的海鲜新鲜，肯定能挣钱。” 徐秀华挺支持，跑前跑后地帮忙。桌椅板凳是她去旧货市场淘的，冰箱电视是她托老乡买的，连开业时挂的红绸子，都是她亲手缝的。饭店开张那天，放了鞭炮，徐秀华穿着新做的蓝布褂，站在门口迎客，笑得比谁都开心。 张凤来看着她，突然说：“要不，你把洗头房盘出去吧，专心跟我管饭店。” 徐秀华的笑僵了一下，没接话。晚上关了店门，她才跟张凤来说：“凤来，我这洗头房虽然不起眼，可也是个念想。万一…… 我是说万一，以后咱过不到一起，我还有个落脚的地方。” 张凤来没听懂她话里的意思，只觉得她想多了。“咱好好过日子，怎么会过不到一起？” 徐秀华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过了几天，她跟张凤来说：“要不，把你媳妇接来吧？她会包饺子，咱饭店添个水饺，肯定受欢迎。” 张凤来觉得这主意不错。赵春梅包饺子是一绝，皮薄馅大，在沾化老家是出了名的。他琢磨着，让赵春梅来帮忙，既能多个人手，也能让她看看自己现在 “混得不错”。 可他没想到，赵春梅的到来，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彻底搅乱了这潭水。 赵春梅是个典型的山东女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她来的那天，徐秀华去码头接的她，俩人手牵手走回来，脸上都笑着，可张凤来总觉得那笑容里有点不对劲。 果然，没过几天，矛盾就来了。 赵春梅觉得，自己是张凤来明媒正娶的老婆，这饭店就该她说了算。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面团，包水饺，看见徐秀华晚起一会儿，就摔摔打打地说 “有些人就是命好，不用干活”。 徐秀华呢，觉得饭店是自己一手操持起来的，赵春梅凭什么来指手画脚？她照样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在前台收钱，看见赵春梅包的水饺馅调得不好，就直接说 “太咸了，客人不爱吃”。 两个女人，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前台，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却较着劲。张凤来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有回，一个熟客来吃饭，开玩笑说 “张老板好福气，俩老板娘都这么能干”。赵春梅脸一沉，说 “什么俩老板娘，就我一个正经的”。徐秀华听了，当场就把手里的账本摔在桌上：“这店当初可是我一分一分攒起来的，你算哪根葱？” 俩人大吵了一架，把客人都吓跑了。张凤来气得蹲在门口抽烟，烟蒂扔了一地。他这才明白，徐秀华让他接赵春梅来，根本不是为了添个帮手，而是想看看，在他心里，到底谁更重要。 三、失控的杀意 2008 年 7 月，天气热得像个蒸笼。饭店里的矛盾，也跟着气温一起飙升。 徐秀华开始不在饭店住了，搬回了洗头房。但她每天都会来饭店，有时是中午，有时是晚上，来了就坐在角落，看着赵春梅忙前忙后，时不时插句嘴，挑点毛病。 赵春梅也不示弱，徐秀华一来，她就故意大声跟张凤来说：“凤来，晚上咱包饺子，给孩子留点。” 或者 “你那件脏衣服我给你洗了，晾在楼上了”。 张凤来觉得丢人。饭店就在码头旁边，人来人往的，俩女人这么明争暗斗，街坊邻居都在背后指指点点。有回他去买海鲜，摊主还打趣他：“张老板，家里俩‘掌柜的’，够你受的吧？” 他开始躲着徐秀华。徐秀华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不回。徐秀华来找他，他就说 “忙着呢，你回去吧”。 7 月 2 号那天，徐秀华发高烧，躺在床上浑身发抖。她给张凤来打电话，声音虚弱：“凤来，我难受，你过来看看我。” 张凤来正在饭店招呼客人，不耐烦地说：“店里太忙，走不开，你自己找点药吃。” 挂了电话，徐秀华趴在床上，眼泪把枕头都浸湿了。她想起这两年，自己对张凤来掏心掏肺，给他管钱，给他照顾家里，甚至连他爹的生日都记着。可现在，他眼里只有那个黄脸婆和饭店。 “我不甘心。” 她咬着牙说。 那天晚上，徐秀华跟几个朋友去吃烧烤，喝了不少啤酒。朋友们听她说了委屈，都劝她：“凭啥让那个女人占了上风？你得去讨个说法！” 徐秀华被酒精和愤怒冲昏了头。她跌跌撞撞地跑到饭店，从晚上 9 点闹到凌晨 2 点。赵春梅也在，俩女人没动手，却把最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 “你就是个狐狸精，破坏别人家庭！” 赵春梅指着徐秀华的鼻子骂。 “我破坏你家庭？当初要不是我，你男人连饭都吃不上！” 徐秀华也不示弱。 张凤来夹在中间，头疼欲裂。他吼了句 “别吵了”，然后拉着徐秀华往外推：“你赶紧走，别在这丢人现眼！” 徐秀华被他推得一个趔趄，看着他护着赵春梅的样子，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张凤来，你行！” 她指着他，“我算是看透你了！” 从那天起，徐秀华闹得更凶了。她每天都来饭店，有时掀桌子，有时骂客人，把生意搅得一塌糊涂。张凤来彻底烦了，他觉得徐秀华就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黏得他喘不过气。 “咱分手吧。” 有天晚上，他找到徐秀华，语气冷冰冰的。 徐秀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分手？行啊，给我 7000 块钱，算我这两年的损失费。” 张凤来拿不出那么多钱，俩人讨价还价，最后说好每个月给她 1500，直到付清为止。 可徐秀华根本没打算等。7 月 6 号晚上，她越想越气，觉得自己这两年的感情，就像喂了狗。她又去了饭店，这次，她要一次性拿到 7000 块。 那天晚上，饭店已经关了门。张凤来和赵春梅带着孩子在二楼睡觉，被楼下的砸门声惊醒。 “张凤来，你给我出来！” 徐秀华在楼下喊，声音在夜里特别刺耳。 张凤来下去开门，徐秀华闯进来，直奔二楼：“钱呢？赶紧给我！” “不是说好了分月给吗？” 张凤来拦着她。 “我现在就要！” 徐秀华红着眼，顺手抄起楼梯口的圆凳子，朝着张凤来就扔了过去。凳子 “哐当” 一声砸在墙上，凳面裂开了道缝。 张凤来也火了。他把徐秀华拽到一楼，徐秀华像疯了一样，把桌子、板凳、锅碗瓢盆砸得满地都是。 “你到底想怎么样？” 张凤来吼道。 徐秀华喘着粗气，指着他的鼻子说：“不给钱是吧？行！你们一家四口，明天就给我滚出杨口！不然，我找黑社会的人，把你老婆孩子都做了！” 这句话，像根火柴，点燃了张凤来心里积压的所有怒火。他最在乎的就是孩子，徐秀华竟然敢威胁他们。 “你再说一遍？” 张凤来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说我要杀了你老婆孩子！” 徐秀华还在喊。 张凤来脑子 “嗡” 地一响。他看见饮水机后面立着根螺纹钢筋，是之前修门框剩下的。他走过去，拿起钢筋，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缠了缠，走到徐秀华身后。 “你是不是真这么绝情？” 他问。 徐秀华背对着他，还在骂骂咧咧：“绝情？我就是要让你不好过……” 话没说完，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她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了地上。 张凤来看着地上的人，手里的钢筋 “当啷” 一声掉在地上。他愣了几秒，突然反应过来 —— 他杀人了。 恐惧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他哆哆嗦嗦地蹲下去，摸了摸徐秀华的鼻子，没气了。 “完了，全完了。” 他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但很快，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把徐秀华的尸体拖到楼梯下的洗澡间，用拖把和肥皂把地上的血擦干净。然后，他拿起钢筋和擦血的布，趁着凌晨涨潮，扔到了小清河里。 河水很大，浪把东西卷进去，瞬间就没了踪影。 他回到店里，把尸体捆好，扛到码头，扔进了河里。 做完这一切，他回到家，对赵春梅说：“我杀人了。你带着孩子，赶紧走。” 赵春梅吓得浑身发抖，连夜带着孩子回了沾化。 张凤来换了身衣服，锁了店门，坐上去莱州的长途汽车。他想在莱州躲几天，等风头过了再说。 四、法网恢恢 张凤来在莱州待了 6 天。他住在朋友介绍的烧鸡店里，每天杀鸡、褪毛、煮鸡，像个机器一样干活，不敢看电视，不敢打电话，甚至不敢跟人说话。 7 月 13 号下午，他揣着仅有的几百块钱，去银行的 Atm 机取钱。他刚把卡插进去，突然感觉胳膊被人抓住了。 “张凤来，别动！” 他回头一看，是警察。 被抓的那一刻，张凤来反而松了口气。他低着头，说：“我知道，你们早晚得找来。” 审讯室里，张凤来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所有事情。他说自己后悔，不是后悔杀了徐秀华，而是后悔 “不该惹上这摊子事”。 “如果当初没认识她，就好了。” 他叹着气说。 老张坐在旁边，听着他的供述，心里五味杂陈。他见过太多因为婚外情引发的命案，大多像张凤来这样 —— 开始图新鲜，后来惹麻烦，最后失控，走向毁灭。 法院开庭那天，徐秀华的家人从辽宁赶来，坐在原告席上，哭成了泪人。她的妹妹说：“我姐这辈子不容易，离婚后一个人在外打拼，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 张凤来的妻子赵春梅也来了，抱着孩子，眼神空洞。她没说话，只是在听到 “死刑” 两个字时，身子晃了一下。 最终，张凤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判决下来那天，寿光下了场大雨。老张站在法院门口，看着雨水冲刷着地面，好像要把所有的血迹都洗干净。 他想起徐秀华的洗头房，那盏褪色的红灯笼，在风雨里摇摇晃晃，最终还是灭了。也想起张凤来的饭店，开业时挂的红绸子，早就被风吹得没了踪影。 这场始于欲望的婚外情，终究以最惨烈的方式，画上了句号。而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再也回不到最初的生活了。 渔港的码头依旧热闹，渔民们卸船、卖鱼，吆喝声此起彼伏。小清河的水还在涨潮，浑浊的浪拍打着岸边，像在诉说着一个被遗忘的故事。 第63章 沟渠里的行李箱 2014 年 12 月 22 日的银川，冬天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天刚蒙蒙亮时，街上的积雪还没化透，车轮碾过路面会留下两道深色的辙印，很快又被飘落的碎雪覆盖。王俊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还沾着去年冬天的油渍。他从甘肃庆阳来银川快半个月了，揣在怀里的简历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边角处还沾着汗渍 —— 这半个月里，他跑遍了劳务市场和大街小巷的招工启事，却连一份临时工都没找到。 上午九点多，王俊走到了丽景街附近。这条街算不上繁华，路边大多是低矮的商铺，有卖五金的、修电动车的，还有几家挂着 “招工” 牌子的餐馆。他站在一家面馆门口，盯着玻璃窗上贴的 “招服务员，包吃住”，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进去 —— 前几天他去类似的餐馆应聘，老板嫌他年纪大（他今年已经 42 岁了），又没干过服务业，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冷风顺着衣领灌进来，王俊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只剩下三块五毛钱，够买一个馒头当午饭。 大概十点左右，王俊突然觉得小腹一阵发紧，内急的感觉来得又急又猛。他环顾四周，这条街上全是商铺，门口连个公共卫生间的指示牌都没有。他赶紧往商铺后面走，想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可后面要么是居民楼的院墙，要么是堆放杂物的巷子，根本没有能方便的地方。情急之下，他看到不远处有片树林 —— 那是丽景街旁的绿化带，冬天树叶都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里面有条浅浅的沟渠，平时没什么人去。 王俊攥紧了拳头，忍着越来越强烈的尿意，快步钻进了树林。脚下的落叶被踩得 “咯吱” 响，寒风穿过树枝，发出 “呜呜” 的声音。他往沟渠那边走，想着找个沟渠边的草丛，既能隐蔽，又不会弄脏裤子。可刚走到沟渠旁边，一个东西突然撞进了他的视线 —— 那是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就放在沟渠边的枯草丛里，箱子立着放，滑轮陷在松软的泥土里。 王俊愣了一下。这树林里平时没人来，怎么会有个行李箱？他走近了些，发现箱子很新，牛津布的面料连个划痕都没有，滑轮上的塑料膜似乎都没完全撕掉，只是沾了点泥土。箱子的拉链拉得很严实，但因为里面塞得太满，箱体被撑得鼓鼓囊囊的，侧面的布料都绷紧了，好像再稍微用力，拉链就会崩开。 “谁把箱子放这儿了？” 王俊心里嘀咕着，内急的感觉竟然淡了些。他蹲下身，盯着箱子看 —— 箱子上没有贴托运标签，也没有任何能表明主人身份的东西。好奇像藤蔓一样缠上了他的心头，他伸出手，手指碰到箱子的面料，冰凉的触感传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抓住了拉链头 —— 拉链是银色的，拉起来有点涩，他用了点力气，“刺啦” 一声，拉链被拉开了一道缝。 就在这一瞬间，王俊的呼吸突然停住了。 一道苍白的皮肤从缝隙里露出来，那是人的皮肤，而且看形状，像是一条腿。王俊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忘了呼吸，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窜到头顶。他下意识地又拉了拉拉链，缝口更大了些 —— 这次他看得更清楚了，那确实是一条人腿，穿着深色的裤子，裤脚卷着，脚踝处露出来，皮肤白得吓人。 “妈呀！” 王俊猛地往后一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背撞到了一棵小树，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根本顾不上疼。他的心脏 “砰砰” 狂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胃里一阵翻腾，刚才憋住的尿意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恐惧。他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 —— 那是个二手的诺基亚，屏幕都裂了道缝，他按了好几次，才按对了 110 的号码。 “喂…… 喂！警察同志！” 王俊的声音发颤，几乎不成调，“我、我在丽景街的树林里…… 看到一个箱子，里面、里面好像有人！” 电话那头的民警让他保持冷静，问清了具体位置，说马上就到。王俊挂了电话，坐在地上，盯着那个行李箱，浑身止不住地发抖。他想站起来离开，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鼓胀的箱子，耳边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和呼啸的风声。 大概十五分钟后，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王俊像是看到了救星，挣扎着站起来，朝着声音的方向挥手。很快，两辆警车停在了树林外面，下来了七八个民警，其中几个人穿着深蓝色的警服，还有两个戴着白手套、背着勘察箱的技术人员。 “是你报的警？” 带头的民警走到王俊面前，他看起来四十多岁，眼神很锐利，说话声音很沉稳。王俊点点头，指了指沟渠边的箱子：“就在那儿…… 我拉开一点拉链，看到了人腿。” 民警没再多问，转身对身后的人说：“先拉警戒线，保护现场。” 两个年轻民警立刻拿出黄色的警戒线，绕着箱子周围拉了一圈，防止有人靠近。技术人员打开勘察箱，拿出相机、手电筒、卷尺等工具，小心翼翼地走到箱子旁边。 “箱子是豆绿色牛津布材质，带四个滑轮，看起来是全新的。” 一个技术人员一边观察一边说，另一个人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着照片，闪光灯在树林里亮起，显得格外刺眼。王俊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他们的动作，心里还是一阵阵发紧。 为了方便勘察，两个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树林里的空地上 —— 那是片相对平整的土地，没有太多落叶。他们蹲下身，仔细检查了箱子的外部，发现滑轮上只有少量泥土，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拉链上也只有王俊刚才留下的指纹（后来警方确认，王俊的指纹与案件无关）。 “准备打开箱子。” 带头的民警说。技术人员拿出镊子，小心地夹住拉链头，慢慢拉开 —— 拉链拉开的过程中，能听到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树林里显得格外清晰。随着拉链一点点拉开，箱子里的景象逐渐显露出来：一个女人蜷缩在箱子里，身体被挤得变形，脸色苍白，眼睛紧闭，已经没有了呼吸。 王俊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捂住了嘴，胃里又开始翻腾。他活了四十多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吓得腿都软了。 法医很快赶到了现场 —— 他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手里拿着一个银色的箱子。他走到箱子旁边，蹲下身，仔细检查死者的尸表。他先用手摸了摸死者的颈部，又翻开死者的眼皮，看了看瞳孔，然后用体温计测量了尸温。 “死者为女性，年龄大概在 35 到 45 岁之间。” 法医一边检查一边说，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有点模糊，“尸温较低，尸僵已经形成，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 3 天左右。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 —— 你看这里。” 他指了指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压痕，额颈处和口鼻周围都有，应该是被人按压口鼻和颈部导致窒息死亡的。” 民警们围在旁边，认真听着法医的判断。带头的民警皱了皱眉：“这里应该不是第一现场，只是抛尸现场。你看，箱子是全新的，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死者身上的衣服也比较整齐，应该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后，被凶手装进箱子里运到这里抛尸的。” 法医点点头，继续检查死者的体貌特征：“死者化妆比较浓，眼影和口红都还在，不过有点花了。刘海两侧留着两缕长发，长度到下巴。还有，她的双眼皮不自然，切口很明显，应该是做过双眼皮手术，而且手术时间不算太长，切口还没完全恢复。” 民警们仔细记录着这些特征，同时开始检查箱子里的其他物品。死者穿着一件迷彩大衣，里面是黑色的毛衣和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箱子里除了死者，还有一些其他物品：一件银色的男士外套，叠放在死者的腿边；一双黑色的皮革护膝，放在箱子的角落里；还有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洗漱用品。 “这件外套看起来是男士的。” 一个民警拿起那件银色外套，仔细看了看，“尺码是 xL 的，材质是化纤的，上面有少量血迹 —— 应该是死者的血。” 他把外套放进了证物袋里，“从样式来看，这件外套不是死者的，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另一个民警拿起了那双黑色护膝 —— 护膝是皮革材质的，内侧有一层薄薄的毛绒，看起来很厚实，适合冬天穿。“这护膝有点奇怪。” 他皱了皱眉，“在咱们银川，冬天只有骑摩托车的人才会戴这种护膝，用来保暖。但这护膝没有明显的品牌标识，也看不出来是男士还是女士的 —— 你看，尺码是均码的，男女都能穿。” 民警们讨论起来：“这护膝有可能是死者的随身物品，凶手抛尸的时候一起放进箱子里了；也有可能是凶手的，抛尸时不小心遗留在箱子里的。” 但不管是哪种可能，他们都需要先确定护膝的来源。后来警方调查发现，这款护膝产自河北，因为价格便宜（市场价大概 30 块钱一双）、保暖性好，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销售，销量很大，要想通过护膝追踪到凶手，难度很大，几乎是大海捞针。 接下来，民警们的目光落在了死者的耳朵上 —— 死者的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的耳钉，耳钉的形状是 “K” 字形，看起来不是纯金的，应该是镀金的，上面有一些细小的划痕。但奇怪的是，死者的左耳也有耳洞，却没有戴耳钉。 “怎么只有一只耳钉？” 一个民警疑惑地说，“会不会是掉在箱子里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检查了箱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死者的衣服口袋、箱子的缝隙里，甚至把死者的衣服都轻轻翻了一遍，可还是没找到另一只耳钉。 “难道是掉在第一现场了？或者是凶手拿走了？” 带头的民警皱了皱眉，这个疑问暂时没有答案。 随后，民警们打开了那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套洗漱用品：一支白色的牙刷、一管小包装的牙膏（大概只用了一半）、一把塑料梳子，还有一块小香皂。这些洗漱用品的包装都很简单，看起来不是家用的大包装，反而像是小旅馆里提供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 牙刷的刷毛有点弯曲，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牙膏，梳子的齿缝里夹着几根长发（后来确认是死者的）。 “这些洗漱用品是死者的吗？还是别人丢弃在这里，刚好被凶手一起装进箱子里的？” 一个民警提出了疑问。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警方很快将洗漱用品送到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 —— 结果显示，牙刷上检测出了死者的 dNA，梳子上的头发也与死者的 dNA 一致。 “这说明，这些洗漱用品是死者用过的。” 带头的民警说，“死者应该是在银川的某个小旅馆住过，这些洗漱用品是旅馆提供的，她用过后放在了身边，结果被凶手一起装进了箱子。” 这个发现让警方看到了一丝希望 —— 如果能找到死者住过的旅馆，或许就能找到第一现场，甚至锁定凶手。 但眼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凶手是怎么把这个装满尸体的箱子运到这里的？ 这个行李箱不算小，长大概 70 厘米，宽约 50 厘米，加上死者的体重，总重量大概有 60 公斤。这么重的箱子，凶手一个人搬运肯定很吃力，而且这里是树林，周围没有公路，汽车开不进来，凶手是怎么把箱子运到这里的？ 民警们开始在现场周围仔细搜索，希望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痕迹。在距离箱子五六米远的地方，一个年轻民警发现了一组车轮印 —— 那是自行车的车轮印，印在松软的泥土上，因为冬天泥土有点冻硬，所以印子不算太深，但能清楚地看到轮胎的花纹（横纹花纹）。车轮印的旁边，还有一组清晰的足迹，尺码大概是 42 码，鞋底的花纹是格子状的，上面沾了些泥土。 “这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 年轻民警兴奋地说，“凶手会不会是骑自行车把箱子运到这里的？”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警方决定做一个侦查实验。他们找来了一个和现场发现的行李箱一模一样的新箱子，又找了一个体重 60 公斤的志愿者（和死者的体重差不多），让志愿者躺在箱子里，模拟死者的状态。然后，他们找了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让另一个志愿者骑着自行车，把箱子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沿着现场的路线骑行 —— 也就是从树林外面的小路骑进树林，到抛尸地点附近。 “重点观察车轮印的宽度和深度。” 带头的民警说。实验开始后，志愿者骑着载有箱子的自行车，慢慢骑过树林里的泥土路，车轮在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印子。民警们用卷尺仔细测量了这组车轮印：宽度约 40 毫米，深度约 35 毫米。 然后，他们又让志愿者骑着空自行车，沿着同样的路线骑行，测量空车留下的车轮印：宽度约 30 毫米，深度约 20 毫米。 “现场发现的车轮印，宽度是 30 毫米，深度是 20 毫米，和空车留下的车轮印一致。” 一个民警对比了数据后说，“这说明，现场的车轮印是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形成的，也就是说，凶手不是骑自行车把箱子运到这里的。” 这个结论让民警们有点失望 —— 原本以为能找到抛尸方式的线索，结果又断了。 整个现场勘察下来，警方掌握的线索其实并不多：一具身份不明的女尸，一件男士银色外套，一双黑色护膝，一只 K 字形金色耳钉，一套小旅馆的一次性洗漱用品，还有一组无关的自行车轮印。死者的身份无法确定，第一现场的位置不知道，凶手的抛尸方式也不明确 —— 这起无名抛尸案，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案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丽景街附近的居民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 “银川出现了连环杀手”，有人说 “死者是个大学生，被人绑架后杀害的”，还有人说 “抛尸的地方经常闹鬼，现在更不敢去了”。这些谣言越传越邪乎，甚至有人把这件事和几年前的其他案件联系起来，搞得人心惶惶。 网络上的传言更是离谱。有网友在微博和论坛上发帖，编造了 “凶手是个变态，已经杀了三个人”“警方已经锁定嫌疑人，但不敢公布” 等不实信息，这些帖子被大量转发，阅读量很快就超过了 10 万。 警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能再被动应对了，必须主动引导舆论。” 局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局长说，“一方面要澄清谣言，避免引起恐慌；另一方面要发布协查通告，动员群众提供线索 —— 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死者的身份信息，只要确定了死者是谁，案子就好办多了。” 于是，警方决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案件信息。他们先是在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务微博上发布了协查通告，里面详细描述了死者的体貌特征（35-45 岁女性，双眼皮手术痕迹，右耳戴 K 字形金色耳钉，穿迷彩大衣和黑色牛仔裤），以及现场发现的关键物证（男士银色外套、黑色护膝、小旅馆一次性洗漱用品），并留下了举报电话，呼吁市民提供线索。 随后，他们又在微信公众号、本地论坛等平台发布了同样的协查通告，还在丽景街附近的社区、商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张贴了纸质通告。通告里明确写着 “请勿传播不实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同时承诺 “对提供有效线索的市民，将给予适当奖励”。 协查通告发布后，很快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务微博上，这条通告的转发量很快就超过了 5000 次，评论量也有 3000 多条。很多市民在评论里留言，有的说 “会留意身边的可疑人员”，有的说 “如果看到符合特征的人，会立刻报警”，还有的市民提供了一些线索 —— 比如有人说 “前几天在北门汽车站看到过一个戴 K 字形耳钉的女人”，有人说 “自己店里卖过同款黑色护膝”。 民警们专门成立了线索筛选小组，负责整理和核实这些线索。他们坐在警局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一条一条地看市民提供的线索，把可疑的线索标记出来，然后分派给各个侦查小组去核实。 短短两天时间里，警方就收到了数十条线索，其中一条来自通讯公司的肖师傅，引起了他们的重视。 肖师傅今年 50 岁，是银川一家通讯公司的维修员，负责丽景街附近的通讯设备维修。案发后的第二天，他看到了警方发布的协查通告，尤其是看到通告里描述的 “抛尸地点在丽景街绿化带” 时，突然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 “我那天加班到晚上 10 点，骑车回家的时候，刚好经过丽景街的绿化带。” 肖师傅在电话里对民警说，“当时天很黑，路上没什么人，我看到绿化带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牌号开头是宁 A（银川的车牌号），后面的数字我没看清。那辆车的右后门是开着的，地上趴着一个女人，一动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民警听到这里，立刻来了精神：“你还记得具体是哪一天吗？那个女人穿什么衣服？” “应该是 12 月 19 号晚上吧 —— 我那天加完班，看了一眼手机，是 10 点 05 分。” 肖师傅回忆说，“那个女人穿的衣服有点暗，好像是深色的，具体是什么颜色我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光线太暗。我本来想停下来看看她是不是出事了，但又怕惹麻烦，就拍了张照片，然后赶紧骑车走了。” “照片还在吗？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民警问。 “在，在我手机里。” 肖师傅说。 当天下午，民警就赶到了肖师傅的工作单位。肖师傅拿出手机，打开了那张照片 —— 照片确实是在晚上拍的，光线很暗，画面有点模糊，但能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右后门开着，地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趴在地上。 民警们仔细研究了这张照片，发现肖师傅所说的地点，距离抛尸现场只有不到 500 米，而且时间（12 月 19 号）也与法医推断的 “死亡时间 3 天左右”（案发是 12 月 22 号，倒推 3 天就是 12 月 19 号左右）基本吻合。 “这辆车很可疑。” 带头的民警说，“赶紧查车牌号，找到车主。” 警方通过交通监控系统，很快查到了那辆黑色轿车的车牌号 —— 宁 A?xxxx（为保护隐私，此处隐去后四位），车主是银川本地的黄先生。当天晚上，民警就联系上了黄先生，让他到警局配合调查。 黄先生接到电话时很惊讶：“警察同志，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怎么要我去警局？” 到了警局后，黄先生看到那张照片，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呀，这是个误会！” 他赶紧解释，“那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去和朋友聚会，她喝了不少酒，我开车送她回家，经过丽景街的时候，她突然说要吐，我就把车停在路边，让她下车吐。她趴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缓了几分钟就上车了，我们之后就回家了，没别的事啊！” 民警们当然不会只听黄先生的一面之词，他们立刻核实了他的说法：首先，找到了黄先生当晚聚会的朋友，他们证实黄先生和他女朋友确实参加了聚会，而且他女朋友喝了很多酒；其次，找到了黄先生女朋友的家人，他们说当晚黄先生确实把女朋友送回了家，而且女朋友第二天还去医院检查了，因为醉酒引起了肠胃不适；最后，警方查看了黄先生家附近的监控，确认他当晚送女朋友回家后，就再也没出过门。 “看来这确实是个巧合。” 民警们有点失望，但还是排除了黄先生与案件的关联。 截至 12 月 25 号（案发后的第三天），警方已经排查了五十多个嫌疑对象，包括肖师傅提供的黄先生、几个提供线索的市民提到的 “可疑人员”，还有一些与现场物证相关的人员（比如卖同款护膝的商家），但都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死者的身份依然是个谜。案件似乎陷入了死胡同，民警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出现了。12 月 25 号下午，银川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一家打印店的老板王师傅。 “警察同志，我看到你们发布的协查通告了，” 王师傅的声音有点激动，“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个死者，可能是我店里的一个顾客！” 民警们立刻精神起来：“您详细说说，那个顾客是什么样的？” 王师傅的打印店开在银川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店面不大，只有十几平米，门口挂着 “老王快印图文” 的红色招牌，已经开了十几年了，附近的居民都认识他。王师傅说，大概在 12 月 17 号上午，店里来了一个女顾客，这个顾客之前也来过两次，都是来做名片和印章的。 “她第一次来是 12 月 10 号，说要开个旅馆，需要做名片，上面要印她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还有旅馆的地址（当时她还没确定地址，只写了‘银川市北门附近’）。” 王师傅回忆说，“第二次是 12 月 12 号，她来改名片的内容，把联系方式改了一个。第三次就是 17 号上午，她来做印章，说旅馆快开了，需要印章用来登记。” 让王师傅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女顾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来店里，都戴着一副黑色的大框墨镜，即使在室内也不摘。“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室内光线又不亮，戴墨镜干嘛？” 王师傅说，“我问过她一次，她说眼睛不舒服，怕光。后来我趁她低头看名片样本的时候，从侧面看了一眼，发现她的眼睛上面有两道很明显的印子，像是刚做过双眼皮手术，切口还没长好，可能是怕别人看到，所以才戴墨镜遮着。” 民警们听到这里，心里一动 —— 协查通告里提到，死者做过双眼皮手术，这和王师傅说的情况吻合。 “还有，” 王师傅继续说，“这个女顾客的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的耳钉，形状像是个‘K’字，左耳没戴。我当时还问她，怎么只戴一只耳钉，她说另一只掉了，找不到了。这和你们通告里说的‘右耳戴 K 字形金色耳钉’也一样！” “还有别的特征吗？比如她穿什么衣服？” 民警赶紧问。 “她第三次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迷彩大衣，腿上还套着一对黑色的护膝。” 王师傅说，“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现在天这么冷，戴护膝骑车暖和’，她笑了笑，没说话。你们通告里说死者穿迷彩大衣，还有黑色护膝，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王师傅的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 —— 这几个特征（双眼皮手术痕迹、K 字形金色耳钉、迷彩大衣、黑色护膝）完全符合死者的体貌特征和现场物证，这个女顾客很可能就是死者！ “您能确定她是 12 月 17 号上午来的吗？她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民警问。 “确定，17 号上午 10 点左右来的，10 点 15 分左右离开的。” 王师傅说，“她离开的时候，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我给她做的印章半成品 —— 因为印章需要晾干，我让她下午 3 点来取，她答应了。可到了下午 4 点多，她还没来，我就给她打电话，结果打不通；我之前加过她的微信，就给她发微信，过了几分钟，她微信回了一条语音，但不是她的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说‘好的，马上过去’。可我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取印章，直到现在，那个印章还在我店里呢！” “男人的声音？” 民警们立刻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您还记得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比如年龄、口音？” “声音有点低沉，听起来大概三十多岁，有本地口音，但又不是纯银川口音，像是周边旗县的。” 王师傅回忆说，“当时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是个男人回复，现在想想，可能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挂了王师傅的电话后，民警们立刻赶到了他的打印店。王师傅拿出了那个女顾客的名片样本和没取走的印章 —— 印章上刻着 “银川市 xx 旅馆（暂定名）”，还有一个名字：贾玉芳。 “这是她当时提供的名字，说印章上要刻这个。” 王师傅说。 民警们还调取了打印店的监控录像 —— 打印店的监控安装在柜台上方，能清楚拍到店内的情况。12 月 17 号上午 10 点 03 分，一个女人走进了打印店，她戴着黑色大框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黑色护膝，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正是王师傅说的那个女顾客。监控里能看到她和王师傅交流的画面，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看到她指着名片样本，似乎在确认内容。10 点 15 分，她拿着塑料袋离开了打印店，走出了监控范围。 “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死者！” 带头的民警看着监控，肯定地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死者的名字 —— 贾玉芳！接下来，就是确定她的身份，找到她的家人，还有那个回复微信的男人！” 警方根据王师傅提供的 “贾玉芳” 这个名字，以及 “要开旅馆”“可能来自周边旗县” 的线索，开始在全国户籍系统里进行排查。他们筛选出了所有名叫 “贾玉芳”、年龄在 35-45 岁之间、来自宁夏周边地区（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甘肃庆阳、平凉等）的人员，一共找到了 12 个符合条件的 “贾玉芳”。 民警们逐一核实这 12 个人的信息，排除了 11 个 —— 其中有 5 个已经去世，3 个年龄不符（实际年龄超过 50 岁），2 个一直在本地生活，没有来银川的记录，1 个是男性（重名）。最后剩下的一个，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今年 38 岁，离婚，之前在鄂托克旗开了一家小卖部，半年前把小卖部转让了，之后去向不明。 “这个贾玉芳的情况，和王师傅说的‘要开旅馆’很吻合 —— 转让小卖部，可能就是为了凑钱开旅馆。” 民警们觉得这个贾玉芳的嫌疑最大。他们立刻联系了鄂托克旗公安局，请求协助调查。 鄂托克旗公安局很快回复：这个贾玉芳确实在半年前转让了小卖部，她的父母还在鄂托克旗生活。12 月 15 号那天，贾玉芳跟父母说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家人，她的父母还以为她在银川忙，没太在意，直到警方联系他们，才知道女儿可能出事了。 12 月 26 号上午，银川警方的侦查人员驱车前往鄂托克旗 —— 两地相距 800 多公里，冬天的高速路有点滑，他们开了 10 个多小时，才到达鄂托克旗。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贾玉芳的父母。 贾玉芳的父母都是农民，年纪快 70 了，身体不太好。当民警告诉他们 “贾玉芳可能遇害” 的消息时，老两口一下子就懵了，贾玉芳的母亲当场就哭晕过去，被民警及时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醒来后，她拉着民警的手，哽咽着说：“我女儿怎么会出事啊…… 她去银川开旅馆，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啊……” 民警们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安慰老两口，然后采集了他们的 dNA 样本 —— 需要通过 dNA 比对，确认死者就是贾玉芳。 12 月 27 号，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死者的 dNA 与贾玉芳父母的 dNA 完全吻合！警方终于确定，死者就是来自内蒙古鄂托克旗的贾玉芳！ 根据贾玉芳父母的回忆，贾玉芳离婚后，一个人开小卖部，很辛苦，但很能干，攒了一些钱。半年前，她跟父母说 “银川游客多，开小旅馆能赚钱”，就把小卖部转让了，凑了十几万，准备去银川开旅馆。她之前已经去银川考察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住小旅馆，因为小旅馆便宜，而且离批发市场近（方便采购旅馆用品）。12 月 15 号那天，她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采购清单，跟父母说 “这次去银川要采购床品、洗漱用品这些，大概一周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打过电话 —— 父母以为她忙，没敢打扰她，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她之前去银川，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什么人？比如朋友、合作伙伴之类的？” 民警问。 贾玉芳的母亲想了想，摇了摇头：“她没怎么提过，只说认识了一个‘李哥’，有时候会跟她一起讨论开旅馆的事。我们问她‘李哥’是谁，她也没多说，只说是在广场舞上认识的。” “李哥？” 民警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她性格比较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很少跟我们说她的事。” 贾玉芳的父亲叹了口气，眼里满是心疼。 确定了死者是贾玉芳后，警方的调查方向更加明确了：首先，找到贾玉芳在银川住过的小旅馆（根据现场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她肯定住过小旅馆），那里很可能就是第一现场；其次，找到那个 “李哥”，他很可能就是王师傅提到的 “回复微信的男人”，也是本案的关键嫌疑人。 警方决定以两个地点为中心，排查周边的小旅馆：一个是贾玉芳去过的打印店（老城区的巷子），另一个是抛尸现场（丽景街绿化带）。他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排查一个区域，一家一家地走访小旅馆，查看住宿登记，调取监控录像。 银川的小旅馆很多，尤其是在北门汽车站、火车站附近，几乎每条巷子里都有几家。民警们每天从早上 8 点忙到晚上 10 点，一家一家地跑，有时候遇到不配合的旅馆老板，还要耐心解释半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12 月 28 号下午，一个侦查小组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 “如家小旅馆”（并非连锁酒店，只是名字相似）有了发现。这家旅馆的老板姓刘，50 多岁，看到民警出示的贾玉芳的照片（根据监控截图和家人描述制作的）后，立刻说：“我见过这个女人！大概在 12 月 15 号下午，她和一个男人一起来住过店！” 民警们立刻来了精神：“您能详细说说吗？他们住了几天？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15 号下午 4 点多来的，住到 17 号下午。” 刘老板回忆说，“那个女人戴着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护膝，跟照片上一样。跟她一起来的男人大概 30 多岁，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外套，留着短发，说话有点鄂托克旗的口音。他们要了一个单间，登记的时候，是那个男人用身份证登记的，名字好像叫‘李义光’。” “李义光？” 民警们心里一动 —— 贾玉芳的母亲提到的 “李哥”，会不会就是这个李义光？ “您这里有监控吗？能调给我们看看吗？” 民警问。 “有，大厅和二楼走廊都有监控。” 刘老板说。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旅馆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不算清晰，但能清楚看到贾玉芳和李义光的身影： 12 月 15 号下午 16 点 19 分，贾玉芳走进旅馆大厅，刘老板在柜台后面。贾玉芳走到柜台前，问：“有没有单间？多少钱一晚？” 刘老板说：“80 块，有热水，能看电视。” 贾玉芳砍了砍价：“70 块行不？我住两天。” 刘老板答应了。就在这时，李义光走进了大厅，他手里夹着一根烟（后来警方确认是红塔山香烟），走到柜台前，对刘老板说：“登记一间房。”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刘老板登记的时候，贾玉芳站在旁边，看了看手机，偶尔和李义光说几句话，看起来很亲密。 登记完后，刘老板带着他们去看房间 —— 先看了 5 号房（窗户坏了，漏风），又看了 6 号房（热水不太热），最后看了 7 号房（在二楼走廊尽头，比较安静，窗户完好，热水也正常）。贾玉芳和李义光商量了一下，决定住 7 号房。刘老板把钥匙交给他们，他们就拿着行李上了楼。 12 月 16 号早上 7 点多，李义光一个人下楼，在旅馆附近的早餐摊买了豆浆和油条，拎着塑料袋回到了 7 号房。上午 10 点左右，李义光又下楼了一次，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瓶啤酒和一些零食，然后回到房间，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门。贾玉芳一整天都没出门，应该是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 12 月 17 号早上 8 点 08 分，贾玉芳背着一个小背包，戴着墨镜，腿上套着护膝，从 7 号房出来，下楼时碰到了刘老板，她笑着说：“刘老板，我出去办点事，中午回来。” 刘老板说：“好，钥匙带好。” 贾玉芳点点头，走出了旅馆 —— 根据打印店的监控，她这是去王师傅的打印店做印章。 12 月 17 号下午 14 点 05 分，贾玉芳回到了旅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打印店的印章半成品）。她上楼时又碰到了刘老板，刘老板问：“事办完了？” 贾玉芳说：“嗯，还有点东西没弄好，下午再去取。” 然后就走进了 7 号房。 从 17 号下午 14 点 05 分之后，监控里就再也没看到贾玉芳出来过。 而李义光的行踪则更加可疑： 17 号下午 14 点 05 分贾玉芳回到房间后，李义光一直没出门。直到 16 点 25 分，李义光才从 7 号房出来 —— 他的头发有点乱，脸色苍白，眼神躲闪，身上穿的不是之前的灰色外套，而是贾玉芳的迷彩大衣（大衣明显不合身，袖子太长，他卷了起来）。他走到楼梯口，又突然回头，盯着 7 号房的门看了几秒钟，然后才下楼。 走到大厅门口时，他口袋里掉了一个东西 —— 监控显示，那是一个红色的打火机，上面印着 “鄂托克旗 xx KtV” 的字样。他赶紧弯腰捡起来，然后突然又转身跑回二楼，打开 7 号房的门，快速看了一眼里面，然后关上门，用钥匙锁好，又拉了拉门把手，确认锁好后，才再次下楼。 刘老板当时在柜台后面看电视，看到他这副慌张的样子，觉得有点奇怪，问：“小伙子，怎么了？忘东西了？” 李义光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快步走出了旅馆。 17 号下午 17 点 30 分，李义光又回到了旅馆 —— 他手里拉着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和现场发现的行李箱一模一样！行李箱的轮子在走廊里发出 “咕噜咕噜” 的声音，听起来很重。他拎着行李箱上了二楼，走进了 7 号房。刘老板问他：“需要帮忙吗？” 他头也不回地说：“不用！” 语气很生硬，带着一丝不耐烦。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旅馆里没什么异常，监控里也没看到李义光出来。直到 22 点 21 分，李义光再次从 7 号房出来 —— 这次他穿着之前的灰色外套，手里抱着那个豆绿色的行李箱，箱子看起来很重，他走得很慢，额头冒着汗（即使是冬天，也能看到他额头的汗珠）。他走到楼梯口，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抱下楼，下楼时差点摔倒，刘老板想上前扶他，他却猛地躲开了，然后快步走出旅馆，朝着丽景街的方向走去 —— 那正是抛尸现场的方向！ “就是他！” 民警们看着监控，兴奋地说，“李义光肯定就是凶手！他在 7 号房杀害了贾玉芳，然后出去买了行李箱，把尸体装进去，晚上运到丽景街抛尸！” 警方立刻对 7 号房进行了勘察 —— 他们打开房门，房间里很整洁，床单铺得很平，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两个空啤酒瓶（正是李义光 16 号买的那种）、一个外卖盒子（里面是剩下的炒面，后来确认是李义光 17 号中午点的外卖），垃圾桶里有几个烟蒂（红塔山香烟，和李义光之前抽的一致）和一些纸巾。 民警们戴着白手套，仔细检查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床单上没有明显的血迹，但用紫外线灯照射后，发现床单的角落有少量潜血（后来确认是贾玉芳的血，应该是李义光清理过现场，但没清理干净）；啤酒瓶和外卖盒子上只有李义光的指纹；垃圾桶里的烟蒂也只有李义光的 dNA；卫生间里很干净，毛巾和牙刷都在，但只有李义光的使用痕迹，没有贾玉芳的 —— 很明显，李义光在离开前，仔细清理了房间，试图销毁证据。 “7 号房就是第一现场！” 法医确认，“虽然现场被清理过，但从床单上的潜血和贾玉芳的死亡原因来看，她应该是在这个房间里被李义光杀害的。” 确定了李义光的犯罪嫌疑后，警方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他们通过户籍系统查到，李义光也是内蒙古鄂托克旗人，今年 34 岁，无业，2010 年因为盗窃被鄂托克旗公安局拘留过 15 天。他们还查到，李义光在 12 月 17 号晚上抛尸后，没有回鄂托克旗，而是去了吴忠市（宁夏的一个地级市，距离银川约 60 公里）。 就在警方准备动身去吴忠抓捕李义光的时候，12 月 29 号上午，吴忠市公安局打来电话：李义光主动到吴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民警们又惊又喜 —— 没想到李义光会主动自首。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吴忠，见到了李义光。 李义光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头发凌乱，脸上长满了胡茬，眼神躲闪，看起来很憔悴。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很快交代了自己杀害贾玉芳的经过。 李义光和贾玉芳是在 2014 年 6 月认识的 —— 当时李义光在鄂托克旗待业，每天晚上都会去广场跳广场舞，贾玉芳也经常去跳。两人聊了几次，很快就熟悉了。贾玉芳说自己开小卖部，生意还不错，李义光则骗她说自己 “做小生意，能赚钱”，其实他根本没有工作，靠打零工和向家人要钱生活。 两人认识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李义光还搬到了贾玉芳的家里住。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贾玉芳跟李义光说，她想关掉小卖部，去银川开一家小旅馆，因为 “银川的游客多，开旅馆比开小卖部赚钱”。李义光一开始有点犹豫，但看到贾玉芳很有信心，而且他也想找个 “正经事” 做，就答应了，还说 “我支持你，钱不够的话我来想办法”。 其实李义光根本没有积蓄，他所谓的 “想办法”，就是回家骗父母 —— 他跟父母说 “自己要和朋友合伙开餐馆，需要 10 万块钱”，父母信以为真，把攒了一辈子的 9 万 6 块钱给了他。李义光把这笔钱给了贾玉芳，说 “这是我攒的，你先用着，不够再说”。贾玉芳很感动，说 “等旅馆开起来，赚了钱就还你”，但两人没有写借条。 2014 年 12 月 15 号，贾玉芳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李义光说 “我跟你一起去，帮你看看，顺便熟悉一下银川的环境”—— 其实他是怕贾玉芳骗他的钱，想盯着她，确保她真的是去开旅馆，而不是把钱卷走。 15 号下午，两人一起坐大巴从鄂托克旗到了银川，然后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 “如家小旅馆” 住了下来，登记的是李义光的身份证。16 号一整天，贾玉芳都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李义光则在房间里喝啤酒、看电视，偶尔出去买东西。 17 号早上，贾玉芳去打印店做印章，李义光一个人在房间里，又喝了几瓶啤酒。下午 2 点左右，贾玉芳回到房间，看到李义光又在喝酒，顿时就生气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次来银川是办正事，你怎么整天就知道喝酒？旅馆还没开起来，你就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办？” 李义光喝了酒，情绪也很激动：“我喝酒怎么了？我在家待着也没碍着你！你整天出去，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那 9 万 6 是我爸妈的养老钱，你要是敢骗我，我饶不了你！” 贾玉芳更生气了：“我骗你什么了？我开旅馆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好，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这钱是我借你的，又不是不还你，等旅馆开起来，赚了钱我就还你！” “还我？你什么时候还？” 李义光站起身，走到贾玉芳面前，“你要是不还我，我就去找你爸妈要！” 贾玉芳也急了，脱口而出：“你敢去找我爸妈？你再逼我，我就告你强奸！”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李义光 —— 他以为贾玉芳是在故意威胁他，想赖掉那笔钱。他当时喝了酒，失去了理智，一把抓住贾玉芳的胳膊，把她按在了床上。贾玉芳挣扎着反抗，用手抓李义光的胳膊，还大喊大叫。李义光怕被别人听到，赶紧用手捂住贾玉芳的口鼻，另一只手按住她的颈部。贾玉芳挣扎了几分钟，就不动了。 李义光松开手，发现贾玉芳已经没有了呼吸，顿时就慌了 —— 他坐在床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杀了人。他想逃跑，但又怕被警方抓到，于是就想把尸体处理掉。 他看到贾玉芳的迷彩大衣放在椅子上，就把自己沾了血的灰色外套脱下来，换上了迷彩大衣（因为他的外套上有贾玉芳的血，怕被人发现）。然后，他拿着钱包，匆匆离开了旅馆，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花了 200 块钱），又回到了 7 号房。 回到房间后，他把贾玉芳的尸体装进了行李箱 —— 因为尸体已经僵硬，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尸体塞进去，还把自己的灰色外套、贾玉芳的黑色护膝（他记得贾玉芳平时经常戴，觉得应该一起处理掉）、还有贾玉芳用过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怕留下线索）一起放进了箱子里。 晚上 10 点多，他抱着行李箱离开了旅馆，沿着丽景街走，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抛尸。走到丽景街的绿化带时，他看到里面没人，就把箱子扔在了沟渠边，然后赶紧离开了。 抛尸后，李义光不敢回鄂托克旗，也不敢留在银川，就打车去了吴忠。他在吴忠的一家网吧里待了两天，每天都在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躲不过去，于是就在 12 月 29 号上午，主动去吴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李义光自首后，警方根据他的交代，核实了所有细节：他买行李箱的超市、抛尸的路线、与贾玉芳的交往过程，都与警方之前调查的结果一致。他胳膊上的抓痕，也与贾玉芳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吻合。 2015 年，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李义光因口角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考虑到李义光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义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告破后，民警们终于松了口气。带头的民警说：“这起案子能破，离不开群众的帮助 —— 如果没有肖师傅提供的线索，没有王师傅认出贾玉芳，我们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这也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和群众配合好，再难的案子也能破。” 而贾玉芳的父母，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只是默默地流着泪 —— 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那个想通过开旅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第64章 血色工人屯 血色工人屯：2000 年齐齐哈尔弑夫杀子案纪实 2000 年 9 月 21 日的齐齐哈尔，秋意已经浸透了城郊的每个角落。凌晨五点多，铁锋区工人屯的上空还飘着一层薄薄的晨雾，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陆续升起淡青色的炊烟，混着猪圈里的哼哼声、鸡窝里此起彼伏的打鸣声，织成一幅北方乡村特有的清晨图景。住在屯子中间的罗某家，烟囱也早早冒了烟 —— 妻子李某正站在灶台前忙活早饭，铁锅沿上凝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她哈了口气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把最后一把玉米面撒进沸腾的锅里，搅出一圈圈金黄的涟漪。 早饭是玉米糊糊配咸菜，还有两个昨天剩下的白面馒头 —— 这是给三岁的女儿小罗留的。李某把碗筷摆上桌时，才发现平时这个点早就围着灶台转、吵着要 “吃包包” 的小丫头不见了。她心里先咯噔一下，嘴上还念叨着 “这小祖宗又跑哪儿玩去了”，脚步已经跨出了堂屋。 罗家的院子不大，东头堆着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垛，西头是个小菜园，白菜已经包心，绿油油的叶子上沾着露水。李某先喊了一声 “小罗”，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不远，只有几只麻雀从柴火垛上惊飞起来。她又提高嗓门喊了第二声、第三声，从堂屋到后院，从菜园子到柴火垛后面的小角落，连女儿平时藏猫猫的草垛缝都扒开看了 —— 没有那抹熟悉的粉色小身影，也没有听到那声软乎乎的 “妈妈”。 冷汗一下子就从李某的后背上冒了出来。她知道，女儿平时最黏的就是西院邻居夏晓霞家的儿子大宝石 —— 那个七岁的小男孩比小罗大四岁，总带着小罗在屯子里疯跑。“会不会去西院了？” 李某一边这么想，一边跌跌撞撞地往隔壁跑，鞋底踩在带露的泥地上，溅起的泥点沾了一裤脚。 夏晓霞家的大门虚掩着，李某伸手一推就开了，刚要喊 “晓霞”，就看见夏晓霞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来，头发乱蓬蓬的，上衣扣子还扣错了一颗，脸上带着没睡醒的慌乱。 “晓霞！我家小罗是不是来你家了？” 李某抓住夏晓霞的胳膊，手劲儿大得让对方皱了眉，“我找遍家里都没见着，她平时不总跟大宝石玩吗？” 夏晓霞的眼睛眨了眨，像是没反应过来，过了几秒才猛地开口：“我正想问你呢！我家大宝石也不见了！早上我醒了就没见着他，还以为去你家找小罗了 —— 他们俩是不是一起跑出去了？”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顺着李某的头顶浇到脚底板。她抓着夏晓霞胳膊的手一下子松了，整个人晃了晃，差点栽倒在地。“俩孩子都不见了？” 她的声音发颤，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这可咋整啊！俩孩子能去哪儿啊！” 李某疯了似的往屯子中间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啊！帮忙找找孩子！我家小罗和西院大宝石都不见了！” 她的声音很快就嘶哑了，屯子里的人听见喊声，纷纷从家里跑出来 —— 张婶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王大爷扛着刚要去地里用的锄头，连隔壁养猪的老周都顾不上喂猪，套上鞋就跑了出来。 “俩孩子啥时候不见的？” “昨天晚上还看见他俩在屯口玩呢！” “会不会跑去村外的河边了？那可得赶紧找！” 议论声、脚步声混在一起，小小的工人屯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人们自发分成几队，有的往屯子东边的玉米地跑，有的去西边的小河沿，还有的骑着自行车往几里外的镇上找。李某跟在人群后面跑，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每跑一步都觉得心口疼 —— 那是她结婚 13 年后才盼来的女儿啊，长得粉雕玉琢的，一笑两个小酒窝，她平时连大声说一句都舍不得，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 人群里，夏晓霞也跟着跑前跑后，一会儿问 “有没有看见俩孩子”，一会儿又跟张婶说 “会不会是被人绑架了？最近听说邻村有偷孩子的”。她脸上带着焦急，额头上还渗着汗，可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她的眼神始终在躲闪，问的话也都是顺着别人的话头说，从没有主动提出具体的寻找方向。 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太阳升到头顶，秋老虎还有点威力，晒得人皮肤发疼，可找孩子的人们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直到中午，去镇上的人回来了，去河边的人也回来了，都说没见着俩孩子的影子。李某再也撑不住，瘫坐在自家院子里，抱着门框哭得死去活来，嘴里反复念叨着 “小罗啊，你回来吧，妈妈错了，妈妈不该让你自己玩”。罗某早上听说孩子不见，跟厂里请了假赶回来，看着妻子哭成这样，自己也红了眼，蹲在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蒂扔了一地。 就在这时，夏晓霞走了过来，拍了拍李某的肩膀：“他婶子，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听说二厂那边有个算命的，算得可灵了，前阵子邻村丢了只羊，都是他算出来在哪的。要不我去问问，看看俩孩子到底在哪儿？” 李某抬起哭肿的眼睛，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真…… 真能算出来？” “试试呗，总比在这儿干等着强。” 夏晓霞说着，拉上旁边的刘大娘，“大娘，你陪我一起去呗，我一个人有点怕。” 刘大娘本不想去，可看着李某可怜的样子，还是点了点头。 俩人坐着村里的三轮车往二厂走，路上夏晓霞一直没怎么说话，眼神盯着车窗外掠过的枯树，不知道在想什么。刘大娘问她 “大宝石平时跟小罗最亲，会不会真跑远了”，她也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句 “谁知道呢”。 找到那个 “算命大仙” 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那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门口挂着一块红布，屋里弥漫着香烛和烟丝混合的味道。“大仙” 留着一撮山羊胡，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听完夏晓霞报的俩孩子生辰八字，闭着眼睛掐了半天手指，才慢悠悠地开口：“这俩孩子啊，是被人绑走了。不过没在一块儿，一个往弗拉尔基方向去了，另一个就在你们家附近，没走远。” 夏晓霞听完，脸上露出 “果然如此” 的表情，又追问了几句，才拉着刘大娘往回走。可刚到屯子口，就看见自家门口围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的。她心里一紧，快步走过去，就看见儿子大宝石站在人群中间，衣服上沾着泥，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里满是惊恐。 “大宝石！你咋回来了？” 夏晓霞挤进去，一把把儿子拉到身边，“你跟小罗去哪儿了？小罗呢？” 周围的人也跟着七嘴八舌地问：“宝石，你跟小罗是不是被人绑了？”“绑匪长啥样啊？小罗咋没跟你一起回来？”“你说清楚，小罗到底在哪儿？” 大宝石被问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一会儿说 “有三个穿黑衣服的人把我们绑走了”，一会儿又说 “我看见小罗掉到后院的水坑里了，没上来”。有人追问 “水坑在哪儿”，他却突然 “哇” 的一声哭了起来，怎么问都不肯再说。 夏晓霞见状，立刻板起脸，推开周围的人：“你们别问了！他才七岁的孩子，吓着了哪还能说清楚？刚才我找大仙算了，孩子没事，我先带他进屋问问情况。” 说着，她拽着大宝石的胳膊就往屋里走，力道大得让大宝石疼得 “嘶” 了一声，可她像是没听见一样，直到把孩子拉进屋里，“砰” 地一声关上了门。 第二天早上九点，铁锋分局的刑警队接到了报案。报案人是罗某夫妇，他们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怀疑夏晓霞知道女儿的下落，还说当天早上六点多，罗某去后院喂猪时，看见夏晓霞的三哥夏元春鬼鬼祟祟地从夏晓霞家的后窗户钻进去，没过几分钟又钻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警察同志，你们可得帮帮我们！” 罗某在电话里喊，“我怀疑是夏家人把我家孩子藏起来了，说不定…… 说不定已经出事了！” 刑警队的队长老张挂了电话，立刻召集队员：“走，去工人屯！传讯夏晓霞，再找找她那个儿子大宝石。” 警车呼啸着开进工人屯，停在夏晓霞家门口。夏晓霞开门看见穿警服的人，脸色一下子白了，嘴里喃喃地说：“警察同志，咋了这是？” “我们找你了解点情况，你儿子大宝石呢？” 老张开门见山。 夏晓霞的眼神闪了闪：“宝石…… 宝石昨天晚上还在啊，今天早上我醒了就没见着，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 “没见着？” 老张皱起眉头，“昨天下午他回来后，你就没再管他？” “我…… 我问了他几句，他说累了，就睡了，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夏晓霞的声音越来越小。 老张心里起了疑 —— 昨天孩子刚 “失踪” 回来，做母亲的怎么会不盯着？他立刻让人在夏晓霞家周围搜查，可找了一圈，连大宝石的影子都没见着。“难道是因为孩子知道什么，被他们藏起来了？” 老张心里琢磨着，当即决定：“把夏晓霞、夏元春，还有她那个同居的男人阿成，都带回队里审查！” 夏元春被带走时还在反抗：“凭啥抓我？我没犯法！” 阿成则一直低着头，手插在裤兜里，手心全是汗，一句话都不敢说。 审讯室里，夏晓霞一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小罗的下落，也不知道大宝石去了哪儿。可面对刑警们一轮又一轮的提问，她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了。直到晚上九点，她终于瘫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地开口，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9 月 21 日早上六点多，我跟阿成吵了架，他上班走了。没过一会儿，邻居家的小罗就来敲门，说找大宝石玩。我让她进来，她一进屋就跟大宝石抢拖鞋 —— 那是大宝石新买的粉色塑料拖鞋，大宝石不让她抢，她就哭。我正烦着呢，大宝石又拿出一包饼干，小罗又上去抢，饼干撒了一地。” 夏晓霞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我越看越生气，先骂了大宝石一句‘你不会让着点妹妹’，然后又骂小罗‘小崽子没教养’。说着说着，我就忍不住踢了小罗一脚，踢在她腿上。她一下子就哭了，哭得特别大声。” “就在这时，我听见小罗妈在外面喊‘小罗，回家吃饭了’。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 —— 我把人家孩子打哭了，要是让她妈听见，肯定得跟我闹。我下意识地冲过去，用手捂住了小罗的嘴，不让她哭。可她哭得更厉害了，还蹬腿挣扎。我急了，就把她抱起来，一手捂住她的嘴，一手捂住她的鼻子，往西屋走。西屋里有个旧衣柜，旁边放着个白色带碎花的枕头，我顺手就把枕头套在了她头上，使劲按着。”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她不挣扎了，就把枕头拿下来。你猜怎么着？她脸都紫了，没气了。” 夏晓霞说到这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害怕，也没有愧疚，“我当时就想，完了，孩子死了，她妈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去外屋拿了根红色的细绳，绕在她脖子上，使劲勒了两圈，确定她真的死了，才把她装进床底下那个棕色的旧皮箱里。” “装完孩子，我一回头，看见大宝石站在西屋门口，眼睛睁得大大的，直愣愣地看着我。他…… 他全看见了。” 夏晓霞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我赶紧跑过去，蹲下来抓着他的手，说‘宝石，妈求你了，这事千万别跟别人说，说了妈就完了’。他吓得点了点头，没敢说话。” “这时候，小罗妈的喊声又传过来了。我赶紧把大宝石藏进仓房，仓房里堆着柴火，还有些旧工具，我让他躲在柴火垛后面，嘱咐他不管听见啥都别出来，要是有人问，就说跟小罗被三个穿黑衣服的绑匪劫走了，绑匪嫌他闹，就把他放回来了，把小罗带走了。交代完，我才去开门，跟小罗妈说大宝石也不见了。” “下午我从算命的那儿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大宝石从仓房里跑出来了。我当时就慌了，怕他把看见的事说出去，就一把把他拽进屋里，教他说瞎话。可他就知道哭，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只能等着天黑，把他早早哄睡了。” 夏晓霞停了停，咽了口唾沫：“看着他睡着的样子，我就想，这孩子知道太多了，留着就是个祸害。要是他明天跟别人说了，我就得坐牢，就得被枪毙。我越想越害怕，到了后半夜，我就想，只有把他弄死，我才能安全。”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去了后院三哥家。三哥正在喝酒，我跟他说‘三哥，我把罗家的孩子弄死了，大宝石看见了，你帮我把他也弄死吧’。三哥当时就把杯子摔了，说‘你疯了？那是你亲生儿子！’我跟他说‘我跟阿成还能再生，要是不弄死他，我就得死’。三哥犹豫了半天，最后说‘你都想好了，我就再帮你一次’。” “我们从后窗户跳进我家，我去叫大宝石，说‘宝石，妈给你拿好吃的’。他刚醒，揉着眼睛就过来了。三哥上去用蓝色的被单蒙住他的头，伸手掐他的脖子。大宝石挣扎着伸出手，我怕他挣脱，就上去按住他的手。没一会儿，他就不动了。我又拿了根绳子，让三哥再勒他脖子，确定他死了。三哥勒完，说‘造孽啊’，就走了。” “我看着大宝石的尸体，心里也难受，哭了一会儿。可哭完了，我还是得处理。我找了把旧斧子，把东屋炕中间的炕洞刨开，把他的尸体放进去，又在上面盖了块红色的地板革，收拾干净地上的土。刚喘口气，你们就来了。” 夏晓霞说完，审讯室里一片寂静。刑警们看着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心里一阵发冷 —— 这哪里是人，分明是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根据夏晓霞的交代，刑警们立刻赶到工人屯，在夏晓霞家的炕洞里找到了大宝石的尸体。掀开红色的地板革，扒开几块红色的砖头，那个小小的身影就蜷缩在里面，头向西，脚向北，身上还穿着蓝色的睡衣，脖子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绳。他的小牙紧紧咬着舌头，大大的眼睛圆睁着，像是在质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对他如此残忍。 随后，刑警们又在夏晓霞家床底下的棕色皮箱里找到了小罗的尸体。皮箱打开时，一股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小罗穿着粉色的小衣服，脸上因为淤血变成了紫黑色，但那两个甜甜的小酒窝，依然能清晰地看见。在场的刑警都红了眼，有的甚至别过脸去 —— 这么小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被如此残忍地杀害了。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刑警们对夏晓霞家进行了第二次勘察。这次，他们在衣柜顶上的一个两尺见方的小型文件箱里，发现了一本夹杂在黄色书刊中的黑色日记本。日记本的主人，正是夏晓霞。 日记里的内容，大多是写给同居男友阿成的，字里行间满是对阿成的 “爱意”：“阿成，等我把这边的事处理干净，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今天跟瘸刚吵架了，他真碍事，要是没有他就好了”“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日记里还提到，夏晓霞在 1996 年初就和阿成勾搭在了一起，那时她还没和前夫范成刚离婚。其中有一段用红笔写的话，引起了刑警们的注意：“也许是我的猜测，也许是预感吧，也可能是那死鬼在作怪，我总觉得房子收拾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死鬼是谁？房子又怎么了？” 老张看着这段话，心里冒出一连串的问号。他立刻让人去工人屯，找夏晓霞的邻居了解情况。 邻居们听说刑警又来调查，都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警察同志，你们可得查查，夏晓霞原来的丈夫范成刚，会不会也被她弄死了？” 王大爷气愤地说，“范成刚虽然腿瘸，可心眼好，特别疼大宝石，以前每次来都给孩子带玩具、买糖。可他们离婚三年多，范成刚一次都没回来过，这太不正常了！” “是啊是啊！” 张婶也跟着说，“去年夏天，夏晓霞把原来的房子拆了重新盖，地基挖得特别深，当时我们还纳闷，好好的房子为啥要拆，现在想想，说不定是藏了啥东西！” 这些线索让老张心里一沉。他立刻安排队员去调查范成刚的下落，先是去了范成刚以前的住处，又走访了他的姐姐范成英。 范成英见到刑警时，哭得泣不成声：“我弟从 1996 年底就没信了！1997 年 3 月，我去夏晓霞家找他，夏晓霞说他们已经离婚了，我弟去南方做生意了，具体去哪儿也不知道。我不信，去派出所报了案，可查了一阵子也没结果，这事就搁下了。” 刑警们又去了当时接警的派出所，调出了当年的记录。记录显示，1997 年 3 月，范成英报案后，民警确实调查过，但由于没有线索，最终只能以 “失踪” 结案。 结合夏晓霞的日记和邻居的证词，刑警们推断：范成刚很可能已经被夏晓霞杀害，而她去年翻盖房子，很可能是为了掩盖罪行。 9 月 23 日晚上 7 点，审讯室里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老张看着坐在对面的夏晓霞，缓缓开口：“夏晓霞，你还有什么没交代的？比如…… 你前夫范成刚，他到底去哪儿了？” 夏晓霞的身体猛地一震，眼神瞬间变得慌乱。她沉默了很久，最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开口交代了三年前杀害范成刚的罪行。 “我跟范成刚是 1989 年结婚的，那时我刚从糖厂辞职，在市场上认识了他。他开了个裁缝店，虽然腿瘸，但手巧，能挣不少钱。我当时刚跟糖厂的前男友分手，心里烦，又见他能挣钱，就跟他处了两个月，然后结了婚。” “结婚头两年还行，后来他的裁缝店生意不好了，挣的钱越来越少。我看着别人过得比我好，心里就不平衡。1996 年初，我在鸿运酒店当三陪，认识了阿成。阿成是个工段长，月工资一千多，还有灰色收入，他对我特别大方，还说要帮我开个店。我一下子就爱上他了，觉得他才是能给我幸福的人。” “我跟阿成好了以后，就不想跟范成刚过了，天天跟他吵架，逼他离婚。他一开始不同意，可经不住我天天闹，最后在 1996 年 7 月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可离婚后，他没地方去，还是跟我住在一块儿。他在这儿，我跟阿成就没法见面，我就想，必须把他弄走。” “1997 年 1 月，我找了三哥，跟他说想弄死范成刚。三哥一开始不同意，说杀人要偿命。我跟他说‘我跟阿成是真心的，范成刚在这儿碍事，不弄死他我就完了’。三哥最后同意了，去市场买了‘三不倒’狗药，说狗吃了三步就死。” “没过几天，范成刚感冒了，咳嗽得厉害。我把狗药碾碎了，装进感冒胶囊里。早上六点，我去叫三哥过来，让他在外屋等着。然后我进里屋，把范成刚叫起来，端了杯温水给他，说‘把药吃了，感冒能好点’。他没怀疑，就吃了。” “吃完药没几分钟，他就说肚子疼，然后口吐白沫，躺在炕上抽搐。我赶紧叫三哥进来，我们俩一起把他按在炕上，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勒他的脖子。我按住他的腿，三哥勒绳子，没一会儿他就不动了。” “我们把他的尸体装进两个绿色的塑料编织袋里，用绳子捆好，扔进了门口的地窖里。过了两个月，范成刚的姐姐来找他，我怕被发现，就跟三哥把尸体从地窖里挖出来，用三轮车拉到铁峰镇四家子村北的坟地，埋在了一棵大树下。埋完以后，我心里才踏实了，觉得终于能跟阿成好好过了。” 2000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 点 40 分，在夏晓霞的指认下，刑警们来到四家子村北的坟地。这里荒草丛生，很少有人来。夏晓霞指着一棵老榆树说：“就埋在这儿。” 刑警们拿起铁锹开始挖掘，挖了大约一米深，终于看到了两个绿色的编织袋。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堆白骨 —— 那就是失踪三年多的范成刚。他的姐姐范成英赶来认尸时，抱着白骨哭得撕心裂肺：“弟啊，你死得好惨啊！姐终于找到你了！” 夏晓霞的罪行，震惊了整个齐齐哈尔。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女人竟然能对自己的丈夫、亲生儿子，还有邻居家的幼女下此毒手。而她做这一切的理由，仅仅是为了和一个有妇之夫维持畸形的恋情。 2002 年 11 月 27 日，秋末的齐齐哈尔已经很冷了。这天早上，夏晓霞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她在看守所里终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 她直到被抓后才知道，自己为之付出三条人命的阿成，在她被关押期间，早就有了新欢，甚至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我真傻……” 这是夏晓霞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而被她杀害的范成刚、大宝石、小罗，却永远无法再回到亲人身边。这桩由扭曲婚姻和畸形婚外恋引发的惨案，也成为了一道永远刻在工人屯居民心中的伤疤，提醒着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欲望吞噬理智，否则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65章 罗圈腿恶魔 保定连环杀人案纪实：罗圈腿恶魔的 24 条人命与一场跨越半年的擒魔战 河北保定，这座浸透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像一颗镶嵌在华北平原上的琥珀。它西倚太行山的苍茫，东望白洋淀的浩渺，自古便是 “畿辅要地”—— 左手托着冀中平原的粮棉丰饶，右手扼守着南北交通的咽喉。纵贯市区的京广铁路、京石高速、保尧公路，每天都裹挟着数万辆机动车的轰鸣与数万人的脚步，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车站广场的人声鼎沸、菜市场的叫卖吆喝，交织成这座城市鲜活的日常乐章。 1993 年的春天，保定的风里本该带着麦苗的清香与杏花的甜润。城郊的田埂上，农民们扛着锄头穿梭在一尺多高的麦田间，盘算着秋收的光景；火车站广场上，南来北往的旅客拖着行李箱，有的要去北京谋生计，有的要回保定乡下探亲，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对生活的细碎期待。没人能想到，一场持续半年的血色阴影，正悄然笼罩在这座古城的上空 —— 从 4 月开始，保尧公路、京石高速沿线的麦田、玉米地、荒坟间，接连出现无名女尸，每一具尸体的背后，都藏着一段被暴力撕碎的生命。 麦田里的第一具女尸：4?16 案的开端 1993 年 4 月 16 日，天刚蒙蒙亮，清苑县阮庄村的农民赵文燕就扛着锄头出了门。他家的责任田在村子西北，紧挨着劳教所果园的围墙，离保尧公路不过 500 米。春风吹过，绿油油的麦苗掀起波浪，赵文燕蹲下身，用手拂过麦叶上的露珠，心里踏实得很 —— 看这长势，今年又是个好收成。 他沿着田埂往前走，打算看看地头的几株果树有没有发芽，却忽然瞥见不远处的麦田里，有一团深色的东西伏在地上。“谁这么早躺在麦地里睡觉？” 赵文燕心里犯嘀咕，春耕时节，村里人都忙着下地，哪有闲工夫偷懒？他放下锄头，踩着麦苗慢慢走过去，越靠近越觉得不对劲 —— 那团东西一动不动，连呼吸的起伏都没有。 走到跟前，赵文燕才看清，那是一个人，用一件深色外套蒙着头，身子蜷在麦地里。他犹豫了一下，伸手轻轻撩开外套的一角 —— 先是看到一头散乱的长发，再往下，是一张毫无血色的脸，眼睛圆睁着，嘴唇发紫，已经没有半点生气。赵文燕的脑子 “嗡” 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想往后退，腿却软得像灌了铅，“扑通” 一声瘫坐在麦田里，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连喊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半个多小时后，阮庄村的村支书才带着几个村民赶到 —— 赵文燕的邻居见他迟迟不回家，去田里找他，才发现他瘫在地上发抖，嘴里反复念叨着 “死人了，死人了”。村支书一边让村民看着现场，一边骑着自行车往清苑县公安局跑，车轱辘在土路上轧出两道急促的痕迹。 上午 8 点，清苑县公安局的警车呼啸着开进阮庄村。刑侦队长李建国跳下车，身后跟着技术科的民警和法医，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勘察箱。警戒线很快在麦田周围拉了起来，可还是挡不住闻讯赶来的村民，大家挤在警戒线外，交头接耳，眼神里满是恐慌 —— 在这太平年月，阮庄村从没出过这么大的事。 “现场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技术科的老张蹲在地上，眉头紧锁。麦田里到处是踩踏的脚印，有的是赵文燕的，有的是村民的，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犯罪分子留下的。他小心翼翼地拨开麦苗，用毛刷清理着地面，希望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法医老王则蹲在尸体旁，戴着橡胶手套，一点点检查尸体的状况。尸体是仰卧状，全裸，黑色半高跟皮鞋散落在两侧，旁边还有五块沾着血迹的卫生纸。“死者年龄大概 26 岁左右，” 老王一边说，一边翻开死者的眼睑，“结膜有出血点，颈部有环形表皮剥脱，舌骨大角折断 —— 这是典型的机械性窒息死亡，应该是被人勒掐颈部致死。” 他又检查了死者的双手，发现右手指有两处表皮剥脱，边缘不规则，“这是抵抗伤，说明死者生前和凶手搏斗过。” 最后，老王剪开死者的阴道黏膜，发现有两处撕裂伤，“确定被强奸过。” 胃溶液检验结果出来后，老王又补充道：“死亡时间应该在 12 小时以上，也就是 4 月 15 日晚上 6 点到 10 点之间。” 现场访问组的民警则挨家挨户走访阮庄村的村民，尤其是住在村边、靠近保尧公路的人家。“15 号晚上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有没有看到陌生人或者可疑车辆经过？” 民警们问了一遍又一遍，得到的答案却都是 “没有”。阮庄村晚上很安静，保尧公路上的车声虽然能听到，但村民们早就习惯了，没人留意到异常。 当天下午，保定市公安局的领导也赶到了清苑县。在阮庄村村委会的小屋里，市县两级公安干警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 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明指着现场照片，语气凝重，“强奸、杀人、灭迹，凶手手段残忍，而且很可能有前科。” 经过讨论，专案组初步给凶手画了像：男性，25 岁到 40 岁之间，心狠手辣，熟悉现场环境 —— 毕竟能把受害者骗到离公路 500 米的麦田深处，要么是熟人，要么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还有一个关键点，” 李建国补充道，“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凶手应该是故意拿走的，怕我们查到尸源，进而找到他。” 专案组随即成立，15 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在保尧公路沿线的保定市郊、清苑县及邻近区域摸排嫌疑对象，重点排查有强奸、抢劫前科的人员；另一组负责查找尸源，通过新闻媒介发布寻人启事，同时将 1000 份协查通报发往周边市县的派出所。 接下来的 20 天，侦查员们几乎没合过眼。他们骑着摩托车，沿着保尧公路走村串户，每天要跑上百公里，鞋底磨破了好几双。有的村子不通公路，他们就步行进去，挨家挨户登记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员；有的村民不配合，他们就坐在炕头上，耐心地解释，一遍遍地问。 寻人启事在保定电视台、保定日报上播了又播、登了又登，协查通报也发遍了周边的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侦查员们还去了保定的各大商场、批发市场，查找死者衣物和皮鞋的产地 —— 那双黑色半高跟皮鞋的鞋底有一个特殊的花纹，他们希望能通过这个线索找到卖家。 可 20 天过去了，线索却一点都没有。他们排查了 17 名与无名尸特征相似的失踪人员，都一一排除；查到了 19 个叫 “李夏群” 的人（死者衣袋上有模糊的 “李夏群” 字样），也都与案件无关。“难道我们的画像错了？” 在专案组的例会上，李建国皱着眉说，“如果凶手真的在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如果尸源在周边地区，也不可能没人报案。” 大家沉默了很久。最后，周明副局长说：“或许，我们一开始就错了。凶手可能不是本地人，是流窜作案；受害者也可能不是熟人，是被诱骗或者胁迫到现场的。” 这个猜测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让专案组重新调整了方向 —— 他们不再局限于保尧公路沿线，而是把排查范围扩大到整个保定市，同时派人去周边地区，查找是否有类似的无名女尸案。 虎口逃生的汪丽：第一个幸存者与凶手的 “画像” 5 月 13 日，负责查找类似案件的侦查员王磊和张鹏，来到了保定市北市区东金庄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翻出了一份报案记录，让他们眼前一亮 ——5 月 2 日晚上，一个叫汪丽的女青年来报案，说自己被人强奸。 王磊和张鹏立刻联系上了汪丽。在北市区公安局的接待室里，汪丽坐在椅子上，双手还在微微发抖，说起那天的经历，声音里带着后怕。 汪丽是青海人，那年 22 岁，本来打算去西宁投奔亲戚找工作。5 月 2 日上午，她坐公共汽车到了保定，因为 3 号才有去西宁的火车，就打算在保定玩一天。她逛了古莲花池，又去了商场，一直玩到晚上 9 点，才慢慢往火车站走。 走到火车站广场，她正要进候车室，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拦住了她。“大妹子，到哪去啊？” 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裤子有点短，说话带着点河北口音，笑容看起来很和善。 “我去青海。” 汪丽没多想，随口回答。她那时候刚出社会，没什么防备心，只是觉得这个男人有点啰嗦。 “去青海干啥呀？” 男人又问，还往她身边凑了凑。 “找工作，关你什么事？” 汪丽有点不耐烦了，转身想走。 可男人却拉住了她的胳膊：“哎，巧了！我姨在保定郊区开了个服装厂，正缺人手呢，工资还高。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看看？” 汪丽的心一下子动了。她在青海老家找了好几个月工作都没找到，听说有服装厂招人，还能马上上班，哪能不心动？她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男人 —— 中山装虽然旧，但很干净，脸上的笑容也很真诚，看起来不像是坏人。“真的吗？服装厂在哪？” “不远，坐我的三轮车过去，20 分钟就到。” 男人指了指广场边上的一辆机动三轮车，“我刚去拉货回来，正好顺路。” 汪丽没再多想，跟着男人上了三轮车。车开起来后，她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 三轮车越开越偏，市区的灯光渐渐消失，周围越来越黑，只有车灯照出前面一条狭窄的土路。“师傅，服装厂怎么在这么偏的地方？” 她问。 “郊区嘛，房租便宜，厂子都在这。” 男人敷衍着，加快了车速。 20 分钟后，三轮车停在了一片麦田边。男人说：“到了，厂子就在前面，我带你过去。” 汪丽跟着他走进麦田里的小路，走了大概几百米，周围一片漆黑，连个厂房的影子都没有。“厂子在哪啊？” 汪丽有点慌了。 就在这时，男人突然变了脸。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顶在汪丽的腰上，恶狠狠地说：“别喊！再喊我杀了你！” 汪丽吓得浑身发抖，想跑，却被男人死死地抓住。男人把她按倒在麦田里，用匕首逼着她，猥亵了她。 第一次后，男人还不解气，又两次掐住她的脖子，逼她叫 “爸爸” 才松手。汪丽知道，自己要是反抗，肯定会死。她强忍着眼泪，装作顺从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逃跑。 男人见她不反抗，放松了警惕。他一脚把汪丽踢倒在草丛里，说：“别动！” 然后就去翻她的行李，拿走了她身上仅有的 400 块现金，还有几件衣服。 汪丽趴在草丛里，听着男人翻行李的声音，心里越来越急。突然，她灵机一动，大声说：“那边有人来了！我听到说话声了！” 男人果然慌了，急忙站起来，朝着汪丽指的方向走了十几步，伸长脖子往那边看。就在这一瞬间，汪丽猛地爬起来，不管身上没穿衣服，拔腿就往麦田外跑。她跑得飞快，耳边全是风声和自己的心跳声，身后传来男人的怒吼：“站住！别跑！” 汪丽不敢回头，只顾着往前跑。她年轻，体力好，又拼了命，跑起来像一阵风。而那个男人，她后来才发现，是个罗圈腿，跑起来一拐一拐的，根本追不上她。跑了大概十几分钟，汪丽看到了远处的灯光，那是一个村子。她跌跌撞撞地跑进村子，敲开了一户村民的门，村民才帮她报了警。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王磊问，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汪丽仔细回忆着：“小眼睛，单眼皮，罗圈腿很明显，身高大概一米七四左右，年龄看起来有三十七八岁，穿的中山装是灰色的，裤子有点短，不像城里人。”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王磊和张鹏立刻把情况汇报给专案组。周明副局长马上联系了省公安厅的画像专家，让专家根据汪丽的描述，画出凶手的模拟画像。 5 月 15 日，模拟画像出来了。画像上的男人，小眼睛，单眼皮，嘴角有点下垂，看起来很阴沉，罗圈腿的特征也被标注了出来。专案组拿着画像，再次召开会议，把 4?16 案和汪丽遇袭案串并在了一起 —— 两起案件的凶手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单人作案，年龄在 35 到 40 岁之间，罗圈腿，身高一米七四左右；作案时间都在晚上 10 点左右；作案地点都选在离公路 1 到 2 华里的城郊麦田里；作案手段都是先诱骗，再强奸，最后试图杀人灭口。 “现在我们的目标明确了！” 周明副局长指着画像，“重点排查保定市及周边地区，符合罗圈腿、年龄 35 到 40 岁、有强奸或抢劫前科的人员！” 侦查员们再次行动起来。他们拿着画像，去了保定的各个派出所、劳教所、监狱，查找有前科的人员档案；去了火车站、汽车站周边的居民区，挨家挨户排查外来人员；还去了保定的各大劳务市场，因为凶手可能以招工为借口诱骗受害者。 可排查工作还是不顺利。保定周边的村子很多，外来人口也多，符合 “罗圈腿” 特征的人不少，但大多都有不在场证明，或者没有前科。汪丽遇袭案的线索，似乎又断了。 玉米地里的女尸与失踪的幼女：童卫案的绝望与希望 8 月 30 日晚上 7 点半，保定清苑镇东 500 米处的玉米地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死人了！快来人啊！” 一个叫刘建国的农民，本来是去玉米地里查看玉米的长势，却在玉米地深处发现了一具尸体。 清苑县公安局的民警赶到时，天已经黑了。玉米地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的玉米叶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侦查员们拿着手电筒，踩着齐腰深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现场走。还没走到，一股刺鼻的恶臭就扑面而来 —— 那是尸体高度腐败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呕吐。 现场在玉米地纵深 80 米处，尸体头东北脚西南，呈俯卧状，上衣被扒到胸上，裤子被褪到膝下。尸体已经高度腐败，皮肤发黑，部分地方已经白骨化，蛆虫在尸体上爬来爬去。技术科的老张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拨开尸体周围的杂草，发现了一个棕色的提包，里面装着很多小孩的衣服，还有几件越冬的棉衣；地上还有一枚黑色扣子和两枚棕色扣子，应该是搏斗时掉下来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尸体旁边发现了一张血纸片，上面写着 “丁小铁” 三个字。 法医老王蹲在尸体旁，仔细检查着。他发现尸体的脖子上系着一块白色的毛巾，打了个死结在后面。“死者是被勒颈致死，机械性窒息。” 老王说，“从尸体腐败程度和蝇蛆蛹壳来看，死亡时间应该在 15 天左右；从牙齿磨耗程度推断，年龄大概 25 到 26 岁。” “提包里有小孩衣服，说明死者可能带着孩子。” 李建国看着提包，眉头紧锁，“现场没发现孩子的尸体，要么是孩子被凶手带走了，要么是孩子跑丢了。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找到孩子！” 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发布寻人启事，寻找尸源和失踪的孩子；另一方面，派人去查找 “丁小铁” 这个人 —— 血纸片上的名字，可能是凶手留下的，也可能是无关人员的。 9 月 3 日，侦查员们在一堆群众自发张贴的寻人启事中，发现了一条线索。望都县特种水泥厂的化验员丽文，贴了一张寻人启事，说他的妻子童卫带着一岁半的女儿陈辉，从河南来保定探亲，却一直没到。寻人启事上描述的童卫的特征，和玉米地里的无名尸很像。 王磊和张鹏立刻开车去了望都县，找到了丽文。丽文听到民警的来意，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我妻子…… 她真的……” 他话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 在王磊和张鹏的安慰下，丽文才慢慢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童卫是河南信阳县人，那年 26 岁，女儿陈辉才一岁半。因为丽文工作忙，没时间去河南接她们，就让童卫的父亲在 8 月 14 日，把她们送上了 246 次列车，到保定后再转车去望都。 8 月 15 日凌晨 1 点，246 次列车正点到达保定火车站。童卫的父亲随后给丽文的工厂打了电话，想告诉丽文妻子已经到了，可丽文当时在工地，没接到电话，电话被门房的老头接了。老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转头就忘了这事。 直到 8 月 15 日下午，丽文才从门房老头那里知道妻子来了。他赶紧骑车去了保定火车站，可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童卫和女儿的影子。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丽文几乎疯了，他每天都去保定火车站、汽车站，还有周边的村子找，工厂的上百名同事也帮着找，可一点消息都没有。 “警察同志，求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我的女儿！” 丽文跪在地上，抓住王磊的手，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妻子已经不在了，女儿不能再出事啊！” 王磊赶紧把他扶起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孩子的。” 随后，丽文跟着王磊和张鹏去了清苑县，辨认了尸体照片和遗物。看到提包里的小孩衣服，丽文一下子就哭了：“这是我给女儿买的衣服，没错，死者就是童卫！” 专案组根据丽文的描述，还原了童卫遇害前的情景：8 月 15 日凌晨 1 点，童卫带着女儿下了火车，在火车站等丽文来接。可等了几个小时，也没等到人，她可能以为丽文没接到消息，就想自己去望都县。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盯上了她，用某种借口把她骗到了清苑镇的玉米地里，然后强奸杀害了她，带走了陈辉。 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去河南信阳县，调查童卫上车前的情况，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另一路留在保定，重点查找陈辉的下落 —— 他们把印有陈辉照片的寻人启事，贴遍了清苑县的每个村子，还发往了周边的市县。 去河南的侦查员很快传来消息：童卫在老家的人际关系很好，没有仇人；她父亲送她上车时，也没发现异常，排除了熟人跟踪作案的可能。这说明，凶手还是那个连环作案的恶魔。 查找陈辉的侦查员们，每天都在清苑县的村子里跑。他们走访了上百户人家，排查了 11 名与陈辉年龄、特征相似的小女孩，都一一排除。陈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就在这时，查找 “丁小铁” 的侦查员也有了结果 —— 丁小铁是清苑县小府村的一名小学生，那张血纸片是他在玉米地里玩耍时，鼻子流血后擦过的，不小心掉在那里的，和案件无关。 童卫案的线索，又断了。侦查员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 一个一岁半的孩子，落在凶手手里，随时都可能有危险。他们每天都在自责：要是能早点抓住凶手，童卫就不会死，陈辉也不会失踪。 水渠里的女尸与 “罗圈腿” 的关键线索：并案侦查的突破 9 月 22 日早上 8 点半，保定市某集团军直升机大队的训练场上，两名伞兵正准备跳伞。当他们降到离地面还有几十米时，几乎同时看到，训练场旁边的四号水渠里，漂浮着一具半裸的女尸。 伞兵落地后，立刻跑去向部队保卫股报告。部队保卫股的干事不敢怠慢，一边派人封锁现场，一边给保定市公安局打电话。 市公安局、南市区公安分局和集团军保卫处的领导，带着侦查员和技术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四号水渠是一条干涸的水渠，只有渠底有一点积水。女尸仰卧在渠底，上衣敞开，裤子褪到膝盖以下，脖子上系着一条 2.5 厘米宽的牛皮带，打了个死结。 技术科的老张蹲在渠底，仔细勘察着现场。他发现，除了死者的足迹，还有往返各一趟的模糊足迹，看起来像是男人的；渠边还有自行车轮胎的痕迹，应该是 28 型自行车留下的。“凶手是骑着自行车把死者带到这里来的。” 老张说。 法医老王检查后得出结论：死者年龄在 28 到 32 岁之间，被强奸过，死因是机械性窒息，系被牛皮带勒颈致死；死亡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也就是 9 月 21 日晚上 8 点以后。 “凶手的特征越来越清晰了。” 在现场的例会上，周明副局长说，“男性，25 到 40 岁，身高一米七到一米七五，骑着 28 型杂牌自行车，可能在机场附近居住或工作，从事体力劳动，生活条件差，有强奸、抢劫前科。”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侦破方案：一是通过新闻媒介寻找尸源，重点排查周边农村来保定探亲、打工的女性；二是查找与现场足迹相符的鞋子，以及 28 型杂牌自行车；三是在机场周边的村子和工地，大范围摸排符合特征的人员；四是派侦查员在机场周边走访，寻找目击者。 部队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对部队内部和周边的上千名民工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公安机关的侦查员，在机场周边的村子里挨家挨户走访，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直到 9 月 25 日，才有一名村民向侦查员反映：9 月 21 日晚上 8 点左右，他在四号水渠附近的路上，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个妇女，往水渠方向走。男人看起来有三十多岁，罗圈腿很明显，妇女的头靠在男人的背上，好像睡着了。 “罗圈腿！” 这个线索让侦查员们一下子兴奋起来 —— 汪丽遇袭案、童卫案，凶手都是罗圈腿！王磊立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明副局长。 周明副局长当机立断，把 4?16 案、汪丽遇袭案、童卫案和四号水渠案，正式串并侦查。他还请来了公安部的足迹专家，对四号水渠案现场的模糊足迹进行分析。 足迹专家用特殊的试剂处理了足迹，然后仔细测量着：“这个足迹的长度是 25 厘米，对应的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四到一米七五之间；从足迹的形态来看，凶手的罗圈腿很严重，走路时重心偏向外侧，所以足迹的外侧磨损更严重。” “之前我们排查罗圈腿的人员时，可能漏掉了一些人。” 周明副局长说，“现在，我们把摸排范围缩小：年龄 35 到 40 岁，身高一米七四到一米七五，严重罗圈腿，有强奸、抢劫前科，有 28 型杂牌自行车，近期在火车站、汽车站或机场周边活动过。” 专案组还调整了部署：一是加强火车站、汽车站的守候力量，派侦查员带着汪丽，在车站广场守候，辨认凶手；二是派一名女侦查员化装成外来务工人员，在车站附近活动，诱捕凶手；三是在市区各出入口设三道防线，昼夜盘查可疑人员和车辆；四是将有检验条件的受害人阴道提取物，送到公安部第二研究所，进行 dNA 检测，确认是否为同一人所为。 侦查员们的劲头又足了起来。女侦查员刘晓燕，主动请缨化装侦查。她穿上普通的衣服，背着一个旧包，每天在火车站广场和汽车站附近转悠，假装找工作。其他侦查员则分成几组，在车站周边守候，眼睛紧紧盯着每一个过往的人，尤其是罗圈腿的中年男人。 可凶手却像知道了警方的部署一样，迟迟没有露面。侦查员们每天都在车站守到凌晨，眼睛熬得通红，却一点收获都没有。 疯狂的杀戮与全城的恐慌：恶魔的最后疯狂 10 月 13 日，新城县严家坞坟地，发现一具无名女尸；10 月 27 日，清苑县北大染坟地，发现一具无名女尸；10 月 28 日，清苑县谢庄坟地，发现一具无名女尸。 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和之前的案件一模一样：受害者都是外地女性，被强奸后勒颈致死，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作案地点都选在离公路不远的荒坟或农田里。 凶手的疯狂，让保定陷入了恐慌。保定电视台每天都在播报无名女尸的消息，保定日报也刊登了凶手的模拟画像。市民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凶手是个 “色魔”，有的说凶手是个 “疯子”。很多妇女晚上不敢出门，就算出门，也要让丈夫或亲友陪着；有的家长不让女儿单独去外地；还有人给外地的亲友打电话，告诫他们：“保定最近不太平，妇女千万别一个人来。” 火车站广场上，以前热闹的人群变得稀疏了，尤其是晚上，很少有女性单独在广场上逗留。汽车站的售票窗口前，也少了很多女性旅客。恐惧像一层阴影，笼罩着整个保定。 侦查员们的心里，既愤怒又自责。“这个恶魔太嚣张了！” 李建国把拳头砸在桌子上，“他这是在挑衅我们！” 11 月 1 日，保定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专门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同志们，你们的压力很大，我知道。” 市长说，“但现在，保定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尽快抓住凶手，还老百姓一个安全的环境。” 他要求专案组：一是科学部署警力，实行分工包干责任制，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二是选准突破口，重点排查符合 “罗圈腿、35 到 40 岁、有前科” 特征的人员；三是打破警种和地域界限，协同作战；四是充分利用隐蔽力量和技术手段，尽快找到凶手。 根据市长的指示，专案组再次调整了部署：一是增加火车站、汽车站的守候警力，把守候时间调整为每天 18 点到 23 点 —— 这是凶手作案前寻找猎物的高峰期；二是扩大摸排范围，向京石公路保定至高碑店段、保尧公路保定至张登南段扩展；三是加强对隐蔽力量的指挥，让他们在车站周边的小旅馆、小饭馆里，留意可疑人员；四是催促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尽快出具 dNA 检测报告。 侦查员们都憋了一股劲。他们知道，凶手随时可能再次作案，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刘晓燕依然每天在车站周边化装侦查，其他侦查员则分成更多的小组，在更大的范围内摸排。 11 月 2 日，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的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 ——4?16 案、童卫案、四号水渠案的受害人阴道提取物中，检测出的 dNA 分型一致，确认是同一人所为。这意味着，这 6 起案件（包括汪丽遇袭案），都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根据公安部刑侦专家的分析，加上现场提取的痕迹，还有之前发现的 3 起腐烂严重的无名女尸案，也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也就是说，从 1993 年 4 月到 10 月，短短半年时间里，凶手已经作案 9 起，杀害了 8 名女性（汪丽侥幸逃生）。 “这个凶手已经疯狂了。” 周明副局长说，“他肯定还会作案，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车站广场的守候：罗圈腿恶魔的落网 1993 年 11 月 3 日，秋末的保定，天气有点凉。傍晚时分，保定火车站广场上，人流依然很多 —— 有赶火车的旅客，有接人的亲友，还有一些小商贩在叫卖。 北市区公安局的联防队员老范，已经在广场上守候了三个多小时。他今年 50 多岁，干联防工作已经十几年了，经验丰富。他倒背着手，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眼睛却像雷达一样，扫描着广场上的每一个人 —— 尤其是中年男人，尤其是罗圈腿的中年男人。 晚上 7 点多，老范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还没吃晚饭。他正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忽然，一个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 —— 那个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裤子有点短，走路一拐一拐的，罗圈腿很明显。 “就是他！” 老范的心里咯噔一下。他赶紧走过去，拦在了那个男人面前。“同志，我是公安局的，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老范的声音很平静，可手已经放在了腰间的对讲机上。 那个男人愣了一下，眼神有点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哦，我没带身份证。” 他回答，声音有点沙哑。 老范盯着他的眼睛，慢慢打量着他 —— 小眼睛，单眼皮，身高大概一米七四左右，年龄看起来有三十多岁，和模拟画像上的凶手一模一样。“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来保定干什么？” 老范接着问。 “我叫吴建晨，蠡县万安镇的，来保定买皮子，我是钉鞋的。” 男人回答，可眼神却一直在躲闪。 老范的目光移到了他的裤子上 —— 那条裤子的款式很女性化。“你这条裤子，怎么像是女士的？” 吴建晨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说：“这是我姐的裤子，我自己的裤子洗了，没干，就先穿她的。” 说完，他转身想走。 “站住！” 老范大喝一声，“你提包里装的什么？” 吴建晨停下脚步，手紧紧抓着提包的带子。“没…… 没什么，就是一些衣服。” 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打开看看。” 老范不容置疑地说。 吴建晨没办法，只好慢慢打开了提包。老范往里面一看，心脏猛地一跳 —— 提包里，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截一尺多长的电线，卷曲着，像是被人用过。他立刻想起了那些受害者 —— 有的被勒颈，有的被电线缠颈。 老范强压着心里的激动，装作平静地说：“跟我去派出所一趟，配合我们做个登记。” 他一边说，一边用对讲机呼叫：“快来人！火车站广场，我抓到一个可疑人员！” 很快，几名侦查员跑了过来，把吴建晨控制住，带到了火车站派出所。 在派出所的审查室里，车站派出所的王所长亲自负责审讯。他没有直接问案件，而是先让民警给吴建晨抽血 —— 因为之前已经做过 dNA 检测，只要把吴建晨的 dNA 和受害人身上的 dNA 对比，就能确认他是不是凶手。 抽血的时候，吴建晨的双臂一直在发抖，他紧紧咬着嘴唇，脸色苍白。他知道，这是在做 dNA 检测，他的罪行很快就要暴露了。 血抽完后，吴建晨突然 “扑通” 一声，跪倒在了王所长面前。“我杀人了！我交代！我争取宽大处理！” 他一边哭，一边说，“人都是我杀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养在我家里，我带你们去找她，我要立功！” 王所长赶紧让人把他扶起来：“你先冷静点，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吴建晨坐在椅子上，断断续续地交代了他的罪行 —— 从 1993 年 4 月开始，他在保定火车站、汽车站，先后诱骗了 9 名外地女性，把她们带到郊区的麦田、玉米地、荒坟间，强奸后杀害，抢走她们的财物；童卫的女儿陈辉，被他带回了蠡县的家里，打算卖掉。 王所长立刻把情况汇报给专案组。周明副局长当即决定：一方面，继续审讯吴建晨，查清所有案件的细节；另一方面，派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立即赶赴蠡县万安镇东辛庄，解救陈辉，搜查吴建晨的家。 魔窟里的救赎：小陈辉的获救与罪证的曝光 11 月 3 日晚上 10 点多，一支由 10 名侦查员组成的小分队，开着两辆警车，朝着蠡县方向疾驰而去。他们的心里都很着急 —— 不知道陈辉怎么样了，不知道吴建晨有没有撒谎。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小分队终于到达了蠡县万安镇东辛庄。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吴建晨的家 —— 那是一座破旧的农家院，院子里有三间土坯房，还有一个猪舍。 侦查员们悄悄走进院子，借着月光，他们看到，猪舍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 那个孩子蓬头垢面，穿着一件又脏又大的衣服，正蹲在地上玩土。她的脸上沾满了泥，头发乱得像鸡窝，看起来很可怜。 “这就是陈辉！” 侦查员王磊赶紧走过去，蹲在孩子面前。陈辉看到陌生人，吓得往后缩了缩，眼睛里满是恐惧。王磊轻轻伸出手，温柔地说：“孩子，别怕，我们是来带你找爸爸的。” 陈辉愣愣地看着王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伸出手。王磊把她抱在怀里，孩子身上又脏又臭，可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能感觉到，孩子的身体在发抖，她肯定受了很多苦。“别怕，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 王磊的声音有点哽咽。 侦查员们随后进入了吴建晨的家。三间房子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 衣服、鞋子、被子堆在地上，桌子上放着没洗的碗。他们在里屋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大量的物证：9 枚铜戒指、1 枚银戒指、64 件各式女式衣物、12 个女式提包、3 块手表、5 个钱夹…… 这些，都是吴建晨从受害者身上抢来的。 “太残忍了！” 看着这些物证，侦查员张鹏的眼睛红了 —— 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被杀害的女性，都藏着一个破碎的家庭。 第二天早上，小分队带着陈辉，回到了保定。当丽文看到女儿时，他一下子冲了过去，把陈辉紧紧抱在怀里，失声痛哭。“我的女儿，爸爸对不起你！” 陈辉看着丽文，陌生了一会儿，然后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 丽文哭着说：“孩子，以后爸爸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而在保定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吴建晨已经彻底崩溃了。他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 除了 1993 年在保定作案的 9 起，他还交代，从 1990 年 4 月开始，他就在河北省的 13 个城市和县城流窜作案，先后杀害了 24 名女性。 经过警方的核实，由于部分案件的尸体没有找到，或者证据不足，最终确认了 18 起案件，15 名受害者。吴建晨的罪行，震惊了整个河北，震惊了整个中国。 恶魔的自白：吴建晨的扭曲人生与 “黑吃黑” 的末路 吴建晨，1958 年 9 月出生，蠡县东辛庄人，小学文化。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扭曲。 吴建晨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感情不好，经常吵架。他的父亲是个农民，性格暴躁，对他很严厉，只要他做错一点事，就会用鞭子抽他、用绳子把他吊起来打。吴建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阴暗。 上小学的时候，吴建晨就有了偷窥行为。有一次，他被一个妇女发现了，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把他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抽了他两个小时，打得他皮开肉绽。可他一点都没改，反而觉得这种行为很刺激。 1978 年，吴建晨因为多次偷窥女厕所，被公安机关抓获，以流氓罪判处劳教两年。在劳教所里，他没有好好改造，反而和一些罪犯混在一起，学会了更多的坏毛病。1980 年，他劳教释放后，回到了村里，可还是改不了偷窥的毛病。 1983 年，全国开展 “严打”，吴建晨因为猥亵妇女，再次被抓获，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84 年，他刑满释放。这次出狱后，他学乖了，开始伪装自己 —— 在家人和村民面前，他装作很老实的样子，还学了钉鞋的手艺，每天早出晚归，看起来很勤快。 1991 年春天，吴建晨在石家庄火车站，认识了一个叫任水兰的女人。任水兰是河南人，离婚后独自一人在石家庄打工。吴建晨对她很 “好”，经常给她买东西，陪她聊天。任水兰以为遇到了好人，就和他同居了。1993 年 4 月，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可任水兰不知道，吴建晨的 “老实” 都是装出来的。他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去保定买皮子、钉鞋，其实是去寻找猎物，实施强奸杀人。他从受害者身上抢来的衣物、首饰，带回家后，就对任水兰说：“这是我买旧皮子的时候，顺便买的二手货，便宜。” 任水兰信以为真，从来没有怀疑过。 吴建晨第一次杀人，是在 1990 年 4 月。那天，他在蠡县汽车站，遇到了一个外地妇女，和她聊了几句后，就把她诱骗到了郊区的荒地里，强奸了她。他怕那个妇女去报警，就活活掐死了她，抛尸在荒地里。 那一次杀人后，吴建晨害怕了好几天，不敢出门。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警方没有查到他，心里的恐惧就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变态的满足感。“杀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做得干净，就不会被发现。” 他心里这样想。 从那以后，吴建晨就开始了疯狂的杀戮。他在石家庄、沧州、衡水、保定等地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外地女性作为目标 —— 因为外地女性在当地没有亲友，就算失踪了，也不容易被发现。他的作案手法很固定：在火车站、汽车站寻找目标，以招工、带路、做生意等借口，把受害者诱骗到郊区的麦田、玉米地、荒坟间，然后强奸，最后杀人灭口，抢走受害者的财物。 1993 年 4 月，吴建晨把作案地点固定在了保定 —— 因为他在保定打工过几年，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而且保定是交通枢纽，外地女性多，容易寻找目标。 在保定的第一起案件，是 4 月 15 日下午 4 点。他在保定汽车站候车室门口，遇到了一个 20 岁左右的外地女青年。那个女青年说，她在家没事，出来找工作，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吴建晨就骗她说，自己做小买卖，缺个帮手，让她跟自己去 “店里”。那个女青年信以为真，跟着吴建晨骑上自行车，去了郊区的麦田。 到了麦田里，女青年发现不对劲，想跑，可被吴建晨抓住了。吴建晨掏出匕首威胁她，强奸了她。女青年哭着往外跑，吴建晨怕她报警，就追上去，把她按倒在地，掐死了她，还解下她的裤腰带，勒住她的脖子，确保她已经死亡。最后，他抢走了女青年身上的几百块现金，逃离了现场。 吴建晨在保定的第二起案件，是 7 月 15 日晚上。他在保定汽车站对面的饭馆里，遇到了一个 30 岁左右的外地妇女。那个妇女说，她的丈夫赌博，欠了很多债，她出来散心，想和丈夫离婚。吴建晨就骗她说，自己是蠡县毛线厂的干部，能帮她找个好工作。那个妇女信以为真，跟着吴建晨去了清苑县谢庄村南面的张家坟地。 到了坟地，吴建晨提出要和她发生关系，妇女不同意，吴建晨就掏出匕首威胁她，强奸了她。完事之后，妇女说：“我不是黄花大闺女，不会去告你，但你得给我一百二百块钱，我身上没钱了。” 吴建晨本来就打算杀人灭口，哪会给她钱？他趁妇女不注意，把她打倒在地，掐死了她，抢走了她身上的十几块现金。 童卫案，是吴建晨在保定的第三起案件。8 月 15 日中午 12 点，他在保定火车站，遇到了带着女儿的童卫。童卫说，她在等丈夫来接，可等了很久都没等到，想自己去望都县。吴建晨就骗她说，没有去望都的车了，自己也要去望都，可以带她去。童卫信以为真，跟着吴建晨上了公共汽车，又转了一段路，到了清苑镇东面的玉米地。 到了玉米地，吴建晨突然把童卫扑倒在地，想强奸她。童卫苦苦哀求，说自己有孩子，愿意把身上的钱都给他，求他放过她们母女。吴建晨接过钱，还是强奸了童卫。然后，他掐死了童卫，用童卫给孩子擦脸的毛巾，勒住她的脖子，确保她已经死亡。最后，他抱起哭着的陈辉，带回了蠡县的家 —— 他想把陈辉卖掉，赚点钱。 最让人震惊的是，吴建晨还 “黑吃黑”，杀了一个人贩子。那是 10 月 25 日下午 2 点，他在保定火车站，遇到了一个 20 岁左右的年轻女孩。那个女孩说，自己是 “做生意” 的，其实是个人贩子 —— 她刚刚把一个四川妇女卖到了北京顺义县，赚了 3000 多块钱，现在想再找个女性，卖到北京去。 吴建晨一听，心里有了主意。他假装自己也是人贩子，说自己知道有个妇女很容易骗，想和她一起去 “拐”，完事之后分她一半钱。那个女孩信以为真，跟着吴建晨去了清苑县的一处坟地。 到了坟地，吴建晨提出要和她发生关系。那个女孩已经察觉到不对劲，知道吴建晨可能是坏人。她不敢反抗，反而小心地迎合着，说自己也是罪犯，不会去揭发他，求吴建晨放过她。可吴建晨根本不听，还是活活掐死了她。他以为人贩子身上有钱，可搜遍了她的全身，只找到了 6 块钱。“早知道她这么穷，就不杀她了。” 吴建晨后来在审讯时说。 尘埃落定：恶魔伏法与古城的重生 1994 年，吴建晨因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被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他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当吴建晨伏法的消息传来，保定的市民们都松了一口气。有人在街头放起了鞭炮，有人给公安局送来了锦旗。古城保定，终于摆脱了血色阴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小陈辉被丽文带回了望都县，丽文辞掉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女儿。在丽文的悉心照料下，小陈辉渐渐忘记了那段可怕的经历，开始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笑、闹、上学。丽文经常对她说：“你妈妈是个好人，她在天上看着你，希望你能好好长大。” 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也终于得到了安慰。虽然他们失去了亲人，心里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但凶手伏法，让他们的亲人得以安息。 侦查员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为了这个案子，付出了太多 —— 有的侦查员几个月没回家，有的侦查员累得病倒在岗位上，有的侦查员因为没能早点抓住凶手，而深深自责。但最终，他们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望，把凶手绳之以法，还了保定一个太平。 很多年后，保定的老人们还会说起这个案子。他们会告诉年轻人，那个罗圈腿的恶魔，那个让保定陷入恐慌的半年，还有那些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日夜奋战的警察。 第66章 人肉包子 西单旧事：1982 年香肉包案纪实 北京的西单，如今是鳞次栉比的商场与川流不息的人群，可若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片还没被彻底改造的老街区里，藏着一段让老北京人至今提起来仍心有余悸的往事。早年间北京有句谚语，“东四西单鼓楼前，前门外边赛过年”，但凡在皇城根下生活过的人，多少都听过这句形容京城繁华地标的老话。西单作为其中之一，解放前便是商贾云集的热闹地界，到了八十年代，虽没了旧时的梨园茶社，却多了几分市井烟火气 —— 小饭馆、杂货铺、修鞋摊挤在老街巷里，清晨的豆浆油条香混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傍晚的路灯下又满是下班回家的人影。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片日日升腾着烟火气的繁华背后，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京城警界，却又因种种原因被尘封多年的大案。说它大，是因为案发后，住在西单附近的老街坊们几乎都有耳闻，哪怕过了二三十年，再提起时仍能说出几句当时的细节；说它小，是因为案件的调查范围被严格控制，相关资料多年不见天日，除了亲历者和办案人员，外头知晓全貌的人寥寥无几，日子一久，便渐渐被新的城市记忆覆盖，成了老人口中 “不能细提” 的旧事。 那是 1982 年的初夏，也有老人说是 1981 年深秋，具体月份已没人能说清，只记得天刚热起来，早晚还带着点凉。西单北大街还没改造，十字路口往北走，能看到一座老牌楼的遗迹 —— 我小时候那牌楼就拆得只剩个底座了，但八十年代初，那地方还保留着几分老西单的模样。顺着牌楼往西拐，有一条窄窄的胡同，胡同口开着一家门脸极小的包子铺，掌柜的姓冯，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脸上总挂着点憨厚的笑，街坊们都叫他 “老冯”，至于他的全名，如今已没人记得。 这包子铺小得可怜，屋里横七竖八只能摆下两张条桌，还是那种刷着红漆、边角都磨白了的旧桌子，客人多的时候，只能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铺子是 “前店后场” 的格局，前面卖包子，后面的小院子里支着案板和大笼屉，老冯一个人既当掌柜又当伙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面、打馅。他做包子有个特点：打馅的手艺一绝，肉汁多且肥实，一口咬下去能溅出油来；可发面的功夫却差了点意思，包子皮总带着点酸味儿，卖相也不好看，褶子捏得歪歪扭扭，像是没睡醒揉出来的。 即便如此，包子铺的生意也还算过得去。老街坊们图个方便，早上上班前绕过来买两个，就着豆浆能对付一顿；附近工厂的工人中午也爱来这儿，花一毛五分钱买个肉包，比食堂的窝头香多了。老冯一天也就做三百来个包子，上下午各蒸几笼，见天能有百十来块钱进账，在当时也算是个不错的营生 —— 要知道，1982 年工人的基本工资才一百块钱，加上津贴也不过一百六，老冯这小铺子，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出事那天，天刚蒙蒙亮，也就五点来钟，正是老北京人说的 “鬼呲牙” 的时辰，街上还没什么人，只有清洁工扫地的 “沙沙” 声。老冯起得比平时还早，趁着天凉快，手脚麻利地揉面、调馅，六点不到，第一笼包子就出锅了。热气裹着肉香从笼屉里冒出来，氤氲了整个小铺子，他把包子一个个摆到竹制的托盘里，又从抽屉里拿出昨晚收的毛票，数了数，脸上露出点满足的笑，刚准备坐下歇会儿，就听见胡同口传来自行车的 “叮铃” 声。 骑车过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下面是条灰扑扑的运动裤，脚上蹬着双沾了泥的白球鞋，一看就不是讲究人。他骑车的姿势晃晃悠悠，像是没睡醒，远远看见老冯的包子铺，忽然来了精神，脚下使劲蹬了几步，“吱呀” 一声停在铺子门口，车都没支稳，就冲老冯喊：“给我拿四个包子！” “哎，好勒！您等会儿啊！” 老冯连忙拿起油纸，夹了四个热气腾腾的肉包递过去。 那年代的小铺子都讲究 “先吃后给钱”，一来二去都是街坊，没人会赖账，老冯也没多想，看着男人接过包子就往嘴里塞，只当是个饿急了的路人。可没想到，那男人吃包子的方式却让老冯皱起了眉 —— 他把包子底下垫的草纸一揭，反手拿着包子，用指甲抠着包子底，把里面的肉馅挑出来吃，包子皮则随手扔在铺子门口的土坡上，嘴里还嘟囔着：“这皮硬得跟石头似的，谁吃啊！” 老北京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初有这么股不良风气：有些人吃包子只吃馅、不吃皮，觉得皮 “没滋味”，浪费粮食不说，还显得格外挑剔。后来九十年代的《北京晚报》有个叫 “刺梅” 的栏目，还专门画过漫画讽刺这种行为。老冯本就是苦日子过来的，最见不得糟蹋粮食，当下就忍不住说了句：“哎哎，同志，您吃包子归吃包子，别糟蹋粮食啊！” 这话一出口，那男人立马就炸了，把手里的包子往桌上一摔，指着老冯的鼻子骂：“我就这么吃了，怎么着？你好大的脸，还管得着我？” 老冯的脾气也不算好，平时街坊们客气，他也客气，可遇上这种不讲理的，火也上来了，当即瞪着眼回嘴：“你怎么说话呢？我这包子皮是差点，可也没到不能吃的份上吧？” “没到不能吃？” 男人冷笑一声，拿起一个包子皮扔到老冯面前，“你自己尝尝，这玩意儿活人能咽下去吗？你这包子没吃死人就算不错了，我要是回家肚子疼，非抄了你这破地方不可！” 这话可戳中了老冯的痛处 —— 他一直知道自己发面手艺不行，平时也避讳别人提，如今被人当众揭了短，还被咒 “吃死人”，顿时气血上涌，脑子一热，顺手就抄起案头的刮板朝男人砸了过去。那刮板是和面用的，上面还沾着面和油，“啪” 的一声打在男人的白衬衫上，顿时印出一片油污。 男人也没想到老冯真敢动手，愣了一下，随即就红了眼，推着自行车就往铺子里闯，嘴里喊着：“你还敢打我？今天我非拆了你这铺子不可！” 老冯见他要闯进来，也慌了神，转身就从案板底下抄起一根大擀面杖 —— 那擀面杖是枣木的，足有胳膊粗，平时用来擀包子皮，此刻却成了防身的武器。男人往前一扑，伸手就想夺擀面杖，老冯急了，也顾不上多想，双手攥着擀面杖，朝着男人的头就砸了过去。 男人下意识地一低头，可还是慢了半拍，擀面杖 “啪” 的一声正中他的后脑。只听 “扑通” 一声，男人像袋粮食似的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老冯这时候也慌了，手里的擀面杖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他愣了几秒，才蹲下身，推了推男人的肩膀，嘴里念叨着：“你这不是找事吗？怂了吧？” 见男人没反应，他还以为对方只是晕过去了，想着等会儿人醒了，再好好 “教育” 他几句，让他知道别随便跟人撒野。于是，他费力地把男人扶起来，拖到铺子里的一张条桌旁，让他趴在桌上，远看就像是有人早上没睡醒，趴在那儿补觉。 安顿好男人，老冯又捡起地上的擀面杖，擦了擦上面的灰，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卖包子。可他心里却七上八下的，客人跟他说话，他都有点心不在焉，别人声音稍微大一点，他就吓得一哆嗦。好在早上人不多，没人注意到铺子里趴着的男人，也没人追问刚才的冲突。 就这么熬到上午八点多，老冯的包子卖得差不多了，他回头一看，那男人还趴在桌上没动静，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走过去，用手推了推男人的后背，只觉得触手冰凉 —— 那不是正常人该有的温度。他又晃了晃男人的胳膊，对方的手软软地耷拉下来，像没了骨头似的。 老冯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颤抖着伸手探了探男人的鼻息，又摸了摸对方的颈动脉 —— 没气了，人已经凉透了。 “完了，出人命了。” 老冯脑子里 “嗡” 的一声，一片空白。他知道，人是死在自己手里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条人命他都跑不了。那时候的法律严，出了人命，要是被公安局知道，肯定得吃枪子。“不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回想刚才的情景 —— 天刚亮，街上没几个人，铺子里也没客人，应该没人看到刚才的事。 想到这儿，老冯咬了咬牙，把男人的尸体往肩上一搭，拖着就往后院走。后院很小，堆着柴火和几个旧酱缸，他找了一块油毡，把尸体卷起来，塞在酱缸后面的门洞里，又用柴火堆挡了挡，确保从外面看不见。做完这一切，他又回到前店，把地上的油污擦干净，把男人扔在地上的包子皮捡起来，扔进灶里烧了，这才稍微松了口气，继续守着铺子，可心却一直悬在嗓子眼，连端碗的手都在抖。 那天白天，老冯过得像个惊弓之鸟，每听到一点动静，都以为是警察来了。直到傍晚，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也没人来找麻烦，他才稍微放下心来。关了铺子门，他把男人的自行车也推到后院，藏在柴火堆后面，然后就开始琢磨怎么处理尸体。 “找地方埋了？” 他先是这么想，可转念一想，西单这地方人多眼杂，带着尸体出门，肯定会被人发现；“砍碎了一点点往外带？” 也不行，夜里老出门，容易引起怀疑，万一遇上巡逻的警察，更是自投罗网。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急得满头大汗，眼看天越来越黑，后院里只剩下虫鸣声，一个邪恶的念头突然钻进了他的脑子里 —— “干嘛不把他变成包子馅？这一卖出去，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你都吃到肚子里了，还能来找我不成？”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老冯自己都吓了一跳，可随即又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他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了决心，转身走进后院，把油毡卷拖到案板旁。此时尸体已经开始僵硬，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后院的门窗，确认没人能看见，然后就解开油毡，把男人的衣服剥下来，扔进灶里烧了，接着就拿起菜刀，开始了残忍的取肉过程。 后院里只剩下菜刀砍骨头的 “咚咚” 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老冯把尸体砍成几块，小心翼翼地把肉从骨头上剔下来，内脏则扔进一口大铁锅里，架起柴火熬成黄色的油脂 —— 那时候没什么精炼油，很多人家都用这种熬出来的猪油炒菜，老冯想着，用这油调馅，还能掩盖肉的味道。剩下的骨头和残渣，他则挖了个坑，埋在院子西南角的酱缸底下，又把酱缸挪过去压在上面，确保不会被人发现。 等这一切都做完，天已经快亮了。老冯把剔下来的肉用清水洗了几遍，切成小块，放进一个大盆里，然后就像平时做包子馅一样，开始调馅。可他心里还是没底，怕这肉的味道不对，被人吃出来。于是，他鼓起勇气，用手指蘸了一点肉馅，放进嘴里尝了尝 —— 那味道确实不对劲，跟猪肉差远了，带着点说不出的腥气。 他赶紧打开一桶猪油，倒了大半桶进去，又抓了一把花椒面，撒了一大碗料酒，使劲搅拌均匀。再尝的时候，已经尝不出人味了，反而带着一股浓郁的香味，比平时的猪肉馅还香。老冯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老冯像往常一样蒸包子，一大笼屉一大笼屉的包子出锅，热气裹着 “特殊” 的香味，比平时更吸引人。开门营业后，很快就有客人上门，有人还说：“老冯，你今儿这包子怎么这么香啊？” 老冯笑着打哈哈：“嗨，今儿调料放得足，您多吃两个！” 没想到，自从用了这 “香肉” 馅，包子铺的生意竟然越来越好。以前一天卖两百多个包子，如今一下子翻了倍，有时候不到中午就卖光了，还有人专门从老远的地方来买。老冯一开始还提心吊胆，可看着钱匣子一天天鼓起来，一天能赚三四百块钱 —— 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比工厂的技术工人工资还高 —— 他心里的恐惧渐渐被兴奋取代，甚至开始琢磨：“这‘香肉’这么受欢迎，要是用完了可怎么办？” 没过三四天，第一批 “香肉” 就用完了。看着空荡荡的冰柜，老冯又开始犯愁：“总不能再等有人来闹事，再杀一个吧？” 他坐在铺子里，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眼神渐渐变了 —— 以前看人像看街坊，如今看人像看 “食材”，心里盘算着 “这人肥不肥”“肉多不多”。 就在这时，胡同口传来 “砰砰” 的弹棉花声 —— 那是一对外地来的夫妻，前几天刚在胡同口支了个摊，男人姓李，大家都叫他 “老李”，女人跟着打下手。这几天，胡同里的住户差不多都找他们弹过棉花了，眼看活不多了，估计过两天就要走。 老冯看着老李，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些外地人在这没根基，要是把他们变成‘香肉’，也不会有人知道。” 他眯起眼睛，开始盘算怎么下手。 第二天中午，老李收拾好工具，打算跟媳妇商量换个地方 —— 西单这地方的活干完了，离秋收还有两个月，要是能再干几条街，就能多攒点钱，回家收麦子。他直起腰，刚想跟媳妇说话，肚子却 “咕噜” 叫了起来 —— 从早上到现在，他光顾着干活，还没吃饭。 “我去买几个包子吧，隔壁老冯的包子挺香的。” 老李跟媳妇说了一句，就拿着饭盒往包子铺走。这几天，他也常来买老冯的包子，觉得味道不错，还实惠。 “李师傅，又来买包子啊？” 老冯看见他，热情地迎了上去，接过饭盒，特意挑了几个格外大的包子放进去。 “老麻烦你，” 老李憨厚地笑了笑，“你这包子确实好吃，比家里的馒头香。” “客气啥，你们在这干活，也算街坊，相互帮衬是应该的。” 老冯一边包包子，一边跟老李闲聊，“来北京多久了？” “春天来的，打算九月前回去，家里还等着收麦子呢。” 老李话不多，眼睛一直盯着饭盒里的包子，显然是饿坏了。 老冯笑了笑：“行，不耽误你吃饭了。对了，我家还有两床棉被要弹，你晚上八点多过来帮我拿走，顺便给你留几个包子，你一起带回去给嫂子。” 老李一听，不仅有活干，还有包子吃，顿时乐了：“哎，好嘞！我晚上准到！” 说完，就端着饭盒兴冲冲地回去了。 看着老李的背影，老冯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今晚又有‘食材’了。” 到了晚上，月上枝头，胡同里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昏昏暗暗的。老李拿着饭盒，带着秤砣，准时来到包子铺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来了？” 老冯探出头，笑着把他迎进院子，随手关上了大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人看见，才招呼老李：“进来吧，包子在厨房呢，你先吃，吃完咱们称棉花。” 老李也没多想，跟着老冯走进厨房。厨房里摆着一个大大的肉案，周围放着各种刀具，靠北墙的大铁锅里还冒着热气，不知道在熬什么。一大盘包子摆在案板上，旁边还有一缸茶水，飘着小叶花茶的香味。 “吃吧，别客气，不够还有。” 老冯指了指包子，转身就往外走，“我去把棉花抱过来，你先吃着。” 老李饿坏了，也没客气，拿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点头：“冯掌柜，你这包子真是越做越香了！” 他吃得急，没一会儿就吃了三个，还拿起饭盒往里面装了几个，想着带回去给媳妇吃。 就在他扣饭盒盖的时候，突然感觉后脑勺一阵剧痛，像是被什么重东西砸了一下。他闷哼一声，眼前一黑，手里的饭盒 “哐当” 掉在地上，包子撒了一地。他想回头看，可身体却不听使唤，“扑通” 一声倒在了案板旁，最后看到的，是老冯手里拿着那根枣木擀面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神冰冷得吓人。 “对不住了，谁让你这么好骗呢。” 老冯低声说了一句，又举起擀面杖，朝着老李的头狠狠砸了几下，直到确认老李没了呼吸，才停下手。 处理完老李的尸体，老冯又想起了老李的媳妇 —— 要是她找不到老李，肯定会到处打听，万一查到自己这儿，就麻烦了。于是，他擦了擦手上的血，整理了一下衣服，装作没事人一样，走到胡同口老李的弹棉花摊前。 “嫂子，老李呢？” 老冯笑着问。 老李媳妇正坐在摊前缝补衣服，见是老冯，连忙站起来：“冯掌柜啊，他不是去你家弹棉花了吗？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还没回来？” “嗨，他说让我过来叫你，” 老冯一脸自然地说，“今晚他就想把棉花弹完，让你把铺盖卷收拾收拾，搬到我家后院去，省得来回跑。他现在正在院里称棉花呢，你赶紧过去吧。” 老李媳妇也没怀疑，连忙收拾好东西，跟着老冯往包子铺走。刚进厨房，她就看见地上撒着的包子，还有案板旁的血迹，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当家的，你在哪？” 她刚想喊，老冯就从门后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那根擀面杖。“你…… 你想干什么？” 老李媳妇吓得往后退，可身后是墙，退无可退。 没等她反应过来，老冯就举起擀面杖，朝着她的头砸了下去。几分钟后，厨房里彻底没了动静，两具尸体并排躺在案板旁，鲜血顺着案板的缝隙流到地上，染红了一片。 有了上次的经验，老冯处理尸体熟练了不少。他没有立刻剔肉，而是把两具尸体砍成大块，用酱油和盐擦了一遍，防止腐烂，然后放进后院的大冰柜里 —— 那冰柜是他前几天刚买的二手货，本来是想用来存猪肉的，现在倒成了藏尸的工具。内脏依旧熬成了油脂，骨头和残渣则埋在酱缸底下，和上次的 “废料” 埋在一起。 第二天凌晨，老冯又开始做包子。这次他在馅料里加了桂皮粉和花椒水，调出来的肉馅鲜红发亮，香味比上次更浓。开门后，客人依旧排着队买包子，没人知道这香喷喷的包子里，藏着怎样的罪恶。 接下来的几天，包子铺的生意越来越火，每天都能卖光五六百个包子，老冯的钱匣子也越来越满。可他并不满足，看着冰柜里的 “存货” 越来越少，他又开始琢磨新的 “货源”—— 他想到了郊区的小煤窑，那些地方有很多外来的矿工，都是背井离乡的人，就算消失了，也没人会在意。 就在老冯盘算着去郊区 “找货” 的时候，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走进了包子铺。他叫田守本，是缸瓦市附近一家小医院的喉科主任，行医二十多年，经验丰富。那天医院不忙，他四点就下了班，推着自行车回家，路过西单时，想起同事说过这有家包子铺味道不错，就打算买几个回去当晚饭，省得老伴再做饭。 还没走到包子铺，田守本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香味 —— 那香味有点甜，还带着点腻，不像猪肉的香味，反而有点像…… 他心里咯噔一下，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走近一看，包子铺前排着长队，大家都在抢着买包子，他也没多想，买了十个包子，就骑车回家了。 田守本住的是老式四合院，院里还有两家邻居，赵奶奶和何先生。夏天天热，街坊们都喜欢在院子里吃饭、喝茶。他回到家时，老伴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桌子，还晾好了绿豆汤。“今儿怎么买包子了？” 老伴笑着接过包子，把绿豆汤端了上来。 “同事说这家包子好吃，我就买了几个，省得你麻烦。” 田守本坐下，拿起一个包子，用手撕开 —— 包子馅很足，上面还挂着一层淡黄色的油膜。“这油怎么是黄的？不会是坏了吧？” 他皱了皱眉，咬了一小口。 刚嚼了两下，田守本就觉得不对劲 —— 这肉的味道很怪，有点甜，筋膜也比猪肉软，虽然香，却没有猪肉的腥味。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钻进他的脑子里：“这味道，怎么跟死人身上的味有点像？” 田守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工作的医院有个地下室，被改成了临时太平间。那时候小医院条件有限，太平间没有冷藏设备，只能暂时存放尸体，时间一长，尸体就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甜腻味 —— 那是尸体腐烂前的味道，很淡，一般人闻不出来，但田守本经常从太平间门口过，对这味道印象很深。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老伴见他发愣，连忙问道。 “没…… 没什么。” 田守本摇了摇头，把嘴里的包子吐了出来，“这包子味道不对，你别吃了。” 就在这时，邻居赵奶奶领着外孙女买菜回来了，看见田守本一家在院子里吃饭，就走了过来：“田大夫，吃什么呢？这么香？” “赵奶奶，您来了。” 田守本站起来，把手里的包子递了过去，“您尝尝这包子，我总觉得味道不对劲。” 赵奶奶接过包子，撕开尝了一口，皱了皱眉：“是有点怪，说不上来是什么味，不像猪肉，也不像牛肉。” 两人正讨论着，院门口传来自行车的 “叮铃” 声，是丰盛派出所的民警王刚。他刚下班，路过这里，看见田守本和赵奶奶在说话，就停下车打了个招呼：“田大夫，赵奶奶，您们在聊什么呢？” 田守本眼前一亮，连忙把王刚拉过来：“小王，你来得正好，我跟你说个事。” 他把自己买包子、闻味道、尝味道的经过，还有自己的怀疑，一五一十地跟王刚说了。 王刚是个年轻民警，虽然经验不算丰富，但警惕性很高。听田守本说完，他也觉得不对劲：“田大夫，您是说这包子馅可能有问题？” “我不敢确定，但这味道太怪了，跟太平间里的味道有点像。” 田守本严肃地说，“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把这包子拿去化验一下？要是真有问题，可就麻烦了。” 王刚点了点头：“行，田大夫，您给我几个包子，我今晚就送到局里去化验，明天给您答复。” 田守本连忙拿出几个包子，用油纸包好递给王刚。王刚接过包子，也没多耽误，骑着自行车就往派出所赶。回到所里，他把情况跟所长汇报了，所长也很重视，当即带着他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找到了负责刑侦工作的老梁。 老梁是北京警界的 “八大名探” 之一，办案经验丰富，听所长和王刚说完，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大案：“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人肉案没几起，要是真像田大夫说的那样，这案子可不小。” 他当即安排人把包子送到化验科，还嘱咐化验科的人尽快出结果。 那时候的化验设备比较落后，只能一个样品一个样品地比对，直到第二天中午，化验结果才出来。老梁拿着化验单，手都有点抖 —— 化验单上写着：“检测物内含有糖类、脂类、蛋白质、水、无机盐、核酸，其中脂类与人体构成物相吻合的几率为 88%，初步判定为人体组织。” “真的是人肉！” 老梁倒吸一口凉气，当即召集所长和王刚，还有刑侦二处的干警，成立了 “714 案件侦破小组”—— 因为案发当天是 7 月 14 日，所以定名为 “714 案”。市局领导也很重视，批复道：“批准成立 714 案件立案侦破小组，务必使生者居其安，死者铭其墓。” 714 小组成立后，第一个目标就是老冯的包子铺。根据王刚的描述，田守本买的包子就是从老冯的铺子里买的，老冯的嫌疑最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也为了防止老冯再害人，小组决定先派人监视包子铺，确认老冯没有帮凶后，再伺机抓捕。 可没想到，监视的第一天晚上，老冯就不见了 —— 他带着一个年轻男人，推着自行车出了胡同，往火车站的方向走了。负责监视的干警顿时慌了，以为是自己暴露了，老冯要潜逃。小组紧急召开会议，年轻干警们都建议发布全国通缉令，可老梁却摇了摇头：“我觉得他不是潜逃，而是去‘找货’了。你们想，他的包子铺生意这么好，‘货源’肯定不够用，他应该是去郊区找新的目标了。而且他带着一个男人，说不定是把人骗回来当‘食材’，咱们只要在包子铺附近守着，他肯定会回来。” 老梁的判断没错。那天老冯是去了延庆的小煤窑 —— 他之前就听说那里有很多外来矿工，都是没根没底的人，容易下手。到了煤窑，他在广场上摆了个 “招收学徒工” 的告示，写着 “管两餐，交手艺，月薪 200 元，可带家属”。很快就围过来一群人，老冯挑来挑去，选中了一个叫大栓的年轻人 —— 大栓脑子有点慢，人也老实，老家在偏远山区，就算消失了，也没人会找。 老冯带着大栓，坐火车回到了西单，此时已经是傍晚五点多。他不知道，714 小组的干警们早就埋伏在了包子铺周围，就等着他回来。 “目标回来了，大家注意隐蔽，别暴露。” 老梁通过对讲机，跟周围的干警们下达指令。 老冯带着大栓走进包子铺，简单安排了一下他的住处 —— 让他睡在厨房的案板上，然后就去后院忙活了。大栓饿坏了，老冯给了他几个包子，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还觉得这包子味道特别香。 晚上九点多，胡同里的人渐渐少了，714 小组的干警们也做好了抓捕准备。可老梁却迟迟不下令 —— 他担心大栓是老冯的帮凶，要是贸然行动，可能会伤及无辜；可要是再等下去，老冯说不定会对大栓下手。 就在这时，厨房里传来了大栓的叫声：“师傅，这冰柜里是什么啊？” 老冯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冲进厨房 —— 原来大栓睡不着，看见冰柜的门没关好，就想帮忙关上，结果拉开冰柜门，看见了里面的人腿。 “没…… 没什么，是猪肉。” 老冯强装镇定，可眼神里的慌乱却藏不住。 大栓也不傻，刚才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明明是人腿，不是猪肉。“你…… 你是坏人！” 他吓得往后退，想往外跑。 老冯一看要暴露，连忙从门后抄起擀面杖，朝着大栓就砸了过去。“住手！” 就在这时，厨房门被踹开，王刚和几名干警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手铐。 老冯愣了一下，随即就想反抗，可干警们已经冲了上来，把他按在了地上。“你们是谁？放开我！” 老冯挣扎着喊。 “我们是警察，你涉嫌故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 王刚掏出手铐，“咔嚓” 一声铐住了老冯的手腕。 与此同时，其他干警也冲进了后院，找到了冰柜里的人腿，还有酱缸底下的骨头和残渣。老梁看着这些证据，脸色凝重：“这案子，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 老冯被带到了市局，714 小组的审讯工作也随即展开。老梁知道，老冯心理素质好，普通的审讯肯定没用，于是决定用 “蹲守” 的办法 —— 把老冯关在审讯室里，不打不骂，也不审问，就这么耗着他，让他慢慢失去耐心。 老冯被关了整整一天，没人跟他说话，也没人给他好脸色。一开始他还能硬撑着，可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就熬不住了 ——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精神也越来越差。就在这时，老梁带着几名干警走进了审讯室，坐在了他对面。 “姓名？年龄？籍贯？职业？” 老梁的声音很严肃，不带一丝感情。 老冯抬起头，看了看老梁，又低下了头：“冯某某，45 岁，北京人，厨师。”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老梁继续问。 “我…… 我没犯罪。” 老冯还想抵赖。 老梁冷笑一声，把一张照片放在他面前 —— 照片上是冰柜里的人腿，还有酱缸底下的骨头。“你还想抵赖？这些证据我们都找到了，你杀了三个人，还把他们做成包子馅，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老冯看着照片，身体开始发抖。他知道，自己的罪行瞒不住了，再抵赖也没用。“是…… 是我干的。” 他叹了口气，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 从第一次失手杀了骑车人，到后来杀害老李夫妇，再到去煤窑骗大栓，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说了出来。 根据老冯的交代，干警们又找到了更多的证据 —— 骑车人的自行车、老李夫妇的弹棉花工具，还有老冯藏在床底下的钱匣子。经过核实，老冯一共杀了三个人，分别是骑车人、老李和老李媳妇，大栓因为干警们及时赶到，幸免于难。 1982 年 8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老冯进行了公开审判 —— 因为案件影响恶劣，虽然没有公开案情细节，但还是依法判处了老冯死刑，立即执行。 行刑那天，天气阴沉，老冯被带到了刑场。他看着远处的城墙，心里满是悔恨 —— 要是当初没有一时冲动，要是当初没有生出那邪恶的念头，自己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老冯伏法后，714 案的相关资料被封存，除了办案人员和少数知情人，没人知道这起案件的全貌。附近的街坊们只知道包子铺关了门，老冯被警察抓走了，至于发生了什么，没人敢多问 —— 那时候消息传播慢，加上警方封锁了消息，很多人直到几年后，才从当初负责办案的民警嘴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细节。 第67章 情人劫 渠县 “2?14” 命案：一场始于欲望的不归路 1996 年的 2 月 14 日， Valentines day，这个后来被年轻人追捧为 “情人节” 的日子，在四川渠县还只是个寻常的冬日。天是灰蒙蒙的，寒风卷着江边的湿气，刮过县城的街巷，把光秃秃的黄桷树枝桠吹得 “呜呜” 响。下午 2 点整，城郊派出所办公室里的挂钟刚敲完两下，值班干警老李正埋着头写台账，笔尖在纸上划过的 “沙沙” 声，突然被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声劈断 —— 那铃声急促、刺耳，像根针似的扎进人心里。 老李手一顿，放下笔快步走过去。办公桌上的搪瓷杯里，早上泡的花茶已经凉透，杯底沉着几片蔫掉的菊花。他拿起话筒，刚 “喂” 了一声，就听见那头传来一个带着哭腔的、发颤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派、派出所吧？后、后溪沟…… 杀人了！后溪沟出人命案了！” “后溪沟？” 老李心里 “咯噔” 一下，眉头瞬间皱了起来。他放下话筒时，指节都有些发白，嘴角不自觉地牵起一丝苦笑。外人听着 “后溪沟” 像条河沟，可在渠县人眼里，这三个字早不是地理名词了 —— 它是县城南边那段国道旁的一片区域，原本是过往货车司机歇脚的地方，几家小旅馆靠着卖茶水、租床位营生。可从什么时候起呢？大概是 1994 年往后，货运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旅馆生意不好做了，有老板就动了歪心思：容留些女人在店里，客人住店时 “搭售” 服务，一来二去，生意竟火了。 久而久之，“后溪沟” 就成了色情场所的代名词。县城里的老人路过那片，会赶紧拽着孩子绕路，嘴里还念叨 “晦气”；年轻小伙子凑在一起打趣，会说 “要不要去后溪沟‘耍耍’”。老李在城郊派出所待了五年，处理过后溪沟的纠纷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 不是嫖客和小姐为了钱吵架，就是旅馆老板和客人因为 “服务不到位” 扯皮，最严重的一次，是两个男人为抢一个小姐打了架，头破血流的。可 “杀人案”，这还是头一遭。 “地址再说说清楚，具体在哪家旅馆？” 老李抓起笔，在纸上记着，声音尽量稳下来。 电话那头的人喘了口气，声音还是抖：“就、就在转盘那儿…… 叫兰陵旅馆！我没看清门牌号，但转盘那儿就这一家旅馆，好找！” 老李心里有了数 —— 迎渠路南段的三岔路口，那个转盘是县城的老地标了，中间有个小街心花园，种着几棵老黄桷树，冬天叶子落光了，枝桠光秃秃地指向天。兰陵旅馆就在转盘西边，两层楼，外墙刷的米黄色涂料，好些地方掉了皮，门口挂着块木牌子，“兰陵旅馆” 四个字的油漆都快掉没了，登记台就摆在门口，铺着块红色的塑料布，风吹过来时会 “哗啦” 响。 挂了电话，老李没敢耽搁，抓起桌上的警帽往头上扣，快步往所长办公室跑。所长老张正在看文件，听老李说完，“啪” 地合上文件夹：“走！叫上小王、大刘，带上勘查箱，赶紧去现场！” 几分钟后，派出所的三轮摩托就冲出了大门，“突突突” 地往南跑。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老李坐在车斗里，心里乱糟糟的 —— 后溪沟这地方，藏着太多见不得光的事，这次杀人案，十有八九和那些龌龊事脱不了干系。 果然，快到转盘时，就看见兰陵旅馆门口围了一圈人。有附近的居民，穿着棉袄，手里揣着暖手宝，踮着脚往里面瞅；有路过的货车司机，靠在车头边，抽着烟小声议论；还有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担子放在路边，也忘了吆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旅馆门口。人群里时不时传出细碎的声音：“听说死人了，是个小姐”“咋死的？被杀了？”“造孽哦……” 老李和同事挤进去，就看见旅馆老板王强蹲在门口，脸色惨白得像张纸，双手抱着头，指缝里还沾着泥。他看见穿警服的过来，猛地站起来，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警、警察同志…… 死、死人了！在、在 201 房间……” 王强大概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平时总穿着件黑色的棉袄，手里揣个保温杯。老李之前来查过几次房，知道他是个老实人，要不是生意难做，也不会干这种 “拉皮条” 的勾当。此刻他显然是吓懵了，说话时牙齿打颤，冬天里，额头竟冒出了一层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流。 “带我们上去。” 老张皱着眉，声音严肃。 王强点点头，转身往楼上走，脚步虚浮，差点踩空。楼梯是水泥的，窄窄的，墙面上满是涂鸦，还有些褐色的污渍，不知道是酱油还是别的什么。走到二楼，最东边就是 201 房间，门半掩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顺着门缝飘出来，混杂着旅馆特有的霉味和烟味，让人胃里一阵翻腾。 老李推开门，手里的手电筒往屋里照 —— 房间很小，也就七八平米，一张单人床靠着墙，铺着块花格子床单，此刻床单已经被血浸透了，从床头拖到地上，变成了深褐色的硬块。墙上溅满了血，有星星点点的喷溅状，还有几道长长的血手印，像是有人临死前抓过墙面。地板上积着一滩血，还没完全凝固，边缘已经发黑，一把黑色塑料柄的双刃匕首躺在血滩里，刀刃上的血珠还在往下滴，“嗒嗒” 地砸在地板上，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小王，赶紧拍照、取证。” 老张沉声道。 小王应了一声，拿出相机，闪光灯在狭小的房间里 “咔嚓” 响。老李蹲下来，仔细看着那把匕首 —— 柄长约十厘米，刀刃有一尺来长，磨得很锋利，刀柄上还沾着几根毛发。他没敢碰，只是用手电筒照了照，心里估摸着：这刀应该是凶手带来的，不是旅馆里的东西。 “王老板，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老张转向王强，语气缓和了些。 王强咽了口唾沫，双手还是在抖，他扶着门框，慢慢说起了上午的事 —— 今天中午 12 点半左右，来了个男的，说是要住宿。那男的看着二十出头，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外套，裤子是卡其色的，裤脚卷着，露出脚踝，鞋子是双胶鞋，沾了不少泥，像是从农村来的。他说话有点结巴，问王强：“老、老板，有、有房间吗？要、要…… 要小姐。” 王强一开始还犹豫 —— 最近派出所查得严，他怕出事。可那男的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在手里捏着，眼神里带着点急切。王强心里一动：这几天生意不好，能赚点是点。他就点了点头，说 “房间有，小姐也有，你先登记。” 男的登记时，王强看了眼身份证 —— 胡兵，1974 年生，三会镇人。登记完，王强把他领到 201 房间，然后就去找 “小姐”。店里有两个常来的，一个是穿红衣服的李姐，来了快半年了；另一个是石某，才来不到一个月，是李姐介绍来的，才十六七岁，看着还像个孩子。 王强先去找李姐，可李姐一听是胡兵，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去！那男的上次来就不对劲，眼神凶得很，我怕他找我麻烦。” 王强没办法，只好去找石某。石某当时正在楼下的小房间里织毛衣，听王强说有客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 她刚到这里，想多挣点钱，好给家里寄回去。 石某拿着自己的小钱包，里面装着几块零钱和一支口红，慢慢往楼上走。她穿件粉色的外套，牛仔裤，头发扎成个马尾，走起路来有点怯生生的。王强看着她进了 201 房间，心里还想着 “应该没事”，就回到门口的登记台，继续织他的毛衣 —— 他的毛衣织了快一个月了，是给儿子的，儿子在县城读小学，冬天冷。 可刚过了不到十分钟，就听见楼上传来 “啊” 的一声尖叫，紧接着是 “砰” 的一声，像是东西掉在地上碎了。王强心里一紧，赶紧往楼上跑。跑到 201 房间门口，就看见门半掩着，里面传来 “呜呜” 的哭声，还有男人的吼声。他推开门一看，吓得腿都软了 —— 石某躺在地上，身上全是血，胡兵手里拿着把刀，刀刃上全是血，正对着石某乱捅！ “你、你干啥子！” 王强喊了一声，可胡兵像是没听见，还是不停地捅。王强吓得魂都飞了，转身就往楼下跑，边跑边喊 “杀人了！杀人了！”。楼下的客人和邻居听见了，都围了过来。有人赶紧把石某从房间里抬出来，石某当时还有气，嘴里 “嗬嗬” 地喘着，眼睛睁着，却没了神采。旁边一个卖菜的农民，赶紧跑到附近的小卖部，用公用电话报了警。 “然后呢？胡兵去哪了？” 老张追问。 “跑了！” 王强说，“他捅完之后，看见我们围过来，就扔了刀，从后门跑了！后门通着一条小巷子，能到车站那边！” 老张立刻掏出对讲机，对着里面喊：“各小组注意！嫌疑人胡兵，男，22 岁，三会镇人，穿蓝色外套、卡其色裤子，胶鞋，可能逃往渠县车站，准备乘坐前往三汇的班车，立即布控！” 对讲机里传来 “收到” 的回应。老张又转向老李：“你留在现场，配合技术队勘查，我带大刘去车站！” 老李点点头。看着老张和大刘匆匆离开，他又走进 201 房间。小王已经拍完了照，正在用粉笔给匕首和血迹做标记。阳光从窗户缝里照进来，落在血滩上，把血照得发亮，那股血腥味更浓了，呛得人嗓子疼。老李看着墙上的血手印，心里叹了口气 —— 又是一桩因色起意、因怒杀人的案子，可这背后，藏着的是多少人的悲哀啊。 再说老张和大刘，骑着摩托往车站赶。渠县车站是露天的，就在县城北边，几条土路通向不同的方向，停着十几辆开往各乡镇的班车，车身上都沾满了泥。他们赶到时，正好有一辆开往三汇的班车准备发车，司机正在发动引擎，乘客们陆陆续续往上走。 “师傅，等一下！” 老张跳下车，大喊一声。 司机愣了一下，停了车。老张和大刘快步走过去，往车厢里看。车厢里很挤，过道上都站着人。老张的目光扫过，突然停在最后一排 —— 一个穿蓝色外套的男人，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正是胡兵！ “胡兵！” 老张喊了一声。 胡兵猛地抬起头，脸色煞白。他看见穿警服的，一下子站起来，想往车后门跑。可大刘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反剪在背后。胡兵挣扎着，嘴里喊着 “不是我干的！你们抓错人了！”，声音又尖又细，带着哭腔。 “是不是你干的，到所里再说！” 老张冷声道。 胡兵被押下了车，周围的乘客都探着头看，议论纷纷。胡兵垂着头，头发乱糟糟的，遮住了脸，可还是能看见他的肩膀在发抖。他被带上摩托时，腿一软，差点跪下去，大刘扶了他一把，他才站稳。 回到派出所，胡兵被带进了审讯室。审讯室里很暗，只有一盏灯照在桌子上。老张坐在桌子后面，看着对面的胡兵 —— 他低着头，双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绞在一起，指甲缝里还沾着点血污。 “胡兵，说说吧，2 月 14 日下午，你在兰陵旅馆做了什么？” 老张开门见山。 胡兵沉默了一会儿，肩膀开始抖动，然后 “哇” 的一声哭了出来，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桌子上。他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 胡兵生在三会镇的一个小山村，家里穷，土坯房，漏风漏雨。父亲在他十岁那年就病死了，母亲身体不好，靠种几亩地拉扯他长大。他读书不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去镇上的砖厂干过几天，嫌累，又去帮人放牛，也没干长久。后来就天天在三汇镇的街头晃荡，和一群闲散青年混在一起，在茶馆里听人吹牛，说些男女之事。 他长到二十多岁，个子只有一米六，皮肤黑，脸上还有几颗麻子，又没正经工作，村里的姑娘没人看得上他。他心里急，也向往女人，可没机会。去年冬天，在茶馆里，有个老光棍跟他说：“渠县后溪沟有小姐，便宜得很，几十块钱就能耍一次，你要是想，我带你去。” 胡兵听了，心里痒痒的，可他没钱 —— 母亲种的粮食只够糊口，他自己也没攒下一分钱。 今年年初，他好不容易跟邻居借了点钱，又把家里的一袋玉米卖了，凑了 140 块钱。2 月 11 日那天，他揣着这 140 块钱，坐上去渠县的客车。客车是绿皮的，挤得满满当当，一路上颠颠簸簸，他坐在最后一排，心里又紧张又期待，手紧紧攥着口袋里的钱，生怕丢了。 到了渠县，已经是上午 10 点多。他先在车站附近吃了碗面条，三块钱，然后就往后溪沟走。后溪沟的路上有好多旅馆，门口都坐着女人，有的在织毛衣，有的在和男人说笑。他不敢进去，就在路边来回走，走了一遍又一遍。冬天的风很大，吹得他脸疼，耳朵冻得通红。他看着那些女人，心里又怕又想，直到天快黑了，才看见兰陵旅馆门口坐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那女人二十多岁，留着齐耳的短发，涂着红色的口红，穿件红色的羽绒外套，在昏暗的光线下特别显眼。她看见胡兵过来，就笑着站起来，声音甜甜的：“兄弟，住宿吗？便宜，10 块钱一晚。” 胡兵的心跳得厉害，他结结巴巴地问：“有、有好耍的吗？” 女人捂嘴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你想耍啥子嘛？是不是想找个伴儿？” 胡兵脸一红，点了点头。 女人说：“包宿一夜 100 块，加上住宿费 10 块，一共 110 块，怎么样？” 胡兵摸了摸口袋，140 块钱还在。他算了算，来的时候车费 10 块，回去还要 10 块，吃饭要 10 块，剩下的 110 块正好够。他就点了点头，掏出 110 块钱递给女人。 女人收了钱，指了指楼上：“你先去 102 房间等着，半夜 12 点以后，我过来找你。” 胡兵拿着钥匙，上了楼。102 房间比 201 房间还小，只有一张床，一个掉漆的桌子。他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可还是觉得冷。他心里又紧张又期待，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就竖起耳朵听，以为是那女人来了，结果每次都不是。 好不容易熬到半夜 12 点，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胡兵赶紧爬起来开门，那女人溜了进来，还回头看了看，怕被人发现。她关上门，慢慢脱去外套，露出里面的毛衣，然后又脱了裤子，一丝不挂地钻进了胡兵的被窝。胡兵第一次接触女人，紧张得浑身发抖，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女人倒是很熟练，安慰他：“别怕，慢慢来。” 两个人折腾到凌晨 2 点多，女人说：“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然后就穿上衣服走了。胡兵躺在床上，心里还挺满足，想着 “这 100 块钱没白花”。可等了半个小时，女人还没回来，他就有点着急了，披上衣服下床去找。 他走到底楼的值班室，看见门没关严，里面有灯光。他凑过去一看，气得血都往上涌 —— 那女人正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盖着同一条被子！那男人光着上身，胸毛很重，看起来比胡兵高一个头，壮实得多。 胡兵推开门，喊了一声：“你不是去厕所吗？怎么在这里？” 女人慌了，赶紧拉被子盖住自己。那男人不耐烦地坐起来，瞪着胡兵：“你干啥子？滚出去！” “我跟她讲好包宿的，她怎么跟你睡在一起？” 胡兵争辩道。 那男人笑了，不屑地说：“包宿？她愿意跟谁睡就跟谁睡，你管得着吗？老板不在，有事明天再说，赶紧滚！” 胡兵看着那男人高大的身材，心里有点怕，可又不甘心。他还想再说什么，那男人就站起来，推了他一把：“你是不是找打？” 胡兵被推得后退了几步，撞到了门框。他看着那男人凶巴巴的样子，不敢再说话，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那一晚，他再也没睡着，心里又气又恨，翻来覆去地想：“我出了钱，还被人耍了，这口气咽不下！” 第二天早上 10 点多，胡兵起床后，看见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又坐在门口登记住宿，还是穿那件红外套，涂着红口红。他走过去，压低声音说：“昨天晚上你没陪我一夜，要么再跟我耍一次，要么退我 50 块钱。” 女人白了他一眼，语气很冲：“你想啥子呢？钱都收了，哪有退的道理？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样子，还想让我陪你？” 胡兵急了，伸手去拉她的胳膊：“你不退钱也不陪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女人猛地甩开他的手，大声骂道：“你他妈像个啥子东西！耍流氓啊！” 正在这时，昨天晚上和女人睡在一起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穿着件黑色的夹克，胳膊上有个纹身，看起来很凶。他把胡兵拉进值班室，说 “有话好好说”。可胡兵刚走进门，就从里面冲出几个人，都是旅馆的帮工，上来就打他 —— 有人用拳头打他的脸，有人用脚踢他的肚子，还有人拽他的头发。 胡兵抱着头蹲在地上，疼得直叫。那男人蹲下来，揪着他的头发，恶狠狠地说：“你一个三会的杂皮，还敢到渠县来装大哥？你不要命了？赶紧滚，再敢来，打断你的腿！” 胡兵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着血。他不敢反抗，只能任由他们打。最后，他被推出了旅馆，踉跄着走在路上，冷风一吹，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心里的火越烧越旺：“我出了钱，还被打，这个臭婊子，这个混蛋，我一定要报仇！” 回到三会镇，胡兵在家里躺了一天。母亲问他脸上的伤怎么来的，他说 “不小心摔的”。晚上躺在床上，他满脑子都是被打的场景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心里的恨意越来越深：“我要杀了她！我要让她付出代价！” 可杀人需要钱 —— 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连去渠县的车费都没有。2 月 13 日，他在镇上晃了一天，想找钱，可没人愿意借给他。直到 2 月 14 日早上，他想到了个主意 —— 去镇上的肉摊赊猪肉卖。 镇上的肉摊是王屠夫开的，和胡兵家是邻居，平时还算熟。胡兵找到王屠夫，说：“王哥，我妈病了，想卖点猪肉给她补补，你先赊我 20 斤，下午我就把钱给你。” 王屠夫犹豫了一下，看着胡兵说得诚恳，就答应了，称了 20 斤猪肉给她。 胡兵扛着猪肉，赶紧跑到邻村，以低价卖给了一个村民，得了 90 块钱。他揣着钱，心里很激动 —— 够了，去渠县的车费 10 块，吃饭 10 块，再买把刀，剩下的钱够了。 他先去镇上的五金店，花 15 块钱买了一把双刃匕首，黑色的塑料柄，一尺来长，刀刃很锋利。他把匕首藏在怀里，用外套盖住，然后去了一家小饭馆，点了一盘回锅肉，一碗米饭，还破例要了二两白酒。他以前从不喝酒，可那天他想壮壮胆 —— 他怕自己到时候不敢下手。白酒很烈，喝得他喉咙疼，脸通红，可心里的胆气确实壮了不少。 中午 11 点多，胡兵坐上去渠县的客车，再次来到了后溪沟。他先走到兰陵旅馆门口，看见老板王强坐在门口织毛衣，没看见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王强看见他，笑着说：“兄弟，又来了？这次住多久？” 胡兵强装镇定，说：“中午或者晚上来住，先问问，有小姐吗？” 王强会意，点了点头：“有，你要哪个？” “上次那个穿红衣服的。” 胡兵说。 王强皱了皱眉，说：“她今天不太舒服，换一个行不行？这个新来的，年轻，长得也不错。” 胡兵心里有点失望，但又想：“先找个小姐耍一下，晚上再找那个红衣服的算账。” 他就点了点头，说 “行”。 王强就去叫石某。石某很快就来了，穿着粉色的外套，扎着马尾，看起来很年轻。胡兵把她领到 201 房间，关上门，就问：“耍一次多少钱？” 石某有点害羞，低着头说：“70 块。” “太贵了，40 块。” 胡兵说 —— 他身上只剩下 50 多块钱，还要留 10 块钱回去的车费。 “不行，最少 60 块。” 石某摇摇头。 胡兵急了，他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又想到自己为了来这里，赊猪肉、买刀，现在石某还跟他讨价还价，他一下子就火了：“我只有 40 块，你不卖就算了！” 说着，他就扑上去，想抱住石某。石某吓坏了，赶紧往后退，喊道：“你别过来！我喊人了！” 胡兵不管不顾，还是往前冲，抓住了石某的胳膊。石某挣扎着，喊道：“来人啊！救命啊！你再这样，我就找人收拾你！” “收拾我？” 胡兵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想到了 2 月 12 日被打的场景，心里的火 “噌” 地一下就上来了 —— 他最恨别人说 “收拾他”！他猛地推开石某，石某撞到了桌子，桌子上的茶杯掉在地上碎了。胡兵从怀里掏出匕首，指着石某，眼睛通红：“你还敢喊？你还敢说收拾我？我杀了你！” 石某吓得脸色惨白，想往外跑，可胡兵已经冲了上去，一刀刺在了她的腰部。石某 “啊” 的一声惨叫，蹲在了地上，手捂着伤口，血从指缝里流出来，染红了她的牛仔裤。 胡兵看到血，更疯狂了 —— 他觉得自己心里的恨都要发泄出来了。他一边喊着 “让你喊！让你跟我作对！”，一边拿着匕首往石某的头部、背部、胸部乱捅。石某倒在地上，身体抽搐着，嘴里发出 “嗬嗬” 的声音，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胡兵，充满了恐惧。 胡兵捅了 20 多刀，直到石某不动了，他才停下来。他看着石某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心里突然害怕了 ——“我杀人了？我真的杀人了？” 他扔掉匕首，转身就往门外跑，跑的时候撞到了门口的人，也不管，一直往车站跑。他想赶紧回家，想逃离这个地方，可他没想到，自己刚到车站，就被警察抓住了。 胡兵说完，哭得更厉害了，双手拍着桌子：“我不是故意的！是她先喊的！是她逼我的！还有那个红衣服的女人，是她先骗我的！” 老张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胡兵的遭遇确实可怜，可他的行为却不可饶恕 —— 他因为自己的欲望和愤怒，剥夺了一个十六岁少女的生命，毁掉了两个家庭。 而另一边，渠县人民医院的抢救室里，气氛凝重。石某被送过来时，已经奄奄一息，身上的血几乎流干了。医生们紧急给她输血，可伤口太多，血根本止不住。她躺在病床上，脸色像纸一样白，眼睛睁着，却没有任何神采，嘴里偶尔发出一声微弱的 “嗬嗬” 声。 下午 2 点半左右，心电图变成了直线，医生关掉了仪器，叹了口气，对旁边的护士说：“通知家属吧，不行了。” 派出所的干警很快就找到了石某的家 —— 在渠县另一个偏远的农村，也是一间土坯房，院子里堆着柴火，墙上挂着玉米棒子。石某的父亲石老实是个农民，皮肤黝黑，手上满是老茧，看到警察来，心里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当干警告诉他 “石某出事了，在医院去世了” 时，石老实愣了半天，然后猛地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睛通红，却没掉眼泪，只是沙哑地说：“我没有这个女儿…… 她早就不是我女儿了。” 石某的母亲在旁边，听到这话，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我的娃啊！你怎么就走了啊！你让妈怎么活啊！” 石老实瞪了她一眼，吼道：“哭啥子！她干的那些丢人的事，死了也是活该！” 干警劝了半天，石老实还是不愿意去医院认领尸体 —— 他觉得女儿卖淫是天大的耻辱，丢尽了家里的脸。最后，还是石某的母亲跟着干警去了医院，看到石某的尸体时，她哭得晕了过去，醒来后又接着哭，嘴里不停地喊着 “我的娃”。 石某的悲剧，还要从 1995 年的春天说起。 1995 年 4 月，仲春时节，渠县中心校的操场上，柳树已经发芽，桃花开得正艳。初三的石某和同学们在打乒乓球，她打得不好，总是输，可还是笑得很开心 —— 那时候的她，还是个单纯的少女，扎着马尾，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脸上带着点婴儿肥。 就在那天下午，一个叫杨渠的男青年路过操场，看到了石某。杨渠当时二十五六岁，长得还算周正，穿着皮夹克，手里拿着个大哥大，看起来很 “洋气”。他看着石某长得清秀，就走过去，笑着说：“同学，能不能加一个？我也会打乒乓球。” 石某答应了。杨渠打球时故意让着她，还跟她聊天，问她多大了，读几年级，毕业之后想干什么。石某说自己成绩不好，可能不读高中了，想出去打工挣钱 —— 她家里穷，弟弟还在读书，父母希望她能早点挣钱补贴家用。 杨渠听了，眼睛一亮，说：“我在外面做生意，能挣不少钱，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出去，比在农村打工强多了，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石某听了很心动 —— 她长这么大，还没出过县城，也想挣钱给家里减轻负担。杨渠之后就经常来找她，给她买零食，比如水果糖、饼干，还送她小礼物，比如发卡、笔记本。石某觉得杨渠对她好，就慢慢喜欢上了他。 5 月初的一天，杨渠对石某说：“我带你去渠县县城玩，好不好？那里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吃的。” 石某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她没告诉父母，也没告诉老师，偷偷跟着杨渠去了县城。 杨渠在县城租了个小房子，带石某住了下来。刚开始几天，杨渠带她去逛街、吃好吃的，石某觉得很开心，以为自己遇到了对的人。可没过几天，杨渠就露出了真面目。 那天晚上，杨渠对石某说：“我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石某问：“啥忙？只要我能帮，我就帮。” 杨渠犹豫了一下，说：“就是…… 陪别的男人睡一觉，能挣不少钱，一次 50 块，等我生意好了，就不让你干了，到时候我们就结婚。” 石某愣住了，脸一下子红了，又一下子白了。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觉得很丢人，摇着头说：“不行，太丢人了，我不干。” 杨渠就劝她：“没人知道的，挣了钱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你想想你家里，你弟弟还要读书，你爸妈那么辛苦……” 他还威胁石某，“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跟你分手，让你一个人回农村，到时候你爸妈肯定会骂你。” 石某很害怕 —— 她喜欢杨渠，不想跟他分手；她也想挣钱给家里，不想让父母失望。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答应了。 第一次卖淫时，石某很紧张，哭得很伤心。可拿到 50 块钱时，她又有点兴奋 —— 这比父母种地一天挣的钱还多。后来，杨渠又介绍了几个客人给她，她慢慢也就习惯了，羞耻心也越来越淡。她开始买新衣服、化妆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觉得这样能挣更多钱。 杨渠把石某挣的钱大部分都拿走了，只给她一点零花钱。石某虽然有点不满，可还是不敢说 —— 她已经离不开杨渠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是 “脏” 的了，除了杨渠，没人会要她。 可没过多久，杨渠就又骗了别的女人，把石某甩了。石某一个人在县城，没地方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后来，她认识了李姐 —— 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李姐也是干这行的，劝石某跟她一起去后溪沟的兰陵旅馆，说那里生意好，能挣不少钱。石某走投无路，就答应了，跟着李姐来到了兰陵旅馆，没想到，才来不到一个月，就送了命。 石某的死，在渠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她是 “替死鬼”，死得冤枉 —— 胡兵本来想杀的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结果杀了她；也有人说她 “活该”，干这行的，早晚要出事。 城郊派出所的干警们在处理完案件后，也常常议论起这个案子。老李说：“石某也是个可怜人，要是她没遇到杨渠，要是她能好好读书，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 老张叹了口气：“胡兵也可怜，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不该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1996 年 5 月，胡兵因故意杀人罪，被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他要求见母亲一面。母子俩见面时，哭得撕心裂肺。胡兵对母亲说：“妈，我错了，我不该杀人，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母亲只是哭，说不出话来。 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案发后就离开了渠县，再也没人见过她。有人说她回了老家，有人说她去了别的城市，继续干这行。 石某的尸体，最后是她母亲和舅舅一起火化的。骨灰被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没有墓碑，只有一堆黄土。她母亲每次去上坟，都会哭很久，嘴里念叨着：“娃啊，是妈没照顾好你，是妈对不起你……” 1996 年的 “2?14” 命案，就这样渐渐被人们淡忘。后溪沟的旅馆，在案发后被派出所查处了几家，可没过多久，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 —— 毕竟，在那个年代，有些社会丑恶现象，不是一次命案就能根除的。 只是，每当有人路过兰陵旅馆，看到那栋米黄色的两层小楼，还是会想起那个十六岁的少女石某，想起那个因欲望和愤怒走上不归路的青年胡兵。他们的悲剧，像一道疤痕，刻在了 1996 年的渠县，也刻在了那些知情者的心里，提醒着人们：欲望是魔鬼，愤怒是毒药，一旦失控，就会毁掉一切。 第68章 连环武装绑架案 皖豫鲁苏连环武装绑架案纪实：阴影下的狩猎与终局 2000 年 12 月 15 日，河南周口西华县的冬日清晨，天还蒙着一层灰蓝，徐先生家的闹钟刚响过第三遍，厨房飘着红薯粥的香气 —— 这本该是寻常的上学日，直到那通电话刺破了平静。 “你儿子在我们手上，30 万赎金，少一分就撕票。” 听筒里的声音粗粝，带着说不清的地域口音，像砂纸蹭过徐先生的神经。他攥着电话的手猛地发颤，指尖冰凉，粥锅 “哐当” 一声砸在灶台上，滚烫的粥溅在脚背，他却没知觉 —— 儿子早上背着书包出门时，还笑着说 “爸，晚上给我带糖糕”，怎么会突然被绑？ 电话挂了，忙音 “嘟嘟” 地响，徐先生盯着墙上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脑子一片空白。没等他缓过神，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声音，这次多了几分狠戾：“别想着报警，我们盯着你呢，敢耍花样，你就等着收尸。” 徐先生的牙齿咬得咯咯响，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淌。他知道，30 万对普通家庭是天文数字，但儿子的命更重要。可他也清楚，绑匪的话不能信 —— 真把钱给了，儿子未必能回来。他攥着电话的指节泛白，最终还是拨通了西华县公安局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警察同志，救救我儿子……” 一、初次交锋：田野里的枪战与失控的救赎 西华警方接警时，值班室的炉火正旺，案卷堆得老高。老刑警王建军刚啃完半个冷馒头，一听 “绑架”“持枪”，手里的馒头 “啪” 地掉在地上。“绑架无小案，尤其还可能有枪。” 他立刻召集队员，会议室的黑板上很快画满了路线图 —— 绑匪要徐先生晚上 7 点去城郊的废弃粮站交接，这是个三面环田、一面靠河的地方，易埋伏，也易逃脱。 “将计就计，先稳住绑匪，保证人质安全，交接时再动手。” 局长拍板，三名侦查员换上徐先生亲戚的旧衣服，揣着对讲机，混在徐先生的车里往粮站去。一路上，绑匪的电话没断过，一会让往东拐，一会让绕到河对岸，像是在试探。徐先生坐在副驾，眼睛通红，双手反复搓着大腿，嘴里念叨：“儿子千万别有事，千万别有事……” 傍晚 7 点半，天全黑了，粮站的破铁门在寒风里吱呀响。侦查员小张缩在车后座，借着月光盯着粮站门口 —— 两个黑影靠在一辆无牌面包车上，手里似乎拎着什么，金属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就在徐先生要推门下车时，小张拽住他：“等信号，别冲动。” 可徐先生哪等得及？他看见面包车里隐约有个瘦小的身影，像极了儿子，瞬间红了眼。没等侦查员反应，他猛地推开车门，抱着装赎金的黑塑料袋就往黑影冲：“钱给你们，放了我儿子！” “住手！” 小张急得低吼，可已经晚了。那两个黑影突然掏出枪，“砰” 的一声巨响，子弹擦着徐先生的耳边飞过，“咚” 地钉在粮站的砖墙上，溅起一串尘土。侦查员们瞬间卧倒，小张从腰后摸出手枪，枪口对准黑影，厉声喝道：“警察！不许动！” 另一个黑影没回话，举着霰弹枪就朝车的方向扣动扳机，“轰” 的一声，霰弹打在车玻璃上，碎片飞溅，徐先生的胳膊被划出血痕。老刑警李刚趁机绕到面包车侧面，想包抄后路，刚起身，腹部突然一阵剧痛 —— 他低头一看，鲜血正从棉衣的破口处往外涌，像开了闸的洪水。“老李！” 小张急得大喊，想冲过去救他，可黑影的手枪又响了，子弹打在他脚边的泥土里，溅起的泥点糊了他一脸。 徐先生趁机拉过儿子，死死护在怀里，儿子的脸吓得惨白，浑身发抖，嘴里还在哭：“爸，他们用枪指着我…… 我怕……” 李刚躺在地上，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伸手想去够掉在旁边的对讲机，却没力气了。队员们顾不上追绑匪，赶紧抬着李刚往车边跑，小张断后，一边开枪一边退，子弹打完了，他就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黑影扔。 就这几秒的空隙，绑匪跳上面包车，油门一轰，发动机的轰鸣声在空旷的田野里炸开，车灯都没开，顺着田埂小路窜没影了。徐先生抱着儿子瘫在地上，儿子的哭声、李刚的呻吟、远处的警笛声混在一起，寒风卷着血腥味吹过来，小张站在原地，拳头攥得死紧，指甲嵌进肉里 —— 他眼睁睁看着绑匪跑了，还让战友受了伤。 二、嫌疑人浮出：武警转业的 “影子” 与缓期执行的同伙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市第一起持枪绑架案。12 月 18 日，周口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会议，600 多名刑侦民警全部出动，把案发现场周边的 40 个乡镇翻了个底朝天。现场勘察时，技术人员在粮站墙角发现了一枚 9mm 手枪弹壳，弹壳上的纹路还清晰可见；电话录音里的口音经专家鉴定，锁定在周口淮阳、太康、鹿邑和商丘柘城的交界地带 —— 那是四省交界的 “三不管” 区域，小路纵横，藏人藏车都容易，连路灯都没几盏。 半个月里，民警们顶着寒风走访，鞋磨破了两双，脸冻得通红，走访了 10 万人次，光涉枪线索就记了上百条。直到 1 月中旬，一个叫韩磊的名字出现在案卷里。 韩磊，30 岁，武警转业，身高 1 米 85，体格壮得像头牛，胳膊上还有当年训练留下的疤。1995 年在云南买枪时被抓，判了一年缓期三年，等于没进过监狱。邻居说他是 “影子里的人”：半年没跟人说过一句话，买东西专挑凌晨三点的便利店，结账时头不抬，连收银员递零钱的手都不碰；他住的出租屋窗户钉着黑布，白天也拉着窗帘，快递从不留真名，都是让快递员放在楼下花坛里，取的时候还戴着口罩和帽子。 “这人反侦察意识太强了，像是受过专门训练。” 王建军盯着韩磊的照片，手指在案卷上敲了敲，“查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一起当过兵、或者有过贩枪史的人。” 没几天，另一个名字跳了出来 —— 周向阳，32 岁，周口本地人，1996 年也在云南买过枪，判了三年缓期四年，同样没服刑。更巧的是，他和韩磊曾在同一家宾馆打工：韩磊当保安，每天穿着制服在门口站着，眼神冷冰冰的，谁跟他说话都不理；周向阳当采买，每天早出晚归，手里总拿着个账本，记东西记得特别细。宾馆老板回忆，这俩人走得近，经常一起在宿舍喝酒，聊的都是 “怎么赚钱快”，有时候还会拿出几张看不清的照片，说是 “生意上的朋友”，语气神秘兮兮的。 “俩都有贩枪史，都在交界地带活动，还一起打过工，这伙人跑不了。” 王建军兴奋地拍了桌子，可没等他们布控，新的案情又爆了。 三、安徽砀山：168 万赎金与四次落空的交接 2001 年 1 月 5 日，周口县一中的古同学上学路上被绑，绑匪还是要 30 万赎金。警方调了 800 多人设卡，可绑匪像长了眼睛，多次改地点，最后把人质扔在漯河的路沟里，自己跑了。古同学说，绑匪有 4 个人，说话不是本地口音，有时候说普通话，带着点南方腔；把他关在一间农宅里，窗户钉死了，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晚上能听见老鼠 “吱吱” 的叫声。 两起案件太像了：都是绑架学生、都是 30 万赎金、都多次改交接地点、都有外地口音。警方决定并案，可韩磊和周向阳像人间蒸发了 —— 韩磊的出租屋空了，桌子上积了一层灰，抽屉里还留着几件旧衣服；周向阳的老家锁着门，亲戚说 “半年没见他回来过”，连过年都没露面。 案情停滞了大半年，直到 2001 年 9 月 28 日，安徽砀山的赵老板家，又陷入了同样的噩梦。 赵老板是做建筑的，在砀山算小有名气，可他向来低调，连车都开的是二手桑塔纳，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9 月 28 日早上，他妻子看着女儿背着书包拐过街角，扎着的马尾辫一甩一甩的，还笑着说 “妈，晚上我要吃红烧肉”，刚回到家收拾碗筷，赵老板的手机就响了。 “你女儿在我们手上，168 万赎金，今晚交，别报警。” 赵老板当时正坐在车里闭目养神，头靠在椅背上，想着上午要去工地催进度，一听这话，整个人从座椅上弹起来，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赶紧打女儿的电话，关机；打妻子的电话，妻子哭着说 “女儿学校老师刚打电话，说她没到校”。赵老板的手都在抖，他知道砀山最近不太平，可没想到会落在自己头上 —— 女儿才 14 岁，是他的命根子。 8 点整，砀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张忠义刚到办公室，手里还拿着个烧饼，咬了一口没咽下去，赵老板就冲了进来，西装上沾着灰，头发乱得像鸡窝，抓住张忠义的胳膊就喊：“张队，救救我女儿，168 万我凑，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凑给他们，只要她没事！” 张忠义赶紧让他坐下，递了杯热水，一边听他说情况，一边让队员通知上级。安徽省公安厅、宿州市公安局的人很快赶到，会议室的地图上，砀山的位置被红笔圈了起来 —— 这里是皖豫鲁苏四省交界，地形比周口还复杂，乡村公路纵横，没收费站，没交警，路边的树林又密，正是绑匪喜欢的 “安全区”。 “兵分四路：一路巡街查可疑车辆，尤其是无牌的面包车；一路访沿路居民，问问早上有没有见过陌生人和车；一路便衣开民用车辆，守在 310 国道和 101 省道；还有一路留在赵老板家，稳住他，教他怎么跟绑匪周旋，尽量套信息。” 张忠义部署完，又加了一句，“绑匪肯定有枪，所有人注意安全，记住，先保证人质，再谈抓捕，不能再出像周口那样的意外。” 晚上 8 点，绑匪又打电话，声音比之前更凶：“钱凑够了吗？别耍花样，我们盯着你呢。” 赵老板赶紧说 “凑够了，60 万，你看行不行”，讨价还价了半天，绑匪终于同意，让他往安徽萧县马井镇去，走乡村公路，别上国道。便衣民警开着 5 辆民用车辆，跟在赵老板的车后，保持着百米距离，车灯调暗，像幽灵一样跟在后面。夜色里，乡村公路坑坑洼洼，车灯照在路边的杨树上，影子忽明忽暗，风吹过树叶，“沙沙” 的声音像有人在暗处盯着。 赵老板到了马井镇，停在绑匪说的废弃砖窑厂门口，等了半个钟头，没见绑匪的影。他攥着手机的手全是汗，刚想给警方打电话，手机突然响了，还是那个声音：“你是不是报警了？我们看见有车跟着你！” 赵老板赶紧说 “没有，那是我亲戚的车，怕我一个人不安全”，可对方 “啪” 地挂了电话，再打就是关机。赵老板坐在车里，抱着装钱的袋子，眼泪掉在方向盘上，视线模糊 —— 他能想象到女儿在绑匪手里受了多少苦。 四、双节惊魂：涡河大堤上的呐喊与消失的绑匪 10 月 1 日，国庆节和中秋节撞在了一起。砀山的街头挂着红灯笼，家家户户飘着月饼香，孩子们在巷子里放鞭炮，笑声传得很远，可赵老板家冷冷清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妻子坐在沙发上哭，眼睛肿得像核桃，亲戚们围着桌子，没人说话，只有时钟 “滴答滴答” 地响，敲在每个人的心上。赵老板盯着手机，眼睛熬得通红，布满血丝，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 他多希望绑匪再打电话，哪怕是要更多的钱，只要能知道女儿还活着。 下午 3 点，手机终于响了，铃声像救命稻草一样。绑匪让赵老板往淮北去，走老公路，到了淮北又改宿州，快到宿州又让掉头去绥西，最后让他去涡河大堤，说 “这次再耍花样，就等着收尸”。赵老板的车在乡村公路上跑了 4 个多小时，油箱都快空了，到涡河大堤时，天已经黑透了，月亮躲在云里，只有几颗星星亮着。 大堤上有风，吹得芦苇沙沙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远处的村子里传来狗叫，一声接着一声，听得人心里发毛。赵老板和亲戚坐在车里，等了一个钟头，还是没动静。赵老板再也忍不住了，他怕绑匪又变卦，怕女儿出事，猛地推开车门，抱着钱袋子跳下车，对着大堤喊：“钱在这！60 万，一分不少！来拿啊！放了我女儿！我没报警！我真的没报警！” 他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带着哭腔，嘶哑得像破锣，村子里的狗叫得更凶了，还有村民打开灯，探出头往大堤这边看。可他不知道，绑匪其实就躲在大堤下的芦苇丛里，手里拿着望远镜，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 他们听见狗叫，又看见村民开灯，以为是警察来了，赶紧爬起来，跑向藏在树林里的车，发动汽车，没开大灯，顺着小路窜没影了，连扬起的尘土都没敢停留。 赵老板喊到嗓子哑，最后瘫在地上，钱袋子摔在旁边，里面的现金撒了一地，红色的钞票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亲戚赶紧把他扶起来，他看着满地的钱，突然笑了，笑得眼泪直流：“钱有什么用？女儿回不来了…… 我连女儿都保护不了……” 五、跨省并案：机井里的尸体与红色面包车 案情陷入僵局时，张忠义提出了一个想法：“绑匪不可能只在砀山作案，他们肯定在其他地方也犯过案，扩大范围，跟周边省份的警方对接，查近一年的绑架案，肯定有线索。” 10 月 9 日，江苏丰县警方传来消息：5 月 22 日，丰县石油公司干部舒某的儿子被绑，当时孩子刚上小学四年级，早上背着书包出门，就没再回来。绑匪要 30 万赎金，交接路线跟砀山的案子几乎一样 —— 一会丰县，一会砀山，一会山东单县，把舒某折腾得够呛。最后绑匪没露面，舒某找了半个月，直到 6 月 30 日，萧县一个村民抽水浇地，在村子外边的机井里发现了孩子的尸体，孩子的手上还绑着绳子，脸上有淤青，像是被打过，身上的衣服还是出门时穿的那件，已经泡得发白。 “太像了，肯定是同一伙人！” 张忠义拿着丰县的案卷，手指着上面的记录，“你看，绑匪都是用手机打电话，打完就关机；交接地点都选在偏僻的乡村；都要 30 万赎金，这绝对不是巧合。”10 月 12 日，安徽、江苏警方在砀山开会，把两起案子并案。没几天，河南周口警方也来了 —— 他们从 1996 年到 2001 年，已经发生了 9 起绑架案，死 1 人，伤 1 人，勒索 78 万，其中一起还跟民警交过火，绑匪用的枪和弹壳，跟砀山、丰县的案子完全吻合。 11 起案子并案后，嫌疑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周向阳、韩磊，还有一个叫吴宝玉的 ——38 岁，退役武警，之前在鹿邑卖卤肉，味道不错，生意挺好，后来因为跟顾客吵架，把人打了，摊也关了，没人知道他去哪了，只知道他去年回家盖了新房，花钱很大方，买了辆摩托车，还给妻子买了金镯子，问他钱哪来的，他只说 “在外边做买卖”。 “吴宝玉跟韩磊经常一起外出，去年俩人还一起去云南，肯定是同伙。” 周口警方的老刑警说，“这伙人有枪，有车，反侦察能力强，还懂电讯 —— 他们每次打电话都换手机卡，打完就扔，我们查不到源头，有时候还会故意干扰信号，让我们定位不了。” 就在警方排查吴宝玉的下落时，12 月 27 日，砀山又出事了 ——12 岁的女中学生小李在上学路上被绑，当时她奶奶送她到巷口，说 “再走两步就到学校了，奶奶回去做饭”，刚转身，就听见小李 “啊” 的一声叫，回头一看，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停在路边，两个男人把小李塞进车里，车 “嗖” 地一下就开跑了，奶奶追了几步，没追上，坐在地上哭着喊 “救人啊，有人绑架我孙女”。绑匪后来打电话，要 30 万赎金，说 “明天早上不交钱，就撕票”。 这次，警方学聪明了，没敢大张旗鼓，只派了便衣跟着小李的父亲，还让技术人员实时定位绑匪的电话。绑匪还是老套路，多次改地点，一会让往山东去，一会让往河南去，最后让小李的父亲把钱拴在河两岸的杨树上的绳子上，“钱拴好就走，别回头，我们会放了孩子”。小李的父亲照做了，把装着 30 万的袋子拴在绳子上，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绑匪等他走远，从树林里钻出来，把钱袋子拉到对岸，开车就跑，最后把小李扔在安徽和山东交界的路边，孩子吓得浑身发抖，冻得嘴唇发紫，说绑匪有 4 个人，开着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说话有南方口音，还拿着枪，指着她的头说 “别说话，不然打死你”。 警方顺着红色面包车的线索查，没几天就接到报案：萧县祖楼镇的乡村公路上，有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被烧了，烧得只剩框架，黑乎乎的，冒着黑烟，周围的草都被烤焦了。技术人员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勘查，在车座底下发现了一枚弹壳，还查到了发动机号 —— 这辆车正是丰县的一辆被盗车辆，车主是个个体司机，姓刘，5 月份出门拉活，就没再回来，家人报了警，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消息。直到 10 月份，山东单县杨楼镇一个村民在机井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经鉴定，正是刘司机，他的脖子上有勒痕，是被勒死的，身上的钱和手机都没了。 “这伙人为了抢车，直接杀人！一点人性都没有！” 张忠义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查这辆车的所有行踪，肯定能找到更多线索，他们跑不了！” 六、终局：云南河口的枪战与中越界河的击毙 2002 年 1 月，警方锁定了团伙的二号人物邓永良 —— 郸城人，高中毕业，脑子活，是团伙的 “军师”，负责踩点和制定交接路线，之前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辞职了，没人知道他做什么营生。1 月 30 日，张忠义带着民警，开着山东牌照的民用车辆，在郸城的菜市场发现了邓永良 —— 他穿着黑色棉袄，手里拎着菜，开着一辆红色摩托车，看起来像个普通市民，还跟卖菜的阿姨砍价，笑得一脸和善。 “不能在这抓，人太多，他有枪，会伤到人。” 张忠义跟队员说，眼睛紧紧盯着邓永良，生怕他跑了。队员们分成两组，一组跟着邓永良，一组提前去前面的乡村公路埋伏，把车横在路中间，假装车坏了。邓永良没察觉，开着摩托车慢悠悠地往前走，还哼着小曲。 等他到了埋伏地点，队员们突然下车，大喊：“警察！不许动！” 邓永良吓了一跳，想加油门跑，可摩托车撞在埋伏的车上，“哐当” 一声，人仰车翻。没等他爬起来，队员们就冲上去，按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车里，他挣扎着喊 “你们凭什么抓我”，可没人理他 —— 队员们知道，这个人手上沾了不少血。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邓永良一开始还嘴硬，说自己是无辜的，直到张忠义拿出他跟周向阳、韩磊的通话记录，还有他在砀山踩点时拍的照片，照片上还有他的影子，他才垮了，头垂在胸前，声音沙哑：“我们有 6 个人，周向阳是头，韩磊、吴宝玉、张国强、陈峰，还有我…… 我们在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新疆都做过案子，一共 75 起，杀了 24 个人，抢了几百万…… 我们有枪，有手雷，都是从云南买的……” 邓永良还供出，周向阳在云南河口有个情妇，开了一家服装店，他在那藏了武器，还在当地结了婚，改了名字，想长期躲在那。河南警方立刻派人去云南，坐飞机赶过去，到服装店时，周向阳正在给顾客量衣服，笑容温和，手里拿着软尺，看起来像个老实的生意人。民警们没贸然行动，先在店外观察，确认是周向阳后，一个民警走进店里，假装买衣服，跟周向阳搭话，另一个民警在门口等着，准备配合。 “老板，这件衣服多少钱？” 民警问。周向阳笑着说：“180，你要的话给你便宜点。” 民警又问：“你是本地人吗？听口音不像啊。” 周向阳的笑容僵了一下，说：“我是周口的，来这做生意好几年了。” 民警趁机喊了一声：“周向阳！” 他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 “哎”，随后脸色大变，知道露馅了，猛地推开民警，拔腿就跑，从后门窜了出去，钻进了旁边的小巷。 民警们赶紧追出去，可小巷错综复杂，周向阳跑得太快，没影了。云南警方立刻布控，调动警力在河口的各个路口设卡，还发动村民帮忙留意。两天后，在河口的槟榔寨，民警发现了周向阳 —— 他从山上下来，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灰，想在公路上截车逃跑，可能是在山上待不下去了，没吃没喝，还冷。 民警陈凤祥开着警车巡逻，一看是周向阳，立刻急刹车，车 “吱呀” 一声停在路边，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刺耳。周向阳看见警车，脸色瞬间惨白，拔腿就往山上跑，还从腰后掏出手枪，往后打了一枪，子弹擦着警车的玻璃飞过，“咚” 地打在树上。“周向阳！站住！” 陈凤祥大喊，带着队员们追上去，手里拿着枪，瞄准周向阳的腿 —— 他们想活捉周向阳，让他交代更多罪行。 周向阳没停，继续往山上跑，还回头又开了两枪，嘴里喊着 “别过来！过来我就扔手雷！” 陈凤祥没带枪（坐飞机不能带），只能一边追一边打电话求增援，声音都在抖 —— 他知道，这个人是头号通缉犯，手上有很多人命。 等增援到了，周向阳已经跑到了南溪河边，河对岸就是越南，他跳进河里，想游过去，河水冰凉，他却顾不上冷，拼命往对岸游。民警们在河边开枪，喊着 “放下武器！” 可周向阳不听，还回头开枪，子弹打在民警脚边的水里，溅起水花。眼看周向阳就要游到对岸，民警们没办法，只能瞄准他的要害，“砰” 的一声，周向阳中枪了，身体晃了一下，沉进水里，手里的枪也掉了。 民警们跳进河里，捞起周向阳的尸体，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枚手雷、一把五四式手枪、20 多发子弹，还有 20 多张匿名手机卡，每张卡都没用过几次 —— 他就是靠换手机卡躲避追踪的。 七、落幕：死刑与法治的沉思 周向阳死后，韩磊、吴宝玉、张国强、陈峰也先后落网。韩磊在家被抓时，民警们冲进屋里，他正拿着冲锋枪，想反抗，可民警们动作太快，没等他开枪就把他按住了，从他家里搜出了很多刑侦专业书籍，上面画满了批注，写着 “警方会查监控，要避开”“交接时要盯梢，防埋伏”“手机卡用完就扔，不能留痕迹”—— 他还在研究怎么跟警方对抗，可最终还是栽了。 吴宝玉和张国强躲在新疆奎屯的一家旅馆里，是邓永良供出来的，民警们大年三十晚上赶过去，没顾上吃年夜饭，在旅馆里埋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他们抓了个正着，当时他们还在睡觉，身边放着枪。陈峰躲在陕西户县的情妇家，以为没人能找到他，可民警们顺着线索找过去，在他情妇家的衣柜里发现了他，他还想跳窗跑，可窗户被民警们守住了，只能束手就擒。 在周向阳安徽睢西的出租屋里，警方搜出了 AK47 冲锋枪 1 支、56 式步枪弹 136 发、51 式手枪弹 43 发、改装发令枪 2 把、气枪 1 支，还有迷彩服、交警反光马甲、假头套、匕首、矿石灯 —— 这些都是他们作案的工具，甚至还有人质用过的英语作业本和测试题，上面还有孩子的名字，看得民警们心里发酸。 2004 年 7 月，邓永良、韩磊、吴宝玉、张国强、陈峰在安徽宿州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法庭上，受害者家属们哭着陈述，有的拿着孩子的照片，有的拿着亲人的遗物，要求判处他们死刑。这几个人低着头，没什么表情，仿佛那些罪行跟他们没关系。最终，法院判决：他们犯绑架罪、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行刑那天，砀山的阳光很烈，晒得人睁不开眼。赵老板、徐先生、舒某都来了，他们站在警戒线外，看着刑车开过去，车窗外的玻璃漆黑，看不见里面的人。没人说话，只有舒某抹了抹眼泪 —— 他终于能给儿子一个交代了，儿子在天之灵，应该能安息了。 李小青律师在后来的访谈里说：“这伙人是我见过最专业、最残忍的犯罪团伙 —— 有‘军师’制定计划，有‘打手’负责暴力，有懂电讯的负责联络，还有严格的纪律，甚至研究刑侦知识，躲避警方追查。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警方跨省联动，耗时 5 个多月，跑了十几个省份，终于把他们绳之以法，这是正义的胜利。”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暴露了当时跨省刑侦协作的短板，也推动了流动人口管理和出租屋监管的完善。如今，随着天网系统的普及、刑侦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恶性连环案件越来越少，但那些逝去的生命，永远提醒着我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而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现在的和平与安全，因为这背后，是无数民警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 第69章 堕落轨迹 葛毅的罪恶人生路 1994 年的深冬，吉林市船营区的老工业区还裹在凛冽的寒风里。街面上的积雪被往来的自行车轧出一道道黑印，国营化工厂的烟囱冒着灰白的烟，慢悠悠飘向铅灰色的天空。葛家那间不到五十平米的砖房里，煤炉烧得正旺，炉上的铝壶 “咕嘟咕嘟” 吐着白汽，混着婴儿响亮的哭声，把一屋子的期盼都烘得发烫 —— 葛毅，葛家盼了整整八年的男孩，终于降生了。 葛家父母都是化工厂的普通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却总被 “没个带把的” 这话戳心窝子。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虽说夫妻俩也疼，但架不住家里老人天天念叨，街坊邻居闲聊时那若有若无的惋惜眼神，像根刺似的扎在心里。葛毅落地那天，葛父攥着助产士递来的襁褓，手都在抖，对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脸看了又看，突然转身往供销社跑，把货架上最贵的水果糖买了两斤，见人就塞：“我有儿子了！葛家有后了！” 打从记事起，葛毅就没尝过 “不如意” 的滋味。家里的糖罐永远是满的，两个姐姐的新衣服他先挑，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就能坐在桌边等热饭 —— 母亲总怕他饿，不管多忙，都会提前给他留一碗红烧肉。上小学时，他跟同学打架，把人推倒磕破了头，对方家长闹到学校，葛母不仅没骂他，反而拉着老师说：“孩子小，不懂事，再说肯定是那娃先惹我们家毅毅的。” 最后赔了人家医药费，回家还给葛毅煮了两个鸡蛋，说 “受委屈了”。 就这样被捧着长大，葛毅渐渐养出了一身 “娇性”。上课爱走神，作业全靠抄姐姐的，老师找家长谈话，葛父总说 “男孩子开窍晚，长大了就好了”；让他帮家里扫个地，他能找借口溜出去跟人弹玻璃球；初中毕业时，成绩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都够不上，父母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把他送进当地一所化工职业学校，选了个 “好找工作” 的化工专业。 谁也没想到，这所不起眼的职校，竟成了葛毅罪恶的 “启蒙地”。他对化学方程式、化工原理提不起半点兴趣，却唯独对老师讲的 “爆破知识” 着了迷。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曾在化工厂负责爆破作业，偶尔会跟学生讲些炸药的成分、引爆的原理，还有他年轻时处理过的爆破事故。别的同学都听得心惊胆战，葛毅却眼睛发亮，下课追着老师问东问西，还偷偷在笔记本上画炸药的结构图，甚至跑到学校图书馆，翻找跟爆破相关的旧书。有一次，他跟同学吹牛：“以后我要是想做个‘响儿’出来，保准比鞭炮厉害十倍！” 同学只当他是说大话，没人把这话放在心上。 2004 年秋天，刚满 20 岁的葛毅从职校毕业。那时候职校早就不包分配，他揣着毕业证跑了好几家化工厂，要么嫌他没经验，要么嫌他态度不端正，最后都不了了之。没工作就没收入，可他早就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 —— 跟朋友出去喝酒要抢着买单，新出的手机得第一时间换上，看着身边有人开起了小轿车，他心里更是痒痒的。 就在葛毅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他发现吉林市的煤气生意格外红火。那几年，市区里新建了不少居民楼，很多家庭都从烧煤改成了用煤气罐，可煤气站不多，而且这活儿又累又危险，不少人都不敢干。葛毅眼睛一亮：自己学的是化工专业，虽说没正经上过几天课，但多少懂点气体安全知识，这不正好是 “用武之地” 吗？ 他跟父母一提，老两口犹豫了 —— 煤气站风险大，万一出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架不住葛毅软磨硬泡，又是拍胸脯保证 “肯定小心”，又是说 “这生意能挣大钱”，最后父母还是松了口。葛母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拿出来，葛父又找亲戚借了点，凑了五万块钱，帮葛毅在船营区租了个门面，办了手续，煤气站就这么开起来了。 没想到，葛毅这一次还真 “上心” 了。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煤气厂拉气，然后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客户有什么需求，他都尽量满足 —— 老人搬不动煤气罐，他就扛上楼；煤气灶出了小问题，他就顺手帮忙修；有时候客户钱不够，他还能赊账。一来二去，附近的居民都愿意找他送气，生意越做越红火。不到三年，他就挣了十多万，不仅还清了借的钱，还给家里换了台大彩电，自己也买了辆摩托车。 看着银行存折上的数字，葛毅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了。这时候，一个在梅河口的远房亲戚来吉林办事，跟他说：“梅河口那边煤气站更少，竞争小，你要是去那边开，挣得肯定比这儿多！” 葛毅听了，心里立刻盘算起开分店的事。可就在他准备动身去梅河口考察的时候，父母却催着他结婚 —— 这年他 23 岁，在当地算是 “大龄青年” 了，父母早就给他相好了一个姑娘，是母亲同事的女儿，性格温顺，人也勤快。 葛毅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他觉得结婚是 “理所当然” 的事，而且有个媳妇在家照顾父母，他也能安心在外做生意。婚礼办得不算隆重，但也热热闹闹，婚后没多久，媳妇就怀孕了。2007 年春天，儿子出生了，葛毅抱着胖乎乎的儿子，心里第一次有了 “当爹” 的感觉，整天乐呵得合不拢嘴。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葛毅就觉得 “腻” 了。送煤气又累又脏，每天跑东跑西，身上总带着一股煤气味，回到家倒头就想睡，根本没精力陪老婆孩子。他看着街上开饭店的老板，每天坐在店里收钱，不用风吹日晒，心里又动了念头：“不如把煤气站关了，开个饭店，既轻松又体面。”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父母又反对了 —— 煤气站生意稳定，挣得也不少，饭店可不是那么好开的，他们一辈子没做过餐饮，万一赔了怎么办？可葛毅这次铁了心，他觉得自己能把煤气站做好，就能把饭店做好。他不顾父母的劝阻，把煤气站转让了出去，又跟父母要了他们攒了十年的十万块血汗钱，在繁华的浑春街租了个门面，开了家名叫 “美食家” 的饭店。 可葛毅忘了，开饭店跟送煤气完全是两码事。他既不懂怎么选食材，也不懂怎么控制成本，更不懂怎么管理服务员 —— 一开始，他凭着 “热情” 亲自招呼客人，可没几天就嫌累，把活儿都推给服务员；厨师做的菜客人说咸了，他不知道怎么调整，反而怪厨师手艺差；食材买多了放坏了，他也不知道心疼，只觉得 “反正有钱”。 不到半年，饭店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中午饭点，店里连一半客人都坐不满，晚上更是冷清。服务员嫌工资低、活儿多，走了一个又一个；厨师见没生意，也辞职了。葛毅想过各种办法 —— 搞打折促销，发传单，甚至请朋友来捧场，可都无济于事。2008 年冬天，“美食家” 饭店终于撑不下去了，门上贴了 “转让” 的告示。 看着空荡荡的饭店，葛毅心里又悔又恨。他不仅把做煤气生意挣的十多万赔光了，还把父母的十万块血汗钱也搭了进去。回家跟父母说的时候，他低着头，等着挨骂，可父母没说一句重话 —— 葛母红着眼眶说：“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人好好的，以后再挣就行。” 葛父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从头再来。” 父母的宽容没让葛毅幡然醒悟，反而让他更愧疚，也更急功近利。他发誓要 “尽快挣大钱”，把父母的钱还上，可他不想再像送煤气那样辛苦，也不想再冒开饭店那样的风险，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找个轻松又来钱快的办法。” 从那以后，葛毅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出去找工作，每天在家唉声叹气，要么就出去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越喝越郁闷，越想越偏激。就在他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连襟孙远江找上门来了 —— 孙远江在本溪跟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抢了几百块钱，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找葛毅帮忙 “报仇”。 葛毅正憋着火没处发，一听这话，立刻拍着桌子答应了：“行！这事我帮你！敢欺负到咱们头上，得让他知道厉害！” 为了 “壮声势”，两人决定买把 “家伙”。他们揣着钱，坐火车去了沈阳，在一个偏僻的体育用品商店里，花八百块钱买了一支发令枪 —— 那时候，市面上偶尔能买到发令枪，改装一下就能打子弹。 在回本溪的火车上，葛毅盯着手里的发令枪，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把这枪改成真枪，不就能吓唬人了吗？” 他学过化工，对机械也有点兴趣，觉得改装发令枪不是难事。到了本溪后，两人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葛毅出去买了钢管、弹簧、螺丝，还有一些工具，在旅馆房间里琢磨起来。 他把发令枪拆开，换上钢管做枪管，用弹簧做击发装置，又找了些铅块熔成子弹形状。折腾了一下午，竟然真的把发令枪改成了能打子弹的 “手枪”。为了测试性能，两人半夜跑到郊外的一片空地上，葛毅举起枪，对着一棵树扣动扳机 ——“砰” 的一声，子弹打在树上，留下一个小坑。孙远江看得眼睛发亮：“行啊葛毅，你真有本事！” 可他们没料到，这声枪响惊动了附近的村民。有村民以为是有人打猎，又觉得声音不对，就报了警。本溪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顺着痕迹找到了葛毅和孙远江住的旅馆。敲开门的时候，葛毅还没反应过来，孙远江却吓得魂飞魄散，趁警察不注意，从后窗跳出去跑了。 葛毅被抓了个正着。经过鉴定，他改装的发令枪属于 “枪支” 范畴，具有杀伤力。最后，他因 “非法制造枪支罪” 被判了一年半有期徒刑，送到了沈阳市康家山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日子枯燥又压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操、劳动、学习，晚上九点准时熄灯。葛毅一开始很不适应，总觉得自己 “倒霉”，后来慢慢平静下来，表面上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法律法规，心里却没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想着 “出去后一定要挣大钱，不能再这么窝囊”。 2010 年春天，葛毅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看见妻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手里牵着儿子 —— 儿子已经七岁了，上小学一年级，见到他，怯生生地叫了声 “爸爸”。葛毅心里一酸，伸手想抱儿子，儿子却往后躲了躲 —— 他入狱的时候，儿子才三岁，早就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回家的路上，妻子跟他说，这一年半，她在一家帆布加工厂打工，每个月工资不到三百块，家里的开销全靠父母补贴，儿子上学的学费都是父母掏的。葛毅看着妻子憔悴的脸，看着儿子瘦小的身影，心里不是滋味。他暗暗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好好过日子，挣钱养家。 可在家里待了不到两个月，葛毅就又犯了 “老毛病”。帆布厂的活儿他嫌累，建筑工地的活儿他嫌脏，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干满一个星期就辞了。就在他又开始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一个狱友托人带话给她 —— 这个狱友刑期比他长，入狱前有个老板欠了他一百多万，他让葛毅帮忙讨债，讨回来的钱四六分成，葛毅拿四成。 葛毅一听，立刻来了精神 —— 一百多万的四成就是四十万，要是能讨回来，不仅能还上父母的十万块，还能剩下不少钱。他跟妻子说要去沈阳 “跑生意”，妻子虽然担心，但也没多问，只是叮嘱他 “注意安全”。 可讨债的日子比葛毅想象的难得多。他按照狱友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欠账的老板，可对方根本不承认欠了钱，还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后来他又去了几次，要么见不到人，要么就被对方的手下威胁。为了讨债，他跑了北京、深圳、广州、东莞等好几个城市，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去，灰头土脸回。 讨债没成，葛毅却有了一个 “意外收获”—— 他发现每个城市的书店里都有 “电话号码簿”（黄页），上面印着当地工厂、企业的地址和电话。看着这些电话号码，葛毅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天下有钱的人这么多，不如想办法让他们‘出点血’，弄点钱解燃眉之急。” 他想起几年前震惊全国的 “金如超爆炸案”—— 金如超就是用炸弹在石家庄制造爆炸，然后敲诈勒索。葛毅觉得这个办法 “可行”：自己学过化工，会做炸弹，只要在工厂、企业附近放几颗炸弹，制造点恐慌，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到时候再给他们寄恐吓信，让他们把钱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不就能轻松拿到钱了吗？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葛毅心里疯长。他开始在各个城市的书店里买电话号码簿，有时候还会偷偷抄下上面的企业信息。他知道，要干这事，必须得有个假身份，不然很容易被警察查到。 回到沈阳后，葛毅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则 “办假证” 的广告，他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跟对方约在一个公园的角落里见面。几天后，他花两百块钱拿到了一张假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 “冯立国”，地址是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拿着假身份证，葛毅心里一阵窃喜：“这下没人能认出我了。” 他用 “冯立国” 的身份证，在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各办了一张储蓄卡，又买了信封、邮票和笔。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把第一个作案目标选在了老家吉林市 —— 他对吉林的环境熟悉，而且这里化工店多，买制造炸弹的原料也方便。 2010 年夏天，葛毅悄悄回到了吉林市，没敢回家，而是在临江门附近租了一间一楼的房子，每月租金四百块。房子很偏僻，周围都是老居民楼，不容易引起注意。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不同的化工商店，假装是附近工厂的采购员，购买硝酸铵、硫磺、木炭（这三种是制造黑火药的主要原料），还有雷管、导火索等物品。吉林市是全国有名的化工城市，化工商店多，老板们见他 “手续齐全”（他伪造了一张工厂的采购证明），也没多怀疑，很快就把他要的原料都卖给他了。 回到出租屋，葛毅就开始制造炸弹。他按照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把硝酸铵、硫磺、木炭按照比例混合，制成黑火药，然后装在铁皮罐里，再装上雷管和导火索，做成了一颗简易炸弹。可当他试着引爆的时候，炸弹却没响 —— 原来他对比例掌握得不对，火药的威力不够。 葛毅不死心，又试了几次，还是失败。他有点烦躁，觉得自己学的知识 “不够用”。于是，他跑到天津街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爆破与爆破知识》，回家后连夜研读。书里详细讲了炸药的配方、引爆装置的原理，还有定时炸弹的制作方法。葛毅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琢磨，有时候甚至会画图纸模拟。 就这样琢磨了一个多星期，葛毅终于改进了炸弹的配方，还加装了机械定时和电子引爆装置 —— 他把闹钟拆开，用闹钟的齿轮做定时装置，再连接电子雷管，这样就能设定爆炸时间，方便自己逃跑。第一次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在出租屋里听到 “砰” 的一声闷响，铁皮罐被炸得变了形，窗户玻璃都震得嗡嗡响。葛毅看着被炸坏的铁皮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这次肯定能成！” 接下来，葛毅开始制定投放炸弹的计划。他从电话号码簿上找了几家规模大的企业，最后选定了 “北极公司”—— 这家公司在吉林市很有名，做的是建材生意，他觉得 “肯定有钱”。另外，他还想在居民楼附近放一颗炸弹，这样能制造更大的恐慌。 投放炸弹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街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地。葛毅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放着两个装着炸弹的黑色塑料袋，一路小心翼翼地往北极公司的方向骑。到了北极公司楼下，他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就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公司大门旁边的角落里，设定了爆炸时间为 “三十分钟后”。 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化南小区 —— 这是一个老小区，居民大多是退休工人，他觉得在这里放炸弹，更容易引起关注。他在小区里找了一栋居民楼，把另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单元门口，同样设定了三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 放好炸弹后，葛毅骑着自行车快速离开了现场，躲到了离北极公司不远的一个公交站后面。三十分钟过去了，他没听到爆炸声，心里有点慌，以为又失败了。可没过多久，他就看到北极公司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还有人在指指点点。紧接着，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警车停在了北极公司门口，民警们下车后，立刻疏散群众，拉起警戒线，封闭了现场。 葛毅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着民警们紧张地忙碌，心里竟然有种莫名的满足感 —— 虽然炸弹没炸，但还是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他又悄悄去了化南小区，看到那里也围满了警察，正在排查炸弹。 后来他才知道，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请了爆破专家朱建民前来排爆。朱建民花了一个小时，成功排除了北极公司和化南小区的两颗炸弹。葛毅虽然有点失望，但更多的是兴奋 —— 他觉得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成功了”。 几天后，葛毅又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两颗炸弹，再次投放到北极公司和附近的居民楼里。这次他把爆炸时间设定为十分钟，这样自己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可结果还是一样 —— 两颗炸弹都没炸响。 接连发生的几起 “爆炸未遂案” 让吉林警方高度重视，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可疑人员。葛毅躲在出租屋里，每天看着新闻报道，心里越来越害怕 —— 他能感觉到警方的排查越来越紧，再待下去很可能会被发现。他不敢再投放炸弹，也不敢回家，连夜收拾了东西，背着一个包，偷偷打车离开了吉林市，再次逃往沈阳。 到了沈阳，葛毅在西塔附近租了一间隐蔽的出租屋。他不甘心失败，开始分析吉林炸弹没炸响的原因 —— 他觉得是导火索的问题，之前用的导火索太细，容易受潮，导致炸弹无法引爆。这次，他换了一种更粗的导火索，还在炸弹里加了更多的火药，确保能炸响。 2010 年 7 月 12 日一大早，葛毅带着一颗改进后的炸弹，来到了皇姑区房地产交易大厅。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大厅里人来人往，他假装是来办理业务的，趁没人注意，把炸弹放在了二楼男厕所的一个隔间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然后他快速离开了交易大厅，躲在对面的一栋楼里，等着听爆炸声。 十分钟过去了，交易大厅里没有任何动静。葛毅心里一沉，知道又失败了。他不敢回去查看，只能悻悻地回到出租屋。 可葛毅没放弃。当天午夜，他又带着一颗炸弹，来到了铁西区南六中附近的 “老海饺子馆”。那时候饺子馆里还有几桌客人，葛毅从后门溜进去，把炸弹放在了男厕所的角落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这次，他躲在饺子馆对面的一个胡同里，紧张地盯着手表。 十分钟后，“轰隆” 一声巨响，饺子馆的窗户玻璃瞬间被震碎，里面传来一阵尖叫声和桌椅倒塌的声音。葛毅看到有人从饺子馆里跑出来，有的衣服上沾着灰尘，有的吓得脸色苍白。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胡同里手舞足蹈 —— 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制造爆炸！ 第二天，葛毅去中兴大厦买了一本复印纸，又到南站附近的邮局买了三百个信封和三百张邮票。他回到出租屋，拿出电话号码簿，按照上面的企业地址，开始写恐吓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却充满了威胁：“沈阳市前几天的爆炸案都是我干的，你公司已经被我盯上了。限你三天内准备 3 万元（有的写 5 万元），存到指定的银行账号（冯立国的储蓄卡），如果不存，我就炸了你的工厂，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写完信后，葛毅拿着信去了台安县的一家复印社，复印了三百份。回到沈阳后，他把这些恐吓信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里，趁着夜色，投进了太原街附近的几个邮筒里。他想象着那些厂长经理收到信后惊慌失措的样子，想象着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美滋滋的。 可葛毅不知道，沈阳警方早就对这两起爆炸案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并且监控了全市的邮筒 —— 他们料到凶手可能会通过邮寄恐吓信来敲诈勒索。葛毅投进邮筒里的三百封恐吓信，全被警方截获，一封也没寄出去。 几天后，葛毅躲到鞍山市，用假身份证去银行查储蓄卡的余额，却发现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他纳闷极了：“这么大的爆炸案，怎么没人害怕？沈阳人怎么这么‘硬气’？” 他不知道，自己的恐吓信根本就没送到对方手里。 敲诈失败，葛毅不仅没拿到钱，反而把自己讨债时攒下的一点钱都花光了。他心里又气又急，开始琢磨着 “更大的生意”。他知道沈阳的风声太紧，不能再待下去，就躲到了台安县的一家小旅社里。 在旅社里，葛毅想起了当年逃跑的连襟孙远江。他试着给孙远江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孙远江还真接了 —— 孙远江这些年一直负案在逃，靠打零工为生。两人约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馆见面，孙远江还带了两个朋友，一个叫庞文东，一个叫田勇。这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之辈，整天想着怎么挣快钱。 几个人喝着酒，聊起了各自的 “遭遇”，越聊越投机。葛毅说自己 “想挣大钱，却一直没机会”，庞文东立刻接话：“不如咱们去抢长途大客车吧，那些客车里肯定有不少钱！” 田勇和孙远江也纷纷表示同意 —— 他们都缺钱，也都不怕冒险。 就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形成了。他们开始积极准备：庞文东从朋友手里借了一辆红色夏利轿车，作为作案工具；葛毅和孙远江去市场买了尖刀、木棒，作为凶器；几个人还多次在台安县附近踩点，观察长途客车和货车的行驶路线。 2010 年 10 月初的一天夜里，葛毅、孙远江、庞文东、田勇，还有一个叫 “小五”（身份不详）的同伙，驾驶着红色夏利轿车，在台安县城转盘附近盯上了一辆外地的大货车。他们跟着货车，一直开到城郊的一处偏僻路段 —— 这里路灯稀少，周围都是农田，很少有车辆经过。 庞文东加快车速，追到大货车前面，逼停了货车。葛毅和孙远江拿着尖刀，田勇和小五拿着木棒，从夏利车上下来，冲到货车驾驶室旁边，用力拍打着车门，大喊：“开门！下来！” 货车司机吓了一跳，慢慢打开车门。葛毅一把揪住司机的衣领，问：“谁是车主？”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一个中年男人战战兢兢地说：“我…… 我是。” 葛毅上去就是一拳，打在车主的脸上，然后把他拽下车，按在地上一顿毒打。车主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敢动。 这时候，货车里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 —— 是车主的父亲和儿子。小孩才五岁，见了这阵势，吓得哇哇大哭。葛毅嫌小孩吵，对着车主吼：“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对老人和小孩不客气！” 车主早就被打怕了，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八百块钱，还有一部旧手机。葛毅接过钱和手机，又让孙远江去货车里搜 —— 孙远江在驾驶室的储物格里搜出了一千六百块现金。葛毅见再也搜不出钱，就骂了一句 “真穷”，然后带着同伙开车扬长而去。 抢来的两千四百块钱，几个人没几天就花光了 —— 喝酒、赌博、买烟，很快就挥霍一空。葛毅觉得 “抢货车来钱太慢，也挣不了大钱”，他跟同伙提议：“不如咱们绑架出租车司机吧，出租车司机家里一般都有点钱，而且咱们可以跟他家里要赎金，想要多少要多少！” 其他几个人一听，立刻拍即合 —— 绑架比抢劫来钱快，而且风险相对 “小” 一点。他们觉得沈阳的爆炸案风头已经过去了，就悄悄回到了葛毅在西塔的出租屋，开始制定绑架计划：由葛毅出面，以 “搬电脑” 为借口，把出租车司机骗到出租屋里，然后其他同伙再出来动手，把司机控制住，之后跟他家里要赎金。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葛毅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师傅，我家在西塔附近的老楼里，有台电脑要搬，麻烦你跟我去一趟，运费我多给你点。” 司机见葛毅看起来 “老实”，又能多挣钱，就答应了。 到了出租屋楼下，葛毅让司机跟他上楼搬电脑。司机有点犹豫 —— 天黑了，而且这栋楼看起来很偏僻。葛毅赶紧说：“就在三楼，很快就搬完，我再加你五十块钱。” 司机想了想，还是跟着葛毅上了楼。 到了三楼门口，葛毅掏出钥匙开门，一边开门一边说：“电脑有点重，等会儿麻烦你搭把手。” 门一打开，潜伏在屋里的孙远江、庞文东、田勇就冲了出来，手里拿着尖刀和绳子，想把司机控制住。 司机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一边大喊 “救命”，一边拼命往楼下跑。葛毅伸手想拽他，却没拽住。孙远江等人也赶紧追上去，可司机跑得很快，一转眼就跑下了楼，冲出了楼道，对着街上大喊 “有人绑架”。 葛毅等人知道坏事了，也顾不上别的，赶紧收拾东西，慌不择路地逃离了出租屋。逃跑的时候，葛毅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挎包丢在了楼道里 —— 包里有他的电话号码簿、一台录音机，还有那张 “冯立国” 的假身份证。 警方接到司机的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葛毅的出租屋。虽然歹徒已经逃跑，但警察在出租屋里搜出了大量制造炸弹的化工原料（硝酸铵、硫磺、木炭等）、制作炸弹的工具，还有那张假身份证。结合之前的爆炸案，警方立刻意识到：这个出租屋的主人，就是沈阳、吉林系列爆炸案的凶手！ 缠绕吉林、沈阳两地警方三个月之久的系列爆炸案，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警方立刻对葛毅、孙远江等人展开通缉，同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地毯式排查。 葛毅等人逃出沈阳后，知道这里再也不能待了，而且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认出他们，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几个人互相埋怨了几句，最后 “做鸟兽散”—— 孙远江躲回了本溪，庞文东去了大连，田勇回了台安，葛毅则躲到了鞍山的一家小旅馆里。 一个月过去了，葛毅觉得风头渐渐过去了，可他还是没找到 “挣大钱” 的机会。他每天憋在旅馆里，心里越来越急 —— 他想尽快挣到钱，还上父母的十万块，也想让自己过上 “有钱人” 的生活。他觉得人多容易坏事，就想找个 “靠谱” 的同伙，最后他想到了田勇 —— 田勇做事胆大心细，而且不计后果，跟他合作 “放心”。 葛毅联系上田勇，两人约在辽中县见面 —— 辽中是沈阳市管辖的一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环境也相对陌生，不容易被警察发现。他们决定在辽中绑架出租车司机，因为小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警惕性相对较低，而且家里一般都能拿出点赎金。 有一天傍晚，葛毅和田勇在辽中县的一个转盘处物色目标。很快，他们盯上了一辆白色的捷达出租车 —— 司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朴素，不像有防备的样子。葛毅拦下车，跟司机说：“师傅，我们要去牛心坨，多少钱？” 司机报了价，葛毅和田勇就上了车，葛毅坐在副驾驶，田勇坐在后座。 车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快到牛心坨的时候，田勇突然说：“师傅，我有点内急，你停下车，我去方便一下。” 司机没多想，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处空地上。车刚停下，坐在后座的田勇就掏出一根绳子，想勒住司机的脖子，葛毅则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架在了司机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别动！动一下我就杀了你！” 司机吓得一哆嗦，但他也不是软柿子 —— 他知道一旦被控制住，后果不堪设想。他趁葛毅不注意，猛地伸手去夺刀。葛毅没想到司机会反抗，手一松，刀被司机夺了过去，可司机的双手也被刀划得鲜血淋漓，脖子上也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但司机毕竟寡不敌众，葛毅和田勇很快就把他按在了座位上，用绳子把他的手脚捆得严严实实，又用胶带把他的嘴和眼睛封上，然后把他塞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葛毅开着出租车，田勇坐在副驾驶，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座大山里 —— 这里人迹罕至，很隐蔽。他们把车停在一个山洞旁边，然后从司机的身上翻出了五百多块钱和一部手机。 按照预定计划，葛毅用司机的手机给司机的妻子打了电话，恶狠狠地说：“你男人在我们手里，限你明天中午之前准备好八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要是敢报警，或者钱没凑够，我们就杀了他！” 司机的妻子一听就慌了，带着哭腔说：“别伤害他，钱我们会想办法，能不能少点？我们家没那么多钱……” 葛毅不耐烦地说：“少废话！八万块，一分都不能少！明天中午我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交钱的地方！” 为了让司机妻子相信，葛毅还把胶带从司机嘴上撕开一点，让他跟妻子说了几句话 —— 司机声音沙哑，带着哭腔，让妻子 “赶紧凑钱，别报警”。 挂了电话后，葛毅和田勇就在山洞里等着，心里盘算着拿到钱后怎么分赃。这一夜，他们没敢睡觉，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后备箱看看司机的情况，怕他跑了或者出意外。期间，葛毅还多次给司机妻子打电话，催促她 “尽快凑钱”。 到了第二天中午，葛毅再次给司机妻子打电话，问她 “钱准备好了没有”。司机妻子说：“我们只凑到了五千块钱，实在凑不到更多了，你们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葛毅一听就火了，对着电话吼：“五千块？你打发要饭的呢！赶紧想办法，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可就在葛毅对着电话咆哮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声 —— 原来，司机妻子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方通过手机定位，锁定了葛毅和田勇的位置，然后调集了大量警力，包围了这座大山。 葛毅和田勇听到警笛声，顿时慌了神。他们想开车逃跑，可刚打开车门，就看到周围已经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手里拿着枪，对着他们大喊：“不许动！放下武器！” 葛毅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瘫坐在地上，看着越来越近的警察，心里充满了绝望。田勇还想反抗，可刚掏出刀，就被警察制服了。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葛毅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 —— 他不该被金钱冲昏头脑，不该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他想起了年迈的父母，想起了辛苦持家的妻子，想起了才上小学的儿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说：“正邪之间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我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光明之路，都怨那个该死的定时引爆，葬送了我的青春年华。”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葛毅的犯罪行为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 他制造的爆炸案引起了群众的恐慌，他的绑架、抢劫行为伤害了无辜的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当葛毅被押上警车，离开大山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村庄 —— 那里有炊烟升起，有孩子的笑声，那是他曾经向往的生活，可他却亲手把自己推向了地狱。可怕的邪念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停下罪恶的脚步，等到蓦然回首时，早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70章 双面人生 中国悍匪马汉庆：9 年逃亡路与双面人生 1996 年的武汉一月，寒风吹过古田片区的老厂房，墙面上还留着上一年度 “安全生产” 的红色标语，冻得发硬的柏油路上，自行车铃铛声此起彼伏 —— 对于武汉有机化工厂（网络上亦有 “武汉有机股份公司” 的说法，实为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称谓）的职工来说，1 月 10 号是比过年还让人惦记的日子，这是发工资的正日子。 天刚蒙蒙亮，出纳员老张就揣着单位的提款凭证出了门，手里紧紧攥着个牛皮信封，里面装着取款所需的全部手续。跟他一起的，还有司机冯来学、两名年轻的财务员，以及负责保卫的京警戴明哲和 27 岁的杨成。几人坐进一辆墨绿色的运钞车，车厢里放着两根一米来长的电警棍 —— 这是当时仅有的 “重型装备”。 “老张，你这提款凭证可得藏好，别让风刮跑了。” 冯来学一边检查车况，一边笑着打趣。老张抹了把额头的汗，哪怕天寒地冻，他手心还是攥出了潮气：“放心，这可是全公司几百号人的血汗钱，丢了我这条老命都赔不起。” 运钞车慢悠悠开到桥口区工商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时，刚过 7 点半。办事处的卷闸门刚拉开一半，工作人员正忙着打扫卫生。老张跟着柜台职员进了屋，看着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被清点、捆扎，最后装进一个藏蓝色的密码箱 —— 那箱子是铁皮做的，沉甸甸的，装满钱后足有三四十斤重。“一共 65 万，您点一下。” 职员把密码箱推到老张面前，老张数了数捆数，确认无误后，双手托着箱子往外走。 1996 年的 65 万是什么概念？当时武汉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不过 400 元左右，65 万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 135 年的工资总和。街坊邻居要是知道谁家藏着这么多钱，能整夜睡不着觉。 8 点 20 分，老张把密码箱放进运钞车的副驾，冯来学拧开钥匙，引擎刚发出 “轰隆隆” 的启动声，突然从路边的梧桐树后冲出来两个黑影 —— 两人都戴着肉色丝袜面罩，只露出一双双发狠的眼睛，那装扮像极了当时警匪片里的反派，透着一股荒诞的凶狠。 没等冯来学反应过来，“砰！砰！” 两声枪响像炸雷似的砸在清晨的街上。戴明哲和杨成坐在后座，刚想伸手去摸电警棍，子弹就已经穿透了他们的头部。鲜血顺着座椅缝隙往下流，很快在脚垫上积成了小水洼。 “动手！” 其中一个蒙面人低喝一声，两人拽开车门，一个伸手拎起副驾上的密码箱，另一个则举着枪断后。就在这时，一辆灰色面包车从旁边路过，司机梅师傅刚把方向盘往右边打了半圈，想绕开前面的混乱，就见那个持枪的蒙面人突然转头 —— 他甚至看清了对方丝袜上的一道勾丝，下一秒，胸口就像被重锤砸中，方向盘脱手，车子撞在路边的梧桐树上，引擎盖冒起白烟，梅师傅趴在方向盘上，再也没了动静。 拎着密码箱的蒙面人窜到马路对面，那里停着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他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持枪的蒙面人紧随其后，上车前还回头看了眼倒在地上的三人，确认没人能动后，才关上车门。“走！” 出租车猛地一踩油门，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一溜烟消失在巷口。 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 “武汉 110 血案”—— 当场死亡 3 人（戴明哲、杨成、梅师傅），65 万工资款被劫，这在 90 年代的武汉，是前所未有的恶性案件。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围观群众，有人颤抖着掏出大哥大（当时稀罕物，大多是单位配备）拨打 110，有人则躲在远处，不敢靠近那辆还在冒白烟的运钞车。10 分钟内，桥口分局刑侦大队、防爆大队的警车就拉着警笛冲了过来，刑警队长王建军跳下车，一边喊 “保护现场！不要靠近！”，一边掏出对讲机：“各单位注意，嫌犯乘坐红色富康出租车逃离，车牌号鄂 A6401，立刻封锁内环线所有出口！” 武汉警方的反应速度快得惊人：5 分钟后，城区内环线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全部设卡，民警们拿着嫌犯特征的纸条，逐个排查过往车辆；8 分钟后，郊外环线的检查点也全部到位，民警李刚攥着纸条，冻得通红的手在寒风里发抖，每过一辆红色富康，他都要凑上去仔细看车牌，连车胎上的泥点都不放过。 可嫌犯像是凭空消失了似的，沿途的监控（当时多为单位自建，数量极少）没拍到清晰画面，目击群众也只记得 “蒙面、持枪、红色出租车” 这几个模糊信息。直到上午 10 点 10 分，一个派出所打来电话：“古田小区里发现一辆没人的红色富康，车牌号是鄂 A6401！” 王建军立刻带着侦查队赶过去。那辆红色富康停在小区的绿化带旁，车窗紧闭，车身沾着些泥点。侦查员老周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副驾车门，一股汽油味混着蚊香的焦糊味扑面而来 —— 半盘蚊香斜插在烟灰缸里，火星已经灭了，蚊香灰撒在座椅上，像一层薄薄的黑雪。“小心点，别碰坏了指纹。” 老周提醒身边的年轻民警，然后弯腰看向后备箱，拉开的瞬间，一股血腥味冲了出来：出租车司机的尸体蜷缩在里面，脑袋上的弹孔还在渗血，脸上凝固着惊恐的表情。 法医蹲在尸体旁，摸了摸死者的颈动脉，又翻开眼睑：“尸僵已经蔓延到全身，角膜有点状混浊，死亡时间应该在昨晚 10 点到 12 点之间。” “看来这出租车是嫌犯事先准备好的，司机早就被他们杀了。” 王建军皱着眉，刚想下令扩大搜查范围，又有民警来报：“离这不远的巷子里，发现一辆白色富康出租车，车牌鄂 A3603，里面也有汽油味和蚊香，后备箱还有一具男尸！” 两辆车，两具司机尸体，半盘熄灭的蚊香，浓重的汽油味 —— 这一切都透着诡异。老周盯着那盘蚊香，突然恍然大悟：“是缺氧！车里是封闭空间，蚊香燃烧需要氧气，氧气耗尽了，蚊香自然就灭了。嫌犯是想让蚊香点燃汽油，毁尸灭迹，可他们不懂化学，忘了封闭环境的问题！” 可为什么要准备两辆车？王建军召集队员开会，有人推测：“可能是想先用白色车作案，再换乘红色车逃跑，混淆警方视线；也可能是白色车出了故障，只能用红色车。” 但具体原因，当时没人能说清。 接下来的 10 多个小时，侦查员们趴在两辆车周围，一寸一寸地勘察。座椅缝隙里的纤维、门把手的指纹、后备箱的血迹…… 所有能提取的痕迹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最终，他们在红色富康车的副驾脚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汽油的雪碧瓶 —— 瓶身上清晰地留下了几枚指纹。 这些指纹成了破案的关键。1996 年还没有电子指纹库，武汉市公安局的指纹资料全是纸质卡片，一共 29 万多份，全靠人工比对。刑事犯罪资料中心的办公室里，10 名技术人员围着长桌，桌上摊满了指纹卡片。小张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手里的放大镜已经握了四个小时，卡片上的纹路在灯光下显得模糊。他想起师傅说的 “指纹里藏着人命”，又凑近了些，突然，他指着一张卡片喊：“王师傅！你看这个！” 卡片上的指纹和雪碧瓶上提取的指纹，在放大镜下完全重合 —— 那是马汉庆的指纹。 马汉庆，武汉本地人，住在小东门附近，有过盗窃前科，在警方的档案里，他的照片是张黑白照，眼神阴鸷，嘴角往下撇，透着一股不好惹的劲儿。“立刻围捕马汉庆！” 专案组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抓捕方案：调集大批警力，封锁小东门周边的路口，便衣民警提前潜入马汉庆的居住地，等凌晨时分动手。 1 月 11 号凌晨 2 点，民警们都已到位。便衣小李轻轻推开马汉庆家的防盗门，屋里没开灯，只有客厅的窗户透进一点路灯的光。“不许动！警察！” 民警们的手电光同时照向卧室，床上的男人猛地坐起来 —— 不是马汉庆，是他哥哥马汉明。 “汉庆呢？” 王建军按住马汉明的肩膀，马汉明的声音发颤：“他…… 他有两天没回家了，我真不知道他去哪了。” 王建军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墙上还挂着马汉庆年轻时的照片，心里有点沉 —— 煮熟的鸭子，难道飞了？ 侦查队没有气馁，他们开始走访马汉庆的家人和社会关系。一个邻居说：“马汉庆跟武昌江南八彩娱乐城的周望南走得很近，俩人从小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似的。” “兵贵神速！” 王建军立刻派便衣民警前往江南八彩娱乐城。那是家开在武昌区的中档娱乐城，霓虹灯闪得人眼晕，震耳的迪斯科音乐里，周望帝（邻居口误，实为周望帝）正端着酒杯给客人敬酒。他穿着花衬衫，领口敞开，脖子上挂着条金项链，跟资料里的照片一模一样。 便衣老陈假装点烟，目光锁定周望帝，给身边的民警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绕到周望帝身后，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干嘛呢！” 周望帝挣扎着，以为是仇家找上门，直到看见远处的警车，脸色突然变了 —— 他猛地从腰后拔出一把五四式手枪，挣脱民警的手就往外跑。 “放下枪！” 老陈掏出枪，声音都绷得紧。周望帝回头就是两枪，子弹擦着老陈的耳边飞过，老陈和民警赶紧躲到吧台后面。周望帝慌不择路，冲进了旁边的杂货店，把卷帘门拉了下来。“再不放下枪，我们就开枪了！” 老陈喊了三遍，里面没动静。突然，卷帘门被推开一条缝，周望帝举着枪冲出来，老陈无奈，扣下扳机 —— 周望帝胸口中弹，倒在地上，手里的枪滑出去老远。 法医检查后确认，周望帝手里的五四式手枪，正是武汉 110 血案的作案工具。可周望帝死了，马汉庆的下落、第三名嫌犯的身份，全都成了谜。 专案组决定以周望帝为核心，深挖他的社会关系。侦查员们走访了周望帝的朋友、同事，甚至他常去的理发店、餐馆，终于有了新线索：周望帝跟一个叫张俊的人来往密切，张俊曾是出租车司机，驾驶技术一流，而且他妻子就在武汉有机化工厂工作。 更关键的是，张俊的一个亲戚说：“案发前几天，张俊还问我，有机化工厂什么时候发工资，提钱的时候有没有人护送。” 所有线索都指向张俊 —— 第三名嫌犯，很可能就是他。王建军立刻下令：“全市通缉马汉庆和张俊！” 一时间，武汉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两人的通缉令，公交车上、工厂门口、菜市场的墙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照片。 1 月 13 号，侦查员又获得一条重要线索：马汉庆曾经在麻城有个女朋友，两人以前靠写信联系。专案组立刻派人前往麻城，找到了那个女人。在她家里，侦查员发现了一封马汉庆的亲笔信，日期是 1 月 10 号之后 —— 信里说，想跟她见一面，有重要的事要说。 “这是诱捕马汉庆的好机会！” 专案组决定，让马汉庆的女朋友配合，约定见面地点，然后设伏抓捕。可那女人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他是我男朋友，你们不能抓他！” 民警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她讲马汉庆的罪行，讲包庇的后果，她才哭着答应下来。 约定见面的那天，女人坐在家里，手里攥着电话，手心全是汗。民警们躲在隔壁房间，大气都不敢出。终于，电话铃响了，女人哆哆嗦嗦地接起：“喂……” “你在哪？” 马汉庆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点警惕。 “我…… 我在家，你什么时候来？” 女人的声音发颤，民警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马汉庆突然说：“算了，下次再说。” 然后 “咔嗒” 一声挂了电话。 “坏了！他察觉了！” 王建军冲出房间，可等民警们赶到约定地点，马汉庆早就没了踪影。 诱捕失败，侦查队把重点转向张俊。100 多名侦查员分成 10 多个小组，走访张俊的亲戚、朋友，甚至他以前开出租车时的乘客。终于，一个小组查到：张俊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有个姑姑。 侦查队立刻赶往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张俊姑姑的家。1 月 28 号上午，当张俊从屋里走出来，准备去买烟时，民警们一拥而上，把他按在了地上。“你们干嘛！” 张俊挣扎着，可一看民警的证件，立刻蔫了。 当天下午，张俊被押解回武汉。审讯室里，张俊低着头，留着小胡子，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看起来不起眼，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人，参与了那场惊天劫案。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张俊终于开口，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真相：这起劫案，他们酝酿了整整一年半。 1994 年年底，张俊听妻子说，武汉有机化工厂效益好，每个月 10 号发工资，都是现金，有时候能有几十万。有一次，他去厂里找妻子，正好碰到财务科发工资，一捆捆人民币堆在桌上，看得他眼睛都直了。“咱要是干一票，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他找到马汉庆和周望帝，三人一拍即合。 从 1994 年年底到 1996 年 1 月，每个月 10 号左右，三人都会去工商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踩点。马汉庆负责观察运钞车的车况、提款时间、押运人员的数量；张俊负责记录周围的路线，哪里好逃跑，哪里有监控；周望帝则负责准备工具，比如电警棍、绳子，后来还弄到了一把五四式手枪。 “古田办事处那地方偏，早上人少，适合作案，也适合逃跑。” 马汉庆当时跟张俊说，“咱们得盯紧点，不能出岔子。” 1996 年 1 月 9 号晚上，三人在马汉庆的出租屋里开会，拍板决定：“明天动手。” 当天晚上 9 点，张俊和周望帝在武昌付家坡丁字桥拦了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让司机往工人村开。到了工人村，马汉庆早已在路边等着，手里握着那把五四式手枪。“动手。” 马汉庆给周望帝递了个眼色，坐在副驾的周望帝突然转身，对着司机的脑袋就是一枪。司机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方向盘上。 张俊赶紧用毛巾裹住司机的头，又套上塑料袋，怕血弄脏车。然后，他把车开到武昌何家垄的一片菜地，把尸体搬到后备箱里。一个小时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又抢了一辆白色富康出租车，杀了司机，也放进了后备箱。 “我以前开过富康车，知道座位能往后倒，尸体能塞进去。” 张俊说，“我还特意躺进后备箱试了试，能装下一个人。” 至于为什么选红白两辆车，张俊解释：“白色出租车在武汉少，太扎眼，警方肯定会盯着白车查；红色车多，不容易被发现。我们本来想先用白车作案，再换乘红车逃跑，可第二天白车打不着火，只能用红车。” 1 月 10 号早上，张俊开着红色富康车，停在工商银行古田办事处附近，没熄火，侧门也没关，方便马汉庆和周望帝作案后上车。等老张他们拎着密码箱出来，马汉庆和周望帝戴着丝袜面罩冲上去，开枪、抢钱、上车，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我开着车往东西湖方向跑，故意绕路，迷惑警方。” 张俊说，“后来把车停在简易宿舍的一棵大树下，我们把钱倒进旅行袋，然后点燃蚊香，想让蚊香点燃汽油，毁了车。可没想到，车里缺氧，蚊香灭了。” 抢来的 65 万，周望帝分了 20 万，张俊分了 15 万，剩下的 30 万都被马汉庆拿走了。“他说他要跑路，需要钱。” 张俊低着头，声音很小。 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可马汉庆依旧下落不明。武汉警方悬赏 5 万元，全国通缉马汉庆，可此后两年，马汉庆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有一点消息。 直到 1998 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才让这个沉寂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野里。 1996 年案发后，马汉庆带着 30 万赃款，一路南下，先是到了广东，后来又躲到了海南三亚。在广东时，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望帝被击毙、张俊被抓获的消息，吓得一夜没睡。“到处都是我的通缉令，我得换个样子。” 他听说广州有整形医院，就去做了整容 —— 垫高了鼻梁，缩小了下颌骨，还做了面部漂白术。半年后，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连他亲妈来了都未必能认出来。 他还改了个名字，叫 “吴后宜”，然后揣着剩下的钱，去了三亚。“三亚离内地远，警察不容易找到。” 他在港门上村租了间一楼的房子，窗外就是一片菜地，椰子树的清香飘进屋里，让他暂时忘了逃亡的恐惧。 马汉庆的日子过得很规律：白天窝在家里睡觉，晚上就去巷口的麻将馆打麻将，有时候也去附近的歌舞厅消遣。他出手阔绰，输了钱也不生气，麻将馆的人都叫他 “表哥”，觉得他是个大方的湖北老板。 1998 年的一个晚上，马汉庆在歌舞厅认识了陪酒小姐李玉。李玉当时 20 出头，长得清秀，因为家里穷，才来歌舞厅打工。马汉庆点了两瓶啤酒，李玉端着酒走过来，以为会像其他客人一样被动手动脚，可马汉庆只是说了声 “谢谢”，手指都没碰她一下。 “您不是本地人吧？” 李玉忍不住问。马汉庆抬头，眼神有点飘：“老家遭了灾，爸妈都没了，来这躲躲。” 他编了个孤儿的故事，说得声情并茂，李玉听得眼睛都红了，觉得这个男人可怜又正直。 临走时，马汉庆非要送李玉回家。“你一个女孩子，晚上不安全。” 他送李玉到出租屋楼下，看着她上楼，才转身离开。李玉站在窗边，看着马汉庆的背影，心里有点暖 —— 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关心过她。 没过几天，马汉庆又来歌舞厅找李玉。李玉高兴极了，立刻扔下其他客人，跑到马汉庆的包厢。那些客人不乐意了，冲进包厢，拉起李玉就往外走：“这妞是我们先点的，你算哪根葱？” 李玉吓得直哭，马汉庆突然站起来，低着头说：“放开她。” “你想干嘛？” 一个络腮胡男人推了马汉庆一把，“乡巴佬，也敢管老子的事？” 马汉庆抬起头，眼神里的狠劲一下子露了出来。没等络腮胡反应过来，马汉庆抄起桌上的啤酒瓶，“砰” 的一声砸在他头上。络腮胡捂着头，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流，吓得其他客人撒腿就跑。 李玉扑进马汉庆怀里，哭得浑身发抖。马汉庆拍着她的背，轻声说：“别怕，有我呢。” 从那以后，两人就在一起了。马汉庆花了几万块，在港门上村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1998 年的三亚，房价还很低，几万块就能买套不错的房子。李玉辞了歌舞厅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马汉庆。 马汉庆对李玉很好，甚至可以说是 “铁汉柔情”。李玉有胃病，一犯病就疼得在床上打滚，马汉庆就变着花样给她做软和的食物，比如鸡蛋羹、小米粥，一勺一勺喂她吃。“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东西怎么行？” 他一边喂，一边轻声说。 有一次，三亚刮台风，李玉的胃病又犯了，疼得说不出话。马汉庆披着雨衣就往外跑，药店离得远，他跑了二十多分钟，回来时浑身湿透，手里的药盒还裹在怀里，没沾一点雨。“忘带钥匙了。” 马汉庆拍着门，里面没动静，他急了，一脚踹开门，看见李玉缩在墙角，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你吓死我了。” 李玉抱着马汉庆，哭得像个孩子。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找对了人，这辈子就跟他过了。 没过多久，李玉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儿。可女儿出生后，李玉发现她喉咙里有个小洞，舌头发育不全，说话含糊不清 —— 是先天残疾。马汉庆抱着女儿，心疼得不行，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先抱抱女儿，给她讲故事，陪她玩玩具。“这是我的宝贝，我一定要好好疼她。” 他跟李玉说。 街坊邻居都觉得马汉庆是个好男人。圣经公寓的保安老吴说：“我上班第二天，他就主动跟我打招呼，还递给我一支烟，人很和气。” 有一次，马汉庆带着女儿回家，女儿对保安说 “喂，开门”，马汉庆立刻纠正：“不能这么跟保安叔叔说话，要懂礼貌。” 还有一位骑三轮摩托车的摩的司机，记得马汉庆：“我拉过他一次，本来该收 3 块钱，他给了 5 块，说不用找了。那时候我还想，能多几个这样的客人就好了，哪知道他是杀人犯。” 可马汉庆的钱，很快就被他挥霍光了。他喜欢打麻将，有时候一晚上就能输好几千，再加上家里的开销，没过几年，抢来的 30 万就所剩无几了。 2004 年的一天，李玉看着女儿越来越严重的残疾，跟马汉庆说：“孩子得治病，咱们得挣钱。你出去找份工作吧。” 马汉庆想了想，说：“我以前在广州有个朋友，欠我 10 万块钱，我去把钱要回来，一部分给孩子治病，一部分买辆出租车，咱们开出租过日子。” 李玉信了，她帮马汉庆收拾好行李，送他到车站。她不知道，马汉庆不是去要债，而是去新疆 —— 他要重操旧业，继续抢劫。 其实，这不是马汉庆第一次去新疆。1998 年和 2002 年，他就以 “要债” 为借口，去新疆作案过两次。 马汉庆为什么选新疆？他后来在审讯时说：“三亚在最南边，新疆在最北边，离得远，警方不容易查到。而且我崇拜白宝山（上世纪 90 年代悍匪），他在新疆作过案，我觉得那地方好作案。” 1998 年 11 月 1 号，马汉庆裹着大衣，在乌鲁木齐天江宾馆附近转悠。这里是地下外汇市场，到处都是提着大包现金的商人。他盯着一个叫哈帕尔的男人，哈帕尔骑着一辆进口摩托车，车座底下鼓囊囊的，一看就装着钱。 “就是他了。” 马汉庆摸了摸怀里的枪，等哈帕尔骑到小巷口，他突然冲出来，“砰” 的一声，哈帕尔从车上摔下来，手脚都中了枪，但没打中要害。马汉庆骑上摩托车就跑，心里还美滋滋的 —— 可打开口袋一看，里面全是旧衣服，他差点把摩托车扔在路边。 这起案件惊动了乌鲁木齐警方，他们提取了现场的子弹壳，上报给公安部。公安部把子弹壳的信息传给武汉警方，武汉警方的弹痕专家陈道立比对后发现，这颗子弹壳的材质、弹道痕迹，跟武汉 110 血案的子弹壳一模一样。“是马汉庆！” 武汉警方立刻派专案组前往新疆，可马汉庆早就逃回了三亚。 2002 年 6 月 10 号晚上，马汉庆又来到乌鲁木齐。他戴着太阳帽，穿着红色 t 恤，在延安路的垃圾桶旁边等着。热和曼和阿卜杜克里木骑着摩托车过来，刚停车，马汉庆就开了两枪 —— 第一枪打中心脏，热和曼当场就没气了；第二枪打在阿卜杜克里木的手臂上。 马汉庆慌了，跑的时候摔了一跤，爬起来就去搬摩托车座 —— 他知道司机们喜欢把钱藏在座位底下。可座子锁得太紧，他只能骑着摩托车跑，第二天把车扔在新华南路，拆开座子一看，里面有 7 万块现金。他揣着钱，连夜回了三亚。 这一次，新疆警方把子弹壳送到北京，在中国涉枪案件弹痕数据库里比对，确认这起案件和武汉 110 血案，是同一人同一枪所为。全国通缉马汉庆的大网再次拉开，可马汉庆依旧躲在三亚，过着 “好丈夫、好爸爸” 的生活。 2004 年 10 月 29 号，马汉庆第三次来到乌鲁木齐。他还是选在天江宾馆附近，盯上了一个叫谢立甫的维族老人 —— 老人手里提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 10 万现金，是刚换的外汇。 谢立甫刚走到 51 号大门口，就觉得背后有人跑过来。他刚想回头，就听见 “砰” 的一声闷响，后腰一热，疼得他站不稳。“我中枪了！” 他喊了一声，然后倒在地上。马汉庆拿走布袋子，骑着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消失在巷子里。 谢立甫被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可马汉庆又跑了。他逃到奎屯，买了一张去西安的高价硬座票，混在返乡的民工里 —— 火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乘警查票都困难，没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男人。 11 月 5 号，马汉庆回到三亚，一进门就掏出一张存折，跟李玉说：“债要回来了，过几天咱们就买出租车。” 李玉高兴极了，她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可她不知道，这是马汉庆最后一次 “要债”。 2004 年 11 月 10 号上午 9 点，三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我在港门上村看到一个人，跟通缉令上的马汉庆很像！” 三亚警方立刻调取马汉庆的资料，发现他的体貌特征、口音（湖北话），都跟报警人描述的一致。警方迅速调动 40 多名警力，在港门上村的 6 个路口设伏，同时派人秘密跟踪那个 “可疑男人”。 跟踪的民警发现，男人住在圣经公寓 103 室，家里有个女人和一个 3 岁左右的女孩 —— 正是马汉庆、李玉和他们的女儿。民警们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摸清了马汉庆的作息：每天早上送女儿去幼儿园，晚上去麻将馆，周末带女儿去公园。 11 月 11 号下午，经过两天的观察，警方确认马汉庆没有同伙，决定实施抓捕。 下午 5 点，马汉庆骑着摩托车去幼儿园接女儿。女儿坐在后座，手里拿着个小风车，含糊不清地说：“爸爸，今天老师夸我了。” 马汉庆笑着，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快到小区门口时，突然冲出来十几个警察。马汉庆刚想挣扎，就被按在地上。“你们干嘛！” 他喊着，可当民警说出 “马汉庆” 三个字时，他一下子就蔫了 —— 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女儿吓得哇哇大哭，马汉庆赶紧回头，挤出一个笑容：“别怕，爸爸在演电影呢，是假的。” 他的声音发颤，眼泪差点掉下来。 民警押着马汉庆回家，李玉正在厨房里熬汤。看到戴着手铐的马汉庆，她手里的汤勺掉在地上，“哐当” 一声响。“老吴！怎么回事？” 她冲过去，被民警拦住。 “他不叫吴后宜，他叫马汉庆，是全国通缉的杀人犯。” 民警的话像晴天霹雳，李玉一下子就懵了。她想起马汉庆喂她吃鸡蛋羹的样子，想起台风天他冒雨买药的样子，想起他抱着女儿讲故事的样子 —— 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温柔的男人，竟然是个杀了 7 个人的恶魔。 在看守所里，马汉庆很配合，把自己的罪行全说了出来。他说，最后一次作案后，他就有预感：“在火车上给我爸打电话，他说想我了，让我回家看看。那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出事了。” 他还说，自己后悔在三亚待了 10 年：“我不该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放松了警惕。要是我早点走，你们可能就抓不到我了。” 2005 年 7 月 14 号，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马汉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时，马汉庆当庭表示不上诉。他说：“我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我的家人，我认了。” 临刑前，马汉庆提出想见李玉和女儿最后一面。11 月 15 号，在会见室里，两人泪流满面，说不出话。过了半天，马汉庆才开口：“我对不起你，你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我走了以后，你找个好人嫁了吧，好好过日子。” 李玉哭着点头，她不知道该恨他，还是该可怜他 —— 这个毁了她一生的男人，也曾给过她最温暖的时光。 2005 年 12 月 22 号，乌鲁木齐的天气很冷。马汉庆穿着囚服，攥着给女儿的遗书，被押赴刑场。枪响的那一刻，这个逃亡了 9 年的悍匪，终于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后来，有人问武汉警方，马汉庆到底有没有整容。警方说，马汉庆的样子跟早年档案里的照片区别不大，所谓 “整容”，更多是网络传言 —— 他只是改变了发型、留了胡子，再加上岁月的痕迹，才让人觉得 “变了样”。 而李玉和女儿，在马汉庆被执行死刑后，就离开了三亚，再也没有消息。街坊邻居说，希望她们能忘记过去，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生活。 马汉庆的一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悍匪，手上沾满了鲜血；可他也是个 “好丈夫”“好爸爸”，给过李玉和女儿短暂的温暖。可再多的温情，也掩盖不了他的罪行 —— 法律不会原谅任何一个罪犯，无论他有多少 “双面人生”，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就像武汉警方说的：“没有什么天涯海角，只要触犯了法律，无论你逃到哪里，都逃不过法网的制裁。” 第71章 “黑警” 覆灭记 石河子 “黑警” 覆灭记：从烧烤店血案到扫黑风暴下的 25 年铁窗 今天要讲的这桩案子，是 2018 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撕开的一道口子。它不像电影里的黑帮故事那样充满戏剧性的火拼，却藏着更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当扫黑办主任变成黑社会老大，当保护人民的警察成了罪犯的 “保护伞”，普通老百姓的正义，要靠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才能找回。 故事的起点，要从 2002 年 3 月的一个傍晚说起。 一、烧烤店的春日血案：一句找茬的话，一条母亲的命 2002 年的石河子，三月的风还带着戈壁滩的凉意，傍晚六点多，天色刚擦黑，子午路和北四路交叉口的 “林中民烧烤店” 就亮起了暖黄的灯。 店主林中民那年刚满四十，是土生土长的石河子人，早年跟着兵团连队种地，后来攒了点钱，盘下这个十来平米的小店。妻子程丽萍比他小两岁，性子温和，总穿着件蓝色的碎花围裙，要么在烤炉边帮着翻肉串，要么给客人端茶递水。儿子林成当时刚上高一，放了学就来店里帮忙，个子已经快赶上父亲，却还带着少年人的腼腆，客人多的时候，只会低着头擦桌子。 那时候的石河子，烧烤店不多，林中民的店因为肉串实在、味道好，成了附近居民宵夜的常去之地。3 月 17 号那天，店里不算忙，程丽萍正把烤好的板筋递给桌角的客人，林成在门口收拾空啤酒瓶，林中民蹲在烤炉旁生炭火 —— 谁也没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朝着这个普通家庭扑来。 “哎，你们家有不要钱的烤肉吗？” 声音带着酒气，从店门口飘进来。林成抬头，看见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斜靠在门框上，头发乱蓬蓬的，眼神发直，明显是喝多了。这男人叫顾祥，是附近出了名的 “街溜子”，平时没个正经工作，总爱跟人找茬。 问话的是店里的服务员小敏，刚从老家来石河子打工没俩月，听见这话愣了一下，手里的盘子都差点没端稳：“大哥，哪有不要钱的烤肉啊？我们这都是正经做生意的。” “没不要钱的？你逗我玩呢？” 顾祥往前凑了两步，声音陡然拔高，“我去包子铺问有没有不要钱的包子，人家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个小丫头片子，敢跟我甩脸子？” 小敏吓得往后退，林成赶紧放下手里的瓶子走过去，脸上堆着笑：“大哥，她年纪小，不会说话，您别跟她计较。要是想吃烤肉，我给您算便宜点，行不？” “便宜点？我就要不要钱的！” 顾祥伸手就推了林成一把，“你小子算哪根葱？也敢跟我叫板？” 林成没防备，往后踉跄了两步，正好撞在端着烤串过来的程丽萍身上。程丽萍手里的盘子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肉串撒了一地。 “你这人怎么回事？” 林中民听见动静，赶紧站起来，挡在妻儿前面，“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顾祥见店里人都围过来，酒劲上来更横了，抄起旁边桌上的塑料板凳就要砸。林成怕父亲吃亏，冲上去抱住顾祥的胳膊，小敏和另一个服务员也赶紧过来拉架，几个人七手八脚把顾祥推到了店门外。 “你们等着！我饶不了你们！” 顾祥被推得一个趔趄，指着店里骂了两句，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蹲在路边抽烟，眼睛死死盯着烧烤店的门。 林中民看着顾祥的样子，心里有点发慌，程丽萍拉着他的胳膊说：“要不咱们今天早点关门吧，别出事。” 林成也说：“爸，我看他不像善茬，别跟他置气。” 林中民点了点头，正准备收拾东西关门，就看见两个年轻人朝着店里跑过来 —— 一个穿灰色卫衣，手里攥着根手腕粗的钢管；另一个穿黑色运动服，右手插在口袋里，走路的时候胳膊绷得很紧。顾祥看见他们，立马站起来，指着店里的林成喊：“就是那小子！给我打！” 穿灰色卫衣的人率先冲进来，举着钢管就朝林成砸过去。林成赶紧躲开，钢管 “哐当” 一声砸在桌子上，把桌面砸出个坑。林中民扑上去抱住那人的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 就在这时，穿黑色运动服的人也冲了进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啪” 的一声打开 —— 是一把折叠刀，刀刃在灯光下闪着冷光。林成光顾着躲钢管，根本没看见这把刀，可程丽萍看得清清楚楚：那刀正朝着儿子的后背捅过去！ “成成！小心！” 程丽萍几乎是凭着本能冲了过去，一把推开林成。就在这一瞬间，折叠刀狠狠捅进了她的肚子里。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住了。顾祥、两个年轻人都愣住了，林成回头看见母亲捂着肚子倒在地上，鲜血从她的指缝里涌出来，染红了蓝色的碎花围裙。 “妈！” 林成疯了一样扑过去，抱住程丽萍，“妈！你怎么样？你别吓我！” 程丽萍看着儿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一口血。林中民也慌了，他掏出手机手抖着拨 120，嘴里不停念叨：“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顾祥和两个年轻人反应过来，知道闯了大祸，撒腿就跑。穿黑色运动服的人跑的时候，还把折叠刀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 救护车来的时候，程丽萍已经快没气了。林成抱着母亲坐在救护车上，手里全是血，他一遍遍地喊 “妈”，可程丽萍再也没睁开眼睛。到了医院，急诊室的灯亮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医生走出来，对着焦急等待的林中民和林成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失血过多，没救过来。” 林中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林成站在原地，看着急诊室的门，仿佛刚才母亲推开他的画面还在眼前 ——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保护他，用自己的命换了他的命。 后来林成才知道，那个捅死母亲的人，叫马迎春；而这场看似偶然的 “找茬”，背后藏着他想都不敢想的阴谋。 二、蹊跷的判决：主犯跑了，从犯 “缓刑”，正义成了泡影 程丽萍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林中民把烧烤店关了，门上贴了张 “转让” 的纸条，白纸黑字，像一道伤疤。林成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着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母亲笑着，穿着那件蓝色碎花围裙，可现在，围裙上的血渍成了他永远的噩梦。 “我妈是为了保护我才死的。” 多年后，林成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起这句话还是会红眼眶，“她那么温和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却因为我，被人捅了一刀…… 我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 警方很快就抓获了顾祥和那个拿钢管的年轻人，可捅人的马迎春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了踪影。林中民每天都去派出所问案情，得到的答复总是 “正在查，你等着消息”。他不知道的是，马迎春能跑掉，是因为有人在背后 “帮忙”—— 而这个人，后来成了他十六年里求告无门的根源。 更让林中民父子绝望的是，2002 年年底，法院对这起案子的判决下来了：顾祥和拿钢管的年轻人，被判 “寻衅滋事罪”，缓刑两年。 “缓刑？” 林中民拿着判决书，手都在抖，“我老婆死了！是被他们捅死的！这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啊！怎么就成了寻衅滋事？怎么还能缓刑？”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起刑点就是十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判死刑。可顾祥他们不仅没坐牢，连一天看守所都没进 —— 因为法院给出的理由是 “主犯马迎春在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从犯有杀人故意，故从轻判决”。 林中民不服，他去法院申诉，去检察院反映情况，可每次都被挡回来。有一次，他在法院门口拦住办案法官，追问为什么这么判，法官不耐烦地说：“这是按程序来的，主犯没抓到，我们也没办法。你再闹，就是妨碍公务！” 林成记得，那天父亲从法院回来，坐在沙发上抽了一夜的烟，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小山。第二天早上，父亲对他说：“成成，咱们别告了，没用。” 林成知道，父亲不是不想告，是告不动。那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顾祥背后站着的，是石河子市公安局的人 —— 顾祥的弟弟顾军，是石河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而顾军的 “大哥”，正是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白波。 顾军是白波的 “小弟”，从警那天起就跟着白波，白波对他很赏识。马迎春捅死人后，顾军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白波，求他帮忙 “摆平”。白波虽然不认识马迎春，但看在顾军的面子上，还是让自己的骨干小弟周雪峰把马迎春藏了起来 —— 周雪峰在广州有个 “大哥” 开电子厂，马迎春就化名 “李军”，躲在广州的工厂里打工，一躲就是十六年。 主犯跑了，证据链断了，从犯靠着 “保护伞” 轻判 —— 程丽萍的案子，就这么成了一桩 “悬案”，压在林中民父子心里，压了十六年。 而在这十六年里，那个帮马迎春逃跑的白波，在石河子的警界里，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峰。 三、“禁毒英雄” 的堕落：从警校毕业生到黑社会 “保护伞” 白波是土生土长的石河子人，1970 年出生，1992 年从新疆警校毕业，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石河子市公安局，成了一名禁毒警察。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白波还是个挺正派的年轻人。他身材高大，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破过几个小的贩毒案，很快就从普通民警提拔成了禁毒大队的科员。那时候的他，还经常跟同事说：“毒品是老百姓的祸害，咱们当警察的，就得跟他们死磕。” 可随着职位越来越高，白波的心态慢慢变了。1998 年，他当上了禁毒大队副队长，开始接触到更多的涉毒人员 —— 这些人里，有开赌场的，有放高利贷的，还有搞娱乐场所的，他们出手阔绰，动辄就给白波送烟送酒，后来甚至直接送钱。 一开始，白波还会拒绝。有一次，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想给他送五万块钱，让他 “高抬贵手”，白波把钱扔了回去，说：“你这是在害我！” 可后来，他看着身边的人住大房子、开豪车，再看看自己每个月几千块的工资，心里渐渐不平衡了。 “第一次收钱的时候，我一夜没睡。” 后来白波在审讯时交代，“那是 2000 年，一个开赌场的老板给了我两万块，说让我多‘关照’他的场子。我把钱藏在床底下，总觉得会被人发现。可过了几天，什么事都没有，我就想，反正没人知道，拿一次没事。” 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白波开始跟这些 “黑道朋友” 称兄道弟，他们请他吃饭、唱歌、泡澡，给他送名牌手表、高档衣服。而白波则利用自己的职权，给他们 “开绿灯”—— 赌场被查了，他一个电话就能把人放出来；贩毒的被抓了，他找个理由就能 “证据不足” 释放。 2004 年，白波当上了石河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队长，主管禁毒工作。这一年，他干了一件让他 “名声大噪” 的事 —— 把自己的小弟周雪峰从乌鲁木齐海关缉私局的手里 “捞” 了出来。 周雪峰是白波的发小，从小就跟着白波混，后来染上了毒瘾，还干起了贩毒的勾当。2004 年 9 月，周雪峰带着 76.1 克 K 粉和 48 粒摇头丸，准备从乌鲁木齐走私到内地，结果被乌鲁木齐海关缉私局抓了个正着。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海洛因等毒品，数量超过 50 克的，就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周雪峰携带的 K 粉虽然不是冰毒，但 76.1 克的量，也够他坐十几年牢的。 周雪峰被抓后，他的家人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白波，哭着求他帮忙。白波当时正想找个机会 “拉拢” 周雪峰，让他更死心塌地跟着自己，于是一口答应下来。 他先是给乌鲁木齐海关缉私局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说：“周雪峰是我们石河子公安局的特勤，是我们安插在贩毒团伙里的线人，你们抓错人了。” 然后，他让手下伪造了一份 “特勤证明”，上面写着 “周雪峰系石河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秘密特勤，负责搜集贩毒情报，现因工作需要，请求移交石河子市公安局处理”，还盖了个假的公章。 拿着这份假证明，白波亲自开车去了乌鲁木齐。海关缉私局的人见他是石河子公安局的大队长期，又有 “特勤证明”，没多想就把周雪峰交给了他。回到石河子的当天，白波就把周雪峰放了。 后来专案组调查的时候发现，石河子市公安局的历年特勤档案里，根本没有周雪峰的名字 —— 所谓的 “特勤”，全是白波编出来的谎言。而周雪峰被放出来后，立马给白波送了 20 万现金，还拍着胸脯说：“白哥，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靠着这种 “互相利用”，白波的势力越来越大。2009 年，他当上了石河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2012 年，升任警卫处处长；2014 年，44 岁的他坐上了石河子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宝座，主管刑侦、经侦、禁毒三大核心部门，还兼任了石河子市扫黑办主任。 一个扫黑办主任，暗地里却是黑社会的 “保护伞”；一个主管禁毒的副局长，却跟贩毒分子称兄道弟 ——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事，在石河子，真实地存在了很多年。 四、出租车司机的死亡：主犯判 5 年，受害者家属的天塌了 2009 年冬天，石河子的雪下得特别大。12 月的一个晚上，出租车司机胡铁柱收车后，被朋友拉去 KtV 过生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胡铁柱那年 38 岁，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开出租车已经十年了。他妻子刘桂兰在家带孩子，儿子胡小兵当时刚上小学三年级，一家人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安稳。胡铁柱每天早上五点就出门跑车，晚上十点才回家，回来的时候总会给儿子带个烤红薯或者糖葫芦，刘桂兰总说他 “惯着孩子”，他却笑着说：“儿子高兴，我就高兴。” 那天是胡铁柱的发小老王的生日，老王在 KtV 订了个包厢，叫了几个朋友一起热闹。晚上十点多，胡铁柱准备回家，刚走到 KtV 门口的停车场，就被一个年轻人撞了一下。 “你没长眼啊？” 年轻人骂了一句，口气很冲。胡铁柱抬头一看，是个穿黑色皮夹克的小伙子，身边还跟着两个跟班，一看就是 “混社会” 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张磊，白波的 “小弟”。 胡铁柱平时不爱惹事，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 可张磊不依不饶，上前推了胡铁柱一把：“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王赶紧过来打圆场：“兄弟，误会，都是误会，他不是故意的。” “误会？” 张磊冷笑一声，“我看他是故意找茬！” 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喂，带几个人过来，我在 xx KtV 停车场，有人找事。” 挂了电话没五分钟，就有四个年轻人拿着砍刀跑了过来。张磊指着胡铁柱说：“就是他！给我砍！” 那几个人冲上来，举着砍刀就朝胡铁柱砍去。胡铁柱和老王吓得赶紧跑，可胡铁柱没跑几步，就被一刀砍中了后背，他惨叫一声，倒在雪地里。老王回头一看，见胡铁柱躺在地上，鲜血把雪都染红了，他也顾不上害怕，疯了一样往路边跑，一边跑一边喊 “救命”，可没跑多远，后背也被砍了一刀，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等老王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他问医生胡铁柱怎么样了，医生摇了摇头说：“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失血过多。” 刘桂兰是在半夜接到派出所电话的。当时她刚把儿子哄睡着，电话里警察说 “胡铁柱出事了，你赶紧来医院”，她还以为是胡铁柱出了车祸，赶紧穿衣服往医院跑。可到了医院，看到的却是盖着白布的丈夫 —— 那一刻，刘桂兰感觉天塌了。 “铁柱总跟我说，‘大事小事不用操心，老婆有我在呢’。” 后来刘桂兰在采访时，说起这句话就忍不住哭，“他这走了，我跟孩子可怎么活啊？” 胡铁柱死后，刘桂兰的日子一下子掉进了深渊。她卖了出租车，凑钱给丈夫办了葬礼，然后就开始打零工 —— 早上在早餐店洗碗，中午去工地给工人做饭，晚上还要去夜市摆摊卖袜子，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儿子胡小兵因为家里没人管，成绩一落千丈，还经常被同学欺负，说他 “没爸爸”。 短短几个月，刘桂兰就从 65 公斤瘦到了 40 多公斤，头发也白了一半。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法院能给丈夫一个公道，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 2010 年法院判决下来的时候，刘桂兰彻底傻眼了：行凶的四个年轻人，分别被判了 14 年、9 年、2 年和 3 年；而主使者张磊，只被判了 5 年有期徒刑。 “5 年？” 刘桂兰拿着判决书，在法院门口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丈夫一条命，就值 5 年？他是主谋啊！为什么判这么轻？” 她不知道的是，张磊能判这么轻，全是白波在背后运作。 张磊被抓后，第一时间就让家人找白波帮忙。白波当时是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正好管着这起案子。他给张磊出了三个主意：第一，赶紧 “自首”，争取 “坦白从宽”；第二，让家人凑钱赔偿受害者家属，拿到 “谅解书”；第三，在法庭上一口咬定 “只是想教训一下胡铁柱，没想到会死人”，把责任推给行凶的年轻人。 为了凑钱，白波还自掏腰包拿了一万块，又让周雪峰、邱伟等小弟凑了十几万，总共凑了 15 万，给了刘桂兰。可这钱不是白给的 —— 张磊的家人找到刘桂兰，恶狠狠地说：“这 15 万你要么收下，要么一分钱都拿不到。你要是敢不写谅解书，以后你和你儿子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刘桂兰看着年幼的儿子，又想起丈夫惨死的样子，只能含着泪收下了钱，写了谅解书。 就这样，在白波的运作下，张磊从 “主犯” 变成了 “从犯”，刑期从原本的十年以上，变成了短短 5 年。而刘桂兰，只能抱着丈夫的遗像，在无数个深夜里流泪 —— 她的公道，就这么被权力和金钱碾碎了。 五、扫黑风暴来袭：77 人专案组，秘密调查 “黑警” 副局长 时间一晃到了 2018 年。这一年年初，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场席卷全国的 “扫黑风暴” 正式拉开序幕。 2 月的一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扫黑办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里详细列举了石河子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白波的罪行：包庇黑社会团伙、收受贿赂、伪造证据释放罪犯、干预司法判决…… 信的最后还写着：“白波是石河子最大的黑社会头目，他不除，石河子的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 兵团扫黑办的工作人员看到这封信，心里咯噔一下 —— 白波是石河子市扫黑办主任，主管扫黑工作，要是举报内容属实，那可真是 “黑扫黑”，性质太恶劣了。 兵团党委高度重视，立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彻查白波涉黑案。专案组从兵团公安、检察、纪委等部门抽调了 77 名骨干力量，由兵团公安厅副厅长王建军担任组长。 “石河子是兵团的老总部，是‘军垦第一城’，绝对不能让黑恶势力在这里横行！” 王建军在专案组第一次会议上说，“白波是公安副局长，掌控着石河子的侦查资源，我们的调查必须秘密进行，不能打草惊蛇！” 专案组的第一步，是给白波 “画像”—— 调查他的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经济来源。办案人员乔装成做生意的、打工的，潜入石河子，秘密走访了白波的同事、邻居、朋友，甚至还去了他老家，找他的亲戚了解情况。 很快，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白波的妻子是个家庭主妇，没有工作，可她的银行流水却异常惊人。 办案人员通过银行系统调取了白波妻子的账户明细，一看吓了一跳：2016 年 5 月，她在石河子某珠宝店消费 28.6 万元，买了一套黄金首饰；2017 年 7 月，在乌鲁木齐某奢侈品店买了一双意大利进口皮鞋，花了 1.58 万元；2017 年 9 月，又在上海某服装店买了一件羊绒大衣和一条连衣裙，花了 2.35 万元…… 光是 2017 年一年，她的消费就超过了 120 万元。 而当时石河子市公安局局长的月薪只有 6000 多块，就算加上奖金，一年收入也不到 10 万。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更可疑的是，白波妻子的账户里，还有多笔来自邱伟的大额转账：2017 年 3 月，邱伟转了 50 万元，备注 “借款”；2017 年 4 月，又转了 80 万元，备注 “投资款”；2017 年 6 月，再转 30 万元，备注 “还款”。 邱伟是谁？办案人员早就调查过，他是白波的发小，也是白波黑社会团伙的骨干成员，平时靠开赌场、放高利贷为生。一个黑社会成员，频繁给公安副局长的妻子转账，这其中的猫腻，不用想也知道。 “这说明白波的收入来源绝对不正常，很可能跟黑社会团伙有关。” 王建军说，“我们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找到他涉黑的铁证！” 专案组随后又秘密调取了周雪峰、邱伟、张磊等人的违法犯罪记录，发现了更多疑点：周雪峰 2004 年涉毒被抓后，为什么能被释放？张磊 2009 年主使杀人，为什么只判 5 年？程丽萍 2002 年被杀害，主犯马迎春为什么能逃十六年？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白波。 可调查并没有那么顺利。白波主管刑侦和扫黑工作，石河子市公安局的大部分民警都是他的下属，专案组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他察觉。为了不暴露，办案人员只能住在石河子郊区的小旅馆里，不用身份证登记，用加密手机联系，每天出门都要换衣服、戴帽子，防止被认出来。 更让专案组头疼的是，白波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2018 年 3 月，全国扫黑除恶的力度越来越大，白波召集周雪峰、邱伟、张磊等小弟开了个会，要求他们 “暂停所有违法犯罪活动”：“最近风声紧，赌场关了，高利贷停了，谁也不许惹事，就算是酒驾都不行！” 白波的发小张婷平时爱喝酒，喝多了就爱闹事。白波专门找张婷谈了一次，警告他：“从今天起，一滴酒都不能喝，要是敢惹事，我第一个抓你！” 张婷吓得赶紧点头，后来真的再也没喝过酒。 还有一个团伙成员，因为忍不住吸了次毒，被白波知道了。白波当即把他开除出团伙，说：“你要是被抓了，别把我们供出来，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出来！” 白波的谨慎，给专案组的调查增加了不少难度。但办案人员没有放弃，他们知道，只要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能把这个 “黑警” 副局长绳之以法。 六、鸿门宴抓捕：300 警力异地调警，20 名骨干一网打尽 经过四个多月的秘密调查，专案组终于掌握了白波涉黑团伙的核心证据：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徇私枉法罪、窝藏罪、受贿罪…… 证据链已经完整，抓捕的时机成熟了。 可抓捕白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波是石河子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身边有不少亲信，而且他本人有配枪，要是强行抓捕，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王建军在抓捕部署会上说，“我们可以借着‘调研工作’的名义，把白波和他的核心亲信召集起来，然后一举抓获！” 专案组决定，在 2018 年 7 月 21 号晚上，在石河子宾馆设一场 “鸿门宴”—— 由兵团公安局的领导出面，以 “慰问基层民警” 为由，邀请白波和他的亲信吃饭，然后在饭桌上实施抓捕。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从兵团各地异地抽调了 300 多名警力，分成 10 个抓捕小组，分别在石河子、乌鲁木齐、成都、深圳四个城市待命 —— 除了抓捕白波，还要同时抓获周雪峰、邱伟、张磊、马迎春等 20 多名团伙骨干。 7 月 21 号下午，兵团公安局的领导给白波打了个电话：“白局，我们来石河子调研扫黑工作，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工作。” 白波虽然有点警惕，但觉得是上级领导邀请，不好拒绝，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好的领导，我一定到！” 他还特意叫上了顾军、张磊等几个亲信，想在领导面前 “表现” 一下。 晚上七点，白波带着顾军、张磊等人来到石河子宾馆的包厢。包厢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酒菜，兵团公安局的领导坐在主位，脸上带着微笑：“白局，辛苦你了，快坐！” 白波和亲信们坐下后，领导拿起酒杯说：“今天咱们不谈工作，就喝点酒，聊聊天。大家都辛苦了，多吃点！” 可没人敢动筷子。白波看着领导的笑容，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 平时上级领导来调研，都会先谈工作，怎么今天只字不提？顾军和张磊也坐立不安，手里的筷子动了动，却没敢夹菜。 包厢里的气氛很压抑，只有领导偶尔说几句话，其他人都只是附和着笑一笑。白波放在桌子底下的手，悄悄摸向了腰上的枪 —— 他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就在这时，领导轻轻咳嗽了一声。这是抓捕的信号！ 包厢的门 “哐当” 一声被推开，十几个穿便衣的抓捕人员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手铐和脚镣，大喊：“不许动！警察！” 白波反应过来，想拔枪反抗，可还没等他摸到枪，就被两个抓捕人员按在了桌子上。“你们干什么？我是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 白波挣扎着喊，可没人理他，手铐 “咔嚓” 一声铐在了他的手腕上。 顾军和张磊想跑，可包厢的门已经被堵住了，没跑两步就被抓了。其他几个亲信也吓得脸色惨白，乖乖地被戴上了手铐。 与此同时，石河子、乌鲁木齐、成都、深圳的抓捕小组也同时行动： —— 在石河子某地下赌场，周雪峰正陪着几个老板赌钱，抓捕人员冲进去的时候，他还想跳窗户逃跑，结果被抓了个正着； —— 在乌鲁木齐某夜总会，邱伟正在喝酒，抓捕人员一进去，他就吓得瘫在沙发上，嘴里不停念叨：“我错了，我错了……” —— 在深圳某电子厂，马迎春化名 “李军”，正带着工人干活。当抓捕人员拿出逮捕证，告诉他 “2002 年石河子烧烤店杀人案，你还记得吗”，马迎春的脸一下子白了，再也没了反抗的力气。 短短一个小时，白波涉黑团伙的 20 多名骨干成员全部落网，没有一个漏网之鱼。当消息传到专案组指挥部，王建军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抓住了！石河子的天，该晴了！” 七、审讯突破：“杜月笙信徒” 的垮台，小弟们的反水 抓捕容易，审讯难。白波涉黑团伙的成员都是 “老江湖”，他们早就约定好了 “攻守同盟”，不管怎么审，就是不说话。 前半个月，审讯工作陷入了僵局。白波坐在审讯室里，态度傲慢：“我是公安副局长，你们没有权利审我！你们这是违法的！” 周雪峰、邱伟等人也一口咬定 “我们只是朋友，没有什么团伙”，对违法犯罪的事绝口不提。 “不能硬审，得找突破口。” 王建军说，“每个人都有弱点，我们要找到他们的弱点，逐个突破。” 专案组分析了每个团伙成员的情况，发现张磊是个突破口 —— 他家里有个三岁的女儿，他最在乎的就是女儿。 办案人员找到了张磊的妻子，让她录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张磊的女儿哭着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当办案人员把这段视频放给张磊看的时候，张磊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看着视频里的女儿，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了：“我说…… 我什么都说……” 张磊交代了 2009 年主使杀害胡铁柱的经过，还说了白波怎么帮他运作，怎么凑钱买 “谅解书”，怎么让他从 “主犯” 变成 “从犯”。他还交代，白波平时总跟他们说 “要学杜月笙，讲义气”，还把杜月笙的春联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设成了微信签名。 “白哥总说，杜月笙能黑白通吃，他也能。” 张磊说，“可他根本不是讲义气，他就是利用我们给他挣钱，出了事就把我们推出去。” 张磊的反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其他团伙成员也开始动摇。办案人员趁热打铁，给周雪峰看了他 2004 年涉毒被放的证据 —— 假特勤证明、银行转账记录，告诉他：“白波早就把你卖了，你还替他扛着干什么？” 周雪峰看着证据，终于也开口了。他交代了自己给白波送 20 万现金的事，还说了白波怎么让他藏马迎春，怎么帮他开赌场、放高利贷。他还说，白波的团伙里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发小，比如他和邱伟；第二类是涉毒人员，比如带兵；第三类是商人，比如搞房地产的王林军。这三类人平时互不干涉，但都听白波的指挥，白波就是他们的 “大哥”。 “白哥说，我们要互相配合，他保护我们，我们给他挣钱。” 周雪峰说，“王林军搞房地产，遇到拆迁难的，就找带兵带人流氓去强拆；我开赌场，遇到有人闹事，就找白哥出面摆平；邱伟贩毒，卖的钱要分白哥一半……” 随着小弟们一个个反水，白波的心理防线也垮了。当办案人员把他妻子的银行流水、他和邱伟的转账记录、假特勤证明等证据放在他面前时，白波沉默了很久，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错了……” 白波说，“我一开始想当一个好警察，可后来权力大了，诱惑多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以为我能像杜月笙一样，黑白通吃，可我忘了，我是个警察，我本该保护老百姓，可我却成了他们的祸害……” 白波交代，他这些年靠开赌场、放高利贷、收受贿赂，一共敛财超过 3000 万元。其中，光是赌场的收入，几年下来就有 2000 多万。他还强迫商人借钱给他放高利贷，有个商人借了他 300 万，后来想要回来，他却说：“我不赖账，但我绝对不还账。” “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没人能查到我。” 白波说，“可我忘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扫黑除恶来了，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八、正义迟到但不缺席：25 年铁窗，受害者家属的 “蓝天” 2020 年 4 月 28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白波涉黑案。 法庭上，白波穿着囚服，头发已经花白。当法官念出判决书的时候，他的身体微微颤抖： “被告人白波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到 “二十五年” 这四个字，白波低下了头，没有说话。而坐在旁听席上的林中民和刘桂兰，眼泪却忍不住流了下来 —— 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十六年。 周雪峰、邱伟、张磊、马迎春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周雪峰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等，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邱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等，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张磊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马迎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顾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顾军犯窝藏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当法官宣布闭庭的时候，刘桂兰走出法院，抬头看了看天。那天的石河子，天空特别蓝，阳光特别暖。她掏出手机，给丈夫胡铁柱的墓地发了条短信：“铁柱，凶手被抓了，判了十四年六个月。咱们的天，终于蓝了。” 林中民也带着儿子林成，去了程丽萍的墓地。他把判决书放在妻子的墓碑前，轻声说：“丽萍，你放心，杀你的人被抓了，判了十四年。白波也被判了二十五年，你的仇报了。” 林成跪在墓碑前，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妈，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以后我会好好照顾爸爸，好好生活，不辜负你对我的保护。” 白波涉黑案的判决，不仅给了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也让石河子的老百姓重新找回了安全感。曾经的地下赌场关了，高利贷没了，强拆的现象也消失了。晚上出门的时候，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知道，警察会保护他们，法律会给他们公道。 2024 年春，我再次来到石河子。子午路上的 “林中民烧烤店” 早就换了主人，变成了一家面馆。林中民和林成开了一家小超市，生意还不错。刘桂兰的儿子胡小兵已经上了高中，成绩很好，还当了班长。 “现在的日子，踏实。” 刘桂兰笑着说，“走路的时候，我敢抬头了。” 是啊，踏实 —— 这两个字，对于曾经生活在 “黑警” 阴影下的石河子老百姓来说，是多么珍贵。而这踏实的日子，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来的，是无数办案人员用汗水和努力换来的。 在这片土地上，总有一群人，在为了老百姓的平安和幸福，默默奋斗着；总有一种力量，在守护着我们的蓝天，让黑暗无处藏身。 第72章 昼夜缉凶记 1997 襄樊 “3?12” 灭门案 2010 年之前，湖北省西北部的那座古城，还顶着 “襄樊” 这个承载了无数岁月的名字。它像一颗楔子，嵌在我国南北交界的褶皱里 —— 往南是湿润的楚地烟雨，裹挟着汉江的水汽；往北是干燥的中原风露，带着黄土高原的粗粝。穿城而过的汉江把城区劈成两半，江面上的轮渡每天载着行人、自行车慢悠悠往返，而陆路与铁路在此交织成网：国道的柏油路面被往来货车压出细密的纹路，襄樊火车站的汽笛声每天清晨准时划破寂静，将南来北往的旅客送向不同的目的地。这般水陆通衢的便利，让襄樊早早成了周边十几个县市的客运枢纽，尤其是靠近火车站的中原路，即便 1997 年那会儿汽车站还没迁到这儿，这条街上也透着股挥之不去的热闹劲儿。 白天的中原路是活的。提着行李的旅客攥着车票匆匆赶路，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发出 “哒哒” 声；街角的摊贩支着煤炉卖茶叶蛋，热气裹着咸香飘出老远；杂货店的收音机里放着当时流行的《心太软》，歌声混着自行车的铃铛声、商贩的叫卖声，织成一片喧嚣。可一到夜里，尤其是过了十点，这条街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春寒料峭的三月，风还带着冬天的余劲，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行人早早就躲回了家，路边的店铺大多拉下了卷闸门，只有火车站广场还剩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线把影子拉得老长，显得格外冷清。谁也没料到，1997 年 3 月 12 日的这个夜晚，这条平日里还算太平的马路，会被一场灭门惨案的血色彻底浸透。 一、深夜的敲门声 1997 年 3 月 12 日，农历二月初四。襄樊的春夜总带着股沁骨的凉，风卷着路边垃圾桶里的纸屑，在路灯下打了个旋儿，又悄没声儿地钻进巷子里。晚上十点多，中原路上早已没了白日的热闹，偶尔有辆自行车驶过，车铃 “叮铃” 一声，很快又消失在夜色里。路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卷闸门紧闭，只有几家还亮着灯的，也透着准备打烊的慵懒。 就在这时，四条黑影从火车站方向的暗处溜了出来。他们猫着腰，肩膀微微耸起，像是怕被风刮走似的。最前面的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夹克，衣领立得老高，遮住了大半张脸，只有偶尔抬眼时，能看到眼底闪过的冷光。后面三个人跟得很紧，脚步踩得极轻，仿佛怕惊动了沉睡的街道。路过一家已经关门的五金店时，最左边的黑影突然停下来，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卷闸门，“咚咚” 两声，又迅速收回手，像是在试探什么。 “别瞎耽误工夫。” 最前面的人压低声音说了句，口音里带着明显的东北腔，“找亮灯的。” 四人继续往前走，约莫走了两里地，最前面的黑影突然抬手，身后三人立刻停住。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街角那家 “常记副食品商店” 的窗户里，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 那是店里的日光灯管，用久了有些老化，光线里带着点淡淡的灰色，透过玻璃映在马路上，像一块小小的光斑。 商店里，梁成银正弯腰收拾着货架。她今年 42 岁，脸上带着农村妇女特有的憨厚，双手因为常年打理店铺，指缝里还沾着点糖霜的痕迹。丈夫常焕强是襄樊市长途汽车站的司机，白天跑长途，晚上偶尔会来店里帮忙，今天因为车要检修，回来得早些，这会儿正在里屋给三个女儿讲故事。大女儿常玉娥 16 岁，已经能帮着看店了，正坐在桌边写作业；二女儿常小娥 12 岁，趴在姐姐旁边画画；最小的女儿才 4 岁，扎着两个小辫子，靠在爸爸怀里，眼睛已经开始打架。 “焕强，把卷闸门拉下来吧，都十点多了，没人来了。” 梁成银直起身，揉了揉腰，对着里屋喊了一声。 里屋传来常焕强的声音：“等会儿，妞妞刚睡着，我把她抱到床上。” 梁成银应了一声，转身去拉卷闸门。金属门在轨道上滑动，发出 “哗啦哗啦” 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就在卷闸门快要拉到底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 不是很重，但很急促，“咚咚咚” 三下，紧接着是一个低沉的男声：“有人吗？买烟。” 梁成银愣了一下。这么晚了还来买烟？她皱了皱眉，走到门边，隔着卷闸门问：“啥烟啊？这会儿都关门了，明天再来吧。” “要两盒红塔山，着急用，麻烦开下门。” 门外的声音依旧低沉，带着点不耐烦。 梁成银犹豫了一下。常家在这条街上开了快两年店，从来都是诚信经营，平时就算晚点儿，有人来买东西也会开门。她回头看了一眼里屋，常焕强还没出来，便叹了口气，又把卷闸门往上拉了半截，刚好能容一个人进来的高度。 门刚拉开一条缝，外面的四个人突然挤了进来，动作快得像饿狼。梁成银还没反应过来，最前面的那个黑影突然伸手，猛地把卷闸门往下一拉 ——“哗啦” 一声，门重重地扣在地上，把店里的灯光和外面的夜色彻底隔开。 “你们…… 你们要干啥？” 梁成银往后退了一步，声音开始发颤。 这时，其中一个黑影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枪 —— 那是一把改装过的双管小口径手枪，枪身是黑色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他抬手就把枪口顶在了梁成银的太阳穴上，动作没有丝毫犹豫。梁成银的眼睛瞬间睁大，嘴巴张了张，还没来得及喊出声，“砰” 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店里的宁静。 枪声在狭小的空间里格外刺耳，梁成银的身体晃了晃，倒在地上，鲜血顺着她的太阳穴流出来，很快染红了身边的糖罐，里面的水果糖滚了一地。 里屋的常焕强听到枪声，心里一紧，赶紧从床上抱起小女儿，快步走了出来。他刚走到外屋门口，还没看清屋里的情况，就见一个黑影转身，枪口直接对准了他的胸口。“砰”—— 又是一声枪响，常焕强闷哼一声，抱着小女儿倒了下去，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 里屋的常玉娥和常小娥听到动静，吓得浑身发抖。常玉娥拉着妹妹躲在床底下，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可歹徒已经注意到了里屋，两个黑影走了进去，一把将她们从床底下拽了出来。看到 4 岁的小女儿已经没了呼吸，其中一个歹徒冷笑了一声，抬手对着孩子的胸口又补了一枪，然后把目光投向了常玉娥和常小娥。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是一场不忍卒读的暴行。歹徒们发泄完兽欲后，怕两个女孩留下活口，又分别对着她们的头部开了枪。常玉娥倒在床边，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作业本；常小娥趴在地上，画画的铅笔滚到了她的手边。 之后，四个歹徒在店里翻找起来。他们把收银台的抽屉拉开，里面只有 300 多块现金，又把货架上的香烟往怀里塞，还找到了常家的存折。翻找的过程中，他们不小心碰倒了货架，饼干、方便面撒了一地，可他们毫不在意，只顾着把能拿走的东西都带走。 十几分钟后，他们拉好卷闸门，打开后门，消失在夜色里。后门外面是一条小巷，巷子里没有路灯，只有月光透过屋顶的缝隙洒下来，照亮了他们匆匆逃走的背影。 二、邻居的疑虑与报警 第二天，中原路依旧早早苏醒。清晨六点多，卖早点的摊贩已经支起了摊子，豆浆的热气、油条的香味飘满了整条街。住在常家隔壁的王婶像往常一样，提着篮子准备去买早点，路过 “常记副食品商店” 时，却发现卷闸门还关着。 “奇怪，老常家今天咋这么晚还没开门？” 王婶嘀咕了一句。她和梁成银关系不错，平时梁成银都会早早开门，有时候还会给她留几个刚进的苹果。王婶走到卷闸门前，敲了敲：“成银？在家吗？” 里面没有动静。 王婶更疑惑了。常家向来勤快，就算有事，也会跟邻居打个招呼。她绕到商店后面的小巷，想看看后门开没开，可后门也关得严严实实。她又回到前门，踮起脚尖，贴着卷闸门旁边的窗户往里看 —— 窗户上贴着报纸，只能看到里面隐约亮着灯。她把报纸掀开一个小角，往里一瞧，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地上好像躺着个人，穿着梁成银平时常穿的那件蓝色外套。 “坏了！” 王婶的心脏 “砰砰” 直跳，第一个念头就是 “煤气中毒”。常家店里用的是煤气罐，冬天的时候就出过一次小问题，当时还是常焕强找维修师傅修好的。她赶紧往巷口跑，一边跑一边喊：“快来人啊！常家出事了！可能煤气中毒了！” 住在斜对面的李叔听到喊声，赶紧跑了出来：“咋了王婶？” “老常家没开门，我从窗户看，地上躺了个人，估计是煤气中毒了！” 王婶的声音带着哭腔，脚步没停，“快，去七里桥派出所报案！” 李叔也慌了，他赶紧骑上自行车，往 200 米外的襄樊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七里桥派出所赶。早上的风还很凉，李叔蹬得满头大汗，自行车的铃铛一路响个不停。到了派出所，他冲进值班室，对着值班民警大声说：“警察同志！快去中原路！有人煤气中毒了！” 值班民警老张和小王正在整理档案，听到这话，赶紧拿起警棍和手电筒，跟着李叔往中原路跑。一路上，李叔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张心里也犯嘀咕：这个季节煤气中毒不多见，而且常家平时很注意安全，怎么会突然出事？ 到了 “常记副食品商店” 门口，王婶已经找了几个邻居在等。老张先试着敲了敲卷闸门，里面还是没动静。“没办法，得把门撬开。” 老张对小王说。小王从警车里拿来撬棍，几个人合力，终于把卷闸门撬开了一道缝。 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不是煤气的味道。老张心里 “咯噔” 一下，赶紧让小王打开手电筒，往里照去 —— 地上躺着两具尸体，正是常焕强和梁成银，鲜血已经凝固成了暗红色。里屋的灯还亮着，老张握紧警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床上躺着小女儿的尸体，床边是常玉娥和常小娥，五个人无一幸免。 “不是煤气中毒，是命案！” 老张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赶紧拿出对讲机，对着里面喊：“指挥部！指挥部！中原路发生重大命案，五人死亡，请求支援！” 邻居们在门外听到这话，瞬间炸开了锅。王婶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怎么会这样…… 老常一家都是好人啊……” 李叔也愣在原地，手里的自行车钥匙掉在了地上，发出 “叮” 的一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 很快，襄樊市公安局的刑警、法医、技术人员都赶到了现场。他们拉起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然后开始对现场进行保护和勘察。法医蹲在尸体旁，仔细检查着伤口；技术人员拿着相机，对着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拍照；刑警则在周围走访邻居，了解常家的情况。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襄樊。这座古城从未发生过如此残忍的灭门案，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中原路附近的居民，晚上都不敢出门，家家户户都把门窗锁得紧紧的。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连夜派出工作组赶到襄樊，指导案件侦破；襄樊市公安局则成立了专案组，由市局局长亲自任组长，抽调全市刑侦骨干，全力侦破此案。 三、艰难的现场勘察与僵局 常家的副食品商店不到 30 平方米，空间狭小，物品堆积得十分杂乱。货架上摆满了零食、烟酒、日用品，地上散落着饼干、方便面，还有滚了一地的水果糖 —— 那是梁成银倒下时碰倒的糖罐里掉出来的。现场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糖果的甜香，让人心里发堵。 勘察工作从当天上午一直持续到第三天晚上，整整三天三夜，刑侦人员几乎没有合过眼。他们戴着白手套，穿着防护服，对店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进行了 “搬家式” 的细致检查 —— 从货架上的每一盒香烟、每一袋零食，到地上的每一片纸屑、每一颗糖果，都要仔细翻看，生怕漏掉任何线索。 “注意脚下，别破坏现场。” 技术组组长老陈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地面上的痕迹。地上有很多杂乱的脚印，有歹徒的，也有受害者的，还有勘察人员的，需要一一甄别。老陈把地上的灰尘扫到一起，用一个特制的细筛子仔细筛着 —— 筛子的网眼很细，只有毫米大小，连细小的弹壳碎片都能筛出来。 “老陈，你看这个！” 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突然喊了一声，手里拿着一枚黄铜色的弹壳。老陈赶紧走过去，接过弹壳，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是三角牌小口径运动弹壳，和之前预想的一样。”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技术人员又从灰尘里筛出了两枚同样的弹壳。三枚弹壳，意味着歹徒开了三枪？不对，受害者有五人，而且从尸体上的伤口来看，每个人都至少中了一枪。“应该还有弹壳，可能被歹徒带走了，或者掉到了别的地方。” 老陈皱了皱眉，继续指挥大家勘察。 除了弹壳，指纹和掌纹的提取也十分艰难。店里的物品大多是塑料或纸质的，指纹很难留存；而且歹徒作案后可能戴了手套，现场留下的指纹很少。技术人员用粉末法、化学法等多种方法，对货架、收银台、卷闸门等歹徒可能接触过的地方进行了反复处理，终于从收银台的抽屉上提取到了 80 多枚指纹和掌纹。 “开始甄别！” 老陈把提取到的指纹和掌纹输入电脑，与数据库里的指纹进行比对。80 多枚指纹和掌纹，大部分是常家人的，还有一部分是邻居或顾客留下的，需要一一排除。甄别工作枯燥而繁琐，技术人员盯着电脑屏幕，眼睛都熬红了，直到第三天凌晨，才从里面甄别出两枚嫌疑指纹和一枚嫌疑掌纹 —— 这三枚指纹和掌纹不属于常家人，也不属于已知的邻居和顾客，很可能是歹徒留下的。 经过法医鉴定，五名受害者均是被非制式小口径手枪击中头部或胸部死亡，其中小女儿还被补了一枪，手段极其残忍。从伤口形态来看，歹徒使用的手枪口径较小，但杀伤力很大，子弹击中人体后会在体内爆裂，造成严重的内脏损伤 —— 这也是受害者迅速死亡的原因。 专案组根据现场勘察结果，初步判断：犯罪分子有备而来，作案前经过精心策划，可能是流窜作案；团伙作案，人数在两人以上，具备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作案后清理了现场，带走了部分弹壳和作案工具；歹徒的目的是抢劫，抢走了店内 300 多元现金、存折和部分香烟。 接下来，专案组开始对案发现场附近进行大规模走访。侦查人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对中原路及周边的摊点、店铺、停靠车辆，以及过往人员进行逐一访问。他们走访了 700 多名群众，排查了 300 多家旅店，登记了 6000 多名暂住人口，可收获寥寥。 “那天晚上我关门早，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一个卖水果的摊贩对侦查人员说，他的脸上带着恐惧，“我就记得风挺大的，吹得帐篷哗啦响，没听到枪声。” “我们旅店那天住了 20 多个人，都是临时住的，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没发现东北口音的人。” 一家旅店的老板翻着登记册，对侦查人员说，“登记册都在这儿，你们看，都是有身份证的。” 侦查人员还对常家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常焕强是长途汽车司机，为人老实，开车十几年，从来没和人红过脸；梁成银性格温和，和邻居相处得很好，平时除了看店，就是照顾孩子，很少外出。夫妻俩没有债务纠纷，也没有感情问题，三个女儿都在上学，乖巧懂事，没有和人结怨。排查了所有可能的可疑人员，都没有发现线索。 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专案组每天都开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虑。“五口人被杀，凶手还没找到，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局长拍着桌子，声音有些沙哑，“再查！重新走访，重新排查，一定要找到线索！” 可无论侦查人员怎么努力，都没有新的突破。没有目击者，没有知情人，甚至连听到枪声的人都没有 —— 那天晚上风大，枪声可能被风声掩盖了；歹徒作案后从后门逃走，小巷里没有监控，也没有留下脚印。仿佛那四个歹徒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了一样。 四、串并案：一条关键的协查通报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 3 月 14 日晚上。专案组的民警小陈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堆积如山的案卷。他今年 28 岁，之前从事信息资料管理工作，三个月前才调到刑侦队。看着案卷里常家五口人的照片，小陈心里很不是滋味 —— 那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却被歹徒残忍杀害。 “一定要找到线索……” 小陈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拿起一份厚厚的文件，里面是全国各地的协查通报。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突然，一份 1996 年的协查通报吸引了他的注意 —— 通报上写着，1996 年春，辽宁海城、河北容城、山西翼城相继发生了三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受害者都是副食店店主，都是被小口径手枪杀害，而且都是灭门，没有留下活口。 “小口径手枪…… 灭门…… 副食店……” 小陈的心脏突然跳得很快，这些特征和襄樊 “3?12” 案太像了！他赶紧把这份通报抽出来，仔细阅读： 1996 年 3 月 21 日晚上，辽宁海城市南关大街一家副食批发部，店主黄某波一家三口被枪杀，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现金和部分商品被劫； 1996 年 4 月 10 日晚上，河北容城市西关外大街南侧一家副食店，店主肖某旺一家三口被枪杀，店内两块手表、两个存折、肖某旺的身份证及若干现金被劫； 1996 年 4 月 17 日晚上，山西翼城县火车站广场附近一家烟酒门市部，店主魏某一家三口被枪杀，现金被洗劫一空。 “太像了！作案时间都是晚上，侵害对象都是副食店店主，作案手段都是持枪灭门，使用的都是小口径手枪！” 小陈激动得站起来，拿着通报就往局长办公室跑。 此时已经是凌晨 1 点，局长还在办公室里研究案卷。看到小陈跑进来，局长皱了皱眉：“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局长！您看这份通报！” 小陈把协查通报递过去，“1996 年辽宁、河北、山西的三起案子，和我们的‘3?12’案一模一样！可能是同一个团伙干的！” 局长赶紧接过通报，仔细看了起来。越看，他的眼睛越亮：“没错！特征太吻合了！赶紧找技术组，把这四起案子的现场资料对比一下！” 技术组连夜加班，将襄樊 “3?12” 案现场提取的弹壳，与辽宁海城、河北容城、山西翼城三起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四起案件现场的弹壳均为同类小口径运动弹壳，且弹道痕迹一致，系同一类枪支发射。 “确定了！串并案！” 局长兴奋地拍了下手，“立即联系辽宁、河北、山西的警方，了解那三起案子的情况！” 3 月 15 日一早，专案组就与辽宁鞍山市刑警支队、河北容城市公安局、山西翼城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对方听到襄樊发生了类似案件，也很重视，纷纷表示会派专人赶到襄樊，共同研究案情。 3 月 18 日，河北容城警方的代表率先赶到襄樊。据他们介绍，1996 年容城案发后，公安部曾组织辽宁、河北、山西三省的刑侦人员在河北保定市召开过并案会议，但由于线索有限，案件一直没有突破。容城案有一个重要线索：案发第二天，歹徒曾拿着抢来的 5 万元存折和肖某旺的身份证去银行取款，当时当班的储蓄员是肖某旺的表妹，5 万元存款还是她揽储的，所以她对肖某旺的身份证很熟悉。看到歹徒拿着肖某旺的身份证，储蓄员心生疑虑，便盘问起来：“这是我表哥的存折，你怎么拿着？” 歹徒见情况不对，慌忙夺门而出，坐出租车逃走了。储蓄员记住了歹徒的特征：东北口音，24、25 岁左右，身高约 1 米 7，身材偏瘦，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 3 月 20 日，辽宁鞍山刑警支队的民警也赶到了襄樊。他们带来了海城案的详细资料：海城案的现场破坏得最彻底，歹徒作案后不仅带走了弹壳，还放火烧了部分物品，几乎没有留下线索。但鞍山警方排查了海城市所有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涉及枪支犯罪的，却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山西翼城警方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翼城案发生后，距离案发现场 150 多米远的一家旅店老板反映，案发前一天晚上，有两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在旅店里入住。服务员让他们出示身份证，他们说没带，其中一个人在登记册上写了 “辽宁海城县大屯镇，孟凡明，无身份证”。第二天一早，两人外出，其中一个人中午 11 点左右回来过一次，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当天晚上就发生了翼城案。 “孟凡明！” 这个名字让专案组所有人都眼前一亮。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知道名字的嫌疑人！ 4 月 10 日，公安部五局在襄樊主持召开了串并案会议，辽宁、河北、山西、湖北四省的刑侦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通报了四起案件的案情和线索，经过缜密分析，达成了一致共识： 团伙作案，人数在两人以上，其中一人自称孟凡明，年龄在 23-30 岁之间，无固定职业，长期流窜作案； 嫌疑对象为东北人，很可能是辽宁海城人 ——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海城，现场破坏最彻底，说明歹徒对海城的环境熟悉，可能是本地人； 歹徒使用的是改装过的小口径手枪，具备一定的枪支改装能力； 作案目标多为火车站附近的副食店，因为这类店铺现金多，且地理位置偏僻，便于作案后逃走。 会议决定，各地以辽宁海城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摸排 “孟凡明” 的下落；襄樊等地则以排查东北人、海城人落脚点为主，重点关注有前科、涉及枪支犯罪的人员。 五、突破：丹江口盗墓案里的 “孟凡明” 按照串并案会议的部署，各地加快了侦破步伐。辽宁海城警方在全市范围内排查 “孟凡明”，共查出 21 个叫孟凡明的人，但经过逐一核实，都不是作案嫌疑人；襄樊警方则对全市的东北人进行排查，收缴了 100 多支非法枪支，排除了 2000 多名嫌疑对象，可还是没有找到 “孟凡明” 的踪迹。 时间到了 7 月上旬，天气越来越热，专案组的气氛却依旧沉重。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 7 月上旬，襄樊高新区公安局副局长饶清点到丹江口市出差。饶清点今年 52 岁，从事刑侦工作 20 多年，经验丰富，“3?12” 案发生后，他一直负责现场勘察和线索排查，压力很大。出差的工作完成后，他和丹江口市公安局的同事一起吃饭，聊天时，同事无意间提到了丹江口警方最近破获的一起盗掘古墓案。 “我们上个月抓了四个盗墓的，都是东北人，还搜出了一支双管小口径手枪。” 同事喝了口酒，随口说道。 “双管小口径手枪？东北人？” 饶清点的心里突然 “咯噔” 一下，串并案会议上提到的歹徒特征，不就是 “东北人”“小口径手枪” 吗？他赶紧追问：“那四个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东北人？” 同事想了想，说：“有两个是辽宁海城的，两个是沈阳的。其中一个海城人，自称孟凡明，不过后来我们查了，他真名叫周刚，24 岁，是个逃犯 —— 之前因为盗窃被判了刑，在劳改农场服刑时脱逃了。那支小口径手枪就是他的。” “周刚？孟凡明？海城人？小口径手枪？” 饶清点的心脏跳得飞快，这些信息和 “3?12” 案的嫌疑人特征完全吻合！他赶紧问：“那个周刚现在在哪儿？” 同事叹了口气：“别提了，这小子狡猾得很。我们抓他的时候，他戴着手铐，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竟然脱逃了。另外三个盗墓的 —— 海城人张玉雪，沈阳人刘宝华、刘真强，因为作案地在河南淅川县，已经移交给河南淅川警方了。” 饶清点心里一紧：周刚脱逃了，刘宝华等人被移交给河南警方，万一他们被放了，线索就断了！他赶紧对同事说：“麻烦你马上联系淅川警方，让他们暂时别放人！我现在就赶回襄樊，向专案组汇报！” 饭也顾不上吃了，饶清点立刻开车赶回襄樊。丹江口到襄樊只有百十公里，可他觉得这一路格外漫长。他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琢磨：周刚是海城人，化名孟凡明，有小口径手枪，还脱逃了，他完全有可能流窜到襄樊作案；而且盗墓团伙里还有海城人张玉雪，和 “东北五虎” 的传闻很像 —— 之前警方就听说，东北有个流窜犯罪团伙，号称 “东北五虎”，专门持枪抢劫杀人，作案手段残忍。 晚上十点多，饶清点终于赶回了襄樊，直接去了专案组指挥部。此时，指挥部里还亮着灯，局长和其他成员正在开会。看到饶清点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局长问：“清点，怎么这么着急？丹江口那边出什么事了？” “局长！有线索了！” 饶清点把丹江口盗墓案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那个周刚，很可能就是‘3?12’案的重大嫌疑人！刘宝华等人可能也是团伙成员！” 指挥部里的人一下子都精神了。局长立刻拍板：“兵分两路！一路由饶清点带队，和市局刑技人员一起去丹江口，核实周刚的身份，提取他的指纹和掌纹，与‘3?12’案现场的嫌疑指纹比对；另一路由高新分局副局长丁传兴带队，去河南淅川，提审刘宝华、张玉雪、刘真强，了解周刚的情况，防止他们被放了！” 8 月 11 日一早，两路警力同时出发。饶清点带着刑技人员赶到丹江口后，立刻调取了盗墓案的案卷，提取了周刚、刘宝华等人的指纹和掌纹。刑技人员立刻进行比对，当电脑屏幕上显示 “周刚的指纹与‘3?12’案现场的一枚嫌疑指纹一致，刘宝华的掌纹与现场的嫌疑掌纹一致” 时，饶清点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找到了！就是他们！” 与此同时，丁传兴带队赶到河南淅川，找到了淅川警方。好在刘宝华等人还没被处理，丁传兴说明情况后，淅川警方同意将三人移交襄樊警方。8 月 11 日下午，刘宝华、张玉雪、刘真强被安全押回襄樊。 六、抓捕：徐家沟村的深夜围堵 刘宝华等人被押回襄樊后，专案组立刻对他们进行审讯。刚开始，三人还想狡辩，可当警方拿出周刚的指纹比对结果时，他们终于慌了，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 他们和周刚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号称 “东北五虎”，除了他们四人，还有一个叫姜振同的沈阳人。五人从 1995 年开始，流窜辽宁、河北、山西、湖北等省，持枪抢劫杀人，作案 27 起，杀死 18 人，重伤 4 人。襄樊 “3?12” 案就是他们干的，当时作案的是周刚、刘宝华、张玉雪、刘真强四人，姜振同因为当时在河南躲风头，没有参与。 审讯还得知，周刚脱逃后，一直想把刘宝华等人灭口 —— 因为刘宝华知道太多团伙的罪行，怕他被抓后供出自己。周刚找到在陕西旬阳打工的河南妹子周某，让她联系刘宝华的妻子柳七，让柳七带钱去丹江口保人，计划等刘宝华等人被保出来后，再把他们杀掉。 “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局长听完审讯结果，立刻制定了抓捕计划，“让丹江口警方配合，假装同意周某和柳七保人，但要他们交保证金，拖延时间，跟踪他们，找到周刚的落脚点！” 8 月 13 日上午，周某和柳七果然来到了丹江口市公安局，要求保释刘宝华等人。丹江口警方按照事先的部署，对她们说：“保人可以，但每个人需要交 5000 元保证金，三个人一共 元。” 周某和柳七愣了一下，说：“我们没带这么多钱，能不能先保刘宝华一个人？” “不行，要保就得一起保，少一分钱都不行。” 民警故意板起脸，“你们回去凑钱，下午再来。” 周某和柳七只好离开了公安局。她们不知道，此时已经有几名侦查员化装成路人，悄悄跟在了她们身后。 下午 2 点左右，周某和柳七乘坐中巴车来到丹江口市的一个集贸市场。她们先是在市场里闲逛，一会儿看水果摊，一会儿看衣服摊，像是在故意绕路；之后又走进一家录像厅，看了半个小时的录像；看完录像，又回到市场里，来回逛了两遍。侦查员知道，这是周刚教她们的，目的是摆脱可能的跟踪。 “注意，别跟丢了！” 带队的侦查员压低声音，对身边的人说。他们假装买水果、看衣服，始终和周某、柳七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衣服都湿透了，可谁也不敢擦 —— 怕引起对方的怀疑。 下午 4 点多，周某和柳七终于停下了脚步，登上了一辆前往十堰茅箭区的中巴车。侦查员赶紧开车跟了上去。下午 6 点半左右，中巴车到达茅箭区柳林沟，周某和柳七下了车，四下观察了一番，见没有异常，便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茅箭区徐家沟村 6 组。 侦查员开车远远地跟着，看到她们走进了一幢二层楼的民房。“终于找到了！” 侦查员松了口气，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专案组。 徐家沟村 6 组位于城郊结合部，地理位置十分隐蔽。村子旁边有一条公路，从两座山之间穿过；周刚租住的民房后面有两条小路，直通后山的树林；房子和公路之间还有另一排民房，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这个周刚，还挺会选地方。” 饶清点赶到现场后，观察了地形，皱了皱眉，“他既可以从公路乘车逃走，也可以从后山树林藏身，还能负隅顽抗，我们必须制定周密的计划，确保万无一失。”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抓捕方案： 由十堰当地的侦查员化装成农民，以租房为名，查清周刚居住的具体房间； 襄樊的侦查员携带望远镜，前往对面的山坡上监视，记录周刚的动向； 两辆跟踪车分别守在公路两头的进出口，防止周刚从公路逃走； 抓捕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埋伏在民房周围，一组在后门守候，等周刚回到房间后，再实施抓捕。 晚上 11 点左右，一个黑影出现在民房附近。他戴着鸭舌帽，低着头，脚步很轻，走到民房门口时，还停下来观察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异常后，才推门进去。“是周刚！” 对面山坡上的侦查员兴奋地说 —— 根据之前掌握的信息，周刚有晚上 11 点后才回住处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睡了，要是有警察跟踪，很容易发现。 8 月 14 日凌晨 5 点，天还没亮，饶清点和两名侦查员开着一辆桑塔纳，来到周刚租住的民房前的公路边。他们故意把车的左前轮卸下来，支起引擎盖，假装车爆胎了。饶清点穿着一件旧外套，头发故意弄得很乱，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司机；另外两名侦查员则坐在车里，假装在打电话求助。 早上 7 点，天渐渐亮了。周刚租住的民房的门终于打开了，周某和柳七拿着脸盆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着短裤、光着上身的男子 —— 他中等身材，皮肤白净，身形偏瘦，但肌肉很结实，正是周刚。三人一起走向前后两排房子之间的压水井，准备打水洗脸。 “就是他！” 饶清点心里一紧，但表面上依旧很平静。他知道，必须确认对方就是周刚，才能动手 —— 万一认错了人，不仅会打草惊蛇，还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饶清点假装要加水，走到旁边一户人家的门前，对着一位老奶奶说：“大娘，我车坏了，能不能借个桶，打点水？” 老奶奶很热情，直接提了大半桶水给他：“小伙子，车坏了？要不要帮忙？” “不用了大娘，谢谢您！” 饶清点接过水桶，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靠近周刚，确认他的特征？他灵机一动，提着水桶走向汽车，把水倒在发动机上，然后又提着空桶，走向压水井。 “老乡，我们是过路的，车坏了，麻烦帮我压点水，行吗？” 饶清点故意说起了普通话 —— 他平时说的是襄樊方言，可他知道，周刚是东北人，对襄樊方言可能会有警惕，说普通话能降低他的戒心。 周刚抬起头，看了饶清点一眼。见是一个年过半百、头发稀疏的 “司机”，他放下了戒心，笑着说：“行啊，俺从小就喜欢压水。” 一口地道的东北口音。 周刚一边压水，一边和周某、柳七聊天，饶清点则站在一旁，假装看风景，眼睛却悄悄观察着周刚的特征： —— 丹江口警方说，周刚眉心有一颗黑痣，双臂分别刺着 “爱”“恨” 两个字。可眼前的周刚，眉心处没有明显的黑痣，只有一只手臂上有 “恨” 字纹身。（后来才知道，周刚眉心的痣是纹的墨点，颜色很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另一只手臂上的 “爱” 字，其实是英文 “love”，他故意纹成英文，就是为了混淆警方的视线。） —— 警方还说，周刚的左手无名指缺了一小截。可周刚双手紧握压水井的压把，根本看不到手指。 一桶水很快压满了。饶清点心里着急：再不走，就会引起怀疑；可现在走了，就无法确认他是不是周刚。他急中生智，慢慢蹲下来，从桶里舀了点水，假装洗手，用余光瞥向周刚的左手。 就在这时，周刚松开压把，伸手去接水洗脸。饶清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的左手 —— 左手无名指果然缺了一小截！ “就是他！” 饶清点的心脏 “砰砰” 直跳，他强压着激动，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对周刚说：“谢谢你啊老乡！” 然后提着水桶，慢慢走向汽车。 周刚一直盯着饶清点的背影，见他头也不回地走向汽车，又拿起抹布擦车，才放心地转过身，和周某、柳七一起走进了民房。 “目标确认，准备行动！” 饶清点一边擦车，一边用手势示意车里的侦查员。 车里的侦查员立刻下车，和埋伏在周围的抓捕人员汇合。“冲！” 随着一声令下，民警小工、老柳像箭一样冲向民房，一脚踹开了房门。 此时，周刚正坐在床沿上，和周某、柳七说话。听到房门被踹开，他心里一惊，立刻扑向床的另一端 —— 枕头下面藏着他的双管小口径手枪！可民警的动作更快，小工冲过去，一把按住周刚的肩膀，手枪已经顶住了他的头：“不许动！警察！” 周刚还想反抗，老柳也冲了上来，和小工一起，将他死死地摁在床上。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周刚的手腕，他挣扎着，嘶吼着，可怎么也挣脱不了。这个双手沾满 18 条人命的恶魔，终于落入了法网。 事后，周刚在审讯时说：“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栽在一个‘小老头’手里。” 七、“东北五虎” 落网与最终判决 周刚被抓获后，专案组立刻对他进行审讯。在铁证面前，周刚终于交代了所有罪行。 周刚的原籍是内蒙古通辽，从小家庭不和，父母经常吵架，没人管他，他早早辍学，在社会上混日子。1994 年 3 月，他因为盗窃 4 辆自行车，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在通辽劳改农场服刑期间，趁看守人员不注意，偷偷脱逃。 1994 年 9 月，周刚流窜到辽宁海城，认识了同样有前科的姜振同。姜振同又把他的狱友刘宝华，以及好友张玉雪、刘真强介绍给了周刚。五人臭味相投，组成了犯罪团伙，号称 “东北五虎”，开始流窜作案。 他们先是在海城盗窃、抢劫，后来觉得 “来钱慢”，就开始改装枪支 —— 用发令枪改装成双管小口径手枪，然后专门选择火车站附近的副食店作案，因为这类店铺现金多，且晚上人少，便于作案后逃走。从 1995 年到 1997 年，他们流窜辽宁、河北、山西、湖北、河南、陕西等 6 省 11 县市，累计作案 27 起，其中杀人 9 起，杀死 18 人，重伤 4 人，抢劫盗窃 18 起，涉案金额 10 万余元。9 起杀人案中，周刚全部参与，亲手杀死了 11 人。 1997 年 3 月 12 日，周刚、刘宝华、张玉雪、刘真强四人流窜到襄樊，发现中原路的 “常记副食品商店” 还亮着灯，便决定作案。他们敲门进入商店后，残忍地杀害了常家五口人，抢走了 300 多元现金、存折和部分香烟，然后逃走。就在 “3?12” 案发生后不久的 5 月 1 日，周刚还在武昌火车站附近，枪杀了一对谈恋爱的无辜男女，只因为对方看了他一眼，他觉得 “被挑衅了”。 根据周刚的交代，专案组很快找到了 “东北五虎” 的最后一名成员姜振同。原来，姜振同此前因为携带周刚的手枪被警方查获，被判两年劳教，正在郑州七里岩劳教所服刑。8 月 15 日，专案组民警赶到郑州，将姜振同押解回襄樊。 至此，经过 150 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努力，“东北五虎” 全部落网，襄樊 “3?12” 灭门案终于告破。消息传来，襄樊市民无不拍手称快，中原路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居民们终于能安心地生活了。 1998 年 4 月 24 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东北五虎” 作出终审判决：周刚、刘宝华、张玉雪、刘真强、姜振同五人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天，五名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几声枪响，这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彻底覆灭，常家五口人的在天之灵终于得以安息。 第73章 “优秀厂长” 长沙 621 特大碎尸案侦破纪实 一、晨光里的惊魂发现 1998 年的长沙，初夏总裹着化不开的湿气。6 月 21 日这天清晨，太阳刚爬过岳麓山的轮廓，斜斜地洒在麻园岭小学门前的香樟树上，把叶片上的露珠照得像碎玻璃。七点十五分，校门口已经聚了不少送孩子的家长，自行车铃铛声、孩子的打闹声、早餐摊飘来的米粉香，混在一起，是每个工作日清晨最寻常的烟火气。 张桂兰拎着儿子的书包，正叮嘱他 “上课别开小差”，鼻尖却突然钻进一股奇怪的味道 —— 不是早餐摊的油香，也不是雨后泥土的腥气，而是一种腐臭，像夏天里变质的肉，混着蚊蝇翅膀扇动的 “嗡嗡” 声，从校门北侧的那棵大樟树下飘过来。 “妈，好臭啊。” 儿子皱着眉往她身后躲，小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角。 张桂兰也皱起眉，顺着味道走过去。樟树的树荫很密，遮住了地上的东西，只看见一群绿豆大的苍蝇围着什么东西打转，落上去又飞起来，密密麻麻的，看得人头皮发麻。她弯腰，用脚轻轻拨开地上的几片落叶，心脏猛地一沉 —— 那是一堆支离破碎的骨头，白花花的，有的骨头上还挂着没处理干净的肉皮，暗褐色的血迹已经干涸，贴在骨缝里。 一开始，她还安慰自己：“说不定是哪个居民倒的猪骨头、牛骨头，天热坏了。” 可越看越不对劲 —— 那堆骨头里，有一块形状格外特殊，像是人的颅骨，上面还沾着几缕黑色的头发；旁边还有半截手掌，手指的轮廓清晰可见，指甲盖长长的，泛着青白色的冷光。再往旁边看，躯干和四肢被剁成了一节一节的小块，骨头碴子混在一起，有些肉块的边缘还泛着熟肉的油光，显然是被煮过。树底下还扔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件叠得乱糟糟的衣服，黑色的布料从袋口露出来，沾着泥土。 “这…… 这不是猪骨头啊！” 张桂兰的声音开始发颤，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她后退两步，撞在身后的自行车上，车铃 “叮铃” 响了一声，引来周围几个家长的目光。有人凑过来问 “怎么了”，张桂兰指着树下，话都说不完整：“你…… 你们看，那好像是…… 人的骨头！”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接着就是一阵骚动。有人好奇地探头，有人吓得赶紧拉着孩子后退，还有人掏出手机想报警，却手抖得按不准号码。张桂兰定了定神，想起附近就是湖南省卫生厅，传达室里应该有电话。她拔腿就往卫生厅跑，鞋跟踩在水泥地上 “噔噔” 响，脑子里全是刚才看到的画面 —— 那截带指甲的手掌，那像颅骨的骨头，还有那袋黑色的衣服，每一个细节都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 冲进传达室，值班的老周正在泡茶水，见她气喘吁吁、脸色惨白，赶紧问：“同志，出什么事了？” “麻园岭小学…… 小学门口的树下，有…… 有尸块！” 张桂兰扶着桌子，大口喘着气，“快，快帮我报公安！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 老周手里的茶杯 “哐当” 一声掉在桌上，茶水洒了一地。他没顾上擦，赶紧抓过桌上的电话，手指哆嗦着拨了 110，又补充了一句：“我是省卫生厅传达室，麻园岭小学门口发现碎尸，你们快点来！” 二、洪水中的紧急出警 7 点 40 分，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彼时的长沙正遭遇洪灾，护城河水已经漫过了部分堤岸，北站路一带的干警们刚扛完一轮沙袋，满身泥泞，裤脚还滴着水，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后，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跳上了警车。 北区分局刑侦队的李队长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攥着毛巾擦脸，眉头皱得紧紧的。“碎尸案？” 他跟开车的小王说，“这时候出这种事，又是洪灾，现场保护怕是要难办。” 小王点点头，猛踩了一脚油门。警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路边的商铺大多关着门，偶尔能看到穿着雨衣的防汛人员扛着沙袋往河边跑。快到麻园岭小学时，远远就看到一群人围着那棵大樟树，警戒线还没拉起来，有人拿着手机拍照，有人在低声议论，场面乱糟糟的。 “都让一让，让一让！公安办案！” 干警们跳下车，立刻疏散人群，用警戒带把现场围了起来。李队长戴上手套和鞋套，弯腰走进警戒线，蹲在树下仔细观察。 现场比他预想的还要惨烈。散落的尸块大约有二十多块，最大的是那块颅骨，面部已经被破坏，看不清五官；半截手掌的皮肤有些发皱，指甲缝里还沾着一点暗红色的东西，像是血迹；躯干被剁成了小块，骨头和肌肉混在一起，有些肉块因为被煮过，质地发硬，泛着淡淡的黄色。旁边的塑料袋里装着一件黑色的低胸套裙，料子看起来很高档，还有一条银色的项链，吊坠是个小小的激光佛像，衣服上沾着泥土和少量血迹，但整体还算完整。 “小王，叫技术科的人过来，拍照、取样、提取物证，一点细节都不能漏。” 李队长站起身，对身边的干警说，“另外，联系市局刑侦一队，让他们派法医过来，尽快确定死者身份和死亡时间。” 干警们立刻行动起来。技术科的人扛着相机，蹲在地上，从不同角度拍摄现场照片，闪光灯在树荫下一次次亮起，照得那些尸块格外刺眼。有人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尸块，放进证物袋里；有人用毛刷蘸着粉末，在塑料袋和衣服上寻找指纹；还有人在周围的泥土里翻找，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物证。 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忍不住干呕，有人捂着孩子的眼睛不让看，还有人在小声猜测：“这是谁啊？怎么会被成这样？”“会不会是坏人干的？太吓人了！” 李队长没理会这些议论，他走到张桂兰身边，轻声问：“大姐，是你先发现的？能再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张桂兰点点头，又把刚才看到的细节说了一遍，只是说到那些尸块时，还是忍不住发抖：“我一开始以为是猪骨头，可那手掌和指甲，太像人的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吓人的事。” “谢谢你，大姐，你提供的信息很重要。” 李队长递给他一张名片，“如果之后想起什么细节，再给我们打电话。” 没过多久，长沙市公安局刑侦一队的干警和法医也赶到了。法医老陈蹲在地上，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尸块，又用尺子量了量颅骨和手掌的尺寸，站起身对李队长说：“初步判断，死者是女性，年龄大概在 20 到 25 岁之间，身高应该在 1 米 58 左右。你看这牙齿，整齐洁白，没有蛀牙，说明生前生活条件不错；耳垂上有耳洞，应该经常戴耳环；头发是黑色的，看长度像是留着辫子。” “尸块被煮过，这说明凶手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想销毁证据。” 老陈继续说，“死亡时间大概在 3 到 5 天前，但具体还要回去做进一步检验。衣服和项链可以作为重要线索，先带回局里，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找到死者身份。” 中午 11 点，现场勘察结束。干警们把尸块、衣服、项链等物证小心地装进证物箱，抬上警车。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但空气中的腐臭味还没消散，留在麻园岭小学门口，像一个沉重的问号 —— 死者是谁？凶手是谁？为什么要下这样的狠手？ 三、三路侦查的艰难起步 案发当天下午，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局长坐在主位上，面前的桌子上摊着现场照片和初步勘察报告，周围坐着刑侦队、派出所的骨干干警，还有市局派来的专家。 “同志们，6 月 21 日麻园岭小学碎尸案，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现在长沙正处于洪灾期间，老百姓本来就人心惶惶，这个案子如果破不了，会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 局长的声音很沉，“局里决定，立即成立‘621 专案组’，由李队长任组长，从各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务必尽快侦破此案，给死者家属和老百姓一个交代！” 李队长站起身，接过局长递过来的专案组任命书，沉声道：“请局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会后，专案组迅速制定了侦查方案，兵分三路展开工作： 第一路，由刑侦队的王警官带队，负责联系北区所有内部单位，尤其是学校、医院、企业等重点单位，召开负责人和治安负责人会议，通报案情，提供死者的体貌特征、衣物信息，希望各单位协助排查近期失踪的女性，一旦有线索立即上报。 王警官带着两名干警，下午就赶到了北区政府，协调召开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有学校的校长、医院的保卫科主任、企业的工会主席，大家手里都拿着死者的衣物照片和体貌特征说明，脸上满是严肃。 “大家请看，死者穿的是黑色低胸套裙，料子是高档的真丝，项链是银色的，吊坠是激光佛像。” 王警官指着投影幕布上的照片，“年龄 20 到 25 岁，身高 1 米 58 左右，留辫子，耳垂有耳洞。如果你们单位有符合这些特征的女性，近期没来上班，或者有家属报失踪的，请马上跟我们联系。” 台下的人纷纷点头，有人拿出笔在笔记本上记录，有人小声议论。麻园岭小学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女老师和职工都排查过了，没有符合的，学生也都是未成年人，应该不是。” 湘雅医院保卫科主任说：“我们医院近期有两名护士请假，但都联系上了，一个回老家了，一个生病了，也不符合特征。” 王警官一边听，一边记录，最后说：“麻烦大家回去后再仔细排查一下，尤其是单位里的临时工、实习生，或者经常来办事的外来人员，有任何可疑情况，都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第二路，由市局刑侦一队的刘警官带队，根据法医提供的死者画像，找了一个身高、体型和死者相近的女模特，穿上死者的黑色套裙，戴上那条激光佛像项链，在麻园岭小学周边、北站路、芙蓉路沿线巡回展示，发动市民辨认，希望能有人认出死者。 下午两点，太阳最毒的时候，女模特小吴穿着黑色套裙，站在麻园岭小学门口的人行道上。套裙是真丝的，贴在身上，被太阳晒得发烫，小吴额头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流，却不敢擦 —— 刘警官叮嘱过，要保持衣服的整洁，不能影响辨认。 刘警官和几名干警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照片，向过往的行人介绍情况：“同志，您看一下，见过穿这件衣服的姑娘吗？20 多岁，1 米 58 左右，留辫子。” 行人纷纷围过来，有的仔细看小吴身上的衣服，有的接过照片翻看。“这裙子挺贵的，看着不像普通工薪阶层穿的。” 一个卖水果的大妈说，“我在这摆摊好几年了，没见过穿这样裙子的姑娘经常来。”“项链我好像见过类似的，上次在五一广场的饰品店看到过，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一条。” 一个年轻女孩说。 小吴站了一个多小时，腿都麻了，却没收到有价值的线索。刘警官看她实在撑不住，就让她先到旁边的树荫下休息，换了另一个模特继续。直到傍晚，太阳快落山了，他们沿着北站路、芙蓉路走了一圈，问了上百人，还是没人能确定见过死者。 第三路，由派出所的老郑带队，分组下到麻园岭小学附近的居委会和管区，和社区民警、居委会大妈一起挨家挨户摸底排查，重点排查近期有女性失踪、或者有异常情况的家庭。 老郑带着两名干警，先到了麻园岭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的王大妈早就等着了，手里拿着一本居民登记册：“郑警官，我已经把我们社区 20 到 25 岁的女性列出来了，一共 32 个，我先跟你们说说情况。” 他们从一楼开始，挨家敲门。“李大姐，在家吗？我们是派出所的，有点事想问问你。” 老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里面的大姐正在做饭，围裙上沾着面粉。“你们好，进来坐。” 李大姐把他们让进屋里，“是不是为了早上小学门口的事？我听说了，太吓人了。” “对，我们想问问，你家有没有 20 多岁的女性亲属，近期没来过你家？或者你邻居家有没有人失踪？” 老郑问。 “我家就一个儿子，20 岁，在上学。邻居家…… 三楼的小王，24 岁，是个护士，昨天还见她下班呢。四楼的小李，22 岁，在超市上班，今天早上还跟我打招呼了。” 李大姐想了想，“没听说谁失踪啊。” 他们就这样一户一户地问，有的人家没人，就贴张纸条留下联系方式；有的人家警惕性高，不愿意开门，他们就隔着门耐心解释。直到晚上九点多，他们排查了近百户人家，还是没有找到符合死者特征的失踪女性。 回到分局，三路干警聚在会议室里，脸上都带着疲惫。“第一路那边，重点单位都排查了，没有线索。” 王警官说，“第二路模特展示，也没人认出死者。第三路摸底排查，周边社区也没发现失踪女性。” 李队长皱着眉，手里拿着死者的衣物照片：“死者穿的是高档套裙，戴的项链也不便宜，说明她生前经济条件不错，可能不是普通的打工者。会不会是外来人员？或者是在娱乐场所工作的？” “有这个可能。” 刘警官说，“明天我们可以扩大排查范围，去五一广场、解放西路那些娱乐场所看看，比如舞厅、夜总会、酒店，说不定能有线索。” “好，明天就这么办。” 李队长点点头，“大家今天都累了，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继续。记住，这个案子不能拖，越拖越难办。” 四、认尸启事里的哭声 6 月 22 日，长沙的天气还是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专案组的干警们比昨天更早开始工作 —— 第二路的模特展示队伍分成了两组，一组继续在北站路、芙蓉路沿线，另一组去了湘雅医院、五一广场附近；第一路的干警则开始排查北区的娱乐场所，舞厅、夜总会、酒店，一家一家地问；第三路的干警则扩大了摸底排查的范围，从麻园岭社区延伸到了周边的几个社区。 下午三点，湘雅医院门口的交叉路口，模特小吴穿着黑色套裙，站在树荫下。这里人流量大，有看病的患者，有陪诊的家属，还有附近的居民。刘警官和几名干警拿着照片，不停地向过往的人询问，嗓子都快喊哑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年轻女人走了过来。她叫欧阳曲英，是湘雅医院的一名护士，今天轮休，来医院给母亲拿药。她本来想快点走，却被小吴身上的黑色套裙吸引了 —— 那裙子的款式、料子，还有领口的扣子，怎么看都像姐姐欧阳曲红去年买的那一件。 欧阳曲英停下脚步，慢慢走过去，眼睛死死地盯着小吴身上的裙子。裙子的领口有一颗银色的珍珠扣，姐姐的那件也有；裙摆侧面有一个小小的开叉，姐姐说这样走路方便；还有那条项链，银色的链子，激光佛像的吊坠，姐姐上个月还戴着它跟她一起吃饭。 “这…… 这裙子……” 欧阳曲英的声音开始发颤，她伸手想去摸裙子，却被旁边的干警拦住了。 “同志，你认识这件衣服？” 刘警官立刻凑过来，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 欧阳曲英点点头，又摇摇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 我不确定，但是这裙子太像我姐姐的了。我姐姐叫欧阳曲红，23 岁，身高差不多 1 米 58，留着辫子，耳垂有耳洞……” “你姐姐现在在哪？能联系上她吗？” 刘警官赶紧问。 “我…… 我好几天没联系上她了。” 欧阳曲英擦了擦眼泪，“上次联系是 6 月 18 号，她给我打电话，说最近有点事，让我别担心。我昨天给她打电话，没人接；今天去她家找她，也没人开门……” 刘警官心里一紧，赶紧说：“同志，你别着急，跟我们去分局一趟，再详细说说你姐姐的情况，我们帮你找。” 欧阳曲英点点头，跟着刘警官上了警车。坐在车里，她的手一直发抖，脑子里全是姐姐的样子 —— 姐姐比她大三岁，从小就爱美，去年买了那件黑色套裙，还跟她说 “这裙子穿着显气质”；姐姐戴那条项链，是因为她信佛，说 “能保平安”。可现在，这件裙子穿在陌生人身上，用来辨认尸块，欧阳曲英不敢想下去，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回到分局，欧阳曲英见到了李队长。她把姐姐欧阳曲红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姐姐是国营某军工厂的职工，去年 7 月 1 日留职停薪，之后在中巴车上卖过车票，在舞厅做过公关，在夜总会放过影碟，还当过酒店服务员；姐姐的电话最近打不通，家里也没人；姐姐的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家里，没带走。 李队长听着，心里有了几分判断，但还是不敢确定。他让干警拿来死者的衣物，递给欧阳曲英：“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姐姐的衣服？” 欧阳曲英接过衣服，手指抚过布料，眼泪一下子就决堤了。“是…… 是姐姐的。” 她指着领口的珍珠扣，“这颗扣子去年掉过一次，是我帮她缝上的，线的颜色还是我选的米白色；还有这裙子的内侧，有一个小小的油渍，是姐姐上次吃火锅溅上的，她还说洗不掉，可惜了……” 就在这时，欧阳曲英的母亲周桂兰也赶来了。她是接到女儿的电话，从家里匆匆赶来的。一进分局，看到女儿手里的黑色套裙，周桂兰的腿就软了，差点摔倒。“这…… 这不是红儿的裙子吗？怎么会在这？” “妈，姐姐她……” 欧阳曲英抱着母亲，哭得说不出话。 周桂兰看着裙子，又看了看干警们严肃的表情，心里明白了大半。她颤抖着伸出手，摸了摸裙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红儿去年生日，我陪她去买的这件裙子，她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说要穿给我看…… 这才多久啊，怎么就……” 李队长看着这对母女，心里也不好受。他轻声说：“周阿姨，您别太难过。我们还需要确认一下，您有没有您女儿生前的照片、指纹或者毛发？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鉴定。” 周桂兰点点头，擦干眼泪：“有，红儿的房间里有她的照片，梳子上应该有她的头发，指纹…… 她家里的杯子、镜子上应该有她的指纹。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干警们跟着周桂兰去了欧阳曲红的家。那是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收拾得很整洁，客厅的墙上挂着欧阳曲红的照片 —— 照片里的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笑容灿烂，眼睛亮晶晶的，一点也看不出后来的放荡和沧桑。 干警们在欧阳曲红的房间里提取了她的梳子（上面有几根黑色的头发）、水杯（杯口有清晰的指纹）、镜子（边缘有指纹），还有她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回到分局后，技术科的干警立即进行比对 —— 毛发的 dNA 与尸块的 dNA 一致，指纹与死者衣物上提取到的指纹一致，照片上的欧阳曲红与法医的画像也完全吻合。 至此，死者的身份终于确定 —— 欧阳曲红，23 岁，长沙某厂职工，留职停薪后从事多种临时工作，生前生活作风较为放荡，与多名男性有过交往。 晚上九点，周桂兰再次来到分局，想看看女儿的尸体。李队长考虑到尸块已经支离破碎，惨不忍睹，怕给老人造成更大的刺激，只好撒谎说：“周阿姨，实在对不起，尸体已经按照规定火化了。” 周桂兰愣了一下，然后 “哇” 的一声哭了出来：“红儿，我的红儿啊！早两天还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没了呢？你到底遭了什么罪啊！” 她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得撕心裂肺，在场的干警们都红了眼眶。 欧阳曲英扶着母亲，也在默默流泪。她想起小时候，姐姐总带着她去公园玩，给她买冰棍；想起姐姐 17 岁失身后，躲在房间里哭了一夜，说 “再也不相信男人了”；想起姐夫王某去世后，姐姐抱着姐夫的照片，几天几夜不吃不喝；想起姐姐留职停薪后，越来越不爱回家，总是说 “外面的世界更自由”…… 如果当初她能多劝劝姐姐，如果当初她能多关心姐姐，是不是姐姐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夜越来越深，分局的走廊里，周桂兰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抽泣。李队长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给欧阳曲红和她的家人一个交代。 五、第一现场的蛛丝马迹 死者身份确定后，专案组立即调整了侦查方向，组成了两个行动小组：一组负责排查欧阳曲红生前的落脚场所，寻找可能的作案现场；另一组负责排查欧阳曲红交往密切的人员，尤其是男性，寻找犯罪嫌疑人。 排查落脚场所的小组由李队长亲自带队。他们根据欧阳曲英和周桂兰提供的线索，先去了欧阳曲红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 中巴车队、舞厅、夜总会、酒店，一一询问老板和同事，了解欧阳曲红的行踪。 中巴车队的王师傅说：“欧阳姑娘去年在我们这卖过两个月车票，人挺开朗的，就是有时候会跟一些男的出去玩，具体去哪不知道。她好像在东区那边租了房子，有时候下班会往那边走。” 舞厅的张经理说：“欧阳曲红在我们这做过公关，去年年底走的。她当时说要换个地方，还留了个地址，说是朋友的房子，让我们有事联系她。我找找看…… 哦，在这里，东区蔡锷中路三巷 3 号 3 门 5 楼。” 李队长眼睛一亮，立刻带着干警们赶往东区蔡锷中路。蔡锷中路是老城区，街道不宽，两边都是多层的居民楼，有些房子已经有些破旧。他们找到三巷 3 号，这是一栋五层的红砖楼，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3 门 5 楼就是顶层，门口没有门牌，只有一个小小的猫眼。 “谁啊？” 干警们敲门，里面没人回应。李队长让技术科的干警用工具打开了门 —— 门没有锁，只是虚掩着。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客厅里很乱，沙发上扔着几件衣服，茶几上放着几个空啤酒瓶和外卖盒子，地上有散落的纸巾。李队长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目光扫过每个角落。 厨房是重点排查区域。燃气灶上放着一个大号的铝盆，盆里还有一些残留的骨渣和暗红色的液体，盆壁上沾着一层厚厚的油污，看起来很久没洗过。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半袋烧碱，袋子上印着 “工业用烧碱” 的字样。水槽里放着一把菜刀，刀刃很锋利，刀背上沾着一点已经干涸的血迹，刀柄上有清晰的指纹。 “这里很可能是第一作案现场。” 李队长对身边的干警说，“技术科的人过来，仔细勘察，提取所有可疑物证 —— 铝盆里的骨渣、菜刀上的血迹和指纹、烧碱袋子上的指纹、地上的纸巾，还有任何可能残留人体组织的地方。” 技术科的干警立刻行动起来。有人用镊子夹起铝盆里的骨渣，放进证物袋；有人用毛刷蘸着粉末，在菜刀刀柄、烧碱袋子上提取指纹；有人用紫外线灯照射地面，寻找血迹 —— 在厨房的地板缝里，他们发现了几处细小的暗红色斑点，经过检测，是人体血迹，与欧阳曲红的 dNA 一致。 客厅的墙角里，还放着一个黑色的旅行袋，袋子上沾着泥土，拉链没拉严，里面露出一角黑色的布料，与欧阳曲红的套裙材质一致。干警们打开旅行袋，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还有一个小小的首饰盒，盒子里是空的 —— 欧阳曲红的金项链、金戒指不见了。 “凶手应该是在这里杀害了欧阳曲红，然后碎尸、煮尸，最后用这个旅行袋把尸块和衣服运走抛尸。” 李队长分析道，“菜刀是作案工具，烧碱用来煮尸，销毁证据。旅行袋是运尸工具。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房子是谁的？凶手为什么会在这里作案？” 他们在屋里寻找房主的信息，却没找到任何线索 —— 没有房产证，没有租赁合同，甚至没有一张写着名字的纸条。李队长只好联系东区派出所，让他们帮忙查询这栋房子的产权信息。 很快，东区派出所回复：这栋房子的房主是一名美籍华人，叫陈明，常年在美国居住，去年年初把房子委托给中介出租，租给了一个叫 “欧阳曲红” 的女人，租期一年，租金一次性付清。 “这么说，欧阳曲红是租了这个房子？” 干警小王疑惑地问，“可她为什么要租这个房子？她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可能是为了方便和男人约会。” 李队长说，“欧阳曲红生前生活作风放荡，可能在这里和不同的男人见面。凶手很可能是她认识的人，甚至是她的情人，知道这个房子的存在，所以选择在这里作案。” 为了确认陈明是否有作案嫌疑，李队长通过外交部联系到了在美国的陈明。陈明说，他去年把房子租给欧阳曲红后，就再也没回过长沙，也不认识欧阳曲红，更不知道她的死讯。他还提供了自己在美国的居住证明和工作证明，证明案发期间他一直在美国，没有作案时间。 “陈明的嫌疑可以排除。” 李队长说，“现在的关键是，找到租这个房子的欧阳曲红交往的男人，尤其是案发前后和她有过接触的人。” 另一组排查交往人员的干警也有了进展。他们根据欧阳曲英、周桂兰以及欧阳曲红生前同事提供的线索，列出了一份名单 —— 欧阳曲红生前交往过的男性有 20 多人，包括中巴车司机、舞厅老板、夜总会客人、酒店经理等等。 干警们对这 20 多人一一进行排查，有的在单位办公室询问，有的在家里走访，有的甚至追到了外地。他们询问这些人的案发时间（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的行踪，查看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提取他们的指纹，与第一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进行比对。 然而，排查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 这 20 多人中，有 15 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比如出差、加班、在家陪家人），另外 5 人的指纹与第一现场的指纹不一致，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与案件有关。 “难道我们漏掉了什么？” 李队长坐在会议室里，看着桌上的名单，眉头紧锁，“欧阳曲红交往的男人只有这些吗？有没有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人？” “我们已经问遍了她的家人、同事、朋友，他们都说只知道这些人。” 负责排查的王警官说，“有些人还不愿意承认和欧阳曲红交往过，我们费了很大劲才问出来。” 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第一现场找到了，死者身份确定了，可犯罪嫌疑人却迟迟没有线索。干警们都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 —— 洪灾还在继续，防汛任务很重，他们既要忙着破案，又要参与抗洪，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但没有人敢放松。 “大家再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 李队长说，“欧阳曲红的家人有没有提到她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跟谁吵架了，或者收到过威胁？” 欧阳曲英想了想，突然说：“对了，姐姐 6 月 15 号给我打电话，说她跟一个男人吵架了，还说‘那个男人太不负责任，我不会放过他’。我问她是谁，她没说，只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6 月 15 号？吵架？” 李队长眼睛一亮，“这可能是关键线索！你再想想，你姐姐有没有提到过这个男人的名字，或者什么特征？比如年龄、职业、长相？” 欧阳曲英摇摇头：“她没说，我当时也没在意，以为就是普通的情侣吵架。” 就在这时，分局的电话响了。是一个群众打来的，说他认识欧阳曲红，知道她最近和一个叫 “小 b” 的男人来往密切，案发前半个月，两人关系忽冷忽热，经常吵架，小 b 在坡子街一家公司销售点上班。 “小 b？坡子街？” 李队长立刻站起来，“小王，带上两个人，马上去坡子街，找到这个小 b，把他带回分局询问！” 六、关键证人的重要线索 6 月 25 日下午，坡子街的阳光很烈，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卖糖油粑粑的小摊前围满了人。小王带着两名干警，找到了那家公司销售点 —— 这是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小店，门口摆着几台电视机，一个穿着蓝色 t 恤的年轻男人正在给顾客介绍产品，他就是小 b。 “你是小 b 吗？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的，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小王亮出警官证。 小 b 看到警官证，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手里的说明书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手指有些发抖：“警官…… 找我什么事？我没犯什么错啊。” “我们只是找你了解情况，跟我们回分局一趟吧。” 小王说，语气不容置疑。 小 b 不敢反抗，只好跟店里的老板打了个招呼，跟着干警们上了警车。车上，小 b 一直低着头，不说话，眼神躲闪，显然是有什么事情瞒着。 回到分局，小 b 被带到了询问室。李队长亲自负责询问，他给小 b 倒了一杯水，轻声说：“小 b，别紧张，我们只是想问问你和欧阳曲红的事情。你认识欧阳曲红吧？” 小 b 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才慢慢开口：“认识…… 我们是去年在舞厅认识的，后来就在一起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案发前半个月，你们为什么吵架？” 李队长问。 小 b 叹了口气，说：“我们在一起快半年了。案发前半个月，她突然对我很冷淡，有时候还跟我吵架，说我没钱，没本事，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我问她是不是有别的男人了，她不承认，还跟我吵得很凶。后来我就很少联系她了，直到听说她死了……” “你最后一次见欧阳曲红是什么时候？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李队长继续问。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 6 月 15 号，在风机厂门口。” 小 b 说，“那天她让我陪她去风机厂找一个人，说有事情要处理，还让我做个证。我问她找谁，她说是风机厂的刘建国厂长。我们到了风机厂，见到了刘厂长，欧阳曲红就跟他吵了起来，说刘厂长不负责任，还让我记住这件事，说‘以后我要是死了，你就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让大家知道是他害的我’。我当时很害怕，劝她别吵了，她不听，最后还是刘厂长的秘书把我们拉开的。” “刘建国？风机厂厂长？” 李队长心里一震，赶紧问，“欧阳曲红为什么跟刘建国吵架？他们是什么关系？” 小 b 摇摇头：“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什么关系，但是看欧阳曲红的样子，好像跟刘建国很熟，而且刘建国对她也有些忌惮。那天吵架的时候，欧阳曲红说‘你答应我的事情不算数，你想耍赖？’刘建国说‘你别在这里闹，有什么事我们私下说’，可欧阳曲红不听，非要在厂里吵，还说要让全厂的人都知道。” “6 月 19 号到 21 号，你在哪里？” 李队长又问了一遍。 “6 月 19 号我在外地出差，去了武汉，21 号下午才回来。” 小 b 说，“我有车票和酒店的发票，还跟客户见了面，他们可以作证。” 干警们立刻去核实小 b 的说法 —— 调取了他的车票（6 月 19 号长沙到武汉的火车，6 月 21 号武汉到长沙的火车）、酒店入住记录（武汉某酒店，6 月 19 号至 21 号入住），还联系了他的客户，客户证实 6 月 19 号和 20 号都跟小 b 在一起谈业务。 “小 b 的不在场证明成立，他没有作案时间。” 小王对李队长说，“但是他提供的刘建国的线索，很重要。欧阳曲红 6 月 15 号跟刘建国吵架，还说‘死了让小 b 作证’，这说明欧阳曲红可能预感到自己会有危险，而且危险来自刘建国。” “没错。” 李队长说，“刘建国是风机厂的厂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欧阳曲红跟他有矛盾，还在厂里吵架，刘建国很可能因为怕事情败露，影响自己的前途，而对欧阳曲红下杀手。” 专案组立即决定，将侦查重点转向风机厂厂长刘建国。 七、“优秀厂长” 的另一面 6 月 26 日上午，李队长带着几名干警，来到了长沙风机厂。这是一家国营企业，厂区很大，门口挂着 “优秀企业”“先进单位” 的牌子，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工作。 他们先找到了风机厂的党委书记王书记，说明了来意。王书记一听是来调查刘建国的，脸色有些为难：“刘厂长是我们厂的骨干，去年刚把厂里的效益扭亏为盈，还被评为了优秀党员、优秀企业经营者，怎么会跟碎尸案有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王书记，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没有说刘厂长就是凶手。” 李队长说，“你先跟我们说说刘厂长的情况吧 —— 他的年龄、家庭情况、工作表现，还有…… 他的生活作风。” 王书记叹了口气，说：“刘建国今年 38 岁，以前是车间的技术骨干，后来提为车间主任，去年当上了厂长。他工作确实有能力，上任后改革了厂里的管理制度，开发了新产品，让厂里的利润翻了一倍，职工们对他的工作还是很认可的。” “那他的生活作风呢？” 李队长问。 王书记犹豫了一下，说：“这个…… 确实有些不太好。职工们私下里都叫他‘建国溜子’，说他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有时候还会带女人来厂里，或者在外面开房。他妻子是中学老师，叫赵梅，人很老实，知道他的事情，但是为了孩子，一直没跟他离婚。我们也找他谈过几次，让他注意影响，他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老样子。” “他有没有跟一个叫欧阳曲红的女人来往？” 李队长问。 王书记想了想，说：“欧阳曲红…… 好像听人提起过，说是刘厂长在舞厅认识的，两人来往了有一段时间。去年夏天，刘厂长去北海出差，还带着这个女人一起去的，厂里很多人都知道，只是没人敢说。” 干警们又找了几名职工了解情况。一名老工人说：“刘厂长工作上没得说，但是私生活太乱了。去年有个女人来厂里找他，闹得很大，说刘厂长骗了她的感情，还欠她钱，最后是刘厂长给了她一笔钱，才把她打发走的。” 另一名年轻工人说：“我见过欧阳曲红，去年年底她来厂里找过刘厂长，长得挺漂亮的，穿得也很时髦。当时刘厂长正好在开会，让她在办公室等，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她跟刘厂长的秘书说‘刘建国要是不跟我结婚，我就闹到他家里去’。” 这些线索都指向刘建国 —— 他与欧阳曲红有不正当关系，欧阳曲红曾要求他结婚，两人因此产生矛盾，6 月 15 号还在风机厂当众吵架，欧阳曲红甚至威胁要 “让全厂人都知道”。刘建国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家庭，有足够的动机杀害欧阳曲红。 更重要的是，之前在第一作案现场（蔡锷中路出租屋）对面楼房调查时，一名男青年提供的证词 ——6 月 19 日晚上 9 点左右，他在阳台看书，看到对面 5 楼厨房亮着灯，有一个 40 岁左右的瘦高个子男人在里面忙碌，动作很大，好像在洗什么东西。而刘建国今年 38 岁，身高 1 米 8 左右，体型瘦高，与男青年描述的特征完全吻合。 “刘建国的嫌疑很大。” 李队长在专案组会议上说，“现在我们需要确认他在案发时间（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的行踪，以及他的指纹是否与第一现场提取到的指纹一致。” 干警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刘建国的家里和工厂，了解他的行踪；另一路去风机厂，提取刘建国的指纹（比如他办公室的水杯、文件上的指纹），与第一现场的指纹进行比对。 然而，当干警们来到刘建国的家时，他的妻子赵梅说：“刘建国 6 月 20 号就出差了，去了广州，说是要谈一笔业务，还没回来。” 干警们又去了风机厂的办公室，询问刘建国的秘书。秘书说：“刘厂长 6 月 20 号早上跟我说要去广州出差，让我帮他订了车票，但是我没看到车票，也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他有没有跟你说去广州哪个公司谈业务？有没有联系方式？” 干警问。 秘书摇摇头：“他没说，只说等他回来再说。” 干警们立刻联系广州的警方，查询刘建国是否在广州入住酒店，是否有购票记录。结果显示，6 月 20 号之后，没有刘建国在广州的入住记录，也没有他从长沙到广州的火车、汽车、飞机票记录。 “刘建国根本没有出差！他在撒谎！” 李队长得知消息后，立刻说，“他肯定是知道我们在调查他，所以躲起来了。小王，你带几个人，去风机厂职工宿舍和刘建国可能去的地方，仔细排查，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 干警们在风机厂职工中秘密调查，很快有了新的线索 —— 一名老工人说，刘建国在马家冲租了一套房子，有时候不回家，就住在那里，还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去。“我也是偶然听人说的，具体在马家冲哪个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6 月 27 日下午，小王带着几名干警来到了马家冲。这是一个老旧的居民区，房子大多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的，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他们找到了马家冲居委会，居委会的张大妈听说他们在找 “刘厂长”，立刻说：“你们说的是不是那个经常带女人回来的刘厂长？他在我们这租了房子，住在 21 栋东门 5 楼，去年年底租的，租金一次交了半年。” “他现在在不在家？” 小王问。 张大妈摇摇头：“不清楚，这几天没怎么见到他。不过昨天晚上，我看到他带了一个年轻女人回来，两人有说有笑的，好像没什么事一样。” 小王立刻给李队长打电话，汇报了情况。李队长说：“你们先在楼下蹲守，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带人手过去。” 傍晚时分，马家冲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居民们开始陆续回家，楼道里传来炒菜的声音和孩子的哭闹声。小王和几名干警躲在 21 栋楼下的树荫里，眼睛紧紧盯着 5 楼的窗户 —— 那扇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晚上 11 点半，5 楼的窗户突然亮了灯，里面传来了音乐声，还有男女调笑的声音。小王立刻给李队长发了消息：“目标出现，在 5 楼，有女人陪同。” 几分钟后，李队长带着十几名干警赶到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守在楼下，防止刘建国跳楼逃跑；另一组跟着李队长上楼。 来到 5 楼门口，音乐声和调笑声更清晰了。李队长示意干警们做好准备，然后用力敲了敲门：“刘厂长，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的，有事情找你，请开门！” 里面的调笑声瞬间停止了，音乐声却还在继续。 “刘厂长，我们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开门！” 李队长又喊了一声。 里面还是没有动静，音乐声反而更大了，像是在故意掩饰什么。 “再不开门，我们就破门了！” 李队长对身边的干警说，“准备破门！” 干警们拿出工具，用力撬锁。“哐当” 一声，门被撬开了。干警们立刻冲了进去，手里的手电筒照亮了房间 —— 客厅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正抱在一起，男人穿着睡衣，女人吓得尖叫起来，双手抱在胸前。 这个男人，正是刘建国。 刘建国看到干警们，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慌乱地推开身边的女人，想要往卧室跑，却被干警们一把抓住。“你们…… 你们干什么？我是风机厂的厂长，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刘建国挣扎着，声音都变了调。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谁。” 李队长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说，“刘建国，你涉嫌杀害欧阳曲红，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杀害欧阳曲红？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刘建国还在狡辩，“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她的死跟我没关系！” 干警们拿出手铐，铐住了刘建国的双手。刘建国突然像疯了一样，对着干警们大喊：“叔叔大爷们，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我没有杀人！我是好人，我是优秀厂长！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再也没有了往日厂长的威风。那个年轻女人吓得躲在角落里，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说：“我不认识他，我只是…… 只是来做客的。” 八、铁证下的罪恶供述 6 月 27 日深夜，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的技术室里，灯光通明。技术员正在将刘建国的指纹与第一作案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进行比对 —— 刘建国的右手食指指纹，与菜刀刀柄上的指纹完全一致；他的左手拇指指纹，与烧碱袋子上的指纹也完全一致。 “李队长，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刘建国的指纹与第一现场的作案指纹完全吻合！” 技术员拿着报告，兴奋地对李队长说。 李队长接过报告，仔细看了一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好！立即把报告送到市局技术科，请他们再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市局技术科的复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 确认刘建国的指纹与作案现场的指纹一致，没有任何疑问。 铁证如山，刘建国再也无法抵赖。 6 月 28 日凌晨，在北区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刘建国坐在椅子上，头低着，双手戴着手铐，手腕上的皮肤被勒出了红印。李队长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指纹比对报告和现场照片。 “刘建国，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李队长把报告和照片推到他面前，“这是你的指纹，在作案现场的菜刀和烧碱袋子上提取到的；这是现场照片，你在蔡锷中路的出租屋里杀害了欧阳曲红，然后碎尸、煮尸、抛尸，这些你都忘了吗？” 刘建国看着照片，身体开始发抖。照片上的铝盆、菜刀、烧碱袋子，还有地上的血迹，每一个细节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沉默了很久，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我…… 我认罪。欧阳曲红是我杀的。” 接下来，刘建国断断续续地供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 去年 5 月，刘建国在一家歌舞厅应酬，认识了当时在舞厅做公关的欧阳曲红。欧阳曲红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很会说话，刘建国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他主动上前搭讪，给她买酒，还送了她一条金项链。欧阳曲红知道刘建国是厂长，有钱有地位，也愿意跟他来往。 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刘建国经常带欧阳曲红去吃饭、逛街、看电影，还给她钱花。为了让欧阳曲红更信任他，他还认了欧阳曲红的母亲周桂兰为干妈，经常去欧阳家吃饭，表现得很孝顺。 去年夏天，刘建国去北海出差，偷偷带着欧阳曲红一起去。在北海的那几天，他们像夫妻一样形影不离，一起逛海滩，一起看日出，刘建国还跟欧阳曲红承诺：“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就跟你结婚。” 欧阳曲红信以为真，对他更加依赖。 可刘建国心里很清楚，他根本不可能跟妻子赵梅离婚 —— 赵梅是中学老师，为人老实，对他很好，而且他的事业能有今天，离不开岳父的帮助。他跟欧阳曲红在一起，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满足自己的私欲。 去年 10 月，欧阳曲红开始催刘建国离婚。她对刘建国说：“我不想再偷偷摸摸地跟你在一起，我要做你的妻子，光明正大地跟你生活。” 刘建国只好找各种理由推脱，说 “再等等，时机还不成熟”，可欧阳曲红不愿意等，开始频繁地找他吵架。 今年 3 月，刘建国带着妻子赵梅去一家夜总会消遣，没想到正好遇到了欧阳曲红。欧阳曲红为了逼刘建国离婚，故意走过去，坐在刘建国身边，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还对赵梅说：“姐姐，我跟建国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们吧。” 赵梅又气又急，当场就跟欧阳曲红吵了起来。刘建国赶紧拉着赵梅走了，回到家后，赵梅哭着跟他闹离婚，刘建国好说歹说，才把赵梅劝住。这件事让刘建国对欧阳曲红产生了不满，觉得她太不懂事，给自己惹了麻烦。 为了安抚欧阳曲红，也为了让她不再纠缠自己，刘建国开始给她钱 —— 每月给她 500 元生活费，今年 5 月还一次性给了她 6000 元，让她去做生意。可欧阳曲红并不满足，她要的不是钱，是名分。 6 月 15 号，欧阳曲红带着小 b，直接冲到了风机厂的厂长办公室，当众跟刘建国吵架。她指着刘建国的鼻子说：“你答应跟我结婚，现在却想耍赖？你要是不离婚，我就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全厂的人，让你身败名裂！” 刘建国又气又怕，赶紧把欧阳曲红拉到外面，低声说：“你别在这里闹，有什么事我们私下说。” 可欧阳曲红不听，非要让他当场给个说法，最后还是秘书过来解围，把欧阳曲红劝走了。 这件事在厂里传开了，职工们议论纷纷，刘建国觉得脸上无光，对欧阳曲红的恨意也越来越深。他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欧阳曲红一定会毁了他的事业和家庭。 6 月 19 号下午，刘建国接到欧阳曲红的电话，让他去河西望月公园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刘建国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 他想最后跟欧阳曲红谈谈，让她不要再纠缠自己。 当时的望月公园因为洪灾，到处都是积水，游客很少。刘建国和欧阳曲红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谈了三个小时，却一直没有谈拢。欧阳曲红坚持要刘建国离婚，否则就去告他重婚，还要去他家里找赵梅闹事。 “我当时就想，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她什么都做得出来。” 刘建国低着头，声音颤抖，“我劝她，求她，给她钱，可她都不答应，非要毁了我。” 晚上七点多，他们一起在公园附近的小饭馆吃了晚饭。吃饭的时候，欧阳曲红对刘建国说：“我在蔡锷中路租了一套房子，你跟我去看看吧，以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见面了。” 刘建国从来不知道欧阳曲红还有这套房子，心里有些疑惑，但还是跟着她去了。 来到蔡锷中路的出租屋，刘建国刚坐下，欧阳曲红就从包里拿出了刀片、安眠药和水果刀，放在桌子上。“刘建国，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跟不跟赵梅离婚？” 欧阳曲红的眼神很凶，像是要吃人。 “曲红，你别这样，我们有话好好说。” 刘建国赶紧劝她。 “没什么好说的！” 欧阳曲红拿起刀片，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立刻流了出来，“你要是不离婚，我就死在你面前！” 刘建国吓了一跳，赶紧去夺她手里的刀片：“你别冲动，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可欧阳曲红根本不信，她又拿起水果刀，走到刘建国面前，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你要是不跟我结婚，我就先杀了你，再自杀！或者，我去杀了赵梅和你的孩子，让你永远都不安宁！” 听到欧阳曲红要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刘建国的怒火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想起赵梅的温柔，想起孩子可爱的笑脸，想起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和地位，而眼前的这个女人，却要毁了这一切。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着不能让她伤害我的家人。” 刘建国说，“我冲上去，抱住她，把她按倒在床上，双手紧紧地掐住她的脖子。她挣扎着，用手抓我的胳膊，用脚踢我，可我没有松手，直到她不再动了……” 杀死欧阳曲红后，刘建国并没有立刻逃跑。他冷静下来，开始想怎么处理尸体 —— 他知道，如果尸体被发现，警察很快就会查到他头上。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里听人说过，烧碱可以腐蚀尸体，于是决定碎尸、煮尸，销毁证据。 当天晚上，刘建国回到了马家冲的租屋，跟那个年轻女人待在一起，假装什么都没发生。20 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工厂上班，处理防汛救灾的事宜，还在食堂拿了一包烧碱，去行政科领了一捆尼龙绳和几只塑料袋 —— 他谎称是 “厂里疏通下水道用”。 下午下班后，刘建国回到蔡锷中路的出租屋，开始处理尸体。他从厨房里找了一把菜刀，在磨刀石上磨得飞快，然后在欧阳曲红的身上开膛破肚，取出内脏，把尸体剁成了一节一节的小块。接着，他搬来液化气灶，把大号的铝盆架在上面，加了几桶水，把尸块倒进去，再加入烧碱，煮了好几锅，直到尸块煮烂，看不出原样。 晚上十点多，刘建国把煮好的尸块、内脏和欧阳曲红的衣服分别装进几个塑料袋，又取下了欧阳曲红身上的金项链、金戒指（想留着以后卖掉），然后把这些塑料袋装进一个大旅行袋里。他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趁着夜深人静，把旅行袋扔到了麻园岭小学门口的绿化树下 —— 他觉得那里人多，容易被发现，而且可以嫁祸给别人。之后，他又打了一辆出租车，把装着内脏的塑料袋扔到了刘成桥的垃圾堆里。 回到家后，刘建国洗了个澡，洗掉身上的血迹，又吃了一碗泡面，喝了点酒，才上床睡觉。他以为，死者身上没有证件，尸块又被煮过，警察永远都查不到他头上。可他万万没想到，仅仅七天后，警察就找到了他。 “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对不起欧阳曲红，也对不起我的家人。” 刘建国说完，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他的哭声里，没有悔恨，只有恐惧和绝望。 九、尘埃落定的警示 6 月 28 日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621 特大碎尸案” 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刘建国被依法逮捕。消息传出后，长沙市民纷纷拍手称快 —— 洪灾期间，这起恶性案件一直让市民们人心惶惶，如今凶手落网，大家终于可以安心了。 专案组的干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七天七夜，他们顶着洪灾的压力，没日没夜地侦查、排查、抓捕，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有的人甚至累得在岗位上睡着了。但当他们看到刘建国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 他们没有辜负死者家属的期望，也没有辜负老百姓的信任。 周桂兰和欧阳曲英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后，来到了分局。周桂兰抱着欧阳曲红的照片，跪在地上，哭着说：“红儿，凶手抓到了，你可以瞑目了！谢谢你，警察同志，谢谢你们为我女儿报仇！” 李队长赶紧把她扶起来：“周阿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要保重身体，以后的日子还长。” 欧阳曲英也对干警们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如果不是你们，我姐姐的冤屈可能永远都无法昭雪。” 案件侦破后，刘建国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他的妻子赵梅得知真相后，伤心欲绝，提出了离婚；他的孩子因为父亲的罪行，在学校里受到了同学的歧视，不得不转学；风机厂因为他的丑闻，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订单减少，职工们人心惶惶。曾经的 “优秀厂长”，因为一时的私欲和冲动，不仅毁了自己的一生，也毁了两个家庭。 这起案件，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 婚外情不仅会伤害自己的家人，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冲动是魔鬼，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失去理智，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法律是公平的，也是严厉的，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惩罚。 1998 年 10 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621 特大碎尸案” 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刘建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院认为，刘建国因婚外情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依法判处刘建国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9 年 1 月，刘建国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写下了一封遗书，向欧阳曲红的家人和自己的家人道歉，可再多的道歉，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他犯下的罪行。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长沙的麻园岭小学早已翻新，那棵曾经发现尸块的大樟树还在，枝繁叶茂，仿佛在默默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第74章 齐氏兄弟 横跨二十五年的沉冤 —— 齐氏兄弟的罪恶与落网 1. 1993 年的雨夜：税务局局长的灭门之灾 当吉林通化的血色记忆还未在人们心中褪去，另一桩发生在吉林四平的恶性案件，却在二十五年后才得以沉冤昭雪。这起案件的凶手，同样戴着 “老实人” 的面具，潜伏在人群中，度过了二十五年的逃亡生涯。 1993 年 8 月 3 日，傍晚的四平市被一场阴雨笼罩。雨丝淅淅沥沥地打在窗户上，发出 “沙沙” 的声音，远处的闷雷时不时传来，让整个城市显得有些压抑。张文杰，时任四平市税务局局长，刚刚和家人吃完晚饭，正倚靠在客厅的棕色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 —— 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暂时放下工作的疲惫，享受片刻的宁静。 张文杰的妻子在厨房里清洗碗筷，水流声和碗筷碰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温馨；小儿子坐在餐桌旁，整理着当天的作业；大儿媳因为孩子太小，早早地去了卧室照看孩子。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最平常的夜晚，谁也不会想到，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 突然，门外传来了几阵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张文杰闻声坐直了身子，心里有些疑惑：“这大晚上的，还是下雨天，谁会来呢？” 他的妻子也从厨房里走出来，擦了擦手上的水 —— 她手里的毛巾是蓝色的，上面印着 “四平毛巾厂” 的字样。 “我去开门吧。” 妻子说着，走到门口，透过猫眼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把粉色的雨伞，雨伞上的水珠顺着伞沿滴下来，在地上积成了一小滩水。“请问找谁？” 妻子隔着门问道。“我们找张局长，有点事想麻烦他。” 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很温和。 妻子打开门，两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 他们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口挽着，看起来很斯文。“张局长，您好。” 年长一点的年轻人率先开口，脸上带着微笑，恭敬地给张文杰递了一支烟，“我是齐志华，这是我弟弟齐志峰。” 张文杰接过烟，齐志华连忙拿出打火机，给张文杰点上。“找我有事吗？” 张文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了个烟圈。“张局长，是这样的，” 齐志华的语气很恭敬，“我弟弟刚从财税专科学校毕业，学习很优秀，能力也挺强的，想拜托您帮帮忙，看看咱们税务局还有没有空缺的岗位。” 张文杰听完，微微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想帮你们，实在是咱们今年的招录已经结束了，你们要是早来几天就好了。不过你们也别担心，明年还有机会。” 张文杰的话很真诚，他确实想帮这两个年轻人，可招录工作已经结束，他也无能为力。 齐志华和齐志峰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那谢谢张局长了。” 齐志华说着，站起身来，似乎准备离开。张文杰的妻子见状，连忙说：“外面还下雨呢，再坐会儿吧，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说着，就去厨房准备茶水。 张文杰的妻子刚走进厨房，客厅里就突然传来了 “哐当” 一声响 —— 像是桌子被撞翻的声音。“怎么回事？” 她心里一惊，连忙放下手中的杯子，带着小儿子冲到了客厅。眼前的一幕，让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齐志峰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手枪，枪口正顶着张文杰的脑袋；齐志华则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把匕首，眼神里满是凶狠。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张文杰的妻子吓得浑身发抖，小儿子也躲在她的身后，吓得哭了起来。“少废话，交出 1 万块钱，不然你们今天全家都死定了！” 齐志峰恶狠狠地说，枪口又往张文杰的脑袋上顶了顶。 张文杰强忍着内心的恐慌，努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钱我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能伤害我的家人。”“算你识相！” 齐志华说着，就示意张文杰的妻子去拿钱，“你，跟我上楼拿钱，要是敢耍花样，我就杀了你儿子！” 张文杰的妻子不敢怠慢，连忙带着齐志华上楼。她慌慌张张地打开卧室的抽屉，把里面的钱都拿了出来 —— 一共 8000 多块。“只有这么多了，真的没有了。” 她带着哭腔说。齐志华接过钱，数了数，脸色一沉：“怎么这么少？再找找！” 张文杰的妻子又翻了翻衣柜和床头柜，终于又找到了 2000 多块，凑够了 1 万块。 齐志华拿着钱，带着张文杰的妻子下楼。可刚走到客厅，他就看到齐志峰被张文杰和小儿子按在了地上 —— 张文杰趁着齐志华上楼的功夫，发动了反抗。“住手！” 齐志华怒吼一声，拿着匕首朝着张文杰冲了过去。张文杰的妻子见状，连忙趁机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喊：“杀人了！杀人了！” 躲在卧室里的大儿媳听到外面的动静，连忙抱着孩子躲进了卫生间，把卫生间的门反锁起来。齐志华和齐志峰看到张文杰的妻子跑了，知道她肯定是去报警了，心里顿时慌了神。他们想闯进卫生间，杀死大儿媳和孩子，可卫生间的门很结实，他们踹了好几下都没踹开。 “别浪费时间了，快走！” 齐志华说着，和齐志峰一起，拿着钱和枪，朝着张文杰和小儿子刺了过去。张文杰和小儿子很快就倒在了血泊中，再也没有了呼吸。随后，齐氏兄弟拿着钱和枪，仓皇地逃离了张文杰家，消失在雨夜中。 2. 现场勘查与线索中断 张文杰的妻子跑了没多久，就遇到了一户好心的人家。她哭着向这家人求助，借用他们的座机电话拨打了报警电话。四平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迅速派出警力赶往张文杰家。 当时负责此案的民警郭沛昌，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场景：“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8 点多了，警车的灯光照在张文杰家的门口，地上的水洼里映出红色的光。推开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客厅里一片狼藉，桌子被撞翻了，杯子碎了一地，张文杰倒在沙发旁，手还指着门的方向，小儿子倒在卫生间门口，地上的血渍已经凝固了。” 警方随即对张文杰家展开了地毯式搜查。躲在卫生间里的大儿媳，因为受到了惊吓，始终不敢开门。“我们隔着门喊：‘我们是警察，你不要怕，出来吧。’喊了好几遍，她才敢开门。” 郭沛昌回忆道，“她开门的时候，浑身都在发抖，怀里的孩子还在哭。” 张文杰的妻子看到丈夫和小儿子的尸体，当场就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我不该让他们进来的，我不该让他们进来的……” 警方一边安慰张文杰的家人，一边对现场进行勘查。在现场，警方提取到了几枚指纹和脚印，还发现了一把粉色的雨伞 —— 这是齐氏兄弟逃跑时遗落在门口的。 根据张文杰的妻子和大儿媳的描述，警方确定了两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年龄在 20-35 岁之间，身高约 1.7 米左右，穿着白色衬衫，说话带有四平本地口音。警方随即对四平市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展开了排查，重点摸排有犯罪前科、无业或近期失业的人员。 可是，排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却没有任何进展。警方确定的重点摸排对象，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被相继释放。那把粉色的雨伞，经过调查，是四平市一家百货商店售卖的，卖出了很多把，根本无法确定具体的购买者。张文杰家的门窗没有被撬的痕迹，说明嫌疑人是熟人或者以合理理由进入室内的 —— 这让警方更加疑惑：嫌疑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张文杰一家？ 税务局局长遇害案的线索，就这样突然中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警方虽然没有放弃，但案件却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成了一桩悬案。 3. 意外的线索：消失的铁路员工 时间一天天过去，张文杰的家人在悲痛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警方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凶手的追捕。直到 1993 年 10 月的一天，一名来自四平火车站的员工，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这名员工姓王，在四平火车站的售票口工作。他告诉警方，他们单位有一个叫做齐志华的员工，在 8 月初的时候请假回家，说是家里临时有事需要回去一趟。“当时我们都没在意，他平时工作挺认真的，还经常帮同事的忙，谁知道他一请假就再也没回来。” 王师傅说，“现在都过去两个多月了，单位给他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警方听到 “齐志华” 这个名字，顿时眼前一亮 —— 张文杰的妻子曾经提到，其中一名嫌疑人就叫齐志华！警方立即对齐志华展开了调查。齐志华，男，28 岁，四平市人，在四平火车站工作，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同事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可就是这样一个 “老实人”，却在张文杰遇害后突然失踪了，这不得不让警方产生怀疑。 警方随后又调查到，齐志华还有一个弟弟，名叫齐志峰，当时正在四平市工商局工作，而且，齐志峰确实是从财税专科学校毕业的 —— 这与齐志华当初找张文杰时说的理由完全吻合！更让警方惊讶的是，齐志峰在齐志华失踪后不久，也不见了踪影。 “这两个人的情况，和张文杰妻子描述的嫌疑人情况完全一致！” 警方当即决定，将齐志华和齐志峰列为重点嫌疑人，对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情况展开调查。 警方首先来到了齐志华和齐志峰的家。他们的家在四平市的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装修很简单。警方敲了敲门，开门的是齐氏兄弟的父亲。“我儿子呢？你们找他们干什么？” 齐父看到警察，显得有些紧张。 “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齐志华和齐志峰最近回来过吗？” 警方问道。齐父摇了摇头：“没有，他们好久没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警方没有相信齐父的话，对房子进行了搜查。 在齐氏兄弟的卧室里，警方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把钥匙 —— 经过张文杰的妻子辨认，这把钥匙正是张文杰家的家门钥匙；在床底下，警方找到了散落一地的枪支部件，还有一本封面写着《枪支构造与原理》的书籍；在抽屉后面的木板上，警方还发现了几个弹孔 —— 很明显，这里曾经是齐氏兄弟制造和试验枪支的地方。 警方随后对枪支部件进行了鉴定，发现这些部件可以组装成一把手枪，而且，这把手枪的口径和张文杰家现场提取到的弹壳口径完全一致！面对这些证据，齐父再也无法隐瞒，他哭着告诉警方：“志华和志峰在 8 月初的时候回来过一次，他们让我把一些血衣和枪支藏起来，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杀了人，就把这些东西藏在了家里的大棚炉子里……” 警方根据齐父的指认，在大棚炉子里找到了几件带有血迹的白色衬衫和一把组装好的手枪 —— 经过 dNA 鉴定，衬衫上的血迹正是张文杰和小儿子的；手枪也正是杀害张文杰和小儿子的凶器。 4. 连环案件的真相：三起命案，七条人命 齐氏兄弟的嫌疑越来越大，警方决定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看看齐氏兄弟是否还与其他案件有关。没想到，这一调查，竟然揭开了另外两起尘封的恶性案件。 1989 年 8 月 15 日凌晨，四平一中的财会室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值班老师和门卫在值班时被杀害，财会室里的大量粮票和补习费被抢走。当时，警方对这起案件展开了调查，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案件也成了一桩悬案。 警方在齐氏兄弟的家里搜查时，发现了一个教学用的储存器 —— 也就是现在常用的 U 盘。经过四平一中的老师辨认，这个储存器正是当年财会室里丢失的物品！警方随即对这起案件展开了重新调查，通过比对现场提取到的指纹和齐氏兄弟的指纹，确认齐氏兄弟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1992 年 4 月 3 日，四平市铁西区的一家照相馆里，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照相馆的老板娘黄某 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杀害，店内的少量现金、一台海鸥牌摄影机和一台小型照相机被抢走。这起案件当时也没有找到凶手，成了悬案。 而在齐氏兄弟的家里，警方也找到了这台海鸥牌摄影机和小型照相机 —— 黄某 的家人确认，这些物品正是照相馆里丢失的。通过指纹比对，警方再次确认，齐氏兄弟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三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七条活生生的人命 —— 齐氏兄弟的罪行，远比警方想象的还要恶劣。他们不仅杀害了张文杰一家，还在几年前杀害了四平一中的值班老师、门卫和照相馆的老板娘及其女儿。这两起悬案，终于在四年和一年后，因为齐氏兄弟的浮出水面而得以告破。 四平警方更加坚定了早日将齐氏兄弟抓捕归案的决心。他们对四平市的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展开了严密的布控，同时对齐氏兄弟的家人和社会关系进行了监视，希望能通过他们找到齐氏兄弟的下落。 可是，齐氏兄弟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他们没有和家人联系过，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过踪迹。时间一年年过去，齐氏兄弟的案件，也成了四平警方心中的一块心病。 5. 二十五年的追逃：警务云的突破 2001 年，齐志华和齐志峰兄弟二人被列为公安部首批督办追缉的网上逃犯。此后的十几年里，四平警方换了一任又一任领导，侦查员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这起案件的侦查。每年，警方都会对案件的线索进行梳理，对犯罪现场提取到的物证进行重新鉴定，希望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2018 年 7 月，四平警方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和四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研判中心强强联手，利用警务云信息化平台，对历年的逃犯信息进行了综合研判。在比对齐氏兄弟的指纹和 dNA 信息时，警方发现，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的秦中华和秦中锋，其指纹和 dNA 信息与齐氏兄弟的信息高度吻合！ “当时我们都很兴奋，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找了二十五年的齐氏兄弟！” 负责此案的侦查员说，“我们立即对秦中华和秦中锋展开了调查，发现他们是在 1996 年来到古里乡的，一直以种地、卖豆腐为生，性格老实，和村民们的关系都很好。” 警方还调查到，秦中华和秦中锋的年龄、身高、体型，都与齐氏兄弟完全一致，而且，他们的口音虽然带有内蒙古方言，但仔细听，还能听出四平本地口音的痕迹。更重要的是，秦中华和秦中锋的户籍信息存在漏洞 —— 他们的户籍是在 1996 年补办的，没有原始档案，这与齐氏兄弟可能利用户籍漏洞改名字的情况完全吻合。 “我们可以确定，秦中华和秦中锋，就是齐志华和齐志峰！” 四平警方当即决定，立即组织警力，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对秦中华和秦中锋实施抓捕。 考虑到齐氏兄弟曾经使用枪支杀人，而且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对这次抓捕行动格外慎重。他们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首先，抓捕队携带了防弹衣、手铐、警棍等武器装备；其次，从市局刑警支队和武警支队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身手敏捷的干警参与抓捕；最后，提前与内蒙古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协助抓捕。 6. 落网与供述：二十五年的伪装 2018 年 8 月 16 日，夏日的余热还未散去，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的田野里，一片宁静。四平警方的抓捕队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悄悄来到了秦中华和秦中锋的家附近。 秦中华和秦中锋的家在古里乡的一个小村庄里，是一座土坯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当时，秦中华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秦中锋则在屋里磨豆腐 —— 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行动！”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抓捕队员们迅速冲进院子，将秦中华和秦中锋团团包围。“不许动！警察！” 抓捕队员们大喊着，将手铐戴在了秦中华和秦中锋的手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秦中华和秦中锋的神色显得异常冷静，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他们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被警方带上了警车。 当警车驶离村庄时，村民们都围了过来，议论纷纷：“怎么回事？老秦他们犯什么事了？”“不可能吧，老秦他们平时挺老实的，还经常帮我们的忙。” 村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村里待了二十多年的 “老实人”，竟然是背负七条人命的杀人凶手。 回到四平市后，警方立即对秦中华和秦中锋进行了审讯。起初，他们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一再坚称自己是秦中华和秦中锋，不是警方要找的齐志华和齐志峰。“你们抓错人了，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齐志华、齐志峰。” 秦中华说，语气很平静。 警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将税务局局长遇害案、四平一中案和照相馆案的完整证据链一一摆在了他们面前：带有血迹的衬衫、组装好的手枪、张文杰家的钥匙、四平一中的储存器、照相馆的摄影机…… 当看到这些证据时，秦中华和秦中锋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们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就是齐志华和齐志峰，并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根据齐氏兄弟的供述，1989 年，他们因为没钱花，就萌生了抢劫的念头。他们盯上了四平一中的财会室，因为他们知道财会室里有很多粮票和补习费。8 月 15 日凌晨，他们撬开财会室的窗户，杀害了值班老师和门卫，抢走了粮票和补习费。之后，他们又在 1992 年，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照相馆的老板娘和她的两个女儿，抢走了现金和摄影器材。 1993 年，齐志峰从财税专科学校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齐志华就想通过张文杰的关系，给齐志峰在税务局找个工作。可张文杰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这让他们非常不满。“我们觉得张文杰是故意刁难我们，就想教训教训他，顺便抢点钱。” 齐志华说。于是，他们就制造了枪支，策划了这场灭门惨案。 杀害张文杰一家后，齐志华利用自己在火车站工作的便利，带着齐志峰先后逃窜到山东、安徽等地。但由于他们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也害怕被警方发现，就几经辗转，最终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定居了下来。 1996 年，他们利用当时户籍系统的漏洞，伪造了身份信息，改名为秦中华和秦中锋，办理了户籍。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们一直以种地、卖豆腐为生，过着低调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人交往，也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努力扮演着 “老实人” 的角色，想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这些年，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中，害怕被警方发现。” 齐志峰说，“我们不敢跟家人联系，不敢回四平，甚至不敢想过去的事。现在被抓了，反而觉得解脱了。” 7. 审判与落幕：正义的迟到与不缺席 2019 年，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齐氏兄弟系列抢劫杀人案。法庭上，齐氏兄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的辩护律师提出，齐氏兄弟已经逃亡二十五年，期间没有再犯新罪，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但公诉人反驳道：“齐氏兄弟在短短四年内，连续杀害七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且其逃亡二十五年，并非真心悔改，而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应从轻处罚。”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齐志华和齐志峰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法院当庭宣判：“被告人齐志华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齐志峰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到判决结果，齐氏兄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2020 年，齐氏兄弟被执行死刑。 从 1993 年到 2018 年，二十五年的时间，正义虽然迟到了，但终究没有缺席。张文杰、四平一中的值班老师、照相馆的老板娘及其女儿，这些逝去的生命，终于得到了告慰。 齐氏兄弟的案件，再次让人们看到了 “老实人” 面具下的黑暗。他们看似老实本分，却有着一颗扭曲、贪婪的心。为了钱，为了发泄不满，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剥夺他人的生命，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两起案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提高警惕；同时，我们也要相信，无论凶手多么狡猾，无论逃亡多久，法律终究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正义终究会到来。 第75章 通化血案 通化血案 —— 老实屠夫的六天杀戮 1. 寂静村落里的 “能人” 2006 年 9 月 23 日，通化县二密镇的夜晚比往常更显寂静。秋虫的鸣叫稀稀拉拉，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灯光，在漆黑的乡道上划开一道短暂的亮痕，又迅速被夜色吞噬。而几十公里外的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此时正沉浸在清晨的微光里 —— 凌晨五点多，田埂上的露水还没干，沾在村民的裤脚的上，凉丝丝的；村口王大爷家的公鸡已经叫了第三遍，声音穿透薄雾，落在家家户户的院墙上；小卖店的刘老板正费力地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把装着香烟、酱油的货柜搬到门口，准备迎接早起的顾客。 这是东北农村最普通的一个星期六，村民们有的扛着锄头往地里去，有的蹲在自家院门口喂猪，有的则围着小卖店的收音机，听着早间新闻里关于秋收的报道。改革开放多年，政策的春风早已吹进这个小村落，村民们不再只靠种地谋生，有人搞起了养殖，有人跑起了运输，村东头的时越军家，就是靠屠宰生猪发家的 “富裕户”。 时越军家的大院在村里格外显眼：三间砖瓦房刷着米黄色的外墙，屋檐下挂着几串晒干的红辣椒和玉米；院子右侧是猪圈和屠宰作坊，猪圈里的几头生猪哼哧哼哧地拱着食槽，作坊门口堆着几个装着食盐的大缸，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血腥味和盐味；左侧的车库装着铁门，推开时会发出 “哐当” 一声响，里面停着一辆福田牌白色半截子货车 —— 车斗里铺着防滑的橡胶垫，方向盘上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车钥匙就挂在车库墙上的钉子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田震的海报。 35 岁的时越军，在村民眼里是个 “不爱说话但能干” 的人。他身材中等，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杀猪时留下的老茧和细小疤痕，平时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服，很少与人闲聊。每天天不亮，他就会开着货车去周边村子收生猪，回来后便一头扎进屠宰作坊，操起那把磨得锃亮的屠刀，哼着田震的《铿锵玫瑰》，熟练地杀猪、褪毛、开膛。滚烫的热水倒进大铁桶里，冒着白色的蒸汽，将他的身影映在作坊的墙壁上，显得有些模糊。 “时越军疼孩子，” 邻居李婶常跟人说，“每天下午收工，准能看见他骑着摩托车，后座带着女儿去镇上买零食，儿子要是哭了，他能抱着哄半天。” 时越军的媳妇是个贤惠的女人，每天在家洗衣做饭，打理家务，夫妻俩很少吵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 “老实本分” 的丈夫、父亲、农民，会在接下来的六天里，变成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 2. 仇恨的种子：屠宰点的矛盾 时越军的烦躁，其实从四个月前就开始了。2006 年 5 月初，通化县二密镇的个体屠宰户李振军承包了镇上的屠宰点，成了屠宰点的管理员。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周边村屯的肉贩子必须到这个屠宰点屠宰生猪，经过检疫后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 —— 这也就意味着，时越军每次杀猪，都要多交 63 块钱的屠宰费和检疫费。 63 块钱，在当时不算一笔小数目。时越军每次算账，都会皱着眉头：一头猪的利润本来就不多，除去成本，再交 63 块，赚的钱就更少了。但真正让他不满的，不是这笔费用，而是李振军这个人。“李振军仗着自己是管理员，总是刁难人。” 时越军曾跟媳妇抱怨过，“上次我去屠宰，他说我猪的检疫证明有问题，非要多收 20 块，还说‘不服你就别来’。” 李振军的态度总是带着一股傲慢，每次时越军去屠宰点，都能看到他叼着烟，眯着眼睛坐在办公桌后，说话时语气生硬，像是在命令下属。有一次，时越军看到李振军把一个村民的猪肉扣了下来，理由是 “检疫不合格”，可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村民没给李振军 “好处”。从那以后，时越军对李振军就多了一份警惕，也多了一份怨恨。 为了省下 63 块钱，时越军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他每次去屠宰点，都会先在家里杀一头猪，把猪肉藏在货车的夹层里，再拉一头生猪去屠宰点 —— 这样一来，就能省下一头猪的费用。起初几次，他都蒙混过关了，心里还暗自得意。可没想到，2006 年 7 月的一天，他再次用这个办法时，被李振军抓了个正着。 那天，时越军刚把藏着猪肉的货车开到屠宰点，李振军就带着两个人走了过来，直接拉开了货车的夹层。“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里耍花样？” 李振军冷笑一声，让人把猪肉抬了出来，“这猪肉我没收了，另外，你还得交 3 万到 4 万的罚款，不然你以后就别想再杀猪卖肉了。” 时越军当时就慌了，他赶紧上前求情，说自己家里有老人孩子要养，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振军却不为所动，坚持要罚款。后来，时越军托了一个熟人去说情，又交了几千块钱的罚款，这事才算了结。可从那天起，时越军心里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李振军就是故意刁难我，他就是想榨我的钱！” 他每次想起这件事，都气得浑身发抖，晚上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如何报复李振军。 3. 失控的边缘：心理医生与南方之旅 时越军的异常，家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哼着歌杀猪，而是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眼神发直，谁跟他说话他都不理；吃饭的时候，他也总是扒拉几口就放下筷子，说自己没胃口；有时候，他会突然站起来，走到屠宰作坊里，盯着那把屠刀看半天，眼神里满是吓人的凶光。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时越军的媳妇心里很担心，跟时越军的大哥商量后，决定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在通化市的一家心理诊所里，医生听完时越军的情况，告诉他：“你这是心理压力太大了，有点焦虑，得放宽心，多出去走走，别总想着那些不开心的事。” 为了让时越军放松心情，媳妇拿出家里攒的钱，带着他去南方旅游了一圈。他们去了杭州，看了西湖的断桥；去了苏州，逛了园林的亭台楼阁；去了上海，看了外滩的夜景。一路上，媳妇都在劝他：“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别跟李振军计较了，钱少赚点没关系，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才最重要。” 时越军表面上点着头，说自己知道了，可心里的仇恨却一点也没减少。晚上在酒店里，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灯火，脑子里想的还是李振军的嘴脸，想的还是那笔罚款。他甚至会在梦里梦见自己拿着屠刀，朝着李振军砍过去，醒来时，手心全是汗。 从南方回来后，时越军又开始杀猪卖肉了。可他杀猪时的样子，却跟以前不一样了 —— 他不再哼歌，而是咬着牙，每一刀都砍得格外用力，猪的惨叫声在院子里回荡，他脸上的表情却麻木得没有一丝变化。有时候，他会盯着猪的尸体看半天，像是在看李振军一样。媳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无论怎么劝，时越军都听不进去。 4. 血色 9 月 23 日：第一次杀戮 2006 年 9 月 23 日，清晨的阳光刚爬上通沟村的屋顶，时越军就开着货车去了和平乡大力村，买了 4 头生猪 —— 他打算第二天去通化县干沟乡赶集卖肉。往常，他买完猪回来，都会立刻开始杀猪，可那天，他却把猪关在猪圈里，自己坐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眉头皱得紧紧的。 “怎么不杀猪啊？” 媳妇走过来问他。“明天再杀，今天不想动。” 时越军的声音很沙哑，眼神里满是烦躁。他心里很清楚，要去赶集卖肉，就必须把猪送到李振军的屠宰点检疫，可一想到要面对李振军，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李振军总是刁难我，我不如跟他拼了！” 下午 3 点，时越军去村里的理发店理了发 —— 他想 “干净” 地去见李振军。理完发后，他又去了村里的药店，买了两小瓶鼠药。“买这个干啥？” 药店老板疑惑地问。“家里有老鼠，闹得厉害。” 时越军敷衍了一句，拿着鼠药揣进了口袋。他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如果李振军这次再刁难他，他就杀死李振军，然后喝鼠药自杀。 傍晚时分，时越军从屠宰作坊里拿出四把屠刀，用布包好，放进了货车的副驾驶座上。他跟媳妇说：“我去屠宰点杀猪，晚上可能晚点回来。” 媳妇叮嘱他：“路上小心点，别跟人吵架。” 时越军点了点头，开车离开了家。他没有告诉媳妇，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跟她说话。 货车在乡道上行驶，两旁的玉米地一望无际，秋风刮过玉米叶，发出 “哗啦啦” 的声音，像是在嘲笑他的懦弱。时越军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发抖，心跳得越来越快。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演练着杀人的场景：如何找到李振军，如何拿出屠刀，如何刺向他的要害…… 晚上 8 点多，时越军终于到达了二密镇的屠宰点。他把货车停在门口，卸下车里的两头猪（另外两头他打算第二天再杀），却没看到李振军的身影。他问屠宰点的工人：“李管理员呢？” 工人告诉他：“李哥在隔壁饭店喝酒呢。” 时越军拿着屠刀，悄悄走向饭店。透过饭店的玻璃窗，他看到李振军正和两个人坐在桌子旁喝酒，桌上摆着几个小菜，酒瓶已经空了好几个。时越军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了进去。“李哥，我来杀猪。”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李振军看到他，笑了笑：“来了啊，先坐下喝几杯，急什么。” 说着，就给时越军倒了一杯白酒。时越军平时滴酒不沾，可那天，他没有拒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白酒烧得他喉咙发疼，可心里的仇恨却越来越旺。 几个人喝了一会儿，李振军又张罗着打麻将。时越军坐在麻将桌旁，手里摸着麻将牌，心里却想着如何杀李振军。他坐立不安，麻将牌掉在桌子上好几次，引起了李振军的注意。“你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李振军问他。“没事，可能有点累。” 时越军敷衍道。 麻将一直打到半夜 11 点多，李振军才和时越军一起走出饭店。刚出门，就遇到了二密镇干沟村的两个个体屠宰户。“走，再去吃点肉串。” 李振军提议道。几个人又来到一家肉串店，点了肉串和啤酒，继续喝酒。 酒过三巡，李振军突然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盯着时越军说：“你小子这回没带家里屠宰的肉来吧？” 时越军心里一紧，连忙说：“没带，真没带。”“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带，小心老子收拾你！” 李振军的语气带着威胁，眼神里满是傲慢。“我没带……” 时越军又重复了一遍，握着屠刀的手已经出了汗。“我现在在喝酒，你可别惹我，你要惹了我，老子现在就收拾你！” 李振军说完，又喝了一口啤酒。 时越军再也忍不住了，他觉得李振军就是在故意羞辱他，就是在逼他。他心里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今晚，一定要杀了李振军！ 5. 疯狂的蔓延：六天的杀戮之路 凌晨 1 点多，时越军和李振军等人终于结束了喝酒，一起开车离开肉串店。路上，时越军以 “顺路” 为由，让另外两个屠宰户下了车。只剩下他和李振军两个人时，时越军突然停下车，从副驾驶座上拿出屠刀，指着李振军说：“你处处为难我，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李振军酒劲一下子就醒了，他看着时越军手里的屠刀，吓得浑身发抖：“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给你办个合法的杀猪点，以后你不用交费用了，行不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时越军说完，就拿着屠刀朝着李振军刺了过去。李振军想反抗，可他哪里是时越军的对手 —— 时越军常年杀猪，力气很大，屠刀又快又狠。没一会儿，李振军就倒在了血泊中，再也没有了呼吸。 杀了李振军后，时越军原本打算喝鼠药自杀，可看着李振军的尸体，他心里的杀戮欲望却越来越强烈。“王玉良也欺负过我，我也要杀了他！” 他突然想起了二密镇畜牧站副站长王玉良 —— 之前，王玉良经常无故扣押他的猪肉，还随意罚款，每次都要他送礼才能把猪肉拿回来。 时越军把李振军的尸体拽到通柳快速公路距离二密镇 6 公里处的排水沟里，然后开车返回二密镇，朝着王玉良家的方向驶去。凌晨 1 点半左右，他到达了王玉良家。“王站长，我来交检疫费。” 他在门外喊道。王玉良听到声音，疑惑地打开了门 —— 他没想到，门外站着的是一个杀人恶魔。 时越军二话不说，拿着屠刀就冲进了屋里。王玉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时越军刺中了要害，倒在了地上。王玉良的妻子张丽丽听到动静，从卧室里跑出来，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吓得尖叫起来。时越军又朝着张丽丽刺了过去，张丽丽也倒在了地上。随后，时越军又冲进里屋，杀死了王玉良的父母。 就在这时，王玉良的哥哥王玉红听到了弟弟家的异常响动，连忙跑了过来。他推开门，看到时越军手里拿着屠刀，地上满是鲜血，顿时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你是谁？为什么要杀人？” 王玉红怒吼着，朝着时越军冲了过去。时越军拿着屠刀刺向王玉红的腹部，王玉红疼得大叫一声，却没有退缩 —— 他一把抓住时越军的屠刀，用力一折，“咔嚓” 一声，屠刀被折断了！ 时越军没想到王玉红这么勇敢，他腿部也被王玉红划伤，顿时慌了神。“你等着，我还会回来的！” 他撂下一句狠话，转身跑出了王玉良家，开车逃离了现场。 凌晨 2 点多，时越军开车向北行驶了 15 公里，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柳河县柳南乡南沟村。他想起了邻居刘国华 —— 三年前，刘国华发现时越军把不好的肉卖给了他，从此就不再买时越军的肉。时越军心里一直记恨着这件事，还曾扔石头砸过刘国华家的玻璃。“刘国华也该杀！” 他心里想着，开车来到了刘国华家的小卖部。 “刘哥，买面包。” 时越军在门外喊道。刘国华一听是时越军的声音，没有多想，就打开了门。可他刚打开门，时越军就拿着屠刀刺向了他的腹部。“你…… 你干什么？” 刘国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话没说完就倒在了地上，当场死亡。 杀了刘国华后，时越军又冲进卧室，看到刘国华的妻子曹德琴正在睡觉。他拿着屠刀刺向曹德琴的胸部、背部和双臂，曹德琴疼得大叫起来，却无力反抗。时越军怕被人发现，连忙跑出了刘国华家。 随后，时越军又来到了本村王刚的家。“王哥，明天帮我杀猪呗，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他在门外喊道。王刚平时和时越军关系不错，没有怀疑，就打开了门。时越军趁着王刚不备，拿着屠刀刺向了他的腹部。王刚疼得倒在地上，却忍着疼痛，一把抱住时越军的腿，想阻止他逃跑。“你放开我！” 时越军用力踹王刚，可王刚就是不放手。时越军没办法，只好挣脱开王刚的手，仓皇逃离了现场。 从王刚家逃出来后，时越军开车来到了柳河县三元铺镇朱大院村 —— 这里住着他儿时唯一的好朋友于洪友。小时候，他们一起在田埂上摸鱼，一起分享烤红薯，一起在玉米地里捉迷藏。可此时，时越军的心里却只有杀戮：“于洪友家有钱，我去跟他借钱，他要是不借，我就杀了他！” 他来到于洪友家的门口，敲了敲门：“洪友，是我，时越军，我遇到点困难，想跟你借点钱。” 于洪友听到是时越军的声音，连忙打开了门：“越军，进来坐，怎么了？” 时越军走进屋里，趁着于洪友转身倒水的功夫，拿着屠刀刺向了于洪友的腹部。“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于洪友不敢相信自己的好朋友会对自己下毒手，说完就倒在了地上，当场死亡。 于洪友的妻子谢红艳听到动静，从卧室里跑出来，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时越军手里拿着屠刀，吓得尖叫起来。她拿起桌子上的碗，朝着时越军砸过去，时越军躲闪不及，手部被砸伤，屠刀也掉在了地上。谢红艳趁机扑上去，想夺时越军的屠刀，可她力气太小，被时越军推倒在地。时越军连忙跑到车里，又拿了一把屠刀，返回屋里想杀谢红艳。谢红艳忍着疼痛，爬起来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杀人了！杀人了！” 时越军怕被人发现，只好放弃杀谢红艳，仓皇逃离了现场，跑进了附近的山里藏匿起来。 6. 警方的追捕与恶魔的落网 时越军的疯狂杀戮，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9 月 24 日清晨，通化市公安局接到了多起报案：二密镇李振军被杀害，王玉良一家四口被杀害，南沟村刘国华被杀害，王刚、曹德琴、谢红艳被杀伤…… 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 9 月 25 日，带有时越军照片的通缉令贴满了柳河县的城市、农村、大街小巷和文化娱乐场所，以及交通要道。通缉令上写着：“犯罪嫌疑人时越军，男，35 岁，身高 1.7 米左右，体型中等，皮肤黝黑，短发，方脸，眼神阴沉，作案时可能携带屠刀。对提供抓捕线索的人员，悬赏 10 万元。” 与此同时，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屯层层召开通报会，发动群众自防联防，发现线索及时报告。省市县三级电视台全天候播出滚动字幕，广播电台和省内各家报刊也分别刊发了通缉令、时越军的照片以及悬赏 10 万元的消息。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开始通缉这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A 级逃犯。 警方在通化市、通化县、柳河县、梅河口市等主要路段设立了拦截卡，一万多居民展开了拉网式的搜山行动。搜山的队伍里，有公安民警、武警官兵，还有自发参与的村民 —— 他们拿着手电筒、镰刀、锄头，沿着山路仔细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9 月 26 日，侦查员在山上走访时，发现了闫红璐家的空房。他们让闫红璐回家看看，闫红璐推开门，一股异味扑面而来 —— 家里的猪油、咸鸭蛋都被吃光了，迷彩服、鸭舌帽、鞋不见了，最关键的是，侦查员在现场发现了时越军半截子货车上的坐垫套。法医在一个小盆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而此前通化市公安局在给居民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为所有居民建立了指纹档案。经过检验，这枚指纹正是时越军所留！ “时越军肯定还在附近！” 专案组当即决定并案侦查，划定了 214 平方公里的重点侦查范围。可这里山高林密，正值秋季，连成垄的玉米地一望无际，玉米秆粗壮结实，织成了一片片密匝匝的青纱帐，和山林交织在一起，地形十分复杂，搜捕工作异常艰难。 9 月 26 日下午，时越军在山里听到了搜山队伍的声音，他知道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鼠药，却没有喝 —— 他还有几个 “仇人” 没杀，他不想就这么死了。9 月 27 日早上 6 点，饥肠辘辘的时越军沿着山路来到了南山孙红莲家的小房子，想弄点吃的。 孙红莲夫妇本来应该像闫红璐家那样，躲几天再上山 —— 公安机关已经把防范工作深入到了每个村屯，防范意识家喻户晓。孙红莲的亲戚也劝过他们：“现在外面不安全，等抓到凶手再上山吧。” 可孙红莲夫妇舍不得家里的牛挨饿，还是上山了。他们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孙红莲看到时越军，顿时慌了神，连忙说：“越军，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要啥你就拿啥，千万别杀我！” 时越军问：“有吃的吗？” 孙红莲连忙拿出几袋面包和榨菜，递给时越军。可时越军接过面包和榨菜后，却突然抽出屠刀，刺向了孙红莲。孙红莲的妻子刘继芬见状，随手抡起一把砍柴的斧子，朝着时越军的头部砍过去。时越军一躲，斧头还是划伤了他的头部，流出了血。 时越军恼羞成怒，上前抢过斧头，照着倒在地上的孙红莲连砍两斧，孙红莲当场死亡。刘继芬见状，连忙向外跑去，时越军在后面紧追不舍，从后面朝着刘继芬的头部猛砍几斧，刘继芬也倒在了地上，当场死亡。随后，时越军把两具尸体拖到了距离房子 50 多米远的荷塘里，开车仓皇逃窜。 逃到柳南乡荆家店公路立交桥时，时越军停下车，掏出手机，朝着相反的方向扔了出去 —— 他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躲避警方的追踪。然后，他开车回到通沟村，把车停在村口的路旁，从车后座拿出一件黄棉袄穿上，用一个车座套把面包、饮料和两把屠刀包好，钻进了通沟村南山的玉米地里。 时越军本来打算再潜入通沟村，杀那个多年前打过他的村民，可他看到公路上有警察、武警和警犬，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知道没办法下手，只好顺着原路返回。当他沿着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大河走到吕家浦前的玉米地时，看到两辆警车从河床驶过来，吓得一头钻进玉米地里，不敢动弹。 饿了，他就掰生苞米吃 —— 生苞米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渴了，他就喝河沟里的水 —— 河沟水又脏又凉，喝了肚子不舒服。天黑后，秋风刮过玉米叶，发出 “哗啦啦” 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追赶他，时越军趴在玉米地里，大气都不敢喘。他带的四袋面包早就吃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可他不敢出去找吃的。 直到 9 月 28 日晚上，时越军才悄悄走出玉米地，来到了通沟村南沟山上闫红璐家的空房。他看到房门锁着，就撬开后窗，钻了进去，然后用绳子把窗户从里面绑好。在这里，他待了两天，把闫红璐家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连铁锹把、斧子把、镰刀把都当柴火给烧了 —— 山里太冷，他需要取暖。闫红璐家的人因为听从了乡党委 “增强自防意识” 的号召，这两天没敢上山，才躲过了一劫。 9 月 29 日早上 3 点多，时越军已经饿得不行了，他翻墙窜入赵玉福家院内的空房，想找些吃的，可什么也没找到。他的鞋在玉米地里已经湿透了，就换上了在闫红璐家偷来的鞋，躲在空房里休息。 早上 5 点多，习惯早起的赵玉福看到自家空房门前有一双陌生人的鞋，心里顿时起了疑心。他拿起一根 45 厘米长的木棍，走到空房前面，想看看里面是谁。时越军躲在暗处，看到赵玉福，就趁其不备，挥起屠刀刺了过去。赵玉福当场倒在地上，死亡。 赵玉福的妻子管玉梅听到动静，连忙跑出屋来，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时越军手里拿着屠刀，吓得尖叫起来。时越军又转身刺向管玉梅，管玉梅也倒在了地上，死亡。 就在这时，距离时越军家仅有两公里的吕家堡子居民刘金平听到了赵玉福家传来的救命声，连忙跑了过去。他看到时越军正拿着屠刀，狂扎赵家年仅 14 岁的留守孙子，顿时怒不可遏，转身操起一根顶门杠，朝着时越军冲了过去：“你这个杀人恶魔，住手！” 刘金平拿着顶门杠，朝着时越军的身上砸过去。时越军没想到会有人来，顿时慌了神，他想逃跑，可刘金平紧紧地缠住他，不让他走。“你跑不了了！” 刘金平大喊着，用顶门杠砸向时越军的腿部。时越军疼得大叫一声，转身仓皇逃跑。 此时的时越军，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彻底暴露，再也逃不出警方的包围圈了。他从背包里拿出那两瓶加了鼠药的饮料，当场喝了下去，然后窜入吕家浦村的南玉米地里。 刘金平一边追赶时越军，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把吕家浦村团团包围 —— 在靠近村口的公路上，每隔几米就有一名警力把守，参与搜捕的公安民警、武警官兵以及当地群众多达 2 万多人。 “一定要抓住时越军！” 指挥部下达了命令，组织兵力逐家逐户展开地毯式搜查。在包围圈里，武警官兵连续进行了三次拉网式搜索，搜遍了整个村庄的角角落落，却始终没有发现时越军的踪迹。 “根据时间判断，时越军没有机会逃出包围圈！” 武警吉林总队机动支队的支队长说，“我们接到报告的时候是 5:40，5:50 就已经对整个事发地域形成了围控，特别是对吕家堡子的后山，封得很严密，他跑不出去。”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包围圈外围的一片玉米地引起了搜捕队员的注意。9 月 29 日 12 点多，一名武警战士在排查柳河县柳南乡吕家谱子村通煤一级公路附近的玉米地时，突然发现一个人在玉米地里匍匐着。“不许动！” 武警战士持枪上前，大喝一声。 那个人正是时越军，他听到声音，惊慌失措地起身就跑。武警战士在后面紧追不舍，追出不到 10 米，就一把抓住了时越军的胳膊，将他按倒在地。“你们放开我！我已经喝了鼠药了！” 时越军挣扎着喊道。武警战士没有理会他，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屠刀。 经过警方确认，被抓获的人正是杀人恶魔时越军。随后，时越军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经过医生的努力，他体内的鼠药被成功排出，脱离了生命危险 —— 他想死，却没能死成。 时越军被抓获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通化各地，当地百姓奔走相告，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押解时越军的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放起了鞭炮，有人激动地鼓掌，还有一些曾经受到惊吓的百姓喜极而泣。“杀人恶魔终于被抓住了，我们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一位老人抹着眼泪说。 7. 审判与反思：老实人的疯狂 2006 年 10 月，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柳河县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震惊全国的 “9?24 特大系列杀人案”。法庭上，时越军穿着囚服，头发凌乱，眼神空洞，与之前那个 “老实屠夫” 判若两人。 公诉人在法庭上询问时越军：“你已经杀死了 12 人，伤了 5 人，之后是否还要行凶？” 没想到，时越军竟然平静地说：“我准备再杀 5 个人，然后再自杀。” 他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 公诉人随后宣读了时越军的犯罪事实：9 月 23 日至 9 月 29 日，时越军因与李振军、王玉良等人存在矛盾，心怀怨恨，先后杀害李振军、王玉良、刘国华、于洪友、孙红莲等 12 人，杀伤曹德琴、王刚、谢红艳等 5 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时越军的辩护律师提出，时越军患有抑郁症，且在犯罪过程中存在被挑衅的情节，请求法院从轻处罚。但公诉人反驳道：“时越军在杀害多人后，仍继续疯狂杀戮，主观恶性极深，且其抑郁症并不影响其刑事责任能力，不应从轻处罚。”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时越军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2006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1 点，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时越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判决结果，时越军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低下了头。2007 年，时越军被执行死刑。 时越军的案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反思：一个看似老实本分的农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杀人恶魔？其实，这与他的性格缺陷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早年丧父，让他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性格变得孤僻、敏感、记仇；与李振军、王玉良等人的矛盾，让他心里的仇恨不断积累；心理医生的疏导和家人的关爱，没能打开他心中的结，反而让他的仇恨越来越深。最终，他在仇恨的驱使下，走上了不归路。 时越军的案件也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宽容和理解，遇到矛盾要及时沟通，不要让仇恨积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身边人的心理健康，发现有人存在心理问题时，要及时帮助他们，避免悲剧的发生。 第76章 长城别墅凶案 长城别墅凶案：1974 年香港旺角的血色梦魇 1974 年的香港旺角，像一口被烈日晒得发烫的铜锅。洗衣街尤其如此 —— 白日里，绸缎庄的伙计挥着竹竿拍打晾晒的旗袍，青灰色的烟尘簌簌落在骑楼下；咖喱粉的辛辣混着咸鱼的腥气在街面翻滚，穿短衫的挑夫扛着藤箱匆匆而过，木屐敲出 的急响。到了深夜，霓虹灯牌开始滋滋作响，美容厅 按摩院 的粉色光晕里，总晃着些脚步虚浮的男人和妆容斑驳的女人。长城别墅就窝在这条街的中段，三层高的水泥楼像块浸了十年油垢的抹布，墙皮剥落处露出暗黄色的砖，门口挂着块掉漆的木牌， 钟点特价 四个字被雨水泡得发胀，笔画间爬满了青苔。 八月的台风刚过，空气里还裹着黏腻的湿气。15 日凌晨一点，别墅的铁门被推开时，值班的黄大妹正趴在前台打盹。五十岁的女人被门轴 声惊醒，抬眼看见个穿米黄色衬衫的男人站在面前，个子得有一米八，肩膀宽得快抵上门框，左手拎着个黑色公文包，金属搭扣在昏黄的灯光下闪了闪。他右手轻轻扶着身后的女人 —— 那女人穿件鲜红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露出颈间挂着的廉价珍珠项链，胭脂厚得像要往下掉渣，指间夹着支细长的 烟，烟灰摇摇欲坠，落在男人的手背上，他却像没察觉。 开个房。 男人声音很沉，却带着点刻意的温和，嘴角扯出笑时，眼角的疤跟着动了动，像条小蜈蚣。黄大妹在登记簿上划了两笔，笔尖在粗糙的纸页上刮出沙沙声：姓名？ 姓梁。 男人答得快，眼睛扫过墙上的价目表，钟点房就行。 女人没说话，只是吐了个烟圈，目光落在前台玻璃罐里的水果糖上。那糖纸是透明的，裹着五颜六色的糖块，在灯光下泛着油光。黄大妹指了指走廊尽头：5 号房，钥匙在门把上。记得凌晨五点前退房，超时加钱。 男人点头应着，扶着女人往走廊走，高跟鞋敲在水泥地上，嗒、嗒 声在空荡的楼道里格外清响，像有人在敲棺材板。黄大妹望着他们的背影，发现那女人的红裙子后摆沾了块泥，形状像片残缺的枫叶，像是在哪儿摔过。 凌晨六点，天刚泛出鱼肚白。黄大妹正用抹布擦前台的玻璃，那姓梁的男人推门出来了。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胳膊，汗毛上还挂着点湿气，公文包还在手里，另一只手多了两个黑色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袋口系得很紧，隐约能看出些不规则的轮廓。我先去上班。 他冲黄大妹笑了笑，疤在晨光里更明显，我朋友还睡着，麻烦您十一点叫她起来。 晓得了。 黄大妹应着，看着他走到铁门处，手都搭在门把上了，又猛地转回来。哎哟，钱包落房里了。 他挠挠头，指节蹭过额角的汗，脚步轻快地回了 5 号房，门 响了声，没半分钟又开了，这次他手里空着，脚步也急了些，谢了啊 三个字甩在身后，人已经钻进了巷口的晨雾里。黄大妹这时才发现，他米黄色衬衫的下摆沾了点暗红，像不小心蹭到的酱油渍。 上午九点，接班的陈观踩着自行车来换班。车筐里装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她女儿早上煮的粥，还温着。她刚把饭盒放在前台，黄大妹就拍了拍登记簿：5 号房那个女的，梁先生让十一点叫醒。你到点去看看，别让她睡过头赖账。 陈观应着，眼睛瞟向窗外 —— 洗衣街已经热闹起来，卖云吞面的摊子支起了蓝布棚，老板的儿子正蹲在路边，用树枝扒拉着排水沟里的积水；几个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嘴里叼着刚买的煎堆，糖渣掉在地上，引得两只麻雀争食。 十一点零五分，陈观端着个搪瓷杯往 5 号房走。杯子里是隔夜的凉茶，她想趁叫醒客人的空当喝两口。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霉味混合的气息，墙面上贴着几张卷边的旧报纸，是去年的赛马消息。5 号房的门虚掩着，她敲了两下：小姐，到点了。 里面没动静。她又推了推门，门轴 一声开了条缝，床上隆起个长条形的东西，被单从头盖到脚，像块裹着人的白布，边角还在微微起伏 —— 不对，那不是呼吸的起伏，是空调的冷风扫过布料的颤动。 小姐？ 陈观提高了声音，迈步进去。房间里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空调外机的嗡鸣在响，像只被困住的飞虫。她走到床边，伸手想掀被单，指尖刚碰到布料，就觉得不对劲 —— 那布料下面的轮廓太僵硬了，像块冻透的猪肉，没有一点活人的软乎气。她深吸口气，猛地掀开被单。 一声短促的尖叫卡在喉咙里，陈观的瞳孔骤然收缩。床上躺着个光溜溜的女人，可脸上空空荡荡的 —— 眉毛、眼皮、鼻子、嘴唇全没了，红肉翻卷着，露出森森的牙床，白花花的骨碴像没剔干净的排骨；胸口两个黑洞，边缘切得整整齐齐，像被木匠用刨子推过；下身更是血肉模糊，暗红色的血渍已经发黑，粘在米白色的床单上，像幅狰狞的地图。最诡异的是那些伤口，边缘泛着青白色，没有血痂，像在冰水里泡过的冻肉，一片片的，连渗出的血都带着股腥甜的冷味。空调的冷风扫过陈观的后颈，她手里的搪瓷杯 掉在地上，凉茶泼了一地，在水泥地上洇开深色的痕迹，像一滩迅速蔓延的血。 警笛声刺破旺角的喧嚣时，是十一点半。陈新建踩着摩托车赶到长城别墅，蓝色警服后背已经被汗浸透，黏在皮肤上，像层湿牛皮。他扒开围观的人群 —— 有穿睡衣的住客，有挑着菜担的小贩，还有几个背着相机的记者，快门声 咔嚓咔嚓 响得像炸雷 —— 冲进 5 号房时，法医老周正蹲在床边戴手套。老周的手指有些发颤，他从警三十年，见过被枪打烂的脑袋，见过被火车碾成两段的尸体，却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建新，你来看。 老周头也不抬，手里的镊子夹着块指甲盖大的白色组织，切口太干净了，像是死后半小时内弄的，血都凝住了，所以没溅出来。 陈新建站在离床三米远的地方，喉结动了动。他当警察五年，见过跳楼的、被砍的，却没见过这样的 —— 女人的头发被剪得像狗啃过，一缕缕粘在枕头上，还带着点廉价发油的香味；脖子上有圈深紫色的淤痕，手指印清晰得像刻上去的，能看出凶手当时用了多大的力气；被割掉的地方泛着青白色，边缘平整得像用尺子量过，连皮下的脂肪都看得一清二楚。床单上有些淡黄色的污秽，不是血，闻着有股淡淡的皂角味混着精液的腥气，老周用试纸测了下，眉头皱得更紧：是精液和肥皂水的混合物，凶手清理过现场。 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 老周站起身，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沾着点灰尘，身高五尺二，体型瘦，年龄估计三十出头。致命伤是窒息，那些切割伤都是死后做的。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什么听见，这凶手不是一般的狠，是带着仇的，而且懂点解剖，不然下不了这么准的刀。 陈新建的目光扫过房间：衣柜门半开着，里面挂着件黑色蕾丝胸罩，蕾丝边已经磨破了，钩子上还挂着根断了的红绳；床头柜上有个空烟盒，印着 红双喜 的字样，里面还塞着半截烟蒂，滤嘴上留着淡淡的口红印；地板擦得很干净，连脚印都没有，只有靠近墙角的地方，有块不易察觉的湿痕，像有人用布反复擦过。凶器呢？ 他问旁边的警员。 没找到。 警员摇摇头，手里的笔录本都被汗浸湿了，下水道都拆开了，水喉师傅说弯头里只有些头发和菜叶。窗台上有层灰，没被动过的痕迹，插销是从里面扣死的。 陈新建走到门口，抬头看了眼门牌 ——5 号 两个字漆皮掉了一半，露出下面的木头纹路，像张咧开的嘴。他想起黄大妹的口供：梁姓男子，身高一米八，左眼角有疤，穿米黄色衬衫，拎着两个黑塑料袋。去把附近的街拍都调过来。 他对身后的伙计说，还有，找画师来，按黄大妹说的画肖像，全城通缉。 下午三点，《香港快报》的编辑部收到个牛皮纸信封。编辑老李拆开时，手指被信封边缘划了道口子，血珠滴在信纸上，晕开个小红点。里面是张用报纸边角拼贴的信，字歪歪扭扭的，像是用左手写的：警察都是废物，我留了那么多线索，你们找不到我。—— 长城杀手黑野狼。信封上没邮票，是直接塞进报馆门口的信箱的，邮戳都没有。老李捏着信纸，突然觉得后颈发凉 —— 报馆还没刊登案件细节，这凶手怎么知道警方在找线索？ 陈新建拿到信的时候，正蹲在警署门口吃云吞面。竹筷子夹着的云吞刚到嘴边，他捏着那张拼贴信，指节泛白，面条在碗里坨成一团。黑野狼？ 他冷笑一声，把信拍在桌上，搪瓷碗震得跳了跳，这混蛋是在跟我们玩游戏。 旁边的老伙计叹了口气，他的制服袖口磨出了毛边：现在全香港都在传这案子，报纸头版都印着 无面女尸 ，茶楼里的说书人都编出段子了，再抓不到人，市民要骂娘了。 8 月 17 日晚上七点，旺角警署的电话突然响了。老式拨号电话的铃声尖锐刺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回荡。接线员刚 了一声，听筒里就传来个变声的男声，像砂纸磨过木头，还带着点电流的杂音：去 5 号房的冷气机看看，里面有十二件你们要的东西。 电话 地挂了，忙音 地响着，像在催命。 陈新建带着人赶到长城别墅时，5 号房还贴着封条，蓝色的胶带在门框上卷了边。他踩着凳子够到空调外机，掀开防尘罩的瞬间，一股腥甜的气味涌了出来，像菜市场里没卖完的猪杂。里面用黑色塑料袋装着十几块肉状组织 —— 眉毛、眼皮、鼻子、嘴唇、耳朵、乳房、下体...... 老周当场辨认：是死者的，用盐水泡过，所以没烂。凶手还挺懂保存。 塑料袋上没有指纹，连个纤维都没留下。陈新建盯着那些惨白的组织，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涌，早上吃的云吞在喉咙口打转。这凶手不仅残忍，还极度冷静 —— 他知道怎么处理尸块，知道警察会搜查下水道，甚至算准了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检查房间。他在嘲笑我们。 陈新建的声音发紧，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他就在暗处看着我们，像猫捉老鼠。 8 月 18 日，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根据尸块重组的死者画像。铅笔画的女人眉眼清秀，嘴角有颗小小的痣，配着标题：寻亲：31-33 岁女性，身高五尺二，8 月 14 日后失踪。报童在街面上喊着号子，报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无数只拍动的翅膀。 第二天清晨六点，泉湾警署的铁门被敲响了。值班警员打开门，看见个穿蓝布衫的老妇人，手里牵着个十来岁的女孩，两人眼睛都肿得像核桃，眼泡上的皱纹里还卡着没擦净的泪。我找我女儿。 老妇人的声音发颤，从怀里掏出张揉皱的报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这是富敏，一定是她。 女孩怯生生地递过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碎花裙，抱着个婴儿，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掀起她的衣角，笑起来时嘴角的痣特别明显，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黑葡萄。警员对比着画像，呼吸猛地顿住 —— 轮廓、痣的位置，甚至连眉峰的弧度，都分毫不差。您女儿叫什么？ 他尽量让声音平稳，手里的钢笔在笔录本上悬着。 刘富敏，今年 34。 老妇人抹了把眼泪，袖口都湿透了，8 月 14 号晚上十一点接了个电话出去，就没回来。那天她还说，发了工钱要给明明买双新鞋...... 陈新建赶到泉湾大河道 141 号华丽楼时，天刚放晴，阳光透过楼道里的铁窗，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四楼后座的房门没锁，推开时吱呀作响，像老人咳嗽。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两张上下铺，下铺堆着被褥，上铺放着两个女孩的书包，墙角堆着煤球炉，炉边还有半块没烧完的煤，墙上贴着两个女孩的奖状，三好学生 四个字被油烟熏得发黄。富敏一个人养我们仨。 老妇人齐淑兰坐在床沿，手里摩挲着刘富敏的旧毛衣，毛线都起了球，她以前在纱厂上班，后来跟董家那个跑船的离了，俩丫头要上学，她就...... 她没说下去，但陈新建懂了。梳妆台上摆着个铁皮盒，锁是坏的，用根红绳系着。里面全是名片 ——罗马美发室 伟贤工作室 正宗女子美发厅，背面都用圆珠笔写着 宝弟金陵美发厅 是当时风月场所的幌子，宝弟金陵 是刘富敏的艺名。盒子底层压着张赌债欠条，字迹潦草，印着个血红的指印，日期是 8 月 10 号。 她脾气好，跟谁都没红过脸。 隔壁的张太探进头来，手里还攥着把菜心，就是好赌，有时候输了钱，躲在房里哭半夜，第二天还得强笑着去上班。前阵子还跟我说，想攒够钱就不做了，带俩丫头回东莞乡下。 8 月 14 日晚上，刘富敏在 正宗女子美发厅 的值班室接了电话。同事说，她挂了电话后愣了半天，手指无意识地绞着红裙子的衣角，说 老熟客，出去一趟，就换了件红裙子走了。她一般不跟客人出去的。 老板娘抽着烟，烟雾缭绕中，她的眼神躲闪，除非是熟到不能再熟的，或者...... 给的钱够多。 陈新建翻着铁皮盒里的名片，最终圈了四个名字 —— 都是常点 宝弟金陵 的客人，其中一个每周至少来三次。其中一张印着 梁兆平，地址是圆周街廉租房，职业栏写着 货运司机。 8 月 20 日下午三点，陈新建带着伙计阿强走到圆周街。廉租房的楼道里弥漫着尿骚味和煤气味，墙面上全是涂鸦，欠债还钱 四个字用红漆写得歪歪扭扭。敲开 302 室的门，出来个背驼得像虾米的老头，66 岁，牙快掉光了，说话漏风，眼神浑浊得像蒙了层灰。梁兆平？早搬走了。 老头咳了两声，痰盂就在脚边，泛着绿幽幽的光，我是他叔，梁有才。他现在住芙蓉街 286 号 9 楼，上周还来拿过东西。 录口供时，陈新建的目光扫过房间 —— 双层床的下铺堆着杂物，破袜子和空酒瓶混在一起；上铺放着个棕色旅行皮箱，锁是铜的，擦得发亮，和这房间的破败格格不入。箱子上贴着张褪色的轮船票，1973 年从香港到澳门的，边缘都卷了边。那箱子是谁的？ 他突然问，手指敲了敲桌面。 老头眼神慌了一下，下意识地往床的方向瞟：不知道，不是我的。许是以前租客落下的。 是梁兆平的吧？ 陈新建站起身，走到床边，箱子的皮革味混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打开看看。 没钥匙。 老头往后缩了缩，手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陈新建从腰间摸出把小刀，插进锁孔一别， 一声，箱子开了。阿强倒吸口凉气 —— 里面叠着件米黄色衬衫，领口有块暗褐色的污渍，用手一捻，硬硬的，像干涸的血；一件红色连衣裙，后摆沾着泥，形状像片枫叶；还有一沓照片，大多是梁兆平和刘富敏的合影，两人在海边笑，在舞厅搂腰，梁兆平的手总是紧紧攥着刘富敏的手腕；最底下压着把不锈钢刀，刀刃磨得雪亮，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刀鞘上还沾着点白色的组织，像没刮干净的肉沫。 这...... 老头的嘴唇哆嗦着，突然捂住胸口，直往下滑。 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老式拨号电话的铃声尖锐刺耳，在狭小的房间里炸开，像颗炸雷。陈新建的心跳瞬间提到嗓子眼，他拔出手枪，抵住老头的后腰，声音压得像冰：接。说你是他叔，问他在哪，别耍花样，不然这枪走火，我可不负责。 老头抖着手拿起听筒： 叔，我那箱子...... 听筒里传来个男声，正是黄大妹描述的低沉嗓音，还带着点汽车引擎的背景音。 快逃！警察在这！ 老头突然扯着嗓子喊，声音破了音，像被踩住的猫。 电话 地挂了。陈新建踹开窗户，看见巷口一个穿米黄色衬衫的身影正狂奔，衬衫下摆被风吹得扬起，露出腰间的皮带。他抓起对讲机吼：芙蓉街方向，目标梁兆平，一米八，左眼角有疤！穿米黄色衬衫！ 等他带着阿强冲下楼，巷子里早就没了人影，只有只流浪狗蹲在垃圾堆旁，啃着块带血的骨头，见人来，呜咽着跑了。 8 月 22 日上午八点，红勘公众殓房的永别厅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香烛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亲友的哭声，像团化不开的浓痰。刘富敏的棺材是最便宜的杉木款，薄得能看见里面的白布，停在厅中央，盖着块褪色的红布，边角磨出了毛边。齐淑兰抱着刘富敏的小女儿刘明明，哭得直抽抽，明明才六岁，不懂发生了什么，只是被奶奶的哭声吓着了，也跟着哇哇哭，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大女儿刘永莲十二岁，扶着棺材，脸白得像纸，嘴唇咬出了血印，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棺材盖，像要把那木头看出个洞来。十几个亲友站在厅角，没人说话，只有吊扇 地转，扇叶上积着厚厚的灰。 记者们挤在门口，相机快门声像雨点似的，闪光灯在棺材上明明灭灭，像鬼火。一个戴眼镜的男记者往前凑，想拍棺材缝里露出的白布，被刘永莲推了一把：别拍了！我妈都这样了！ 记者们愣了一下，又举着相机往前涌 —— 他们要拍的是棺材里的脸，那个没有五官、眼球突出的脸，报纸说了，这才是 。 祭祀仪式快结束时，刘富敏的弟弟刘富安突然从怀里掏出把菜刀。他三十来岁，在码头扛活，胳膊上全是肌肉，青筋暴起。姐，我帮你追凶！ 他大吼一声，声音震得吊扇都晃了晃，右脚猛地跺在地上， 的一声，水泥地上似乎都裂开了道缝。菜刀劈在棺材盖上， 巨响，火星四溅，刀尖朝下扎进三寸深，木渣簌簌往下掉。 人群炸开了锅。齐淑兰尖叫着想去拉，被张太拦住：让他来，这是茅山术里的劈棺追凶，能让冤魂跟着凶手，跑不了的！ 刘富安盯着菜刀，眼睛通红，血丝像蜘蛛网似的蔓延：梁兆平，我姐化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你躲到天涯海角，她都能找到你！ 灵车启动时，天阴了下来，飘起了细雨。菜刀还插在棺材上，随着灵车颠簸，在晨光里闪着冷光，像只瞪着的眼睛。记者们追着灵车跑，相机里的画面越来越远 —— 没人注意到，灵车后窗的玻璃上，映出个模糊的红衣影子，长发垂到腰间，随着车的晃动轻轻摆动。 8 月 23 日晚上十点，深水埗基隆街的后巷飘着雨。女警林美娟踩着水洼巡逻，靴子里灌满了泥水，每走一步都 响。巷口堆着垃圾桶，馊臭味混着雨水往鼻子里钻，绿头苍蝇嗡嗡地绕着飞。墙面上用红漆写着 情色电话，号码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她正想转身离开，突然听见 的一声闷响，像是有东西从楼上掉下来，紧接着是骨头撞在水泥地上的脆响。 后巷深处，一个男人趴在地上，额头淌着血，混着雨水在地上积成个小水洼，血水里还漂着块带头发的头皮。林美娟掏出手电筒照过去，光柱扫过男人的脸 —— 左眼角有块疤，是梁兆平！他还活着，手指在地上抠着，留下几道血痕，像在写什么。 你怎么样？ 她蹲下去想扶，男人突然抓住她的裤腿，力气大得吓人，指甲几乎嵌进她的肉里。有鬼...... 红衣女鬼...... 他眼神涣散，嘴角淌着血沫，牙齿上全是血，她在追我...... 红裙子...... 长头发...... 说要把我欠她的都拿回来...... 林美娟以为他摔傻了，掏出手铐想先把他铐住。手指碰到他的口袋，一张照片掉了出来，落在血水里。照片上是刘富敏，穿着红裙子，站在长城别墅门口，笑靥如花，背后的木牌上 5 号房 三个字清晰可见。背面用圆珠笔写着 ，旁边还有行小字，被血渍糊了一半，依稀能看清 以代为割肉。钱包里的名片上，赫然印着 梁兆平，地址还是圆周街。 广华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正在给梁兆平缝额头的伤口。他一共缝了七针，麻药劲没过，却一直瞪着天花板，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嘴里念叨着：她就在门口...... 红裙子...... 没脸...... 林美娟守在手术室外，想起早上灵车后窗的影子，突然觉得后颈发凉，像是有人对着她的脖子吹了口气。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雨丝飘进来，落在她的手背上，凉得像冰块。 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照得人眼睛发花。梁兆平坐在铁椅子上，额头缠着纱布，渗出血迹，左眼角的疤在灯光下格外清楚，像条正在蠕动的虫子。陈新建把照片拍在桌上，玻璃桌面震得嗡嗡响：认识她吗？ 梁兆平抬了抬眼皮，没说话，嘴角却微微上扬，像在笑。 8 月 15 号凌晨，你在长城别墅 5 号房做了什么？ 陈新建的声音敲在审讯室的墙上，嗡嗡作响，他能闻到自己身上的汗味，混着对方身上的血腥味。 沉默了五分钟，梁兆平突然笑了，笑声在密闭的房间里回荡，像铁皮摩擦：我杀了她。 他说，1973 年在罗马美发室认识刘富敏，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每周去三次，点 宝弟金陵，每次都多给一倍的钱，有时候还带点心给她，是街口那家店的杏仁酥。我跟她说，别做这个了，我养她。 梁兆平的手指抠着椅子扶手，木头被抠出几道印，她总笑我，说我开货车的，能养得起谁？说我没本事，没出息...... 刘富敏换了三家美发厅，他就跟到三家。8 月 14 号晚上，他打电话到 正宗女子美发厅，说 最后见一面，给她个惊喜。他买了条红裙子，就是她照片上穿的那条，花了他半个月工资。两人在长城别墅开了房，他把裙子递给她，又提结婚，刘富敏突然笑了，笑得直不起腰，眼泪都出来了：梁兆平，你没钱，床上也不行，谁跟你结婚？我见的男人多了，你这样的，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她不该说这个的。 梁兆平的眼神突然狠起来，瞳孔缩成了针尖，我喝了半斤米酒，脑子一热，就掐住她脖子了。她挣扎的时候，指甲刮到我胳膊，现在还有印子...... 他撸起袖子，胳膊上果然有几道浅浅的疤，她没挣扎多久，眼睛瞪得老大，像要吃人...... 为什么割掉她的五官？ 陈新建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他感觉自己的指甲快要嵌进肉里。 恨她。 梁兆平的声音轻飘飘的，像羽毛，不想让别人再看她的脸，不想让别的男人碰她...... 她是我的，只能是我的...... 他顿了顿，突然压低声音，凑近铁栏杆，再说，那样你们就认不出她了，抓不到我了...... 我把那些东西藏在空调里，看着你们找不到，很有趣...... 那你为什么被推下楼？ 梁兆平猛地抬头，眼睛里全是惊恐，像见了鬼：是她！穿红裙子的她！在天台上追我，头发很长，遮住了脸，说要把我欠她的都拿回来...... 她掐我脖子，跟我掐她一样...... 1975 年 2 月，高院的审判厅里挤满了人。旁听席上，齐淑兰穿着黑布衫，手里攥着刘富敏的照片，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刘永莲坐得笔直，眼神像淬了冰。杨铁玲审判专员坐在法官席上，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被告席 —— 梁兆平穿着囚服，头发剪得很短，露出光洁的额头，嘴角总是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像在享受这场审判。 主控官呈上法医报告、凶器鉴定、证人证词，最后指着梁兆平，声音洪亮：被告因被拒绝求爱，残忍杀害被害人并毁尸，动机卑劣，手段凶残，社会影响极坏，应判谋杀罪！ 辩方律师递上两份精神科报告。其中一份写着：被告长期饮酒，每日饮用量超过一斤米酒，案发当晚还服用了镇静药物，导致情绪失控，属暂时性精神失常。 另一位专家出庭作证，扶了扶眼镜：他的智商只有 85，低于常人平均水平，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酒精和药物作用下。 陪审团讨论了七个小时。5 比 2 的投票结果宣布时，梁兆平突然笑出了声，笑声在庄严的法庭里回荡，格外刺耳。误杀罪成立，判处监禁十年。 杨铁玲敲下法槌，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却盖不住那笑声。 法警押着梁兆平往外走，经过旁听席时，他突然转头看向齐淑兰，露出个诡异的笑，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齐淑兰当场晕了过去，被人抬着送出法庭。 1975 年 4 月 5 日，梁兆平被送往赤柱监狱。据说他进监狱的那天，监狱上空飘着红雾，像块巨大的血布。看守说，夜里总听见他牢房里有女人的哭声，尖得像指甲刮玻璃，还看见过牢房窗上有个红衣影子，贴在玻璃上，一动不动。 长城别墅后来改名叫 平安旅馆，但没人敢住 5 号房。老板在门口挂了面八卦镜，镜子上积满了灰。1980 年，一个妓女在 5 号房被发现勒死在床上，死状和刘富敏很像，脸上也少了块皮肉；1985 年，旅馆老板的女儿在房里上吊，穿的是件红裙子，裙摆拖在地上，像滩凝固的血。 2015 年，陈新建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演过二十多部警匪片，每次演到凶案现场，眼神都格外到位，导演说他 自带杀气那案子邪门。 他对着镜头，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桌上放着杯没喝完的茶，已经凉透了，科学解释不了的事，不一定不存在。我是天主教徒，信上帝，但那回，我真觉得有东西在看着我们。 镜头扫过他身后的书架，最上层摆着个相框 —— 年轻的陈新建站在长城别墅门口，穿着警服，意气风发，背后的木牌上，5 号 两个字隐约可见，像个没愈合的伤口。 如今的洗衣街早就变了样，高楼取代了旧楼，奢侈品店的灯光盖过了霓虹灯，香奈儿的香水味驱散了咖喱和咸鱼的气息。只有老人们坐在茶餐厅里，还会偶尔提起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那个左眼角有疤的男人，和那个永远停留在 1974 年 8 月的 5 号房。 雨又下了起来，敲打着茶餐厅的玻璃窗，像谁在用指甲轻轻刮着，一下，又一下。靠窗的座位空着，桌上的水珠汇成小溪，流到桌边，滴在地上，像一滴没擦干的血。 第77章 一本女性心理学，骗了上百个女人 马登义：那本翻烂的心理学，藏着上百个女人的眼泪 宁夏西海固的黄土坡，风里总裹着沙砾，刮过1984年马登义家的土坯房时，像有无数只手在门板上抓挠。他出生那天，父亲马老三正在邻村赌钱，母亲挺着七个月的肚子追了二里地，抓起地上的土块就往男人背上砸。你这个丧门星！女人的哭喊声混着土腥味，成了马登义最早的记忆——后来他总说，自己是在里泡大的。 马登义的童年，家里的争吵比灶膛里的火还旺。父亲马老三是个矮瘦的农民，背有点驼，可身边总围着不同的女人。马登义的母亲是第二任，比男人小15岁，进门时还带着点少女的怯，可没过两年，眼里的光就被日复一日的争吵磨没了。她总把气撒在马登义身上，拽着他的胳膊往炕沿上撞，要不是你这个拖油瓶，他能在外头野？ 有次马登义发着高烧，母亲在灶台前哭，父亲揣着刚赢的几块钱往外走。爹，我冷。他迷迷糊糊地喊，男人头也没回，死不了就自己扛着。那天夜里，他抱着灶膛里掏出来的热石头焐肚子，听着母亲在隔壁屋跟人骂架，声音尖得能刺破窗户纸。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又勾上了邻县一个比他小30岁的姑娘，那姑娘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给过他一颗水果糖——那是他童年里少有的甜。 村里的孩子都叫他小妖精养的。他长得随母亲，皮肤白，骨架细，跑起来总被人推倒在土路上。有次作业本被人扔进粪坑，他蹲在边上捞了半天，指甲缝里的臭味洗了三天都没掉。他不说话，下课就蹲在教室后墙根看蚂蚁搬家，看它们扛着比身子大的麦粒往洞里钻，心里琢磨：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它们一样，有个能躲风雨的窝？ 小学没毕业，他背着磨破的书包回了家。父亲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看都没看他，回来正好，明儿跟我去山上挖甘草。那天晚上，他躺在猪圈旁的柴堆里，望着天上的星星，第一次生出念头：我要走，走得越远越好。 十五岁的马登义跟着包工队去了银川。工地上的太阳能把水泥地晒得冒白烟，他光着膀子扛水泥，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在满是灰尘的背上冲出两道白印。晚上躺在用砖搭的床板上，听着工友们讲城里女人的故事，有人说城里姑娘身上香，说话细声细气的，有人说要是能娶个城里媳妇，这辈子值了。马登义缩在被子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连跟女人说话都不敢，更别提什么城里媳妇了。 转机出现在他二十岁那个秋天。同宿舍的老王要回老家，收拾行李时翻出几本皱巴巴的书，其中一本封面印着《女性心理学》，边角都磨卷了。登义，这书你要不？老王叼着烟，工地上带着沉，你爱看就拿去。 马登义的手指触到那本发黄的书时，像被烙铁烫了一下。书皮上沾着油渍和灰尘，翻开第一页，有行歪歪扭扭的字：女人心，海底针，捞着了就是金。他连夜送老王去火车站，回来时月亮正挂在塔吊的铁架上，冷得像块冰。他坐在床板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翻书，字里行间说女人耳根子软吃软不吃硬见不得男人示弱，这些话像钩子，一下勾住了他。 他想起父亲。那个没什么本事的男人，总爱在女人面前唉声叹气，说自己命苦，说没人懂他，然后那些女人就会给他塞钱，给他补衣服。那时候他觉得父亲窝囊，现在才明白，那或许是一种他不懂的。他又想起自己，在工地上看到买菜的女人都要低头，在饭馆里遇到女服务员都不敢抬头，心里的渴望像野草，却连破土的勇气都没有。 原来女人是这样的。他摸着书里的批注，突然笑出了声。那天晚上，他把书揣在怀里睡的，梦里自己站在一群人中间，再也没人敢欺负他。 从那天起，马登义变了。工地上休息时，别人打牌喝酒，他就躲在角落看书。书里的句子被他抄在烟盒纸上，重复对方说的最后三个字，能让她觉得被重视分享一个小秘密，能快速拉近距离，这些话被他翻来覆去地背，像当年背不上的乘法口诀。他开始试着跟工友聊天，从今天的馒头有点硬说起，慢慢能讲几句笑话。有次食堂的张婶抱怨菜太咸，他接了句是有点，婶子您嗓子受得了吗，张婶愣了愣，这娃，会说话了。 下工后，他攥着省下来的钱去网吧。别人盯着游戏屏幕喊打喊杀，他却点开一个个聊天软件。头像是网上找的风景照，一片蓝色的海，昵称叫。他加了很多女人，开场白永远是看你朋友圈，好像有点不开心？一开始总被拉黑，他就对着聊天记录琢磨：这句话太直接了，应该说刚刷到你发的动态，是不是遇到难事了？；这个表情用得不对，女人可能觉得敷衍；她说工作累，不能说，得说我懂这种感觉，有时候真的想停下来。 三个月后，他终于能和一个在超市上班的姑娘聊到深夜。那姑娘说自己被主管欺负了，马登义打字的手在抖，先回了个拥抱的表情，然后说：我以前在工地，工头也总刁难我，那时候就特想找个人说说，可身边全是老爷们。姑娘回了一长串委屈的表情，他就一句句地接，换作是我，肯定比你还生气你已经很能忍了要是有人能护着你就好了。 聊到凌晨，姑娘说：跟你说话，真舒服。马登义盯着屏幕，突然站起来，在网吧昏暗的灯光里转了好几个圈。他知道，那本书里的东西，真的能用。 但他不敢见面。视频通话时，他总找借口关掉摄像头，说工地上信号不好。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脸上还有搬砖蹭的灰，心里的自卑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再等等。他对自己说，等我攒够了钱，能好好打扮一下。 那半年，马登义在工地上像疯了一样干活。别人搬十块砖，他搬十五块；别人下班就走，他主动留下来清理场地，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他把钱藏在床板下的铁盒里，看着数字一点点涨起来，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要买一身像样的衣服，要租个干净的房子，要把自己变成书里说的能让女人心动的男人。 2015年春天，他揣着攒下的三万块钱，离开了工地。在城里租了个带阳台的单间，买了西装、皮鞋，还去理发店烫了头发。站在镜子前，他觉得那个土气的农民工不见了，镜子里的人，虽然算不上帅，但收拾得干净体面，眼神里带着他练了很久的——就像书里教的，眼神要像温水，不能太烫，也不能太凉。 该开始了。他摸着桌上那本被翻烂的《女性心理学》，书角都磨圆了，纸页上满是他画的波浪线和批注，眼里闪着光。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一个情感论坛上找到的。孙女士发了个帖子，说自己丈夫常年出差，家里冷冰冰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帖子下面有几十条回复，大多是想开点男人都这样，马登义用的名字回了帖：我也经常一个人在家，看着窗外的灯一盏盏灭，心里空落落的。 孙女士很快回了他。一来二去，两人加了微信。马登义给自己编了个身份：做建材生意的老板，刚跟谈了五年的女朋友分了手，因为对方嫌他太忙。其实我就是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不用那么累。他发这句话时，特意加了个疲惫的表情，还调暗了手机屏幕的亮度——书里说，模糊的表情更能传递脆弱。 孙女士是北京人，家里开着几家连锁超市，丈夫是做工程的，聚少离多。她跟马登义说自己的孤独，说丈夫不理解她，说家里的空房子有多冷。有时候半夜醒了，想喝口水，都得自己爬起来。马登义每天早上准时发醒了吗？昨晚睡得好吗，晚上发忙完了吗？今天累不累。孙女士说想吃城南的糖葫芦，他就说等我去北京，一定给你带两串，裹最厚的糖，咬一口能拉出丝的那种；孙女士说工作上被下属气到了，他就回要是我在你身边，肯定帮你骂回去，不过你别气坏了身子，我会心疼的。 聊到第十天，孙女士说：我下周去你那边出差，见一面吧？马登义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回：好啊，我请你吃我们这儿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那家店的老板认识我，能给咱们留最好的部位。他特意加了认识我三个字，暗示自己有点人脉。 见面那天，马登义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喷了点廉价的古龙水。他提前半小时到了约定的餐厅，对着洗手间的镜子练微笑，嘴角上扬30度，眼神要温柔，不能太急切——书里说，这种表情最容易让人放下防备。孙女士来了，穿着米色风衣，头发挽成一个髻，露出纤细的脖子，气质很好。马登义站起来，拉开椅子，路上累了吧？我点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特意让厨房少放了糖。他记得孙女士说过自己血糖有点高。 他没说太多生意上的事，净听孙女士说。她说起小时候在北京胡同里的趣事，他就跟着笑，那时候的冰棍是不是才两毛钱一根？；她说起和丈夫的矛盾，他就皱着眉，他怎么能这么对你？换作是我，肯定天天陪着你；她说起自己的委屈，他就递过纸巾，要是我，肯定把你捧在手心里，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 饭吃到一半，他接了个，故意走到餐厅外，背对着孙女士，语气沉重：什么？工地又出事了？......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处理......你先别跟我爸妈说，免得他们担心，老人家经不起吓。挂了电话，他一脸歉意地看着孙女士：不好意思，工地上出了点小意外，工人打架了，得去处理一下。 孙女士关切地问：严重吗？需要帮忙吗？马登义摇摇头，叹了口气：没事，就是有点烦。最近资金周转本来就紧，又出这事......他没说下去，只是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眼神里带着点落寞。书里说，点到为止的困难，更能激发女人的同情心。 那天下午，他们没去工地，而是去了酒店。进电梯时，马登义突然说：其实我刚才骗了你，工地没事。我就是......有点紧张，怕你觉得我不好。他低下头，声音很小，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孙女士笑了，傻样，我又不是第一次见网友。 进了房间，气氛变得暧昧。马登义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抵在她肩上，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他的声音很轻，带着点颤抖。孙女士没说话，转过身，吻了他。 事完之后，马登义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孙女士在旁边玩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他酝酿了一下，说：对了，我今天忘带钱包了，手机银行转账限额，房费你先帮我垫一下，回头转给你。孙女士没多想，多少钱？我来付。 过了一会儿，马登义又皱着眉，刚才工头又打电话了，说工人的工资得结了，不然要闹事......我这卡真的转不了，你能不能先借我五万？等我下周资金到账，马上还你。他看着孙女士，眼神里带着恳求，还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不该跟你开口的，可我实在没办法了，不想让你觉得我没本事......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要是不方便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大不了去跟朋友借，就是有点丢人。 孙女士犹豫了一下。马登义赶紧说：你别为难，真的。他作势要起床打电话，孙女士拉住他，别麻烦了，我转给你。 看着手机上到账的五万块，马登义心里乐开了花。他抱了抱孙女士，谢谢你，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等我忙完这阵，一定好好陪你。 送走孙女士后，他在酒店房间里跳了起来。第一次，这么容易就拿到了钱，还睡到了想都不敢想的女人。他买了瓶好酒，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干杯：马登义，你真行！镜子里的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再也不是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穷小子了。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马登义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他买了更多书，《情感操控术》《如何赢得他人信任》《微表情心理学》，堆在床头，每天看到深夜。书桌上的台灯总是亮到后半夜，灯光照在他脸上，映出眼里的贪婪。他还在网上报了心理学课程，对着视频里的老师记笔记：女人说的时候，往往是；重复对方说的最后三个字，能让她觉得被重视；分享一个无伤大雅的小秘密，能快速拉近距离。 他的套路越来越熟练。在社交软件上广撒网，看到发朋友圈说今天不开心的，就发私信；在母婴论坛上找抱怨婆婆的宝妈；在职场群里加吐槽老板的女白领。他的身份也跟着变：对年轻女孩，他是被前女友伤透心的创业青年，手机里存着几张假的公司执照；对中年妇女，他是妻子去世多年，想找个人过日子的暖男，空间里发着炖鸡汤、修水管的照片；对职场女性，他是事业有成但渴望家庭温暖的公司高管，朋友圈偶尔发几张在会议室的照片，背景是租来的办公室。 李女士就是这么上钩的。她是个中学老师，在一个教育论坛上发了篇帖子，说自己带毕业班，压力大到失眠，丈夫还总嫌她不顾家。帖子里附了张她批改作业的照片，台灯下，她的侧脸有点疲惫。马登义加了她，自称是做教育投资的，以前也当过老师，特别懂这种累。 他每天跟李女士聊学生的调皮，我以前带的班里有个孩子，总把毛毛虫放进女生的文具盒，气得我血压都高了；聊批改作业到深夜的辛苦，有时候改着改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墨水都印在胳膊上了；聊家长的不理解，你掏心掏肺对孩子好，有些家长还觉得你想占便宜，特寒心。 李女士的心被戳中了。她跟马登义说自己的难处：班里有个学生总逃课，家长不管；丈夫觉得她挣得少，还总加班；自己快四十了，连个说知心话的朋友都没有。有时候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的学生，突然就觉得特别孤单。马登义听着，时不时回一句太不容易了换作是我，肯定心疼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对自己太苛刻。 聊了半个月，马登义约她见面，我刚好去你那边开会，一起吃个饭吧，就当朋友聊聊天。我知道有家餐厅的鱼做得特别好，刺少，适合咱们这种说话多的人，润嗓子。他记得李女士说过自己讲课多了嗓子疼。 见面选在一家有驻唱歌手的酒吧。昏暗的灯光，轻柔的音乐，马登义穿着休闲装，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温和。他没提工作，净问李女士的生活：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周末喜欢去哪儿玩？你学生肯定很喜欢你吧，看你这么温柔。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眼神专注地看着李女士的眼睛——书里说，这种姿态能让人感觉被重视。 李女士喝了点红酒，脸颊有点红，话也多了。她说自己年轻时也想过辞职去旅行，想去云南，听说那儿的花一年四季都开；说自己其实喜欢画画但没时间，以前画过一幅向日葵，被我妈贴在冰箱上了；说自己有时候看着学生的笑脸，觉得再累也值。马登义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我就知道你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当这么好的老师。 驻唱歌手唱到一首老歌，《后来》，马登义突然说：这首歌，让我想起我前女友。她也是老师，我们以前总一起听......后来她车祸走了。他低下头，声音有点哽咽，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酒杯，有时候看到像你这样温柔的老师，就会想起她。他眼角挤出一点湿润——是刚进酒吧时，用唾沫抹的。 李女士的心软了。她安慰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得往前看。马登义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谢谢你。好久没人跟我说这些了，他们都觉得我是个没心没肺的老板。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酒店。马登义说自己的卡被冻结了，正在处理，前阵子跟人合伙做生意，有点纠纷，让李女士付了房费。第二天早上，他又说自己公司投资的一个学校出了点问题，急需一笔钱周转，不然学生们就要停课了，从李女士那里借走了八万。 等我处理完这事，就去看你，给你带你爱吃的桂花糕。他临走时抱了抱李女士，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李女士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竟有点期待——这个男人，懂她的累，也懂她的孤独。 马登义用骗来的钱，把自己包装得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他买了块假的劳力士，表盘上的钻在阳光下闪得刺眼；租了辆宝马，每天擦得锃亮，停在高档小区门口；在市中心租了套公寓，客厅里摆着假的古董花瓶，书架上放着精装的《四库全书》——其实他一页都没看过。 他还特意在胳膊上用烟头烫了几个疤。以前年轻不懂事，为了个女孩......他跟那些好奇的女人解释，语气里带着点沧桑，眼神望向远方，像在回忆什么。女人们看着那些疤痕，总觉得这个男人有故事，更心疼他了。有个开服装店的王女士，摸着他胳膊上的疤掉眼泪，以后别再伤害自己了，我会心疼的，转头就给他转了十万块，让他好好做生意。 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候同时跟四五个女人聊天，用不同的名字，记着不同的人设，却从没弄混过。他有个笔记本，记着每个女人的生日、生理期、喜欢的颜色和讨厌的食物。张姐对芒果过敏李妹怕黑，聊天时要多说别怕，有我、王老师喜欢周杰伦，要提演唱会。 他知道这些女人不会报警——她们要么怕丈夫知道，要么怕同事议论，要么觉得丢人。有个女人发现他可能是骗子，在电话里哭着质问他，马登义就说：我知道你生气，是我不好，我不该骗你。但我是真的喜欢你，你要是把这事说出去，我就完了，我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女人心一软，就没再追究。 三年里，马登义骗了上百个女人，金额加起来有上千万。他去了很多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地方：三亚的海边，他穿着花衬衫，搂着不同的女人拍照；上海的外滩，他站在游轮上，举起酒杯对着黄浦江笑；香港的迪士尼，他给一个带孩子的宝妈买了最大的，看着孩子笑，自己也笑——那笑容里，有得意，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空。 他买了很多东西，名牌手表、高档西装、豪车，可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有次在酒吧喝多了，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问：马登义，你现在到底是谁？镜子里的人穿着昂贵的衣服，戴着假的手表，眼神陌生。 转折发生在2018年夏天。一个被骗的王女士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被一个叫的男人骗了钱，还附了照片。没过多久，另一个女人回帖：这不是骗了我十万块的吗？越来越多的女人站出来，她们发现自己被骗的套路一模一样，那个男人的长相也一样，只是名字和身份不同。 她们建了个微信群，把各自的经历一汇总，才知道这个男人骗了这么多人。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说要报警。一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女士站出来：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她们收集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酒店开房记录，一起去了派出所。警察看着厚厚的证据，也吃了一惊：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套路一套一套的。 消息传到马登义耳朵里时，他正在深圳陪一个女人逛街。他看到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腿都软了。那些女人发的照片，有的是他穿着西装的，有的是他在酒吧的，有的是他胳膊上带疤的——每一张都像一把刀，扎在他心上。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他给那个深圳的女人发了条信息：对不起，我骗了你。然后买了张回老家的火车票。 在宁夏的派出所里，马登义坐在椅子上，把三年来的事全说了。从那本《女性心理学》，到第一个骗的孙女士，再到最后那个还没来得及骗钱的女孩。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只是在提到那本翻烂的书时，眼睛红了红。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个窝囊废。他低着头，声音很小，小时候没人疼，我就想让别人在乎我。后来发现，骗来的在乎，也挺好的。 最终，马登义因诈骗罪被判了十五年。那些被骗的女人，有的离了婚，有的丢了工作，有的好几年都走不出阴影。她们总在想：那么明显的破绽，自己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像马登义在那本翻烂的《女性心理学》扉页上写的：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个缺口，渴望被填满。你只要找到那个缺口，把自己变成她们想要的样子，她们就会把心交给你。 那本书后来被当成证物收进了档案袋，纸页泛黄，上面的批注模糊不清。只是没人知道，在那些深夜里，马登义是不是真的爱过那些女人，还是只爱她们眼里那个被需要的自己。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情圣，不过是有人吃透了人性的弱点，把欺骗当成了谋生的手段。那些深夜里的倾诉，那些渴望被理解的心情，那些对温暖的期盼，都成了骗子眼里的猎物。 第78章 郑州321雇凶杀人案 1999年3月21日，春寒料峭的气息还未完全散去，郑州东郊的空气里弥漫着麦苗返青的淡腥气。对于大多数郑州人来说，这只是日历上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一，可对于南曹乡七里河村的村民而言，这一天终将化作一道狰狞的疤痕，永远烙印在记忆深处。 七里河村在彼时的郑州东郊早已是块响当当的招牌。紧挨着京珠高速公路的地理优势，让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村庄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路狂奔，上世纪90年代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村口那排整齐划一的二层小洋楼，红砖墙配着亮闪闪的铝合金窗户，在春日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路过时，总会摇下车窗多看几眼，嘴里啧啧称赞着这片土地的富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混着饭菜的香气在村子上空盘旋，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在门口闲聊，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至少在3月21日傍晚七点半之前，一切都是如此。 康建伟家的东屋亮着昏黄的灯光，25瓦的灯泡将房间照得暖融融的。他和母亲魏国英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母子俩时不时低声说上几句话。魏国英手里还攥着没织完的毛线，针脚在灯光下忽明忽暗。谁也没留意到，院门外那棵老槐树下，两个影子已经潜伏了许久。 突然，“吱呀”一声，虚掩的屋门被猛地推开。一股寒风裹挟着陌生的气息瞬间涌了进来，电视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两个男青年像两道鬼魅的影子，一闪身就跨进了门槛。前面的高个子约莫三十出头，身量足有一米八，长脸大眼，双眼皮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分明，一身深色西装裹着紧绷的身体，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匕首，刀刃在昏暗中泛着冷光。紧随其后的矮个子二十多岁，一米六五左右，圆脸，微胖，同样握着一把匕首，眼神里透着一股狠戾。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到康建伟和魏国英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高个子男人二话不说，箭步上前一把就将康建伟摁倒在地，膝盖死死顶住他的后背，让他动弹不得。康建伟的额头磕在水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脑子里嗡的一下，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乱撞。 与此同时，矮个子男人已经冲到魏国英面前。老太太这才回过神来，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刚要张口呼救，就被矮个子用胶带死死粘住了嘴巴。胶带拉扯着皮肤，带来一阵刺痛，魏国英“呜呜”地挣扎着，手里的毛线团滚落在地，彩色的线缠了一地。可她毕竟是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哪里是年轻力壮的歹徒的对手？没等她反抗几下，矮个子手中的匕首就像毒蛇吐信般刺了过来，一下扎在她的胸部，紧接着又一刀捅向腹部。 魏国英的身体猛地一颤，眼睛瞪得滚圆，像是要从眼眶里凸出来。她下意识地抬起手去挡，却被刀刃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她灰色的棉袄。两刀之后，她的反抗渐渐微弱下去，手臂无力地耷拉下来，最后头一歪，再也不动了。 直到这时，康建伟才从最初的懵怔中挣脱出来，母亲倒在血泊里的样子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心上。他疯了一样想要挣脱高个子的钳制，喉咙里发出愤怒而绝望的嘶吼。高个子似乎有些不耐烦，粗暴地拐住他的脖子，像拖牲口一样把他拽起来，往西边的屋子拖去。矮个子紧随其后，手里的匕首还滴着血。 西屋里，康建伟的妻子周建梅正坐在床边，给刚满月没几天的女儿喂奶。小家伙裹着粉色的襁褓，闭着眼睛吮吸着奶水，小嘴巴一动一动的，浑然不知屋外的腥风血雨。周建梅听到东屋的动静，正想抬头查看，门就被撞开了。 看到丈夫被两个陌生男人拖拽进来，其中一个手里还滴着血，周建梅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怀里的孩子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恐惧，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高个子男人反手一拧，将康建伟的胳膊死死按在背后，疼得他龇牙咧嘴。矮个子则直接扑向床边，一把将周建梅按倒在床上。 “放开我媳妇！”康建伟目眦欲裂，他亲眼看到了母亲的惨状，绝不能让妻子也落入魔掌。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让他猛地挣脱了高个子的束缚，转身就扑向矮个子。可他赤手空拳，哪里敌得过两个手持凶器的歹徒？高个子见状，立刻上前帮忙，两把匕首在狭小的房间里寒光闪烁。 康建伟死死抱住高个子的腰，用尽全身力气将他往旁边撞，嘴里嘶吼着：“建梅，快跑！带着孩子快跑！”周建梅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但丈夫的嘶吼像一声惊雷，让她瞬间清醒过来——她不能死，孩子更不能死！趁着歹徒被康建伟缠住的空档，她猛地从床上翻滚下来，连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一把抱起吓得哇哇大哭的女儿，疯了似的冲出了屋门。 “杀人啦！救命啊！”周建梅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尖利沙哑，她赤着脚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狂奔，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可她丝毫不敢停下。鲜血顺着她的裤脚滴落下来，那是刚才挣扎时被匕首划破的伤口。 两个歹徒见状，立刻放弃了康建伟，提刀追了出来。康建伟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被矮个子回头补了几刀，鲜血从他的胸口汩汩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他望着妻子奔跑的方向，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亮渐渐熄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白色面包车正好从村口驶过，刺眼的车灯照亮了惊慌失措的周建梅和紧追不舍的歹徒。司机似乎察觉到了异常，放慢了车速，还按了几声喇叭。歹徒见状，知道再追下去可能会被人发现，对视一眼后，迅速分两个方向逃窜，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 周建梅瘫坐在地上，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浑身止不住地颤抖。邻居们听到呼救声，纷纷打开门跑了出来。当邻居曹某第一个冲进康建伟家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东屋里，魏国英趴在地上，背后的棉袄被血浸透；西屋里，康建伟躺在血泊中，胸口还在微微起伏，但已经说不出话来。曹某的手抖得厉害，好不容易才摸出腰间的“大哥大”，哆哆嗦嗦地按下了110。 晚上7点46分，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的电话响起。十分钟后，局长、政委、副局长带着技术侦查人员和刑侦干警，呼啸着赶到了七里河村。警戒线迅速拉起，将围观的村民挡在外面。法医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勘察现场，闪光灯在黑暗中一次次亮起，照亮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经过初步勘察，康建伟的胸部和腹部共被捅刺19刀，每一刀都深可见骨；魏国英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刀，手上还有明显的抵抗伤。两人都是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现场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康建伟放在桌上的诺基亚手机还亮着屏保，钱包里的几百块钱也完好无损。歹徒遗留下的，只有一卷用了一半的透明胶带，和一盒拆开的金芒果香烟，烟盒里还剩三支烟。 周建梅在邻居的搀扶下，断断续续地向民警描述着歹徒的模样：“两个男的，一个高一个矮……高的三十多岁，穿深色西装，长脸……矮的二十多岁，圆脸，也拿着刀……他们一句话都没说，上来就打……前后也就六七分钟……”她的声音哽咽着，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撕扯伤口，“他们不像村里的人，看着像城里人……” 晚上9点10分，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以及刑侦支队的领导也赶到了现场。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言不发，下手狠毒，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抢劫杀人。”局长掐灭烟头，眉头紧锁，“情杀？仇杀？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案情扑朔迷离，像一团乱麻。一个以管城分局局长为组长，政委、副局长为副组长的专案组迅速成立。3月22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专案组的5个行动小组、27名民警就进驻了七里河村，他们带着黑眼圈，眼神却异常坚定——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接下来的两天里，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村里的每条小巷、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他们询问了400多位村民，记录了厚厚一摞口供。从村民的讲述中，一个大致的康建伟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今年32岁，为人老实本分，和妻子周建梅感情很好，夫妻俩刚添了女儿，小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他没什么存款，也没和人结过什么大的经济纠纷。 就在调查似乎陷入僵局时，几个细节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有村民反映，1999年1月29号晚上11点多，康建伟在自家门口被三个年轻人打伤过，他自己也说不认识那几个人，更不知道为什么被打。还有人提到，康建伟、康岭山（另一位村民）、李学军等人，最近经常一起跑到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村委会干部承包市场不合理、存在贪污腐败等问题。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村里的选举。1999年1月8号，七里河村进行第二次村委会选举，康建伟和康岭山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选举过程中，康建伟和原村委会委员康刘顺发生了激烈冲突，康建伟的哥哥康建强一时冲动，把康刘顺给打伤了，那次选举最终也因此失败。 “情杀的可能性不大，康建伟夫妻关系和睦，没听说过有作风问题。”专案组组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图财害命也不像，现场没丢东西，手机钱包都在。那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报复杀人！”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这起案子，很可能和村里的选举、和他们反映的那些问题有关！” 排查范围迅速扩大，七里河村村委会的司机康中锋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个29岁的年轻人也是七里河村人，却有着不光彩的过去：1990年因抢劫罪被管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95年5月减刑释放；1998年又因盗窃罪被判了六个月。更可疑的是，案发前一天，也就是3月20号，康中锋还在郑州市的一家宾馆里，和货运部的康某发生争执，把人打伤后跑了。 3月23号晚上7点，侦查员得到消息，康中锋躲在市郊的一个出租屋里。抓捕小组迅速出击，没费多少力气就将他抓获。面对民警的讯问，康中锋对3月20号在宾馆打人的事供认不讳，可一提到3月21号的杀人案，他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是我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根本不在村里！” 专案组对康中锋进行了仔细调查，却没找到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杀人案。无奈之下，只能先根据他之前的违法行为，对他实行劳动教养。 就在康中锋被抓的同一天晚上，七里河村的副村长曹广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悄无声息地失踪了。他的家人说，晚上还一起吃了晚饭，饭后他说出去散散步，就再也没回来。曹广杰的突然失踪，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心头一紧——他会不会和321案件有关？ 接下来的日子里，专案组又收到了不少线索，可一一核实后，都和321案件扯不上直接关系。曹广杰就像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民警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每天超负荷工作，饿了就啃口干面包，困了就在村委会的长椅上眯一会儿，案情分析会开了一次又一次，黑板上的线索画了又改，改了又画，可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5月8号，距离案发已经整整51天。侦查员们的足迹遍布了七里河村附近的轮胎市场、润滑油市场、摩托配件商城等大型批发市场，走访了2000多人，收集了400多份材料，却连歹徒的影子都没摸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谁也没有放弃。 5月12号，侦查员赵连庆再次来到康建伟家回访。康建伟的大哥康建强红着眼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了，1月29号晚上建伟被打的时候，现场留了一把菜刀和几个碎酒瓶子。后来听人说，那三个年轻人可能是鹿邑县的，之前在七里河村附近打过工。” 这个消息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专案组沉闷的气氛。副局长张俊立刻带领几名刑警，连夜驱车赶往鹿邑县。在鹿邑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很快查到了线索：鹿邑县阳湖口乡东流村村民刘秋峰，之前在郑州给一个做铝合金生意的老板王建军打工，1999年1月29号晚上，他确实在七里河村参与过打人。 5月14号晚上，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马英举带领队员，在郑州市航海东路的一个批发市场里，将王建军堵了个正着。这个外号叫“老虎”的32岁男人，是南曹乡二十里铺村人，在航海路、政通路一带做铝合金装修生意。起初他还想抵赖，可在警方摆出的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1月29号打人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1999年1月中旬的一天，康中锋找到了王建军。“建军，帮我个忙，找几个人收拾一下我们村的康建伟。”康中锋递给他一支烟，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威胁。王建军愣了一下，问道：“为啥呀？他咋得罪你了？”康中锋吐了个烟圈，压低声音说：“这你就别管了，是我们村委的曹广杰曹副村长的意思。收拾他，就是为了不让他掺和村委选举的事。”他顿了顿，抛出了诱饵，“要是能把他的脚筋挑断，给你5000块钱。” 王建军心里盘算了一下，康中锋虽然只是个司机，但毕竟是村委的人，跟领导走得近，以后说不定能用上；再说，打个人就能赚5000块，这买卖划算。他当即就答应了。随后，王建军找到了在郑州打工的老乡刘秋峰、刘玉河等人，许诺给他们每人一千块钱。 1月29号晚上，康中锋开着村里的桑塔纳轿车，把刘秋峰他们三个送到了七里河村康建伟家门口。正好碰上康建伟从外面回来，刘秋峰等人二话不说，拿起酒瓶子就往他头上砸。康建伟被砸得头破血流，情急之下往地上一躺，屏住呼吸装死。那三个人见状，以为出了人命，吓得扔下菜刀就跑，坐康中锋的车溜之大吉。 这条线索的出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精神大振——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5月16号，专案组秘密将康中锋从郑州市劳教所提了出来，带到莆田派出所进行讯问。 一开始，康中锋还想狡辩，只承认参与了1月29号的打人事件，对321杀人案矢口否认。侦查员们不急不躁，把证据一件件摆在他面前，耐心地给他讲法律知识。十几分钟的沉默后，康中锋的脸色变得苍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哆哆嗦嗦地说：“能……能给我根烟吗？” 侦查员递给了他一支烟，还给他点上了火。康中锋猛吸了几口，烟雾缭绕中，他的肩膀垮了下来：“我……我坦白……” 他断断续续地供述了事情的经过：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曹广杰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找了两个“广州倒车票的朋友”，要来“修理”康建伟，让他帮忙安排住宿。曹广杰随后联系了经三路东源宾馆的经理周某，让村委会的一个叫康涛的人，带着1000块钱去给那两个人开了房间。 几天后，康中锋开着车，和曹广杰一起到城东路的巨龙阁浴池见了那两个人。在浴池的包间里，曹广杰交给其中一个人块钱，说是“定金”。他还让康中锋画了一张康建伟家的地图，那两个人拿着地图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又让康中锋开车带着他们去二里岗厨具市场买了两把匕首。最后，康中锋把车停在离康建伟家不远的地方，指着那座二层小楼说：“就是那家，门口有棵老槐树。” 5月18号中午，专案组在郑州航海东路的省建浴池，将康涛抓获。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城府，一见到民警就慌了神，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3月16号下午，他接到曹广杰的电话，让他去经三路东源宾馆给两个“东北来的广州人”开房间。3月17号上午，他还带着康建伟参加选举时的录像带，到宾馆给那两个人看，给了他们1000块钱生活费，还把康建伟的照片交给了他们。案发之后，他又按照曹广杰的吩咐，给其中一个凶手送去了块钱“尾款”。康涛说，那两个人里，有一个好像叫“小伟”。 康涛和康中锋描述的两名凶手的体貌特征，和周建梅之前反映的基本一致。案情取得了重大突破，曹广杰成了本案的关键人物。可“小伟”只是个外号，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没人知道。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只知道外号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再次展开深入调查，发现案发前一段时间，曹广杰和广州有过多次电话联系。5月20号，副局长张俊带着几名民警，登上了南下广州的飞机。 5月21号上午，张俊等人在广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先后到新市镇派出所、矿泉派出所、三元里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暂住人口进行全面排查。他们翻阅了3000多名暂住人口的登记资料，眼睛看得酸涩，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小伟”年龄和体貌特征的人。 当天傍晚，张俊在广州市局刑侦支队民警小谢的陪同下，在三元里大街挨家挨户地走访。走到5巷27号时，房东老太太向他们抱怨：“这里之前住过一家三口，男的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大概25岁，女的带着个一岁多的小孩，听口音是北方人，说普通话。3月24号早上，男的出去了，上午10点多，女的也带着孩子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房租还欠着呢！” 张俊心里一动，立刻让房东打开了那间屋子的门。房间里收拾得还算整齐，不像仓皇逃离的样子。侦查员们仔细搜查，在一本破旧的台历上，发现了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字：“吴连梅，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铁厂镇西帽尾”。在里屋的双人床底下，他们找到了一本病历和一张女人的照片，病历上写着一个男孩的名字“蒋浩楠，1.5岁”，照片上的女人正是台历上提到的吴连梅。 更关键的是，在床头柜右侧的墙上，贴着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是“0371-6881xxxx”。虽然号码中的“618”几个数字被人用刀刮过，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痕迹。而这个“0371-6881”开头的号码，正是曹广杰办公室的电话！ 张俊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情况紧急，立即北上吉林寻找吴连梅，查清“小伟”的真实身份；同时留下侦查员朱晓斌在广州，会同广州警方严密监控这间出租屋，防止嫌疑人返回。 5月22号中午，张俊带着侦查员陈国伟登上了飞往吉林长春的飞机，当天晚上11点就赶到了通化市。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查到了吴连梅的信息：24岁，住通化市二道江铁厂镇西帽尾22组。 可当他们找到吴连梅家时，她的家人却显得十分警惕，眼神躲闪，对民警的提问避而不答，甚至连吴连梅的丈夫叫什么都不肯说。5月24号上午，张俊等人再次来到吴连梅家，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连梅出去好几年了，没结婚就生了孩子。前阵子好像回来过，带着孩子，没过几天又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当天下午，张俊在铁厂镇派出所开了个座谈会。派出所指导员突然想起一件事：“前几天，吴连梅好像来所里，给她爱人办过临时身份证，还是熟人介绍来的。”民警们立刻查阅了5月21号的身份证登记表，上面赫然写着：吴连梅的丈夫叫蒋伟，25岁，住铁厂镇西环北25组，初中文化，在市矿务局铁厂处洗煤厂第二小学工作，体貌特征是“矮个子，较胖，小平头”——这和之前掌握的“小伟”的特征完全吻合！ 进一步调查发现，半个月前，蒋伟去了北京。5月21号下午，吴连梅带着蒋伟的临时身份证和孩子，跟蒋伟的姑姑、姑父等人也去了北京。5月25号一大早，侦查员调取了蒋伟家的电话长途记录，发现从1月12号到5月8号，蒋家的电话一共跟北京联系了19次。而郑州的专案组民警在七里河村调查时，电工班班长也反映，他曾在村委办公室值班时，接到过曹广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线索越来越清晰。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常世忠会同政委王建中，研究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随后带领大队长王铁山、副大队长马英举、侦查员赵连庆等人，开车从郑州赶往北京。张俊也带着刑警从长春直飞北京。5月26号，两路人马在北京汇合。 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他们查到，位于北京市东外斜街44号的红利饭店，是吉林通化人徐静秋开的。今年5月初，一个矮个子、小平头、圆方脸的通化老乡找到徐静秋，说想在北京开个饭店，让她帮忙找个地方。徐静秋后来在朝阳区麦子店，帮这个人盘下了一个店面，开了家东北风味饭店。 当天晚上8点40分，张俊带着侦查员张朝西，在徐静秋的指认下，来到麦子店的那家东北风味饭店附近侦查。他们在饭店对面的一个小饭馆坐下，拿出蒋伟和吴连梅的照片，密切注视着对面的动静。大约15分钟后，一个女人在饭店里来回走动，张俊一眼就认出，那正是照片上的吴连梅。5分钟后，一个矮个子男人从屋里走出来，到隔壁饭店看了看，又回到了自己的店里——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小伟”蒋伟！ 晚上10点多，蒋伟在麦子店街被警方抓获。审讯室里，面对铁证，蒋伟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供述了他在曹广杰的雇佣下，伙同“林子”在郑州杀害康建伟母子的罪行。他说，曹广杰一共给了他们5万块钱，“林子”是他在广州火车站认识的，身高一米八左右，吉林人，在广州火车站倒卖火车票，真实姓名他不知道。 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常世忠局长带队，押解蒋伟返回郑州；一路由王铁山大队长带队，继续在北京调查；第三路由张俊副局长带队，搭乘第二天中午12点10分的飞机再次飞往广州，抓捕“林子”和曹广杰。 到了广州，侦查员们在火车站附近摸排了两天，却始终没找到“林子”和曹广杰的踪迹。5月29号上午，有人向他们反映，火车站地区有个“倒票大哥”，在这一带混了17年，对所有倒票的人都了如指掌。民警们立刻找到这位“大哥”，他想了想说：“没听过叫‘林子’的，不过有个叫‘少林’的，一米八左右，吉林人，长得挺壮，就住在三元里附近。” 常世忠局长得知后，建议押解蒋伟到广州指认。当天晚上，他亲自带队，押着蒋伟乘坐火车赶往广州。一路上，常世忠没离开蒋伟身边，和他同吃同住，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讲法律，讲政策，也讲人情。蒋伟被这位公安局长的真诚打动了，答应配合指认。 有了蒋伟的指认，加上“倒票大哥”的帮忙，抓捕“少林”变得易如反掌。“倒票大哥”给“少林”打了个电话，说有笔“好生意”介绍给他。没过多久，一个高个子男人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约定的茶馆，刚坐下就被埋伏在周围的民警抓获。他正是“林子”，真实姓名叫杜少林。 经过审讯，杜少林对1999年3月21号在郑州七里河村杀害康建伟母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6月3号中午，蒋伟和杜少林被押解回郑州。至此，321大案的主要凶手全部落网，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七里河村副村长曹广杰是这起雇凶杀人案的主谋。 可曹广杰自从3月23号失踪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两个多月来杳无音信，手机和传呼机都停了机，家人也说没联系过他。专案指挥部决定，对曹广杰的亲戚朋友进行全方位监控，重点排查他曾经工作过的双凤皮鞋厂。 调查发现，曹广杰在双凤皮鞋厂工作时，经常去江苏无锡联系业务。他的表哥苗顺平，平时和他关系密切，曹广杰失踪后，苗顺平曾多次去无锡“出差”。6月18号，在警方的强大压力下，苗顺平终于交代：4月30号，曹广杰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出了大事，不敢回家，约他在无锡长安宾馆见面。5月1号，苗顺平和亲戚张建军从郑州坐火车到无锡，在长安镇长安宾馆附近，给了曹广杰3万块钱，帮他继续外逃。 侦查员调取了苗顺平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除了4月30号曹广杰在无锡打来的电话，还有几个山东烟台的号码。6月19号，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张俊带队去无锡，一路由王铁山带队去烟台。 6月24号，烟台的侦查员在温泉路一家工厂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查到了与江苏靖江一个叫孙金贤的人通话的记录。而孙金贤的亲戚陆某，正是一家皮鞋加工厂的老板——这和曹广杰之前在双凤皮鞋厂的工作经历对上了。 6月25号，民警找到陆某时，他很快就把消息告诉了孙金贤。6月30号，侦查员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孙金贤抓获。孙金贤交代：曹广杰4月初来找过他，他用自己的身份证给曹广杰在中亚大厦开了房间。曹广杰说自己“和老总出了大事，不敢回去了”，想长期躲在靖江。孙金贤不但没报案，还把他藏到了自己堂弟家。6月25号，孙金贤得知警方在找曹广杰，又给了他6万块钱让他赶紧跑。 “老总？什么老总？”侦查员追问。孙金贤说，曹广杰告诉他，“老总是人大代表，为了他的前途，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回去。”还让孙金贤转告“老总”，“把我的房子租出去，有机会带我爱人和孩子到沿海看看，过年过节用车的时候，让他们多关照。” 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老总”。专案组立刻召开会议，分析认为这个“老总”很可能就是整个案件的幕后真凶。经过调查，七里河村只有一个人大代表，就是村委会主任康岭山，他同时也是七里河村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村里人平时都叫他“老总”或“大哥”。 进一步调查发现，曹广杰外逃期间，康岭山的弟弟康金山多次和他联系，还托人给曹广杰送去了19万人民币。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康岭山。 7月13号，郑州市公安局向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和管城区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康岭山采取强制措施的请示报告》。两级人大常委会很快批复，同意对康岭山采取强制措施。当天中午，专案组依法传唤了康岭山。 审讯室里，康岭山一开始还想装糊涂，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底下人干的”。可在警方摆出的一系列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汗水浸湿了衬衫。几个回合下来，他终于低头认罪，供述了自己幕后操纵雇凶杀人的全过程。 1998年10月，七里河村进行村委换届选举，候选人是康岭山和康建兴，村委委员候选人包括康增群、康长生、康建伟、曹广杰等7人。选举中，部分村民推荐康建伟作为村长候选人，可最终康岭山、康建兴、康建伟三人的票数都没过半，第一次选举失败。 康建伟等人对选举结果不满，多次到省市区上访，反映村领导班子存在的吃喝问题、经济问题、选举不合理等16项问题。1999年1月8号，第二次选举再次失败，康建伟等人继续上访，管城区委也对七里河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让康岭山和曹广杰又气又怕。 1999年3月初，康岭山在办公室里和曹广杰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现在不安定因素抬头，得想办法治理一下。”康岭山意有所指地说。曹广杰心领神会：“老总，要不找两个广州人‘修理’一下康建伟？真出了人命，我来担责任。”康岭山立刻点头：“行，你看着办。” 3月18号上午9点多，康岭山在城东路某酒店参加人代会，曹广杰找到他的房间：“老总，广州人已经来了，昨天住宾馆了，也认过门了。”康岭山叮嘱道：“广杰，可不敢出意外啊。”曹广杰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这事不用您管，真出事了，我兜着！” 3月21号晚上，康建伟母子遇害。3月23号，康中锋被抓，曹广杰慌了神，提出外逃，让康岭山照顾他的家人。康岭山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吃的，你家老少我都管。”随后，曹广杰开始了逃亡之路。4月10号，康金山告诉康岭山，曹广杰打电话要16万，康岭山让弟弟把钱送到江苏，还让他转告曹广杰“再也不要回来了”。 2001年2月5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惊中原的321特大雇凶杀人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康岭山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赔偿受害者家属人民币2万元（后终审改判为无期徒刑）；杀手蒋伟、杜少林被判处死刑，附带民事赔偿3万元；参与雇凶的康中锋被判处无期徒刑，康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二人各附带民事赔偿1万元；康金山等4人因窝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七里河村的那排小洋楼依旧矗立在京珠高速旁，只是村民们路过康建伟家的老槐树时，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第79章 血色黄昏 血色黄昏：1999年湘中特大凶案纪实 1999年8月31日，湘中大地被一层黏稠的暑气包裹着。新邵县平上镇的磨石小学刚刚结束了开学报名的忙碌，交完学费的孩子们揣着崭新的课本，像归巢的小鸟般四散离去。喧闹了数日的校园迅速沉寂下来，只剩下几棵老樟树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投下斑驳的树影。 会计李莫怡看了看天色，西边的云霞已被暮色浸染成深紫色。他掂了掂手里沉甸甸的黑提包，包里是元学费，这是全校师生一个学期的指望。“快走，再晚信用社就关门了。”他催促着身旁的同事刘明华和李洪东，“这么大笔钱放在身上，终究不踏实。” 三人匆匆跨上一辆半旧的摩托车，引擎“突突”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摩托车沿着蜿蜒的山道行驶，路面坑洼不平，车身不时剧烈颠簸。越往山外走，天色越发昏暗，原本稀疏的行人早已不见踪影，只有归鸟的聒噪声从密林深处传来。 当车子驶近菊花桥时，路边的灌木丛突然“哗啦”一声响动。五道黑影如同鬼魅般窜了出来，手里的刀枪在昏暗中闪着寒光，杀气腾腾地横在路中央。 开车的刘明华猛地一踩刹车，摩托车发出刺耳的尖叫，轮胎在地面上擦出两道黑痕，堪堪停在距黑影几步远的地方。几乎在同时，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和三把一尺多长的尖刀，已经齐刷刷地对准了他们三人。 冰冷的金属触感仿佛顺着空气蔓延过来，李莫怡三人瞬间冷汗涔涔，手脚都僵住了。李莫怡定了定神，勉强抬起头，看清了为首那个壮汉的脸，不禁失声叫道：“李青海？你想干什么！” 李青海嘴角勾起一抹狞笑，露出两排黄牙：“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包里有钱。不过嘛，念在老同学的份上，我不为难你，也不用在这儿交钱——免得旁人说你跟我串通一气。”他顿了顿，语气陡然变得凶狠，“你们三个，现在跟我回学校，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拿’这笔钱！” 刘明华本以为提老同学能让对方网开一面，闻言腿肚子又开始打颤：“青海，这钱真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孩子们的学费啊，你高抬贵手……” “呸！”李青海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脚在泥地上碾了碾，“给你点脸还喘上了？不在这儿抢，已经是给你天大的面子！再啰嗦，别怪我刀枪不长眼！” 其余四人立刻附和，手里的刀枪舞得“嚯嚯”作响，刀刃划破空气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李莫怡知道再争无益，只能艰难地挪动僵硬的腿，重新跨上摩托车。 摩托车调转车头，缓缓驶回磨石小学。校门口，几个正要锁门的老师看到这阵仗，吓得缩在一旁。李青海一把抢过李莫怡手里的黑提包，像举着奖杯似的扬了扬，冲着老师们得意地喊道：“都看好了！明人不做暗事，这钱是我李青海拿的！” 说完，他朝同伙使了个眼色，五人迅速消失在渐浓的夜色里。 新邵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值班室里，电话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是平上派出所打来的，值班民警刚记下“磨石小学发生抢劫案，涉案金额近七万元”，还没来得及部署警力，听筒里又传来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是附近张家坪的村民：“警察同志！快！快！三长村……三长村出人命了！一家十几口……全没了啊！” 这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值班室里轰然炸开。民警们面面相觑，刚才还在议论抢劫案的语气瞬间凝固。队长当机立断：“一部分人留下联系信用社和学校，核实抢劫细节；其余人跟我走，去三长村！快！” 警车在夜色中疾驰，车灯劈开浓重的黑暗。当车子驶入三长村地界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顺着车窗缝隙钻了进来，令人作呕。昔日山清水秀的村庄，此刻被死寂笼罩，只有几声断断续续的呻吟从一栋红砖碧瓦的农舍里传出，像鬼魅的哀鸣。 推开虚掩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见惯了凶案现场的刑警们都倒吸一口凉气：堂屋里、卧室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多具尸体，鲜血浸透了地面的泥土，汇成暗红色的溪流。三个重伤者倒在血泊中，气息奄奄，脸上凝固着极度的恐惧。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汗味和某种难以名状的腥臊，混合成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法医和技术人员迅速展开工作，现场勘查的结果令人心惊：这是一起灭门惨案，遇害者多达13人，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只有两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排查和走访，线索迅速指向了一个名字——李青海，以及他的四个同伙：劳改释放人员梁在喜、钟高才，外号“药癫子”的李军，还有“小寡头”李洪成。 这个李青海，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如此胆大妄为，杀人如麻？故事，要从29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夜说起。 1970年，新邵县平上镇三长村，一栋简陋的土坯房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这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就是李青海。村民们围着看热闹，七嘴八舌地恭维着，躺在床上的产妇却只是叹了口气——这个孩子的降生，并非爱情的结晶，而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无奈产物。 李青海的童年，是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中度过的。母亲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眼神里满是对生活的怨怼。三年后，在一个清晨，母亲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不告而别，把不到三岁的李青海和这个破败的家，丢给了老实巴交的丈夫李莫银。 李莫银恨过妻子的绝情，但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儿子，终究没再续弦。他又当爹又当妈，靠着几亩薄田拉扯儿子长大。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李青海在村里时常遭受白眼和欺负。别的孩子骂他“野种”，抢他的零食，推搡他的身子，他从不哭闹，只是默默地盯着对方，眼神里藏着与年龄不符的阴鸷。 父子俩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压抑。李青海渐渐长成了五大三粗的汉子，却没继承父亲的老实本分。读初中时，他就染上了偷鸡摸狗的恶习，今天偷邻居家的鸡蛋，明天撬村里的鸡窝，村里人见了他都躲着走。 1988年，李青海的生母在外地病重，捎信来想再见儿子最后一面。李莫银虽然心里有怨，还是劝儿子：“青海，去吧，终究是你生母，骨肉连心啊。” 李青海却梗着脖子，眼睛瞪得通红：“不去！当年她狠心丢下我们，我死也不会原谅她！” 李莫银不知道，自家院角那棵歪脖子桃树上，刻着十多条深深的划痕。最深最长的那道，是李青海在母亲走后的第三天刻下的，代表着他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恨。他认定，自己和父亲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个女人造成的。而其他的划痕，每一道都代表着一个“仇人”——谁要是欺负过他或父亲，他就会在树上添一道，像记账一样，一笔一笔记着。 1989年底，李青海因伙同他人盗窃，被冷水江市公安局收容审查。李莫银在村里更抬不起头了，每次去看守所探望儿子，都背着一筐红薯，蹲在墙角唉声叹气，对着儿子诉说自己受的委屈。 1990年春天，同村的“梁上君子”李子文打烂了李莫银家的窗户玻璃，想入室行窃，没得逞。没过几天，李子文的弟弟李鸿才又从那个破洞口钻了进去。这次，李莫银抓了个现行。 老实人被逼急了也会拼命。李莫银提着一把杀猪刀，气势汹汹地冲到李鸿才家，要拉他去派出所评理。李鸿才也不是善茬，两人扭打起来。混乱中，那把锋利的杀猪刀划破了李莫银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李莫银倒在血泊里，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李鸿才投案自首时，浑身还在发抖。李青海被取保候审，回家料理父亲的丧事。漆黑的棺材停在堂屋中央，豆大的油灯忽明忽暗，照着李青海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他没有哭，甚至没有掉一滴泪，只是直挺挺地跪在棺材前，像一尊石像。 葬礼结束，他客客气气地送走乡亲，回到看守所后，却主动找到了办案民警，检举了一起特大抢劫案。因为“重大立功表现”，本应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李青海，被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重获自由的那天，李青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父亲的坟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缝衣针，在自己肥实的手臂上一针一针地扎着，鲜血顺着手臂流下，染红了坟前的黄土。他没有再往桃树上刻痕，而是把“仇”字刻在了皮肉里，印在了心头上。“爹，”他对着冰冷的坟头低语，声音嘶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 不久后，村里人发现，李青海不再叫李青海了，他逢人便说自己叫“李天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复仇的火焰在李青海心中熊熊燃烧，但他知道，仅凭自己一人之力，难以撼动仇家。他既没本钱，也没帮手，只能先隐忍。 一天晚上，李青海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浓眉大眼，皮肤不算粗糙，凭着这张脸和从小练就的“舔嘴”功夫，或许能做点什么。他把目标瞄准了李子文的妻子肖某。 李子文因盗窃正在服刑，年轻的肖某独守空房，日子过得寂寞而无聊。李青海算准了这一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揣了半斤水果糖，来到了肖某家门前。 肖某正坐在门槛上发呆，见李青海来了，有些意外。李青海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对面，声音温柔：“嫂子，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吧？” 肖某没说话，眼圈却红了。李青海趁热打铁：“人生在世，不就图个快活？为个不争气的男人守活寡，值当吗？”见肖某不反驳，他又往她身边凑了凑，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泪痕，“嫂子你聪明能干，长得又俊，自打你嫁到村里，我就没见过比你好看的女人。” 这番恭维说到了肖某心坎里。她本就对丈夫失望，又耐不住寂寞，没几个回合，就被李青海哄得动了心，半推半就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李青海的“美男计”得逞了，但他的目的远不止于此。在他看来，父亲的死，李子文脱不了干系——若不是他先打烂窗户，李鸿才也不会上门盗窃。可李鸿才已被判无期徒刑，无家无口，报仇无从下手。他真正恨的，是与李鸿才同住一个堂屋的李莫初一家。 李莫初的儿子李宣华家就在案发现场附近，李青海固执地认为，父亲身材高大，李鸿才根本不是对手，一定是李莫初一家当了帮凶。但李莫初家人多势众，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得先给李家留个后。 于是，他一边与肖某周旋，一边盘算着下一步。他对肖某说：“你离婚嫁给我吧。”肖某求之不得，不顾娘家人反对，很快办了离婚手续。 就在肖某催着结婚时，李青海却抛出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当时肖某的奶奶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李青海觉得，老人办丧事时，李莫初一家肯定会来帮忙，正好可以让肖某在食物里下毒，将他们一网打尽。 或许是李莫初一家命不该绝，还没等老人咽气，李青海和肖某在野河里偷情的事就被村民撞见，奸情败露。李青海的投毒计划泡汤，肖某也没了利用价值，被他一脚踹开。 在三长村待不下去了，1994年，李青海带着同母异父的妹妹和一个同居女友，辗转来到了深圳。在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没一技之长的他很快找到了“捷径”——开了家发廊，威逼利诱妹妹和女友卖淫。两个女人宁死不从，最终逃回了老家。 李青海却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家乡的无辜少女。他以“介绍工作”为名，先后将50多名少女骗到深圳，强迫她们卖淫，自己则坐收渔利，成了名副其实的“鸡头”。 1995年，李青海与冷水江某工厂的女工结婚，生下一个儿子。旁人看来这是幸福的开始，李青海却深知自己早已被复仇的火焰吞噬，迟早会走向毁灭。他或许对妻子有过一丝真情，不愿连累她，便再三逼她离婚，把儿子送给了叔叔抚养。 斩断了最后一丝牵挂，李青海加快了复仇的步伐，也开始网罗党羽。 1996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李青海回到冷水江，与当地一霸肖丽华合伙开了家电器专营店，还自封“吉安工程工贸公司”，并从两家信用社骗取了16万元贷款。但两人都不是做生意的料，互相猜忌，勾心斗角，短短四个月公司就倒闭了。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双方都扬言要“搞掉”对方。 李青海在冷水江势单力薄，只好卷铺盖再去广州重操旧业。经此一事，他意识到必须有自己的势力，才能“先发制人”。于是，他开始大把挥霍不义之财，重金收买喽啰。 第一个被他看中的是“小寡头”李洪成。李洪成两岁时母亲就跟着别人跑了，15岁找到母亲，却被绝情拒绝，从此对生活失去希望。李青海对他“同病相怜”，供他吃穿，给钱让他挥霍，李洪成深受感动，不仅成了他的铁杆手下，还认他做了“教父”。 随后，“烂豆子”徐建成、劳改释放人员梁在喜、“烂仔”钟高才、“药癫子”李军等人也相继投靠，成了他的得力干将。 1997年下半年，李青海把“老巢”搬到上海，继续经营卖淫场所。为了武装手下，他在涟源高价定做了两把钢珠枪，又在邵阳花5000元买了一把仿六四手枪和12把砍刀。1999年春节后，他又通过关系在四川铜仁买了两支仿六四手枪，让所有爪牙都配上了家伙。 羽翼渐丰，李青海开始报复肖丽华。1997年，他在深圳把肖丽华的嫂子约出来，用刀把她的脸划得稀烂；1998年10月，他遥控李洪成、徐建成等人，将肖丽华的哥哥肖湘华砍成重伤；1999年2月，他亲自从上海赶到涟源，纠集十多名流氓，把肖丽华砍成了残废。 在这条血腥的道路上，李青海变得越来越偏执和残忍。1999年7月，他指使李洪成把红岩煤矿张某的女儿骗到上海卖淫。徐建成与张某素有交情，良心未泯，暗中通风报信，让张某的女儿逃过一劫。 李洪成立即向李青海告状。李青海本就嫌徐建成“心太软”，这下更是勃然大怒，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徐建成一气之下，带着一支仿六四手枪离开了上海，半个月杳无音信。 “内部出了异己，绝不能容忍！”李青海最恨背叛。8月4日，他打电话给钟高才和梁在喜，让他们给徐建成“点颜色看看”。当晚，两人各持一把牛耳尖刀，窜到平上镇虎寨村，见徐建成不在家，就对着他的妻子钟某连砍十多刀，然后扬长而去。 随后，李青海又威胁徐建成的家人：“让他回头是岸，否则下场比他老婆还难看！”徐建成彻底看清了李青海的真面目，走投无路之下，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供出了李青海在上海的活动情况。 新邵县公安局立即派出追捕小组赶赴上海，可老奸巨猾的李青海早已搬家换地方，还在原住处布了眼线。得知警方找上门，他反而杀了个回马枪，于8月12日带着李洪成、李军潜回涟源，找到钟高才、梁在喜等人。 此时的李青海，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一旦落网，至少是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复仇计划将化为泡影。惊恐和焦躁之下，他决定铤而走险，提前行动。 为了让手下死心塌地跟着自己，李青海策划了一起“杀人练胆”的血案。8月21日傍晚7点，他和李军在冷水江市租了一辆红色桑塔纳，开到冷水江与涟源交界的三岔路口。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洪成、梁在喜、钟高才突然拦车，李军趁司机不备，用钢丝绳勒住他的脖子，李青海挥刀朝司机胸部猛捅。随后，他逼着另外三人轮流“补刀”。 可怜的司机当场毙命，尸体被抛到涟源市三甲乡金竹村的荒山里，车子则被李青海开到广州寄放，准备日后处理。经此一役，几个喽啰手上都沾了血，彻底被绑在了李青海的“贼船”上。 1999年8月31日傍晚，磨石小学的抢劫得手后，李青海觉得复仇的时机到了。他对四个同伙说：“兄弟们，我在涟源杀了人，现在又抢了钱，已是死罪一条。横竖都是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去三长村，为我爹报仇！” 被血腥冲昏头脑的李军、李洪成等人立刻响应：“海哥说了算！要杀要剐，我们跟你一起！” 李青海毕竟老谋深算，他叮嘱李军：“药癫子，你跟李莫初家老六关系不错，可别坏了我的事。”随后，他分给李军一部分钱，让他到马路上等候，自己则带着李洪成、钟高才、梁在喜，手持刀枪，杀气腾腾地扑向三长村。 到了村口，李青海又从一家肉铺抢了把屠刀，全副武装地直奔李莫初家。此时李莫初已去世，但他的六个儿子都住在村里。 远远望见李宣华兄弟在堂屋里说话，李青海不由分说，抬手就是一枪。李宣华应声倒地。李洪成也扣动扳机，将李广华的妻子萧求香打倒。梁在喜和钟高才举着砍刀，见人就砍。 李广华吓得魂飞魄散，惨叫着往屋里跑，四人紧追不舍。堂屋中央，两岁的孩子杨元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这些面目狰狞的陌生人。李青海眼中闪过一丝狠戾，一刀捅进了孩子的胸口，鲜血喷涌而出，孩子连哭喊声都没来得及发出，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卧室里，李宣华8岁的女儿李玉婷正在写作业，还没回头，就被李青海从背后连捅两刀。小姑娘手里紧紧攥着铅笔，挣扎着哭喊：“别杀我……救命啊……”李青海却毫无怜悯，又一刀戳进了她的喉咙。 短短十几分钟，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就变成了人间地狱。李青海拎着沾满鲜血的衣服，来到李莫银的坟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爹，大仇得报！您保佑我逃出去吧！” 杀完人，李青海带着三个同伙迅速撤离。他们脱下血衣，洗去手上的血迹，步行到207国道财西地段，拦了辆微型车逃到涟源，又租了辆桑塔纳到株洲，打算从株洲转车去长沙。 8月31日晚上12点左右，株洲街头行人稀少，几辆出租车慢吞吞地游弋着。张司机驾驶着红色奥拓车，正想靠在路边打个盹，四个年轻人突然从黑暗中走出来：“租车去长沙，去不去？” 张司机本想接单，可看到这四人一胖三瘦，操着外地口音，神色慌张，尤其是那个胖子打着赤膊，脖子上的金项链在路灯下闪着诡异的光，心里顿时警铃大作。按照规定，出租车夜间出城要到公安部门登记，他想借此吓退对方：“去长沙得登记……” 胖子（李青海）连忙改口：“那就去市中心。”四人匆匆上了车。 车子开了没多久，100米外的“警务站”三个字在霓虹灯映照下格外醒目。张司机趁他们没坐稳，猛地拐到警务站门口，朝执勤的站长尤正兴使了个眼色。 尤正兴心领神会，接过梁在喜递来的身份证，只见上面写着“香香，高志桥”，照片上的人很胖，眼前这人却很瘦。“身份证有问题！”他对同事李显忠说，“叫其他人也进来登记！” 李显忠走出警务站，对剩下三人说：“都进来登记！”三人却不肯，李洪成还挣扎着不想动，一串钥匙“啪”地掉在地上。李显忠弯腰去捡，刚要起身，一支冰冷的手枪已经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咔”的一声，扳机被扣动，万幸的是，子弹卡壳了！ “他们有枪！”李显忠大喊。李青海一听，立刻拔出枪，和钟高才、李洪成冲进警务站。尤正兴刚站起来想取枪，李青海甩手就是一枪，子弹穿过他的肩骨，剧痛让他松开了手。四人趁乱逃出警务站。 午夜的枪声惊动了株洲警方。公安局长迅速调集600多名警力设卡，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信息很快传到了各个岗亭。石峰公安分局政委高军带着刑警在清水塘路口设卡，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毫无动静。 就在这时，一个趴趴车司机气喘吁吁地跑来：“公安同志！刚才有两个外地口音的人坐我的车，形迹可疑，我借口没油，把他们留在报亭路了！” 高军立刻带着刑警赶过去。天色微明，报亭路已有零星行人。几百米外，一高一矮两个男青年正慌慌张张地走着，正是李洪成和梁在喜。他们看到警车，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朝铁路涵洞跑去。 警车一个急刹车，刑警们跳下车，几个利落的擒拿动作，就将两人按倒在地。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支仿六四手枪和元现金。经比对，正是新邵“8·31”大案的嫌犯！ 民警们打开李洪成的手机，守株待兔。上午11点，电话响了，是钟高才打来的：“李洪成吗？我是钟高才，现在怎么样了？” 李洪成按照民警的示意回答：“好多警察在追我们，躲在山上不敢下来，你们呢？” “风声紧，下次联系。”电话挂断，号码显示来自娄底。 9月1日中午1点50分，娄底火车站。428次列车即将发车，娄底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却心急如焚——根据线索，钟高才很可能带着一个叫高娟的卖淫女，乘坐这趟车逃往上海。 400多名民警分布在102个关卡，已经坚守了十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前，刑侦支队查明，钟高才给李洪成的电话，是从火车站附近一个铺面打来的，店主说打电话的人带着个女人，自称“连钢人”。 “集中警力，搜查428次列车！”局长张国兴果断下令。离发车只剩半小时，民警们迅速包围了车站。 车站派出所所长陈红平穿着便服，在站台上仔细观察着每一个旅客。突然，一个男青年和他擦肩而过，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到哪里去？”陈红平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上、上海。”对方支支吾吾。 陈红平接过身份证一看，大喝一声：“钟高才！就是他！” 搜查发现，钟高才身上有两张去上海的车票和一把牛耳尖刀。“还有谁？”民警厉声问道。 “就、就我一个。”钟高才撒谎。 就在这时，4号车厢的女列车员悄悄报告：“4号车厢有情况！” 陈红平带人迅速包围车厢，扫了一眼，没发现异常。突然，他注意到一组卧铺的地板上，露出一只肥厚的手掌。“出来！”他举枪对准床下。 一个打着赤膊的汉子狼狈地爬了出来，正是李青海。“别开枪，我就是李青海。”他垂头丧气地说。 原来，李青海和钟高才从株洲警务站逃出后，劫持摩托车到了甜心火车站，又爬上开往娄底的货车。凌晨4点到娄底后，李青海本想躲在附近，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可钟高才吓得不行，非要去上海。两人只好联系高娟，买了车票。 进站时，李青海眼看钟高才被抓，趁乱溜上了火车，躲在卧铺床下，没想到还是被揪了出来。 从8月31日傍晚案发，到9月1日下午李青海落网，仅仅20个小时。湖南省3000多名民警布下天罗地网，浴血奋战，终将这伙杀害12人、重伤4人、抢劫6万多元的恶魔全部擒获。 李青海及其同伙被押下列车时，娄底火车站的旅客们爆发出阵阵掌声。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照亮了民警们疲惫却坚毅的脸庞。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凶案，终于画上了句号。而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唏嘘和对人性的深刻反思——仇恨如同毒药，不仅毁灭了别人，也终将吞噬自己。 第80章 东莞命案 1998年3月23日的东莞，黄昏正像一块被揉皱的橘红色绸缎，慢悠悠地铺在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空气里还飘着晚春的潮湿，混杂着工厂区飘来的机油味、路边大排档炒河粉的香气，还有远处荔枝林里若有若无的草木气。一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破开这层暮色，轮胎碾过柏油路时带起细碎的沙粒，最终稳稳停在市中心丽晶酒店的旋转门前。 车门打开，先伸出来的是一只擦得锃亮的棕色牛皮鞋，鞋跟在大理石台阶上敲出的一声轻响。随后，一个四十出头的西方人下了车，他个子很高，肩背挺得笔直，只是体态偏瘦，深蓝色衬衫的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手腕上那块银灰色的浪琴表——表针正指向17点42分。他叫詹姆斯，是美国金霸王公司总部派来的高级机械工程师，过去一个多月，他都在东莞的金霸王工厂里盯着新生产线的安装调试。 丽晶酒店的旋转门像一只不停眨眼的金色眼球，把詹姆斯卷了进去。大堂里水晶吊灯的光洒在他身上，映出他眼角细密的疲惫——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能结束这趟差旅了。下午工厂的中方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詹姆斯，恭喜你，还递给他一张月底回纽约的机票确认单。他当时笑着拍了拍对方的胳膊，心里已经在盘算：回酒店吃晚饭，然后给家里打个电话。纽约现在应该是凌晨，等他吃完饭，妻子苏珊正好该起床了，他要告诉她，这次回去带了她念叨了很久的广式腊肠。 他不知道，这念头会永远停在1998年的暮色里。 丽晶酒店那时还是东莞城里数得着的高档去处。它是美国卡尔森环球酒店集团的牌子，这个在82个国家开了近1700家酒店、度假村和餐厅，连游轮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的巨头，1996年刚把触角伸到中国内地，就选中了制造业正在爆发的东莞，和中方合资建起这家三星级宾馆。对詹姆斯这样的美国人来说，住在这里像找到了一片熟悉的——走廊里飘着美式咖啡的焦香，餐厅能点到七分熟的牛排，连客房里的洗发水都是他习惯的柑橘味。按美国人在外旅行的惯例，只要有同胞开的宾馆，他们总会优先选择，詹姆斯从2月11日元宵节那天抵莞，就一直住着605房。 电梯上升时轻微的失重感里，詹姆斯摸了摸口袋里的房卡。他按下6楼的按钮，金属面板冰凉的触感让他打了个轻颤。走出电梯，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吸走了所有声音，只有他的脚步声被无限放大。605房的门虚掩着一条缝，大概是上午保洁员离开时没关紧。他推开门，把公文包扔在玄关的矮柜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房间电话。 您好，餐厅。电话那头传来年轻服务生的声音，带着点广东腔的普通话。 一份黑椒牛柳意面，加一份蔬菜沙拉，詹姆斯的中文带着纽约腔的卷舌，麻烦尽快，谢谢。 先生不好意思，服务生的声音有点为难，今天有婚宴，厨房忙不过来，可能要等半小时...... 没关系，我等。詹姆斯挂了电话，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是东莞正在疯长的城市轮廓，成片的厂房像搭积木似的铺开，远处的塔吊还在转动，夕阳把它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他从公文包里翻出一张苏珊和女儿艾米的合照——艾米穿着粉色的公主裙，正举着冰淇淋往苏珊脸上抹。他笑着用手指碰了碰照片里女儿的脸颊，心里数着：还有七天，就能抱到她了。 后来刑警调阅通话记录时，确认这个电话结束于18点05分。 大约二十分钟后，605房的门铃响了。詹姆斯以为是晚餐提前到了，他正弯腰在行李箱里找睡衣，随口应了声，甚至没抬头看一眼猫眼。门被推开的瞬间，带进一股走廊里的冷气，他直起身，还没来得及说，就看见两个陌生男人的影子罩了过来。 其中一个人手里攥着根麻绳，另一个腋下夹着卷封箱胶带。他们的脚步声很轻，显然是踮着脚走的，地毯没发出一点声响。詹姆斯的第一反应是后退，右手下意识地往腰间摸——那里平时别着一把拆工具的瑞士军刀，但今天换了件衬衫，刀落在工厂的工具箱里了。 你们是谁？他的中文突然变得磕巴，声音里的惊恐像被捏碎的玻璃碴。 没人回答。第一个人已经扑了上来，麻绳像条蛇似的缠上他的手腕。詹姆斯猛地往旁边挣，胳膊肘撞在对方的肋骨上，听见一声闷哼。另一个人绕到他身后，胶带一声撕开，糊在他嘴上。他闻到胶带的化学气味，像工厂里劣质胶水的味道，心里突然涌起一阵绝望——他知道这不是送餐的。 挣扎中，他踢翻了茶几，玻璃杯摔在地毯上没碎，但里面的水洇开了一大片深色。他看见其中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金属反光晃了他的眼。接着是胸口一阵剧痛，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他低头，看见衬衫上渗出一朵红色的花，还在慢慢变大。 他想喊，嘴里的胶带却让声音变成了呜咽。第二下、第三下，疼痛像潮水似的漫上来，把他的意识卷走了。倒下时，他的头磕在床头柜上，浪琴表的表带断了，表盘在地毯上转了几圈，停在18点20分。 18点32分，餐厅送餐员小林端着托盘走到605房门口。托盘里的意面还冒着热气，黑椒酱的香味混着沙拉的清爽，他咽了口唾沫，抬手按了门铃。 叮咚—— 没反应。他又按了一次，走廊里只有自己的呼吸声。詹姆斯先生？您的晚餐。他试着喊了一声，门里静悄悄的。 他有点纳闷。婚宴确实忙，耽误了几分钟，但客人应该等着呢。难道在洗澡？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没听见水声，也没听见电视声，连呼吸声都没有。他皱着眉往楼梯口走，想去服务台问问。 六楼服务台的当班服务员是阿梅，正趴在台账上核对房态。梅姐，605的客人没应门，小林把托盘放在台面上，是不是出去了？ 阿梅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不可能啊，詹姆斯先生17点40分就回房了，没见他下来过。她指了指走廊尽头的电梯，要下楼必须经过这儿，我眼睛没离开过台面。 话是这么说，她还是拿起了内线电话，拨了605。听筒里传来嘟——嘟——的长音，响了十声，没人接。 怪了。阿梅放下电话，和小林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安。她从抽屉里拿出备用房卡，走，去看看。 到了605门口，阿梅又按了三次门铃，喊了两声詹姆斯先生，门里依然死寂。她深吸一口气，把房卡插进锁孔，一声轻响，门开了一条缝。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顺着门缝钻出来，像菜市场肉摊的味道，却更腥、更冲，带着点甜腻。阿梅和小林都僵住了，谁也没敢推门。最后还是阿梅咬了咬牙，把门推开了半尺——她看见地毯上深色的水渍，还有詹姆斯倒在地上的背影，衬衫后背已经被血浸透了。 小林手里的托盘一声掉在地上，意面撒了一地。阿梅一把捂住他的嘴，手却抖得厉害，她摸到口袋里的对讲机，声音都在发颤：总台！总台！605房出事了！快报警！ 三分钟后，丽晶酒店的大堂突然被刺耳的警笛声灌满。先是两辆蓝白相间的警车刹在门口，接着是东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白色勘查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像野兽在嘶吼。十几辆警车很快把酒店围得水泄不通，穿制服的警察拉起黄色警戒线，把探头探脑的住客和路过的行人都拦在外面。 所有人不准进出！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大堂里回荡，是莞城分局刑侦大队的队长老王，他刚从勘查车上跳下来，手里还攥着帽子，客房部、餐饮部、工程部，所有员工到会议室集合！住客待在自己房间，等我们派人登记！ 刑警们分成几波冲进酒店。技术队的人背着勘查箱直奔六楼，老王带着人去大堂和服务台找证人，还有人守在电梯口和消防通道，像撒开一张网，把整个酒店罩了起来。 六楼走廊里，阿梅和小林还瘫在服务台旁，脸色惨白。老王走过去，递给他俩一瓶矿泉水：别怕，慢慢说，今天605附近有什么异常？ 阿梅喝了口水，喉咙还是发紧：下午......大概詹姆斯先生回来前半小时，603房住进来三个人。 三个人？老王皱眉，登记了吗？ 登了，一个人出示了身份证，说住一天。阿梅指了指台账本，叫印公国，河南的。 奇怪的是，小林插话，声音还在抖，他们住进去没多久，大概詹姆斯先生回来后十分钟，就退房走了。我看见其中一个人拎着个中型旅行箱，黑色的，上面有银色拉链。 旅行箱？老王追问，你确定？ 确定，阿梅点点头，我记得那箱子，前几天605房保洁时，我好像在詹姆斯先生房间见过一模一样的！当时还想，这箱子看着挺贵的。 老王立刻挥手：去查603房！ 两个刑警拿着房卡冲进603。房间里空荡荡的，床上的被子没叠，茶几上扔着个空烟盒，是红塔山。靠窗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打开的小型拉杆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队长，一个刑警拿着勘查灯照了照，箱子里干干净净，像特意擦过。 另一边，技术队已经进了605房。房间里的血腥味浓得化不开，勘查人员戴着口罩和手套，在地上铺了勘查踏板。詹姆斯趴在地毯上，胸口的伤口还在缓慢渗血，已经形成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泊。技术人员用尺子量了血泊的范围，又在四周仔细搜寻——床头柜下找到一卷没拆开的封箱胶带，床底拖出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上面还沾着几根棕色的头发。 提取指纹。技术组长低声说。相机的闪光灯在房间里不停亮起，把每一个角落都拍了下来。 法医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翻开詹姆斯的衬衫。三处刀伤，都在胸部，他用镊子拨开伤口边缘，这处最深，穿透了心脏，是致命伤。他抬头，凶器应该是单刃匕首，刃宽约三厘米。 勘查持续了两个小时。技术队在605房提取到三枚模糊的指纹，603房也有几枚，但都不完整。封箱胶带、麻绳和那个空拉杆箱上，什么痕迹都没有。 队长，技术组长摘下口罩，这伙人反侦察意识很强。胶带、绳子、箱子上都没指纹，像是戴了手套，或者用东西擦过。 法医补充：从现场挣扎痕迹看，死者反抗过。凶手应该是先想绑人抢劫，没成功才动的手。 案情很快报到了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当晚九点，东莞市公安局紧急抽调18名刑警，组建了3·23凶杀案专案组。省厅刑侦总队的两位专家也连夜开车从广州赶来，车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了起来，打在车窗上噼啪作响。 现在的问题是，专案组首次案情分析会上，省厅专家老李敲着桌子，布控已经半小时了，东莞所有路口和火车站都卡住了，但没任何消息。这伙人可能已经逃出东莞了。 老王叹了口气：要是有监控就好了。他指了指窗外，丽晶大堂没装摄像头，附近路口也没有，连他们怎么来的、怎么跑的都不知道。 桌上摊着整理好的线索：有形的，是印公国的身份证信息、几枚模糊指纹、封箱胶带和空拉杆箱；无形的，是凶手冷静的反侦察手段——这显然不是第一次作案。 先从印公国查起，专案组组长拍板，杨军，你带三个人，连夜去河南信阳新县，查这个人！ 杨军站起来，拿起外套就往外走。 凌晨一点，杨军的警车驶出东莞市区。雨刮器在玻璃上左右摆动，把路灯的光晕搅成一片模糊。车里的四个人都没说话，只有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一千多公里的路，他们打算一口气开完。 第二天下午三点，警车终于停在新县公安局门口。县局的同志已经查好了户籍：印公国，28岁，新县无尘河镇人，木工。 走，去无尘河。杨军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 无尘河镇在大别山脚下，土路坑坑洼洼，警车颠簸着开进村子时，正赶上放学，一群孩子追着车跑。镇派出所的老张在路口等着：印公国应该在家，他娘上午还来买过菜。 印家是两间土坯房，院门口堆着几堆木头，刨花撒了一地。杨军刚推开虚掩的院门，就听见屋里传来咳嗽声。有人在家吗？他喊了一声。 一个老太太从屋里探出头：谁啊？ 我们是公安局的，找印公国。 话音刚落，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高个子男人拎着个彩条包走进来，裤脚沾着泥，手里的包沉甸甸的，还在晃。娘，我回来了。他抬头看见穿警服的，愣了一下。 你是印公国？杨军问。 是......男人把包放在地上，眼神有点慌。 身份证给我看看。 印公国从口袋里掏出个塑料皮的身份证，杨军接过来一看，照片是他本人，但纸质粗糙，边缘还有毛边——假的。 这几天你在哪？杨军盯着他的眼睛。 在朱洼村给姓李的盖房子，印公国咽了口唾沫，今天中午才完工，我爹病了，就提前回来了。他指了指地上的包，这里面是工钱，还有东家给的两瓶酒。 杨军打开包，里面果然是些木工工具，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装着几百块钱和两瓶酒。你在派出所等着。他对印公国道，然后对同事说，去朱洼村。 朱洼村离镇上有五公里，等他们摸黑找到李家时，院子里还堆着砖瓦。印公国？姓李的房主拍着大腿，他在这干了一个星期了，昨天还帮我上梁呢，咋了？ 旁边几个干活的也跟着说：是啊，他天天跟我们一起吃睡，没离开过。 回到镇上，杨军又找到印公国：身份证怎么回事？ 印公国低着头：年前在石家庄打工，身份证丢了。嫌补证麻烦，就花30块找个朋友办了个假的...... 他们连夜找到那个办假证的，对方也证实了印公国的话。 白跑一趟。回程的路上，一个刑警叹气。杨军望着窗外漆黑的山，没说话——他知道，这案子才刚开始。 东莞这边，鲍建国正盯着地图发愁。这位年近五旬的重案大队副大队长，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手里总捏着个搪瓷杯，里面泡着浓茶。他负责查三个嫌疑人是怎么来丽晶酒店的。 问过门童小王了吗？他对旁边的刑警说。 问了，刑警递过来笔录，小王说，那三个人是坐一辆蓝色桑塔纳来的，他给开的门。车牌没记，就记得司机前挡挂了个金色的地球仪，拳头那么大。 地球仪......鲍建国摸着下巴，去查附近路口的监控。 丽晶酒店旁边的四岔路口有个交警的摄像头，虽然画质模糊，但他们还是一帧帧地看。鲍建国指着屏幕，这个！ 画面里，一辆蓝色桑塔纳驶过，前挡果然晃着个金色的东西。他们记下了车牌号，兴冲冲地找到出租车公司，对方查了半天，摇头：这牌照是我们公司的，但车不是。套牌的黑车。 鲍建国把搪瓷杯往桌上一墩：黑车也要查！通知全市交警，盯着这个特征的车！ 查了一天，没消息。那辆套牌车像蒸发了一样。 老鲍，省厅的老李走进来，别死盯着来路了，想想他们怎么跑的。 怎么跑的？ 18点25分左右离开酒店，这个时间点，最可能打车。老李指着地图，酒店门口出租车多，他们不会步行。 鲍建国眼睛一亮：对！找门童！ 门童小王正在值班室擦玻璃，看见鲍建国进来，赶紧放下抹布。那天18点多，你在忙什么？鲍建国问。 帮一个浙江客人搬行李，小王回忆，他坐出租车来的，后备箱里有三个大箱子。 那三个嫌疑人离开时，你看见他们坐什么车了吗？ 没注意，小王挠挠头，我正弯腰搬箱子呢，就听见有人说，抬头时他们已经到路边了。 那个浙江客人呢？还在酒店吗？ 在，住802房。 找到浙江客人时，对方正在整理文件。您还记得送您来的出租车吗？鲍建国问。 记得，客人点头，发票还在呢。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折叠的发票，上面印着车牌号和公司名。 这次运气不错。出租车公司的电台一呼，司机很快回话，说自己正在莞城客运站附近。警车呼啸而去，五分钟就找到了那辆车。 师傅，3月23日18点25分左右，你在丽晶酒店接过人吗？鲍建国拉开车门。 司机想了想：接了，三个男的，说去火车站。 他们在车上说什么了？ 好像在聊火车时间，司机回忆，广州到东莞这趟快，又说回去还坐这趟 鲍建国心里一紧：他们是从广州来的？ 听着像，司机点头，说话带点北方口音，但提到广州很熟。 案情分析会再次召开。这伙人应该是从广州坐火车来的，鲍建国在地图上画了条线，23日当天到东莞，直接去丽晶登记，作案后坐火车回广州，或者从广州转车。 那他们怎么知道605住的是美国人？老李敲着桌子，还特意选了隔壁603？ 这问题让会议室安静下来。是啊，他们怎么知道詹姆斯住在哪？怎么知道他有钱？ 肯定踩过点，老王突然说，他们不是临时起意，是早就盯上詹姆斯了。 专案组决定：查丽晶酒店——从詹姆斯2月11日入住开始，所有住客记录、员工接触情况，一一排查。 这是个笨办法，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詹姆斯住了40天，酒店进出过几千人，光查登记本就要人命。更麻烦的是，那时的登记还靠手写，没有扫描存档，名字、身份证号都可能是假的——就像印公国那样。 换个思路，鲍建国提议，他们踩点时，肯定要打听情况。问谁？总服务台、客房部、餐厅......这些能接触到客人信息的员工。 刑警们分成几组，开始。大堂经理、客房保洁、餐厅服务员、门童......一个个聊过去，问他们最近有没有人打听外国客人，特别是美国人。 第三天下午，餐饮部的送餐员小宋突然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 小宋二十出头，脸圆圆的，说起话来有点结巴：二、二月下旬，有个男的住四楼，总点我送餐。 什么样的男的？刑警周晓辉往前凑了凑。 中、中等个，圆脸，左、左手手腕有个疤，小宋比划着，特能聊，每次都问我酒店里有、有老外吗？哪个房间的老外有钱啊？ 你跟他说605的詹姆斯了吗？ 好像......说了，小宋挠挠头，我跟他抱怨过，说605那美国客人特、特挑剔，牛排非要七分熟，少一分都让重做。 周晓辉立刻去查登记本：这人叫什么？住了几天？ 叫石辉，另一个服务员指着登记本，2月20日入住，住了三天。 三天？小宋愣了，我以为他住了两天就走了...... 他第二天要求换房，服务员解释，换到603了，说有朋友要来。 603！周晓辉心里咯噔一下。他换房后还订餐吗？ 没了，小宋说，所以我以为他走了。 石辉，石家庄人，2月20日入住，22日换到603房，之后没再订餐。这个名字像根针，突然刺破了迷雾。 去石家庄！专案组立刻拍板，鲍建国带队，查石辉！ 3月28日晚上七点，鲍建国的航班降落在石家庄正定机场。北方的晚风比东莞凉，吹得人脖子发紧。他们直奔石家庄市公安局，户籍科的同志很快查到了石辉的地址：桥东区四中路修门北花市街。 他今天在家，桥东分局的刑警说，邻居说他明天要去郊区办事。 鲍建国决定蹲守。花市街是条老巷子，墙皮都掉了，他们把车停在巷口，借着路灯的光盯着石辉家的门。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门一声开了。一个中等个的男人摇摇晃晃走出来，左手手腕果然有个疤。 就是他！鲍建国使了个眼色，两个刑警悄无声息地靠上去，一把将人按住。 你们干什么！石辉挣扎着。 跟我们走一趟，鲍建国亮出证件，问你点事。 到了市局，石辉坐下就喊：我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去过东莞吗？鲍建国盯着他。 没有！石辉脖子一梗，我这三个月都在石家庄！ 那你的身份证呢？ 石辉眼神闪烁了一下：借、借我堂兄石兆东了。 石兆东在哪？ 在、在长安区胜利北街...... 警车立刻往胜利北街开。石兆东住的是个老小区，楼道里堆着杂物。鲍建国一脚踹开房门时，床上的人还在打呼噜。石兆东！ 那人猛地惊醒，手往枕头底下摸。鲍建国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他的胳膊，从枕头下摸出两把匕首，寒光闪闪。 搜查开始了。衣柜里一件夹克的内袋里，掉出一块银灰色的浪琴表——表带断了。鲍建国拿起表，表盘上的划痕和詹姆斯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这表哪来的？ 石兆东脸白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法医很快来了，比对匕首——其中一把的刃宽正好三厘米，刀刃上的微量血迹，经检验与詹姆斯的血型一致。 铁证面前，石兆东扛不住了。 是我策划的......他低着头，声音像蚊子哼，过年时跟施善福、刘焕森喝酒，我说东莞有钱人多，特别是老外...... 施善福和刘焕森是辽宁辽阳人，一个住铁西，一个住苏家屯。三个人里，石兆东在东莞打过两年工，熟门熟路。过完年，他就去东莞踩点，跑了七家宾馆，最后选中丽晶——这里老外多，安保没那么严。 我假装住店，石兆东交代，在餐厅跟送餐的打听，知道605住了个美国工程师，挺有钱。2月22日我换到603，就是为了看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出门...... 印公国的身份证，是他在石家庄火车站从一个扒手那花50块买的。3月21日，他们三个坐火车到广州，23日一早再坐火车到东莞，直奔丽晶。 本来想绑了他抢钱，石兆东的声音发颤，谁知道他反抗那么厉害...... 消息传到东莞，专案组全员出动，直奔沈阳。在沈阳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先在铁西区的一个出租屋里抓到了施善福——他正收拾行李，准备跑路。接着又在苏家屯的一个网吧里找到了刘焕森，他还在玩星际争霸，显示器旁堆着几个空泡面桶。 从施善福的床底下，刑警搜出了詹姆斯的黑色旅行箱，里面还有几件没来得及处理的衬衫和一个相机。刘焕森的抽屉里，藏着詹姆斯的钱包，钱没了，只剩几张信用卡。 1998年6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石兆东、施善福、刘焕森死刑，立即执行。6月24日，三声枪响在东莞刑场响起。 那天，东莞又下起了雨，和詹姆斯遇害那天一样。丽晶酒店的605房后来重新装修过，住过很多客人，但老员工们偶尔还会提起那个美国工程师——他手腕上的浪琴表，他总点的七分熟牛排，还有他遇害前，口袋里那张妻女的照片。 照片后来被还给了苏珊。她来中国认领遗体时，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照片，眼泪落在詹姆斯的名字上，晕开了一片模糊的水渍。就像605房地毯上那片永远擦不掉的暗红，成了1998年东莞暮色里，一道无法愈合的疤。 第81章 血色新婚 2020年3月20日的上海，还没彻底褪去冬末的寒意。清晨的风裹着黄浦江面上的湿冷水汽，刮在浦东黎城镇的老街道上，像细针似的扎进行人的衣领。彭平路是条有年头的路，路边的法国梧桐刚冒出嫩黄的芽尖，砖红色的老式居民楼挨挨挤挤，阳台外晾着的衣服随风晃荡，晨光透过薄云洒下来，给屋顶的灰色瓦片镀上一层浅金——谁也没料到，这份浸透在烟火气里的寻常清晨，会在两个小时后被一场冲天大火撕得粉碎。 上午9点15分，住在彭平路17号的王阿姨正趴在阳台晾被套。她手刚抓住晾衣绳，鼻尖突然钻进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不是厨房里饭菜烧糊的香，是带着塑料熔化的腥气。王阿姨皱着眉抬头，目光瞬间钉在斜对门19号的二楼窗户上——黑灰色的浓烟正“咕嘟咕嘟”地从窗框里涌出来，像一条张牙舞爪的恶龙，舔舐着米白色的外墙，转眼间就把二楼的窗户染成了炭黑色。更吓人的是，烟里还裹着火星子，“噼啪”一声落在一楼的雨棚上，烧出一个小黑点。 “着火了！19号着火了！”王阿姨的尖叫划破了街道的宁静，手里的被套“哗啦”掉在地上。楼下早点摊前排队的人、牵着狗散步的老人、刚从菜场回来的主妇，全都朝着19号围过来。有人掏出手机手忙脚乱地打119，有人踮着脚朝楼上喊“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啊！”，还有人想找水桶接水，却发现自家水管还没来得及开。 就在人群乱糟糟挤成一团时，一个穿着深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疯了似的从街角冲过来。他是19号的房主老刘，刚在单位接到邻居的电话，请假骑车往回赶，半路上就看见自家房子冒黑烟，车都没锁就扔在路边，脚底下像踩了风，嘴里反复喊着“小敏！我的小敏还在里面！” 老刘的女儿小敏，27岁，去年12月刚结婚，这几天因为疫情没法去学校上课，一直在父母家上网课。早上老刘和妻子出门上班时，小敏还在房间里睡觉，说要补补觉，中午再起来备课——一想到女儿还在火里，老刘的心就像被一只手攥着，疼得快要跳出来。 他伸手就要推开围观的人往楼里冲，旁边两个年轻小伙眼疾手快，一个抓住他的左胳膊，一个拽住他的右胳膊。“叔！不能进去！里面火大，还有烟，进去就出不来了！”穿黑色卫衣的小伙急得满脸通红，他刚从楼上往下跑，知道里面的热浪有多吓人。“放开我！我女儿在里面睡觉！她不知道着火了！”老刘挣扎着，脸涨成了紫红色，眼泪混着汗水顺着眼角往下淌，胳膊上的青筋绷得像要炸开，指甲几乎要嵌进小伙的皮肉里。可那两个小伙没敢松劲，死死拽着他的胳膊，直到远处传来“呜哇呜哇”的警笛声。 三辆消防车停在路边，红色的车身在晨光里格外刺眼。几名消防员跳下来，动作麻利地接好水带，橙色的防护服被风吹得鼓鼓的。“楼上有人吗？能听到吗？”带队的消防员朝着二楼窗户喊，喊了三遍，里面只有“噼啪”的燃烧声。“一组负责正面灭火，二组绕到后门，准备破门救人！”随着队长的命令，高压水枪的水流“唰”地射向二楼窗户，白花花的水柱撞在墙上，把黑灰色的烟冲散了些，可没几秒，烟又像潮水似的涌了出来。 消防员小李戴着防毒面具，猫着腰靠近前门。木门已经被熏得发黑，门把手烫得不敢碰。他举起破门器，“哐！哐！哐！”三下就把门锁砸开了。一股滚烫的热浪夹杂着浓烟扑面而来，小李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又立刻握紧手电筒冲了进去。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老刘被两个邻居扶着，眼睛死死盯着门口，双手在不停发抖，嘴里喃喃着“小敏，别怕，消防员来了”。 大概十分钟后，里面的火渐渐小了些。小李抱着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那人被白色的消防毯裹着，身形娇小，一动不动。老刘一看就瘫在了地上，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他顾不上疼，挣扎着要爬过去，“小敏！我的小敏啊！”哭声撕心裂肺，像被掐住喉咙的野兽。旁边的消防员赶紧拦住他，“叔，您冷静点，我们已经尽力了……” 消防毯的一角被风吹开，露出小敏的头发——那是她上周刚烫的卷发，还没来得及让妈妈看看。老刘的妻子刘阿姨这时候也赶了回来，她刚走到街角就听见丈夫的哭声，跑过来一看，当场就晕了过去，被邻居掐着人中才醒过来。醒来后她扑到消防毯旁边，双手抓着毯子边缘，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小敏，妈妈来了，你看看妈妈啊……”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磨木头，眼泪滴在消防毯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火被彻底扑灭后，几辆警车开了过来。民警下车后拉起警戒线，禁止围观的人靠近。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李警官走下车，他穿着深色的警服，手里拿着勘察箱，眉头皱得很紧——从现场的情况看，这场火不像普通的意外。 李警官戴上白手套，走进19号的二楼卧室。房间里一片狼藉，床单、窗帘都被烧得焦黑，只剩下几根扭曲的铁丝；木质的梳妆台烧得只剩下框架，上面的护肤品瓶子碎了一地，混着融化的塑料；地板上积着一层黑色的灰烬，踩上去“咯吱”响。他蹲下来，仔细检查着火点周围——没有煤气罐、酒精桶之类的易燃易爆物品，墙上的插座也没有烧焦的痕迹，电线是新换的，不像是电器短路引发的火灾。 “李队，你过来看看这个。”法医老张的声音从床边传来。李警官走过去，老张掀开盖在尸体上的消防毯，小敏的脸已经被烟熏得发黑，但颈部有一道明显的伤口——边缘整齐，深度能看到骨头，不是火灾造成的灼烧伤。老张用镊子轻轻拨开小敏胸口的衣服，“这里还有三处刀伤，位置都在要害，应该是生前造成的。” 李警官的眼神沉了下来。他伸手摸了摸伤口周围的皮肤，还有一点余温，“死者是先被杀害，然后凶手才纵的火，目的是毁尸灭迹。”他立刻回头对旁边的民警说：“马上调取小区门口和周边的监控，重点查今天早上8点到9点之间进出19号的人；另外，联系死者的家属，了解一下死者最近有没有和人结仇，特别是她的丈夫。” 民警很快调来了监控录像。小区门口的监控是高清的，能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脸。李警官盯着屏幕，手指在进度条上慢慢滑动——上午8点50分，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车停在19号门口，车上下来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然后走进了19号。大概20分钟后，这个男人急匆匆地跑出来，上车后猛踩油门，车屁股冒了一股黑烟，很快就消失在街道尽头。而就在男人离开后的5分钟，19号的二楼窗户就开始冒黑烟。 “这个男人是谁？”李警官指着屏幕问旁边的社区民警。社区民警凑近看了看，突然说：“这是严豪杰，是小敏的丈夫，他们结婚才三个月。” “立刻查严豪杰的下落，还有他的联系方式。”李警官刚说完，手机就响了，是泥城派出所打来的，“李队，刚才有个叫严豪杰的人来投案自首，说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刘晓敏，还放了火。” 泥城派出所的讯问室里，严豪杰坐在椅子上。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但能看到他的下巴上有一圈青色的胡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杯水，他没动，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线头。 “姓名？”负责讯问的民警打开笔录本。 “严豪杰。”他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年龄？” “28。” “你为什么要杀你的妻子刘晓敏？” 严豪杰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露出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只有一种麻木的平静。“她不给我钱。” “什么钱？” “赌债。我欠了快100万，催债的人说今天再不还，就要砍我的手。”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 旁边站着的老严，也就是严豪杰的父亲，脸色苍白得像纸。他手里攥着一个保温杯，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听到儿子的话，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警官，是我带他来的……他早上回家跟我说了这事，我……我不能让他再跑了，不能让他再错下去。”老严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每说一个字都像在吞玻璃渣，“是我没教好他，都是我的错……” 李警官赶到泥城派出所时，老严正蹲在走廊里，双手抱着头，肩膀不停地发抖。李警官递给他一瓶水，“老严，你跟我说说，严豪杰平时是什么样的人？” 老严接过水，却没喝，只是盯着瓶身上的标签，过了很久才开口，语气里满是悔恨：“豪杰不是我们亲生的……我们原来有个儿子，也叫严豪杰，三岁的时候得了肺炎，没救过来。后来我爱人又怀孕了，可没到三个月就流产了，医生说她以后很难再怀了。” 老严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回忆一件遥远的事。“那时候家里死气沉沉的，我爱人天天哭，眼睛都快哭瞎了。我看着心疼，就想着领养一个孩子，说不定能让她好受点。我们托人打听，最后在安徽一个偏远的村子里，领养了现在的豪杰——那时候他才刚出生没多久，皱巴巴的，像只小猫。” 回到上海后，老严和妻子给孩子取了和亲生儿子一样的名字，想把对亲生儿子的亏欠，全都弥补在这个孩子身上。他们从没告诉严豪杰他的身世，还偷偷把领养的手续、户口本上的记录都烧了，觉得这样孩子就能开开心心地长大，不会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对他太宠了，宠得没边了。”老严抹了把眼泪，“他小时候想要玩具车，我连夜开车去南京路的玩具店买；上学后想买游戏机，我爱人偷偷给他钱，不让我知道。他不爱学习，上课逃课去游戏厅，老师找家长，我总是笑着道歉，说‘孩子还小，不懂事’，从来不舍得批评他一句。” 严豪杰上的是上海一所知名的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就要十几万。老严为了让他进这所学校，托了不少关系，还交了五万块的赞助费。开学第一天，老严亲自送他去学校，看着儿子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新书包走进校门，心里满是期待：“豪杰，在学校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可严豪杰根本坐不住。上课的时候，他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偷偷在下面玩手机；下课了，就拉着同学去操场打架。有一次，班里的同学说他“成绩差，是个绣花枕头”，严豪杰当场就把那个同学推倒在地，骑在人家身上打，把同学的鼻子都打出血了。老师把老严叫到学校，老严不仅没批评严豪杰，还给对方家长赔了两千块钱，替儿子道歉。回家的路上，严豪杰还抱怨：“谁让他说我坏话，该打。”老严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从那以后，严豪杰更肆无忌惮了。他逃课去网吧，一玩就是一整天；把父母给的零花钱都花在游戏装备上，不够了就偷家里的钱；考试成绩每次都是班里最后一名，老师找他谈话，他要么顶嘴，要么装听不见。老严夫妇看着儿子这样，心里急，却又舍不得管教，只能一次次给学校送礼，让老师多“照顾”点。 高考的时候，严豪杰连专科线都没考上。老严夫妇商量着，送他去英国留学，想着换个环境，孩子说不定能变好。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又跟亲戚借了十几万，给严豪杰交了学费和生活费，还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国外要好好读书，别再像以前那样贪玩了。” 可严豪杰到了英国，根本没心思学习。他认识了几个同样不爱读书的留学生，跟着他们去赌场。第一次进赌场的时候，他赢了三千英镑，觉得赚钱太容易了，比读书轻松多了。从那以后，他就像着了魔似的，天天泡在赌场里，把父母给的生活费、学费都输光了。 钱输光了，他就开始编理由骗父母。“妈，学校要交材料费，要五千英镑。”“爸，我要参加学术会议，需要买机票。”老严夫妇没怀疑，一次次给儿子打钱，还嘱咐他“别省着，该花就花”。直到有一天，一个自称是“赌场催收”的人给老严打电话，说严豪杰欠了十万英镑，再不还就“卸他一条胳膊”，老严才知道儿子在国外赌钱的事。 老严又气又急，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他东拼西凑，卖了家里的老房子，才把儿子的赌债还清。他以为儿子会吸取教训，可严豪杰回国后，不仅没改，反而变本加厉。他找了个借口说“想创业”，骗了亲戚朋友几十万，全都拿去赌了；后来又交了几个女朋友，骗她们的钱还赌债，直到把人家的积蓄骗光，就跟人家分手。 老严看着儿子一步步走向深渊，心里疼，却又没办法。他试过把严豪杰锁在家里，不让他出门，可严豪杰趁他不注意，翻窗户跑了；他试过跟严豪杰谈心，可严豪杰要么不听，要么跟他吵架，说“我的事不用你管”。“我那时候就想，要是能让他结婚，有个老婆管着，说不定能好点。”老严的声音里满是懊悔，“没想到，我这是害了小敏啊……” 2018年，通过朋友介绍，严豪杰认识了小敏。小敏是上海一所重点小学的语文老师，名牌大学毕业，长得清秀，性格温柔，工作又努力——她教的班级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还被评为“区优秀青年教师”，是学校里最年轻的年级组长。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街角的咖啡馆。严豪杰特意穿了一身定制的西装，梳了油亮的头发，还提前在网上查了“如何讨女生喜欢”的攻略。他跟小敏聊自己在英国的“经历”，编了很多谎言：“我在英国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还去养老院做志愿者，帮老人喂饭、洗衣服。”“我回国后想开一家教育机构，帮助更多的孩子学好英语。” 小敏是个单纯的姑娘，她从小在幸福的家庭里长大，没见过这么多的弯弯绕绕。她觉得严豪杰阳光、有责任感，还很有爱心，对他很有好感。严豪杰也喜欢小敏——不仅因为小敏漂亮、善良，更因为小敏家境不错，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手里有积蓄，以后能帮他还赌债。 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严豪杰每次跟小敏约会，都会装作很体贴的样子：记得小敏不吃香菜，点餐的时候会特意嘱咐服务员；知道小敏喜欢看电影，会提前买好票，还带她去吃她最爱吃的日料；小敏加班的时候，他会提着奶茶去学校接她，在同事面前装得像个“模范男友”。 见家长的时候，严豪杰更是把“伪装”做到了极致。他给小敏的父母买了昂贵的保健品，吃饭的时候主动给老刘夹菜，陪刘阿姨聊天，说“以后会好好照顾小敏，不让她受委屈”。老刘和刘阿姨觉得严豪杰看起来老实可靠，家境也不错，就没反对这门亲事。 而严豪杰的父母，明明知道儿子的赌债和恶习，却因为怕小敏知道后分手，选择了隐瞒。老严甚至跟严豪杰说：“你跟小敏结婚后，就别再赌了，好好过日子，以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严豪杰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想：等结了婚，小敏的钱就是我的钱，到时候想怎么赌就怎么赌。 2019年12月，严豪杰和小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办了婚礼。婚礼办得很热闹，小敏穿着洁白的婚纱，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她挽着父亲的胳膊，一步步走向严豪杰，心里满是期待——她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嫁给了那个会陪她过一辈子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婚后的日子，一开始还算平静。小敏忙着学校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严豪杰则装作“创业”的样子，天天早出晚归，其实是去赌场赌钱。可没过多久，新冠疫情爆发了，学校不能线下上课，小敏只能在家上网课；赌场也关了门，严豪杰没法去赌，就开始在家线上赌博。 小敏每天早上7点就起来备课，对着电脑给学生讲课，声音温柔又有耐心；中午吃完饭，她就坐在书桌前批改作业，把学生的错题一个个标出来，晚上还要给学生答疑，经常忙到深夜。而严豪杰呢，天天躲在房间里，对着手机下注，输了就烦躁地摔东西，赢了就哈哈大笑，完全不管小敏在忙什么。 很快，严豪杰又输光了钱。他开始向小敏要钱，一开始还找借口：“老婆，我公司需要周转，你先借我几万块，等过段时间就还你。”“我朋友生病了，需要钱做手术，我得帮他一把。”小敏不知道是赌债，以为严豪杰真的遇到了困难，就把自己的积蓄拿了出来，前后给了他五万块。 可严豪杰的胃口越来越大，没过多久又要要钱。小敏起了疑心，她趁严豪杰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他的手机——里面全是和赌徒的聊天记录，还有催债人的短信：“严豪杰，你欠的50万再不还，我们就去你老婆学校闹，让她丢工作！”“别以为躲着就行，我们知道你家住哪！” 小敏拿着手机，手一直在发抖。她终于明白，严豪杰说的“创业”是假的，“朋友生病”也是假的，他一直在骗她，一直在赌钱。那天晚上，小敏跟严豪杰大吵了一架，她哭着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知不知道你爸还在化疗，需要钱？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严豪杰却满不在乎，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玩手机一边说：“他的病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欠了钱，你必须帮我还，不然我们就离婚。” 小敏彻底失望了。她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想起自己当初的满心期待，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她提出了离婚，可严豪杰不同意：“你想离婚？没门！你要是敢离婚，我就去你学校闹，让你所有同事、学生都知道你嫁了个赌徒，让你没法在学校待下去！” 从那以后，严豪杰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装体贴，每天在家好吃懒做，还经常对小敏发脾气，有时候甚至会动手推搡她。小敏害怕极了，她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只能偷偷跟闺蜜哭诉：“我怎么瞎了眼，嫁了这么个人……” 2020年3月19号晚上，严豪杰又在网上赌钱，一夜之间输了十几万。他看着手机上的欠款数字——98万，催债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语气越来越凶狠：“严豪杰，明天中午之前必须还25万，不然我们就去你岳父家找你，到时候别怪我们不客气！” 严豪杰挂了电话，心里又怕又烦。他知道，父母已经没钱给他了，亲戚朋友也被他骗遍了，现在唯一能拿到钱的，只有小敏。他想，明天一定要去小敏父母家，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从她手里拿到25万。 3月20号早上，天刚蒙蒙亮，严豪杰就醒了。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听着厨房里父母准备早饭的声音——父亲老严正在咳嗽，声音沙哑得厉害，化疗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严豪杰没跟父母打招呼，拿起车钥匙就出了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小敏要钱，不然自己就死定了。 他开着车，车速很快，闯了两个红灯。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他却没心思看，嘴里不停地骂着“倒霉”“为什么总是输”。快到彭平路的时候，他看见小敏的父母——老刘和刘阿姨，正提着包往公交站走，应该是去上班。严豪杰心里一喜：太好了，没人碍事了，这样就能跟小敏好好“谈”了。 他在路边的早点摊买了两份豆浆油条——那是小敏爱吃的，他想装作关心小敏的样子，骗她给钱。严豪杰拿着早点，走到19号门口，按了门铃。 里面传来小敏迷迷糊糊的声音：“谁呀？这么早。” “是我，豪杰。”严豪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柔。 小敏打开门，穿着一身粉色的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她看到是严豪杰，皱了皱眉：“你怎么来了？我爸妈不在家，他们去上班了。” “我知道，我给你买了早饭，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严豪杰推着小敏走进屋，把早点放在茶几上，然后随手关上了门。 小敏走到沙发边坐下，拿起豆浆喝了一口，刚想说“我等会儿还要备课”，就听见严豪杰说：“小敏，给我25万。” 小敏手里的豆浆杯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严豪杰：“你又要去赌是不是？我不会给你的。” “我不是去赌！”严豪杰提高了声音，“我欠了别人钱，再不还他们就要打我了！你是我老婆，你必须帮我！” “我帮你？我之前帮你的还少吗？”小敏也站了起来，语气里满是愤怒和失望，“你爸还在化疗，每次去医院都要花好几万，你怎么不想想他？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他的事不用你管！”严豪杰的眼睛红了，他走到小敏面前，伸手抓住她的胳膊，“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钱，不然你别想好过！” “你放开我！”小敏用力挣扎，想甩开严豪杰的手，“我不会给你的，你自己的债自己还！” 严豪杰看着小敏坚决的样子，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冒了上来。他觉得小敏不爱他，不帮他，是把他往死路上逼。他的目光扫过茶几，上面放着一把水果刀——那是小敏昨天削苹果用的，还没来得及收起来。 严豪杰慢慢松开小敏的胳膊，伸手拿起水果刀。刀身是不锈钢的，在灯光下闪着冷光。小敏看到他拿起刀，脸色一下子变白了，她往后退了一步，声音带着颤抖：“你……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 “干什么？”严豪杰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神变得凶狠，“你不给我钱，就别怪我不客气！你既然不愿意跟我一起活，那就一起死！” 他说着，猛地朝小敏扑过去。小敏想跑，可严豪杰的力气很大，一下子就抓住了她的头发，把她拽了回来。小敏挣扎着，用手推严豪杰的胸口，还喊着“救命”，可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没人能听到她的求救声。 严豪杰死死按住小敏，把她按在沙发上，然后举起水果刀，朝着她的颈部刺了下去。“噗嗤”一声，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溅在严豪杰的衣服上、脸上。小敏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声音戛然而止，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惊恐和不甘。 严豪杰松开手，小敏倒在沙发上，鲜血顺着沙发的缝隙流到地上，很快就积了一小滩。他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刀，又看了看小敏的尸体，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很冷静——他知道，必须毁尸灭迹，不然警方一定会查到他。 严豪杰拿着刀，下楼走到小区的公共水池边。他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清洗手上的血，水流把血冲成淡红色，顺着下水道流走。他洗了很久，直到手上没有一点血迹，才关掉水龙头，回到楼上。 他走进卧室，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点燃了床上的床单。床单很快就烧了起来，火苗“噌”地窜到窗帘上，窗帘也跟着烧了起来。黑烟开始冒出来，呛得严豪杰咳嗽了几声。他看了一眼着火的房间，确认小敏的尸体被烟雾笼罩，才拿起自己的钱包和手机，急匆匆地离开了19号。 他开车离开彭平路，一路上都很冷静。他甚至还想：等火灭了，警方只会以为小敏是被烧死的，不会查到他头上。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而他的父亲，会带着他去自首。 严豪杰被刑事拘留后，李警官对他进行了远程提审。提审室里，严豪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起来很平静。 “你杀了小敏之后，有没有后悔过？”李警官问。 严豪杰沉默了几秒，然后摇了摇头，语气平淡：“没什么好后悔的，她不帮我，就是她的错。” “你知不知道小敏是个好老师？她的学生都很喜欢她，她还没来得及看到学生毕业。”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严豪杰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李警官看着他冷漠的样子，心里一阵发凉。为了进一步了解严豪杰的心理，警方找了心理专家对他进行评估。心理专家说：“严豪杰从小被过度溺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他缺乏责任感和同理心，遇到问题只会想到自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在他眼里，小敏不是妻子，而是他的‘钱袋子’，当‘钱袋子’不能用的时候，他就会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2020年7月30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这起案件。法庭里坐满了人，小敏的父母坐在最前面，老刘的头发比三个月前白了不少，脸上布满了皱纹；刘阿姨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眼睛红肿，手里紧紧攥着小敏的照片——照片上的小敏笑着，露出两颗小虎牙，看起来很阳光。 严豪杰被法警带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囚服，戴着手铐和脚镣，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庭审中，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严豪杰故意杀人、纵火的证据：小区监控录像、法医鉴定报告、严豪杰的供述、现场提取的水果刀和打火机残骸……每一项证据都指向严豪杰的罪行。 严豪杰的辩护人提出，严豪杰有自首情节，请求法院从轻处罚。但检察官反驳道：“严豪杰虽然主动投案，但他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杀害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手段残忍，事后还纵火毁尸，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不足以从轻处罚。” 小敏的父亲老刘在法庭上发言时，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我的女儿……她那么好，那么优秀，她才27岁，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被他残忍地杀害了……我请求法院判处他死刑，还我女儿一个公道！” 法庭经过审理，最终作出判决：被告人严豪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刘阿姨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出来，嘴里反复说着“小敏，你可以瞑目了”。老刘扶着妻子，眼泪也掉了下来——他终于为女儿讨回了公道，可那个爱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严豪杰还是面无表情，他被法警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旁听席上的父母。老严夫妇早已泣不成声，老严看着儿子的背影，嘴里喃喃着“是我错了，是我害了你，也害了小敏”。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关注。很多网友为小敏感到惋惜，纷纷在网上留言：“小敏老师那么好，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赌徒太可怕了，一定要远离赌博”；也有人反思严豪杰的成长经历：“溺爱不是爱，是害，严豪杰的悲剧，跟他父母的过度溺爱分不开”。 小敏生前所在的小学，同事和学生们都很想念她。她教过的学生们，在教室里放了一个小小的纪念角，上面摆着小敏的照片，还有学生们写的卡片：“小敏老师，我会好好学习，不让你失望”“小敏老师，我们想你了”。 这场悲剧，是一个赌徒的疯狂，是一次溺爱的代价，更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遗憾。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阴暗，也提醒着我们：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远离恶习，才能守护住身边的幸福。 第82章 百草枯之殇 2016年1月21号的安徽全椒，隆冬的寒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城郊的工业园裹得严严实实。西北风裹着碎雪粒子，刮在人脸上像小刀子割，路边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孙铁开的“全友家具厂”是这片工业园里少数还亮着灯的厂子——年底订单赶得紧，工人们连午休都不敢多耽搁，食堂里的萝卜排骨汤还冒着热气，车间里的电锯声刚歇了没半小时，一个急促的电话，就把女工张慧的午休彻底砸得稀碎。 张慧租的出租屋离家具厂不远，就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单间，摆着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桌子上堆着锅碗瓢盆，墙角还放着两个装满行李的蛇皮袋。这天中午她刚躺下，头还没沾到枕头，手机就响了，屏幕上跳着“李姐”的名字——李姐是跟她一起从云南来的老乡，在食堂帮工。 “慧慧！不好了！你家老刘出事了！”电话里李姐的声音发颤，背景里还能听见食堂的嘈杂声，有工友的惊呼，还有碗碟碰撞的脆响。张慧的心“咯噔”一下，猛地从床上弹起来，手忙脚乱地抓过外套：“李姐，咋了？老刘咋了？” “他中午在食堂吃完饭，没一会儿就上吐下泻，脸白得跟纸似的，孙老板已经叫车把他送县医院了！你快过来！” 张慧挂了电话，连鞋都没穿好就往外冲，慌乱中打翻了桌上的搪瓷缸，里面的凉白开洒了一地。寒风一下子灌进衣领，她才想起没戴围巾，可也顾不上了，一路往县医院跑。路上的雪化了一半，路面又湿又滑，她摔了一跤，膝盖磕得生疼，爬起来接着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老刘不能有事，儿子还在老家等着呢。 全椒县医院不大，门诊楼里挤满了人，消毒水的味道呛得张慧鼻子发酸。她刚进大厅，就看见孙铁站在急诊室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旁边还围着几个云南老乡，都一脸焦急。孙铁看见她，赶紧迎上来：“慧慧，你可来了，福德在里面抢救呢。” 张慧推开急诊室的门，一眼就看见病床上的刘福德。他盖着医院那床洗得发灰的薄被，手背扎着输液针，透明的药水一滴滴往下落，顺着输液管流进他的血管。刘福德的脸白得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干裂起皮，眼睛闭得紧紧的，眼窝陷下去一块，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把枕巾都洇湿了一片。张慧扑到床边，手刚碰到他的胳膊，就觉得人烫得吓人，比家里烧柴火的铁锅还烫。 “老刘！老刘！你咋了？你说话啊！”张慧抓着他的手，声音都在抖。 刘福德慢慢睁开眼，眼神涣散，看了半天才认出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吃……吃完饭……难受……不知道……咋回事……” 张慧心里一紧，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肯定是食物中毒了！食堂的菜是不是不新鲜？” 旁边的孙铁叹了口气，搓了搓手：“慧慧，我跟大伙中午吃的一样，都是萝卜排骨汤和炒青菜，我现在一点事没有，老乡们也都好好的，咋就福德哥出事了？” 孙铁是刘福德的表弟，也是这家家具厂的老板，当年还是他把刘福德和张慧从云南招来的。他这么一说，张慧也不吭声了，只是紧紧抓着刘福德的手，看着输液瓶里的药水一点点减少，心里又慌又乱——好好的人，怎么就突然成这样了？ 那天下午，刘福德一直在输液，可病情一点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开始说胡话，还不停地抽搐。县医院的医生把张慧和孙铁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化验单，脸色凝重：“患者情况不太好，初步判断是急性肾衰竭，我们这儿设备跟不上，得赶紧转去滁州市第一医院，再晚就危险了。” 孙铁赶紧联系救护车，张慧坐在救护车的副驾驶上，看着后排的刘福德呼吸困难，胸口一起一伏，心里像被揪着一样疼。救护车的警笛声在空旷的公路上回荡，雪又开始下了，一片片打在车窗上，很快就积了一层白。张慧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眼泪不停地流，心里默默祈祷：老刘，你可千万要挺过去，咱们儿子还没长大呢。 到了滁州市第一医院，刘福德直接被送进了IcU。医生连夜抢救，可到了1月24号，他的情况又恶化了，出现了多器官衰竭的症状。滁州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找孙铁谈话，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患者的器官损伤太严重，你们还是转去南京鼓楼医院吧，那里的设备和技术更好，或许还有希望。” 孙铁没敢耽搁，当天就联系了南京鼓楼医院，找老乡帮忙安排转院。张慧跟着救护车一路到了南京，看着鼓楼医院气派的门诊楼，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她长这么大，除了云南老家和打工去过的江苏、浙江，就没去过别的大城市，更别说这么大的医院了。她攥着口袋里仅有的几千块钱，手心全是汗——这钱是准备给儿子交学费的，现在全要花在刘福德身上了。 鼓楼医院的医生给刘福德抽了血，做了全面检查。当天下午，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医生找到孙铁，手里拿着化验单，脸色严肃得吓人。“你是患者的家属？”医生问。 孙铁赶紧点头：“我是他表弟，他妻子也来了，在外面等着呢。医生，他情况咋样？” 医生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患者的血液里检出了百草枯成分。你们知道百草枯吧？就是那种除草剂，对人的毒性极大，目前没有任何特效解毒药。” “百草枯？”孙铁一下子懵了，“怎么会是百草枯？他一个家具厂的工人，怎么会接触到百草枯？” 医生皱了皱眉：“你最近没看那个热播的电视剧《爱上特种兵》吗？里面有个小女孩，就是喝了百草枯，后来就算用了最先进的疗法，还换了肺，最后还是没救过来。百草枯这东西，只要摄入量达到每公斤体重20到40毫克，除了会出现胃肠道症状，还会损害多个器官，短则几天，长则几周，就会出现肺纤维化，大部分患者在两周到三周内就会死亡，死亡率超过90%。” 孙铁听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赶紧扶住旁边的墙。“医生，你没搞错吧？我表哥怎么会中百草枯的毒？要是有人往厂里食堂的饭菜里下毒，那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中毒啊！” 医生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反复检验过了，结果不会错。你们还是赶紧想想，患者最近有没有接触过百草枯，或者吃过什么特别的东西，说不定能找到中毒的原因。” 孙铁心里乱成一团麻。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事不简单——刘福德平时在厂里人缘挺好，没跟谁结过仇，谁会害他呢？而且百草枯这东西，一般只有农村才会用，城里很少见，怎么就偏偏出现在刘福德身上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最后咬了咬牙：“医生，这事肯定有问题，我得报警！” 当天晚上，孙铁就给安徽全椒县公安局打了电话，报了警。全椒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大队长王家明接到报警后，立刻带领几名刑警赶到了南京鼓楼医院。此时的刘福德已经中毒7天了，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说话都很困难。 王家明和几名刑警来到病房，看见刘福德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旁边的监护仪发出“滴滴”的声响。张慧坐在床边，眼睛红肿，脸上满是疲惫。“我们是全椒县公安局的，想问问患者发病当天的情况，你能让他配合一下吗？”王家明拿出警官证，语气尽量温和。 张慧点了点头，轻轻拍了拍刘福德的手：“老刘，警察同志来了，想问问你那天中午之前吃了啥，你好好想想，跟警察同志说说。” 刘福德慢慢睁开眼，看了看王家明和几名刑警，嘴唇动了动。张慧赶紧凑过去，把耳朵贴在他嘴边，然后把他的话转述给警察：“他说……他平时总咳嗽，所以经常喝咳速停糖浆。发病那天早上，我给他买了糖浆，他临上班前怕下午咳嗽，就喝了一盖。中午在厂里食堂吃的饭，没一会儿就不舒服了，然后就被送医院了。” 王家明皱了皱眉，问张慧：“你什么时候给他买的咳速停糖浆？在哪个药店买的？剩下的糖浆呢？” 张慧坐在椅子上，双手绞着衣角，眼神有点躲闪：“是1月20号傍晚，在全椒县的华大药房买的。剩下的糖浆还在家里，我没带来，想着等他好了回去再喝。” 王家明点了点头，心里有了个疑问：会不会是那瓶咳速停糖浆被人动了手脚，加了百草枯？他跟身边的刑警对视了一眼，然后对张慧说：“我们需要去你家看看，提取那瓶剩下的糖浆，送去检验一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张慧没敢反对，点了点头：“行，我给你们指路，我家就在家具厂附近的出租屋里。” 第二天，王家明带着两名刑警跟着张慧去了她的出租屋。出租屋很小，东西摆得乱七八糟，桌子上还放着没洗的碗，墙角的蛇皮袋上落了一层灰。王家明在床头柜里找到了那瓶咳速停糖浆，瓶子上的标签有点皱，开封口的铝箔纸已经撕了，里面还剩下小半瓶棕色的糖浆。 “这就是你给患者买的咳速停糖浆？”王家明拿起瓶子，仔细看了看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批号——生产日期是2015年12月，批号是“”。 张慧赶紧点头：“对，就是这个，我1月20号买的，他就喝了一盖，剩下的都在这里了。” 王家明把糖浆装进证物袋，交给身边的刑警：“你赶紧把这个送去实验室，检验一下里面有没有百草枯成分。” 刑警接过证物袋，转身就走了。王家明又在出租屋里仔细查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既没有百草枯的瓶子，也没有其他可疑的东西。他问张慧：“你丈夫发病前，有没有跟谁结过仇？或者有没有人来找过你们？” 张慧摇了摇头，眼神有点空洞：“没有，他在厂里人缘挺好的，跟老乡们都处得不错，也没跟谁吵过架。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也不出去跟人打交道。” 王家明没再多问，跟张慧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带着刑警离开了。他心里清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等检验结果，看看那瓶糖浆里到底有没有百草枯。 可还没等检验结果出来，医院就传来了坏消息。2月1号早上，鼓楼医院的医生给孙铁打了电话，说刘福德因为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 张慧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手里攥着刘福德没喝完的半瓶咳速停糖浆。她一下子就瘫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嘴里念叨着：“怎么就死了……我没想让他死……” 孙铁过来扶她，她却推开了，趴在椅子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王家明接到消息后，也立刻赶到了医院。他看着悲痛欲绝的张慧，心里却更加确定——刘福德不是意外中毒，而是被人投毒杀害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刘福德体内的百草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王家明决定从百草枯的来源入手。他带领刑警在全椒县范围内走访农资店，尤其是家具厂附近的农资店。全椒县是农业县，农资店不少，但冬天买百草枯的人很少——冬天地里没草，根本用不上除草剂。刑警们跑了十几家农资店，都没找到线索，直到他们来到距离家具厂不到一公里的一家农资店。 这家农资店不大，门口堆着几袋化肥，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姓王。王家明问王大爷：“大爷，最近有没有人来你这儿买过百草枯？尤其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可能带云南口音的女人？” 王大爷想了半天，一拍大腿：“有！大概半个月前，有个女的来买过百草枯，看着四十来岁，穿个花棉袄，说话软乎乎的，带云南口音。我当时还问她，冬天不用除草，买百草枯干啥，她支支吾吾说家里有杂草，我就卖了她一小瓶，200克的。” 王家明眼睛一亮，赶紧拿出张慧的照片：“大爷，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人？” 王大爷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点了点头：“对，就是她！我记得她那口音，跟我们这儿的不一样，软乎乎的，而且她买百草枯的时候，眼神有点躲躲闪闪的，我印象挺深的。” 王家明心里有了底，立刻带着刑警去了孙铁的家具厂，走访厂里的云南老乡，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张慧买百草枯，或者知道她跟刘福德有什么矛盾。可问了十几个老乡，都说没见过张慧买百草枯，也没听说她跟刘福德有特别大的矛盾，只知道他们夫妻俩偶尔会吵架。 就在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刑警在刘福德的工具箱旁边发现了线索。刘福德的工具箱是蓝色的，上面有不少划痕，放在车间的角落里。工具箱旁边有一个纸篓，里面装着废纸、烟蒂，还有一个咳速停糖浆的包装盒。 那名刑警捡起包装盒，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批号，然后喊来王家明：“王队，你看这个！这个包装盒的批号跟我们从张慧家提取的糖浆瓶子上的批号不一样！” 王家明赶紧走过去，拿过包装盒一看，上面的批号是而从张慧家提取的糖浆瓶子上的批号是“”。“这就奇怪了，”王家明皱了皱眉，“同一个牌子的咳速停糖浆，瓶子和包装盒的批号怎么会不一样？这说明它们根本不是一套，很可能是被人调包了。” 王家明立刻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这瓶咳速停糖浆上。他带着刑警去了全椒县的华大药房，调取了1月20号到1月21号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1月20号傍晚6点33分，张慧穿着一件黑色外套，走进了华大药房。她直接走到柜台前，跟店员说了几句，然后店员给了她一瓶咳速停糖浆，她付了钱，没多停留，转身就走了。 而1月21号傍晚6点03分，张慧又出现在了华大药房。这次她穿的是一件花棉袄，跟王大爷描述的一样。她走进药房的时候，先四处看了看，然后才走到柜台前，让店员再给她拿一瓶咳速停糖浆。付完钱后，她还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匆匆离开了药房。 “不对劲啊，”王家明指着监控录像，“她1月20号刚买了一瓶咳速停，为什么1月21号又买一瓶？而且她跟我们说，只买了一瓶，这明显是在撒谎。” 旁边的刑警点了点头：“王队，会不会是她1月20号买的那瓶糖浆里加了百草枯，给刘福德喝了，然后1月21号又买了一瓶，放在家里，想掩盖真相？” 王家明皱了皱眉：“有这个可能。我们从她家提取的那瓶糖浆，检验结果不是说没检出百草枯吗？那很可能是她后来买的这瓶，而真正加了百草枯的那瓶，已经被她处理掉了。”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王家明再次找到华大药房的店员，问她：“1月21号那天，这个女人来买咳速停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或者表现得很奇怪？” 店员想了想，说：“我当时还纳闷呢，她前一天刚买过一瓶咳速停，怎么第二天又来买。我问她是不是家里人也咳嗽，她没说话，就只是催我赶紧拿药，付了钱就走了，看着挺着急的。” 王家明心里已经有了答案。2月12号，全椒县公安局依法传唤了张慧。 审讯室里很安静，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光线集中在张慧身上。她坐在椅子上，双手绞着衣角，眼神躲闪，不敢看对面的民警。 “张慧，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你还是老实交代吧。”王家明坐在她对面，语气严肃，“你1月16号在家具厂附近的农资店买了百草枯，1月20号在华大药房买了一瓶咳速停糖浆，1月21号早上把百草枯倒进糖浆里，给刘福德喝了，然后中午刘福德发病，你又去厂里把有毒的糖浆扔了，晚上再去华大药房买了一瓶咳速停，放在家里，想掩盖真相，对不对？” 张慧的身体抖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沉默了半天，她突然抬起头，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是……是我干的……我买了两瓶咳速停，有毒的那瓶被我扔进厂里的室外厕所了……我没想到百草枯的毒性这么大，我没想让他死，我就是想把他的性功能搞衰竭，让他变成废人，这样他就不会再找别的女人，也不会再折磨我了……” 2月13号，张慧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全椒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消息传到家具厂，厂里的云南老乡都惊呆了。在他们眼里，张慧是个老实巴交的女人，平时话不多，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从来没跟谁红过脸，怎么会做出投毒杀人的事？就连孙铁也不敢相信：“我一直以为嫂子是个挺温顺的人，没想到她跟表哥之间有这么大的矛盾，竟然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张慧和刘福德都是云南宣威人，他们的父亲曾经是同一个工厂的同事。张慧家有四个孩子，她是老大，也是唯一一个女孩。因为家里穷，她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在家帮父母照顾三个弟弟，洗衣、做饭、喂猪，什么活都干。她从小就知道，女孩子在农村没什么地位，能嫁个好人家，就是最好的出路。 刘福德家只有两个孩子，他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他家的经济条件比张慧家好一些，在那个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的年代，孩子少，日子就能过得宽裕点。所以刘福德读完了高中，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个“文化人”了。 刘福德的父亲看着张慧长大，觉得这姑娘踏实能干，人品也好，就主动登门找张慧的父亲：“老张啊，你看我家福德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咱们两家知根知底，门当户对，福德跟慧慧也熟，他们要是能成，就是两好合一好，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张慧的父母也觉得刘福德不错，人踏实，还读过高中，把女儿托付给他，放心。张慧自己没什么想法，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觉得只要父母同意，就行。 1996年冬天，19岁的张慧穿着一件红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嫁给了21岁的刘福德。婚礼很简单，就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亲戚和邻居。张慧的母亲偷偷跟她说：“慧慧，福德是个好孩子，你跟着他，以后肯定不受罪。”张慧点了点头，心里却有点慌——她跟刘福德平时很少说话，只知道他是父亲同事的儿子，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像张慧的母亲说的那样好过。因为没有感情基础，夫妻俩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张慧节俭惯了，买菜总是挑便宜的，刘福德就骂她“抠门”；张慧想给弟弟寄点钱，刘福德就说她“胳膊肘往外拐”，骂她家里人是“穷鬼”“废物”。 1998年，他们的儿子徐江出生了。有了孩子，张慧以为日子会好过一点，可刘福德还是老样子，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候还会动手打她。有一次，张慧的大弟弟要上学，家里没钱交学费，张慧想给弟弟寄500块钱，刘福德知道了，把钱夺过来，摔在桌子上，指着她的鼻子骂：“你家那些穷鬼，天天就知道要钱！我们儿子还要喝奶呢，你把钱寄给他们，我们儿子喝西北风啊！” 张慧跟他吵，说：“那是我亲弟弟，他要上学，我不能不管！”刘福德急了，抬手就推了她一下，张慧没站稳，摔在地上，头磕到了桌角，起了个大包。儿子在旁边吓得哇哇哭，张慧抱着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她心里委屈，可又没办法——刘福德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跟他闹僵了，她和儿子就没发过了。 后来，张慧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娘家没了主心骨，三个弟弟还小，张慧作为大姐，只能多照顾他们，经常偷偷给弟弟们寄钱。刘福德知道后，骂得更凶了，有时候还会把她的东西扔出去，让她“滚回娘家去”。张慧每次都忍着，她想：只要儿子长大了，日子就会好起来了。 2009年，刘福德觉得在老家种地没出息，就想出去打工。他把儿子留在云南老家，让父母照顾，带着张慧去了江苏。他们在江苏的一个电子厂打工，张慧每天站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12个小时，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刘福德在工地干活，每天扛钢筋、搬水泥，也累得够呛。可就算这样，他们也没挣到多少钱，除去房租和生活费，根本剩不下多少。 后来，他们又去了浙江，在一家餐饮店打工。张慧当服务员，每天要洗一大堆碗，擦桌子、拖地，忙到半夜；刘福德当厨师，脾气越来越差，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跟顾客吵架，最后被老板开除了。那段日子，夫妻俩天天吵架，刘福德把找不到工作的气都撒在张慧身上，说她“扫把星”，跟她在一起就没好过。 2014年，刘福德的表弟孙铁在安徽全椒开了家具厂，需要招聘工人。孙铁给刘福德打电话，让他带着张慧来全椒，说在家具厂上班，虽然累点，但工资稳定，还能跟老乡互相照应。刘福德没多想，就带着张慧去了全椒。 刘福德在家具厂干活很认真，不怕吃苦，加上他是孙铁的表哥，没多久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他对同事挺好，谁家里有困难，他都会帮忙，老乡们都叫他“刘哥”。可在外面是个踏实的老好人，回到家里，刘福德就变了个人。他把在车间里受的气都撒在张慧身上，动不动就跟她吵架，有时候还会动手打她。 更让张慧受不了的是，刘福德在夫妻性生活方面的要求特别高，还总是有一些奇怪的、让她难以接受的需求。张慧心里很憎恶，可她觉得自己是妻子，应该满足丈夫的需求，就把委屈藏在心里，任由刘福德摆布。 2015年5月，张慧觉得身体不舒服，经常胸痛、便血，去医院检查，被诊断出患有乳头纤维瘤、肛裂和妇科病。医生跟她说，这些病跟长期的不当刺激有关，需要好好休息，不能再受刺激，最好能回老家治疗，因为医保在老家能报销一部分。 张慧跟刘福德说了，刘福德不耐烦地说：“多大点事，至于回老家吗？在这边医院治不行吗？净耽误我上班！”张慧没敢反驳，只能自己收拾东西，回了云南老家。 在老家治病的那几个月，张慧过得很孤独。她住在弟弟家，每天去医院打针、吃药，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忍受，心里的委屈却无处诉说。她想给刘福德打电话，可每次打电话，刘福德都不耐烦，说不了几句就挂了。 9月末，张慧做完手术没多久，就匆匆赶回了全椒。她怕刘福德一个人在这边没人照顾，也怕他跟别的女人来往。可她没想到，刚回到出租屋的第一晚，刘福德就要求跟她同房。张慧的身体还没恢复，疼得厉害，就拒绝了。 刘福德一下子就火了，指着她的鼻子骂：“你就是个废人！不中用的东西！我娶你回来干啥？”张慧累得不行，迷迷糊糊睡着了，隐隐约约还听见刘福德在旁边骂：“妈的，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跟个活死人睡觉，糟糕透了！” 张慧的心凉了半截，可她还是没敢多说什么。她想，只要刘福德不跟她离婚，只要这个家还在，她就忍了。 可没过多久，张慧就发现了刘福德出轨的证据。那是一个星期天，夫妻俩都不上班，在家休息。张慧给刘福德洗衣服的时候，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酒店的收据，上面写着入住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地址在家具厂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张慧拿着收据，手抖得厉害。她走到刘福德面前，问：“老刘，你前一天晚上去旅馆干啥了？” 刘福德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眼神躲闪：“你翻我衣兜干啥？那是外地来的客户，孙铁让我给安排住的地方，我总不能让客户住大街上吧？” 张慧不信：“孙铁让你安排的？我怎么没听孙铁说过？我现在就给孙铁打电话，问问他！” 刘福德急了，一把夺过收据，撕得粉碎，然后抬手就给了张慧一巴掌：“你敢查我？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少管我的事！” 张慧被打得耳朵嗡嗡响，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看着刘福德凶狠的样子，心里明白了——他肯定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她想跟他理论，可刘福德已经摔门出去了。 第二天，张慧去找孙铁，想问问到底有没有客户来。孙铁一脸疑惑：“嫂子，没有啊，我最近没接待过外地客户，也没让表哥安排住宿啊。” 张慧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刘福德果然是在撒谎。她心里又气又委屈，可一想到儿子，就又忍了下来。她想，只要刘福德能改，只要这个家还在，她就不跟他计较。 可她没想到，刘福德不仅没改，反而变本加厉。他不仅经常晚归，身上还带着陌生女人的香水味，有时候手机还会收到暧昧的短信。张慧问他，他就说“你看错了”“是同事发的”，要是张慧再追问，他就动手打她。 2015年11月份的一天，家具厂停电，下午才上班。中午的时候，张慧收拾好东西，准备去厂里等着，刘福德突然从后面抱住她，要求跟她发生关系。张慧急着去上班，又怕身体受不了，就拒绝了。 刘福德一下子就火了，抬手就甩了张慧一个耳光，打得她嘴角都流血了。“你这个废人！老子找别的娘们去！”他骂完，摔门就走了。 下午，张慧在厂里等了半天，也没看见刘福德。直到两三点钟，刘福德才慢悠悠地来上班，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张慧趁着刘福德一个人在办公室，走进去问他：“你中午去哪了？为什么现在才来上班？” 刘福德斜了她一眼，不耐烦地说：“我去哪跟你有关系吗？你管不着！天底下的女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不跟你好，我有的是办法！” 张慧看着他嚣张的样子，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可就在她想跟刘福德理论的时候，有工友来找刘福德谈工作，她只能把话咽了回去。 从那以后，刘福德就更肆无忌惮了。只要他有生理需求，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不管张慧愿不愿意，都会强行跟她同房。要是张慧拒绝，他就又打又骂。张慧心里又气又惭愧，可这种事她没法跟别人说——说出去太丢人了，她只能自己默默忍受。 2015年12月中旬，夫妻俩又因为寄钱的事吵了起来。刘福德想把钱存起来，等过年的时候带回家给父母，张慧想给儿子寄点钱，让他买件新衣服。两人吵着吵着，刘福德就急了，不仅动手打了张慧，还跟她提出了离婚。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刘福德指着张慧的鼻子骂，“跟你在一起，我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离了婚，我还能找个年轻漂亮的！” 离婚是张慧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她想，要是离婚了，儿子就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会被别人笑话；而且她一个女人，没文化，没手艺，离婚后怎么生活？怎么养活自己和儿子？ 她思来想去，决定找孙铁帮忙，让他劝劝刘福德。孙铁听了张慧的话，叹了口气：“嫂子，你放心，我会劝劝表哥的，让他别这么冲动。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有话好好说。” 张慧以为孙铁能劝住刘福德，可没想到，过了两天，家具厂开会的时候，孙铁突然宣布，解除刘福德车间主任的职务，把他降为仓库保管。“刘福德近期工作不认真，经常出差错，导致客户投诉，为了严肃厂纪，决定免去他车间主任的职务，调去仓库当保管，希望他能吸取教训，好好工作。”孙铁在会上说。 散会之后，张慧找到孙铁，问他怎么回事。孙铁皱了皱眉：“嫂子，我劝过表哥了，可他死不承认外面有人，还说我多管闲事。他最近上班确实不专心，车间里出了好几个差错，客户都投诉到我这了，我要是不撤他的职，没法跟其他工人交代啊。我也是为了他好，让他冷静冷静，好好反省一下。” 张慧没再说什么，心里却燃起了一丝希望——她觉得，刘福德被撤职后，应该会收敛一点，好好过日子。可她没想到，刘福德不仅没反省，反而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她身上。 “是不是你跟孙铁告状，说我坏话，让他撤了我的职？”刘福德回到家，一把抓住张慧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撞，“你这个贱人！我打死你！” 张慧的头撞得生疼，流了血，她不敢反抗，只能求饶：“我没有……我没跟孙铁告状……你别打了……” 刘福德打累了，坐在椅子上，指着张慧骂：“你就是个废人！老子娶了你，倒了八辈子霉！你要是不跟我离婚，我就天天打你，直到把你打死！” 张慧趴在地上，看着地上的血，心里第一次有了报复的念头。她想，要是刘福德失去了性能力，就不会再找别的女人了，也不会再折磨她了，这个家就能保住了。 可怎么才能让刘福德失去性能力呢？张慧想了好几天，都没想出办法。直到有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一个摆摊卖菜的老太太。老太太拿着一把青菜，跟她推销：“妹子，买我的菜吧，我这菜没打农药，是绿色农产品。菜市场里那些菜，都打了农药，吃了会得病，男人吃了打农药的菜，还会性功能障碍呢！” “性功能障碍？”张慧心里一动，“吃了打农药的菜，真的会这样？” 老太太点了点头：“那可不！我听村里的人说的，打了农药的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尤其是男人，影响更大。” 张慧心里有了主意：既然农药能让男人性功能障碍，那她就给刘福德喂点农药，这样他就不会再找别的女人，也不会再折磨她了。 1月16号，张慧揣着口袋里的几十块钱，去了家具厂附近的农资店。她走在路上，心里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走到农资店门口，她又退了回来，反复好几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老板，有没有百草枯？”张慧问。 农资店的王大爷愣了一下：“妹子，现在是冬天，地里没草，你买百草枯干啥？” 张慧支支吾吾地说：“家里……家里有杂草，想除一下。” 王大爷没再多问，给她拿了一瓶200克的百草枯：“这东西毒性大，你用的时候小心点，别弄到手上和嘴里。” 张慧付了钱，把百草枯藏在包里，匆匆回了家。她把百草枯藏在沙发底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觉得沙发底下有动静，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心里既害怕又期待——害怕出事，又期待着刘福德能因此失去性能力，不再折磨她。 接下来的几天，张慧一直没敢动手。她看着刘福德每天上班、下班，心里很矛盾。直到1月20号晚上，夫妻俩又因为离婚的事吵了起来。 “要么离婚，要么你去死！”刘福德指着张慧的鼻子，恶狠狠地说。 张慧看着他凶狠的样子，心里彻底凉了。她想，要是不这么做，刘福德肯定会跟她离婚，到时候她就一无所有了。晚上，张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刘福德失去性能力，保住这个家。 她想起刘福德最近总咳嗽，医生让他喝咳速停糖浆。“对，就用咳速停糖浆！”张慧心里有了主意。 1月21号早上，张慧早早地起了床。她看了看还在睡觉的刘福德，悄悄从沙发底下拿出百草枯，打开瓶盖，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她皱了皱眉。然后，她拿起1月20号在华大药房买的咳速停糖浆，倒了一盖在瓶盖里，再往里面滴了几滴百草枯。棕色的糖浆里多了点白色的东西，她用筷子搅拌了一下，然后叫醒刘福德。 “老刘，快起来喝糖浆，你昨天晚上还咳嗽呢，不喝糖浆，上班又该咳了。”张慧说。 刘福德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摆了摆手：“不喝了，我带到厂里喝。” “都倒好了，别浪费了，这糖浆也是花钱买的。”张慧劝道。 刘福德不耐烦地坐起来，接过瓶盖，一口喝了下去。“怎么有点怪味？”他皱了皱眉。 张慧心里一紧，赶紧说：“可能是刚开封的原因吧，我昨天买的时候看了，没过期。” 刘福德没再多想，起身去了厕所。张慧赶紧拿起那个装过有毒糖浆的瓶盖，跑到水龙头底下洗干净，然后把瓶盖拧回糖浆瓶上，把瓶子放进包装盒里。 刘福德从厕所出来，拿起糖浆瓶，随手放进了工具箱，然后就去上班了。张慧坐在床上，心里又怕又盼——怕刘福德出事，又盼着他能失去性能力。 可她没想到，中午就接到了李姐的电话，说刘福德出事了。她赶到县医院，看到刘福德被急救，心里还隐隐有点兴奋：“肯定是起效了，他的性功能肯定完蛋了。” 可当医生说刘福德可能是中毒的时候，张慧才慌了。她想，自己只倒了几滴百草枯，怎么会中毒呢？她趁别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家具厂，找到刘福德的工具箱，拿出那瓶有毒的糖浆，跑到厂里的室外厕所，把瓶子扔了进去——那个厕所很臭，平时很少有人去，她觉得不会有人发现。 晚上，张慧想起民警可能会去家里查，就又去华大药房买了一瓶咳速停糖浆，放在家里。她当时没注意批号，只想着有个瓶子就行，没想到这个疏忽，成了警方破案的关键。 刘福德临死前一天，病房里只有张慧和他两个人。刘福德呼吸很困难，拉着张慧的手，眼神里满是疲惫。“慧慧……我知道……是你……”他艰难地说。 张慧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老刘，我没想让你死，我就是想让你不能再找别的女人，我想保住这个家……” 刘福德笑了笑，很虚弱：“我也有错……不该打你……不该找女人……你好好带孩子……对我爸妈好点……” 说完，刘福德的手垂了下去，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张慧抱着他的手，哭得撕心裂肺：“老刘，我错了……我不该害你……你回来好不好……” 可再怎么后悔，也晚了。张慧为了保住一个早已破碎的家，为了报复刘福德的虐待和背叛，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最终不仅失去了丈夫，也毁了自己的人生。她的儿子徐江，从此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而她自己，也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这场因畸形婚姻引发的悲剧，像一声沉重的警钟，提醒着每一个人：婚姻需要的是尊重和包容，而不是暴力和背叛；遇到问题，应该用理性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用极端的手段报复。否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留下无尽的悔恨和痛苦。 第83章 白塔河碎尸案 2007年4月9日的皖东平原，春风裹着淮河下游的湿气，懒洋洋地拂过天长市的街巷。下午两点刚过，白塔河新大桥下的芦苇丛还在随风轻晃，河面上泛着细碎的金光，若是往常，这该是吴兰英放鹅时最惬意的光景——可这天，平静的河面下，正藏着一桩足以让整座小城陷入恐慌的惊天大案。 吴兰英今年五十四岁，是附近白塔村的村民，自打老伴三年前走了，她就靠着家里的十二只白鹅过日子。每天下午，她都会拎着竹鞭，赶着鹅群沿着河边的土路走两里地，到新大桥下的浅滩觅食。这地方水浅草嫩，鹅爱吃，她也能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歇会儿，和偶尔路过的钓友、工人聊两句。 就在三天前，她赶鹅路过时，眼角余光瞥见桥墩下漂着块白色的东西，像团被水泡胀的塑料布。那天风大，河浪把那东西吹得忽远忽近，她眯着眼看了半天，只当是哪家扔的垃圾，骂了句“没素质”，就赶着鹅走了。可4月9号这天不一样，风小了，河面上的东西看得格外清楚——不止一块，竟有三四块白色物体散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慢慢往浅滩漂。 “难道是哪家把病死的小猪仔扔河里了？”吴兰英心里犯嘀咕。她放下竹鞭，往河边凑了两步，浑浊的河水能映出她的影子，那些白色物体上似乎还裹着层塑料，边角处隐约露着点深色的东西，不像是猪仔的皮毛。 这时，不远处传来铁锹碰撞地面的声音。她抬头一看，是三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是附近硫酸厂的维修工，还有两个瓦工师傅，正在下游几十米处修排污口。这几个人她认识，偶尔会跟她借火抽烟，或是要口凉水喝。 “张师傅！李师傅！你们过来看看！”吴兰英朝着他们喊，声音里带着点自己都没察觉的慌张。 正在擦汗的张师傅直起腰，朝着她这边喊：“吴大姐，咋了？鹅跑了？” “不是！你们看那河里，漂的啥东西？我瞅着不对劲！” 三个工人放下手里的活，扛着铁锹走了过来。领头的张师傅是硫酸厂的老工人，五十多岁，皮肤被化工原料熏得有些发黄。他顺着吴兰英指的方向看去，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不像是垃圾啊，裹得这么严实……” “我三天前就看着一块，今天咋多了？别是啥脏东西吧？”瓦工李师傅凑过来，他刚从外地来天长干活，对这边的情况不熟，好奇心重。 “要不下去看看？”张师傅把铁锹扛到肩上，“水浅，到不了膝盖。” 吴兰英站在岸边，心里有点发怵，可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三个男人脱了鞋，卷起裤腿，踩着冰凉的河水往中间走。春日的河水还带着冬天的余寒，刚没过脚踝，李师傅就打了个哆嗦：“这水咋这么凉！” 走了七八步，就到了那团白色物体旁边。张师傅举起铁锹，小心翼翼地往塑料布底下伸——他本来想把那东西挑到岸边，可铁锹刚碰到，就感觉底下不是软乎乎的肉，反而有点硬邦邦的。他心里咯噔一下，手上加了点劲，轻轻一挑。 “哗啦”一声，塑料布被挑开一个角，露出里面的东西。 先是李师傅叫了一声，声音都变调了：“我的妈！这是啥？！” 张师傅和另一个工人也僵住了——塑料布里裹着的，是一截人的手臂！白森森的骨头露在外面，皮肤已经被水泡得发白，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那十根手指的指甲上，还涂着鲜艳的图案，粉底白花，像是盛开的梅花，在浑浊的河水里显得格外刺眼。 “手！是人的手！”张师傅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水里，溅起一片水花。三个男人瞬间忘了河水的冰凉，转身就往岸边跑，裤腿上的水顺着小腿往下滴，跑得急了，李师傅还摔了一跤，爬起来接着跑，连铁锹都忘了捡。 吴兰英在岸边看得清清楚楚，刚才那一眼，让她浑身的血都凉了。她扶着旁边的柳树，腿肚子直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是张师傅先缓过神，掏出手机，手指抖得按不准号码：“快……快打110！杀人了！碎尸！” 下午两点三十五分，天长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民警小周刚入职半年，听到“白塔河新大桥下发现人手”时，手里的笔都掉在了桌上。他不敢耽误，立刻向上级汇报，几分钟后，责任区刑警队的警车就拉着警笛，往白塔河方向赶去。 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局长王建军的办公室。王建军今年五十六岁，是个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老警察，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案子。他刚从滁州开会回来，水杯还没来得及端，听到“碎尸”两个字，立刻站了起来，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走！去现场！” 跟在他身后的刑警大队教导员李军，心里也沉甸甸的。李军是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在公安系统干了二十三年，勘验过的尸体不下三千具，有交通事故的、有自杀的、有他杀的，可“碎尸”还是头一回碰到。他一边往勘察箱里装工具，一边跟身边的年轻民警说：“带上防腐手套、卷尺、标本瓶，再把紫外线灯带上，现场可能有血迹残留。” 下午三点十分，第一批民警赶到白塔河新大桥。现场已经围了不少村民，都是听到动静过来的，有人拿着手机拍照，有人在小声议论，还有人吓得脸色发白，躲在后面不敢往前凑。民警立刻拉起警戒线，驱散围观人群，李军则带着两个法医助理，踩着之前工人留下的脚印，往河中间走去。 那几截尸块已经被工人挑到了浅滩上，用塑料布盖着。李军蹲下身，戴上双层防腐手套，小心翼翼地掀开塑料布——一共两截尸块，一截是从肩膀到腰部的躯干，另一截是从腰部到大腿的下肢，都没有头，也没有四肢末端。尸体的皮肤已经出现轻度腐败，呈现出淡绿色，腹部有明显的切割痕迹，边缘整齐，应该是被锋利的刀具肢解的。 “李教，你看这个。”助理小王指着躯干的手臂，“指甲上有图案，像是美甲。” 李军凑过去，用镊子轻轻托起手臂。指甲上的图案确实清晰，粉底色，白色的花形，花瓣边缘有细微的描边，看起来是在专业美甲店做的。“记下来，美甲图案是重要特征，粉底白花，像是梅花，也可能是紫荆花，回去再仔细比对。”他一边说，一边用卷尺测量尸块的长度：“躯干长68厘米，下肢长52厘米，根据比例推算，死者身高应该在1米55左右。” 他又用手指按压尸体的皮肤：“皮肤弹性尚可，腐败程度中等，尸僵已经缓解，结合河水温度（12c左右），死亡时间大概在六天前，也就是4月3号前后。” “李教，你看这里。”另一个助理小张指着尸体的腹部，“没有内脏，应该是被凶手取走了，还有膝盖以下的部分也不见了，可能被抛到别的地方了。” 李军点点头，心里有了判断：“死者是女性，体态丰满，年龄大概二十五岁左右，生前应该没干过重体力活——你看她的手掌，没有老茧，手指细长，可能是从事服务行业或者白领工作的。” 这时，王建军也走了过来，看到尸块的样子，眉头皱得更紧了：“李军，初步判断是什么情况？” “王局，应该是凶杀后碎尸抛尸。凶手作案手法残忍，还刻意肢解尸体、丢弃内脏，明显是为了掩盖身份，销毁证据。”李军站起身，“而且尸块是被塑料餐布包裹的，这种餐布在超市里很常见，凶手应该是提前准备好的，不是临时起意。” 王建军沉默了片刻，看着河面上的警戒线，又看了看远处围观的村民：“这案子性质太恶劣了，天长从来没出过这么残忍的碎尸案。马上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你任副组长，所有刑警队的人都调过来，全力以赴，必须尽快找到尸源，抓住凶手！” 下午四点，专案组在白塔河新大桥下的临时帐篷里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帐篷里挤满了人，烟雾缭绕，桌上摊着现场照片和地图。王建军坐在中间，手指敲着桌子：“现在案子的关键是两个：一是确定死者身份，二是找到作案现场和凶手。大家都说说，下一步该怎么查？” 李军先开口：“死者指甲上的美甲图案是重要线索，这种图案不是大众化的款式，应该能找到做美甲的店。另外，死者体态丰满，年龄二十五岁左右，身高1米55，手掌无老茧，推测她的生活场所可能在城市里，比如美容美发店、美甲店、歌舞厅、茶社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女性更注重美甲，也符合她的年龄和职业特征。” “还有抛尸地点的问题。”刑侦支队副队长赵刚接着说，“白塔河新大桥位于天长市东北部，靠近江苏边界，凶手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抛尸？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不是天长本地人，不熟悉这里的环境，随便找了个河边抛尸；二是凶手故意选择跨区域抛尸，为了混淆视线，让我们以为作案现场在天长，其实不在。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尸块被包裹得很严实，抛尸地点也选在人相对少的浅滩，说明凶手是有预谋的。” “那作案现场应该在哪里？”年轻民警小周问。 “应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赵刚指着地图，“如果凶手住在荒郊野岭，直接在附近抛尸就行了，没必要跑这么远来天长。只有在城市里，没有藏尸条件，才会选择长途抛尸。周边的扬州、高邮、仪征都是大城市，距离天长也近，凶手很可能是从这些地方过来的。” 王建军点点头，把这些分析记在本子上：“好，那我们就分三路行动。第一路，由赵刚带队，在天长市区及周边乡镇走访摸排，重点查最近一周内，有没有人看到可疑车辆或人员在白塔河附近抛东西，尤其是晚上；第二路，由李军负责，继续在白塔河打捞，寻找其他尸块，特别是头颅，只要找到头颅，确定死者身份就容易多了；第三路，由张勇带队，去扬州、高邮、仪征这三个地方，一是查交通要道的监控，看最近一周内有没有可疑车辆往返于这些地方和天长，二是走访当地的美甲店、KtV、足疗店，寻找符合死者特征的失踪人员。另外，再通过电视台、报纸、网络发布协查通报，对提供有效线索的人，奖励一万元。”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夕阳把白塔河的水面染成了橘红色，可帐篷里的人谁也没心思看风景。李军带着打捞队，乘着冲锋舟往河中心去，冲锋舟的马达声打破了河面的宁静，网子沉入水中，捞上来的都是水草和淤泥，偶尔有几条小鱼，却没有一点尸块的影子。 赵刚则带着人，挨家挨户走访河边的村民。住在大桥附近的王大爷说，4月2号晚上，他起夜的时候，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好像是停在了大桥上，没过几分钟，又开走了，当时他没在意，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凶手抛尸的车。可王大爷年纪大了，耳朵不好，没听清汽车的型号，也没记住牌照。 另一边，张勇带队赶到仪征，先去了当地的公安局，调取了4月1号到4月9号，仪征到天长的省道、高速卡口监控。监控画面里的车来来往往，大多是货车和私家车，要在这么多车里找到可疑车辆，无异于大海捞针。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却没什么进展。打捞队在白塔河捞了三天，只捞到一个女士拎包，款式是前两年流行的腋下包，黑色的pU皮，上面有个银色的金属扣，已经被水泡得有些变形。包里面装着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还有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女孩叫范晓婷，1988年出生，是天长市秦栏镇人，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马尾，笑容很灿烂。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兴奋起来。一般来说，没人会把身份证和石头放在一起，还扔进河里，这很可能是凶手故意丢弃的，想混淆视线，也可能是死者的包。张勇立刻带着人，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范晓婷的家。 范晓婷的家在秦栏镇的一个小胡同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桃树，桃花开得正艳。开门的是范晓婷的母亲，看到穿警服的人，脸色立刻变了：“警察同志，是不是我家婷婷出事了？” 张勇赶紧安抚她：“大姐，你别慌，我们就是想问一下，范晓婷最近在家吗？” “不在啊，她在南方上大学，上个月还打电话回来，说五一要回家呢。”范母一边说，一边往屋里喊，“老范！警察同志来了！” 范晓婷的父亲范建国从屋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扳手，像是在修什么东西。他听说警察找女儿，赶紧掏出手机：“我给婷婷打个电话，她要是没事，你们也放心。” 电话拨出去，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爸，你咋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正上课呢。”电话里传来范晓婷的声音，清脆响亮。 范建国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对着电话说：“没事，就是警察同志找你有点事，你没事就好。” 挂了电话，范建国才跟张勇说：“警察同志，婷婷没事，她的包咋会在河里呢？哦，对了！去年2月22号晚上，她在天长市区逛街，被两个骑摩托车的抢了包，里面有身份证、钱包、手机，当时就报警了，可一直没找着。” 张勇心里一沉——这条线索又断了。那个女士拎包，只是被抢的赃物，和碎尸案没关系。 就在打捞队这边没进展的时候，赵刚那边却有了个意外收获。4月10号傍晚，赵刚正在白塔河附近的村里走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突然拦住他，说有线索要反映。这个男人叫刘强，是附近硫酸厂的工人，就是那天和吴兰英一起发现尸块的张师傅的老乡。 “警察同志，我听张师傅说你们在查抛尸的事，我想起个事。”刘强有些紧张，搓着手说，“我有个老乡叫陆明，住在高邮湖畔的桥湾村，他前几天跟我说，他有个亲戚，4月2号晚上路过白塔河新大桥，看到有人从车上往下扔东西。” 赵刚眼睛一亮：“你说清楚点，陆明的亲戚叫什么？在哪里住？看到什么了？” “陆明的亲戚叫魏秀兰，也是桥湾村的，在天长市区的服装厂上班，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路过新大桥。”刘强回忆着，“陆明说，魏秀兰看到一个人从汽车后备箱里搬东西，好像要往河里扔，看到她路过，就把东西抱在怀里，靠着桥栏杆，动作鬼鬼祟祟的。”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赵刚立刻带着两个民警，开车往高邮湖方向赶。桥湾村在天长市和高邮市的交界处，都是土路，晚上没路灯，车子开得很慢，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到陆明家。 陆明听说警察是来查抛尸案的，赶紧说：“我带你们去找秀兰姐，她今天晚上在家。” 魏秀兰的家在村东头，是个小平房，院子里晾着刚洗的衣服。看到警察，魏秀兰有些害怕，双手攥着衣角，声音很小：“警察同志，你们找我有事？” 赵刚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大姐，我们听说4月2号晚上，你路过白塔河新大桥的时候，看到有人往河里扔东西？你跟我们说说具体情况。” 提到那天晚上的事，魏秀兰的脸色白了几分：“是……是有这么回事。那天我下班晚了，快七点五十的时候，骑到新大桥中间，看到桥北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轿车，后备箱开着，一个男的正从里面搬东西，用塑料布包着，方方正正的，看着挺沉。他看到我过来，一下子就把东西抱在怀里，背对着我，靠着桥栏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你为什么觉得不对劲？”赵刚问。 “我去年冬天，也是在这个桥上，被两个男的抢了钱包，还被推到了河里，差点淹死。”魏秀兰的声音带着哭腔，“从那以后，我晚上走夜路就怕，看到陌生男的就紧张。那天我没敢多看，赶紧往前骑，刚骑过大桥，就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像是有东西掉进水里。我回头看了一眼，借着路灯，看到河面上有一圈圈的波纹，吓得我赶紧猛蹬自行车，到家的时候，腿都软了，坐在椅子上缓了半天。” “那你还记得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吗？车是什么牌子的？有没有牌照？”赵刚追问。 魏秀兰摇了摇头，眼里满是自责：“我当时太害怕了，没敢看清楚。那个男的好像穿着深色的外套，身高大概一米七左右，车是白色的，具体什么牌子不知道，牌照也没看清。警察同志，我是不是没用啊，连这些都记不住……” 赵刚拍了拍她的肩膀：“大姐，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能记住这些就不错了。你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细节？比如那个男的有没有说话，或者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魏秀兰皱着眉想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没有了，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赶紧回家，啥也没注意。” 虽然没问到更多细节，但这条线索至少确定了抛尸时间——4月2号晚上七点五十左右，抛尸车辆是白色轿车。赵刚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回专案组，王建军下令，重点排查4月2号晚上，天长市及周边地区的白色轿车，尤其是往返于扬州、高邮、仪征和天长之间的车辆。 时间到了4月12号，距离发现尸块已经过去了三天，案子还是没有突破性进展。李军的打捞队依旧在白塔河里打捞，每天都要捞上几十袋淤泥，可除了水草和垃圾，什么都没有；赵刚的走访队排查了上百辆白色轿车，都没有发现可疑车辆；张勇在仪征、扬州、高邮的美甲店排查，也没找到和死者指甲图案相符的记录。 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王建军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李军因为长时间在河边待着，得了风寒，咳嗽着还在坚持；年轻民警小周因为连续加班，在办公室里晕了过去，醒了之后喝了杯葡萄糖，又接着干活。 就在大家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张勇那边传来了好消息。4月12号下午，张勇带着人在仪征市步行街的一家美甲店排查时，店主刘芳突然指着照片上死者的指甲，肯定地说：“这个图案我认识！是我做的！” 张勇一下子站了起来：“刘老板，你确定？你什么时候做的？” 刘芳今年三十四岁，做美甲已经八年了，对自己做过的款式记得很清楚。她指着照片上的指甲：“这个不是梅花，是紫荆花，香港的区花，我上个月还做过这个款式。大概十天前，也就是4月2号左右，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来做美甲，那个女孩选的就是这个款式，粉底白花，紫荆花，我记得特别清楚。” “你还记得那个女孩长什么样吗？”张勇赶紧问。 “记得！那个女孩二十多岁，身高大概一米五五左右，体态有点丰满，戴个眼镜，长发披肩，下嘴唇上还有个小小的美人痣。”刘芳回忆着，“她说话挺温柔的，还跟我说，她喜欢紫荆花，因为她小时候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像是她的姐姐，一直在旁边催，说‘快点快点，别耽误事’，做完美甲，是那个女人付的钱，一共八十块。” “她们有没有说要去哪里？或者有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 “没有，那个女孩没怎么说话，都是那个女人在说。我当时还跟那个女孩说，这个款式很显白，她笑了笑，没说话。”刘芳想了想，又补充道，“对了，那个女人好像提到了‘扬州’，说‘回扬州还要开两个小时的车’。” 这个消息让张勇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死者可能是扬州人，而且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有关系！他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回专案组，王建军下令，所有在周边市县排查的民警，都集中到扬州，重点排查KtV、足疗店、洗浴中心等休闲娱乐场所，寻找符合特征的年轻女孩。 扬州是江苏省的地级市，比天长大得多，休闲场所也多。张勇带着二十多个民警，分成五个小组，对扬州的每一家KtV、足疗店都进行了地毯式排查。4月13号上午，在扬州市广陵区的一家舞厅排查时，舞女莉莉看着死者的照片，突然说：“这个女孩我认识！她叫星儿，经常来我们舞厅玩，大概十天前就没见过她了。” 张勇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莉莉，你确定是她吗？她有没有做过美甲？紫荆花图案的？” “确定！她下嘴唇有个美人痣，我记得特别清楚。她上个月还做了美甲，就是粉底白花的，她说叫紫荆花。”莉莉说，“星儿好像是个大学生，晚上来舞厅兼职，赚点零花钱。4月1号那天，她还跟我借钱，说要给她妈妈买生日礼物，之后就没见过她了，我给她打电话，也没人接。” 张勇立刻要了星儿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又问莉莉：“星儿有没有qq？她平时喜欢上网吗？” “有！她经常在舞厅的电脑上聊qq，网名叫‘红梅花’。”莉莉说着，打开了舞厅的电脑，登录了自己的qq，找到星儿的头像，“就是这个，你看。” 张勇看着电脑上的qq头像，是一个女孩的自拍，下嘴唇有个美人痣，和刘芳描述的一模一样。他立刻让技术人员查星儿的qq登录状态，结果显示“在线”。 “难道是凶手登录了她的qq，想迷惑我们？”张勇心里嘀咕。他想起莉莉说星儿是大学生，于是问：“你知道星儿是哪个大学的吗？” 莉莉摇了摇头：“不知道，她没说过，只说自己是大学生。” 张勇赶紧联系扬州的各个高校，让他们帮忙排查有没有叫“星儿”、下嘴唇有美人痣、做过紫荆花美甲的女学生。同时，他找到了星儿的一个同学甜甜，甜甜是星儿在舞厅认识的，也是大学生。 “甜甜，你能跟星儿视频聊天吗？我们想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安全。”张勇说。 甜甜点了点头，打开自己的qq，给星儿发了视频请求。几秒钟后，视频接通了，屏幕里出现了一个女孩，下嘴唇有美人痣，正是星儿！ “甜甜，你找我有事吗？”星儿的声音从电脑里传出来，看起来很正常。 甜甜看了看张勇，小声问：“星儿，你最近去哪了？莉莉说好久没见你了。” “我回老家了，我妈妈生病了，我回来照顾她，过几天就回扬州。”星儿笑着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张勇在旁边看着，心里凉了半截——星儿没事，这条线索又断了。 接下来的几天，民警又排查了扬州、仪征、高邮的两百多个符合年龄段的女青年，有的不在本地，有的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有的根本没做过美甲，全都排除了嫌疑。案子再次陷入了僵局。 4月13号下午，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扬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一个电话，给案子带来了转机。 电话里说，扬州某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陈永芳，已经失踪十天了。她的父母在山东安丘老家，4月3号是陈永芳母亲的生日，陈永芳之前给家里打电话，说生日当天会再打电话，可到了4月3号，父母没接到电话，给她打手机，一直关机。父母赶紧联系学校，老师和同学都说，4月1号下午之后，就没见过陈永芳了。 更可疑的是，陈永芳在宿舍的抽屉里，还放着2000块人民币和1000块港币，她的牙刷、毛巾、换洗衣物也都在，看起来不像是出门的样子。 张勇立刻带着人赶到扬州某大学。陈永芳的宿舍在三楼，室友小敏看到警察，眼圈立刻红了：“永芳是个特别乖的女孩，平时除了上课，就是在宿舍看书，很少出去玩。4月1号下午两点多，她还在宿舍跟我们说，要去图书馆查资料，之后就没回来。我们以为她去同学家了，直到4月3号，她妈妈打电话来，我们才知道她失踪了。” “她有没有做过美甲？”张勇问。 “做过！”小敏肯定地说，“大概半个月前，她跟我们说要做美甲，还说要做紫荆花图案的，因为她喜欢香港。我们还笑她，说大学生做这么鲜艳的美甲，她还不好意思了。她下嘴唇上还有个小小的美人痣，特别明显。” 张勇的心猛地一跳——体态丰满、身高1米55左右、二十多岁、紫荆花美甲、下嘴唇美人痣，这些特征和死者完全吻合！ 他立刻让小敏带他去陈永芳的床位。陈永芳的床位在靠窗的位置，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一本《红楼梦》，抽屉里的2000块钱和1000块港币用信封包着，放在最里面。张勇让技术人员对床铺进行勘查，在床单上发现了几根长发，还有一点淡淡的血迹，可能是陈永芳不小心划破手留下的。 同时，陈永芳的父亲陈建国也从山东赶到了扬州。张勇向他说明情况后，采集了他的血样，送到扬州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和死者的dNA进行比对。 可问题来了——当时的dNA比对技术，要确定父女关系，需要同时有父亲和母亲的dNA样本，只靠父亲的样本，无法准确判断。张勇立刻安排人，去山东安丘陈永芳的老家，采集她母亲的血样。 另一边，技术人员对床单上的血迹进行了dNA检测，结果显示，血迹的dNA和死者的dNA完全吻合！ 4月14号上午，从山东传来消息，陈永芳母亲的血样采集完成，送到法医中心后，和死者的dNA进行比对，确认死者就是陈永芳！ 尸源终于确定了！专案组的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可紧接着，新的问题来了——谁杀了陈永芳？为什么要杀她？ 确定尸源后，专案组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排查陈永芳的社会关系上。陈永芳是山东人，在扬州上大学，社交圈不算广，主要是同学、老师，还有一些网友。民警调取了陈永芳的qq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短信记录，一共筛选出多条信息，经过逐一排查，最后锁定了7个和她有密切联系的人。 前三个很快被排除了：第一个是陈永芳的高中同学，4月1号当天在山东老家，有不在场证明；第二个是她的专业课老师，当天在学校上课，有学生和同事作证；第三个是她的网友，两人只在线上聊过天，从来没见过面。 排查到第四个人时，民警发现了不对劲。这个人的网名叫“瘦西湖”，和陈永芳的qq聊天记录很频繁，尤其是在4月1号下午。 “你们看这个。”技术人员指着聊天记录，“4月1号下午2点41分，‘瘦西湖’给陈永芳发消息：‘在吗？出来玩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陈永芳回复：‘去哪？我还要去图书馆。’‘瘦西湖’又说：‘别去图书馆了，出来放松一下，我在你们学校南门等你。’之后陈永芳就没回复了，结合她室友说的‘4月1号下午两点多去图书馆’，她很可能是去见‘瘦西湖’了。” 更可疑的是，“瘦西湖”的上网地点很奇怪——4月1号之前，他的qq登录Ip都是扬州市邗江区的一个家庭地址，可4月1号之后，登录Ip变成了扬州的几家网吧，而且他还多次浏览天长市政府网站，查看关于碎尸案的新闻。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王建军拍着桌子，“立刻查‘瘦西湖’的真实身份！” 技术人员通过qq号，很快查到了“瘦西湖”的真实信息——顾兆安，1967年12月26号出生，大学专科文化，原扬州某国企会计，2004年企业改制后下岗，现独居在扬州市邗江区某小区。 民警立刻对顾兆安展开调查，发现他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车牌号为苏K G0962——和之前魏秀兰看到的“白色轿车”吻合！ 更重要的是，监控显示，4月1号下午3点57分，顾兆安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出现在扬州某大学南门，停留了大概十分钟后，载着一个女孩离开了——那个女孩的穿着、发型，和陈永芳的描述一致！ 4月2号下午，这辆白色桑塔纳轿车从扬州出发，沿着省道开往天长，下午六点左右到达白塔河新大桥附近，停留了二十分钟后，又返回扬州；4月5号，这辆车再次从扬州开往天长，当天晚上返回。 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顾兆安！ 4月14号下午4点14分，安徽、江苏两地民警联合行动，荷枪实弹，包围了顾兆安居住的小区。顾兆安住在三楼，民警敲了半天门，里面才传来声音：“谁啊？” “我们是警察，开门！” 门开了，顾兆安穿着灰色的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看到门口的民警，脸上没有丝毫慌张，反而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要来。” 民警上前，给他戴上手铐，顾兆安没有反抗，只是轻声说：“不用这样，不必这样。” 审讯室里，顾兆安一开始拒不承认，说自己不认识陈永芳，4月1号也没去过扬州某大学。可当民警拿出qq聊天记录、监控录像、轿车轨迹、dNA检测报告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低着头，说出了作案的经过。 顾兆安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从小学习就好，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1988年从四川石油财经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扬州某国企做会计，工作稳定，工资待遇也好，是村里人眼里的“出息人”。 2003年，为了上下班方便，顾兆安花10万块钱买了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那时候的他，日子过得很滋润，有老婆，有儿子，工作顺利。可2004年，企业改制，顾兆安下了岗，每个月只能领1500块钱的生活费。老婆嫌他没本事，赚不到钱，跟他离了婚，儿子跟着老婆过，只有周末才会回来看他。 下岗后的顾兆安，一下子没了生活的方向。他每天在家喝酒、看电视、上网，偶尔会在qq上找女网友聊天，约着去小旅馆开房，每次给对方20块钱。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颓废，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2007年4月1号下午，顾兆安在家上网，qq挂在那里，自己在网上下围棋。突然，一个网名叫“红梅花”的女孩加他好友，备注是“扬州大学生”。顾兆安通过了好友请求，女孩主动跟他聊天，说自己很无聊，想找个人说话。 聊了几句，顾兆安就提出要带她出去玩，女孩问：“玩什么？” 顾兆安没绕弯子，直接说：“睡觉。” 他以为女孩会拒绝，没想到女孩一口答应了。顾兆安有点不放心，又问：“今天是愚人节，你不会骗我吧？” 女孩为了证明自己是认真的，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给了他，还说可以在扬州某大学南门见面。 顾兆安又惊又喜，赶紧开车往大学南门赶。下午3点50分，他到达约定地点，在附近的电话亭给女孩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一个女孩笑着朝他走过来——正是陈永芳。 陈永芳那天穿着粉色的外套，戴个眼镜，长发披肩，手指上的紫荆花美甲很显眼，下嘴唇的美人痣也很突出。顾兆安看了一眼，就觉得满意，把她带上车，开回了自己家。 顾兆安的家是个两室一厅，阁楼里放着一张床，他把陈永芳带到阁楼上，发生了性关系。完事之后，两人下楼，陈永芳没事干，就拿起顾兆安放在客厅桌上的手机，翻看起来。 顾兆安一下子就火了：“你为什么翻我的手机？” 陈永芳也不示弱：“看看怎么了？你手机里有什么秘密？” 两人吵了起来，陈永芳说：“你等着，我要找人收拾你！”说着，就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对着顾兆安比划。 顾兆安被激怒了，他从鞋柜旁边拎起一个哑铃，朝着陈永芳的头砸了过去。陈永芳没来得及躲闪，被砸中了太阳穴，当场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杀了人的顾兆安，一开始很害怕，可很快就冷静下来。他把陈永芳的尸体拖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冲洗地上的血迹，又把带血的衣服换下来，装进塑料袋里。做完这一切，他像没事人一样，开车去前妻家，接儿子去学校。 晚上，陈永芳的室友给她打电话，顾兆安用陈永芳的手机回了短信：“我在仪征，要去外地用激光治疗近视眼，你们明天帮我跟老师请几天假。”室友们没怀疑，就帮她请了假。 接下来的几天，顾兆安开始毁尸灭迹。他在卫生间里，用菜刀把陈永芳的尸体肢解成几截，用塑料餐布和方便袋包好，放在后备箱里。4月2号下午，他开着车来到天长市白塔河新大桥，趁着没人，把尸块扔到了河里，然后开车返回扬州。 之后的几天，顾兆安一直活在恐惧中，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陈永芳来找他。他不敢在家上网，怕被警察查到，就去网吧，还经常浏览天长市政府网站，想知道案子的进展。直到被警察抓住，他才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害怕了。” 在看守所里，顾兆安悔恨交加，对管教民警说：“我对不起陈永芳，她那么年轻，还有大好的年华；我也对不起我的儿子，我让他抬不起头；我更对不起我的父母，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我却做了这种事。我后悔，可是已经晚了。” 2008年2月18号，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顾兆安故意杀人案。法庭上，顾兆安穿着囚服，低着头，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当法官宣判“被告人顾兆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顾兆安的身体抖了一下，当场提出上诉。 2008年6月16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顾兆安的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08年12月18号中午，天长市看守所的大门打开，顾兆安被押上了刑车。临行前，他要求见儿子一面，可因为儿子年纪太小，家人没同意。刑车上，顾兆安看着窗外的天空，嘴里不停地念叨：“对不起……对不起……” 中午十二点半，死刑执行完毕。顾兆安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可陈永芳的生命，却永远停在了2007年4月1号，那个春风和煦的下午。 白塔河的水依旧在流，新大桥下的芦苇每年春天都会发芽，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忘记，2007年的春天，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震惊皖东的碎尸案，也没有人会忘记，那个叫陈永芳的女大学生，她本应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却因为一场荒唐的相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案子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网络交友需谨慎，一时的冲动，可能会毁掉两个家庭，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第84章 荒厂寒池谜案 2010年1月29日，鲁北的冬天正透着钻骨的冷。风裹着碎雪粒子，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掠过山东涝陵正店镇外那片荒滩时，还会卷起枯草碎屑，打着旋儿撞向远处那栋灰蒙蒙的建筑——那是座荒废了五年的化工厂，墙皮早已斑驳脱落，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厂区大门歪歪斜斜挂着半块铁皮，风一吹就“吱呀”作响，活像个咽气前还在喘气的老物件。 家住镇上的徐大哥，这天揣着刚从集上赚的几十块零钱，裹紧了身上洗得发白的棉袄往家走。他是个干零活的，平时帮人搬搬货物、修修农具，这天赶的是邻镇的年集，想着快过年了，给家里娃买点糖块，顺便扯块布让媳妇做件新棉袄。走到离化工厂还有百十米远时，徐大哥下意识放慢了脚步——这地方他打小就熟，自打五年前化工厂倒闭，老板欠着工资跑了之后，就再也没人踏足过，厂区坝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夏天能藏住野兔，冬天就只剩一片枯黄，连拾荒的都嫌这儿晦气。 可今儿个，那片荒草掩映的坝子里，偏偏多了个“不速之客”。 徐大哥眯着眼睛往那边瞅，风把他的刘海吹得贴在额头上，他抬手扒拉了一下，再定睛看——是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坝子正中间，车身蒙了层薄灰，却在冷光里透着股不属于这儿的“新气”。他心里犯了嘀咕：这时候谁会把车停在这儿？上午天没亮他去赶集时，好像就瞅见个模糊的影子，当时天太黑，他还以为是看错了，可现在下午三点多，太阳斜斜挂在西边，那辆车的轮廓清清楚楚——车头朝着化工厂的方向，车尾对着公路，就那么孤零零地杵在荒草里，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按理说，这儿连条正经路都没有，车开进来都得绕半天，谁会没事把车停在这儿？”徐大哥站在路边，手插在棉袄兜里，指节攥得发紧。他想转身走，可脚像被钉在了地上——那辆车太扎眼了，荒无人烟的废厂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个东西，就像白纸上溅了滴黑墨，怎么看都不对劲。 犹豫了好一会儿，徐大哥还是迈开了步子，顺着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往坝子里走。荒草没过了他的脚踝，每走一步都能听见枯草断裂的“咔嚓”声，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化工厂里飘来的怪味儿——那是种混合了铁锈、腐烂树叶和残留化学试剂的味道，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离车还有十米远时，徐大哥就看清了：这车没有牌照。前后车牌的位置都是空的，只留下几道螺丝孔，像是被人特意卸走了。他心里的不安又多了几分，凑近了些，隔着结了霜花的车窗往里看——驾驶座空着，副驾驶也空着，后座堆着件黑色的外套，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东西。 “没人？”徐大哥皱着眉，绕着车走了一圈。走到副驾驶这边时，他无意间低头，借着夕阳的光，突然瞥见副驾驶座椅的靠背上，沾着几滴暗红色的东西。 那颜色太扎眼了，在灰色的布料上，像凝固的血。 徐大哥的心脏“咯噔”一下，猛地往后退了一步，脚底下绊到了石头，差点摔在地上。他扶着车屁股站稳，再往那座椅上看——没错，就是血！虽然只有几滴，可边缘已经发黑，显然不是刚沾上的。 “没人的废厂，没牌照的车，还有血……”徐大哥的声音发颤，手不由自主地摸向口袋里的手机——那是个旧款诺基亚，屏幕裂了道缝，是他去年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他盯着手机屏幕，手指抖了半天，才按对了报警电话。 “喂……警察同志吗？我在涝陵镇外的废化工厂里，发现一辆没牌照的车，车上还有血……你们快来看看吧！” 挂了电话，徐大哥没敢再待，退到公路边等着，眼睛死死盯着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好像生怕它突然消失似的。风越来越大，刮得他耳朵生疼，可他一点都没察觉——他满脑子都是那几滴血，琢磨着这车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又怕自己惹上麻烦，可转念一想，要是真出了大事，自己不管不顾，心里又过意不去。 大约二十分钟后，远处传来了警笛声。两辆警车沿着公路驶来，红蓝交替的灯光划破了冬日的冷清，停在了徐大哥面前。下来了五六个民警，都穿着藏蓝色的制服，戴着警帽，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掏出本子问徐大哥：“同志，是你报的警？车在哪儿？” 徐大哥指了指坝子里的车，声音还有点发紧：“就在那儿，我上午路过就看见了，下午回来还在，没牌照，副驾驶座椅上有血。” 老民警点了点头，朝身后的人递了个眼色：“小王，小李，你们去查车，注意保护现场，别破坏痕迹；剩下的跟我去厂区周边看看，仔细点搜。” 几人分工明确，两个年轻民警拿着勘查箱，小心翼翼地走到车边，先在车周围撒了粉，再用手电筒照着车窗，一点点观察；老民警则带着另外三人，顺着化工厂的围墙往里走，厂区里的荒草比坝子里的还高，他们得用棍子拨开草才能往前走，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看看地面上有没有脚印、烟头之类的痕迹。 徐大哥站在公路边，看着民警们忙碌的身影，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听见年轻民警在车里翻找的声音，还听见老民警喊“这边草有被踩过的痕迹”，可没一会儿，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 “张队！快过来！这儿有情况！” 那是个年轻民警的声音，透着股急切，还带着点慌乱。老民警（后来徐大哥才知道，他是涝陵镇派出所的张所长）立刻带着人跑了过去，徐大哥也忍不住跟着凑了过去，只见几个民警围着厂区西北角的一个池子，正探头往下看。 那是个废弃的化工原料池，方形的，边长有两米多，深约三米，池口围着半米高的水泥台，上面长满了青苔，还沾着些褐色的污渍。池子旁边堆着几根生锈的钢管，池子里飘着股刺鼻的气味，比刚才闻到的更重，像是硫酸混着腐烂的味道，呛得人忍不住捂鼻子。 张所长蹲在池口边，从兜里掏出个手电筒，顺着池壁往下照。光线穿过昏暗的空气，落在池子底部——徐大哥也凑过去，顺着光线往下看，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池子底部，蜷缩着一个人。 那是个中年男人，上身赤裸，皮肤苍白得像纸，脸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的霜花，像是冻住了；下身的深色裤子褪到了膝盖以下，露出两条细瘦的腿，脚尖微微踮着，手指蜷缩成爪状，一动不动地躺在池底的泥水里。在他旁边，散落着几件衣服——一件黑色的棉袄，一件灰色的毛衣，还有一条秋裤，旁边还放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干硬的馒头，以及一瓶没拧盖的矿泉水，瓶身上结着一层冰。 “这……这是死人？”徐大哥的声音抖得厉害，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撞到身后的民警。 张所长没说话，眉头拧得紧紧的，对着身后的人说：“赶紧联系法医和技术队，让他们过来！另外，把池子周围封了，别让人靠近！”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有人拉警戒带，有人打电话，张所长则继续蹲在池口边，用手电筒仔细照着池底的每一个角落。徐大哥看着那具冻僵的尸体，心里直发毛——他活了四十多年，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场面，荒郊野岭的废厂里，一个男人光着上身死在化工池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 大约一个小时后，法医和技术队的人来了。法医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手套，拿着勘查工具下到池底——池子深三米，他们找了个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下去，先是检查了尸体的外观，又摸了摸尸体的僵硬程度，还翻看了死者的眼睛和指甲，最后才把尸体抬了上来，放在铺着白布的担架上。 技术队的人则在池口周围勘查，有人用相机拍照，有人提取地面上的痕迹，还有人检查池壁上有没有攀爬的印记。徐大哥站在警戒带外，看着法医蹲在担架旁，对着尸体小声说着什么，张所长在一旁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 过了一会儿，法医站起身，摘了口罩，对张所长说：“张队，初步判断，死者是中年男性，身高约一米八，体型壮实，死亡时间大概在半个月前。死因是低温症导致的冻死——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应该是在池底挣扎时弄的。另外，死者的衣服是自己脱的，不是别人扒的，从脱衣的顺序和姿势来看，是无意识状态下的行为，符合低温症的特征。” “低温症？自己脱衣服冻死的？”张所长皱着眉，“可他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化工池里？还带着馒头和矿泉水，难道是来这儿自杀的？” 法医点了点头：“从尸体状态来看，确实是冻死的。低温症这东西，很多人不了解——当人体体温降到32c以下时，大脑会出现幻觉，身体会产生‘热感’，就算周围环境很冷，也会觉得浑身燥热，然后无意识地脱衣服。就像冬天洗凉水澡，一开始觉得冷，过一会儿反而觉得热，是一个道理。死者应该是在池底待了一段时间，温度太低，出现了低温症，自己把衣服脱了，最后冻僵死亡。” 张所长没说话，走到池口边，又往下看了一眼。池底的泥水还在反光，旁边的馒头和矿泉水瓶孤零零地躺在那儿——如果是自杀，为什么要带食物和水？自杀的人通常不会准备这些东西，更不会选择在这么偏僻的化工池里冻死自己。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张所长摇了摇头，“再仔细查，池子里有没有别的东西？池口周围有没有异常？” 技术队的人立刻加大了勘查力度。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蹲在池口的水泥台上，用小刷子刷着上面的青苔，突然喊了一声：“张队！你看这儿！” 张所长走过去，顺着技术员指的方向看——水泥台的边缘，有一道新鲜的摩擦痕迹，像是被什么重物压过，青苔都被蹭掉了，露出下面的水泥原色。技术员又指了指池口旁边的地面：“这儿有块石板，好像被移动过。” 众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池口右侧的地面上，放着一块方形的水泥板，约一米见方，厚度有十厘米左右，上面沾着青苔和泥土，边缘还有些新鲜的划痕。两个民警试着抬了抬，使出了浑身力气，石板才动了一下。 “这石板至少有一百斤重。”一个民警喘着气说，“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它就放在这儿，还以为是原来就有的，没太在意。” 张所长蹲下身，仔细看了看石板的底部，又看了看池口边缘的摩擦痕迹，突然眼睛一亮：“你们看，石板底部的泥土，和池口水泥台上的泥土是一样的——这说明，这块石板之前是盖在池口上的，后来被人移开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池深三米，死者在池底，怎么可能自己把一百多斤的石板盖在池口上？就算他能爬上来，也没力气搬这么重的石板；更何况，池底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东西，死者一旦下去，根本不可能上来。 “也就是说，当时池子里有死者，池子外面还有另一个人。”张所长站起身，声音严肃起来，“那个人在死者进入池子后，用这块石板把池口盖住了，把死者困在了里面！死者在池底又冷又怕，最后出现低温症，脱了衣服冻死——这不是自杀，是他杀！” 这个结论让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徐大哥站在警戒带外，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更是惊得不行——原来这不是简单的自杀，是有人故意把死者困在池子里，让他活活冻死！ 技术队的人立刻对石板进行了勘查，试图提取指纹，可石板表面太粗糙，还沾着泥土和青苔，根本提取不到清晰的指纹。他们又在池子周围扩大勘查范围，可因为天气太冷，地面都冻硬了，加上之前的风刮过，很难找到完整的脚印。 “先把尸体运回局里，做进一步尸检。”张所长对着手下说，“另外，重点查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车没牌照，但肯定有车架号，通过车架号找车主，说不定能找到死者的身份。还有，查一下这辆车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儿的，周边的村民有没有见过可疑人员。”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将尸体抬上救护车，送往县局；查车的民警则回到那辆银灰色小轿车旁，打开了引擎盖——在发动机的侧面，他们找到了车架号，用拓印纸将号码拓了下来，然后通过警务系统，将车架号发给了县局的信息科，让他们查询车主信息。 没过多久，信息科就回了电话——这辆车的车主叫李楠，43岁，天津人，职业是个体司机，也就是俗称的“黑出租”司机。 “天津人？黑出租司机？”张所长皱着眉，“天津离这儿有几百公里，他怎么会跑到山东涝陵镇的废厂里，还死在化工池里？” 他立刻让民警联系天津警方，查询李楠的信息。天津警方很快回复：李楠已经失踪18天了，他的家人在1月11号就报了警，天津警方一直在找他，还贴了寻人启事，询问了不少黑车司机，可一直没消息。 “联系李楠的家属，让他们来辨认尸体，顺便提取dNA，和死者的dNA做比对。”张所长说。 第二天，李楠的妻子和弟弟从天津赶到了涝陵镇。李楠的妻子是个盲人，眼睛看不见，由弟弟搀扶着，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当民警把死者的照片拿给李楠弟弟看时，他只看了一眼，就红了眼睛，哽咽着说：“是……是我哥……他穿的裤子，还有旁边的棉袄，都是他失踪前穿的……” dNA比对结果也很快出来了——死者确实是李楠。 身份确定了，可疑问更多了：李楠是天津的黑出租司机，平时在天津市区跑车，怎么会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山东涝陵镇？他为什么会被人困在废化工厂的化工池里？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他？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张所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涝陵镇，继续勘查现场，走访周边村民，寻找可疑人员；另一路则前往天津，调查李楠的社会关系、失踪前的行踪，以及他开的黑出租的情况。 前往天津的民警很快有了消息。他们找到了李楠平时跑车的地方——天津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黑车聚集地，找到了几个和李楠关系不错的黑车司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不少关于李楠的情况。 李楠的日子过得很苦。他妻子天生失明，不能工作，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全靠他开黑车赚钱养活。他每天早上五点就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家，一天要跑十几个小时，赚的钱除了加油和交“管理费”（黑车聚集地的地头蛇收的保护费），剩下的都给家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中午就啃两个馒头，喝瓶矿泉水。 “李楠这人，性格特别软，老实巴交的，从来不敢跟人争。”一个和李楠认识多年的黑车司机说，“有一回，一个乘客坐他的车，到地方了不给钱，还骂他，他都没敢还嘴，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帮他把钱要回来的。他这辈子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养活老婆孩子，没跟谁结过仇，怎么会让人杀了呢？” 民警还了解到，李楠失踪前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月11号，有人在天津火车站见过他。那天下午，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想包车去山东，先问了几个司机，都嫌价格太低没同意，最后找到了李楠。两人谈了一会儿，李楠同意了，然后就带着小伙子上了车，往山东方向开去——那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李楠。 “那个小伙子什么样？”民警问。 “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挺瘦的，穿件黑色的夹克，戴个黑色的帽子，说话有点山东口音。”那个黑车司机回忆道，“当时我还跟李楠说，‘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去，小心点’，他说没事，就是赚点辛苦钱，没想到……” 这个线索让民警眼前一亮——小伙子是山东口音，要去山东，而李楠最后死在了山东涝陵镇，这两者之间肯定有关联！ 与此同时，留在涝陵镇的民警也有了新发现。他们在那辆银灰色小轿车里，发现了一个不属于李楠的东西——一台豪华车载音响。李楠的家属说，李楠的车是辆旧款捷达，买回来的时候就没装音响，平时他也舍不得花钱装，这辆车上怎么会突然多了一台豪华音响？ “凶手为什么要给车装音响？”张所长琢磨着，“如果是抢劫，杀了李楠之后，直接把车开走卖掉就行了，没必要花钱装音响，最后还把车扔在废厂里——这不符合抢劫犯的逻辑。” 更奇怪的是，根据周边村民的回忆，这辆车是1月29号才出现在废化工厂的坝子里的，而法医判断李楠的死亡时间是1月15号左右——也就是说，李楠死后，这辆车还在山东境内跑了半个月，直到1月29号才被凶手扔在废厂里。 “凶手在李楠死后，开着他的车在山东跑了半个月，还装了音响，最后才把车扔掉——他到底想干什么？”张所长觉得这案子越来越复杂，“难道他不是为了抢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技术队传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们在那辆银灰色小轿车的副驾驶脚垫下，以及废化工厂坝子的角落里，各找到了一张纸条。这两张纸条都是从同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的边缘还留着撕裂的痕迹，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内容一模一样：“今欠崔鹏飞人民币贰万元整（元），欠款人：李楠。” 两张纸条的落款日期不一样：一张是2009年5月10号，另一张是2010年1月12号。 “崔鹏飞？”张所长拿着纸条，眉头紧锁，“李楠的家属说，他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李楠欠了别人钱。这两张欠条是怎么回事？” 民警立刻将纸条送到了市局的笔迹鉴定科。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两张欠条上的字迹，确实是李楠的亲笔所写。但鉴定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疑点——两张欠条上的墨水，虽然看起来颜色略有不同，但老化程度一致，应该是在同一时间段写的，而不是像落款日期那样，间隔了八个月。 “也就是说，这两张欠条是李楠在同一时间写的，一张落款是1月12号（也就是他失踪后的第二天），另一张是伪造的2009年5月——这肯定是有人逼着他写的！”张所长立刻意识到，“这个崔鹏飞，很可能就是凶手！” 民警立刻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里查询“崔鹏飞”这个名字，重点排查山东境内，尤其是涝陵镇周边的人员。很快，他们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崔鹏飞，24岁，山东阳信县人，阳信县离涝陵镇只有几十公里，而且他的老家，就在废化工厂附近的崔家村！ 更重要的是，这个崔鹏飞一直在天津打工，去年年底才从天津回老家——这和那个黑车司机描述的“山东口音、从天津去山东”的小伙子完全吻合！ “就是他！”张所长一拍桌子，“立刻调查崔鹏飞的行踪，准备抓捕！” 民警很快查到，崔鹏飞1月11号从天津出发，1月12号回到阳信县老家，之后又开着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车，在济南、德州、滨州等地转悠，1月29号回到涝陵镇，把车扔在了废化工厂，然后回了崔家村。 1月30号早上，民警在崔家村的一个小饭馆里找到了崔鹏飞。当时他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吃着面条，喝着啤酒，看起来很悠闲。当民警走进饭馆，亮出证件时，崔鹏飞愣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放下筷子，说：“我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李楠是我杀的。” 被捕后的崔鹏飞，在审讯室里表现得异常嚣张。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可说起话来却带着股狠劲，尤其是提到如何制服李楠时，嘴角还带着得意的笑。 “我去年在天津打工，年底准备回家过年，结果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我他妈混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我坑别人，没想到这次被别人坑了，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崔鹏飞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我想，反正没钱了，不如干一票大的——抢个黑车，既能拿到钱，还能有车开。” 1月11号下午，崔鹏飞在天津火车站找到了李楠，以“包车去山东阳信”为由，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崔鹏飞都在观察李楠——他看李楠个子高，但说话温和，看起来很老实，就觉得这个人好欺负。 1月12号凌晨，车开到阳信县境内的一条偏僻公路上时，崔鹏飞突然动手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趁李楠不注意，从怀里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钢管，猛地砸向李楠的后脑勺。李楠没防备，被砸得头晕目眩，方向盘都没握住，车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 “他当时就慌了，双手乱挥，还想喊救命。”崔鹏飞得意地说，“我又用钢管砸了他几下，他就不敢动了，一个劲地求饶，说‘兄弟，钱都给你，别杀我’。” 崔鹏飞把车停在路边，逼着李楠交出了身上的所有钱——只有八百多块。他嫌少，又盯上了李楠的车：“这破车虽然旧，但好歹能开，不如你写个欠条，就说欠我两万块，用这车抵债。” 李楠不敢反抗，只好按照崔鹏飞的要求，写了一张落款为1月12号的欠条。可崔鹏飞觉得这张欠条太假，怕李楠回去报警，又逼着他写了一张落款为2009年5月的欠条，假装两人早就有债务纠纷。 “写完欠条，我本来想放他走，可又琢磨着——他要是报警，我就算有欠条也没用，不如干脆把他弄死，一了百了。”崔鹏飞说，“我问他‘你想怎么死’，他吓得哭了，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崔鹏飞想了想，决定把李楠带到涝陵镇外的废化工厂——那地方他小时候常去，知道有个深不见底的化工池，没人会去那儿。他逼着李楠钻进了汽车后备箱，然后开着车往废化工厂走。 “他还挺听话，我让他进后备箱，他就乖乖进去了，还问我‘会不会闷死’。”崔鹏飞嗤笑了一声，“一路上，我停了好几次车，去买东西、吃饭，车钥匙就插在上面，他要是想跑，早就跑了，可他就是不敢——真是个窝囊废！” 1月15号下午，崔鹏飞把车开到了废化工厂。他打开后备箱，逼着李楠从里面出来，然后把他带到了那个化工池边。李楠这时候才意识到崔鹏飞要杀他，开始反抗，可他平时没打过架，又被崔鹏飞之前砸伤了脑袋，没几下就被崔鹏飞制服了。 “我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砸在他脑袋上，他就晕过去了。”崔鹏飞说，“我把他扔进池子里，然后搬了块石板，把池口盖住——我想，让他在里面冻死，谁也发现不了。” 之后的半个月里，崔鹏飞开着李楠的车，在济南、德州、滨州等地转悠，还花了几百块钱，给车装了台豪华音响，觉得这样“有面子”。可他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尤其是看到路边的警车时，更是吓得不行。 1月29号，崔鹏飞觉得这车不能再开了，就把车开回了废化工厂，扔在坝子里，然后回了老家。他没想到，自己在扔车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两张欠条掉在了车里和坝子上，最后成了警方抓他的证据。 “我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崔鹏飞低着头，声音里没了之前的嚣张，多了几分沮丧。 2010年10月，崔鹏飞因故意杀人罪，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宣判那天，李楠的妻子由弟弟搀扶着，来到了法庭。当听到“死刑”两个字时，她虽然看不见，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她终于为丈夫讨回了公道。 徐大哥后来再也没去过那个废化工厂。每次路过那儿，他都会绕着走，想起那天看到的银灰色小轿车、副驾驶上的血迹，还有池底那具冻僵的尸体，心里就直发毛。他常跟人说：“做人啊，千万别干坏事，不管你藏得多深，最后都会被揪出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那座废化工厂，后来被当地政府拆除了，改成了一片农田。春天的时候，田里种上了小麦，绿油油的一片，再也看不出曾经发生过的惨案。可当地人都记得，2010年的那个冬天，在这片荒地里，曾发生过一起令人唏嘘的命案——一个老实巴交的黑车司机，因为懦弱，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最终惨死在冰冷的化工池里；而一个心狠手辣的歹徒，虽然一时得逞，却最终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这个故事，也成了涝陵镇人茶余饭后的警示——它提醒着人们，面对危险时，不能一味懦弱退让，要学会反抗；更提醒着那些心怀歹念的人，任何罪恶，都终将付出代价。 第85章 苍南皇帝 1992年的温州苍南县，海风裹着鱼腥味掠过灵溪镇的石板路，街边的录像厅正放着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枪声和台词透过破旧的音箱飘出来，引得一群半大孩子扒着门框往里瞅。人群里，一个身高近一米八的壮汉叼着烟，胳膊上的肌肉把的确良衬衫撑得紧绷——他就是徐海鸥，这时候还没人喊他“海鸥哥”，但灵溪镇的混混们都知道，这小子“能打”，是块混江湖的料。 温州这地方，90年代正是民营经济疯长的年月，打火机、皮鞋、低压电器从家庭作坊里冒出来，顺着瓯江漂向全国，甚至漂到海外。外人都说“温州人精明会做生意”，可在苍南、乐清这些地方，光有精明不够，还得有“手段”——那时候的托运站、农贸市场里，总藏着些靠拳头说话的人，徐海鸥，就是从这片热土与乱象里爬出来的“土皇帝”。 好多老温州人还记得，90年代初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天生神力赛项羽，苍南灵犀称皇帝”。“灵犀”指的就是灵溪镇，而这“皇帝”，说的就是徐海鸥。现在问00后，没人知道这两句话的分量，可倒回二三十年，哪怕是菜市场卖菜的大妈，提起“徐海鸥”三个字，都得压低声音，生怕被他的人听见。这徐海鸥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又是怎么从一个晕船的渔民儿子，变成温州人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大哥的？ 1961年4月，苍南县灵溪镇的海边渔村，一间低矮的木屋里，渔民徐老汉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徐家是世代渔民，靠海吃海，给孩子起名也按族谱来——到这一辈该带“允”字，于是这孩子被取名“徐允鸥”。 灵溪镇紧挨着东海，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渔港里就飘着鱼腥味，渔船的马达声、渔民的号子声混在一起，是这里最寻常的晨曲。徐老汉和妻子就靠着一艘小渔船过日子，虽然挣的是辛苦钱，但在60年代，能顿顿吃上鱼，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已经算不错了。徐老汉对徐允鸥寄予厚望，想着等孩子长大了，要么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么就跟自己学捕鱼，至少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徐允鸥打小就不是个“安稳坯子”。上小学时，他就爱跟同学打架，书包里总藏着小石子，谁要是惹了他，准得挨一顿揍。老师找家长谈话，徐老汉拿着鸡毛掸子打他，可徐允鸥梗着脖子不认错，还说“是他先欺负我的”。到了初中，他更是变本加厉，逃课去海边摸鱼、去镇上的录像厅看电影，成绩一塌糊涂。 15岁那年，徐允鸥跟老师吵了一架，摔了课本就回了家，说“这学我不上了”。徐老汉气得直跺脚，骂他“没出息”，可徐允鸥主意已定，任凭父母怎么劝，就是不肯回学校。从那以后，他就成了灵溪镇街头的“闲散人员”，每天跟几个小混混凑在一起，在街边晃悠、抽烟、看录像。 那时候的温州，港台警匪片正流行，《英雄本色》《古惑仔》这类电影，成了徐允鸥和兄弟们的“精神食粮”。录像厅里，昏暗的灯光下，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拿着双枪扫射的镜头，让徐允鸥看得热血沸腾。他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把衬衫领口敞开，走路晃着肩膀，还跟兄弟们说“以后咱们也要当大哥，让别人都怕咱们”。 徐老汉看着儿子越来越“野”，心里急得慌。他怕儿子走上歪路，就想着让徐允鸥跟自己出海捕鱼，至少能学门手艺，收收心。1978年的夏天，徐允鸥第一次跟着父亲出海。那天清晨，小渔船驶出渔港，海风越来越大，船身开始剧烈摇晃。徐允鸥站在船头，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接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他晕船了。 那一天，徐允鸥吐得昏天黑地，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帮父亲捕鱼了。傍晚回到家，他躺在床上，心里又羞愧又不服气：“祖祖辈辈都是渔民，怎么就我晕船？”他翻来覆去想原因，突然盯着窗外飞过的一只海鸥，眼睛一亮：“是不是我这名字不好？徐允鸥，‘允鸥’跟‘晕呕’谐音，难怪我晕船！” 第二天一早，徐允鸥就跟父母说：“我要改名，以后叫徐海鸥。海鸥在海上飞，肯定不晕船！”徐老汉觉得这孩子胡闹，可架不住徐允鸥坚持，最后只好默认了。可改了名字，徐海鸥还是晕船——晕船跟名字没关系，跟他的体质有关。更重要的是，徐海鸥根本不是能踏踏实实捕鱼的人，他心里装的，是录像厅里那些“大哥梦”。 从那以后，徐海鸥再也没跟父亲出海。他依旧每天跟小混混们混在一起，有时候去码头打零工，搬搬运、送送货，挣了钱就去喝酒、看录像；有时候没活干，就跟兄弟们在街头“找事”——比如跟其他混混抢地盘、收保护费。那时候的他，虽然还没加入黑社会，但已经养成了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而他的“资本”，就是那副魁梧的身材。 18岁的徐海鸥，身高已经有一米八，体重一百七八十斤，再加上他跟着镇上的老拳师练过几年南拳，力气比一般人大多了。有一次，他跟几个混混去邻镇“收保护费”，对方不肯给，还叫来十几个人对峙。徐海鸥二话不说，冲上去一拳就把对方领头的打倒在地，其他人见他这么能打，吓得不敢上前。从那以后，“徐海鸥能打”的名声，就在灵溪镇的混混圈里传开了。 后来，徐海鸥还参加了温州市的举重比赛。比赛那天，他穿着背心，露出结实的胳膊，在举重台上，他一把举起了150公斤的杠铃，赢得了第三名。站在领奖台上，徐海鸥看着台下的掌声，心里更得意了——他觉得，靠力气和拳头，一定能在温州混出个名堂。 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的民营经济越来越红火，托运业、小商品市场、参茸市场都发展了起来。可这些行业里，也藏着不少“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垄断市场，挣大钱。徐海鸥看着别人靠“抢地盘”发了财，心里也痒痒的。他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成不了大事，得找一群“兄弟”，一起干。 1992年4月11日，是徐海鸥31岁的生日。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场生日宴，邀请了20多个“兄弟”——这些人都是他这些年在社会上认识的混混，有跟他一起打零工的，有跟他一起练拳的，还有几个是从其他小帮派里“挖”过来的。 徐海鸥的家在灵溪镇的老街区，是一间两层的砖房。那天晚上，屋里的灯亮得通亮，桌上摆着温州特色的海鲜——梭子蟹、黄鱼、虾蛄，还有几瓶白酒、啤酒。兄弟们穿着花衬衫、牛仔裤，有的叼着烟，有的翘着二郎腿，划拳喝酒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满是江湖气。 酒过三巡，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就是陈日南。陈日南比徐海鸥小两岁，以前是另一个帮派的“军师”，脑子灵活，很会出主意。他端着酒杯，看着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跟着海鸥哥这么多年，也打了不少架，挣了点小钱，可总这么散着干，成不了气候。现在温州的生意这么好，托运、参茸、海鲜，哪一行不挣钱？我看，咱们不如联合起来，推海鸥哥当大哥，一起做大事，以后咱们都是温州的‘大人物’！” 陈日南的话刚说完，屋里就炸开了锅。有人起哄：“好！我听海鸥哥的！”有人说：“对！一起干，挣大钱！”还有人担心：“要是被警察抓了怎么办？”徐海鸥看着兄弟们的反应，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他站起来，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兄弟们，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徐海鸥就当这个大哥！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一口吃的！谁要是敢欺负咱们兄弟，我第一个不答应！” 接着，徐海鸥当场任命：陈日南当“二哥”，负责出谋划策；叶鹏、许明普当“打手头目”，负责带兄弟们“办事”；还有几个人负责管理财务、联系生意。一个以徐海鸥为核心的犯罪集团，就这么在一场生日宴上诞生了。 这个集团的“根据地”，就是徐海鸥开的一家托运部。那时候的温州，托运业很火——小商品要运到全国各地，都得靠托运部。徐海鸥的托运部，表面上是正规生意，实际上却靠暴力垄断了灵溪镇的部分托运业务。比如，有商家想找其他托运部发货，徐海鸥的手下就会去“找麻烦”——要么砸了商家的货，要么威胁托运部的老板，让他们不敢接生意。久而久之，灵溪镇的不少商家，都只能找徐海鸥的托运部发货，而他则从中赚取高额的运费。 集团成立后，徐海鸥的胆子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大。他知道，要在温州站稳脚跟，光靠自己的兄弟们还不够，还得“打通关系”——也就是找“保护伞”。那时候，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宝爱，成了徐海鸥的“目标”。 徐海鸥经常请郭炳忠、张宝爱吃喝玩乐，送他们烟酒、海鲜，有时候还会送现金。有一次，郭炳忠家装修，徐海鸥直接派手下送去了几万块钱，还帮着找了装修队。张宝爱喜欢喝茶，徐海鸥就托人从福建买了上好的铁观音，送到他家。一来二去，郭炳忠和张宝爱就成了徐海鸥的“保护伞”——每当徐海鸥的托运部被查，或者有人举报他，郭炳忠和张宝爱就会出面“摆平”，要么让手下的人“放水”，要么把举报信压下来。 有了保护伞，徐海鸥更是肆无忌惮。他的集团不仅垄断托运业务，还开始涉足其他行业——比如海鲜市场、参茸市场。只要是能挣钱的生意，他都想插一脚，而手段只有一个：暴力。 1992年下半年，徐海鸥的集团出了一件事——他的两个手下，因为在福鼎县赌博，跟当地的混混起了冲突，被对方扣了下来。福鼎县属于福建省，离苍南很近，那时候福鼎的“福鼎肉片”还没火遍全国，但当地的混混也很“横”。 徐海鸥听说自己的兄弟被抓了，当场就火了：“敢动我的人？不想活了！”他立刻召集了2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拎着砍刀、钢管，坐着几辆面包车，直奔福鼎县。 到了福鼎，徐海鸥的人直接找到了当地混混的“据点”：一家小赌场。双方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对方领头的混混看着徐海鸥的人，嚣张地说：“你们是苍南来的？敢管我们福鼎的事？”徐海鸥没跟他废话，挥了挥手，手下的人就冲了上去。一时间，砍刀挥舞的声音、惨叫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混在一起。福鼎的混混没想到徐海鸥的人这么能打，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只好把徐海鸥的两个兄弟放了。 这件事之后，徐海鸥在福鼎也出了名。当地的混混听说“苍南的徐海鸥”来了，都吓得躲着走。徐海鸥趁机把自己的托运部开到了福鼎，垄断了福鼎到温州的部分托运业务。有时候，福鼎的商家想发货到温州，还得托人找徐海鸥“打招呼”，不然根本发不了货。 1992年底，徐海鸥把目光投向了苍南县的参茸市场。苍南县的参茸市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参茸集散地，90年代初，东北人参、鹿茸的价格很高，做参茸生意的商家都赚了不少钱。而灵溪镇的参茸市场，更是苍南县的“黄金地带”——这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交易量很大。 但这个市场，早就有“主人”了——那就是郑道兴的“冷冻厂帮”。郑道兴比徐海鸥大几岁，以前是苍南县冷冻厂的工人，后来拉了一群人，靠暴力垄断了参茸市场的部分生意，大家都叫他们“冷冻厂帮”。郑道兴也是个狠人，在参茸市场经营了好几年，手下有不少兄弟，商家们都不敢得罪他。 徐海鸥想在参茸市场分一杯羹，自然就跟郑道兴的冷冻厂帮对上了。1993年初，徐海鸥在参茸市场开了一家药品商行，专门卖人参、鹿茸。他的商行一开张，就用低价吸引客商，这让郑道兴很不满——徐海鸥的低价，抢了他的生意。 没过多久，矛盾就爆发了。1993年3月，一批东北人参运到了参茸市场，这批人参品质好，数量多，要是能拿到手，肯定能赚大钱。徐海鸥和郑道兴都想抢这批人参，谁也不肯让步。 郑道兴先下手，派手下把这批人参扣了下来，还放话说：“谁敢跟我抢，就别怪我不客气！”徐海鸥听说后，立刻召集了10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拿着砍刀、钢管，赶到参茸市场。郑道兴也不甘示弱，召集了80多个兄弟，在市场里跟徐海鸥的人对峙。 那天的参茸市场，到处都是人，砍刀、钢管在太阳下闪着光，客商们吓得纷纷关门，不敢出来。徐海鸥站在人群前面，对着郑道兴喊：“郑道兴，把人参交出来，不然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郑道兴也不含糊：“徐海鸥，这是我的地盘，你敢撒野？” 双方眼看就要打起来，苍南县的工商、公安部门赶来了。原来，有人怕出大事，偷偷报了警。官方人员在中间调解，劝双方各让一步。徐海鸥看着警方的人，心里知道，现在动手肯定会被抓，于是就借坡下驴，说：“既然官方出面，我就给个面子，但这批人参，我得要一半。”郑道兴也知道，徐海鸥的势力越来越大，自己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只好同意了。 这次冲突之后，郑道兴知道，自己不是徐海鸥的对手。他的冷冻厂帮，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都比不上徐海鸥的集团。没过多久，郑道兴就带着手下，退出了参茸市场。徐海鸥顺利接管了整个市场，还成立了一家“参茸交易所”。 这家交易所，名义上是为了规范市场交易，实际上却是徐海鸥敛财的工具。他规定，所有在参茸市场做生意的商家，每个交易周期，都要给交易所上交每公斤两块钱的手续费。那时候的两块钱，可不是小数目——90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百块。而参茸交易，都是按吨算的，比如一个商家一个月交易10吨人参，就要交2万块钱的手续费。 商家们都不愿意交这笔钱，可谁也不敢反抗。有个商家私下抱怨了几句，说“这手续费比国家的税还高”，结果被徐海鸥的手下知道了。当天晚上，这个商家的商行就被砸了，人参、鹿茸撒了一地，商家还被打了一顿。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抱怨了，大家都私下里叫徐海鸥“地下税务局”——因为他收的钱，比国家收的税还多。 接管参茸市场后，徐海鸥的财富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在苍南县，几乎没人敢得罪他。老百姓之间流传着一句话：“苍南的县委书记，还没徐海鸥管用。”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徐海鸥当时的势力——他说的话，比官方的命令还好使。 有一次，徐海鸥的一个手下在福鼎县惹了祸，把人打伤了，福鼎县的公安部门要抓他。这个手下赶紧给徐海鸥打电话求助。徐海鸥只是给福鼎县的一个官员打了个电话，又请对方吃了一顿饭，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可见，徐海鸥的影响力，已经跨出了温州，到了福建的福鼎。 徐海鸥能在温州混这么久，靠的不仅是势力和保护伞，还有他的狠辣——他不仅对敌人狠，对自己人也狠。 1993年底，许氏集团的高管董明光，因为家里有事，急需用钱，就跟徐海鸥借了5万块钱。那时候的5万块，是一笔巨款。董明光本来想着，等家里的事解决了，就用工资慢慢还。可没想到，家里的事没解决，他又投资失败，钱亏光了，根本没钱还徐海鸥。 董明光只好跟徐海鸥求情，说：“海鸥哥，我现在实在没钱，能不能再宽限我几个月？”徐海鸥看着董明光，脸上没什么表情，说：“我徐海鸥的钱，不是那么好借的。你要是还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 董明光以为徐海鸥只是吓唬他，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徐海鸥派了两个手下，把董明光骗到了灵溪镇的一个废弃工厂。在工厂里，两个手下对着董明光一顿打，然后用砍刀把他砍死了。之后，陈日南赶来，处理了尸体和现场——他把董明光的尸体运到了海边，扔进了海里，还销毁了所有证据。 这件事在许氏集团内部传开后，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大家都知道，徐海鸥是个狠人，要是敢背叛他，或者欠他的钱还不上，下场就会跟董明光一样。 徐海鸥不仅对自己人狠，还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1993年，他的托运部出了一件事——有个商家委托托运部，把一批价值10万块的小商品运到上海，结果徐海鸥的手下把这批货偷偷卖了，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商家找不到货，就去托运部问，徐海鸥的手下还耍赖，说“货丢了，跟我们没关系”。 商家没办法，只好把徐海鸥的托运部告上了法庭。庭审那天，徐海鸥亲自去了法院。在法庭上，证据确凿，法官当庭宣判，徐海鸥的托运部要赔偿商家10万块钱。徐海鸥听完判决，心里很生气——他觉得，一个小小的商家，居然敢告他，还让他赔钱，这是在打他的脸。 庭审结束后，商家和他的律师走出法院，准备回家。没想到，徐海鸥的十几个手下早就等在法院门口了。他们冲上去，对着商家和律师一顿打，打得两人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徐海鸥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还说：“敢告我？这就是下场！以后再敢多管闲事，就废了你们！” 路过的行人看到这一幕，都吓得不敢上前。有人想报警，可一想到徐海鸥的势力，又把手机收了起来——大家都怕被徐海鸥报复。这件事之后，再也没人敢告徐海鸥了，哪怕他的托运部再坑人，商家们也只能自认倒霉。 1994年底，苍南县马站镇新塘村，发生了一件事，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徐海鸥的势力有多大。新塘村有两个大姓——许氏和林氏，两姓之间因为土地纠纷，积怨已久。1994年12月，许氏和林氏因为一块宅基地，爆发了冲突。许氏的人少，打不过林氏，被林氏的人打伤了几个。 许氏的人知道，自己打不过林氏，就想到了徐海鸥——徐海鸥也是许氏宗族的人，而且是温州有名的“大哥”。他们赶紧给徐海鸥打电话，求他帮忙。 徐海鸥听说自己的宗族被欺负了，立刻答应下来。他召集了叶鹏、许明普两个得力手下，又联系了许氏宗族的100多个壮丁，每个人都拿着枪、砍刀、钢管，坐着十几辆轿车、面包车，浩浩荡荡地赶往新塘村。 那天的新塘村，到处都是徐海鸥的人，十几辆车停在村口，枪和砍刀的反光让人害怕。林氏的人看着这么大的阵仗，吓得不敢出门。徐海鸥的人在村里喊话：“林氏的人听着，赶紧把宅基地交出来，再赔礼道歉，不然就血洗你们林氏！” 马站镇派出所的民警听说后，赶紧赶到新塘村。派出所的所长看着徐海鸥的人，心里也怕，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前，对着徐海鸥说：“海鸥哥，有话好好说，别动手，不然我不好交代。”徐海鸥看着所长，冷笑了一声：“我的宗族被欺负了，我要是不撑腰，以后谁还敢认我这个许氏的人？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不动手，但宅基地必须归许氏，林氏还得赔医药费。” 所长赶紧去跟林氏的人沟通，林氏的人知道，要是不答应，肯定会被徐海鸥的人打，只好同意了。这件事之后，新塘村的人都知道，有徐海鸥在，许氏宗族就是村里的“霸主”，谁也不敢惹。 徐海鸥的嚣张，早就引起了温州市政府的注意。1995年，当地政府发现，温州的黑帮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徐海鸥的许氏集团，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于是，政府决定，对这些黑帮势力进行打击，而徐海鸥的许氏集团，就是第一个目标——“擒贼先擒王”，只要打掉徐海鸥，其他黑帮就好办了。 温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开始秘密调查徐海鸥的犯罪集团。专案组的民警不敢声张，怕被徐海鸥的保护伞发现。他们乔装成客商，在参茸市场、托运部收集证据；他们走访被徐海鸥欺负过的商家，记录下徐海鸥的罪行；他们还秘密监视徐海鸥和他的手下，掌握他们的行踪。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专案组收集到了大量证据——包括徐海鸥垄断市场、暴力伤人、行贿保护伞等。1995年12月5日，温州市公安局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计划当天晚上对徐海鸥的犯罪集团进行统一抓捕，彻底粉碎许氏集团。 会议在温州市公安局的会议室举行，灯光昏暗，气氛严肃。苍南县公安局局长沈强站在台上，对着300多名民警说：“今晚的行动，关系到温州的治安，大家一定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行动开始后，要迅速抓捕徐海鸥和他的骨干成员，不能让他们跑了！”接着，县政法委书记宣布了纪律：“泄密者就地免职，依法论处！” 可没想到，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这个人就是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郭炳忠是徐海鸥的保护伞，他不想让徐海鸥被抓，因为徐海鸥倒了，他自己也会完蛋。 当天晚上7点，会议结束后，郭炳忠找了个借口，说“去厕所”，偷偷离开了会议室。他躲在走廊的角落里，给苍南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宝爱打了个电话：“宝爱，不好了，市局今晚要抓徐海鸥，你赶紧告诉他，让他快跑！” 张宝爱听说后，赶紧给徐海鸥打电话：“海鸥，市局今晚要抓你，你赶紧躲起来！”接着，张宝爱又给苍南县刑侦大队队长打电话——这个队长也是徐海鸥的“关系户”。张宝爱问：“今晚是不是要抓徐海鸥？”队长说：“张局放心，我不会让他被抓的。”张宝爱又给徐海鸥打电话：“你去刑侦大队躲一躲，那里安全。” 可徐海鸥心里清楚，刑侦大队是公安局的地方，去那里就是自投罗网。他挂了电话，赶紧收拾东西，想逃跑。可他不知道，温州市公安局早就盯上了郭炳忠和张宝爱——专案组的民警早就怀疑他们是保护伞，一直在监视他们的电话。 当市局知道郭炳忠和张宝爱泄密后，立刻决定：提前行动！300多名民警，分成十几个小组，分别赶往徐海鸥的家、托运部、药品商行，还有他手下骨干成员的住处。 徐海鸥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民警就冲进了他家。徐海鸥想反抗，可民警早有准备，一下子就把他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徐海鸥看着民警，脸上满是不敢相信——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抓了。 虽然徐海鸥落网了，但因为泄密，还是有十几名许氏集团的骨干成员跑了，其中就包括集团的二号人物陈日南。陈日南听到风声后，从后门溜走，坐上车，逃往了外地。 但警方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几年里，温州市公安局联合全国多地警方，对陈日南等逃犯进行追捕。1996年初，陈日南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个出租屋里被抓；其他几名逃犯，也陆续在福建、浙江等地落网。至此，1992年成立的许氏犯罪集团，终于被彻底摧毁。 1997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海鸥犯罪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那天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挤满了人——有被徐海鸥欺负过的商家，有普通老百姓，还有媒体记者。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曾经的“苍南皇帝”，会得到怎样的惩罚。 法庭上，检察官宣读了徐海鸥的罪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行贿罪……一共十几项罪名，每一项都证据确凿。徐海鸥站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嚣张。 当法官宣判“被告人徐海鸥，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时，法庭里响起了掌声——老百姓们都觉得，这是徐海鸥应得的下场。其他几十名犯罪分子，也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为徐海鸥充当保护伞的郭炳忠、张宝爱等国家干部，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许氏集团的“军师”陈日南，因为罪行严重，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办案民警说，审判的时候，装案卷的箱子就有5个，整份判决书有63页——这足以说明，徐海鸥的犯罪集团，犯下了多少罪恶。 徐海鸥被执行死刑后，温州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扫黑行动”，肃清地下犯罪团伙。曾经跟徐海鸥抢地盘的郑道兴，也被警方抓获，他的冷冻厂帮被彻底摧毁；其他几个小帮派，也纷纷被打掉。 从那以后，温州的治安变好了，经济也发展得更快了。参茸市场里，商家们再也不用交“地下税”，可以安心做生意；托运部里，再也没有暴力垄断，商家们可以自由选择；老百姓们晚上出门，也不用怕被黑帮欺负了。 2004年，许氏集团最后一名在逃骨干成员董佳宇，在浙江省台州市被警方抓获。董佳宇隐姓埋名，在台州开了一家小卖部，以为能逃过法律的制裁，可最终还是被抓了。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如今的温州，已经成为了全国有名的经济强市，小商品、皮鞋、低压电器走向了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几十年前，这里曾经有一个叫徐海鸥的黑帮大哥，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但那段历史，也提醒着人们：任何危害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的黑恶势力，最终都会被法律制裁，都会被人民唾弃。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第86章 “借尸”诡计 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滩上，老人们总爱念叨些离奇的旧事——说风沙能埋了尸骨，却埋不住执念；说有些歹人临死前，会想些“借尸还魂”的邪招，盼着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半条命。可这世上哪有真能逆天改命的法子？大多是自作聪明的算计，最后反倒把自己钉得更死。 就像十年前那个叫张德月的死刑犯，他偏不信这个邪，非要借着一具白骨玩一出“移花接木”，想把死罪改成活罪。可他忘了，警察的眼睛，比戈壁滩上的太阳还毒，再精密的谎言，也经不住细扒——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被判了两次死刑的男人，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进死胡同的故事。 2007年3月6号的新疆博乐市，凌晨四点的天还黑得像泼了墨，零下十几度的寒气顺着窗户缝往屋里钻。市公安局的值班室里，老刑警巴图刚泡了杯砖茶，茶叶在搪瓷缸里舒展着，热气还没氤氲开，桌上的报警电话就“叮铃铃”地炸响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警察同志！救命！我侄子史新静被人绑了！绑匪要五十万！”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发颤，带着哭腔，每一个字都裹着慌。巴图瞬间坐直了身子，手里的茶缸往桌上一放，指尖在记录本上飞快滑动：“别急，说清楚！你侄子多大？最后在哪见的？绑匪怎么联系你的？” 一问一答间，信息渐渐拼凑起来：被绑的史新静才22岁，前一天下午说要去跟“朋友”张德月喝酒，之后就没了音讯。直到凌晨三点，绑匪用史新静的手机打了电话，开口就要五十万赎金，还说“不给钱就撕票”，说完就挂了，再打过去就是关机。 “张德月？”巴图念着这个名字，眉头一下子拧成了疙瘩。这个名字他太熟了——两年前，就是这个甘肃来的年轻人，靠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骗了当地一个牧民六万多块钱，那可是人家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当时巴图负责审他，张德月硬是凭着“笔录有涂抹”这点小毛病，翻来覆去地改口，一会说“钱是借的”，一会说“对方自愿给的”，跟巴图耗了整整半个月，最后还是因为证据链完整，才勉强定了罪，判了个缓刑。 “这小子，又犯事了？”巴图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抓起对讲机：“全体集合！去城郊那处老院子——就是张德月住的那个！动作快，注意隐蔽！” 半小时后，三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城郊的土路边。这里离市区远，周围除了几亩荒掉的棉田，就只有张德月住的那个小院。院墙是用黄土夯的，墙头上还插着几根断了的铁丝网，院门口堆着半袋没吃完的馕，风一吹，馊味混着土腥味往鼻子里钻。 “分头搜！注意看有没有血迹、绳索，还有受害人的踪迹！”巴图压低声音下令，几个民警立刻贴着墙根绕到院后，剩下的人跟着他推门进去。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几只麻雀在墙头蹦跶，屋里的灯泡昏黄，电线耷拉着，地上散落着几个空酒瓶，还有半盘没吃完的炒土豆丝，已经凉透了。 民警们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柴房里堆着柴火，灶台是冷的，卧室里的床上扔着件沾了灰的外套，连个能藏人的柜子都没有。“巴队，没见人啊？”一个年轻民警凑过来，声音里带着疑惑：“会不会是找错人了？” 巴图没说话，眼睛扫过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他太了解张德月了，这小子最会装蒜，越是平静，越可能藏着事。就在这时，卧室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巴图立刻拔出手枪，示意众人跟上。推开门一看，张德月正蜷缩在床上，脸色煞白，看见警察进来，身子猛地一哆嗦，两条腿软得像没了骨头，直接从床上滑了下来，若不是旁边的民警扶了一把，他能直接瘫在地上。 “张德月，跟我们走一趟。”巴图盯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满是慌乱，连不敢对视——这就对了，要是没鬼，他不至于吓成这样。 把张德月押上警车时，巴图特意跟负责笔录的民警叮嘱：“记仔细点，一个字都别错！这小子精得很，上次就因为笔录有涂抹跟我们耍花招，这次绝不能让他钻空子！”民警重重点头，心里也提着劲——谁都知道，跟张德月打交道，得比盯贼还上心。 审讯室里的灯亮得晃眼，张德月坐在铁椅子上，头垂得低低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巴图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笔，桌上摊着空白的笔录纸。 “张德月，说说吧，史新静在哪？”巴图的声音很沉，带着压迫感。 张德月没吭声，像是没听见一样。 “你昨天下午跟他喝酒，之后呢？绑匪的电话是你打的吧？五十万赎金，你想怎么花？”巴图接着问，语气里多了几分严厉。 还是沉默。张德月的肩膀微微耸着，下巴抵在胸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像是在倒计时。审讯室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负责记录的民警手都酸了，笔录纸上还是一片空白。三个小时过去，张德月别说开口，就连姿势都没换过——他像是铁了心要跟警察耗到底。 巴图心里渐渐沉了下去。他知道，张德月这是在算时间——根据法律规定，拘传嫌疑人的时限只有十二小时，要是在这十二小时里找不到证据，就只能放他走。张德月显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选择沉默——多说多错，不说就不会错，只要熬到时间到，他就能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安局。 “巴队，这小子油盐不进啊！”民警凑到巴图耳边，声音里带着急：“再这么耗下去，时间就来不及了！” 巴图揉了揉眉心，抬头看了眼挂钟——已经早上八点了，离十二小时时限，只剩下四个小时。他猛地站起身：“走！再去他家里搜！必须找到证据！” 一行人再次回到张德月的小院，这次搜得更细了——连院墙角的土都要扒开看，柴房里的柴火一根一根地翻，花盆里的土都倒了出来。民警们的额头上渗着汗，手上沾着泥，心里都憋着一股劲——绝不能让张德月就这么跑了。 “巴队！你看这个！”一个民警突然在院角的花盆边喊了一声。巴图赶紧跑过去，只见花盆的边缘，沾着一小块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喷溅上去的，干得发硬。“是血迹吗？”巴图蹲下身，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心里一紧——这痕迹看着像是利器伤人时喷溅的，要是能证明是史新静的，就能定张德月的罪。 可问题来了——2007年的新疆博乐，dNA检测技术还没普及，要做检测得把样本送到乌鲁木齐，最快也得三天才能出结果。而他们，只有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扩大搜索范围！把整个院子的地面都扒开看看！”巴图咬了咬牙，下了命令。民警们立刻找来铁锹，开始挖院子里的土，从东挖到西，从南挖到北，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土里，晕开一小片湿痕。 时间越来越近，挂在院门口的手机显示，离十二小时时限，只剩下最后十分钟。巴图站在院墙边，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要是这次放了张德月，再想抓他就难了，史新静说不定已经……他不敢往下想，眼睛死死地盯着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院墙拐角处——那里堆着一堆碎石块，石头的颜色跟周围的土不一样，像是被人刻意堆在那的。巴图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赶紧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扒开上层的石头。 石头底下，是一堆黑褐色的灰烬，还带着点焦味。巴图用手指拨了拨灰烬，突然触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心里一紧，慢慢把那东西挑出来，借着阳光一看，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那是几颗焦黑的牙齿，牙釉质已经被烧得剥落，边缘还沾着灰，显然是人类的牙齿。 “快！给局里打电话！别放张德月！”巴图的声音都在抖，他捏着那几颗牙齿，像是捏着救命的稻草：“找到证据了！史新静可能……已经没了！” 电话那头的民警一听，立刻把正要签字释放的张德月拦了下来。半小时后，那几颗焦黑的牙齿被送到了审讯室，放在了张德月面前。 “认识这个吗？”巴图把牙齿推到他跟前，声音冷得像冰。 张德月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几颗牙齿，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这是史新静的牙齿吧？”巴图接着说：“你把他杀了，碎了尸，烧了，还想把痕迹埋起来？你以为我们找不到？” 沉默了整整十个小时的张德月，终于崩溃了。他双手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才断断续续地开口：“是……是我杀的……我不是故意的……” 张德月的交代很痛快——他早就知道史新静不是什么富二代，所谓的“绑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那天下午，他以“喝酒叙旧”为由，把史新静骗到小院，趁他喝得酩酊大醉，用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可史新静挣扎得太厉害，张德月怕被人听见，就抄起灶台上的尖刀，朝着史新静的胸口捅了下去。 鲜血“噗”地一下喷溅出来，溅到了花盆上，也溅了张德月一身。他看着倒在地上的史新静，眼睛瞪得大大的，没了呼吸，才意识到自己杀了人。慌了神的他，想起电视里说“毁尸灭迹”，就找了把斧头，把史新静的尸体砍成了几块，然后在院子里生了堆火，把尸块扔了进去。烧完之后，他把灰烬埋在院角，用石头盖好，还特意清理了屋里的血迹，想着等风头过了就跑。可他没想到，警察来得这么快，还找到了那几颗没烧透的牙齿。 案情清楚，证据确凿，张德月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行刑日期定在了2008年7月21号。 行刑那天，巴图特意去了看守所。他看着穿着囚服的张德月，心里有点复杂——两年前见他时，他还带着点年轻人的油滑，如今却瘦得脱了形，眼神里没了往日的精明，只剩下麻木。“张德月，你说你，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走歪路，现在走到这步田地，值吗？”巴图叹了口气。 可张德月却没接话，他只是抬了抬头，嘴角竟然勾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那笑容很奇怪，不是绝望，也不是悔恨，反倒像是藏着什么秘密。巴图心里“咯噔”一下——他见过不少死刑犯，临刑前不是哭爹喊娘，就是吓得尿裤子，从没见过像张德月这样，还能笑得出来的。 “不对劲。”巴图心里泛起一阵不安，他悄悄跟在法警后面，看着张德月被押上警车，往戈壁滩上的行刑地去。 行刑地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戈壁滩上，黄沙漫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法警把张德月押到指定位置，让他跪下。一名法警举起枪，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手指扣在扳机上，只等命令下达。 “别开枪！我要检举！我要立功！”就在这时，张德月突然大喊一声，声音划破了戈壁的寂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法警的手停在半空，负责监督的检察官也皱起了眉。只有巴图，心里那股不安终于落了地——果然，这小子没这么容易认命。 根据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罪犯在行刑前表明要检举揭发，必须立刻停止行刑，重新审查。法警只好放下枪，把张德月押上警车，又送回了看守所。 回到审讯室，张德月像是变了个人——之前的沉默全没了，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口：“警察同志，我要检举！2006年8月，在89团十连的棉田里，有个叫杨艳的女人被人杀了！凶手是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我知道尸体埋在哪！” 他说得很详细：杨艳和阿杰都是2006年去棉田采棉花的短工，两人在采棉的时候好上了，成了情侣。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吵了架，阿杰一时冲动，强奸了杨艳，还失手把她杀了。阿杰怕被人发现，就找他帮忙埋尸——当时戈壁滩的土太硬，阿杰一个人挖不动，就拿着刀子威胁他，他没办法，只好跟着阿杰把杨艳的尸体埋在了棉田的西北角。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巴图盯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出破绽。 “我之前不敢啊！”张德月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副“后怕”的表情：“阿杰手里有刀，我怕他报复我家人。现在我都要死刑了，也不怕他了，就想立功赎罪，争取个宽大处理。” 听起来天衣无缝，可巴图总觉得不对劲——张德月要是真知道这事，为什么不早说？非要等到行刑前才开口？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可怀疑归怀疑，线索还是要查。巴图立刻安排人手，兵分两路：一路跟着张德月去89团十连的棉田找尸体，另一路去查那个叫阿杰的蒙古族青年。 跟着张德月去棉田的民警，很快就有了发现。在张德月指认的位置，民警们挖了不到一米深，就挖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皮肤和肌肉都化成了黑褐色的黏液，裹在破烂的衣服里，只剩下一具白骨。法医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白骨，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对巴图说：“巴队，死者舌根处的骨头有骨折痕迹，应该是被人勒死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年前，跟张德月说的时间对得上。不过尸体腐烂太严重，没法直接确认身份，只能确定是女性。” 民警在尸体旁边还挖出了一张身份证，卡片已经被土浸得发皱，照片上的女人扎着马尾，笑容很干净——身份证上的名字，正是杨艳。 可光有身份证还不够，得确认这具白骨就是杨艳。巴图又派了一队民警去杨艳的老家——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乡，找杨艳的家人采集血液样本，然后把样本和白骨一起送到北京做dNA比对。 这一折腾，就是一个月。巴图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比对结果出来。可就在这时，另一队查阿杰的民警带来了一个消息——阿杰死了，2007年4月28号，在一场醉酒斗殴中被人捅死了，尸体已经被他家人领回去埋了。 巴图心里“咯噔”一下——阿杰死了，还是在张德月被捕之后死的。张德月2007年3月就被抓了，一直关在看守所里，他怎么会知道阿杰死了？ 难道是张德月早就知道阿杰死了，才故意把罪名推到他身上？毕竟死人不会说话，死无对证，警方就算想查，也找不到人对质。 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看守所的记录显示，张德月被捕后，除了庭审时见过一次哥哥张德年，就只有张德年给他送过一次衣服，而且衣服都是经过民警严格检查的，不可能夹带纸条。张德月根本没机会接触外界，更不可能知道阿杰的死讯。 线索一下子断了。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确认那具白骨就是杨艳，可凶手阿杰已经死了，张德月的供词成了孤证——既没法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也没法证明是假的。 巴图盯着桌上的案卷，心里犯了难。难道张德月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只是帮凶，不是主谋？要是这样，那张德月还真能立功赎罪，说不定能免了死刑。 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张德月太镇定了，从他检举到现在，不管警方怎么问，他都能对答如流，一点慌乱都没有，就像是早就把说辞编好了一样。 “不行，得再查！”巴图把案卷往桌上一拍，心里不服气——他不信张德月能把谎话说得这么天衣无缝，一定有破绽。 巴图决定从杨艳的人际关系查起。他让人去89团十连的棉田，找当年跟杨艳一起采棉花的工友，问问杨艳和阿杰到底是不是情侣。 没几天，去棉田调查的民警就传回了消息——工友们都说，没见过杨艳和阿杰走得近，反倒是杨艳跟棉田的承包人张德年走得挺近。 “张德年？”巴图念着这个名字，突然想起了什么——张德年，不就是张德月的亲哥哥吗？ 这个发现让巴图眼前一亮。他赶紧让人去伊犁霍城县，找到杨艳的母亲，想从她嘴里套点关于张德年的消息。 杨艳的母亲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住在一间土坯房里。听说警察是来查杨艳的事，老太太忍不住哭了起来，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书信，信封上的落款，全是“德年”。 “这些都是张德年写给我家艳艳的。”老太太抹着眼泪，声音哽咽：“2000年的时候，艳艳跟着我去89团采棉花，张德年是承包人，他看上了艳艳，就追她。艳艳那时候才18岁，单纯，就跟他好了。可我不同意——张德年比艳艳大五岁，家里条件也一般，我不想女儿跟着他受苦。采棉结束后，我就把艳艳带回了家，逼着她跟张德年断了联系。” 老太太说，2003年，她给杨艳找了个婆家，男方家里有几亩地，条件不错。可杨艳不愿意，跟男方过了两年就离婚了，回到家后，跟她的关系也闹得很僵。2006年8月，杨艳说要去89团采棉花，就收拾东西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我还以为她是跟张德年私奔了，没想到……没想到她已经不在了……”老太太说到这，哭得更厉害了。 巴图拿起那些信，一封一封地看。信里的内容很暧昧，张德年在信里跟杨艳说“我想你”“等我把棉田打理好，就娶你”，还提到“等你来了，我给你租个房子，不用跟工友挤宿舍”。最关键的是，这些信从2000年一直写到2006年，就算杨艳结婚了，两人也没断了联系。 “难道是张德年杀了杨艳？”巴图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张德年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杨艳来找他，可能是想跟他复合，张德年不同意，两人起了冲突，张德年失手杀了杨艳，然后让弟弟张德月帮忙埋尸。现在张德月要被执行死刑，就想把罪名推到死了的阿杰身上，既帮自己立功，又帮哥哥脱罪，这简直是一箭双雕的“兄弟局”！ 这个猜测让巴图兴奋起来，他立刻让人把张德年请到了公安局。 张德年比张德月大五岁，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皮鞋擦得锃亮，看着很稳重。一进审讯室，他就主动跟巴图打招呼，脸上带着笑：“警察同志，找我有事？是我弟弟张德月的事吗？” “先不说张德月，”巴图盯着他的眼睛，“你认识杨艳吗？” 张德年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认识，她以前在我承包的棉田采过棉花，是我的工人。” “只是工人？”巴图追问：“我听说，你跟她关系不一般，还特意给她租了房子，让她从工友宿舍搬出去住？” 张德年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赶紧摆了摆手：“误会！都是误会！当时杨艳跟工友吵架，闹得很凶，我作为承包人，总不能看着她没地方住，就帮她找了个临时的房子，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巴图把一沓信放在他面前，“那这些信是怎么回事？你在信里跟杨艳说‘想娶她’‘要跟她过一辈子’，这也是误会？” 张德年看着那些信，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拿起一封信，手指微微发抖，过了好一会，才长叹了一口气：“是，我跟杨艳好过，2000年的时候，我们在棉田认识，我追的她。可她母亲不同意，我们就断了联系。后来她结婚了，我也结婚了，就没想过再跟她有牵扯。” “那2006年8月，杨艳去棉田找你，是怎么回事？”巴图接着问。 “她跟我说想找份工作，采棉花挣钱，我就答应了。”张德年的声音低了下去，“她在棉田的时候，确实跟我提过复合，可我已经有老婆孩子了，日子过得很安稳，我不想毁了这个家，就拒绝了她。我知道她心里不舒服，就多给了她点工资，还帮她找了房子，没想到会被人误会。” “那杨艳死了，你知道吗？”巴图突然提高了声音。 张德年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震惊：“她……她死了？怎么死的？我以为她采棉结束后就回家了……” 看着张德年的表情，巴图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的震惊不像是装的，难道真的不是他杀的？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跟杨艳的关系？”巴图追问。 “我怕我老婆知道，也怕别人说闲话。”张德年叹了口气，“我现在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日子过得挺好，我没必要为了一段过去的感情，把自己的生活毁了。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杀杨艳，你们相信我。” 巴图盯着张德年看了很久，没从他脸上找出破绽。他又让人去查了张德年和张德月的接触记录——庭审时两人虽然见了面，但隔着老远，没机会说话；张德年给张德月送衣服时，民警检查得很仔细，没发现任何夹带。也就是说，张德年根本没机会跟张德月串供。 线索又断了。巴图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的案卷，心里满是挫败——张德月在撒谎，这是肯定的，可凶手不是阿杰，也不是张德年，那到底是谁？ 就在巴图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师傅——张毅。张毅是市局的老刑警，干了三十年警察，破过不少疑难杂案，经验丰富得很。前段时间因为抓小偷时被捅伤了腿，一直在医院疗养。 巴图买了点水果，去医院看张毅。病房里，张毅正坐在床上看报纸，腿上打着石膏，头发虽然白了大半，但眼神依旧锐利。 “师傅，我遇到难题了。”巴图把张德月的案子一五一十地跟张毅说了，从绑架碎尸到行刑前检举，再到杨艳的白骨和阿杰的死，一点细节都没漏。 张毅听着，手指轻轻敲着床沿，没说话。等巴图说完，他才抬起头，笑了笑：“你小子，还是太急了。张德月这个案子，问题不在别人身上，就在他自己身上。” “师傅，您的意思是……”巴图愣了一下。 “你想想，张德月的犯罪记录——2005年诈骗，2007年直接就绑架碎尸，这个跨度太大了。”张毅慢悠悠地说，“人犯罪，就像走楼梯，得一步一步来，从小偷小摸，到抢劫，再到杀人，很少有人能一下子从诈骗跳到碎尸。中间肯定少了一环，而杨艳的案子，就是这缺失的一环。” 张毅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巴图的思路——对啊！从诈骗到碎尸，中间差了“杀人”这一步，杨艳的奸杀案，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也就是说，杀害杨艳的，很可能就是张德月自己！ “可他怎么知道阿杰死了？”巴图还是有点疑惑。 “看守所不是密封的，犯人放风的时候，能跟其他犯人接触。”张毅笑了笑，“你去查查，跟张德月同期关押的犯人里，有没有认识阿杰的。” 巴图一下子来了精神，立刻赶回局里，让人去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名单。没几天，就有了结果——有个叫克尔吉特的蒙古族青年，跟张德月关在同一个看守所，他既是阿杰的发小，又跟张德月认识。克尔吉特是2008年4月被捕的，罪名是盗窃，而阿杰是2007年4月死的，克尔吉特肯定知道阿杰的死讯。 “肯定是克尔吉特跟张德月说的！”巴图兴奋地拍了下桌子，“张德月知道阿杰死了，就想把罪名推到他身上，等行刑前才开口，就是因为他刚从克尔吉特那得知消息，还没来得及编好说辞！” 巴图想立刻去提审克尔吉特，可张毅却拦住了他：“别急，先别打草惊蛇。你先去跟克尔吉特聊聊天，就当是常规问询，看看他怎么说。” 巴图按照张毅的意思，以“了解在押人员思想动态”为由，找了克尔吉特。一开始，克尔吉特还嘴硬，说跟张德月不熟。可巴图没提阿杰，只是跟他聊起了89团的棉田，聊起了采棉花的日子。聊着聊着，克尔吉特就松了口，说自己跟张德月在放风的时候聊过天，还跟他说过阿杰在斗殴中死了的事。 “张德月当时怎么说？”巴图追问。 “他没说啥，就问了句‘真死了？’，然后就走了。”克尔吉特挠了挠头，“我还以为他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 证据有了，接下来就是攻破张德月的心理防线。可张德月还是老样子，不管民警怎么问，他都一言不发。 “师傅，还是得您出马。”巴图只好又去请张毅。张毅虽然腿还没好利索，但还是办了出院手续，跟巴图一起去了看守所。 2008年9月3号，张毅走进了审讯室。张德月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了下去——他不认识这个老警察，心里多少有点警惕。 张毅没像巴图那样直接发问，而是拉了把椅子坐在张德月对面，笑了笑：“小伙子，别紧张，我不是来审你的，就是来跟你聊聊天。我听说你知道杨艳的案子，能不能再跟我说说？就当是帮我回忆回忆细节。” 张德月抬起头，眼神里满是疑惑——这个老警察跟之前的不一样，语气很温和，没有一点压迫感。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行，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张德月把之前的说法又复述了一遍，从杨艳和阿杰谈恋爱，到吵架，再到阿杰找他埋尸，说得跟之前一模一样。张毅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着，偶尔问一两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当时阿杰找你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埋尸的时候，土挖了多深？” 张德月一开始还很警惕，回答得很谨慎，可问的问题多了，他也就放松了警惕，回答得越来越流畅，甚至还主动补充了一些“细节”，比如“当时风很大，把棉絮吹得到处都是”“阿杰的手上有个疤”。 就在张德月说得正起劲的时候，张毅突然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阿杰杀了杨艳？” 张德月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因为阿杰死了啊！” 话音刚落，张德月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他猛地捂住嘴，眼神里满是慌乱——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 张毅放下笔，抬起头，看着张德月，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阿杰死了，所以你就把罪名推到他身上？因为死人不会反驳，对吗？” 张德月没说话，头垂得更低了，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节都泛了白。 “是克尔吉特跟你说阿杰死了的吧？”张毅接着说，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跟你说，阿杰在2007年4月的斗殴中被人捅死了，你就觉得机会来了，想借着检举阿杰，给自己争取条活路。可你忘了，纸是包不住火的。” 张毅把克尔吉特的供述录像放在张德月面前，屏幕里，克尔吉特清清楚楚地说：“我跟张德月说过阿杰死了的事，他还问我是不是真的……” 张德月看着屏幕，身体开始发抖。他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戳穿了。 “杨艳到底是谁杀的？”张毅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查不出来吗？你从诈骗到绑架碎尸，中间少了一环，杨艳的案子，就是你干的！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可你忘了，犯罪的轨迹，是藏不住的！” 张德月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盯着张毅看了很久，突然瘫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发出了绝望的哭声。 “是我……是我杀了杨艳……” 张德月的坦白，揭开了2006年那个秋天，发生在棉田里的罪恶。 2006年11月，采棉季结束了。杨艳从张德年那里领了工资，站在棉田边，心里满是失落——她跟张德年提了复合，却被拒绝了。她看着远处的戈壁滩，风把棉絮吹得漫天飞，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该往哪去。 就在这时，一辆摩托车停在了她身边。“姐，去哪啊？”骑车的人是张德月，他是来给哥哥送东西的，刚好看见杨艳一个人站在那。 “我……我去车站，回家。”杨艳勉强笑了笑。 “正好，我顺路，送你吧。”张德月拍了拍摩托车的后座，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打量。他早就知道杨艳跟哥哥的关系，也知道杨艳被拒绝了——他觉得，这个女人刚失恋，正是他趁虚而入的好机会。 杨艳没多想，她认识张德月，觉得他是“自己人”，就坐上了摩托车。可她没想到，这一坐，就再也没能下来。 摩托车没往车站走，而是拐进了一片没人的棉田。张德月停下摩托车，一把抓住杨艳的胳膊，把她拽了下来。“姐，你跟我哥没戏了，不如跟我好吧？”张德月的眼神变得猥琐，伸手就去扒杨艳的衣服。 杨艳吓坏了，拼命挣扎：“你放开我！我不跟你好！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 “喊人？这里荒无人烟，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听见！”张德月恼羞成怒，他没想到这个“离过婚的女人”竟然还敢反抗。他一把掐住杨艳的脖子，把她按在地上，强行侵犯了她。 完事后，张德月才发现，杨艳已经没了呼吸——他刚才掐得太用力，把杨艳活活勒死了。 张德月慌了，他看着地上的尸体，心里满是恐惧。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这里没人，只要把尸体埋了，就没人会知道。他在棉田的角落里挖了个坑，把杨艳的尸体埋了进去，还把她身上的工资搜了出来，骑着摩托车，飞快地逃离了现场。 接下来的几个月，张德月每天都活在恐惧里，生怕警察找上门。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人发现杨艳的尸体，也没人找他问话。他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觉得自己很“聪明”，能把杀人的事瞒得严严实实。 这种“侥幸”，让他胆子越来越大。2007年3月，他听说史新静“有钱”，就动了绑架的念头。他以为自己能像上次一样，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可他没想到，警察会这么快找到他，还发现了那几颗没烧透的牙齿。 被判处死刑后，张德月一直没放弃求生的念头。直到2008年4月，他在放风时遇到了克尔吉特，从他嘴里得知阿杰死了的消息，才想出了“检举阿杰”的主意——他觉得，阿杰死了，死无对证，警方就算查，也查不出什么，他就能借着这个机会立功赎罪，保住一条命。 可他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张毅会从“犯罪轨迹”里看出破绽，没算到克尔吉特会说出真相，更没算到，自己会在不经意间，说出“阿杰死了”这个致命的破绽。 “我以为我很聪明，能骗过所有人……”张德月坐在审讯室里，声音嘶哑，“可我没想到，还是栽了……” 2008年10月，张德月因绑架罪、故意杀人罪，被再次判处死刑。这一次，没有检举，没有立功，更没有“借尸还魂”的诡谋——他亲手犯下的罪恶，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行刑那天，巴图没有去。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远处的戈壁滩，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了张德月第一次被捕时的油滑，想起了他行刑前的笑容，想起了杨艳和史新静的白骨——这世上哪有什么能逃脱法网的“聪明”？所有的算计，到最后，不过是自欺欺人。 第87章 女大学生云南遇害案 2022年7月9日，宝应县的天似乎比往常迟了些才肯亮。清晨五点半，县城北边那片六层楼的老小区还浸在朦胧里，李胜躺在床上，耳畔全是妻子陈杰压抑不住的抽气声。他侧过身，借着窗帘缝漏进的微光望去，陈杰蜷缩在床沿，怀里紧紧抱着张塑封照片——那是刚满20岁的李倩月，高马尾束得利落，白色连衣裙衬得她格外清亮，站在南京玄武湖边笑出右边嘴角的小梨涡，阳光落在发梢，暖得像场不会醒的梦。 今天是女儿遇害两周年的日子。两天前的7月7日，西双版纳中院的法槌落下时，李胜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被告人洪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法官的声音刚落，陈杰突然瘫倒在旁听席，眼泪砸在冰凉的地板上，闷响像锤子敲在人心上。走出法院，西双版纳的太阳辣得刺眼，李胜扶着浑身发软的妻子，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忽然觉得隔了层玻璃：这两年，他们就像在深水里溺着，直到此刻，才算勉强探出头，能喘口完整的气。 时间倒回1998年9月，西安丰镇粮管所的宿舍里，老电扇吱呀转着驱散夏末的闷热。李胜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手止不住地抖——在部队扛过五公里越野、摔过无数次跤的硬汉，从没这么紧张过。陈杰躺在床上，虚弱地拉过他的手，把女儿小小的拳头放进他掌心：“叫倩月吧，像月亮一样亮。” 那时的李胜刚退伍，个子不足一米七，肩膀却挺得笔直。每天凌晨五点半，他准会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去镇上上班，车筐里永远装着陈杰煮的鸡蛋，还有用军用水壶装的凉白开——那是他当兵时带回来的，保温效果格外好。农忙时节赶不上末班车，他就睡在粮管所的稻草棚里，夜里听着虫鸣翻来覆去地想：女儿今天哭了吗？学会新的翻身动作了吗？ 2008年，为了让倩月去县城读小学，夫妻俩咬着牙贷了款，在城北买下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1600块的房贷压得人喘不过气——李胜月薪3200，陈杰在乡镇幼儿园当老师，工资才2100。陈杰开始给女儿改衣服：李胜的旧衬衫剪短袖子，缝上蕾丝边，就是倩月的新裙子；李胜索性戒了烟，省下的钱全用来买奥数书和绘画笔。 西安丰镇小得很，一条水泥路从东头通到西头，小卖部飘着辣条香，尽头就是中心小学。倩月每天背着粉色书包蹦跳着上学，傍晚总能在路口看见李胜——他骑着电动车，车座上的塑料袋里装着女儿爱吃的麦芽糖。冬天，他把女儿的手揣进自己棉袄口袋焐热了才让她坐后座；夏天就买根绿豆冰棒，看着她小口啃得嘴角沾冰渣，笑着用袖子擦掉。 “倩月是我们家的骄傲。”陈杰跟亲戚聊天时，总爱翻出女儿的奖状。客厅一面墙都贴满了：数学竞赛县级三等奖的边缘有点卷，绘画比赛二等奖沾着点颜料，三好学生奖状用透明胶带补过——那是倩月小时候不小心撕坏的，她哭了半天，李胜连夜粘好，哄她说“奖状还在，荣誉就还在”。 有次倩月得了作文奖，攥着奖状光着脚冲进屋，扑进陈杰怀里喊：“妈妈你看！老师说我写的《我的爸爸》最好！”陈杰读着作文，当读到“爸爸的手很粗糙，却能把我举得很高”时，眼泪突然掉下来。那晚，李胜踩在凳子上，比划了半天把奖状贴在最显眼的地方，生怕歪了半分。 2011年夏天，倩月拿着实验初中的录取通知书在院子里蹦了三圈。那是宝应县最好的初中，每个乡镇只招两人，她是西安丰镇的“幸运儿”。报到那天，陈杰给她买了印着hello Kitty的粉色书包，还有双她念叨好久的白色运动鞋——“同学们都穿这样的鞋”。 可上了初中的倩月变了。从前考完试总第一时间递成绩单，如今却把卷子藏在书包最底下；往日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常躲在房间对着手机发呆。李胜夫妻俩急得找班主任，对方只说“倩月很乖，但上课总走神”；问女儿，她只低着头小声说“我会努力的”。 直到初三下学期，倩月的好朋友小敏才偷偷告诉陈杰真相：“阿姨，倩月喜欢班里一个男生，那男生成绩不好，她就故意考差，想跟他上同一所高中。”陈杰手里的青菜“啪嗒”掉在地上，看着厨房里约一米六的女儿背影——扎着马尾的模样还像个孩子，怎么就懂拿前途赌爱情？那晚，她没骂女儿，只是坐在床边摸着她的头发哭：“傻孩子，你的未来比谁都重要啊。”倩月埋在她怀里哭：“我知道错了，可我放不下他。” 中考成绩出来，倩月只够上县城最差的公立高中。李胜蹲在门口抽了半包烟——不是气成绩，是疼女儿把前途当儿戏。可当女儿红着眼递来一杯水，他立刻掐了烟，笑着说：“没事，高中好好学，一样有出息。” 高中三年，倩月的成绩虽平平，却在别处闪着光。她当学生会主席，组织运动会凌晨五点就去布置场地；参加校园歌手大赛唱《后来》，台下同学跟着哼唱，灯光里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县运动会100米夺冠时，她冲过终点线对着看台喊“爸爸妈妈，我赢了”。 小敏说，高中时追倩月的人不少，她都没答应。直到高三谈恋爱，那段感情却没撑过半年——男生出轨了。倩月在宿舍哭了三天，断断续续跟小敏说“我以为他是对的人”。那时小敏就觉得，倩月太单纯，把爱情看得太重，掏心掏肺时忘了保护自己。 2017年夏天，倩月拿着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跟父母去了南京。学校在江宁区，离文鼎广场不远，冬天校门口烤红薯的香味能飘到教学楼。学空乘专业的她跟陈杰说：“妈妈，我以后要当空姐，去很多地方，给你带全世界的特产。” 刚上大学的倩月像颗沐光的种子，飞快地绽放。大一进学生会，活动结束再累也会把场地收拾干净，笑着跟学姐说“下次还来帮忙”；加入茶艺社和摄影社，茶艺老师夸她“泡茶时格外专注”，摄影学长说“她拍的照片有温度”。 室友纯子至今记得她的温柔：“月底生活费花光一起吃泡面，她总把火腿肠分给我，说‘我不爱吃’，可我知道那是她的最爱。”倩月出去哪怕只到校门口超市，也会问室友“要不要带奶茶”“要不要带酸奶”。有次纯子跟室友冷战，倩月拉她去操场散步：“她不是故意的，就是脾气急，你主动点，她肯定会和好。”后来室友说“早想道歉了，就是不好意思”，纯子知道，全是倩月的功劳。 倩月对未来规划得清清楚楚。知道国内空姐要一米六五，自己差两厘米，大一下学期就报了日语班，每周三次晚上上课，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日语笔记记得工工整整，“谢谢”旁边画着鞠躬小人，“对不起”配着道歉表情。后来又报雅思班，英语四级一次通过——这在专科院校里很少见。纯子说，倩月每天早上六点背单词，晚上图书馆学到闭馆，回宿舍还在台灯下练听力，有次起夜看见她趴在单词书上睡着了，手还攥着书。 为减轻家里负担，倩月在文鼎广场“小美好”服装店兼职。暖黄灯光下挂着各式女装，她穿什么都好看，不少顾客见了就问“这件多少钱”。一小时10块钱，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5天，月赚2000块。她喜欢这份工作，穿新衣服就给陈杰发视频，转着圈问“妈妈好看吗”。陈杰既欣慰又心疼，女儿却总说“我能赚钱了，你就不用那么累了”。 兼职的钱倩月很少给自己花，大多用来买礼物。给腰不好的李胜买护腰仪：“爸爸上班戴着，腰就不疼了”；给陈杰买红色大衣：“妈妈穿显气质”；儿童节给表弟表妹买儿童手表：“弟弟妹妹能打电话找我了”。李胜感冒咳嗽跟她提了句，第二天就收到快递，里面有感冒药、止咳糖浆，还有张纸条：“爸爸，按时吃药，多喝热水，别太累了。”他拿着纸条看了好久，眼泪把纸都浸湿了。 2018年冬天的晚高峰，南京地铁1号线挤得人喘不过气。倩月背着书包拎着奶茶准备回校，一个外国人用浓重口音的英语搭话，手还想碰她的书包。她吓得后退，攥紧书包带不知怎么办。 这时一个男生走过来，一米九的个子，穿黑色t恤，胳膊上有肌肉线条，短发下眼神很亮。他用流利的英语跟外国人说了几句，对方皱眉离开。男生转身笑问：“你没事吧？” 这是倩月第一次见洪峤。后来她跟纯子说，当时洪峤的笑容像电视剧男主，声音低沉，让她心跳漏了一拍。洪峤加了她微信：“以后遇到这种事，别害怕，跟我说。” 接下来一周，洪峤每天找她聊天。说自己是南京本地人，父亲退伍军人，母亲公务员，住两室一厅，有银色大众车；说自己懂军事、会格斗，执行过“秘密任务”；还帮她纠正英语发音：“以后你当国际空乘，我帮你练口语。” 倩月彻底沦陷了，把他当成“英雄”。一周后洪峤表白，她立刻答应，把合影发进室友群。室友们说“他看起来好酷，像军人”，倩月心里甜甜的。 起初的恋爱确实甜蜜。洪峤带她吃西餐、切牛排，去紫金山说星星的名字，送她军用模型：“执行任务带回来的，送给你。”倩月把模型放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擦拭，当作爱的证明。 可慢慢的，破绽越来越多。洪峤从不带她去住处：“保密场所，不能带外人”；从不提工作：“说了对你不好”；偶尔消失几天，回来只说“执行任务”。视频时他那边总是黑屏幕：“任务中不能露脸，不能看环境。”倩月虽疑惑，却仍相信他“工作特殊”。 洪峤有个叫“第八军团特殊作战小组”的微信群，张晨光、曹泽清等人都有代号，他是“boss”。倩月偶尔见他发消息“紫金山集合练格斗”，他说群里都是“做保密工作的自己人”。 后来才知道，全是谎言。洪峤只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读了半截就辍学，房子是租的，车是借的，所谓“军事知识”来自网络，“格斗技能”只是花拳绣腿。可当时的倩月被爱情冲昏了头，相信他的每句话，甚至为他放弃了梦想。 她本想当国际空乘，洪峤说“太辛苦，我舍不得你累”，她就停了日语和雅思；本想毕业开家像“小美好”的服装店，洪峤父母说“不体面、收入少”，她就跟老板娘辞职；听说洪峤父母会帮她找南京事业单位的工作，她开心地跟陈杰说：“妈妈，我以后能在南京定居，离你们近。”陈杰当时还替女儿高兴，如今想来，那些开心全成了扎心的刺。 2020年5月底，倩月跟小敏说“要跟洪峤分手”：“他总跟我吵架，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我有点怕他。”有次洪峤拍照没拍好，倩月嘀咕了句，他就用力拽着她的胳膊往前走，把胳膊都拉红了；说“要执行任务”，却被倩月在朋友圈看到他跟朋友吃饭，问起还不耐烦。 小敏劝她“分了吧，他根本不爱你”，倩月也动摇了。5月28号提分手，洪峤说“我错了，你别离开我”。可两天后，她朋友圈发了九宫格照片，字母连起来是“洪峤 I love you to death forever”。小敏问她，她回复“我舍不得，他会改的”。小敏只觉得，她太傻——爱情里最可怕的，是一次次原谅不该原谅的人。 2020年6月21日端午节，倩月带洪峤回宝应县。亲戚们都来了，洪峤表现得彬彬有礼，给李胜递烟，给陈杰夹菜，说“会好好照顾倩月”。亲戚们都夸“是个好孩子”，李胜夫妻俩也放了心。饭桌上，洪峤给倩月夹排骨，她笑着剥粽子给他。李胜看着女儿的笑脸，想着“终于找着好归宿了”，却不知这是最后一次见她笑得那么甜。 三天后，倩月跟洪峤去南京见他父母。洪峤父母叫她“小李”，她跟团支书说“他们认可我了，秋天要偷户口本领证”，声音里满是期待，像盼着糖果的孩子。 7月6号，倩月买了7月9号飞西双版纳的机票。洪峤说“带你去云南赴秘密约会，就我们俩，很浪漫”。她开心地收拾行李，放进洪峤送的军用模型，还带上给他买的普洱茶饼——听他说过喜欢喝。跟纯子借2000块钱时，她说“回来给你带鲜花饼”，纯子叮嘱“每天报平安”，她笑着答应，可这成了她们最后的对话。 7月7号晚上，倩月还跟洪峤、张晨光、曹泽清组队玩游戏。洪峤说“玩游戏联系不会留痕迹”。游戏结束，三人借口“买水”去了僻静巷子，洪峤示范“动手”方法，张晨光和曹泽清跟着学，黑影在墙上晃得像幽灵。 7月9号早上，倩月背着书包去南京禄口机场，给陈杰发微信：“妈妈，我去云南玩，过几天回。”陈杰回复“注意安全，发照片”，却没等来回音——她已上飞机关了手机。 经昆明转机到西双版纳，飞机上邻座女孩问她去干嘛，倩月笑着说：“男朋友在等我，我们要去没人的地方约会。”女孩说，当时她眼里全是幸福，说起男友就笑。 当晚9点16分，倩月戴口罩、持浅蓝色雨伞，经过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星海查缉点。冷白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她给洪峤发微信“我到了，你在哪”，没收到回复。这时张晨光走过来，拿手电筒说“洪峤在前面等你”。倩月跟着他走，路上只有手电光照亮脚下的路。 到了勐海县普洱茶公园——还没建成的园区没有路灯，高树交错像张巨网，青苔地滑得难走。倩月有点怕：“洪峤怎么没来？”张晨光说“快了”。走到预先挖好的坑边，张晨光突然抓她胳膊，她想喊，嘴被曹泽清捂住。她挣扎着流泪，眼里满是恐惧——那个说要保护她、娶她的人，为什么要骗她？ 最终，她被杀害埋进坑里，泥土盖过身体时，眼睛还睁着，像在等洪峤出现。而洪峤此刻正在南京出租屋喝啤酒，等着张晨光和曹泽清的“汇报”。看了他们发来的作案视频，他冷笑一声，让他们删视频去缅甸躲着。 7月10号早上，李胜给倩月打电话没人接，发微信也没回，以为她玩得忘看手机。可到下午还联系不上，他开始慌了。陈杰哭着说“是不是出事了”，他安慰“手机没电了”，心里却没底——女儿从不会这么久不回话。 7月12号，洪峤找上门，装得很着急：“倩月可能跟服装店老板有关，老板对她动手动脚，她躲起来了。”李胜去问老板娘，对方说“没有的事，她离职是因为要毕业，我们都很喜欢她”。洪峤还跟倩月同学说“她出轨骗钱”，可没人信——倩月从不是那样的人。 夫妻俩开始四处寻找：去学校问，老师说她7月9号请假去云南了；去洪峤出租屋，没人开门；去派出所报案，警方说“失联时间不够，不能立案”。走投无路的李胜在微博发寻人启事，附倩月照片：“22岁，身高1米63，7月9号去西双版纳失联，知情者请联系。” 网友纷纷转发，有人说“9号晚上在星海查缉点见过她”，有人说“洪峤是无业游民，根本不是做保密工作的”。李胜心里燃起希望：女儿可能还活着。 7月24号，勐海警方接到线索，带着警犬在普洱茶公园搜了两天。7月31号，警犬在坑里发现遗体，露出的浅蓝色衣角和倩月穿的一样。dNA比对确认是倩月，警方很快锁定洪峤、张晨光、曹泽清。8月3号下午，警方在南京抓捕洪峤——他正拿着倩月帮同学拿的毕业证准备出门，看到警察还平静地问“怎么了”。张晨光、曹泽清也相继被捕，曹泽清被捕时还在打游戏，说“这局肯定赢”。 李胜接到警方电话时，正在整理倩月的照片。“找到倩月了，遇害了”——相册“啪嗒”掉在地上，照片散了一地。陈杰当场晕过去，醒后哭着说“我不信”，可警方的照片让她不得不接受现实。那晚，夫妻俩坐在客厅看女儿的照片一夜未眠，陈杰抱着倩月的衣服哭，李胜抽了一地烟蒂。 2021年12月17号，案件原定一审开庭。李胜夫妻俩提前三天到西双版纳，住小旅馆，每天早上去普洱茶公园祭奠。李胜带倩月爱吃的草莓蛋糕：“爸爸来看你了”；陈杰摸着树哭：“妈妈没保护好你”。他们每天去法院门口问情况，李胜总买个苹果：“苹果代表平安，希望今天能开庭”。可开庭前一天，通知说“庭审取消”。李胜蹲在法院门口的雨里，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子，他攥着陈杰递的纸巾，直到揉成湿团，心里想“倩月，爸爸对不起你”。 2022年1月28号，离除夕还有三天，案件第二次开庭。西双版纳有疫情，夫妻俩只带了两个亲戚，庭审持续11小时，洪峤等人视频出庭。穿囚服的洪峤头发剪短了，眼神依旧冷漠，法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平淡地说“她不尊重我，跟别人暧昧”。李胜突然看见他不屑地笑了，攥紧拳头指甲嵌出血，想冲上去却被法警拦住，陈杰拉着他哭：“为了倩月，冷静点。” 2022年7月7号，西双版纳中院一审宣判。当法官念出“被告人洪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李胜身子晃了晃——两年的煎熬终于有了结果。陈杰趴在旁听席哭：“倩月，凶手判死刑了，你可以安息了。” 那天，李胜在微博发文：“全国的网友你好，我是李倩月的父亲……这个结果是给女儿最好的告慰，我马上去勐海告诉她。”下午，夫妻俩带花去普洱茶公园，李胜蹲在坑边轻声说：“倩月，爸爸没让你失望”；陈杰摸着泥土：“女儿，跟爸妈回家”。夕阳洒在山林，风吹树叶沙沙响，像女儿的回应。 如今，李胜夫妻俩还住城北的两室一厅，倩月的房间保持着原样：书桌上日语笔记的小图标依旧清晰，衣柜里挂着兼职时的碎花裙和歌手大赛的白连衣裙，墙上补过的奖状还在。每天早上，陈杰去擦书桌、整理衣服，翻着日语笔记，像女儿只是去上课了。李胜还在粮管所上班，更沉默了，下班就坐在沙发看照片——有张倩月坐在他肩膀上的合影，父女俩笑得灿烂，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 陈杰回幼儿园上班，看到扎高马尾、穿粉裙子的孩子就想起倩月。有次小女孩拉着她问“老师怎么哭了”，她蹲下来摸着孩子的头：“老师没事，只是想妈妈了。” 他们拒绝了所有捐款和赔偿，李胜说“只想过平静生活”。他想写本书，记录女儿的故事：“希望别的女孩吸取教训，别轻易相信陌生人，保护好自己。” 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落在倩月的奖状上，透明胶带的痕迹在光里泛着微光，像从未熄灭的希望。 第88章 缅北狼窝 2023年5月的宜宾，竹海镇的竹浪正随着初夏的风轻轻起伏，青灰色的瓦檐下，一碗刚煮好的燃面冒着热气。小李坐在自家堂屋的木桌前，看着母亲颤抖着给自己夹了一筷子笋干，突然红了眼眶——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吃到没有霉味、不用掺着狗粮的热饭。 桌角的手机屏幕亮着，是四川宜宾市公安局梁海分局民警发来的消息：“安心在家，后续事宜我们会跟进。”指尖划过屏幕，小李的思绪又飘回了那个尘土飞扬、充斥着电棍嗡鸣和狗吠的缅北小镇。 小李的家在宜宾市竹海镇，这里是“中国竹子之乡”，漫山遍野的楠竹像绿色的海洋，风一吹，竹叶沙沙响，能盖过镇上小集市的喧闹。2018年，22岁的小李从外地打工回来，没再出去——他看着家门口那片竹海，琢磨着做竹特产生意：收老乡家的竹荪、笋干，打包好卖给城里的餐馆和电商平台。 “小李，你这竹荪是不是今年新晒的？”每个赶集日，总会有熟客在他的小摊前停下。小李总是笑着掀开纱布，露出雪白的竹荪：“张婶，您放心，都是上周刚收的，没掺一点陈货。”他的小摊不大，就一张木桌，铺着蓝格子布，旁边放着一个泡沫箱，里面装着冰袋，怕天热坏了干货。 那时候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足够安稳。每天早上，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去山里收货，中午在老乡家蹭碗饭，下午回来打包发货，晚上跟母亲坐在院子里剥玉米，听她念叨“该找个对象了”。他跟母亲说：“等我再赚两年，把小摊扩成小店，就娶媳妇。”母亲笑着拍他的手：“不急，先把日子过稳当。” 2019年底，小李的生意刚有起色——他跟城里两家连锁餐馆签了供货协议，每个月能稳定赚八千多。他还在镇上租了个小仓库，打算年后进一批真空包装机，把特产卖到更远的地方。可谁也没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 2020年春节刚过，疫情的消息传到了竹海镇。一开始，只是镇上的集市停了，后来，城里的餐馆也关了门——餐馆老板给小李打电话，语气无奈：“小李，实在对不住，我们这停业了，货暂时不要了。” 小李拿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仓库里，看着堆得像小山似的竹荪和笋干，心里发慌。他试着在网上卖，可快递停了，就算有人下单，也发不出去。老乡们也来问：“小李，还收笋干不？”他只能苦笑着摇头：“再等等，等快递通了再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仓库里的干货开始受潮，有的甚至长了霉点。小李心疼得直跺脚——那都是他真金白银收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跟亲戚借的钱。母亲看着他日渐憔悴，偷偷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儿子，实在不行，咱就把货处理了，别亏太多。” 可处理也没人要。到了3月份，小李不仅赔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两万多块钱。他每天坐在家门口的竹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过出去找工作，可疫情期间，哪里都不好找；想再做点小生意，又没本钱。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发小阿强打来的。 阿强跟小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年前去了“外地”，偶尔会给小李发些“赚钱”的朋友圈，比如晒豪车、晒现金。小李之前没太在意，觉得阿强可能是运气好。 “喂，强子，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小李接起电话，声音有点蔫。 “咋了？听你声音不对啊。”阿强的语气很热情，“是不是生意不好做？” 小李叹了口气，把疫情导致生意崩盘的事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阿强突然说：“兄弟，要不你跟我来干？我这边有个活儿，轻松，一年能赚几十万。” 小李愣了一下：“几十万？啥活儿这么赚钱？” “电话销售，很简单，就是给人打打电话，介绍产品。”阿强说得轻描淡写，“现在好多行业都做这个，你之前做过生意，口才好，肯定能行。” 小李有点心动，但又有点犹豫：“在哪啊？离宜宾远不远？” “不远，就在瓦邦，缅甸北部，离云南边境近，你坐车到云南，我让人接你。”阿强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了，路费不用你出，到了公司，老板给报。” 挂了电话，小李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几十万，要是能赚到，不仅能还了债，还能把小店开起来。可他也听人说过，缅甸北部不太平，有点乱。他跟母亲商量，母亲皱着眉：“那地方太远了，要不还是在本地找活儿吧？” 可那时候的小李，满脑子都是“赚大钱”，没把母亲的担心放在心上。接下来几天，阿强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每次都催他：“兄弟，机会不等人，我这都帮你留好位置了，再不来就给别人了。”还发了几张“公司宿舍”的照片——照片里是干净的单间，有空调，有阳台。 小李彻底被说动了。他跟母亲说：“妈，我去试试，要是不行，我就回来。”母亲拗不过他，只能帮他收拾了行李，塞了几百块钱在他兜里：“在外边照顾好自己，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2020年3月中旬，小李背着行李，坐上了去云南的火车。他不知道，这一去，等待他的不是“年薪几十万”的工作，而是地狱般的三年。 从宜宾到云南边境，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转长途汽车。到了云南一个小镇，阿强说的“接他的人”来了——是两个皮肤黝黑、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迷彩服，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是小李吧？跟我们走。”其中一个男人说，语气没什么温度。 小李跟着他们，坐上了一辆破旧的皮卡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越开越偏，最后停在了一片山林边。“下来，跟着我们走。”男人说。 小李跟着他们翻山，山路崎岖，到处是碎石和荆棘，他的鞋子被划破了，脚也磨出了血。走了大概三个小时，终于到了一条河边——河对岸，就是缅甸瓦邦。 “快，坐船过去。”男人催促着，把他推上了一艘小竹筏。竹筏很小，只能坐两个人，船夫划着桨，河水湍急，小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到了对岸，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路边全是低矮的铁皮房，墙上贴着“招工”的海报，上面写着“月薪过万，包吃包住”。几个背着枪的人站在路边，眼神凶狠地盯着来往的人。 “跟我们去公司。”接他的男人又说，带着他往小镇深处走。走了大概十分钟，到了一栋两层的铁皮房跟前，门口站着两个拿着电棍的看守。 “进去吧。”男人把他推进门，然后转身就走。 小李刚进门，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男人就走了过来，伸手：“手机拿出来。” “为啥要拿手机？”小李有点警惕。 “公司规定，上班期间不能用私人手机，统一保管。”男人的语气很强硬，旁边的看守也凑了过来，手里的电棍发出“滋滋”的响声。 小李不敢反抗，只能把手机递了过去。男人接过手机，随手扔在一个铁盒子里，里面已经装了十几部手机。 “跟我来。”男人带着他上了二楼，推开一间房门——里面挤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年轻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脸色都很苍白。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排气扇在转，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霉味。 “找个地方坐下，不准说话，不准乱动。”男人说完，就关上门走了。 小李找了个角落坐下，旁边一个看起来跟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偷偷碰了碰他的胳膊，小声说：“你也是来做‘电话销售’的？” 小李点点头：“是啊，你呢？” “我也是，被骗来的。”年轻人叹了口气，“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公司，是诈骗窝点，我们都被控制了。” 小李心里一沉：“你怎么知道？” “我来了三天了，手机被收了，不让出去，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年轻人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想回家，可他们看得太紧了。” 小李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想起母亲的叮嘱，想起家里的竹浪，心里又悔又怕。可现在，手机被收了，门被锁了，他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天，小李和其他年轻人被关在房间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想上厕所，得先跟看守打报告，然后由看守跟着去——厕所是露天的，又脏又臭。他们不准交流，一旦被看守发现说话，就会被用电棍打。 小李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出去。可他看着门口荷枪实弹的看守，又不敢轻举妄动。他想起阿强，想起那个热情的发小，心里又恨又气——原来，所谓的“好兄弟”，只是把他推进火坑的刽子手。 2020年8月，小李被关了五个月后，终于被“转移”了——两个看守把他从铁皮房里拉出来，推上了一辆皮卡车。车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停在了一栋更大的建筑前，上面写着“xx科技公司”。 走进公司，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链子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张纸。“你叫小李是吧？”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签了这张欠条，你就可以‘上岗’了。” 小李拿起纸一看，上面写着：“今欠xx公司10万元，用于支付‘劳务介绍费’，将通过工作所得偿还，若未还清，自愿接受公司处罚。” “我没借你们钱，为什么要签？”小李下意识地拒绝。 “没借？”金链子男人冷笑一声，指了指门口的看守，“你从瓦邦过来，路上的路费、食宿费，都是我们给的；把你从之前的地方‘买’过来，又花了5万。这10万，是你欠我们的。” 小李这才明白，原来他和其他年轻人，都是被“倒卖”的——之前控制他们的人，是专门“招工”的中介公司，把他们骗来、控制住，再卖给诈骗公司，诈骗公司再让他们签欠条，相当于“买人”的钱，要由他们自己还。 “我不签。”小李咬着牙说。 “不签？”金链子男人挥了挥手，两个看守立刻走了过来，手里拿着电棍，还有一个看守竟然端着一把枪，枪口直接顶在了小李的太阳穴上。 冰冷的枪口贴着皮肤，小李的身体瞬间僵住了。“签不签？”看守的声音很凶。 小李看着枪口，又看了看金链子男人的眼神，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他颤抖着拿起笔，在欠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欠条，小李被直接带到了“机房”——一个几百平米的房间，摆满了电脑，每个电脑前都坐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电话，嘴里说着什么。“坐下，这是你的工位。”一个看守把他推到一个空位上，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话术，“照着念，每天必须骗到5000块，完不成任务，就等着受罚。” 小李看着话术单，上面全是骗钱的套路：“您好，我是xx金融公司的，您有一笔额度可以提现，需要先交手续费”“您的快递丢失了，我们可以赔偿，但需要您提供银行卡信息”……他之前做小生意，从来都是诚信经营，现在让他骗别人的钱，他实在做不到。 第一天，小李坐在电脑前，手里拿着电话，却一个都没打出去。到了晚上，看守过来检查业绩：“你今天骗了多少钱？” “我没打……”小李的声音很小。 “没打？”看守二话不说，拿起电棍就朝他的胳膊打了过去。“滋滋”的电流声响起，小李疼得大叫一声，胳膊瞬间就肿了起来。“明天再完不成任务，就打断你的腿！” 接下来的几天，小李只能硬着头皮打电话。可他说话结结巴巴，根本没人信他的话。有一次，他给一个老人打电话，老人说：“小伙子，你这是诈骗吧？我儿子是警察，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小李吓得赶紧挂了电话。 业绩一直完不成，小李每天都要被打。有时候是电棍，有时候是皮带，有时候是拳头。他的胳膊、背上全是伤，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机房里的其他人也一样，只要完不成任务，就会被虐待。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连续一周没业绩，被看守打得嘴角流血，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小李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回家。 在机房待了一个月后，小李认识了两个跟他一样想逃跑的年轻人——一个是贵州的小杨，一个是湖南的小陈。他们三个偷偷约定，等看守换班的时候，趁乱逃出去。 换班时间是晚上12点，那时候看守会去吃饭，只有一个人在门口守着。他们计划好：小杨负责引开门口的看守，小陈负责开门，小李跟着他们一起跑。 那天晚上，小李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又紧张又期待——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母亲的笑脸，看到了竹海镇的竹浪。 11点50分，小杨悄悄起身，走到门口，故意咳嗽了一声。门口的看守不耐烦地问：“干什么？” “我想上厕所。”小杨说。 看守骂了一句，打开门，跟着小杨往厕所走。小陈趁机冲过去，打开了宿舍的门。“快，跑！”小陈压低声音说。 小李跟着他们，撒腿就跑。宿舍在一楼，出门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尽头是公司的大门。他们跑得很快，眼看就要到大门了——突然，一束强光灯照了过来，像舞台上的追光，瞬间把他们钉在了原地。 “站住！别跑！”看守的喊声响起，紧接着，就是“嗖嗖”的风声——是看守在扔石头，还有狗吠声，越来越近。 小李回头一看，几个看守拿着电棍、牵着狼狗追了过来，还有两辆皮卡车开着大灯，朝他们冲过来。“快跑！”小李大喊一声，可他们怎么跑得过汽车和狼狗？ 没跑几步，小陈就被狼狗扑倒了，狼狗咬着他的腿，疼得他大叫。小杨想回去救他，却被看守用电棍打倒在地。小李也没能幸免，一个看守从后面追上他，用皮带缠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倒在地。 他们三个被拖回了公司，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金链子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根钢管：“想跑？我让你们知道，跑的后果是什么。” 看守们把他们拖到院子里，用电棍劈头盖脸地打。小李的胳膊被打得“咔嚓”一声，他疼得晕了过去——后来他才知道，他的胳膊骨裂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潮湿的小房间里——房间里全是水，没到了他的脖子，他的双手被铁链绑着，吊在房梁上，只能仰着头，才能不被水淹死。这就是他们说的“水牢”。 水很凉，还带着一股腥臭味，小李的伤口泡在水里，疼得钻心。他想动，可铁链勒得太紧，稍微一动，脖子就被勒得喘不过气。 第一天，没有人给他饭吃，也没有人给他水喝。小李饿得头晕眼花，嘴唇干裂。他看着眼前的黑暗，心里充满了绝望——他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 第二天，看守打开水牢的门，扔进来一碗狗粮：“吃吧，不吃就饿死你。” 小李看着那碗狗粮，胃里一阵翻腾。可他太饿了，不吃就活不下去。他只能忍着屈辱，捡起狗粮，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在水牢里待了七天，小李和小杨、小陈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们的皮肤被水泡得发白，伤口感染化脓，浑身都是臭味。直到他们三个都服软了，对着金链子男人磕头：“老板，我们错了，再也不跑了，求您放我们出去吧。” 金链子男人才让人把他们从水牢里拉出来，扔回了宿舍。小李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着自己的胳膊——肿得像个馒头，一动就疼。他心里想：再也不跑了，保命要紧。 被从水牢里放出来后，小李老实了一段时间。他每天按时打电话，虽然还是骗不到钱，但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听话”。可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打得越来越惨，看着自己的欠条永远还不完，他逃跑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这一次，他跟另外两个年轻人计划得更周密——他们知道公司后面有一道围墙，围墙不高，只要能翻过去，就能逃到镇上。他们还偷藏了一把小剪刀，打算用来剪断围墙上的铁丝网。 那天晚上，他们趁看守不注意，偷偷溜到了围墙边。小李用剪刀剪断铁丝网，刚要翻过去，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谁在那儿？”看守的声音响起。 他们吓得赶紧跑，可还是被看守抓住了。这一次，金链子男人没有打他们，而是把他们带到了公司的空地上——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都是机房里的年轻人。 空地中间，躺着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人，正是之前跟小李一起被关在水牢里的小陈。“他想跑，这就是跑的下场。”金链子男人说，然后挥了挥手，两个看守拿起棍子，朝小陈的身上打去。 “砰！砰！砰！”棍子打在身上的声音，让所有人都不敢说话。小陈的惨叫声越来越小，最后没了声音。 然后，看守们把小陈的尸体拖到一边，泼上汽油，点燃了火柴。“轰”的一声，火焰瞬间窜了起来，浓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 金链子男人看着所有人，声音冰冷：“谁再想跑，就是这个下场。” 小李站在人群里，浑身发抖，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看着那团火焰，心里的最后一点勇气也没了——他知道，只要再跑，他也会像小陈一样，被打死，被烧掉。 从那以后，小李再也不敢想逃跑的事了。他开始麻木地打电话，麻木地被打，麻木地吃着掺着狗粮的饭。他不再想母亲，不再想竹海镇，他只想活着——哪怕活得像条狗。 没过多久，小李又被转卖了。这一次，他被卖到了另一家诈骗公司，欠条从10万变成了50万。新公司的条件更差，机房里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他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完不成任务，就会被关在小黑屋里，不给饭吃。 小李的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体重从130斤降到了90斤。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像个活死人。他想：也许，我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2021年下半年，小李又被转卖了——这一次，他被卖到了缅北有名的“创赢公司”。这家公司在当地实力很大，有一个很大的园区，园区周围是三米高的围墙，围墙上拉着铁丝网，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看守在巡逻。 进了创赢公司，小李又签了一张欠条——这一次，金额是200万。“为什么是200万？”小李不解地问。 “因为我们公司给你提供了‘更好的资源’，你要靠这些资源赚钱还债。”负责人说，语气不容置疑。 小李看着那张欠条，心里一片冰凉——10万、50万、200万，他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他知道，这一辈子都还不完。 创赢公司的“规矩”更残酷，有三种惩罚机制，分别叫“盲盒”“训狗场”“斗兽场”。小李刚进公司的时候，就听老员工说过这三种惩罚的可怕。 “盲盒”主要针对女孩子。只要女员工完不成业绩，就会被扒光衣服，蒙上黑布，送到“盲盒区”。那里有很多“客户”，可以花钱“挑选”她们，把她们带走，进行虐待。有的女孩子被带走后，就再也没回来过——老员工说，她们有的被殴打致死，有的被割去肾脏，扔在路边。 “训狗场”则男女都有。被惩罚的人要戴上狗罩——就是宠物狗戴的那种，防止咬人的罩子，然后在地上爬，一天工作18个小时，不能说话，只能学狗叫。只要有人站起来，或者说话，就会被看守用电棍打。有一次，小李看到一个年轻人因为忍不住说了一句话，被看守打得肋骨断裂，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斗兽场”是最残酷的。公司会把两个完不成业绩或者想逃跑的人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他们互相殴打，直到其中一个人被打死。有的“客户”会下注，赌谁能赢。小李从来没见过斗兽场，但他听人说过，每次斗兽结束，笼子里都会溅满鲜血，像地狱一样。 小李每天都活在恐惧中，他怕自己完不成业绩，怕自己被送到“盲盒区”“训狗场”或者“斗兽场”。他开始拼命地打电话，不管对方是谁，他都照着话术单念，哪怕知道自己是在骗别人的钱。 有一次，他给一个老太太打电话，老太太说：“小伙子，我只有500块钱，是我的养老钱，你别骗我。”小李的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可他还是说：“阿姨，您放心，这是真的，您把钱打过来，就能拿到赔偿了。”最后，老太太把500块钱打了过来。挂了电话，小李蹲在地上，哭了很久——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坏人，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也许是运气好，也许是他的“努力”有了效果，2022年上半年，小李的业绩竟然达标了。负责人没有惩罚他，还允许他在工作的时候用手机——当然，只能用来联系“客户”，不能打私人电话。 小李看着手里的手机，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联系中国警方。他之前在机房里听人说过，中国警方会解救被困在缅北的同胞。他想：也许，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从那天起，小李开始偷偷地找机会联系警方。他知道，一旦被公司发现，他肯定会死。所以，他每次用手机的时候，都格外小心——趁看守不注意，快速打开手机里的反诈App，找报警电话。 第一次尝试联系警方的时候，小李的手一直在抖。他在反诈App上留言：“我是中国公民，被困在缅北创赢公司，求你们救我。”留言发出去后，他赶紧删除了记录，把手机放回原位。 接下来的几天，小李每天都偷偷登录App，查看有没有回复。直到第三天，他看到了一条回复：“请提供你的具体位置、公司的布局、看守的换班时间，我们会尽快制定解救计划。” 小李激动得差点哭出来。他开始偷偷观察公司的布局：园区有两个大门，正门有四个看守，后门有两个看守；看守的换班时间是早上5点和晚上12点；他的宿舍在三楼，窗户下面是二楼的阳台。 他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地发给警方，还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警方回复他：“我们会安排人在园区外接应你，你需要在5月2号早上5点，趁看守换班的时候，从宿舍窗户逃出来，然后到园区外500米的路口，我们的警车在那里等你。” 为了确保计划成功，警方还教了小李一个逃生技巧：用床单打成结，从三楼窗户荡到二楼阳台，然后跳下来逃跑。小李偷偷把宿舍里的床单攒起来，藏在床底下——他有三条床单，应该够长。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李每天都在偷偷准备。他会趁看守不注意，在宿舍里练习打床单结；他会故意跟看守聊天，确认换班时间；他会偷偷观察园区外的路线，确保自己能找到接应点。 这三个月里，小李每天都活在紧张和期待中。他怕计划被发现，怕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可他又期待着5月2号的到来，期待着能回到祖国。 2023年5月1号晚上，小李把三条床单接在一起，打成了结，藏在窗户旁边。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默念：“妈，我明天就回家了。” 2023年5月2号早上5点，天还没亮，园区里一片寂静。看守开始换班，正门的看守去吃饭了，只有一个人在门口守着。 小李听到看守换班的声音，立刻爬起来，把床单结绑在窗户的栏杆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窗户，往下看——二楼的阳台离他大概有三米远，床单结刚好够长。 “一定要成功。”小李深吸一口气，抓住床单结，慢慢往下荡。风一吹，床单结晃了起来，他的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终于，他落到了二楼的阳台——还好，没有惊动任何人。 二楼阳台离地面还有两米多高，小李咬了咬牙，跳了下去。“咚”的一声，他的脚腕传来一阵刺痛，应该是崴了。可他顾不上疼，爬起来就往园区外跑。 园区的后门只有一个看守，小李趁看守转身的瞬间，冲了过去。看守发现了他，大喊：“站住！别跑！”然后拿起电棍追了过来。 小李不敢回头，拼命地跑。他知道，从园区到接应点还有500米，这500米，就是他的生死线——跑过去，他就能活；跑不过去，他就会被抓回去，面临的将是比水牢、斗兽场更残酷的惩罚。 风在耳边呼啸，脚腕的疼痛越来越剧烈，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肺像要炸开一样。他能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喊叫声，还有皮卡车的引擎声——看守开着皮卡车追过来了。 “快到了，快到了。”小李心里默念着。终于，他看到了路口的警车——警车上的警灯闪着，像黑暗中的希望之光。 他冲到警车前，一个民警打开车门，把他拉了进去。“快，开车！”民警大喊一声，警车立刻发动，冲了出去。 小李坐在警车里，看着窗外的风景快速后退，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又摸了摸自己的胳膊——这不是梦，他真的逃出来了。 警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停在了一条河边。“过了这条河，就是中国国境线了。”民警说，“你沿着河岸走一公里，从浅水区过河，我们的人在对岸等你。” 小李点了点头，接过民警递给他的一件外套，下了车。他沿着河岸走，脚腕的疼痛让他每走一步都很艰难。终于，他到了浅水区，河水冰冷，没过了他的膝盖。他一步步地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到祖国。 就在他快要到对岸的时候，身后传来了皮卡车的声音——创赢公司的看守追过来了。小李加快脚步，终于，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岸边，几个民警正在等他。“欢迎回家。”一个民警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暖。 小李看着民警的笑脸，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从2020年3月偷渡缅北，到2023年5月回到祖国，整整三年，他终于回来了。 小李被民警送到了云南的一家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胳膊有旧伤（骨裂后遗症），脚腕崴了，身上还有很多陈旧性伤痕，营养不良，需要好好调理。 在医院的日子里，民警帮他联系了家人。当母亲的电话打过来时，小李听到母亲的声音，再也忍不住：“妈，我回来了，我对不起你。” 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传来：“儿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等你回家。” 几天后，在云南警方和四川宜宾驻云南边防工作组的帮助下，小李坐上了回宜宾的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百感交集——这三年来的恐惧、痛苦、绝望，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回到竹海镇的那天，母亲早早地在村口等他。看到小李从车上下来，母亲冲过去，抱住他，哭得像个孩子。“儿子，你瘦了好多，你看你这胳膊，都是伤。”母亲摸着他的胳膊，心疼得直掉眼泪。 回到家，母亲给小李做了他最爱吃的燃面，还炖了竹荪鸡汤。小李坐在桌前，吃着热饭，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突然觉得，能活着回家，真好。 后来小李才知道，为了抓他，创赢公司出动了十几个人，还发布了40万人民币的悬赏令，要活捉他。还好，他已经回到了国内，安全了。 在家休养的日子里，宜宾市公安局梁海分局的民警来看过他几次，跟他了解创赢公司的情况，希望能帮助更多被困在缅北的同胞。小李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民警——公司的布局、负责人的名字、看守的换班时间，他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让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能回家。 2023年6月1号，小李看到新闻：6名被骗到缅北的少年被成功解救回国。他看着新闻里少年们和家人团聚的画面，心里很高兴——又有6个家庭团圆了。 小李是幸运的，他从缅北的地狱里逃了出来，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人身边。可还有很多人，被困在缅北，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有的被虐待，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割去器官，永远也回不了家。 据警方统计，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公民被“高薪招聘”“一夜暴富”的谎言骗到缅北，从事电信诈骗、赌博等违法活动。这些人一旦到达缅北，就会被没收手机、限制自由，被迫签下高额欠条，成为诈骗公司的“工具人”。他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完不成任务就会被虐待，想逃跑就会被打死。 小李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所有人： 1. 找工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的“高薪招聘”“低门槛高收入”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到境外工作的，一定要谨慎。 2.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谎言，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不劳而获的想法都是危险的。 3. 如果有人跟你推荐“缅甸北部”“柬埔寨”“老挝”等地区的工作，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地方往往是电信诈骗、赌博犯罪的高发区。 4. 如果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被骗到境外，一定要及时联系中国警方或中国驻外使领馆，寻求帮助。 现在的小李，已经恢复了健康。他打算重新做起自己的竹特产生意，这次，他要踏踏实实地干，再也不幻想“一夜暴富”。他说：“经历过生死，我才明白，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日子，才是最好的日子。” 第89章 金沙滩血案 咱们得从2002年11月26号那天的阳光说起。怀仁县的冬天来得早，刚过十一月末，空气里就裹着刺骨的凉，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刑警二中队的办公室里，暖气烧得不算旺，李海军李队正埋在一摞卷宗里，眉头拧成了疙瘩。 手里这起抢劫案刚摸到点眉目，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终于串上了，桌上摊着的指纹比对报告、银行流水单，还有证人笔录，都是熬了三个通宵才理出来的线索。 他腰带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那种老旧诺基亚的震动声，“嗡嗡”地贴着皮肉响，搅得他心里发烦。一开始李队没打算接，笔尖还停在卷宗上“嫌疑人曾在金沙滩镇取款”那行字上，脑子里正琢磨着要不要派人去镇上的信用社调监控。可那手机跟跟他较劲似的，震了停，停了又震，没完没了。李队叹了口气，心里嘀咕：别是局里有急事，或是家里出了啥状况？他腾出一只手，把手机从皮套里拽出来，屏幕上显示的是个陌生号码，但归属地是金沙滩——他老家那边的。 “喂，谁啊？”李队的声音带着点被打断思路的不耐烦，手指还在卷宗边缘无意识地敲着。 电话那头的人像是刚跑过步，喘得厉害，声音发颤，还带着哭腔，跟放连珠炮似的：“海军！是我！老刘啊！你同学李万俊……他媳妇让人杀了！我就在他家门口呢！万俊出车没在家，俩孩子哭得快背过气了，你赶紧带人来！” “你说啥？”李队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卷宗上，墨水在“抢劫案”三个字上晕开一小团黑。他猛地站起来，办公室里的椅子被带得往后滑了半米，撞到墙发出“咚”的一声。“谁被杀了？万俊的媳妇？张烨？” “对对对！就是张烨！你赶紧来金沙滩农牧厂家属区，西头第二个院，再晚……再晚我怕现场被破坏了！”老刘的声音里还夹杂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透过听筒传过来，像针一样扎在李队心上。 “我马上到！你先看着点，别让无关人等靠近！”李队挂了电话，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就往外冲，一边跑一边喊：“小马、马启胜！带上勘察箱，跟我去金沙滩！出人命了！” 二中队的民警们一听“出人命”，都跟打了鸡血似的，抄起装备就往警车那边跑。李队坐在副驾驶座上，脑子里全是李万俊和张烨的样子。上学时他跟李万俊是同桌，万俊憨厚，总爱把家里带的馒头分他一半；张烨是后来嫁过来的，第一次见时，她穿着红棉袄，站在万俊旁边，笑得腼腆，还给他递过一杯热水。怎么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 警车在乡间小路上飞驰，车窗上结了层薄霜，李队用手擦了擦，外面的景象飞速后退，光秃秃的白杨树，地里没来得及收的玉米杆，还有偶尔路过的农用三轮车。他心里急得跟火烧似的，又试着给老刘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更详细的情况，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他又拨金沙滩派出所的电话，响了十多声，还是没人接。 “难道是恶作剧？”李队心里闪过一丝侥幸，可转念一想，这种事没人会拿来开玩笑。他深吸一口气，掏出手机给大队长宁正打了个电话，把情况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宁队，金沙滩农牧厂家属区发生命案，死者是我同学李万俊的妻子张烨，我现在正带队员过去，先保护现场，等您指示。” 宁队在电话里沉声道：“注意保护现场，别破坏痕迹，我随后就到。” 四十多分钟后，警车开到了金沙滩农牧厂家属区的巷子口。这巷子李队太熟悉了，他小时候就在这儿玩大的，夏天跟小伙伴在巷子里弹玻璃球，冬天在雪地里堆雪人。可今天，这条平日里热闹的巷子却透着股诡异的安静，几个邻居远远地站在巷子口，交头接耳，眼神里满是恐惧。巷子西头第二个院门口，围了几个人，老刘正拦着不让人进去，看见警车来了，赶紧跑过来。 “海军，你可来了！”老刘的眼睛红得像兔子，脸上还挂着泪，“万俊还没联系上，俩孩子在屋里哭呢，我没敢让他们出来。” 李队点点头，没说话，先从车里拿出手套和鞋套戴上，又给队员们分了装备，才推开虚掩的院门。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屋里传来的孩子哭声，断断续续的，听得人心揪。正房的门还锁着，是那种老式的铜锁，锁芯没坏，看样子是凶手离开时锁上的。 “李队，金沙滩派出所的人已经在周围布控了，刚才打电话没人接，是因为他们全员都出来保护现场了。”小马跑过来汇报，手里拿着勘察灯。 李队“嗯”了一声，走到屋门口，侧耳听了听，屋里的哭声小了点，像是有人在安慰。他轻轻敲了敲门：“里面的人别怕，我们是县公安局的。” 门开了，开门的是李万俊的邻居王大娘，她手里抱着万俊六岁的儿子，孩子的脸哭花了，眼睛肿得像核桃，看见穿警服的人，又开始哭：“妈妈……我要妈妈……” 李队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轻轻擦了擦孩子脸上的眼泪和鼻涕，又摸了摸孩子的头：“别怕，叔叔会帮你找妈妈的。”孩子的眼泪蹭在他的警服上，留下一小片湿痕。他站起身，又擦了擦自己眼角不自觉涌出来的泪水，深吸一口气：“王大娘，麻烦您先把孩子带出去，我们要勘察现场。” 王大娘点点头，抱着孩子走了。李队掏出钥匙，是老刘从孩子手里拿来的，打开了正房的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混合着屋里的煤烟味，让人胃里发紧。正房分东西两间，堂屋的桌上还放着没洗的碗，碗里剩下的面条已经凉透了。 东屋的门虚掩着，李队推开门，用勘察灯照了进去，张烨躺在炕沿上，仰着脸，双手被反剪在背后，用一根一米多长的单股铜芯电线捆着。那电线是黑色的外皮，被剥掉了一截，露出里面的铜丝，铜丝已经被勒得有些变形，紧紧地嵌在她的手腕上。剩下的电线绕在她的脖子上，一圈又一圈，在脖子中间勒出一道深紫色的痕迹。她的脸上搭着一条白色的毛巾，毛巾是湿的，水渍顺着她的脸颊流到炕沿上，滴在地上的瓷砖上，形成了几个小小的水洼。 最让人心里发寒的是，张烨穿的那条豆绿色腈纶毛裤，裤裆处被人用刀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边缘很整齐，能看到里面的秋裤。李队皱着眉，示意技术员过来拍照：“仔细拍，特别是电线的缠绕方式、毛巾的位置，还有毛裤上的刀伤。” 技术员蹲在地上，用相机对着现场各个角度拍照，闪光灯在昏暗的屋里一闪一闪的。李队则拿着勘察灯，仔细查看地面，地面铺的是白色的瓷砖，擦得很干净，只有几枚带着水渍的拖鞋印，是张烨的，拖鞋是粉色的塑料拖，鞋底有碎花图案。除此之外，还有几枚鞋印：一枚是孩子的小皮鞋印，黑色的，鞋尖沾了点泥土；还有几枚是医生的白球鞋印，鞋底印着医院的标识。 “李队，除了这些，没发现其他清晰的足迹，只有几个模糊的印记，像是胶鞋，但纹路看不清，没有比对价值。”技术员站起身，摇了摇头。 李队点点头，又走到炕边，仔细看了看那条电线，不是家里常用的那种双股或三股线，而是单股的，像是从什么电器上拆下来的。他又摸了摸张烨脸上的毛巾，是家用的那种纯棉毛巾，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上面除了水渍，没发现其他痕迹。“有没有发现凶器？比如刀子、其他绳索之类的？” “暂时没有，屋里没发现明显的翻动痕迹，抽屉、柜子都是关好的。”小马在旁边汇报，手里拿着笔记本记录。 李队走出东屋，又查看了堂屋和西屋。西屋没人住，堆着一些杂物，有旧家具、农具，还有几袋粮食，都没被动过的痕迹。他又走到院子里的小南屋，这是李万俊一家实际住的地方，因为小南屋面积小，冬天烧煤省燃料。小南屋不到二十平米，一边是土炕，一边是锅灶，锅灶连着炕，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布局。炕上铺着花褥子，褥子叠得整整齐齐，炕沿边上放着一盆没剪完的豆芽，豆芽刚冒尖，旁边还有一个碗，碗里装着没吃完的咸菜。锅台上放着几盆菜：一盆炖肉，一盆豆腐，还有一盆炖羊杂，菜都凉了，表面凝结了一层油花。 李队的目光落在了锅台上，锅台擦得乌黑锃亮，没有一点油污，看得出来张烨是个爱干净的人。可就在这干净的锅台上，放着三枚烟头，还有散落的烟灰，旁边还放着半盒没抽完的春城牌香烟。他拿起那半盒烟，包装已经皱了，还剩五根，又看了看那三枚烟头，过滤嘴是黄色的，烟蒂很短，像是被人用力掐灭的。 “这烟头不对劲。”李队皱着眉，“张烨不抽烟，万俊也很少抽，就算抽，也不会把烟头扔在锅台上，你看这锅台擦得多干净，怎么可能随手扔烟头？”他又蹲下来，看了看地面，地面也擦得很干净，但在锅台旁边的瓷砖缝里，散落着四根红色的火柴棍，火柴的磷头已经烧黑了。“用火柴点烟？现在很少有人用火柴了，一般都用打火机。” 他站起身，又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槛外边，在门槛外侧的泥土里，也有一枚春城牌的烟头，还很新，像是刚扔不久的。接着，他又注意到了门口的洗脸盆架：架子是木质的，有点掉漆，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搪瓷脸盆，盆里还有半盆洗脸水，水已经凉了，水面上飘着几根头发。毛巾架上是空的，没有毛巾，张烨脸上的那条毛巾，应该就是从这儿拿的。 “李队，法医来了。”马启胜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法医刘建新。刘建新背着勘察箱，脸色严肃，一进门就直奔东屋。 李队让开位置，看着刘建新对张烨进行初步尸检。刘建新戴着手套，仔细检查了张烨的颈部、手腕，又翻看了她的眼睑。“死因初步判断是机械性窒息，是被人扼颈致死的，脖子上的电线是死后缠绕上去的。双手的捆绑痕迹很明显，是生前捆绑的，电线的勒痕很深，说明捆绑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刘建新又指了指张烨裤裆处的刀伤，“这一刀是死后划的，刀很锋利，应该是水果刀之类的小型刀具，目的可能是为了转移侦查视线。另外，死者身上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是宁队来了，还带了几个队员。宁队走进屋，看了看现场，又听李队汇报了情况，点了点头：“先把现场固定好，提取物证，特别是那几枚烟头、火柴棍，还有门槛外的烟头，都要送去化验。另外，赶紧联系李万俊，让他尽快回来。” 李队点点头，让小马去联系李万俊，又安排人把现场的物证装袋，送去技术科化验。他走到院子里，看着远处的白杨树，心里琢磨着：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张烨？是仇杀、情杀，还是财杀？现场没有翻动痕迹，但万俊前几天刚领了工资，会不会是为了钱？可如果是为了钱，为什么不翻找财物？还有那几枚烟头，凶手为什么会在屋里抽烟？是熟人，还是陌生人？ 正琢磨着，小马跑了过来：“李队，联系上万俊了，他正在往回赶，估计一个小时后到。另外，技术科那边传来消息，现场提取的烟头和门槛外的烟头，都是春城牌的，上面的dNA需要时间比对。” 李队“嗯”了一声，又想起了什么：“对了，去问问邻居，案发前后有没有看到陌生人进出，或者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特别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张烨的妹妹说，九点半左右给她打电话，没人接，估计那时候已经出事了。” 队员们立刻散开，去走访邻居。可走访的结果却让李队有些失望，西邻居一家因为害怕，已经锁门回了老家；东邻居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裹着蓝布头巾，开门的时候手还在抖，说“俺老了，耳朵背，早上一直在屋里缝补，啥也没听见，啥也没看见”，说完就赶紧关了门，任凭队员们怎么敲，也不再开；其他邻居要么说没注意，要么说不敢多管闲事，怕惹上麻烦。 李队站在巷子口，看着来往的行人，平时热闹的巷子，今天变得格外冷清，小贩们也没出来摆摊，偶尔有人路过，也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小声议论着什么。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自己是金沙滩长大的，本以为老乡们会配合，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 “李队，要不咱们先回队里，等万俊回来再说？”小马看着李队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 李队摇了摇头，蹲在巷子口的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根。他看着屋顶上那些像蜘蛛网似的电线，突然想起了捆绑张烨的那根单股电线，凶手为什么会随身带电线？电线不是张烨家的，是凶手带来的。什么样的人会随身带电线？电工？或者是干装修、维修的？ “小马，走，去家属区的办公室，找主任问问，这家属区有没有电工，或者经常来维修的人。”李队掐灭烟头，站起身。 家属区的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姓赵，坐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听说警察找他，赶紧放下茶杯：“警官同志，你们找俺有事？” “赵主任，我们想问问，这家属区有没有电工？或者是负责收电费、维修电路的人？”李队坐在他对面，拿出笔记本。 “有啊，叫王强，三十多岁，就住在家属区东头。”赵主任说，“他平时除了修电路，还帮着收电费。不过这小子不怎么正经，爱打麻将，上次输了钱，还跟邻居借了两百块，到现在都没还。” “他26号早上在哪？有没有人能证明？” 赵主任想了想：“26号早上啊……俺好像看见他在村东头修变压器，有好几个村民都在那儿看着，应该能证明。” 李队立刻带着队员去找王强。王强正在自家门口修电线，手里拿着钳子，看到警察来了，有点慌，手里的钳子差点掉在地上：“警官同志，俺没犯事啊，就是修修电线。” “我们就是问问，26号早上你在哪？”李队看着他，眼神锐利。 “26号早上？俺在村东头修变压器啊，赵主任还有好几个邻居都能证明，俺从早上八点一直修到中午十二点，没离开过。”王强赶紧说，还把旁边的邻居叫过来作证，邻居们都点头说看见王强在修变压器。 李队皱了皱眉，看来王强没有作案时间。他心里有点失望，但又觉得思路被打开了——除了电工，还有谁会经常出入家属区？比如收水费的、送煤气的、或者是走街串巷的小贩？ 他正准备离开，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扫帚，在巷子口扫落叶，老太太看见他，左右看了看，然后朝着他招了招手。李队心里一动，让队员们在原地等着，自己走了过去。 “警官同志，俺有个事，不知道该不该说。”老太太压低声音，手里的扫帚还在轻轻扫着地面，眼睛却盯着四周。 “大娘，您说，我们不会告诉别人是您说的。”李队也压低声音，蹲下来，帮老太太捡起一片落叶。 “前儿个晌午，大概是24号吧，有三个男的，骑个红色的摩托车，停在巷子口。带头盔的那个男的，四十来岁，说话侉里侉气的，不是咱们这儿的口音。他问俺‘四女家在哪’，俺说不知道，他还说‘俺是她远房亲戚’。”老太太说，“‘四女’就是张烨的小名，只有亲戚和老邻居才这么叫她。后来远处有人过来，那三个男的就骑摩托车走了。” “您还记得那男的长什么样吗？比如身高、胖瘦，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征？”李队赶紧问。 老太太摇了摇头：“他戴着头盔，就露个嘴，看着挺壮的，说话嗓门挺大。摩托车是红色的，好像是125的型号。” 李队掏出笔记本，把老太太说的记下来，又问了几句，老太太说没其他情况了，然后赶紧扫着地回了家。李队看着老太太的背影，心里琢磨着：这个“远房亲戚”是谁？张烨有没有外地的亲戚？为什么会来找她？ 他立刻决定去找李万俊，万俊应该知道张烨的亲戚情况。李万俊还没回来，李队就开车去了万俊家的玉米地，他知道万俊平时收了玉米，会在地里晒干了再拉回家。 玉米地里，李万俊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玉米杆，眼睛红得像兔子，看见李队来了，他站起身，手还在抖：“海军，俺媳妇她……她真的没了？” 李队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也不好受：“万俊，你先别太难过，我们正在查，你得跟我们说说，张烨有没有外地的亲戚？特别是四十来岁的男的，说话侉，骑红色摩托车的。” 李万俊愣了一下，然后突然激动起来：“外地亲戚？是不是周易成？那混蛋！他是张烨的表姐夫，劳改了三回，还爱赌钱，打老婆！前阵子他还来俺家找他媳妇，张烨怕他闹事，躲在屋里没敢出来！” “周易成？他是什么人？现在在哪？”李队赶紧问。 “周易成啊，今年四十三，河北人，十七岁就劳教，到现在已经三进宫了，一共在里面待了十八年，1997年才刑满释放。后来听说他在大同城区犯了案，一直在躲，现在好像在大同五矿的一个小煤窑下窑。”李万俊咬着牙，“那混蛋就是个活牲口，一输钱就打他老婆，还扬言要杀他老婆全家！前阵子他把老婆打跑了，到处找，还来俺家问过张烨，张烨没敢见他！” 李队心里一沉：周易成有前科，爱赌钱，缺钱，还有作案动机，而且符合老太太说的“外地口音、四十来岁”的特征。他赶紧掏出手机，给宁队打了个电话，把周易成的情况汇报了一遍：“宁队，我怀疑周易成有重大作案嫌疑，他现在在大同五矿，我们得赶紧去抓！” 宁队在电话里说：“好，我马上带队员过去，你先去五矿摸清情况，注意安全。” 李队挂了电话，又安慰了李万俊几句，让他先回家照顾孩子，然后立刻带着队员往大同五矿赶。大同五矿在山区，到处都是煤场，空气中飘着煤尘，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他们找到五矿的派出所，让派出所的人帮忙打听周易成的下落，周易成在五矿用的是化名“王果”，在一个叫“黑沟”的小煤窑下窑，租住在矿区附近的一个“鸽子窝”里。 “鸽子窝”是当地人对那种自建小土房的称呼，都建在山坡上，土坯墙，屋顶盖着油毡，很隐蔽。李队他们在五矿派出所的配合下，找到了周易成的出租屋，那是一间西屋，和一个工友合租，东屋住的是工友一家。 李队敲了敲门，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头发枯黄，脸上满是皱纹，眼神躲闪，是周易成的老婆韩二粉。 “你是韩二粉吧？我们是怀仁县公安局的，找周易成。”李队亮出证件，语气平和。 韩二粉的脸一下子白了，手紧紧地攥着衣角：“他……他没在家，出去了。” “没在家？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你别害怕，跟我们说说，周易成26号早上在哪？”李队走进屋，屋里很黑，只有一个15瓦的灯泡，炕上堆着脏衣服，桌子上放着一个破碗，碗里还有剩菜。 韩二粉低着头，不说话。宁队这时候也带着队员来了，他看了看屋里的环境，然后笑着对韩二粉说：“老乡，俺也是河北的，咱们是老乡。周易成犯了什么事，你心里可能也清楚，你要是配合我们，也算立功，对你和孩子都好。” 韩二粉的肩膀抖了一下，眼泪掉了下来：“俺男人他……他不是人！他打俺，赌钱，还犯事！26号早上，他天不亮就出去了，中午才回来，回来的时候神色不对，俺问他去哪了，他不说，还跟俺发脾气。晚上俺听说张烨被人杀了，就怀疑是他干的，俺把他身上的刀子藏起来了。” 她说着，从堂屋的柜子里拿出一把带刀鞘的匕首，刀鞘是棕色的，已经掉皮了。宁队接过匕首，拔出来一看，刀刃上还残留着一点绿色的毛线，张烨穿的就是豆绿色的毛裤！ 就在这时，李队在屋角的杂物堆里发现了一根电线，是单股的花线，红色的，上面有小白点。他拿起来一看，和现场捆绑张烨的那根电线对比，现场的电线没有小白点，刚好能和这根拼成一根双股花线！ “宁队，你看这个！”李队举起电线，声音有点激动，“这根线和现场的一模一样，肯定是周易成带过去的！” 韩二粉看着那根电线，哭得更厉害了：“这是他前几天带回来的，俺问他干啥用，他不说，还骂俺多管闲事！” 宁队点了点头，对队员们说：“布置好埋伏，周易成肯定会回来，咱们守株待兔！” 队员们立刻散开，有的埋伏在东屋，有的埋伏在院子里，还有的蹲守在巷子口。韩二粉被安排在西屋，她坐在炕沿上，不停地擦眼泪。东屋的工友夫妇很紧张，给队员们倒了热水，小声说：“周易成平时可横了，俺们都不敢惹他，你们可得小心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下午一直等到午夜，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刮得窗户上的塑料布“哗啦”响。突然，院子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压低了嗓子：“二粉，开门！” 韩二粉一下子站起来，手发抖。宁队示意队员们做好准备，然后对韩二粉点了点头。韩二粉走过去，慢慢打开门。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穿着黑色的外套，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包，正是周易成。他低着头，没注意到屋里的动静，一边脱帽子一边说：“咋还没睡？我跟你说，今天……” 他的话还没说完，宁队突然大喊：“不许动！警察！” 队员们从各个角落冲了出来，周易成反应过来，想转身跑，可已经晚了，马启胜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按在地上，“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 “你们是谁？放开我！”周易成挣扎着，脸憋得通红，“臭娘们，是你出卖我！” 韩二粉站在一边，哭得说不出话：“俺也是没办法……你杀了人，总得偿命！” 周易成被押到了警车旁，他看着远处的煤场，突然不挣扎了，只是冷笑：“你们抓我也没用，我没杀人，你们没证据！” 李队看着他，心里冷笑：证据？匕首上的毛线，还有那根电线，都是证据，等化验结果出来，看你还怎么抵赖！ 周易成被押回了怀仁县公安局，连夜进行审讯。审讯室里，灯光很亮，照在周易成的脸上，他低着头，头发很长，遮住了眼睛。王教导员负责主审，他是河北人，和周易成是老乡，想从感情上突破。 “老乡，抬起头来，咱们聊聊。”王教导员递了一根烟给周易成，“俺看你脑门有个疤，是咋弄的？” 周易成抬起头，看了王教导员一眼，接过烟，点着了：“劳改的时候，在阳泉印营煤矿，被风枪打的。门牙是在监狱打架，让人打掉的。” “蹲了十八年大狱，就没想着出来好好过日子？”王教导员又问。 周易成吸了口烟，吐出来的烟圈在灯光下散开：“好好过日子？谁给我机会？我爹为了我，提前退休让我接班，我还是犯事；他给我开杂货铺，我赌钱输光了；我娶了媳妇，我打她，她跑了；我有女儿，她不认我……这世上没人待见我，我为啥要好好过日子？” “你女儿不认你？”王教导员抓住机会，“你女儿今年十六，在镇上上学，你偷偷去看过她，她没理你，是吧？你就不想让她以后抬得起头？” 周易成的肩膀抖了一下，烟蒂掉在地上，他赶紧捡起来，掐灭了：“俺……俺就是想看看她，她看见俺，转身就跑了……” “如果你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至少能让你女儿知道，你还有点良心。”王教导员趁热打铁，“张烨是你媳妇的四表妹，你为啥要杀她？” 周易成沉默了很久，然后突然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俺没杀她！你们别想屈打成招！” 王教导员没生气，只是拿出那把匕首和那根电线：“这把匕首是你的吧？上面的绿色毛线，是张烨毛裤上的；这根电线，是捆绑张烨的，和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你还想抵赖？” 周易成看着那把匕首和电线，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他突然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俺错了……俺不该杀她……俺就是想借点钱，她不借，俺就急了……” 接下来，周易成断断续续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因为赌钱输了，欠了高利贷700块，催债的催得紧，他就想到了张烨家，他知道李万俊是开车的，刚领了工资，肯定有钱。26号早上，他天不亮就从五矿坐班车到了金沙滩，在李万俊家附近转悠，看到李万俊不在家，只有张烨一个人，就溜了进去。 “俺跟她说，俺没钱吃饭了，让她借点钱给俺。”周易成低着头，声音很小，“她说她最近生病，也没钱。俺不信，俺知道她男人刚发了工资，肯定有钱藏着。俺就急了，掏出匕首，用她刚洗过脸的毛巾捂住她的嘴，把她推到炕上，用带来的电线捆住她的手，问她钱在哪。她没办法，就告诉俺钱藏在衣柜的抽屉里，俺找到了1100块钱。” “拿到钱之后，你为什么要杀她？”王教导员问。 “俺怕她报警……俺是逃犯，要是被抓了，肯定是死刑。”周易成的声音发颤，“俺就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她不动了。后来俺想，要是警察以为是情杀，就不会怀疑到俺头上，俺就用匕首划了她的裤裆……然后俺锁上门，坐班车回了五矿，把钱藏在鞋底，不敢花。” 交代完杀害张烨的经过，周易成又沉默了。王教导员觉得他还有事没交代，就继续问：“你除了杀了张烨，还干过其他事吧？比如大同矿区的那几起杀人案？” 周易成的身体猛地一震，他抬起头，看着王教导员，眼神里满是恐惧。过了很久，他才又开口，交代了自己在2000年和2002年在大同矿区犯下的三起杀人案，2000年12月，他杀害了杜小玲和刘国明的妻子范玉霞及其五岁的女儿；2002年11月，他杀害了段菊花。每一起案件，都充满了血腥和残忍。 2003年，周易成被依法判处死刑。行刑前，他唯一的要求是见女儿一面，但女儿最终还是没来。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魔，最终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第90章 戈壁毒影 2001 年 10 月 18 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的天刚蒙蒙亮。东方天际线还沾着一层淡青色的雾，像一块被水浸湿的毛边纸，轻轻贴在戈壁滩的上空。碧流河乡东戈壁十三村卧在绿洲与戈壁的交界处，空气里裹着露水的凉，还混着玉米秸秆的清苦味。再过三五天，地里的玉米就要黄透了，那沉甸甸的穗子，是村里人一年到头的指望。 46 岁的刘某某和媳妇张某某是村里起得最早的几户之一。张某某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在土坯砌的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的铁锅冒着乳白的热气，小米粥在锅里 “咕嘟咕嘟” 地翻滚，泡沫顺着锅沿往下淌，她赶紧用抹布擦了擦，又揭开旁边的笼屉 ，雪白的馒头挤在一块儿，热气裹着麦香飘满了小厨房。灶头边放着一碟腌咸菜，是夏天用自家种的青萝卜腌的，脆生生的，泛着油亮的酱色。 “老头子，粥快好了，你别老坐着，去看看院里的鸡喂了没？” 张某某一边搅动粥勺，一边朝堂屋喊。她的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却透着过日子的踏实 。 堂屋的炕沿上，刘某某正抽着烟。他手里捏着一支 “红塔山”，烟卷烧到了过滤嘴，烟灰簌簌落在炕席的补丁上。他没起身，只是望着窗外：窗外是自家的二亩玉米地，玉米穗子垂着，黄绿相间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晃，像在跟他打招呼。“急啥，等会儿吃了饭一起去。” 他把烟蒂按在炕边的铁烟灰缸里，声音里带着刚睡醒的慵懒，“今年这玉米长得好，能多打两麻袋，够冬天喂猪，还能给建军攒点学费。” 刘建军是他们的儿子，在县城读高中，还有半年就高考了。一提起儿子，张某某的嘴角就扬了起来：“可不是嘛，建军说想考农业大学，以后回来帮村里搞种植，也省得咱们老两口一辈子刨土。” 她把最后一碗粥端上桌，拍了拍手上的面粉，“快吃吧，再不吃粥就凉了，等会儿还得去看看玉米杆的干湿。” 刘某某慢悠悠地走过去，在桌边坐下。他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大口。 馒头的麦香混着热气钻进嘴里，嚼起来扎实。接着，他端起小米粥，喝了一大口。可刚咽下去，眉头就猛地皱了起来，像是吞了一块冰碴子。 “不对啊，老婆子，” 他咂了咂嘴，又舀了一勺粥凑到嘴边，眼神里满是疑惑，“这粥咋有点苦？像掺了黄连似的，还有点涩。” 张某某愣了一下，拿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又舀了一勺仔细尝了尝：“没有啊，跟昨天晚上熬的一样，甜丝丝的。你是不是昨晚抽烟抽多了，舌头木了？” 她还开玩笑，“要不你再吃口咸菜压一压，说不定是咸菜的味儿串了。” 刘某某笑了笑，觉得可能是自己多心了。他夹了一筷子咸菜，就着馒头往下咽，可刚吃了没两口，一股热浪突然从脚底窜到头顶 —— 脸瞬间烧得像着火，耳朵里 “嗡嗡” 响，眼前的桌子开始天旋地转，连张某某的脸都变得模糊起来，像蒙了一层雾。 “老婆子，我…… 我有点晕……” 他想撑着桌子站起来，可手一软，整个人 “咚” 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紧接着，四肢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牙齿咬得 “咯咯” 响，嘴角还渗出了白沫，沾在下巴的胡茬上，看着吓人。 张某某吓得魂都飞了。她赶紧扑过去，想把刘某某扶起来，可刚碰到他的胳膊，一股眩晕感突然袭来 ...天像是塌了一半，胃里翻江倒海，“哇” 的一声就吐了出来，秽物溅在刘某某的裤腿上。她想喊人，可喉咙像被堵住似的，只能发出微弱的 “嗬嗬” 声，眼前一黑，也倒在了刘某某身边，意识一点点沉下去，最后只记得窗外的玉米叶，还在风里晃。 此时，邻居王大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牛。他家和刘家就隔了两户，清晨的村子静得能听见露水从玉米叶上滴落的声音，刘家传来的 “咚” 的闷响，还有张某某那声微弱的呻吟，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咋回事？老刘两口子吵架了？” 王大叔放下手里的料桶，拍了拍手上的饲料渣，快步往刘家跑。 推开门的瞬间，王大叔的腿都软了。 堂屋里，刘某某躺在地上抽搐，白沫顺着嘴角流到水泥地上，积了一小滩；张某某趴在旁边，头发乱蓬蓬的，一动不动。“老刘！老张！” 他喊了两声，没人答应。王大叔赶紧往屋外跑，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快来人啊！老刘两口子出事了！躺在地上不动了！” 喊声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里，村里的人都被惊醒了。正在刷牙的李婶叼着牙刷就跑了出来，牙膏沫挂在嘴角；正在收拾农具的赵大哥扛着锄头往刘家冲；正在给孩子穿衣服的王嫂抱着孩子就往这边赶。 没一会儿，刘家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里，满是恐慌。 “快！抬到三轮车上，送县医院！” 村支书赵某某挤进来，蹲下身摸了摸刘某某的鼻息，又探了探张某某的脉搏，脸色凝重得能滴出水，“老刘还有气，老张也还有气，得赶紧送医！晚了就来不及了！” 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赶紧找来刘某某家的农用三轮车。车斗里铺了一块旧褥子，是张某某陪嫁时带的，边角都磨破了。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刘某某和张某某抬上去 —— 刘某某还在抽搐，身体硬邦邦的，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抬稳，生怕碰疼了他；张某某则软得像一摊泥，头歪在一边，嘴唇发白，连呼吸都弱得几乎看不见。 “我来开！” 村民李二柱跳上驾驶座，钥匙插进锁孔，拧了好几下才发动。三轮车 “突突突” 地响着，排气管冒着黑烟，往村外的公路跑。车斗里，两个村民扶着刘某某和张某某，不停地喊着他们的名字：“老刘，坚持住！快到医院了！”“老张，别睡！醒醒！看看我们！” 路上全是土，三轮车一颠，刘某某的头就往旁边歪一下，抽搐得越来越厉害，嘴角的白沫更多了，沾在褥子上，留下一块湿痕。张某某则一直没醒，眼睛紧闭着，脸色苍白得像纸。李二柱把油门加到最大，三轮车的速度提到了最快，车斗里的人被颠得东倒西歪，可没人顾得上自己，都盯着刘某某和张某某，心里揪得慌。 从东戈壁十三村到奇台县人民医院，有四十多公里路。平时要走一个多小时，那天李二柱开得飞快，只用了五十多分钟就到了。车刚停在医院急诊室门口，几个村民就跳下车，扯着嗓子喊：“医生！医生！快来救人！两个人都快不行了！” 急诊室的医生和护士听到喊声，赶紧推着床跑出来。为首的医生叫陈刚，是急诊室的主任，刚值完夜班，眼睛里还带着血丝。他蹲下身看了看刘某某的状况，又翻了翻张某某的眼皮，大声说：“快！推抢救室！准备洗胃、输液！通知检验科，加急做血液和呕吐物检测！”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刘某某和张某某抬到床上，推进抢救室。“家属呢？家属过来签字！” 护士一边推着床，一边喊。 刘某某的儿子刘建军当时正在邻村的岳父家，前一天他去帮岳父收土豆，没回村里。接到村民的电话时，他正蹲在地里捡土豆，手机里传来王大叔急促的声音：“建军！快回县城！你爸你妈出事了！在县医院抢救呢！” 刘建军手里的土豆 “啪” 地掉在地上，他骑着摩托车就往县城赶。摩托车的油门加到最大，风刮得他眼睛生疼，眼泪混着尘土往下流。 等他赶到急诊室门口时，抢救室的灯已经亮了。“医生！我爸我妈咋样了？” 他抓住一个护士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声音都在抖。 “正在抢救，你先别急，去那边签字。” 护士指了指旁边的桌子，递给他一张病危通知书。 刘建军看着通知书上 “病危” 两个字，手抖得厉害，笔都握不住。他深吸一口气，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坐在抢救室门口的椅子上，眼睛死死盯着抢救室的门。村里的几个村民也陪着他，有人递给他一支烟，他没接；有人劝他 “别太担心，医生会尽力的”，他只是点头，说不出话来。抢救室的红灯像一颗烧红的烙铁，死死钉在他的视线里，每一秒的等待都像在滚烫的沙地上赤脚行走，煎熬得让人喘不过气。 急诊室的走廊里很静，只有抢救室里传来的仪器 “滴滴” 声，偶尔夹杂着医生急促的指令。陈主任从抢救室里出来过一次，他摘下口罩，脸上满是疲惫，对刘建军说：“你父亲情况很不好，毒已经扩散到全身，我们在尽力，你要有心理准备。” 刘建军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住，疼得他几乎站不稳。他靠在墙上，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 窗外的天已经亮透了，阳光照在医院的院子里，落在几棵光秃秃的杨树上，可他觉得那阳光冷得像冰。他想起上周回家，父亲还蹲在玉米地里，指着最壮的一穗玉米说：“建军，等这穗熟了，给你煮着吃，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那时候父亲的手还很有力，皮肤被晒得黝黑，笑起来眼角有深深的皱纹。可现在，那双曾给他煮玉米、修自行车的手，可能再也动不了了。 上午 11 点整，抢救室的红灯突然灭了。 陈主任走出来，脚步很慢，表情沉重得像压了一块石头。他看着刘建军，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对不起，我们尽力了。你父亲…… 在十分钟前，抢救无效死亡。” “啥？” 刘建军愣了一下，像是没听懂。他看着陈主任的嘴，可那些字像是飘在空气里，抓不住。“不可能…… 医生，你再救救他，再试试……” 他冲上去抓住陈主任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对方的肉里，声音里满是哭腔。” 陈主任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用了所有办法，洗胃、输液、用解毒剂，可毒鼠强的毒性太大了，发作得太快…… 你母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在昏迷当中，需要继续观察。” 刘建军的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医院的瓷砖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想喊 “爸”，可喉咙像被堵住似的，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村里的村民也红了眼，有人蹲下来拍他的背，有人别过头去抹眼泪 。 刘某某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谁家盖房子缺人手，他第一个去帮忙；谁家孩子没人看，他媳妇张某某就主动去带；去年村里的李大爷家玉米被淹了，刘某某还帮着抢收，自己家的玉米都泡烂了也没说一句怨言。这么好的人，怎么就突然没了？ 消息传回东戈壁十三村时，村里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正在喂鸡的王婶手里的鸡食盆掉在地上，鸡食撒了一地；正在修拖拉机的赵大哥停下手里的扳手，愣了半天，说 “不可能，早上还跟老刘打招呼呢”；村口小卖部的张老板关掉了收音机。 中午的时候，刘建军的舅舅、姑姑们都赶来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老人去世要尽快办丧事，亲戚们帮着刘建军搭灵棚、写挽联，村里的男人们则去山上砍松柏枝，女人们帮着准备丧宴。灵棚搭在刘家的院子里，用帆布围起来，里面放着刘某某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蓝色的中山装，笑得很憨厚。刘建军跪在灵前，烧着纸钱，火苗舔着黄纸，化作一片片黑灰，被风卷着飘向院子里的白杨树。 “建军，别硬撑着，吃点东西吧。” 刘建军的姑姑端来一碗面条，放在他面前，“你妈还在医院，你要是垮了，谁照顾她？” 刘建军摇了摇头，没动那碗面。他看着父亲的照片，脑子里全是小时候的事 —— 父亲骑着自行车送他上学，冬天怕他冷，把他裹在棉袄里；他考了好成绩，父亲拿着成绩单，在村里炫耀了好几天；他去县城读高中，父亲送他到车站，塞给他一沓皱巴巴的钱，说 “别省着，吃好点”。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过，每一个都让他心口发疼。 下午一点多，帮忙的村民和亲戚们都饿了。刘建军的舅舅说：“按规矩，丧宴得办，可现在这事急，咱们就简单点，煮点臊子面吧，老刘前几天刚炖好的羊肉臊子还在厨房，别浪费了。” 大家都同意。村里的李婶和王嫂走进厨房，打开碗柜 。 里面果然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是前一天炖好的羊肉臊子，油汪汪的，还带着羊肉的香味；旁边还有一个陶瓷碗，装着张某某自己做的辣椒酱，红亮亮的，撒着芝麻。李婶把臊子倒进铁锅里，加了点水，在灶上加热；王嫂则把面条下进另一个锅里，白色的面条在沸水里翻滚，很快就熟了。 “来，大家趁热吃！” 两点左右，李婶把一碗碗臊子面端到院子里的桌子上。帮忙的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拿起筷子开始吃。 羊肉臊子炖得很烂，入口即化，辣椒酱也很下饭，大家饿了一上午，吃得很香。刘建军的舅舅吃了两碗，还说 “老刘的手艺还是这么好”；村支书赵大哥一边吃，一边劝刘建军 “吃点，补充体力”。 可刚吃了没十分钟，坐在李婶旁边的赵大嫂突然 “哎呀” 一声，手里的碗 “啪” 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 我头晕得厉害，还恶心……” 她捂着胸口，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接着 “哇” 的一声吐了出来，吐在地上的面条里还混着羊肉臊子。 “咋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李婶赶紧扶着她，可刚碰到赵大嫂的胳膊，自己也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桌子开始晃动，“不行…… 我也晕……” 她晃了晃，差点摔倒，幸好旁边的村民扶住了她。 紧接着，更多人出现了症状。村支书赵大哥正想站起来去扶李婶，突然觉得视线模糊，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重影，“我…… 我看不见了……” 他扶着桌子，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刘建军的舅舅刚喝了一口水，突然觉得肚子绞痛，疼得他额头冒冷汗，蜷缩在地上；还有几个年轻的村民，开始抽搐，嘴角渗出白沫，和早上刘某某的症状一模一样！ “不好！肯定是饭有问题！” 有人大喊一声，声音里满是恐慌。刘建军本来坐在灵前，听到喊声赶紧跑过去，看到一个个帮忙的村民倒在地上，有的抽搐，有的呕吐，有的昏迷，他的心脏又一次沉了下去。 早上是爸妈，现在是乡亲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多叫几辆！” 村支书赵大哥用尽力气喊，他的视线虽然模糊，但还是撑着桌子站起来，“所有人都别再吃了！把剩下的面和臊子都盖起来！别碰！” 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县医院的急救电话。电话里，急救中心的人听到 “三十多人中毒”，也吓了一跳，立刻调派了四辆救护车，往东戈壁十三村赶。 二十多分钟后，救护车呼啸着开进村里。医生和护士们跳下车，拿着担架冲进刘家院子。 眼前的场景让他们也吃了一惊：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三十多个人，有的在呻吟，有的在抽搐，灵棚里还挂着刘某某的黑白照片，悲伤和恐慌交织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 “快！先救抽搐的！” 医生们分工合作，给中毒者测血压、吸氧、注射急救针，然后把他们抬上救护车。刘建军跟着救护车一起去了县城，他坐在最后一辆救护车上，看着身边昏迷的舅舅，心里满是疑问和恐惧：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张卫国接到消息时，正在开会。他听了医生的汇报，“腾” 地站起来，会议也不开了，直奔急诊室。看着一批批被送进来的中毒者，症状和早上的刘某某、张某某一模一样，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食物中毒，而是人为投毒！一天之内，46 人中毒，1 人死亡，这在奇台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张院长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了奇台县公安局的电话：“喂，是县公安局吗？我是县医院张卫国！我们这里发生了重大投毒案！46 人中毒，1 人死亡，你们赶紧派人来！” 电话那头的奇台县公安局局长也吓了一跳，立刻下令：“刑警队全体集合！立刻去县医院和碧流河乡东戈壁十三村！保护现场！展开调查！” 同时，他又把情况上报给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刑事侦查处 。这么大的案子，县里的力量不够，必须请求上级支援。 自治区公安厅刑事侦查处的靳副处长，当时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旧案卷。他今年 42 岁，干刑侦已经 15 年了，脸上刻着常年奔波的风霜，眼神却很锐利，像戈壁滩上的鹰。接到电话时，他刚喝了一口热茶，听到 “46 人中毒，1 人死亡”，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热水溅在手上，他都没感觉到烫。 “情况具体说清楚！” 靳副处长的声音立刻变得严肃。 “靳处，是奇台县碧流河乡东戈壁十三村，18 号早上，一户姓刘的夫妇吃早饭中毒，男的已经死了，女的还在昏迷；中午他们家办丧事，帮忙的村民吃了羊肉臊子面，三十多人又中毒了，症状都一样，医生说是毒鼠强！” 靳副处长放下电话，立刻抓起桌上的警帽和外套：“通知技术科、侦查科，带上勘查设备，五分钟后楼下集合！去奇台县！” 五分钟后，三辆警车驶出公安厅大院，往奇台县方向开。靳副处长坐在第一辆车里，手里拿着笔记本，一边听侦查员汇报已知的情况，一边在本子上画着草图 。 刘家的位置、医院的位置、可能的投毒地点。他的手指在本子上敲着，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如果是毒鼠强，那毒性极大，少量就能致命，凶手一次投毒害这么多人，要么是报复心极强，要么是有深仇大恨。而且，早上和中午两次中毒，毒源应该是同一个地方，很可能就在刘家的厨房里。 警车在戈壁滩的公路上飞驰，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高楼变成了茫茫的戈壁，偶尔能看到几棵耐旱的梭梭草。靳副处长看着窗外，想起自己去年办的一起毒鼠强投毒案，凶手因为邻里矛盾，投毒害死了对方一家三口。那次的案子让他印象很深 ，仇恨一旦没了底线，就会变成吃人的魔鬼。 四个多小时后，警车终于到达奇台县。靳副处长没歇口气，直接去了县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人，医生和护士们忙得团团转，中毒者躺在病床上，有的还在抽搐，有的插着氧气管，家属们在旁边哭哭啼啼，场面混乱又悲伤。 靳副处长找到陈主任，问：“陈主任，中毒者的症状确定是毒鼠强吗？” 陈主任点了点头，递给他一份初步的检测报告：“我们做了紧急检测，血液里都检出了毒鼠强成分，浓度很高，特别是早上去世的刘某某，浓度已经超过了致死量的三倍。现在我们在给他们用二巯基丙醇解毒，但效果要看个人体质，有几个年纪大的，情况还很危险。” 靳副处长接过报告，仔细看了看，然后走到病房里，看望中毒的村民。他走到赵大嫂的病床前，赵大嫂已经清醒了一些，看到穿警服的人，眼里满是恐惧：“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太吓人了…… 我吃了两口面，就觉得天旋地转，差点就死了……” “你别害怕，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靳副处长安慰她，“你仔细想想，吃面条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味道不对？或者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在厨房附近？” 赵大嫂皱着眉回忆：“味道…… 没觉得不对啊，羊肉臊子还是原来的香味，辣椒酱也正常。厨房附近…… 我没注意，当时忙着帮忙，就看到李婶和王嫂在做饭，还有…… 对了，郭永学好像在厨房待了一会儿，他平时爱蹭饭，今天却没吃面条，说肚子疼。” 靳副处长心里记下了 “郭永学” 这个名字，又问了几个中毒的村民，有的说没注意，有的也提到 “郭永学在厨房待过，没吃面条”。 从医院出来，靳副处长立刻带领侦查员和技术人员，去东戈壁十三村的刘某某家。村子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个村民在警戒线外守着，看到警车来，赶紧让开。刘家的院子里很安静，灵棚还在，只是没人再守着，地上还散落着没收拾的碗筷，旁边是呕吐物的痕迹，显得很凄凉。 “技术科，开始勘查！重点是厨房！” 靳副处长下令。 技术人员戴上白色的手套和鞋套，拿着勘查灯、镊子、密封袋，走进厨房。厨房是土坯砌的，墙壁被烟火熏得发黑，灶台是用红砖砌的，上面放着一口黑铁锅，锅里还剩下小半锅羊肉臊子，表面结了一层油；旁边的碗柜上，放着那个装辣椒酱的陶瓷碗，碗里还剩小半碗辣椒酱。 “靳处，你看这里。” 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指着灶台旁边的地面，“这里有几滴油渍，像是臊子溅出来的，我们先提取了。” 他用镊子夹起一张滤纸，轻轻蘸了蘸油渍，然后放进密封袋里，贴上标签。 另一个技术员则在碗柜里勘查，他打开碗柜的门，里面除了几个空碗，还有一个装面粉的袋子。“碗柜的门把手上有指纹，我们需要提取，看看有没有陌生人的。” 他拿出指纹刷，蘸了点银粉，轻轻刷在门把手上，很快，几个清晰的指纹显现出来，他用透明胶带粘下来，放进证物袋里。 靳副处长站在厨房中央，仔细观察着每一个角落。他的目光落在厨房的窗户上 —— 窗户是木头做的，没有装玻璃，只用一层塑料布糊着，塑料布上有几个破洞，风从破洞里吹进来，带着戈壁滩的凉意。他走过去，蹲下身，看着其中一个破洞：这个破洞边缘很整齐，不像是风吹破的，倒像是用刀子划开的，而且塑料布的断口还是新的，没有灰尘，应该是最近才破的。 “小周，过来看看这个窗户。” 靳副处长喊来负责痕迹勘查的技术员，“这个破洞像是人为划开的，你看看周围有没有留下痕迹。” 小周走过来，用勘查灯照着破洞，又看了看窗户框：“靳处，破洞边缘有细微的纤维，像是刀子划的时候留下的，而且窗户框上有一个淡淡的脚印，应该是有人从外面爬进来时，脚踩在上面留下的。” 他蹲下身，用尺子量了量脚印的大小：“大概 42 码，男性的脚印。” 靳副处长站起身，走到窗外。窗外是一片空地，种着三棵白杨树，地面上是松软的泥土，上面有几个杂乱的脚印，有的深，有的浅。他跟着脚印往前走了几步，脚印在白杨树旁边消失了 —— 应该是凶手从这里爬进厨房，投毒后又从这里离开的。 “投毒时间应该在 17 号晚上 9 点到 18 号凌晨 4 点之间。” 靳副处长对身边的侦查员说，“刘某某夫妇 18 号早上 6 点多吃早饭，吃完就中毒了，说明毒是前一天晚上下的；中午村民吃的臊子面，用的是前一天炖好的臊子和辣椒酱，所以毒应该就下在这两样东西里。 技术人员在厨房一共提取了 13 种检材：羊肉臊子、辣椒酱、铁锅边缘的残留物、碗柜门把手的指纹、窗户框上的脚印、地面的灰尘、装臊子的搪瓷盆、装辣椒酱的陶瓷碗、筷子、锅铲、面粉袋上的痕迹，还有窗外地面的泥土和脚印模型。每一份检材都装在密封袋里，贴上标签，由专人保管，准备送回自治区公安厅的化验室进行精确检测。 从刘家出来，靳副处长在村里召开了临时会议，让侦查员们分成两组：一组留在村里，走访村民，了解刘某某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人和他有矛盾；另一组去县医院，继续询问中毒的村民，收集更多线索。 “记住，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靳副处长对侦查员们说，“凶手就在这个村里，或者离村子不远，他肯定和刘家有过节，我们要把所有和刘家有过矛盾的人都找出来，一个个排查。”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村里的村民都很配合，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家都希望早点抓住凶手。有人说，刘某某为人和善，平时连鸡都舍不得杀，跟邻居们从来没红过脸；有人说，刘某某前几年帮村里的贫困户王某某盖房子，自己垫了好几百块钱，都没要回来；还有人说，刘某某唯一的 “麻烦”，就是有人传他和村里的三个有夫之妇走得近，但都是谣言，没真凭实据。 侦查员们找到了那三个有夫之妇的丈夫，分别进行询问。第一个丈夫叫马建国，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说：“我知道有人传我媳妇和老刘的谣言，都是瞎编的，老刘不是那样的人，我跟老刘关系还不错，这次我也吃了面条中毒了，现在还难受呢。” 第二个丈夫叫张顺，在县城打工，17 号晚上没回村，有不在场证明。第三个丈夫叫李刚，因为阑尾炎，17 号就住进了县医院，根本没机会投毒。 排查了五天，侦查员们走访了村里的 50 多户人家，记录了 200 多页的口供，可还是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刘某某的社会关系很简单，除了那几个谣言，没和任何人结过仇，甚至连邻里之间的小摩擦都很少。 10 月 23 号，靳副处长在奇台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召开案情分析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的脸上都带着疲惫，连续五天高强度工作，却一点进展都没有，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大家再想想，有没有漏掉的地方？” 靳副处长看着大家，手里拿着笔，在本子上画着圈，“中毒的都是参加丧事、吃了臊子面的人，没吃的都没事，这说明凶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针对刘某某一家，其他人是意外中毒。” “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的？比如路过的流浪汉，或者和刘家有旧仇的外地人？” 一个年轻的侦查员问。 “可能性不大。” 靳副处长摇了摇头，“外面的人不知道厨房里有羊肉臊子。而且，投毒需要进入厨房，刘家的窗户虽然有破洞，但位置很偏，只有村里人知道那个窗户容易爬进去。” “那会不会是凶手在现场，或者在附近观察？” 另一个侦查员说，“他看着大家吃面条，看着有人中毒，甚至可能混在帮忙的人里，假装关心，实际上在看情况。”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亮了靳副处长的思路。他猛地抬起头：“对！凶手很可能在 18 号那天去过刘家，甚至帮忙办丧事，但他没吃臊子面，因为他知道面里有毒！我们之前排查的是和刘家有矛盾的人，现在换个思路，排查 18 号那天到过刘家，但没吃过臊子面的人！这些人最可疑！”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思路可行，凶手既然知道面里有毒，肯定不会吃，所以 “到过刘家没吃面条”，就是一个重要的筛选条件。 “立刻去村里排查！挨家挨户问，18 号那天谁去了刘家，谁没吃面条，为什么没吃！” 靳副处长下令。 侦查员们分成五组，再次走进东戈壁十三村。这次排查比之前更细致，他们不仅问村民，还让帮忙办丧事的人回忆当天的场景，列出所有到过刘家的人的名单，然后逐一核对谁吃了面条，谁没吃。 两天后，排查结果出来了，全村 18 号那天到过刘家的人有 68 个，其中 66 个都吃了臊子面，只有两个人没吃：48 岁的郭永学和他 17 岁的儿子郭庆文。 这个结果让侦查员们立刻警觉起来。郭永学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蹭饭王”，谁家办喜事、办丧事，他肯定第一个到，不仅帮忙，还吃得比谁都欢。可 18 号那天，他不仅在刘家帮忙料理丧事，还在厨房待了将近 20 分钟，却一口臊子面都没吃，只说自己 “肚子疼，没胃口”，这太反常了。 侦查员们立刻去走访郭永学的邻居。邻居王大爷说：“17 号晚上我还看到郭永学在村口抽烟，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脸色不太好。18 号早上，我看到他去了刘家，中午的时候就回来了。” 另一个邻居李大妈说：“郭庆文那孩子，平时就不学好，去年偷了村里马某某家的摩托车，被马某某打了一顿；还有一次，他偷刘某某家的电，被刘某某抓住了，送到派出所蹲了三天，从那以后，他就跟刘某某结了仇，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刘某某，还会瞪他一眼。” 更可疑的是，侦查员们询问郭永学 17 号晚上到 18 号早上的活动情况时，郭永学支支吾吾，一会儿说 “在家看电视”，一会儿说 “去村口散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行踪。 10 月 25 号晚上，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郭永学采取留置措施，进行进一步询问。当侦查员们来到郭永学家时，郭永学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穿警服的人，他的手明显抖了一下，鸡食撒了一地。 “郭永学，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 侦查员说。 郭永学脸色发白，却还是强装镇定：“我…… 我没犯法，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只是配合调查，你不用紧张。” 侦查员拿出传唤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郭永学没办法，只能跟着侦查员上了警车。可谁也没想到，郭永学被留置后，他的儿子郭庆文却突然不见了。郭庆文的姐姐郭庆梅说，25 号下午，郭庆文来找她，想借 1000 块钱，说 “要去县城找朋友玩”，她觉得郭庆文不对劲，就没借给他，郭庆文骂了一句，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 “他肯定是想逃跑！” 靳副处长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下令，“在村里和县城的各个路口设卡，加大巡逻力度，一定要抓住郭庆文！他是关键人物！” 10 月 26 号早上 6 点多，蹲守在郭永学家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帽子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走到郭永学家门口，正是郭庆文。侦查员们立刻围上去，郭庆文想跑，可没跑两步就被抓住了。 “你们放开我！我没犯法！” 郭庆文挣扎着，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恐慌。 侦查员把郭庆文带到奇台县公安局，开始询问。一开始，郭庆文还嘴硬，说自己 “只是去县城找朋友，没找到，就回来了”，可当侦查员问他 “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时，他却答不上来。 专案组决定对郭永学和郭庆文进行指纹、掌印、足印的采集。采集指纹时，郭永学的手一直在抖，按了好几次，指纹都不清晰，最后还是侦查员按住他的手，才采集成功；郭庆文则低着头，不敢看侦查员的眼睛，采集足印时，他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半天不敢踩在印泥上，最后还是被侦查员按住，才留下了足印。 10 月 26 号晚上，询问郭庆文的侦查员带来了消息：郭庆文承认自己投毒了。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人都很兴奋。靳副处长立刻赶到询问室，听郭庆文的交代。 郭庆文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声音很低：“我本来是想给马某某家投毒的，因为马某某父子去年打了我爸，我气不过，想报复他们。17 号晚上，我爬进马某某家的厨房，想下毒，可他们家有人，我没敢，就走了。路过刘某某家时，看到他家灯灭了，就想起之前偷电被他抓过，弟弟也被他儿子打过，就一时糊涂，爬进他家厨房，把毒下在臊子和辣椒酱里了。” 他还详细交代了自己 16 号到 18 号的活动情况，精确到了分钟：“16 号下午 3 点，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老板可以作证；17 号早上 8 点，我去地里帮我爸割玉米；17 号晚上 8 点，我在家看电视，看的是《西游记》；17 号晚上 10 点，我偷偷溜出去投毒……” 可当侦查员问他 “毒药是从哪里来的”“投毒时用的什么工具”“剩下的毒药在哪里” 时，郭庆文却开始回避，要么说 “记不清了”，要么说 “当时太紧张，没注意”，甚至还说 “毒药是在县城的小卖部买的，可我忘了是哪家”。 靳副处长觉得不对劲 —— 郭庆文对无关紧要的时间记得很清楚，可对关键的毒药来源和投毒工具却含糊其辞，这很反常。他决定对郭庆文进行测谎。 10 月 27 号上午，测谎专家来到奇台县公安局，给郭庆文做测谎。测谎仪的电极贴在郭庆文的胸口、手腕和手指上，屏幕上显示着他的心率、血压和皮肤电阻。 “你是不是将毒鼠强投放到刘某某家的羊肉臊子和辣椒酱里？” 测谎专家问。 郭庆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屏幕上的心率曲线突然飙升，从每分钟 80 次一下子涨到了 130 次，皮肤电阻也剧烈波动。 “你是不是在撒谎？” 专家又问。 郭庆文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屏幕上的曲线乱得像一团麻。 测谎结果很明显：郭庆文在撒谎。他承认投毒是假的，或者说，他隐瞒了关键信息。 11 月初，郭庆文突然全面翻供，说之前的口供是 “被侦查员逼的”，自己根本没投毒，还说 “侦查员打我、骂我，我受不了，才编了瞎话”。当时负责审讯的预审员年轻，没经验，听到郭庆文翻供，还和他发生了争执，导致审讯工作陷入停滞。 专案组紧急开会，分析情况。靳副处长说：“郭庆文才 17 岁，虽然没犯罪前科，但很狡猾。他知道我们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所以敢翻供。我们不能急，得调整策略 —— 一方面，换经验丰富的预审员，跟他慢慢磨，打心理战；另一方面，对他和郭永学采取技侦手段，监听他们的通话，观察他们的言行，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专案组调来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资深预审员老周。老周今年 58 岁，干了 30 多年预审，什么样的嫌疑人都见过。他没有一上来就问投毒的事，而是跟郭庆文聊家常，聊他在兰州打工的经历，聊他的弟弟。 一开始，郭庆文很警惕，不怎么说话。可聊了几天，他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跟老周说话。老周发现，郭庆文虽然表面强硬，但内心很脆弱，特别在乎他的弟弟。 同时，技侦部门也有了新发现 —— 他们监听到郭庆文在看守所里和前来探望的郭永学对话，郭庆文压低声音说：“爸，你听清楚，就是我投的毒，我完蛋了，你别跟他们说太多，不然你也会被牵扯进来。” 这句话被录了下来，成为了重要证据。 第二次测谎时，老周陪着郭庆文一起去。测谎专家问了 52 道题，从他的童年问到打工经历，再问到投毒案。每一道题，郭庆文的心理都有明显波动，特别是问到 “你投毒时用的什么工具”“你把剩下的毒药藏在哪里” 时，他的心率和皮肤电阻波动最大 —— 只有真正的投毒者，才会对这些细节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侦查员们发现，只要关掉录像，郭庆文就很放松，还会跟老周聊天，甚至抱怨 “拘留所的饭不好吃”；但只要打开录像，或者有人记录，他就立刻变得紧张，要么沉默，要么胡言乱语。这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话会成为证据，所以在有记录的情况下，故意隐瞒真相。 这些线索让专案组更加确定，郭庆文就是投毒者，他一直在撒谎，试图掩盖真相。 与此同时，侦查员们还去调查了郭庆文和马某某、刘某某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郭庆文和马某某家确实有矛盾。 2001 年 9 月 22 号，郭庆文从兰州打工回家，听说父亲郭永学因为宅基地的事，被马某某父子殴打，还被马某某骂 “窝囊废”，郭庆文当时就火了，在村里的小卖部里扬言 “要让马某某全家死光，出这口气”。 而郭庆文和刘某某家的宿怨，比大家想象的更深。2000 年夏天，郭庆文因为家里没钱交电费，就偷偷拉了一根电线，从刘某某家的电表上偷电。刘某某发现后，没有私下跟他说，而是直接报了警，郭庆文被派出所拘留了 3 天，还罚了 500 块钱。从那以后，郭庆文就恨上了刘某某，觉得刘某某 “不给面子，故意让他丢人”。 2001 年春天，郭庆文的弟弟郭庆武在村里的操场上和刘某某的儿子刘建军打架，郭庆武被打哭了，回家告诉了郭庆文。郭庆文找到刘建军，想替弟弟出头，结果被刘建军骂了一句 “小偷，还好意思来”，郭庆文觉得更丢人了，当时就放狠话：“你等着，我早晚让你们家不好过！” 还有村民反映，17 号晚上 11 点左右，曾看到郭庆文打着手电筒，往马某某家的方向走，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当时村民以为他是去串门，没在意，现在想来，那个塑料袋里很可能装着毒鼠强。 当这些证据和线索都摆在郭庆文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2002 年 1 月 18 号，在老周的耐心劝说下，郭庆文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全部作案事实。 “我在兰州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工友，他说毒鼠强能毒老鼠，也能毒人，我就跟他要了几包，本来是想留着万一用得上。” 郭庆文低着头，声音里带着哭腔，“9 月份回家，听说我爸被马某某打了，我就想报复马某某，想给他家投毒，让他们难受。” “10 月 17 号晚上 7 点半，我从家里拿了两包毒鼠强，放在裤兜里，又带上一副白色的线手套 —— 那是我妈织的，边缘是红色的，我怕留下指纹。我打着手电筒，往马某某家走，到了他家门口，发现他家的灯还亮着，院子里还有人说话，我不敢进去，就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人关灯，我就想‘算了，等以后再找机会’。” “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刘某某家，我看到他家的灯已经灭了，心里突然想起偷电被他抓、弟弟被他儿子打的事，越想越生气，就觉得‘凭什么他刘某某这么得意，我要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 “我绕到刘某某家的厨房窗户旁边，用刀子把塑料布划了一个洞，然后爬了进去。厨房很黑，我用手电筒照了照，看到碗柜里有一个搪瓷盆，里面是羊肉臊子，旁边还有一个陶瓷碗，装着辣椒酱。我打开毒鼠强的包装，把大半包撒进羊肉臊子里，剩下的小半包倒进辣椒酱里，又把另一包毒鼠强全部倒进辣椒酱里 —— 我想‘多撒点，让他死得快一点’。” “做完这些，我赶紧爬窗户出来，跑到村东头的一条干渠旁边。我怕手套和毒鼠强的包装纸留下证据，就用火柴把包装纸烧了，把手套扔进了干渠里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偷偷回了家。我妈问我去哪里了，我说‘去村口散步了’，她也没怀疑。” “18 号早上，听说刘某某夫妇中毒了，刘某某死了，我心里有点害怕，但也有点解气。中午去刘家帮忙，看到他们煮臊子面，我知道面里有毒，就说‘肚子疼，没胃口’，没敢吃。后来看到那么多村民中毒，我才慌了，怕被抓住，就想逃跑……” 郭庆文说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我没想到会害这么多人，我只是想报复马某某和刘某某，没想到会连累那么多无辜的人……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根据郭庆文的交代，专案组立刻派人去村东头的干渠里寻找证据。干渠里全是石头和杂草，冬天的戈壁滩很冷，侦查员们踩着冰冷的石头，一点点地找，手都冻得通红。找了一下午，终于在一个隐蔽的石头缝里，找到了那副白色的线手套 —— 手套的边缘是红色的，和郭庆文描述的一模一样，手套上还残留着一点红色的痕迹，像是辣椒酱。在手套旁边，还找到了几片烧剩的报纸残片，上面隐约能看到 “毒鼠强” 三个字。 技术人员把手套和报纸残片带回公安厅化验。化验结果显示：手套上的红色痕迹，和刘某某家辣椒酱的成分完全一致；报纸残片上的毒鼠强，和刘某某家羊肉臊子、辣椒酱里的毒鼠强成分完全相同。 铁证如山，郭庆文再也无法抵赖。2002 年 3 月，郭庆文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 “1018 投毒案”。 法庭上，郭庆文穿着囚服，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受害者家属。刘建军坐在台下，看着郭庆文，眼里满是仇恨 。他的父亲没了，母亲还在医院里，至今还没完全康复，那些中毒的村民，有的落下了后遗症，经常头晕、抽搐，这一切都是郭庆文造成的。 当法官问郭庆文 “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 时，郭庆文抬起头，眼泪流了下来：“我对不起刘某某，对不起那些中毒的乡亲，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一时糊涂，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做了错事，我愿意接受惩罚。” 2002 年 4 月，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郭庆文因投放危险物质罪，造成 1 人死亡、45 人中毒的严重后果，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注：根据 2001 年《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故判处死缓） 判决下来后，郭庆文没有上诉。他被送到监狱服刑，开始了漫长的刑期。郭永学因为没有参与投毒，也没有包庇郭庆文的证据，被释放回家，但他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村民们都躲着他，觉得他教出了一个杀人犯。 第91章 临沭命案 2015 年的夏天，山东省临沭县被持续两个多月的无降水天气扼住了咽喉。这片土地的皲裂如同老人手上的皱纹，顺着田埂蜿蜒伸展，最深的裂口能塞进成年人的手指。空气里浮动着干燥的尘土，吸进肺里带着喇喇的疼，河沟早已干涸成碎石滩，玉米叶子卷成枯黄的筒状，在烈日下毫无生气地耷拉着。村民们的日子被抽水机的轰鸣切割成碎片，从黎明到日暮，他们守着吱呀作响的机器，拼命从地下抽取仅存的水源 —— 那时全省平原区浅层地下水位已降至 6.40 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半米，485 万亩受旱农田里，临沭便是重灾区之一。 村外那口鱼塘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原本齐腰深的水域缩成了浑浊的水洼，泥泞的塘底裸露出来，散发出腐殖质混合着死鱼的腥气。谁也没料到，这场渴死庄稼的大旱，会把沉在塘底半年的秘密一并晒了出来。 六月十三日午后，年过六旬的张大爷提着铁皮桶往鱼塘走。他的布鞋踩在龟裂的土路上，每一步都扬起细小的尘烟。这口塘是附近最后能取水的地方，他得攒够水浇自家那亩玉米。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他眯着眼弯腰舀水时，目光突然被水下的异物勾住了 —— 浑浊的水面下，一双小脚正倒立着，蓝布碎花的鞋底朝上，像一截被遗弃的旧布偶部件。 张大爷的心脏猛地撞在胸腔上，铁皮桶 “哐当” 砸在塘边，浑浊的水溅了他一裤腿。他揉了揉被阳光晃花的眼睛，那双脚却愈发清晰：苍白，僵硬，脚踝处似乎还缠着什么。“快来人啊！水里有东西！” 他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顺着空旷的塘埂传出去，惊飞了塘边的麻雀。 消息像野火掠过干柴，村民们丢下手里的活计往鱼塘赶。男人们卷着裤腿往水边凑，女人们用围裙捂着嘴，把好奇的孩子挡在身后。“怕不是淹死的野鸭吧？”“瞧那尺寸，像是谁家丢的布娃娃。” 议论声里，一个年轻后生探着脖子看了眼，嗤笑着摆手：“瞎咋呼啥，就是个破玩具。” 人群渐渐散了，只剩张大爷蹲在塘边，盯着那截露在水里的小脚发愣。抽水机还在远处轰鸣，鱼塘的水位一点点往下落。日头偏西时，那双脚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连脚趾的形状都能看见了。张大爷突然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往村里跑，嗓子喊得嘶哑：“是娃！是个娃的脚！快报警！” 警笛声刺破了乡村的宁静，三辆警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疾驰，车轮卷起的黄沙漫过路边的野草。民警们跳下车时，裤脚还沾着沿途的尘土，警戒线迅速在鱼塘边拉起，蓝白相间的带子把围观的村民隔在外面。技术人员穿着防护服下水，冰凉的泥水没过膝盖，当他们的手触碰到那个小小的身体时，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那是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身体已被水泡得肿胀变形，腰间系着一根粗麻绳，绳子另一头拴着块五十多斤的青石板 —— 显然是被人故意沉尸的。她的脸上布满淤青，小小的手掌攥成拳头，仿佛还在抵御着什么。“这得多大的仇，对娃下这么狠的手。” 一位老民警低声说，眉头拧成了疙瘩。 法医蹲在白布旁勘验时，水下突然传来喊声：“下面还有东西！像是辆车！” 民警们顺着水面望去，能隐约看见一个金属顶棚在浑浊中泛着冷光。鱼塘被连夜抽水，直到第二天中午，那辆电动三轮车才渐渐露出全貌 —— 车身裹着厚厚的淤泥，轮胎早已腐烂，像一头沉眠的怪兽。村民们用绳索和铁钩合力将车拖上岸，刑侦人员戴着乳胶手套拉开车门的瞬间，一股混杂着腐烂与泥土的恶臭扑面而来，让人胃里翻江倒海。 后座上，一具女性尸体蜷缩着，下半身只套着条花色保暖裤，法医初步判断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尸检报告很快出来：母女二人头部均有重度钝器伤，致命伤为颅骨粉碎性骨折导致的重型颅脑损伤，死亡时间约半年，且存在明确的母女血缘关系。但她们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dNA 比对也未在数据库中找到匹配信息。临沭县公安局当即成立 “6?13 命案” 专案组，指战员拍着桌子下令：“这是咱县二十年最恶性的案子，必须限期破案！” 排查从鱼塘周边的村庄开始。案发地偏僻，只有熟人才知道这个隐蔽的抛尸点，民警们推断凶手大概率是本地人。当排查到第二个村庄时，一个颤抖的电话打了进来：“半年前，我媳妇和娃…… 不见了。” 打电话的是老高，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妻子张琳带着女儿生活。他连夜赶回村里，看到白布下的身影时，当场瘫倒在地，眼泪砸在水泥地上：“那是张琳…… 我闺女丫丫……” 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手里紧紧攥着张皱巴巴的寻人启事，上面的张琳齐耳短发，笑容腼腆，丫丫扎着马尾辫，怀里抱着个玩具熊。 时间倒回 2014 年 12 月 7 日。那天下午四点，监控拍到张琳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家，丫丫坐在后座，举着玩具熊朝镜头挥手。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出现在人前。邻居老王后来回忆，当晚十一点多，他家的鸡突然惊飞乱叫，他打着手电筒照了一圈没发现异常，又缩回了暖和的被窝。第二天清晨，张家大门虚掩着，锅里的粥早已凉透，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张琳的手机和钱包都在桌上，只有那辆电动三轮车不见了。 老高赶回家后，带着村民把附近的山林、镇上的市场翻了个遍，甚至去了张琳前夫家寻人，却一无所获。村里流言四起，有人说张琳跟人私奔了，有人说她卷钱跑了，只有老高不信 —— 那个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磨豆浆、把他寄的钱分装进 “老人医药费”“孩子学费”“农资” 三个信封的女人，怎么会丢下家逃走？ 专案组重新调取了所有监控，在 12 月 8 日凌晨两点的画面里，张琳的三轮车正往县城方向开，车灯在黑暗中像两颗微弱的星。反复回放时，民警突然发现后座隐约有个人影，半个脑袋露在外面。顺着线索追溯，当晚十一点二十分，一道黑影曾三次进出张琳家附近的胡同，每次停留都不过几分钟。 “熟人作案。” 专案组组长敲着监控截图，“能让她深夜出门，还不引起怀疑，一定是认识的人。” 张琳的交际圈很快梳理清楚：她性格内向，除了买菜几乎不出村，手机通讯录里除了老高，只有几个亲戚的号码。案发前几天，她唯一主动联系过的异性，是老高的工友刘强 —— 老高曾托他给张琳捎过钱。 刘强很快被找到，他说送完钱就去照顾生病的哥哥了，有全家作证。排查又指向张琳的前夫李全，那个有暴力前科的男人曾因儿子抚养权与张琳争执不休，但工友证明，案发时他正在外地工地上夜班。线索一次次中断，专案组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第十五天，转机出现了。民警扩大监控搜索范围，在距鱼塘五公里的路口找到了关键画面：凌晨三点，张琳的三轮车由一名男子驾驶，车座左侧放着个粉红色物件，像极了改装过的射钉枪。那男子用白毛巾捂着脸，坐姿很高，民警找来不同身高的人反复实验，最终锁定嫌疑人身高在 1.75 至 1.80 米之间。 这个身高范围让老高猛地想起一个人 —— 马强。他的小学同学，也是一起打工的老乡，案发前刚辞职回家。张琳失踪后，马强异常殷勤：去车站接他，帮他调监控，陪他喝酒解闷。民警立刻核查马强的信息：有犯罪前科，单身，会修理机械，嗜酒，酒后脾气暴躁。更关键的是，有村民反映，12 月 7 日晚，马强在饭局上炫耀过一把改装射钉枪，说能打铁砂，威力极大，而且他当天穿的深色外套，和监控里的嫌疑人完全一致。 射钉枪的线索让民警心头一紧。这种本用于装修的工具，一旦改装加装钢管、撞针，就能发射钢钉或铁砂，具备致命杀伤力，在法律上已属于枪支。法医比对后确认，张琳母女头部的创口形态，与改装射钉枪的击发效果完全吻合。 2015 年 7 月 3 日，警方在外地一个木器厂的果园里抓获了马强。手铐铐上的那一刻，这个身高一米七五的男人腿一软，反复念叨：“我错了，是酒害了我。” 审讯室里，马强的供述揭开了全部真相。2014 年 10 月，他帮老高拉玉米时第一次见到张琳，便起了歹念，几次深夜敲门都被拒绝。12 月 7 日，老高刚借给他五万元盖房钱，他请工人吃饭喝到酩酊大醉，揣着改装射钉枪翻进了张琳家。他用丫丫威胁张琳，施暴后又怕事情败露，逼她开车送自己去车站。行至城郊无人处，他用射钉枪打死了张琳，见丫丫哭个不停，竟也下了毒手。抛尸时，他用麻绳把青石板绑在丫丫身上，再将三轮车连人带车推入鱼塘。 “我看着老高找她们，心里也难受，可我不敢说。” 马强的眼泪混着鼻涕流下，却没人同情 —— 这个曾在酒桌上吹嘘 “十里八乡没人敢惹” 的男人，在施暴时从未想过，他毁掉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2016 年，马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老高 12 万元。 案子破了，民警们却没有丝毫轻松。张琳的遭遇，是千万农村留守妇女的缩影 —— 她们扛起了农活与家务，却要独自面对孤独与危险，成为情感与安全上的 “双重孤岛”。那个 2015 年的夏天，干旱最终随着汛期的到来缓解了，可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老高在妻女的墓碑前摆上丫丫最喜欢的玩具熊，照片里的母女笑得灿烂，背后是再也回不去的寻常岁月。 5 篇资料 将润色后的文章写得更加生动一些，适当增加文字，强化作案细节，使内容更加丰富，更能吸引读者，7000字， 2015 年的夏天 2015 年入夏后，山东省临沭县的太阳像是被点燃的煤球，悬在头顶一动不动。连续 62 天没下过一场透雨，沂沭河的支流早已断流，河床里的鹅卵石被晒得发白，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脚。村里的老井抽了二十多米才见着水，李婶每天天不亮就拎着两个铁皮桶去排队，桶沿磨出的包浆亮得能照见人，排队时总能听见她跟街坊念叨：“往年这时候玉米都快齐腰了，今年连苗都快渴死了。” 村东头那片玉米地，叶子卷得像晒干的烟叶，用手一捏就碎成渣。村民们把家里能用上的抽水机都搬来了，黑色的水管在田埂上爬成网状，机器 “突突突” 的嘶吼声从早到晚没停过 —— 那声音像破风箱似的，每一声都带着绝望，抽上来的水细得像线，浇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张大爷家的一亩玉米地在最边上，他今年六十二了，背驼得厉害，每天扛着水管来回走，后背上的汗碱结了一层又一层，深蓝色的褂子硬得能立起来。 最让人揪心的是村外那口鱼塘。往年这时候，塘里的鲫鱼能长到半尺长，孩子们放学就往这儿跑，挽着裤腿摸鱼，溅起的水花能映出彩虹。可今年，鱼塘的水位以每天半尺的速度往下落，浑浊的水面缩成了一个小水洼，塘底的淤泥裸露出来，散发出腐殖质混合着死鱼的腥气，老远就能闻见。塘边的柳树叶子落了一地，枝桠光秃秃的，像老人干枯的手指。 六月十三日那天，太阳格外毒。张大爷早上五点就起来抽水，到了午后，水管里的水越来越细，他寻思着去鱼塘再舀点水 —— 那是附近最后能取水的地方了。他提着铁皮桶往鱼塘走，布鞋踩在龟裂的土路上，每一步都扬起细小的尘烟，路面的裂缝能塞进他的大拇指。走到塘边时，他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滴在桶里 “嗒嗒” 响。 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张大爷眯着眼弯腰舀水，桶刚伸进水里，目光突然被水下的东西勾住了。浑浊的水面下，有个蓝布碎花的物件飘着，像是孩子的鞋底。他心里纳闷，伸手想去捞，可定睛一看，那不是鞋底 —— 是一双小脚，正倒立着，苍白的脚踝露在外面，像一截被水泡胀的白萝卜。 张大爷的心脏猛地撞在胸腔上，手里的铁皮桶 “哐当” 一声砸在塘边，浑浊的水溅了他一裤腿。他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在淤泥里，赶紧扶住旁边的柳树干，揉了揉被阳光晃花的眼睛。再看时，那双脚更清晰了：蓝布碎花的鞋底，鞋面上还缝着个小蝴蝶，是村里妇女常给孩子做的样式，脚踝处似乎还缠着什么深色的东西。 “快来人啊！水里有东西！” 他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顺着空旷的塘埂传出去，惊飞了塘边的麻雀。张大爷这辈子没这么慌过，他年轻时当过兵，在朝鲜战场上见过死人，可此刻，那双小小的脚让他浑身发冷 —— 他想起自己的小孙女，去年刚满三岁，也穿着这样的布鞋，跑起来时蝴蝶鞋跟一颠一颠的。 消息像野火掠过干柴，没十分钟，村民们就丢下手里的活计往鱼塘赶。李婶拎着还没洗完的菜篮子，围裙上还沾着洗洁精泡沫；王家小子刚从镇上买化肥回来，三轮车还没停稳就跳了下来；还有几个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挪，嘴里不停地念叨：“造孽啊，这是咋了。” 男人们卷着裤腿往水边凑，有人捡起树枝往水里戳，想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女人们用围裙捂着嘴，把好奇的孩子挡在身后，有的老人已经开始抹眼泪。“怕不是淹死的野鸭吧？” 有人小声说，可话音刚落就被反驳：“野鸭哪有这样的脚？你眼瞎啊！”“瞧那尺寸，像是谁家丢的布娃娃，说不定是哪个孩子玩丢的。” 议论声越来越大，一个二十来岁的后生探着脖子看了眼，嗤笑着摆手：“瞎咋呼啥，就是个破玩具，去年我还见我家侄女玩过一模一样的。” 人群渐渐散了，大家都觉得是虚惊一场 —— 这年头，谁家孩子不丢个玩具？张大爷却蹲在塘边没走，他盯着那截露在水里的小脚，心里堵得慌。抽水机还在远处轰鸣，鱼塘的水位一点点往下落，日头偏西时，那双脚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连脚趾的形状都能看见了。张大爷突然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往村里跑，嗓子喊得嘶哑：“是娃！是个娃的脚！快报警！快打电话报警！” 这次没人再笑他。村民们跟着他往鱼塘跑，有人赶紧回家拿手机 —— 村里信号不好，得跑到山顶才能打通电话。半小时后，警笛声刺破了乡村的宁静，三辆警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疾驰，车轮卷起的黄沙漫过路边的野草，吓得田里的麻雀扑棱棱乱飞。 民警们跳下车时，裤脚还沾着沿途的尘土，领头的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王队长，他四十多岁，脸上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手里拎着勘查箱，快步走到塘边。“都往后退，别破坏现场！” 他嗓门洪亮，村民们赶紧往后退，警戒线迅速在鱼塘边拉起，蓝白相间的带子把围观的人隔在外面，像一道冰冷的屏障。 技术人员穿着蓝色的防护服下水，冰凉的泥水没过膝盖，每走一步都陷进淤泥里。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蹲下身，伸手去探那双脚，刚碰到就猛地缩回手，脸色发白地看向王队长：“王队，是…… 是尸体，孩子的。” 王队长的心沉了下去。他走过去，蹲在塘边，用手电筒照着水下：浑浊的水里，能隐约看见一个小小的身体，蜷缩着，腰间似乎系着什么。“小心点，把人弄上来。” 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两个技术员合力，慢慢把孩子的身体托出水面。那是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粉色的小褂子，已经被水泡得发胀，颜色褪得发白。她的眼睛闭着，脸上布满淤青，小小的手掌攥成拳头，指甲缝里还沾着泥土 —— 像是在最后一刻，还在抓着什么。她的腰间系着一根粗麻绳，绳子另一头拴着块五十多斤的青石板，石板上长着绿色的青苔，显然是被人故意沉尸的。 “这得多大的仇，对娃下这么狠的手。” 一位老民警低声说，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从警二十年，见过不少命案，可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还是第一次。李婶站在警戒线外，看着那具小小的尸体，眼泪止不住地流：“这娃看着跟我家小孙女差不多大，造孽啊，是谁这么狠心。” 法医蹲在铺好的白布旁，戴上乳胶手套，小心翼翼地检查孩子的身体。他的动作很轻，像是怕碰疼了孩子，手指在孩子的头部停留了很久，然后抬起头对王队长说：“王队，头部有明显钝器伤，颅骨凹陷，应该是致命伤，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半年以上。” 就在这时，水下突然传来喊声：“王队！下面还有东西！像是辆车！” 民警们顺着声音望去，能隐约看见一个金属顶棚在浑浊的水中泛着冷光，形状像是电动三轮车。王队长立刻下令：“抽干鱼塘，仔细搜查！” 村里的抽水机都被调来了，七八台机器围着鱼塘，“突突突” 的声音震得地面都在抖。水一点点往下落，塘底的淤泥越来越多，散发的腥气也越来越重。村民们都没走，站在远处看着，有人回家拿来了馒头和水，递给民警们：“同志，歇会儿再干吧，别累着。” 直到第二天中午，鱼塘的水才基本抽干，那辆电动三轮车渐渐露出全貌 —— 车身裹着厚厚的淤泥，轮胎早已腐烂，只剩下轮毂，车座上的海绵露在外面，黑乎乎的，像一头沉眠的怪兽。几个年轻的民警和村民一起，用绳索和铁钩合力将车拖上岸，车身 “嘎吱” 作响，像是要散架似的。 刑侦人员戴着乳胶手套，慢慢拉开了车门。一股混杂着腐烂与泥土的恶臭扑面而来，让人胃里翻江倒海，几个年轻的民警忍不住背过身去干呕。王队长强忍着恶心，往车里一看，心脏猛地一缩 —— 后座上，一具女性尸体蜷缩着，下半身只套着条花色的保暖裤，裤脚卷着，露出苍白的脚踝。 法医赶紧走过去，蹲在车门边检查。“王队，女性，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头部同样有钝器伤，死亡时间和孩子差不多，应该是同一时间遇害的。” 他一边说一边翻看尸体的口袋，“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手机、钱包都没有。” 技术人员在车里仔细搜查，用毛刷清理着淤泥，希望能找到线索。可车里除了几根头发和一些泥土，什么都没有。“王队，看样子鱼塘不是第一现场，凶手是抛尸过来的。” 一个技术员说，“车身没有明显撞击痕迹，应该是凶手开车把尸体运到这儿，再推下去的。” 王队长点了点头，眉头皱得更紧了。临沭县已经二十年没发生过这么恶性的命案了，母女俩同时遇害，还被沉尸鱼塘，凶手的残忍程度超出了想象。“立即提取 dNA，和数据库比对，一定要尽快确定死者身份！” 他对身边的民警说，“另外，扩大搜查范围，附近的田埂、沟渠都要仔细查，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dNA 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可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信息。王队长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这意味着死者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没有在公安系统留下过记录。“不行，得换个思路。” 他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抛尸地这么偏僻，只有熟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凶手大概率是本地人，或者在这附近生活过。我们从周边村庄开始排查，重点找半年前失踪的妇女和孩子。” 排查工作从鱼塘周边的三个村庄开始。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手里拿着死者的素描画像 —— 小女孩扎着马尾辫，穿着粉色褂子；妇女齐耳短发，中等身材。“老乡，您见过这两个人吗？半年前有没有听说谁家有人失踪？” 每到一户，民警们都耐心地询问，生怕漏掉任何线索。 村里的消息传得快，民警们刚排查到第二个村庄，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的：“同志…… 我…… 我媳妇和娃…… 半年前不见了，跟你们说的…… 有点像。” 打电话的是老高，今年三十八岁，常年在江苏的建筑工地打工，家里只剩妻子张琳带着女儿丫丫生活。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工地上扛钢筋，汗水湿透了他的工装，手里的钢筋重得能压弯他的腰。听到民警的话，他手里的钢筋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砸起一片尘土。“同志，你们…… 你们在哪儿？我现在就回去！”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老高连夜赶回临沭县，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趟客车，到村里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他直奔村委会，看到民警手里的素描画像，当场就瘫倒在地，眼泪砸在水泥地上：“是张琳…… 是丫丫…… 这是我媳妇，这是我闺女啊！” 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手里紧紧攥着口袋里的照片 —— 那是去年春节拍的，张琳抱着丫丫，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身后是刚贴的春联，母女俩笑得灿烂。 民警们赶紧把老高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递给他一杯水。老高喝了口水，情绪稍微稳定了些，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半年前的事。 2014 年 12 月 7 日，老高还在江苏打工，那天下午四点多，他给张琳打了个电话，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电话里，张琳的声音很轻，说丫丫有点感冒，已经喂了药，让他别担心。“我还跟她说，快过年了，我再干半个月就回去，给她和丫丫买新衣服。” 老高抹着眼泪说，“她还笑，说不用买新衣服，家里还有旧的，让我多攒点钱。” 那是老高最后一次听到张琳的声音。12 月 8 日早上，邻居老王发现张家的大门虚掩着，风吹得门板 “吱呀” 作响。老王觉得奇怪，张琳平时很仔细，出门都会锁门。他走到门口，喊了几声：“张琳！张琳在家吗？” 没人回应。 老王绕到窗户边，往里看了看 —— 厨房里，锅里的粥早已凉透，碗还放在灶台上；卧室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刚叠好的样子；丫丫的玩具熊放在枕头边，上面还沾着几根头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去找张琳的婆婆。” 老王后来对民警说，“她婆婆一听就慌了，冲进屋里翻来翻去，喊着张琳和丫丫的名字，声音都哑了。” 张琳的婆婆给老高打电话时，老高正在工地上加班，手机放在宿舍充电。直到晚上八点多，他才看到未接来电，回拨过去，听到婆婆的哭声，他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着急地问，婆婆哭着说：“琳琳和丫丫…… 不见了，家里没人，门没锁，手机钱包都在！” 老高连夜买了车票往回赶，火车上，他一夜没合眼，反复看手机里妻女的照片。张琳是他三年前娶的，她是二婚，之前跟前夫有个儿子，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夫。老高不嫌弃她，觉得她勤劳朴实，两个人结婚后，张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老高的父母也很孝顺。丫丫是他们的女儿，出生时才五斤多，张琳精心照顾，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每天晚上都给孩子讲故事，直到孩子睡着。 回到家后，老高把家里翻了个遍，张琳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钱包里还有三百多块钱，身份证也在里面 —— 这不是出门的样子，张琳平时出门买个菜都会带身份证。“唯一不见的就是那辆电动三轮车，是我们结婚时买的，红色的，张琳平时用它去镇上买菜，接丫丫去幼儿园。” 老高说，“我当时就想，她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不会不打招呼就走。” 老高带着村民们找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把附近的山林、镇上的市场、甚至邻县的汽车站都翻了个遍，张琳的娘家也去了好几次，可一点消息都没有。村里的流言四起，有人说张琳跟人私奔了，有人说她卷了钱跑了，还有人说她可能掉进河里淹死了。“我不信，” 老高摇着头说，“张琳不是那样的人，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磨豆浆，给我父母端过去，然后再去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给丫丫缝衣服，她怎么会丢下家走呢？” 老高去派出所报了失踪，民警们也帮忙找了，张贴了大量的寻人启事，上传到了寻人平台。启事上的张琳齐耳短发，眼睛温和，笑容腼腆；丫丫扎着马尾辫，胖嘟嘟的，怀里抱着个玩具熊。可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消息，张琳和丫丫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专案组的民警们听完老高的话，心里都不是滋味。王队长让老高提供了张琳的 dNA 样本，和死者的 dNA 进行比对，结果显示，死者就是张琳和丫丫。“老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给你和孩子一个交代！” 王队长拍着老高的肩膀说，语气坚定。 接下来的几天，民警们重新调取了 2014 年 12 月 7 日前后的所有监控。张琳家附近只有一个监控探头，在村口的小卖部旁边，是店主自己装的，画面是黑白的，还经常抖动，但聊胜于无。 监控显示，12 月 7 日下午四点，张琳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家，丫丫坐在后座，怀里抱着玩具熊，看到监控时，还挥了挥手，小小的身影在画面里很模糊，但能看出孩子很开心。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 12 月 8 日凌晨两点零三分，监控拍到张琳的电动三轮车从村里开出去，往县城方向走，车灯在黑暗中像两颗微弱的星，车速很快，像是在赶什么。“奇怪，张琳为什么会在凌晨出门？” 王队长盯着监控画面说，“而且车速这么快，不像是自愿的。” 民警们反复回放这段监控，看了不下二十遍。突然，一个年轻的民警指着画面说：“王队，你看，后座好像有个人影！” 王队长赶紧凑过去，眯着眼看 —— 画面很模糊，但确实能看到后座有个黑影，半个脑袋露在外面，像是个成年人。 “难道是有人胁迫张琳？” 王队长皱起眉头，“或者是有人藏在了车上？” 他立刻下令，调取张琳家附近胡同口的监控 —— 那条胡同是张琳家到村口的必经之路，虽然没有直接对着张琳家，但能拍到路过的人。 果然，在 12 月 7 日晚上十一点二十分，监控拍到一道黑影从胡同口走进来，几分钟后又走出去，然后再一次走进胡同。从十一点二十分到凌晨两点张琳出门，这中间有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胡同里没有任何其他动静，邻居们也说没听到任何呼救声。“这两个多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队长在会议上问，“凶手应该是提前潜入了张琳家，或者在胡同里等着，胁迫张琳出门。” 民警们开始围绕这个黑影展开排查。他们拿着监控截图，挨家挨户询问胡同里的村民：“您在 12 月 7 日晚上十一点多，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或者听到什么动静？” 排查了两天，终于有个老太太说：“那天晚上我起夜，好像看到有个人从胡同里走出来，穿着深色的外套，个子挺高的，具体长什么样没看清，天太黑了。” 可这线索太模糊了，根本没办法确定身份。监控画面质量太差，黑影的轮廓都看不清楚，更别说面部特征了。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王队长分析说，“能让张琳在深夜出门，还不引起邻居怀疑，一定是她认识的人。而且凶手知道鱼塘那个偏僻的地方，说明他对这一带很熟悉。” 民警们开始梳理张琳的交际圈。张琳性格内向，平时除了买菜、去幼儿园接丫丫，几乎不出村，也不爱跟人串门。老高说，张琳的朋友很少，手机通讯录里除了老高和几个亲戚，几乎没有其他人的号码。“她跟村里的人关系都不错，从没跟谁红过脸，也没跟人结过仇。” 老高说，“我实在想不通，谁会害她和丫丫。” 民警们调取了张琳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她在 12 月 7 日当天，只给老高打了一个电话，没有和其他人联系过。“这就奇怪了，” 王队长说，“如果是熟人约她出门，她怎么会不打电话确认呢？” 就在这时，老高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张琳失踪前几天，跟我说过，想去找她前夫看看儿子。她之前跟前夫有个儿子，叫乐乐，今年六岁，离婚后判给了前夫，张琳很想孩子，经常跟我提起。” 民警们立刻找到张琳的前夫李全。李全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听说张琳遇害，他愣了半天，手里的扳手 “哐当” 掉在地上。“不可能…… 她怎么会……”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眼圈红了。 李全说，他和张琳是 2010 年离婚的，因为他经常喝酒家暴，张琳受不了才提出离婚。儿子乐乐判给了张琳，可后来他悄悄把儿子接了回来，张琳来要过几次，他都没给，两个人还差点打起来。“我知道我对不起她，” 李全低着头说，“但我真没害她，12 月 7 日那天，我一直在修车铺干活，晚上还跟几个朋友喝酒，他们都能证明。” 民警们找到了李全的朋友和修车铺的邻居，确认李全在 12 月 7 日当天确实没有离开过镇上，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那会是谁呢？” 王队长有些头疼，线索又断了。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技术员突然发现了新线索：张琳在 12 月 5 日，也就是失踪前两天，主动给一个陌生号码打了个电话，通话时间只有两分钟。“这个号码是谁的？” 王队长立刻让民警去查。 查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很意外 —— 这个号码的主人是刘强，老高的工友，两个人一起在江苏打工，关系还不错。“我怎么不知道张琳给刘强打电话？” 老高很惊讶，“刘强去年年底不是回老家了吗？说是他哥哥生病了，要回去照顾。” 民警们很快找到刘强。刘强三十多岁，个子很高，说话很实在。他说，12 月 5 日那天，是老高让他给张琳打电话，让他帮忙捎点钱和东西回去。“老高当时手头紧，想让我先垫点钱给张琳，买点年货，我答应了，所以张琳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 刘强说，“12 月 7 日那天，我中午到的家，下午就把钱和东西给了张琳，然后就去照顾我哥哥了，晚上一直在哥哥家，没出门。” 民警们去刘强哥哥家核实，刘强的哥哥确实生病了，12 月 7 日晚上，刘强一直在家里照顾他，嫂子和邻居都能证明。线索再一次中断，专案组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发现尸体已经过去了十天，案件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王队长每天都在专案组办公室待到深夜，桌上堆满了监控录像带和询问笔录，咖啡杯里的咖啡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不能放弃，” 他对民警们说，“凶手肯定留下了线索，我们只是还没找到。” 民警们决定重新梳理监控，扩大搜索范围，把从张琳家到鱼塘沿途的所有监控都调出来，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不能放过。这一带是乡镇，监控探头很少，大部分都是小卖部或农户自己装的，画面质量参差不齐，但民警们还是耐心地看，一帧一帧地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距离鱼塘五公里的一个路口，民警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监控画面。监控显示，12 月 8 日凌晨三点零五分，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从县城方向开过来，往鱼塘方向走，驾驶座上是一个男人，穿着深色外套，用一条白色的毛巾捂着脸，只露出眼睛。车后座上，能隐约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粉色的衣服 —— 和丫丫的衣服颜色一致。 “这个男人肯定是凶手！” 王队长激动地说，“张琳应该已经遇害了，他是去抛尸的！” 民警们反复看这段监控，注意到一个细节：男人的左手边放着一个粉红色的物件，形状像是一把枪。“那是什么？” 一个民警问，“会不会是射钉枪？” 射钉枪 —— 这个念头让王队长心里一紧。他之前处理过一起案件，有人用改装过的射钉枪伤人，那种枪本是装修用的工具，加装钢管和撞针后，能发射钢钉或铁砂，威力很大，足以致命。“立刻去查，附近有没有人买过射钉枪，或者改装过射钉枪！” 民警们分成小组，去镇上的五金店、装修公司询问，终于有个五金店老板说：“去年 11 月份，有个叫马强的男人来买过射钉枪，还问我怎么改装，我没告诉他，他就走了。” “马强是谁？” 王队长立刻问。老板说，马强是附近村子的，三十多岁，之前在外地打工，去年 10 月份回的家，平时爱喝酒，脾气不太好。 这个名字让老高猛地想起了一个人：“马强？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还一起在江苏打工过，去年 10 月份，他说家里有事，辞职回了家。” 老高说，张琳失踪后，马强还挺殷勤，去车站接他，帮他调监控，陪他喝酒解闷，“我当时还挺感谢他，没想到……” 民警们立刻核查马强的信息：马强，35 岁，临沭县某村人，2008 年因盗窃被判过三年刑，出狱后在外地打工，去年 10 月辞职回家，单身，父母都不在了，一个人住。村民们说，马强平时不爱说话，但力气很大，会修理机械，附近谁家的农机坏了，都找他修。他嗜酒如命，一喝酒就脾气暴躁，经常跟人吵架，有时候还动手。 “身高呢？” 王队长问。村民们说，马强大概一米七五左右，跟监控里的男人身高差不多。 更关键的是，有个村民反映，12 月 7 日晚上，马强在村里的小卖部跟几个人喝酒，喝到半夜，还拿出一把粉红色的射钉枪炫耀，说：“这玩意儿改装过，能打铁砂，威力大得很，十里八乡没人敢惹我。” 而且那天晚上，马强穿的就是一件深色的外套，跟监控里的男人一模一样。 “就是他了！” 王队长一拍桌子，“立刻布控，抓捕马强！” 可民警们赶到马强家时，发现他家大门紧锁，已经没人了。邻居说，马强在半个月前就走了，说是去外地打工了，具体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民警们通过马强的银行卡消费记录，查到他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木器厂打工。2015 年 7 月 3 日，王队长带着几个民警，连夜赶到苏州，找到了那个木器厂。木器厂在郊区，旁边有个果园，马强平时就住在果园里的一个小屋里。 民警们悄悄靠近小屋，透过窗户，看到马强正在里面摘苹果，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啃了一口，放在桌子上。“行动！” 王队长一声令下，民警们冲了进去，马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在了地上。 “你们是谁？干什么！” 马强挣扎着喊，可他的力气再大，也抵不过几个民警。手铐铐上的那一刻，这个身高一米七五的男人腿一软，瘫在地上，反复念叨：“我错了，是酒害了我，我错了……” 审讯室里，马强一开始还抵赖，说自己没见过张琳，更没杀过人。可当民警们拿出监控画面、射钉枪的照片，还有他喝酒时炫耀射钉枪的证人证言时，马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低着头，眼泪混着鼻涕流下，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马强和老高是小学同学，2014 年 10 月，他帮老高拉玉米时，第一次见到了张琳。张琳长得清秀，性格又好，马强一下子就起了歹念。他几次趁老高不在家，去敲张琳家的门，想跟她发生关系，都被张琳拒绝了。“她每次都骂我，让我滚，我就记恨上她了。” 马强说。 12 月 5 日，老高因为盖房，借了马强五万元钱，马强心里更不平衡了：“老高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老婆，还有钱盖房，我却什么都没有。”12 月 7 日，马强请几个工人吃饭，喝了一斤多白酒，越喝越觉得不甘心，脑子里全是张琳的样子。 晚上十点多，马强揣着改装好的射钉枪，借着酒劲，翻墙进了张琳家的院子。院子里很静，只有丫丫的玩具熊放在台阶上。他走到屋门口，发现门没锁 —— 张琳可能是白天忘了锁，也可能是觉得村里安全。 马强推开门，屋里的灯还亮着，张琳正在给丫丫缝衣服，台灯的光很暗，丫丫已经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你怎么进来的？出去！” 张琳看到马强，吓了一跳，手里的针线掉在炕上。 “我不出去，今天我就要跟你好！” 马强走过去，一把抓住张琳的胳膊。张琳想喊，马强捂住她的嘴，把射钉枪顶在她的腰上：“别喊，喊了我就对娃不客气！” 丫丫被惊醒了，看到马强，吓得哭了起来：“妈妈，我怕！” 张琳赶紧抱住丫丫，眼泪流了下来：“你别伤害孩子，我什么都听你的。” 马强逼着张琳把丫丫哄睡，然后对张琳实施了性侵。事后，马强酒劲上来，脑子一片空白，只想着不能让张琳活着报警。“我怕她告诉老高，怕警察抓我，就想杀了她。” 马强说，“我让她开车送我去车站，说送我到车站就放了她和孩子，她信了。” 张琳骑着电动三轮车，马强坐在后面，手里拿着射钉枪，顶着张琳的后背。丫丫坐在中间，吓得不敢说话，只是紧紧抱着张琳的腰。三轮车在土路上颠簸，走到城郊的一片荒地时，马强让张琳停车。“你把车开到鱼塘边去，那里没人。” 马强说。 张琳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她抱着丫丫，哭着求马强：“你放了孩子吧，孩子还小，她不懂事，我给你磕头了。” 马强却不耐烦了，他一把推开张琳，拿起射钉枪，对着她的头部开了一枪。“砰” 的一声，张琳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鲜血溅到了丫丫的衣服上。 丫丫吓得哇哇大哭，马强走过去，看着孩子的眼睛，心里也有点慌，但他知道，不能留下活口。“我闭着眼，又开了一枪，孩子就不哭了。” 马强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之后，马强在附近找了块青石板，用麻绳绑在丫丫的身上，然后把张琳的尸体抱进三轮车后座，推着三轮车，把车和尸体一起推进了鱼塘。“我看着车沉下去，心里才稍微踏实点，赶紧跑回了家。” 马强说，“后来老高找张琳，我还帮他找，就是想掩饰自己的罪行，可我每天都睡不着，一闭眼就看到张琳和孩子的样子。” 2016 年 5 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强案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马强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后为灭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马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老高经济损失 12 万元。 执行死刑的那天，老高去了法院，他想亲眼看着马强伏法。当法警宣布判决结果时，马强面无表情，似乎早就知道了结局。老高看着他，心里没有痛快，只有无尽的悲伤 —— 他的妻子和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案子破了，王队长和民警们却没有丝毫轻松。他们去过高老家几次，每次都能看到张琳的照片摆在桌子上，丫丫的玩具熊放在旁边，落满了灰尘。老高后来没有再去外地打工，留在了村里，种着那亩玉米地，偶尔会去鱼塘边坐一会儿 —— 那里已经重新注满了水，又有了鱼，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张琳的遭遇，不是个例。在农村，像她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很多，她们扛起了农活和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却要独自面对孤独和危险。她们是家庭的支柱，却是情感和安全上的 “双重孤岛”。 第92章 夺命谣言 1986 年 8 月 24 日，上海卢湾区斜土路的凌晨带着夏末特有的湿凉。凌晨 4 点半，天刚蒙出一层灰白，弄堂里的露水还凝在青石板缝里，垃圾桶旁的煤炉刚冒出第一缕淡蓝的烟，就被一声惨烈的尖叫劈得粉碎。 “杀人啦！” 那声音像被掐住喉咙的猫，尖得能刺破晨雾，裹着绝望的颤音在弄堂里窜。最先冲出门的是张阿婆，她一手攥着煤炉的火钳，一手揉着惺忪的眼，刚拐过自家门柱就僵在原地 —— 徐家那扇朱红色的木门敞着，门槛上淌着黑红的血，顺着青石板流到墙角，在露水地里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痕迹。 徐树祥和她母亲倒在血泊里，徐树祥的清洁帽掉在一旁，帽檐上还沾着几片没扫完的梧桐叶；她母亲手里攥着半根没织完的毛线，线团滚到斧头边，被血浸成了深褐色。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的斧头还滴着血，斧刃上的寒光映着他扭曲的脸 —— 正是徐树祥的前夫，郭巧娣。 “别让他跑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里突然冲出三个大汉：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隔壁纱厂的李师傅，还有卖菜的张师傅。王师傅一把拽住郭巧娣的胳膊，李师傅从后面抱住他的腰，张师傅趁机夺下斧头，“哐当” 一声扔在地上。郭巧娣挣扎了两下，突然瘫软下来，嘴角开始冒白沫，眼睛往上翻。 这时有人指着墙角：“那是什么？” 众人看过去，只见一瓶打翻的敌敌畏躺在那里，农药味混着血腥味，呛得人直咳嗽。“他是来同归于尽的！” 张阿婆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颤，“造孽啊，好好的一家人……” 死者徐树祥，生于 1957 年的上海。她是徐家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生她时已经 42 岁，算是高龄产妇，奶水本就不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徐树祥从小就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能看见骨头。 三岁那年，徐树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人事不省。父亲徐根生是纱厂的挡车工，连夜推着自行车，把她抱到瑞金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脑子就烧坏了。虽然后来烧退了，但徐树祥的发育明显比别的孩子慢 —— 五岁才会完整说话，七岁上小学时，个头比同班同学矮半个头，跑两步就喘得厉害。 上学后的徐树祥，成了班里最 “扎眼” 的学生。因为个子矮，老师把她安排在第一排，可即便盯着黑板，她也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语文课文读三遍还记不住，数学题更是算得一塌糊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同学给她起绰号 “小矮子”“笨丫头”，体育课上没人愿意跟她一组，跳绳时她总被绳子绊倒，引得一片哄笑。 徐树祥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旁，陪着她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母亲就用火柴棍摆算式，一遍遍地教；语文课文，母亲就逐字逐句地念，让她跟着读。可徐树祥的脑子像生了锈，再怎么教，成绩还是上不去。 “妈，我不想上学了。” 初中毕业那年，徐树祥把成绩单摔在桌上，眼泪砸在 “不及格” 的红叉上，“我不是读书的料，不如去干活。” 父母劝了她好几次，说 “女孩子有文化才好嫁人”，哥哥姐姐也帮着劝，可徐树祥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 辍学后，徐树祥开始找工作。可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又没文化，跑了十几家工厂，都被拒之门外。有的工厂说 “我们要能扛活的”，有的说 “你这身体，干不了重活”。徐树祥每次回家，都耷拉着脑袋，母亲看着她的样子，偷偷抹眼泪。 后来，母亲托了远房亲戚，终于把徐树祥塞进了徐汇区清洁管理站，做了一名清洁工。报到那天，母亲特意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叮嘱道：“好好干，别让人看不起。” 徐树祥攥着衬衫的衣角，点了点头。 刚开始，徐树祥很排斥这份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推着沉重的清洁车，扫着满街的垃圾。夏天，太阳一出来，柏油路就像烤炉，她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手冻得红肿，握不住扫帚。更让她难受的是，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说 “清洁工没出息”。 有一次，徐树祥在扫街时，遇到了初中同学。那同学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挎着皮包，看到她就皱起眉头，故意绕着走。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可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渐渐地，徐树祥发现，这份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糟。清洁站给每个工人划分了负责区域，她负责的是斜土路一段，每天只要把自己的区域扫干净，就能准时下班。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埋头干活就行。 每天凌晨，徐树祥推着清洁车，沿着斜土路慢慢扫。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和卖早点的摊贩。卖豆浆的王师傅会跟她打招呼：“小徐，早啊，要不要来碗豆浆？” 徐树祥笑着摇摇头：“不了，我得赶紧干活。” 有时候，她会在扫街时捡到一些硬币，虽然不多，但她会攒起来，给母亲买点心。 工作稳定了，可徐树祥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徐家的心病。二十多岁的姑娘，在 80 年代的上海，早就该谈婚论嫁了。可徐树祥个子矮，又没文化，还是个清洁工，介绍了十几个对象，都黄了。 有一次，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纱厂的工人，长得高高壮壮的。两人约在人民公园见面，那工人一看到徐树祥，就露出嫌弃的表情，没聊几句就说：“我妈说，你这身高，以后生小孩会受影响。” 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白了，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介绍的是个个体户，家里条件不错。可那人一听说徐树祥是清洁工，就说：“我家好歹也是做生意的，你一个扫街的，跟我不般配。” 徐树祥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一次次的相亲失败，让徐树祥渐渐失去了信心。“妈，我不嫁了，这辈子就跟你们过。” 她跟母亲说。母亲叹了口气，说：“傻丫头，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等我们老了，谁照顾你？” 1983 年，徐树祥 27 岁。这年冬天，母亲又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名叫郭巧娣，是上海港务局的装卸工人，跟她同岁。 “人家条件不算好，但人老实，你见见吧。” 母亲劝道。徐树祥本不想去，可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还是点了点头。 两人约在人民公园附近的 “老上海阳春面” 馆见面。徐树祥到的时候，郭巧娣已经到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上衣是一件灰色的劳动布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看到徐树祥，郭巧娣赶紧站起来，有点紧张地说：“你好，我是郭巧娣。” 徐树祥坐下后，郭巧娣赶紧叫服务员，点了两碗阳春面，还加了两个荷包蛋。“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先点这些，不够再点。” 他说，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搓手。 吃饭的时候，郭巧娣话不多，但很实在。他说自己是农村来的，父母都在乡下，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他在码头当装卸工，虽然累，但工资还不错。“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好好干活，好好对人。” 郭巧娣看着徐树祥，眼神很真诚。 徐树祥看着他，心里有了一丝悸动。之前的相亲对象，不是嫌弃她的身高，就是嫌弃她的工作，可郭巧娣没有。他说话很诚恳，没有花言巧语，反而让她觉得踏实。 “我是清洁工，每天扫街，你不嫌弃吗？” 徐树祥小声问。 郭巧娣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嫌弃啊，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你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很光荣。” 他顿了顿，又说：“我个子也不高，跟你差不多，咱们挺般配的。” 徐树祥听了，忍不住笑了。那是她相亲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见面。郭巧娣每次休息，都会约徐树祥出来。有时候，他们会去人民公园散步，郭巧娣会给她讲码头的趣事；有时候，他们会去看电影，郭巧娣会提前买好票，还会带一包瓜子；有时候，郭巧娣会去徐树祥家，帮着干家务，陪徐树祥的父母聊天。 徐树祥的父母很喜欢郭巧娣，觉得他老实本分，对徐树祥也好。母亲跟徐树祥说：“小郭是个好孩子，你别错过了。” 徐树祥也觉得郭巧娣不错。他虽然话少，但很细心。知道徐树祥早上起得早，他会提前买好早点，送到她家门口；知道徐树祥冬天手冻得疼，他会买一副手套，偷偷塞给她；知道徐树祥喜欢吃苹果，他每次来都会带一袋。 三个月后，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两人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轰轰烈烈的婚礼，只有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徐树祥穿着母亲给她买的红色连衣裙，郭巧娣穿着新的中山装，两人站在一起，虽然不显眼，但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婚后，两人租了一间小房子，就在卢湾区斜土路附近。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米，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没什么空间了。但徐树祥很满足，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做好饭，等郭巧娣回来。 刚开始的日子，很甜蜜。郭巧娣每天下班回来，都会给徐树祥带点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块糖，有时候是一朵花。徐树祥会给郭巧娣端上热饭热菜，听他讲码头的事。晚上，两人会坐在床上，聊聊天，或者看看电视。徐树祥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幸福。 可没过多久，甜蜜期就过去了，婚姻的矛盾开始显现。 郭巧娣在码头干的是重活，每天累得要死，回到家就想躺着。可徐树祥爱干净，总让他洗澡、换衣服，还抱怨他把脏衣服扔在沙发上。郭巧娣一开始还忍着，后来就不耐烦了：“我在码头扛了一天的包，累得要命，洗什么澡，明天再说。” 徐树祥听了，很生气：“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郭巧娣说，语气很冲。 两人开始频繁吵架。徐树祥觉得，郭巧娣没有婚前那么有素质了，变得言行粗鲁，脾气也不好；郭巧娣觉得，徐树祥没有婚前那么温婉贤良了，变得斤斤计较，泼辣不近人情。 有一次，家里的盐用完了，徐树祥让郭巧娣下班回来买一袋。可郭巧娣忘了，回到家才想起。徐树祥很生气，说：“这么点小事都记不住，你还能干嘛？” 郭巧娣也火了：“忘了就忘了，明天再买不行吗？你至于这么喋喋不休吗？” 两人吵到半夜，徐树祥哭了很久。 更让徐树祥没想到的是，郭巧娣竟然隐藏了一个秘密。 那是婚后半年的一天，徐树祥跟郭巧娣的同事刘哥一起吃饭。刘哥喝多了，无意中说漏了嘴：“小郭，你以前在看守所待过，现在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媳妇，真是福气。” 徐树祥一听，脑子 “嗡” 的一声，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她看着郭巧娣，脸色苍白：“你…… 你去过看守所？” 郭巧娣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拉着刘哥，说：“刘哥，你喝多了，别乱说。” 可刘哥已经醉了，还在说：“我没乱说啊，你以前不是因为盗窃被拘留劳教过吗？这事我们码头的人都知道……” 徐树祥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就走。郭巧娣赶紧追出去，拉住她的手：“树祥，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徐树祥甩开他的手，眼泪掉了下来，“你是劳改犯！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这是骗婚！”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郭巧娣急得满头大汗，“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偷了别人的东西，被劳教了两年。出来后，我就改邪归正了，发誓要好好做人。我怕你知道了会嫌弃我，所以才没告诉你。” “嫌弃？我当然嫌弃！” 徐树祥哭着说，“我当初看上你，就是因为觉得你老实忠厚，可你竟然骗我！你太让我失望了！” 那天晚上，两人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争吵。徐树祥不停地骂郭巧娣是 “骗子”“劳改犯”，郭巧娣一开始还解释，后来被骂急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已经改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 他冲着徐树祥大喊。 “原谅你？不可能！” 徐树祥说。 郭巧娣再也忍不住了，狠狠一巴掌甩在徐树祥的脸上。“啪” 的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小屋里回荡。 徐树祥愣住了，她捂着脸，不敢相信郭巧娣会打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她看着郭巧娣，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然后，她摔门而去，回了娘家。 徐树祥回娘家后，再也没回过那个小家。郭巧娣去接过她好几次，可徐树祥都不肯见他。母亲看着女儿的样子，很心疼，也很生气，说：“郭巧娣这个骗子，我们当初真是看走了眼。” 就在徐树祥为婚姻烦恼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 —— 她的三姐徐树兰因病去世了。 三姐徐树兰比徐树祥大十岁，嫁给了一个工厂的技术员，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强强，当时才四岁。三姐身体一直不好，去年查出了肺癌，治疗了一年多，还是没留住。 三姐去世后，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债。三姐夫要上班挣钱还债，没时间照顾强强，只能把强强留在家里。强强才四岁，还不懂事，每天都哭着找妈妈。 徐树祥看着强强可怜的样子，心里很疼。“姐夫，以后我来照顾强强吧。” 她说。三姐夫很感动，说：“谢谢你，小妹。” 从那以后，徐树祥只要一有空，就会去三姐夫家照顾强强。早上，她会去送强强上幼儿园；晚上，她会去接强强回家，给强强做饭、洗澡、讲故事；周末，她会带强强去公园玩，给强强买玩具。有时候，她甚至会住在三姐夫家，方便照顾强强。 徐树祥觉得，自己只是在照顾外甥，没什么不妥。可她没想到，流言蜚语很快就传开了。 弄堂里的王阿姨，最喜欢搬弄是非。她看到徐树祥每天都去三姐夫家，就跟李婶说：“你看徐家小妹，天天往姐夫家跑，孤男寡女的，能有什么好事？” 李婶听了，赶紧问：“真的？你看到什么了？” “我昨天晚上还看到她在姐夫家洗澡呢！” 王阿姨添油加醋地说，“说不定早就在一起了，三姐刚走，她就迫不及待了。” 这些话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弄堂。有人说徐树祥 “不检点”，有人说她 “想抢姐夫”，还有人说她 “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 徐树祥听到这些话，心里很委屈。她想解释，可又觉得没必要 ——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依然每天去照顾强强，不管别人怎么说。 可这些流言，还是传到了郭巧娣的耳朵里。 郭巧娣本来就多疑，听到这些话后，更是坐不住了。他觉得，徐树祥回娘家不肯回来，肯定是因为跟三姐夫有染。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他特意请了假，悄悄跟踪徐树祥。 那天早上，徐树祥带着强强去菜市场买橘子。三姐夫正好休息，也跟着一起去了。三人在菜市场里有说有笑，强强拿着橘子，递给徐树祥：“小姨，你吃。” 三姐夫笑着说：“强强跟小姨最亲了。” 这一幕，正好被躲在树后的郭巧娣看到了。他看着徐树祥和三姐夫说说笑笑的样子，像极了当初他们恋爱时的模样，心里的嫉妒和愤怒一下子爆发了。 郭巧娣冲了上去，一把揪住徐树祥的头发，二话不说就打。“你这个不要脸的！背着我找野男人！我今天非要收拾你不可！” 他一边打，一边骂。 徐树祥被打得晕头转向，强强吓得哇哇大哭。三姐夫赶紧上前拉开郭巧娣，说：“你干什么？疯了吗？” “我干什么？你这个奸夫，我打死你们！” 郭巧娣推开三姐夫，继续打徐树祥。 周围的人看到了，赶紧上前劝架。卖菜的张师傅拉住郭巧娣的胳膊，说：“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啊！” 还有几个路人也过来帮忙，好不容易才把两人分开。 徐树祥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着血，头发也乱了。她看着郭巧娣，眼神里充满了恨意：“郭巧娣，我们完了！” 这件事之后，徐树祥下定了决心要离婚。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天早上，徐树祥觉得恶心想吐，吃不下东西。母亲陪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怀孕了，已经快两个月了。 “太好了！” 母亲高兴得哭了，“树祥，你有孩子了！” 徐树祥看着化验单，心里很复杂。她恨郭巧娣，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郭巧娣得知徐树祥怀孕后，赶紧提着礼品，去了徐树祥的娘家。一进门，他就跪在地上，说：“树祥，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 徐树祥的母亲本来不喜欢郭巧娣，可看在孩子的份上，也劝徐树祥：“树祥，孩子是无辜的。你身体不好，能怀孕不容易，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徐树祥看着郭巧娣诚恳的样子，又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心里软了下来。她想，也许郭巧娣真的能改，也许孩子能让这个家变好。于是，她点了点头，说：“我可以原谅你，但你必须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我，再也不怀疑我。” “我保证！我保证！” 郭巧娣赶紧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两人和好后，决定补办婚礼。按照当时的观念，只领了结婚证，没办婚礼，不算真正的结婚。而且徐树祥怀孕了，等月份大了，就不方便了。 婚礼定在了次月的中旬。夫妻俩匆忙订了酒店，通知了亲朋好友，然后开始准备新房。他们把租来的房子重新收拾了一下，打算刷一遍墙，再买几件新家具。 可没想到，在婚房布置的问题上，两人又吵了起来。 徐树祥想把墙刷成淡粉色，说 “粉色温馨，适合孕妇住”；可郭巧娣想刷成蓝色，说 “蓝色耐脏，而且男人住粉色像什么样子”。两人各执己见，谁也不肯让步。 “粉色多好看啊，你怎么就不同意？” 徐树祥说。 “好看有什么用？不耐脏，过几天就脏了。” 郭巧娣说。 “我就要粉色！这是我的婚房，我想刷什么颜色就刷什么颜色！” 徐树祥说，语气很冲。 “这也是我的婚房，我也有发言权！” 郭巧娣也火了，“你别太过分了！” 两人越吵越凶，郭巧娣急了，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你肚子里的孩子说不定不是我的！你再闹，婚房我就不装了，婚礼也不办了！等你肚子大了，造流言蜚语的，也不是我！”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扎进了徐树祥的心里。她看着郭巧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 你竟然这么说？” 郭巧娣说完就后悔了，可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了。“我…… 我不是故意的。” 他想解释。 “够了！” 徐树祥打断他，眼泪掉了下来，“我算是看透你了，你根本就不信任我！这个孩子，我不想要了！” 第二天，徐树祥瞒着所有人，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后，她直接回了娘家，再也不想见郭巧娣。 眼看婚礼在即，新娘没了，孩子也没了，郭巧娣慌了。他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觉得是徐树祥在故意刁难他。他跑到徐树祥的娘家，讨要说法。 “徐树祥，你为什么要把孩子打了？你为什么要毁了我们的婚礼？” 郭巧娣对着徐树祥大喊。 徐树祥的哥哥们看到郭巧娣，很生气。大哥徐树明说：“你还有脸来？是你先对不起树祥的，你还好意思问？” “我怎么对不起她了？” 郭巧娣说，“我都道歉了，她还想怎么样？” “你道歉就行了？你说孩子不是她的，你对得起她吗？” 二哥徐树华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们家没你这样的女婿！” 说着，徐树明和徐树华就冲上去，对着郭巧娣拳打脚踢。三姐夫也过来帮忙，把郭巧娣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把他赶出了家门。 郭巧娣被打后，心里很委屈。他觉得自己没错，是徐家人在欺负他。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郭巧英，郭巧英听了，很生气：“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你？走，姐带你去找他们讨公道！” 第二天，郭巧英带着郭巧娣，还有两个亲戚，一起去了徐树祥的娘家。一进门，郭巧英就大喊：“徐家的人呢？出来！你们凭什么打我弟弟？” 徐树祥的母亲开门看到他们，就想关门，可郭巧英一把推开她，闯了进去。“你们把我弟弟打成这样，必须给个说法！” 郭巧英说，指着郭巧娣脸上的伤。 “是他活该！” 徐树明说，“谁让他欺负树祥的？” “我弟弟欺负她？我看是你们家女儿不检点！” 郭巧英说，“跟自己的姐夫不清不楚，还有脸说别人？” “你胡说八道！” 徐树祥气得浑身发抖，“我跟我姐夫是清白的！”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差点又打起来。这时，社区的王主任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赶紧进来劝架。“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王主任说，“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闹成这样？” 王主任把双方都劝到椅子上坐下，给大家倒了茶，然后说：“你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树祥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郭巧娣也说了自己的想法。双方谁也不肯让步，纷纷指责对方的不是。郭巧英还在一旁帮腔，说徐树祥 “没良心”“骗婚”。 就在这时，郭巧英悄悄拉过郭巧娣，小声说：“弟，你先给他们家认个错，日子还长，等她以后到了咱们家，有的是时间收拾她。” 没想到，这句话被站在身后的三姐夫听到了。三姐夫很生气，说：“你们竟然还想害人？真是太过分了！” 双方又吵了起来，王主任看现场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只好说：“我看你们也别劝和了，还是离婚吧。” 徐树祥本来就想离婚，听王主任这么说，当即决定：“好，我要离婚！” 郭巧娣没想到徐树祥这么坚决，心里有点慌了。他想挽回，可徐树祥根本不给她机会。 几天后，徐树祥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请求与郭巧娣离婚。 郭巧娣得知此事后，非常后悔。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他冷静下来，好好想了想。他觉得，虽然徐树祥有不对的地方，但自己的问题也很大。他想起两人刚相识的时候，那么甜蜜，那么美好；想起徐树祥对他的好，想起自己打她、怀疑她的样子，心里很愧疚。 “我不能就这么离婚，我要再争取一次。” 郭巧娣想。 眼看就要过年了，郭巧娣买了大包小包的礼品，有鱼、有肉、有糖果，还有给徐树祥父母买的棉袄，去了徐树祥的娘家。 一进门，郭巧娣就跪在地上，说：“爸，妈，树祥，我知道错了，你们原谅我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对树祥，再也不惹她生气了。” 徐树祥的母亲看到他，就说：“你走吧，我们家不欢迎你。” 徐树明从屋里出来，看到郭巧娣，很生气：“谁让你来的？赶紧滚！” 说着，就把郭巧娣带来的礼品扔了出去。 “我不走，我要跟树祥道歉。” 郭巧娣说，不肯起来。 徐树祥从屋里出来，看到郭巧娣，冷冷地说：“你别白费力气了，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邻居们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郭巧娣觉得很没面子，可他还是不肯走。 三姐夫实在忍不住了，上前给了郭巧娣一拳，说：“你还要不要脸？我们家都这样了，你还来纠缠？” 郭巧娣被打后，也火了，站起来就跟三姐夫扭打在一起。邻居们赶紧上前拉开，有人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把两人带到了派出所，批评教育了一顿。郭巧娣从派出所出来后，心里很绝望。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挽回徐树祥了。 1986 年 3 月 1 日，法院开庭。开庭之前，法官把两人叫到一起，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郭巧娣一直俯小做低，不停地道歉认错，说自己以后会改。可徐树祥态度坚决，始终不改离婚的想法。 “法官，我跟他已经没有感情了，我必须离婚。” 徐树祥说。 法官见调解无效，只好休庭，让两人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两个月之后，法院再次开庭。经过多次调解，徐树祥依然坚持要离婚。最后，法院不得不判决：准予徐树祥与郭巧娣离婚。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郭巧娣觉得天塌了。他走出法院，天下着雪，雪花落在他的脸上，冰凉冰凉的。他裹紧衣服，慢慢走在大街上，心里一片空白。 离婚后，徐树祥回到了娘家，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她每天按时上班，扫街、照顾强强，日子过得也算安稳。郭巧娣则搬回了码头的宿舍，每天埋头干活，很少出门。 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各自回归正常的生活。可谁也没想到，一桩谣言，又让这件事演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是两人离婚半年后的一天晚上，郭巧娣因为心情郁闷，喝了不少酒。他觉得心里难受，想出去散散步，醒醒酒。 他在弄堂里慢慢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这时，他遇到了徐树祥的邻居赵叔。赵叔看到郭巧娣，很吃惊：“小郭？你不是进去了吗？怎么出来了？” 郭巧娣一愣，酒一下子醒了大半：“赵叔，你说什么？我进去了？我一直在上班啊。” “你不知道？” 赵叔说，“徐家那母女俩说的，说你偷东西，被抓进去坐牢了。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郭巧娣一听，如遭雷击。他攥紧拳头，指甲嵌进肉里，说：“我什么时候偷东西了？我一直在好好上班，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谁知道呢，可能是恨你吧。” 赵叔说，“你也别往心里去，都是谣言。” 郭巧娣没有再跟赵叔说话，转身就走。他走得很快，心里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快要爆发了。 回到宿舍后，郭巧娣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全是赵叔的话。他想起自己改邪归正后的努力，想起自己想好好过日子的心愿，想起徐树祥对他的伤害，想起离婚后的委屈…… 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绝望。 “为什么？为什么我都已经改了，他们还要这么害我？” 郭巧娣喃喃自语，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践踏我的尊严，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个恐怖的想法，在他脑海里渐渐滋生。 第二天早上，郭巧娣早早地起了床。他找出家里劈柴用的斧头，又去小卖部买了一瓶敌敌畏。然后，他坐在桌子前，写了一封遗书： “我确实因为盗窃坐过牢，我很后悔。出来后，我改邪归正了，发誓要好好做人，好好过日子。我很爱徐树祥，想跟她好好过一辈子。可她因为我的过去嫌弃我，跟我吵架，跟我离婚。我努力挽回，可她不给我机会。离婚后，她还跟她妈编造谣言，说我偷东西坐牢，毁我的名声。他们践踏我的尊严，我受不了了。我不打算放过他们了，我要跟他们同归于尽。” 写完遗书后，郭巧娣把斧头藏在身后，手里拿着农药，出了门。他清楚徐树祥上班的时间。每天凌晨四点半，徐树祥会推着清洁车，从家里出发，去负责的区域扫街。 郭巧娣在徐树祥家附近的路口等着。凌晨四点半，徐树祥果然推着清洁车走了出来。她穿着橙色的清洁服，哼着歌，看起来心情不错。 看到徐树祥，郭巧娣的眼睛一下子红了。他从路边冲了出去，手里的斧头露了出来。 徐树祥看到郭巧娣，吓了一跳。她认出了郭巧娣，也看到了他手里的斧头，心里知道不妙。她丢下清洁车，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跑去。 “徐树祥，你别跑！” 郭巧娣在后面紧追不舍，声音里充满了愤怒。 徐树祥跑得很快，心跳得像要炸开。她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 可凌晨的弄堂里，没什么人。徐树祥一口气跑回了家，哆哆嗦嗦地拿出钥匙，刚把门打开，郭巧娣就赶了上来。 “你跑不掉了！” 郭巧娣说，眼神里充满了杀气。他不假思索地对着徐树祥砍了下去。 “啊 ！” 徐树祥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倒在了血泊里。 徐树祥的母亲听到尖叫声，从屋里跑出来，看到郭巧娣拿着斧头，女儿倒在地上，吓得大喊：“杀人啦！救命啊！” 郭巧娣看到徐树祥的母亲，眼睛一红，又挥起了斧头。 周边的邻居被吵醒了，纷纷出来查看。等到众人跑出来的时候，徐树祥母女已经倒在了血泊里，没了呼吸。郭巧娣满身是血，手里还拿着斧头，刚准备要逃跑，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突然从身后跳出来，一把控制住了他。隔壁纱厂的李师傅和卖菜的张师傅也赶紧上来帮忙，把郭巧娣按倒在地。 郭巧娣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跑，所以任由几个人把自己按倒。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口吐白沫 。早在众人发现他之前，就把准备好的敌敌畏喝了下去。 “他喝农药了！快叫救护车！” 有人喊。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把徐树祥母女和郭巧娣都送到了医院。可徐树祥母女已经当场丧命，没有抢救的必要了。郭巧娣被送到抢救室，抢救了两个小时，最终还是因为农药中毒太深，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警方很快就介入了调查。他们在郭巧娣的宿舍里找到了那封遗书，结合邻居的证词，很快就还原了整个案件的经过。 当徐树祥的哥哥们得知妹妹和母亲去世的消息后，都崩溃了。徐树明哭着说：“都怪我，当初没保护好她们。如果我早点把郭巧娣赶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三姐夫抱着强强，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强强还不懂事，拉着三姐夫的手，说：“小姨和外婆去哪里了？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三姐夫看着强强，说不出话来。 社区里的人得知这件事后，都很唏嘘。张阿婆说：“太惨了，好好的三个人，就这么没了。都是流言蜚语给害的啊。” 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家报纸报道了这个案件，标题是 “流言引发的血案：一家三口命丧凌晨”。报道里说，这起案件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郭巧娣的极端性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流言蜚语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那些谣言，也许徐树祥和郭巧娣的婚姻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最后的谣言，郭巧娣也不会走上绝路。 第93章 大峪口血案 2001年10月26日的山西晋中，秋意已深。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被一层薄霜裹着，入夜后，除了偶尔几声狗吠，只剩下风扫过玉米杆的“沙沙”声，这是北方农村最寻常的秋夜，寻常到没人会想到，几个小时后，这里将变成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现场。 村西头胡文海家的灯亮了一夜。没人知道，这盏灯下，这个被村民称作“愣人”的男人，正把猎枪的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也把自己半生的怨怼、不甘和疯狂，一并塞进了那把藏了十年的双管猎枪里。 最终，这场由他主导的屠杀，带走了14条人命，另有3人重伤。多年后，关于胡文海的传说在街头巷尾流转：有人说他是“反贪义士”，有人骂他是“嗜血恶魔”，添油加醋的演绎、刻意删减的关键环节，让真相在故事里变得模糊。但今天，我们循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的刑事裁定书，重新走进那个秋夜，看一个普通村民，如何一步步从承包煤矿的“能人”，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 提起山西晋中，多数人会想到乔家大院的雕梁画栋，或是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那是晋商文化刻在时光里的印记，从商代起就有记载的历史，让这片土地总带着些厚重感。但在2000年初，晋中最“出圈”的标签，不是古城，而是煤矿和煤老板。 那时候的山西，大小煤矿星罗棋布，大矿有国企撑着，小矿则散落在各村各庄，成了村民眼里“发家的活路”。我至今记得小时候住平房的日子，一到冬天，胡同里就堆着小山似的煤块，煤厂老板嗓门洪亮地喊着“阳泉煤！大同块！”，我那时候总纳闷，“大同块”明明是黑乎乎的煤，怎么叫“块”不叫“煤”？后来才知道，那是阳泉和大同产的煤，是山西人过冬的“硬通货”。 胡文海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峪口村背靠乌金山，村里半数人家都跟煤矿沾点边，胡文海也不例外。在村民眼里，他是个典型的“愣人”，不是傻，是脾气冲，认死理，跟“顺毛驴”完全相反。有村民说，哪怕你没招惹他，只要他看你不顺眼，就能冲上来跟你理论；还有人说，他性子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倔起来比驴还拧。 这样的性格，让他早年的日子不算平顺。28岁那年，他顶替父亲进了山西地矿局第三水文队，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人，在当时，这可是村里人羡慕的差事。可同事们提起他，都忍不住摇头：“文海干活是利索，就是心眼小，一点小事能记半年。”没人敢跟他深交，怕哪句话没说对，就惹来他的脾气。 果然，没几年，他就因为打架斗殴被单位开除了。“公家饭”的碗碎了，胡文海只能卷着铺盖回村。谁也没想到，这个“愣人”，居然藏着一身做生意的本事。 1988年，大峪口村的旧坑煤矿要承包，胡文海眼睛亮了。那时候的村支书叫胡根生，跟胡文海是本家，平时也算聊得来。胡文海找到胡根生，拍着胸脯说：“根生哥，这煤矿我包了，赚了钱咱哥俩分！” 胡根生也看中了胡文海的“冲劲”，加上都是姓胡的，便顺水推舟帮了他一把。当然，“帮忙”不是白帮的，胡根生要占股，煤矿的收益得按比例分。两人当时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约定承包期三年，可后来胡根生又帮着多续了两年，等于胡文海足足包了五年。 那时候的胡文海，是真把胡根生当兄弟。煤矿刚开的时候，两人一起下井查看，一起跟矿工算工钱，一起守着磅秤过煤，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回家，饭都在矿上凑活吃。胡文海脑子活，知道太原的煤价高，就专门联系太原的买家，没两年，煤矿就开始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可老话总没错：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日子一好过，矛盾就来了。胡根生觉得自己是村支书，帮胡文海拿了承包权，分的钱应该多些；胡文海则觉得，煤矿是自己天天盯着的，矿工是自己管的，胡根生不过是“挂个名”，凭什么拿大头？ 两人心里都有了小九九，嘴上却不说。有时候在村里遇见，还笑着打招呼，可那笑容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乎劲。胡文海把不满记在心里，他这人就这样，不轻易发作，但一旦记仇，就像钉子扎进木头里，拔不出来。 也是在这时候，胡文海做了个让后来人后怕的决定。1990年，他从榆次晋中生产资料公司买了一把双管猎枪，藏在自家房梁上。后来公安机关开展“制爆缉枪”运动，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胡文海把枪裹在旧棉絮里，塞到窑洞的砖缝里，愣是没被搜出来。他跟老婆说：“留着，万一哪天用得上。” 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没想过“用枪”的场景，只是觉得，手里有把枪，心里踏实。可他没料到，十年后，这把枪会成为他复仇的工具。 1991年，胡文海的煤矿迎来了“黄金期”，这一年，他足足赚了30万。 现在的人听着30万，可能觉得不算多，但在1991年，这绝对是“天文数字”。国家统计局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935元，就算是外资企业的“高薪族”，一年也不过1000出头。按1000元年薪算，30万相当于300年的工资；再看房价，1991年上海中心市区的房价才250元一平米，30万能买1200平米的房子，放到现在，那可是价值几千万的资产。 胡文海成了村里的“暴发户”。他在榆次的华聚小区买了房，那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在当时绝对是“洋气”的象征；他还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着在村里转，惹得不少人羡慕。有村民找他借钱，他也大方，只要理由正当，几百几千的都肯借，那时候的他，大概是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 可风光没持续多久。1992年，太原的股市火了起来。1990年深交所、上交所才刚成立，1992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股票”是啥，胡文海却凭着一股“敢闯”的劲，拿着煤矿赚的钱，一头扎进了股市。 刚开始，他确实赚了，股市里的钱来得比煤矿快，没几个月，他又赚了几十万。可股市这东西，涨得快，跌得更快。从1995年开始，他买的股票一路下跌，几十万本金像流水似的没了。更糟的是，他女儿这时候得了肺炎，那时候的肺炎不像现在，抗生素用了就好，得住院输液，天天花钱，女儿的咳嗽声，成了胡文海心里的疙瘩。 钱没了，女儿生病，老婆也开始跟他吵架。“当初不让你炒股，你偏不听！现在好了，钱没了，女儿看病都没钱！”老婆的抱怨，像针一样扎在胡文海心上。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完了？” 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煤矿靠谱，那是他的“第一桶金”来源，也是他唯一熟悉的行当。1998年，大峪口村旧坑煤矿的承包期到了，要重新招标。胡文海眼睛又亮了，他交了3万块钱报名费，等着重新把煤矿拿回来。 可这一次，命运没再给他机会。 1998年的煤矿招标，跟当年不一样了，不再是村支书说了算，而是“价高者得”。胡文海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按当年承包的价格续包，实在不行，就用自己在华聚小区的房子和剩下的股票做抵押。 可招标会上，有人出了比他高得多的价格，当场就把承包权拿走了。胡文海傻了眼，他跑到村委会找干部理论：“这煤矿我包了五年，熟门熟路，凭什么给外人？”干部们也无奈：“文海，这是公开招标，价高者得，我们也没办法。” 胡文海不相信“没办法”。他后来听说，新承包煤矿的人，居然跟胡根生有股份往来，胡根生在新煤矿里占了股，能拿到分红。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得胡文海浑身冰凉：“难怪我中不了标，原来是胡根生在背后搞鬼！” 他找到胡根生，当面质问。胡根生不承认：“文海，你别瞎猜，我就是跟人家认识，没别的。”可胡文海已经认定了是胡根生在阻拦他，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曾经的“兄弟”，彻底成了“仇人”。 但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没到“拼命”的地步。他跟胡根生在村里遇见，虽然不说话，但也不至于动手，就像村民说的，“面和心不和，维持着表面的平衡”。可谁也没想到，1999年夏天的一件事，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把胡文海推向了复仇的边缘。 1999年6月19日晚上9点，天已经黑透了。胡文海在自家的果园里浇地，水管“哗哗”地流着，浇在刚种的苹果树上。果园旁边是高家兄弟的地，高延枢和高延堂两兄弟正在收拾农具，准备回家。 胡文海没在意他们，高家兄弟是十几年前从河北迁来的，跟胡家没仇没怨，平时见了面也就是点点头。可他没料到，这两个平时不起眼的男人，会突然对他下死手。 就在他弯腰关水管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他刚想回头，就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高延枢手里的铁锹，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头上。胡文海“哎呀”一声，差点栽倒，血瞬间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第二锹又砸了过来，还是后脑勺。这一下更重，胡文海觉得天旋地转，身子晃了晃，眼看就要倒下。就在这时，第三锹朝着他的脑袋劈了过来，胡文海本能地抬起胳膊去挡，铁锹刃划过他的手臂，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唰”地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衣服。 高家兄弟两个人，胡文海一个人，还受了伤，根本不是对手。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意识开始模糊，就在这生死关头，远处传来了弟弟胡青海的声音：“哥！你怎么了？” 胡青海刚从镇上回来，路过果园，看见哥哥被人打，赶紧冲了过来。他一把推开高延枢，跟高家兄弟扭打在一起。胡文海趁机扶着树站起来，捂着流血的头，朝着村里喊“救命”。高家兄弟见有人来，也不敢再打，慌忙收拾起铁锹，朝着村外跑了。 胡青海赶紧把哥哥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一看，后脑勺两道口子，手臂一道口子，一共缝了23针。“再偏一点，就伤到脑干了，命就没了。”医生的话，让胡文海浑身发冷。 按理说，遭了这么大的罪，胡文海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可他没有。后来他跟人说：“没有第三方见证，警察只会说是‘地界纠纷’，顶多教育他们几句，罚点钱，拘留几天就放出来了。这口气，我咽不下。” 他选择了“隐忍”，但这份隐忍的背后，是越来越烈的仇恨。他开始琢磨：高家兄弟为什么要打我？他们跟我无冤无仇，肯定是有人指使！ 更让他起疑的是，当天晚上，高家兄弟全家四口人，连夜搬离了大峪口村，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跑这么快？”胡文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更蹊跷的事发生了，前村支书胡根生，居然主动上门了。 胡文海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胡根生就提着一篮水果，来到了他家。那时候的胡根生，已经不是村支书了，现任村支书是李立生，而李立生，正是高延堂的姐夫。 胡根生坐在炕沿上，看着胡文海包着纱布的头，开门见山：“文海，立生让我来跟你说和说和。” “说和什么？”胡文海冷冷地问。 “就是高家兄弟打你的事。”胡根生搓了搓手，“立生说了，你缝了23针，一针给你1000块，一共块，这事就算了。” 胡文海当时就火了：“我跟立生关系不错，我凭什么要他的钱？再说了，这事跟他有啥关系？” 胡根生被问得哑口无言，愣了半天，才含糊地说：“就是……立生觉得这事闹大了不好，想帮你一把。”说完，他没多待，放下水果就走了。 胡根生一走，胡文海就坐在炕沿上琢磨：李立生是高延堂的姐夫，胡根生跟李立生关系好，现在胡根生又来送钱，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是他们，一定是他们指使高家兄弟打我，想杀人灭口！”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想起之前的一件事：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的经理贾润全，曾经找过他，说大峪口村的煤矿，三年少报了5万吨产量，偷漏税100万，少交管理费25万，想找他一起去反贪局举报。胡文海当时没敢答应，但也没反对，贾润全后来真的去举报了。 可举报信递上去之后，晋中市反贪局把案子批给了榆次区税务局稽查处，稽查处去了几趟太原，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胡文海后来听说，胡根生和李立生当时还说：“大峪口村没人敢告我，除了胡文海。” “他们肯定以为是我指使贾润全举报的！”胡文海拍着炕沿，越想越激动，“他们怕我再告他们，就想让高家兄弟把我打死，永绝后患！” 从那天起，胡文海心里的“复仇之火”就烧了起来。他把那把藏了九年的双管猎枪找了出来，擦得锃亮，又买了两盒子弹；他还找人做了两张假身份证，万一“出事”了，好跑路。他甚至计划好了，要在除夕之夜动手，“春节晚会一开始，家家户户都在看电视，没人会注意我，到时候我想杀谁就杀谁。” 可他没动手。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还有牵挂，他的女儿和儿子。“我死了没关系，孩子不能没有爹。”他跟老婆说。 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想过“走正道”。他觉得，胡根生他们贪污腐败，只要找到证据，就能把他们送进监狱，不用自己动手。于是，他开始搜集证据，准备上访。 胡文海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旦决定要做，就会做到底。他先是找到了1992年到1993年的村煤矿工资表，那时候煤矿实行计件工资，挖一吨煤给多少钱，运一车煤给多少钱，都记在工资表里。凭着这些工资表，他就能算出煤矿的实际产量，再跟上报的产量对比，就能看出猫腻。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胡文海拿着计算器，算了整整一夜，最后得出一个数：胡根生他们这些年，至少贪污了500万！ “有证据了！”胡文海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他挨家挨户地跑，找村民签名，他想让大家跟他一起上访，人多力量大。村民们有的怕惹事，不敢签；有的觉得胡根生他们确实有问题，就签了名。最后，他一共拿到了121个村民的签名，凑成了一封联名举报信。 他揣着举报信和工资表，先去了乌金山镇纪委，找负责纪检的崔书记。崔书记接过材料，看了一眼，说：“文海，最近事多，过两天我再查，你先回去吧。” 胡文海信了，回去等了半个月，没动静。他又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还是那套话：“再等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就处理。” 这一等，又是一个月。胡文海明白了：“这是官官相护，不想管！” 他不死心，又去了榆次区纪委，再去晋中市纪委，最后甚至跑到了山西省纪委。他不光找纪委，还找公安局，两条腿走路，就不信没人管。 之前举报过煤矿的贾润全，听说他要上访，专门来找他：“文海，我跟你说，上访得有两个准备：一是有时间，得专门盯着；二是有钱，坐车、吃饭都得花钱，必要的时候还得买点东西。你别像我，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胡文海把贾润全的话记在心里，他拿出家里仅剩的积蓄，当成上访的经费。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坐最早的班车去市里，最晚的班车回村，有时候为了等一个领导，能在机关门口蹲一整天。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态度确实不错，热情地听他说完情况，还把他的材料批给了晋中市公安处。晋中市公安处又批给了榆次区公安局，可到了区公安局，材料就被压了下来，一压就是五个月。 他去找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叹了口气：“文海啊，破案得有人手，还得有经费，我们现在没人没经费，没办法啊。” 胡文海赶紧说：“经费我出！人手不够，我帮你们找！” 大队长又找了个理由：“不是经费的事，我们手里的案子太多，实在腾不出人。” 胡文海还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被他缠得没办法，急了：“你就算告到中纪委，材料最后还得回到我这，我不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这样，八个月过去了。胡文海跑遍了各级机关，磨破了两双鞋，花光了积蓄，可举报信就像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他站在晋中市纪委的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浑身无力。“正道走不通了，那就只能走歪路了。”他心里的“复仇之火”，终于烧到了顶点。 2001年10月26日，距离胡文海被打已经过去两年多，距离他开始上访也过去了八个月。这一天，一个叫刘海旺的男人，想当“和事佬”，把胡文海和胡根生的矛盾化解开。 刘海旺比胡文海大几岁，在晋中榆次区北山煤矿当工人，跟胡文海关系不错，跟胡根生也熟。他知道胡文海脾气倔，怕他哪天冲动出事，就想从中调解。 白天，刘海旺找到胡根生：“根生，你跟文海原来都是兄弟，有啥矛盾说开了就好。文海抹不开面子，让我来跟你说，今晚你去他家，咱仨坐下来聊聊，以后还是兄弟。” 胡根生也想让胡文海别再上访了，就答应了。晚上，他租了辆车，接上刘海旺，九点左右，到了胡文海家。 他们不知道，胡文海早就做好了准备。下午，他跟弟弟胡青海说：“海旺可能被胡根生收买了，晚上你过来，帮我盯着点。”胡青海也怕哥哥出事，就答应了。 胡根生和刘海旺一进胡文海家的门，就觉得不对劲，屋里没开灯，只有一支蜡烛亮着，胡文海坐在炕沿上，脸色阴沉得吓人。 没等他们开口，胡文海突然站起来，手里拿着那把双管猎枪，指着胡根生：“坐下！别动！” 胡根生吓了一跳：“文海，你这是干啥？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胡文海冷笑一声，“你承认你贪污煤矿200万，我就放你走！” “我没贪污！”胡根生赶紧否认。 “没贪污？”胡文海把枪往桌子上一放，“你给李记打电话，让他过来对质！” 李记是原来煤矿的会计，知道煤矿的账目。胡根生不愿意打，但胡文海拿着枪对着他，他没办法，只能拨通了李记的电话：“李记，你过来一趟，我在文海家，有点事。” 李记来了之后，胡文海让他和胡根生写“认罪材料”：一是承认指使高家兄弟打他，二是交代贪污的钱怎么分的。“写了，你们就能活；不写，今天就别想走！” 可李记和胡根生怎么可能写？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我们没做过，写不了！” “不写是吧？”胡文海使了个眼色，胡青海冲上来，对着两人拳打脚踢。刘海旺在旁边急得直跳脚：“文海，别打了！有话好好说！”他还劝李记：“李记，你就瞎写点，先保住命再说！” 可李记也是个倔脾气，死活不写。 胡文海彻底火了，他拿起猎枪，指着两人：“写不写？不写我就开枪了！” 李记也豁出去了：“你有本事就开枪！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胡文海眼睛红了，他押着胡根生和李记往外走，刘海旺也跟着出去了。胡青海递了一把消防斧给刘海旺：“拿着，帮我们盯着点。”刘海旺下意识地接了过来，他不知道，这把斧子，会把他也拖进深渊。 走到胡文海父亲胡广志家的大门外时，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不知道是警车还是救护车，“呜呜”的声音越来越近。 李记一听警笛声，突然来了劲，他挣脱胡文海的手，喊道：“有本事你开枪啊！警察来了，你跑不了！” 胡文海被激怒了，他举起猎枪，对着李记“嘣嘣”就是两枪。李记应声倒地，当场没了气。 接着，他又把枪对准胡根生，扣动扳机，“咔哒”一声，枪哑火了。 胡根生一看枪没响，赶紧冲上去抢枪。胡文海急了，对着刘海旺喊：“海旺！用斧子劈他！” 刘海旺吓坏了，他看着倒在地上的李记，又看着抢枪的两人，知道自己跑不了了。他一咬牙，举起斧子，朝着胡根生的后背劈了下去，“噗”的一声，鲜血喷了出来。 趁这功夫，胡文海把枪修好了，他对着胡根生又开了一枪。胡根生赶紧躺在地上装死，这才捡回一条命。 看着倒在地上的李记，胡文海突然笑了：“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是杀，既然都这样了，那就把该杀的都杀了！” 他的“血腥屠杀”，从这一刻开始了。 胡文海先是让刘海旺拿着斧子，跟他一起去村里。刘海旺吓得腿都软了，他扔了斧子想跑，胡文海叫住他：“你跑吧，这点钱你拿着，赶紧走。”他掏出1000块钱递给刘海旺，刘海旺接过钱，头也不回地跑了。胡青海也怕了，跑回家里躲了起来。 剩下的路，胡文海一个人走。他拿着猎枪，朝着村里走去，凡是他觉得“得罪过他”的人，都成了他的目标。 第一家是村长张静林家。张静林在煤矿招标时，没帮他说话，胡文海一直记恨着。他用枪托砸碎了张静林家的窗户玻璃，张静林的妻子冯俊莲听到动静，跑出来看：“谁啊？这么晚了砸玻璃！” 胡文海二话不说，对着冯俊莲的头部开了一枪，冯俊莲当场倒地。张静林的女儿张文慧才十几岁，听到妈妈的声音，跑出来一看，妈妈倒在地上，她吓得大哭：“救命啊！杀人了！” 胡文海又对着张文慧开了一枪，张文慧也没了气。他在屋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张静林，就转身走了。 第二家是高延枢家。他砸碎窗户，把枪管伸进去，看到高延枢背对着窗户站着，就对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高延枢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胡文海又对着他的脖子补了一枪，彻底没了动静。 第三家是季金堂家。当年胡文海被打后，有人跟他说，季金堂说“怎么没劈死胡文海”。就因为这句话，胡文海记恨了两年多。他闯进季金堂家的院子，季金堂正在睡觉，胡文海对着他的头部连开两枪，季金堂当场死亡。季金堂的妻子胡拉娣听到枪声，醒了过来，胡文海又对着她开了两枪，胡拉娣重伤倒地。胡文海临走时说：“我让你们再乱说！”胡拉娣怕自己活不下去，用手指蘸着血，在墙上写了“文海害人”四个字。 第四家是胡福龙家。胡福龙家占了胡文海家一点地，胡文海一直耿耿于怀。他闯进屋里时，胡福龙正在给炉子添火，胡文海对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胡福龙的妻子严爱兰想跑，胡文海对着她的上身连开两枪，严爱兰当场死亡。胡福龙还在挣扎，胡文海又对着他的头部补了一枪。 第五家是胡三季家。胡三季是胡文海的本家，两人没什么大矛盾，就因为胡文海结婚时，胡三季没去随礼。胡文海闯进院子，对着胡三季的头部开了一枪，胡三季当场死亡。胡三季的两个连襟正好在做客，也被胡文海打死了。屋里的灯突然亮了，胡文海看到胡三季的妻子张素花在屋里，就砸碎窗户，对着她连开三枪，张素花也没了气。 接着，他又去了刘海生家。刘海生是大峪口村煤矿的矿长，也是他恨的人之一。第一次去的时候，刘海生没在家，他骑着刘海生的摩托车，去别的地方杀人，回来后，正好碰到刘海生站在院子里。他对着刘海生的后背开了两枪，刘海生疼得爬起来就跑，胡文海没追上，就进了屋。刘海生的父亲病卧在床，问他有什么事，胡文海说：“跟你没关系，睡你的觉。”说完就走了。 最后一家是李立生家。李立生是村支书，也是高延堂的姐夫，胡文海觉得他是“主谋”之一。他到了李立生家门口，听见李立生和妻子在说话，就喊：“立生，开门，我是文海，找你有事。” 李立生没多想，开了门。门一开，胡文海就举起了枪。李立生吓得赶紧说：“文海哥，不是我，都是胡根生指使的！” “现在说这些晚了！”胡文海对着李立生开了一枪，李立生当场死亡。李立生的妻子吓得发呆，胡文海又对着她开了一枪。李立生的女儿李瑞萍才16岁，想跑，胡文海对着她连开两枪，李瑞萍也没了气。 从晚上9点到11点，短短两个小时，胡文海闯进11户人家，杀害14人，重伤2人，轻伤1人。大峪口村的秋夜，被枪声和哭声淹没，成了一场人间地狱。 最早发现出事的是村治保主任张虎。他晚上睡得晚，正准备栓门时，听到了“砰砰”的枪声。“这大晚上的，谁放鞭炮？”他觉得不对劲，披了件外衣就出去了。 刚拐到前排，他就看到李立生家的门口躺着一个人，黑乎乎的，像是死了。张虎吓得魂都没了，赶紧跑回家，给村煤矿的季某打电话，季某是季金堂的儿子。 季某带着10多个人赶回村，一进自家的小卖部，就看到父亲季金堂躺在地上，血肉模糊，母亲胡拉娣倒在一旁，奄奄一息。他顾不上哭，赶紧让人送母亲去医院，自己则拨通了榆次区110的电话。 此时是晚上11点35分。榆次区公安局里，分管刑警的副局长吴建苏正和同事研究案子，听到110的报告，他“噌”地站起来：“大峪口发生枪案，赶紧走！” 晋中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榆次区公安局局长郭其明也急了，他立刻成立“10·26”侦破指挥部，命令所有机关领导立刻到岗，同时让吴建苏带着刑警和刑技人员赶往大峪口。 警车风驰电掣地驶向乌金山镇，路上，吴建苏又命令乌金山派出所先去了解情况。等他们到了大峪口村，第一个案发现场季金堂家已经围了不少人，刑事技术人员一看就断定：“是双管猎枪，杀伤力很大。”墙上的“文海害人”四个字，让胡文海立刻成了重大嫌疑人。 接着，他们又到了李立生家，看到李立生、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郭其明凭着经验判断：“肯定还有其他案发现场，扩大搜索范围！” 果然，民警们在村里又发现了多个案发现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此时，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聂海舟正在参加省党代会，听到消息后，立刻向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报告，然后驱车赶往大峪口。 凌晨2点半，聂海舟到了指挥部，他下令：“布下天罗地网，调集武警，封锁所有交通要道，不能让胡文海跑了！” 很快，650名武警官兵赶到，在环乌金山地区设了37处卡点，刑警、交警、治安警察组成混合编队，开始搜捕。 一路民警包围了胡文海在华聚小区的家，另一路包围了胡青海的家。胡青海还没来得及跑，民警让胡文海的父亲去叫门：“青海，开门，有话跟你说。”胡青海犹豫了半天，终于开了门，刚开门就被武警扑倒在地。凌晨3点50分，胡青海落网。 此时，胡文海已经骑着自行车，带着3.7公斤炸药和5枚雷管，逃到了太原市。凌晨4点左右，他在太原城南的许西一带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出租车，想去阳曲县。 出租车司机觉得不对劲，晚上这么多警察设卡，眼前的男人又疲惫又慌张，他就说：“我只能送你到尖草坪，去不了阳曲。”胡文海累得不行，也没多说，就答应了。 车开到太原建设北路时，遇到了太原杏花岭公安分局职工新村刑警中队的盘查。队长牛队拉开车门：“请出示身份证。” 胡文海心里一慌，手伸到包里，想引爆炸药。牛队一看他的动作，立刻扑上去，死死攥住他的手腕。其他民警也冲上来，把胡文海按在车里。从他的包里，民警搜出了18磅炸药、5枚电雷管和一个用两节电池做的爆炸装置。 早上5点多，胡文海落网。 剩下的刘海旺，也没跑远。27号晚上10点左右，他坐出租车经过榆次北河流桥卡点时，被民警认了出来。刘海旺吓得语无伦次，没费多大劲就被抓获。 至此，制造血案的三名嫌疑人，在24小时内全部落网。 审讯室里，民警问胡文海：“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胡文海坦然地说：“知道，杀了点人。” “杀了14个，你知道吗？” “不知道，还有些没找到，找到的话还会杀。” “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抵命呗。” 晋中市公诉机关认定，胡文海的行为是“报复杀人”，但胡文海始终觉得自己是“贪官杀手”，是在“为民除害”。他到死都没觉得自己错了，只是觉得“上访没用，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后来，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刘晓梅教授分析说：“胡文海的悲剧，源于他的‘被害者恶逆变’——他被高家兄弟打后，没有选择法律途径，而是把不满憋在心里，加上上访无果，最终走向了极端。他的归因方式也有问题，把所有不幸都归到别人身上，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最后酿成了悲剧。” 是啊，如果当年胡文海被打后选择报警，如果上访时有人能认真处理他的举报，如果胡根生他们没有贪污腐败，如果……可惜，没有如果。 2002年1月25日，胡文海被执行死刑。临死前，他没说什么忏悔的话，只是叹了口气：“要是有下辈子，我再也不这么活了。” 这场血案，成了大峪口村永远的痛。 第94章 列车软卧命案 1998 年 10 月 14 日的午夜，松辽平原被墨色的夜幕彻底笼罩，只有几颗疏星在云层间隐约闪烁。吉林开往大连的 634 次旅客列车像一条钢铁巨蟒，在广袤的黑土地上飞驰，车轮撞击铁轨的 “哐当 —— 哐当 ——” 声，伴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影，成了这个深夜里最有节奏的背景音。 列车行至后半程，车厢里的喧嚣早已褪去。硬座车厢里，不少旅客靠在椅背上打盹，嘴角挂着浅浅的涎水；硬卧车厢的过道里，值班乘务员提着电筒轻步巡查，偶尔帮旅客掖好滑落的被子；而位于列车中部的软卧车厢，更是安静得能听见旅客均匀的呼吸声。3 号软卧包厢的门虚掩着，透过缝隙能看到下铺的旅客正低头看着文件，上铺的两个男人则靠在枕头上，一个假装闭目养神，一个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眼神却时不时瞟向下铺的人。 李建国是吉林市一家机械制造厂的业务员，这天他要去大连谈一笔设备订单，就住在 3 号包厢斜对门的 4 号包厢。晚上 11 点多，他觉得有些饿，便拿着搪瓷缸去餐车泡了碗方便面，又买了个茶叶蛋，慢悠悠地往回走。走到 3 号包厢门口时，他无意间瞥见门没关严，正想抬手帮着带一下，一股淡淡的腥气突然钻进鼻腔。不是食物变质的腐味，而是带着铁锈感的血腥气，像极了他小时候在乡下屠宰场闻到的味道。 “奇怪，这软卧车厢怎么会有这味儿？” 李建国皱了皱眉，下意识地推了推 3 号包厢的门。门 “吱呀” 一声开了条更大的缝，那股血腥味瞬间变得浓烈，直冲鼻腔。他捏着鼻子探头往里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左侧下铺的旅客蒙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而一把木质刀柄的剃骨刀正插在被子中央，暗红色的血渍从被子边缘渗出来，沿着床沿滴落到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汇成蜿蜒的溪流，连铺着的蓝色地毯都被浸成了黑紫色。 “啊 ！” 李建国的搪瓷缸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方便面撒了一地，滚烫的面汤溅在他的裤腿上，可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他连滚带爬地往乘务员室跑，声音因为恐惧变得嘶哑：“杀人了！3 号包厢杀人了！” 值班乘务员刘芳刚在台账上记完最后一笔，听到喊声猛地站起来，手里的钢笔都掉在了桌子上。她抓起对讲机就喊：“张乘警！张乘警！3 号包厢有紧急情况，速来！” 正在硬座车厢巡查的乘警张建军接到呼叫时，正帮一位老大娘找丢失的老花镜。他心里一紧，把老花镜塞给老大娘，拔腿就往软卧车厢跑，腰间的警棍随着奔跑的动作来回晃动。 赶到 3 号包厢门口，张建军先让吓得浑身发抖的李建国站在远处，自己则掏出手电筒，轻轻推开门。光束扫过包厢内部，下铺的被子鼓起一个人形，剃骨刀的刀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地上的血迹已经凝固成了暗红色。他又照向上铺，两个铺位空空如也，只有铺位上残留着几根黑色的短发，枕头上还沾着一点不属于下铺旅客的纤维。 “所有人不准靠近！” 张建军掏出警戒带，迅速把 3 号包厢门口围了起来，又用对讲机通知列车长：“列车长，3 号软卧包厢发生命案，请求立即联系沈阳铁路公安局，我们需要刑侦支援！” 列车长接到通知后，一边通过广播安抚旅客情绪，一边紧急联系沈阳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此时列车刚驶过辽阳车站，正朝着鞍山方向行驶。 凌晨 1 点 20 分，列车停靠鞍山站。站台上的灯光昏暗，几个穿着藏蓝色警服、提着勘察箱的人快步跑过来 —— 他们是沈阳铁路公安局的刑侦技侦人员，接到通知后连夜从沈阳赶来，专门在鞍山站等候。为首的老王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少血腥现场，可走进 3 号包厢时，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 “小李，先提取刀柄上的指纹，注意不要破坏痕迹。” 老王一边戴手套，一边对身边的年轻民警说。小李点点头，从勘察箱里拿出指纹粉和毛刷，小心翼翼地在刀柄上刷了起来。“王队，指纹很模糊，像是戴了手套留下的。” 小李的声音有些失望。老王没说话，蹲下身查看地上的血迹，用镊子挑起一点凝固的血痂，放进物证袋：“死者应该是在睡梦中被袭击的，你看被子的形态，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凶手可能是熟人，或者是趁死者熟睡时动手的。” 他们又检查了上铺的铺位，小李用胶带粘取了枕头上的纤维，又把那几根黑色短发装进物证袋：“王队，这些毛发和纤维得回去做 dNA 比对，说不定能找到嫌疑人的线索。” 老王点点头，又看向包厢门口的门锁：“锁芯没有撬动痕迹，凶手应该是和死者同包厢的旅客，或者是有包厢钥匙的人。” 此时，列车长已经查到了下铺旅客的身份信息：许银，36 岁，吉林轻型车厂销售处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这次乘坐 634 次列车去大连，是为了和当地一家汽车配件厂签订销售协议。“许银的家属联系上了吗？” 老王问列车长。列车长摇摇头：“我们试着打了他身份证上登记的家庭电话，没人接，可能是太晚了。” 凌晨 3 点，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技侦人员带着提取到的血迹、毛发、纤维等物证，乘坐警车返回沈阳进行鉴定；张建军则留在列车上，对软卧车厢的旅客逐一进行询问，重点排查案发前后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可询问了一圈，除了李建国，其他旅客要么在睡觉，要么没注意 3 号包厢的情况，线索似乎一下子断了。 第二天早上，许银的妻子王丽接到了沈阳铁路公安局的电话。她正在吉林市一家医院的护士站核对医嘱，听到 “许银遇害” 的消息时，手里的病历本 “啪” 地掉在地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不可能！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说等签完协议就回家陪儿子过生日……” 王丽的声音哽咽着，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同事赶紧扶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可她握着杯子的手一直在抖，热水洒了一地。 王丽赶到沈阳时，许银的遗体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她隔着玻璃看到丈夫躺在冰冷的停尸台上，身上盖着白布，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法医告诉她，许银身中 11 刀，刀刀都刺在腹部和胸部，致命伤是刺穿肝脏的那一刀，死亡时间大概在 10 月 14 日午夜零点左右。“他身上的现金、手机、bb 机都不见了，连皮鞋、西服都被拿走了，应该是一起图财害命的案件。” 法医的话让王丽的心更痛了。 她知道丈夫这次去大连带了 2 万多现金，还有两部刚买的摩托罗拉手机，那是他用来联系客户的，没想到却成了凶手行凶的导火索。 与此同时，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凝重。局长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案件报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发生在旅客列车软卧包厢的特大杀人抢劫案，公安部和铁道部都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 他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拍，“现在，我们要把吉林和辽阳作为主战场，一方面排查许银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仇家；另一方面，重点查找 3 号包厢的另外两名旅客，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查找这两名旅客的过程，却比想象中难得多。当时列车软卧包厢还没有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旅客买票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乘务员查票时也只是看一下车票，不会记录身份信息。刘芳回忆起案发前半小时查票的情景：“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的是个瘦子，大概 45 岁左右，说话带着点辽宁口音；矮个的是个胖子，不到 30 岁，一直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我查票的时候，高个的把我堵在门口，说里面有点乱，不让我进去，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没进去看。” 根据刘芳的描述，民警画出了两名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复印了几万份，分发到吉林、辽阳、大连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可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有人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可能在辽阳站下了车，因为列车在辽阳站停靠了 5 分钟，足够他们下车逃跑；也有人说，他们可能在鞍山站下了车，混在人群里溜走了。可不管民警怎么排查，都没有找到这两个人的踪迹。 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王丽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丈夫讨回公道。她聘请了吉林市有名的律师张伟，以 “意外人身伤害” 为由，将沈阳铁路局告上了法庭。“我丈夫买了软卧车票，铁路局就有义务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现在他在列车上遇害，铁路局必须承担责任！” 王丽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沈阳铁路局的律师则辩称，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凶手是外部人员，铁路局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1999 年 12 月，沈阳铁路局运输法院作出判决：沈阳铁路局在旅客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疏漏，判处其赔偿王丽 15 万元。这是全国首例旅客在列车上遇害后获得高额经济赔偿的案件，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羊城晚报》率先发表了专访，记者陈颖深入采访了王丽和办案民警，写出了一篇题为《午夜列车惊魂：软卧包厢里的夺命案与 15 万赔偿》的长篇报道，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相继跟进，社会各界对列车安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而此时，“10?14” 列车命案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铁道部公安局将此案列为全国一号公案，沈阳铁路公安局调集了全局 10 个公安处的警力，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民警们的足迹踏遍了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无以计数的犯罪资料，光是办案经费就花了 70 多万元。负责此案的沈铁吉林公安处副处长赵彩文，更是为此熬白了头发。有一次，他带着民警去海南排查一个嫌疑人，冒着台风去乡下，结果发现嫌疑人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回来后就感冒了，可他还是坚持在办公室整理线索。“为了破获此案，我们的足迹已经到过天涯海角，可就是找不到凶手的影子。” 赵彩文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语气里满是无奈。 为了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1999 年年初，铁道部专门发出通知：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旅客购买列车软席客票必须持有个人身份证，车站售票窗口要登记身份证号，列车上乘务员要核对身份证信息。这个通知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列车安全管理，可对于 “10?14” 案来说，却没能带来任何新的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 2001 年 4 月。全国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全面展开，公安部再次将 “10?14” 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层层下发协查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加大排查力度，适时展开破案攻势。5 月 10 日，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到了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和科技处转来的协查通报，同时收到了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 —— 正是当年沈阳铁路公安局技侦人员提取的毛发和纤维样本。 “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凶手！” 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宋有生拿着协查通报，激动地对队员们说。半年前，为了提高刑侦工作的科技含量，吉林市公安局投入 150 余万元，购置了一套美国进口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和 dNA 检测仪，还专门派民警去北京参加培训。负责操作这套设备的，是资料科的张杰和他的助手曹瑜。 “张哥，你看这毛发样本，能不能提取到 dNA？” 曹瑜拿着装有毛发的物证袋，对张杰说。张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将毛发放进 dNA 检测仪：“先试试，要是能提取到完整的 dNA，再和我们数据库里的犯罪资料比对，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张杰和曹瑜一直守在仪器旁。检测仪的屏幕上不断跳动着数据，两个人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凌晨 2 点，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 —— 毛发中提取到了完整的 dNA 分型。张杰立即将 dNA 数据输入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系统开始自动比对数据库里的犯罪资料。 “嘀... 嘀...” 系统突然发出了提示音，屏幕上显示出 7 个匹配度超过 80% 的人员信息。张杰和曹瑜赶紧凑过去查看，第一个是 1995 年因盗窃被判刑的人员，dNA 分型虽然相似，但细节不符；第二个是 1997 年因抢劫被通缉的人员，案发时正在监狱服刑，排除嫌疑；第三个、第四个…… 直到第六个，一个名叫梁世广的人的资料出现在屏幕上，两个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梁世广，外号 “老五”，1972 年 1 月 20 日出生，永吉县五里河镇五一村 10 社农民，1996 年 6 月在五里河街正达演歌厅故意伤人，用匕首刺伤了本镇农民沈大旺，案发后潜逃，被永吉县公安局上网通缉。“你看他的 dNA 分型，和现场毛发的完全一致！” 曹瑜激动地说，声音都有些发颤。张杰赶紧把梁世广的指纹调出来，和现场提取的模糊指纹比对 —— 虽然现场指纹模糊，但斗型纹的特征和梁世广的完全吻合。 “快，给宋支队打电话！” 张杰抓起桌上的电话，手都在抖。宋有生接到电话时，正在办公室里看案件资料，听到这个消息，他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太好了！你们赶紧把资料整理好，我现在就去市局汇报！” 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刘行远听完汇报后，立即作出指示：“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连夜赶赴永吉县，摸清梁世广的下落，适时组织抓捕！” 按照市局的部署，宋有生指派副支队长孙伟担任专案组组长，抽调了专案三大队副大队长王远征等 6 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了抓捕小组。 当天晚上，孙伟带着抓捕小组开着两辆警车，连夜赶往永吉县。路上遇到了大雾，能见度不足 10 米，孙伟只好让司机放慢车速，原本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将近四个小时。凌晨 5 点，他们终于到达了永吉县公安局，和管段民警老王会合。 “梁世广这小子，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 老王一边给大家倒热水，一边介绍情况，“他父母离异早，跟着奶奶长大，没人管，长大后就混社会，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1996 年刺伤沈大旺后，就跑了，听说在吉林市有亲戚，靠亲戚接济生活。” 老王顿了顿，又说：“他有个六弟叫梁世军，在吉林市江南的‘水云间’洗浴中心当服务生，你们可以从他身上找找线索。” 第二天早上，孙伟带着侦查员来到 “水云间” 洗浴中心。梁世军正在给客人擦鞋，看到穿着便衣的侦查员，眼神明显有些闪躲。“梁世军，我们是吉林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孙伟亮出证件，语气平和地说。梁世军手里的鞋刷停住了，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我们去休息室说吧。” 休息室里，梁世军一开始还想隐瞒：“我哥？我好几年没见他了，不知道他在哪。” 孙伟看出了他的心思，拿出梁世广的通缉令：“你哥犯的是命案，不是小事，如果你隐瞒不报，就是包庇罪，要负法律责任的。” 孙伟的话让梁世军慌了，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我哥最近在船营区欢喜乡的远达采石场干活，具体住在哪，我也不知道。” 得到这个线索，孙伟立即带领侦查员赶往远达采石场。采石场位于郊区的山上，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搬石头。孙伟让侦查员们分散开来，悄悄包围了采石场。“你们看，那个搬石头的胖子，是不是梁世广？” 王远征指着不远处一个穿着蓝色工装、身材微胖的男人说。孙伟拿出照片比对了一下，点点头：“对，就是他！” 侦查员们慢慢靠近，梁世广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放下手里的石头，想往山上跑。可山上是悬崖，根本无路可逃。“不许动！警察！” 王远征大喊一声，冲了上去，一把将梁世广按在地上。梁世广挣扎着想要反抗，其他侦查员赶紧上前，给他戴上了手铐。“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 梁世广一边挣扎，一边喊。孙伟冷笑一声：“没犯法？1998 年 10 月 14 日，634 次列车，你忘了？”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梁世广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双手放在桌子上，不停地搓着。“我有罪，我不该在演歌厅伤人。” 他以为警察只是为了 1996 年的伤害案来的，故意避重就轻。孙伟坐在对面，拿出一杯水推到他面前：“演歌厅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1998 年 10 月 14 日，你在 634 次列车上做了什么？” “列车？” 梁世广的身体猛地一僵，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恐惧。孙伟盯着他的眼睛：“3 号软卧包厢，许银，你认识吧？” 听到 “许银” 这个名字，梁世广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几分钟，他突然哭了起来：“是张贵春让我干的！我不敢不干！” 梁世广交代，张贵春今年 50 来岁，老家在桦甸市白山镇，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一直在外地流窜。1998 年，张贵春的妻子去世后，他变卖了家产，投奔到永吉县五里河镇的舅舅家，在舅舅承包的林区里当伐木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梁世广。 “张贵春经常请我喝酒，说人活一辈子，不如干一票大的，以后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梁世广抹了把眼泪，继续说，“他一开始想让我跟他抢银行，我说太危险，他就说抢火车软卧包厢，说坐软卧的都是大款，肯定有钱。” 梁世广当时欠了一屁股赌债，被张贵春说动了心，就答应了。 为了实施犯罪，张贵春以 “去大连要账” 为由，从梁世军手里借了 700 块钱，买了两张开往大连的软卧车票，又在吉林市的农贸市场买了两把剃骨刀。10 月 14 日，两个人假装素不相识，分别登上了 634 次列车，在 3 号软卧包厢汇合。看到下铺只有许银一个人，两个人都很兴奋。 火车驶过清源车站后，许银脱下西服，躺在床上睡着了。张贵春用胳膊肘碰了碰梁世广，示意他动手。“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动。” 梁世广说，“张贵春骂我没用，然后就用被子捂住了许银的头，我没办法，只好拿起剃骨刀，往许银的肚子上捅……” 说到这里，梁世广的声音哽咽了，头埋得更低了。 杀人后，两个人翻遍了许银的行李，抢走了 2 万多现金、两部摩托罗拉手机、一个松下 bb 机，还有许银身上的西服、衬衣和皮鞋。张贵春把许银的皮鞋脱下来自己穿上，说 “这鞋质量好，穿着舒服”。两个人在辽阳站下了车，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吉林市。路上，张贵春只分给梁世广 2500 块钱，还威胁他说 “敢说出去就杀了你”。 “张贵春现在在哪？” 孙伟追问。梁世广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后来就没联系过我。我只知道他老家在桦甸市白山镇，具体地址不清楚。” 线索似乎又断了。孙伟决定再次提审梁世广，希望能从他嘴里挖出更多关于张贵春的信息。这一次，孙伟给梁世广看了张贵春的模拟画像。梁世广盯着画像看了很久，突然说：“我想起来了！去年农历四月初八，张贵春去吉林北山逛庙会，到我林家沟的住处找过我，我当时没在家，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消息让孙伟兴奋不已。他立即带领侦查员，押解着梁世广赶赴永吉县林家沟。林家沟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梁世广的家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屋里乱七八糟的，到处堆着杂物。梁世广在床底下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破旧的通讯录，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备注着 “张”。 孙伟立即联系了邮电部门，查询这个电话号码的归属地。很快，邮电部门回复：这个号码是磐石市曲柴河镇的一部住宅电话，户主叫李福。孙伟赶紧把情况通知了沈铁吉林公安处，双方决定联合行动，抓捕张贵春。 当天晚上，孙伟带着侦查员，和沈铁吉林公安处的民警会合，开着三辆车，连夜赶往曲柴河镇。路上遇到了暴雨，山路泥泞，其中一辆车还陷进了泥里。民警们纷纷下车，冒着暴雨推车，每个人都弄得满身是泥，可没人抱怨一句。凌晨 1 点，他们终于到达了曲柴河镇派出所，和所长刘刚会合。 “李福是我们村的农民，为人老实，应该不是嫌疑人。” 刘刚介绍说，“他前院住着一个姓张的男人，50 来岁，瘦高个，说老家是桦甸的，去年买的房子，平时不怎么和人来往。” 孙伟决定先去李福家了解情况。李福和妻子王秀正在睡觉，听到敲门声，赶紧起来开门。得知民警的来意后，王秀很爽快地说：“前院的老张，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他 50 来岁，瘦高个，说话带着辽宁口音，和你们描述的一模一样！” 事不宜迟，孙伟立即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们分成三组，一组从正门进攻，一组绕到后窗，一组在侧面埋伏，防止张贵春逃跑。此时已经是深夜 10 点半，旷野里一片寂静，只有虫鸣声和偶尔的狗叫声。 侦查员们悄悄摸进张贵春的院子，没想到刚靠近房门，院子里的三条野狗突然叫了起来。屋里的灯一下子亮了，张贵春的身影出现在窗户上。“不好，被发现了！” 孙伟低喝一声，率先冲了上去。 张贵春听到狗叫，知道情况不妙，赶紧从床底下摸出一把菜刀，拉开门就往外跑。刚出门，就和冲上来的侦查员赵鹏撞了个正着。赵鹏一把抓住张贵春的手腕，用力一拧，菜刀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其他侦查员赶紧上前，将张贵春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我知道，我知道是火车上的案子……” 张贵春躺在地上，喘着粗气，声音沙哑，“我兜里还有 30 块钱，麻烦你们交给我女儿，她在大连跟着她姥姥过……” 说到这里，张贵春的眼泪流了出来。 侦查员们在张贵春的家里进行了搜查，在衣柜里找到了许银的森达牌皮鞋和西服、衬衣。皮鞋的鞋底已经有些磨损，西服上还残留着淡淡的血迹。“这些衣服我平时舍不得穿，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穿一次。” 张贵春低着头说，“抢来的钱早就花光了，手机也卖了，我以为能躲一辈子，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在审讯室里，张贵春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历。他 1969 年因为强奸罪被辽宁省怀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后来因为脱逃加刑一年；1982 年春天，又因为强奸罪被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出狱后，他在大连市旅顺口的一个砖厂打工，认识了寡妇周桂珠，两个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女儿。1998 年，周桂珠因病去世，张贵春觉得生活没了希望，就想通过抢劫来改变命运。 遇到梁世广后，他觉得梁世广心狠手辣，是个合适的同伙，就拉拢他一起抢劫。杀人后，他拿着抢来的钱，在吉林市的酒店、赌场挥霍，不到半年就花光了。后来，他又流窜到永吉县口前镇，企图强奸一名中年妇女，因为妇女奋力反抗才没能得逞。他还想过抢劫在大连做钢材生意的妻侄，先后两次去大连踩点，可看到妻侄身边有保安，没敢动手。这次本来准备再次去大连，没想到刚收拾好行李，就被民警抓了。 从 5 月 10 日接到省厅协查通报，到 5 月 12 日抓获张贵春，吉林市公安局仅仅用了 24 小时，就破获了这起跨越三年的铁道部一号公案。5 月 15 日，沈铁吉林公安处副处长赵彩文带着民警，专程来到吉林市公安局表示感谢，还送了一面写着 “科技破案显神威，协同作战破大案” 的锦旗。在办理移交手续时，张贵春和梁世广被押上警车，送往沈阳铁路公安局看守所，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王丽接到凶手被抓获的消息时，正在给儿子许明辅导作业。许明抬起头，天真地问：“妈妈，是不是爸爸的案子破了？爸爸是不是可以回家陪我过生日了？” 王丽抱着儿子，眼泪流了下来：“是啊，爸爸的案子破了，爸爸可以安心了……” 当天下午，王丽带着儿子来到吉林市公安局，看到了许银的遗物。当她拿起那套熟悉的西服时，仿佛又看到了丈夫穿着西服出门的样子。“谢谢你们，让老许能瞑目了。” 王丽对着民警深深鞠了一躬，眼里满是感激。 这起轰动全国的旅客列车软卧包厢特大杀人抢劫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铁道部进一步加强了列车安全管理，在软卧包厢安装了监控设备，增加了乘警的巡查次数；各地公安机关也加大了对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用科技手段助力侦查，让更多的凶手无所遁形。 第95章 散打大姐荒唐事 2022年4月，渭南市的春夜还带着几分料峭寒意，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韩女士正对着镜子仔细梳妆。她今年四十出头，皮肤保养得不错，只是眼角的细纹难免泄露了年龄。离婚三年，她独自住在市中心一套两居室里，平日里在一家建材市场做销售，性格爽朗，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热心肠”。 这天不是普通日子，是她最好的闺蜜林梅的四十岁生日。林梅跟她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在渭南打拼，感情亲如姐妹。为了给闺蜜撑场面，韩女士特意翻出了去年过生日时买的米白色连衣裙，又找出发胶把微卷的长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连耳坠都选了闺蜜送的那对珍珠款。她总说，跟最好的姐妹在一起，就得穿得体面些。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是林梅派来接她的车到了。韩女士拎起米色的小挎包，对着镜子最后理了理裙摆，笑着说了句“搞定”，便快步出了门。临走前，她习惯性地摸了摸门锁，“咔嗒”一声确认锁好，这才转身下楼。她没注意到，玄关柜上还摊着下午试戴的金项链和玉手镯。 为了搭配裙子，她换了条细银链，竟忘了把贵重首饰收进抽屉。 生日宴设在渭南市郊的一家生态园酒店，林梅包了个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包间。韩女士到的时候，包间里已经热闹起来，七八位朋友正围着餐桌说笑。“韩姐来啦！”有人眼尖，率先喊了一声。林梅赶紧迎上来，拉着她的手笑个不停：“可算把你盼来了，今天你可得陪我多喝几杯！” 韩女士笑着应下，顺势坐在了林梅旁边的位置。桌上已经摆好了凉菜，酱牛肉、凉拌木耳、夫妻肺片，都是她们平时爱吃的。不一会儿，热菜陆续上桌，油泼辣子鱼、葫芦鸡、带把肘子，香气扑鼻。朋友们纷纷举杯，先是祝林梅生日快乐，接着又聊起各自的生活......谁的孩子考上了重点中学，谁最近换了新车，谁又在老家盖了新房，话题一个接一个，气氛越来越热。 韩女士本就好酒量，再加上今天高兴，朋友们敬酒她几乎来者不拒。红酒杯换了白酒杯，一杯接一杯下肚，脸颊渐渐泛起红晕，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大了些。她一会儿帮林梅招呼迟到的朋友，一会儿又给邻座的人添茶，忙前忙后，活像个“半个主人”。林梅看她忙得满头汗，拉着她坐下：“你别瞎忙活了，今天我是主角，你安心吃你的！”韩女士却摆了摆手：“咱姐妹还分这个？你高兴，我就高兴！” 不知不觉，宴席从傍晚六点持续到了半夜十一点。朋友们陆续散去，韩女士帮林梅结了账，又送她到酒店门口，看着她上了车才转身离开。夜风一吹，酒劲上来了，她有些头晕，脚步也踉跄了几分。路边的路灯昏黄，树影摇曳，她掏出手机打了个网约车，心里只想着赶紧回家躺床上睡一觉。 二十分钟后，网约车停在了小区楼下。韩女士付了钱，摇摇晃晃地走进单元楼，借着楼道里的灯光一步步往上爬。她家在三楼，平时爬楼梯不费劲，可今天喝了酒，竟觉得腿像灌了铅似的。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她掏钥匙的手顿住了。 眼前的防盗门，竟然虚掩着一条缝。 “咦？”韩女士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喝多了看错了。她凑近了些，轻轻推了推门板，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凉意从屋里窜出来，她瞬间清醒了大半。 她明明记得，傍晚出门时，特意把门锁拧了两圈，怎么会没锁上？ 她第一反应是“家人”，可随即又摇了摇头。离婚后，前夫就回了老家，俩人几乎没再联系；父母住在县城，平时很少来渭南，更不可能有她家钥匙。去年离婚时，她特意换了锁芯，钥匙只有她自己有。那这门……是谁打开的？ “难道是遭贼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韩女士的心跳瞬间加速。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靠在楼道的墙壁上，脑子里飞速盘算着：是直接进门，还是先报警？报警的话，警察过来得等一会儿，万一小偷还在屋里，会不会趁机跑了？不报警的话，自己一个人进去，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她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别忘了，她可不是普通的“弱女子”。 年轻时，她跟着老家的一位武术教练学过五年散打，虽然这几年没怎么练，但基本功还在，寻常的小伙子还真不是她的对手。再加上刚才喝了酒，胆子也比平时大了些，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涌了上来：“怕什么？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敢偷到我家里来！” 她转身下了楼，直奔地下室。小区的地下室平时堆放着业主的杂物，她之前装修剩下的几根绳子就放在角落里。她找到绳子，用力拽了拽，确认结实，然后揣在手里，蹑手蹑脚地回到三楼。 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客厅窗户透进来的一点月光，隐约能看到家具的轮廓。韩女士屏住呼吸，轻轻带上房门，摸索着往客厅走。她记得傍晚出门时，客厅的灯没关。 不对，她明明记得关了灯的，难道是小偷开了灯？现在屋里是黑的，难道小偷已经走了？ 她心里犯起了嘀咕，脚步也慢了下来。突然，她想起了玄关柜上的金项链和玉手镯。 那可是她前几年攒钱买的，加起来值好几万。她心里一紧，赶紧往玄关走，借着月光一看，柜子上空空如也，首饰不见了！ “坏了，真被偷了！”韩女士咬了咬牙，怒火一下子上来了。她原本还想着“谨慎些”，现在只剩下“抓小偷”的念头。她记得家里装了监控，摄像头就对着客厅，只要打开手机App，就能看到屋里的情况。她赶紧掏出手机，刚要点开App，就听到一阵轻微的“窸窸窣窣”声，还夹杂着急促的呼吸声，从卧室方向传过来。 “原来还在屋里！”韩女士眼睛一亮，把手机揣回兜里，握紧了手里的绳子，朝着卧室的方向摸过去。卧室的门虚掩着，呼吸声越来越清晰。她停在门后，侧耳听了听，里面似乎有人在翻东西——“哗啦哗啦”的，像是在翻衣柜。 她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房门，同时喊了一声：“谁在里面！” 屋里的人显然被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手里的东西也掉在了地上。韩女士借着窗外的月光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五左右，身材瘦小，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衫，头发乱糟糟的，正慌慌张张地想往门口跑。 可他哪里跑得过韩女士？没等他迈出第一步，韩女士已经冲了上去，左手抓住他的胳膊，右手把绳子绕到他的身上，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胳膊捆在了身后。小伙子挣扎着想要反抗，嘴里还喊着：“你是谁？放开我！” 韩女士冷笑一声，手上用了些力气，绳子勒得更紧了：“我是谁？我是这家的主人！你胆子不小啊，敢偷到我家里来！” 小伙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房主抓了现行。他吓得浑身发抖，声音也变了调：“大……大姐，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你放了我吧！” 韩女士没理他，又用绳子把他的腿捆了几圈，确保他跑不了，这才松了手。小伙子“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脸上满是惊恐。韩女士这才借着月光仔细打量他。 这小伙子长得倒是白净，眉眼也还算清秀，就是太瘦了，手腕细得像根麻杆，看着就没什么力气。 “你多大了？怎么想到来偷东西？”韩女士叉着腰，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小伙子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我23岁，我最近没找到工作，身上没钱了，才……才一时糊涂……” 韩女士皱了皱眉，心里有些复杂。她年轻时也吃过苦，知道没钱的难处，但再难也不能偷东西啊。她刚想再说点什么，酒劲又上来了，头有些晕，身上也没了力气。她看了看地上捆得像粽子似的小伙子，又看了看旁边的椅子，便走过去拉了把椅子坐下，想歇口气再报警。 她打开了卧室的灯，暖黄色的灯光照亮了房间。她再次看向小伙子，越看越觉得他长得不错。 皮肤白皙，鼻梁也挺，要是收拾一下，也算个帅气的小伙子。这时候，酒精的作用渐渐显现，她想起了自己离婚后的孤独——三年来，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病，遇到难处只能自己扛，心里的委屈和寂寞，只有自己知道。 小伙子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目光，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赶紧低下头，脸上满是慌乱。他想起了刚才被抓时说的话，赶紧又求饶：“大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报警好不好？只要你不报警，让我做什么都行！” “让你做什么都行？”韩女士心里一动，这句话像一颗石子，在她心里激起了涟漪。她看着小伙子清秀的脸，又想起自己空荡的卧室，一个荒唐的念头冒了出来。 反正他也是个小偷，就算自己对他做了什么，他也不敢声张吧？而且，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人陪伴，哪怕只是一晚。 她的眼神渐渐变得迷离，声音也软了下来：“让你做什么都行，是吧？那……你陪我一晚，这事我就不追究了，也不报警，怎么样？” 小伙子愣了一下，没明白她的意思：“大……大姐，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韩女士往前凑了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就是男女之间那点事，你懂吧？只要你陪我，我不仅不报警，还能给你点钱，让你先度过难关。” 小伙子这才明白过来，脸一下子红了，又羞又怒。他虽然是个小偷，但也是个男人，让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女人这样要挟，他心里实在不愿意。而且，韩女士的身材比他还壮实，他看着就有些害怕，生怕自己会受伤。 “大……大姐，我……我不行，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你……你换个要求吧？”他支支吾吾地拒绝，想找个理由推脱。 “身体不舒服？”韩女士皱了皱眉，显然不信，“你一个小伙子，能有什么不舒服的？我看你就是不愿意！” 她的语气又变得严厉起来，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可告诉你，我是练散打的，你要是不配合，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听话！而且，你要是不答应，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你偷我的东西，少说也得判几年！” 小伙子吓得浑身发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偷东西是事实，要是韩女士真的报警，他肯定要坐牢。可让他跟韩女士做那种事，他又实在接受不了。他想反抗，可自己被捆着，根本动弹不了；想呼救，又怕邻居听到后报警，到时候自己还是要被抓。 “大姐，我……我真的不愿意，你就饶了我吧！”他带着哭腔求饶，声音里满是绝望。 韩女士见他不配合，心里的火气又上来了。她本来还想跟他好好商量，可他这么不识抬举，她也没了耐心。她弯下腰，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小伙子被她揪得头皮发麻，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权衡之下，他只能屈辱地点了点头：“我……我答应你。” 韩女士这才松开手，满意地笑了笑，开始解开他身上的绳子。绳子解开后，小伙子坐在地上，浑身僵硬，一动也不敢动。韩女士则走到床边，脱掉了自己的连衣裙。她招手让小伙子过来，小伙子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站起身，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卧室里充满了荒唐的气息。小伙他紧闭着眼睛，不敢看她，只希望这一切能早点结束。 酒精的作用加上刚才的折腾，她很快就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小伙子见她睡着了，心里松了一口气，赶紧穿上自己的衣服，蹑手蹑脚地往门口走。他不敢开灯，只能借着月光摸索着前进，生怕吵醒韩女士。 走到客厅时，他看到玄关柜上放着韩女士的钱包，心里一动。他本来就是来偷东西的，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不如再拿点钱走。可他刚伸出手，又赶紧缩了回来。 他怕自己一动，会吵醒韩女士，到时候就走不了了。 他咬了咬牙，放弃了偷钱的念头，快步走到门口，轻轻打开门，又轻轻关上，然后一路小跑下了楼。出了单元楼，他才敢大口喘气，感觉自己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夜风一吹，他打了个寒颤，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不仅没偷到东西，还被一个女人侮辱了，这让他觉得无比屈辱。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们还在老家等着他寄钱回去，可他不仅没找到工作，还做了小偷，现在又遭遇了这种事。他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凭什么自己要受这种罪？凭什么那个女人可以这样对他？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他突然停下脚步，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她侵犯了我，我要报警，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掏出手机，查了附近派出所的地址，然后快步走了过去。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派出所里只有几位民警在值班。他推开门，气喘吁吁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被人侵犯了！” 一位正在写材料的民警抬起头，看到他狼狈的样子，赶紧站起来：“同志，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小伙子咽了口唾沫，定了定神，然后把自己晚上偷东西被抓，又被韩女士强迫发生关系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说得断断续续，还带着哭腔，好几次都差点说不下去。 民警听完后，也愣住了。 他们办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小偷报案被侵犯”的事情。一位年长的民警赶紧给小伙子倒了杯水，让他先冷静下来，然后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有没有证据？” “是真的，我没骗你们！”小伙子激动地说，“我可以带你们去她家，她家里还有我被捆过的绳子！” 民警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传唤韩女士，再到她家里调查。他们开着警车，带着小伙子来到了韩女士所在的小区。一位民警去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韩女士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酒气，显然是刚被吵醒。 “你们是谁？半夜敲我家门干什么？”韩女士揉着眼睛，语气很不耐烦。 “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请你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民警亮出了证件。 韩女士愣了一下，酒劲也醒了大半。她一下子就想到了晚上的事情，心里有些慌，但还是强装镇定：“什么案子？我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啊！” “到了派出所你就知道了。”民警说完，带着韩女士上了警车。 到了派出所后，民警把韩女士和小伙子分开询问。面对民警的询问，韩女士一开始还不承认，说自己和小伙子是“自愿”的：“警察同志，我们都是成年人，这种事你情我愿，怎么能叫侵犯呢？是他自己答应我的，我又没强迫他！” “你没强迫他？你用绳子捆着我，还威胁我说不配合就报警，这还不算强迫吗？”小伙子在隔壁听到了她的话，激动地喊了起来。 民警赶紧安抚住小伙子，然后继续询问韩女士。在民警的追问下，韩女士终于承认自己用了威胁的手段，但她还是强调：“我也是受害者啊！他是小偷，闯进我家里偷东西，我要是不那样做，他早就跑了！而且，我也没对他怎么样，他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民警又去了韩女士家里调查，果然在卧室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根绳子，上面还有一些摩擦的痕迹，跟小伙子说的一致。同时，民警也查看了韩女士家里的监控，监控显示，小伙子确实是撬开门锁进入屋内的，而且在卧室里翻找东西，确实有盗窃的行为。 民警的皮鞋踩在韩女士家的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 “吱呀” 声，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老民警李队蹲下身，指尖捏起卧室角落那根灰扑扑的绳子 。灯光下，几根浅灰色的纤维粘在绳结处，像极了小伙子昨晚穿的连帽衫材质。他用证物袋小心将绳子装好，指腹摩挲着绳面上粗糙的摩擦痕，抬眼看向韩女士：“这绳子，昨晚就是用它捆的人？” 韩女士的指甲死死抠着玄关柜的木纹，指节泛白，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是…… 可我那是怕他跑了！他是小偷，闯进我家偷东西，我一个女人……” 话没说完，眼泪就砸在了地板上，溅起一小点灰尘。她想起昨晚酒精上头时的冲动，想起小伙子被捆在地上、眼神里满是恐惧的样子。 另一边，候问室的窗户蒙着一层薄雾，小伙子陈阳坐在长椅上，双手捧着民警递来的热开水，杯子里的水汽模糊了他的脸。他盯着杯底的茶渍，昨晚的画面又涌了上来：韩女士揪着他头发时的力道，卧室里暖黄灯光下自己屈辱的影子，还有逃出门时冷风灌进衣领的寒意。“警察同志，” 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我知道偷东西不对，我认罚。可她…… 她也不能那样对我啊。” 证据链像一条绷紧的线，把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捆在了一起。陈阳的盗窃未遂，韩女士的强制猥亵，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调解室的门关上时，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又沉重的气息。韩女士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运动服，头发扎得松松的，没了往日的爽朗，只剩下满脸的愧疚。“小伙子，” 她开口，声音带着颤音，“对不起。我不该因为自己寂寞，就用那种方式逼你。我知道错了，你要多少钱赔偿，我给。” 陈阳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眼睛红肿的女人，心里五味杂陈。他恨过她，恨她让自己受了那样的屈辱；可看到她现在这副样子，又想起她离婚后一个人打拼的处境，那股恨意又淡了些。他沉默了半分钟，才低声说：“赔偿就不用了。以后别再做这种事，我…… 我原谅你。” 法律的程序没有因为和解而停下。检察院的办公室里，检察官看着案卷，手指在 “陈阳” 的名字上顿了顿：“盗窃未遂，数额较小，尚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良好。” 他在纸上写下 “不起诉” 的意见，又补充道，“但必须接受社区矫正。” 而韩女士呢，开庭那天，法庭里坐满了人。她站在被告席上，看着台下的父母 —— 父亲头发白了大半，母亲用手帕擦着眼睛，心里像被针扎一样。“法官，” 她深深鞠了一躬，“我知道我触犯了法律，也伤害了陈阳。我认错。” 法官敲击法槌的声音落下时，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她不用去监狱，但缓刑期间，每个月都要去社区报到，参加法律学习和公益劳动。 第96章 悬案 2007年的初冬，江南诸暨还没彻底冷透。暨阳路作为市区最繁华的主干道，白日里总被车流和叫卖声裹着。服装店的喇叭喊着新款折扣，糖炒栗子的香气飘出半条街，唯独街角那家“嘉瑞珠宝行”透着股沉稳劲儿。深褐色的实木门框配着擦得锃亮的落地玻璃，橱窗里的黄金项链在暖光下晃眼，门口挂着的“24小时值班”木牌，是老板为了保珠宝安全特意做的，谁也没料到，这牌子会在11月6号这天，成了一场离奇未遂劫案的见证。 凌晨三点多，供电局的报警系统突然在中控室尖叫起来。值班员盯着屏幕上闪烁的故障点，正好在嘉瑞珠宝行后方的高压变电箱，赶紧联系片区电工。电工骑着电动车赶到时，远远就看见变电箱旁的地面上还留着火星子，走近了才发现，一根裹着黑胶布的导线从变电箱接出来，顺着墙根绕到珠宝行值班室的后窗，导线末端还粘着几块碎玻璃，显然是刚被扯断没多久。 “这哪是故障，是有人想偷电搞事！”电工越看越慌，赶紧拨了110。 诸暨市公安局的警车赶到时，天刚蒙蒙亮。侦查员们戴着白手套，围着现场画了圈。 后窗的防盗栏被撬出个小缝，导线是常见的铜芯线，绝缘胶布上还能摸到残留的指纹（后来查是汗渍模糊的半枚），最吓人的是变电箱里的接线柱：本该规整的电线被扯得乱七八糟，金属触点上还留着焦黑的短路痕迹，显然是嫌疑人接电时没算准电压，高压电一碰就炸出了火花。 “这小子是想用电放倒值班的？”老刑警老张蹲在变电箱旁，捏着那截导线嘀咕。值班室里，值班员老李还没缓过神，他说凌晨两点多听见后窗有“滋滋”声，刚想起身查看，就听见外面“砰”的一声炸响，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 后来才知道，那是嫌疑人被火花吓慌了，连工具都没敢拿就跑了。 案子不算大，毕竟没丢东西、没人受伤，可专案组开会时，气氛却异常凝重。刑侦大队队长王建军把现场照片往白板上一贴，指着那卷绝缘胶布说：“你们看这个——1995年宁波绿洲案、1998年绍兴供销大厦案，现场都留过同款胶布。” 一句话让满屋子人都坐直了。 没人敢轻视“122宁绍系列案”——那是浙江刑侦史上的一块心病。从1995年至今，这个嫌疑人像幽灵似的，专挑珠宝行下手，还带着枪，杀了四个人，却连个清晰的影子都没留下。现在这起未遂案，虽然作案手法从“持枪抢劫”变成了“高压电偷袭”，可那截胶布、对珠宝行的执念、一被发现就跑的怂劲儿，都跟当年的凶手对上了。 “这不是普通的未遂案，是那家伙又露头了。”王建军敲了敲白板，“查！从导线源头、胶布品牌、变电箱的出入记录，一点都不能漏！”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查，就把大伙儿的记忆拉回了12年前的宁波——1995年12月，中山东路的绿洲珠宝行，那场震惊全省的血案。 1995年的宁波中山东路，比现在还热闹。那会儿没有网购，老百姓买金银首饰都往实体店跑，绿洲珠宝行更是凭着“老牌子、足成色”的口碑，成了这条街上的“金招牌”。三层楼的店面，一楼是黄金柜台，二楼卖翡翠玉器，三楼是库房和值班室，晚上留两个保安值班，45岁的老周和30岁的小李，都是退伍军人，据说擒拿术很厉害。 12月22号那天，宁波下着小雨，街上的行人裹着棉袄匆匆赶路。绿洲珠宝行晚上9点准时关门，老周锁了大门，跟小李在值班室泡了杯热茶，聊着家里的事。 老周的儿子快高考了，小李刚处了个对象，打算开春结婚。谁也没注意，店对面的巷子里，一个黑影正盯着他们的窗户，手里攥着根军用背包带。 后来根据现场勘察还原，那黑影是从珠宝行顶楼的通风口爬进去的。他踩着排水管，手指扣着墙面的砖缝，动作轻得像猫。 后来刑警说，这身手至少练过好几年。顶楼没人，他躲在楼梯间的暗处，听着楼下保安的脚步声，一直等到凌晨一点多，才顺着电梯井的钢绳滑到一楼。 电梯井离营业大厅只有一道木门，他用撬棍轻轻一撬就开了。大厅里没开灯，只有应急灯的微光，照得黄金柜台泛着冷光。他刚摸到第一个保险箱，就听见值班室的门开了，是老周起夜，正好撞见他。 “谁？！”老周喊了一声，伸手就去摸腰间的橡胶棍。可那黑影比他快，抬手就掏出一把枪，“砰”的一声，子弹擦着老周的胳膊过去，钉在墙上。老周还想反抗，黑影已经扑上来，用背包带缠住他的手腕，使劲一勒。 后来法医说，老周的手腕骨都被勒裂了。 小李听见动静跑出来时，老周已经被捆在椅子上了。他刚想冲上去，黑影又开了一枪，这次打在小李的腿上。小李倒在地上，看着黑影用撬棍撬开四个保险箱，把里面的黄金项链、白金戒指往包里塞——后来清点，一共少了11公斤首饰，按当时的市价，值160多万。 最残忍的是，黑影抢完东西，并没有马上走。他盯着被捆着的老周和小李，沉默了几秒，突然举起枪，对着两人的胸口各开了一枪。“他就是怕被认出来。”后来负责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叶庆龙说，“凶手心思太毒了，明明已经控制住人，还是下了死手。” 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店员发现尸体时，当场就吓瘫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半天就传遍了宁波。 “绿洲珠宝行出事了，两个保安被杀了！”“抢了一百多万的金子，凶手带着枪跑了！”老百姓吓得不敢晚上出门，珠宝行都加了保安，可没人知道，这个凶手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继续在浙江各地作案。 叶庆龙赶到现场时，已经是上午十点。57岁的他，头发都白了一半，却硬是蹲在地上，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地照。“我们要像鹰一样盯线索，像狗一样找痕迹。”他跟身边的侦查员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浙江刑侦的“名言”。 现场被破坏得不算严重，但凶手太老练了——他戴了橡胶手套，没留指纹；穿的是软底鞋，脚印很淡；抢完东西还擦了撬棍和枪，没留一点dNA。侦查员们查了三天三夜，只在三楼电话总机房里发现了个关键线索：一个花花公子牌的鞋印，40码，鞋底沾着点顶楼的灰尘。 “他是从顶楼进的总机房，切断了电话线，再从电梯井下去的。”叶庆龙指着鞋印说，“而且从脚印的深浅看，他身高大概一米七，中等偏瘦，攀爬能力极强。 电梯井的钢绳那么滑，他能顺着滑下来，还没出声，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现场遗留的东西：一把自制消声器（里面塞着刮胡刀网罩）、一根四节撬棍（接口处磨得很光滑，显然用了很多次）、一把骨柄尖刀（后来鉴定是印支虎的骨头做的）、一捆军用背包带（上面有部队的印章），还有两枚子弹壳。 一枚是自制枪的（没膛线），一枚是制式手枪的（后来查是前苏联托卡列夫枪的子弹，国内很少见）。 “这凶手不简单，有备而来，还懂反侦察。”叶庆龙皱着眉，“从背包带看，可能当过兵；从虎骨刀和子弹看，可能去过中缅、中越边境；从撬棍和消声器看，可能懂机械加工。” 警方马上展开排查：先是查宁波的退伍军人，6000多人，一个个核对档案，没找到符合条件的；再查中缅、中越边境的边贸市场，侦查员们顶着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跑了3000多公里，走访了上百家商铺，没找到卖虎骨刀和托卡列夫子弹的；最后查宁波周边的机械加工厂，几百家厂，没找到能做出同款撬棍和消声器的。 “那时候没监控，没dNA技术，全靠腿跑、嘴问。”老侦查员老赵回忆，“我们在绿洲珠宝行守了半个月，天天跟路人打听，可谁也没见过那个黑影。”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绿洲珠宝行的大门关了三个月，再开门时，柜台前多了两个保安，门口装了四个摄像头，可老百姓路过时，还是会忍不住往里面看。 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没放弃过“122案”，叶庆龙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那本案卷，每页纸都被他翻得卷了边。可凶手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再露面。 直到4月15号凌晨，绍兴市越城区的供销大厦出事了。 供销大厦是当时绍兴最高档的商场，一楼卖化妆品，二楼是黄金珠宝柜台，三楼是家电区。那天凌晨两点多，值班保安老陈在二楼巡逻时，突然听见珠宝柜台那边有“咔嗒”声，像是撬玻璃的声音。 “谁在那儿？”老陈拿着手电筒走过去，光束里突然出现一个黑影。那黑影吓了一跳，喊了一声，转身就跑。老陈赶紧追，没跑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墙上。 “有枪！”老陈赶紧躲到柜台后面，掏出对讲机喊人。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警方赶到时，在三楼窗户下的花坛里，找到了凶手扔的作案工具：一根撬棍（跟绿洲案的同款）、五枚自制手雷（里面装着火药和铁钉）、一枚自制引爆器（用打火机包装盒做的），还有一顶灰色的老头帽。 “你们看这个！”绍兴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指着引爆器，“里面有枚指纹，虽然变形了，但能提取到特征点。”更关键的是，现场找到的子弹壳，跟绿洲案的制式手枪子弹壳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人！”叶庆龙接到电话时，正在宁波开会，他马上带着案卷赶到绍兴，“这凶手藏了三年，又出来了！” 警方顺着线索查：老头帽是绍兴本地产的，到处都有卖，没法查；自制手雷的火药，是最常见的黑火药，市场上随便能买到；倒是那个引爆器里的打火机包装盒，上面印着“诸暨产”，还有那枚变形的指纹，警方马上录入数据库，可当时的指纹库还不完善，没找到匹配的。 “还有个线索！”侦查员小张突然说，“凶手扔工具的时候，路过了旁边的鲁迅小学，晨练的老师说，看见他往校园里扔了个包，里面有撬棍和手雷。”警方在鲁迅小学的操场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包，包上没留指纹，却发现了一点意外收获：撬棍上沾着点油漆，跟供销大厦三楼窗户的油漆一样。 “他是从三楼窗户爬进去的，撬窗户时沾到的油漆。”叶庆龙说，“而且他对供销大厦很熟，知道二楼有珠宝柜台，知道三楼窗户好爬——肯定踩过点。” 警方马上查供销大厦附近的旅馆，1998年的时候，旅馆还是纸质登记，侦查员们翻了几百本登记册，没找到可疑人员；再查诸暨的打火机厂，几十家厂，没找到生产同款包装盒的；最后查绍兴的机械加工厂，跟宁波一样，没找到线索。 “这凶手太狡猾了，每次都不留活口（这次没打中），还故意扔些干扰线索的东西。”叶庆龙叹了口气，“不过这次有指纹，还有他的大致特征——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烟民（因为用了打火机包装盒），懂机械，这就是进步。” 案子虽然没破，但警方把“122案”的范围缩小了：从“可能是退伍军人、去过边境”，缩小到“可能是华东六省人，懂机械，烟民”。 因为绿洲案里的橡胶手套，是华东六省特供的；供销大厦案里的打火机包装盒，是诸暨产的。 “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叶庆龙看着案卷，“下次他再作案，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又是六年。 2004年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诸暨市的100商店里，到处挂着红灯笼，门口的春联还没干。值班保安夏根法今年50岁，老家在安徽，因为要值班，没回去过年。凌晨两点多，换班的时间快到了，他拿着手电筒在三楼巡逻，突然听见库房那边有“沙沙”声。 “谁啊？大过年的不睡觉？”夏根法走过去，刚推开库房的门，一把尖刀就戳到了他的脸上。 刀刃划开了皮肤，血一下子流了下来。 “别出声！”黑影压低声音说，手里的刀又往前递了递。夏根法也是个硬脾气，虽然脸上流血，还是伸手去推黑影。两人扭打起来，黑影急了，掏出枪，“砰”的一声，子弹打在夏根法的腿上。 夏根法倒在地上，疼得直冒冷汗。黑影顾不上他，转身就跑。 可能是太慌了，他跑的时候，把枪掉在了三楼阳台的窗口附近，还掉了一条灰色的线裤、一个护膝和一根撬棍。 “抓小偷！有枪！”夏根法忍着疼，爬起来喊。其他保安跑过来时，黑影已经没影了。 后来查监控，他是从阳台的排水管滑下去的，动作很快，跟1995年绿洲案的凶手一模一样。 诸暨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到时，夏根法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侦查员在阳台窗口找到了那把枪——黑色的，上面还沾着点血。“这枪……”老刑警老张拿起来一看，突然眼睛亮了，“你们看，枪管里还有消声器的残片，跟1998年绍兴案的消声器一样！” 更关键的是，枪里有四发子弹，编号都是5222——跟绿洲案、绍兴案的子弹编号一模一样！ “就是他！122案的凶手！”王建军激动得声音都抖了，“这次他掉了枪，还掉了线裤和护膝，肯定能找到线索！” 警方马上对现场遗留物进行勘察：枪是自制的，跟绿洲案的自制枪结构一样；撬棍还是同款四节撬棍；护膝是军用的，上面有磨损痕迹，说明用了很久；最关键的是那条线裤——灰色的，纯棉的，上面沾着点皮屑（后来查是凶手的表皮细胞）。 “这条线裤不是成人穿的。”侦查员小李拿着线裤，去市场上问了十几家卖童装的老板，“老板们都说，这是4-6岁小孩穿的，而且款式是女孩穿的。” “凶手有个女儿，4-6岁，1998-2000年出生的。”王建军马上推断，“1998年绍兴案的时候，他可能刚结婚；2004年现在，女儿4-6岁，符合时间线。” 再结合之前的线索：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1971年左右出生（按农村结婚年龄算，27岁左右有孩子，1998年结婚，1971年出生正好），懂机械，烟民，可能是诸暨人（这次作案在诸暨，还选在大年初一，老百姓都在家过年，防范松）。 “排查范围缩小到诸暨！”王建军下了命令，“抽调300名警力，2000多名干部群众，挨家挨户查！” 那阵子，诸暨的每条街、每个小区都能看见民警的身影。他们拿着凶手的模拟画像（根据身高、年龄画的），挨家敲门：“您见过这个人吗？”“您家有1971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吗？”“您家孩子有没有穿过这种灰色线裤？” 侦查员们把诸暨城区分成了200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民警、居委会人员、协警组成小组，一栋楼一栋楼地查。老张家住暨阳街道，回忆说：“那时候民警天天来，连楼道里的垃圾桶都翻了，就怕漏了线索。” 可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找到符合条件的人。“凶手可能用了假身份，或者藏在农村。”王建军皱着眉，“他太了解诸暨了，知道怎么躲我们。” 那条线裤上的皮屑，当时因为dNA技术还不够先进，没能提取到完整的dNA，只能暂时存放在物证室。“等技术成熟了，这肯定是关键证据。”法医小陈说，他把皮屑样本放在冰箱里，贴了个标签：“122案，待查。”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2007年。这三年里，浙江警方的dNA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能提取到更微量的dNA了；监控也普及了，大部分街道和商场都装了摄像头。可“122案”的凶手，还是没露面。 直到11月6号，诸暨嘉瑞珠宝行的未遂劫案发生了。 这次现场，警方有了意外收获：嫌疑人跑的时候，把一个饮料瓶落在了变电箱旁。瓶子是塑料的，上面还留着半个指纹，瓶身上印着“中国移动活动赠品”。 更关键的是，瓶子里还有点残留的饮料，上面沾着嫌疑人的唾液。 “马上送物证室，提取dNA！”王建军激动得站起来，“还有，查监控！附近所有的监控都调过来！” 法医小陈连夜加班，从饮料瓶上提取到了混合dNA——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男性dNA不完整，只能提取到Y染色体（男性遗传染色体）；女性dNA完整。”小陈说，“我们把男性Y染色体和2004年线裤上的Y染色体对比，发现是一致的！女性dNA和线裤上的dNA有亲子关系！” “这说明什么？”王建军问。 “说明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做的！女性是他的女儿！”小陈说，“2004年他女儿4-6岁，2007年就是7-9岁，符合dNA亲子关系！” 警方马上查那个饮料瓶：是中国移动2007年夏天在诸暨搞活动时送的，一共送了10万瓶，覆盖了整个诸暨市区和周边乡镇。“凶手可能是参加活动领的，也可能是买东西送的，没法直接查。”侦查员小张说，“但至少能确定，他在诸暨，而且经常出门。” 更让人兴奋的是监控。警方调取了嘉瑞珠宝行附近20多个点位的监控，整整看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小巷子的监控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偏瘦，穿着黑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把断线钳（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款式一样）。 “你们看，他走路的时候老回头，很警觉。”侦查员小李指着屏幕，“而且他进巷子的时候，特意绕开了摄像头，显然知道有监控。” 警方顺着监控追踪，发现这个男子从巷子出来后，就上了一辆无牌摩托车，往暨阳街道方向开去。可开到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是不是他？”王建军盯着屏幕，“做个模拟实验，看看断线钳是不是同款。” 侦查员们买了跟现场遗留的断线钳一模一样的工具，让民警拿着，在同一个监控点位走了几遍，再对比视频。 发现视频里男子手里的断线钳，比现场遗留的小一点，不是同款。 “白高兴一场。”小张叹了口气，“这凶手太狡猾了，连工具都换着用。” 虽然这次没抓住人，但警方更有信心了：他们有了凶手的Y染色体，有了他女儿的dNA，知道他在诸暨，知道他的身高、年龄、体态。 “只要技术再进步一点，只要他再露一次面，我们一定能抓住他。”王建军说。 接下来的九年，浙江警方没放弃。物证室里，“122案”的卷宗从1本变成了400多本，里面记录着每一次排查、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可疑人员；dNA样本被反复检测，技术从提取17个基因座位，升级到能提取36个基因座位（更精准）；监控从模糊的模拟信号，变成了高清数字信号。 2016年，浙江省公安厅再次牵头，成立了“122案”专案指挥部，组建了五个专项小组：生物检材排查组、视频追踪组、指纹对比组、重点人群排查组、大数据分析组。“这次我们要用科技手段，跟凶手耗到底。”指挥部总指挥说。 生物检材排查组首先有了突破。他们用最新的dNA技术，对2007年饮料瓶上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了深度检测，发现这个Y染色体属于绍兴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徐氏家族在诸暨、绍兴、宁海都有分布，我们要挨个排查。”组长老李说。 侦查员们跑到绍兴，查徐氏家族的族谱，发现这个分支有619个家系（家系指能追溯到同一个祖先的家族），涉及3万多人。“我们把每个家系的男性都登记在册，提取他们的Y染色体，跟凶手的对比。”老李说，“这个工作很枯燥，每天要跑十几个村子，跟老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抽血，有时候还会被误会，但没人抱怨。” 视频追踪组也没闲着。他们把2007年到2016年，诸暨所有跟“徐氏家族”有关的监控都调了出来，整整10万小时的视频，一帧一帧地看。“我们在2015年的一个监控里，发现了一个穿黄衣服的男子，跟凶手的特征很像。”组长小王说，“他三次进入嘉瑞珠宝行附近的巷子，第一次逗留两分钟，第二次逗留十分钟，走路的时候老回头，还在路边抽过烟——跟1998年绍兴案推断的‘烟民’特征吻合。” 更关键的是，这个黄衣男子穿的是高帮皮鞋——适合高压电作业的环境，跟2007年嘉瑞案的“高压电偷袭”手法吻合。“我们请画像专家，用3d技术还原了他的面部特征，还做了蜡像，跟之前的模拟画像对比，几乎一致。”小王说。 指纹对比组的进展最让人期待。他们把1998年绍兴案引爆器上的变形指纹，用最新的图像修复技术进行了清晰化处理，提取到了12个清晰的特征点。“我们把这个指纹录入全国指纹库，每天都对比。”组长老张说，“有时候做梦都梦见指纹比对成功了。” 2017年3月27号，北京传来了好消息——公安部的10位指纹专家，经过两天两夜的比对，发现诸暨徐氏家族里，一个叫徐某的男子，指纹跟绍兴案的变形指纹，12个特征点完全吻合！ “徐某，1972年出生，浙江宁海人，现在住在诸暨市暨阳街道，有一个女儿，1999年出生（跟之前推断的‘4-6岁女儿’时间线吻合），曾经在诸暨的一家机械加工厂上班（懂机械），喜欢赌博（跟后来审讯时交代的‘赌博输光家产’吻合）。”老张拿着徐某的档案，手都在抖，“就是他！122案的凶手！” 警方马上对徐某进行布控。2017年3月29号下午2点21分，在诸暨市暨阳街道的一家棋牌室内，徐某正在打麻将，侦查员们悄悄围上去，亮出证件：“徐某，跟我们走一趟。” 徐某当时愣了一下，手里的麻将牌掉在桌上，没反抗，只是说了一句：“终于来了。” 警方马上对徐某进行dNA采集，三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徐某的dNA，跟2004年线裤上的dNA、2007年饮料瓶上的dNA，完全吻合！ “破案了！22年了，终于破案了！”专案指挥部里，民警们互相拥抱，有的甚至哭了——叶庆龙已经退休了，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家里看案卷，听完之后，老泪纵横：“终于能给死者一个交代了。” 徐某到案后，一开始一言不发。审讯室里，他低着头，不管民警问什么，都不吭声。“他心里有防备，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想扛到底。”审讯组长老郑说。 民警们没急着逼他，而是先去查了他的人生轨迹。徐某的老家在台州农村，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七。父亲是水泥厂的临时工，工资很低，家里没田没地，日子过得很苦。“我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下的。”徐某后来交代。 19岁那年，徐某辍学去水泥厂打零工，想转正，可因为没背景，一直没成功。“我那时候就觉得，老实干活没用，赚不到钱。”1993年，21岁的徐某第一次作案。 抢了台州医院住院部的收费处，得手几万块。“我本来想拿着钱好好过日子，去卫校读书，可读了半年就不想读了，觉得太累，不如抢钱来得快。” 1994年，徐某又在临海城南信用社杀了一名女值班员，抢了几千块；同年11月，在长兴龙达股份有限公司商场杀了一名值班员，抢了97万的黄金珠宝。“我杀了人之后，心里也怕，就去了越南避风头，在那边买了两把枪，想着回来再抢。” 1995年，徐某回到浙江，策划了宁波绿洲珠宝行案，杀了两名保安，抢了160多万。“那时候我有了钱，买了栋四层小楼，还买了大哥大、bb机，觉得很威风。”可没过多久，他就迷上了赌博，“我杀了人，心里压力大，只能靠赌博缓解，不到一年，就把160多万输光了。” 1998年，徐某结婚，可因为没了钱，连酒席都是靠收份子钱办的。“我老婆不知道我杀人抢劫，以为我是做生意亏了。”为了钱，徐某又策划了绍兴供销大厦案，没抢到东西，还差点被抓；2004年，他又在诸暨100商店作案，杀了人（夏根法被打伤，没致死），掉了枪；2007年，他想用电偷袭嘉瑞珠宝行，没成功，掉了饮料瓶。 “这么多年，我天天都在怕，不敢喝酒，怕酒后吐真言；不敢跟人深交，怕被认出来；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看见被我杀的人。”徐某在审讯室里哭着说，“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被抓，这一天来了，我反而踏实了。” 2017年11月21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22宁绍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进行公开宣判。法庭上，被害人家属来了很多，有的手里拿着亲人的照片，哭着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法官宣判：被告人徐某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97章 寻亲十九载 1994年的四川，夏日常被绵密的雨丝缠裹，但七月的开江县永兴镇，却难得敞亮起来。太阳刚爬过东边的竹林，把金晃晃的光洒在青石板路上，石板缝里的青苔还沾着晨露，踩上去咯吱作响——这一天是7月12号，永兴镇的逢场天。 “逢场天”是川东农村的老说法，换成更通俗的词，就是“赶集”。在九十年代初的四川乡村，商业还没像后来那样钻进每个角落，逢场天便是整个镇子的“狂欢日”。头天晚上，镇口的老槐树下就会支起零星的摊位：卖腊肉的张屠户会把刚熏好的五花肉挂在竹竿上，油亮亮的肉皮泛着琥珀色；炸油糕的李婶会提前和好面团，就等第二天清晨把油锅烧得“滋滋”响；还有缝补衣物的刘婆婆，会把装着顶针、线轴的木匣子擦得干干净净，坐在小马扎上候着生意。 赵永永家在永兴镇旁边的涧口垭村，那会儿他刚满7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小褂，手里攥着弟弟赵永宽的衣角——5岁的永宽还没上学，总爱跟在哥哥身后，像条小尾巴。永永记得，那天早上母亲肖学勤起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就钻进厨房，把昨天剩下的玉米糊糊热了热，又切了半块红薯给兄弟俩。肖学勤那年31岁，头发总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红绳扎在脑后，她爱笑，眼角有两道浅浅的纹路，每次看永永写作业，都会温柔地说：“永永写字要坐直，不然以后眼睛会近视。” 吃完早饭，肖学勤拎起竹编的菜篮子，准备去镇上买些盐和针线。刚走到院门口，她突然“哎呀”一声——右脚的塑料凉鞋断了鞋带，鞋底也裂了道小缝。“这可咋整？”她皱着眉，转头往隔壁高婶家走。高婶是个热心肠，见肖学勤来借鞋，赶紧从鞋架上拿了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学勤，这鞋我去年买的，没咋穿，你穿正好，赶集人多，小心别被挤着。” 肖学勤刚要出门，永永和永宽就跟了上来。“妈，我们也去！”永永仰着脖子，眼睛亮晶晶的——他想去看镇上的耍猴戏，还想让妈买块水果糖。肖学勤蹲下来，摸了摸永永的头：“听话，回家去。妈买完东西就回来，给你们带炸油糕，好不好？”可兄弟俩哪儿肯依，一个拽着她的衣角，一个抱着她的腿，嘴里不停地念叨“要去要去”。 肖学勤没辙了。她从院角捡起一根晒干的小麦秸，轻轻拍了拍永永的手背：“再闹妈要生气了啊！”可小麦秸软乎乎的，根本没力道，永永不仅没怕，反而拉着弟弟往镇上的方向跑。肖学勤叹了口气，只能跟在后面追：“慢点跑，别摔着！” 后来赵永永无数次想，如果那天他和弟弟听了妈的话，乖乖回家，是不是所有悲剧都不会发生？可人生没有“如果”，1994年7月12号的阳光那么暖，暖得让人忘了危险，也忘了命运早已埋下的伏笔。 永兴镇的集市比平时热闹十倍。青石板路上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农民、推着自行车的小贩、追着打闹的孩子，脚步声、吆喝声、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肖学勤牵着永永的手，另一只手护着永宽，生怕孩子被挤散。永永东张西望，一会儿指着卖气球的摊位喊“妈你看”，一会儿又被耍猴戏的锣鼓声吸引，差点挣开妈的手。 走到镇中心的平房区时，一个陌生男人拦住了肖学勤。永永记得那男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个子不高，说话带着点外地口音，他跟肖学勤说了几句话，像是在问路，又像是在托付什么事。肖学勤听完，犹豫了一下，然后跟着男人走进了一间临街的平房——那房子的门是木制的，漆皮已经脱落，门口摆着两个破旧的竹筐。 “妈，你去哪儿？”永永喊了一声。肖学勤回头笑了笑：“妈跟这位叔叔说两句话，你们在门口等着，别乱跑。” 兄弟俩就在门口的台阶上玩。永宽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在台阶上画圈圈；永永则盯着房子的窗户，窗户上没有玻璃，只用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突然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像是妈的声音，又像是别人在吵架。 “妈！”永永心里一慌，拉起永宽就往屋里冲。 推开门的瞬间，永永感觉全身的血都冻住了。屋里烟雾缭绕，几个男人围着桌子打牌，见他们进来，都停下了动作。里屋的地上，妈躺在那里，头发散在脸上，一个男人正拿着打针的针管，往妈的头上扎——那针管比永永在卫生院见的粗很多，扎下去的时候，妈哼了一声，身体抖了一下。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刀，刀刃上沾着红色的东西，他朝着妈的后背，一下、两下、三下……永永记不清是三刀还是四刀，只记得血顺着妈的衣服流下来，渗进水泥地的缝隙里，像一条条红色的小蛇。 “妈！”永永和永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妈的胳膊哭。那几个男人转过身，眼神冷冰冰的。其中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过来，一把扛起永永，另一个人抱起永宽，把他们往楼上拖。永永挣扎着喊“放我下来”，可男人的胳膊像铁钳一样，勒得他喘不过气。 楼上的房间很小，只有两个窗户，同样没有玻璃。永永被扔在地上，他看着永宽吓得直哭，心里又怕又急。过了一会儿，楼下没了声音，他们趁着没人，偷偷溜到院子里，想翻过院墙逃跑。可院墙太高了，永永爬了一半，就被追上来的男人抓住了。男人照着他的后背打了几拳，疼得他眼泪直流，然后又把他们关回了楼上的房间。 接下来的六七天，成了永永这辈子最黑暗的记忆。那些人每天都会喂他们吃药，药片是白色的，很苦，吃完之后就特别困，睁不开眼睛。他想记清妈的样子，想记清家的方向，可脑子总是昏昏沉沉的，只能靠着仅存的意识，把屋里的场景、男人的长相，一点点刻在心里——他怕自己忘了，怕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等永永再次清醒的时候，已经不在永兴镇了。他和永宽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莆田，辗转到了北高镇高阳村。一个叫“阿和”的男人把他们领回了家，永宽因为年纪小，很快就被另一户人家抱走了——后来永永才知道，买孩子的人家都喜欢年纪小的，觉得“养不熟”的风险小。 而他，因为已经7岁，记事了，没人愿意要。那些天，阿和每天都把他带到不同的人家，让他站在门口，像件商品一样被人打量。有人嫌他“眼神太倔”，有人说“年纪太大，不好教”，永永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只能低着头，攥着衣角，心里一遍遍地喊“爸、妈、弟弟”。 直到第七天，一个叫徐金池的农民把他买走了。徐金池家有两个女儿，都比永永小，他买永永的目的很明确——等永永长大了，让他当自己的女婿，给家里干活。从那天起，“赵永永”这个名字被抹去了，他成了“徐阳”。 在徐家的第一年，永永没出过家门。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起床喂上百只鸭子，鸭子的粪便沾在手上，又腥又臭，他只能用冷水一遍遍洗；中午要给徐金池一家做饭，要是饭做晚了，就会被徐金池骂；晚上还要帮两个妹妹洗衣服，直到月亮升到头顶才能睡觉。徐金池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动辄打骂，有一次因为鸭子丢了一只，徐金池抄起木棍就往他背上打，打得他趴在地上，好几天都起不来。 第二年，徐金池让他去上学，登记的名字还是“徐阳”。永永很珍惜上学的机会，每天早上都第一个到教室，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他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美术，每次上美术课，老师让画什么，他都能画得比别人好。他会在课本的空白处画家乡的样子：画房后的两个鱼塘，画上学路上的石板桥，画母亲笑着看他写字的样子——可他记不清母亲的脸了，只能画一个模糊的轮廓，每次画完，眼泪都会滴在纸上，把墨迹晕开。 上到五年级的时候，徐金池不让他上学了。“上学有啥用？不如早点挣钱养家。”徐金池把他从学校拉回来，让他跟着村里的人去广东学玉雕。永永心里不愿意，可他知道，这是他离开徐家的机会——他想挣钱，想凭着自己的力量找家，找弟弟。 13岁的永永，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跟着徐金池的大女儿，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广东肇庆的一家玉雕厂。学徒工没有工资，还要交学费，徐金池帮他交了学费，却跟他说：“这钱你以后得还我。” 玉雕厂的生活很苦。每天早上7点，永永就要开始工作，先在玉石上画画，再用刻刀一点点雕刻。玉石很硬，刻刀经常会划伤手指，他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中午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通常就啃一个馒头，喝几口自来水；晚上要工作到11点，回到宿舍的时候，其他学徒都睡着了，他只能借着走廊的灯光，在废纸上画家乡的风景——他怕自己忘了，忘了小时候父亲扛着他从山顶跑回家的感觉，忘了母亲做的腊肉的香味，忘了弟弟跟在他身后喊“哥哥”的声音。 最困难的时候，永永连馒头都买不起，只能靠喝自来水充饥。有一次，他饿了两天，实在撑不住了，晕倒在工作台上，被师傅送到了医院。师傅知道他的遭遇后，偷偷给了他几个包子，还教他一些雕刻的技巧。永永很争气，一年之后，他雕刻的翡翠小件，每天能帮铺子挣100块钱，他的加工费也从3块5块，涨到了10块20块——比其他学徒都高。 2008年，永永搬到了广东四会，开始尝试加工翡翠大件。他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工作台。每天除了工作，他就翻看自己的日记——从五年级开始，他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把心里的委屈、难过、迷茫，都写在本子上。 日记本的第一页，写着“真名：赵永永？超永永？”——他记不清自己的姓了，只记得小时候母亲让他写字，先写一个走之旁，至于走之上面是什么字，他想不起来，只能猜测自己姓赵或者姓超。中间的几页，贴着他从小到大的照片：有一张是小时候的，穿着蓝布褂子，站在一棵槐树下，旁边写着“妈妈，你还在世上吗？我好想你啊”；有一张是五年级的，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旁边写着“弟弟，你在哪里？哥哥好想你，我一定要找到你”；还有一张是打工时的，穿着工装，手里拿着雕刻好的玉石，旁边写着“我现在很痛苦，还要等几年才能找到父亲母亲，才能团圆”。最后一页，是2006年在四会拍的，只有六个字：“我想回家，爸妈。”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永永都会拿出日记本，一遍遍地看。他会想起1994年7月12号的那个下午，想起母亲躺在地上的样子，想起那些人手里的刀和针管——那些画面像噩梦一样，每天都缠着他。他只能靠喝酒才能睡着，有时候喝多了，会对着墙壁喊“妈”，喊到嗓子沙哑。 2010年春节，永永的两个四川朋友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朋友的母亲做了一大桌菜，有腊肉、香肠，还有一盘折耳根。当永永夹起一筷子折耳根，放进嘴里的时候，突然愣住了——折耳根的腥甜在嘴里散开，和记忆里母亲带着他在田埂上挖折耳根的味道一模一样。 “这折耳根，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样。”永永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肯定啊，我们四川人都爱吃这个。”朋友的母亲笑着说。 就是这一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永永混沌的记忆——他确定，自己的家乡在四川。 可四川那么大，怎么找？永永不知道。他只能在节假日的时候，买张火车票，随便找一个四川的城市，在街头巷尾转悠，希望能找到和记忆吻合的蛛丝马迹。他去过成都、重庆、达州，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问当地人“有没有听过永兴镇”“有没有见过逢场天赶集”，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直到2012年3月底，永永在网上看到了“宝贝回家”公益寻亲网站。他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注册了账号，把自己的经历、记忆里的细节，都写了下来，还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日记本照片，以及那些画着家乡和案发现场的铅笔画。 负责对接他的志愿者叫“老中医坐堂”，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当老中医看到永永写的“母亲被人用针管扎头、用刀捅后背”时，心里一紧——这不是普通的拐卖案，而是涉及命案。他立刻联系永永，让他把画的细节再补充一下。 永永画了两幅最重要的画。第一幅画的是案发现场：母亲披散着头发，被摁在桌子底下，旁边放着一个录音机，邓丽君的《甜蜜蜜》从录音机里传出来，盖过了母亲的呼救声；一个男人举着针管，扎在母亲的头上，另一个男人举着刀，朝着母亲的后背；永永和永宽跪在地上，抱着母亲的胳膊哭，屋里还站着两三个男人，眼神凶狠。第二幅画的是家乡：房子后面有两个鱼塘，鱼塘边种着竹林，上学路上有一座石板桥，逢场天的时候，人们会在家门口玩龙灯，龙灯的颜色是红色的，上面缀着金色的流苏。 老中医把永永的资料整理好，发到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群里。群里的志愿者们连夜讨论，有人根据“挖坑取火”的习俗（永永记得小时候大人们会在堂屋中间挖坑架柴火，一边烧水一边取暖），推测他的家乡可能在达州一带；有人根据“百高街”的发音（永永记得母亲常说“去百高街买东西”），搜索到达州有个“碑高乡”，当地口音里“碑高”和“百高”很像。 2012年5月17号，永永登上了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接下来的10天，志愿者们给他安排了密集的行程：去达州的派出所验dNA，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跟着志愿者去碑高乡寻访。在碑高乡，他们找到了一户多年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离家”的人家，可那户人家的亲戚说，那两个孩子离开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显然不是永永和永宽。 从碑高乡回来的路上，永永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嚎啕大哭。他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亲人的方向。 转机发生在2012年9月。一个叫“达州背二哥”的志愿者，从永兴镇的村民肖石英那里得到了消息——肖石英说，永兴镇涧口垭村有一户姓赵的人家，1994年的时候，妻子肖学勤带着两个儿子赵永永、赵永宽失踪了，至今没有消息。 “背二哥”立刻联系永兴派出所，派出所证实了这个消息：赵代富（永永的父亲）当年确实报过案，说妻子和两个儿子失踪，还说妻子赶集前借了邻居的白色塑料凉鞋，两个孩子光着脚跟着去了集市。 志愿者们把赵代富的信息和永永的记忆比对：永永记得父亲穿着西装，骑单车去上班，像个“老板”——赵代富当年确实带着几个工人干工程，经常穿西装；永永记得爷爷喜欢编竹篮——赵代富的父亲就是个竹编匠人；永永记得家后面有两个鱼塘——赵代富家的老房子后面，确实有两个鱼塘。 所有细节都对上了。可当时的永永并不知道，他正在福建福州，跟着志愿者寻找弟弟永宽的线索。志愿者们联系了福建电视台，希望能从当年的人贩子“阿和”入手，可徐金池（永永的养父）却躲躲闪闪：“我记不清阿和是谁了，是阿狐还是阿和，我都忘了。”村民们也说，阿和搬到别的村子去了，时间太久，找不到了。 就在永永以为又要失望的时候，“背二哥”给他打了个电话：“徐阳，你回家吧，家找到了。” 永永握着电话，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他坐在福州的火车站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要回家了。 2012年9月的一天，永兴镇涧口垭村的入口处，挤满了人。村民们手里拿着鞭炮和鲜花，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宝贝赵永永回家”。赵代富穿着一件新的蓝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站在横幅底下，手不停地发抖——自从1994年7月12号之后，他找了儿子18年，每天都在盼着这一天。 赵代富还记得，1994年7月12号那天，他带着工人在工地干活，忙到天黑才回家。推开家门的时候，屋里冷冷清清的，没有肖学勤的身影，也没有永永和永宽的笑声。他以为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了，第二天去娘家问，岳父母却说没见过他们。邻居们告诉他，昨天看到肖学勤带着两个孩子去赶集了，还借了高婶的白色塑料凉鞋。 赵代富骑着自行车，把永兴镇的亲戚家都找遍了，可没人见过肖学勤和孩子。街上的街坊提醒他：“有几户人家以前拐卖过孩子，会不会是被他们掳走了？”赵代富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去那几户人家调查，可因为没有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赵代富在自家的家谱上写下：“长子赵永永，次子赵永宽，母带起跑了。”他不是真的相信妻子会带着孩子跑，只是不愿意接受“妻子和孩子可能出事”的事实。这些年，他一直在外地打工，省吃俭用，把钱都存起来，想着万一哪天找到孩子，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生活。 现在，孩子终于要回来了。 永永坐着志愿者的车，来到了涧口垭村。下车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横幅底下的赵代富——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肩膀还是那么宽阔，和记忆里扛着他从山顶跑回家的样子，慢慢重合。 “爸。”永永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 赵代富上前一步，一把把永永搂进怀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永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 周围的鞭炮响了起来，村民们围上来，给永永塞鲜花和糖果。永永埋在父亲的怀里，闻着父亲身上的泥土味，像小时候一样，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到家之后，永永看着眼前的新房子，有些陌生。赵代富解释说：“老房子好几年前拆了，这是新盖的。”他拿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上的肖学勤笑着，永永坐在母亲怀里，永宽站在旁边，赵代富穿着西装，搂着他们。永永指着照片，一点点核实记忆里的细节：“爸，你以前是不是经常穿西装去上班？”“是，那时候干工程，得穿得正式点。”“爷爷是不是喜欢编竹篮？”“对，你爷爷编的竹篮，镇上的人都爱买。”“家后面是不是有两个鱼塘？”“有，你小时候还在鱼塘边摸过鱼呢。” 当所有细节都对上的时候，永永终于确信——他真的回家了。 当天下午，永永和赵代富一起去开江县公安局报案，要求追查当年杀害肖学勤、拐卖他们兄弟的凶手。警方很快采集了永永的dNA，和赵代富的dNA比对，确认他们是父子关系。 2013年2月，开江县公安局的民警陪着永永，再次来到福建莆田。这一次，有警方在场，徐金池不敢再隐瞒，很快找到了“阿和”。阿和交代，1994年7月，郑志宪（人贩子）带着永永和永宽来找他，让他帮忙找买主，还说“这两个孩子的妈已经处理了”。阿和的妻子易某也是四川开江人，她证实，当年她坐月子的时候，郑志宪带了两个四川口音的小男孩来，其中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还跑到她的卧室里，问她“有没有见过我妈”。 顺着阿和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当年的凶手——蒲继建和廖定杰。蒲继建是永兴镇人，当地人都叫他“蒲三娃”，一只眼睛因为小时候生病，几乎看不见；廖定杰是蒲继建的弟弟，因为小时候被廖家抱养，所以姓廖。 面对警方的审讯，蒲继建和廖定杰很快承认了罪行。他们交代，1994年7月初，两人在蒲继建家商量“弄小孩去卖”，因为找不到单独的小孩，蒲继建就说：“看见带小孩的大人，把大人杀了，再把小孩带走。”7月12号逢场天，他们在蒲继建家门口盯上了肖学勤，蒲继建以“请帮忙带信”为由，把肖学勤骗进家里，然后用录音机放音乐掩盖声音，和廖定杰一起杀害了肖学勤。 蒲继建说，杀害肖学勤之后，他们把永永和永宽关在地下室，第二天把肖学勤的尸体肢解，用塑料纸和尼龙袋包起来，埋在蒲家后院的菜地里。2008年，蒲继建刑满释放（之前因为拐卖儿童被判过刑），怕尸体被发现，又把尸块挖出来，浇上汽油烧掉，没烧完的骨头扔在了厕所旁边。 警方在蒲家后院的厕所附近，挖掘出了22块焚烧过的木炭块和16块骨块，还在阳台附近挖出了一个编织袋，里面是人体双下肢的骨骼——经过鉴定，这些骨骼就是肖学勤的。 当蒲继建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的时候，赵代富揣着一把刀，想冲上去报仇，幸好被民警拦住了。赵代富看着那些骨块，哭得像个孩子：“学勤……我对不起你……我没照顾好你和孩子……” 在警方的帮助下，永永很快找到了弟弟赵永宽。永宽当年被卖到了莆田的一户姓吴的人家，吴家没有儿子，对永宽很好，还供他上了大学。永宽因为当年年纪小，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自己有个哥哥，记得母亲遇害的场景。 2013年，永永和永宽在开江县公安局见面。兄弟俩看着彼此，眼泪都流了下来。永永握着永宽的手：“弟弟，哥找到你了，我们回家了。”永宽点点头：“哥，我一直都记得你。” 2014年8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蒲继建因为故意杀人罪、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廖定杰因为故意杀人罪、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判决蒲继建和廖定杰赔偿赵永永、赵永宽以及肖学勤的父亲肖启祥共计5万多元，其中蒲继建承担60%，廖定杰承担40%。 判决下来的那天，永永和永宽来到蒲家后院，把母亲的遗骨收好，埋在了家乡的山坡上。永永跪在坟前，放了一束母亲最喜欢的野菊花：“妈，凶手抓到了，你可以安息了。我们找到家了，以后每年都会来看你。” 2015年，有媒体对永永和永宽进行了回访。这时候，距离他们认亲已经过去两年了。永永把户口迁回了开江，身份证上的名字终于从“徐阳”变回了“赵永永”。他还在广东做玉雕生意，每年都会回家几次，只是不太出门，也不太喜欢和人交流——1994年的那场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了太深的伤疤，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 永宽在北京工作，虽然不常回家，但每隔十天半个月，都会给赵代富打个电话，问问父亲的身体情况。赵代富后来又娶了妻子，妻子带着一个孩子，一家人相处得还算和睦，只是在肖学勤的遗骨安葬问题上，永永和继母有过矛盾——永永想按照福建的风俗，把母亲的遗骨供奉在家里，可继母觉得，按照四川的风俗，遗骨应该埋在祖坟里，不该放在家里。最后，在赵代富的调解下，永永同意把母亲的遗骨埋在祖坟旁边。 这起案件，让很多人再次关注到“拐卖儿童”这个话题，也让“买拐同罪”的讨论再次升温。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有虐待、伤害等行为，还要数罪并罚。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在现实中，被追责的养父母却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被拐卖儿童的态度——很多孩子和养父母生活了十几年，有了感情，不愿意看到养父母被判刑。就像永永，虽然徐金池是收买他的人，但徐金池毕竟养了他十几年，他最终没有要求追究徐金池的责任。 有人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只有让收买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减少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也有人说，要考虑儿童的利益，不能让孩子在找到亲生父母后，又失去养父母，造成二次伤害。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法律和社会共同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98章 少年焚尸案 2000年的洛阳早春，倒春寒来得格外执拗。宜阳县北边的邙山余脉还裹着残雪，风刮过光秃秃的槐树林，像极了老人冻得发颤。2月29日，这个四年才轮一次的特殊日子，天刚蒙蒙亮，北大柳树村的王老汉就揣着两个凉馒头，赶着他那十几只山羊往白石岩沟去。 那是村里老辈人传下来的放羊地，沟里背风，还有没被冻透的枯草。 王老汉那年六十三，背早就驼了，裤脚常年沾着泥，手里的羊鞭磨得油光发亮。他把羊赶到沟口，看着领头羊慢悠悠钻进沟里，自己则找了块背风的石头坐下，刚掏出馒头想啃，鼻子里突然钻进一股奇怪的味儿。 不是羊粪的腥气，也不是枯草的土味，是一种焦糊的、带着点腥甜的味道，像谁家把肉烤糊了。 “怪了。”王老汉皱着眉，拄着羊鞭站起来往沟里走。沟里的雾气还没散，能见度不足十米，那股焦味越来越浓，浓得呛人。他走了约莫二十几步，脚下突然踢到个硬东西，低头一看，是半截烧黑的木板，板上还缠着几缕焦黑的线——像是哪个纸箱烧剩的。 再往前挪了两步，雾气稍微散了点，王老汉的眼睛突然瞪得溜圆，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沟底的空地上，三团黑乎乎的东西蜷缩在那里，形状像人，浑身焦得发脆，有些地方还黏着没烧尽的布料碎片。他凑近了些，看清其中一团旁边掉着个小物件。 是个塑料的铅笔头，上面还印着“洛州一小”的字样，那是附近洛州集团子弟小学的校徽。 “妈呀！”王老汉的惨叫在沟里炸开，手里的羊鞭“啪嗒”掉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往沟外跑，山羊被他吓得四处乱窜，他却顾不上了，掏出怀里那个老旧的诺基亚手机——还是儿子淘汰下来的，按键都掉了两个——手抖得半天按不对号码，好不容易拨通了110，声音抖得像筛糠：“警、警察同志！白石岩沟……死人了！还是孩子！烧、烧得不成样了！” 电话那头的民警一开始以为是老人看花了眼，反复确认了地址，才让他在原地等着，别破坏现场。王老汉挂了电话，蹲在沟口，牙齿打颤，看着沟里飘出来的淡淡黑烟，心里直发毛。 他在这沟里放了十几年羊，从没见过这么吓人的事。 不到半小时，宜阳县公安局的警车就鸣着警笛来了。蓝红色的警灯在清晨的村里格外刺眼，几个穿着警服的民警跳下车，拿着手电筒跟着王老汉往沟里走。看到那三具焦尸时，连见惯了场面的老民警都倒吸一口凉气——尸体蜷缩着，显然死前经历过痛苦，周围散落着烧焦的柴火棍和一个空汽油桶，地面上还有被火烧过的黑印，边缘清晰，显然是人为纵火。 民警立刻拉起警戒线，拍照、勘查现场，法医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残骸。很快，洛阳市公安局的刑侦支队也赶来了，接着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专家——这么恶性的未成年人遇害案，在洛阳还是头一遭。警戒线外，村民越聚越多，议论声嗡嗡的，有人说“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说“会不会是拐卖孩子的”，还有人叹气“这三个娃子，爹妈该多心疼”。 接下来的六天六夜，宜阳县城的公安局大楼灯火通明。民警们分成几组，一组走访北大柳树村及周边村落，排查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出入；一组去洛州集团家属院——现场发现的“洛州一小”校徽，说明孩子大概率是那里的学生；还有一组负责尸检和现场物证分析。法医通过残骸的牙齿和骨骼判断，三个孩子年龄都在12到13岁之间，死前没有明显的机械性损伤，但有窒息痕迹，是被掐死后再焚尸的，焚尸用的汽油是普通的汽车汽油，柴火则是附近沟里的枯树枝。 2月27号那天，宜阳县公安局的民警找到了洛州集团第一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听说民警要来查“失踪的学生”，心里还犯嘀咕，直到民警拿出那个烧焦的校徽，她的脸“唰”地白了。“这、这是我们班杜洛菲的！”李老师的声音发颤，“他书包上挂着这个，昨天没来上学，我以为他请假了，给他家打电话也没人接……还有段可可和薛亚山，昨天也没来！” 民警跟着李老师去了三个孩子的家。杜洛菲家在洛州家属院三号楼，父母是洛州集团的下岗职工，开了个茶摊；段可可家在隔壁楼，父母下岗后开了个小卖部；薛亚山家在同一单元，父亲以前是厂里的维修工，现在在路边修自行车。三家的门都锁着，邻居说，27号早上还见过三个孩子，后来就没影了，父母都以为孩子去同学家玩了，直到民警上门，才知道孩子可能出事了。 当民警把尸检结果告诉三个孩子的父母时，杜洛菲的妈妈当场就昏了过去，段可可的爸爸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流，薛亚山的爷爷——那个平时硬朗的老人，听到消息后，拐杖“咚”地戳在地上，喃喃地说：“早上还跟我要了钱买汽水……怎么就没了呢？” 三天后，3月2号，民警在排查洛州家属院到洛州一小的那条路时，发现了线索。这条路是柏油路，两边种着老槐树，短短一公里的路上，竟然开了七家电子游戏厅，有的挂着“索尼游戏厅”的招牌，有的连招牌都没有，只在门口贴了张“拳皇97”的海报。附近的居民说，这些游戏厅白天晚上都开门，好多孩子放学后就往这里钻，老板也不管是不是未成年人，只要给钱就让进。 民警重点排查了一家叫“索尼游戏厅”的店——这家店27号下午突然关了门，老板金祥武和他哥哥金祥玉不见了。调取周边的监控（那时候的监控还是黑白的，画面模糊），发现27号晚上，金氏兄弟租了辆三轮车，拉着一个大纸箱往宜阳县城北去，方向正好是白石岩沟。 3月6号，洛阳警方在辽宁锦州的一个小旅馆里抓到了金祥武和金祥玉。当时金祥武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本旧诗集，看到民警进来，他没反抗，只是把诗集合上，放进了口袋；金祥玉想跳窗逃跑，被民警一把拽了下来。押解回洛阳的火车上，金祥武看着窗外，一言不发，金祥玉则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搓着。 连夜突击审讯，金氏兄弟很快就招了。 三个孩子，就是他们杀的，焚尸的地点，就是白石岩沟。而杀人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三个孩子欠了他们两块五毛钱的游戏币钱。 这三个孩子，本该有明亮的未来。 杜洛菲13岁，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脑子特别灵。李老师说，每次数学课上，只要老师提出难题，杜洛菲总是第一个举手，他的解题思路还特别巧，有时候连老师都没想到。他喜欢看课外书，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翻旧的《西游记》，课间的时候，总有人围着他，听他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杜洛菲的父母以前是洛州集团的技术工人，1998年下岗后，就在学校门口开了个茶摊，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煮茶叶蛋，晚上十点才收摊，忙得脚不沾地。他们对杜洛菲没什么要求，只希望他能考上好中学，将来别像他们一样辛苦。 有一次，杜洛菲的妈妈因为躲税，跟儿子炫耀：“今天税警来查，我把钱藏围裙里了，一分没交！”杜洛菲当时正趴在桌边写作业，抬起头问：“妈，你这不是当贼吗？怎么还高兴？”他妈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拍着他的头说：“傻儿子，这世上谁不是贼？你爸修自行车，有时候还多收人家一块钱呢，不这样，咱们怎么过日子？”杜洛菲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写作业，只是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妈妈说大家都是贼，可老师说不能偷东西，到底谁错了？” 段可可也是13岁，性格活泼，是班里的体育委员。他跑得特别快，去年学校运动会，他拿了100米和200米的冠军，领奖台上，他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段可可的家里开了个小卖部，就在家属院门口，放学的时候，他总帮妈妈看店，有人来买东西，他会甜甜地喊“叔叔阿姨”。可他的爸爸有个坏毛病——赌博。 有时候赌到半夜才回家，妈妈跟他吵，他就摔东西。 有一回，段可可的爸爸又赌输了，妈妈在厨房摔碗，骂他“没出息”。段可可躲在门后，小声问爸爸：“爸，赌博啥滋味啊？”他爸爸正烦着，抬头瞪了他一眼，粗着嗓子骂：“小孩子家问这个干啥？滚一边去！”段可可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妈妈过来拉着他，叹了口气说：“别学你爸，赌博不是好事。”可段可可心里却犯了嘀咕...既然不是好事，爸爸为什么总去呢？ 薛亚山12岁，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性格文静，喜欢画画。他的课本上画满了小动物，有小猫、小狗，还有小鸟，画得栩栩如生。李老师说，薛亚山的画画天赋很高，要是好好培养，将来能当画家。薛亚山的爸爸是修自行车的，手上总沾着机油，妈妈在菜市场卖菜，每天早出晚归。家里条件不好，薛亚山从来没跟爸妈要过玩具，只有一次，他跟妈妈说想去玩游戏机。 那天晚上，妈妈正在缝补薛亚山的旧衣服，听到这话，头也没抬就说：“不许去！”薛亚山小声说：“人家都去玩，我为什么不能去？”妈妈放下针线，看着他，眼神里满是疲惫：“人家有钱，咱们没有！你敢去，我打断你的腿！”薛亚山没再说话，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他知道家里穷，可他真的很想玩一次，班里的同学都说游戏厅里的电脑游戏特别好玩。 三个孩子从学前班就在一块，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写作业。他们的家在同一栋楼，放学后总在楼下的老槐树下玩“老鹰捉小鸡”，杜洛菲当老鹰，段可可当母鸡，薛亚山当小鸡，笑声能传到好几栋楼外。他们知道家里穷，从不跟爸妈要零花钱，杜洛菲会把喝完的饮料瓶攒起来，卖了钱分给另外两个孩子；段可可会偷偷从家里的小卖部拿一块糖，三个人分着吃；薛亚山则会把画得好的画送给他们，上面写着“我们是好朋友”。 2000年2月27号，星期天。那天早上，天有点阴，三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在老槐树下集合。薛亚山先开口：“我爷爷昨天给了我五块钱，说让我买文具，咱们去游戏厅玩一会儿吧？”杜洛菲眼睛一亮：“我姐最疼我，我去跟她要两块钱！”段可可拍了拍口袋：“我兜里还有五毛钱，够咱们玩一会儿了！” 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偷偷去过两次游戏厅了。第一次是去年冬天，杜洛菲的姐姐给了他一块钱，让他买零食，他没买，跟段可可、薛亚山一起去了游戏厅，玩了半小时的“拳皇97”，觉得不过瘾；第二次是春节，他们攒了三块钱，去玩了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从那以后，就总想着再去玩一次。 那天早上，杜洛菲回家跟姐姐要了两块钱。他姐姐没工作，平时也喜欢玩游戏，知道弟弟想去，就笑着说：“去吧去吧，别让爸妈看见，早点回来。”段可可从家里的小卖部拿了五毛钱，藏在口袋里，怕妈妈发现。薛亚山则跟爷爷说：“爷爷，我想喝汽水。”爷爷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钱，递给她：“慢点跑，别摔着。” 三个孩子拿着钱，蹦蹦跳跳地往“索尼游戏厅”去。那家游戏厅在路的中间，招牌是红色的，上面写着“索尼游戏厅”，门口贴了张“拳皇97”的海报，海报都卷边了。他们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几个半大孩子在玩老虎机，“叮铃哐啷”的声音特别吵。 游戏厅的老板金祥武正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个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着账。他那年21岁，留着中分的长头发，脸色很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不像个游戏厅老板。看到三个孩子进来，他抬起头，眼神冷冷的，问：“玩什么？” “玩电脑游戏。”杜洛菲小声说。 金祥武指了指里面的小房间：“内厅，钟点费三块五一个小时，先交押金。” 杜洛菲把手里的两块钱递过去，段可可掏出五毛钱，薛亚山拿出三块钱，一共五块五。金祥武接过钱，找了他们两块，说：“玩一个小时，超时了再加钱。” 三个孩子高兴地跑进内厅。内厅里有两台电脑，屏幕有点暗，上面正显示着《仙剑奇侠传》的界面。他们三个挤在一台电脑前，杜洛菲操作鼠标，段可可看着键盘，薛亚山凑在旁边看屏幕，时不时喊一句：“快，打那个妖怪！”“加血，快加血！”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小时。金祥武进来催了一次：“时间到了，要继续玩就加钱。”三个孩子正玩到关键处，杜洛菲说：“再玩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给你钱。”金祥武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又玩了半个小时，薛亚山突然说：“糟了，我们钱不够了！”杜洛菲一看表，已经超时半小时了，超时费要一块七毛五，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要是交了超时费，就没钱回家了。三个孩子慌了，凑在一起小声商量：“要不我们偷偷走吧？”“老板会不会发现啊？”“没事，老板在外面，我们快点走。” 他们悄悄站起来，往门口挪，刚走到外厅，就看到金祥武坐在柜台后面，眼睛盯着他们。三个孩子心里一慌，想跑，却被金祥武叫住了：“站住！想跑？” 金祥武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冷笑了一声：“你们以为能跑掉？上午就有两个孩子跑了，你们也想跑？”他转头对旁边几个玩老虎机的半大孩子说：“你们去把这三个贼抓回来，抓回来我让你们免费玩一下午。” 那几个孩子一听有免费的游戏玩，立刻冲上来，把三个孩子围住。杜洛菲想反抗，却被一个高个子孩子推倒在地，段可可和薛亚山也被抓住了胳膊。他们被拖回游戏厅，金祥武把其他客人都赶走，拉下了门口的卷帘门，“哗啦”一声，游戏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老虎机的待机声。 金祥武坐在椅子上，翘着腿，看着三个孩子：“说吧，怎么给钱？” 杜洛菲低着头，小声说：“我们回家拿，拿了就给你送来。” “回家拿？”金祥武笑了，笑声很冷，“你们跑了怎么办？我还得去找你们？”他站起来，走到薛亚山面前，伸手推了他一把：“你不是想去玩吗？现在怎么不敢说话了？” 薛亚山被推得往后退了一步，吓得哭了起来：“我再也不玩了，你放我们走吧。” “哭？你还敢哭？”金祥武的脸色突然变了，他最恨孩子哭。小时候他哭的时候，爸妈只会打他，说他“没出息”。他上前一步，一把抓住薛亚山的胳膊，把他推倒在地，然后对着他的腿踢了一脚。 “别打他！”杜洛菲冲上去，抱住金祥武的腿，“是我要继续玩的，你打我吧！” 段可可也冲上去，咬了金祥武的胳膊一口：“你放开他！” 金祥武疼得叫了一声，反手推开杜洛菲，又一脚踹开段可可。他的眼睛红了，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上学的时候，因为不合群，总被同学欺负，爸妈不管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爸妈还打他，他偷偷往爸妈床上倒脏水，然后离家出走。这么多年，他从来没人疼，凭什么这三个孩子能这么开心？凭什么他们是“好孩子”？ “凭什么你们是好孩子！”金祥武怒吼一声，扑上去，对着三个孩子拳打脚踢。杜洛菲抱着头，段可可蜷缩在地上，薛亚山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往门口爬：“妈，救我！我再也不玩游戏机了！” 金祥武看到薛亚山在爬，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脖子，使劲掐着。薛亚山的脸涨得通红，手脚乱蹬，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杜洛菲和段可可看到了，冲上去，一边抓金祥武的头发，一边咬他的手：“放开他！你快放开他！” 金祥武没松手，反而更用力了。直到薛亚山的手脚不再动弹，他才松开手。薛亚山倒在地上，眼睛睁着，嘴巴张着，已经没气了。 金祥武愣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上面还沾着薛亚山的头发。他心里突然慌了：“我杀人了？我怎么杀人了？” 就在这时，杜洛菲和段可可扑上来，对着他又抓又打：“你杀了他！你是坏人！” 金祥武被他们打得头疼，心里的慌变成了愤怒...杀都杀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转身跑到柜台后面，拿出一把生锈的匕首，这是他平时用来防身的。他冲上去，对着杜洛菲的胸口捅了一刀，杜洛菲闷哼一声，倒在地上；段可可吓得想跑，金祥武又追上去，对着他的腹部捅了一刀。 三个孩子都倒在地上，血顺着他们的衣服流出来，流到地上，染红了游戏厅的地板。金祥武站在那里，看着三具尸体，手里的匕首“哐当”掉在地上。他蹲下来，捶打着自己的头，哭了起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哭了一会儿，外面传来敲门声，是金祥玉。金祥玉那年37岁，没结婚，平时在外面打零工，偶尔来游戏厅帮弟弟看店。金祥武打开门，金祥玉一进来，就看到地上的尸体，他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你又惹事了？” “哥，我杀人了……”金祥武哭着说。 金祥玉没骂他，只是说：“快，找个箱子把他们装起来，拉回老家烧掉，晚了就来不及了。” 金祥武愣了一下，没想到哥哥会帮他。他跪下，给金祥玉磕了个头：“哥，谢谢你。” 金祥玉扶起他：“别磨蹭了，我去租车。” 他们在游戏厅里找了个装游戏机的大纸箱，把三个孩子的尸体装了进去，用胶带封好。金祥玉出去租了辆三轮车，跟司机说“拉点废品”，给了双倍的钱。晚上九点多，他们开着三轮车往宜阳县城北去，路上没什么人，只有路灯照着他们的影子。 到了白石岩沟，他们把纸箱抬下来，放在沟底的空地上。金祥玉从三轮车上拿出一桶汽油——这是他平时给摩托车加油剩下的，金祥武则捡了些枯树枝，堆在纸箱旁边。金祥玉把汽油泼在树枝和纸箱上，金祥武划了根火柴，扔了上去。 火焰“腾”地一下窜了起来，照亮了整个沟底。烧焦的气味飘了出来，金祥武看着火焰，心里空荡荡的，金祥玉则站在旁边，抽烟，一句话也没说。直到纸箱烧得差不多了，他们才开车离开，连夜逃往锦州。 3月27号，洛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里坐满了人，三个孩子的父母坐在最前面，杜洛菲的妈妈穿着黑色的衣服，眼睛红肿，手里拿着杜洛菲的照片；段可可的爸爸低着头，双手抓着头发，肩膀不停地颤抖；薛亚山的爷爷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由邻居推着，眼睛一直盯着被告席。 金祥武和金祥玉被带了上来，他们戴着手铐，穿着囚服。金祥武的头发被剪短了，脸上没有表情，眼神空洞；金祥玉则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人。 检察官念起诉书的时候，声音很洪亮，当念到“金祥武因两元五角钱，残忍杀害三名未成年人，并焚尸灭迹”时，台下传来一阵抽泣声。杜洛菲的妈妈忍不住哭了出来，嘴里念叨着：“我的孩子……你怎么这么命苦……” 法官问金祥武：“你为什么要杀害这三个孩子？” 金祥武抬起头，看了看台下，然后低下头：“杀人偿命，没什么好说的。” 法官又问金祥玉：“你为什么要帮你弟弟焚尸？” 金祥玉抬起头，声音沙哑：“他是我弟弟……我不帮他，谁帮他？” 庭审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法官宣判：金祥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金祥玉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听到判决结果，三个孩子的父母瘫在椅子上，杜洛菲的妈妈哭着说：“孩子，你可以瞑目了……”金祥武没什么反应，只是点了点头；金祥玉则哭了起来，嘴里念叨着：“妈，我对不起你……” 宣判后，记者采访了金祥武。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后悔过？” 金祥武看着记者，沉默了很久，然后小声说：“我曾经偷偷喜欢文学，还偷偷写过诗。” 记者追问：“你写过什么诗？” 金祥武没再说话，只是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的阳光很亮，却照不进他那双空洞的眼睛。 后来，记者从金祥武的家里找到了一本旧笔记本，里面写着几首诗，都是关于月亮和星星的，字迹很工整，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月亮挂在天上，很亮\/我坐在地上，很暗\/星星看着我，不说话\/我也看着星星，不说话。” 这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我想做个好人，可我不知道怎么做好人。” 案件结束后，洛阳警方对全市的电子游戏厅进行了整顿，关闭了二十多家非法经营的游戏厅，洛州集团第一小学也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每天放学都有老师护送学生回家。那条路上的老槐树，每年春天都会开花，雪白的槐花落在地上，像极了三个孩子纯净的笑脸。 三个孩子的教室，还留着他们的座位。杜洛菲的座位上，放着他那本翻旧的《西游记》；段可可的座位上，放着他的运动会奖牌；薛亚山的座位上，放着他画的画，上面画着三个孩子，手拉手，在老槐树下笑着。 李老师每次走进教室，都会看着这三个座位，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她总会跟学生们说：“杜洛菲、段可可、薛亚山是好孩子，他们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希望你们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告诉老师和爸妈，不要一个人扛着。” 三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2000年的那个早春。他们本该像其他孩子一样，考上中学，考上大学，结婚生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可现在，他们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下，再也看不到春天的槐花，再也听不到夏天的蝉鸣，再也摸不到秋天的落叶，再也踩不到冬天的白雪。 第99章 追踪十八年的情杀惨案 2012年3月的江西彭泽县，还裹在初春的湿寒里。杨子镇四周的群山刚冒出零星新绿，山间的雾气却没散，清晨一开窗，就能闻到泥土混着腐叶的腥气。镇派出所的小院里，老槐树的枝桠光秃秃的，几名穿着深蓝色警服的人站在树下，说话时哈出的白气一团团散开——他们是从山东莱州来的刑警，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眼底却藏着按捺不住的急切。 “同志，麻烦你们了。”领头的莱州刑警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三十岁上下，颧骨偏高，眼神有些躲闪，“我们要找的人叫李成生，1994年在莱州犯了案，跑了十八年了。” 派出所的张所长接过照片，指尖蹭过边缘的磨损痕迹——这张照片显然被翻来覆去看了无数次。他当即召集民警，把李成生的资料和照片复印了十几份，派往各个居委会。“十八年了，人可能变样，名字也可能改，大家多留意，尤其是外来人口多的地方。” 不到两个小时，居委会的刘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声音有些急促：“张所，我们辖区水库那边有个看管水库的，长得跟照片上有点像，但他叫李东生，一口北方话，听着像山东那边的。” 张所长心里一紧，立刻联系莱州刑警。“事不宜迟，现在就去。”莱州的王警官攥紧照片，手指关节泛白。 十八年，多少个日夜的追查，终于有了线索，他不敢错过任何机会。 水库在杨子镇南边的深山里，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山脚下，剩下的路只能步行。山间的小路泥泞不堪，春雨刚下过，鞋底子沾着厚厚的泥，每走一步都要费力气。四周全是参天的松树，枝叶茂密得把天遮得只剩一条缝，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倒让人心里发毛。 看管水库的小平房在山坡上，是间土坯房，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黄土。房门紧闭，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锁芯里积了灰，看样子像是有段时间没人动过。“人可能出去了。”张所长蹲下来，摸了摸门阶上的泥土，“这土还没干，应该走不远。” 刑警们分散开，躲在附近的松树后面蹲守。山里的寒气透进衣服，冻得人手脚发麻，没人敢出声，只盯着那扇破旧的房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从中午等到傍晚，天渐渐暗下来，又下起了蒙蒙细雨，雨丝落在脸上，凉得刺骨。 就在这时，远处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男人背着一个布包，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和一小瓶咸菜，低着头慢慢走过来。雨打湿了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随着他走近，那张脸渐渐清晰——颧骨偏高，眼神躲闪，和照片上的李成生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他！”王警官压低声音，几个人立刻从树后冲出来。男人听到动静，猛地抬头，看到穿警服的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转身想跑，却被刑警们一把按住。他挣扎了两下，力气不大，很快就被制服在地。 “别费劲了，李成生，十八年了，你跑不掉了。”王警官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男人趴在泥水里，肩膀微微颤抖，沉默了几秒，终于开口：“我认……我就是李成生。” 随后，李成生被戴上手铐，领着刑警们下了山，往附近的村庄走。夜色里，他的脚步很慢，像是在回忆什么。走到一户农家院门口，他停下：“刘玉波……就在里面。” 民警敲开房门，一个中年女人探出头，看到被押着的李成生，脸色瞬间垮了，双腿一软，差点摔倒。“你们……你们终于来了。”她喃喃道，没有反抗，任由民警戴上手铐。 至此，这起在山东莱州轰动一时、跨越十八年的情杀惨案，终于画上了句号。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1994年的冬天，那个叫李家庄的小村庄。 1994年的山东莱州市李家庄，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村子。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村民们大多待在家里猫冬，只有偶尔几声狗叫，能打破村里的寂静。 村里的大培，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那是常年在外打工磨出来的。他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和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只有冬天没活干了，才揣着攒下的钱，坐长途汽车回来。每次到家，他都会给老婆刘玉波和女儿带点城里的零食，比如水果糖、饼干，女儿总是攥着糖，跟在他身后“爸爸、爸爸”地叫，那是他一年里最踏实的时候。 刘玉波比大培小两岁，长得还算清秀，就是性子有点火。大培不在家的时候，她在家带女儿、喂猪、做饭，活儿不算重，但日子过得单调。村里的女人大多聚在一起唠家常、做针线活，刘玉波却不太爱跟她们凑堆，她总觉得自己比她们“强点”，不想听那些家长里短。 村里还有个叫李成生的男人，跟大培同岁，却是另一副模样。李成生个子瘦小，模样普通，甚至有点寒酸。 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破了边也不换。他不出去打工，就守着家里一亩三分地，地里的活儿也不上心，经常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人下棋、吹牛，混一天是一天。村里的人都瞧不上他，说他“游手好闲”“没出息”，跟他同龄的人早就成家立业，只有他还是光棍一条。 但李成生有个“本事”——嘴甜。 见了老人，他会凑上去问“大娘身体好吗”“大爷要不要帮忙挑水”；见了年轻媳妇，他会夸“嫂子今天穿得真好看”“家里收拾得真干净”。那些客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显得格外真诚，不少女人都愿意跟他搭话。 九十年代的农村，电视还是稀罕物，李家庄里没几家有。李成生家穷，却偏偏咬牙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用一块花布盖着，宝贝得不行。这电视成了他的“诱饵”，每到晚上，他就把电视打开，音量调大，吸引村里的人来看。 刘玉波就是其中一个。大培不在家，晚上女儿睡了，她就觉得空得慌，听到李成生家的电视声，就忍不住走过去。起初只是站在门口看，李成生见了，就热情地招呼她：“玉波嫂子，进来坐啊，门口风大。”他还会搬个小板凳给她，有时候还拿块瓜子、糖块递过去。 一来二去，刘玉波去得越来越勤。李成生很会讨她欢心，知道她爱听好话，就天天夸她：“嫂子你真能干，家里里外外打理得这么好”“大培哥真是好福气，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刘玉波的虚荣心被说得飘飘然——大培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这些甜言蜜语，从来只会说“你辛苦了”“饭做好了吗”。 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就变了味。有一次，村里停电，李成生家的电视看不了，他就拉着刘玉波聊天，聊到兴起，就抓住了她的手。刘玉波起初想抽回来，可李成生的眼神里带着她从未见过的热情，嘴里说着“玉波嫂子，我喜欢你好久了”，她的心一软，就没再反抗。 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情人。他们总是趁村里没人、或是女儿睡熟的时候偷偷见面，李成生会跟她描绘未来的日子：“等咱们以后在一起了，我天天对你好，不让你受委屈。”刘玉波被这些话迷了心窍，越来越觉得跟大培过日子没意思，满脑子都是跟李成生“长相厮守”。 终于，刘玉波跟大培提了离婚。那天晚上，大培刚从工地回来，身上还带着水泥的味道，听到刘玉波的话，他愣了半天，不敢相信：“玉波，你说啥？为啥要离婚？我哪里做得不好，你跟我说，我改。” “你没不好，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刘玉波别过脸，不敢看他的眼睛。 大培沉默了，他知道自己常年在外，对刘玉波照顾不够，但他从没想过离婚。“我不同意，”他声音有些沙哑，“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爹。” 大培的拒绝，成了刘玉波和李成生之间的“障碍”。那天晚上，刘玉波去找李成生，哭着说大培不同意离婚。李成生皱着眉，抽了根烟，突然说：“要不……把他除了？” 刘玉波吓了一跳：“你说啥？杀人是要偿命的！” “怕啥？做得干净点，没人会知道。”李成生的眼神变得狠戾，“只要他没了，咱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孩子也能跟咱们过好日子。” 刘玉波心里又怕又动，她太想跟李成生在一起了，一想到大培挡在中间，她就觉得烦躁。犹豫了几天，她终于点了点头：“好……听你的。” 两人开始谋划。李成生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找个人当替罪羊，先把替罪羊杀了，再骗大培出来，用替罪羊的车撞死大培，然后把车推到沟里，造成“替罪羊开车撞死大培，自己也翻车身亡”的假象。 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村里的程池。程池二十出头，是个勤快的小伙子，家里有一台拖拉机，平时帮村里人拉货、拉粮食，赚点零花钱。他为人老实，没什么心眼，容易相信人。“他有拖拉机，正好能用。”李成生对刘玉波说，“先把他弄死，再用他的车撞大培，没人会怀疑。” 1994年12月21日，离冬至还有一天，天气冷得厉害，地里的土都冻硬了。李成生找到了程池，脸上堆着笑：“程池，跟你说个好事，葛家村有家工厂要拉水泥链条，我跟他们说了，让你去拉，能赚不少钱。” 程池一听，眼睛亮了，冬天活少，能赚点钱是好事。“真的？谢谢成生哥！”他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 下午，两人一起去工厂开了领条，领了拉水泥链条的凭证。李成生拍了拍程池的肩膀：“走，哥请你吃饭，庆祝一下。”他带着程池去了镇上的一家小饭馆，点了两个菜，炒土豆丝、炖白菜，还特意要了一瓶白酒。 小饭馆里烧着煤炉，热气腾腾的。程池年轻，酒量不算好，但架不住李成生劝，一杯接一杯地喝，很快就有点晕了。李成生却没怎么喝，只是偶尔抿一口，眼睛一直盯着程池。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外面刮着风，呜呜地响。两人坐上拖拉机，程池开车，李成生坐在旁边。走了大概十几分钟，到了一段偏僻的小路，两边全是玉米地，地里的玉米杆早就被砍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茬子。 “程池，停一下，我有点不舒服。”李成生突然说。 程池刚把车停下，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后脑勺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是李成生拿着一把锄头！程池像被电击了一样，眼前一黑，一头栽在方向盘上，晕了过去。 李成生怕他醒过来，又举起锄头，对着程池的后脑勺砸了几下，直到程池的头耷拉下去，没了动静。他喘着粗气，把程池拖到拖拉机的车斗里，用刚领的水泥链条盖在他身上，遮住尸体。然后，他开着拖拉机，往事先选好的地点去，那是一段土坡路，离大培家不远，方便刘玉波骗大培出来。 另一边，刘玉波正在家里跟大培说话。她故意装作着急的样子，眼眶红红的：“大培，不好了，我爹喝醉了，掉进厕所里了，还受了伤，咱们快过去看看！” 大培一听，急了，岳父平时身体不好，掉进厕所可不是小事。他赶紧找了件厚外套穿上，推出自行车，对刘玉波说：“快，上车，咱们赶紧去！” 刘玉波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心里怦怦直跳，手心全是汗。自行车骑得很快，冷风刮在脸上，她却感觉不到冷，只想着李成生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快到土坡的时候，李成生开着拖拉机远远地跟在后面。大培骑着自行车上不去土坡，只好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就在这时，李成生突然加大油门，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朝着大培冲了过去！ “砰！”一声巨响，拖拉机撞上了自行车。自行车瞬间散了架，零件飞得到处都是。大培被吓了一跳，赶紧往旁边躲，竟然毫发无损。 “你咋开车的！”大培又惊又气，冲上去拍了拍拖拉机。 李成生赶紧从车上下来，脸上堆着笑，假装不好意思：“哎呀，大培哥，对不起对不起，天黑没看清，撞到你的车了。要不这样，我送你们去岳父家，这自行车也不能骑了。” 大培看他是同村人，又说了软话，心里的气消了一半。“行吧，下次注意点。”他拉着刘玉波，坐上了拖拉机的副驾驶。 刘玉波坐在旁边，心里又慌又怕，计划没成功，大培还活着。她偷偷看了李成生一眼，李成生冲她使了个眼色，让她别慌。 拖拉机继续往前开，走到葛家村附近的一条大沟边，这里更偏僻，沟有两三米深，沟底长满了枯草。李成生突然停下拖拉机，对大培说：“大培哥，我下去解个手，你等我一下。” 他下车后，并没有去解手，而是从拖拉机的工具箱里拿出了一根摇把，那是用来启动拖拉机的，铁做的，沉甸甸的。他绕到副驾驶旁边，趁大培不注意，举起摇把就往大培的头上砸去！ 大培反应很快，赶紧偏头躲开，摇把砸在了他的肩膀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你干啥！”大培一下子明白了，李成生是想害他！他跳下拖拉机，撒腿就跑。 李成生见状，赶紧追上去。大培跑得很快，但李成生紧随其后，很快就追上了。两人扭打在一起，从沟边滚到了沟底。沟底的枯草很软，但地上有石头，大培的胳膊被石头划破了，流出血来。 李成生骑在大培身上，用摇把不停地砸他。大培挣扎着，抓住了李成生的胳膊，两人僵持着。就在这时，刘玉波跑了下来，她看着扭打的两人，吓得浑身发抖。“快……快帮我！”李成生对她喊。 刘玉波咬了咬牙，解下脖子上的围巾。 那是大培去年给她买的，红色的，她很喜欢。她走过去，把围巾绕在了大培的脖子上，用力勒紧。大培的脸涨得通红，手脚渐渐没了力气，最后不动了。 两人喘着粗气，看着大培的尸体，都愣住了。过了几分钟，李成生才反应过来：“快，把他藏起来，把拖拉机推到沟里！” 他们把大培的尸体拖到沟底的枯草里，用石头盖住。然后，两人合力把拖拉机推到了沟里，拖拉机“轰隆”一声翻了，玻璃碎了一地。“这样就像翻车了。”李成生说，“没人会怀疑。” 两人爬上山沟，往村里走。走了没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了拖拉机的声音——是村民！ 原来，他们推拖拉机的时候，发动机熄火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启动了，声音惊动了附近的村民。 “不好，快跑！”李成生拉着刘玉波，往反方向跑。村民们看到翻在沟里的拖拉机，赶紧过来帮忙，没注意到跑掉的两人。 两人跑回刘玉波家，刘玉波的女儿已经睡着了。他们翻箱倒柜，找到了家里仅有的2000块钱。 那是大培打工攒下来的，准备给女儿交学费的。“快，拿着钱，咱们快跑！”李成生说。 刘玉波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眼泪掉了下来，她舍不得女儿，但她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头了。她咬了咬牙，跟着李成生跑出了家，消失在夜色里。 而沟里的程池，并没有死。村民们在帮忙处理拖拉机的时候，发现了车斗里的程池，他还有一口气。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经过抢救，程池活了下来，但他的一只眼睛被砸坏了，再也看不见了，脸上也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从额头到下巴，狰狞恐怖。 曾经的帅小伙，变成了残疾人。出院后，程池再也不敢开拖拉机了，也不敢跟人说话，总是低着头，躲在家里。他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好好的一个儿子，就这样毁了。 这起案子在莱州引起了轰动，但九十年代的侦查条件有限，没有监控，没有dNA技术，村民们提供的线索也有限。李成生和刘玉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消息。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案子渐渐被人遗忘，只有程池的母亲，还有大培的女儿，还在等着一个说法。 直到2013年3月，莱州警方在走访时，意外得到了一条线索：李成生的弟弟最近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向江西彭泽县汇了一笔钱。民警立刻展开调查，发现收款人的地址是彭泽县杨子镇，而李成生的弟弟在江西并没有亲戚。 “这肯定有问题！”民警们兴奋起来，驱车赶往彭泽县。经过走访，他们找到了杨子镇的居委会，又通过居委会找到了看管水库的“李东生”，也就是李成生。 十八年的逃亡，终究还是逃不过天网恢恢。李成生和刘玉波被押回莱州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当民警问到他们有没有想过大培的女儿时，刘玉波哭了：“我想……我对不起她。” 但道歉已经晚了。大培的女儿从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又跑了，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村里人难免会说闲话，她从小就抬不起头，性格变得孤僻、自卑。而程池，一辈子都要带着残疾生活，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阳光。 李成生和刘玉波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视他人生命如草芥，最终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跨越了十八年，都是欲望惹的祸，李成生和刘玉波为了不正当的感情，杀害了两条人命，实属不该！ 第100章 欲望深渊 2009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山西阳泉市的街头挂满了彩灯，商场门口摆着圣诞树，偶尔有年轻人手里拿着苹果，说说笑笑地走过。阳泉是座煤城，空气里总带着一股淡淡的煤烟味，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又冷又硬。 新建路的“一方洗衣店”里，老板娘刘一方正在收拾东西。玻璃门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她用抹布擦了擦，看着外面的夜景，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手机里刚收到女儿发来的祝福短信，还有几个老客户的问候，心里暖暖的。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王岱桥，她的婆家妹夫。王岱桥是安徽潜山人，2006年来到阳泉做礼品批发生意，平时跟她走得最近，在阳泉也只有她这一门亲戚。 今天中午，王岱桥还来过洗衣店，手里拿着一份合同，兴高采烈地跟她说：“嫂子，我跟一家企业签了个大单，15万的礼品采购，明天我就去石家庄进货！”他当时笑得眼睛都眯了，还说等赚了钱，请她吃饭。 “这么重要的日子，他怎么没给我发信息？”刘一方心里犯了嘀咕。王岱桥是个生意人，手机从来都是24小时开机，生怕错过客户的电话。而且他明天就要去石家庄，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失联”？ 她拿出手机，拨通了王岱桥的号码。电话里传来一阵机械的女声：“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刘一方皱起了眉头，这太反常了。她又打了一遍，还是关机。“不会出什么事吧？”她心里有点慌，王岱桥昨天还跟她说，进货需要7万块现金，现在钱肯定在他租住处放着，不会被偷了吧？ 平安夜的街头很热闹，但刘一方却没心思看。她坐在收银台后面，反复看着手机，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第二天，王岱桥的手机还是关机。到了12月26日下午1点，刘一方实在等不及了，跟收银员交代了几句，就急匆匆地往王岱桥的租住处赶。 王岱桥租住在一个老旧小区里，楼梯间的墙皮都脱落了，墙角堆着杂物，走上去“咯吱咯吱”响。他住的是一楼，刘一方走到门口，敲了敲门：“岱桥？你在吗？” 没人应。她又敲了几下，还是没动静。刘一方的心跳越来越快，她赶紧给几个安徽老乡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帮忙，又找了个开锁师傅。 开锁师傅蹲在门口，摆弄着锁芯，刘一方在旁边急得直跺脚。“咔哒”一声，门开了。刘一方推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屋里空荡荡的，没人。 她走进屋，四处看了看。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大床，床上的被褥和床单不见了；里间的转角沙发上，棉胎表面有几个零星的血点，像梅花一样；桌子上放着一个空水杯，地上有几滴已经干了的血迹。 “钱呢？”刘一方赶紧打开抽屉，王岱桥平时把钱放在抽屉里的一个铁盒子里。抽屉拉开了，铁盒子还在，但里面是空的，7万块现金不见了！ 就在这时，她转身看到了墙上的血迹，不是几滴，而是一大片，溅在墙上，已经干了，呈暗红色。刘一方吓得后退一步，腿都软了：“出事了……肯定出事了！”她赶紧拿出手机，按下了110。 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董培路，当时正在值班。接到报警电话后，他立刻带着刑侦技术人员赶往现场，同时联系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的处长胡润平，请他带着法医和痕迹专家过来支援。 董培路今年四十多岁，从警二十多年，办过不少大案，但看到现场的情景，还是皱紧了眉头。“保护好现场，不要破坏任何东西。”他对身边的民警说。 胡润平戴着白手套，拿着手电筒，仔细勘查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墙上的血迹已经干了，边缘有些发黑；沙发上的血点很小，像是溅上去的；桌子腿上有几道砍痕，像是用刀砍的。“屋里被人清洗过，很多痕迹都没了。”胡润平说，“但床底下可能有线索。” 民警们合力把那张拼起来的大床搬开，床底下果然有一大片血迹，暗红色的，已经干裂成块，面积有脸盆那么大。法医蹲下来，用棉签蘸了一点血迹，放进证物袋里。“这片血迹的血量至少有1500毫升。”胡润平说，“一个人失血量超过1500毫升，就会昏迷，甚至死亡。” 现场提取的血样被送到实验室，进行Y染色体检验。民警找到了王岱桥的哥哥，提取了他的血液样本进行比对，结果显示：现场血迹来自一位与王岱桥哥哥同一父系关系的男性。但王岱桥的女儿在安徽老家，暂时无法做亲子鉴定，所以不能100%确定血迹就是王岱桥的。 “是王岱桥杀人后跑了，还是他被人杀了，尸体被转移了？”董培路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抽烟思考着。 就在这时，负责走访邻居的副大队长张亚杰带来了一条线索：住在王岱桥对门的王老汉，说圣诞前夜听到了异常动静。“王老汉说，他女儿那天喝醉了，他一夜没睡，半夜的时候，听到对门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张亚杰说，“他还说，听到尖叫后，他开门看了一眼，看到三个大汉从王岱桥的屋里走出来。”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 女人的尖叫，三个大汉，这很可能就是案发的关键。专案组立即成立，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那个尖叫的女人，以及那三个大汉。 民警们开始走访王岱桥的老乡、客户、朋友，很快就了解到：王岱桥平时喜欢去歌舞厅，跟两名陪舞小姐来往密切，关系不正当。“会不会是陪舞小姐见财起意，跟同伙一起杀了王岱桥？”董培路推测。 侦查员们调取了滨河一带所有娱乐场所的监控录像，王岱桥经常去那里的歌舞厅。民警小冯负责看监控，他坐在电脑前，一帧一帧地看，看了整整一天一夜，眼睛都熬红了，但始终没在监控里看到王岱桥的身影。 随后，民警找到了那两名陪舞小姐。她们都说，最近没跟王岱桥联系，圣诞前夜，她们在市里的一家卡拉oK坐台，老板和同事都能作证。“我们早就不跟他来往了，他这个人太小气。”其中一个小姐说。 线索又断了。那个尖叫的女人到底是谁？如果不是陪舞小姐，还会是谁？ 2010年元旦，一场大雪降临阳泉，整个城市都被白雪覆盖。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休息，冒着大雪再次来到王岱桥的租住处勘查。 “现场被破坏得太严重了，老乡们进来找王岱桥的时候，留下了很多脚印和指纹。”胡润平皱着眉说，“唯一没被破坏的，就是洗手间。” 洗手间很小，只有几平米。第一次勘查的时候，民警在洗手间的地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赤脚血脚印，但因为太残缺，无法鉴定。“我们再试试，也许能显现出更清晰的痕迹。”胡润平说。 他和痕迹专家赵文军蹲在洗手间里，反复测试不同的显现剂。直到下午，他们终于在坐便器的底座旁边，显现出了一枚完整的血脚印，右前掌，掌纹很特殊，边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 “这枚脚印很关键。”胡润平说，“如果是王岱桥留下的，他受伤后走路，旁边应该有滴落的血迹，但这里没有，所以这枚脚印很可能是凶手的。而且凶手是赤脚，说明他跟王岱桥的关系很亲密，才会在他家里赤脚。” 与此同时，张亚杰在厨房发现了两把菜刀。一把放在灶台上，刀刃上满是干了的菜屑，刀背生锈；另一把直立在墙边，锃光瓦亮，刀面上有一条笔直的水痕，刀口还有点卷刃。“这把干净的菜刀，很可能是凶器。”张亚杰说。 就在这时，张亚杰的手机响了，是王岱桥的老乡史弘毅打来的。“张大队，我们还有个老乡不见了，叫邵愿生，跟王岱桥关系很好，会不会也出事了？” 邵愿生？张亚杰心里一动。他立刻问清了邵愿生的住址，就在王岱桥住的小区，对面的三楼。 民警们很快赶到邵愿生的住处，找了个开锁师傅准备开门。就在锁匠找工具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过来，脸上没什么表情，看着民警问：“你们为什么要开我的门？” 他就是邵愿生。 张亚杰赶紧解释：“你老乡说你几天没露面，担心你出事，我们过来看看。”他故意没提王岱桥。 邵愿生木讷地打开门，低声说：“我出门忘了带手机，让你们担心了。” 民警们走进屋，屋里很整洁，家具不多。邵愿生没给民警让座，而是从包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燃，大口大口地抽着，手有点抖。 “你这几天去哪了？”张亚杰问。 “去外地做生意了，太累了。”邵愿生笑了笑，笑容很勉强。 “你做什么生意？” “礼品生意。” “圣诞和元旦期间，礼品生意不是挺好做的吗？你怎么反而出去了？”张亚杰盯着他的眼睛。 邵愿生愣了一下，又说：“碰巧有人要货，没办法。” 张亚杰打量着邵愿生，他穿着一件淡灰色的中长款棉衣，蓝色牛仔裤，白色匡威鞋，看起来像个大学生，英俊潇洒。“你平时都穿休闲服？有多少件啊？能不能看看你的衣柜？” 邵愿生犹豫了一下，还是带着民警走进里屋，打开了衣柜。“有一套蓝色运动衣，三四条牛仔裤，两套西装，还有几件毛衣。”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衣柜里的衣服。 张亚杰看了一眼身边的民警，使了个眼色，衣柜里没有红色的衣服。他突然问：“你认识王岱桥吗？” 邵愿生的身体僵了一下，抬起头问：“王岱桥怎么了？” “他失踪了。”张亚杰盯着他。 “失踪了？他不是去石家庄进货了吗？”邵愿生的表情很惊讶，像是刚知道一样。 “你跟他关系很好，知道他的男女关系吗？” 邵愿生笑了笑，掐灭了烟：“他一个人在外，难免孤单，跟两个小姐有来往，还跟一个开货车的女人好过，不过后来因为性病，闹掰了。” 这个开货车的女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尖叫的女人？张亚杰心里想。 民警们很快找到了那个开货车的女人韩志清。韩志清三十多岁，离婚后带着儿子过，开一辆小货车给商店拉货，皮肤因为风吹日晒显得有些粗糙。 “我跟王岱桥早就断了。”韩志清坐在审讯室里，脸色苍白，“他有老婆孩子，还跟别的女人来往，后来还把性病传染给我，我就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圣诞前夜你去哪了？”民警问。 韩志清犹豫了一下，说：“去河南了，见网友。”她低下头，声音很小，“我没跟别人说，怕儿子知道。” 民警们立刻赶往河南，找到了韩志清住过的旅馆，调取了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圣诞前夜到元旦前，韩志清确实在河南，每天都跟一个男人一起进出旅馆。她的嫌疑被排除了。 线索再次中断。就在这时，王老汉的证词也出现了问题。民警再次走访王老汉，他却说：“我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可能听错了。”而老乡们告诉民警，王老汉的女儿一直在广东，好几年没回家了，父女关系也不好，他根本不可能在圣诞前夜照顾醉酒的女儿。 “这个老头爱吹牛，喜欢听故事，说不定是把故事编到现实里了。”小区门口一家手擀面店的老板说，“他说看到三个大汉，其实他胆子最小了，真有事，他根本不敢开门。” 更让民警无奈的是，停车场那个说韩志清小货车“经常出入”的老头，也承认自己说了谎。 他因为之前跟韩志清吵架，记恨她，所以故意跟民警说假话。 “这两个老头，把我们带沟里了。”董培路揉了揉太阳穴，心里有点烦躁。王岱桥已经失踪十几天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案子毫无进展。 就在这时，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传来了一个消息：厨房水池旁的不锈钢水杯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比对结果显示，指纹属于史弘毅，就是给张亚杰打电话的那个老乡。 史弘毅？董培路心里一动。他立刻让人把史弘毅带来询问。 可还没等民警去找史弘毅，刘一方就带着人把史弘毅扭送到了公安局。“就是他！他害死了我妹夫！”刘一方气得脸通红，抓着史弘毅的衣角不放。 史弘毅个子不高，长得有点胖，被刘一方拉着，哭丧着脸：“董大队，真不是我，我没杀王岱桥！” 原来，昨天晚上，史弘毅跟老乡们打了一夜麻将。平时他很抠门，赌注都是10块、20块，可昨天晚上，他却把赌注提到了50块、100块，输了很多钱也不心疼，还说“人无外财不富”。老乡们觉得不对劲，联想到王岱桥的失踪，就给刘一方打了电话。 “你赌博的钱哪来的？”董培路问。 史弘毅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我帮一家公司搭桥做了笔生意，他们给了我一笔回扣。” 民警们核实了史弘毅的话，确认他说的是真的。而那枚指纹，很可能是老乡们找王岱桥的时候，史弘毅进厨房喝水留下的。史弘毅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案子又回到了原点。董培路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的证据袋。 那枚血脚印的照片，两把菜刀的照片，王岱桥的资料。“那个赤脚的人，到底是谁？” 他突然想到了邵愿生。邵愿生跟王岱桥关系很好，知道他的秘密，而且民警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没提自己有红色的衣服。“会不会是他？” 董培路让人去查邵愿生的行踪，发现他最近买了一件新的红色羽绒服，跟他之前穿的那件旧的款式、颜色、品牌都一样。而且老乡们说，王岱桥失踪后，邵愿生变得沉默寡言，很少出门，跟以前那个能说会道的他判若两人。 “把他叫回来。”董培路说。 2010年1月16日，董培路给邵愿生打了电话。“邵愿生，王岱桥的案子还没破，你是关键证人，能不能回阳泉来一趟，再帮我们提供点线索？” 电话那头，邵愿生犹豫了一下，说：“我这几天忙着学车，交规刚过，准备路考。” “不急，你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回来，过年之前就行。”董培路故意说得很轻松。 “那好吧，我三天后回去。”邵愿生说。 这三天，对专案组的民警来说，格外漫长。他们不知道邵愿生会不会回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凶手。 1月19日下午5点，邵愿生如约来到了城区公安分局。他穿着那件新的红色羽绒服，看起来英俊潇洒，一点也不紧张。 “辛苦你了，邵愿生。”董培路热情地跟他握手，“我们这边资料有点不全，你之前没踩过脚印，现在补上吧，也让我们少走点弯路。” 邵愿生没多想，点了点头，脱下鞋袜，蘸了点油墨，在纸上踩了一个脚印。 董培路紧盯着那个脚印，掌纹清晰，右前掌有一个明显的缺口，跟现场的血脚印几乎一模一样！他强压着心里的激动，对技术人员说：“这踩得不清楚，再踩几张。” 这句话是暗号。很快，几名便衣民警走进办公室，站在门口。邵愿生还在专注地踩脚印，没注意到周围的动静。 “好了，先到这里吧。”董培路说，“我们市局的王处长在三楼，你跟他聊聊，补充点资料。” 邵愿生跟着董培路上了三楼，走进一间办公室。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民警们一拥而上，把他按在了墙上。“邵愿生，你被捕了！” 邵愿生愣住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们……你们干什么？我没犯罪！” “案发现场的血脚印，跟你的一模一样，你还想狡辩？”董培路拿出照片，放在他面前。 邵愿生看着照片，身体开始发抖，再也说不出话来。 审讯室里，邵愿生起初还在抵赖，后来干脆沉默不语。直到王一平副处长跟他讲了法律政策，提到了他的家人，他的心理防线才渐渐崩溃。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先动手的。”邵愿生低着头，声音沙哑。 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2009年12月20日，邵愿生因为赌博输了钱，找王岱桥借了2万块。王岱桥当时没多想，就把钱借给了他，还嘱咐他：“24号之前一定要还我，我25号要去石家庄进货。” 可邵愿生把那2万块钱又输光了。12月24日晚上，他来到王岱桥的租住处，想跟他商量能不能晚点还钱。 王岱桥很热情，留他吃饭，还炒了两个菜，买了一瓶白酒。两人喝着酒，聊着天，气氛很融洽。后来天气冷，两人就洗了脚，靠在床头看电视。 “岱桥哥，那2万块钱，我暂时还不上……”邵愿生犹豫着说。 王岱桥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我明天就要进货，你不还钱，我怎么进货？”他说着，从床底下拿出一把菜刀，指着邵愿生：“你今天必须还钱，不然我就砍了你！” 邵愿生以为他在开玩笑，笑着说：“我真没钱，要命一条。” 可王岱桥是认真的，他拿着菜刀就朝邵愿生砍去。邵愿生赶紧躲开，两人在屋里追打起来。王岱桥砍在了门板上，砍掉了一块木头。 邵愿生慌了，他知道王岱桥是认真的。他趁王岱桥不注意，一把夺过菜刀，反手砍了过去。没想到，这一刀正好削掉了王岱桥脸上的一块肉，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王岱桥彻底疯了，像一头野兽一样扑上来。邵愿生也红了眼，拿着菜刀乱砍，一刀砍在了王岱桥的脖子上，砍断了他的大动脉。 王岱桥倒在地上，很快就没了呼吸。邵愿生看着地上的血迹，吓得浑身发抖。他赶紧跑回自己家，洗干净身上的血迹，可怎么也睡不着，他怕被人发现，就想着把尸体处理掉。 12月25日晚上，他回到王岱桥的租住处，想把尸体转移走。可当时尸僵已经出现，他搬不动，就用那把菜刀把王岱桥的尸体肢解了。 他把王岱桥的躯干和一条腿装进编织袋，打了一辆出租车，扔到了盂县的一个山沟里；又把头颅、两只手臂和另一条腿装进密码箱，坐大巴车扔到了西洋县的一个涵洞里。 回来后，他把屋里的血迹清洗干净，把染血的床单、被褥和自己那件红色羽绒服扔掉，又买了一件新的，想掩盖罪行。 “我以为没人会发现……”邵愿生哭着说。 2010年1月20日深夜，民警们押解着邵愿生，顶着大雪，分别在盂县的山沟和西洋县的涵洞里找到了王岱桥的尸体。法医提取了王岱桥女儿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比对，确认了死者就是王岱桥。 1月22日，这起跨越25天的“1224特大杀人碎尸案”成功告破。 邵愿生因为赌博，输光了借的钱，又因为一时冲动杀了人，最后为了掩盖罪行，残忍地分尸抛尸。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一枚小小的血脚印，最终暴露了他的罪行。 后来，邵愿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罪行，也抬不起头来。 第101章 家教陷阱 2014年6月16日，黄石市的夏夜裹挟着长江流域特有的湿热，黏腻的风拂过城乡结合部的荒草丛，虫鸣声在黑暗里此起彼伏，像无数细碎的脚步在耳边徘徊。晚上9点17分，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骤然响起，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孩带着哭腔的声音，断断续续却足够清晰：“我被抢了……就在山上……快来救我……” 接警台立刻调度最近的巡逻警力，两辆警车亮起警灯，划破夜色向报案人所说的方位疾驰。彼时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抢劫案，会牵扯出一连串令人心惊的秘密，将四名女大学生的人生轨迹彻底打乱，也让一个隐藏在校园周边的恶魔浮出水面。 警车在一片荒芜的山坡下停稳，侦查员李建军带着两名同事下车，借着车灯的光亮往山上走。刚走没几步，就看到一个女孩蜷缩在草丛里，身体还在不停发抖。她穿着一件白色t恤，下摆皱巴巴地卷到腰间，牛仔裤的裤腰松垮地挂着，只用一截断裂的棕色裤腰带草草打了个结，露出的腰腹处隐约能看到几道划痕。 那划痕细细的，像是被树枝刮过，却又带着被人刻意撕扯的凌乱。 “姑娘，别怕，我们是警察。”李建军放缓语气，慢慢走近。女孩抬起头，脸色苍白得像浸了水的纸，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浸湿，黏在皮肤上，一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漫长的噩梦。她叫小丹，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此刻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完整，只能用手指着身后黑漆漆的山路，断断续续地说：“他……他拿着刀……抢了我的手机和钱包……往那边跑了……” 侦查员立刻对小丹进行初步检查，发现她的手背和胳膊上有明显的红肿，指节处还有几处淤青，像是被人用力抓过；大腿内侧更有几道细细的划伤，渗着淡淡的血丝，但万幸都是皮外伤，没有危及生命。可越是仔细观察，李建军心里的疑惑就越重，小丹的状态太不对劲了。一般遭遇抢劫的受害人，慌乱中或许会衣衫不整，但绝不会凌乱到这种地步：t恤的领口被扯得变形，牛仔裤的纽扣掉在了一旁，尤其是那截断裂的裤腰带，切口参差不齐，边缘还带着纤维被扯断的毛躁，明显是被人强行拽断的。 “你跑的时候摔过吗？”李建军指着她膝盖上的擦伤问。小丹点点头，眼神却有些躲闪：“嗯……跑太快了，没看清路，摔了好几跤。”可李建军注意到，她膝盖上的擦伤很轻，更像是轻微磕碰造成的，和胳膊、大腿内侧那些带着“挣扎痕迹”的伤完全不同。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绝不是简单的抢劫。如果只是为了抢钱，嫌疑人何必费力气去扯受害人的裤腰带？又何必把她带到这么偏僻的山上？ “你再仔细想想，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建军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眼神显得温和，“除了抢东西，他有没有对你做过别的？比如……拉扯你的衣服？” 小丹听到这话，身体猛地一僵，双手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她的眼神飘向远处的黑暗，像是在回忆里躲闪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摇摇头：“没有……就只是抢东西……我把手机和钱包扔给他就跑了，那些伤都是摔的。” 她的回答滴水不漏，但声音里的颤抖、眼神里的恐惧，还有那刻意回避的姿态，都瞒不过经验丰富的李建军。他没有再追问，他知道，这个刚经历过恐惧的女孩，心里一定藏着不敢说出口的秘密。于是他让同事先将小丹送往附近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自己则带着人在现场展开勘查。 案发现场位于一片茂密的草丛中，周围是尚未开发的山坡，除了一条被人踩出来的狭窄小路，连路灯都没有，晚上几乎不会有人经过。侦查员用手电筒在草丛里仔细搜索，光束扫过沾满露水的草叶，偶尔惊起几只蚂蚱，在黑暗中蹦跳着消失。很快，他们有了发现，在小丹刚才蜷缩的位置不远处，找到了另一截断裂的棕色裤腰带，和小丹系在腰间的那截刚好能对上，边缘的毛躁痕迹完全吻合；还有一个摔碎的手机外壳，上面印着的卡通猫咪图案，小丹说那是她去年生日时室友送的。 “这里太偏了，晚上9点多，一个女大学生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同事王鹏皱着眉，用手电筒扫过周围漆黑的树林，树影在灯光下摇晃，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影子，“就算是被抢劫，嫌疑人也没必要把她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山下就有居民区和马路，更容易得手，也更容易逃跑。” 这个疑问像一块石头压在侦查员们的心头。他们调取了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可由于案发现场位置偏僻，周边的监控摄像头要么照不到这条上山的小路，要么清晰度太差，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根本无法捕捉到有效的画面。而且此时已是深夜，周围没有任何目击者，线索似乎在一开始就断了。 第二天一早，李建军来到医院看望小丹。病房里很安静，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白色的床单上，却照不进小丹眼底的阴影。她靠在床头，手里攥着一个抱枕，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看到李建军进来，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李建军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没有直接提案子，而是从家常聊起：“你家是哪里的？在黄石上学习惯吗？” 小丹的声音很轻：“我家在荆州，来黄石三年了，挺习惯的。就是爸妈不在身边，有时候会想家。” “平时周末会出去兼职吗？我看你不像经常熬夜的样子，昨天肯定吓坏了。”李建军尽量让语气显得随意。 小丹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抱枕的边缘：“嗯，周末会做家教，赚点生活费，也能减轻爸妈的负担。” “那这次……是出来做家教吗？”李建军终于提到了关键处。 听到“家教”两个字，小丹的身体明显顿了一下，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她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手指也停止了摩挲，紧紧攥住了抱枕的一角。李建军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细节，他知道，突破口就在这里。 “小丹，”他放柔了声音，“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可能有些话你觉得难以启齿，甚至不敢告诉任何人。但你要相信，我们是警察，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你，抓住伤害你的人。如果你现在不说，他可能还会去伤害其他像你一样的女孩，你愿意看到那样的事情发生吗？” 病房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鸟鸣声偶尔传来。小丹的眼泪慢慢涌了上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白色的床单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吸了吸鼻子，终于开口，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我……我以为他是好人……”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小丹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每一个字都带着恐惧和懊悔。 案发前一个月，小丹在学校图书馆门口遇到了那个男人。那天下午没课，她抱着几本书准备回宿舍，一个穿着灰色短袖衬衫的中年男人突然拦住了她。男人看起来很和善，脸上带着微笑，说话也很客气：“同学你好，我叫梁明生，我家孩子上小学，数学不太好，想找个大学生做家教，你有时间吗？” 小丹当时正想找一份兼职，她的生活费不算多，想买一台新电脑，却不好意思向爸妈开口。男人开出的报酬很优厚，一小时80块，比她之前做的家教高出不少。而且男人说话条理清晰，还主动拿出身份证给她看（后来小丹才知道，那身份证是假的），说自己就住在学校附近，方便接送她。 “我当时看他挺老实的，不像坏人，就留了联系方式。”小丹的声音里满是懊悔，“他后来还跟我聊了几次，问我学习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困难，甚至还提醒我天气冷了要加衣服……我觉得他就像我叔叔一样，特别亲切。” 之后的一个月里，梁明生偶尔会给小丹发消息，语气一直很温和，从不提过分的要求，这让小丹渐渐放下了戒心。6月16日傍晚，梁明生给小丹打电话，说想让她去家里和孩子见个面，熟悉一下情况，还说会开车到学校后门接她。 “我当时还挺开心的，觉得这单家教肯定能成。”小丹擦了擦眼泪，“我收拾了一下，带了几本辅导书就去了学校后门。他已经在那里等了，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袋，说里面是给孩子买的水果。我问他车呢，他说他家住在山上，路太窄，车子开不上去，只能步行，还说不远，十分钟就能到。” 现在回想起来，小丹才觉得那时的自己有多傻，哪有人家住在山上，还特意让家教老师步行上去的？可当时的她，满脑子都是“能赚零花钱”的念头，根本没多想。她跟着梁明生往山上走，一开始的路还算平坦，两边还有几户人家，可越往上走，山路就越崎岖，周围的房子越来越少，最后连路灯都消失了，只剩下茂密的树林和呼啸的风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被山顶挡住，四周的光线迅速变暗，树林里传来“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背后跟着。小丹心里开始发慌，脚步也慢了下来：“梁叔，天都黑了，要不我明天再来吧？我晚上还要回学校上晚自习。” 可就在这时，梁明生脸上的和善突然消失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眼神变得凶狠起来，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温和。小丹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咔嗒”一声打开，刀尖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 “别废话，继续往前走！”梁明生的声音也变了，不再是之前的温和，而是带着威胁的冰冷。 小丹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手脚瞬间冰凉，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她想转身往山下跑，可梁明生已经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他的力气很大，指甲几乎要嵌进小丹的肉里，疼得她叫出声来。 “别叫！再叫我就杀了你！”梁明生压低声音，语气里的狠戾让小丹浑身发抖。她看着那把刀，又看着梁明生狰狞的脸，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个男人根本不是找家教，他是冲着自己来的。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她只能被梁明生拖着往山上走，每走一步，心里的绝望就多一分。 “我们走到那片草丛的时候，他把我往地上按……”小丹的声音开始颤抖，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他说……他说喜欢我，让我跟他发生关系……我拼命挣扎，他就用刀指着我的脖子，说我要是不配合，就把我扔在山上喂狼。” 侦查员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原来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抢劫案，而是一起涉嫌强奸的恶性案件。小丹说，当时梁明生的力气大得惊人，一只手按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拿着刀，让她根本动弹不得。她的后背被草丛里的石子硌得生疼，可更疼的是心里的恐惧。 她才21岁，还有大好的人生，她不想就这样被毁掉。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得逞。”小丹的手指紧紧攥着床单，指节泛白，“可我知道硬拼没用，他手里有刀，力气又比我大得多，我要是反抗得太激烈，他说不定真的会杀了我。” 求生的本能让小丹冷静了下来。她一边用手轻轻推梁明生的胳膊，一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梁叔，你别这样……我还在上学，要是这件事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你要是缺钱，我可以把我的生活费都给你，我还可以帮你找工作，你别伤害我好不好？” 她知道这些话可能没用，但她只能试一试，哪怕能拖延一点时间，哪怕能让梁明生的情绪稳定一点，都是希望。可梁明生根本不听，他反而被小丹的“求情”惹恼了，狠狠地打了小丹一巴掌。那巴掌打得很重，小丹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嘴角也渗出了血丝。 “少跟我来这套！今天你要是不依我，就别想走！”梁明生说完，就伸手去扯小丹的牛仔裤。小丹拼命挣扎，双手胡乱地推着他的胸膛，双腿也不停蹬着。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抵不过梁明生。 “刺啦”一声，裤腰带被梁明生硬生生扯断，牛仔裤瞬间松垮下来。小丹的脸一下子烧得滚烫，羞耻和绝望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哭声，她知道，哭只会让梁明生更嚣张。她看着周围漆黑的树林，心里祈祷着能有路过的人，哪怕只是听到一点声音也好。 梁明生把扯断的裤腰带扔在一边，又伸手去脱小丹的内裤。小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用尽全身力气推着梁明生，声音带着哭腔：“你别碰我！我会报警的！我记住你的样子了，你跑不掉的！” 或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梁明生的动作顿了一下。但很快，他又恢复了凶狠：“报警？你觉得你能活着下山吗？” 就这样，小丹和梁明生僵持了大概十几分钟。她的胳膊被梁明生抓得生疼，力气也快用完了，眼前开始发黑，几乎要撑不住了。她闭上眼睛，绝望地想：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毁在这里了吗？爸妈要是知道了，该有多伤心啊…… 可就在这时，梁明生突然停了下来。他松开抓着小丹的手，皱着眉头，用另一只手揉了揉左胳膊，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额头上还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小丹愣了一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趁着梁明生分神的瞬间，赶紧把松垮的牛仔裤往上提了提，双手紧紧护在身前。 “把你的手机和钱包拿出来！”梁明生的语气又变得凶狠起来，但眼神里少了之前的欲望，多了几分不耐烦，似乎连说话都有些吃力。 小丹的心里闪过一丝希望，他要放弃了？她不敢多想，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和钱包，用力扔到梁明生面前。她的手还在发抖，生怕梁明生反悔，又过来抓她。 梁明生弯腰捡起手机和钱包，看了小丹一眼，眼神复杂，像是在犹豫什么。但很快，他就转过身，说了句“赶紧滚，别报警”，然后就钻进了树林里，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小丹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她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爬起来，捡起地上断裂的裤腰带，胡乱地系在腰间，把牛仔裤固定住。然后，她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停下来。 她怕梁明生会追上来，怕自己会再次落入魔爪。 跑了大概半个小时，她终于看到了山下的灯光。 那是一家加油站的招牌，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却又格外温暖。她冲进去，扑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面前，声音嘶哑地说：“快……快帮我报警……我被人欺负了……” “我……我不敢说被他欺负的事，”小丹哽咽着，双手捂住脸，“我怕学校里的同学知道了会看不起我，怕老师会对我有看法，更怕我爸妈知道了会伤心。所以我只能跟警察说我被抢劫了……我是不是很懦弱？” 李建军摇了摇头，递给她一张纸巾：“不，你不懦弱。你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还能跑出来报警，已经很勇敢了。现在你把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一定会抓住他，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了解到真相后，案件的性质立刻发生了改变，梁明生不仅涉嫌抢劫，还涉嫌强奸未遂。侦查员们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像梁明生这样有预谋、有手段的嫌疑人，很可能在之前就已经作案了。 李建军立刻安排人手，对近期黄石市各高校周边发生的案件进行梳理。果然，在6月10日，也就是小丹被侵害的6天前，当地警方还接到过一起类似的报案，受害人也是一名大学生，名叫小红，和小丹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只不过比小丹低一个年级。 侦查员立刻联系上小红。一开始，小红和小丹一样，只说自己被抢劫了，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躲闪。直到侦查员提到小丹的遭遇，小红才终于崩溃，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说出了自己被侵害的经过——那经历，和小丹几乎一模一样。 小红遇到梁明生的过程也是“家教邀约”。案发前半个月，小红在学校教学楼前被梁明生搭讪，对方同样表现得和善又大方，还主动给她看了“孩子的照片”（后来证实是网上找的图片），让小红渐渐放下了戒心。6月10日下午，梁明生打电话给小红，说要带她去家里见孩子，同样以“车子开不上去”为由，将小红骗到了山上。 走到半山腰时，梁明生突然掏出刀，威胁小红跟他发生关系。小红拼命反抗，手臂和手背被梁明生抓伤，裤子也被扯破了。就在梁明生快要得逞的时候，他突然像小丹遇到的那样，停了下来，揉着左胳膊，表情痛苦。之后，梁明生抢走了小红的手机和钱包，让她赶紧离开。 “我当时跑的时候，鞋子都掉了，光着脚跑下山的。”小红在电话里哭着说，“路上全是石子，把我的脚都磨破了，可我不敢停，我怕他会追上来。我到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晚上，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连我爸妈都不知道……” 和小丹一样，小红也是因为害怕名誉受损，只敢跟警方说自己被抢劫了。更巧合的是，小红被侵害的地点，离小丹被侵害的地点不到100米，都是那片荒芜的山坡，都是那片茂密的草丛。 “他也是说喜欢我，要跟我发生关系，”小红的声音充满了恐惧，“我挣扎了好久，他突然就不碰我了，就只是抢了我的东西……我当时还以为是我运气好，现在才知道，他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放弃的。” 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侵害对象、作案地点甚至嫌疑人放弃侵害的原因都高度相似，侦查员们断定，这两起案件一定是同一人所为，也就是梁明生。 为了找到梁明生的踪迹，侦查员们围绕小红的遭遇展开调查。小红回忆说，案发当天，梁明生是在学校教学楼前接她的，而那栋教学楼前刚好装有监控摄像头。侦查员立刻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在下午4点45分的时候，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深色裤子，身材中等偏下，在教学楼前徘徊了大概十分钟，不时看向进出的学生，像是在寻找目标。半个小时后，小红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男人上前跟她搭话，两人聊了几句后，一起走出了校门。 遗憾的是，由于监控摄像头的清晰度不够，加上男人一直低着头，没能拍到他清晰的面部特征。就在侦查员们感到失望的时候，小红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前往案发现场的途中，梁明生曾经带她去一家小卖部买过水。 “那家小卖部就在山脚下，离学校不远，门口有个红色的招牌，写着‘便民超市’，”小红回忆说，“他买了两瓶矿泉水，还跟老板聊了几句，说天气热，让老板多备点冰水。我当时还在门口等他，看到他跟老板说话的时候，嘴角好像有点歪。” 侦查员立刻根据小红的描述，找到了那家小卖部。幸运的是，小卖部里装有监控摄像头，而且清晰度很高。侦查员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清楚地拍到了梁明生的相貌，他大概五十岁左右，头发有些花白，额头很宽，眼角有明显的皱纹，嘴角确实有点向下撇，看起来有些阴沉。他买水的时候，左手一直插在口袋里，像是在刻意隐藏什么。 有了清晰的面部图像，侦查员们立刻将照片上传到公安内部的信息系统，进行人像比对，同时围绕学校周边展开排查，询问商贩、环卫工人和居民，看是否有人认识这个男人。 然而，几天过去了，排查工作没有任何进展，人像比对也没有找到匹配的信息。梁明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小丹所在学校的保卫处给警方打来电话，说在6月1日，也就是小红和小丹被侵害之前，他们曾经接到过一起学生报案，但因为案值太小，没有上报给警方。 “那个学生叫小云，也是我们学校的，说自己在山上被人抢了手机，”保卫处的工作人员说，“当时她只说被抢了手机，没说别的，我们以为就是普通的抢劫，让她去附近派出所报案，她也没去，我们就没太在意。现在听说学校里出了两起案子，觉得可能跟小云的遭遇有关，就赶紧跟你们说。” 侦查员立刻联系上小云。小云的情绪比小丹和小红稳定一些，但说起当时的经历，还是显得有些害怕。她在学校的咖啡馆里见了侦查员，手里捧着一杯热咖啡，却还是时不时地搓着手，像是觉得冷。 “我遇到他的时候，也是在学校食堂门口，”小云说，“他跟我搭话，说找家教，我当时觉得他挺真诚的，就留了电话。6月1日下午，他约我去家里见孩子，我本来不想去的，可他说已经跟孩子说了，让我别让孩子失望，我就心软了。” 小云跟着梁明生往山上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就觉得不对劲了。“那时候天还没黑，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他走得特别快，还老回头看我，眼神怪怪的。”小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跟他说我要回去，他突然就变脸了，掏出刀来威胁我，还想把我往草丛里拖。” 就在这时候，小云的手机响了，是她妈妈打来的。“我妈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我吃饭了没。当时手机一响，我就跟他说‘我妈打电话，你让我接一下，不然我妈会担心的’。他不让我接，还想把我的手机抢过去。” 小云说，她趁着梁明生伸手抢手机的时候，用力推开他，转身就跑。“我当时穿的是运动鞋，跑得特别快，我不敢回头，就一直跑，直到看到山下的马路，才敢停下来。” 通过对监控录像的辨认，小云确认，当时抢劫她的人，就是监控里拍到的那个中年男人——梁明生。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同一所大学的三名女大学生接连被同一人以“家教”名义骗到山上，实施侵害或抢劫，这个消息在学校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学生们人心惶惶，晚上不敢单独出门，家长们也纷纷给学校打电话，要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学校甚至安排了保安在校园周边巡逻，还组织了安全讲座，提醒学生们提高警惕。 侦查员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三名受害者的遭遇让他们感到痛心，小丹因为这件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当时的场景，甚至不敢再去学校图书馆和后门；小红的情况更严重，案发后不久就办理了休学手续，回到老家后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常常无缘无故地暴怒，又会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小云虽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但也留下了心理阴影，再也不敢做家教兼职。 “必须尽快抓住梁明生，这不仅是为了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也是为了防止他再去伤害更多的人。”李建军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现在我们有了他的清晰照片，也知道了他的作案手法，接下来要扩大排查范围，重点排查学校周边的出租屋、小旅馆，还有他可能出现的其他场所。” 排查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依然没有找到梁明生的踪迹。侦查员们走访了学校周边的十几个小区、几十个出租屋，询问了上百名居民，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梁明生。就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小云的一句话给了他们新的线索。 “他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用的是自己的手机，不是公用电话，”小云回忆说，“我还记得他的手机号开头是135，后面的数字我记不太清了，但我手机里应该有通话记录。” 侦查员立刻让小云调出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了那个135开头的手机号。他们通过运营商查询到，这个手机号的机主名叫梁明生，户籍所在地是黄石市某区。侦查员们兴奋不已，以为终于找到了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可当他们调出梁明生的户籍照片时，却愣住了。 户籍照片上的梁明生虽然和监控里的男人有几分相似，但五官细节差异很大，而且户籍照片拍摄于十年前，和现在的外貌变化也比较明显。 “会不会是重名？”王鹏疑惑地说，“或者这个手机号是他冒用别人的身份办理的？” 为了弄清真相，侦查员们决定围绕机主梁明生展开调查。他们通过户籍系统查到，梁明生是黄石本地人，案发时51岁，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育有两个孩子，多年前已经离婚，孩子们跟着前妻生活。侦查员们找到了梁明生的前妻和孩子，可他们都说，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梁明生了，不知道他的下落。 “他那个人特别懒，还喜欢喝酒，喝醉了就打人，”梁明生的前妻说，“我们离婚后，他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也没给孩子打过抚养费。我听说他之前还坐过牢，具体犯了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就在侦查员们以为又要陷入僵局的时候，他们在调查梁明生的社会关系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梁明生的名下有一个常用的联系人，备注是“小静”，而且这个“小静”的手机号，归属地就在黄石，还绑定了学校周边一家超市的会员。 “这个小静会不会是梁明生的同伙？”李建军提出了疑问。他立刻安排人手调查小静的身份，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小静竟然是小丹、小红和小云所在大学的在读学生，而且和她们同级。 侦查员们决定秘密接触小静。他们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她，小静看起来很文静，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抱着几本书，看到侦查员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你认识梁明生吗？”李建军开门见山地问。 听到“梁明生”这个名字，小静的身体瞬间僵住，手里的书差点掉在地上。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唇哆嗦着，好一会儿才说：“我……我认识他……”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小静讲述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揭开了梁明生的真面目，也让整个案件的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小静说，两年前她刚入学的时候，在校园里遇到了梁明生。当时梁明生也是以找家教的名义跟她搭讪，还表现得特别和善。“他说他女儿上小学，需要辅导，还说他妻子去世了，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我当时特别同情他，就答应了。” 可第一次去梁明生所谓的“家”时，小静就发现了不对劲。 那是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面根本没有孩子，只有梁明生一个人。“我当时想走，他突然就把门锁上了，还想对我动手动脚。我拼命挣扎，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后跑了出去。” 小静说，她当时特别害怕，想报警，可又觉得这件事太丢人，要是被同学知道了，会看不起她。所以她选择了沉默，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没想到，梁明生竟然开始纠缠她，他会在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宿舍门口等她，还会给她发骚扰短信，甚至跟踪她回家。 “我躲着他，可他总能找到我。有一次我跟同学一起回宿舍，他看到了，就问我同学我住哪个宿舍。后来他就经常去宿舍楼下，让其他同学叫我下去，我不下去，他就一直等，直到宿舍关门。”小静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我怕同学知道这件事，怕他们议论我，所以有时候会被迫跟他见面。” 就这样，梁明生的纠缠越来越频繁。到了2012年年底，梁明生在学校周边租了一套房子，强迫小静跟他同居。“他说要是我不跟他住在一起，他就去学校里闹，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事。我当时特别害怕，只能答应他。” 更让人震惊的是，小静还曾经怀过梁明生的孩子。“我发现怀孕的时候，特别害怕，想把孩子打掉，可梁明生不同意，还说要跟我结婚。我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只能偷偷去医院把孩子流掉了。” “你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和家长？”李建军忍不住问。 小静的眼泪掉了下来：“我怕……我爸妈都是农村人，思想很传统，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很伤心。学校要是知道了，说不定会处分我。而且梁明生有时候对我还挺好的，会给我买东西，会关心我……我从小就没有爸爸，我妈一个人带我，他有时候让我觉得，他像我爸爸一样……” 小静的话让侦查员们感到痛心，她因为缺少父爱，又害怕名誉受损，竟然对一个伤害自己的人产生了依赖，甚至把他当成了亲人。而梁明生，正是利用了小静的软弱和单纯，长期控制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猎物”。 “梁明生现在在哪里？”李建军问。 小静的眼神黯淡下来：“他前段时间跟我说，他要出去躲几天，让我别联系他。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敢问。” 虽然小静不知道梁明生的下落，但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梁明生的左胳膊有旧伤，是几年前被人打断的，阴雨天的时候会疼，用力过猛也会疼。 “他跟我说，几年前他跟人打架，胳膊被打断了，后来没治好，一直疼。”小静说，“有时候他跟我吵架，激动的时候会揉胳膊，说疼得厉害。” 听到这里，李建军突然明白了。 小丹和小红遇到的情况，就是梁明生的旧伤复发了！他在实施侵犯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导致左胳膊旧伤发作，疼痛难忍，所以才放弃了侵犯，只抢走了财物。 这个发现让侦查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刻调整了侦查方向，围绕梁明生的旧伤展开调查，同时扩大了对周边医院、诊所的排查范围，梁明生的旧伤发作时，很可能会去医院或者诊所看病。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侦查员们在郊区的一家小诊所里找到了线索。诊所的医生说，前几天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来看过病，说左胳膊疼，还说之前被人打断过。医生给了他一些止痛药，他就走了，还留下了一个地址，说要是药不管用，再去找他。 侦查员们立刻按照医生提供的地址赶过去，那是一间位于郊区的破旧出租屋，周围全是废品回收站和小工厂。侦查员们在出租屋周围埋伏了起来，等到傍晚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出租屋门口。 正是梁明生。 “不许动！警察！”侦查员们立刻冲了上去，将梁明生按在地上。梁明生挣扎着，想掏口袋里的刀，可很快就被侦查员制服了。 梁明生被带回了公安局。面对侦查员的审讯，他一开始还想狡辩，说自己不认识小丹、小红和小云，也没有实施过抢劫和强奸。可当侦查员们拿出监控录像、受害者的证词以及他的通话记录时，梁明生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梁明生交代，他其实是一个惯犯。1999年，他因为强奸妇女被判入狱三年；2004年，又因为猥亵儿童被判入狱五年。出狱后，他没有找工作，而是靠着打零工和偷东西为生。后来他发现，女大学生单纯、善良，容易相信别人，于是就想到了以找家教的名义欺骗她们，实施侵害。 “我觉得她们年纪小，就算被欺负了，也不敢报警，”梁明生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我第一次骗小静的时候，本来想强奸她，结果被她跑了。后来我就一直纠缠她，她不敢反抗，慢慢就被我控制了。” 至于为什么在2014年6月连续作案，梁明生说，是因为小静当时要准备期末考试，嫌他在家里打扰学习，让他出去转悠。“我在家里待着无聊，就想出去找点‘乐子’。看到那些女大学生，就想起了小静，所以就又用了找家教的借口骗她们。” 梁明生还交代，他在实施侵犯的时候，确实因为左胳膊旧伤复发，才放弃了强奸。“我的胳膊是2012年的时候，想强奸一个12岁的小姑娘，被她爸妈发现了，追我的时候打断的。后来虽然治好了，但用力过猛还是会疼。小丹和小红反抗得太厉害，我胳膊疼得受不了，只能放弃，抢点东西就走。” 梁明生的供述让侦查员们感到愤怒，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反而还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认为是她们“好骗”“反抗太厉害”。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梁明生以胁迫手段多次企图强奸女大学生，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未遂），且属于累犯，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梁明生在实施强奸未遂后，抢劫受害人的手机和钱包，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最终，梁明生因犯强奸罪（未遂）和抢劫罪，数罪并罚，被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第102章 声绝响 1995 年 11 月 18 日的肇东，已经冷得能哈出白气。四站镇坐落在松嫩平原的边缘，一条土公路穿镇而过，把镇子分成东西两半。东边是庄稼地，西边是住户，大多是土坯房，房檐下挂着串起来的红辣椒和玉米棒子。傍晚五点多，天就黑透了，只有镇中心的 “帝王酒店” 还亮着灯，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霜，能隐约看到里面划拳喝酒的人影。 没人知道，再过半小时，这条安静的土公路上，会溅满鲜血；那些此刻还在说笑的人家，会在猎枪的轰鸣声中，彻底碎成粉末。 东兴村的村口，姜立明的药店是最显眼的 ， 不是因为大，是因为门口挂着块红漆写的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立明药店”。铺子就十平米，货架是用旧木板钉的，第一层摆着感冒通、去痛片，第二层是给牲口用的消炎针，第三层堆着几袋板蓝根，袋子上落了点灰。 姜立明今年 22 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说话声音小，跟人对视会下意识低头。他不是四站镇人，是三年前跟着父母从邻县迁来的，父母去世后，他就靠着这家小药店过活，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张兰，日子才算有了点奔头。 张兰每天中午会来送饭，大多是玉米粥和咸菜，偶尔会炒个鸡蛋。两人就在柜台后坐着吃，姜立明会给张兰夹一筷子鸡蛋，说 “你多吃点，下午还要喂猪”。张兰总是笑，说 “你也吃，看你瘦的”。 药店的生意不算好，但够糊口。镇上的人都知道，小姜的药比镇卫生院便宜， 卫生院的感冒通卖五毛，他卖三毛五；卫生院的红霉素软膏卖一块二，他卖九毛。有人问他 “为啥卖这么便宜”，他只会说 “都是街坊，别赚太多”。 麻烦是从 1995 年 7 月开始的。那天下午，镇卫生院的院长侯晨清和副院长白慧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走进了药店。侯晨清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白慧晨四十出头，脸上带着横肉，进门就往柜台边一靠，说 “小姜，这药店你别开了”。 姜立明手里的记账本 “啪” 地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侯院长，我没犯啥错啊……” “没犯错？” 白慧晨冷笑一声，“你这药有正规手续吗？进货渠道合法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是非法经营！” 侯晨清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 “小姜，不是我们为难你。我有个朋友，想在这开家正规药店，你月底前搬出去，我们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不然，你这药得全扣了，还得罚钱”。 姜立明知道，这不是 “为难”，是明抢。他的药确实没全办手续， 镇上哪家小药店有全手续？可他不敢跟侯晨清硬刚，侯晨清是镇里的 “大人物”，跟派出所的周守芳所长是拜把子兄弟，他一个外来户，怎么斗得过？ 那天晚上，姜立明没睡觉。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货架上的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兰劝他 “要不就搬吧，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他摇头：“搬了去哪？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 他想到了一个 “办法”， 托邻县的表哥，进一批便宜药。表哥在哈尔滨做药材生意，能拿到 “渠道货”。姜立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包括张兰的陪嫁钱， 那是张兰母亲临死前留的，用红布包着，藏在床板下。 “立明，这钱不能动啊……” 张兰拉着他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没事，” 姜立明攥着她的手，眼神很亮，“这批药卖完，咱们就能多撑一阵，说不定侯院长他们就忘了这事了。” 9 月 12 号，药到了。两大箱，用麻袋裹着，表哥雇了个三轮车送过来。姜立明连夜把药搬进店，打开一看，有治咳嗽的甘草片，有给小孩退烧的安瑞克，还有几盒头孢 ， 都是镇上人常用的药。他心里松了口气，想着 “这下能撑到年底了”。 可他没撑到三天。9 月 15 号早上，周守芳带着两个民警，开着警车来了。周守芳四十多岁，满脸胡茬，腰间别着把 77 式手枪，进门就喊 “姜立明，把你进的假药交出来”。 姜立明懵了：“周所长，这不是假药，是正规药……” “正规药？有手续吗？” 周守芳一挥手，两个民警就把那两箱药抬上了警车。姜立明追出去，抓住周守芳的胳膊：“周所长，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你不能抬走！” 周守芳甩开他的手，冷笑：“这是侯院长举报的，你要找，找他去。” 姜立明去了卫生院，侯晨清不在；去了白慧晨家，白慧晨关着门，喊 “别来烦我”。他站在土公路上，看着警车开远，突然明白过来 。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他逼死。 那天晚上，姜立明喝了半瓶高粱酒，酒是散装的，辣得他嗓子疼。他红着眼对张兰说：“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张兰以为他只是气话，抱着他哭，说 “咱们别跟他们斗了，咱们走，去别的地方”，可姜立明没说话，只是盯着墙上的日历，手指在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 这三个名字上，一遍遍地划。 冯万海比姜立明大四岁，是四站镇土生土长的人。他家在镇子西边，一间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下雨的时候会漏。父母死得早，他带着弟弟冯万江和两个妹妹过活，最大的妹妹才十岁，最小的才六岁。 全家的生计，全靠一辆北京 212 吉普车。那车是二手的，绿色，车身到处是划痕，引擎盖还少了颗螺丝，是冯万海去年凑了五千块钱买的。他靠拉客挣钱，镇上到肇东市区，一趟十块钱；镇上到邻村，一趟五块钱。 冯万海是个实在人。拉着老人，他会帮忙把东西搬上车；拉着小孩，他会给颗糖；遇到没钱的，他会说 “下次再给”。镇上的人都愿意坐他的车，说 “万海心眼好”。 每天早上五点，冯万海就会把车开出来，停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等客。妹妹们会早早起来，帮他擦车；弟弟冯万江会去捡点柴火，中午给哥哥烧饭。冯万海会摸着妹妹的头，说 “等哥挣了钱，给你们买新衣服”。 1995 年 1 月 8 号，是冯万海人生的转折点。那天中午，他跟朋友曹学军、杨晓明去 “帝王酒店” 喝酒。曹学军家是开粮站的，有钱，穿得光鲜；杨晓明家是开小卖部的，也不差钱。三人点了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要了瓶高粱酒，喝得兴起。 邻桌坐着个叫李玉芳的青年，也是镇上的，跟曹学军以前有过矛盾。李玉芳喝多了，撞了下曹学军的酒杯，酒洒了曹学军一身。曹学军骂了句 “你眼瞎啊”，李玉芳也骂了回去，两人就打了起来。 冯万海和杨晓明见状，也冲了上去。冯万海喝得有点多，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就往李玉芳头上砸 ，“砰” 的一声，李玉芳当场就倒了，头上的血顺着脸往下流。 几个人都懵了。曹学军最先反应过来，说 “快跑”，三人就往酒店外跑。 李玉芳被送到了肇东市医院，诊断为 “重伤”，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他的家人报了警，周守芳带着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冯万海三人。 按规矩，致人重伤，得先刑拘，然后走司法程序。可周守芳没抓人，只是把三人叫到派出所，说 “你们拿 9000块给李玉芳看病，这事就算了”。 曹学军家里有钱，当天就拿了 3000 块；杨晓明也拿了 3000 块。可冯万海拿不出 ， 他手里只有刚拉客挣的 80 块钱。 “周所长，我真没钱……” 冯万海蹲在派出所的地上，头埋在膝盖里。 “没钱？” 周守芳踢了他一脚，“没钱就去借！三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不然就把你关起来！” 冯万海挨家挨户去借钱。他去了姑姑家，姑姑说 “家里也穷”；去了舅舅家，舅舅说 “你这是惹了大祸，我可不敢帮你”；去了邻居家，邻居说 “万一你还不上，我咋办”。跑了一天，只借到 500 块。 三天后，周守芳又找到了他，说 “9000 块花完了，你们仨每人再拿 7000 块，不然李玉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都得坐牢”。 曹学军和杨晓明又交了钱，可冯万海还是拿不出。那天，他正拉着一个客人去肇东，半路上被周守芳拦下了。周守芳坐在警车里，说 “冯万海，跟我回家取钱”。 冯万海开着吉普车在前头，警车跟在后头。快到家门口时，他心里慌了 ， 家里根本没钱，回去也是白搭。他突然一打方向盘，跳下车就往玉米地里跑。 周守芳没追。他走进冯万海家，看到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看到三个瘦得像小猫一样的孩子，看到冯万江手里的糠窝窝，心里也知道冯万海确实没钱。可他没放过大车，直接把北京212 开回了派出所，说 “这车抵押，啥时候有钱，啥时候来取”。 车子被扣后，冯家彻底断了收入。冯万海白天躲在亲戚家的柴房里，晚上才敢回家。他看着妹妹们吃不饱饭，看着弟弟去捡别人扔的烂土豆，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疼。 更让他窝火的是，他好几次看到曹学军和杨晓明在镇上溜达， 曹学军开着新买的摩托车，杨晓明手里拿着糖葫芦，有说有笑，仿佛那天的打架事件从没发生过。 “凭啥他们交钱就没事，我没钱就要被抓？” 冯万海坐在柴房里，手里攥着根木棍，把木棍都攥断了，“周守芳肯定收了他们的钱，把罪责都推到我身上！” 8 个月后，冯万海的弟弟冯万江找到了周守芳。冯万江才 16 岁，个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说 “周所长，车是家里的，不是我哥一个人的，你把车还我们吧，我们要靠车吃饭”。 周守芳坐在办公桌后，抽着烟，说 “可以，拿 1200 块停车费，车就给你”。 冯万江东拼西凑，借了 1000 块。他把钱递给周守芳，说 “周所长，剩下的 200 块，我们以后再给，你先把车给我们吧”。 周守芳把钱揣进兜里，说 “差 200 块不行，啥时候凑够了，啥时候来取”。 那天，冯万海躲在派出所门外的树后，看着弟弟低着头走出来，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他咬着牙，对自己说 “周守芳，曹学军，杨晓明，我不杀你们，誓不为人”。 1995 年 7 月 23 号，下着小雨。四站镇的小酒馆里，没什么客人。冯万海躲在角落里，点了盘花生米，要了瓶散装酒，慢慢喝着。他不敢回家，怕被周守芳的人抓；也不敢去亲戚家，怕给人家添麻烦。 就在这时，姜立明推门进来了。姜立明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手里攥着个酒瓶子，也点了盘花生米，坐在了冯万海对面。 两人以前见过几面 。 冯万海拉客时，偶尔会拉姜立明去邻村；姜立明也给冯万海的妹妹看过病，没收钱。但没说过几句话。 “你也来喝酒？” 冯万海先开了口，给姜立明倒了杯酒。 姜立明端起酒杯，一口喝干，辣得他咳嗽起来：“没法活了，喝点酒，解解愁。” 冯万海也喝了口酒，说 “我也没法活了，车被扣了，一家人快饿死了”。 那天，两人聊了很多。姜立明说自己的药店被抢，家当全没了；冯万海说自己的车被扣，被周守芳和曹学军、杨晓明欺负。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激动，眼泪都下来了。 “他们不让咱们活，咱们也别让他们好过！” 姜立明拍着桌子，酒瓶子都倒了，“咱们干票大的，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冯万海盯着酒杯里的酒，酒里映着他通红的眼睛。他想了想妹妹们吃不饱饭的样子，想了想弟弟委屈的眼泪，点了点头：“好，干票大的！” 从那天起，两人几乎天天黏在一起。姜立明把药店关了，门上挂了块 “转让” 的木牌，可没人敢要，都知道这是侯院长要的地方。冯万海也不躲了，白天跟姜立明在镇上晃悠，观察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等人的行踪。 他们在姜立明家的炕上，画了张 “复仇地图”。 用铅笔在纸上画了镇里的街道，把要杀的人的住址都标了上去：侯晨清家在镇东头，白慧晨家在镇中心，周守芳家在派出所旁边，曹学军家在粮站附近，杨晓明家在小卖部后面。 “先杀你的仇人，再杀我的仇人。” 姜立明指着地图，眼神很冷。 “好。” 冯万海点了点头，手里攥着根铅笔，把铅笔尖都攥断了。 9月开始，他们着手准备武器。姜立明家里有支双筒猎枪，是 1993 年他父亲活着时买的，用来打兔子，一直藏在床底下。他把枪找出来，擦了擦，还能打响。 “一支枪不够。” 姜立明说，“咱们得再弄支枪，还要子弹。” 他托邻县的表哥，弄了支小口径步枪 ，这种枪能装 11 发子弹，虽然威力不大，但能连续射击。表哥还帮他弄了 100 多发子弹，用报纸包着，偷偷送了过来。 11 月 11 号，两人去了肇东市的一家渔具猎具商店。商店在肇东市的老街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王。姜立明和冯万海走进店里，没说太多话，直接说 “要 300 发十六号猎枪子弹”。 王老板看了他们一眼，没要任何证件，从柜台底下拿出个纸箱子，说 “300 发，150 块”。 姜立明付了钱，冯万海把子弹装在背包里，两人就走了。十六号猎枪子弹威力大，近距离能打倒牛马，打在人身上，就是一个大窟窿 ， 他们知道，这种子弹，能一下子把人打死。 买完子弹后，两人去了镇上附近的深山练习枪法。深山里没人，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树叶沙沙响，像在哭。姜立明端着猎枪，对着树干开枪~“砰！” 枪声在山谷里回响，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木屑溅得到处都是。 冯万海拿着小口径步枪，对着远处的石头连射~~~“砰砰砰！” 子弹打在石头上，迸出火花。他练得很认真，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手臂都酸了，也不停。 “差不多了。” 练了一周多，姜立明说，“11 月 18 号晚上，动手。” 冯万海点了点头，看着手里的步枪，眼神里没有了以前的温和，只有冰冷的仇恨。 1995 年 11 月 18 日，傍晚 6 点。四站镇已经黑透了，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土坯房的墙上，发出 “呜呜” 的声响，像鬼哭。街上没人，只有几家小卖部还亮着灯，灯光昏黄，在黑暗中像个小亮点。 姜立明和冯万海背着枪，走出了姜家的门。姜立明穿了件黑棉袄，棉袄上沾了点灰；冯万海穿了件军绿色的旧外套，里面是件单衣。两人都没说话，脚步很轻，像猫一样，沿着土公路往前走。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姜立明的情人侯春华家。侯春华是侯晨清的远房侄女，二十多岁，长得漂亮，以前跟姜立明处过对象。姜立明给她买过新衣服，给她送过药，可后来侯春华嫌他穷，跟了镇上的一个煤老板，还到处说姜立明的坏话 ，“小姜就是个穷酸样，还想跟我处对象”。 姜立明恨她，恨她骗了自己的感情，恨她落井下石。 侯春华家在镇子西边，一间砖房，院子里拴着只狗。冯万海捡起块石头，砸向狗。 狗叫了一声，就没动静了。两人翻过院墙，走到门口，姜立明一脚踹开了门。 屋里亮着灯，侯春华没在，只有她的丈夫李永斌、弟弟李永军，还有四个朋友在屋里打牌。桌上摆着花生米、猪头肉，还有一瓶高粱酒，麻将牌散落在桌上。 “谁让你们来的？” 李永斌刚站起来，手里还攥着张麻将牌，姜立明就扣动了扳机。 “砰！” 猎枪的声音在小屋里炸开，震得窗户玻璃都嗡嗡响。李永斌和李永军当场倒在地上，鲜血溅满了麻将桌，麻将牌被染成了红色。 剩下的四个人吓得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有人还在哭：“别杀我，我跟你们无冤无仇……” 冯万海端着小口径步枪，看着姜立明。姜立明咬着牙，说 “都杀了，不然他们会报警，咱们还有很多人要杀”。 冯万海点了点头，对着四个人连开 11 枪...“砰砰砰！” 枪声不停，屋里的哭声和求饶声渐渐没了动静。鲜血顺着地板流到门口，在门槛上积成了小水洼。 走出侯春华家，两人身上都沾了血。姜立明掏出块布，擦了擦猎枪上的血；冯万海也擦了擦步枪，手指在扳机上蹭了蹭，有些发抖。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可看到地上的血，他心里没有害怕，只有一种奇怪的 “痛快”。 他们没停，又走了十多米，到了肖宏伟家。肖宏伟是侯春华的表哥，以前帮着侯春华说过姜立明的坏话，还跟侯晨清一起，劝姜立明搬药店。 肖家四口人正在吃饭。桌上摆着白菜炖粉条、馒头，还有一碗咸菜。肖宏伟的妻子正在给孩子喂饭，孩子还在闹着要喝汤；肖宏伟的父母坐在旁边，慢慢吃着馒头。 冯万海一脚踹开门，姜立明举枪就射 ~“砰！” 散弹枪的威力很大，四个人都被轰倒在地，馒头和白菜撒了一地，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 冯万海怕有人没死，又拿着步枪挨个补了一枪。他走到孩子身边，孩子才五岁，眼睛还睁着，看着他。冯万海心里颤了一下，还是扣动了扳机~“砰！” 走出肖家，街上已经能听到远处的哭声了。有人听到了枪声，不敢出来，只能躲在屋里哭。姜立明和冯万海没管，又走向了白慧晨家。 白慧晨家在镇中心，是间两层小楼，比镇上其他人家都气派。听到外面的枪声，白慧晨已经知道不好了。他从床底下翻出把菜刀，躲在门后，手心全是汗。 姜立明和冯万海推开门，白慧晨举着菜刀，喊 “别过来！” 可看到两人手里的枪，他立马扔了菜刀，“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小姜，我错了，我不该逼你搬药店，你饶了我吧！我给你钱，给你找地方开店，你别杀我……” 姜立明没说话，走到他面前，直接开枪 ~“砰！” 白慧晨的脑袋被轰掉了大半个，鲜血和脑浆溅满了墙壁。 冯万海又去了里屋，把白慧晨的老婆和孩子杀了。白慧晨的老婆抱着孩子，躲在衣柜里，被冯万海拉了出来。孩子才三岁，哭着喊 “妈妈”，冯万海没犹豫，一枪打穿了孩子的脑袋，又一枪杀了白慧晨的老婆。 屋里的血顺着楼梯流到一楼，在客厅里积成了一片，踩上去 “咯吱” 响。 杀完姜立明的仇人，轮到冯万海的目标了。两人骑着姜立明的自行车， 那是辆旧自行车，车胎有点瘪 。 先去了曹学军家。 曹学军没在家，只有他的老婆白雪在看电视。白雪二十多岁，长得清秀，看到姜立明和冯万海举着枪进来，吓得从沙发上滑到地上，哭着说 “你们是谁？要干啥？” 冯万海用枪抵住她的头，声音很冷：“曹学军去哪了？” 白雪吓得浑身发抖，说 “他去‘GE 火锅城’喝酒了，你们别杀我，我跟他说，让他给你们钱……” 冯万海没放过她，一枪打穿了她的脑袋。白雪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盯着电视， 电视里还在放着小品，笑声和枪声混在一起，格外刺耳。 走出曹学军家，两人背着枪，大摇大摆地去了 “GE 火锅城”。火锅城里很热闹，烟雾缭绕，人们围着桌子吃火锅，说话声、笑声、酒杯碰撞声混在一起，没人注意到这两个浑身是血的人。 刚进门，冯万海就看到了周守芳。周守芳正和几个人喝酒，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盘毛肚、一盘羊肉卷，还有一瓶白酒。他喝得微醺，脸上通红，正跟旁边的人说笑，手里还拿着个酒杯。 周守芳也看到了他们，可他没当回事，他以为这两个是来寻衅滋事的，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他站起来，喊 “你们俩想干啥？赶紧出去，不然我抓你们！” 他随身带着那把 77 式手枪，插在腰间，可他没来得及掏出来 ，姜立明已经扣动了扳机。 “砰！” 猎枪的声音在火锅城里炸开，人们吓得尖叫起来，纷纷往桌子底下躲。周守芳当场倒在地上，鲜血溅满了桌子上的火锅，汤溅得到处都是。 姜立明怕他没死，又补了几枪，直到周守芳没了动静。他走过去，从周守芳的腰间搜出那把 77 式手枪和 6 发子弹，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没找到曹学军，两人有些不高兴。走出火锅城，街上已经乱了。 有人在哭，有人在跑，有人在喊 “杀人了！” 姜立明和冯万海没管，决定抢辆车， 剩下的仇人住得分散，走路太慢。 他们在街边拦了辆北京 202S 吉普车。司机是镇上的工人张喜春，三十多岁，正开着车准备回家。看到两人举着枪，张喜春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从车上下来，说 “大哥，车给你们，你们别杀我，我上有老下有小……” 姜立明抬手开了一枪，子弹打在张喜春的腿上。张喜春疼得在地上打滚，喊 “疼死我了！” 两人没管他，开着车扬长而去。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们又去了刘守春家（刘守春是姜立明的情敌），以前跟姜立明抢过张兰；纪文华家（纪文华是个体药店业主），曾抢过姜立明的生意；赵殿林家（ 赵殿林是曹学军的朋友），以前帮着曹学军欺负过冯万海；刘桂杰家（ 刘桂杰是冯万海的债主），逼冯万海还过钱；侯晨清家（侯晨清是卫生院院长），是逼姜立明搬药店的主谋；黄福斌家（黄福斌是周守芳的朋友），以前帮着周守芳找过冯万海。 每到一家，都是满门抄斩。侯晨清家有五口人，全被杀死在屋里；黄福斌家有三口人，也没一个活下来。到晚上 8 点多，四站镇已经死了 30 多人，伤了 10 多个，街上到处是哭声和枪声，血顺着土公路流，在雪地里积成了红色的小溪。 当时镇上只有 4 名警察，其中一个在休假，周守芳已经被杀，剩下的两个警察躲在派出所里，不敢出来 。 他们只有手铐和警棍，根本打不过拿着猎枪的歹徒。 杀完四站镇的仇人，两人又开着车去了五里明镇，想杀那里的派出所所长刘志敏。 刘志敏以前帮周守芳找过冯万海，还说 “冯万海就是个亡命徒，抓起来就得重判”。 可刘志敏当天没在镇上，去肇东市开会了。两人没找到人，就在路上随便杀了个挑担子的农民，那农民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挑着两筐白菜，正要去镇上卖。他看到吉普车开过来，想躲，可没躲开，被吉普车撞倒在地。冯万海又下车，对着老人补了一枪。 后来汽油用尽，他们又在五里明镇新兴村抢了两辆吉普车。第一辆车上有两个人，他们杀了一个，伤了一个；第二辆车上有三个人，他们杀了一个，伤了两个。晚上 8 点半，怕警察追来，他们扔了车，又抢了一辆吉普车，杀了一个司机，伤了三个乘客，然后往肇源方向开去，准备继续杀人。 他们觉得，杀得还不够多。 那时，乡镇警察的装备和反应速度都有限。四站镇的报警电话打到肇东市公安局时，已经是晚上 8 点多。 是镇上的一个小卖部老板，躲在柜台后，用座机打的。 “喂，公安局吗？四站镇杀人了！杀了好多人！” 老板的声音都在抖，“两个歹徒，拿着猎枪，见人就杀！” 肇东市公安局一听，立马慌了， 这么大的案子，从没遇到过。局长亲自下令，成立专案组，调集了刑警队、武警中队的警力，带着 56 式冲锋枪，往肇源方向追击。 当时的通讯很不方便，警察只能靠对讲机联系；路也不好走，土公路坑坑洼洼，警车开得很慢。直到晚上 9 点 40 分，警察才在肇源和肇东交界的一片玉米地里，追上了姜立明和冯万海。 玉米地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秆，在寒风中摇晃。姜立明和冯万海正躲在玉米秆后面休息，吉普车停在旁边，车灯还亮着。 “不许动！放下武器！” 警察拿着冲锋枪，对着玉米地喊。 冯万海先开了枪 ~“砰！” 猎枪的子弹打在警察旁边的地上，溅起一片泥土。警察立马还击，“哒哒哒！” 冲锋枪的声音在玉米地里炸开，玉米秆被打得折断，到处都是碎屑。 冯万海没躲过去，身上中了三枪 ， 一枪打在胸口，一枪打在胳膊，一枪打在腿上。他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支小口径步枪，嘴里吐着血，说 “我没杀够……” 然后就没了呼吸。 姜立明腹部中了弹，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还在反抗。他拿着从周守芳身上搜来的 77 式手枪，对着警察开枪，可他没什么力气了，子弹打偏了，只打伤了一个联防队员的胳膊。 警察不敢靠近，姜立明手里还有枪，而且天黑，怕伤到自己人。双方僵持了一个小时，到晚上 10 点半，姜立明因为失血过多，视线开始模糊，他连眼前的玉米秆都看不清了。 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了，也活不成了。他靠在大树上，从兜里掏出那把 77 式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想了想张兰。 张兰现在在哪？是不是已经跑了？会不会安全？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砰！” 枪声在玉米地里回荡，很快就消失在寒风中。 警察上前检查时，姜立明已经没了呼吸，眼睛还睁着，盯着远处的四站镇。 那里有他的药店，有他的妻子，有他曾经的生活。 这场持续 3 小时的血案，最终以 32 人死亡、16 人受伤、37 个家庭破碎告终。这是黑龙江省改革开放后最大的持枪杀人案，直到现在，四站镇的老人提到那天晚上，还会忍不住发抖。 后来，警察在姜立明家的炕下，找到了那张 “复仇地图”，上面的名字都被圈了起来，有些还画了叉；在冯万海家的柴房里，找到了他给妹妹们买的新衣服，还没拆封，叠得整整齐齐。 第103章 生死突围 2005 年 10 月的吉林市，秋天的凉意已经浸到骨头里。昌邑区解放大路两旁的杨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铺在马路上，像一层金色的地毯。 “金达莱” 饭店就开在这条路上，红色的招牌，上面用朝鲜语和汉语写着 “金达莱朝鲜族风味饭店”，门口挂着红灯笼，老远就能看到。每天早上 9 点开门，晚上 10 点关门，客人络绎不绝 。 有附近的居民，有上班的白领，还有专门来吃朝鲜菜的游客。 饭店的女经理金燕，30 岁，吉林市人，中等个子，扎着马尾辫，脸上总是带着笑。她是个能干的女人，里里外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也是个心善的女人，遇到要饭的，会给碗热饭；员工家里有困难，会多给些工资。 可谁也想不到，2005 年 10 月 12 日的清晨，这个总是笑着的女人，会被绑匪拖进黑色的轿车，开始一场长达 12 小时的生死考验。 金燕和丈夫唐军是 1999 年结的婚。唐军是个老实人，话不多，以前在工厂上班，后来工厂倒闭了，就跟着金燕一起开饭店。2002 年，两人凑了 10 万块钱，盘下了解放大路的这间门面，开了 “金达莱” 饭店。 为了做好生意，金燕专门去延吉学了三个月的朝鲜菜做法，辣白菜的腌制、烤五花肉的火候、石锅拌饭的调料，她都学得很认真。回来后，她又高薪请了个朝鲜族厨师，姓朴，做了三十年朝鲜菜，手艺很好。 唐军负责采购和管理， 每天早上，他会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蔬菜和肉；晚上，他会盘点账目，给员工发工资。夫妻俩每天从早忙到晚，饭店的口碑越来越好，不到三年，就成了吉林市餐饮行业的 “明星店”。 每天早上 9 点，饭店开门，金燕会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欢迎光临，里面请！” 客人多的时候，她会帮忙端菜、收碗，跟客人聊天，“阿姨，今天的辣白菜好吃吗？”“大哥，要不要再来瓶啤酒？” 员工们都喜欢跟金燕干活。有一次，服务员小李的母亲生病，需要做手术，小李没钱，急得哭。金燕知道了，从家里拿了五千块钱，递给小李：“先给阿姨看病，钱不够再跟我说。” 小李感动得哭了，说 “金经理，你真是个好人”。 还有一次，一个要饭的老人在饭店门口徘徊，金燕看到了，让厨房煮了碗热汤，拿了两个馒头，递给老人：“大爷，快吃吧，暖和暖和。” 老人接过汤和馒头，对着金燕磕头，金燕赶紧扶他起来：“大爷，别这样，应该的。” 饭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坐满了客人。烟雾缭绕的大厅里，人们围着桌子吃火锅、烤五花肉，说着笑着，很是热闹。可谁也没注意到，在这些热闹的背后，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金燕， 那是绑匪翟云峰的眼睛。 翟云峰以前是警察，后来因为违纪被开除，在吉林市的一家商务会馆当拳击教练。他经常来 “金达莱” 吃饭，每次来，都会坐在靠窗的位置，观察金燕的行踪，他看到金燕每天早上 5 点会独自开车去江南菜市场采购，6 点准时返回饭店；看到唐军每天晚上会盘点账目，然后把钱存进银行；看到饭店的客人很多，生意很好，知道这对夫妻肯定有钱。 “这对夫妻，是块肥肉。” 翟云峰心里想着，开始盘算着一场绑架计划。 2005 年 10 月 12 日，清晨 4 点 45 分。天还没亮，吉林市江南菜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商贩们推着三轮车，在马路上穿梭，喊着 “新鲜的白菜，五毛钱一斤！”“刚杀的猪肉，十二块钱一斤！” 雾气缭绕，带着一股泥土和蔬菜的味道，冷飕飕的。 金燕开着家里的白色面包车，像往常一样来采购。面包车是去年买的，用来拉菜，车身很干净，是金燕每天晚上都会擦的。她穿着黑色外套，里面是件红色的毛衣，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今天要采购的菜：白菜 20 斤、萝卜 15 斤、牛肉 10 斤、辣白菜 5 斤、豆腐 10 块…… 她停好车，走进菜市场。先去了卖白菜的摊位，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跟金燕很熟：“金经理，今天又来这么早啊？” “阿姨，早啊，” 金燕笑着说，“今天的白菜新鲜吗？给我来 20 斤。” “新鲜，刚从地里拔的，还带着露水呢！” 阿姨一边说，一边给金燕称白菜，“你放心，保证好吃。” 金燕又去了卖牛肉的摊位，买了 10 斤牛肉；去了卖辣白菜的摊位，买了 5 斤辣白菜。她采购很认真，会仔细挑选，看看菜新不新鲜，肉好不好，生怕买回去的菜不好，影响客人的口味。 5 点 05 分，金燕把第一批菜装上了车 —— 白菜、萝卜、牛肉、辣白菜，满满一后备箱。她拍了拍手上的灰，准备去买豆腐和土豆，突然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面包车前面。 那辆车没挂牌照，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清里面的人。金燕心里有点疑惑 ，以前没见过这辆车，而且菜市场门口很少停这种车。她想绕开，可轿车的门突然开了，下来两个彪悍的男人。 一个高个子，大约一米八，穿黑色夹克，留着寸头，脖子上有个纹身，看起来很凶；一个矮个子，大约一米七，穿蓝色牛仔裤，脸上有块疤，从眼角一直到嘴角，看着很吓人。 没等金燕反应过来，两个男人就冲了上来，一边一个架住她的胳膊。高个子男人的手很有力，掐得金燕的胳膊生疼；矮个子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块黑布，蒙住了金燕的眼睛，然后对车里喊 “快开车！” 金燕想喊，可高个子男人死死卡住她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她想挣扎，可两个男人的力气太大，她根本动不了。她被拖进轿车的后座，车门 “砰” 地一声关上，轿车立即疾驰而去。 轿车里一片漆黑，金燕被按在后座上，动弹不得。她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很响，说明车开得很快；还能听到三个男人的喘气声，除了架她的两个，前面还有个司机。车里的气味很难闻，有烟味、汗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汽油味。 金燕的心里很害怕，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要带她去哪里，要对她做什么。她想到了唐军，想到了他们的儿子，儿子才五岁，还在家里睡觉，不知道妈妈已经被绑架了。她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蒙眼的黑布。 轿车开了大约半小时，停了下来。金燕能感觉到，车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周围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一个男人用绳子捆住她的手脚，绳子很粗，勒得她的手腕和脚踝生疼；又用胶带封住她的嘴，胶带粘在脸上，很不舒服。然后，她听到了手机按键的声音，接着，一个粗哑的声音响了起来：“你是金达莱的老板唐军吧？你老婆在我手里，上午 10 点前准备 100 万赎金，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敢报警，就撕票！” 这个声音是高个子男人的，金燕能听出来。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这伙人连丈夫的手机号都知道，还专门挑早上她一个人采购的时候动手，显然是蓄谋已久。 电话挂断后，车里的一个男人说 “他要是报警怎么办”，另一个男人说 “再给他打个电话，吓唬吓唬他”。然后，那个粗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唐军，我警告你，别耍花样！敢报警，我就把你老婆的裸照传上网，把她肢解了，扔到吉林市的各个角落，让你连尸首都找不到！” 金燕听得浑身发抖，她不明白，自己和丈夫从没得罪过人，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他们夫妻俩安分守己做生意，对人友善，就算是陌生人来要饭，都会给碗热饭，怎么就会成为绑匪的目标？ 没等她多想，车又开了起来。这次开了大约十分钟，车又停了下来。金燕能感觉到，自己被架下了车，重重地摔在地上， 地上有碎石和树枝，硌得她的背和腿生疼。 “等拿到钱，就把她做掉，别留活口。” 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声音很低，但金燕听得很清楚。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金燕的心里。她知道，这伙人不仅要 money，还要她的命。她开始害怕，身体不停地发抖，眼泪流得更凶了。 两个男人对着她拳打脚踢， 高个子男人踢她的肚子，矮个子男人打她的脸。金燕疼得厉害，很快就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树林里。周围黑漆漆的，只有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一点点光亮。一个男人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拉起来，恶狠狠地说：“到了我们手里，你就等着死吧！拿到钱，让你死得痛快些；拿不到，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这个男人是矮个子，脸上的疤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吓人。金燕想说话，可嘴被封住了，只能发出 “呜呜” 的声音。 “小五，你在这看着她，我们去拿钱。” 高个子男人对矮个子男人说，然后又对金燕说，“别想着跑，跑了也没用，这地方荒无人烟，没人会来救你。” 说完，高个子男人和司机就开车走了，只剩下矮个子男人， 也就是 “小五”，看守金燕。 金燕后来才知道，这伙绑匪一共有四个人，除了高个子王德起、矮个子崔永国（小五）、司机苏家斌，还有一个主谋，叫翟云峰。 翟云峰是吉林市人，35 岁，以前当过警察，后来因为收受贿赂被开除。他身手好，会拳击，在一家商务会馆当拳击教练。他很聪明，也很狡猾，知道怎么躲避警察的追捕，这也是他成为绑匪主谋的原因。 2004 年，翟云峰在商务会馆认识了来学拳击的王德起和苏家斌。王德起是黑龙江鹤岗人，30 岁，没正经工作，以前因为小偷小摸被抓过；苏家斌是吉林市人，28 岁，以前开过小卖部，后来倒闭了，也没工作。两人都游手好闲，喜欢喝酒、打牌，没钱了就到处借钱。 翟云峰很快就和他们混在了一起，经常一起喝酒、打牌。2005 年初，崔永国刑满释放， 他因为抢劫罪被判了 6 年，在监狱里待了 4 年，提前释放。他也来商务会馆学拳击，很快就和翟云峰、王德起、苏家斌打成了一片。 四个人经常一起喝酒，喝多了就抱怨没钱。2005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四个人在一家小酒馆喝酒，翟云峰看着窗外的 “金达莱” 饭店，说：“你们看那家饭店，生意多好，老板夫妻俩肯定有钱。咱们绑架他们，弄个百八十万，后半生就不愁了。” 王德起、苏家斌、崔永国一听，都来了兴趣。王德起说 “好啊，我早就想干票大的了”；苏家斌说 “我认识那女老板，每天早上会去菜市场采购，好下手”；崔永国说 “我以前在监狱里学过怎么绑人，保证没问题”。 就这样，一桩人命关天的绑架案，就在酒桌上定了下来。 几天后，四个人以吃饭为名，去 “金达莱” 踩点。他们点了辣白菜、烤五花肉、石锅拌饭，一边吃一边观察金燕的行踪， 他们发现，金燕每天早上 5 点都会独自开车去江南菜市场采购，6 点准时返回饭店，这是最佳的作案时机。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开始周密准备： 翟云峰负责制定计划和准备工具。他知道警察会通过手机信号追踪，所以专门去了长春， 距离吉林市 100 公里， 买了一张无记名手机卡；他还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名字叫 “陈琳”，用这张假身份证开了个邮政储蓄账户，用来存赎金。他还准备了绳子、胶带、眼罩，都是从批发市场买的，没留下任何线索。 王德起和苏家斌负责跟踪金燕。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江南菜市场附近，观察金燕的采购路线和时间；晚上会去 “金达莱” 饭店附近，观察唐军的行踪。他们还偷了一辆黑色轿车，是从吉林市郊区偷的，没挂牌照，用来作案。 崔永国负责开车和看守人质。他以前开过车，技术不错；而且他刚刑满释放，警察对他的关注度不高，适合看守人质。 一切准备就绪后，翟云峰决定在 10 月 12 日动手，因为快入冬了，天气冷，早上菜市场的人少，方便作案；而且这个时候，饭店的生意正好，唐军手里应该有不少钱。 早上 5 点 30 分，唐军接到绑匪的电话时，正在饭店准备开门。他刚把卷帘门拉开一半，手机就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以为是推销电话，想挂掉，可还是接了。 “你是金达莱的老板唐军吧？” 电话里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你老婆在我手里，上午 10 点前准备 100 万赎金，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敢报警，就撕票！” 唐军的脑子一下子懵了，他以为是恶作剧，说 “你是谁？别开玩笑了，我老婆去菜市场采购了，马上就回来”。 “开玩笑？” 对方冷笑一声，“你老婆穿黑色外套，红色毛衣，开白色面包车，车牌号是吉 bxxxx，对不对？我告诉你，别耍花样，10 点前见不到钱，你就等着收尸吧！” 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 唐军拿着手机，手都在抖。他赶紧给金燕打电话，可金燕的手机关机了。他又跑到江南菜市场，找了一圈，没看到金燕的面包车，也没看到金燕的人影。 他知道，这不是恶作剧，金燕真的被绑架了。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知道，现在最要紧的是报警，不能让绑匪知道。他赶紧回到饭店，关上门，拨打了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报警电话。 “喂，刑警支队吗？我老婆被绑架了，绑匪要 100 万赎金，说上午 10 点前不交钱就撕票！” 唐军的声音都在抖，“我老婆叫金燕，在江南菜市场被绑走的，绑匪开一辆黑色轿车，没挂牌照……” 吉林市公安局一听，立马重视起来，绑架案是重大刑事案件，而且涉及 100 万赎金，数额巨大。局长立即下令，成立专案组，由副局长张卫国亲自指挥，调集了刑警支队、行动技术支队和昌邑公安分局的警力，分成四个小组： 第一组：搜寻组。由刑警支队的民警组成，负责在吉林市市区和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重点排查黑色无牌轿车，以及偏僻的树林、废弃工厂等可能藏匿人质的地方。 第二组：技术组。由行动技术支队的民警组成，负责跟踪绑匪的手机信号，查清绑匪的位置；同时监控金燕和唐军的手机，记录所有通话内容。 第三组：谈判组。由有经验的民警组成，负责指导唐军和绑匪周旋，拖延时间，为搜寻组争取机会；同时安抚唐军的情绪，让他不要慌乱。 第四组：外围组。由昌邑公安分局的民警组成，负责在吉林市的各个出入口、高速公路收费站、火车站、汽车站设置卡点，严查过往车辆和人员，防止绑匪带着人质或赎金逃跑。 专案组很快就赶到了 “金达莱” 饭店，和唐军见面。张卫国副局长对唐军说：“你别慌，我们一定会救出你老婆。现在最重要的是配合我们，跟绑匪周旋，别让他们知道你报了警。” 唐军点了点头，擦干眼泪，说 “我听你们的，只要能救出我老婆，我什么都愿意做”。 9 点 15 分，绑匪又给唐军打电话，问赎金准备得怎么样了。唐军按照专案组的指示，说 “100 万太多了，我只筹到 30 万，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我还在跟亲戚朋友借钱，很快就能凑够”。 “30 万？” 绑匪火了，“你打发要饭的呢？中午 11 点前必须凑够 100 万，不然就撕票！你别想着报警，我们盯着你呢，只要看到警察，你老婆就死定了！” 唐军求着要跟金燕通话，说 “我想听听我老婆的声音，确认她没事”，可绑匪直接挂断了电话。 张卫国副局长分析，绑匪很可能在吉林市周边有藏匿点，而且他们很狡猾，知道怎么躲避警察的追踪。他决定，让唐军继续以 “筹钱” 为借口，拖延时间；同时让技术组加大对绑匪手机信号的追踪力度，尽快找到绑匪的位置。 中午 12 点 35 分，绑匪又打来电话，这次是用金燕的手机打的。绑匪让唐军把赎金存入一个长春的邮政储蓄账户，账号是 xxxxxx。唐军再次要求跟金燕通话，绑匪还是不同意，只说 “钱存进去后，我们会告诉你人质的位置”。 专案组判断，绑匪很可能在长春有落脚点，或者想把赎金转移到长春，然后逃跑。张卫国副局长立即下令，派技术组和刑警支队的民警，连夜赶到长春，在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展开调查。 长春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开户的邮政储蓄所， 在长春市红旗街，叫 “红旗街邮政储蓄所”。民警调取了开户信息，发现开户人是 “陈琳”，但身份证信息是假的， 照片和身份信息不符，显然是用假身份证开的户。 技术组还发现，绑匪的手机信号来自吉林市丰满区的江南乡。 那里是农村，有很多树林和废弃的厂房，很适合藏匿人质。搜寻组立即赶往江南乡，展开搜寻。 专案组还制定了一个策略：先给绑匪存 5 万元，稳住他们，让他们以为唐军在积极筹钱，不会报警；同时让唐军继续以 “筹钱” 为借口，拖延时间，为搜寻组争取机会。 下午 2 点，唐军按照指示，去了吉林市的一家邮政储蓄所，给绑匪的账户存了 5 万元。然后，他给绑匪发了条短信：“钱已经存了 5 万，剩下的 95 万我还在凑，别伤害我老婆，我一定会凑够的。” 与此同时，长春的警方在监控中发现，唐军存入的 5 万元，在下午 3 点 15 分被一个男人取走了。民警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看到了取款人的样子：35 岁左右，身高 1 米 72，瘦长脸，头发是羊毛卷，上身穿着土黄色夹克，里面穿着黑色圆领 t 恤衫，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包。 “这个人很可能是绑匪的同伙！” 张卫国副局长说，“他取完钱后，肯定会返回吉林市，我们在吉长公路、机场高速等出入口设置卡点，一定要抓住他！” 下午 4 点左右，绑匪又给唐军打电话，说 “5 万不够，必须再存 53 万，不然就杀了金燕”，还报了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唐军故意把账号念错，绑匪不耐烦地重复了好几遍，还在电话里发火：“你是不是故意的？再念错，我就撕票！” 唐军连忙说 “我不是故意的，我太紧张了，怕记错了账号，钱就白存了。你再念一遍，我记下来”。 在绑匪重复账号的时候，唐军趁机问 “开户人是谁啊？我怕存错了”，绑匪脱口而出 “陈琳”， 这和之前的开户人一样，进一步确认了绑匪用的是假身份证。 下午 4 点 47 分，吉长公路北线的南三道卡点，民警发现一辆墨绿色捷达车闯卡逃跑，驶向吉林市区。这辆车的司机穿着土黄色夹克，和监控录像里的取款人很像。 “就是他！” 卡点的民警立即上报专案组，张卫国副局长下令，调动市内的交警和巡警，对捷达车进行围堵。 下午 6 点，在南三道卡点附近的一个加油站，捷达车停下来加油。民警趁机上前，将司机和副驾驶的男人控制住。经确认，司机就是取款人 —— 王德起，副驾驶的男人是苏家斌。 民警从他们身上搜出了 5 万元现金和金燕的手机。经过突审，王德起和苏家斌很快就交代了：主谋是翟云峰，另一个同伙是崔永国，金燕被关押在丰满区江南乡幺岭村的一片树林里。 专案组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去吉林市的商务会馆抓捕翟云峰；另一路直奔幺岭村，解救人质金燕。 翟云峰很快就被抓获了， 他正在商务会馆教拳击，看到警察进来，还想反抗，可很快就被制服了。 可搜寻组在幺岭村的树林里搜寻了很久，都没找到金燕 。 原来，崔永国发现王德起和苏家斌联系不上，担心他们被抓，就带着金燕换了地方，躲到了幺岭村后山的一片更深的树林里。 金燕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了。 崔永国带着金燕躲在幺岭村后山的树林里，心里越来越慌。他给王德起和苏家斌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只剩下一格电。 金燕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慌乱。她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逃生机会。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自救。 下午 4 点多，崔永国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翟云峰打来的，可没说几句就断了，只听到翟云峰说 “钱拿到了，快……” 然后就没声音了。 崔永国知道，肯定出事了。他变得更加暴躁，一脚踩在金燕的胸口上，说 “你丈夫再不打钱，我就杀了你！” 金燕疼得厉害，可她没喊，只是用眼神看着崔永国， 她知道，现在不能激怒他。 崔永国撕掉金燕嘴上的胶带，把手机递到她耳边，说 “给你丈夫打电话，让他赶紧打钱，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金燕听到丈夫的声音，差点哭出来，可她知道不能慌。她故意说 “大军，你快把钱给他们吧，他们说拿到钱就放我回去，不会伤害我，我现在很好，他们对我也不错”， 她想让丈夫知道自己还活着，同时暗示丈夫 “他们” 有好几个人，而且她现在很安全，让丈夫别担心。 “你跟他说，必须在晚上 7 点前把钱存进来，不然我就撕票！” 崔永国在旁边喊。 金燕把崔永国的话转达给唐军，然后还想再说几句，可崔永国一把抢过手机，挂了电话。 “别想着耍花样，” 崔永国恶狠狠地说，“你丈夫要是不打钱，我就杀了你！” 金燕看着崔永国，发现他虽然很凶，但眼神里有一丝犹豫。她想，这个人可能不是天生的坏人，只是被生活逼到了绝路。她决定试试，跟他聊聊天，慢慢引导他。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金燕轻声说，“你看起来年纪不大，应该有更好的出路，为什么要走歪路呢？” 崔永国愣了一下，没想到金燕会跟他聊这个。他蹲下来，看着金燕，说 “我没钱，我想出国，可出国需要很多钱，我只能这么做”。 “出国？” 金燕说，“出国需要多少钱啊？” “大概 10 多万吧。” 崔永国说，语气软了一些，“我以前在监狱里待了 4 年，出来后没人愿意要我，找不到工作，只能跟着他们干这个。” 金燕听了，心里有点同情他。她继续说 “老弟，你还年轻，别干这种傻事了。我给你 20 万，你拿着钱出国，或者做点小生意，以后好好过日子，别跟那些人混了。那些人只是利用你，不会真心对你好的。” 崔永国看着金燕，眼神里有了一丝动摇：“你真的会给我 20 万吗？你不会骗我吧？” “我不会骗你，” 金燕说，“我说话算话。只要你放我回去，我马上给你钱。你想想，如果你杀了我，警察肯定会抓住你，你这辈子就完了；如果你放了我，你能拿到 20 万，还能重新开始，哪个更划算？” 崔永国沉默了。他想了想自己的处境，没工作，没家人，没人关心他，确实很可怜。如果能拿到 20 万，他真的想重新开始。 “可是，我放了你，他们会找我麻烦的。” 崔永国说，语气里有了一丝害怕。 “他们不会找你麻烦的，” 金燕说，“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拿着钱跑了，不会管你了。你想想，他们让你看守我，自己去拿钱，现在联系不上，肯定是跑了。你要是还跟着他们，只会被他们拖累。” 崔永国觉得金燕说得有道理。他越来越慌，说 “咱们下山吧，不然天黑了不好走，警察也可能会来”。 金燕点了点头，说 “好，咱们下山。我戴着眼罩，走不了路，你走前面，我跟着你”。 崔永国同意了，他解开金燕手脚上的绳子，扶着金燕站起来。金燕的腿很麻，走了几步就差点摔倒，崔永国扶了她一把。 两人慢慢往山下走。金燕能感觉到，周围的树木越来越少，应该快到公路了。她心里越来越激动，知道自己离自由越来越近了。 走了一会儿，金燕听到远处有脚步声，很轻，像是有人在悄悄靠近。她知道，是警察来了。 她不能让崔永国发现，不然他肯定会狗急跳墙，杀了自己。她故意指着天空，说 “老弟，你看今天的月亮真圆，以后你到了别的地方，看到月亮，就想想大姐，想想今天的事，别再干傻事了”。 崔永国抬头看月亮，嘴里念叨着 “是啊，月亮真圆”。 就在这时，金燕趁机往前跑了几步，拉开了和崔永国的距离。与此同时，三名民警从树林里冲出来，一下子按住了崔永国。 “不许动！警察！” 民警大喊。 崔永国想反抗，可很快就被制服了。他看着金燕，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一丝后悔。 金燕看到民警，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知道，自己安全了。 民警解开她眼睛上的黑布，扶着她走到路边。唐军早就等在那里，看到金燕平安无事，他冲过去抱住金燕，哽咽着说 “燕子，你没事就好，咱们回家，咱们回家”。 金燕靠在唐军的怀里，眼泪不停地流。从清晨 4 点 45 分被绑架，到傍晚 6 点 30 分被解救，她经历了 12 个小时的生死考验。这 12 个小时里，她害怕过，绝望过，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她想着丈夫，想着儿子，想着一定要活着回去。 后来，四名绑匪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翟云峰、王德起、苏家斌、崔永国，因绑架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金燕和唐军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金达莱” 饭店重新开业，客人比以前更多了。 人们都知道，这个饭店的女经理，是个勇敢、机智的女人。 第104章 一双拖鞋 2011 年 11 月的赣州，寒流来得比往年早。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透，赣县区梅林镇的商业街静得只剩风声。 寒风卷着梧桐叶，在青石板路上打旋，偶尔撞上店铺的卷闸门，发出 “哐当” 一声轻响，又很快被吞没在浓稠的黑暗里。 “云路女装” 的卷闸门紧闭着。这是这条街上最不起眼的一家小店，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挂满了平价女装，门口的灯箱上，“全场 5 折” 的红色贴纸已经翘了边。店主江云路总是第一个开门，每天早上八点半，路过的街坊总能看见她弯腰擦玻璃的身影，扎着低马尾，穿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手上沾着肥皂水，却笑得很亮。 可今天，灯箱没亮，卷闸门也没开。 早上七点半，一辆摩托车停在店门口。骑车的男人叫李建军，是江云路的丈夫。他捏着手机，屏幕上还停留在凌晨五点的未接来电。 他给江云路打了七通电话，都没人接。“这丫头，又熬夜整理货了？” 李建军嘴里念叨着，伸手去推卷闸门，指腹触到冰冷的金属时，却顿了一下 —— 卷闸门是从里面锁死的。 一种莫名的心慌顺着脊椎往上爬。他掏出备用钥匙，手抖得插了三次才插进锁孔。“咔嗒” 一声，锁开了。他猛地拉开卷闸门，一股混杂着灰尘和淡淡血腥味的冷空气涌了出来，让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云路？江云路！” 他喊了两声，店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楼的货架摆得整整齐齐，昨天新到的毛衣还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收银台的抽屉没关，里面放着几张零钱和一本翻开的账本，钢笔还夹在页缝里 。 楼梯在店的最里面，木质的台阶被踩得发亮。李建军扶着扶手往上走，每走一步，楼梯就发出 “吱呀” 一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二楼的灯没开，只有晨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带。 “云路？” 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已经有些发颤。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楼梯口的地板上。 一个熟悉的身影蜷缩在那里，穿着昨天穿的米色外套，牛仔裤褪到了膝盖处，头发散在脸上，遮住了表情。李建军的脑子 “嗡” 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他冲过去，蹲下身想把人扶起来，手指刚碰到江云路的胳膊，就僵住了， 那胳膊凉得像冰。 “啊！~” 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商业街的宁静。 接到报警时，赣县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李队长刚泡了杯热茶。杯子还没捂热，他就抓起外套往外冲，警车的警笛声在清晨的街道上撕开一道口子，往梅林镇赶。 “死者江云路，27 岁，江西赣州人，在梅林镇开女装店一年多，店是租的两层小楼，一楼营业，二楼居住。” 副驾驶的小王念着初步信息，“报警人是她丈夫李建军，早上七点半发现尸体，说现场没被翻动过。” 李队长皱着眉，看向窗外。梅林镇是赣县区的老镇，商业街虽然热闹，但大多是老房子，监控设施不全。 警车停在 “云路女装” 门口时，周围已经围了不少街坊。有人踮着脚往里看，有人小声议论，还有大妈抹着眼泪：“云路这孩子多好啊，平时省吃俭用，怎么就遭了这种罪……” 技术人员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李队长戴上手套和鞋套，跟着法医老陈走进店里。 一楼的空气里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水味， 是江云路平时用的那款，很便宜的花香调。货架上的衣服摆得很整齐，没有打斗的痕迹，只有最里面的货架上，一件粉色外套掉在了地上，像是被人碰过。“小王，把这个拍下来，看看上面有没有指纹。” 李队长指了指那件外套。 走上二楼，光线更暗了。老陈已经蹲在尸体旁，打开了手电筒。光束下，江云路的脸露了出来。 眼睛闭着，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发紫，颈部有一圈深褐色的掐痕，指印清晰可见，像是被人用尽全力掐过。 “死因初步判断是机械性窒息，颈部掐痕是致命伤，” 老陈的声音很沉，“你看这里，” 他指着掐痕的边缘，“有轻微的皮肤破损，应该是嫌疑人手指上有茧子，或者戴了戒指之类的东西。” 李队长的目光扫过尸体周围。江云路的右手边，摆着一双崭新的毛线拖鞋， 藏青色的，鞋面上绣着一朵小梅花，鞋底还没沾过灰尘，显然是没穿过的。拖鞋摆得很整齐，鞋尖朝着同一个方向，像是有人特意放在那里的。 “奇怪，” 李队长皱了皱眉，“如果是搏斗现场，拖鞋怎么会这么整齐？” 小王在一旁记录：“死者身上的衣服有撕扯痕迹，牛仔裤被褪至膝盖，初步怀疑有性侵行为，但需要尸检确认。” 李队长点点头，又看向不远处的一个纸箱。纸箱是装衣服的，里面放着江云路的手提包和钱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钱包，里面有几张百元钞，还有几十块零钱，加起来大概三百多块，硬币还在钱包的小格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去卧室看看。” 李队长站起身。 二楼的卧室很小，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空间。被子没叠，瘫在床垫上，像是江云路早上起床后没来得及整理。床边摆着一张木质书桌，桌上堆着衣服、化妆品和几本杂志，两瓶没盖盖子的乳液还沾着指腹大小的痕迹，显然是刚用过不久。 “李队，你看这个。” 技术人员小张突然喊了一声。他蹲在书桌角，手里拿着一个透明证物袋，里面装着两盒安全套，都是同一个品牌，其中一盒已经被打开，少了一只。 李队长凑过去看了一眼，眉头皱得更紧了：“记录下来，品牌、型号都要记清楚。” 就在这时，负责搜查卫生间的民警喊了起来：“李队！这里有发现！” 卫生间在卧室的隔壁，只有几平米大，里面摆着一个蹲便器。民警指着蹲便器里的水面，那里浮着一个白色的塑料包装袋，边缘有齿痕，显然是被撕开的。“这像是安全套的包装袋，您看。” 小张立刻过去，用镊子小心地把包装袋夹了出来，放进证物袋：“回去比对一下，看看和书桌那两盒是不是同一个牌子。” 李队长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狭小的空间，心里涌起一股疑惑：如果嫌疑人用了安全套，那安全套本身去哪了？是被带走了，还是藏在什么地方没找到？ “李队，卧室门后还有东西！” 小王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卧室门后挂着一个橙色的塑料袋，鼓鼓囊囊的。小王打开袋子，里面全是现金。 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甚至还有一块、一毛的零钱，用橡皮筋扎成了几捆。“初步数了一下，大概有八千多块。” “八千多？” 李队长愣了一下。他想起街坊说的 “江云路省吃俭用”，这八千块，恐怕是她攒了很久的进货款。如果嫌疑人是为了钱，为什么放着这八千多块不拿，只动了钱包里的三百多？ “不对劲，” 李队长摸了摸下巴，“这现场太反常了，像是性侵，又不像；像是劫财，又没拿大额现金。小王，再仔细搜一遍，尤其是窗户、阳台这些地方，别放过任何痕迹。” 小张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本账本，里面记着江云路每天的收入和支出，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甚至几毛钱的支出都没落下。最后一笔记录是案发前一天晚上：“卖毛衣两件，收入 180 元；晚饭，15 元。” “死者昨天晚上还在记账，” 李队长看着账本上娟秀的字迹，“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具体时间得等尸检报告。” 老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尸体得运回局里做详细尸检，争取尽快确定死亡时间和是否有性侵行为。” 李队长点点头，又看向楼梯口的尸体。江云路的眼睛还闭着，像是只是睡着了。他想起街坊说的 “每天第一个开门”，心里一阵发酸。 这个才 27 岁的女人，大概永远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留在这个冬天的早晨。 “通知家属，让他们来局里做笔录。” 李队长对小王说，“另外，调取商业街附近的监控，虽然老房子多，但总有几个能用的，看看昨晚有没有可疑人员进出。” 走出 “云路女装” 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洒在街道上，驱散了一些寒意，可李队长的心里却沉甸甸的 ，这个看似简单的命案现场，藏着太多反常的痕迹，像是一个迷宫，刚走进去，就已经看不清方向。 赣州市公安局法医中心的解剖室里，温度低得让人打颤。江云路的尸体躺在解剖台上，身上盖着白布，只露出需要检查的部位。老陈戴着口罩和手套，手里拿着解剖刀，眼神专注而严肃。 “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饭后两小时左右，” 老陈一边检查，一边对旁边记录的助手说，“胃内容物有米饭、青菜和少量鱼肉，消化程度中等，结合尸温、尸僵情况，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案发当晚 8 点半到 10 点半之间。” 助手点点头，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 老陈的目光落在江云路的颈部。掐痕呈环形，宽度约 3 厘米，边缘有不规则的皮肤破损，“嫌疑人应该是用双手掐住死者颈部，力度很大，导致气管和颈动脉受压，窒息死亡。你看这里，” 他指着掐痕的右侧，“有一个细小的凹陷，像是戒指留下的痕迹，可能嫌疑人手上戴了戒指。” 接下来是性侵排查。老陈仔细检查了江云路的衣物和身体，发现她的外套和内衣有撕扯痕迹，但身体没有生前遭受性侵的损伤。“取阴道分泌物样本，回去做 dNA 检测，看看有没有嫌疑人的痕迹。” 助手小心翼翼地取了样本，放进证物袋。 “另外，” 老陈突然停下动作，目光落在江云路的腹部，“你们看这里。” 他用手指轻轻按压腹部，“死者可能怀孕了，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确认。”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如果江云路怀孕了，那这起案子就是一尸两命， 嫌疑人的残忍程度，又多了一层。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老陈做了详细的解剖。当检测结果出来时，他拿着报告，脸色更加沉重：“死者确实怀孕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另外，阴道分泌物里没有检出精液成分，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的 dNA，也就是说，死者没有生前遭受性侵。” “那现场的安全套和包装袋是怎么回事？” 助手疑惑地问。 老陈皱着眉，思索了一会儿：“有可能是嫌疑人在死者死后，对尸体进行了侮辱，并且使用了安全套。安全套应该是死者书桌上的那盒，嫌疑人用完后带走了，只留下了包装袋。” 这个结论让解剖室里的气氛更加压抑。死后侮辱尸体，还特意使用安全套。 嫌疑人不仅残忍，还具备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更关键的是，技术人员在江云路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微量的皮肤组织和血液残留。“提取 dNA 样本，和现场烟头上的 dNA 比对一下。” 老陈对助手说。 之前勘查现场时，技术人员在二楼的窗台上发现了一个烟头。 是某个品牌的香烟，烟蒂上有咬过的痕迹，应该是嫌疑人留下的。 很快，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江云路指甲缝里的生物检材，和烟头上的 dNA 属于同一个男性。“这应该就是嫌疑人的 dNA，” 老陈拿着报告，“另外，我们在死者的颈部皮肤组织里，还发现了另一份男性的 dNA~ 和指甲缝里的不是同一个人。” “两份不同的男性 dNA？” 助手惊讶地睁大眼睛，“这意味着什么？” 老陈摇了摇头：“不好说。有可能是案发前，死者接触过其他男性，也有可能…… 现场还有第二个人。但目前没有更多线索，只能先把这两份 dNA 录入数据库，看看能不能比对到嫌疑人。” 李队长接到老陈的电话时，正在办公室里看监控录像。商业街附近的监控大多是私人店铺装的，像素不高，而且有不少盲区。他盯着屏幕，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眼睛都快花了，也没发现可疑人员。 “李队，尸检报告出来了，” 老陈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晰，“死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昨晚 8 点半到 10 点半，怀孕两个月，一尸两命。另外，死者没有生前性侵，是死后被侮辱，现场的安全套包装袋就是嫌疑人留下的。还有，死者指甲缝里有一份男性 dNA，颈部有另一份男性 dNA，都不是她丈夫的。” “两份 dNA？” 李队长的眉头拧成了疙瘩，“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烟头的 dNA 和指甲缝里的对得上吗？” “对得上，是同一个人。颈部的那份还没找到匹配的。” “好，我知道了。” 李队长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两份不同的男性 dNA，反常的现场痕迹，消失的安全套和金项链、手机 —— 这个案子像是一团乱麻，每解开一根，就会出现更多的线头。 “李队，家属来了，在会议室等着做笔录。” 小王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杯水。 李队长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警服：“走，去看看。” 会议室里，李建军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他的父母坐在旁边，老太太一直在抹眼泪，老爷子则皱着眉，不停地叹气。 “李建军，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能配合。” 李队长坐在他对面，语气尽量温和，“案发当晚，你在哪里？有没有人能证明？” 李建军抬起头，声音沙哑：“我…… 我在我爸妈家。我和云路最近有点矛盾，没住在一起，周末才会去店里看她。昨晚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她没接，我以为她睡着了，就没再打。” “矛盾？什么矛盾？” 李队长追问。 李建军的肩膀垮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我们结婚五年了，一直没孩子，之前因为这事吵过几次。后来云路说想专心开店，我不同意，就有点冷战…… 不过，”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哽咽，“她前段时间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本来打算等孩子生下来，就好好过日子的……” 这句话让李队长心里一沉。如果江云路怀孕了，李建军作为丈夫，按理说应该很关心她，可他却在案发当晚没去店里 ， 这一点，多少有些反常。 “你最后一次见江云路是什么时候？” “上周六，我带孩子去店里看她，” 李建军的声音更低了，“孩子才三岁，平时跟我爸妈住，那天云路还抱着孩子，说等忙完这阵，就接孩子去店里住……” 说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捂住脸哭了起来。老太太也跟着哭，会议室里的气氛很压抑。 李队长等他平复了一会儿，又问：“江云路平时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特别的人？比如网友、顾客，或者有矛盾的人？” 李建军摇了摇头：“她平时很少跟我说这些，就说开店挺累的，偶尔会提一两个老顾客。对了，” 他突然想起什么，“她之前说过，有个网友经常找她聊天，还威胁过她，让她别跟其他人来往，我让她别理那人，她也没多说。” “那个网友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李队长立刻追问。 “不知道，她没说，” 李建军皱着眉，“我当时没在意，以为就是普通网友吵架……” 从会议室出来，李队长让小王去查江云路的社交账号和通话记录：“重点查那个威胁过她的网友，另外，核实一下李建军案发当晚的行踪，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父母家。” 小王点点头，转身去办了。 李队长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可他的心里却一片冰凉。一尸两命，两份男性 dNA，还有一个神秘的网友。 江云路的电脑被运回了公安局。技术人员小张花了几个小时，恢复了她的社交账号数据。江云路用的是一个很老的社交软件，账号里加了八十多个好友，大多是男性，地域显示都是赣州本地。 “李队，你看这个。” 小张指着其中一个好友，网名叫 “齐天大圣”，头像是一张孙悟空的卡通图，“这个账号和江云路的聊天记录最多，而且有很多威胁的内容。” 李队长凑过去看屏幕。聊天记录从半年前开始，一开始还算正常，大多是聊日常和衣服，“齐天大圣” 偶尔会问江云路店里的新款，还买过几件衣服。可从三个月前开始，聊天内容变得越来越暧昧，甚至有些偏执。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是不是在跟别的男人聊天？”“我告诉你，江云路，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好，不然我饶不了你。”“你必须跟那个叫张元凯的断了联系，我看到你们聊天了，再跟他来往，我就去你店里找你！” 最后一条消息，是案发前一天晚上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总有一天会后悔。” “这个‘齐天大圣’很可疑，” 李队长指着屏幕，“查一下他的真实身份，还有那个叫张元凯的人，也一起查。” 小张点点头，立刻开始追踪 Ip 地址和账号信息。没过多久，他就找到了 “齐天大圣” 的真实身份：“李队，‘齐天大圣’叫王新宇，27 岁，赣州本地人，在市财政局上班，住址在章贡区的一个小区。” “张元凯呢？” “张元凯，27 岁，南康区一家电子厂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他和江云路的通话记录很多，最近一次通话是案发当晚 7 点 15 分，持续了 3 分钟。” 李队长立刻安排人手：“小王，你带两个人去财政局，找王新宇了解情况；我带一组人去南康区，找张元凯。记住，先别打草惊蛇，先了解情况。” 小王领了命，很快就带着人出发了。李队长则带着另一组人，开车往南康区赶。 赣州的冬天，下午四点多就开始天黑。车窗外的风景渐渐从城市变成了郊区，路边的农田里覆盖着一层薄霜，远处的山隐在灰蒙蒙的雾气里。李队长看着窗外，心里琢磨着：王新宇和张元凯，这两个人都和江云路有联系，而且都出现在关键时间点。 他们会不会和案子有关？ 另一边，小王已经到了赣州市财政局。他找到王新宇的办公室时，王新宇正在电脑前打字，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不像会威胁人的样子。 “王新宇，我们是赣县区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小王亮出证件。 王新宇看到警察，愣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警察同志，找我有事吗？我好像没犯什么事吧？” “我们在调查一起命案，死者是江云路，你认识她吗？” 小王开门见山。 听到 “江云路” 三个字，王新宇的手指顿了一下，放在键盘上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认识…… 她是开服装店的，我在她店里买过衣服，偶尔会聊几句。” “只是偶尔聊几句？” 小王拿出手机，调出 “齐天大圣” 和江云路的聊天记录，“这个‘齐天大圣’，是你吧？你威胁过江云路，让她跟其他男人断了联系，还说要去她店里找她， 这些都是你说的？” 王新宇的脸瞬间白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才低下头，声音有些沙哑：“是我…… 但我就是跟她开玩笑，没真要干什么。我喜欢她，想让她跟我在一起，所以才说那些话吓唬她。” “喜欢她？” 小王皱了皱眉，“你知道她结婚了吗？还有孩子？” “知道……” 王新宇的声音更低了，“但我觉得她过得不幸福，她跟我说过，和她丈夫经常吵架。我以为…… 我以为我能给她幸福。” “案发当晚，也就是 11 月 16 号晚上，你在哪里？做了什么？有没有人能证明？” 小王追问。 王新宇抬起头，眼神有些躲闪：“我…… 我在家，一个人待着，没出去过。没人能证明……” “一个人待着？” 小王盯着他的眼睛，“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人跟你联系过，或者你出去买过东西？” 王新宇的手指在桌子底下搓来搓去，沉默了一会儿，才摇摇头：“没有，我那天晚上心情不好，在家看了会儿电视就睡了。” 就在这时，小王注意到王新宇的脖子上，有两道浅浅的抓痕。 像是被人用指甲抓的，痕迹还很新鲜，大概一两天前留下的。“你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 小王指着他的脖子。 王新宇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脖子，眼神更加慌乱：“没…… 没什么，不小心被猫抓的。” “猫抓的？” 小王显然不信，“你家有猫吗？是什么品种的猫，能抓出这么整齐的两道痕？” 王新宇被问得说不出话，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小王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于是说：“王新宇，麻烦你跟我们回局里一趟，配合我们做个笔录，再提取一下你的 dNA 样本。” 王新宇的身体晃了一下，像是没站稳：“dNA 样本？警察同志，我真的没干什么，你们别冤枉我……” “是不是冤枉你，等调查清楚就知道了。” 小王不再跟他废话，示意身边的民警，“带他走。” 当王新宇被带上警车时，他还在不停地辩解：“我真的没杀人，我就是喜欢她，你们相信我……” 小王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没底。这个王新宇，有动机（喜欢江云路，威胁过她），有疑点（脖子上的抓痕，案发当晚无不在场证明），而且聊天记录里的偏执，也符合凶手的心理特征，可他真的是凶手吗？ 另一边，李队长已经到了南康区的那家电子厂。工厂位于郊区，周围是一片农田，厂房很大，门口有保安值守。李队长找到厂长，说明来意后，厂长立刻让人去叫张元凯。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跟着保安走了过来。他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体态偏瘦，脸上带着几分疲惫，手上有不少老茧 —— 这就是张元凯。 “张元凯，我们是赣县区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一下江云路的情况。” 李队长亮出证件。 张元凯听到 “江云路” 三个字，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江云路？我认识，她是开服装店的，我在她那里买过衣服。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 “她死了，16 号晚上在她的店里遇害了。” 李队长看着他的反应。 张元凯的眼睛猛地睁大，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死了？怎么会…… 她怎么会死呢？”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像是真的很意外。 “16 号晚上 7 点 15 分，江云路给你打了电话，你们聊了什么？” 李队长问。 张元凯低下头，搓了搓手：“她…… 她打电话催我还钱。我之前因为赌钱，借了她一些钱，大概有一万多吧。她催了我好几次，那天晚上又打电话来，我跟她说我暂时没钱，等发了工资再还她。” “你借了她一万多？” 李队长皱了皱眉，“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她为什么愿意借给你？” 张元凯的头垂得更低了：“我…… 我赌钱输了，欠了别人的钱，没办法才找她借的。她人挺好的，我说我会还她，她就借了……” “案发当晚，你在哪里？做了什么？” 李队长继续问。 “我在工厂宿舍，” 张元凯立刻回答，“那天晚上我下了班，就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洗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洗完澡就回宿舍睡觉了。我们宿舍的人都能证明，还有浴室的门卫，他也看到我了。” “洗澡洗了两个多小时？” 李队长的眉头皱了起来，“一个男人，洗澡需要这么久吗？” 张元凯的眼神闪了一下：“我…… 我那天有点累，在浴室里泡了一会儿，所以时间长了点。不信你们可以问门卫和我宿舍的人。” 李队长点点头：“我们会核实的。另外，你和江云路除了借钱，还有其他关系吗？比如，有没有暧昧关系？” 张元凯立刻摇头：“没有没有！我就是借她钱，没别的关系！她结婚了，我怎么会跟她有暧昧关系呢？” 他的语气很坚决，像是在极力撇清什么。 李队长看着他，没再追问：“麻烦你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做个笔录，再提取一下 dNA 样本。” 张元凯的身体僵了一下，但很快就点头：“好，我配合你们。” 当李队长带着张元凯回到赣县区公安局时，小王也带着王新宇回来了。两个嫌疑人被分别带到了审讯室，dNA 样本也送到了技术科。 李队长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夜色。审讯室的灯还亮着，小王和其他民警正在轮流审讯王新宇和张元凯。他心里清楚，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dNA 比对结果， 如果其中一个人的 dNA 和现场的匹配，那案子就有了突破。 可他没想到，接下来的结果，会让整个案子陷入更深的迷雾。 第二天早上，技术科的小张拿着 dNA 比对报告，匆匆走进李队长的办公室。他的脸色很难看，显然是结果不太理想。 “李队，比对结果出来了。” 小张把报告放在桌上，“王新宇的 dNA，和现场烟头上的、死者指甲缝里的 dNA 都对不上；张元凯的 dNA，和死者颈部的那份 dNA 对得上，但和指甲缝里的不是同一个人。” “什么？” 李队长拿起报告，飞快地看了一遍，“张元凯的 dNA 和死者颈部的对得上？那指甲缝里的是谁的？” “还不知道，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 小张摇了摇头，“另外，我们查了王新宇脖子上的抓痕，不是猫抓的，是人为抓的，但抓痕里的皮肤组织 dNA，和江云路的也对不上。 也就是说，不是江云路抓的。” 这个结果让李队长的心情沉到了谷底。王新宇有威胁行为，却没有 dNA 匹配；张元凯有 dNA 在死者颈部，却不是指甲缝里的嫌疑人 dNA。 这两个人，到底和案子是什么关系？ “审讯怎么样了？” 李队长问。 “王新宇还是说自己没杀人，脖子上的抓痕是他跟一个女网友约会时，被女网友抓的，他怕我们问起，才说是猫抓的。” 小张回答，“张元凯还是坚持自己案发当晚在洗澡，没去过江云路的店，他说死者颈部的 dNA，可能是之前跟江云路见面时，不小心留下的。” “不小心留下的？” 李队长皱着眉，“他们之前见过面？” “张元凯说，大概一周前，他去江云路的店里还钱，聊了一会儿，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脖子，但他坚决否认有暧昧关系，更别说杀人了。” 李队长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现在的情况是，两个最可疑的人，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凶手。那指甲缝里的 dNA 到底是谁的？嫌疑人到底是谁？ “对了，李队，” 小张突然想起什么，“我们查了李建军的行踪，他说案发当晚在父母家，但我们调了他父母家小区的监控，发现他 16 号晚上 7 点多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出去了，直到 10 点半左右才回来。” “出去了？” 李队长立刻坐直身体，“他去哪里了？监控有没有拍到他的去向？” “监控只拍到他出了小区，没拍到他去了哪里。他父母说，他们以为李建军一直在房间里睡觉，没注意他出去了。” 小张回答。 这个消息让李队长眼前一亮。李建军之前说自己案发当晚一直在父母家，现在看来，他在说谎。 他出去的时间，正好是江云路的死亡时间（8 点半到 10 点半），他会不会去了江云路的店？ “立刻传讯李建军！” 李队长站起身，“问他 16 号晚上出去干什么了，去哪里了！” 李建军很快就被带到了公安局。当他听到警方说，监控拍到他案发当晚出去过时，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李建军，你不是说你当晚一直在父母家吗？为什么监控拍到你 7 点多出去了，10 点半才回来？” 李队长盯着他的眼睛，语气严肃。 李建军的身体晃了一下，双手攥紧，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我…… 我出去散步了。” “散步？” 李队长冷笑一声，“散步需要三个多小时？你去哪里散步了？” “就在附近的河边……” 李建军的声音越来越小，眼神躲闪。 “河边？哪个河边？有没有人看到你？” 李队长追问。 李建军张了张嘴，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声音带着哭腔：“我…… 我其实是去了云路的店附近。我跟她最近矛盾多，我担心她跟别的男人来往，所以就想去看看……” “去了她的店附近？” 李队长皱着眉，“你有没有进去？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我没进去！” 李建军立刻摇头，“我到了店门口，看到卷闸门关着，以为她已经睡了，就没进去，在附近待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怕你们误会，才没说的……” “待了一会儿？待了三个多小时？” 李队长显然不信，“你在店门口待了三个多小时？为什么？” 李建军的眼泪流了下来：“我…… 我就是想多陪陪她，哪怕只是在门口待着。我知道我之前对她不好，我想弥补她，可我没想到…… 没想到她会出事……” 他哭得很伤心，看起来不像是装的。可李队长还是觉得不对劲， 如果只是在门口待着，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不直接说？ “我们提取一下你的 dNA 样本，” 李队长说，“只要你没做过，就不怕我们查。” 李建军没有反抗，任由技术人员提取了他的 dNA。 然而，dNA 比对结果再次让李队长失望， 李建军的 dNA，和现场的两份男性 dNA 都对不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队长看着报告，感觉自己的头都大了。三个可疑的人，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凶手；两份男性 dNA，一份来自张元凯，一份来自不明人员。 这个案子，像是走进了死胡同。 专案组的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下午。所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王新宇虽然没有 dNA 匹配，但有威胁行为，可能是雇凶杀人；有人认为张元凯有 dNA 在死者颈部，肯定和案子有关，只是他在隐瞒什么；还有人认为李建军在说谎，可能他就是凶手，只是销毁了证据。 但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实际证据支持。 “我们是不是漏了什么？” 李队长看着案发现场的照片，喃喃自语。照片里，江云路躺在楼梯口，旁边摆着那双崭新的拖鞋；卧室里，橙色塑料袋里的现金堆得整整齐齐；卫生间里，安全套的包装袋浮在蹲便器里…… “拖鞋！” 李队长突然眼前一亮，“现场有两双拖鞋，一双在尸体旁边，崭新的，摆得很整齐；另一双在一楼楼梯口，是死者平时穿的，一只底朝天。 这双拖鞋，我们有没有仔细检查？” “检查了，拖鞋上没有嫌疑人的 dNA，只有死者的指纹。” 小王回答。 “那窗台外面的漂台呢？” 李队长又问，“之前勘查的时候，因为装了栏杆，没仔细查， 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漂台？” 小张愣了一下，“我们当时看了一眼，没发现什么，就没仔细查。” “不行，必须再去查一次！” 李队长站起身，“所有地方都不能放过，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查！” 当天下午，李队长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 “云路女装”。二楼的卧室窗户外面，有一个一米宽的漂台，距离窗台大约一米高，上面落了一层薄灰。因为窗户装了防盗栏杆，之前勘查时，技术人员只能隔着栏杆看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 “搭个梯子，上去看看。” 李队长对技术人员说。 技术人员很快搭好了梯子。小张爬上梯子，探身到漂台上方，用手电筒仔细照射。漂台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和落叶，看起来没什么异常。 “再仔细看看，尤其是角落和缝隙。” 李队长在下面喊。 小张点点头，伸出手，用镊子拨开落叶和灰尘。突然，他的动作停了下来：“李队！这里有东西！” 李队长立刻抬头：“什么东西？” 小张用镊子夹起一个皱巴巴的塑料物品，放进透明证物袋：“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上面还沾着灰尘，应该是放了很久了，但看起来又不像……” 他小心翼翼地把证物袋递下来。李队长接过证物袋，仔细看了一眼，安全套的包装已经不见了，上面沾着一些灰尘和泥土，但还能看出是和现场包装袋同一个品牌的。 “立刻送回技术科，提取 dNA 样本！” 李队长的声音有些激动，“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证据！” 安全套的 dNA 检测结果，在第二天早上出来了。当小张拿着报告冲进李队长办公室时，他的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李队！对上了！” 小张把报告放在桌上，“安全套上的男性 dNA，和死者指甲缝里的、现场烟头上的 dNA 完全一致！另外，还检测出了死者的生物检材。 这就是嫌疑人侮辱尸体时用的安全套！” 这个消息让整个专案组都沸腾了。追查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嫌疑人的关键 dNA 证据！ “立刻把这个 dNA 录入全国数据库，比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 李队长下令，“另外，扩大排查范围，梅林镇所有符合‘男性、20-30 岁、身高 170cm 左右、体态偏瘦’的人，都要排查一遍，提取 dNA 样本！” 接下来的几天，专案组的民警分成了十几个小组，在梅林镇及周边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排查。他们走访了镇上的所有宾馆、网吧、工厂、出租屋，只要符合条件的男性，都一一登记，提取 dNA 样本。 排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梅林镇有五万多人口，符合条件的男性有几千人，要一一排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民警们每天早上六点就出门，晚上十一点多才回来，吃饭都在路边摊解决，累得倒头就睡。 但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 dNA 是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匹配的人，案子就能破了。 第五天下午，技术科传来了好消息 ——dNA 比对到了！ “李队，比对到了！” 小张拿着报告，跑得气喘吁吁，“嫌疑人叫张华，23 岁，赣州南康区人，未婚，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工，案发前不久才回赣州，现在在梅林镇一家五金店打零工。” “张华？” 李队长立刻拿起报告，“地址在哪里？立刻派人去抓！” 张华的住址在梅林镇的一个出租屋里，距离江云路的店只有一公里左右。李队长亲自带队，带着十几个民警，开车往出租屋赶。 出租屋位于一个老旧的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民警们悄悄爬上三楼，来到张华的出租屋门口。李队长示意民警做好准备，然后用力踹开了门。 屋里一片狼藉，地上堆满了衣服和垃圾，桌子上放着几个空啤酒瓶。一个穿着灰色卫衣的男人正坐在电脑前玩游戏，听到动静，猛地回过头 —— 他就是张华。 “不许动！警察！” 民警们立刻冲上去，将张华按在地上，戴上手铐。 张华挣扎着，脸色苍白：“你们干什么？我没犯事！放开我！” “张华，你认识江云路吗？” 李队长走到他面前，语气严肃。 听到 “江云路” 三个字，张华的身体僵住了，挣扎的力度也小了下来。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说：“认识…… 她是开服装店的。” “11 月 16 号晚上，你在哪里？做了什么？” 李队长追问。 张华的肩膀垮了下来，再也没有反抗的力气。他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我…… 我杀了她……” 这句话让在场的民警都松了一口气。追查了这么久，终于抓到凶手了。 张华很快就被带回了公安局。在审讯室里，面对 dNA 证据，他交代了自己杀害江云路的全部过程。 张华是南康区人，2010 年大学毕业后，去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他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吃药。他在深圳省吃俭用，攒了 3000 多块钱，想寄回家给父母看病。 案发前十几天，他从深圳回赣州，准备找份工作。在梅林镇坐公交车时，他的钱包被偷了，里面装着那 3000 多块钱。“我当时快疯了，那是我爸妈的救命钱！” 张华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她离我最近，我怀疑是她偷了我的钱包，但我没证据，只能看着她下车走了。” 案发当天，张华在梅林镇一家五金店找了份零工。晚上 8 点多，他下班回家，路过江云路的服装店时，看到江云路正在店里整理衣服。“我当时一看，她跟我在公交车上看到的那个女人长得很像，” 张华的眼神变得凶狠，“我越看越像，心里的火就上来了， 我觉得她就是偷我钱包的人！” 他当时想进去质问江云路，但又怕没有证据，被人当成疯子。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家里打来了电话，说他父亲病情加重，急需用钱。“我当时就觉得，是她偷了我的钱，害我爸没钱治病！” 张华的情绪激动起来，“我脑子一热，就转身冲进了她的店里。” 江云路看到张华冲进来，吓了一跳，问他有什么事。张华上去就抓住她的胳膊，质问她是不是偷了自己的钱包。江云路被问得莫名其妙，说自己没偷过钱，让他出去。 “她不承认，我就更生气了！” 张华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就吵了起来，她想推开我，我就抓住她的脖子，想让她说实话。我当时太激动了，没控制住力气，等我反应过来时，她已经没气了。” 杀了江云路后，张华慌了。他怕被人发现，就想把尸体藏起来。他把江云路的尸体拖到二楼，本来想藏在卧室的衣柜里，可衣柜太小，放不下。“我当时很害怕，就坐在窗台上抽了根烟，想冷静一下。” 抽烟的时候，他看到了书桌上的安全套。“我当时脑子一昏，就想…… 就想对她的尸体做点什么。” 张华的声音低了下去，充满了愧疚，“我用了一个安全套，完事后，把安全套扔到了窗外的漂台上，然后就想跑。” 跑之前，他看到江云路脖子上的金项链，还有桌上的手机，“我当时想，反正已经杀了人，不如拿点东西补偿一下，就把金项链和手机拿走了。我还想把一楼的电脑搬走，可拔了线之后，觉得太重，就没拿。” 张华拿着金项链和手机，从一楼的卷闸门逃了出去。他不敢回出租屋，就在镇上的一个网吧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回去。“我之后一直很害怕，每天都睡不着觉，生怕警察找到我。” 说到最后，张华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杀人，更不该侮辱她的尸体…… 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我的父母……” 张华的交代，让整个案子终于真相大白。那个在公交车上偷他钱包的女人，根本不是江云路， 只是因为长得有几分相似，江云路就成了他发泄愤怒的对象，最终惨死在他的手下。 而之前的三个嫌疑人，王新宇、张元凯、李建军，虽然都有疑点，但都和案子没有直接关系： 王新宇脖子上的抓痕，确实是他跟女网友约会时被抓的，他怕被警察追问，才撒谎说是猫抓的； 张元凯在江云路颈部留下的 dNA，是一周前他去还钱时，不小心碰到江云路的脖子留下的，他案发当晚确实在洗澡，但中途出去过一次，只是去买了包烟，没去过江云路的店； 李建军案发当晚去江云路的店附近，是因为他怀疑江云路有外遇，找了个私家侦探，想让侦探认清楚江云路的样子，方便后续调查。 他怕警察误会，才撒谎说自己在散步。 这些巧合，让案子的线索变得异常复杂，也让专案组走了不少弯路。但最终，在警方的坚持下，还是找到了关键证据，将凶手绳之以法。 2012 年 5 月，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华进行了审理。张华因故意杀人罪、侮辱尸体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105章 长龙村命案 2012 年 11 月 19 号的清晨，湖南衡南县的风裹着初冬的寒气，刮过长龙村东头的矮山丘。茅草叶尖的露水还没来得及蒸发，就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踩得四分五裂。十几个村民挤在坡底，有人裹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领口沾着灶灰；有人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啃完的红薯，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身边人的胳膊。 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在半山腰那片晃动的人影上。 那是县公安局的民警，还有两个穿白大褂的法医。他们弯着腰，手里的铁锹一次次插进湿润的黄泥土里，“噗嗤、噗嗤” 的声响在寂静的山坳里格外清晰。坡底的村民们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却藏不住眼里的慌张：“你说这山上能挖着啥？昨儿个民警来村里问谢培红的事，今早就来挖山了……”“别是谢培红出事了吧？都一个月没见着他躺路边喝酒了……” 议论声还没停，半山腰突然传来一声低喝：“小心点，碰到东西了！” 民警们立刻停下动作，换成小铲子一点点刨开泥土。没过多久，一块深色的布料露了出来， 是棉被的边角，上面还沾着几根干枯的草叶。随着泥土被慢慢清理，裹在棉被里的东西逐渐显形，一股难以形容的腐臭味顺着风飘下来，坡底的村民瞬间安静下来，有人忍不住别过脸，捂住了鼻子。 法医上前，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掀开棉被一角。底下是一具男性尸体，早已高度腐烂，面部轮廓模糊不清，只能隐约看出身材还算魁梧。民警用警戒带把现场围起来，法医蹲在尸体旁仔细检查，偶尔和身边的助手低声交流几句。坡底的村民们踮着脚张望，没人再说话，只有风刮过树梢的 “沙沙” 声，还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衬得这山坳愈发阴森。 等法医初步检验完，一个民警走到坡底，对着村民们说：“死者是男性，年龄大概在 45 到 50 岁之间，死亡时间估计有一个月了。初步判断，死因是后脑受到重物撞击，具体还得等详细尸检。” 这话一出口，村民们瞬间炸了锅。“重物撞击？那不是被人害死的？”“这荒山野岭的，谁会把人埋在这啊？”“该不会真的是谢培红吧？他不就是这个年纪吗……” 疑问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民警却没再多说，只是让大家先回家，有消息会及时通知。 可谁也没心思回家。这长龙村不大，东头到西头也就两里地，村里谁家里有啥事儿，不出半天就能传遍。如今山上挖出了不明男尸，还和消失一个月的谢培红扯上了关系，大伙哪还有心思下地干活？都围在坡底不肯走，盼着能多等点消息。 没人知道，这具山间腐尸背后，藏着一个家庭隐忍多年的痛苦，还有一场因绝望引发的悲剧。 而这一切，要从一个月前，民警的一次普通走访说起。 消失的 “酒鬼”： 2012 年 11 月初，衡南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到各村镇走访，主要是排查安全隐患，顺便了解一下村民的生活情况。负责长龙村的是派出所的老民警王建军，还有刚入职没多久的年轻民警小李。两人背着公文包，从村西头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 走到村中间的一片平房区时，正好碰到几个大妈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纳着鞋底。王建军笑着走过去打招呼：“张婶、李姨，忙着呢？最近村里没出啥事儿吧？” 张婶抬头一看是民警，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拉着他坐下：“王警官，能有啥事儿啊？就是最近有个事儿挺怪的， 你们见过谢培红没？都快一个月没见着他了。” “谢培红？” 王建军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就是那个总躺在国道边喝酒的？” “可不是嘛！” 旁边的李姨接话，语气里带着点难以置信，“以前他天天都在村里晃悠，不是躺在河边的草地上，就是守着村头的垃圾箱，怀里总揣着个酒瓶子。有时候醉了还耍酒疯，拦着过路的汽车要烟抽，咱们见着他都得绕着走。可这一个月，别说见着人了，连他扔的空酒瓶子都没看着一个，你说怪不怪？” 王建军心里也犯了嘀咕。谢培红在长龙村的 “名气”，他早有耳闻。49 岁的男人，没正经工作，整天就知道喝酒，喝醉了就打人、闹事，是派出所的 “常客”。光是今年，就有村民报警说谢培红闯到家里要酒喝，还砸了东西；还有一次，他在国道上拦着一辆货车不让走，非要司机给买两瓶白酒，最后还是民警去把他劝走的。这么一个天天在村里 “刷存在感” 的人，突然消失一个月，确实反常。 “你们没问过他家里人吗？” 小李在旁边问道。 张婶叹了口气：“怎么没问？前几天我碰到他媳妇周桂花，问她培红去哪了，她说出去打工了。你说这话谁信啊？谢培红那德性，连家里的农活都懒得干，天天醉醺醺的，哪个老板会要他？再说了，他要是真出去打工，能不跟人吹吗？他以前就说过要去广东打工，结果在家躺了三天，还是照样喝酒。” 其他几个大妈也纷纷点头：“就是，周桂花那话一听就是假的。我看啊，谢培红说不定是在哪喝醉了，出了啥事儿……” 王建军听着大伙的议论，心里的疑虑越来越重。他和小李商量了一下，决定去谢培红家看看。 谢培红家在村东头，离那座山丘不远，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上盖着的瓦片有好几块都破了，用塑料布盖着。院子里长满了杂草，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只有一根歪歪扭扭的木头桩子，上面拴着一只瘦得皮包骨的老母鸡。 王建军走上前，敲了敲堂屋的门：“有人在家吗？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解点情况。” 屋里没动静。他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应。旁边的邻居听见声音，探出头来说：“别敲了，这几天没见着周桂花和她儿子谢华在家，不知道去哪了。” “谢华也不在家？” 王建军皱起眉头。谢华是谢培红的儿子，24 岁，平时就在村里帮着母亲干农活，性格挺内向的，很少跟人打交道。这母子俩一起不在家，更反常了。 他和小李又在村里转了转，找了几个和谢家走得比较近的村民打听，可大伙都说不清楚谢培红的去向，只知道周桂花最近总是躲着人，见了谁都低着头，说话也支支吾吾的。 就在两人准备回派出所汇报情况的时候，一个身影匆匆忙忙地从村口跑过来，径直朝着他们这边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穿着灰扑扑旧外套的女人，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满是疲惫，正是周桂花。 周桂花跑到两人面前，停下脚步，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脸色苍白得吓人。没等王建军开口，她突然抬起头，声音抖得像筛糠：“同志…… 我…… 我有事儿要跟你们说…… 关于培红的……” 王建军心里一紧，示意她慢慢说。周桂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让两人都震惊的话：“培红他…… 他死了。是我…… 是我把他打死的。” 厨房血迹与矛盾供述：案件里的三个疑点 “你说什么？” 王建军以为自己听错了，赶紧追问，“周桂花，你冷静点，把话说清楚。谢培红怎么死的？你为什么要打他？” 周桂花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沾满泥土的裤腿上。她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说：“是…… 是 10 月 16 号晚上，我们俩因为点小事吵架。他脾气不好，又喝醉了，就跟我吵得特别凶。我一时气不过，就推了他一把…… 谁知道他没站稳，摔倒在地上，脑袋磕到了，然后就…… 就流血了，没气了……” 她说着，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 我怕别人知道，就跟大伙说他出去打工了。可我心里一直不安，今天听说你们在找他，我实在瞒不住了……” 王建军和小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他们赶紧把周桂花带回派出所，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让她慢慢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根据周桂花的供述，10 月 16 号那天晚上，谢培红从外面喝酒回来，一进门就开始发脾气，说家里没菜了，骂周桂花懒。周桂花跟他辩解了几句，他就更生气了，抬手就要打她。周桂花躲了一下，顺手推了他一把，谢培红没站稳，先撞到了厨房的墙上，然后又摔倒在地上，后脑磕到了什么东西，当时就流血了。她吓坏了，赶紧过去扶，可谢培红已经没了呼吸。 “那尸体呢？你把他埋在哪了？” 王建军问道。 周桂花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 我一个人把他拖到后山了，就在村东头那座山丘的半山腰，挖了个坑埋了……” 得到这个消息，王建军立刻联系了县公安局，安排人手去后山挖掘尸体，这就有了开头村民们看到的那一幕。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跟着周桂花回到谢家，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谢家的厨房很小，也就几平米大，地面是夯实的黄泥土，因为常年做饭，地上沾着不少油污，显得又黑又脏。墙角放着一个破旧的土灶台，上面摆着一口缺了个口的铁锅，旁边堆着几根柴火。周桂花指着灶台旁边的一块地面说：“就是这，我推了他一把，他就从这摔倒的，撞到了那边的墙。” 民警们立刻开始仔细勘察。他们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很快就在泥土里发现了一些暗红色的斑点， 经过初步检测，是血迹。不仅如此，在厨房的门槛和门框上，也发现了几处喷溅状的血迹，虽然已经干涸发黑，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出形状。 “你说谢培红是先撞到墙上，再摔倒在地上？” 负责勘察的刑侦民警老陈皱着眉头，问周桂花。 周桂花点点头：“是…… 是啊，他撞在墙上之后，就顺着墙滑下来，摔倒在地上了。” 老陈没再说话，而是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着血迹的位置，又起身看了看墙上的痕迹。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对身边的同事使了个眼色 —— 很明显，周桂花的供述有问题。 当天下午，法医的初步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报告显示，谢培红的后脑有一处明显的凹陷性伤口，伤口边缘不规则，符合被钝器重击的特征；而不是像周桂花说的那样，是撞到墙或地面造成的。 结合现场勘察和尸检结果，民警们发现了三个无法解释的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血迹的位置。周桂花说谢培红是在灶台旁边摔倒的，距离厨房的门还有一米多远。可民警在门槛和门框上发现了喷溅状血迹，这种血迹只有在受到较大外力撞击，导致血液瞬间喷出时才会形成。如果谢培红只是被推倒后撞到墙、再摔倒在地上，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力，让血液喷溅到一米外的门上。更重要的是，厨房的地面是松软的黄泥土，就算后脑磕在地上，也顶多造成轻微的挫伤，不可能形成凹陷性伤口，更不会让血液喷溅出去。 “你门框上的血迹是怎么来的？” 民警把这个疑问抛给周桂花。周桂花的脸色瞬间变得更白了，她搓着双手，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我…… 我记不清了…… 可能是我清理的时候不小心蹭上去的？” 这个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喷溅状血迹的形态，根本不是 “蹭上去” 能形成的。 第二个疑点，是谢培红的伤口。法医明确指出，谢培红后脑的伤口是钝器重击造成的，比如锄头、锤子之类的工具。如果是撞到墙面或地面，伤口应该是擦伤或撞击伤，边缘会比较整齐，不可能出现凹陷。而且谢培红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魁梧，体重有 150 多斤，周桂花身高还不到一米六，体重只有九十多斤，就算她真的推了谢培红一把，也很难让他失去平衡，更不可能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口。 第三个疑点，是埋尸的过程。周桂花说，她是一个人把谢培红的尸体拖到后山，然后挖坑埋了的。可民警去后山实地查看后发现，从谢家到埋尸地点，虽然直线距离只有 40 米，但那段山坡非常陡峭，坡度接近 60 度，而且长满了荆棘和灌木丛，平时很少有人上去。民警们做了个试验，让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一个和谢培红体重差不多的沙袋，沿着那条路往上走，结果走了不到一半，就累得气喘吁吁，还差点滑倒。周桂花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天黑路滑的情况下，一个人把 150 多斤的尸体抬上山，还挖了个能埋下人的坑？ 这三个疑点，像三块石头压在民警们的心上。他们心里很清楚，这起案子绝对不是周桂花说的 “意外”，背后一定还有隐情，很可能还有另一个人参与，至少是帮周桂花搬运、掩埋了尸体。 “周桂花，你老实说，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 王建军把疑点摆在周桂花面前，语气严肃地问道。 周桂花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她沉默了很久，不管民警怎么问，都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她越是沉默，民警们就越确定，一定还有人牵涉其中。这个人是谁？是周桂花的亲戚？还是村里的其他人？为什么周桂花要替他隐瞒？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 周桂花的儿子谢华，不见了。 后山树丛里的哭声： 民警们一开始以为谢华是因为害怕，躲到亲戚家去了。他们先去了谢华的姑姑家，没找到人；又去了他外婆家，还是没见着。村里的村民也都说没看到谢华，有人说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之后就没再见过了。 “会不会是躲到后山去了？” 小李突然提议。后山地形复杂，到处都是树丛和山洞，确实是个躲人的好地方。 王建军觉得有道理，立刻组织人手，分成几组，对后山进行搜查。他们拿着手电筒，沿着山路一点点往上走，一边走一边喊：“谢华！我们是民警，你出来吧，有什么事跟我们说清楚，别躲了！” 山路又陡又滑，走起来很费劲。民警们搜了快两个小时，眼看天就要黑了，还是没找到谢华的踪影。就在大家准备先下山，明天再继续搜的时候，一个民警突然听到不远处的树丛里传来隐约的哭声。 “你们听，是不是有人在哭？” 那个民警停下脚步，指着左边一片茂密的灌木丛说。 大伙立刻安静下来，仔细听着。果然，一阵压抑的哭声从树丛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带着浓浓的悲伤和恐惧。 “谢华？是你吗？” 王建军朝着树丛里喊了一声。 哭声停了一下，紧接着，树丛被拨开，一个身影慢慢走了出来。正是谢华。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上面沾了不少泥土和草叶，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满是泪痕，眼睛又红又肿，一看就是哭了很久。他看到民警，没有跑，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 “谢华，你跟我们回去吧，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 王建军走上前，语气尽量温和。 谢华抬起头，看着王建军，嘴唇哆嗦了几下，突然 “扑通” 一声跪了下来，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警官…… 我坦白…… 我爸不是我妈杀的…… 是我杀的…… 我妈是为了保护我，才跟你们撒谎的……”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民警们耳边响起。他们赶紧把谢华扶起来，让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慢慢说。 谢华抹了把眼泪，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那天发生的事情。 10 月 16 号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谢华就起床了，拿着锄头准备去地里挖红薯。他刚走到院子里，就看到父亲谢培红从外面回来， 身上带着浓浓的酒气，脸涨得通红，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华子，过来！” 谢培红喊住他，声音含糊不清。 谢华心里一紧，赶紧走过去。他从小就怕父亲，父亲一喝酒就打人，他和母亲、姐姐都没少挨揍。 “我昨天跟老张说好了，今天去帮他爹挖墓坑，” 谢培红打了个酒嗝，指着谢华手里的锄头，“我今天不舒服，你替我去。” 谢华一听，立刻皱起了眉头。在当地，有个很忌讳的习俗 —— 没结婚的年轻人不能去挖墓坑，说是会 “断子绝孙”。谢华今年 24 岁，还没结婚，村里人都知道这个规矩。他犹豫了一下，小声说：“爸，我还没结婚，不能去挖墓坑，不吉利……” “你说啥？” 谢培红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眼睛瞪得溜圆，“我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翅膀硬了，敢不听我的话了？我看你是活腻了，怎么不死去呢！” 难听的话像冰雹一样砸在谢华头上。他低着头，不敢反驳， 以前他只要一反驳，父亲就会动手打他。可这次，他实在不想去挖墓坑，只能小声说：“爸，真的不行，村里的人都会说闲话的……” “说闲话？我看你是找打！” 谢培红彻底火了，上前一步，抬手就给了谢华一个耳光。“啪” 的一声，谢华的脸上瞬间红了一片，火辣辣地疼。 谢培红还不解气，又抬脚踹了谢华一脚，把他踹得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我养你这么大，让你干点活你还不愿意？你个没用的东西，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他一边骂，一边扑上来，对着谢华拳打脚踢。 谢华被打得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疼得龇牙咧嘴。可谢培红还是没停手，嘴里的骂声越来越难听，甚至开始诅咒他：“你怎么不去死啊？死了我就省心了！我当初就不该生你这个小兔崽子！”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谢华的心上。他想起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打骂；想起姐姐因为受不了父亲，14 岁就离家出走，再也不敢回来；想起母亲每天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却只能默默忍受…… 一股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愤怒和委屈，瞬间涌上了心头。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正好这时，他的手碰到了掉在地上的锄头。 那是他准备去挖红薯的锄头，木柄很粗，锄头刃闪着寒光。 “你还敢瞪我？” 谢培红看到他的眼神，更生气了，又要扑上来打他。 就在这时，谢华突然站起来，抓起锄头，朝着谢培红的后脑狠狠砸了下去！ “嘭” 的一声闷响，谢培红的身体顿了一下，然后像一摊烂泥似的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后脑流出来，很快就染红了地上的泥土。 谢华手里的锄头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倒在地上的父亲，大脑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颤抖着伸出手，放在谢培红的鼻子底下，没有呼吸了。 “我…… 我把爸打死了……” 谢华的心里只剩下恐惧，他往后退了几步，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是母亲周桂花从外面回来了。周桂花一进院子，就看到倒在地上的谢培红，还有坐在地上哭的谢华，吓得尖叫起来：“这…… 这是怎么了？培红他…… 他怎么了？” 谢华抬起头，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周桂花听完，一下子就懵了，她冲到谢培红身边，确认他已经死了之后，抱着谢华，母子俩哭作一团。 “妈，怎么办啊？我杀人了，我要坐牢了……” 谢华哭着说。 周桂花抹了把眼泪，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不行，你不能坐牢！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事…… 这事妈来扛！就说…… 就说是妈推死他的！” 她知道，儿子是她唯一的依靠，如果儿子坐牢了，她的日子就彻底完了。她和谢华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对外说谢培红出去打工了。 当天下午，母子俩一起把谢培红的尸体从院子里拖到厨房，用一床旧棉被裹了起来。等到天黑之后，他们拿着铁锹，趁着夜色，把尸体往后山抬。那段山坡很陡，又没有路，母子俩走得很艰难，好几次都差点把尸体掉在地上。一路上，周桂花摔了好几跤，膝盖和手掌都磨破了，可她一点也不觉得疼，满脑子都是 “不能让儿子坐牢”。 他们在半山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挖了个一米多深的坑，把尸体埋了进去，又在上面盖了些泥土和杂草，尽量让人看不出来。做完这一切，已经是后半夜了。母子俩回到家，坐在黑暗的堂屋里，谁也没说话，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和窗外的风声，显得格外凄凉。 接下来的一个月，周桂花每天都活在恐惧中。她怕村民们发现异常，怕民警找上门来。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民警的走访，村民们的议论，最终还是让她瞒不下去了。她本来想一个人扛下所有罪名，却没想到，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而儿子谢华，因为受不了心理压力，躲到了后山。 联名信与空酒瓶： 谢华的坦白，让这起命案的真相浮出水面。按照常理，案件到这里就可以结案了， 谢华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周桂花因帮助毁灭证据，两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谢华和周桂花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到长龙村后，村民们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没有指责这对母子，反而纷纷为他们求情。 “谢培红死了是活该！他在家打老婆、打孩子，在村里欺负人，早就该遭报应了！”“谢华也是被逼急了才动手的，换做谁，天天被那么打，也会受不了的！”“周桂花多好的一个人啊，天天被谢培红打得半死，还得忍着，她也是可怜人！” 村民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最后，在村支书的牵头下，几十位村民自发写了一封联名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手印，送到了衡南县人民法院。信里详细描述了谢培红长期在家暴打妻儿、在村里寻衅滋事的行为，恳求法院能从轻判决周桂花和谢华。 “我们都是看着谢华长大的，这孩子老实巴交的，平时连鸡都不敢杀，要不是被他爹逼到绝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村支书在送联名信的时候，对法官说，“谢培红在村里的名声太差了，大伙都被他欺负过，可没人敢管。周桂花母子俩这些年受的苦，比谁都多。” 村民们的联名信，引起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为了核实情况，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妇联、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长龙村进行实地走访。 他们先去了谢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堂屋的地面还是泥土的，墙角堆着一些干柴；厨房里，那口缺了口的铁锅还放在灶台上，旁边的地面上，还能隐约看到暗红色的血迹，那是谢培红留下的。最让人揪心的是，房子的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只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塑料布就 “哗啦哗啦” 地响。 “为啥不装玻璃啊？” 妇联的工作人员问道。 旁边的邻居叹了口气：“哪有钱装啊？谢培红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买酒喝了，有时候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全靠周桂花和谢华种点粮食，还有村民们接济。以前周桂花想装玻璃，谢培红说‘装那玩意儿干啥，浪费钱’，还把她攒的一点钱抢去买酒了。” 工作人员又走访了村里的其他村民。几乎每个村民，都能说出几件谢培红家暴的事。 “有一回我路过谢家，听到里面传来打骂声，还有周桂花的哭声。我趴在门缝里看，谢培红正拿着一根棍子打周桂花，周桂花抱着头蹲在地上，谢华想拦，也被他打了一巴掌。”“还有一次，谢培红喝醉了，闯到我家要酒喝。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家的桌子掀了，还砸了我家的碗。最后还是我给了他两瓶白酒，他才走的。”“谢华小时候，有一次因为没考好，被谢培红抱着扔到院子里的泥坑里，差点淹死。还是周桂花拼死把他救上来的。” 村民们的话，让走访的工作人员心里沉甸甸的。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他们还找到了谢培红的姐姐们。没想到，就连谢培红的亲姐姐，也对他充满了不满。 “我弟弟那个人，从小就被我爸妈惯坏了，长大了更是无法无天。” 谢培红的大姐抹着眼泪说，“他不光打老婆孩子，连我爸妈都打。我妈手里有点积蓄，被他知道了，硬是抢了过去买酒喝。我妈不给他，他就把我妈推倒在地上，还踹了好几脚。我爸想拦，也被他打了一顿。” “我们姐妹几个也劝过他，可他根本不听，还说‘我家的事，不用你们管’。” 二姐接着说，“虽然他是我弟弟，他死了我也难过，可我真的不怪周桂花和谢华。他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换成谁，也受不了那样的日子。” 走访快结束的时候，周桂花提出要带工作人员去一个地方。她带着大家走到后山的一处山坝，那里堆着一大堆空酒瓶，有白酒瓶，有啤酒瓶，五颜六色的，堆得像个小山坡。 “这些都是培红喝的酒。” 周桂花指着那些酒瓶，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悲凉，“我数过，这里有 127 个瓶子，只是他喝的一小部分。以前他喝完酒，就把瓶子扔在这里。每一个瓶子背后，都是我和孩子挨骂、挨打的日子。” 她拿起一个破旧的白酒瓶，手指轻轻抚摸着瓶身：“这个瓶子，是去年冬天他喝的。那天他喝醉了，说我做的饭不好吃，就用这个瓶子砸我的头，把我头砸破了，流了好多血。谢华想拦他，他就把谢华的胳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说到这里，周桂花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以前总想着，为了孩子，忍忍就过去了。可他越来越过分，打我们就像家常便饭。我有时候真的想一死了之，可看着孩子，我又舍不得……”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年轻女人匆匆忙忙地赶来，她是周桂花的女儿谢玲。听到母亲和弟弟出事的消息，她特地从广东赶了回来。 “我爸就是个魔鬼！” 谢玲一见到工作人员，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从小就活在他的阴影里，天天做噩梦。他喝醉了就打我们，有时候半夜把我们从床上喊起来，让我们给他端水、端饭，稍微慢一点，就会挨打。” “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喝酒回来，把我和弟弟从床上拽起来，让我们给他端饭。我弟弟年纪小，动作慢了点，他就一巴掌把弟弟打倒在地上，还踢了弟弟好几脚。我吓得赶紧去端饭，手都在抖。” “10 岁那年，他打得更凶了。我妈怕我们被他打死，就经常带着我和弟弟躲到村外的茅草堆里。那茅草堆里有虫子，冬天冷得要死，可我们宁愿待在那里，也不敢回家。有时候他喝醉了，还会找到茅草堆，把我们拖出来打。” 谢玲擦了擦眼泪，声音变得坚定起来：“我 14 岁那年，再也受不了了。我跟我妈要了点钱，又从亲戚那里凑了 74 块钱，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偷偷跑了出去。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山沟里积满了水，我差点被淹死。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只想离开那个家，再也不回去。” “这些年我在广东打工，很少回家。不是我不想妈和弟弟，是我怕回去再见到我爸，我怕他再打我。我每天都给妈打电话，问她和弟弟好不好。可我没想到，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谢玲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个家庭长期遭受家暴的真相，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家暴困局： 谢华和周桂花的案子，最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考虑到谢培红长期实施家暴，存在重大过错，且谢华是在被殴打、辱骂的情况下激情犯罪，周桂花是出于保护儿子的目的帮助毁灭证据，最终作出判决：谢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周桂花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判决下来那天，周桂花哭了。她知道，儿子要在监狱里待八年，可她也明白，这已经是法院能给出的最轻判决了。她对着法官深深鞠了一躬，嘴里不停地说着 “谢谢”。 这个案子虽然结案了，却留下了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面对家暴，受害者该怎么办？ 有人说，应该果断离婚，离开施暴者。可对于周桂花来说，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没读过书，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来源，离开了谢培红，她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和孩子。而且在农村，离婚会被人说闲话，她怕孩子会因为 “单亲家庭” 的身份被人歧视。更重要的是，她见过太多离婚后依然被施暴者纠缠、甚至被杀害的例子。 她不敢赌，也赌不起。 也有人说，应该及时报警，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周桂花也报过警。有一次谢培红把她打得浑身是伤，她偷偷报了警。民警来了之后，批评了谢培红几句，还让他写了保证书。可民警一走，谢培红就变本加厉地打她，说她 “敢报警，看我不打死你”。从那以后，周桂花再也不敢报警了， 她怕报警会招来更严重的暴力。 其实，像周桂花这样的家暴受害者，还有很多。他们被困在 “隐忍” 和 “反抗” 的夹缝中，一方面害怕施暴者的报复，一方面又看不到逃离的希望。他们中的有些人，像周桂花母子一样，在长期的压迫下选择了极端反抗，最终酿成悲剧；还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施暴者的阴影里，直到生命的尽头。 家暴不是 “家务事”，而是一种违法行为。可要彻底解决家暴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制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社区应该建立家暴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并干预家暴行为；妇联应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帮助她们走出阴影；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家暴是不对的，遇到家暴要及时求助…… 只有当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为家暴受害者撑起一片保护伞，才能让更多像周桂花母子这样的人，摆脱家暴的噩梦，不再走上 “以暴制暴” 的绝路。 第106章 东海 622 命案 1992 年 6 月 23 日的清晨，连云港市东海县红庄镇还浸在初夏的薄雾里。天刚蒙蒙亮，砖窑厂高耸的烟囱没冒黑烟，水库边的芦苇荡泛着青灰色，草叶上的露水坠在尖梢，一触就碎。王大爷扛着扁担往水库边去，他这辈子没别的习惯，就爱天不亮去挑两桶水库水回家，说这水甜，煮茶比井水香。 离水库还有三十来步，他脚底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低头一看，是根断了的芦苇。他骂了句 “小兔崽子瞎折”，刚要弯腰捡，眼角余光瞥见芦苇丛里卧着个东西。雾太浓，他眯着眼睛凑过去，那东西穿着件蓝白条纹的衬衫，一动不动。 “小伙子，咋睡这儿了？” 王大爷以为是哪个年轻人昨晚在这儿纳凉，醉醺醺忘了回家。他伸手推了推对方的肩膀，触手冰凉，像摸在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上。他心里 “咯噔” 一下，赶紧撩开挡在对方脸上的头发。 那张脸青白得吓人，嘴唇紫乌，眼睛闭着，却再也不会睁开了。 “杀人了！水库边死人了！” 王大爷的声音瞬间变调，扁担 “哐当” 砸在地上，水桶滚出去，水顺着泥地漫开，混着露水渗进土里。他转身就往村里跑，鞋跟陷在泥里也顾不上，慌得连裤脚被芦苇划烂了都没察觉。 村里的大喇叭还没响，王大爷的喊声却像炸雷似的，把半条街的人都惊醒了。有人披着衣服跑出来问咋回事，有人赶紧往村头的派出所跑，红庄派出所就一间小平房，只有两部固定电话，值班的民警李建国刚泡上一碗面，听见敲门声，开门就见村民张婶喘着粗气喊：“李警官！快！砖瓦厂水库边死人了！” 李建国手里的搪瓷碗 “当啷” 掉在地上，面条撒了一地。他没顾上收拾，抓起桌上的手铐和手电筒，又喊上隔壁屋的同事，骑着两辆偏三轮摩托车就往水库赶。路上的雾还没散，摩托车的灯柱刺破雾气，照得路边的白杨树影影绰绰，车轮碾过石子路，发出 “嘎吱嘎吱” 的响声，惊飞了路边草丛里的麻雀。 到水库边时，已经围了十几个村民，都不敢靠近，只在远处交头接耳。李建国拨开人群，蹲在尸体旁边，用手电筒照了照， 死者是个年轻男孩，看着十六七岁，身上的蓝白条纹衬衫沾了泥，背后、胸口都有明显的淤青，像是被什么东西打过。他赶紧掏出对讲机，对着里面喊：“东海县局吗？红庄镇砖瓦厂水库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疑似他杀，请求刑侦和技术支援！” 没过多久，东海县公安局的警车就开了过来，后面还跟着连云港市公安局的技术车。车刚停稳，刑侦队长张卫国就跳下来，他穿着件深蓝色的警服，裤脚沾了尘土，手里拿着个笔记本。技术人员拎着勘查箱，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旁，拉起警戒线，戴上手套和口罩，开始对现场进行勘查。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张卫国问李建国。 “还没，村里的人都在看，我让他们辨认呢。” 李建国刚说完，就见一个中年女人疯了似的往警戒线冲，嘴里喊着 “我的林林！那是我的林林！”，后面跟着个男人，脸色惨白，脚步踉跄。 女人是季林的母亲赵秀兰，男人是季林的父亲季建国。赵秀兰早上起来没见儿子，以为他去学校了，直到邻居说水库边死人了，穿的是蓝白条纹衬衫，她心里一紧，那件衬衫是她前天才洗过的，儿子昨天还穿着去学校。她跑到水库边，一眼就认出了那件衬衫，当场就瘫在地上，季建国赶紧扶住她，可他自己的手也在不停地抖，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流，嘴里反复念着 “我的林林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周围的村民也认出来了，“是季家的小子，季林，还在读初三呢。”“多好的孩子啊，平时见了人就打招呼，怎么就遭了这毒手。” 议论声此起彼伏，张卫国皱了皱眉，让民警把季建国夫妇带到一旁，先稳定他们的情绪，再了解情况。 法医对尸表进行了初步检查，他用手指按压死者身上的淤青，对张卫国说：“张队，死者背部、胸部、腿部都有钝器打击造成的青紫色伤痕，都是生前伤，说明死者生前遭受过殴打。具体死因得解剖后才能确定。” 当天下午，解剖结果出来了。 季林的直接死因是多发性软组织挫伤引起的脾脏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简单说，就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法医看着张卫国，语气沉重，“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身上的伤不下二十处，下手太狠了。” 张卫国捏紧了手里的笔记本，指节都泛白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到底得罪了谁，能让人下这么重的手？他判断，凶手应该跟季林认识，而且有很深的过节，不然不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残忍。 因为死者是未成年人，连云港市公安局和东海县公安局都很重视，当天就成立了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红庄派出所。派出所的小平房里，挤满了民警，黑板上画着季林的社会关系图，用红笔圈着重点。张卫国站在黑板前，对大家说：“这案子不破，咱们没法给季林的父母交代，也没法给红庄的老百姓交代。从今天起，所有人都不许休假，全力以赴查案！” 专案组首先对季林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季林的班主任王老师说，季林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中上等，平时很刻苦，每天放学后都会在教室里多待半小时，把当天的功课复习一遍。他和同学的关系也很好，从来没跟人吵过架，更没听说他在社会上认识什么人，有什么仇家。 “不过，他跟同村的季某某走得挺近。” 王老师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之前还以为他们在早恋，找季林谈过话，季林说他们就是一起讨论功课，放学一起回家。我后来观察了一下，确实没发现什么异常，他们俩经常在教室里讨论数学题，有时候季林还帮季某某补英语。” 专案组找到了季某某，她是个十七岁的女孩，梳着马尾辫，眼神有些慌张。面对民警的询问，她说 6 月 22 号放学后，她跟季林像平时一样结伴回家，走到村里的小路就分开了，各自回家。“我到家后就做作业了，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她说这话时，眼神躲闪，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与此同时，专案组对季林父母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却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季某某的叔叔季小强，26 岁，还有红庄镇的广播员季飞，25 岁，在专案组开始排查的当天，突然不辞而别，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也太巧了，我们刚开始查，他们就跑了，肯定有问题。” 张卫国觉得不对劲，立刻把季某某的家庭成员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专案组找到了季某某的父亲季大军，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皮肤黝黑，手上满是老茧。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一开始不愿意说，后来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才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他 6 月 21 号截获的，是季林写给季某某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某某，6 月 22 号晚饭后，我们在村西头的小路见，一起散步，有几道数学题想跟你讨论。” 季大军说，6 月 22 号晚饭后，他看见季林来找季某某，季某某高高兴兴地跟着季林走了，他越想越生气，觉得季林是在勾搭自己的女儿。“我当时就火了，让我弟季小强去把某某叫回来，顺便教训一下季林那个小兔崽子。” 季小强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说 “敢勾搭我侄女，看我不收拾他”，就怒气冲冲地出了门。结果第二天早上，季林就死了。 很明显，季某某之前撒了谎。专案组再次找到季某某，这一次，民警耐心地跟她讲道理，告诉她隐瞒真相会耽误查案，也会让季林死不瞑目。季某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她哭着说出了真相。 “那天晚饭后，我跟季林在村西头的小路上散步，我们聊着学校的事，挺开心的。突然，我叔叔季小强和季飞就过来了，季小强手里拿着一根铁棍子，季飞手里拿着一根木头棍子。我叔叔二话不说，上去就用铁棍子打季林，我当时就慌了，赶紧拉着他，让他别打了。我叔叔骂了我几句，说‘你赶紧回家，这儿没你的事’，我不敢不听，就求他别再打季林了，他答应了，我就自己回家了。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专案组还从村民那里了解到，6 月 23 号警方勘察现场时，季小强曾经出现在围观的人群里，看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更印证了季小强和季飞的嫌疑，张卫国立刻布置警力，对两人进行摸排和抓捕。 可季小强和季飞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音讯也没有。专案组的民警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前往季小强和季飞可能去的地方，他们的亲戚家、以前打工的地方，甚至邻县的火车站、汽车站，可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当时的条件有多难？各省市公安机关的犯罪信息数据库还没建立，更别说联网了。民警要查一个人的信息，只能靠发电报给当地警方，等回复往往要三四天，有时候电报还会弄丢。有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一条线索，说在某个地方看到过季小强，民警立刻风风火火地赶过去，到了地方一核实，要么是同名同姓的人，要么线索已经过时了。 张卫国带着民警跑遍了十几个省和直辖市，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 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挨家挨户地走访，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路，脚上磨起了水泡，也顾不上休息。晚上住在最便宜的小旅馆里，几个人挤在一间房，吃的是泡面和馒头。有一次，他们在河南郑州得到线索，说季飞可能在火车站乞讨，他们赶到火车站时，只看到地上的一个破碗，人早就没影了。 “那几年，我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东撞西碰。” 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老民警李建国感慨道，“有时候查了半个月，一点进展都没有，心里也着急，可一想到季林的父母还在等着消息，就觉得不能放弃。” 一年、两年、三年…… 时间一年年过去，季小强和季飞还是没有音讯，但专案组没有撤销，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只要有线索，不管多远，民警都会立刻赶过去核实。有时候线索是假的，他们空手而归，但下一次有线索，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出发。“总得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这是专案组所有人的共识。 1999 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地上，有个东海县红庄的老乡，在搬砖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皮肤黝黑，穿着件破旧的工装，正在给砖堆盖防雨布。老乡觉得眼熟，仔细一看，这不是季小强吗？ 老乡心里一紧，他知道季小强是逃犯，不敢声张，等季小强走后，他赶紧找了个公用电话，给东海县公安局打了个电话。 专案组接到电话后，立刻派了一个抓捕组，由张卫国带队，连夜开车赶往武汉。一路上，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这是这么多年来，最靠谱的一条线索了。 到了武汉，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抓捕组找到了那个工地。当时季小强正在工棚里睡觉，民警冲进去的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住了。当张卫国说出 “我们是东海县公安局的” 时，季小强的脸瞬间就白了，再也没有反抗。 经过突审，季小强终于承认了 1992 年 6 月 22 号晚上，伙同季飞殴打季林，导致季林死亡的犯罪事实。 “那天我哥跟我说，季林勾搭我侄女，我气得不行，就从家里拿了一根铁棍子和一根木头棍子，然后去找季飞，让他跟我一起去撑撑场子，我还把木头棍子给了他。” 季小强低着头，声音沙哑，“晚上 8 点多，我和季飞在村西头的小路上看到季某某和季林，他们走得挺近，有说有笑的，我更火了，上去就用铁棍子打了季林几下。因为季某某在旁边，我没敢太用力，然后就把季某某赶走了。” 季某某走后，季小强和季飞又把季林打了一顿。“季林那小子挺硬气，不管怎么打，就是不认错，还说我们多管闲事。” 季小强说，“我打累了，就跟他说‘滚吧，以后别再找我侄女，不然见一次打一次’。结果他说‘有本事你现在就打死我’，我一听这话，火气又上来了，就跟季飞一起，把他拖到水库边的僻静处，又打了一顿。我们俩换着打，打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直到晚上 9 点半，季林才开始讨饶，我们才停手，让他赶紧走。” 季小强说，当时他以为季林只是被打疼了，没想到他已经被打破了脾脏。“第二天我听说水库边死人了，还去看了热闹，当我看到现场有季林的一只鞋时，才知道我把他打死了，我吓得魂都没了，赶紧通知季飞，我们俩就各自跑了。” 至于季飞的去向，季小强说：“我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们分开后就没联系过。” 2000 年，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季小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季林家属人民币 1500 元。 季小强落网了，可季飞还在逃。专案组没有放松，继续寻找季飞的线索，可季飞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一年又一年过去，不少专案组成员都到了退休年纪，或者被调离了刑侦岗位，但这个案子始终是他们心里的一个结。 老民警李建国退休的时候，把自己的笔记本交给了新成员，笔记本里记满了这些年关于季飞的线索，每一条都用红笔做了标记。“哪天案子破了，人抓到了，一定要告诉我。” 他握着新成员的手，眼里满是期待。 时间一晃到了 2018 年，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 26 年。这一年的 9 月 7 号，东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突然接到了来自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电话，说有一条关于季飞的重要线索。 事情要从 8 月 27 号说起。那天下午，襄阳市的一条马路上，发生了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一辆载着两名沙场工人的电动三轮助动车，被一辆小轿车从后面追尾，电动三轮车侧翻在路边，车上的两个人都受了伤，其中一个叫 “李飞” 的工人，左臂骨折，伤势比较严重。 电动三轮车上的人要求私了，可小轿车司机不愿意，说 “私了我没法走保险”，坚持要报警。交警赶到现场后，判定小轿车司机全责，让电动三轮车上的两个人去医院治疗。可那个叫 “李飞” 的工人，却显得很犹豫，不愿意去医院。 “我没事，就是胳膊有点疼，不用去医院。” 李飞抱着左臂，脸色苍白，眼神躲闪。 交警觉得不对劲，劝他说 “胳膊可能骨折了，得赶紧去医院，不然会留下后遗症”，李飞这才不情愿地坐上了救护车。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他左臂骨折，需要上石膏，还要住院观察，可李飞说什么也不愿意住院，只让医生给他上了石膏。 当天下午，护士去病房换药的时候，发现李飞不见了。民警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发现李飞在离开医院之前，把自己的手机丢进了走廊的垃圾箱里。襄阳警方根据监控，找到了那个垃圾箱，取出了手机。打开一看，手机已经恢复了出厂设置，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都被删得一干二净。 “这个李飞肯定有问题。” 襄阳警方的刑侦队长觉得不对劲，立刻让人调取了李飞在医院的就诊记录，发现他在接受治疗时，留下了 dNA 生物检材。警方把这份 dNA 检材，输入了公安部的在逃人员 dNA 信息数据库。 没过多久，数据库就有了反馈， 这份 dNA 检材，与 1992 年东海县 622 杀人案在逃人员季飞的亲属 dNA 数据高度相似！ 襄阳警方立刻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东海县公安局。当张卫国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办公室里整理 622 案的卷宗，听到这个消息，他激动得站了起来，手里的卷宗都掉在了地上。“终于有线索了！” 他立刻召集专案组的成员，“马上出发，去襄阳！” 专案组的民警们，带着季飞年轻时的照片，开车 800 公里，赶到了襄阳。在襄阳警方的配合下，他们调看了医院和周边的监控录像。当监控里的 “李飞” 出现在屏幕上时，民警们都激动了 ——“就是他！” 监控里的人，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但眉眼间的轮廓，和季飞年轻时的照片一模一样，尤其是眼角那颗小小的痣，更是一模一样。 通过监控，民警们发现，8 月 27 号下午，季飞离开医院后，在一个公交站台徘徊了很久，还围着公交站台走了几个来回，像是在观察有没有人跟踪他。确认安全后，他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坐上了一辆黑车，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 9 月 5 号，季飞的身影又出现在了襄阳长途汽车站。当时他的左臂用衣服裹着，看起来还没好。他在汽车站大厅里晃了一圈，既没买票，也没上车，然后就离开了。 专案组判断，季飞应该还在襄阳，只是很警惕，不敢轻易出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民警们在襄阳展开了细致的排查，走访了季飞可能去过的沙场、工地、小旅馆，终于查清了他的暂住地，他女朋友刘芳的家。 10 月 14 号下午 3 点左右，襄阳的天气有些阴，偶尔飘着几滴小雨。季飞正在刘芳家的院子里晾衣服，他的左臂还没好，只能用右手慢慢把衣服挂在绳子上。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桂花的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他刚把一件洗好的蓝色衬衫挂好，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几个穿着警服的人站在院子门口，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对他说：“季飞，我们是东海县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季飞的身体僵住了，他看着民警手里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的样子，照片上的他穿着广播员的制服，意气风发。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衣架，叹了口气：“终于来了，我等这一天等了 26 年了。” 他没有反抗，顺从地伸出双手，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看了一眼屋里。刘芳正好从屋里出来，看到这一幕，她愣在那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李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谁？” 季飞的眼睛红了，他看着刘芳，声音沙哑：“对不起，我骗了你，我不叫李飞，我叫季飞，我是个逃犯。” 在审讯室里，季飞向民警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也说出了这 26 年的逃亡生活。 “我跟季林的关系其实挺好的，我们两家是邻居，我爸和他爸关系不错，小时候我们还一起去摸鱼、掏鸟窝，经常互相串门。” 季飞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服，“1992 年 6 月 22 号晚上，季小强来找我，说让我跟他去撑撑场子，我问他去干什么，他也没说，我当时年轻，觉得哥们义气重要，就稀里糊涂地跟他去了。” “看到季小强打季林，我当时也懵了，季小强让我动手，我犹豫了一下，可还是拿起了手里的木头棍子，打了季林几下。” 季飞的声音带着悔恨，“我真的很后悔，季林跟我无冤无仇，我不该打他的。” 作案后，季飞害怕了，他抛弃了已经准备结婚的未婚妻，还有刚装修好的新房，连夜逃到了河南。“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随便编了个‘李飞’的名字，在河南打零工，干过砖窑厂，也去过餐馆洗碗，每份工作都干不长，怕被人认出来。” 2000 年的一天，季飞在一个小旅馆里看电视，偶然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季小强落网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我当时吓得魂都没了，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梦见季林来找我。走在路上，看到警车就躲，听到警笛声就腿软，生怕是来抓我的。” 2009 年，季飞在襄阳的一个菜市场认识了刘芳。刘芳是个老实的女人，觉得季飞为人诚恳，就跟他处起了对象。“我不敢跟她说我的真实身份，也不敢跟她结婚，她每次提结婚，我就说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其实我根本不敢去补办。” 季飞说，这 26 年，他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不敢跟人深交，不敢用真实的身份，不敢回家，甚至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有时候看到别人一家人团圆，我就特别羡慕，也特别后悔，如果当初我没有跟季小强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被你们抓住，我反而觉得解脱了，不用再躲了，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季飞看着民警，眼里满是悔恨，“我对不起季林，对不起他的父母，我认罪，我愿意接受惩罚。” 至此，历时 26 年的东海县 622 杀人案，终于正式结案。季林的父亲季建国，特意做了一面锦旗，送到了专案组。锦旗上绣着 “廿六载追凶终得果，为民伸张正义魂”，季建国握着张卫国的手，眼泪不停地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没放弃，我儿子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2020 年 4 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季飞的案子。法庭上，季林的父母坐在原告席上，看着季飞，眼神里充满了悲伤和愤怒。季飞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坚定地说：“我认罪，我愿意赔偿季林家属的损失，也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季飞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赔偿季林家属人民币 .5 元。 判决下来的那天，季建国带着妻子赵秀兰，去了季林的坟前。他把判决书放在季林的坟前，轻声说：“林林，爸给你讨回公道了，你在那边好好的，不用再担心了。” 风拂过坟前的小树，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季林的回应。 第107章 “高铁一姐”丁书苗 在中国高铁狂飙突进的时代洪流中，无数光环与暗影交织。其中，一段关于权力、金钱与原始草莽力量结合的隐秘关系，因其极致的反差与荒诞，成为了那个特定时期无法抹去的注脚。这段关系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曾被誉为“中国高铁之父”，权倾一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另一位，则是仅读过三年小学，曾因卖鸡蛋算不清账而被乡邻戏称为“傻娘”的农村妇女——丁书苗（后改名丁雨欣）。 她，是刘志军最为人所知的“白手套”，一个游走在千亿高铁资本核心地带的奇女子。她介入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核心机密，操办那些无法见光的私密事务：跑官、捞人、平事，甚至寻觅女人。刘志军则投桃报李，助她通过高铁相关项目攫取超过二十亿的巨额财富，将她的账户视作私人提款机。然而，当这位传说中的“高铁一姐”首次在公众面前露出真容时，其形象却让所有熟悉那段传奇的人们愕然——她没有想象中的千娇百媚，缺乏商业女强人的睿智与风韵，其前身，不过是山西乡村一个贩卖鸡蛋、蝎子与煤炭的普通农妇，识得的汉字不超过百个。人们不禁要问：位高权重的刘志军，究竟看中了她什么？是她身上哪种特质，让她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合作者”？ 刘志军与丁书苗之间那种超越寻常“白手套”模式的神秘关系，其独特性，正是这段往事最引人探究之处。这一切，或许要从更早的岁月，从黄土地上那个挣扎求存的女孩说起。 时间倒退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一支由山西省领导带队的视察车队，在晋城市的某个路边短暂停留。熙攘的围观人群中，一名衣着朴素、面色黝黑的农村妇女，瞅准时机，突然从人缝里猛地窜出，试图挤上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在几番拉扯与推搡之后，她最终被安保人员推下了车。这突兀的一幕，让随行采访的记者忍不住发出感叹：“这农妇，胆子可真大！” 这位胆大妄为的妇女，便是丁书苗。她拼尽全力想要上车，并非身负何等惊天冤屈，仅仅是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结识车上的官员。您听听，这是一般人能想出来、能干出来的事吗？然而，这种不顾一切、近乎本能地巴结权力、攀附领导的冲动，恰恰成为了丁书苗此后人生轨迹中最鲜明、最执着的主题。 追溯其源，1955年，丁书苗降生于山西沁水县古堆村一口简陋的土窑洞里。命运的残酷在她仅四个月大时便已显现——母亲撒手人寰。她的哥哥患有智力障碍，父亲为了生计整日在地里刨食，年幼的丁书苗和哥哥几乎是靠着村里乡亲的接济，吃着“百家饭”艰难长大。家庭的极度贫困，让她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无法保障，小学没读满两年便被迫辍学。后来，她被过继给村里一户没有子嗣的人家，以期能有一条活路。 到了1970年代，经由媒人介绍，她嫁到了三十公里外另一户贫苦人家。婚后的丁书苗，并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她懒得下地干活挣取那微薄的工分，选择留在家中，名义上是照顾年迈的公婆。但乡亲们很快便察觉到，这个新过门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 在那个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品经济被视为“毒草”，私人交易更是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一旦被抓，甚至有牢狱之灾。然而，丁书苗似乎天生对政策风险缺乏敏感，或者说，求生的欲望压倒了对风险的恐惧。她开始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地收购鸡蛋，然后徒步或想方设法搭车，带到晋城甚至更远的长治去贩卖。为了多挣一点钱，她还冒险到荒山野岭捕捉蝎子，卖给晋城的饭店或药店换钱。 在那个物资匮乏、流通僵化的年代，做这种鲜有人敢涉足的小生意，其收益远非土里刨食所能比拟。一旦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丁书苗体内那股原始的驱动力便被彻底激活。她常常背着干粮，一走就是一整天，风餐露宿。为了节省路费，她甚至能用鸡蛋抵扣车票钱，久而久之，与那些跑运输的司机混得烂熟。 也就是在那时，她得了个“傻娘”的绰号。原因无他，文化水平的极度低下限制了她的计算能力。据说，一斤鸡蛋卖两块钱，如果有人买一斤半，她就算不出该收多少钱，必须得向旁人求助。然而，与这“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那股超乎常人的韧劲和完全放得下的“面子”。她不怕被拒绝，也不因冷眼而气馁。有人评价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放得下身段”，而更了解她过往的人则会嗤之以鼻地反驳：“她哪有什么身段可言？小时候没饿死都算烧高香了！” 当村子附近开始修建水库时，丁书苗敏锐地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常常提着鸡蛋篮子在工程队里转悠，逢人便打听赚钱的门路。一位小包工头看中了她的胆量和执着，提议她出资三万元，合伙购买一辆大货车用来拉砖。三万元，在当时的农村无异于天文数字。但丁书苗的胆子确实够大，她竟然托关系从信用社贷来了这笔巨款，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80年，国家开始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水库工程骤然停工，那位包工头在老家的砖厂也随之倒闭。丁书苗投入的三万元集资款血本无归。她不甘心，天天跑去讨债，最终，只追回了一辆旧拖拉机作为抵偿。 许多年后，当丁书苗以挥金如土的形象重返故里时，其手笔之大令乡邻咋舌：她掏出二十万元给婆家所在的村子建了一座电视插转台；向乡政府捐赠了一辆212吉普车；出资为娘家村庄修了一条柏油路；甚至还租了六辆大巴车，拉着三百多名乡亲远赴上海和华西村旅游观光。这位昔日“傻娘”的发迹神话，直到她与刘志军双双被法律审判之后，才慢慢为外界所知，但即便如此，其间的巨大反差仍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置信。 说回早年，那场三万元投资的水库项目落空后，丁书苗毅然离开了家乡，前往县城闯荡。在县城里，她炸过油条、卖过早点、开过面馆、倒腾过小杂货，几乎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小本生意，却一样也没能干出名堂。后来，她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城市——晋城。 晋城，这座坐落在煤海上的城市，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黑色的财富颗粒。丁书苗在这里开了一家小饭馆。由于地理位置靠近铁路和货运站，店里来往的多是铁路工人和运煤司机。深谙人情世故的她，常常会额外赠送顾客一碟凉菜。可别小看这一碟凉菜，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这点小恩小惠足以让那些辛苦奔波的司机们感到一丝暖意，也让她与他们迅速熟络起来。 正是通过与这些司机的闲聊，丁书苗捕捉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煤炭运输。当时，山西作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有超过70%的煤炭需要运往省外，市场需求极其旺盛。然而，铁路运力却严重不足，导致大量煤炭堆积在路边、填满沟渠，一座座小煤山甚至长出了杂草。谁能把煤运出去，谁就等于打开了财富之门。 丁书苗当机立断，筹集资金购买了一辆卡车，亲自跑起了煤炭运输。这份工作充满艰辛与危险。有一次夜晚运煤，车辆不慎倾覆，当时正坐在后车斗里“压车”的丁书苗，下意识地抓住了一根旁逸斜出的树杈，才侥幸没有被沉重的煤堆掩埋，与死神擦肩而过。 很快，丁书苗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一卡车一卡车的零散运输模式了。她把目光投向了运量更大、效率更高的铁路系统。但进军铁路运输需要雄厚的资本，她显然不具备这个实力。据《新京报》后来的报道，丁书苗曾穿着朴素的布衣布鞋，直接找到晋城市政府一位管理煤炭产业的王姓官员，冒冒失失地提出自己想做大宗煤炭生意，希望对方能提供担保以便筹集本钱。对方根本不认识她，只觉得这个农村妇女“疯疯癫癫”，结果自然是严词拒绝。 然而，丁书苗展现出了她标志性的韧性。她骑着自行车，无论刮风下雨，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地前往那位官员的办公地点。进不了办公室，她就在大门口死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位官员最终被她的执着所打动，不仅接见了她，还将当地一位知名的煤商介绍给她认识，并亲自出面担保，让煤商借给了丁书苗两千元钱。 正是靠着这至关重要的两千元启动资金，丁书苗开始与一些乡镇和市属煤炭公司合作，通过铁路贩运煤炭，正式踏入了这个黑金涌动的行业。 在山西，一家煤炭企业能否盈利，首要因素并非煤质好坏，而是能否搞到宝贵的“车皮”（铁路货运车辆）。此外，货运列车在编组站等待重新编组发运的时间可长可短，要想让货物尽快运出去，需要打通货运调度、车站管理等各个环节。这对于既无雄厚资金又无过硬背景的丁书苗来说，无疑是横亘在面前的巨大障碍。 但丁书苗有她自己的“笨办法”。当时，山西境内的铁路归属郑州铁路局管辖。丁书苗只身前往郑州，一住就是一两年。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前往郑州铁路局找相关领导。领导避而不见，她就主动帮忙打扫办公室卫生；还是见不到，她便转变策略，去接近领导的家属，陪她们聊天、逛街，极尽讨好之能事。她甚至曾想办法溜进领导的宿舍，将领导换下来的外衣、衬衫、袜子、内裤等能洗的衣物全都洗得干干净净。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认为，丁书苗如此拼命，定然能再次复制在晋城的成功，打动对方。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一位郑州铁路局的老领导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军队可以经商，搞车皮最凶的都是部队单位，连一些国企都很难排上号，像丁书苗这样毫无根基的个体户，根本就排不上队。” 在郑州碰了一鼻子灰后，丁书苗并未气馁，她转而北上省城太原，继续寻找突破口。这一次，她成功地“搞定”了一个关键人物——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的一位财务科长。丁书苗认了这位科长的母亲做“干娘”，通过悉心照料和频繁走动，与科长一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条重要的人脉，终于为她的事业打开了一丝局面。 大约在1995年前后，丁书苗的命运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她成功地从银行贷款上千万元，买下了一列多达40节的自备车（企业自有铁路货车），主要放在太原铁路分局辖区内运行。在当时铁路运力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家曾鼓励企业购买自备车参与煤炭外运。这看似是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只要搞定铁路部门的审批和运营管理环节，财源便会滚滚而来。 但丁书苗再次显露出其在复杂商业运作面前的能力短板。铁路货运的用车需求是动态变化的，车皮经常需要根据计划进行灵活拆解和编组，对统筹管理和内部协调能力要求极高。这对于连账都算不太明白的丁书苗而言，无疑是超纲的难题。结果不到一年，她的自备车就在调度中被“跑散”了，车辆分散在各处，七零八落，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输能力。 眼看投入巨资的生意就要砸在手里，丁书苗赶紧想办法止损。这时，她此前积累的银行关系再次发挥了作用。由于多次办理贷款业务，她与银行的一些领导已经相当熟悉。当时，太原某家大型矿务局正急需一笔巨额贷款却迟迟审批不下来。丁书苗主动找上门去，承诺可以帮助对方搞定两亿元的贷款，条件是该矿务局必须买下她那列已成“鸡肋”的自备车。 1997年，这笔交易最终达成，丁书苗勉强填上了因购买自备车而欠下的巨额债务窟窿。回顾这段经历，不禁让人感叹：一个卖鸡蛋连账都算不清的农村妇女，竟能凭借其搞关系的“天赋”，游刃于数亿元资本的游戏之中，这究竟是畸形的“励志”，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2008年，一位山西官员陪同领导到北京办事，拜访一位名为“丁雨欣”的山西籍女企业家。在北京保利大厦那气派的22层办公室里，双方一见面，这位官员大吃一惊：眼前这位衣着光鲜、气场十足的“丁总”，不就是多年前在山西有过几面之缘的丁书苗吗？她何时改了名字？又如何在京城最顶级的写字楼里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此时的丁书苗，确实如同脱胎换骨。她公司所在的保利大厦，是当时北京租金最昂贵的甲级写字楼之一。她的脚上，早已不见了当年的布鞋、运动鞋，取而代之的是精致的高跟鞋。她的衣着风格也发生了巨变，偏爱高调的鲜亮色彩，如红、粉、黄等。据说她日常只穿美国高端时尚品牌“圣·约翰”的服饰，该品牌定位服务于成熟、高收入、追求优雅着装的女性群体。但由于丁书苗身材高大且偏胖，买来的成衣往往不合身，需要专门请服装师进行修改。她还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将名字改为“丁雨欣”，寓意新的开始。 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始于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刘志军。 时间回溯到1997年左右，仍在山西煤炭运输领域艰难求存的丁书苗，开始频繁往北京跑。她延续着过去那套行之有效的“搞关系”模式，将目标锁定在北京任职的山西籍官员身上。她从领导身边的秘书、司机、家属等“外围”人员入手，一步步地编织着自己在京城的交际网络。 就在这时，一位在北京给某位领导担任秘书的山西同乡，为丁书苗和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分管运输的刘志军牵上了线。关于丁书苗与刘志军的关系如何迅速升温并建立起超乎寻常的信任，其中的具体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但可以想象，搞关系、办私事是丁书苗的拿手好戏，其方式无非是从关心刘志军的个人生活入手，通过办理一些琐碎、私密的事务，逐渐博得对方的好感与信赖。 然而，仅靠这些似乎还不够。据《财新》报道，丁书苗抓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奠定了她在刘志军心中的地位。在得到刘志军在铁道部内部一名亲信的指点后，她使出浑身解数，全力运作刘家的一桩棘手案件。 刘志军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弟弟，名叫刘志祥，此人江湖习气浓厚，人称“爽哥”。他靠着哥哥的影响力，从压土工、火车司机干起，仕途一帆风顺，年方四十出头便被提拔为汉口火车站站长，五年后又晋升为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 1997年，汉口火车站将所属招待所承包给了一个名叫高铁柱的人。后来，刘志祥单方面强行毁约，给高铁柱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高铁柱上门理论，刘志祥非但不赔偿，反而盛气凌人地教训对方：“你们农民进城来混点饭吃，有今天这个样就已经很不错了。民不要跟官斗，穷不要跟富斗。”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农民出身。高铁柱愤然回怼：“那我就去告你！”正是这句话，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刘志祥指使四名歹徒，携带砍刀、匕首闯入高铁柱家中。凶手用利刃刺破了高铁柱的大腿动脉，导致他在自己年仅三岁多的孩子面前，鲜血流尽而亡。案发后，侦破工作一度进展缓慢。直到其中一名凶手因另案被捕，才供出了幕后主使刘志祥。最终，两名直接行凶者被追究刑事责任。刘志祥不仅买凶杀人，还查实了巨额贪污受贿，数额高达五千多万元，最终却仅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随后，便是常见的“操作”：死缓改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又减为有期徒刑，再争取保外就医。即使在服刑期间，依然不断有人前往探视，请托他帮忙介绍铁路工程。刘志祥能获得如此“优待”，自然离不开其兄长刘志军这把强大的“保护伞”。而丁书苗在此过程中的四处奔走及其所展现的“超能力”，同样“功不可没”。 有报道称，在刘志祥被羁押期间，铁道部曾拨出高达二百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加强湖北省的铁路建设。舆论普遍怀疑，这种“变相的补偿”影响了湖北方面对案件的审理态度。“花国家的钱，办刘家的事”，刘志军还特别委托丁书苗，动用其在北京的关系网进行运作，使得其弟所受的惩罚得以一再减轻。 “你办事，我放心。”经过此事，刘志军对这位忠心耿耿、能力“通天”的丁书苗彻底刮目相看，完全将其视为“自己人”。自此，一项项关乎巨额利益、涉及核心机密的暗箱操作任务，被陆续交到了这位在家乡被称为“傻娘”的女人手中。 丁书苗实际的官场人脉或许有限，但在刘志军面前，她总是表现得信心十足，大包大揽，营造出一种“无所不能”的假象。 大约在2008年前后，刘志军萌生了一个念头：希望到地方上担任一任省委书记。这既是迈向更高、更重要职位的常规历练途径，也因为他预感铁路系统事故风险高，容易因此丢官罢职。他指令丁书苗去“找找关系”，甚至希望能直接约见中组部的领导。 中组部是负责全国干部任免的核心实权部门，其领导岂是轻易能见？丁书苗辗转接触到一个山西老板，对方信誓旦旦地表示，他认识中组部主要领导的秘书，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但需要一笔不菲的“活动经费”。刘志军让丁书苗代为支付了五百万元。钱一到手，那位山西老板便声称已与“中组部秘书”商量妥当，可以安排刘志军到领导家中吃饭。然而不久后，他又以各种理由推脱，说饭局需要改期。事实上，此人根本不认识什么领导秘书，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 刘志军类似的被骗经历不止一次，付出的代价也远超五百万。2007年，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宏达因违纪被查。此人曾为感谢刘志军的提拔，送过十万美元。刘志军担心引火烧身，便吩咐丁书苗想办法“捞人”。 丁书苗想起了认识的一个名叫刘玲的女子。此人四十多岁，自称在美国It行业工作，却在北京“很有神通”。丁书苗向刘玲表示，只要能把何宏达“弄出来”，愿意拿出两千万元作为办事经费。刘玲满口应承，并且贪得无厌。在一次饭局上，她故意提及自己的车总是出毛病，刘志军得知后，立刻示意将一辆价值不菲的沃尔沃轿车过户到了刘玲名下。 结果可想而知，何宏达并未如刘玲承诺的那样免于刑罚，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事实上，刘玲等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未找过任何司法机关的关系。而刘志军却稀里糊涂地为此事总共支付了四千四百万元的“活动费”和一辆豪车。 位高权重的刘部长，接连被江湖骗子戏耍，说出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在何宏达案件宣判当天，刘志军甚至下令各地方铁路局的宣传部长，必须确保当地报纸不刊登任何与此案相关的消息。这些见不得光的“求人办事”，即使被骗得血本无归，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绝无可能去找骗子兴师问罪。 客观而言，尽管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办得颇为丢人，但在编织高层关系网络方面，丁书苗确实展现出了某种“天赋”。她曾在自己买下的五星级酒店里，举办“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据公开报道，有四百多名来自中央及地方的秘书或前任秘书出席，其中不乏一些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身边人。 此外，当时在北京颇具影响力的“西山会”，其主要成员多为山西籍的高官，仅有少数经过认可的山西籍富商才有资格参与并承担费用，丁书苗便位列其中。她还成立了“英才会所”，立志将其打造成世界顶级俱乐部，并成功邀请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作为座上宾。据称，法国、俄罗斯、越南、奥地利等多国的政要或前政要，都曾出任该会所的“高级别咨询理事”。 然而，即便在丁书苗最为大红大紫的时候，她的公司内部管理，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台班子”。虽然租用了京城最昂贵的写字楼，但其运作模式却与她当年经营小饭馆时相差无几，所有资金的大进大出，几乎全凭她一个人脑子记忆和口头指令，缺乏现代企业最基本的财务制度和监管流程。 丁书苗的文化水平始终是其硬伤。据她的小学老师回忆，她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差得离谱”。她的发言稿绝不能超过一张A4纸，遇到不认识的字，下属必须用她认识的同音字在旁边标注。例如，“品牌”的“牌”她不认识，员工就得在旁边写上“拍”字。甚至连拼音她都无法识别。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近乎半文盲的农村妇女，究竟是如何被北京那个高深莫测的上层交际圈所接纳的？这恐怕是再多案卷也难以彻底揭示的谜团。 对于自己的“主子”刘志军，丁书苗所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除了运作关系、平息事端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猎艳”。 他的好色在内部并非秘密，他喜欢在铁道系统内部“选秀”，以满足其私欲。然而，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而言，仅“窝边草”显然无法满足其虚荣心，他们更需要带有“光环”的情人来彰显身份与地位，例如知名主持人、演艺明星等。 丁书苗对此心领神会，积极打入娱乐圈。她曾出资五千万元，参与投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剧中几位年轻的女演员，如今都已成长为内地的当红明星。诗人赵lihua和摄影师李zhensheng曾实名爆料，在丁书苗的安排下，该剧多位女演员曾遭到刘志军的“潜规则”。李振盛的说法更为惊人，声称“剧中十二金钗无一幸免”。 2013年，曾在该剧中饰演“晴雯”的杨幂发表严正声明，澄清自己从未遭遇任何潜规则，关于她牵扯刘志军案的说法纯属谣言。饰演“黛玉”的蒋梦婕也公开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刘志军。而赵丽颖等其他女星则未作回应。两名爆料人也未因此番言论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丁书苗为满足刘志军的性需求可谓鞍前马后，其“进献”的对象远不止女演员。刘志军案发后，调查人员披露，在2003年至2009年间，刘志军先后在多家豪华酒店、高档娱乐场所，与丁书苗出资安排的多名女性进行嫖宿。据称，刘志军的qingfu数量达到两位数，而丁书苗是其中的主要“介绍人”。 有了刘志军这座坚实的靠山，丁书苗在铁路系统内真正做到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甚至能拿到至高无上的“部令”——这是一种由铁道部调度部门直接下达的调度命令，在半军事化管理的铁路系统内具有绝对的权威。普通私营老板若能打通铁路分局层面的关系拿到车皮计划已属不易，而丁书苗却能每月稳定地拿到十个八个“部令”。 她也因此成为众多煤老板眼中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她总能搞到紧张无比的车皮计划。在铁路运力堪比黄金的年代，车皮计划直接决定了煤炭外运的能力和利润。丁书苗不仅利用“部令”和车皮计划为自己运输煤炭，还将富余的车皮计划转手倒卖给急需的客户。在运力最紧张的时候，一节车皮的“转手费”能被炒到近万元，而一列货车通常有三四十节车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比辛苦发运煤炭来钱更快更轻松。 2003年，刘志军正式升任铁道部部长，手握更大的审批权，丁书苗获取车皮的能力也随之水涨船高。据《财经》杂志报道，当时铁道部内部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刘志军每年会批给丁书苗的公司高达五百万吨的车皮运输指标。恰逢全国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丁书苗借此机会赚得盆满钵满。司法材料证实，仅在2004年至2011年间，在刘志军的鼎力相助下，丁书苗及其儿子通过倒卖车皮指标和贩运煤炭，就非法获利高达4.43亿元。 2007年，中国高铁建设进入全面爆发期，更大的“买卖”降临了。刘志军亲自提醒丁书苗：“现在有很多人跑铁道部的项目，你也可以去找点单子做。”但他也特别嘱咐：“不能直接拿国企的钱，容易出事。”他指点了一条“安全”的路径：在铁路工程建设中，国企虽然不敢直接给回扣，但在拿到总承包权后，会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私营公司，回扣可以通过这些私营公司转给中间人。 丁书苗能够帮忙拿到高铁工程项目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名叫郑鹏，四十多岁，福建平潭人。平潭是中国有名的“隧道之乡”，据说全国八成以上的隧道工程都由平潭籍的工程队伍承建，郑鹏在圈内颇有名气。 丁书苗对铁路工程一窍不通，郑鹏却表示“无妨”。他交给丁书苗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家企业的名称和一串代码，让她拿去“找领导批一下”。刘志军拿到纸条后，明知故问：“这条子是干嘛的？”丁书苗竟然答不上来。刘志军又问：“那关系可不可靠？”丁书苗回答：“很可靠。”于是，刘志军便依条批示了。 事后，刘志军吩咐丁书苗，以后类似的纸条必须写上具体的“标段、标地、额”，而且必须由丁书苗本人亲笔书写，因为她那歪歪扭扭、极具特色的字迹，刘志军一眼就能认出，这似乎成了一种独特的“防伪标识”。 就是凭借着这样五十三张看似儿戏的小纸条，丁书苗成功帮助二十三家企业在高铁建设中中标，涉及项目总金额惊人之巨，超过一千八百亿元，约占2010年全国铁路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丁书苗个人从中获取的“中介费”高达二十四亿多元，这构成了她三十多亿非法所得中的最主要部分。 当然，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白手套”所掌控的巨额财富，并非完全属于自己。刘志军随时可以来这里“提款”。这不禁让人反思那个着名的论断——“人永远赚不到认知范围以外的钱”。丁书苗，显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 再举一例：2010年，铁道部主办“第七届世界高铁大会”。刘志军告诉丁书苗，她的公司可以与参与大会的二十多家国有企业签订合同，承揽广告业务。丁书苗竟然傻傻地问：“签这些合同挣不挣钱？”刘志军听后非常生气，觉得这女人简直是“猪脑子”。在他的亲自安排下，高铁大会上收取的一点二亿元赞助费，被直接转入了丁书苗公司的账户。刘志军还帮助丁书苗的公司一度垄断了高铁站的广告业务，有些车站原本已将广告业务外包，刘志军便派人一家一家地去谈判，强行收回。 2008年，在铁道部一位副司长的亲自陪同下，丁书苗的手下带着合同前往青岛站，要求签署广告承包协议。当时，青岛站仅平面媒体广告一项，年收入就有五百万元。但在刘志军的巨大压力下，该站不得不以每年一百万元的超低价格，将广告承包权拱手让给丁书苗的公司，而且一签就是二十年！ 丁书苗的生意触角，甚至延伸到了高铁的核心零部件领域。“轮对”作为动车组的关键部件，每运行两百四十万公里就必须更换，市场需求巨大且持续。同时，轮对的质量要求极高，技术门槛不容小觑。最初，几家实力雄厚的老牌冶金企业都准备参与竞标。但他们很快听说，一位靠煤炭运输起家的女老板，已经通过铁道部高层搞定了此事。于是，这些企业纷纷识趣地退出了竞争。丁书苗名下的公司，最终成为了高铁轮对的“唯一供货商”，在短短十个月内，就签下了接近七十亿元的采购订单。 然而，利益攫取的疯狂背后，是质量隐患的滋生。2011年，一列上线运营仅半个月的动车组，在其关键的动力轴上发现了不明裂纹，引发了业内震动和安全担忧。 丁书苗的商业版图，堪称“既吃龙虾鱼翅，也不放过围碟”。从列车的座椅、卫生间洁具，到高铁声屏障，几乎无所不包，真正实现了“赢家通吃”。可别小看这些“围碟”，同样能做出天价。例如，由丁书苗司机实际掌控的一家公司，大量参与了高铁座椅的供应。根据他们的报价，一个一等座单人座椅的总价高达三万余元，VIp座椅更是达到惊人的十六万元。相比之下，业内老牌座椅厂商的报价能低三分之一左右，但却始终无法进入采购名单。 丁书苗甚至还将触角伸向了铁路投资本身。她在老家山西晋城，获得了“嘉南铁路”的投资权。这条连接晋煤外运两大动脉的地方铁路，在刘志军的“加持”下，成功说服了地方政府立项。嘉南铁路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铁路”。倘若没有后来的变故，丁书苗的故事，几乎可以被奉为“草根逆袭”、“霸道女总裁”的完美范本。 在家庭层面，丁书苗无疑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她的丈夫性格内向，爱喝酒，对事业成功缺乏渴望。她的一子一女都是高中毕业后参军，随后又就读于学费高昂的商学院，开始为母亲的生意帮忙。 丁书苗本人住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豪宅，每天清晨会到公园跑步锻炼。她在海淀区的知名高档社区“仁济山庄”也购置了房产，并特意安装了汉白玉栏杆以彰显气派。她还斥资三点五亿港元，在香港超级豪宅“天汇”购买了三个单位。 然而，表面的风光之下，危机已然临近。2010年11月，在山西晋城为丈夫操办的一场葬礼上，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他们手持dV在远处悄悄录像。这位朋友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劲：一是这些不明身份者，他怀疑是办案人员在取证；二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们一反常态，全程未曾露面。要知道，那时的丁书苗可是地方政府极力追捧的“财神爷”。 丁书苗其实早已察觉到麻烦。就在那年3月，她计划前往瑞士探望儿子一家，在机场却被边检人员拦下，告知已被限制出境。显然，她早已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调查视线。她四处托关系打听，究竟是因为什么问题在调查自己。 危机的导火索，竟是一份看似不起眼的小合同。2009年，审计人员在审计京沪高铁项目合同时，发现了一笔高达五千万元的可疑付款，资金被打入了一家早已注销的个人控股公司。审计人员询问项目负责人，这五千万元究竟购买了哪些设备？负责人闻言顿时慌了神，支支吾吾地表示“采购的设备尚未到货”，并声称合同是“上面”签的。更令人瞠目的是，他一边说着，竟一边拔腿就跑，试图逃离现场。经验丰富的审计人员也为之愕然，从事审计工作多年，如此场景实属罕见。 第二天，这位负责人又主动找到审计人员，编造了一个漏洞百出的理由，声称这笔钱是计划用于为“马达加斯加的项目”购买设备，因当地发生政变，故未能完成采购。他将故事扯到遥远的非洲，却根本无法糊弄专业的审计团队。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涉事企业是央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简称中国水电），在丁书苗和刘志军的帮助下，中标了价值上百亿元的京沪高铁项目。中国水电原本希望丁书苗成立一家咨询公司来走账，以便支付中介费，但丁书苗未按此操作。结果，中国水电将一亿元资金直接打入了丁书苗女儿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另五千万元则在境内直接支付给了丁书苗本人。 东窗事发后，丁书苗希望刘志军能出面干预。刘志军闻讯震怒，责令她立即退款，并大骂他们“一群糊涂蛋！”。 审计人员顺藤摸瓜，又发现另一家大型国企在中标铁路项目后，以“咨询费”名义，从账外划给了丁书苗一亿元。当审计人员约谈丁书苗，询问她究竟提供了何种“咨询服务”时，发现她对项目技术、管理等核心内容一无所知。而那家涉事国企则爽快地承认了向丁书苗进行利益输送，并直言这是“招标潜规则”。得知此情，刘志军发出了绝望而又无奈的咆哮：“怎么能直接收这钱呢？不知道找几个账户过过桥吗？！” 感觉到危险逼近的丁书苗，开始了最后的挣扎与自救。她找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位正厅级官员范增玉。范增玉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多做慈善，大量捐款，以此塑造正面形象，争取高层领导的关注。 丁书苗依计而行。范增玉为她安排在扶贫表彰大会上发言，在相关刊物上刊登她的慈善事迹。为此，丁书苗分三十八次向范增玉转去了四千多万元“活动经费”。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范增玉中饱私囊。他甚至冒充领导给丁书苗发短信，使骗局显得更为逼真。 这套“公益洗白”的组合拳，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一些效果。在《福布斯》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榜上，丁书苗以年度捐款九千万元高居第六位。据统计，自2009年起，她的各类公益捐款累计超过三亿元。她的形象还被塑成雕塑，在全国进行巡展，以期获得领导的肯定。 然而，这种做法在明眼人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一位熟悉她的山西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丁书苗没有扎实的实体产业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捐款虽然换来了社会名誉，但也极易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 她这么多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一查账，所有问题不就都暴露了吗？” 命运的终场哨声，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吹响——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当晚，丁书苗正在北京王府饭店的咖啡厅里与人洽谈项目，被突然出现的办案人员当场带走。她在朝阳公园附近的豪宅也同步被搜查。其公司停在地库里的车辆多达二三十辆，警方不得不临时增调人手，才将所有车辆驶离。 丁书苗到案后，很快便供出了背后的“大佬”刘志军。她的证言，成为了突破刘志军案件的关键突破口。 那位曾被誉为“中国高铁之父”、绰号“刘跨越”的铁腕部长，终于在超高速的权力与欲望轨道上，彻底翻车。2011年2月的一天，在南京丁山宾馆，一群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务人员，根据北京的命令，带走了发型已显稀疏的刘志军。据称，当时他的房间内，还有两名女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志军平日极为迷信，长期在家中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为了“驱邪镇岁”，他竟下令在铁道部大院门口摆放了一对石狮子。每逢重大工程开工，他必会找人依据黄历挑选“吉日”。然而，所有的这些迷信举措，最终都未能挽救他覆亡的命运。 在他落马五个月后，震惊中外的“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爆发，造成四十人死亡的惨剧。尽管刘志军已身陷囹圄，但舆论仍在追问：这位前部长是否应为事故埋下的安全隐患承担历史责任？ 回过头来看丁书苗，她确实是“白手套”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甚至可称为“小白”。她在法庭上坦白，自己其实并不完全清楚那些巨款具体是如何赚来的，只知道不断有巨额资金涌入她公司的账户。在中国水电的那个项目中，她没有遵照刘志军的嘱咐通过复杂方式走账，结果直接撞在了审计的枪口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涉及权钱交易的五十多个项目中，唯有中国水电这个项目是由丁书苗亲自出面运作的。 丁书苗，这个没有文化却深谙人情世故的奇女子，清楚地知道刘志军对她的每一次帮助都标好了价格。她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正如她对侦查人员所言：“刘志军在铁道部当副部长时，在铁路运力审批上关照过我，我挣了不少钱。我有了钱，就四处活动，为他引荐各方面的重要关系，并为他花钱拉关系。刘志军当了铁道部长以后，权力更大了，我对他更加言听计从，凡是他交代的事情，我都尽力去办，花多少钱我都不吝啬。”直到庭审时，提及刘志军，她依然满脸虔诚地尊称其为“老板”。 最终的审判为这段荒诞的传奇画上了句号。丁书苗因非法经营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亿元，没收个人财产两千万元。这个罚金数额，当年甚至超过了轰动一时的国美电器黄光裕案（罚金六亿元），刷新了1949年后个人罚金的最高纪录。她的女儿也因涉案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其儿子由于常年在瑞士经营公司，未卷入此案，得以幸免。 而她的后台老板刘志军，则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纽约客》报道，刘志军曾明确要求丁书苗预留四亿元资金，计划用于贿赂相关领导。可惜，这场权力的“新跨越”尚未实施，便已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另有《证券市场周刊》综合多方信源报道，在丁书苗与刘志军的权钱交易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为神秘的“高人”在居中安排、牵线搭桥。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刘志军或许并非丁书苗唯一的“boSS”，他们所卷入的，也注定是一场层级更高、更为错综复杂的权力游戏。 第108章 台湾第一淫魔 台湾，霓虹灯如蛛网般交织，掩盖着无数光鲜外表下的黑暗秘密。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莫过于那个被称为“台湾第一淫魔”的男人——李宗瑞。 他的罪行如一出惊悚剧，电脑中藏匿着27季视频，三年间侵害超过60名女性。这些受害者中，不乏知名演员、模特，甚至包括他的jimu。但最骇人的，还不止于这些赤裸裸的暴行，而是他在入狱后，凭借家族的金钱和权势，继续在铁窗内过着特权生活，仿佛监狱不过是另一个奢华的游乐场。 这起案件，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台湾社会对权贵阶层的幻想，暴露了金钱如何腐蚀正义，让普通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台湾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权贵犯罪——李宗瑞案。 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堕落史，更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镜像，映照出欲望、权力与受害者的无声呐喊。 李宗瑞，别名李宗佑，1985年2月6日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支离破碎却又金光闪闪的家庭。要深入他的故事，我们必须先揭开那层家庭的面纱。这个家庭，仿佛一部充满狗血情节的连续剧，交织着金钱、情欲与背叛。 他的父亲李岳苍，是一个从草根逆袭的商业传奇。年轻时，李岳苍远渡重洋，前往日本东洋大学留学。那里的樱花树下，学术氛围浓厚，异国风情让他眼界大开，也铸就了他那野心勃勃的性格。毕业后，他返回台湾，投身商海，如饥似渴地追逐财富。他先是从经营大型商场起步，那些商场里，人潮如织，货架林立，空气中弥漫着新货的香味和顾客的喧闹。李岳苍从中嗅到金钱的甜蜜，迅速积累起第一桶金。尝到成功滋味后，他目光如鹰般锐利，转向金融业。 在台中市，他一手创办了大发证券，这家公司一度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巨头，风头无两，员工们在办公室里忙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股票曲线在屏幕上跳动，像心跳般刺激。后来，大发证券与元大证券合并，李岳苍顺势登上元大金控董事的宝座。早在那个时代，他已身家过亿，跻身台湾顶级富豪行列。他的帝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通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敏锐的商业嗅觉和铁腕手腕，一砖一瓦筑成的。那些年，他西装笔挺，出席各种高端会议，身边环绕着崇拜者，生活如国王般尊贵。 然而，李岳苍的辉煌不止于事业。在情场上，他更是叱咤风云的猎手。 他风流成性，专门猎艳美女明星，仿佛将人生视为一场永不谢幕的浪漫猎艳游戏。那些女星们，妆容精致，笑容迷人，在聚光灯下闪耀，却不知不觉落入他的网中。像应小薇、罗佩颖及邱淑仪等知名女星，都曾与他传出绯闻。 这些绯闻在娱乐圈如野火般蔓延，增添了他神秘而危险的魅力。2001年，在接受《时报周刊》采访时，李岳苍亲自用“荒唐”二字来形容自己的过往情史，那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却也透露出得意。他坦露，早在高中时代，他就曾向父母大胆提出要和女友同居的想法。那时的他，青春叛逆，荷尔蒙如火山般喷发，对爱情和欲望充满幻想。 李岳苍24岁时结过一次婚，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了短短6年。结婚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可这些孩子的母亲，竟来自四个不同的女人。这种复杂的亲子关系，像一张错综复杂的蛛网，缠绕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制造出无尽的戏剧冲突。其中一个女人，就是李宗瑞的母亲——石锦绣。 石锦绣长得异常漂亮，肌肤如瓷器般光滑，眼神妩媚动人，能歌善舞，仿佛天生就是舞台上的女王。在遇到李岳苍之前，她就经常混迹于台湾各大夜店和歌舞厅。那些场所，灯光昏暗，音乐震耳欲聋，空气中混杂着酒精、香水和汗水的味道。她在其中如鱼得水，舞步轻盈，歌声婉转，吸引无数目光。认识她的人，都称她为“九国名花”，这个绰号源于她的国际范儿和多国混血般的异域魅力，让人觉得她像一朵绽放在异国风情中的奇花。 一次热闹非凡的饭局上，石锦绣与李岳苍相遇。那晚，餐厅里烛光摇曳，酒杯交错，笑语喧哗，两人目光交汇，仿佛命运的火花瞬间点燃。很快，她怀上了他的孩子。石锦绣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天赐的机遇，能让她从夜店的浮华中解脱，嫁入豪门，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她幻想着未来的日子：豪宅、名车、仆人环绕。但现实如冷水般浇灭她的梦想——李岳苍根本没有娶她的打算。 他对她的出身嗤之以鼻，不愿意接受一个从风月场中走出的女人做自己的正室。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枷锁般牢固。他很快断了联系，转而投入新的女友怀抱，留下石锦绣独自面对腹中的生命和内心的破碎。 石锦绣没有被击倒，她选择坚强，执意生下李宗瑞，当起了单身母亲。那时的她，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用仅有的积蓄和从前积累的人脉，在台北开了一家高档会所——这就是台湾赫赫有名的307会馆。 这家会所装修奢华，墙壁上挂着名画，灯光暧昧柔和，空气中飘荡着昂贵香氛，吸引了无数权贵名流前来消费。石锦绣的情商如她的舞步般高超，交际能力出众，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这些上流人士之间，斟酒、闲聊、化解矛盾，生意如日中天。 但成功的背后，是对儿子的深深疏忽。她越来越忙碌，奔波于生意场，参加一个又一个饭局，留给李宗瑞的时间少之又少。为了弥补这份母爱的缺失，她只能在物质上对他有求必应。李宗瑞从小在钞票堆中长大，那些闪亮的纸币像玩具般堆积在他房间，让他以为金钱就是万能的钥匙，能打开世界上任何一扇门。 同时，他也耳濡目染了母亲夜场里的花红柳绿：男人们西装革履，口若悬河；女人们妆容精致，笑语盈盈；酒精与香水混杂的空气中，充斥着暧昧的低语、放纵的狂欢和隐秘的交易。这些场景，如种子般悄然植入他的心灵，扭曲了他的世界观，让他从小就对欲望和权力产生病态的迷恋。 李宗瑞的性格因此变得异常叛逆，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出国留学后，由于无人约束，他彻底放飞自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出手阔绰得让人瞠目结舌。 在异国的夜店里，他动不动就喊出“今晚的消费由李公子买单”，那些夜晚，灯球旋转，音乐轰鸣，舞池中人群涌动，他像国王般被簇拥，身边美女环绕，酒杯不离手。留学期间，他的每月生活费高达700万新台币，这笔巨款足够普通家庭过上几年奢华生活，却在他手中如流水般消逝，换来短暂的快感和空虚的满足。 与此同时，他的父亲李岳苍也没闲着。年纪渐长，他的生活依旧多彩，先后又与不同的女人生下三个女儿。这些女儿的出生，进一步复杂了家族的血脉关系，让李家像一个庞大的拼图，缺了哪一块都显得不完整。李岳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问题。 由于只有李宗瑞这么一个儿子，他再次找到石锦绣，提出让李宗瑞认祖归宗。就这样，10岁的李宗瑞被接回豪门，从一个普通的富二代，摇身一变为拥有百亿家产的顶级富二代。那一刻，他的人生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豪宅、名车、私人飞机触手可及，但也埋下了更深的隐患——欲望的膨胀和道德的崩塌。 豪门的生活，让李宗瑞的胃口越来越大。他见惯了父亲的风流史，母亲的夜店世界，那些普通的男女之事，已无法带给他任何满足感。他开始尝试一种阴暗而见不得人的手段：用药物让女孩失去意识，再发生关系，并仔细记录下来。这种行为，像一种病态的癖好，源于他对权力的极端迷恋和对女性的彻底物化。 他精心挑选目标，那些美女如猎物般落入他的陷阱，他享受那种掌控一切的快感。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他的罪行终究如纸包不住火般暴露。 2011年7月，一对姐妹花以“下药迷奸、偷拍私密光碟”为由，将李宗瑞告上法庭。这对姐妹的经历，令人匪夷所思，仿佛一部精心编排的惊悚小说。妹妹原本是李宗瑞的女友，那天晚上，她们在酒吧里嬉笑玩闹，喝下李宗瑞递过来的一杯水，感觉头晕目眩，视野模糊，很快失去意识。 醒来时，已是凌晨，她躺在陌生的床上衣衫凌乱，身体传来阵阵疼痛，她隐约意识到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后来，她无意间从李宗瑞的电脑上看到自己的视频，那些画面地记录了她的耻辱，每一帧都如刀割般刺痛她的心。 她愤怒地质问李宗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快删除视频！”她的声音颤抖，泪水滑落。没想到，李宗瑞满不在乎，甚至冷笑一声威胁：“如果你敢说出去，我就让这条视频传得人尽皆知，让你身败名裂。”妹妹感到无助，像坠入无底深渊，世界瞬间崩塌。她回家后，将一切告诉姐姐，姐妹俩抱头痛哭。 姐姐义愤填膺，为了给妹妹讨回公道，私下找到李宗瑞交谈。那天，姐姐强压怒火，试图理性对话。李宗瑞表面假装同意，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他在递给姐姐的水中提前下了迷药，然后将她带回家，拍摄了视频。醒来后，他用同样的说辞发出威胁：“别想反抗，否则后果自负，你的视频也会满天飞。” 令李宗瑞没想到的是，这对姐妹没有屈服于他的胁迫。她们擦干眼泪，互相扶持，11年7月29日，勇敢地走进警局报案。 警局的灯光刺眼，她们的手微微颤抖，却坚定地讲述了遭遇，声音虽小却如雷鸣。由于李宗瑞财大势大，且拒不认账，这次提告并没有立即成功。法院以证据不足释放了他。但她们的努力如石入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李宗瑞被告的消息传出，越来越多的女性站了出来，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这些声音，像潮水般涌来，一波接一波，淹没了李宗瑞精心构建的伪装。在网络上、在警局里分享相似经历，彼此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警察很快获得搜查令，闯入李宗瑞家中。搜查队破门而入，对他的电脑进行破解后，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内容：受害者足足有60多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灵魂。 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受害者没有被拍摄？这个念头，让人不寒而栗，脊背发凉。通过整理数据，警方发现27季资料中，包含93段视频和176张照片。这些资料被李宗瑞精心分类，为了方便自己欣赏回顾，他还将视频刻成光盘，按照A到Z的顺序保存在电脑里，像收藏家般病态地整理战利品。里面除了知名女星、女模，还有少儿节目主持人，那些纯真笑容的背后，竟隐藏着如此黑暗。 最不可思议的是，警方竟在其中看到了李宗瑞的jimu——梁天婷。这段视频，像一枚炸弹，不仅炸裂了家庭，还让整个社会哗然。 针对这些视频，部分受害者因社会压力、害怕曝光或心理创伤，没有报案。她们选择沉默，独自承受痛苦。最终，只有部分人提告：14人没有出面，16人明确指控李宗瑞有性侵行为。指控从2009年开始追溯。那时起，李宗瑞不断邀约女友、女模、素人及艺人，先到酒吧喝酒取乐。酒吧里，霓虹闪烁，酒精麻醉神经，音乐如心跳般律动，他伺机下药，观察受害者眼神渐迷离。趁对方喝醉，将其抬回家，进行犯罪。如果有人警惕性高，在酒吧没上当，他也会以送对方回家为借口，在车上编造各种理由——“东西忘了拿”或“衣服弄脏了”——将对方暂时骗回家中。 随后，递上下了药的水，自然得像递一杯普通饮料。如果中途对方醒来，他还会用药强制让对方“关机”，然后继续他的兽行。作案手法单调得令人发指，却因为他的权势和受害者的无助，维持了3年之久。 每次事后，他演技大发：要么假装无事发生，第二天还发短信问候；要么推说是受害者主动向他示好，颠倒黑白；有时，为防万一，还强迫对方吃避孕药，确保没有后患。他的冷血，让人联想到猎人清理现场的冷静。 在流出的视频中，一个名叫吴雅欣的性感女星，被讨论最多。她是李宗瑞公开过的正牌女友，一心想嫁入豪门，却栽了大跟头，像童话中误入狼窝的公主。吴雅欣与李宗瑞相识于2008年1月，两人在一个台湾经纪公司的尾牙宴上相遇。 那晚，宴会厅热闹非凡，香槟杯碰撞，笑声不断，空气中弥漫着美食的香气。李宗瑞在宴会上要到她的电话号码，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就交往。因为李宗瑞画大饼说要“养她一辈子”，许诺未来豪宅名车，吴雅欣信以为真，在事业上开始摆烂，被公司雪藏。失去工作收入后，李宗瑞没兑现承诺，反而吴雅欣从朋友处听到他劈腿的消息，那些传闻如刀子般扎心。无法接受，她被传出割腕自尽。那时，她躺在医院病床上，鲜血染红床单，内心如刀绞，绝望中想着“为什么是我”。对此，李宗瑞无一丝愧疚，还以此为谈资，在朋友圈炫耀：“女明星为了我想不开，多有面子。” 分手后，她没想到还被牵扯进偷拍门，因对话劲爆、画面有料，成为媒体焦点，那些视频如病毒般传播，让她的耻辱永存网络。 另一个吸引眼球的受害者，是继母梁天婷。一开始，起诉书中没她的名字，她想隐瞒保住声誉，独自吞下苦果。但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那一刻，她的世界崩塌。犹豫很久，泪流满面地告诉李岳苍真相。据她说，那天李宗瑞递给她一杯水，她喝下后感觉天旋地转，睡着了，醒来为时已晚。她没想到，他还拍下视频，每一帧都记录了她的无助。 李岳苍风流一生，却被亲生儿子戴了绿帽，怒火中烧，拳头紧握，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儿子是家族唯一继承人。这种家庭悲剧，让人感慨权贵的荒唐。 在众多控诉声中，有4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是自愿的，其中一个叫赖慕贞，和李宗瑞相识时，人设是富家千金，生活光鲜。但2012年8月17日，警方查出她是贩卖违禁品通缉犯。正因她在事件中高调发声，替李宗瑞辩护，引来警方注意，后在台南被捕，判3年半。那一刻，她的人设崩塌，从“千金”变成罪犯。 一时间，李宗瑞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名模白心慧特别强调和李宗瑞没有任何瓜葛，在媒体前澄清。前女友林丽菲在微博上发文，声称自己和李宗瑞只是普通朋友。节目主持人小马被爆曾经是李宗瑞的干弟弟，很快也亲自出面否认，急于撇清关系。一时间，原本认识李宗瑞的人，都不敢承认，怕被卷入风暴。舆论如狂风骤雨，网络上充斥着谴责和八卦，社会一片哗然。 危机关头，李宗瑞竟然选择了逃跑，像老鼠般钻入暗处。2012年8月1日，警方传唤他，却发现他早已经不知所踪。警方发布通缉令，同时限制他的出境。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在网络上散播李宗瑞的视频和照片，那些画面如病毒般扩散，甚至有黑帮悬赏500万帮忙抓他，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2012年8月13日，李岳苍因为李宗瑞的丑闻，辞去了元大职务，那天他脸色铁青，宣布时声音颤抖。8月20日，他公开向社会致歉，并劝告李宗瑞出面投案，语气中带着父亲的无奈。8月23日晚8:35，李宗瑞在逃跑了23天之后，在律师的陪同下自首。但他强调自己并不涉及迷奸，而是双方心甘情愿，并且他本人也没有散播影片的行为。他的辩解，听起来苍白无力。 9月，警方发现李宗瑞逃亡期间，一直藏匿于他的黑道好友陈美兰处。陈美兰是一名保险业务员，两人是在一个饭局上相识的，很快成为好友。但他和李家的关系让人生疑，因为后来警方发现，她的住处竟然被登记在李岳苍的名下，这层隐秘联系，如迷雾般增添了案件的复杂性。 李宗瑞虽然是主动自首，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会轻易结案。对于他的审判持续了4年，李家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让案子一拖再拖。在李家天价律师团的操作下，该案屡次变成了证据不足的闹剧，甚至还同步起诉了12名刊登不雅照的网友，试图转移焦点。 2012年12月4日，台北法院开庭审理李宗瑞迷奸案，首次提审李宗瑞，并现场勘验光碟。李宗瑞认错不认罪，遭警方合并囚禁30年。那天法庭上，他低头不语，却不肯低头认罪。 2013年1月31日，李宗瑞案在台北地院开庭，他首次承认偷拍31名受害者的影片，表示愿意赔给每个人20万新台币，并且请求交保释金回家过年。他的请求，如一记耳光，激怒了受害者。 2013年7月9日，台北地院再次开庭，李宗瑞仍然认错不认罪，说这只是夜店文化，是大家看对眼之后的双向选择。他的辩词，让法庭哗然。 2013年7月16日，台北地院一审终结，34名被害人中有12人向他提起赔偿，总计7,500万元。 2015年10月23日，最高法院针对李宗瑞性侵案审理一年之后，认定他性侵5人，判处22年10月有期徒刑，并且要求赔偿其中两名女子，总共430万元。 2016年3月7日，台高等法院一审认定共8罪，判李宗瑞39年二月徒刑，由于台湾刑法的上限是30年，最终判刑29年10个月。 2024年4月，李宗瑞不满自己执行过多，再次提出减刑，但被驳回。他的律师辩称他已悔悟，却无人相信。 在李宗瑞漫长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他在监狱里的日子同样引发了巨大争议。他的母亲石锦绣，早在他逃跑的时候，就被爆出向赖慕贞支付了10万元跑路费，让他帮自己给李宗瑞送钱。那笔钱，如隐秘的贿赂，确保儿子逃亡顺利。 在李宗瑞入狱之后，她更是发挥自己的财力，尽一切努力让儿子在监狱里吃好喝好。除了定期送去美食和用品，她每隔一段时间还会亲自去探望儿子，每次探监，她都会带上大量的现金，用来打点监狱上下。那些现金，如通行证，让李宗瑞在铁窗内如鱼得水。 据爆料称，李宗瑞初期被安排至印刷厂，从事体力劳动，汗水浸湿衣衫，日子艰辛。但3个月之后，就被调到了最轻松的折纸厂，每天只需要拆拆信封贴上标签，工作如闲暇般轻松。2018年，李家支付了5,000万新台币赔偿金，为他换取了参与监狱花灯制作比赛的特优奖。那盏花灯，灯火通明，象征着他的“改造”，却掩盖不了特权的痕迹。 甚至到2025年，他继续在狱中钻研花灯制作，连获四年大奖，今年与狱友共同创作“自在．悠游”，报名参赛，假释前至少还会献技两次。 这种“转型”，听起来讽刺，却反映了金钱如何买通一切。 可以预见的是，李宗瑞出狱之后，依然会过着不错的生活，或许重返豪门，享受家族庇荫。但那些被他伤害的人们，却要一直活在这起事件的阴影中。 第109章 殉情之殇 2007 年，湖南永州，这座被山水环绕的城市，依旧保持着它惯有的生活节奏。大街小巷里，人们忙碌于生计，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茶馆中人们悠闲地喝着茶、聊着天，谈论着家长里短和最近的新鲜事儿。然而，一起发生在永州市蔬菜局副局长蒋云与司机唐茂林之间的殉情案，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打破了这座城市表面的平静，在当地掀起了惊涛骇浪，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 故事的主角之一蒋云，1958 年出生在东安县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那个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教师家庭就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为子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和良好的教育氛围，称得上是书香门第。蒋云自幼聪慧，对知识充满渴望，在家庭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下，她顺利考上了大学。在当时，大学学历是一块极为耀眼的敲门砖，大学毕业的蒋云被分配到东安县某镇的镇政府工作，开启了她的职业生涯。 1984 年，26 岁的蒋云到了适婚年龄，在亲朋好友的介绍下，她与县城一个公司的职工秦某相识相知，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年，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可爱的儿子。初为人母的蒋云，满心欢喜地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一家三口的生活简单而温馨。 然而，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开始不断涌现。夫妻之间，曾经的甜蜜在柴米油盐的消磨下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因小事引发的争吵。今天可能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意见不合，明天又可能因为家庭开支的分配产生分歧。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如同星星之火，在日积月累中，逐渐点燃了夫妻之间的矛盾，让原本和睦的家庭氛围变得紧张起来。 1995 年 5 月，蒋云迎来了工作上的一次调动，她被调到东安县白牙市镇镇政府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同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然而，她没有想到，在这里，她将遇到一个改变她后半生的人。 同年 6 月，白牙市镇政府新招来了一位年轻的司机，他叫唐茂林。当时的唐茂林年仅 25 岁，正值青春年少，充满活力。他有着一头乌黑的短发，浓眉大眼，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十分帅气。而蒋云，此时已经 37 岁，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些许痕迹，但却也赋予了她一种成熟女性独有的韵味。因为公车调度归办公室管辖，蒋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唐茂林的上司，两人的命运就此交织在一起。 唐茂林从小就对汽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摆弄各种汽车模型，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司机。高中毕业后，他凭借着自己精湛的驾驶技术，顺利考取了驾照，并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镇政府的一名司机。对于这份工作，他十分珍惜，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单位，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确保车辆随时都能正常行驶。 由于公车调度归办公室管辖，蒋云作为办公室副主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唐茂林工作上的直接领导。初次见面时，蒋云身着一套简约的职业装，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干练和沉稳。唐茂林礼貌地向她打招呼，蒋云微笑着回应，那笑容中带着一丝亲切，让唐茂林原本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唐茂林和蒋云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越来越频繁。每次出车前，唐茂林都会向蒋云详细汇报车辆的准备情况，蒋云则会耐心地叮嘱他注意安全。工作之余，他们也会偶尔聊上几句，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点滴。唐茂林发现，蒋云虽然在工作中严肃认真，但私下里却非常随和，她对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让唐茂林对她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好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云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她与丈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每当她心情低落的时候，唐茂林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到。他会默默地为她泡上一杯热茶，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听她倾诉心中的烦恼。唐茂林的安慰和鼓励，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了蒋云黑暗的世界，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关怀和理解。 而唐茂林，也会向蒋云倾诉自己在家庭中的烦恼。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每次回到家，面对妻子的抱怨和指责，他都感到无比疲惫和无奈。蒋云听着唐茂林的倾诉，心中充满了同情。她深知那种在家庭中无法得到理解和支持的痛苦，也明白唐茂林内心的孤独和无助。 在一次次的倾诉与倾听中，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两人之间悄然滋生。他们开始期待每天的见面，期待着能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既温暖又危险，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他们带来慰藉的同时，也将他们推向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 情感的失控 1998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月光如水，洒在蒋云家的小院里，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蒋云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忐忑不安，她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期待。今晚，她约了唐茂林来家里吃饭，这看似平常的邀约，却在她心中掀起了波澜。 不一会儿，门铃响起，蒋云快步走去开门。唐茂林站在门口，身着一件简单的衬衫，头发有些凌乱，额前的碎发微微卷曲，深邃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烁着光芒，脸上带着一丝羞涩的微笑。他手里提着一些水果，走进门后，将水果放在桌上，目光不自觉地望向蒋云。两人的眼神交汇，空气中仿佛有电流划过，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 蒋云转身走进厨房，开始忙碌起来，她的心跳得很快，连她自己都能听到那急促的声音。唐茂林跟在她身后，想要帮忙，却又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手在空气中微微颤抖，拿起盘子又放下，最后还是走到蒋云身边，轻轻地说：“我来帮你吧。” 蒋云转过头，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嘴角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 厨房里，两人的身影时而交错，时而靠近，偶尔的肢体接触让他们的心跳加速。蒋云熟练地切着菜，唐茂林则在一旁打下手，递个调料，拿个盘子。他们的动作看似自然，却又带着一丝刻意的温柔。房间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也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暧昧气息。 饭菜很快就做好了，两人坐在餐桌前，相对而坐。蒋云为唐茂林倒上一杯酒，她的手微微颤抖，酒液溅出了几滴在桌上。唐茂林接过酒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蒋云。蒋云也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流下，却无法驱散她心中的紧张和激动。 几杯酒下肚，两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们聊起了工作中的趣事，聊起了家庭的烦恼，也聊起了彼此心中那份难以启齿的感情。蒋云的脸颊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变得绯红，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离，看着唐茂林，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两人。 随着酒意渐浓，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唐茂林慢慢地伸出手，握住了蒋云的手，蒋云没有反抗，她的手在唐茂林的手中微微颤抖，却又紧紧地回握着。他们的目光再次交汇，这一次，眼神中充满了炽热的情感。唐茂林轻轻地站起身，绕过餐桌，走到蒋云身边，将她拥入怀中。蒋云靠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的体温和心跳，心中的防线彻底崩塌。 在这个夜晚，他们突破了最后的底线，在月光的见证下，将彼此的身心交给了对方。窗外的月光依旧温柔，洒在他们的身上，仿佛在为他们的爱情祝福。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夜的激情，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将为他们的未来埋下悲剧的种子 。 从那一夜之后，蒋云和唐茂林仿佛陷入了一场无法自拔的热恋之中。他们就像两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孩子，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和激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他们相约来到郊外的一片小树林。树林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仿佛在为他们的爱情欢呼。蒋云穿着一条淡黄色的连衣裙，裙摆随着她的走动轻轻飘动，宛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唐茂林则身着一件白色的 t 恤，搭配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显得格外清爽帅气。他们手牵着手，漫步在树林中，时而停下脚步，深情地拥抱，时而互相凝视，眼中满是爱意。在树林的深处，他们找到了一片柔软的草地，躺了下来，望着天空中洁白的云朵，诉说着彼此的心事和未来的憧憬。那一刻，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只有彼此的存在。 还有一次，他们来到了县城的一家宾馆。宾馆的房间布置得温馨而浪漫，柔和的灯光洒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蒋云走进房间，微微有些紧张，她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唐茂林轻轻地走到她身后，从背后抱住她，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别害怕，有我在。” 蒋云转过身，投入他的怀抱，两人紧紧相拥，仿佛要把对方融入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他们尽情地释放着彼此的爱意，享受着只属于他们的时光。 甚至在镇政府的公车后座上，他们也留下了激情的痕迹。那是一个午后，阳光炽热地照射着大地，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热浪笼罩。蒋云借口要外出办事，让唐茂林开车送她。公车上，只有他们两人，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一种暧昧的气息。蒋云坐在后座，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渴望。唐茂林从后视镜中看到她的眼神，心中涌起一股冲动。他将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转身，与蒋云紧紧相拥。在公车的后座上，他们不顾外面的炎热和可能存在的危险，沉浸在爱情的漩涡中 。 他们在这些地方尽情地幽会，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与刺激。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逼近 。 1999 年的一天，阳光依旧如往常一样洒在这座小城，可对于唐茂林的妻子来说，这一天却充满了异样。她像往常一样，在唐茂林出门后，开始收拾屋子。当她整理唐茂林的衣物时，一张陌生的购物小票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家女性服装店的小票，上面的购买日期正是前几天，而唐茂林从未提过给她买过衣服。她的心中涌起一股不安，一种直觉告诉她，唐茂林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她。 从那之后，她开始格外留意唐茂林的一举一动。她发现，唐茂林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每次回来都显得疲惫不堪，而且总是心不在焉的。更让她怀疑的是，唐茂林的手机总是不离身，甚至洗澡时都要带着，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 为了弄清楚真相，她决定跟踪唐茂林。一天，唐茂林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她悄悄地跟在后面。唐茂林来到镇政府，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她在镇政府附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静静地观察着。中午时分，唐茂林和蒋云一起走出了镇政府，他们有说有笑，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别样的亲密。她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她远远地跟着他们，只见他们走进了一家餐馆。她不敢靠得太近，只能在远处观望。透过餐馆的窗户，她看到唐茂林和蒋云面对面坐着，他们的手偶尔会碰到一起，然后又迅速分开，脸上还带着羞涩的笑容。她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屈辱，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和他的上司有染。 晚上，唐茂林回到家，她强忍着心中的怒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唐茂林却没有察觉到她的异样，依旧像往常一样洗漱、睡觉。她躺在床上，看着身边熟睡的唐茂林，心中的怨恨越来越深。她决定不能就这样算了，她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二天，她来到镇政府，径直走进了蒋云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同事，大家看到她气势汹汹地进来，都感到十分惊讶。她毫不顾忌地指着蒋云的鼻子，大声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勾引我的丈夫！” 蒋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弄得措手不及，她的脸瞬间变得通红，想要解释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同事们纷纷围了过来，想要劝阻。然而，唐茂林的妻子却越骂越激动，她甚至冲上去，想要动手打蒋云。幸好被周围的同事及时拉住，才没有酿成大祸。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镇政府里传开了，大家都在背后议论纷纷。唐茂林得知此事后，感到无比尴尬和羞愧，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同事。而蒋云，也因为这件事情，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她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蒋云的丈夫很快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感到无比愤怒和屈辱。他找到蒋云，要求她给自己一个解释。蒋云哭着向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她表示自己一时糊涂，才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希望丈夫能够原谅她。然而，蒋云的丈夫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蒋云的丈夫最终决定和她离婚。1999 年 11 月，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了这段长达 15 年的婚姻。而唐茂林，也因为这件事情，和妻子离了婚，他的家庭也彻底破碎了。 这段婚外情，就像一场暴风雨，摧毁了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蒋云和唐茂林，也因此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自责之中。他们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时光悄然来到 2001 年 3 月中旬，春日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对于蒋云来说，这本该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刻。上级领导对她进行了全面考察，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和卓越能力，让领导们对她印象深刻。原本，凭借她的工作成绩和能力，她极有可能被提拔担任更高的职位，这对于她的职业生涯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晋升机会。 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考察的关键时刻，一封举报信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打破了所有的美好期待。有人向上级举报蒋云生活作风存在问题，信中详细描述了她与单位司机唐茂林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这封举报信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毕竟公职人员的作风问题关乎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必须严肃对待。 一时间，调查工作迅速展开。上级领导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举报内容进行深入核实。他们走访了蒋云的同事、朋友，甚至还询问了唐茂林和他的前妻。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推敲，每一条线索都被深挖到底。在这个过程中，蒋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她知道，这封举报信可能会彻底改变她的命运，她多年来的努力和奋斗，可能会因为这段不光彩的感情而付诸东流。 随着调查的深入，蒋云与唐茂林之间的婚外情逐渐浮出水面，事实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晰。最终，上级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取消对蒋云的提拔。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蒋云的心上。她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沮丧，多年来的职业梦想瞬间破碎。 不仅如此，2001 年 8 月，组织部门对蒋云做出了进一步的处理决定，将她调到县蔬菜局担任副局长。从原本有望晋升的岗位，一下子被调到一个相对边缘的部门，这对蒋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每天都沉浸在痛苦和自责之中。 蒋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单位里，同事们看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异样，背后也时常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她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异类，被整个世界所抛弃。曾经在工作中自信满满的她，如今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再出一点差错。 而此时的唐茂林，也因为这段感情受到了牵连。白牙市镇政府以他生活作风问题为由，将他辞退。失去了工作的唐茂林，在老家也陷入了困境。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眼光，让他感到无法呼吸。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已经无法立足，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 去深圳打工。 唐茂林离开后，蒋云的生活变得更加孤独和落寞。她时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发呆，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她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后悔自己为了一时的感情，而毁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在县蔬菜局的日子里，蒋云试图努力工作，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她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认真完成领导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无论是撰写报告、组织会议，还是与同事们沟通协调，她都做得一丝不苟。然而，过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她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她的职业生涯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 。 深圳，这座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城市，在 2001 年的夏天，迎来了一位满怀无奈与迷茫的年轻人 —— 唐茂林。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望着周围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行色匆匆的人群，心中却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 为了生计，唐茂林四处寻找工作。他穿梭在各个招聘市场，投递了一份又一份简历，却屡屡碰壁。那些招聘者看到他的简历，再听到他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往往只是礼貌性地微笑一下，然后便让他回去等通知，而这一等，便再无音讯。 后来，他终于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工厂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狭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闷热的空气让人几乎窒息。唐茂林每天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重复着机械而又繁重的劳动。长时间的劳作，让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痕，身体也越来越疲惫。但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他知道，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来之不易，他需要这份收入来维持自己在这个陌生城市的生活。 夜晚，唐茂林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狭小的出租屋。那是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面摆放着一张破旧的床和一个简易的衣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家具。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破旧的风扇在嗡嗡地转着，却无法驱散夏日的炎热。唐茂林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家乡。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家庭，想起了与蒋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思念。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了这份感情，他失去了家庭、工作，如今又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挣扎求生。 而此时的蒋云，虽然成为了县蔬菜局的副局长，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快乐。新的工作环境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成就感，同事们异样的眼光和背后的指指点点，让她感到无比的压抑。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发呆，脑海中全是唐茂林的身影。她想念他的笑容，想念他的温柔，想念他们曾经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为了能见到唐茂林，蒋云开始利用出差的机会，前往深圳与他约会。每次去深圳，她都怀着忐忑而又期待的心情，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热恋的时光。在深圳的街头巷尾，他们手牵着手漫步，感受着彼此的温暖；在酒店的房间里，他们紧紧相拥，诉说着思念之情。然而，每次相聚之后，又面临着分离，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让他们都感到无比的痛苦和煎熬。 2003 年春节前夕，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脸上洋溢着喜庆的笑容。 蒋云满心欢喜地来到深圳，她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一见到唐茂林，便紧紧地抱住了他，仿佛害怕他会突然消失。“跟我回东安吧，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对爱情的执着。唐茂林望着她，心中五味杂陈，他想到自己在深圳的艰辛生活，那些疲惫不堪的日子，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却依然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再看看眼前这个深爱着他的女人，他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深爱着蒋云，无论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他都愿意和她一起面对。 回到东安后，唐茂林和蒋云开始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他们想象着，在一个温馨的小家里，每天一起起床，一起吃早餐，然后各自去工作，晚上再一起回到家中，分享一天的喜怒哀乐。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过上平凡而幸福的日子。然而，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们的希望。 蒋云的娘家人得知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后，坚决反对。他们觉得蒋云的行为给家族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在这个传统观念浓厚的小县城里，婚外情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过错。家人的反对让蒋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挣扎之中。她爱唐茂林，这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她无法想象没有唐茂林的生活。但她也不想让家人伤心失望，她从小就孝顺，家人的意见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唐茂林看着蒋云痛苦的样子，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他为了蒋云，放弃了一切，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打拼，失去了家庭和工作，如今却连和她在一起的权利都没有。他开始频繁地催促蒋云做出决定，每次见面，都会问她：“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焦虑，他渴望能和蒋云有一个未来。 而蒋云每次都只能找各种借口推脱。有时她会说：“再等等吧，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有时又会说：“家里人现在情绪很激动，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和无奈，她也想和唐茂林结婚，可面对家人的强烈反对，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茂林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殆尽。他开始怀疑蒋云对他的感情，觉得她根本就不想和自己结婚，之前的一切承诺都只是敷衍。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情绪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每次和蒋云争吵后，他都会独自喝闷酒，借酒消愁，回忆着他们曾经的点点滴滴，心中满是痛苦和迷茫。 蒋云看着唐茂林日益憔悴的面容，心中充满了愧疚。她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伤唐茂林的心，但她真的没有办法。她试图再次说服家人，可每次都以争吵告终。家人的态度坚决，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在家庭和爱情之间，蒋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未来的道路一片迷茫 。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争吵和等待后，唐茂林终于对这段看不到尽头的感情感到了绝望。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等待下去，他需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于是，他决定放下过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凭借着熟练的驾驶技术，唐茂林在公交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公交车司机。每天，他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着窗外人来人往，心中却依旧有些落寞。公交车司机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都要早起晚睡，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但唐茂林却做得认真负责，他始终牢记安全第一，努力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看到唐茂林一直单身，都很热心地为他介绍对象。在一次聚会上，唐茂林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青年小周。小周年纪轻轻，青春洋溢，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让人感觉格外亲切。她性格开朗，活泼大方，和唐茂林之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彼此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随着交往的深入，唐茂林和小周的感情逐渐升温。不久后，他们便同居在了一起。小周会在唐茂林下班回家后，为他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会在他疲惫时，给他泡上一杯热茶，陪他聊天解闷；会在他遇到困难时，鼓励他、支持他。在小周的陪伴下，唐茂林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幸福，他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然而，他们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蒋云得知唐茂林有了新女友后，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嫉妒和不甘。她无法接受唐茂林就这样离开她，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在嫉妒和怨恨的驱使下，蒋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她要破坏唐茂林和小周的感情。 一天，蒋云拨通了小周的电话。电话那头，小周礼貌地问道：“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蒋云冷笑一声，恶狠狠地说道：“我是谁？我是唐茂林的老婆！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竟然敢勾引我的男人！” 小周被这突如其来的辱骂弄得措手不及，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带着一丝委屈和愤怒说道：“你在说什么？我和茂林是真心相爱的，他从来没说过他有老婆！” 蒋云根本不听小周的解释，继续破口大骂：“你还敢狡辩！你以为你年轻漂亮就能抢走他吗？你太天真了！唐茂林只是玩玩你而已，他爱的人是我！你赶紧离开他，不然有你好看的！” 小周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欺骗了自己，而且还引来了这样的麻烦。她对着电话喊道：“你胡说！我不相信茂林是这样的人！” 蒋云见小周还不相信，便开始编造各种谎言，诋毁小周的名声。她在电话里说小周生活不检点，和很多男人都有暧昧关系，还说小周接近唐茂林就是为了钱。小周听着这些恶毒的话语，心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她觉得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她不知道该相信谁。 挂掉电话后，小周哭着找到唐茂林，质问他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唐茂林看着小周泪流满面的样子，心中既心疼又无奈。他向小周解释，自己和蒋云早就没有关系了，蒋云是因为嫉妒才会这样做。但小周此时已经被蒋云的话弄得心神不宁，她根本无法相信唐茂林的解释。 在蒋云的不断骚扰和挑拨下，小周和唐茂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感情也逐渐出现了裂痕。最终，小周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她含着泪对唐茂林说：“我们分手吧，我不想再被这样的事情困扰了。” 唐茂林看着小周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痛苦，他知道，自己和小周的这段感情，终究还是被蒋云给破坏了 。 虽然和小周的感情破裂了，但唐茂林并没有因此而回到蒋云身边。他深知，自己和蒋云之间已经没有了未来，他们的感情已经在无数次的争吵和伤害中消磨殆尽。他决定彻底放下过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此后，唐茂林又陆续谈了几个女朋友。然而，每次只要他和新女友的关系稍有进展，蒋云就会出现。她会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唐茂林新女友的联系方式，然后打电话过去，对她们进行辱骂和诋毁。她的行为让唐茂林感到无比愤怒和绝望，他不明白，蒋云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为什么要一次次地破坏他的幸福 。 在蒋云的不断破坏下，唐茂林对爱情彻底失去了信心。他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噩梦之中，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蒋云的纠缠。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对生活也失去了热情，每天只是机械地工作，回到家后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心中充满了痛苦和迷茫 。 2006 年 9 月 5 日晚，夜幕如墨，笼罩着整个城市。月光透过淡薄的云层，洒在蒋云居住的别墅上，给这座奢华的建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唐茂林怀着复杂的心情，缓缓走向别墅。他的脚步沉重而犹豫，每一步都仿佛带着无尽的痛苦和挣扎。 来到别墅前，唐茂林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门铃。蒋云听到门铃声，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她匆忙整理了一下头发，快步跑去开门。门开了，两人的目光交汇，一时间，千言万语都在这对视中流淌。蒋云脸上洋溢着温柔的笑容，轻声说道：“你来了。” 那声音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柔而温暖。唐茂林微微点头，走进了别墅。 别墅里，灯光柔和而温暖，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水味。蒋云的外甥女，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玩着玩具。她看到唐茂林进来，抬起头，天真无邪地笑了笑，奶声奶气地说道：“叔叔好。” 唐茂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回应道：“你好呀，小朋友。” 蒋云走到外甥女身边，蹲下身子，温柔地说道：“宝贝，你先去一楼的卧室睡觉好不好？姨妈和叔叔有点事情要谈。” 外甥女乖巧地点点头，放下手中的玩具，跟着蒋云来到了一楼的卧室。蒋云帮她盖上被子，轻轻拍着她的背，嘴里哼着轻柔的摇篮曲。不一会儿，外甥女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蒋云回到二楼的卧室，唐茂林正坐在床边，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蒋云走到他身边，轻轻坐下，靠在他的怀里。唐茂林伸出手臂，紧紧地抱住她，仿佛要把她融入自己的身体。两人相拥了许久，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蒋云抬起头，看着唐茂林的眼睛，眼中满是爱意。她轻轻抚摸着唐茂林的脸颊，说道：“亲爱的，我好想你。” 唐茂林看着她，心中的怨恨和愤怒却在此时悄然涌起。他想到自己为了她，失去了家庭、工作，而她却一次次地拒绝他的结婚请求，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我们结婚吧。” 唐茂林突然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 蒋云的身体微微一僵，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她低下头，避开了唐茂林的目光，轻声说道：“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唐茂林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愤怒和无奈。“我为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却连和我结婚都不愿意。” 蒋云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泪花，说道：“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也很爱你。可是我的家人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你的家人！” 唐茂林愤怒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们的反对比我们的爱情还重要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难道就不能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吗？” 蒋云看着唐茂林愤怒的样子，心中充满了愧疚。她也想和唐茂林结婚，和他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面对家人的强烈反对，她真的感到无能为力。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蒋云哭着说道，“我的命已经够苦了，你为什么还要逼我？” 唐茂林停下脚步，看着蒋云泪流满面的样子，心中的愤怒渐渐转为绝望。他觉得自己和蒋云之间的爱情，就像一场虚幻的梦，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触及到现实。 “既然生不能做夫妻，那就让我们做一对鬼夫妻吧。” 唐茂林突然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疯狂。 说完，他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把小刀，毫不犹豫地朝着自己的手腕割去。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床单。蒋云看到这一幕，惊恐地尖叫起来。她连忙跑过去，想要阻止唐茂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蒋云哭着抱住唐茂林，“你不要死，我不能没有你。” 唐茂林看着蒋云，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蒋云的头发，说道：“我爱你，所以我不想再失去你。既然我们不能在一起，那就一起死吧。” 蒋云看着唐茂林坚定的眼神，心中的最后一丝防线也彻底崩塌了。她知道，唐茂林是真的想要和她一起死。在这一刻，她也下定了决心，无论生死，都要和唐茂林在一起。 “好吧，我们一起死。” 蒋云说道，“你用绳子勒死我吧。” 唐茂林看着蒋云，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他的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他转身拿起床上的绳子，缓缓走向蒋云。蒋云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唐茂林站在蒋云身后，双手微微颤抖着，将绳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一拉…… 蒋云的身体缓缓倒下，唐茂林也瘫倒在床上，看着自己手腕上不断涌出的鲜血，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 不知过了多久，别墅里一片死寂，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仿佛在为这场悲剧倒计时。凌晨 4 点，寂静被一阵稚嫩的哭声打破。蒋云的外甥女被尿意憋醒，她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起来。 “姨妈，姨妈……” 小女孩轻声呼唤着，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有些害怕，光着脚丫，小心翼翼地走出卧室。 一楼的客厅里漆黑一片，小女孩心中的恐惧愈发强烈。她朝着二楼的卧室走去，嘴里不停地喊着姨妈。当她推开卧室的门时，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映出一滩滩暗红色的血迹。蒋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脖子上还缠着那根绳子，双眼圆睁。唐茂林则躺在一旁，手腕上的伤口还在不断地渗出血来，床单已经被鲜血浸透。 小女孩吓得脸色苍白，她的身体开始不停地颤抖，嘴里发出惊恐的尖叫。她转身想跑，却因为太过害怕，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 唐茂林被小女孩的尖叫声惊醒，他缓缓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场景，一时间有些恍惚。他的脑海中闪过和蒋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甜蜜和幸福，如今都已化作泡影。 小女孩的哭声让唐茂林感到无比烦躁，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抓起身边的一个枕头，朝着小女孩走去。 小女孩惊恐地看着唐茂林，她想逃跑，却被唐茂林一把抓住。唐茂林将枕头狠狠地捂住小女孩的鼻子和嘴，小女孩拼命地挣扎着，双手在空中挥舞，试图推开唐茂林。但她的力量太弱小了，在唐茂林的压制下，她的挣扎逐渐变得无力。 不一会儿，小女孩的身体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唐茂林看着小女孩的尸体，心中没有一丝愧疚，只有无尽的绝望和麻木。他将小女孩的尸体抱到床上，然后又躺回自己的位置，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唐茂林躺在那里，伤口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他的意识也逐渐模糊。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苏醒过来，此时已经是上午。 唐茂林看着身边两具冰冷的尸体，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他拿起蒋云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 “喂，110 吗？我杀人了……” 唐茂林的声音虚弱而颤抖，他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方。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当他们推开门的那一刻，眼前的血腥场景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展开调查，并将唐茂林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唐茂林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躺在病床上的他，眼神空洞，面容憔悴，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警方对他进行了审讯，唐茂林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与蒋云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2007 年 4 月 23 日，永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唐茂林依法提起公诉。在法庭上，唐茂林低着头，沉默不语。他知道，自己的行为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也让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失去了生命。他罪不可恕。 2007 年 6 月 26 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作出判决，判处凶手唐茂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8 万元。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唐茂林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波澜，死亡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第110章 被拐卖的智障少女 1997年9月下旬的关中平原，秋阳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炙烤着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寨子村头的老槐树叶子落得只剩零星几片，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枯瘦的手，徒劳地想要抓住些什么。树下，一间低矮的茅草屋歪歪斜斜地立着，黄泥糊成的墙皮已经大面积脱落，露出里面参差不齐的麦秸秆，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仿佛下一秒就要坍塌。 屋门“吱呀”一声被推开，64岁的施文笑扛着一捆捡来的废品，佝偻着身子走进院子，背上的重物压得他腰弯得几乎与地面平行。他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干涸的河床，里面嵌满了尘土，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只有在看到院角那只缺了口的铁锅时，才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施文笑这辈子活得像棵被遗忘在墙角的野草。他是个鳏夫，二十多岁时，妻子在生下一个死胎后大出血，没等送到医院就咽了气。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续弦，一辈子无儿无女。年轻时，他还能靠一身力气在地里刨食，农闲时做点贩卖瓜果的小买卖，日子虽不富裕，倒也能勉强糊口。可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腰杆越来越弯，力气越来越小，锄头都快扛不起来了，买卖也因为手脚笨拙、头脑迟钝而做不下去。这些年，他全靠农闲时走村串户收废品倒卖，才勉强混口饭吃。 他的茅草屋里家徒四壁，一张用土坯砌成的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上面放着一床打满补丁的旧棉被；一张缺了腿的木桌，用几块石头垫着才勉强平稳；墙角堆着一些捡来的废品，散发着淡淡的霉味。每天晚上，他躺在冰冷的土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总觉得这空荡荡的屋子像一张巨嘴，要把他吞噬进去。 最近这段日子，施文笑的心里更是堵得慌。眼看着村里的老伙计们个个儿孙满堂，吃饭时一大家子围坐在八仙桌旁，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喊着“爷爷”，把碗里的肉夹给老人；傍晚时分，夕阳把院子染成金色，老人们坐在摇椅上，看着孙辈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脸上的笑容比晚霞还要灿烂。而他，只能蹲在自家的墙根下，啃着干硬的玉米饼子，听着隔壁传来的欢声笑语，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寨子村老辈人常说“养儿防老”，以前他总嗤之以鼻，觉得无牵无挂一身轻，可如今，他看着自己越来越差的身体，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竟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要是能有个孩子，哪怕是个丫头，现在能给我端碗水、递块馍，老了能给我送终，也不至于死了都没人知道啊。”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疯长的藤蔓，死死地缠住了他的心脏。 这天，他卖完废品，揣着皱巴巴的几张零钱往家走，刚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就听见几个妇女在扎堆议论：“村头那间破茅草屋旁边，有个小野丫头流浪好几天了，天天在那哭，怪可怜的。”“可不是嘛，听说脑子还有点问题，问啥都不知道，也没人来认领。” 施文笑心里“咯噔”一下，脚步不由得加快了几分。绕过几间土坯房，果然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蜷缩在墙角，正低声啜泣。那女孩看起来只有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看不出原色的破衣服，上面满是补丁和泥污，衣服的袖子短了一大截，露出细瘦的胳膊，上面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是摔的还是被人打的。她的头发乱糟糟地纠结在一起，沾满了草屑和尘土，像一蓬干枯的野草，脸上一道道黑印，根本看不清模样。 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围着她，手里拿着土块和石子，不停地往她身上扔。“野孩子！没人要的傻子！”一个留着锅盖头的男孩一边喊，一边把一块拳头大的土块砸在女孩的背上。女孩疼得瑟缩了一下，哭声更大了，却不知道躲闪，只是双手抱着头，身体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小兽。 施文笑见状，心里的怜悯之情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他年轻时也受过不少苦，知道被人欺负的滋味，最见不得孩子遭罪。“住手！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欺负一个可怜娃算什么本事！”他一声大喝，沙哑的声音在空旷的村口回荡，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威严。 孩子们被他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回头看见施文笑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吓得吐了吐舌头，嬉笑着一哄而散。其中那个扔土块的男孩，跑出去几步后，还回头做了个鬼脸，大喊道：“施老头，多管闲事！” 施文笑没理会那孩子的挑衅，慢慢走到女孩面前，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柔和些：“娃，别怕，他们走了，没人敢欺负你了。”女孩抬起头，露出一双布满恐惧的眼睛，那眼神有些涣散，像是没聚焦，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像两颗破碎的珍珠。施文笑伸手想帮她拍拍身上的土，女孩却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嘴里发出含糊的呜咽声。 “跟我回家吧，好歹能有口热饭吃，总比在这受冻挨饿强。”施文笑叹了口气，伸出粗糙的大手，轻轻拉住了女孩的小手。女孩的手冰凉粗糙，像块在寒风中冻了很久的枯木，小小的手掌里还攥着半块干硬的窝头。他牵着她往自己的茅草屋走，一路上，女孩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小碎步紧紧跟着他。 回到家，施文笑先烧了一锅热水，倒在一个豁口的搪瓷盆里，又找来一块勉强能称得上是肥皂的东西，递给女孩：“娃，先洗把脸，暖和暖和。”女孩接过搪瓷盆，笨拙地往脸上撩水，水珠顺着她的脸颊滑落，露出了底下白皙的皮肤。施文笑又从箱子里翻出自己年轻时穿的旧衣服，那是一件蓝色的粗布褂子，虽然宽大，却还算干净。他把衣服递给女孩：“换上吧，别着凉了。” 女孩默默地接过衣服，低着头换了起来。她的动作有些迟缓，换衣服时，施文笑才发现她的身上有很多新旧交错的伤痕，有的是淤青，有的是划痕，看得他心里一阵发酸。梳洗过后，女孩的模样清晰了些，眉眼间透着几分清秀，只是眼神依旧呆滞，像一潭死水。 施文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粥，又拿出两个自己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放在女孩面前：“吃吧，饿坏了吧。”女孩闻到香味，眼睛瞬间亮了亮，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抓起馒头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嘴里塞满了食物，含糊不清地咀嚼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混着食物一起咽进肚子里。 施文笑坐在一旁的木凳上，看着她吃饭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他试探着问：“娃，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啊？”女孩嘴里塞满了食物，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施文笑没听清，再问一遍，女孩只是茫然地看着他，摇了摇头。他又问：“你家在哪里？爹娘呢？他们怎么不管你了？”女孩还是一脸懵懂，要么摇头，要么低头不语，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施文笑又耐心地问了几遍，比如“你是不是11岁了？”“还是13岁？”，女孩依旧没有回应，只是一个劲地吃饭。看着女孩这副模样，施文笑心里大概有了数：这孩子不仅无家可归，智力上恐怕也有些问题。可转念一想，自己本来就是想找个伴，不管是聪明还是愚笨，好歹是个活生生的人，能陪自己说说话，不至于让这屋子太过冷清。 “既然没人要你，那你就留下吧，做我的养女。”施文笑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心里竟生出一丝久违的暖意，仿佛捡了个稀世珍宝，之前的烦闷和孤独一扫而空，乐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露出了嘴里没剩几颗的黄牙。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就被现实的困境击得粉碎。施文笑很快发现，这个女孩比他想象中难照顾多了。 首先是吃饭的问题，这女孩仿佛永远也吃不饱。一顿能吃下两大碗玉米粥，再加上两个白面馒头，吃完还会眼巴巴地看着施文笑的碗，像是还没满足。施文笑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每天收废品赚的钱只够买些最便宜的玉米面和红薯，现在多了一张嘴，粮食很快就见了底。有好几次，施文笑看着空空如也的米缸，只能叹着气去邻居家借点粮食，可邻居们也不富裕，借了几次后，人家也开始推脱了。 其次是睡觉，女孩没有任何时间观念，有时候大白天睡上一整天，呼噜声震天响，吵得施文笑根本没法休息；有时候半夜醒来，就在屋里东游西逛，翻箱倒柜，把捡来的废品扔得满地都是，嘴里还念叨着含糊不清的话，施文笑被折腾得整夜睡不着觉，黑眼圈越来越重。 更让人头疼的是，她不认人，记不住事。施文笑照顾了她好几天，可每次施文笑从外面回来，她都会像见到陌生人一样，吓得躲起来；有时候施文笑给她买了糖果，她吃完就忘，下次还是会抢施文笑手里的东西。有一次，施文笑生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想让她帮忙倒杯水，可她只是站在床边傻笑，根本听不懂施文笑的话。 “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想找个伴养老，却捡了这么个傻子回来，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施文笑看着女孩呆滞的眼神，心里的嫌弃越来越深。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一时心软，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个累赘，把他本就艰难的日子搅得一团糟。 有好几次，他趁着天亮，把女孩带到村外的路口，谎称去买东西，然后偷偷溜走。可每次他刚回到家，还没坐稳，就听见院门外传来微弱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女孩正站在门口，浑身沾满了尘土，脸上挂着泪珠，怯生生地看着他，像只迷路的小狗。施文笑又气又无奈，想把她赶走，可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又狠不下心，只能把她再领进屋。 正巧那段时间赶上秋收秋种，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金黄的玉米穗沉甸甸地挂在秸秆上，等着收割；冬小麦也到了播种的季节，地里需要翻耕、施肥。施文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天不亮就下地，直到天黑才回来，根本没功夫琢磨怎么甩掉这个女孩。“算了，先凑活留着吧，等农忙结束再说。”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可心里的烦闷却越来越重，每天吃饭都没胃口。 这天中午，太阳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热浪。施文笑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根烟，却没点燃，愁眉不展地看着地里的玉米。地里的活一大堆，可他连买化肥和种子的钱都没有，眼看着别人家的玉米都收完了，自己的还在地里挂着，再不收就要烂在地里了，可他实在是没钱雇人，自己又力不从心。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声音有些急促，打破了午后的宁静。施文笑心里纳闷，自己平时没什么亲戚朋友，谁会来找他呢？他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两个陌生的老头，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穿着灰扑扑的衣服，衣服上沾着泥土，看起来像是附近的农民。其中一个高个子老头，颧骨很高，眼睛很小，却透着一股精明的光；另一个矮胖老头，肚子圆圆的，脸上堆着肉，看起来很憨厚，可眼神里却藏着一丝算计。 “你是施文笑吧？”高个子老头开口问道，声音有些尖细。 施文笑点了点头，警惕地看着他们：“我是，你们找我有事？” “我们是隔壁余家村的，我叫刘世杰，他是曹树礼。”高个子老头指了指身边的矮胖老头，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听说你捡了个女孩，特地来问问，你愿意把她卖给我们吗？我们给你钱。” 施文笑愣了一下，半天没反应过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你们……你们买她干什么？她就是个傻子啊，什么都不会干。”他实在没想到，这样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女孩，竟然还有人愿意买。 刘世杰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们自有用处。你开个价吧，合适的话，我们现在就给钱。”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暗示自己有钱。 施文笑心里“咯噔”一下，之前他正愁怎么把这个“累赘”送出去，现在竟然有人主动上门买，还能给一笔钱，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他强压着心里的喜悦，装作一脸为难的样子，叹了口气：“哎，这孩子虽然是捡来的，但我养了这么些日子，也有感情了，跟亲生的似的，实在舍不得啊。你们要是真心想要，能给多少钱？” 曹树礼撇了撇嘴，语气有些不屑：“一个傻丫头，能值几个钱？最多200块，多一分都没有。” “200块？”施文笑心里一惊，他原本以为能给几十块钱就不错了，没想到能有200块。这笔钱足够他买化肥和种子，还能剩下点钱买半斤酒，改善一下生活。可他转念一想，觉得还是不甘心，故意皱着眉头说：“200块太少了，之前有个外乡人来打听，给我400块我都没卖，我主要是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不是为了钱。” 刘世杰有些不耐烦了，他本来就是来做买卖的，没功夫跟施文笑磨嘴皮子：“老哥哥，你也别漫天要价了，我们最多给你500块，这已经是最高价了，行就行，不行我们就走了，后面有的是人想买。”一边说，一边作势要走。 “500块！”施文笑的眼睛瞬间亮了，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生怕对方反悔，连忙拉住刘世杰的胳膊：“行，行！只要你们能好好待她，给她找个好人家就行。” 刘世杰和曹树礼对视一眼，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曹树礼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零钱，数了500块递给施文笑。施文笑接过钱，手指都在颤抖，他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反复数了好几遍，确认没错后，才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然后，他转身进屋，把正在角落里发呆的女孩拉了出来，推到刘世杰和曹树礼面前，语气生硬地说：“娃，跟这两位大爷走吧，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女孩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紧紧地抓着施文笑的衣角，不肯松手，眼里满是恐惧，嘴里发出含糊的呜咽声，像是在求救。施文笑心里闪过一丝愧疚，像被针扎了一下，可很快就被拿到钱的喜悦冲淡了，他掰开女孩的手，低声说：“去吧，听话，到了那边有好日子过。” 刘世杰和曹树礼见状，连忙上前拉住女孩的胳膊，女孩挣扎着，回头看着施文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可她根本挣脱不了两个成年人的束缚。刘世杰用力拽了她一把，不耐烦地说：“走了，别磨蹭了！” 两人拉着女孩转身就往外走，女孩的脚步踉跄着，小碎步跟不上他们的步伐，被拽得东倒西歪。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施文笑攥着怀里的500块钱，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乐得合不拢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下好了，化肥种子有了，还能好好喝两盅，真是天助我也！”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将这个无辜的女孩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刘世杰和曹树礼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在周家乡和余家村一带，他俩是出了名的混混，十里八乡的人都怕他们三分。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都是好吃懒做的主，平时就喜欢走村串户，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根，有时候帮人调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蹭盒烟抽，蹭顿饭吃；有时候就偷偷摸摸地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比如趁别人家没人，偷点粮食、农具什么的，村民们大多敢怒不敢言。 10月初的一个上午，曹树礼在街上闲逛，想找点油水，正好遇到了刘世杰。“老哥，最近在忙啥呢？我正找你呢。”刘世杰热情地打招呼，脸上堆着笑。 曹树礼叹了口气，没精打采地说：“还能忙啥，瞎溜达呗，闲得发慌，兜里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 “那正好，跟我走一趟，给你找个发财的路子。”刘世杰拉着曹树礼的胳膊，神秘兮兮地说。 曹树礼眼睛一亮，连忙问：“什么路子？快说说。” “我听说邻村的施文笑捡了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脑子有点问题，没人要。”刘世杰压低声音，“咱把她买过来，转手卖给媒婆子周婷，她之前跟我说，想找个女孩转手卖给外地人，愿意出大价钱。咱这一进一出，就能赚不少钱，足够咱俩逍遥一阵子了。” 曹树礼皱了皱眉，有些犹豫：“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事，要是被抓住了，可就麻烦了，说不定还要蹲大牢。” “怕啥？”刘世杰拍了拍胸脯，满不在乎地说，“这事神不知鬼不觉，就咱俩人知道，再说了，有买有卖，咱就是中间转手一下，赚点差价，又不是咱拐卖的，就算出事了，也查不到咱头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点风险都不敢冒，还想发财？” 曹树礼心里盘算着，到手的钱不能飞了，再说自己确实缺钱，而且刘世杰都这么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他咬了咬牙：“行，干了！不过咱得说好，赚了钱一人一半，不能你多拿。” “那是自然，咱哥俩谁跟谁。”刘世杰笑着说。 两人花500块钱从施文笑手里买下女孩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周婷家。周婷是周家乡坡杏村的媒婆，凭着一张巧嘴和勤快的腿脚，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她原籍是陕北子长县，那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二十多年前，婆家用百十来斤粮票和几十张布票，把她从贫困的陕北山区娶到了相对富裕的关中平原。 刚嫁过来的时候，周婷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婆家虽然比娘家富裕点，但也只是勉强温饱。她生了一儿一女后，一门心思扑在家庭上，起早贪黑地干活，把一双儿女拉扯长大。随着儿女渐渐成人，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可她是个不知足的人，总觉得钱赚得不够多，常常感叹：“世上的钱有那么多，可我手里的就这么点，啥时候才能赚够啊，才能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后来，她发现说媒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不用本钱，不费力气，只要凭着一张巧嘴，把男女双方的条件吹嘘一番，促成婚事，就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彩礼提成，还能吃好喝好。于是，她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每天走村串户，打听哪家有未婚的男女，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金牌媒婆”。 刘世杰和曹树礼带着女孩走进周婷家时，周婷正在院子里择菜，她的儿子和女儿坐在一旁的树荫下，吃着水果，说说笑笑。看到刘世杰和曹树礼，周婷停下手里的活，脸上堆着笑：“哟，是刘老哥和曹老哥啊，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周大妹子，我们给你带好东西来了。”刘世杰指了指躲在两人身后的女孩，笑着说。 周婷抬起头，仔细看了看女孩，眉头皱了皱：“就这丫头？看起来傻呆呆的，能卖出去吗？” “你别管傻不傻，有人愿意要就行。”刘世杰搓了搓手，直奔主题，“之前说好的，2000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000块太多了，最多1800。”周婷讨价还价道，“这丫头看起来太小了，又是个傻子，能有人要就不错了，我还得花时间照顾她，风险也大。” 曹树礼在一旁帮腔：“周大妹子，我们跑前跑后，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人带来，1800太少了，至少1900，少一分都不行，大不了我们再找别人。” 两人你来我往地争执了几句，周婷知道刘世杰和曹树礼不好惹，而且她确实急需一个女孩来完成之前的交易，最终松了口：“行，1900就1900，谁让我急着用呢。”她转身进屋，从抽屉里拿出1900块钱，递给刘世杰。 刘世杰和曹树礼接过钱，当场就平分了，每人950块。曹树礼拿着钱，激动地用大拇指蘸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脸上乐开了花，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发财了，发财了！”刘世杰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晚上我请客，咱哥俩去镇上的小酒馆好好喝一顿，再点几个硬菜。”两人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完全没顾及那个女孩的命运。 送走刘世杰和曹树礼后，周婷把女孩拉到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女孩身材瘦小，看起来只有十来岁的样子，目光呆滞，浑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异味。换做别人，可能会嫌弃，但周婷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嘴里喃喃自语：“就是你了，正好能应付过去。” 原来，几天前，陕北的刘世珍父子带着一个陕北小伙子找到了周婷，想让她帮忙给小伙子找个媳妇。那个小伙子叫郝凤平，长得肥肥胖胖的，大脑袋，小眼睛，四肢笨拙，说话也不利索，嘴里总是含糊不清的。他的家在陕北靖边县的一个偏远山村，家里非常贫穷，在陕北根本找不到媳妇。 刘世珍直接告诉周婷，他们是来买媳妇的，不管是傻子、瞎子还是瘸子，只要是个女的，能生孩子就行，他们愿意出5000块钱。看着刘世珍手里厚厚的一沓钱，周婷的眼睛都直了，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她心里打着算盘，只要能找到个女孩，转手就能赚一大笔，这笔买卖太划算了。 现在女孩已经到手，周婷也没闲着，她给女孩取了个名字叫徐焕焕，然后赶紧联系刘世珍父子，让他们过来领人。没过多久，刘世珍和他的儿子刘国庆就带着郝凤平赶到了。 郝凤平看到徐焕焕，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虽然觉得女孩有点小，看起来也不太聪明，但他也没多说什么，毕竟他知道自己的条件，能找到个媳妇已经不容易了。周婷怕他反悔，赶紧上前圆场：“这丫头就是害羞，平时不爱说话，虽然现在瘦小，但你带回家好好养几年，肯定能长开，到时候就是个漂亮媳妇。再说了，丫头小听话，懂得心疼人，你们将来的日子肯定能过得和和美美。” 她顿了顿，又加重语气，带着一丝威胁：“我可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找的人，钱都已经付了，要是现在反悔，我可不退钱，你们自己看着办。” 郝凤平没什么主见，听周婷这么一说，就点了点头，小声说：“行，我没意见。” 刘世珍父子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毕竟能找到个女孩已经不容易了。就这样，周婷以5000块钱的价格，把徐焕焕卖给了他们，净赚了3100块钱。 拿到钱的那一刻，周婷笑得合不拢嘴，她把儿女叫到身边，豪爽地说：“孩子们，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尽管跟妈说，妈今天赚大钱了，明天就带你们去镇上买新衣服、吃好吃的！”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她早已把道德和法律抛到了九霄云外，根本没考虑过这个女孩的未来。 刘世珍和刘国庆父子是陕北靖边县西麻湾乡大陆渠村人，这次来关中买媳妇，表面上是热心帮老乡的忙，实际上是想从中赚点好处费，说白了就是想“捞一笔”。 刘世珍在村里算是个“能人”，年轻时走过南闯过北，到过省城西安，也到过关中平原，见过一些世面。在那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子里，他总喜欢在村民面前吹嘘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在火车上遇到过什么大人物，在饭店里吃过什么山珍海味，引得村民们阵阵羡慕。他还喜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走路时腰杆挺得笔直，仿佛自己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儿子刘国庆更不得了，前两年入赘到了渭南市临渭区南诗乡，成了“城里人”。在那个年代，能从偏远的陕北农村嫁到关中平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更别说入赘到城市附近。这件事在村里被传为佳话，村民们都觉得刘国庆有本事，将来肯定能出人头地。刘世珍也常常以此为荣，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有出息。 其实，刘世珍一开始根本没门路买媳妇，他之所以敢答应郝凤平，完全是因为一时吹牛。那天他在郝凤平家串门，郝凤平的父母拉着他的手，苦苦哀求他帮忙给儿子找个媳妇，说只要能找到，花多少钱都愿意。郝凤平也在一旁点头，眼神里满是期待。刘世珍被他们说得热血沸腾，又想在村民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就随口吹了句牛：“外面的世界大得很，买媳妇就跟买酒买醋一样容易，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找不到？包在我身上！” 没想到郝凤平一家当了真，第二天一早就揣着9000多块钱找上门来，求他帮忙。看着眼前厚厚的一沓钱，刘世珍心动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他又没门路，只能带着郝凤平来到渭南，找儿子刘国庆想办法。 刘国庆一开始还有些犹豫，觉得买卖人口是犯法的事，万一被抓住了，后果不堪设想。可架不住父亲的劝说和金钱的诱惑，父亲对他说：“你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富裕，这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只要能赚到钱，管他犯法不犯法，神不知鬼不觉的，谁会知道？”刘国庆一想，也是，自己入赘到女方家，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岳父母总是看不起他，要是能赚到一笔钱，就能在岳父母面前抬起头了。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他带着父亲和郝凤平，找到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媒婆周婷。一开始，周婷还推三阻四，说这种事风险太大，可当刘世珍拿出一部分定金后，她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满口答应下来。转手卖掉徐焕焕后，刘国庆从父亲手里拿到了3000块钱的好处费，他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笔钱赚得太容易了，之前的顾虑也烟消云散了。 郝凤平花9000多块钱买个媳妇，对他来说可是件天大的事，几乎掏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背上了高利贷。他的家在靖边县天赐湾乡敦敖村，这个村子名字好听，叫“天赐湾”，可实际上却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村子离毛乌素沙漠很近，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常年风沙弥漫，水土流失严重，地里种的庄稼全看天吃饭，一年到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村民们的日子都过得很艰苦，住的是破旧的土房，吃的是粗茶淡饭，能解决温饱就已经很不错了。 郝凤平快30岁了，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年幼的弟弟。他从小在黄土高坡上长大，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平时就靠在地里干活勉强混口饭吃。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看着村里的同龄人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心里也越来越着急。可在当地，娶个媳妇要花两三万，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无力承担。 为了赚钱娶媳妇，郝凤平前两年跟着一个同乡学了做凉皮和烙烧饼的手艺，在县城的路边摆了个小吃摊。可那是90年代末，小本生意不好做，每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干了两年，扣除成本，净赚还不到2000块钱，离娶媳妇的目标还差得远。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摊位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充满了绝望，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都娶不上媳妇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刘世珍的到来给了他希望。刘世珍在他家里吹嘘说，在关中平原可以花钱买媳妇，只要有足够的钱，什么样的都能买到。郝凤平一听，眼睛瞬间亮了，他觉得花万八千块钱买个媳妇很划算，只要是个女的，能陪他过日子、传宗接代就行。 为了凑够买媳妇的钱，他翻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母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的5000多块钱；又连夜走亲访友，求爷爷告奶奶，从姨家借了2000块钱；实在不够，他又咬牙借了2000块钱的高利贷，利息高得吓人，说好半年内还清，否则就要用家里的土地抵押。就这样，他总共凑了9000多块钱，满怀期待地跟着刘世珍来到了渭南。 见到徐焕焕的时候，郝凤平心里确实有些不满意，觉得女孩太小太傻，看起来根本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可转念一想，自己年纪大了，条件又差，能找到个媳妇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女孩听话，不会给他惹麻烦。再加上周婷在一旁不停地撺掇，说女孩养几年就能长开，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把徐焕焕带回家后，郝凤平的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村民们都来看他的“媳妇”，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羡慕，有人嫉妒，也有人在背后偷偷议论说女孩是个傻子。郝凤平不管这些，他觉得自己终于有媳妇了，终于成家了，心里充满了满足感。他迫不及待地和徐焕焕“成了亲”，没有婚礼，没有仪式，只是请村里的几个亲戚吃了一顿饭，就算是完成了婚事。 他把徐焕焕洗干净，换上一身新衣服，看着女孩清秀的脸庞，心里的不满渐渐消失了。可徐焕焕毕竟只有11岁，智力还有问题，根本不懂男女之事，更不知道什么是婚姻。郝凤平不管这些，他觉得自己花了钱，女孩就是他的人了，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天晚上，郝凤平把她扑倒在冰冷的土炕上。徐焕焕一开始还以为是在玩游戏，咯咯地笑着，用小手去推他，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她哭喊着，挣扎着，小小的身体在郝凤平的身下像一片落叶一样无助，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郝凤平的对手。 事后，徐焕焕蜷缩在炕角，不停地哭着，浑身发抖，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郝凤平却毫无愧疚之心，他抽着烟，看着哭泣的女孩，心里充满了满足感，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从那以后，郝凤平每天出门都会跟村里人炫耀：“我有媳妇了，我成家了！”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得意的笑容，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大的大事。 为了防止徐焕焕逃跑，郝凤平用山里人驯羊的办法对待她。一开始，他对徐焕焕又打又骂，树立自己的“权威”。只要徐焕焕不听话，或者做了他不满意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打骂她，用鞭子抽，用脚踹，有时候甚至会把她关在柴房里，不给她吃饭喝水。徐焕焕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眼神也越来越呆滞，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有时候，郝凤平又会给徐焕焕买点糖果、新衣服，试图拉拢人心。他会把糖果递到徐焕焕面前，笑着说：“只要你听话，我就给你买好吃的，买新衣服。”徐焕焕虽然智力有问题，但也知道谁对她好，谁对她坏，她会接过糖果，小心翼翼地吃着，眼神里会闪过一丝短暂的光亮。 平时，郝凤平把徐焕焕锁在院子里，不让她踏出大门半步。院子里有一间破旧的柴房，那就是徐焕焕的“卧室”，里面阴暗潮湿，堆满了柴禾，只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就算偶尔带她出门，郝凤平也会在她胳膊上拴一根粗绳子，另一端攥在自己手里，像牵着牲口一样，生怕她跑掉。他还会故意高声吆喝着，让全村人都知道这是他的“媳妇”，让她无处可逃。 徐焕焕的日子过得暗无天日，她每天只能在院子里发呆，饿了就吃点残羹剩饭，渴了就喝凉水，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打骂。她想念自己的父母，想念以前的家，可她记不清家在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求救，只能在夜里偷偷哭泣，哭声被风吹散在空旷的黄土高原上，无人知晓。 就在郝凤平做着“传宗接代”的美梦时，一张法网正悄悄向他和其他涉案人员张开。1998年3月，陕西榆林市公安机关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详细描述了一名智障少女被拐卖到靖边县天赐湾乡敦敖村的经过，举报人称女孩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希望警方能尽快解救她。 警方高度重视这起举报，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由于案件涉及榆林和渭南两个地区，警方很快与渭南公安机关取得联系，两地警方联手展开侦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查和秘密取证，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位置，掌握了施文笑、刘世杰、曹树礼、周婷、刘世珍、刘国庆、郝凤平7人的犯罪证据。 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专案组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渭南，抓捕施文笑、刘世杰、曹树礼和周婷；另一路前往陕北靖边县，解救徐焕焕，并抓捕刘世珍、刘国庆和郝凤平。 当陕北的民警驱车赶到敦敖村时，正是中午时分，村民们大多在家吃饭或休息。民警们悄悄包围了郝凤平的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只老母鸡在悠闲地踱步。一名民警轻轻推开虚掩的院门，看到徐焕焕正蜷缩在墙角，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头发又乱又脏，像一蓬干枯的野草。她的眼神呆滞，正无意识地抠着地上的泥土，看到陌生人，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往墙角缩了缩，嘴里发出含糊的呜咽声。 “别怕，我们是警察，是来救你的。”一名女警温柔地走上前，慢慢蹲下身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亲切。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果，递到徐焕焕面前：“来，吃块糖，我们带你回家，找你的爸爸妈妈。” 徐焕焕茫然地看着女警，又看了看她手里的糖果，犹豫了很久，才慢慢伸出颤抖的小手，接过糖果，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亮，像是黑暗中燃起的一点星火。 就在这时，郝凤平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院子里的警察，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转身就想往屋里跑。民警们见状，立刻冲了上去，将他制服在地。郝凤平挣扎着，嘴里大喊道：“你们干什么？她是我花钱买的媳妇，是我的人！” “买卖人口是犯法的，跟我们走一趟吧！”民警严肃地说，给郝凤平戴上了手铐。 随后，民警们在村里的另一户人家抓获了刘世珍和刘国庆，两人面对民警的讯问，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最终还是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渭南的民警也顺利抓获了施文笑、刘世杰、曹树礼和周婷。施文笑被抓时，正在家里喝着小酒，吃着花生米，看到警察，他吓得手里的酒杯都掉在了地上，瘫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刘世杰和曹树礼正在镇上的小酒馆喝酒，被民警当场抓获，两人身上还带着卖女孩赚来的钱。周婷被抓时，正在给女儿织毛衣，看到民警，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手里的毛线球掉在了地上，滚了很远。 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通过dNA比对和多方走访，警方终于找到了徐焕焕的亲生父母。徐焕焕的原名叫高小红，1986年9月出生，她的父母都是铁路工人，原本在西安工作，1997年企业改革，夫妻俩下岗后，为了多赚点钱，就带着女儿来到渭南，靠着在火车上卖熟食谋生。虽然工作辛苦，但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很幸福，高小红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宠得像个小公主。 1997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高小红的母亲带着她到渭南市城东的一家粮油店买食用油。母亲进店挑选食用油时，让高小红在门口等着，可等高小红的母亲买完油出来，却发现女儿不见了。她当时就慌了神，在附近找了很久，喊着女儿的名字，可始终没有回应。 高小红的父亲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后，立刻放下手里的生意，赶了过来。夫妻俩在渭南市的大街小巷疯狂地寻找，张贴寻人启事，询问路人，可始终没有女儿的音讯。他们每天以泪洗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生意也彻底停了。为了寻找女儿，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走遍了渭南的各个乡镇，甚至去了周边的城市，可女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有好几次，高小红的母亲都想放弃，觉得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高小红的父亲总是安慰她：“别放弃，小红一定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找到她的。”就这样，夫妻俩坚持了整整七个月，从未放弃过寻找女儿的希望。 当公安机关通知他们女儿被解救的消息时，夫妻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做梦。在派出所里，他们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高小红的母亲一把抱住女儿，失声痛哭：“我的红儿，妈妈终于找到你了！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高小红的父亲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紧地抱住妻女，一家人哭作一团。 高小红看着眼前的父母，眼神依旧有些呆滞，但似乎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她伸出小手，轻轻抱住了母亲的脖子，嘴里含糊地喊了一声：“妈妈……” 周围的百姓得知这件事后，都纷纷赶到派出所，看着高小红瘦弱的身影和呆滞的眼神，无不落泪。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感慨道：“这些人贩子太可恶了，毁了一个好好的孩子，毁了一个家庭，一定要严惩他们！”在场的人们纷纷附和，一致要求司法机关对这些人贩子处以重刑。 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些犯罪嫌疑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悔意”，可他们的辩解听起来苍白无力。 施文笑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搓着，支支吾吾地说：“我是个文盲，没读过书，不知道买卖人口是犯法的。我当时实在是太穷了，连买化肥种子的钱都没有，才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刘世杰和曹树礼则一脸懊悔地说：“都怪我们财迷心窍，一时糊涂，老了老了还干出这种违法缺德的事，不仅自己要蹲大牢，还连累了家人，给儿女丢脸了，我们真的很后悔。” 周婷在监狱里整日以泪洗面，不停地念叨着自己的儿女：“我不该为了钱买卖媳妇，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可我没想到会害了别人的孩子，我对不起那个女孩，对不起她的父母。”当记者问她如果被拐卖的是她的女儿，她会怎么做时，周婷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我当时太贪心了，根本没想那么多，现在后悔也晚了。” 刘国庆则试图逃避责任，他低着头，小声说：“我是从犯，都是我父亲让我做的，我当时不懂法，现在知道错了，愿意接受惩罚，希望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郝凤平的话更是让人震惊，他一脸茫然地说：“我花了八九千块钱买媳妇，现在媳妇没了，钱也没了，我人财两空，我该怎么办啊？我根本不知道这是犯法的，我只是想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 这些人的辩解，不过是为自己的罪恶找借口。他们口中的“不懂法”“财迷心窍”，根本掩盖不了他们行为的残忍和卑劣。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书，不懂法律条文，也应该知道拐卖儿童、伤害无辜是丧尽天良的事情。施文笑为了500块钱，卖掉了需要照顾的女孩；刘世杰、曹树礼为了赚钱，不惜铤而走险；周婷为了给自家孩子谋福利，牺牲了别人的幸福；郝凤平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摧残了一个年幼的生命。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更违背了人性的底线，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最终，经过法院的审理，施文笑、刘世杰、曹树礼、周婷、刘世珍、刘国庆、郝凤平7人分别因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强奸罪等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其中，郝凤平因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周婷因犯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刘世杰、曹树礼、刘世珍、刘国庆也分别被判处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施文笑因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罪表现，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高小红被解救后，回到了父母身边。虽然过去的创伤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的智力发育仍然落后于同龄人，也不太愿意说话，但在父母的悉心照顾和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她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 第111章 刨奔恶魔 2007 年 2 月 13 日，情人节前夜的沈阳，被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寒风卷着残雪，在老旧小区的胡同里呼啸穿梭，像无数只冰冷的手，撕扯着行人的衣物，也揪着每个人的心。下午 5 点 20 分，天色已经黑得彻底，皇姑区岐山中路这片开放式小区，路灯还没亮起，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在泥泞的路面上投下模糊的光斑。 徐女士裹紧了羽绒服，领口的绒毛蹭得脸颊发痒，却驱不散心底的寒意。她刚从单位下班，手里拎着给家人买的年货，脚步匆匆地走进楼道。这栋楼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墙壁斑驳脱落，裸露的水泥台阶坑坑洼洼，每走一步都发出 “咯吱” 的声响，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刺耳。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潮湿的霉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或许是附近菜市场残留的气息，却让她莫名地脊背发凉。 “上周三，隔壁小区的李大姐，就在楼道里被抢了，头都被打破了……”“听说凶手专挑女的下手，用的是瓦匠的工具，可狠了……” 早上上班时，同事们窃窃私语的画面突然在脑海中浮现，徐女士的心脏猛地一缩，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她下意识地将肩上的皮包往胸前紧了紧，手指死死攥着包带，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加快了脚步，高跟鞋敲击台阶的声音变得慌乱，只想快点回到四楼的家，关上那扇能隔绝一切危险的门。 就在她踏上二楼缓步台的瞬间，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从三楼的阴影中窜出！那身影极快，带着一股浓烈的汗味和铁锈味，像一只扑食的野兽。徐女士的瞳孔骤然收缩，喉咙里爆发出一声短促而凄厉的惊呼：“啊~！” 声音还没来得及在楼道里回荡，后脑勺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 那是一种钝器砸击骨骼的沉闷声响，“嘭” 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颅骨里碎裂开来。徐女士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黑暗瞬间被更深的墨色吞噬，手里的年货散落一地，苹果滚到台阶下，发出 “咕噜咕噜” 的声响。 她的身体软软地倒下去，额头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最后一丝意识，停留在凶手转身时，那双闪着寒光的眼睛上。 此时，距离农历丁亥年春节，仅剩 4 天。本该是张灯结彩、阖家团圆的日子，这起发生在居民楼深处的惨案，却像一颗炸雷，在沈阳的街头巷尾轰然引爆。 接到报案的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民警，在 15 分钟内赶到了现场。刺眼的警灯划破夜空，将昏暗的楼道照得如同白昼。警戒线迅速拉起，围观的居民越聚越多，窃窃私语声、孩子的哭闹声、老人的叹息声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恐惧和不安。 法医蹲在尸体旁，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徐女士后脑的伤口，眉头紧锁：“伤口呈不规则凹陷，边缘有挫伤，应该是钝器多次击打造成的，凶器大概率是类似锤子的工具。” 刑侦人员拿着手电筒，仔细搜索着楼道的每一个角落，从台阶的缝隙到墙角的蛛网，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当现场勘查报告送到市局刑侦支队时，一个让所有办案人员都高度警惕的念头浮出水面。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与近两年来发生的多起未破抢劫案，几乎如出一辙。 警方的档案库被迅速打开，一连串令人心惊的记录，像一张张沾满鲜血的画卷，在众人面前展开： 2005 年 3 月 3 日，于洪区丁香湖附近的老旧小区。一名 32 岁的女子下班回家，刚走到二楼就被人从背后袭击。凶手用一把类似 poS 机的钝器猛击她的头部，女子当场昏迷，身上的钱包、手机被洗劫一空。这起看似普通的抢劫案，成为了 “刨奔恶魔” 肆虐的开端，也为沈阳的平静生活，画上了一道血腥的裂痕。 2006 年 12 月 17 日，皇姑区汾河西街 5 号。天刚蒙蒙亮，吴女士牵着 6 岁的儿子准备去幼儿园。走到三楼时，儿子突然指着楼梯上方说：“妈妈，那里有个人。” 吴女士还没来得及抬头，后脑勺就传来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倒在地上。她依稀听到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妈妈！妈妈！”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当她被邻居发现时，儿子正蜷缩在她身边，吓得浑身发抖，而她的钱包早已不翼而飞。 2007 年 1 月 6 日，于洪区东湖市场附近。崔大爷和老伴刚领完退休金，两人说说笑笑地往家走，口袋里的工资袋还带着银行的余温。下午 1 点多的阳光还算明媚，可当他们走进楼道的瞬间，黑暗就吞噬了一切。一个黑影突然从一楼的拐角冲出，钝器狠狠砸在崔大爷的头上，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棉袄。老伴吓得魂飞魄散，瘫坐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凶手抢走工资袋，消失在楼道尽头。 2007 年 2 月 10 日，皇姑区渭河东街。46 岁的董女士是一名小学老师，放学后她像往常一样走回家。楼道里静悄悄的，只有她的脚步声在回荡。走到三楼缓步台时，她隐约听到身后有动静，刚想回头，就被一记重击打倒在地。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凶手却没有停手，又接连砸了几下。幸运的是，邻居听到声响及时赶到，凶手仓皇逃窜，董女士才捡回一条性命，但头部的伤口缝了整整 18 针，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这样的恶性案件在沈阳的皇姑、铁西、于洪、沈河等多个区域疯狂蔓延，累计发生 20 余起。受害者大多是 20 至 50 岁的女性，还有部分年老体衰的老人，其中 3 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作案时间精准地集中在早上 7:30 到中午 11:30 之间，正是居民上班、买菜、送孩子的高峰期，凶手的嚣张程度，令人发指。 恐慌像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笼罩了整座沈阳城。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单独上下学，学校门口挤满了接送的家长；女性出门必带防身工具，有的揣着菜刀，有的拿着木棍，甚至有人随身携带辣椒水；傍晚时分，老旧小区的楼道里更是人迹罕至，原本热闹的街巷变得冷清萧瑟。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都是这个神秘的凶手，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离奇。 有人说他身高两米，力大无穷；有人说他脸上有疤，眼神凶狠；还有人说他是流窜作案的惯犯，专门挑老旧小区下手。恐惧的情绪像瘟疫一样扩散，让这座寒冷的北方古城，更添了几分寒意。 由于所有受害者都是被一种叫做 “刨奔” 的工具袭击，这一系列案件被市民称为 “刨奔案”，而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凶手，则被冠以 “刨奔恶魔” 的称号。 “刨奔这东西，是我们泥瓦匠吃饭的家伙，没想到竟然成了杀人的凶器。” 一位从事建筑行业的老师傅痛心疾首地说。这种工具外形酷似锤子，一头是平整带刃的铁板，另一头是圆钝的榔头。带刃的一端能轻松铲除旧砖上的水泥，也能精准地砸断砖块；圆头的一端则适合锤击硬物。在建筑工地上，它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可在凶手手中，却变成了剥夺生命的屠刀。 沈阳市第四医院，成为了这场悲剧的 “见证者”。由于距离皇姑区的案发地最近，这里接收了大部分受伤的受害者。时任急诊科主任的王医生，至今还记得那些日子的惊心动魄：“每天都有被砸伤的受害者送过来，有的头破血流，有的昏迷不醒，场面惨不忍睹。凶手专门瞄准后脑和头顶下手，那些都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很多人送来的时候，颅骨已经碎裂，脑组织受到严重损伤。我们拼尽全力抢救，可还是有很多人没能挺过来。” 王医生回忆起一位 62 岁的张老太，她被送到医院时，右侧脑骨已经被砸得粉碎，左耳血流不止，呼吸微弱。经过长达 8 小时的手术，张老太终于保住了性命，但却永远失去了左耳的听力，右半边身体也因为神经受损而瘫痪。“她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的钱呢’，当我们告诉她只被抢走 10 元钱时，她当场就哭了，说自己这一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罪。” 王医生的声音里，满是无奈和痛惜。 2007 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当年轻情侣们手牵手走在街头，用玫瑰和巧克力传递爱意时，辽宁省公安厅的会议室里，气氛却凝重得让人窒息。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的负责人齐聚一堂，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桌面上的案件材料堆积如山。经过一夜的紧急研讨，警方正式将 2 月 13 日的徐女士遇害案与之前的系列 “刨奔案” 并案侦查，并将此案定为 “213 楼道抢劫杀人案”，列为 2007 年辽宁省第 1 号公案。 “不破此案，誓不罢休！” 省公安厅厅长拍案而起，声音坚定有力。专案领导小组迅速成立，抽调全省刑侦骨干力量，在沈阳、鞍山两地设立专案组，分头开展侦破工作。一张无形的大网，以沈阳为中心，迅速铺开，每一个路口、每一个老旧小区、每一个可能的线索，都被纳入了侦查范围。 专案组成立的当天晚上，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们，就放弃了休息，连夜投入到工作中。他们分成 10 多个小组，奔赴各个受害者家中，进行重新走访。很多受害者因为之前的创伤，对楼道和陌生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不愿再回忆起那段恐怖的经历。民警们耐心地安抚着她们的情绪，递上热水，轻声安慰：“大姐，我们知道你害怕，但只有找到凶手，才能让更多人安全，也才能让你心里的石头落地。” 在走访过程中，民警们捕捉到了很多关键信息。一位幸存的受害者回忆道：“凶手个子不高，大概 1 米 7 左右，中等身材，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说话有沈阳本地口音。他下手很快，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另一位受害者则记得，凶手作案后逃跑时，脚步声很轻，似乎很熟悉小区的环境。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像拼图一样，一点点勾勒出凶手的大致轮廓。 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也在紧锣密鼓地工作。他们重新梳理了所有案件的现场勘查记录，对遗留的微量物证进行反复检验。虽然那个年代监控设备尚未普及，但凶手作案次数过多，难免会留下破绽。技术人员在其中一起案件的现场，发现了一枚模糊的鞋印，经过比对，确定是某品牌的劳保鞋；在另一起案件中，受害者的皮包上，残留着一根不属于她的头发。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线索，都成为了警方锁定凶手的重要依据。 经过多日的排查和分析，一个名字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野中 —— 高宏伟。 这个家住沈阳市铁西新区的男人，曾经两次进入公安机关的侦查范围，却都因为证据不足而侥幸逃脱。 高宏伟的人生，曾是无数人羡慕的模样。他出身普通家庭，却凭借着过人的毅力，通过了自学考试，拿到了沈阳某大学法律系的大专文凭。随后，他又攻克了难度极高的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了沈阳市某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严谨细致、能言善辩的专业人士；在亲友眼中，他是一个有文化、有前途的 “成功人士”。可谁也没想到，这个本该维护公平正义的律师，最终会沦为危害社会的恶魔。 2000 年的一场官司，成为了高宏伟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 3 月，沈阳市铁西区发生了一起奸幼案件，39 岁的打工者石某将不满 14 岁的女孩小红先后强奸 5 次。警方迅速侦破此案，将石某刑事拘留。石某的老板与他关系密切，为了将他 “捞出来”，特意委托妹妹冯某，重金聘请律师为石某做无罪辩护。 当时 34 岁的高宏伟，正是被律所指派的辩护律师。接到委托后，高宏伟没有想着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反而动起了歪脑筋。他认为，只要让受害者翻供，就能让石某脱罪。于是，他找到了冯某，当场口述了一份伪证词，让冯某转交给小红的父亲寇某，并承诺只要小红按照证词作证，就能得到 2000 元的报酬。 在 2000 元现金的诱惑下，寇某动摇了。由于小红年纪太小，不会写字，寇某便自己写好伪证，让小红照抄了一遍。这份颠倒黑白的伪证上写着：“我年龄太小不懂事，和一些人发生性关系，爸爸妈妈知道以后狠狠的打我，我迫不得已说出和石某发生性关系。石大哥是好人，我和他没有性关系。” 拿到伪证后，高宏伟立刻赶到看守所，将伪证拿给石某看，教唆他在法庭上翻供。 6 月 14 日，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石某按照高宏伟的嘱咐，当庭翻供，声称自己之前的证词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的。高宏伟则手持小红的伪证，振振有词地为石某辩护，试图混淆视听。法庭察觉到案件存在疑点，将案卷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机关的耐心询问下，小红和寇某终于良心发现，如实交代了被收买出具伪证的全部过程。得知事情败露后，高宏伟为了推卸责任，暗中指使冯某将 2000 元钱要回来，随后又主动跑到派出所 “自首”，声称自己是被冯某和寇某欺骗。可他刚走，小红就再次报警，说冯某正在她家大闹，逼迫父亲退钱。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第二天，法院再次开庭，高宏伟依旧穿着笔挺的西装，试图继续为石某辩护。可就在休庭时，两名民警走到了他面前，依法将其传唤。律师在法庭上被传唤，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高宏伟的职业生涯彻底走到了尽头。 2000 年 11 月 16 日，高宏伟因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同时被吊销律师资格证书。这场风波，让他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变成了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 缓刑期间，他四处找工作，却因为有案底而屡屡碰壁。曾经的同事疏远他，亲友对他指指点点，社会的歧视和生活的压力，让他的心理逐渐扭曲。他开始抱怨社会不公，憎恨身边的一切，认为是这个社会毁了他的前途。这种负面情绪在他心中不断积累，最终孕育出了一颗罪恶的种子。 2005 年和 2006 年，随着 “刨奔案” 的接连发生，警方通过作案地点、手法等线索，两次将高宏伟列为犯罪嫌疑人。但曾经的律师身份，让他具备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和心理素质。在接受询问时，他始终镇定自若，回答问题滴水不漏，既不承认罪行，也没有露出任何破绽。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警方只能依法将他释放。 这一次，当 “213 案件” 发生后，警方将所有线索重新整合，发现所有疑点都再次指向了高宏伟。那位被抢走手电筒的受害者，认出了高宏伟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一个；技术部门通过 dNA 比对，确定现场遗留的头发与高宏伟的基因信息高度吻合。种种证据表明，高宏伟就是那个让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的 “刨奔恶魔”。 2 月 16 日，专案组正式启动对高宏伟的监控。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轮流蹲守在他的住所附近。当时的沈阳，气温低至零下 20 摄氏度，民警们躲在没有暖气的车里，裹着厚厚的棉衣，依然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不敢开空调，生怕发动机的声音引起高宏伟的警觉；不敢轻易下车，只能隔着车窗，紧紧盯着高宏伟家的大门。 五天五夜，民警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饿了就啃一口冰冷的面包，渴了就喝一口矿泉水。他们仔细记录着高宏伟的每一个举动：他每天早上 7 点出门，晚上 6 点回家，路线相对固定；他偶尔会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每次都戴着帽子和口罩，刻意遮挡自己的面容；他很少和邻居交流，走路时总是低着头，眼神警惕。 2 月 21 日 17 点，天色渐暗。高宏伟像往常一样，从外面回到家中。专案组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果断下达了抓捕命令。几名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冲进楼道，敲响了高宏伟家的房门。 开门的是高宏伟的父亲，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当他看到门口身着警服的民警时，脸上写满了疑惑：“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儿子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沈阳市公安局的，现在依法传唤高宏伟，请他跟我们走一趟。” 民警的语气严肃而坚定。 高宏伟听到声音，从客厅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儒雅，丝毫不像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看到民警的瞬间，他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我没做什么坏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到了派出所，你自然就知道了。” 民警说完，上前将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 高宏伟没有反抗，默默地穿上外套，跟着民警走出了家门。在他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小区里的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议论纷纷。“这不是老高家的儿子吗？他怎么了？”“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怎么会被警察抓呢？” 没有人想到，这个看似斯文的男人，就是那个让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的 “刨奔恶魔”。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立即对高宏伟的两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他与父母同住的家中，阳台的一个角落里，警方搜出了四把锤子。 一把奶头锤、一把羊角锤、一把小锤，还有一把造型奇特的自制锤。 其中那把小锤的锤头已经断裂，上面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经过检验，正是受害者的血迹。高宏伟后来交代，这四把锤子都是他作案时使用的凶器，其中奶头锤因为重量适中、便于携带，是他最常用的 “武器”。 在卧室的床底下，民警还搜出了 5 个女士拎包、7 部女士手机、10 余张银行卡，以及少量美元、港币、计算器和那个被抢走的手电筒。这些物品，都是他从受害者身上抢劫得来的赃物。随后，在高宏伟的另一处住所里，民警又搜出了 7 个女士提包，里面还有一些受害者的身份证、钥匙等物品。看着这些沾满血泪的赃物，办案民警的心里充满了愤怒。 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高宏伟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在审讯室里，他不再伪装，对自己犯下的一系列抢劫杀人罪行供认不讳。 “我第一次作案是在 2005 年 3 月...。” 高宏伟低着头，声音沙哑，“当时我失业在家，手里没钱，又不想向父母要，就想着抢点钱花。看到一个女的走进楼道，我就跟了上去，用锤子砸了她的头，抢走了她的钱包。” 当民警问他为什么要专门袭击女性和老人时，高宏伟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女人和老人反抗能力弱，容易得手。我刨人不全是为了钱，主要是为了宣泄。我恨这个社会，恨所有人，我就是要让他们害怕，让他们尝尝我所承受的痛苦。” 他还交代，自己作案的地点会根据警方的侦查方向不断调整。2005 年在于洪区作案后，遭到警方调查，他就将目标转移到了铁西区；2006 年，当铁西警方注意到他时，他又跑到了皇姑区和和平区，甚至还去鞍山作过案。他通常会在一楼蹲守几个小时，听到楼上有人下楼的脚步声后，就悄悄往上走，在二楼或三楼的缓步台处装作打电话的样子，等与受害者错身而过时，突然举起锤子猛击对方的头部。“如果一下没打死，我就再补几下，直到她不动为止。” 高宏伟的语气平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让人震惊的是，高宏伟作案的总金额还不到 1 万元。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普通的上班族或家庭主妇，身上随身携带的现金往往只有几百元，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元。62 岁的张老太被他抢走 10 元钱，却付出了瘫痪在床的代价；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孩，被抢走了仅有的 200 元生活费，头部却被砸成了重伤。“钱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 高宏伟的这句话，暴露了他扭曲的心理。 高宏伟的双重性格，在被捕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外面，他是心狠手辣的恶魔；但在家里，他却扮演着 “孝顺儿子” 和 “慈祥父亲” 的角色。 高宏伟离婚后，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在父亲眼中，儿子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他每天都按时回家，从来不在外面惹事。我年纪大了，还在外面做泥瓦匠，他在家经常帮着做家务，对我和他妈妈都很体贴。” 老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疼爱的儿子竟然是一个杀人凶手。直到民警将搜出的赃物和凶器摆在他面前，老人的情绪才彻底崩溃，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畜生啊！” 其实，高宏伟出狱后就没有了正当工作，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他的父亲虽然年迈，但为了补贴家用，每天还是早出晚归地在工地上干活，根本没有时间留意儿子的异常。高宏伟将抢来的赃物藏在父母的床底下，将凶器放在阳台的角落里，两位老人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高宏伟的儿子当时 15 岁，正在上初中。在儿子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慈祥可亲的人。每天晚上，高宏伟都会坐在儿子的书桌旁，辅导他写作业、复习功课，耐心解答他的问题。警方抓捕高宏伟的时候，儿子还在一旁玩耍，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民警将高宏伟带上警车时，儿子还跑过去问：“爸爸，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高宏伟转过头，看了儿子一眼，眼神复杂，没有说话。参与抓捕的民警后来回忆说：“那个孩子很天真，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犯下了滔天罪行。看到他的样子，我们心里都挺难受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真相。” 高宏伟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铁西区和于洪区的交界处。邻居们对他的印象大多是 “孤僻”“古怪”。“他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就算遇见了，也只是点个头就走。” 一位邻居说，“他总是戴着眼镜，低着头走路，看起来很阴沉，让人不敢轻易接近。” 得知高宏伟就是 “刨奔恶魔” 后，邻居们都感到十分震惊。“真没想到，那个让我们提心吊胆了好几年的凶手，竟然就住在我们身边。” 2007 年 10 月 18 日，距离高宏伟被捕不到 8 个月，他在羁押地因突发脑部疾病死亡。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最终没有等到法律的正式宣判。 高宏伟的死亡，让这起轰动一时的系列 “刨奔案” 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但它给沈阳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破碎的家庭，那些挥之不去的恐惧记忆，都成为了这座城市永远的痛。 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性扭曲的悲剧。他曾经拥有光明的前途，却因为一己私欲触犯法律，最终在仇恨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沦为了危害社会的恶魔。他的经历警示我们，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和不公，都不能放弃对善良和正义的坚守。一旦被负面情绪吞噬，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会毁掉自己的人生，还会给无数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第112章 除夕血案 2008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 呼和浩特的寒冬裹挟着年关的凛冽，将这座塞北名城冻得瑟瑟发抖。街头巷尾早已挂满了红灯笼，零星的鞭炮声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炸开，带着一丝仓促的喜庆，却驱散不了空气里愈发浓重的寒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是辞旧迎新的最后倒计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贴春联、备年菜，等待着除夕夜阖家团圆的温暖时刻。 但没有人知道，一场血腥的杀戮，正悄然酝酿在这座城市的权力核心地带。 下午两点刚过，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呼和浩特市委办公大楼前。车门打开，一个身着深色外套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他身形挺拔，脸上刻着常年身居警界的冷峻，只是那双眼睛里，此刻翻涌着难以掩饰的戾气与决绝。他是关六如，前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如意开发区分局局长，如今的身份，是副处级侦查员。 抬头望了一眼这座11层的办公楼，黑色与棕色相间的外墙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压抑，像一块巨大的墓碑矗立在城市中心。关六如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那里藏着一把上膛的七七式手枪，冰冷的金属触感透过衣物传来，成了他此刻唯一的慰藉。他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鼻腔里灌满了煤烟与鞭炮碎屑混合的味道，那是年的味道，也是他选择终结一切的味道。 按照机关单位的惯例，腊月二十九下午早已是“非必要不上班”的宽松时段。关六如走进办公楼时，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保安坐在值班室里打盹，对他这个曾经常来办事的前公安局长并未过多留意。他脚步沉稳地走过空旷的走廊，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空间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他没有乘坐电梯，而是沿着楼梯一步步向上攀爬，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扭曲的人生轨迹上，过往的荣耀与屈辱在脑海中交替闪现，最终都凝结成对一个人的刻骨仇恨。 他在六楼的走廊尽头停下脚步，斜对面就是623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的办公地点。他靠在墙角的阴影里，像一头蛰伏的猛兽，等待着猎物的出现。走廊里的声控灯每隔几分钟就会熄灭，黑暗笼罩下来时，他的眼睛在暗处亮得惊人，手里的枪被握得更紧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集。关六如的思绪飘回了几十年前，1979年，他从化工厂调入新城区公安分局，凭借着一股拼劲和刑侦天赋，在老领导的栽培下迅速成长，从刑警队指导员一路做到分局副局长，再到如意开发区分局局长，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警徽在头顶闪耀，权力在手中握存，他曾以为自己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至光荣退休。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因为为朋友出头，他在处理一起东河风景区的冲突事件时违规抓人，遭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而当时主持会议、签发处分决定的，正是时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的王志平。虽然一年后处分被撤销，他还在2007年因为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安保工作荣立个人二等功，但这并未改变他的命运轨迹。2007年10月，一纸免职通知传来，他被免去了如意开发区分局局长的职务，降为副处级侦查员。 从一把手沦为无权无势的闲职人员，这种巨大的落差像一把钝刀，日夜切割着关六如的神经。他多次上访申诉，写下的申诉信里满是不甘与愤怒，甚至扬言若得不到公正对待，便要辞去公职、退出党组织。但他的呐喊石沉大海，王志平的身影，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下午4点02分，走廊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关六如瞬间绷紧了神经，握紧了腰间的手枪。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女人出现在视野里，她面色平静，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径直走进了623办公室。关六如认得她，呼和浩特地税局稽查分局的干部王英，35岁，年轻有为，据说和王志平的关系颇为密切。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等待了近一个小时，猎物终于出现了。至于王英的到来是巧合，还是他刻意等待的“陪绑者”，或许连关六如自己都分不清。是想让这场命案更具轰动效应，还是单纯地迁怒于所有与王志平有关的人？这个问题，终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4点06分，关六如整理了一下外套，确保手枪不会外露，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推开了623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里，王志平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批阅文件，王英站在一旁，似乎在汇报着什么。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两人同时抬头望去，看到是关六如，王志平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换上了公式化的表情：“关六如？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关六如没有回答，只是一步步走向他们，眼神里的仇恨像火焰一样燃烧。他的目光扫过王志平那张保养得宜的脸，想起了这个人在处分会议上的严肃措辞，想起了自己被免职时的无助与屈辱，想起了多年来在仕途上的辗转沉浮。所有的不甘、愤怒、绝望，在这一刻汇聚成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王志平，你毁了我的一切！”他低吼一声，右手迅速拔出七七式手枪，枪口直指王志平。 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王志平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试图起身辩解，嘴唇颤抖着：“关六如，你冷静点，有话好好说……” 王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浑身僵硬，下意识地想要后退，却被关六如冰冷的眼神锁定。 “砰！” 一声沉闷的枪响打破了寂静，却被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巧妙地掩盖。子弹呼啸着击中了王志平的胸膛，他闷哼一声，身体向后倒去，撞在办公椅上，鲜血瞬间染红了胸前的衬衫。 王英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转身想要逃跑。 “砰！” 第二声枪响，子弹击中了她的后背。王英踉跄了一下，扑倒在门口，鲜血从她的身体里渗出，在光洁的地板上蔓延开来。 王志平并未当场死亡，他挣扎着想要去按办公桌上的电话，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与不甘。 关六如一步步走到他面前，面无表情地再次扣动扳机。“砰！砰！”两枪，分别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腹部。王志平的身体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眼睛圆睁着，仿佛还在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短短十几秒，两条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关六如站在原地，呼吸有些急促，枪口还在微微冒烟。他看着地上的尸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完成了一项酝酿已久的使命。随后，他走到沙发旁，坐下，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砰！” 又一声枪响，关六如的身体软软地倒在沙发上，鲜血从他的头部流出，浸染了沙发的布料。 下午4点18分左右，呼和浩特市房管局局长巴图如约来到623办公室，准备与王志平商议工作。他推开虚掩的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僵在原地——三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满地的鲜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巴图的大脑一片空白，足足愣了十几秒，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尖叫着后退，踉跄着跑出办公室，拿出手机颤抖着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杀人了！市委大楼623办公室，杀人了！” 下午4点20分，内蒙古自治区110指挥中心接到了巴图的报警。这起发生在市委副书记办公室的恶性枪击案，瞬间震动了整个公安系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在接到消息后，立刻亲自带队赶往现场。 赵黎平的心里五味杂陈。作为公安厅的一把手，他深知这起案件的严重性——死者是市委副书记，凶手是前公安分局局长，案发时间又是临近除夕的敏感节点，这无论如何都会引发轩然大波。他坐在警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冬日的寒风透过车窗缝隙吹进来，让他打了个寒颤。他隐隐有种预感，这起案件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案发现场被迅速封锁，法医和刑侦人员陆续赶到。经过初步勘查，现场的情况逐渐清晰： 王英倒在门口，身中两弹，致命伤在后背；王志平躺在办公桌后面，身中三弹，头部和腹部的伤口是致命的；关六如则倒在沙发上，头部中弹，右手边放着一把七七式手枪，枪内尚有一颗子弹，左手边是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夹。 刑侦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遗书，是关六如的手书，每一页都摁有他的指印。遗书里，关六如回顾了自己28年的从警生涯，细数了自己获得的荣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被免职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王志平的刻骨仇恨。他还在遗书中附上了一个列表，详细记录了十多年来与他有过经济往来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像是一份举报材料，又像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控诉。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呼和浩特市的官场和民间扩散开来。“公安局长枪杀市委副书记”，这个极具冲击力的标题，让整个城市都陷入了震惊与恐慌之中。临近除夕的喜庆氛围，被这起血腥的命案彻底击碎。 案发当晚，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就刊发了内参，将案件的基本情况向上汇报。第二天，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公安部工作组的第一批人员紧急抵达呼和浩特，介入案件的调查。大年初一，当全国人民都在欢度春节时，呼和浩特市委大楼里却一片肃杀，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春节假期结束后，北京市的《新京报》率先从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得到证实，报道了“市委副书记王志平在办公室被原如意公安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的消息。随后，《财经》杂志等多家媒体纷纷跟进，试图挖掘案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但由于案情重大且敏感，大多数媒体的深入报道都在审稿阶段被拦下，胎死腹中。 2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小范围发布了对“2·5案件”的侦查通报。通报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报复枪杀案，关六如之所以行凶，是因为曾受到处分，对上级的免职决定感到不满，再加上个人生活不幸福，最终导致心理扭曲，实施了报复行为。 通报详细说明了关六如的经历：2004年，他在办理一起伤害案件时违反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当时的处分决定由王志平主持召开会议并签发；2007年10月，他被免去如意开发区分局局长职务，改任副处级侦查员，对此他多次上访申诉未果；2008年2月3日晚11时，关六如在办公室写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遗书，声称要报复社会、报复领导；两天后，他付诸了行动。 此外，通报还提到，关六如家庭破裂，与妻子离婚多年，一直和某公司女职员朱某同居，与两个儿子也断绝了往来，性格偏狭的他，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迁怒于王志平。 然而，这份官方通报却遭到了当地政法系统一些内部人士的质疑。 一位与关六如共事多年的老公安透露，关六如的处分在2005年就已经被上级撤销，这与他2007年被免职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在被免职前，关六如还因为在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安保工作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获得了2000元奖金。“他在业务上确实有一套，破案能力很强，否则也不会连年立功受奖。”这位老公安说，“他的仕途确实不顺，在多个单位辗转担任副职十几年，好不容易当上局长，又被突然免职，心里肯定不平衡，但要说仅仅因为这个就杀人，似乎还不够。” 关六如的一位前同事也表示，关六如为人爽朗直率，但脾气有些暴躁，容易意气用事，常常为了朋友不讲原则，办过一些错案。2004年的那次处分，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在东河风景区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受伤，他一时冲动派人抓走了景区的相关人员，才受到了处分。 关于关六如的家庭情况，也与通报描述的有所出入。他与前妻1996年离婚后，两个儿子一直跟着他生活，并非“断绝往来”。案发时，大儿子25岁，已经成家，是呼和浩特某治安大队的警察，与关六如的关系确实比较紧张；小儿子14岁，正在上初中，因为关六如平时工作繁忙，便跟着姑姑一起生活。关六如出事后，大儿子也受到了牵连，被停职在家，前途未卜。 更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关六如作案所用的七七式手枪的来源。按照中国的枪支管制规定，公安干警的枪支管理非常严格，离任或退休后必须上缴工作用枪。关六如被免职后，既非主要领导，也没有执勤任务，按规定不应该拥有枪支。经过调查发现，这把枪并非他担任如意开发区分局局长时配发的，而是2004年之前他在赛罕公安分局（原郊区分局）担任政委时的用枪。显然，他在离任时并没有按照规定上缴枪支，而这把被私自留存的手枪，最终成为了他复仇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关六如曾经任职的赛罕公安分局，也并非一个“清静之地”。2006年，他的继任者苏荷因涉黑被查处，包括苏荷在内的10名赛罕分局警察，被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被判处20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与常见的“警察充当黑社会保护伞”不同，这10名警察直接组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成为了警界的一大丑闻。 就在案件的调查还在继续，各种猜测和质疑不断涌现的时候，2月27日，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联合在殡仪馆为王志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殡仪馆1号大厅里，庄严肃穆，正门两边挂着一副长长的挽联：“一生光明磊落，侠骨柔肠，为民英勇献身，满腔忠诚治水愁；办事正气凛然，铁肩义胆，因公壮烈牺牲，洒尽热血平乾坤。” 追悼会由呼和浩特市市长主持，市委书记致悼词，高度评价了王志平的一生，称他“英勇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王志平的妻子、儿子等20多名亲属，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共五六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这场隆重的追悼会，似乎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王志平枪杀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案件背后的诸多谜团，依然没有解开。 王志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公开资料显示，王志平出生于1953年，吉林省镇赉县人，蒙古族。16岁时，他离开家乡，在湖北十堰的102工程指挥部安装公司当工人；一年多后，他参军入伍，在第24军212团服役，历任士兵、班长、文书；服役4年后，他进入内蒙古包头市冶金矿山机械厂担任办公室秘书；1982年，他从包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包头市委组织部，从此踏入仕途。 在包头的16年里，王志平的仕途一帆风顺，先后担任市国家安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等职。1998年9月，他调任呼和浩特市，从检察院党组书记做起，一路晋升为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成为手握重权的厅级干部，权力覆盖了当地的政法系统。 遇害前三天，也就是2008年2月2日，王志平在呼和浩特最豪华的酒店香格里拉饭店，为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儿子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据参加婚礼的人透露，酒席摆了四五十桌，宾客云集，场面十分奢华，收到的礼金也颇为丰厚。 而就在婚礼的第二天晚上，王志平还出席了由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呼和浩特交通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活动。当时，南方遭遇罕见的暴雪灾害，春运交通几乎瘫痪，许多外地务工人员无法回家过年。王志平代表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向200多名因风雪阻挡和工作需要不能回家团聚的外地务工人员表示感谢，并致以新春问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 一边是为儿子举办的奢华婚礼，一边是慰问务工人员的亲民形象，王志平的双面人生，在他死后引发了更多的讨论。更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警方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大量现金，而在遇害的地税局女干部王英身上，也发现了共计6万元的现金和银行卡。在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如此巨额的现金，显然不符合常理。 王志平在呼和浩特市拥有4处房产，总面积达到830多平方米。第一处是位于市委大楼附近的如意小区A区的一套180平米左右的商品房，这是他案发前的住所，很多党政领导都居住在这个定向售卖的小区里，购买时的价格仅为每平米1000多元，2008年已经涨到了每平米3000元；第二处是中专路交警花园小区的一套复式住宅，面积300多平米，还有一个80平米的地下室，这是他分管公安交警时获得的集资房，2005年底交付后一直处于毛坯状态，价值已涨至购房时的3倍；第三处是他身份证上登记的住址，位于新城区东营北街昭君新村塞外苑，面积150多平米，价值约45万元；第四处则位于金桥技术开发区的税苑小区，这是呼和浩特市地税局的集资建房，王志平居住的9号楼均为200多平米以上的复式房屋，而与他同时遇害的王英，恰好也住在这个小区。 这些房产和现金，让人们对王志平的“清廉”产生了质疑。他与王英之间，究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还是存在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利益往来？他们在除夕前的这次会面，是为了商议工作，还是进行某种秘密交易？这一切，都随着关六如的枪声，永远地成了谜团。 2月28日，也就是王志平追悼会的第二天，呼和浩特市政府向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提交了《关于申报王志平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请示》。仅仅10天后，自治区民政厅就做出了批复，追认王志平为革命烈士。 这条消息在当地媒体刊出后，立刻引发了全国舆论的热议。很多人认为，案件的调查尚未彻底结束，许多疑点还没有解开，此时追认王志平为烈士，未免过于草率。根据当时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可批准为革命烈士，自治区民政厅正是依据这一条款做出的批复。 或许是受到了舆论的影响，4天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全社会发布通知，就《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等几条可批准为烈士的条件。2011年，《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更名为《烈士褒扬条例》，关于王志平是否符合烈士称谓的争议，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与王志平相比，另一位遇害者王英的结局则显得有些凄凉。她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甚至连她的死因都被淹没在王志平的光环和关六如的仇恨之中。王英的EmbA班同学曾在网上发声，为她鸣不平，但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毕竟，关于她为何在春节前携带巨额现金前往市委副书记办公室，有关部门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公开的解释。 王英出生于1973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1990年，不满17岁的她就进入巴颜淖尔盟临河税务局工作。参加工作后，她一直积极进取，先后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系财税专业获得大专文凭，又到长春税务学院进修本科，从入学到完成本科学业，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1997年，她调入内蒙古地税局呼和浩特稽查分局，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好单位”职工。2007年10月，她又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EmbA硕士学位内蒙古班的学习，并被选为纪律班长，深受同学们的认可。 据王英的亲属透露，案发前，她正准备自费到中央党校进修，希望能进一步提升自己，更好地服务社会。然而，命运却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的丈夫周某平曾是呼和浩特市地税局稽查局副局长，2005年因车祸去世，如今她又惨遭杀害，只留下8岁的女儿，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这起震惊全国的“2·5枪击案”，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虽然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但最终还是渐渐平息。 而当时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在几年后走向一个更加不堪的结局。 2012年，年过花甲的赵黎平退休，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却因为一段长达13年的婚外情，走上了不归路。他与小情人李某某相识于2002年，当时李某某年仅13岁，在赤峰市一家夜总会做服务员，赵黎平为她取名李雪艳，为她安排住所、提供生活费。2015年初，李某某发现赵黎平另有新欢，还为对方购置了豪宅，便提出分手，并索要40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遭到拒绝后，李某某威胁要检举赵黎平的贪污受贿行为。 被激怒的赵黎平，准备了手枪、汽油、铁锹等作案工具，于2015年3月20日在赤峰市百合新城小区枪击李某某。李某某受伤后从后备箱逃脱求救，赵黎平驾车追赶，最终在一条死胡同内将其杀害，并将尸体运到预先踩好点的垃圾场焚烧掩埋。 然而，李某某在逃亡过程中拨打了110报警，明确指认“原公安厅厅长赵黎平要杀我”，再加上路上的监控录像，警方很快锁定了赵黎平的行踪。案发后仅半个小时，赵黎平就在克什克腾旗被抓获。逃跑途中，他虽然丢弃了作案用的手枪、子弹、带血的坐垫等关键物证，但他的奥迪轿车却导航失灵，多次停车问路，全程都被监控记录了下来。 经调查，赵黎平在担任公安厅长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2368万元，还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和爆炸物。2017年5月26日，赵黎平在山西省太原市被执行死刑。这位曾经的公安厅长，最终因为自己的贪婪与残暴，落得个身败名裂、饮弹伏法的下场。 第113章 边境猎枭 2009 年 12 月 21 日，冬至刚过，广西凭祥市的清晨还裹着南疆特有的湿冷。上午九点半，普寨商贸城的商铺陆续敞开大门，喧嚣的边境贸易气息渐渐弥漫开来。然而，位于 c 座 68 号的华悦家具专卖店却异常沉寂，紧闭的店门与周边的热闹格格不入。 “咚咚咚 ！” 急促的拍门声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导购员徐小丽攥着钥匙，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按照公司规定，她今天本该轮换离岗，但接替她的同事临时有事，便顺延了一天。早上九点整，她准时抵达专卖店，却发现往常八点四十分就会开门的经理阮世英，此刻既没开门，也不接电话。 “英姐！阮经理！” 徐小丽的声音带着焦急，手掌拍在铁质大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往来的商户投来好奇的目光，她愈发不安，赶紧联系了商城物业。在管理人员的见证下，开锁师傅用工具撬动了门锁，“咔哒” 一声，沉重的大门被推开。 店内空荡荡的，陈列的红木家具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泽。“阮经理？” 徐小丽试探着呼喊，没人应答。她顺着楼梯往二楼卧室走去，木质楼梯发出 “吱呀” 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心头。卧室门虚掩着，她轻轻推开，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僵在原地。 阮世英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蚕丝被，一动不动，脸色发青，早已没了呼吸。 上午十点零五分，凭祥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普寨商贸城 c 座 68 号，越南籍女经理阮世英死在卧室里，死因不明！” 消息像惊雷般炸响在刑侦大队办公室。时任大队长付晓明刚结束通宵值班，正准备泡杯热茶，闻言立刻站直了身子。“涉外案件，马上出发！” 他抓起警服外套，高声吩咐，“通知法医科和技术队，带上勘查设备，五分钟后楼下集合！” 此时的凭祥，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节点。2009 年即将收尾，全市年度命案破案率保持着 100% 的纪录，距离 “全年命案必破” 的目标仅剩最后几天。这起突如其来的涉外命案，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不仅关乎荣誉，更牵扯着中越边境的治安稳定。 警车鸣着警笛，沿着通往普寨的公路疾驰。窗外的植被飞速倒退，付晓明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从业多年，深知边境商贸城鱼龙混杂，涉外案件往往牵扯甚广，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外交纠纷。不到二十分钟，警车抵达普寨商贸城，早已在门口等候的治安联防队员立刻迎了上来。 “付队，我们保护了现场，没让任何人进去！” 联防队员语气急促，“报案人徐小丽在那边，她说早上九点发现门没开，联系不上经理才报的警。” 付晓明点点头，戴上手套和鞋套，率先走进专卖店。一楼是家具展厅，黄花梨、红木、橡木制作的家具摆放整齐，没有被翻动的痕迹。他拾级而上，二楼卧室的景象映入眼帘：阮世英躺在床上，被子盖至胸口，表情痛苦，眉头紧皱，嘴巴微张，瞳孔充血，十个手指紧紧攥成拳头。她身上穿着一件粉色全棉连体睡衣，系带松散，几乎袒露身体。 “死者阮世英，28 岁，越南胡志明市人，华悦家具公司浦寨专卖店经理，长期驻留凭祥，无违法犯罪记录。” 随行的民警快速汇报着初步了解的信息。 法医俯身检查尸体，指尖轻轻触碰死者皮肤，“尸体已经僵硬，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昨晚午夜到今天凌晨之间。” 他仔细查看死者体表，“没有伤口、没有血迹、没有勒痕，体表无明显暴力损伤。” 床头柜上，一个倒扣的小药瓶引起了付晓明的注意。他小心翼翼地拿起药瓶，标签上的 “硝酸甘油” 字样清晰可见。“这是心脏病患者的急救药。” 付晓明皱了皱眉，他早年当过法医，具备扎实的医学常识，“从表面症状看，像是心脏病突发导致的窒息死亡。” 但当他转向报案人徐小丽时，这个推测却遭到了质疑。“阮经理身体特别好，经常拉着我们去打球、练瑜伽，从没听说过她有心脏病啊！”20 岁的壮族姑娘徐小丽脸色苍白，声音带着后怕，“我也从没见过她吃这种药。” 付晓明的眼神变得凝重。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他，表面现象往往暗藏玄机。“不能仅凭一个药瓶下结论，” 他当即决定，“尸体必须解剖，技术队全面勘查现场，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技术队员立刻展开工作。卧室地板铺着粗呢子地毯，无法提取脚印；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梳妆台上的化妆品摆放整齐，没有被触碰的迹象。在卧室角落的衣橱里，一个打开的保险柜引起了众人注意 。 柜门敞开，钥匙还插在锁眼里，里面只有一沓散乱的越南盾，除此之外空空如也。 “徐小丽，你最后一次见阮经理是什么时候？” 付晓明问道。 “昨天晚上七点半，” 徐小丽回忆道，“我把当天的货款存进银行，跟英姐打了招呼就回市区了。按照轮换规定，我本该昨天离岗，因为同事有事才多留了一天。” 她补充说，专卖店其实更像一个货仓，专门存放从新青边贸点入境的家具，公司十天轮换一次导购，她是这个月十一号才来上岗的。 “昨天店里有多少营业款？” “三笔生意，货款 元，定金 5000 元，我都存进银行了，店里按规定不能存放现金。” 徐小丽说，阮世英的私人保险柜里到底放了什么，她从来没见过，“不过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进她卧室拿光碟，看见她慌慌张张地把一个黝黑锃亮的东西塞到枕头底下，还警告我不许往外说。我同事说那可能是手枪，说是越南那边有人带枪跟戴手表似的平常。” 这个线索让现场气氛骤然紧张。如果阮世英非法持有枪支，那么枪支的失踪意味着案件可能并非简单的猝死，甚至可能牵扯出更复杂的情况。技术队员立刻对卧室进行地毯式搜索，枕头下、床垫下、衣橱深处、床头柜抽屉，凡是能想到的地方都查了个遍，却始终没找到枪支的踪迹。 与此同时，法医的解剖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解剖室里，冰冷的器械碰撞声格外清晰。“冠状动脉无粥样硬化，无肺淤血、肺水肿特征。” 法医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可以排除心脏病突发、心肌梗死及病毒性心肌炎致死的可能。” 这个结论让案件瞬间陷入迷雾。法医进一步提取了死者呼吸道和胃里的分泌物检材，送往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化验。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死者的内裤上，技术人员发现了一块已经结块的男子jing斑 —— 这表明阮世英死前曾与异性发生过性关系，至于是自愿还是强迫，目前尚无定论。 另一边，警方对阮世英的饮食情况展开调查。徐小丽回忆，阮世英晚饭通常在八点以后吃，每顿饭都离不开越南鱼露，昨天她不在店里，阮世英应该是点了外卖。警方很快找到了那家快餐店，员工证实，昨晚八点左右确实给阮世英送过香肠炒豌豆和肉片的外卖，这与死者胃里的食物残留完全吻合。结合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法医最终确定，阮世英的死亡时间在餐后四小时左右，也就是 12 月 20 日午夜时分。 12 月 22 日中午，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的化验结果传来，犹如一剂强心针注入专案组：死者胃内容物未检出有毒物质，但呼吸道分泌物中发现氢氰酸残存成分；内裤上的精斑经 dNA 测定，血型为 A 型。 “氢氰酸中毒！” 付晓明一拳砸在办公桌上，“这不是猝死，是谋杀！” 他立刻向上级汇报情况。当天下午两点，凭祥市公安局局长于静的电话急促响起，让他立刻赶往局长办公室。推开门的瞬间，付晓明愣住了，屋里坐满了人，崇左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凭祥市禁毒大队大队长，还有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的两名领导。 “晓明，坐。” 于静示意他坐下，语气严肃，“这起案件不是简单的涉外命案，背后牵扯着重大禁毒任务。” 崇左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吴铁军率先开口，声音沉稳有力：“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成立‘12?21 浦寨杀人案’专案组，由我担任组长，黄永平副支队长、你和禁毒大队张勇大队长担任副组长，你为常务副组长，负责具体侦查工作。” 禁毒大队大队长张勇随后通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2008 年底，我们通过秘密渠道获取情报，两年前被中越泰缅老四国警方联手打击的国际贩毒组织‘据悉集团’死灰复燃。漏网的‘八大金刚’之一黑蟒返回金三角，重建了四条毒品运输通道，其中 4 号公路经老挝、越南北部，取道凭祥进入中国内地，华悦家具公司浦寨专卖店就是黑蟒集团设在凭祥的秘密联络站，阮世英是联络站负责人，代号‘红隼’。” 张勇进一步说明，华悦公司中方经理钟义祥已被阮世英以财色收买，成为贩毒集团成员。警方本计划在 2010 年春节前后实施 “猎枭行动”，联合越南警方捣毁 4 号公路，没想到阮世英突然被杀，行动被迫调整。 付晓明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这起命案会惊动如此多的高层。他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侦查判断：“从尸检结果看，氢氰酸是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的，说明凶手使用了特制喷射器，这种杀人方式需要近距离操作，且死者无挣扎痕迹，应为熟人作案；现场的硝酸甘油药瓶和打开的保险柜，都是凶手故意制造的假象，目的是迷惑警方；导购徐小丽昨晚刚离开就案发，凶手显然对专卖店的人员动向了如指掌；死者体内的 A 型血精斑，指向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这个 A 型血嫌疑人，大概率是钟义祥！” 张勇立刻补充，“钟义祥贪财好色，曾因嫖娼被处理，他与阮世英的暧昧关系在公司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监控发现，12 月 20 日晚上 8 点半，他开车从市区前往普寨，11 点 10 分返回，这个时间段与阮世英的死亡时间高度吻合。” 专案组当即下令，拘留审查钟义祥。然而，当付晓明带着民警赶到华悦家具公司总部时，却得知钟义祥已经失踪三天了。“钟经理 20 号晚上 8 点左右开车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手机也打不通。” 公司员工焦急地说，他们正打算向警方报案。 民警随即搜查了钟义祥的办公室和休息间，在休息间的床垫上提取到两根毛发。通过查询通话记录发现，钟义祥 20 号晚上 7 点 40 分和 8 点 37 分，曾给阮世英使用的、以他自己名义办理的手机打过电话；晚上 10 点 40 分和 11 点半，有两个来自不记名小灵通的电话打入他的手机。 公路沿线的调查也有了进展。边防检查站的监控显示，钟义祥驾驶的银灰色雪铁龙轿车 20 号晚上 8 点 15 分经过通往普寨的检查站，11 点 10 分返回；南友高速公路宁明出入口的监控则显示，该车 21 号凌晨 0 点 20 分进入宁明后，再也没有返回记录。 “钟义祥大概率在宁明境内失踪了。” 付晓明判断。12 月 24 日，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传来消息，钟义祥办公室提取的毛发，与阮世英体内jingye的 dNA 完全匹配， 钟义祥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 然而，就在警方全力搜寻钟义祥下落时，又一起意外发生了。12 月 29 日，宁明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在县城通往边境小镇爱店的 “蛇岭” 弯道，一辆小轿车坠下 40 多米深的深涧，车辆起火爆炸，驾驶员被烧焦卡在驾驶座上。 付晓明带着技术队员火速赶到现场。蛇岭是当地出了名的事故高发路段，弯道陡峭，护栏外侧就是悬崖。坠落的车辆正是钟义祥的银灰色雪铁龙，驾驶室里发现一个爆裂的高度白酒瓶。当地交警初步判断，这是一起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 但付晓明却看出了破绽。“这个护栏是钢筋水泥浇筑的，直径 12 厘米，能承受 20 吨以下车辆的撞击，一辆普通轿车要撞断它，时速必须超过 100 公里。” 他指着断裂的护栏，语气坚定，“钟义祥有十年驾龄，无违章肇事记录，也从不酗酒，深更半夜在蜿蜒山路上开这么快，不合常理。” 法医的解剖结果印证了他的怀疑。尽管尸体已经烧焦，但气管内没有丝毫烟烬，说明车辆爆炸时，钟义祥已经死亡；进一步检测发现，他的气管粘膜中含有氢氰酸残存成分 —— 与阮世英的死因完全一致！ “这是连环谋杀！” 专案组召开紧急会议，吴铁军神色凝重，“凶手杀死阮世英后，又杀害了钟义祥，还精心伪造了现场，说明他极其狡猾，且具备专业的反侦察能力。” 自治区公安厅的老专家分析指出，凶手使用的应该是一种隐蔽的 “毒药枪”，这种武器在冷战时期由克格勃研制，外观可伪装成钢笔、雨伞等，内置氢氰酸，接触空气后雾化，几秒钟就能致人死亡，且死亡症状与心肌梗死相似，极易迷惑法医。 案件的调查方向逐渐清晰，警方将突破口放在了那两部神秘的小灵通上。经查，这两部小灵通于 2009 年 7 月 10 号在凭祥某电信营业厅开户，办理的是包月套餐，近半年来几乎没打过电话，仅与钟义祥有过几次短暂通话，话费由一个尾号为 6712 的银行账户通过网上银行缴纳。 顺着银行账户追查，警方找到了开户人刘震， 一名正在桂林某电子工程学院读书的 21 岁大学生。1 月 5 号，付晓明带队赶到桂林，刘震一脸茫然地解释：“这是我三叔刘少光让我帮他缴的话费，他是出租车司机，说自己生意忙没时间。” 刘少光的身份信息很快被调出：45 岁，凭祥市友谊镇人，原缫丝厂下岗职工，2008 年 10 月因非法出境被越南警方遣送回国。更关键的是，南友高速宁明服务区的监控显示，12 月 20 号晚上 11 点 40 分，钟义祥的车在此加油时，驾驶座后排还有一个人，钟义祥用广西方言询问对方是否需要下车方便，对方不耐烦地拒绝了， 说话口音与刘少光高度相似。 “刘少光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他可能只是帮凶。” 于静分析，“他是出租车司机，驾驶技术娴熟，具备作案时间，但他没有条件获取毒药枪，也无法近距离接触阮世英和钟义祥这样的贩毒组织核心成员。” 专案组决定 “放长线钓大鱼”，对刘少光实施 24 小时秘密监控。1 月 15 号，失踪近半个月的禁毒大队大队长张勇归队，带回了关键情报：“黑蟒集团执行‘脱钩计划’的凶手代号‘长毛西’，背景神秘，即将指挥一批毒品通过 4 号公路入境；刘少光就是贩毒集团安插的内应，代号‘穿山甲’。” 为了争取越南警方的配合，1 月 18 号，中越警方在友谊关边防检查站举行紧急会晤。中方通报了案件情况，请求越南警方协助调查阮世英的社会关系和毒药枪的出处，并提示这种武器可能流散于公安或安全部门。越南 a 县公安局长黎德松中校承诺全力配合，表示会尽快展开清查。 然而，就在会晤后的第三天，意外再次发生。1 月 21 号，农历腊月初七，大寒节气的严寒笼罩着凭祥，气温降至 5 度以下，创下 40 年来同期最低。下午 6 点，天色渐暗，正在火车南站等活的刘少光准备收车回家，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浅蓝色口罩的男人敲开了他的车门。 “去龙州，走边境公路。” 黑衣人摘下口罩，刘少光认出了他，脸色瞬间变了，但还是顺从地发动了汽车。 这一幕被秘密监控的民警彭涛看得一清二楚，他立刻向付晓明汇报。就在彭涛驾车尾随至边境公路一个弯道时，前方的桑塔纳出租车突然失控，侧翻在路边的排水沟里，车头撞在护坡上，前挡风玻璃粉碎。 彭涛和同事火速下车，持枪靠近车辆，发现刘少光浑身是血昏死在驾驶座上，黑衣人早已不见踪影。他们撬开车门，将刘少光抬出车外，发现他胸口和右腹部各有一处锐器伤，鲜血浸透了厚重的衣物。 刘少光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过 12 小时的全力救治，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专案组当机立断，实施 “将计就计” 策略。 医院对外宣布刘少光抢救无效死亡，同时将他转移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于静第一时间将 “死讯” 通报给越南警方的黎德松，要求他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引蛇出洞。 1 月 23 号，在南宁某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刘少光终于开口，揭开了他与贩毒集团的纠葛。 三年前的一个春天，刘少光在普寨商贸城拉客时，遇到了一个名叫刘文辉的越南商人。刘文辉出手阔绰，每次乘车都不找零，一来二去便与刘少光熟络起来，还认了 “本家兄弟”。刘文辉声称要在凭祥设立边贸中转站，邀请刘少光担任总代理，无需现金入股，只需提供市区的房子作为货站即可获得 10% 的股份。 被发财梦冲昏头脑的刘少光欣然应允，按照刘文辉的要求，从森林小路偷渡到越南 a 县签订合同。然而，就在他签订粤文合同、接过刘文辉递来的密码箱和旅游签证后，却被越南公安当场抓获。密码箱里藏着 6 盒海洛因，重达 2 千克，而所谓的旅游签证也是假的。 就在刘少光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一名身材瘦高、眼睛乌亮的越南公安找到了他：“想活命，就当我的线人。” 走投无路的刘少光被迫签字画押，成为了这名公安的卧底，代号 “穿山甲”。随后，他被当作非法入境者遣送回国，每月能收到 3000 元的 “特情津贴”。 2009 年 7 月 10 号，这名越南公安找到刘少光，让他购买了两部包月小灵通，用于两人单线联系。12 月 20 号晚上 10 点，刘少光接到短信，让他通知钟义祥当晚 11 点在某夜总会见面。他在夜总会停车场远远看到，这名越南公安与钟义祥碰面后一同驾车离开，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竟是钟义祥生命的最后一程。 刘少光口中的越南公安，正是越南 a 县公安局侦缉队副队长农文君，代号 “长毛西”。 农文君的堕落，要从 2006 年秋天说起。当时，他所在的侦缉队抓获了涉嫌走私毒品的吴文雄，但吴文雄证件齐全，态度嚣张，警方因缺乏证据陷入被动。就在农文君准备搜集证据时，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打了进来，声音甜腻却带着威胁，不仅知道他的保密电话，还精准找到了他的住址。 这个女人就是阮世英。她以美色和金钱为诱饵，先是与农文君发生关系，随后留下 10 万美元的存单，让他释放吴文雄。农文君心动了，他出身烈士家庭，妻子孩子远在湄公河三角洲，独自在边境工作十多年，清贫的生活让他难以抗拒诱惑。 释放吴文雄后，阮世英再次找上门，带来了黑蟒的指令，还拿出了录有两人床笫之语和权钱交易的录音带。“要么合作，后半辈子荣华富贵；要么鱼死网破，身败名裂。” 阮世英的威胁让农文君彻底沦陷，成为了黑蟒集团的骨干成员，代号 “长毛西”。 凭借公安人员的特殊身份，农文君为贩毒集团提供了大量便利，很快成为黑蟒的心腹。但他与阮世英的矛盾也逐渐加深，2009 年 6 月，农文君抓获了一名贩毒嫌疑人阮文哥，没想到对方竟是阮世英的双胞胎哥哥，代号 “赤狐”。 农文君深知，赤狐一旦招供，自己必将暴露。他假意承诺营救，却在押解途中制造机会，让阮文哥 “跳车逃跑”，随后开枪将其灭口，对外谎称是拒捕击毙。这件事让阮世英对他恨之入骨，发誓要为哥哥报仇，两人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2009 年 11 月，农文君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中越警方会晤的绝密电报，得知阮世英的 “红隼” 身份已被中方识破，警方正准备实施 “猎枭行动”。他立刻向黑蟒请示，以 “红隼暴露，撤离无望” 为由，请求对阮世英实施 “断根处置”。 杀人灭口，既除掉了仇人，又能向黑蟒邀功，可谓一箭双雕。 得到黑蟒的批准后，农文君开始策划谋杀。他从公安局装备库里偷出两把伪装成钻戒的毒药枪，于 12 月 20 号下午，乔装打扮后从边境丛林小道偷渡入境，躲进了华悦家具专卖店的大衣橱里。 当晚 7 点 10 分，徐小丽离开后，阮世英独自留在店里，晚上 8 点左右接了外卖，便一直待在二楼卧室。农文君本打算 9 点动手，没想到钟义祥突然到访，两人亲密地相拥上楼。农文君急中生智，用手机给刘少光发了短信，以 “有紧急事务” 为由，将钟义祥调走。 钟义祥离开后，农文君趁机潜入卧室。阮世英见到他，顿时明白是调虎离山之计，她强装镇定，试图用美色迷惑农文君，却没想到农文君早已下定决心。“送你一件纪念品。” 农文君抬起右手，露出那枚 “钻戒”，在距离阮世英不到 30 厘米的地方按下按钮，氢氰酸雾化后瞬间被阮世英吸入，几秒钟后，她便倒在床上，没了呼吸。 随后，农文君将阮世英的尸体整理好，盖上被子，摆放好硝酸甘油药瓶，打开保险柜拿走枪支和部分现金，制造了心脏病猝死和抢劫的假象。 晚上 11 点，农文君在夜总会停车场见到钟义祥，以 “黑蟒有重要指令” 为由，坐上了钟义祥的车。车辆行驶至南友高速某路段时，农文君再次使用毒药枪，杀害了钟义祥，随后将车辆开至蛇岭弯道，撞断护栏推下悬崖，放置了高度白酒瓶，伪造了酒后驾车坠崖的事故现场。 阮世英和钟义祥死后，农文君通过会晤得知警方已怀疑刘少光，便再次偷渡入境，试图杀害刘少光灭口，没想到被警方监控，刺杀未遂。 得知农文君的真实身份后，专案组立刻与越南警方联动。然而，农文君此时已察觉风声不对，于 2010 年 2 月 6 号以 “妻子病重” 为由，向黎德松请假，随后在河内摆脱了跟踪的便衣警察，消失无踪。 2 月 9 号，情报显示农文君将再次入境，执行 “响尾蛇计划”，护送一批毒品前往广州，随后从深圳出境逃往泰国。专案组立刻调整部署，在崇左、南宁、防城港等地布下天罗地网，重点监控高速公路和边境公路。 2 月 13 号，农历除夕，正当千家万户阖家团圆时，农文君从越南高平省重庆县偷渡入境，偷走了一辆黑色东风标致轿车，换上伪造的武警车牌和证件，伪装成武警中校 “李斌”，驾车沿高速公路向南宁方向逃窜。 大新县公安局接到车辆被盗报案后，通过监控发现这辆车挂着武警车牌，立刻上报。吴铁军和于静判断，这一定是农文君，当即下令全线布控。 农文君驾车行驶至南友高速崇左出入口后，担心贼车目标太大，便从扶绥出入口下高速，将车丢弃在梁凤江森林公园，换上便衣搭乘出租车进入南宁市区，与广州来的接应人员碰头。接应人员驾驶一辆银灰色本田轿车，提议换上武警车牌，沿省道前往广东，避开高速公路的检查。 然而，这名接应人员对路况不熟，行驶至横县马山镇时迷了路，车辆燃油也所剩无几。中午 12 点，他们试图从马山镇高速公路出入口上高速，却没想到这里早已布下埋伏。 “新年好，请您稍等。” 收费员的声音刚落，一支黑洞洞的手枪从窗口伸出。农文君反应迅速，猛踩油门试图冲卡，却被周围埋伏的特警团团围住。“下车接受检查！” 特警们手持冲锋枪，形成严密包围。农文君知道大势已去，只能束手就擒。 警方从本田轿车后排座位的夹层里，搜出了 29 盒 4 号海洛因，净重 .5 克，以及农文君伪造的香港、泰国护照。 2 月 15 号，大年初二凌晨，付晓明和张勇带队赶到广州，在白云区抓获了黑蟒集团广州联络站负责人陆英臣，代号 “水塔”。2 月 16 号，越南警方传来消息，黎德松带队成功捣毁了黑蟒集团在越南北方的总部及多个据点，抓获多名团伙成员。 遗憾的是，贩毒集团核心人物黑蟒在此次行动中逃脱，此后多次追捕均无结果，成为了警方心中的一块心病。 “12?21 浦寨杀人案” 的侦破，成功捣毁了黑蟒集团精心构建的 4 号毒品运输通道，抓获涉案人员 12 名，缴获大量毒品和作案工具。 第114章 土灶下的白骨 湖北恩施咸丰县，地处鄂西南武陵山区腹地。2005 年的春天，这里的山雾比往年更浓些，盘山公路绕着青黛色的山峦蜿蜒，县城里的青石板路还带着雨后的湿滑，老街区的平房挤挤挨挨，藏着无数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也掖着一桩尘封七年的隐秘罪恶。 这年 3 月，秦兆华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被下派，出任咸丰县公安局局长。40 岁的他，身形高大挺拔，肩背永远挺直，哪怕穿着便装，也透着一股刑警特有的锐利与沉稳。报到那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县公安局大院，院子里的梧桐树刚抽新芽，几间办公楼墙面有些斑驳，走廊里偶尔传来民警的交谈声，语气里带着山区小城特有的松弛。 秦兆华的办公室在二楼西侧，窗户对着远处的群山。收拾妥当后，他点燃一支烟，烟雾在晨光中缭绕。干刑警十五年，从普通侦查员到支队副支队长，他破过的大案要案能装满满一档案柜，但下派到县城当局长，还是头一回。他心里清楚，山区县城的公安工作，和市里的刑侦一线不一样，没有连环大案的密集冲击，却多了家长里短的牵绊，还有那些悬而未决的陈年旧案，像山雾一样缠绕着受害者家属，也考验着公安队伍的初心。 上任后的三个月，秦兆华一直在熟悉县局的工作。他发现，这里的民警大多踏实肯干，但长期的基层工作，让一些人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当时立法机关接连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本意是规范执法、提升服务质量，可在少数人那里，却成了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借口 ，遇上疑难案件，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只要不出错，便是安稳。秦兆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公安工作的根基在群众，若是让百姓的诉求石沉大海，那警徽的光芒也会黯淡。 6 月初，全国公安系统大接访正式启动。这是公安部从 2005 年 5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组织的专项行动，核心目标只有八个字：“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置”。接访点就设在县公安局一楼的大会议室，几张长条桌拼在一起，秦兆华每天穿着笔挺的警服，坐在最中间的位置，面前摆着笔记本和钢笔。 接访的日子里，会议室总是挤满了人。有丢了家畜的农户，有邻里纠纷闹到不可开交的居民，还有被拖欠工资的务工者。秦兆华耐心地听着每一个人的诉求，详细记录，当场指派民警跟进。他说话干脆利落，不绕弯子，往往几句话就能让来访者放下心来。县局的民警们发现，这位新来的秦局和以前的领导不一样，他不喜欢拖泥带水，开会从来都是短平快。 因为他烟瘾极大，一天至少两包烟，却规定开会时不准抽烟，谁也不想让烟瘾犯了的局长坐立不安，所以每次开会都直奔主题，效率极高。有传言说，秦兆华在上级部门开会时，因为管不了别人抽烟，常常借口上厕所躲到楼道里过烟瘾，这个小插曲，也让他在民警眼里多了几分烟火气。 6 月 12 日那天，天气有些闷热，山雾散得很晚。接访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上午，秦兆华刚喝了一口水，准备接待下一位来访者，就看见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冲进了会议室。 那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身形瘦小干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脚沾满了泥点。他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的刀子反复刻画过，眼睛里布满血丝，透着一股绝望的疲惫。老人走到秦兆华的桌前，什么也没说，“噗通” 一声，重重地跪了下去。 “局长啊！我闺女死的冤呐！你一定要替我女儿报仇啊！” 老人的声音嘶哑破碎，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撕心裂肺的痛楚，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很快就打湿了身前的地面。 秦兆华心里猛地一震。干了十五年刑警，他见过形形色色的受害者家属，有哭闹的，有愤怒的，却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老人，用下跪这种最沉重的方式，来寄托最后的希望。他赶紧站起身，伸手一把扶住老人的胳膊，入手处全是骨头，硌得人手心发疼。 “老人家，快起来，别这样！” 秦兆华的声音不自觉地放柔，“有话慢慢说，只要是该我们管的，我们一定管到底。” 旁边的民警也赶紧过来帮忙，把老人扶到椅子上坐下，递上一杯热水。老人双手捧着水杯，身体还在不住地颤抖，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断断续续中，秦兆华总算听明白了大概 —— 老人姓洪，他的女儿洪敏，七年前突然失踪了，而他怀疑，女儿是被女婿徐林杀害的，可公安局当年查了一阵子，没找到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徐林也在几个月后失踪了。 “徐林杀了我闺女…… 公安局把他放了…… 杀人不偿命，这还有王法吗？” 洪老汉捶着自己的大腿，哭得几乎晕厥过去，“七年了，我找了七年，上访了七年，每任局长来我都找，可就是没结果…… 我闺女死得冤啊！” 秦兆华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一桩可怕的命案，悬了七年，受害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嫌疑人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日日承受着煎熬。他让民警先送洪老汉到休息室平复情绪，随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刑侦大队的号码：“让雷新树立刻到接访室来。” 雷新树，咸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在咸丰县城，熟悉他的人以前都叫他 “老雷” 或者 “新树”，可随着职务的提升，“雷大队” 这个称呼渐渐成了主流。接到局长的电话时，雷新树正在整理一起盗窃案的材料，听说局长问的是徐林杀妻案，他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 这桩案子，压在他心里也整整七年了。 雷新树赶到接访室时，秦兆华正站在窗前抽烟，眉头紧锁。看到雷新树进来，秦兆华转过身，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说说徐林和洪敏的案子，把所有细节都告诉我。” 雷新树坐下，打开了话匣子，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秦局，这事儿说来话长。徐林和洪敏都是以前县棉纺厂的职工，俩人是同事，后来处对象结了婚，刚开始日子过得还不错。可七年前，也就是 1998 年，洪敏突然就失踪了。” “当时洪敏的娘家人第一时间就报了案，一口咬定是徐林杀了洪敏。” 雷新树回忆道，“那时候我还只是个侦查员，跟着老领导一起负责这个案子。我们立刻对徐林展开调查，可查来查去，就是没找到实质性的证据。徐林那时候表现得特别‘无辜’，又是动员亲戚朋友四处寻找洪敏，又是在县电视台和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还跟街坊邻里说，他听人说洪敏嫌他没本事，跟一个有钱人跑了，有人在广东见过她。” 雷新树说，那些日子，徐林常常在街头巷尾抹眼泪，逢人就诉说自己的 “不幸”，说自己对洪敏多好多好，没想到她会如此绝情。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洪敏已经遇害，也找不到她的下落，警方只能暂时把案子挂起来。 “更让人头疼的是，几个月之后，徐林自己也失踪了。” 雷新树叹了口气，“他走之前跟邻居说，要去广东找洪敏，把她劝回来。这一去，就再也没音讯了。七年里，每任新局长到任，洪老汉都会来公安局喊冤，我们也会重新组织力量查一阵子，可每次都是老样子， 洪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徐林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线索都没有。时间一长，这案子就成了悬案。” 听完雷新树的讲述，秦兆华沉默了很久。他把手里的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拿起桌上的笔，插进笔筒，声音坚定：“继续查。这案子，我包了。” “包案”，意味着局长亲自督办，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在公安系统里，这是对案件最高规格的重视。雷新树心里一动，随即又有些疑虑 ，七年的悬案，要是那么好破，早就破了。但他看着秦兆华不容置疑的眼神，还是立刻点头：“是，秦局！我马上组织人手成立专案组！” 当天下午，雷新树就挑选了两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组成了三人专案组。可私下里，他心里还是没底，甚至有点打退堂鼓：“嗨，这回估计还是那样，弄不出什么新名堂。” 专案组的工作很快启动。他们翻出了七年前的案卷，厚厚的一摞，里面详细记录了当年的调查过程、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报告。几个人逐字逐句地翻看，希望能找到被忽略的线索。同时，他们还重新走访了当年的证人，包括洪敏的娘家人、徐林的亲戚，还有住在徐林家附近的街坊邻居。 可几天下来，事情并没有任何进展。所有的证言都和七年前一致，没有新的线索出现，洪敏的下落依然成谜，徐林的踪迹也毫无头绪。当雷新树把这个结果汇报给秦兆华时，秦兆华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一桩失踪案，拖了七年，给不了报案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这警察当得也太窝囊了！” 秦兆华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不是案子有多复杂，是我们有些人的工作态度有问题！遇上难题就绕着走，怕担责，怕出错，可你们想过吗？受害者家属这七年是怎么过的？” 秦兆华想起洪老汉下跪的那一刻，老人那双布满血丝、充满绝望的眼睛，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他刚来咸丰三个月，就深刻感受到了一些民警身上的惰性和畏难情绪，而这起洪敏失踪案，正是改变这种局面的突破口。 “不能再这么被动等待了，要多管齐下！” 秦兆华当即作出部署，“第一，扩大排查范围，围绕徐林和洪敏的社会关系，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以前的同事，都要重新走访一遍，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力争找到他们的下落；第二，立刻在全国公安网络系统上发布协查通报，请求全国兄弟单位协助查找徐林和洪敏的踪迹。” 部署完毕，秦兆华站起身：“走，雷队，带我去徐林家看看。” 雷新树愣了一下：“秦局，洪敏失踪后，徐林没过几个月也走了，他家里一直没人住，恐怕进不去屋子。” “进不去就先找居委会问问情况，看看周围的环境也行。” 秦兆华说着，已经拿起了外套。 徐林家住在县城老城区的一片山坡上，那里是咸丰县最老旧的居民区，大多是平房，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划，家家户户乱搭乱盖，房子一栋挨着一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门前的街道最窄的地方只有四五尺宽，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 秦兆华和雷新树先去了居委会。当时正是下午，居委会的活动室里热闹非凡，几位大爷大妈正围在桌前打麻将，洗牌声、说笑声此起彼伏。秦兆华和雷新树走进来，没人认得他们，大家只顾着打牌，没人搭理。 雷新树赶紧走上前，笑着介绍：“各位大爷大妈，这是咱们新来的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秦兆华同志，过来了解点情况。” 一听 “公安局长” 四个字，大爷大妈们顿时慌了神，手里的牌都忘了出。“哎呀，局长来了！我们这可不是赌博啊，就是消遣消遣！” 一位大妈连忙说道，伸手就要收桌上的牌。 秦兆华连忙摆手，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没事没事，你们接着玩，我就是随便走走，跟大伙聊聊天。” 说着，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身边坐下，目光落在桌上的牌局上，随口说道：“大爷，您这牌要是出对子，胜算能大不少啊。” 那位大爷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局长还会打麻将？” “以前办案的时候，跟老百姓打交道，学过两手。” 秦兆华笑着回应，顺势把话题引了过去，“大爷，跟您打听个人，徐林你们认识吗？就是以前住这附近的，他媳妇叫洪敏。” 一提到徐林和洪敏，活动室里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几位大爷大妈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露出了感慨的神色。 “徐林啊，怎么不认识。” 刚才那位大爷叹了口气，“好好的一个家，说散就散了。” “可不是嘛。” 旁边一位大妈接过话茬，“洪敏那姑娘，以前多好啊，勤快懂事，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徐林长得也精神，人高马大的，俩人刚结婚那会，多让人羡慕。后来棉纺厂倒闭，俩人都下了岗，日子就不好过了。” “下岗之后，徐林就变了。” 另一位大妈说道，“以前挺老实的一个人，后来迷上了打麻将，天天泡在麻将馆里，输了钱就回家跟洪敏吵架，有时候还动手。我们住在附近，经常能听见他们家摔盆砸碗的声音，还有洪敏的哭声。” 秦兆华静静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心里对这对夫妻的情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时，一位大妈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说：“洪敏失踪以后，她娘伤心过度，不到六十岁就走了。她爹，也就是来找局长的那位老汉，也落下了一身病，现在平地走路都直打哆嗦，看着真心疼。” 秦兆华的心里沉甸甸的，他站起身，对几位大爷大妈说：“谢谢大伙，我们去徐林家看看。” 在居委会主任的带领下，秦兆华和雷新树来到了徐林家的门前。这是一栋普通的平房，墙面已经斑驳脱落，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看样子确实很久没人打理了。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锁芯都已经锈死了。 “自从徐林走了之后，这屋子就一直锁着，快七年了。” 居委会主任说道。 秦兆华没有说话，绕着屋子慢慢走了一圈，仔细观察着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房子的左侧有一间厢房，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窗，玻璃上蒙着厚厚的灰尘。秦兆华走到窗前，伸出手轻轻推了推窗扇，没想到，那扇看似紧锁的窗户，竟然被他推开了一条缝隙。 一股潮湿的霉味瞬间从缝隙里飘了出来，夹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阴森气息。秦兆华凑近窗口，往里看了看，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这窗户怎么没锁？” 雷新树有些疑惑。 “可能是年久失修，锁扣坏了吧。” 居委会主任说道。 秦兆华没有说话，继续绕着房子查看。走到房子的后侧时，他注意到隔壁住着一位老人，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眼睛紧闭着，像是在打盹。 “这是盲人大爷，姓王，一直住在这儿，徐林和洪敏没失踪的时候，跟他关系还不错。” 居委会主任介绍道。 秦兆华眼前一亮，立刻走上前，轻声说道：“王大爷，您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想跟您打听点事。” 盲人大爷听到声音，缓缓睁开眼睛，那双眼睛没有焦点，显然是看不见的。他笑了笑：“公安局的同志啊，坐吧。是为了徐林和洪敏的事吧？这些年，来问的人不少。” 秦兆华在老人身边坐下，语气温和地说：“大爷，您跟我们说说，徐林和洪敏刚结婚那会，关系怎么样？” “刚结婚那会啊，挺好的。” 盲人大爷回忆道，“小两口经常有说有笑的，洪敏还总给我送点吃的。后来棉纺厂倒闭，俩人都下了岗，徐林的脾气就变了，越来越暴躁，还染上了打牌的瘾。从那以后，他们家就没安生过，天天吵嘴打架，有时候半夜都能听见洪敏的哭声和摔东西的声音。我虽然看不见，但耳朵灵，那些年，可没少听他们家的动静。” “那洪敏失踪那天，您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 秦兆华问道。 盲人大爷摇了摇头：“他们家吵架打架跟一日三餐似的，我哪记得清哪天是哪天啊。不过……” 老人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现在想起来，有件事挺奇怪的。洪敏失踪前个把月，徐林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对洪敏好得不得了，再也没跟她吵过架，有时候还能听见他给洪敏说笑话，买好吃的。我当时还琢磨，这徐林是不是转性了，没想到没过多久，俩人就都不见了。” 秦兆华的心猛地一跳。反常的好，往往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接着问道：“那您还记得，洪敏失踪前后，徐林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比如挖地、搬东西之类的？” “挖地？” 盲人大爷想了想，“好像有过。有那么几天，我听见他们家院子里有铁锹铲土的声音，持续了好几天，我还以为他们要种菜呢。不过那时候他们家天天吵，我也没太在意。” 秦兆华和雷新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兴奋。他们又在徐林家附近转悠了两个多小时，走访了几户邻居，可再也没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但仅凭盲人大爷的证词，秦兆华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回到公安局，已经是傍晚。秦兆华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市里，他在咸丰没地方住，就直接住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个衣柜，墙角放着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 他点燃一支烟，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反复琢磨着案情。洪敏到底是失踪还是遇害了？如果是遇害，凶手大概率就是徐林。可徐林是怎么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徐林家住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房子挨着房子，要是把尸体搬出去，肯定会被人发现。盲人大爷听到的铲土声，会不会和埋尸有关？ “如果徐林真的杀了洪敏，他最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什么地方？” 秦兆华自言自语，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肯定不会是外面，那就只能是…… 家里？”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挥之不去。秦兆华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徐林家的院子，或者屋子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洪敏的埋尸地。可七年前警方已经搜查过徐林家，为什么没发现异常？是搜查得不仔细，还是埋尸的地方太隐蔽？ 秦兆华抽了一支又一支烟，办公室里的烟雾越来越浓。他想起雷新树说过，七年前的搜查没有找到任何线索，那时候的徐林表现得无懈可击。难道是他们忽略了什么关键的地方？ 就在秦兆华冥思苦想，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了。 三天后的早上，雷新树风风火火地闯进了秦兆华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传真，脸上难掩兴奋的神色：“秦局！找到了！找到徐林了！” 秦兆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哪？” “河北！” 雷新树把传真递到秦兆华手里，“河北铁路公安那边发来的传真，徐林因为盗窃铁路物资，被他们羁押在当地的看守所里！” 秦兆华接过传真，快速浏览起来。传真上写着，徐林在河北境内盗窃铁路运输的物资时被当场抓获。审讯时，徐林十分狡猾，先后报了四个假身份，一会儿说自己是安徽的，一会儿说是湖南的、江西的，就是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籍贯，害得铁路警方跑了好几千里路核实身份，最后通过全国人口信息库比对，才查出他是湖北咸丰人。 “盗窃的数额不大，他为什么要反复隐瞒真实身份？” 雷新树说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心里有鬼，害怕我们查到他在咸丰的事！秦局，我看洪敏八成是被他杀了！” 秦兆华点了点头，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没错，他越是隐瞒，就越说明有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找到洪敏的尸体。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尸体，就算把徐林押回来，他要是拒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定罪。” 七年时间，很多证据都可能已经消失。徐林在外漂泊了七年，经历了太多事情，肯定比七年前更加老练狡猾。秦兆华知道，这起案子能不能顺利告破，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找到洪敏的尸体。 那天晚上，咸丰的天气异常闷热，太阳落山后，空气里依然弥漫着一股燥热的气息。秦兆华吃完晚饭，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了县城边上的小公园。公园里有不少纳凉的市民，说说笑笑，十分热闹。可秦兆华却没什么心情，脑子里全是案子的事。 他在公园里走了几圈，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走到街边的小卖部买了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猛灌了几口，冰凉的水顺着喉咙流下，稍微缓解了心里的焦躁。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不知不觉中，竟然又走到了徐林曾经住过的那片居民区。 天黑了，居民区里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窗，借着路灯的光，有人在门口吃饭，有人在打纸牌，还有人在闲聊，一派烟火气。只有徐林家的房子，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灯光，院子里的杂草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荒凉，和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秦兆华在徐林家附近来回走了好几圈，周围的居民大多不认识他，只是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他两眼。他看着徐林家紧闭的大门和窗户，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尸体一定在房子里！ 他突然停下脚步，把手里的矿泉水瓶扔进路边的垃圾箱，掏出手机拨通了雷新树的电话：“雷队，立刻到我办公室来，有重要任务！” 二十分钟后，雷新树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秦兆华的办公室。“秦局，什么事这么紧急？” 秦兆华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怀疑，洪敏的尸体，就埋在徐林家的屋子里。我们明天就对徐林家进行搜查！” 雷新树闻言，像是被针扎了一样，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看着秦兆华：“秦局，这…… 这可不是小事啊！搜查民宅必须有合法手续，而且要是搜不到东西，徐林要是反告我们滥用职权，那麻烦就大了！” 雷新树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七年前洪敏刚失踪时，警方已经对徐林家进行过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再次搜查，一旦没有结果，不仅会打草惊蛇，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手续的事我来解决。” 秦兆华语气坚定，“徐林现在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可以让铁路警方协助，以搜查盗窃赃款赃物的名义，办理合法的搜查手续。至于结果，我相信我的判断，也相信我们的民警能找到线索。” 秦兆华的决心，让雷新树打消了顾虑。他点了点头：“好，秦局！我明天一早就安排人手，准备搜查！” 第二天上午，铁路警方的搜查手续就寄到了咸丰县公安局。秦兆华亲自带队，带着雷新树和专案组的民警，还有几名技术人员，直奔徐林家。 居委会主任已经提前联系了锁匠，把徐林家锈死的大门打开了。推开大门，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味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皱起眉头。院子里的杂草已经长得齐腰深，碎石瓦砾遍地都是，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踏足过。 徐林家的房子不大，总共也就一百多平米，布局很简单：左右两间正房，中间是一间客厅，后面还有两间厢房，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杂物室。 “大家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秦兆华下令道。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负责搜查正房和客厅，有的负责杂物室，技术人员则拿着勘查工具，仔细检查地面和墙面，希望能找到血迹、毛发等物证。 正房和客厅里空荡荡的，只剩下几件破旧的家具，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灰尘，轻轻一碰就会扬起一片灰雾。家具已经腐朽不堪，轻轻一推就发出 “吱呀” 的声响，像是随时都会散架。民警们把家具搬到院子里，对地面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还用洛阳铲在地面上多处试探，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杂物室里堆满了废弃的杂物，旧衣服、破箱子、生锈的农具，民警们把杂物一件件搬出来，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雷队，这屋子长期封闭，要是真有尸体，怎么也得有点味道吧？” 一名年轻民警疑惑地说道。 “是啊，就算尸体埋在地下，七年了，也该有异味渗出来了。” 另一名侦查员附和道，“不过这屋子里确实有点阴森森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雷新树皱了皱眉，看向秦兆华：“秦局，要不要再扩大搜查范围，看看院子里？” 秦兆华没有说话，他走进客厅，目光扫过各个房间，最后落在了通往后院的门帘上。“去厨房看看。” 众人跟着秦兆华来到厨房。厨房比其他房间更显破旧，墙角结着蜘蛛网，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碗碟。让所有人感到奇怪的是，厨房里竟然砌着一个农村才会用的泥土大砖灶，灶台上还放着一口生锈的铁锅。 “秦局，这不对劲啊。” 雷新树立刻反应过来，“徐林和洪敏都是棉纺厂的工人，年纪轻轻的，那时候县城里已经普及液化气了，他们怎么会砌一个土灶？而且这土灶看起来还挺新的，不像是老早就有的。” 秦兆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走到土灶前，用手摸了摸灶壁，泥土的触感还很结实。“我猜，问题就在这里。” 他转过身，对民警们下令，“把这个土灶拆了，往下挖！” 民警们立刻找来工具，开始拆土灶。土灶是用泥土和砖块砌成的，拆起来并不费力。很快，一个完整的土灶就被拆成了一堆泥土和砖块。雷新树亲自拿起铁锹，开始往下挖掘。 一铁锹下去，挖出来的都是新鲜的泥土，显然是后来回填的。挖了大约一尺深的时候，铁锹突然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雷新树心里一紧，放慢了挖掘的速度，小心翼翼地把周围的泥土拨开。 很快，一堆白色的骨头露了出来。 “找到了！” 一名民警忍不住低呼出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堆白骨上，现场一片寂静，只有铁锹铲土的声音。技术人员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将白骨清理出来，装进物证袋里。经过初步勘查，这是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骨骼的形态显示，死者为女性。 秦兆华看着那堆白骨，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他知道，这应该就是失踪七年的洪敏。 随后，骨骼样本被送往省公安厅进行 dNA 鉴定。三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土灶下的白骨，正是洪敏的遗骸。 证据确凿，徐林有重大杀人嫌疑。河北铁路警方很快将徐林移交给咸丰县公安局，雷新树带着两名民警，前往河北押解徐林。 当徐林被带出看守所的号子时，看到站在门口的雷新树，整个人都愣住了。七年的时间，让他改变了不少，曾经的英俊潇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沧桑和疲惫，头发也花白了不少，身形也有些佝偻。 雷新树看着他，笑了笑：“徐林，好久不见。我们是咸丰县公安局的，七年前我们打过交道，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重逢了。” 徐林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强装镇定地笑了笑：“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贼，在老乡面前献丑了。” “不丑，你做的事，可比当贼丑多了。” 雷新树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你说去广东找妻子，找了七年，找到了吗？” 提到洪敏，徐林的眼神黯淡了下来，他叹了口气：“找了，把整个广东都找遍了，也没见到她的影子。她害得我好惨，要不是她背叛我，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啊，她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久呢。” 雷新树故意说道，“不过没关系，我们县新来的秦局很给力，只用了十来天，就帮你找到了妻子。” 徐林的身子猛地一僵，疑惑地看着雷新树：“你们…… 找到她了？她在哪？” 雷新树看着他故作镇定的样子，心里觉得有些可笑：“徐林，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让她睡在灶台底下呢？那可不是人待的地方。” “灶台底下” 这四个字，像是一把尖刀，瞬间刺穿了徐林的心理防线。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晃了晃，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隐藏了七年的秘密，竟然被人发现了。 “你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可你忘了，纸是包不住火的。” 雷新树蹲下身，看着他，“洪敏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放过你，她从土灶底下‘爬’出来了，要向你讨还血债。” 徐林低着头，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押解徐林的警车行驶了二十多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咸丰。此时的徐林，精神已经濒临崩溃，被押进监室的时候，他浑身发软，站都站不起来，民警只能拖着他走。 当天晚上，监室里的其他犯人都睡着了，徐林却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夜未眠。看守所给准备了还算丰盛的晚餐，可他一口也没吃。七年了，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中，生怕有一天东窗事发，现在，该来的终于来了，他反而觉得有些解脱。 秦兆华决定亲自审讯徐林。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徐林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头发凌乱，神情萎靡。 秦兆华坐在他对面，没有立刻发问，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过了很久，徐林抬起头，看了秦兆华一眼，缓缓说道：“我都交代，我杀了洪敏。” 接下来，徐林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七年前那桩命案的真相，还有他这些年的经历。 徐林和洪敏是在棉纺厂认识的。那时候的徐林，人高马大，长得精神，很受女孩子喜欢，洪敏也是厂里的漂亮姑娘，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恋爱、结婚，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安稳幸福。 可好景不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棉纺厂的效益越来越差，最终倒闭了，徐林和洪敏双双下岗。下岗后的徐林，一下子没了方向，整天无所事事，很快就迷上了打麻将。他常常泡在麻将馆里，输了钱就回家发脾气，和洪敏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在麻将馆里，徐林认识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个外省人，看出了徐林的心思， 好逸恶劳，想不劳而获。那个外省人对他说：“你有这么好的身板，何必窝在这个穷地方受苦？跟我出去，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徐林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没文化，没技术，出去能做什么？可那个外省人接下来的话，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不用你干别的，就凭你这长相，有的是富婆愿意花钱养你。” 徐林这才知道，原来男人也可以靠出卖身体赚钱，也就是当时社会上俗称的 “鸭子”。一开始，他还有些羞耻，可当他第一次拿到丰厚的报酬，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后，所有的羞耻感都烟消云散了。他觉得，这比在工厂里辛辛苦苦干活轻松多了，既能满足欲望，又能赚钱，何乐而不为？ 就这样，徐林一头扎进了这个泥潭，再也拔不出来。他认识的顾客大多是半老徐娘，可他并不在乎，只要能赚钱就行。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女老板，对方很喜欢他，提出要包养他，让他做自己名义上的丈夫。 徐林心动了。被女老板包养，意味着他不用再四处漂泊，能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可女老板有一个条件：必须和洪敏离婚，断绝所有联系，不能让任何人打扰他们的生活。 徐林回到家，向洪敏提出了离婚。可他没想到，洪敏的反应异常激烈。洪敏觉得，徐林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下岗后无所事事，她一直想让徐林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可徐林不仅不听，反而要和她离婚，跟别的女人好。 “徐林，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谁？还敢跟我离婚！” 洪敏又哭又闹，把家里砸得一片狼藉，“我告诉你，想离婚，没门！除非我死了！” 洪敏的态度，让徐林陷入了两难。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富贵生活，一边是死活不肯离婚的妻子。思来想去，徐林的心里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只要洪敏死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徐林开始改变对洪敏的态度。他不再和洪敏吵架，反而对她百般讨好，嘘寒问暖，买她喜欢吃的东西，说好听的话。洪敏以为徐林回心转意了，渐渐放下了戒备，可她不知道，这只是徐林精心策划的阴谋。 半个月后，徐林觉得时机成熟了。那天下午，他特地从菜市场买了一只鸡，回家杀好剁成块，又找出了很久没用的蜂窝煤炉，说要给洪敏炖一锅鸡汤补补身体。洪敏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 洪敏有午睡前喝水的习惯，徐林提前在她的水杯里放了大量的安眠药。洪敏喝下水杯里的水后，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沉。 看着熟睡的洪敏，徐林的心里闪过一丝犹豫和愧疚，但很快就被对富贵生活的渴望淹没了。他咬了咬牙，把正在燃烧的蜂窝煤炉拎进了卧室，然后紧闭门窗，转身离开了家，去了麻将馆打牌，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傍晚，徐林回到家，洪敏已经因为煤气中毒，只剩下微弱的呼吸了。他没有丝毫犹豫，抽出自己的领带，套在洪敏的脖子上，用力勒了下去。直到洪敏停止呼吸，他才松开手。 看着洪敏翻着白眼、死死盯着他的样子，徐林的心里充满了恐惧。那天晚上，他坐在洪敏的尸体旁，整整一夜没合眼，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过把尸体搬出去扔掉，可又怕被街坊邻居发现。 天亮后，徐林才渐渐冷静下来。他想起了家里的土灶， 那是他父母留下的，后来一直没用过。他灵机一动，决定把洪敏的尸体埋在土灶下面。 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先把土灶拆开，在灶台下挖了一个深坑，把洪敏的尸体埋了进去，然后又按照原样，用泥土和砖块把土灶砌好，做得天衣无缝。 处理完尸体后，徐林开始了他的 “表演”。他动员亲戚朋友四处寻找洪敏，在电视台和报纸上刊登寻妻启事，还到处哭诉自己的 “不幸”，说洪敏跟人跑了。洪敏的娘家人虽然怀疑他，可没有任何证据，只能作罢。 三个月后，徐林觉得风头过去了，就以去广东寻找洪敏为借口，离开了咸丰，去找那个女老板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过着被包养的生活，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可他没想到，五年后，女老板突然病逝了。 女老板的家人本来就看不惯徐林，女老板一死，他们立刻把徐林赶出了家门，分文未给。失去了依靠的徐林，因为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手脚早就懒了，又没有一技之长，很快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后来，他在街头认识了一群盗窃铁路物资的人，为了生存，他加入了这个团伙，跟着他们沿着铁路线四处流窜，靠盗窃为生。这两年，他居无定所，却也能勉强维持生计，甚至还第一次找了卖淫小姐，心里竟然生出一种荒唐的 “平衡感”， 自己当了好几年 “鸭子”，现在也享受一次被服务的感觉。 可他没想到，最终还是栽在了铁路公安手里。被抓后，他以为只是盗窃这么点小事，只要隐瞒住咸丰的命案，很快就能出来，可他万万没想到，七年过去了，警方还是找到了他，找到了洪敏的尸体。 “我作茧自缚，不怪任何人。” 徐林说完，脸上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容，“该我承受的，我都认。” 秦兆华看着他，冷冷地说：“你现在说这话，倒像是个男人。可你杀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果？洪敏的父亲，这七年是怎么过的？你毁了一个家庭，也毁了自己。” 徐林低下了头，声音有些沙哑：“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总听别人说，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有多后悔。我只希望大家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别像我一样，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走上不归路。这也算是我死前，对社会做的一点贡献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徐林的脸上带着几分真诚。或许，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孽有多深重。 案子破了，洪敏沉冤得雪，徐林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115章 星期五杀人案 2003 年 9 月 8 日，山东威海的清晨带着初秋的微凉，天刚蒙蒙亮，街道上还透着几分静谧。七点刚过，28 岁的陈浩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慢悠悠地穿行在市区的街巷里。车把上挂着他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今天上班要穿的工装，车轮碾过路面的石板，发出轻微的 “咯吱” 声。 二十多分钟后，陈浩抵达了目的地，位于威海闹市区商业街的寰宇金店。这条街是威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此时已有不少店铺陆续开门，人流渐渐多了起来。和市面上大多数金店一样，寰宇金店用的是厚重的银色卷帘门，陈浩熟练地掏出钥匙，转动锁芯，随着 “哗啦啦” 的声响，卷帘门缓缓升起，露出了里面琳琅满目的柜台。 按照金店的惯例，每天下班前，店员都会把柜台上的金银首饰小心翼翼地收进后院一个特制的保险柜里，那柜子重达几百斤，防盗级别极高。第二天上班，再从保险柜里取出首饰，一一摆回柜台，擦拭干净，等待顾客光临。陈浩是当天第一个到岗的店员，他哼着流行歌曲，从工具箱里拿出抹布，仔细擦拭着柜台玻璃上的薄尘，心里还盘算着晚上和朋友去吃海鲜。 就在他擦到第三个柜台时，眼角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保险柜方向。这一眼，让他的歌声戛然而止，手里的抹布 “啪” 地掉在了地上。只见特制保险柜前的地面上，凌乱地散落着十几个红色、金色的首饰盒，有的盒盖敞开着，有的则摔得变形。“不对劲啊”，陈浩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走了过去，捡起一个敞开的盒子，里面空空如也，连一丝金饰的影子都没有。 他猛地抬头看向保险柜，只见那把粗壮的大铁锁已经被人锯断，断口处还挂着几根铁屑，厚重的柜门虚掩着，轻轻一碰就晃动了一下。那一刻，陈浩只觉得脑袋 “嗡” 的一声，血液瞬间冲上头顶，浑身汗毛倒竖，手脚冰凉。“坏了！金店被抢了！”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慌乱中摸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按下了 110。 7 点 55 分，威海市城里派出所民警王建中带着两名联防队员，骑着警车火速赶到了现场。警笛声在繁华的商业街上回荡，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此时，金店的另外三名女店员和四名男店员也陆续到岗，看到眼前的景象，所有人都惊呆了。女店员们脸色惨白，有的忍不住抹起了眼泪，男店员们则面色凝重，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下班我明明看着把首饰都收好了！”“锁都被锯断了，这得多大的力气啊！”“哎，柳建国呢？他昨晚值班，怎么没见人？” 一句话提醒了所有人。柳建国是金店的值班员，负责夜间看管店铺，按说这个点他应该还在店里，可现在店里店外都没看到他的身影。王建中立刻问道：“值班室在哪？带我们过去看看。” 一名年长的男店员领着民警上了二楼，值班室的门虚掩着，推开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水杯还是干的，显然一夜没人动过。 首饰被盗，值班员失踪，一个可怕的猜测在众人心中浮现：“难道是柳建国监守自盗，卷着首饰跑了？” 话音刚落，就有店员立刻反驳：“不可能！建国不是那种人！他为人老实，平时连占小便宜的事都不做，还经常帮邻居解围，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另一名店员则皱着眉嘀咕：“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说不准啊，毕竟这么多首饰，值不少钱呢。” 王建中站在值班室里，眉头紧锁。他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直觉告诉他事情没这么简单。如果柳建国是监守自盗，没必要锯断保险柜的锁，他应该有钥匙才对。而且就算要跑，也不会连随身物品都不带。“会不会是他和外人勾结，里应外合？” 王建中心里思索着，正准备给所里打电话汇报情况，刚才那名年长的男店员突然说道：“警官同志，金店旁边的二楼还有个小阁楼，建国晚上一般在那做饭，吃完再回值班室值班，要不你们去那看看？” 王建中立刻带领众人下楼，从金店一楼南门出去，穿过一条狭窄的小走廊，眼前出现了一段露天楼梯，楼梯尽头就是那个小阁楼。刚走到楼梯中段，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就飘了过来，王建中心里一紧，加快了脚步。小阁楼分为两个房间，外面是厨房，里面是卧室。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柳建国脸朝下趴在厨房的木床上，身上的蓝色工装被鲜血浸透，暗红色的血迹顺着床沿滴落在地板上，形成了一滩深色的印记。他的两条腿被白色的床单紧紧捆绑着，手腕也有被束缚的痕迹，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不好！出人命了！” 王建中心头一沉，立刻掏出手机，向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警大队紧急报告案情。半小时后，刑警大队领导带着技侦人员赶到现场，随后威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也派来了增援力量，现场被迅速封锁，开始了细致的勘查。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鉴定，柳建国的颈部、胸部、背部共有 13 处锐器捅伤，其中右动脉被贯通，左胸一刀直刺肺部，伤口深达 8 厘米，右手手指还有明显的抵抗伤，最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随后的解剖结果显示，他胃内食物充盈，还未完全消化，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案发前一天晚上饭后一两个小时内，也就是 9 月 7 日晚上 8 点到 10 点之间。 现场勘查的进展并不顺利，歹徒的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距离保险柜 20 多厘米的地面上，侦查人员发现了一把用报纸包裹的荷花牌锯弓和五根锯条，报纸是 2003 年 7 月 21 日的《威海晚报》文化娱乐版，边缘还有明显的折叠痕迹。保险柜旁边还有一个普通保险柜，里面存放着价值 100 多万元的未加工金锭和部分现金，完好无损。金店老板告诉民警，柳建国没有特制保险柜的钥匙，但持有普通保险柜的钥匙，只是不知道密码，即便有钥匙也打不开。 侦查人员在现场分析，柳建国当晚在小阁楼吃完饭后，准备下楼到值班室值班，可能在楼梯口迎面遇到了歹徒。歹徒持刀逼迫他返回阁楼，柳建国反抗时右手被划伤，倒退着上楼，所以在走廊左侧的拐角处留下了几滴血迹，电灯开关和卷帘门钥匙上也有戴着线手套蹭上的血迹。现场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毛发等生物痕迹，只有在一个不起眼的木凳后面，发现了一副沾满血迹的蓝色线手套，推测是歹徒作案后丢弃的。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抢劫案，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环翠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戚木贵说道，“歹徒目标明确，专门针对特制保险柜里的成品首饰，而且作案后清理了现场，很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 当天晚上，威海市公安局紧急召开案情分析会，时任威海市委书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都亲临会场，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安抚民心。会议决定成立 “9?7 大案专案组”，由市局副局长钟晨担任组长，抽调全市刑侦骨干力量全力攻坚。 会上，侦查人员各抒己见，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侦查方向：这是一起团伙作案，成员至少两人以上，具备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歹徒选择在闹市区作案，且目标精准，可能事先踩过点；现场遗留的锯弓和锯条都是新的，锯锁的痕迹粗糙但用力沉稳，说明作案人力气大、胆子大，锯条可能是在威海本地购买的，推测歹徒可能是流窜作案，作案后可能已经逃离威海。 专案组的首要任务，就是追查现场遗留的锯弓和锯条的来源。侦查人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对威海市区及周边的五金店、杂货店、日杂市场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询问是否有店铺在近期卖出过同款锯弓和锯条，以及购买者的特征。同时，另一组侦查人员围绕被害人柳建国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排查他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有过矛盾的人，寻找可能的作案动机。 排查工作异常辛苦，侦查人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走访了上百家店铺和上千名群众。线索倒是收集了不少，但大多没有价值，一条一条被提出，又一条一条被排除。比如有人反映，案发前几天曾看到陌生男子在金店附近徘徊，但描述的外貌特征模糊不清，无法锁定目标；还有人说柳建国最近和一个陌生人有过争执，但经过核实，只是普通的顾客纠纷，早已平息。 在排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半年前，柳建国在寰宇金店值班时，曾当场抓获过一个正在行窃的小偷，并将其扭送到了城里派出所。这个小偷名叫张长胜，家住威海张村镇附近的一个村子。专案组分析，张长胜可能因此怀恨在心，勾结他人报复杀人，抢劫金店。 当晚，王建中等三名民警赶到了张长胜的家。张长胜的父母告诉民警，张长胜半年前被拘留释放后，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就外出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过。民警又走访了邻居，得到的说法一致，张长胜的打工地点不详，暂时无法核实，这条线索只能暂时搁置。 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时，9 月 10 号下午，一名中年男子来到派出所，说有重要线索要提供。这名男子姓陈，40 岁左右，说话沉稳，衣着整洁，透着一股儒雅之气。据陈先生介绍，他原本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因为得了皮肤病，专程来威海做水疗。治病期间，他租了一套房子，还结识了一名叫白羽的女子。 9 月 9 号下午，白羽在和他撒娇时提到，她的同行玲玲前一天来找她玩，身上戴着崭新的金戒指、金耳环和金项链，说是男朋友李刚送的。白羽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羡慕，暗示陈先生也给她买一套。陈先生是工薪阶层，无力承担，心里却突然起了疑心：“威海刚发生了金店抢劫杀人案，时间刚好对上，玲玲的男朋友会不会和案子有关？” 虽然自己的生活不太检点，但陈先生在大是大非上还算正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向警方反映这个情况。 侦查人员立刻找到了玲玲，她对民警的到来并不意外，爽快地承认身上的金饰是男朋友李刚送的。玲玲说，李刚是黑龙江人，2000 年春天来威海打工，长得人高马大，体格健壮。当民警问起金饰是在哪家店买的、什么时候买的时，李刚却闪烁其词，一会儿说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买了很久了，明显在隐瞒什么。 侦查人员将玲玲身上的金饰拿到寰宇金店，让老板辨认。老板仔细比对了型号、款式和印记后，摇了摇头：“这些首饰的款式和我们店的不一样，不是我们丢的那些。” 这条看似重要的线索，最终还是断了，专案组的气氛再次变得沉重起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侦查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9 月 13 号中午，三名年轻民警来到了威海市红霞街的一家五金标准件商店。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看到民警上门，连忙热情招呼。 “老板，我们想问一下，9 月 7 号前后，你店里有没有卖出过锯弓和锯条？” 民警开门见山问道。 店主低头思索了片刻，说道：“有啊，差不多两周前，我卖过一把锯弓和六根钢锯条。” “当时是用什么包装的？” “我想想啊，” 店主回忆道，“是用一张报纸包着，然后放进了一个浅绿色的塑料袋里。” “什么报纸？” 民警追问。 “应该是《威海晚报》，我平时只订这一种报纸。” 店主说道，“那报纸一共八版，我用了一版包锯条，剩下的应该还在。” 说着，他从柜台底下翻出一叠报纸，找出了剩下的七张《威海晚报》。 民警立刻将这七张报纸和现场遗留的报纸进行比对，发现纸张的版面、印刷痕迹完全一致，边缘的裁剪痕迹也能拼接上，确定是同一份报纸。随后，他们又将现场的锯弓、锯条与这家店售卖的同款产品比对，发现生产厂家、规格型号完全相同，锯条的锯齿磨损程度也符合 “第一次使用” 的特征。 “这是重大突破！” 消息传回专案组，所有人都精神一振。钟晨立刻下令：“全力追查购买锯弓锯条的人！” 民警再次询问店主：“你还记得买东西的人的特征吗？比如口音、长相、穿着打扮？” 店主仔细回忆道：“是两个男的，听口音像是东北的，皮肤都挺黑，穿着打扮看着像农民。一个人站在门里，穿着浅灰色上衣、浅咖啡色裤子，身高大概一米七左右，中等身材；另一个人站在门外，我没看清脸，穿着什么也记不清了。” 有了这个关键线索，专案组立刻调整侦查方向，以红霞街为中心，对周边的出租屋、宾馆、旅店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寻找有东北口音、皮肤较黑的两名男子。环翠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带领 20 多名民警，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几乎走遍了辖区内所有的出租房屋。 城里派出所的管片民警吴军亮负责西北村和红旗街一带的排查。他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把管区内 400 多户人家都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吴军亮琢磨着，可能有没办暂住证的租房者被漏掉了，于是他又多次走访居民楼，向每一位居民打听是否有陌生人出现。 9 月 15 号下午，吴军亮来到红旗街 7 号楼走访，一位经常在楼底下下象棋的老大爷告诉他：“这栋楼里有个陌生女人，刚出去买菜，看着像是外地来租房的。” 吴军亮立刻对 7 号楼的房主进行逐一排查，当问到中单元 603 的房主马先生时，马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马先生说，8 月 11 号，房产中介公司给他介绍了一个叫伊倩倩的女青年租房，双方约定每月租金 700 元，伊倩倩当场就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2100 元，出手很大方。一周后，伊倩倩打电话说马桶坏了，马先生带着修理工去看房时，发现屋里有两个男的，一个黑瘦，穿黑色短袖，另一个粗眉大眼，身材魁梧。又过了几天，伊倩倩说马桶没修好，马先生再次带修理工上门，发现屋里又多了三四个男的，具体人数记不清了。可没想到，这些人住了 20 多天就不辞而别了，连招呼都没打。 吴军亮立刻跟着马先生来到 603 房间，打开房门一看，里面收拾得异常干净。地板擦得锃亮，水龙头、马桶、玻璃杯、饭碗甚至是空啤酒瓶子都被擦得一尘不染，连电视遥控器上都没有一丝指纹。“太奇怪了，租房的人退租时哪会收拾得这么干净，连空酒瓶都擦？” 吴军亮心里起了疑。他联想到走访邻居时，邻居们都说只见过伊倩倩一个女人进出，从没见过其他男人，这说明这些人的行动非常谨慎，刻意躲避他人视线。 吴军亮站在阳台上，无意间抬头一看，不远处的寰宇金店清晰可见，尤其是柳建国被害的二层小阁楼，更是一目了然。“难道他们是在这儿踩点？”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他立刻赶到居委会调查，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曾去 603 收过水费，伊倩倩拿出 50 块钱交了水费，说省得经常来收，还提供了当时的水费单子。 吴军亮接过水费单子，上面的签字是 “伊倩倩”，地址写的是 “沈阳市河东区五花街 52 号”，还有一串身份证号码。他一看就发现了疑点：身份证号码以 37 开头，这是山东省的代码，而不是辽宁省；而且沈阳市根本没有河东区，只有和平区、大东区等。“这身份证是假的！” 吴军亮立刻将情况上报专案组。 专案组随即对 603 房间进行了细致勘查，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套遗留的被褥。侦查人员顺着被褥的销售渠道追查，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售卖被褥的商店，可店主每天接待很多顾客，对购买者没有任何印象。随后，侦查人员又询问了房产中介机构，中介工作人员回忆说，8 月 11 号来租房的是一男一女，都是东北口音，男的黑瘦，女的漂亮，指定要租在市里医院周围的三室一厅，说是方便生活。 “市里医院离寰宇金店只有几百米，他们租房的位置太可疑了！” 钟晨分析道，“他们很可能在搬到这里之前，先住过宾馆或其他出租屋，立刻排查市区所有宾馆旅店，重点查找 8 月 11 号前后入住的东北口音人员！” 侦查人员们废寝忘食地排查，终于在案发后的第七天有了新的进展。9 月 14 号，城里派出所副所长林志波和一名侦查员在杏花宾馆调查时，登记本上不小心掉下来一页纸。林志波捡起一看，上面记录着 8 月 11 号的入住信息，有三男一女登记入住，其中女性登记的名字是吴敏丽，身份证号码以 21 开头（辽宁省代码），另外三个男性分别登记为王铁、刘威、李大发。 宾馆服务员模模糊糊地记得，是那个女的先到宾馆联系住房，当时登记了三个房间，这几个人看着像是外地来的，平时很少出门，举止比较低调。侦查人员立刻对这四个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结果发现，吴敏丽的身份证确实是真的，但她是辽宁省盖州市卧龙泉镇龙泉村人，村民证实她案发期间根本没离开过村子，身份证几年前就丢了；王铁和刘威的身份证号码和地址都是假的，只有李大发的身份证信息是真实的，他是辽宁省盖州市沙岗镇小山村人。 “立刻前往辽宁盖州！” 钟晨当机立断，带着省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许俊军等几名侦查员，开着警车连夜赶往盖州。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他们于 9 月 15 号早上 7 点多抵达营口市，8 点一上班就联系了营口市刑警支队和盖州市公安局，请求协助调查李大发的下落。 在盖州警方的配合下，侦查人员很快查到了李大发的详细情况：李大发，34 岁，无固定职业，平时游手好闲，经常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来往，近期确实离开过盖州，去向不明。 在与盖州警方沟通案情时，营口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张俊波无意中提到：“我们现在也在攻坚两起入室抢劫杀人案，都快愁死了，现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点线索都没有。” 钟晨心里一动，连忙问道：“张队，能不能具体说说这两起案子的情况？” 张俊波说道：“第一起是 4 月 27 号，被害的是盖州市农电所所长严潮水一家三口，严所长、他妻子和 17 岁的女儿都被杀死了；第二起是 7 月 27 号，被害的是保险公司车险科科长孔旭青和他妻子，他们儿子当时不在家，逃过一劫。两起案子都是抢劫财物，凶手用床单捆绑被害人的双腿，作案地点都在盖州市中心的繁华地带，抢了几千块钱、手机和一些金首饰。” 钟晨听到这里，瞳孔骤然收缩，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威海 “9?7 大案” 的细节。他激动地抓住张俊波的手：“张队，你们这两起案子和我们威海的案子，有四点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作案地点都是繁华闹市区；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星期五 ——4 月 27 号、7 月 27 号、9 月 7 号，全是周五；第三，凶手都用床单捆绑被害人的双腿；第四，案件性质都是抢劫杀人！我怀疑是同一伙人干的！咱们联手破案！” 张俊波也十分震惊，立刻调出两起案子的卷宗，双方仔细比对，发现除了这四点相似之处，作案手法也高度一致：都是先由女性敲门骗开房门，然后多名男性入室作案，抢劫后杀人灭口，作案后清理现场，反侦查意识极强。“错不了，肯定是同一伙人！” 双方达成共识，决定成立联合专案组，共同追查李大发及其同伙。 9 月 18 号凌晨三点多，李大发悄悄回到了盖州市沙岗镇小山村的家中。联合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不直接在村里抓捕，以免打草惊蛇，而是通过李大发的好友叶田和，把他调出来实施抓捕。 盖州警方派出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李建胜，伪装成叶田和的朋友 “张思”，给叶田和打了电话：“二叔，好久没聚了，今天中午我在夜来香酒店请客，你把李大发也叫上，人多热闹。” 叶田和没多想，立刻给李大发打电话：“大发，有个朋友请咱们吃饭，正好放松放松。” 李大发这些天确实提心吊胆，也想出去透透气，痛快地答应了。 11 点半左右，李大发和叶田和从村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聊天。李大发身高一米七四，浓眉大眼，身材健壮；叶田和则个子不高，小眼睛，看着文质彬彬。当两人走到距离夜来香酒店三四十米远时，早已埋伏在周围的侦查人员立刻上前，拦住了李大发：“你是李大发吧？跟我们走一趟。” 李大发顿时慌了神，挣扎着喊道：“你们是谁？凭什么抓我？” “我们是公安局的，配合调查！” 侦查人员麻利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叶田和脸色煞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侦查人员见状，也将他一并带走。 当天下午三点多，李大发和叶田和被带到了盖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审讯室。李大发一开始装傻充愣，无论侦查人员怎么问，都一口咬定：“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我没去过威海，什么也没做过。” 钟晨亲自坐镇审讯：“李大发，威海杏花宾馆的登记本上有你的名字和身份证信息，你怎么解释？” 李大发眼珠一转，说道：“我身份证丢了，肯定是别人冒用我的身份。” “我们是从威海专门来找你的，不是没有证据。” 钟晨语气坚定，“你什么时候去的威海？和谁一起去的？” 李大发沉默不语，摆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 的样子。审讯一直持续到 9 月 19 号凌晨三点，侦查人员反复做思想工作，李大发才松了口：“我是去过威海，但就待了几天，金店抢劫杀人的事不是我干的，是叶田和他们干的。” 可当侦查人员追问 “他们是谁” 时，他又闭上了嘴，不再说话。 另一边，对叶田和的审讯也在同步进行。叶田和满头花白头发，平时说话有条不紊，此刻却惊慌失措，嘴里反复念叨：“我不知道，那事不是我干的，是李大发他们干的。” 当侦查人员问他 “怎么知道是李大发干的” 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也不再吭声。 审讯陷入了僵局，就在侦查人员想办法突破时，意外发生了。9 月 20 号凌晨 4 点 50 分，李大发突然猛地站起来，疯狂地冲向审讯室的窗户。这扇窗户几乎是落地窗，窗台很低，看守他的四名民警猝不及防，连忙追了过去。一名民警死死拽住了李大发的腰带，可李大发力气极大，差点把民警也带下去。危急时刻，有人喊了一声 “快松手”，民警下意识地松开腰带，另一只手紧紧抓住窗框，才没有掉下去。 “哗啦” 一声，玻璃被撞碎，李大发从五楼摔了下去。钟晨正在隔壁房间研究案情，听到声响立刻冲了过来，从窗户往下一看，李大发趴在一楼的平台上，一动不动。“完了，线索断了！” 钟晨心里咯噔一下，他担心李大发一死，他的同伙会闻风而逃，赃物也会不知所踪。 就在所有人都心灰意冷时，几秒钟后，李大发的腿突然抖了一下。“他没死！” 有人大喊道。钟晨立刻下令：“快送医院抢救！” 救护车很快赶到，将李大发送往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医生说：“除了胳膊被玻璃划伤，其他地方都没事，五脏六腑完好，真是奇迹。” 原来，李大发摔在了平台上的一堆木头架子上，有了缓冲，才捡回一条命。 经过这次自杀未遂，李大发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侦查人员来到病床前，他叹了口气：“我都死过一次了，是你们救了我，我说实话吧。” 随后，李大发供述了整个犯罪团伙的情况和作案经过。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是高振才，外号 “高老二”，曾经是盖州市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后来因为吃喝嫖赌败光了家产，就动了抢劫的念头。团伙成员包括李大发、叶田和、高振才的情妇鞠静美、同乡李正森，还有后来加入的金松贵。 高振才今年 37 岁，家里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父亲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攒下不少家产，给三个儿子各办了一个工厂。高振才开办的特种纸箱厂，巅峰时期固定资产达到 700 多万元。可有钱之后，他就变了，经常去歌舞厅厮混，认识了年轻貌美的鞠静美，还和她同居。不久后，他又迷上了赌博，经常带着一密码箱现金去地下赌场，输多赢少，没过几年就把家产全部输光了。 过惯了富裕生活的高振才，根本受不了没钱的日子，他琢磨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2001 年 4 月初，高振才请李大发和叶田和喝酒，提出抢劫的想法，两人早就想发大财，立刻答应了。高振才又拉上鞠静美，觉得女人敲门不容易引起怀疑，而且鞠静美是他最信任的人。 2003 年 4 月 27 号，星期五，晚上 7 点半，鞠静美敲开了严潮水家的房门，谎称是严所长的朋友，有急事找他。严潮水的妻子打开房门后，高振才、李大发、叶田和立刻冲进屋里，鞠静美悄悄溜走。三人用床单捆绑了严潮水的妻子和女儿，用胶带封住她们的嘴。晚上 8 点半，严潮水下班回家，也被他们捆绑控制。高振才逼问现金和存折，严潮水谎称没有存款，双方僵持到半夜 12 点，高振才见榨不出油水，就让李大发和叶田和杀死了严潮水一家三口，抢走了 8000 多元现金、两部手机和三件金首饰，清理现场后逃离。 7 月 27 号，又是一个星期五，高振才又拉上了同乡李正森，五人再次作案。还是由鞠静美敲门，骗开了孔旭青家的房门，抢走 7000 多元现金、两部手机、四件金首饰和一块 omega 女士手表，杀死了孔旭青夫妇。 两次作案后，高振才觉得盖州已经不安全了，决定出省作案。听说山东威海经济发达，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在威海。8 月 11 号，高振才、李大发、李正森、叶田和、鞠静美五人抵达威海，先在杏花宾馆住下，随后由鞠静美出面租了红旗街 7 号楼 603 室。高振才每天在房间里观察寰宇金店的情况，摸清了值班员柳建国的作息规律。觉得人手不够，又让李大发回老家找来金松贵。 9 月 7 号下午，高振才下达作案命令，让鞠静美去买当晚 9 点去大连的船票，安排李大发、李正森、叶田和、金松贵四人实施抢劫。他还特意嘱咐李大发：“让金松贵手上沾血，拉他下水，他才会死心塌地跟着我们。” 晚上 7 点 50 分，柳建国从阁楼吃完饭下楼，被埋伏在楼梯口的金松贵和李正森拦住。柳建国反抗时右手被划伤，被两人逼回阁楼，扑倒在木床上。金松贵用床单捆绑了柳建国的双腿，在李正森的催促下，朝着柳建国连刺 13 刀，将其杀害。随后，李正森拿着柳建国身上的钥匙，打开金店卷帘门，和叶田和、李大发汇合，用事先买的锯弓锯断保险柜的锁，抢走了里面所有的金银珠宝首饰，然后逃离现场。 李大发的供述让案情真相大白，联合专案组立刻展开抓捕行动，首要目标是高振才和鞠静美。根据李大发提供的线索，鞠静美可能藏在盖州市泉水村的老家。 9 月 18 号上午，侦查人员赶到泉水村，找到了鞠静美的家。院子里，鞠静美正和母亲、大姐、嫂子聊天，脸上强装着笑容。听到敲门声，她心里一慌，赶紧躺在母亲身后，小声说：“派出所的来了，就说我不在家。” 鞠静美的嫂子打开房门，看到是镇上的联防队员，连忙说：“静美出去好几个月了，一直没回来。” 联防队员没有起疑，转身离开了。可侦查人员走访村民时，有人反映明明看到鞠静美回来了。“肯定是打草惊蛇了！” 钟晨立刻下令，扩大搜索范围，重点排查鞠静美的亲戚家。 侦查人员了解到，鞠静美和二姐鞠静文关系最好，鞠静文和丈夫在山上养蚕。他们立刻赶往半山腰的养蚕临时住所，鞠静文正在摘桑叶，她丈夫在洗蚕茧。面对侦查人员的询问，鞠静文有些胆怯：“静美没回来过。” 侦查人员给她做了半天思想工作，讲了法律后果，可鞠静文始终坚持说没见过鞠静美。其实，鞠静美和高振才就躲在不远处的树林里，亲眼看到侦查人员走访，吓得浑身发抖。高振才知道已经无法逃脱，对鞠静美说：“目标太大，我不能带你走，你自己想办法吧。” 他交给鞠静美一个纸包，里面是毒药，嘱咐她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然后独自逃走。 鞠静美万念俱灰，她深爱高振才三年，没想到最后被他抛弃。9 月 19 号清晨，天刚蒙蒙亮，鞠静美吞下了纸包里的毒药，倒在了鞠静文家附近的水沟边。侦查人员发现她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医生诊断为服毒自杀。 就在侦查人员寻找鞠静美时，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在卡点附近强行闯卡，民警鸣枪警告，出租车反而加速逃窜。侦查人员通过车牌号找到司机，司机哭诉：“那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逼着我闯卡，到山上就让我停车，然后跑了。” 钟晨判断，闯卡的很可能就是高振才，他可能是来和鞠静美汇合，或者找地方藏匿赃物。 9 月 19 号凌晨，盖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文清带领 400 多名民警，穿着迷彩服，拿着冲锋枪，将水帘洞镇全面包围，挨家挨户进行搜查。20 号中午，一名放羊的村民报告，在山上看到一个穿绿色棉大衣的人，行动缓慢。侦查人员立刻赶到，在山上发现了疲惫不堪、面色苍白的高振才，将其当场抓获。 高振才被带回审讯室，一开始还很嚣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无话可说。” 可当钟晨提到鞠静美时，他心里一慌，以为鞠静美没死，开始编造谎言，说抢劫来的金饰都交给鞠静美了。后来又改口说扔到大海里了，钟晨带着他去海边打捞，自然一无所获。 9 月 20 号晚上，侦查人员在盖州一家舞厅里抓获了李正森。随后得知金松贵已经逃到大连，大连警方立刻展开排查，最终将其抓获。 9 月 21 号，高振才在审讯室突然浑身抽搐，头上冒汗，侦查人员发现他服毒了，立刻将他送往医院。钟晨亲自上阵，用开口器撬开高振才的嘴，配合医生洗胃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高振才终于苏醒过来。 面对钟晨的审讯，高振才还是不肯交代赃物的下落，他想把赃物留给家人。钟晨耐心劝说：“你已经犯下滔天罪行，难逃法律制裁，难道还要让你的家人背上窝赃罪吗？” 可高振才依旧顽固。 侦查人员转换思路，调查高振才的家人。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高振才的妻子。一开始，她也不肯配合，直到侦查人员讲明利害关系，她才说道：“有一天，我看到他把一包东西埋在我姐姐承包的果园里了。” 侦查人员立刻跟着高振才的妻子来到果园，在指定地点挖掘，挖到一米三深时，发现了一个捆绑结实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首饰。当晚，侦查人员将所有首饰摆在桌上清点，共有黄金饰品 830 件、白金饰品 178 件、珠宝饰品 250 件、18K 金饰品 90 件、其他黄金饰品 300 多件，再加上之前从鞠静文那里缴获的 9 件，与寰宇金店丢失的数目完全一致，一件不少。 9 月 26 号凌晨 4 点，钟晨带领侦查人员，带着沉甸甸的赃物，从营口乘船返回威海。公安部专门发来贺电，向威海市公安局和盖州公安局表示祝贺。 2004 年早春，经法院审理，抢劫杀人犯高振才、李大发、叶田和、李正森、金松贵因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在辽宁盖州伏法。这起横跨山东、辽宁两省，造成 8 人死亡的连环抢劫杀人案，终于尘埃落定。 第116章 康平凶杀案 2000 年的辽北平原，秋风刚卷过沈阳康平的田野，把路边的杨树叶染成深浅不一的黄。这座依着辽河支流的小城，平日里总透着股慢悠悠的烟火气。 清晨的蔬菜市场人声鼎沸，吆喝声裹着泥土和菜叶的湿气；午后的街巷静悄悄的，只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聊着东家长西家短；到了傍晚，家家户户的烟囱升起炊烟，饭菜香顺着风飘出老远。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座看似平和的小城，会被一桩突如其来的凶杀案打破宁静，而这案子里的爱恨纠缠、人性挣扎，远比寻常凶案更让人唏嘘。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陈景吉。1970 年，他出生在康平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陈景吉小时候算不上调皮，却也不爱读书，课堂上总盯着窗外的田地发呆，心里琢磨着地里的庄稼长势，或是想着放学后去河边摸鱼。等到十几岁，他实在坐不住课堂，索性辍了学，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过了几年，转眼就到了征兵的年纪。 那年村里来了征兵的干部，穿着笔挺的军装，精神抖擞的样子让陈景吉动了心。他想着，与其在家一辈子种地，不如去部队闯闯，说不定还能混出个模样。家里人也觉得当兵是条正经出路，既能锻炼人，将来复员了也能分配个好工作，便全力支持他。就这样，陈景吉穿上了军装，离开了老家，去了遥远的军营。 在部队的几年，陈景吉算不上拔尖的士兵，但也听话懂事，训练从不偷懒。他学了些基本的军事技能，也养成了还算规律的生活习惯，可骨子里的胆小怕事，却没怎么改变。遇到冲突，他总想着息事宁人；碰到难办的事，第一反应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往后退缩。1991 年，服役期满的陈景吉复员回家，那年他刚满 21 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可眉宇间总带着点怯懦。 回到康平，陈景吉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 “见过世面” 的年轻人，上门说媒的人很快就踏破了门槛。在那个年代，21 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陈景吉自己也想着赶紧成家立业，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邻村的姑娘陈淑珍。 陈淑珍比陈景吉小两岁，模样清秀，性格温和，手脚也勤快，家里地里的活都能干。两人见了几次面，彼此印象都不错，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爱情，只凭着双方父母的认可和对日子的朴素期盼，就在当年办了婚事。婚礼办得不算隆重，却也热热闹闹，村里的乡亲们都来道贺，说着 “郎才女貌”“日子肯定能过好” 的吉祥话。 婚后没多久，陈淑珍就怀孕了，十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看着粉雕玉琢的孩子，陈景吉心里满是欢喜，他真切地感受到了 “为人父” 的责任，也更坚定了要好好过日子的想法。人们常说 “成家立业”，成家之后，养家的担子就压在了陈景吉的肩上。家里的几亩薄田只能勉强糊口，要想让妻女过上好日子，必须得找个能挣现钱的活计。 经人介绍，陈景吉在城郊的一家建材厂找了份搬运工的工作。这份工作辛苦，每天要扛着沉重的建材来回奔波，浑身都沾满灰尘，可工资还算可观。唯一的缺点就是离家太远，一来一回要大半天时间，为了多挣钱，陈景吉索性住在厂里，只有轮休的时候才回家看看，有时候忙起来，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陈淑珍独自在家带着孩子，还要打理地里的庄稼，日子过得也不容易。白天，她背着孩子下地干活，浇水、施肥、除草，样样都得自己来；晚上，哄睡了孩子，还要收拾家务、缝补衣物，常常忙到深夜。好在陈景吉虽然胆小，对妻女却还算体贴，每次回家都会给她们带些城里的零食和小物件，把挣来的钱悉数交给陈淑珍，从不乱花。夫妻俩虽然聚少离多，但日子过得安稳踏实，邻里们都夸他们是模范夫妻。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九年。九年里，女儿渐渐长大，从牙牙学语的婴儿长成了活泼可爱的小姑娘；陈景吉在厂里踏实肯干，慢慢涨了工资；陈淑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地里的庄稼也年年丰收。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好，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会彻底摧毁这个看似美满的家庭。 2000 年 9 月 2 日，是陈景吉轮休回家的日子。那天他特意提前下了班，买了些女儿爱吃的糖果和陈淑珍喜欢的花布，满心欢喜地往家赶。走到村口的时候，他碰到了同村的邻居老王。老王是个热心肠，平时和陈景吉家走得也近，可那天见了陈景吉，却显得有些欲言又止，眼神躲闪。 “景吉，你回来了？” 老王先开了口，声音有些不自然。“是啊，王哥，好阵子没见了，你这是往哪去？” 陈景吉笑着打招呼，没察觉到异样。老王搓了搓手，犹豫了半天，才压低声音说：“景吉啊，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陈景吉心里咯噔一下，隐约觉得不对劲：“王哥，有话你就直说，咱哥俩还有啥不能说的？”老王叹了口气，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之后才说：“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的，村里好多人都知道了，我想着瞒着你也不是事儿。大伙都说…… 都说你媳妇淑珍，跟别的男人走得挺近，好像是…… 有情况了。” “有情况”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炸得陈景吉头晕目眩。他手里的花布和糖果 “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着：“王哥，你说啥？这不可能！淑珍不是那样的人！你是不是听别人瞎传的？”老王捡起地上的东西，递还给陈景吉，一脸无奈地说：“我也希望是瞎传，可好多人都看见了，那男的经常往你家跑，帮着淑珍干活，有时候还在你家吃饭。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你回去问问淑珍吧，这事可得弄明白。” 陈景吉的心像被灌满了铅，沉重得喘不过气。他谢过老王，脚步踉跄地往家走。一路上，老王的话在他耳边反复回响，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仿佛就在眼前。他想起自己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活，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让妻女过上好日子，可自己在外辛辛苦苦，妻子却在家里给他戴绿帽子？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了上来，夹杂着委屈、愤怒和羞辱，让他浑身发抖。 到了家门口，陈景吉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院门。陈淑珍正在院子里择菜，看到陈景吉回来，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景吉，你回来了？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女儿也扑了过来，抱着他的腿喊：“爸爸，爸爸！”换作平时，陈景吉早就抱起女儿亲了又亲，可今天，他满心都是老王的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一把推开女儿，眼神冰冷地盯着陈淑珍：“你过来，我有话问你。”陈淑珍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景吉，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我怎么了？” 陈景吉的声音带着颤抖，也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还好意思问我？村里都传疯了，你跟那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淑珍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神躲闪，不敢直视陈景吉的眼睛。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你说话啊！” 陈景吉上前一步，抓住她的胳膊，力道大得让陈淑珍皱起了眉头，“那个男人是谁？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给我说清楚！”女儿被吓得哭了起来，拉着陈景吉的衣角：“爸爸，你别打妈妈！” 陈淑珍看着哭闹的女儿，又看着愤怒的丈夫，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这事迟早会被陈景吉知道，乡里乡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她哽咽着说：“景吉，我……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陈景吉冷笑一声，“一句对不起就完了？那个男人是谁？你快说！”“是付建军。” 陈淑珍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他…… 他总来纠缠我，说我要是不答应他，就杀了我们全家。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啊！”“付建军？” 陈景吉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咯噔一下，怒火瞬间被恐惧压下去了大半。 付建军在康平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不过不是什么好名声，而是出了名的恶霸。他不是康平本地人，老家在齐齐哈尔龙江县管后乡，家里有妻子有孩子，却独自一人跑到康平闯荡。付建军长得人高马大，性格蛮横，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在当地的蔬菜市场更是说一不二的 “菜霸”。 蔬菜市场是康平乡亲们卖菜换钱的主要地方，付建军仗着自己身强体壮，又认识些社会上的人，在市场里横行霸道。他不仅强行压低菜农的收购价格，还向摊贩们收取 “保护费”，谁要是敢反抗，他就拳打脚踢，砸烂人家的摊子。之前就有菜农因为不愿意被他欺压，和他理论了几句，结果被他打得住进了医院，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久而久之，市场里的人都怕了他，没人敢招惹。 陈景吉虽然当过兵，学过些拳脚功夫，可他骨子里胆小怕事，平时连和人吵架都不敢，更别说对付付建军这样的恶霸了。一想到付建军的蛮横霸道，陈景吉就浑身发怵，刚才的怒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满心的发愁。 “他…… 他真的这么说？” 陈景吉的声音弱了下来，抓着陈淑珍胳膊的手也松了些。“嗯。” 陈淑珍点点头，眼泪掉得更凶了，“他天天来缠着我，我躲都躲不开。他说我要是不跟他好，就对我和孩子下手。景吉，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孩子，我真的不想拆散咱们这个家。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别让他再纠缠我了？” 陈景吉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一言不发。他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去找付建军理论？肯定会被付建军打一顿，说不定还会连累妻女；就这么忍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而且付建军肯定会得寸进尺。“景吉，要不…… 咱们搬家吧？” 陈淑珍小心翼翼地提议，“离开康平，去别的地方生活，付建军就找不到咱们了。”陈景吉抬起头，苦笑了一声：“搬家？哪那么容易啊。咱们这房子是好不容易盖起来的，家里的田地也在这，搬走了我们去哪住？拿什么盖房子、买房子？我在厂里的工作也得丢了，到了新地方，我又能找什么活干？一家人喝西北风啊？” 陈淑珍听了，也沉默了。她知道陈景吉说的是实话，搬家对于他们这样的普通农家来说，实在太难了。夫妻俩就这么僵持着，院子里只剩下女儿的啜泣声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陈景吉从口袋里掏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想了半天，终于站起身，眼神复杂地看着陈淑珍：“我告诉你，下回付建军再来，你绝对不能给他开门，也不能跟他有任何来往。如果再有下次，我就打死你！”陈淑珍吓得一哆嗦，赶紧点点头：“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不给他开门。” 陈景吉不知道的是，陈淑珍并没有完全说实话。她和付建军之间，不仅仅是付建军的纠缠，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陈景吉常年不在家，陈淑珍一个人带着孩子，既要种地，又要操持家务，日子过得孤单又辛苦。付建军第一次出现在她家门口，是因为她要去蔬菜市场卖菜，正好碰到付建军在市场里 “巡查”。付建军见陈淑珍长得清秀，又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便主动搭话，还以高出市场价不少的价格收购了她的菜。 从那以后，付建军就经常来陈淑珍家。有时候会帮她干些重活，比如挑水、耕地；有时候会给孩子带些零食、玩具；有时候会陪着她聊聊天，说些体贴的话。陈淑珍常年得不到丈夫的陪伴，心里本就有些空虚，付建军的出现，像一道光照进了她枯燥的生活。他虽然蛮横，却对她格外 “温柔”，懂得关心她、体贴她，这让陈淑珍渐渐动了心。 而且，付建军收购她蔬菜的价格，一直比别人高很多，这让她家里的收入增加了不少，日子也宽裕了一些。一边是常年不在家的丈夫，一边是温柔体贴又能给她带来实际好处的付建军，陈淑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既舍不得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舍不得付建军对她的好，就这样半推半就地和付建军维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她知道这样不对，却又控制不住自己，只能在心里祈祷这件事不要被陈景吉发现。 陈景吉在家待了两天，心里始终不踏实。临走之前，他特意去了邻居老王家，想请老王帮着多盯着点自己家。“王哥，我媳妇那事，你也知道了。” 陈景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这又要回厂里上班了，家里就淑珍和孩子，我实在不放心。你要是发现付建军又去我家，麻烦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或者等我回来告诉我一声。”老王爽快地答应了：“景吉，你放心吧，我平时没事就会在村里溜达，肯定帮你盯着点。只要付建军敢来，我第一时间告诉你。”陈景吉再三道谢，这才放心地回了厂里。可他心里的那块石头，始终没有落地，上班的时候也总是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家里的事，生怕付建军再去纠缠陈淑珍。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景吉在厂里煎熬着，每天都盼着轮休回家，又害怕回家后听到不好的消息。他给家里打过几次电话，陈淑珍都说付建军没再来过，让他放心。陈景吉虽然有些怀疑，但隔着电话也没办法核实，只能暂时放下心来。 转眼就到了 10 月 8 号，又到了陈景吉轮休的日子。这次，他没有提前买东西，而是归心似箭地往家赶。走到村口，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老王家。“王哥，我回来了。” 陈景吉推门走进老王的院子，“这段时间，付建军没来过我家吧？”老王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陈景吉，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景吉啊，这个……”“王哥，有话你就直说，别瞒着我。” 陈景吉心里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老王放下斧头，叹了口气：“来过，前几天我看见付建军又去你家了，在你家待了挺长时间才走。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淑珍跟我说，她已经跟付建军说清楚了，让他以后别再来了，还让我别告诉你，免得你担心。” 陈景吉只觉得脑袋 “嗡” 的一声，之前的担忧和隐忍瞬间爆发。他没有再跟老王多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家跑。一路上，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陈淑珍骗了他！她不仅没有和付建军断绝来往，还联合外人瞒着他！推开家门，陈淑珍正在厨房里做饭，看到陈景吉回来，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景吉，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是还没到轮休的日子吗？”陈景吉没有回答，眼神冰冷地盯着她，一步步走进厨房。没等陈淑珍反应过来，他扬起手，“啪” 的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了陈淑珍的脸上。“你还敢骗我！” 陈景吉的声音充满了愤怒，“付建军都来过了，你还跟我说他没来！你把我当傻子耍是吗？我不是告诉你了，不许他再来，不许跟他有任何来往吗？你为什么不听！” 陈淑珍被打得摔倒在地上，半边脸瞬间红肿起来，嘴角也流出血丝。她捂着脸，眼泪直流：“景吉，我没有骗你，他是自己来的，我赶他走他不走啊！”“赶他走？” 陈景吉冷笑，“他能在你家待那么长时间，你要是真心赶他走，他能不走吗？你根本就不想跟他断！”“不是的，我真的想跟他断！” 陈淑珍哭着辩解，“他说我要是跟他断了，就杀了我，杀了咱们全家！我害怕，我不敢惹他啊！”“他想杀咱们，咱们就先杀了他！” 陈景吉突然恶狠狠地说，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这样才能一了百了，彻底解决问题！” 陈淑珍被他的话吓得浑身发抖：“景吉，你…… 你说什么？杀人是犯法的！而且付建军那么厉害，咱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陈景吉没有说话，转身走出厨房，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愤怒、羞辱、恐惧交织在一起，让他失去了理智。他觉得，付建军就是个祸害，不除掉他，自己这辈子都不得安宁；而陈淑珍，背叛了他，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抽了整整一包烟，陈景吉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脑海里成型。他站起身，走进厨房，看着还在哭泣的陈淑珍：“我已经想好了，就按我说的做。你想办法把付建军引诱到家里来，然后趁机杀了他。”“我不行，我不敢杀人！” 陈淑珍拼命摇头，脸色苍白如纸，“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不能这么做！”“你必须做！” 陈景吉的语气不容置疑，“这事是你惹出来的，就得你自己解决。你要是不杀他，他迟早会杀了我们全家。到时候，你和孩子都活不了！”“可…… 可我真的不敢，而且我也打不过他啊！” 陈淑珍哭着说。“我会帮你。” 陈景吉说，“到时候，你把他骗进屋里，趁他不注意，用刀扎他。我在门口守着，要是你不行，我就进去帮你。你放心，杀付建军这种流氓恶霸，就算被抓住了，也顶多判三年，不会有事的。” 陈淑珍看着陈景吉坚定的眼神，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她既害怕付建军的威胁，也害怕陈景吉的怒火，只能含着泪点了点头。那个晚上，夫妻俩谁也没有睡觉。陈景吉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脑子里反复演练着杀人计划；陈淑珍则坐在床边，抱着熟睡的女儿，眼泪无声地滑落。她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矛盾，一边是要杀付建军的丈夫，一边是自己心爱的男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第二天傍晚，陈淑珍的电话突然响了，是付建军打来的。“宝贝，想我了没？” 电话里传来付建军油腻的声音，“今天晚上我去你家，咱俩好好潇洒潇洒。”陈淑珍握着电话，手不停地发抖，眼神看向旁边的陈景吉。陈景吉冲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答应下来。“好…… 好啊。” 陈淑珍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犹豫和恐惧。“那我晚上 11 点过去，到时候你把门给我留着。” 付建军说完，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陈淑珍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陈景吉走到她身边，从床底下拿出一把蒙古刀。这把刀是他当兵的时候带回来的，刀身锋利，寒光闪闪。“晚上他来了，你就用这个。” 陈景吉把刀递给陈淑珍，“记住，趁他不注意，往他要害部位扎，别手软。”陈淑珍接过刀，刀身的冰冷让她打了个寒颤。她紧紧握着刀，指节都泛白了。 晚上 11 点，付建军果然如约而至。他穿着一件花衬衫，嘴里叼着烟，大摇大摆地走到陈景吉家门口。看到院门虚掩着，他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心里想着：“这小娘们，肯定是迫不及待等着我呢。”他推开门，轻手轻脚地走进院子，没有开灯。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影子。付建军以为陈淑珍已经准备好了，心里窃喜，嘴里嘟囔着：“宝贝，我来了，是不是已经等不及了？”他径直走向屋门，屋门也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刚往屋里走了两步，就听到身后的大门 “咔嚓” 一声，被从外面锁上了。 付建军心里愣了一下，刚想回头，就看到屋里的阴影处站着一个人。他知道是陈淑珍，笑着说：“宝贝，还跟我玩捉迷藏呢？快过来让我抱抱。”他一边说，一边换上拖鞋，朝着陈淑珍的方向走去。此时的陈淑珍，就站在屋角，手里紧紧握着那把蒙古刀，浑身因为紧张而不停发抖。她看着付建军一步步走近，心里的恐惧越来越强烈，手里的刀也握得越来越紧。 付建军走到陈淑珍面前，伸出手就想搂住她。按照陈景吉的计划，这时候陈淑珍应该趁机用刀扎他。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陈淑珍看着付建军熟悉的脸，想起了他平时对自己的好，心里突然软了下来。她实在下不去手，于是脱口而出：“建军，你快跑！从后窗跳出去！陈景吉要杀了你！” 付建军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说什么？陈景吉回来了？”“嗯，他就在外面，他要杀你，你快走吧！” 陈淑珍急切地说。就在说话的时候，付建军的手无意中碰到了陈淑珍的手，感觉到她手里拿着一个冰凉锋利的东西。他低头一看，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了陈淑珍手里的蒙古刀。“你想杀我？” 付建军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眼神里充满了凶狠，“好啊，你们夫妻俩合起伙来算计我！”陈淑珍吓得连连摇头：“不是我，是陈景吉逼我的，我不想杀你，你快走吧！”付建军没有再说话，他知道现在不是废话的时候。他转身就朝着后窗跑去，想要跳窗逃跑。 守在大门外的陈景吉，一直竖着耳朵听着屋里的动静。一开始听到陈淑珍和付建军的对话，他就觉得不对劲，后来又听到 “为什么” 和脚步声，心里暗叫不好：陈淑珍竟然背叛了他，让付建军逃跑！“陈淑珍！你在干什么！” 陈景吉在门外大喊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焦急。 这一声大喊，把屋里的陈淑珍吓了一哆嗦。她猛地回过神来，一边是要杀付建军的丈夫，一边是要逃跑的情人，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知道，如果让付建军跑了，陈景吉肯定不会放过她；可如果真的杀了付建军，她也一辈子不得安宁。就在这犹豫的瞬间，陈淑珍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冲上前去，一把拽住了正要跳窗的付建军：“你不能走！”付建军正在爬窗户，被陈淑珍这么一拽，差点摔下来。他回头一看，陈淑珍正死死地拽着他的胳膊，眼神坚定。“你疯了？” 付建军又气又急，“你不想让我走，难道想让他杀了我们俩？”“我…… 我也不知道。” 陈淑珍哭着说，“我不能让你走，也不能让你杀了他。”付建军知道，再这么僵持下去，陈景吉肯定会冲进来。他心里一横，不再和陈淑珍废话，用力想要挣脱她的手。可陈淑珍拽得很紧，他一时之间竟然没能挣脱。情急之下，付建军猛地转过身，一把夺过陈淑珍手里的蒙古刀。陈淑珍没想到他会这么做，惊呼一声，想要抢回刀子，可已经来不及了。付建军拿着刀，眼神凶狠地看着陈淑珍：“既然你们这么对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完，他毫不犹豫地举起刀，朝着陈淑珍的胸口捅了过去。“啊！” 陈淑珍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服，也染红了地上的泥土。 门外的陈景吉听到惨叫声，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出事了。他赶紧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冲进了屋里。一进屋，他就看到付建军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刀，而陈淑珍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陈景吉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之前的狠劲和勇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虽然也拿着一把刀，却吓得浑身发抖，连举起刀的勇气都没有。“你…… 你别过来！” 陈景吉哆哆嗦嗦地说，一步步往后退。付建军杀了人，心里也有些发慌，他不想再和陈景吉纠缠，只想赶紧逃跑。他看了一眼吓得浑身筛糠的陈景吉，冷笑着说：“我不想杀你，你也别追我，咱们两清了。”陈景吉赶紧点点头：“好…… 好，我不追你，你快走吧，别杀我。”付建军不再废话，转身从后窗跳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中。 屋里只剩下陈景吉和倒在地上的陈淑珍。陈景吉吓得瘫坐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没有去看陈淑珍的死活，也没有想着去追付建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付建军跑了，自己安全了。直到估摸着付建军已经跑远了，陈景吉才敢慢慢站起身，哆哆嗦嗦地打开了屋里的灯。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他看到了地上的血迹和陈淑珍毫无生气的脸。陈淑珍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还残留着恐惧和不甘。陈景吉这才意识到，陈淑珍死了。他吓得双腿发软，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 我老婆被人杀了，你们快来啊！” 康平县公安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警戒线拉起，法医和技术人员开始勘查现场。陈景吉坐在院子里，脸上带着惊慌失措的表情，向民警讲述着 “事情的经过”。“警察同志，我今天晚上回家，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屋里有打斗声和我老婆的惨叫声。” 陈景吉编着谎话，“我赶紧开门进去，就看到一个男人拿着刀，我老婆倒在地上。我当时很勇敢，冲上去想拦住他，结果他害怕了，就从后窗跑了。”民警看着他瑟瑟发抖的样子，心里有些怀疑，但因为现场没有其他目击者，也只能先把他的口供记录下来。“那个男人是谁？你认识他吗？” 民警问。“认识，他叫付建军，是个恶霸，平时总来纠缠我老婆。” 陈景吉赶紧说，“肯定是他想欺负我老婆，我老婆反抗，他就杀了我老婆。”陈景吉从头到尾都没提自己策划杀人的事，只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勇敢的丈夫和受害者。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付建军，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可付建军逃跑的速度很快，而且反侦察意识很强，等警方赶到他可能落脚的地方时，他已经不见了踪影。付建军从陈景吉家跳窗逃跑后，身上只穿着拖鞋，身上还有血迹。他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田间小路上狂奔，一路朝着康平县张强镇的方向跑。跑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赶到张强镇。他在镇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换了一身偷来的衣服，然后坐最早一班班车去了彰武。到了彰武，他不敢停留，又转车去了通化。在通化躲了几天，他觉得还是不安全，于是又辗转到了中俄边界。在边界的一个小镇上，他遇到了一个过去认识的老牧民。老牧民不知道他杀了人，看他可怜，就把他收留了下来。付建军在中俄边界一待就是几年，平日里帮着老牧民放羊、种地，不敢和外人接触，也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中，生怕被警察发现，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警察抓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傅建军的抓捕，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转眼到了 2004 年夏天，付建军在边界待了四年，觉得风声应该过去了，心里开始想念老家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告别了老牧民，偷偷潜回了齐齐哈尔龙江县的老家。可回到家，他看到的却是让他心碎的一幕。他的妻子已经改嫁了，家里的房子也换了主人。原来，当年付建军杀人逃跑后，消息很快传到了老家。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外边搞女人还杀了人，又气又怕，一气之下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把孩子留给了付建军的父母。付建军找到父母家，看到了已经长大的两个孩子。孩子们对他很陌生，眼神里带着畏惧，不愿意亲近他。付建军心里五味杂陈，既愧疚又无奈。他知道，自己的家已经散了，再也回不去了。既然已经回来了，付建军也不想再东奔西跑。他在老家附近找了一个荒坡，开辟了 200 亩地，种上了玉米和大豆，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想，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或许就能躲过警方的抓捕。可命运似乎总在和他开玩笑。2006 年秋天，有一次他去镇上卖粮食，碰到了一个以前认识的人。那个人盯着他看了半天，差点认出他来。付建军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卖了粮食，连夜逃回了荒坡。他知道，这个地方也待不下去了。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付建军离开了老家。这时候，他的大儿子已经长大了，在大连打工。付建军想着，大连是个大城市，人口多，流动性大，警方应该不容易找到他，于是就去了大连，找到了儿子。父子俩在大连租了一间简陋的出租屋，一起打零工为生。没有了生活的压力和约束，付建军渐渐露出了本性。他开始吃喝嫖赌，把打工挣来的钱都挥霍在了赌场和酒吧里。他还经常带着儿子一起去，教儿子喝酒、赌博。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渐渐学坏了，不再好好打工，整天和他一起鬼混，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付建军以为自己能这样一直躲下去，可他不知道，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踪。这些年来，康平县公安局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对付建军的抓捕工作始终没有停止。他们定期梳理案件线索，核对全国的人口信息和暂住人口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2013 年 10 月份，康平县公安局的民警在对全国网上追逃系统进行排查时，发现付建军的儿子是大连市的暂住人口。这个发现让民警们兴奋不已，他们推测，付建军很可能和他的儿子在一起。康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的队长于洪旭，当即决定带着队员前往大连实施抓捕。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大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很快查到了付建军儿子的暂住地址。抓捕工作并不顺利，付建军警惕性很高，平时很少出门，就算出门也会刻意避开人群。民警们在出租屋附近守株待兔，整整蹲守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晚上，看到付建军从出租屋里走了出来。“行动！” 于洪旭一声令下，民警们迅速冲了上去，将付建军团团围住。付建军还想反抗，可他已经年过半百，身体早已不如当年，很快就被民警制服了。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付建军没有挣扎，也没有哭闹，反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终于被你们抓住了，我也解脱了。” 付建军对民警说，“这 13 年，我天天都像在坐牢，提心吊胆，吃不好睡不好。现在就算枪毙我，我也能喘口气了。” 付建军被抓后，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详细供述了自己和陈淑珍的关系，以及那天晚上被引诱到陈景吉家，和陈淑珍发生冲突，最后失手杀了陈淑珍的经过。同时，他还提到了陈景吉当时也在场，并且手里也拿着刀。警方根据付建军的口供，结合当年案件的疑点，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在了陈景吉身上。当年，陈景吉说自己是 “碰巧” 回家，正好遇到付建军杀人，可根据付建军的供述，陈景吉是早有预谋，并且策划了整个杀人计划。而且，陈景吉在妻子被杀后，表现得异常冷静，没有丝毫的悲伤，这也让警方一直有所怀疑。2013 年 10 月 10 号晚上，于洪旭带着民警来到了陈景吉家。此时的陈景吉，已经再婚，和第二任妻子赵女士生了一个儿子，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一家人过着看似平静的生活。听到敲门声，陈景吉打开了门。看到门口穿着警服的民警，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也变得慌乱起来。“陈景吉，我们是康平县公安局的，付建军已经被我们抓住了，麻烦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于洪旭开门见山。陈景吉强装镇定，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警察同志，付建军抓住了？太好了，真是大快人心。不过，我老婆都死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有什么可配合的？”“到了公安局你就知道了。” 民警说着，掏出了手铐。“你们这是干什么？” 陈景吉往后退了一步，试图挣脱，“我老婆被杀了，我也是受害人，你们抓我干什么？”“你是不是受害人，到了审讯室就清楚了。” 民警不再和他废话，上前将他戴上手铐，带上了警车。 在审讯室里，陈景吉一开始还想抵赖，坚称自己没有参与杀人，只是个受害者。可当民警拿出当年的物证 —— 那把蒙古刀，并且告诉他付建军已经全部交代了之后，陈景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这把刀是你的吧？” 民警将蒙古刀放在他面前。陈景吉看着熟悉的蒙古刀，脸色煞白，嘴唇颤抖着说：“是…… 是我的。”“你策划让陈淑珍杀付建军，结果陈淑珍反被付建军杀害，你因为害怕，放走了付建军，对不对？” 民警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陈景吉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我恨他们两个。” 陈景吉的声音带着悔恨和不甘，“我在外边辛辛苦苦打工养家，陈淑珍却背着我和付建军搞在一起，让我在村里抬不起头。付建军那个恶霸，欺负我老婆，还威胁我们全家。我策划杀他，就是想出口气，也想保住这个家。可我没想到，陈淑珍会临阵倒戈，最后还被付建军杀了。我当时太害怕了，就放走了付建军。”他还交代，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在恐惧和愧疚中。他害怕付建军被抓，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他也愧疚于陈淑珍的死，觉得自己对不起她和女儿。 陈景吉的第二任妻子赵女士，得知陈景吉的罪行后，如遭雷击。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是一个策划杀人的凶手。赵女士是个苦命人，前夫因病去世，她带着孩子嫁给了陈景吉，本想好好过日子，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陈景吉的女儿，得知父亲的所作所为后，更是无法接受。她一直以为母亲是被恶霸杀害的，父亲是个受害者，可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她无法原谅父亲的背叛和残忍，父女关系降到了冰点。 最终，陈景吉因蓄意杀人罪（未遂）被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陈景吉策划杀人，主观恶性较大，且在案发后没有投案自首，还试图隐瞒罪行，拒不认罪，没有任何可以减轻刑罚的情节。考虑到付建军已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依法判处陈景吉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的那一刻，陈景吉没有哭闹，只是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终究要付出代价。 第117章 从劳模警察到嗜血恶魔（1） 2004 年春至 2005 年夏，兰州城被一连串惊悚的碎尸案笼罩。华林山的荒沟里、黄河的浊浪中，陆续发现被肢解的人体残骸，死者身份不明，死状惨烈。这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受害者被诱骗、劫持、勒杀后冷冻碎尸，抛尸地点隐蔽至极。 而当警方最终锁定凶手时，整个刑侦界都为之震动：两名主犯皆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其中一人竟曾是身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模范警察，另一人则是老干部家的子弟。 这两个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为何会沦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他们的人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扭曲，才让昔日的荣光与善意，彻底被贪婪和仇恨吞噬？ 一、矿区神探：从山沟沟里走出的破案奇才 1952 年出生的马金成，打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1975 年，23 岁的他穿上警服，成为白银区公安分局下属矿区刑侦队的一名民警。彼时的白银还未撤区设市，矿区里遍布矿井、工棚，人员混杂，盗窃、斗殴、甚至命案时有发生，是出了名的 “治安重灾区”。 马金成一米八的个头，浓眉大眼，嗓门洪亮，干起活来像头蛮牛。矿区的案子大多棘手，要么是井下纠纷引发的伤害案，要么是流动人口作案后踪迹难寻，但马金成似乎天生就有破案的天赋。他不怕苦，井下几十米深的巷道，别人避之不及，他拿着手电筒一钻就是大半天，只为寻找一枚带血的矿镐；他也够细，嫌疑人随口说的一句方言、身上沾着的特殊矿粉，都能成为他锁定线索的关键。 有一年冬天，矿区发生一起盗窃案，工人宿舍里十几人的工资款不翼而飞，报案时天刚蒙蒙亮，雪下了一夜，现场几乎被积雪覆盖。同事们都觉得线索断了，马金成却蹲在雪地里扒拉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在宿舍后墙根的雪堆里，发现了半个模糊的鞋印。他凭着这半个鞋印，对比了矿区所有工人的胶鞋，最终锁定了一名有盗窃前科的临时工，不仅追回了全部工资款，还顺藤摸瓜破了另外两起积案。 这样的案子，马金成在矿区的八年里破了不下百起。领导器重他，说他 “眼里有活，心里有数”；同事佩服他，称他是 “矿区神探”；就连辖区的群众，见了他都主动打招呼，谁家有难处，也愿意找他帮忙。那时候的马金成，心里揣着一股正气，觉得当警察就该护一方平安，每次破案后的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但这份成就感，渐渐被一种隐秘的不甘所取代。矿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日子过得单调乏味。看着身边有些同事通过关系调到市区，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城市繁华景象，马金成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有本事，不该一辈子困在这山沟沟里，他渴望更广阔的舞台，更体面的生活。而改变命运的钥匙，在他看来，就藏在 “婚姻” 里。 他开始刻意疏远矿区的姑娘，哪怕有人主动示好，他也礼貌回绝。他把目光投向了省城兰州，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遇到能帮他 “飞黄腾达” 的人。为此，他托了好几个在兰州工作的朋友，让他们帮忙留意合适的对象，条件只有一个：家境优越，能在事业上帮到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朋友还真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姑娘不仅长相清秀、身材高挑，更重要的是，她出身于兰州的高干家庭，父亲是省里的老干部，人脉广阔。马金成一眼就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为了追求姑娘，他可谓费尽心思：每天下班后，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兰州，就为了和姑娘吃一顿晚饭；姑娘喜欢看书，他就省吃俭用，买遍了当时流行的中外名着，哪怕自己根本没心思读；姑娘家里有什么事，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脏活累活从不抱怨。 他的真诚和能力，最终打动了姑娘和她的家人。1982 年，马金成如愿娶到了这位姑娘。婚礼上，看着岳父身边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马金成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兰州闯出一番名堂。 婚后不久，在岳父的运作下，马金成以 “专业特殊人才” 的身份，从白银区公安分局调到了兰州市工商局经济检查站。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终于走出了闭塞的矿区，踏入了繁华的省城，也进入了一个更具权力和诱惑的领域。 二、劳模荣光：站在巅峰的得意与张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商局刚刚成立不久，肩上的担子却不轻。当时，走私贩私、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工商部门成了打击这些违法行为的主力军。而马金成，凭借着在公安系统积累的刑侦经验，成了经济检查站的 “尖刀兵”。 他对办理经济案件有着近乎痴迷的热情。接到线索后，他总能第一时间梳理出关键节点，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面对走私分子的拉拢腐蚀，他始终不为所动。有一次，他查办一起走私香烟案，涉案金额达几十万元，走私团伙的头目托人给马金成送了一沓厚厚的现金，还承诺给她妻子安排一个清闲的工作，马金成当场就把现金扔了回去，冷冷地说：“我吃的是公家饭，办的是良心案，想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门。” 凭借着这份执着和能力，马金成在经济检查站屡立奇功。他先后侦破了数十起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涉案金额累计达上千万元，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1986 年，鉴于他的突出贡献，马金成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受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那是马金成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当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领奖台上，接过奖章的那一刻，台下掌声雷动，镁光灯闪烁不停。回到兰州后，当地的报纸、电视、广播轮番报道他的事迹，标题赫然写着 “工商战线的破案英雄”“新时代的劳模典范”。单位里，同事们对他毕恭毕敬；社会上，认识不认识的人，只要听说他是 “马劳模”，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份荣光，彻底冲昏了马金成的头脑。他本就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性格，在名利的加持下，变得愈发张扬和傲慢。开会时，他常常打断领导的讲话，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丝毫不顾及场合；同事们办案遇到困难，向他请教，他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就颐指气使地指挥别人，仿佛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就连平时走路，他都抬着头、挺着胸，眼神里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傲气。 有人劝他收敛一点，“树大招风，太张扬容易得罪人”，马金成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这是 “有本事” 的表现。“我凭自己的本事拿奖章、破大案，难道还不能让人知道？” 他常常在酒桌上这样说，语气里满是得意。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张扬，早已为他的人生埋下了祸根。那些被他得罪的人，那些嫉妒他荣光的人，都在暗中观察着他，等待着一个扳倒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三、命运转折：走私车案背后的漩涡 1988 年初秋，兰州的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一天下午，马金成正在办公室整理案卷，一个神秘的电话打了进来 ，是他安插在沿海地区的线人。线人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说有一伙兰州籍的团伙，从南方走私了一批进口汽车，一共 10 辆，清一色的高档货，案值高达两三百万，现在已经运到了邻省的一个县城，准备和当地的走私犯勾结，就地出手。 两三百万，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售价就要十几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几十年的工资，更别提这些价格昂贵的进口车了。这样的大案，对于马金成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诱惑。他骨子里的破案欲被瞬间点燃，恨不得立刻就带队冲过去，将这伙走私犯一网打尽。 但线人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如遭泼冷水：“领头的是兰州的张老三，你应该认识。” 张老三，马金成确实认识。此人在兰州的江湖上颇有来头，据说背后有很深的背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马金成平时在酒局上和他见过几次面，张老三为人圆滑，出手阔绰，还曾想拉拢马金成，让他在办案时 “多关照”，被马金成当场拒绝了。 一想到对手是张老三，马金成的心里就犯了难。他太清楚，在那个年代，查办这种背景深厚的走私案件，有多难。往往是案子刚一上手，说情的电话就打爆了，各种压力接踵而至，最后大多是 “罚款了事”，根本动不了核心人物。要是强行查办，不仅可能无功而返，还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可就这样放过这伙 “大鱼”，马金成又不甘心。这起案件的案值之大、影响之广，是他从业以来少见的，要是能成功侦破，必定又是一笔耀眼的功绩。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里很快就堆满了烟蒂。 纠结了整整一个晚上，马金成终于想出了一个 “两全之策”：他亲自带队去邻省的县城，摸清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将案件移交给另一个侦查组办理。这样一来，既不算放过案件，又能让自己置身事外，避免和张老三的势力直接冲突。 第二天一早，马金成带着两名同事，驱车赶往邻省。在当地工商部门的配合下，他们很快就摸清了情况：这批走私车被藏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张老三的团伙和当地的走私犯已经谈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交易。马金成当即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就在行动前夜，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以 “兰州有紧急公务” 为由，带着同事返回了兰州，将案件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了另一个侦查组。 不出马金成所料，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果然是 “罚款了事”。张老三凭借着背后的关系，只交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罚款，就安然无恙地脱身了。但让马金成没想到的是，张老三这一趟走私，虽然没被判刑，但连罚款带打点关系的钱，算下来几乎没赚到什么，相当于白忙活了一场。 张老三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是办案人员 “太不给面子”，竟然联合当地的走私犯，反过来把办案的侦查组告了，说他们 “滥用职权”“敲诈勒索”。 本来，马金成已经把案件移交出去了，这件事按理说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千算万算，却忘了一件小事：他去邻省出差时，来回的差旅费、住宿费，一共花了一千多块钱，回来后，他找那个侦查组报销了。 就因为这一千多块钱的差旅费，马金成被牵连进了这起纠纷。张老三的人在告状时，故意把马金成也拉了进来，说他 “参与办案，收受好处”。 调查组很快就介入了调查。马金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参与了前期的侦查，并没有参与后续的抓捕和处理，报销差旅费也是按规定办事，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可调查组的人却告诉他，“这事很敏感，你是全国劳模，影响太大，组织上需要保护你”。 所谓的 “保护”，最终变成了 “调离”。1989 年初，马金成被调离了经济检查站，安排到了工商局下属的一个闲职部门，名义上是 “负责后勤保障”，实际上就是让他 “赋闲”。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偶尔帮着收发一下文件，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任何案件。 从万众瞩目的劳模英雄，到无所事事的闲职人员，这样的落差，让马金成难以接受。他曾经试图找领导申诉，想要回到办案一线，可每次得到的都是敷衍的答复：“组织上是为了你好，你安心待着，有合适的机会再给你安排。”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金成的心态也渐渐变了。他开始酗酒，每天在办公室里喝得醉醺醺的，对谁都没好脸色。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被抛弃了，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在日复一日的闲散中，慢慢消磨殆尽。 四、下海沉浮：从意气风发到一败涂地 赋闲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这三年里，马金成从最初的愤怒、不甘，变成了后来的麻木、消沉。他看着曾经的同事一个个升职加薪，看着那些曾经不如自己的人，如今都过得风生水起，心里的落差越来越大。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很多单位都开始创办下属公司，搞 “创收”。工商局也不例外，决定成立一家贸易公司，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来负责。领导们想到了马金成，觉得他曾经办过那么多大案，人脉广、能力强，适合做这个工作。 接到任命的那一刻，马金成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觉得这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立刻戒掉了酒，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筹备中。他跑市场、找货源、谈客户，凭借着在工商局积累的人脉和自己的精明能干，公司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短短两年时间，马金成就把这家贸易公司做得有声有色，每年能为工商局创收几十万元。他再次成为了单位里的 “红人”，领导对他赞不绝口，同事们也对他刮目相看。可就在这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张扬、傲慢的性格再次暴露无遗。 他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不允许员工有任何不同意见；他花钱大手大脚，公司的利润，很大一部分都被他用来请客吃饭、拉拢关系；他还常常在公开场合吹嘘自己的 “功绩”，说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根本不把工商局的支持放在眼里。 渐渐地，公司里的员工对他怨声载道，很多人都向工商局领导告状，说他 “贪大喜功”“克扣员工福利”“独断专行”。更有甚者，还举报他 “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把能想到的罪名，都扣在了他的头上。 一封封匿名举报信，像雪花一样送到了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们虽然看重马金成的能力，但面对这么多的举报，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他们成立了调查组，对马金成进行了审查。 审查结果显示，马金成并没有贪污受贿的实质性证据，但 “独断专行”“花钱大手大脚” 却是事实。领导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做法，让他收敛性格，好好管理公司。可马金成却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认为自己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花点钱、说了算，都是应该的。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在和领导开会时，当场拍桌子瞪眼，争执了起来。 就这样，马金成再次失去了机会。1995 年，工商局免去了他的公司负责人职务，再次把他调到了一个闲职岗位。这一次，他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无论做得再好，都会有人挑刺。 在闲职岗位上待了几年后，马金成再也忍受不了这种 “混吃等死” 的日子。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想要下海经商，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工商局的领导和同事们，巴不得他早点走，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还为他举办了一场 “欢送会”。 离开工商局的那天，马金成站在单位的大门口，回头望了一眼这栋他待了十几年的大楼，心里五味杂陈。他曾经在这里意气风发，在这里获得荣光，也在这里遭遇挫折。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商海里做出一番成绩，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可他万万没想到，经商之路，比他想象中要艰难得多。离开了工商局的光环和人脉，他什么都不是。 他的第一笔投资，是在西安开一家饭馆。一个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 “铁哥们” 告诉他，西安有一家饭馆要转让，地理位置好，客源稳定，只要盘下来，肯定能赚钱。马金成信了，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向亲戚借了一笔钱，一共凑了十几万元，盘下了那家饭馆。 可等他接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家饭馆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但早就因为经营不善，欠下了一大笔外债，而且客源也早已流失。马金成硬着头皮装修、招聘员工、开业经营，可生意却一直惨淡。每天的营业额，连房租和员工工资都不够支付。他苦苦支撑了三个月，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反而又亏了五六万元。 房东见他交不起房租，天天派人盯着他，生怕他跑了。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反侦察能力极强，他趁着一个深夜，偷偷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从饭馆的后门溜了出去，坐上了回兰州的火车。这一次，他不仅血本无归，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 回到兰州后，马金成并没有气馁。他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只要再找一个好项目，一定能翻身。他把目光投向了煤炭行业，当时兰州的煤炭需求量很大，开煤厂似乎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亲姐姐，说服她一起合伙开一家煤炭加工厂。 姐姐一开始并不同意，觉得煤炭行业风险太大，但架不住马金成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和马金成一起，在兰州郊区办起了煤炭加工厂。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每天都有很多客户上门拉煤，工厂的利润也越来越高。马金成心里乐开了花，觉得自己终于要时来运转了。 可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煤厂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兰州市政府推出了 “蓝天工程”，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开始限制和取缔小煤炉，推行集中供暖。马金成的煤炭加工厂，因为规模小、污染大，被列入了 “关停名单”。 接到关停通知的那天，马金成瘫坐在工厂的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投入了全部的积蓄，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眼看就要赚钱了，却因为政策的变化，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更让他绝望的是，工厂关停后，不仅赚不到钱，还欠下了供应商十几万元的货款。 为了这笔债务，马金成和姐姐彻底反目成仇。姐姐觉得是马金成的决策失误，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要求马金成独自承担债务；马金成则觉得，姐姐作为合伙人，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闹到了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判决马金成承担全部债务，从他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里扣除 1000 元，用于偿还欠款。而马金成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 1300 元，扣除 1000 元后，只剩下 300 元，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这一次，马金成彻底垮了。他不仅失去了事业，还失去了亲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他开始天天酗酒，喝醉了就骂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妻子身上。曾经恩爱的夫妻，如今却形同陌路，争吵不断。最终，妻子忍无可忍，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马金成骨子里的傲气，让他不愿意在妻子面前低头。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净身出户，把家里唯一的房产留给了妻子，自己则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狭小、阴暗的出租屋，独自一人生活。 那段日子，是马金成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他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躺在出租屋里发呆，看着窗外的天空，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他曾经是全国劳模，是破案英雄，如今却成了一个负债累累、妻离子散的穷光蛋。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恨。 五、难兄难弟：两个落魄者的绝望联盟 就在马金成深陷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贺兰定。 贺兰定比马金成大一岁，1951 年出生。他的家庭背景，比马金成还要显赫。 他的父亲是解放大西北的老干部，是名副其实的 “功臣”，后来一步步升迁，成为了兰州市的主要领导之一。贺兰定是家里的小儿子，从小就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身边的人对他都毕恭毕敬。 但贺兰定的父亲，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一生清廉，从不肯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利。所以，贺兰定高中毕业后，并没有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进入机关单位工作，而是和普通市民的孩子一样，通过招工，进入了一家工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工厂里，贺兰定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出手大方，在厂里的人缘很好。改革开放后，贺兰定脑子活络，嗅到了商机。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倒腾服装、香烟、海鲜，后来又开始做花卉生意。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诚实守信的经营，贺兰定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那些年，贺兰定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在兰州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厂里人人羡慕的 “万元户”。他富裕之后，并没有忘记曾经的同事和朋友，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每年冬天，还会组织大家去海南、广西北海等地度假。在朋友们眼里，贺兰定是一个 “重情重义、有本事” 的人。 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贺兰定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2002 年底，非典疫情爆发，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但在贺兰定看来，这却是一个 “商机”。他觉得，如果能开发出一种治疗或遏制非典的药物，肯定能赚大钱。于是，他联合自己的兄弟，投入了 400 多万元的全部积蓄，成立了一家 “生物科技公司”，专门研发抗非典药物。 可他万万没想到，研发药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兄弟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也没有专业的团队，投入的 400 多万元，很快就打了水漂，研发出来的所谓 “药物”，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非典疫情结束后，贺兰定的公司彻底破产，他几十年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腰缠万贯的老板，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贺兰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曾经无数次想过自杀，但每次都因为没有勇气而放弃。他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破产的消息，只能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后来，贺兰定实在走投无路了，想到了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他希望工厂能给自己一些救济，帮自己渡过难关。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走进了厂长办公室。他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地搓着手，想说的话在喉咙里打了无数个转，却始终说不出口。他曾经是厂里最风光、最有出息的人，如今却要在昔日的同事面前哭穷，向厂里要救济，这让他觉得无比屈辱。 纠结了一个上午，贺兰定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默默地离开了厂长办公室。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贺兰定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个平时和他称兄道弟的 “朋友” 找到了他。这个朋友是个赌徒，欠了一大笔赌债，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贺兰定哭诉，说自己如果还不上钱，就会被债主打断腿。 贺兰定虽然自己也身处困境，但他骨子里的讲义气，让他无法拒绝朋友的请求。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咬牙说道：“我也没钱，但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套房子，房产证给你，你拿去抵押借钱，一定要把钱还上，不然你就真的把我害死了。” 那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千恩万谢地走了。可贺兰定万万没想到，这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并没有用来抵押借钱，而是直接卖给了别人，拿着钱跑路了。等贺兰定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房子没了，贺兰定彻底傻眼了。他不敢告诉妻子，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妻子得知真相后，气得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妻子哭着对贺兰定说：“你这个傻子！你怎么能这么相信别人！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贺兰定知道自己对不起妻子和孩子，他没有任何辩解。他用一个塑料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净身出户了。临走前，他给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对不起，你好好照顾孩子，我走了。” 就这样，贺兰定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破旧的出租屋，和马金成成了 “邻居”。 两个同样落魄、同样心怀怨恨的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起自己的过去，聊起如今的困境，聊起那些 “对不起” 自己的人。马金成抱怨社会不公，觉得自己明明有能力，却屡屡遭遇挫折；贺兰定则痛恨那个骗走自己房产证的 “朋友”，痛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酒一杯杯下肚，怨气一点点积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社会造成的，是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如今却被社会抛弃，他们要 “向社会讨回公道”，要夺回自己 “应得的一切”。 2004 年除夕夜，兰州的街头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过年。马金成和贺兰定两个人，却在出租屋里喝得酩酊大醉。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内的气氛却异常压抑。 “老贺，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马金成端着酒杯，眼神浑浊却带着一丝凶狠，“我们得干点‘大事’，赚一笔大钱，好好过日子。” 贺兰定也喝红了眼，他点了点头：“老马，我听你的，你说干啥，我们就干啥！” “抢！” 马金成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去抢那些有钱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抢他们一笔，我们就能翻身了！” 贺兰定犹豫了一下，他虽然怨恨社会，但从未想过抢劫。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想到那些风光无限的有钱人，他的心里就燃起了一股邪火。他咬了咬牙：“好！抢就抢！” 那天晚上，两个人揣着两块砖头，走出了出租屋。兰州的冬夜，寒风刺骨，街头行人稀少。他们在街头晃荡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却始终没有下手。他们年纪都大了，体力不如年轻人，万一抢劫不成，被人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不行，这样硬抢不行，我们跑不动，” 马金成摇了摇头，“得智取。” 两个人回到出租屋，继续喝酒，继续谋划。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熟悉侦查和反侦查技巧，他知道怎么作案才能不被警方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一个周密而残忍的作案计划，在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下一章更精彩~明天更新！ 第118章 从劳模警察到嗜血恶魔（2） ~接上一章 六、血色黄昏：三起命案的残酷真相 第一案：七道梁下的亡魂 2004 年 3 月，兰州依然天寒地冻，华林山的山坡上还覆盖着一层薄雪。马金成和贺兰定已经筹划了一个多月，他们的作案计划终于成熟了。他们决定，先找一个 “容易下手” 的目标，练练手，积累经验。 他们把作案地点选在了华林山到魏岭的一片山区。这里是兰州的远郊，平时人迹罕至，只有春秋两季，当地的农民会来这里种植和收割百合，其余时间，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影。马金成从小就在这一带长大，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哪里有山沟，哪里有小路，他都一清二楚，非常适合作案和抛尸。 3 月 24 号这天，天气阴沉，刮着不大不小的风。马金成和贺兰定各自揣着一块磨得锋利的磨刀石，来到了华林山的路口。他们要找的目标，是单独出行的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常年跑运输，身上通常会带一些现金，而且他们大多是外地人，即使失踪了，也不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没过多久，一辆崭新的客货两用车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开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单薄，看起来很老实。马金成和贺兰定对视一眼，心里有了主意。 他们拦在了货车的前面，脸上堆着笑容。“师傅，麻烦停一下，” 马金成开口说道，“我们是附近种百合的，想租你的车，上山拉点百合，价钱好商量。” 货车司机见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头，衣着得体，言谈举止也挺斯文，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行，你们要拉多少？在哪拉？” “就在前面的魏岭山上，不远，” 贺兰定连忙说道，“我们带你过去，到地方给你钱。” 司机点了点头，发动汽车，沿着华林公路向山上开去。马金成坐在副驾驶座上，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分散他的注意力；贺兰定则坐在后座，双手紧紧攥着怀里的磨刀石，手心全是汗。 汽车行驶到 309 国道七道梁的一个大拐弯处时，马金成突然喊道：“师傅，停一下，我下去看看这边的百合长得怎么样。” 司机没有怀疑，慢慢停下了车。这里山大沟深，山坡陡峭，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马金成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假装观察地形，实则在确认周围是否有人。他眯着眼睛看了看远处的山头，又回头看了看车内的司机，心里暗暗说道：“就是这里了。” 他走到车门边，对司机说：“师傅，麻烦你下来一下，帮我看看这块地能不能停车，免得等会儿拉百合不方便。” 司机毫无防备地推开车门，一只脚刚踏出去，马金成突然从背后掏出磨刀石，猛地朝着司机的后脑勺砸了下去。“嘭” 的一声闷响，司机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了车门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 贺兰定也立刻从后座冲了下来，拿起磨刀石，朝着司机的头部和脸部猛砸。两个人像疯了一样，一轮又一轮地猛烈打击，直到司机彻底没了呼吸，头和脸被打得血肉模糊，看不清原本的模样。 确认司机死亡后，两个人迅速搜遍了司机的全身，找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 2000 块钱现金，还有一部小灵通手机。他们把钱包和手机揣进怀里，然后抬起司机的尸体，用力一推，尸体就滚进了旁边的深沟里，很快就被茂密的草丛掩盖住了。 随后，他们回到车上，用事先准备好的抹布，仔细擦干净了车门和车内喷溅的血迹，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马金成发动汽车，调转车头，朝着山下飞快地驶去。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十几分钟，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永远地消失在了七道梁下。 离开山区后，马金成开着车，朝着天水方向驶去。他知道，这辆车是重要的作案工具，必须尽快处理掉，否则很容易被警方发现。在出兰州城的七道梁公安检查站时，遇到了公安人员的检查。 马金成心里一紧，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过时的工商局工作证，递给了检查人员，故作镇定地说：“同志，我是工商局的，去天水出差，办点公务。” 检查人员看了看工作证，又看了看马金成和贺兰定，见他们衣着得体，谈吐自然，没有多想，就放他们过去了。 一路疾驰，到达天水时，已经是凌晨时分。马金成和贺兰定找了一个偏僻的停车场，把车停好。马金成皱着眉头说：“老贺，这车不能卖，目标太大，容易被警方盯上，我们还是弃车走吧。” 贺兰定虽然有些舍不得， 费了这么大劲，就抢了 2000 块钱和一部手机，现在连车都要扔了，觉得太不划算，但他知道马金成说得有道理，性命比什么都重要。“行，听你的，我们赶紧走。” 两个人不敢在停车场附近打车，步行了一公里多，才拦到一辆出租车，离开了天水市区。在一个加油站，他们搭上了一辆过路的夜行车，狼狈地逃回了兰州。 他们不知道的是，那辆被遗弃在天水的客货两用车，很快就被天水警方查扣了。警方通过车内遗留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很快就联系上了兰州市公安局。而此时，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已经接到了群众举报，在七道梁的山沟里发现了司机的尸体。 一桩特大抢劫杀人案，就此立案侦查。但由于马金成和贺兰定作案手法老练，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方的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这起案件暂时成了一桩悬案。 第二案：出租屋里的罪恶 第一次作案成功后，马金成和贺兰定虽然有些紧张和害怕，但更多的是兴奋。2000 块钱，对于负债累累的他们来说，根本不够花。“这点钱，还不够我们喝几顿酒的，” 贺兰定不满地说，“下次我们得干一票大的，抢个有钱人。” 马金成点了点头，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他当过十几年的警察，熟悉警方的侦查手段，知道怎么作案才能不被发现。他分析道：“出租车司机不能再搞了，警方已经在查上一起案子了，再搞容易被盯上。我们得找女人，最好是中老年人，有钱的生意人，而且得是熟人，但又不能是最近来往的熟人，得是十几二十年没联系的那种，这样警方排查社会关系时，不会想到我们。” 贺兰定连忙问道：“那作案地点选在哪？” “租一个楼层高一点的房子，安静但不偏僻，” 马金成胸有成竹地说，“以谈生意、投资为名，把人骗到出租屋里，制服后抢银行卡和存折，逼问出密码，然后杀人灭口。把尸体放进冰柜里冻硬，再碎尸，这样就不会有血流出来，留下痕迹。最后借辆车，把碎尸拉到魏岭山上抛掉，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计划，听起来周密而残忍，但在马金成和贺兰定看来，却是 “万无一失” 的。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开始四处物色作案目标。他们穿着整齐，装作悠闲的样子，在兰州的街头巷尾游荡，目光不停地扫视着过往的行人，寻找符合条件的 “猎物”。 2004 年 5 月，一个叫刘红丽的女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刘红丽四十多岁，在兰州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美容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是个名副其实的 “富婆”。八九年前，马金成还在工商局工作的时候，刘红丽曾经找他办过事，后来又在几次酒局上见过面，算是熟人，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马金成觉得，刘红丽是一个完美的目标：有钱，是生意人，和自己有旧识但不常联系，而且女人的防范意识相对较弱，容易得手。但他也有顾虑：这么多年没联系，刘红丽可能已经不认识他了，怎么才能让她相信自己，跟着自己去出租屋呢？ 为了打消这个顾虑，马金成精心设计了一场 “街头偶遇”。他先偷偷跟踪刘红丽，摸清了她的住址和每天下班回家的路线。然后，在一个傍晚，他提前在刘红丽家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等着。当刘红丽下班回家，走进巷子时，马金成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迎面朝她走了过去。 “哎呦，这不是小刘吗？” 马金成故作惊讶地说道，脸上堆着热情的笑容，“我是马金成啊，工商局的马金成，你还记得我吗？” 刘红丽愣了一下，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老头，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是谁。“您是？” “嗨，你忘了？” 马金成提醒道，“八九年前，你开服装店的时候，不是找我办过营业执照吗？还有一次，在朋友的酒局上，我们还喝了一杯呢。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水灵得很，现在还是这么年轻漂亮。” 经马金成这么一提醒，刘红丽才终于想了起来。“哦！马大哥！原来是你！” 她笑着说道，“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变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了。那时候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我一直想谢谢你呢。” “客气啥，都是朋友，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马金成顺势说道，“看你现在气色这么好，生意肯定做得不错吧？我现在也退休了，手里有点闲钱，想做点投资，正愁没门路呢，说不定还得向你请教请教。” 刘红丽那时候正因为偷税漏税被兰州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立案调查，心里烦得很，急需一笔钱来补交税款。一听马金成说手里有闲钱想投资，她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马大哥，投资的事我也不太懂，但我开了家美容店，生意还不错，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聊聊合作的事。” “好啊！” 马金成立刻说道，“那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你方便留个电话吗？我回头联系你。” 刘红丽毫不犹豫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马金成。“马大哥，这是我的电话，你随时可以打给我。” 看着手里的名片，马金成心里暗暗得意：“鱼儿上钩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马金成隔三差五就给刘红丽打电话。电话里，他故意装作一副腰缠万贯的样子，说自己手里有几十万元的闲钱，不知道该怎么投资，还说 “钱放在银行里太可惜了，不如找个靠谱的项目，赚点利息”。 刘红丽正急需资金周转，被马金成说得心动不已。她觉得，马金成曾经是工商局的干部，全国劳模，肯定靠谱，而且他手里有钱，自己有经商经验，两个人合作，肯定能赚大钱。她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等合作成功了，就用赚来的钱补交税款，摆脱目前的困境。 5 月 6 号下午，马金成给刘红丽打电话，说自己找到了一个 “好项目”，想让她过去看看，一起商量一下。刘红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跟美容店的员工打了个招呼，说出去办点事，就打车赶往了马金成指定的地点~ 七里河吴家园的一栋家属楼。 这栋家属楼看起来有些破旧，和马金成 “有钱人” 的身份很不相符。刘红丽心里有些疑惑，忍不住问道：“马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马金成早就想好了解释：“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房子，他懂投资，我让他也一起参谋参谋，免得我们走弯路。投资是大事，得慎重。” 刘红丽觉得有道理，也就没有再多问。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上了 6 楼。马金成敲了敲门，门很快就开了，贺兰定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哎呀，刘老板，快请进！” 进了屋，贺兰定热情地倒茶、递水果，三个人坐在沙发上，聊起了投资的事情。马金成和贺兰定一唱一和，把那个所谓的 “投资项目” 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 “风险小、利润高、回报快”。刘红丽听得津津有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死亡陷阱。 聊了大约一个小时，马金成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他话锋一转，说道：“刘老板，不瞒你说，我们这个项目虽然好，但前期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我们的钱还没到账，想请你先借点钱，帮我们渡过难关。” 刘红丽心里咯噔一下，警觉起来：“借多少？” “一万两万都行，我们不嫌少，” 马金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凶狠起来，“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身上带的所有钱，都得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也不能拿走。” 刘红丽顿时明白了过来，脸色煞白：“老马，你这哪里是借钱，分明是抢劫！” “算你聪明，” 马金成冷冷地说，“说借也行，说抢也行，总之，你今天带的钱和银行卡，都得留下。为了让你乖乖说出密码，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话音刚落，贺兰定就从身后拿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绳子，朝着刘红丽扑了过去。刘红丽身材娇小，哪里是两个男人的对手，她挣扎了几下，就被贺兰定牢牢地捆住了双手和双脚。 两个人搜遍了刘红丽的全身和随身的包，找到了几千块钱现金、几部手机、一些金银首饰，还有几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工行的牡丹卡，里面竟然有 20 多万现金， 这正是刘红丽准备用来补交税款的钱。 “密码是什么？” 马金成拿着银行卡，恶狠狠地问道。 刘红丽看着眼前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吓得浑身发抖。她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觉得只要自己说出密码，他们拿到钱后，就会放自己走。于是，她乖乖地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马金成和贺兰定对视一眼，眼里都露出了贪婪的光芒。马金成拿着银行卡，下楼去附近的 Atm 机上验证密码。他取了 2000 块钱，确认密码正确后，才放心地回到了出租屋。 看着眼前毫无反抗之力的刘红丽，马金成犹豫了一下。他毕竟和刘红丽认识，而且刘红丽一直很配合，没有反抗。可他转念一想，刘红丽知道自己的身份，如果放了她，她肯定会报警，到时候自己就完蛋了。“不行，必须杀了她，永绝后患！” 他给贺兰定点了点头，两个人拿起绳子，套在了刘红丽的脖子上，用力地勒了起来。刘红丽拼命地挣扎，嘴里发出 “呜呜” 的声音，但很快就没了动静，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和不甘。 杀死刘红丽后，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放进了事先租好的冰柜里冷冻。第二天，他们拿出冻硬的尸体，用锯子和宽刃刀，把尸体锯成了一块块碎尸，分装进多个黑色的塑料袋里。 第三天上午，马金成和贺兰定提着装着碎尸的塑料袋，像两个悠闲的老茶客一样，来到了七里河吴家园黄河岸边的一艘茶艇上。他们选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坐下，点了两杯茶，一边喝茶、抽烟、聊天，一边趁着周围没人注意，悄悄地把装着碎尸的塑料袋扔进了黄河里。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塑料袋并没有沉下去，而是漂浮在水面上，顺着黄河往下游漂去。贺兰定吓得脸色都白了，连忙给马金成使了个眼色。马金成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一旦这个塑料袋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两个人再也坐不住了，匆匆结了账，拎着剩下的几袋碎尸，赶紧下了船。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出租屋。看着剩下的碎尸，两个人犯了难。最后，他们决定，晚上再借一辆车，把这些碎尸拉到魏岭山上，扔进山谷里。 当天半夜，马金成开着一辆借来的客货两用车，来到了出租屋楼下。两个人把装着碎尸的几个纸箱子搬上车，然后开车前往魏岭山。到达目的地后，他们把纸箱子一个个扔到山谷里，然后开车离开了。 处理完所有的罪证，他们又退掉了出租屋，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正是这起案件，为他们的最终落网，埋下了伏笔。 第三案：贪婪之下的又一桩血案 杀死刘红丽后，马金成和贺兰定拿着抢来的几千块钱现金和金银首饰，过了一段 “滋润” 的日子。但 20 多万的银行卡，他们却一直没敢动。因为第一次在 Atm 机上取钱时，他们不小心把银行卡忘在了取款机里，等反应过来时，已经不敢回去取了。 “真是太可惜了，20 多万啊，就这么没了，” 贺兰定惋惜地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多取点钱。” 马金成也很懊恼，但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算了，没了就没了，我们再干一票，这次一定要多抢点钱。” 有了前两次的作案经验，两个人变得更加大胆和疯狂。他们继续在兰州的街头游荡，寻找新的作案目标。这一次，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保险公司的金牌推销员李春花身上。 李春花 43 岁，1962 年出生。她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当过工人、做过生意、开过出租车，2001 年应聘到一家保险公司，成为了一名营销员。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出色的口才，李春花的业绩突飞猛进，很快就晋升为高级主管，成为了公司里的 “金牌推销员”。 2005 年 4 月初的一天，马金成在一家保险公司门口溜达时，被李春花给拦住了。李春花是个非常精明的推销员，眼尖嘴甜，看到马金成穿着得体，就觉得他是个潜在的大客户。“先生，您好，请问您是想了解保险吗？” 李春花笑着问道，“我是这家保险公司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优质的保险产品，说不定有适合您的。” 马金成心里一动，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李春花，见她穿着讲究，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而且，李春花看起来很精明，应该有不少积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马金成心里暗暗想道，“这个女人，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他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说道：“哦，保险啊，我确实想了解了解。我叫马金成，以前是工商局的。” “哎呀，马大哥，原来是您！” 李春花眼睛一亮，她虽然不认识马金成，但 “工商局” 这三个字，让她觉得马金成是个有身份、有实力的人，“我早就听说过工商局的马大哥，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您了。您要是想买保险，找我就对了，我一定给您推荐最合适的产品。” 两个人站在路边，聊得热火朝天。马金成故意表现出对保险很感兴趣的样子，还时不时地透露自己 “手里有很多闲钱，想找个靠谱的投资项目”。李春花正想涉足新兴的电子商务行业，急需一个有钱的合作伙伴，一听马金成这么说，顿时来了兴趣。 她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马金成：“马大哥，这是我的电话，您以后有任何关于保险或者投资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如果您想投资电子商务，我也可以跟您聊聊，这个行业前景非常好。” 马金成接过名片，心里暗暗得意：“又一条鱼上钩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马金成和李春花通过电话多次联系。马金成继续扮演着 “有钱但没投资门路” 的角色，故意吊李春花的胃口；而李春花则急于找到合作伙伴，一次次地主动联系马金成，想要和他面谈。 见时机成熟，马金成在城关区小沟头租了一套僻静的房子，又买了冰柜、绳子、刀斧等作案工具，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和贺兰定商量好，4 月 14 号这天，让李春花来出租屋见面，然后动手。马金成之所以选这个日子，是因为 “414” 谐音 “死要死”，他觉得这个日子 “吉利”，能让他们的作案顺利成功。 4 月 14 号下午，李春花兴冲冲地带着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漂亮的女式小包，来到了马金成租的出租屋。她满心欢喜地想要和马金成商量合作的事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走进了死亡的深渊。 一进门，马金成和贺兰定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没有多余的废话，冲上去就把李春花按倒在地，用绳子紧紧地捆住了她的双手和双脚。李春花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地挣扎、哭喊，但无济于事。 两个人搜遍了李春花的全身和包，找到了几千块钱现金、一些金银首饰、两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几张银行卡。马金成拿着银行卡，恶狠狠地问道：“密码是什么？快说！” 李春花看着眼前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知道自己反抗也没用。她心里想着，只要说出密码，他们拿到钱后，或许会放自己一条生路。于是，她颤抖着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马金成让贺兰定看着李春花，自己拿着银行卡下楼去 Atm 机上验证密码。可查询后发现，其中一张银行卡里，只剩下 1000 多块钱。原来，李春花上午刚给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取了 2 万多块钱。 “妈的，怎么只有这么点钱！” 马金成回到出租屋，气急败坏地说道。他本以为李春花是个有钱人，能抢到一大笔钱，没想到却只有这么点，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贺兰定也很生气：“真是倒霉，白忙活一场！” 李春花看出了他们的不满，连忙说道：“两位大哥，我知道你们缺钱，你们放了我，我去给你们凑钱，凑个十万八万的，行不行？我说话算数！” 马金成冷笑一声：“放了你？你当我们是傻子吗？放了你，你肯定会报警，到时候我们就死定了。” “我不会报警的，我真的会给你们凑钱！” 李春花哭着哀求道，“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还有孩子要养啊！” “别废话了，” 贺兰定不耐烦地说，“为了我们能活下来，只能委屈你了。” 说完，两个人拿起绳子，套在了李春花的脖子上，用力地勒了起来。李春花的挣扎越来越弱，最后彻底没了呼吸。 杀死李春花后，他们把尸体放进了冰柜里冷冻。几天后，他们把冻硬的尸体锯成碎尸，将四肢和头颅趁着夜色扔进了黄河里，然后把躯干的碎尸和衣物分装进三个纸箱子，借了一辆车，拉到了魏岭山上，扔进了距离刘红丽抛尸地点不远的山谷里。 马金成觉得，把尸块扔在同一个地方，反而更安全，因为警方不会想到，两起碎尸案是同一个团伙干的。而且，这个地方偏僻，尸块很难被发现。可他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 “习惯”，让警方最终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一步步逼近了真相。 七、法网恢恢：正义从不缺席 2004 年 6 月 27 号，沈家岭林场的工作人员在巡山时，发现了散落在华林公路沈家岭段山谷里的人体尸块。护林员当时吓得魂飞魄散，立刻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接到报案后，魏岭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同时向七里河公安分局汇报。杀人碎尸案，性质极其恶劣，兰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刑侦支队支队长、副支队长立刻率领刑侦支队重案大队一大队和技术大队的民警，赶往现场勘查。 现场位于华林公路 6.5 公里处南侧的绿化带内，尸块散乱地分布在接近沟底的山坡上。由于天气炎热，尸块已经高度腐败，散发着刺鼻的恶臭。现场还散落着一个大纸箱、一个小纸箱，纸箱上缠绕着透明胶带。 法医对尸块进行了初步检验，确定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死亡时间大约在 4-5 月之间，分尸工具是锯子、宽刃刀之类的利器。现场没有发现死者的头部，也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证件。法医还发现，死者的尸体在被肢解前，曾经被冷冻过，这说明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作案手法非常老练。 兰州市公安局立刻成立了 “6?27” 专案组，由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李斌、副大队长张金刚牵头侦查。专案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查清死者的身份。 经过排查，专案组发现，5 月 9 号，家住七里河区下西园派出所辖区的居民刘红丽的家属，曾经向派出所报案，说刘红丽 5 月 6 号从自己的美容店出去办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担心遭到不测。 专案组立刻联系了刘红丽的家属和美容店的员工，让他们辨认现场提取到的衣物。家属和员工一眼就认出，现场提取到的衣物，正是刘红丽失踪时穿的衣服。专案组初步确认，死者就是刘红丽。 为了进一步确认死者身份，专案组将尸块的生物检材送到了西安市公安局进行 dNA 鉴定，但由于当时技术不成熟，鉴定结果并不明确。无奈之下，专案组又将检材送到了公安部 126 所， 这是中国刑事技术 dNA 鉴定的权威单位。 公安部 126 所的专家们，将这个案例当成了一项科研项目进行攻关。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攻克了高度腐败生物检材的 dNA 鉴定难题。鉴定结果显示，现场发现的尸块，正是刘红丽的。 死者身份确定后，专案组围绕刘红丽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排查。刘红丽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不仅生意上的伙伴众多，感情生活也很曲折 —— 她经历过两次婚姻，遇害前和男朋友常栋一起生活，而且她还因为偷税漏税被经济侦查支队立案调查。 专案组排查了刘红丽的 300 多个关系人，包括她的前夫、男朋友、生意伙伴、员工等，但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就在 “6?27” 案的侦查工作停滞不前的时候，另一起碎尸案发生了。2005 年 5 月 6 号，兰州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在华林公路 7.5 公里处西侧山坡的绿化带里，又发现了两箱尸块。 专案组的民警再次赶到现场。现场距离 “6?27” 案的抛尸地点只有一公里，尸块的肢解手法、使用的工具，以及尸体被冷冻后再肢解的特征，都和 “6?27” 案高度相似。专案组判断，这两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兰州市公安局果断决定，将这起案件命名为 “5?06” 案，与 “6?27” 案并案侦查。 在 “5?06” 案的抛尸现场，技术人员在一个土坎底下，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 “某保险公司兰州市七里河分公司 李春花” 的字样。专案组立刻联系了这家保险公司，确认李春花是公司的高级主管、金牌推销员，4 月 14 号失踪后，公司和家属已经报了案。 经过家属和同事辨认，现场提取到的衣物，正是李春花失踪时穿的衣服。专案组将尸块的生物检材送到公安部 126 所进行 dNA 鉴定，最终确认，死者就是李春花。 两起案件并案后，专案组的侦查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发现，李春花的社会关系比刘红丽还要复杂，她不仅做保险生意，还涉足保健品和电子商务行业，认识的人五花八门。 专案组将突破口放在了李春花的银行卡上。调查发现，李春花的一张银行卡，在她失踪后，曾经被人两次取款：第一次是 4 月 14 号下午，有人取走了 1000 块钱，银行的监控设备老化，录像资料模糊，只能看到取款人是一个身材较胖的中年男子；第二次是 7 月 22 号下午，有人取走了 1000 块钱，这次银行的监控设备很先进，录像资料非常清晰，取款人是一个中年妇女。 专案组请李春花的家属和同事辨认这个中年妇女，但没有人认识她。专案组分析，这个中年妇女很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同伙，或者是被犯罪分子利用的人。 专案组围绕这个中年妇女展开了侦查。他们根据监控录像，分析了中年妇女的穿着、发型、携带的包，以及取款的时间、地点，判断她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经济状况不佳，家住在银行附近，取款时可能是上下班路过。 专案组派出三路人马，一路在银行附近的交通站点、人行道、企事业单位进行蹲守；一路走访银行的工作人员和当时办理业务的客户，进一步刻画中年妇女的特征；另一路则深入挖掘李春花的隐秘关系，寻找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8 月 10 号中午 12 点左右，侦查员在银行附近的一个家属院门口，发现了一个体貌特征、衣着打扮、携带的包都和监控录像中的中年妇女非常相似的人。侦查员悄悄跟踪，直到她进入一个单元楼后，才向专案组汇报。 当天下午 2 点左右，在中年妇女上班的路上，侦查员成功将她抓获。在她的包里，侦查员发现了李春花的银行卡。 经审讯，中年妇女很快交代，这张银行卡是她的熟人贺兰定交给她的。她最近急需用钱，找贺兰定帮忙，贺兰定就给了她这张卡，让她去取钱，还嘱咐她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张卡的来历。她并不知道这张卡和人命案有关。 根据中年妇女的交代，专案组很快查清了贺兰定的身份。贺兰定曾经在一家工厂工作，后来下海经商，破产后变得穷困潦倒。专案组还发现，贺兰定和一个叫马金成的人走得很近，两个人都是五十多岁，都有过辉煌的过去，如今都落魄不堪。 专案组立刻对贺兰定和马金成展开了布控。他们了解到，贺兰定是个孝子，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自己 80 多岁的老母亲。8 月 15 号，在贺兰定看望母亲返回出租屋的路上，侦查员成功将他抓获。 贺兰定被捕后，面对专案组的审讯，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和马金成合伙杀害刘红丽、李春花，以及货车司机的犯罪事实。 根据贺兰定的交代，专案组立刻赶往马金成的出租屋。此时，马金成正在睡梦中，侦查员冲进屋内，将他成功抓获。马金成醒来后，看到眼前的警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叹了口气，说：“劫数到了，跟你们走吧。” 到案后，马金成和贺兰定详细交代了三起杀人碎尸案的全部经过。 2006 年 3 月，案件被移送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庭审过程中，贺兰定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庭悔罪；而马金成则表现得非常油滑，百般狡辩，不肯认罪伏法，完全没有了曾经全国劳模、英雄警察的模样。 2006 年 7 月 12 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杀人碎尸案作出了二审判决：被告人马金成、贺兰定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分别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11.46 万余元。 随着法槌落下，这起震惊兰州乃至全国的特大杀人碎尸案，终于尘埃落定。两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老人，因为贪婪和怨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些老年罪犯，大多和马金成、贺兰定一样，有着相似的共同点：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并不匮乏，但精神上却极度孤独、空虚，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们无法适应角色的转变，无法找到自己在晚年生活中的价值，最终被负面情绪吞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们总是强调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要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却常常忽略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孩子，却很少有时间陪伴父母、陪伴爷爷奶奶，很少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很少问他们 “过得快乐吗”“有什么烦恼吗”。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应该只有孤独和寂寞。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和陪伴。作为子女，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陪伴父母，多和他们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帮助他们适应晚年生活；作为社会，我们应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活动场所和活动机会，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马金成和贺兰定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它提醒我们，关爱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才能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第119章 鹿屿岛沉箱案 2013 年的六月，南海之滨的汕头被一层黏腻的燥热包裹着。正午的阳光像熔化的铁水，炙烤着街道、屋顶和海面，连海风都带着灼人的温度，吹在皮肤上泛着刺痛。 汕头港湾深处，鹿屿岛像一颗被遗忘的墨玉，镶嵌在粼粼波光中。13 万平米的面积，不大，却足够隔绝尘世的喧嚣。岛上没有袅袅炊烟，没有鸡鸣犬吠，只有几间海事部门的红砖小楼，和一座孤零零矗立了 130 多年的老灯塔。灯塔的青砖塔身爬满了深绿色的苔藓，塔顶的玻璃灯罩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但每到夜晚，它依旧会准时亮起一束昏黄的光，像一双苍老而坚定的眼睛，守护着进出港湾的渔船和货轮。 “这灯塔啊，比我爷爷的爷爷年纪都大。” 驻守岛上的航标员老林，每天都会绕着灯塔走两圈，擦拭塔身的灰尘，“当年英国人建的，历经了多少台风海啸，硬是没倒，现在可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咯。” 灯塔脚下，散落着一些贝壳和礁石，潮水涨落时，海浪会拍打着礁石，发出 “哗哗” 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百年的沧桑。 6 月 30 号，天刚蒙蒙亮，凌晨四点的汕头港还浸在一片静谧中。渔民老陈和侄子小李已经扛着渔网，踩着湿漉漉的沙滩，登上了自家的小渔船。“赶紧的，趁早上凉快多打一网，等太阳出来，能把人晒脱皮。” 老陈发动马达，渔船 “突突” 地驶离岸边，朝着鹿屿岛方向开去。 小李今年刚二十出头，性子活泛，眼睛也尖。渔船驶出约三海里，靠近鹿屿岛北岸时，他正趴在船舷上看鱼群，突然瞥见前方海面上，有个深色的物体在波浪中起伏。“叔，你看那是什么？” 小李的声音带着几分好奇，伸手一指。 老陈眯起眼睛，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物体离船约有两百米远，被一片漂浮的海草缠绕着，看不真切。“估计是哪个船丢的破烂吧，这地方常有东西漂过来。” 老陈说着，还是驾着船慢慢靠了过去。 越靠近，看得越清楚。那是一个大号的旅行箱，灰色的硬塑料外壳，上面印着几只卡通小熊，只是被海水泡得有些发白。最奇怪的是，箱子外面还套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子，铁架的四个角焊得牢牢的，架子上系着一根成年人手腕粗细的铁链，链头锁着两把锃亮的大锁，锁芯还是新的，显然没被人打开过。 “不对劲啊。” 老陈把船停稳，眉头拧成了疙瘩，“哪有人丢箱子，还特意用铁架锁起来的？这里面肯定有东西。” 小李也觉得新奇，拿起船上的捞钩，试着勾了勾铁架。“挺沉的，叔，说不定是值钱东西？” 两人合力，用捞钩勾住铁架上的铁环，慢慢将箱子往船边拖。铁链摩擦着船舷，发出 “哗啦哗啦” 的声响，伴随着海水从箱子缝隙中流出，一股若有若无的恶臭飘了过来。那味道很怪，不是死鱼烂虾的腥气，而是一种腐烂的、带着甜腻感的臭味，让人胃里隐隐翻腾。 “这味儿……” 小李捂住鼻子，皱起了眉头，“有点恶心。” 老陈也觉得不对劲，但好奇心压过了不适，他让小李稳住船，自己拿起船上的羊角锤，对着铁链上的大锁狠狠砸了下去。 “哐！哐！” 锤子砸在锁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两把锁都是实心钢锁，异常坚固，老陈砸了十几下，手臂都酸了，才把锁砸开。解开铁链，两人抓住铁架，使劲一拽，才把旅行箱从铁架里拖了出来，抬到了船舱里。 箱子一落地，更多的海水涌了出来，那股恶臭瞬间变得浓烈无比，直钻鼻腔。小李忍不住干呕了一声，老陈也脸色发白，他强忍着不适，伸手抓住旅行箱的拉链头，慢慢往上拉。拉链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海水中，已经锈迹斑斑，每拉一下都发出 “刺啦刺啦” 的刺耳声响。 拉链拉到一半，一股黑色的、黏稠的液体顺着缝隙流了出来，滴在船舱的木板上，散发出更刺鼻的恶臭。老陈的心跳开始加速，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猛地将拉链完全拉开。 眼前的景象，让两人瞬间僵在原地，血液仿佛凝固了。 箱子里，蜷缩着一具没有头颅的尸体，全身赤裸，被两层黑色的厚塑料袋包裹着。尸体的皮肤因为长期浸泡在海水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苍白色，像泡发的腐竹，部分皮肤已经脱落，露出下面模糊的肌肉组织。一只苍白的脚从塑料袋里露出来，脚趾甲上涂着鲜红色的指甲油，在惨白皮肤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死…… 死人！” 小李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船舱里。老陈也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锤子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摸到手机，手指颤抖着按下了 110：“警察同志…… 鹿屿岛…… 这里有具尸体…… 装在箱子里……” 报警电话接通后的二十八分钟，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的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最近的妈屿岛码头。刑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彭晓跳下车，身后跟着十几名办案人员和法医，每个人都背着勘查设备，神色凝重。 “彭队，尸体在鹿屿岛北岸，我们得包船过去。”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迎了上来，指着远处的小岛说道。彭晓点点头，目光投向海面，鹿屿岛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平静的海面下，似乎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 包船行驶了约十分钟，就到了鹿屿岛北岸。沙滩上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名航标员站在警戒线外，脸上满是惊恐。彭晓戴上手套和鞋套，走进警戒线内，一眼就看到了船舱里那个骇人的旅行箱。 恶臭扑面而来，即使戴着口罩，也挡不住那股穿透力极强的气味。彭晓强忍着胃里的翻涌，蹲下身仔细观察。旅行箱的拉链已经完全拉开，黑色塑料袋被海水泡得发胀，尸体蜷缩在里面，姿势诡异。法医老周也走了过来，他从事法医工作二十多年，见过无数惨烈的现场，但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皱紧了眉头。 “彭队，初步判断是女性尸体，高度腐败，缺失头部和右腿。” 老周一边用镊子拨开塑料袋，一边说道，“尸体腐败程度严重，软组织溶解明显，结合海水浸泡的情况，遇害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办案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尸体从箱子里抬出来，放在铺着白布的沙滩上。尸体刚一接触空气，恶臭更甚，几名年轻的侦查员忍不住跑到旁边的礁石后干呕起来。彭晓也觉得喉咙发紧，他转过头，看向周围的环境：鹿屿岛北岸的沙滩很偏僻，平时很少有人来，礁石林立，海浪拍打着岸边，留下一片片白色的泡沫。 “周围有没有发现其他痕迹？” 彭晓问道。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员摇了摇头：“彭队，沙滩上的脚印都被海浪冲没了，礁石上也没有发现可疑痕迹。铁架和铁链上只有渔民的指纹，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当天就成立了，“6?30 碎尸案” 的名号，迅速在汕头警方内部传开。案件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确定尸块的来源。 “三种可能。” 专案组会议上，彭晓指着地图说道，“第一，凶手驾船直接到这里抛尸；第二，行李箱从上游水域漂流而来；第三，被潮汐从外海带进来。” 为了验证第一种可能，办案人员对妈屿岛的所有船主和渔民进行了逐一走访。妈屿岛是距离鹿屿岛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两岛之间仅 700 米，要去鹿屿岛，几乎都要从这里包船。但走访了三天，所有船主都表示，最近一个月，没有陌生人租船去鹿屿岛，也没有见过可疑的船只在附近停留。 “排除直接抛尸的可能。” 彭晓在白板上划掉第一个选项，“接下来查上游水域，重点是海湾大桥。” 汕头海湾大桥横跨汕头港，是连接市区和南澳岛的交通要道，每天车流量巨大。专案组调取了海湾大桥近一个月的监控录像，组织了二十多名民警，分成四组，逐帧查看。监控录像里，车辆川流不息，行人来来往往，民警们眼睛都看红了，也没有发现有人从桥上抛投重物。第二种可能，也陷入了僵局。 就在案件进展停滞不前时，一位名叫林阿伯的老人找到了专案组。林阿伯今年 67 岁，一辈子以打鱼为生，对鹿屿岛附近的水文情况了如指掌。“警官，你们搞错了，这箱子不可能是从上游来的。” 林阿伯坐在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里，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道，“鹿屿岛这地方，潮汐特别怪，初一十五是大潮，一天两次涨潮两次退潮，水流是回旋的，外海的东西容易被卷进来，上游的水根本流不到这儿。” 林阿伯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侦查方向。“也就是说，行李箱大概率是从外海水域来的？” 彭晓问道。林阿伯点点头：“肯定是，我打鱼打了四十多年，这附近的水流我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楚。外海的浪大，把箱子卷进来，卡在礁石和海草之间，涨潮落潮一冲，就漂到岸边了。” 但外海范围广阔，汕头港连接南海，要想确定抛尸的第一现场，无异于大海捞针。“既然找不到抛尸地，就先找尸源。” 彭晓拍板决定，“只要知道死者是谁，案件就破了一半。” 装尸的旅行箱，成了第一个突破口。办案人员仔细检查了箱子的每一个角落，箱子是灰色硬塑料材质，款式普通，上面的卡通图案已经模糊，底部的生产编码却还清晰可见：wZ。 技术人员通过编码查询，很快找到了生产厂家， 浙江温州的一家小型箱包厂。“这款箱子是我们 2012 年的款式，年产量有十几万只，销往全国各地，没有特定的销售渠道。” 厂家的负责人在电话里说道，“我们只做批发，不做零售，具体卖到哪个城市、哪个商家，我们也不清楚。” 线索断了。彭晓看着桌上的箱子照片，有些无奈：“这箱子太普通了，到处都能买到，想通过它找人，难。” “那只能靠尸体本身了。” 法医老周说道，“我们再仔细检查一遍尸块，说不定能找到新的线索。” 当天下午，尸块被送到了汕头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室里，空调温度调到了 16c，但依旧挡不住那股浓烈的恶臭。这种腐臭中夹杂着海水的酸腥味，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甜腻感，钻进鼻腔后，久久不散。老周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护服，走到解剖台前。 尸体被放在白色的解剖台上，苍白的皮肤因为腐败已经变得凹凸不平，部分皮肤脱落，露出暗红色的肌肉组织。老周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轻轻触碰尸体的皮肤，一种滑腻的触感传来，像摸在肥皂上，稍一用力，皮肤就会顺着手指滑开。 “彭队，你来看。” 老周喊道。彭晓走进解剖室，强忍着不适，看向尸体的双手。死者的双手被一根粗电线紧紧捆绑着，电线缠绕了好几圈，打的是死结，捆绑后的双手又被电线牢牢地缠绕在左大腿上，固定得异常牢固。 “这个捆绑方式很特别。” 老周说道，“你看，捆绑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行动，而是为了把尸体蜷缩起来。” 他用镊子轻轻拨动尸体，“人死后一到两个小时会出现尸僵，尸僵形成后，尸体就很难弯曲了。这具尸体蜷缩得这么紧，说明凶手是在尸僵形成之前，就完成了捆绑、包裹和装箱。” “也就是说，凶手作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处理了尸体。” 彭晓说道，“能在一两个小时内，完成分尸、捆绑、包裹、装箱，还准备了这么多工具，作案现场肯定是室内，而且是一个隐蔽的地方。” 老周继续尸检，他发现死者的左大腿外侧，有一处精致的纹身，图案是一朵绽放的红玫瑰，虽然部分皮肤已经脱落，但玫瑰的轮廓和花瓣的纹路依然清晰。“这个纹身很特别，线条很细，应该是专业纹身师纹的。” 老周说道，“还有，死者的脚指甲上涂着鲜红色的指甲油，色号很新，应该是遇害前不久刚涂的。” 这些细节，被一一记录下来：女性，22 岁左右，身高 1 米 6-1 米 65，身材姣好，左大腿有玫瑰纹身，脚指甲涂鲜红色指甲油，做过隆胸手术，无生育史，遇害时间约 30 天。 “这些特征太笼统了。” 彭晓看着尸检报告，有些头疼，“全国符合条件的年轻女性太多了，怎么找？” 就在这时，老周突然喊道：“有发现！” 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死者胸部的硅胶假体，假体上印着一串细小的编码，因为被肌肉组织包裹，没有受到海水的侵蚀，依旧清晰可见：ImGh c-t x-h-270。 “硅胶假体有编码！” 彭晓一下子激动起来，“赶紧查，这个编码肯定能找到生产厂家和销售渠道！” 专案组立刻联系了国际刑警，查询这串编码的来源。很快，消息反馈回来：这款硅胶假体产自美国，中国的总经销商位于武汉。7 月 1 号，专案组的两名侦查员登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当天下午就找到了这家经销商。 “这个编码是我们 3 月 24 号进货的批次，总共 29 个假体，已经全部发往全国的整形医院了。” 经销商的负责人调出了进货和销售记录，“我们有详细的发货清单，每个假体的编码都对应着具体的医院。” 清单显示，这 29 个假体分别发往了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南等省份的 12 家整形医院。“接下来，我们兵分多路，逐一排查这些医院。” 彭晓在电话里说道，“重点查 4 月到 5 月期间，使用这个编码假体做隆胸手术的患者。” 排查工作异常艰难。整形医院的患者大多不愿留下真实信息，很多人使用化名，联系方式也经常更换。侦查员们跑遍了 12 家医院，走访了几十名医生和护士，排查了近百条线索，耗时整整七天，都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患者。 就在大家快要泄气的时候，珠海一家整形医院的主刀医生张教授，看到死者的纹身照片后，突然眼前一亮：“这个纹身我记得！” 他立刻调出了手术记录，“是一个叫‘小青’的姑娘，4 月 3 号在我这儿做的隆胸手术，用的就是这个批次的假体。她的左大腿外侧，就是这个玫瑰纹身，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这个纹身很别致。” 张教授回忆，小青今年 22 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是做平面模特的。陪同她来做手术的，是她的好朋友小雪，也是一名模特。“她性格有点傲气，说话直来直去，说自己新交了个香港男朋友，很有钱。” 张教授说道，“手术很成功，她术后恢复得也很好，出院时留了个电话，但我后来打过去，已经打不通了。” 侦查员立刻根据医院登记的信息，找到了小雪。小雪住在珠海的一个高档小区，当侦查员提到 “小青” 时，她的眼睛瞬间红了：“我已经一个多月联系不上她了，她失踪了！” 小雪告诉侦查员，小青是广西北流人，两人是高中同学，毕业后一起做了平面模特，关系非常好。6 月 7 号，小青因为有拍摄任务，从珠海来到深圳，住在她位于罗湖区桂园路的家里。“她来的时候，还跟我炫耀她的新 LV 包，说是香港男朋友送的。” 小雪哽咽着说道，“6 月 8 号下午 3 点多，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说要去龙华的一家商城拍平面照片，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给她打电话、发微信，都没有回应，6 月 12 号，我跟她爸妈说了，她爸妈来深圳报了警。” “她的脚指甲，是不是涂的鲜红色指甲油？” 侦查员问道。小雪点点头：“是啊，来深圳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去做的美甲，她特意选了最红的色号，说拍照上镜。” 所有特征都对上了！专案组立刻联系广西北流警方，提取了小青父母的 dNA 样本，加急送往法医鉴定中心。7 月 8 号上午，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鹿屿岛发现的尸块，正是失踪一个多月的小青。 尸源确定的那一刻，专案组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开始，找到凶手，还需要更细致的侦查。 小青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侦查员走访了她的朋友、同事和家人，了解到小青性格外向，爱美，喜欢打扮，虽然有些傲气，但为人单纯，没有与人结怨。她在珠海的香港籍男朋友，在小青失踪期间一直在香港处理生意，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被排除。 “小青是临时来深圳工作，在深圳没有太多熟人，她失踪时是去拍摄的路上，很可能是遇到了陌生人作案。” 彭晓分析道，“她身上有 LV 包、名贵手表，还跟人炫耀自己有钱，很可能被人盯上了，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最大。” 侦查员调取了小青的银行账户流水，发现她失踪后，账户上的 元存款被人分三次取走：6 月 22 号中午 12 点 53 分，深圳坂田某银行 Atm 机；6 月 26 号凌晨 0 点 56 分，深圳田贝某银行 Atm 机；7 月 2 号下午 5 点 57 分，深圳南山某银行 Atm 机。 “凶手很狡猾，每次取款都乔装打扮。” 曾艳鹏看着监控录像，说道。第一笔取款的人，身穿黑色雨衣，帽子压得很低，脸上戴着口罩和眼镜，只露出下巴；第二笔取款的人，身穿蓝色睡衣，头部和手部缠着白色绷带，像是刚受伤；第三笔取款的人，头戴黑色鸭舌帽，身穿白色 t 恤，戴着黑框眼镜，低着头，避开了监控的正面拍摄。 “但有一个细节很关键。” 曾艳鹏指着监控画面，“三次取款，都是用左手持卡，右手输入密码，而且取款时的站姿、抬手的幅度都很像，应该是同一个人。” 结合之前的尸检结果，凶手捆绑尸体的方式，也印证了 “单人作案” 的推测。“如果有同伙，不需要把尸体捆绑得这么紧才能装箱。” 彭晓说道，“凶手是一个人，所以必须先捆绑固定，才能把尸体蜷曲起来塞进箱子。” 接下来，侦查员的重点放在了小青失踪当天的活动轨迹上。6 月 8 号下午 3 点，小青从罗湖区小雪的住处出门，打算前往龙华某商城。小雪回忆，小青出门时说，要找一辆 “便宜点的车”，因为拍摄结束后还要去别的地方，打车太贵。 “她很可能坐了蓝牌车。” 曾艳鹏说道。蓝牌车在深圳随处可见，没有正规营运手续，价格比出租车便宜，很多年轻人和打工者都会选择乘坐，但也因为缺乏监管，成为了刑事案件的高发地带。 侦查员调取了小青住处附近，以及前往龙华商城沿线的监控录像。由于当时的监控覆盖率不高，加上蓝牌车没有统一标识，排查工作异常艰难。侦查员们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查看了几百个小时的监控，终于在东门新园路的一个路口监控里，看到了小青的身影。 6 月 8 号下午 3 点 17 分，小青穿着一件白色吊带裙，背着 LV 包，站在路边挥手拦车。几分钟后，一辆银灰色的吉利轿车停在她身边，小青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座。这辆车没有出租车标识，正是一辆蓝牌车。 “查到了！这辆车的车主叫阿山，汕头市潮阳区人，今年 29 岁，有赌博前科。” 技术人员很快查到了车辆信息，“他名下有多笔赌债记录，最近还被债主起诉过。” 线索指向了阿山。侦查员进一步调查发现，阿山在深圳开蓝牌车为生，租住在罗湖区桂园路桂木坊的一处出租屋里。更重要的是，小青失踪后，阿山的银行账户上，突然多了五万多元的存款，存款时间与小青银行卡的取款时间吻合。 “找到他！” 彭晓下令，“立刻实施抓捕！” 7 月 7 号晚上 8 点，曾艳鹏带领四名便衣侦查员，来到了阿山居住的桂木坊。这里是典型的城中村，房屋密集如蛛网，狭窄的巷道里堆满了杂物，路灯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味和汗臭味。 “就是这里，桂木坊 14 号某房。” 侦查员指着一间低矮的出租屋说道。但让人意外的是，沿着巷道往前走了几十米，竟然又出现了一个 “桂木坊 14 号某房” 的门牌。“这地方太乱了，门牌号都重复。” 曾艳鹏皱起眉头，让侦查员分头询问邻居。 “真正的 14 号在里面，外面那个是假的，房东自己贴的。” 一位老奶奶告诉侦查员，“住里面的是一对夫妻，还有个小孩，男的开蓝牌车，经常半夜才回来。” 侦查员按照老奶奶指的方向，找到了真正的 14 号出租屋。屋子的卷帘门紧闭，里面没有灯光。曾艳鹏示意大家隐蔽在周围，耐心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巷道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和居民的咳嗽声。 凌晨 4 点，天快亮了，卷帘门突然 “哗啦” 一声被拉开，一个身材中等、留着短发的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正是阿山。他穿着一件黑色 t 恤，脸色憔悴，似乎刚睡醒。 “行动！” 曾艳鹏一声令下，四名侦查员立刻冲了上去，将阿山死死按在地上。阿山挣扎了几下，见无法逃脱，便不再反抗，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侦查员在阿山身上，搜出了小青的手表和 6 张信用卡。随后，侦查员冲进出租屋，里面一片狼藉，堆满了杂物，光线昏暗。阿山的妻子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坐在床边，看到警察，吓得脸色发白。 “床底下是什么？” 一名侦查员注意到床底下有一个用水泥浇筑的纸箱，散发着淡淡的恶臭。侦查员撬开纸箱，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纸箱里装着一颗高度腐败的头颅和一截残肢，正是小青缺失的头部和右腿。 “我招…… 我什么都招……” 看着纸箱里的尸块，阿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瘫坐在地上，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阿山的犯罪，始于一场被赌博吞噬的人生。他早年从汕头农村来到深圳打工，起初在一家工厂做工，收入微薄但还算稳定。直到三年前接触到网络赌博，他的人生彻底失控， 先是输光了积攒多年的积蓄，接着又借了十几万元的高利贷，利滚利之下，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债主的催债手段越来越狠，从电话威胁到上门堵人，甚至扬言要对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下手。阿山整日惶惶不可终日，开蓝牌车拉客的收入根本不够还利息，绝望之下，他萌生了 “干一票大的” 念头。 抢劫一个看起来有钱的目标，抢完钱再杀人灭口，彻底断绝后患。 为了实施这场预谋已久的犯罪，阿山做了周密的准备。他在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金沙路租了一间偏僻的出租屋，这间屋子紧邻工业区后巷，周围人迹罕至，最重要的是，屋子的卷帘门打开后，他的吉利轿车可以直接开进去，关上门后，里面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被外界察觉。 租好房子后，阿山开始采购作案工具。他在东门步行街的五金店买了两把刀：一把是刀刃锋利的弯刀，用来切割皮肤和肌肉；另一把是重达三公斤的厚背砍刀，专门用来斩断骨头。接着，他又买了最大号的灰色硬塑料旅行箱、两卷粗电线、十多个加厚黑色塑料袋、一卷宽胶布，甚至还特意买了两把实心钢锁和一段粗铁链。 他早就计划好了，杀完人分尸后，用旅行箱装尸体，外面套上铁架锁死，沉入海里，让尸体永远消失。 6 月 8 号下午 3 点，阿山驾驶着银灰色吉利车在罗湖区东门新园路揽客。彼时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 t 恤，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凶狠。当打扮时髦的小青挥手拦车时，阿山的眼睛瞬间亮了。 小青穿着白色吊带裙，露出纤细的脖颈和手臂，肩上的 LV 包款式新颖，手腕上戴着一块名贵手表，脸上化着精致的妆容，一看就是 “有钱人家的姑娘”。 “去龙华某商城，多少钱？” 小青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语气带着几分傲气。“50 块。” 阿山压下心里的念头，故作平静地说道。“行。” 小青点点头，拿出小镜子补起了妆，一边补妆一边自顾自地炫耀：“我男朋友是香港的，上次给我买这个包花了两万多，还说要带我去欧洲旅游呢。” 阿山握着方向盘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小青的炫耀像一根刺，扎进了他敏感又自卑的心里。“你开这种车，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 小青瞥了他一眼，语气带着几分嘲讽，“估计还不够我买一套护肤品吧，真是个屌丝。”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阿山心中的恶火。他原本还在犹豫，担心作案后被警方抓获，但小青的嘲讽让他瞬间失去了理智。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抢劫的念头变成了更疯狂的报复欲。 车辆行驶到布吉街道一处偏僻的巷道时，阿山突然猛打方向盘，将车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小路，然后一脚刹车停了下来。“你干什么？这不是去龙华的路！” 小青察觉到不对劲，脸色瞬间变了，伸手就要开车门。 阿山一把锁住车门，从座位底下猛地抽出事先藏好的弯刀，刀刃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别动！把钱交出来！” 阿山的声音沙哑而凶狠，眼神里满是杀气。小青吓得尖叫起来，双手紧紧抱住胸前的 LV 包：“你别过来！我报警了！” “报警？你看看这地方，谁能听到你的叫声？” 阿山冷笑一声，伸手就去抢 LV 包。小青拼命反抗，用指甲抓伤了阿山的手臂。吃痛之下，阿山变得更加暴躁，他反手一巴掌扇在小青脸上，清脆的响声过后，小青的脸颊立刻红肿起来。 “再敢反抗，我杀了你！” 阿山恶狠狠地威胁道，同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胶布，一把捂住小青的嘴，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小青吓得浑身发抖，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阿山发动汽车，一路疾驰，将车开进了坑梓镇金沙路的出租屋。他拉开卷帘门，把车开进去后，又迅速关上卷帘门，整个屋子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只有一丝光线从门缝里透进来。 他把小青从车上拽下来，推到墙角。小青踉跄了一下，摔倒在地，恐惧让她浑身瘫软，只能无助地看着阿山。阿山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嘲讽自己的女人，报复的快感和抢劫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他先是抢走了小青的 LV 包，里面有现金三千多元、手机两部、银行卡六张、手表一块。 接着，阿山又对小青实施了强奸。在这个封闭黑暗的空间里，小青的反抗显得格外无力，她的哭喊被胶布堵住，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绝望地承受着这一切。 发泄完之后，阿山想起了债主的威胁，他知道，只要小青活着，就迟早会报警，自己的罪行迟早会暴露。“对不起了，要怪就怪你有钱，还看不起人。” 阿山咬了咬牙，眼神变得冰冷。 他环顾四周，看到墙角堆着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块，那是他之前装修出租屋剩下的。他走过去，双手抱起水泥块，一步步走向小青。小青看着他眼中的杀意，吓得拼命摇头，身体不停地往后缩，但墙角已经没有退路。 阿山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将水泥块压在小青的胸部。巨大的压力让小青瞬间无法呼吸，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被胶布封着，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四肢徒劳地挣扎着。阿山死死按住水泥块，不敢有丝毫松懈，直到小青的身体停止挣扎，眼神失去光泽，他才慢慢松开手。 确认小青死亡后，阿山并没有立刻处理尸体，而是先逼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必须在尸僵形成前处理好一切，否则尸体僵硬后，就无法塞进旅行箱了。 他先将小青的尸体拖到屋子中央，然后拿出弯刀，开始分割尸体。由于他没有任何解剖经验，对人体结构一无所知，分尸的过程异常笨拙且血腥。他先是试图砍下小青的头颅，但弯刀虽然锋利，却难以斩断坚硬的颈椎。阿山咬着牙，双手紧握刀柄，一次次用力劈砍，脖子上的皮肤、肌肉被砍得血肉模糊，骨头断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将头颅砍下来，随手扔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接着，他又开始处理尸体的躯干，原本他以为最大号的旅行箱能装下无头的尸体，但尝试了几次后发现，尸体即使没有头颅，也无法顺利塞进箱子。 “只能再砍一条腿了。” 阿山心里想着，拿起厚背砍刀，对准小青的右大腿根部砍了下去。砍刀厚重，威力十足，但他选的下刀处并不是关节，而是股骨最粗的部位。一刀下去，只砍进了一半，骨头断裂的脆响伴随着血肉飞溅，溅了阿山一身。他没有停下，又接连砍了十几刀，才硬生生将右大腿斩断，同样装进了黑色塑料袋。 分尸过程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尸体的腥气，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和碎肉，场面惨不忍睹。阿山的身上、脸上也沾满了鲜血，他像一个魔鬼，麻木地做着这一切，只有偶尔闪过的眼神，能看出他内心的恐惧。 分尸结束后，他按照计划，将尸体的躯干用两层黑色塑料袋包裹好，然后用粗电线将尸体的双手捆绑起来，再缠绕在左大腿上，用力将尸体蜷曲成一团，一点点塞进旅行箱。箱子太小，尸体的躯干被挤压得变形，黑色塑料袋被划破，血迹渗透出来，染红了旅行箱的内壁。 阿山盖上箱子，拉上拉链，又在箱子外面套上铁架，用铁链牢牢锁住，两把大锁分别锁在铁链的两端，确保箱子不会意外打开。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第二天凌晨。阿山简单清理了一下现场的血迹，用拖把拖干净地面，又打开门窗通风，试图驱散屋子里的血腥味。然后，他驾驶着装有尸体的汽车，踏上了回汕头老家的路。 他对汕头的榕江水域很熟悉，知道那里水流湍急，水深足够，是抛尸的绝佳地点。 6 月 9 号中午，阿山抵达汕头市潮阳区官埠镇的榕江东湖码头。当时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江面上雾气蒙蒙，没有过往的船只。阿山觉得这是天助他也，他费力地将装有尸体的铁架箱子抬到码头边，用力推了下去。箱子落入水中，发出 “扑通” 一声闷响，溅起巨大的水花。 阿山站在码头边，看着箱子慢慢沉入水中，心里松了一口气。他原本想找一块大石头压在箱子上，确保它不会浮起来，但转身去附近找石头时，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回头再看，箱子已经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消失在茫茫雨雾中。 “不好！” 阿山心里咯噔一下，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他知道，箱子没有被固定，很可能会被潮水冲上岸，到时候自己的罪行就会暴露。但他已经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箱子被冲走，怀着忐忑的心情返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阿山并没有闲着。他把藏在出租屋里的小青的头部和右大腿残肢装进一个纸箱，然后买来水泥和沙子，在出租屋里将纸箱浇筑起来。 他想让这部分尸块永远埋藏在水泥里，不会被人发现。浇筑完成后，他将水泥块藏在床底下，用杂物掩盖好，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这个水泥块里藏着如此恐怖的秘密。 之后的日子里，阿山开始分批提取小青银行卡里的存款。为了躲避警方的追踪，他每次取款都乔装打扮，选择不同区域的 Atm 机，并且都在监控死角操作。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不知道，从箱子被水流冲走的那一刻起，他的罪行就已经注定会被曝光。 2014 年 5 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阿山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阿山对自己抢劫、强奸、杀人、分尸、抛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阿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生效后，阿山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轰动一时的 “鹿屿岛沉箱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第120章 致命邂逅 2014 年 1 月 23 日，距离农历马年春节只剩七天。川南的冬晨带着一股子钻骨的湿冷，雾气像化不开的浓墨，把四川省内江市石子镇车兴村裹得严严实实。村口的老黄桷树落光了叶子，枝桠像枯瘦的手指抓着灰蒙蒙的天，树干上已经贴起了鲜红的春联，“迎喜迎春迎富贵” 的字迹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透着几分年关特有的热闹，却又被这刺骨的寒意冲淡了不少。 村里的炊烟比往常升起得更早，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雾气中慢慢散开，混着腊肉的咸香、蒸糯米的甜香，还有柴火燃烧的焦香，顺着田埂飘向远方。小孩们穿着厚重的棉袄，脸蛋冻得通红，手里攥着刚买的摔炮，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啪”“啪” 的响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清晨七点刚过，村民老徐已经揣着他那根宝贝鱼竿出门了。这鱼竿是五年前儿子从外地打工回来给他带的，竹竿质地紧实，手感温润，老徐平日里宝贝得不行，只用它钓过几次鱼，每次用完都要仔细擦干，裹上布包好。老徐今年五十六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一辈子守着村里的两亩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性子寡淡，不爱凑热闹，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总想着钓上几条肥美的鲫鱼，给年夜饭添一道硬菜，也给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女尝尝家乡的味道。 “老头子，早点回来，别冻着了！” 老伴在门口喊了一声，手里还拿着正在清洗的腊肉。 “晓得了！” 老徐应了一声，脚步没停，踩着露水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外的小清溪河走去。草鞋底下的露水浸湿了裤脚，冰凉的触感顺着皮肤往上爬，但老徐心里却热乎乎的，嘴里哼着跑调的《刘海砍樵》，调子忽高忽低，却透着一股子满足劲儿。 小清溪河是车兴村的母亲河，河水清澈见底，常年不涸，河底的鹅卵石和水草看得一清二楚。河边的滩涂地长满了枯黄的野草，被霜雪覆盖着，踩上去 “咯吱” 作响。平日里，这里是村里妇女洗衣的地方，也是钓鱼人的福地，尤其是春天和秋天，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钓鱼人坐在河边，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 老徐走到自己常去的那个钓位， 河边一块平整的大石头，石头被常年坐得光滑发亮。他刚放下鱼竿，准备整理鱼线，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离石头不远的枯草堆里，有一抹红色在灰白的晨光中格外显眼。 “咦？那是啥？” 老徐心里嘀咕了一句，弯腰拨开面前的野草，慢慢走了过去。那抹红色越来越清晰，等走近了一看，老徐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那是一张百元大钞，半掩在枯草和霜雪之间，红色的票面在雾气中泛着微光。 “我的个乖乖！” 老徐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这辈子没捡过这么多钱，最多也就是捡过几块、几十块的零钱。他小心翼翼地蹲下身，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拨开覆盖在钞票上的枯草和薄霜。钞票是崭新的，2005 版的，毛主席头像清晰可辨，用手指捏起来，厚实挺括，带着刚从银行取出来的那种质感，绝对不是假钞。 “今天这运气，真是祖上积德了！” 老徐乐得合不拢嘴，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快过年了捡着钱，这可是天大的好兆头，说不定今年儿子能带着儿媳妇回来，孙子也能考上好学校。他把钞票紧紧攥在手里，在衣角上反复蹭了蹭，想把上面沾着的草屑和泥土擦掉。 就在这时，他感觉到指尖有些黏腻的触感，像是沾了什么东西。老徐把钞票凑到眼前，借着微弱的晨光仔细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在钞票右侧靠近国徽的位置，沾着几滴暗红色的印记，像是干涸的血迹，顺着钞票的纹路晕开一小片，颜色暗沉，看着有些刺眼。 “这咋还有血呢？” 老徐心里咯噔一下，刚才的喜悦瞬间少了大半。他捏着钞票翻来覆去地看，那血迹已经干涸了，硬邦邦地粘在票面上，不像是刚沾上的。他琢磨着，可能是这钱在流通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什么，毕竟钱这东西，经过的人手多了，沾点脏东西也不稀奇。 “有血怕啥？洗洗不就干净了？” 老徐拍了拍大腿，心里的那点疑虑很快就被捡钱的喜悦冲淡了。只要是真钱，能花出去，这点血迹算得了什么？他揣着钞票，走到河边的石阶上，准备用河水把血迹洗干净。 小清溪河的水冰凉刺骨，刚一伸手，老徐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手指瞬间变得通红。但他毫不在意，拿着钞票在水里轻轻涮着，暗红色的血迹慢慢化开，顺着水流漂向远方，在清澈的河水中留下一道淡淡的红痕，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老徐一边洗着钱，一边哼起了那首过年常听的流行歌，心情格外舒畅。他想着，等洗完钱，就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两斤糖果，再给老伴买条围巾，剩下的钱留着过年给孙子发红包。 可就在他低头专注地清洗钞票，嘴里的歌声还没落下的时候，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扫过了河面。起初，他以为是漂浮的枯草或者树枝，没太在意。但那东西在水面上随着涟漪轻轻晃动，轮廓越来越清晰，老徐心里突然一紧，猛地抬起头，定睛望向河中央。 雾气缭绕中，那团深色的物体漂浮在离岸边约三米远的水面上，一半浸在水里，一半露在外面。它的形状很奇怪，不像枯草，也不像树枝，倒像是一个人蜷缩在那里。老徐的心脏瞬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刚才哼着的歌声也戛然而止。 他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可再仔细一看，那分明就是一个人的身形。 长发散落在水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浮动，身上穿着的深色衣物在水中泡得发胀，紧紧贴在身上。 “我的个亲娘嘞！” 老徐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百元大钞 “啪嗒” 一声掉进了水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像坐过山车似的，“咚咚咚” 地狂跳不止，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把里面的秋衣都浸湿了，冰凉刺骨。刚才捡钱的喜悦荡然无存，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惧，让他浑身发抖。 他死死地盯着河面，那具尸体随着水流轻轻晃动，长发遮住了脸，看不清样貌，但那一动不动的姿态，无疑在告诉他， 那是一具尸体。老徐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得迈不开步子，双手也开始剧烈地颤抖，连掉在水里的钞票都忘了去捡。 他再看向那掉在水里的百元大钞，此刻，钞票上残留的一点暗红色血迹在清澈的水中格外刺眼。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分明是撞了邪了！老徐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他想转身逃跑，可双脚像是被钉在了原地，怎么也挪不动。 “阿弥陀佛，冤有头债有主，别怪我，别怪我……” 老徐哆哆嗦嗦地双手合十，对着尸体的方向不停地念叨着，声音带着哭腔，牙齿都在打颤。他想起村里老人说过的鬼故事，说河边经常有冤死的鬼魂徘徊，专门找早起的人索命。他越想越害怕，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念叨了好一阵，老徐才稍微缓过一点神来。他知道，那毕竟是一条人命，要是就这么跑了，万一耽误了什么，不仅心里过意不去，说不定还会惹上麻烦。他定了定神，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挪到刚才放鱼竿的地方，从裤兜里掏出那个老旧的翻盖手机。手机屏幕已经有些裂纹，按键也不太灵敏，他手指颤抖着，费了好大的劲才拨通了 110。 “喂…… 警察同志…… 不好了…… 杀人了……” 老徐的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说道，“在…… 在石子镇车兴村的小清溪河…… 有尸体…… 一具女尸……” 他好不容易把地址和情况说清楚，挂了电话后，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在了冰冷的石头上。他不敢再看河面一眼，只是低着头，双手抱着膝盖，身体不停地发抖，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念叨着祈祷的话。 接到报警后，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的报警电话铃声划破了指挥中心的宁静。正在值班的民警李建国一听有命案，精神一振，赶紧召集了刑侦队的同事，带上勘查工具和法医器材，驱车赶往现场。 车兴村位置偏僻，进村的路是狭窄的水泥路，坑坑洼洼，警车在上面颠簸得厉害，车厢里的勘查工具发出 “哐当哐当” 的响声。李建国今年四十多岁，是刑侦队的老队员，办过不少大案要案，脸上刻着岁月和案件留下的沧桑。他皱着眉头，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农田和村庄，心里琢磨着：快过年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半个多小时后，警车终于赶到了车兴村。此时，村里已经有几个早起的村民闻讯赶了过来，都远远地站在田埂上，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惊恐和好奇。 “老徐，你看清楚了？真是尸体啊？” 一个中年男人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可不是嘛，就在河中间漂着呢，长发，看着像个女的，吓得我魂都没了！” 老徐坐在石头上，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说道。 “快过年了，怎么出这种事啊？太不吉利了。” “会不会是外乡人啊？咱们村没见过这么个人。” 民警们一边维持现场秩序，不让村民靠近河边破坏痕迹，一边迅速展开工作。李建国让两名民警在河边拉起警戒线，然后联系了当地的打捞人员。由于河面不宽，水也不深，打捞人员很快就撑着小船，用竹竿和绳索将尸体打捞上岸。 当尸体被抬到岸边的空地上时，在场的民警和村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是一名女性，年龄看着在 30 岁到 35 岁之间，身高大约一米五八，身材娇小。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毛衣和深色裤子，身上没有穿外衣，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和脖颈上，脸色苍白如纸，毫无血色。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她的伤势，头部、面部和颈部有多处明显的砍伤，伤口深可见骨，血肉模糊，暗红色的血迹浸透了衣物，在身下的枯草上形成了一大片深色的印记。尤其是她的左脸，几乎被砍得面目全非，肌肉外翻，白骨外露，根本看不清原本的模样。她的双手也有多处抵抗伤，手指和手腕上的伤口狰狞可怖，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一些褐色的泥土和枯草，显然是遇害时曾拼命反抗过。 即便是办过不少大案要案的李建国，看到这样惨烈的死状，也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心里泛起一阵寒意。他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少残忍的作案手法，但如此丧心病狂的，还是不多见。“下手太狠了，这得多大的仇啊？” 李建国低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沉重。 法医很快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法医老张今年五十多岁，戴着厚厚的老花镜，手里拿着勘查工具，小心翼翼地检查着尸体上的伤口。“死者身上的砍伤都是锐器造成的，” 老张一边检查，一边说道，“初步判断凶器可能是菜刀之类的单刃刀具。头部有 5 处砍伤，面部 9 处，颈部 5 处，每一处伤口都很深，力度极大，尤其是颈部的几刀，几乎伤及颈动脉，这应该是导致她死亡的主要原因。” 老张用手轻轻按压了一下尸体的四肢，又观察了一下尸斑和尸温，继续说道：“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尸斑分布和尸温判断，死亡时间大致在 1 月 23 日凌晨，也就是今天凌晨时分，距离现在应该有五六个小时了。” 李建国点了点头，目光扫过现场，心里暗暗思忖：凌晨作案，抛尸河边，凶手应该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很可能是本地人，或者是在附近居住过的人。 警方随即对现场展开了细致的勘察。小清溪河两岸是开阔的滩涂地和农田，地面上长满了杂草，由于前几天下过小雨，地面比较泥泞，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脚印，但大多已经被雨水冲刷得不成样子，难以辨认。民警们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搜索着，希望能找到凶器或者凶手遗留的其他物品。 “李队，这里有发现！” 一名年轻民警突然喊道。 李建国赶紧走了过去。在下游大约 200 米的一处草丛里，民警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已经被露水打湿，有些破旧，上面沾着一些泥土和枯草。打开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羽绒服上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血迹已经干涸，硬邦邦地粘在衣服上，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 这件羽绒服的尺码和死者的身材相符，领口和袖口有明显的撕扯痕迹，拉链也被拉坏了。法医老张立刻对羽绒服进行了初步检验，确认上面的血迹正是死者本人的，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人的生物痕迹。“结合死者身上只穿了毛衣的情况，” 老张说道，“这件红色羽绒服应该就是死者生前穿着的，凶手在作案后将其脱下，装进塑料袋丢弃在了这里。” 李建国点了点头，心里更加确定，凶手是有预谋作案，而且作案后试图清理现场，销毁证据。 与此同时，一名民警注意到了老徐之前捡到的那张百元大钞。钞票已经被河水浸湿，漂浮在岸边的水面上，上面的血迹虽然被洗掉了一部分，但仍有残留。民警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钞票夹了起来，放进了证物袋里。法医对钞票进行了检验，确认钞票上的血迹同样属于死者。 “李队，在钞票旁边的枯草里，还发现了一个打火机。” 另一名民警说道，手里拿着一个廉价的一次性打火机。打火机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些模糊的广告字样，已经被雨水冲刷得看不清了。打火机上没有留下清晰的指纹，只有一些模糊的痕迹，可能是被雨水冲刷过，也可能是凶手刻意擦拭过。 “把这些都带回局里，仔细检验。” 李建国说道，语气严肃。 按理说，现场遗留的物品不算少，带血的百元大钞、沾血的羽绒服、一次性打火机，这些都应该能给破案提供线索。但问题在于，案发地点在农村，周围没有监控摄像头，也没有天网系统覆盖，附近的村民大多是早出晚归的农民，凌晨时分根本没有人经过这里，无法提供目击者证词。而且农村的人员流动性虽然不大，但附近几个村子加起来也有上千人，排查难度极大。 “当务之急，是确定死者身份。” 李建国召集了专案组的民警，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案情分析会，“只要知道她是谁，知道她为什么来这里，案子就破一半。” 可确定死者身份这件事，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死者的左脸被砍得血肉模糊，面部特征完全被毁，仅凭右脸根本无法准确辨认。警方尝试通过指纹比对全国人口信息库，但死者的指纹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皮肤已经发胀、起皱，变得模糊不清，无法进行有效比对。他们又检查了死者的衣物，衣服上没有任何品牌标识，也没有发现身份证、手机、银行卡等能证明身份的物品。 “死者身上的毛衣和裤子都是普通的地摊货，没有任何特殊标记，” 一名负责检查衣物的民警说道，“羽绒服也是常见的款式，市面上很多地方都有卖，很难通过衣物追踪到死者的身份。” 无奈之下，警方只好找来当地一家照相馆里会 pS 技术的师傅，让他以死者完好的右脸为参照，对左脸进行修复。这位师傅姓王，平时都是给活人修照片，处理的都是美化、调色、去除瑕疵之类的活，哪里做过这种面部复原的工作？他对着死者的照片，心里直发怵，但在警方的恳求下，还是答应了下来。 王师傅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对着电脑屏幕，小心翼翼地勾勒、拼接、填充颜色。他以死者的右脸为模板，参考面部骨骼的对称结构，一点点地还原左脸的轮廓和特征。但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和设备，还原工作异常艰难。最终，他勉强做出了一张复原图，但这张图非常粗糙，左脸和右脸的衔接处很不自然，颜色也有些失真，和死者的真实样貌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参考价值有限。 “李队，只能做成这样了，” 王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实在是尽力了。” “辛苦了，王师傅。” 李建国接过复原图，心里有些失望，但也知道不能怪王师傅。他看着那张模糊的复原图，心里琢磨着：只能寄希望于有人能认出她了。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印制了 20 多万份寻尸通告。通告上印着复原后的面部照片、死者的身高、体型、穿着以及遇害时间和地点，还留下了警方的联系电话。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将寻尸通告张贴在内江市的各个车站、商场、菜市场、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同时也发送到了周边的自贡、资阳、泸州、宜宾等城市，甚至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了发布，希望能有人认出死者。 与此同时，民警们还在小清溪河周边的车兴村、石子镇以及相邻的几个乡镇进行了拉网式的摸排走访。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村民有没有见过陌生的外地女子，有没有村民失踪，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或情况。 “老乡，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想向你打听点事。” 民警们穿着警服，带着寻尸通告，走进每一户村民家里，“你见过这个人吗？大约 30 多岁，一米五八左右，穿红色羽绒服。” 半个多月过去了，寻尸通告贴出去了无数张，走访了上千户村民，却没有任何收获。没有人认得复原图上的女子，周边也没有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报案。有些村民甚至觉得复原图上的人长得 “怪怪的”，根本认不出来是谁。 “李队，会不会是外地来打工的，或者是路过这里的？” 一名年轻民警问道。 “有这个可能，” 李建国皱着眉头说道，“但她为什么会在凌晨出现在河边？又为什么会被人杀害？这一切都还是个谜。” 线索似乎在一开始就断了，案子陷入了僵局。接下来的日子里，警方又多次对现场进行复勘，对遗留的物品进行反复检验，甚至扩大了排查范围，将排查半径扩大到了 50 公里，但始终没有任何新的突破。这起发生在年关的命案，成了一桩悬案。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春节来了又去，车兴村的年味依旧浓厚，小清溪河的河水依旧清澈，可这起 “1?23 小清溪河女尸案” 始终没有告破。内江警方没有放弃，几乎每年都会把这起案件的卷宗调出来，重新梳理一遍，重新进行研判。法医技术在进步，侦查手段在更新，可死者的身份始终是解开谜团的关键，而这把钥匙，迟迟没有出现。 李建国也从刑侦队的普通民警晋升为了专案组组长，他的头发也白了不少，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这起案子。每次翻看卷宗，看到那张模糊的复原图和死者惨烈的死状，他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一定要找到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 这是他心里一直默念的话。 直到 2018 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李建国在一次全国刑侦工作交流会上得知，沈阳刑警学院研发出了最新的人脸识别复原技术，能够通过颅骨三维重建和面部特征模拟，精准还原死者的真实样貌。这个消息让李建国眼前一亮，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破解这起悬案的唯一机会。 回到内江后，李建国立刻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申请将案件的相关资料送往沈阳刑警学院进行技术复原。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申请。李建国亲自整理好相关资料， 死者的颅骨照片、身体特征数据、现场遗留物品的检验报告等，带着两名同事，驱车千里赶往沈阳。 在沈阳刑警学院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对死者的颅骨进行了三维扫描和重建。他们通过高精度的扫描仪，获取了死者颅骨的每一个细节数据，然后利用计算机软件，构建出了完整的颅骨三维模型。接着，技术人员根据人体面部肌肉分布、皮肤纹理、脂肪厚度等生理数据，结合死者的年龄、性别、身高特征，一点点地在颅骨模型上 “覆盖” 肌肉和皮肤，还原出了死者的真实样貌。 当那张清晰的复原图出现在李建国和同事面前时，所有人都激动不已。这张脸虽然带着一丝技术合成的僵硬，但五官分明，特征清晰。 柳叶眉、双眼皮、鼻梁挺直、嘴唇微薄，是个清秀漂亮的女子。和四年前那张粗糙的 pS 图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就是她了！” 李建国紧紧攥着那张复原图，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一半。他知道，有了这张精准的复原图，找到死者身份的希望就大大增加了。 拿着这张精准的复原图，李建国和同事立刻返回内江，将其录入全国联网的失踪人口数据库进行比对。几个小时后，系统发出了匹配提示：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一名失踪四年的女子，与复原图的相似度高达 98%。 这名失踪女子名叫向春花，失踪时 32 岁，身高一米五九，与死者的特征基本吻合。向春花是离异状态，有两个孩子，四年前的 2014 年 1 月，她从广东打工的工厂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后，于 2014 年 3 月向怀化市警方报了失踪。 李建国立刻联系了怀化警方，调取了向春花的相关资料。资料显示，向春花是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出生于 1982 年，20 岁时结婚，2013 年离婚，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警方还找到了向春花的生活照，照片上的女子眉清目秀，笑容温婉，和复原图上的女子一模一样。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建国又协调怀化警方，采集了向春花父母的 dNA 样本，与死者的 dNA 进行比对。几天后，比对结果出来了， 死者的 dNA 与向春花父母的 dNA 完全匹配。 四年了，死者的身份终于确定了！她就是失踪四年的湖南女子向春花。这个消息传来，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李建国拿着比对报告，心里百感交集，既为找到死者身份而高兴，也为这个年轻女子的遭遇而感到沉重。 当怀化警方把向春花已经遇害的消息告诉她的父母时，两位老人当场崩溃大哭。向春花的母亲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身体瘦弱，听到女儿的死讯后，一下子就瘫倒在了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我的春花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我们怎么活啊？” 向春花的父亲则坐在一旁，双手抱着头，肩膀不停地颤抖，泪水从指缝间流出来，滴落在地上。“四年了，我们以为你只是被骗了，没想到…… 没想到你遭了这么大的罪……” 老人的声音沙哑，充满了悲痛和自责。 据两位老人回忆，向春花从小就懂事孝顺，学习成绩很好，但由于家里穷，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了。20 岁那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的男子张某，两人很快结婚，婚后生下了一儿一女。起初，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开销越来越大，张某却染上了赌瘾，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更让向春花绝望的是，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高昂的医药费让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给儿子治病，也为了躲避债主，2012 年，向春花和张某一起去了浙江宁波的一家电子厂打工。在工厂里，向春花踏实肯干，每天加班加点，就想多赚点钱。可张某却依旧改不了赌博的毛病，工资发下来没几天就输光了，还经常和向春花吵架。 更让向春花难以忍受的是，张某变得越来越多疑，总是怀疑她和厂里的男工友有不正当关系，其中怀疑得最多的，是和他们同车间的贵州籍工友王涛。王涛和向春花是同事，平时工作上有不少交集，王涛为人热心，有时候会帮向春花搭把手，没想到却被张某误会。张某经常在厂里当众指责向春花，甚至动手打她，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在 2013 年夏天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两个孩子判给了张某，向春花则独自一人去了广东东莞，投奔在那里打工的父母，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她离婚后心情一直不好，” 向春花的母亲哭着说道，“我们劝她再找一个，她总说先把孩子的病治好，等条件好了再说。没想到…… 没想到她会遇到这种事。” 死者的身份确定了，但新的疑问接踵而至。向春花的家人说，他们在四川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向春花也从来没有说过要去四川。那么，她为什么会在 2014 年 1 月千里迢迢从广东赶到四川内江这个偏僻的小镇？她来这里是为了见谁？又为什么会被人残忍杀害？ 警方分析，从凶手作案的手段来看，下手极其狠毒，显然是带着强烈的仇恨或者极端的情绪，不太可能是陌生人临时起意作案。一般来说，陌生人作案多为图财或者口角冲突，很少会下这样的死手。而且，向春花是外地人，在内江没有熟人，能让她不远千里赶来的，一定是她非常信任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她的凶手。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警方决定从向春花的社会关系入手，重点调查她的情感生活和打工期间的人际交往。李建国带领专案组的民警，兵分几路，分别前往浙江宁波、广东东莞等地，调取向春花曾经工作过的工厂的资料，走访她的工友和邻居，希望能找到线索。 前往广东东莞调查的民警很快传来了重要消息。据向春花在东莞工厂的工友回忆，向春花 2013 年夏天来到工厂后，一开始情绪比较低落，不太愿意和人交流，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但过了几个月，她的状态慢慢好了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变得开朗了许多。 “她那段时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一位和向春花关系不错的女工友回忆道，“以前她总是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后来开始买新衣服，还化淡妆，看着特别精神。” 工友们还发现，向春花变得特别喜欢打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比如车间的角落、厂区的花园里，说话的语气也很温柔，有时候还会对着电话傻笑，一看就是在和心上人聊天。还有工友说，向春花经常背着大家拍视频，拍完后会立刻发给别人，脸上带着甜蜜的神情。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向春花当时在工厂里做的是流水线工人，月薪只有三千多块钱，除去生活费和给孩子的抚养费，根本剩不下多少。但在 2013 年 11 月左右，她却买了一部当时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价值五千多块钱，这远远超出了她的收入水平。 “我们当时都问她，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买这么好的手机，” 另一位工友说道，“她说是中奖了，得了一笔奖金。但我们都觉得不太对劲，中奖哪有那么容易？而且她那段时间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经常对着手机傻笑，一看就是在谈恋爱的样子。” 打电话、拍视频、买高档手机，这些细节都指向一个结论，向春花在东莞打工期间，很可能谈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这个人不是她的前夫张某，也不是工友王涛，那么会是谁呢？ 这个猜测也得到了张某的印证。张某告诉警方，在 2013 年底，他曾多次给向春花打电话，想和她复婚，毕竟两人还有两个孩子。但向春花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很少接他的电话，就算接了，也只是寥寥数语就挂断了。后来，张某从孩子口中得知，向春花换了新手机和新号码，而且言谈举止间，似乎是有了新的伴侣。 “她当时跟我说，让我别再纠缠她了，她已经有新生活了，” 张某回忆道，“我还以为她是故意气我，没想到是真的。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和她吵架，不应该怀疑她……” 张某的语气里充满了悔恨。 警方意识到，这个神秘的新男友，很可能就是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他们立刻调取了向春花在东莞期间使用的新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在 2013 年 10 月到 2014 年 1 月这段时间里，向春花的通话记录非常频繁，其中有一个号码格外引人注目，这个号码在一个月内，和向春花通话了 20 多次，最长的一次通话时长达到了一个小时，而且通话时间大多集中在晚上十点以后，正是工厂下班休息的时间。 这个号码的持有人是谁？警方立刻对这个号码进行了调查。查询结果显示，这个号码的机主名叫夏洪泉，42 岁，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石子镇人，正是案发地所在的乡镇！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精神一振。向春花的神秘男友竟然是内江人，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内江。这绝对不是巧合！ 警方立刻对夏洪泉展开了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夏洪泉有过犯罪前科。 1998 年，他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2002 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曾在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后来回到内江，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安，2013 年之后，在成都一家高校的食堂做杂工。 更重要的是，警方通过走访夏洪泉的亲戚得知，2013 年年底，夏洪泉曾跟家人说过，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湖南人，两人感情很好，打算过段时间就结婚。夏洪泉的姐姐回忆道：“他当时挺高兴的，说那个女的很漂亮，也很懂事，等过了年就带她回来见我们。我们还以为他终于要成家了，没想到……”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夏洪泉！他是内江人，与向春花有密切的电话联系，曾自称是向春花的男友，而且有犯罪前科，具备作案的动机和条件。 抓捕夏洪泉的行动随即展开。警方了解到，夏洪泉当时正在成都的高校食堂工作，负责切菜、洗碗等杂活。他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孔武有力，而且有犯罪前科，警惕性很高。如果在人流密集的高校里实施抓捕，很可能会危及到学生和教职工的安全。李建国决定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避免打草惊蛇。 几天后，机会来了。夏洪泉因为老家的母亲生病，请假回了内江石子镇的老家。警方立刻部署警力，在夏洪泉老家附近的村口设下埋伏。村口有一座小桥，是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民警们隐藏在桥边的树林里，密切关注着过往的行人。 下午三点多，一辆电动车从村里开了出来，骑车的正是夏洪泉。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有些凌乱，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当电动车经过小桥时，埋伏在树林里的民警迅速出击，猛地冲了上去，将夏洪泉死死地按在了电动车上。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夏洪泉挣扎着，大声喊道，语气十分凶狠。 “夏洪泉，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民警亮出了手铐，将夏洪泉牢牢地铐住。 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夏洪泉显得有些惊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被带回公安局后，他拒不承认自己认识向春花，更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你们抓错人了吧？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夏洪泉坐在审讯室里，身体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语气强硬地说道，“我这几年一直在成都打工，没犯过任何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审讯工作陷入了僵局。夏洪泉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对警方的提问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答非所问，拒不配合。他知道，只要自己不承认，警方就没有证据定他的罪。 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一方面向夏洪泉宣讲法律政策，告诉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另一方面，他们给他看向春花的照片、两人的通话记录等证据，一点点地瓦解他的心理防线。同时，民警还安排他与家人见面，希望能通过亲情打动他。 三天后，夏洪泉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突然向民警提出，想见一见自己体弱多病的老母亲。李建国知道，这是他准备招供的信号。 当夏洪泉在审讯室里通过视频见到老母亲时，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瞬间泪流满面。他的母亲坐在屏幕前，头发花白，身体瘦弱，脸上满是担忧和憔悴。“儿啊，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要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啊！” 老母亲的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夏洪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视频里的母亲磕了三个头，哽咽着说：“妈，我对不起你，我错了…… 那件事是我做的，我杀了人……” 随着夏洪泉的供述，这起悬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夏洪泉和向春花、张某曾经在同一家浙江宁波的电子厂打工。2012 年，向春花和张某一起来到工厂时，夏洪泉已经在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夏洪泉当时刚刚结束第二段婚姻，带着一个女儿，心里一直渴望能再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好好过日子。 向春花长得清秀漂亮，性格温柔，在工友中很受欢迎。夏洪泉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被她吸引了。但当时向春花已经结婚，两人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偶尔在车间里碰到了，打个招呼而已。 2013 年，向春花和张某的婚姻出现危机，张某经常在厂里和向春花吵架，还怀疑她和王涛有染。有一次，夏洪泉看到向春花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哭，肩膀不停地颤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递了一张纸巾给她。 “你怎么了？” 夏洪泉轻声问道。 向春花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她看了看夏洪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和张某的矛盾、心里的苦楚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她说张某好吃懒做，嗜赌如命，还经常打她，她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夏洪泉耐心地听着，不断地安慰她，还给她出主意，让她赶紧和张某离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像你这么好的女人，不值得跟他这样的人过日子，” 夏洪泉说道，“离开他，你会遇到更好的。” 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渐渐近了起来，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夏洪泉觉得向春花温柔善良，正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侣；而向春花觉得夏洪泉成熟稳重，懂得关心人，和暴躁多疑的张某完全不同。在夏洪泉的怂恿和鼓励下，向春花最终下定决心和张某离婚。 其实，向春花和王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所谓的 “绯闻” 只是张某的无端猜测。离婚后，向春花去了广东东莞投奔父母，夏洪泉则继续留在浙江打工。两人虽然相隔两地，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发视频，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了异地恋。 夏洪泉对这段感情非常投入，他经常在电话里给向春花描绘未来的生活，等攒够了钱，就去东莞接她，回内江结婚，一起照顾双方的老人和孩子。向春花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所以才省吃俭用，买了新手机，想和夏洪泉更好地联系。她还经常给夏洪泉寄一些自己亲手做的土特产，表达自己的心意。 可就在两人感情逐渐升温的时候，夏洪泉却发现了一些 “异常”。2013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夏洪泉像往常一样给向春花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喂，你找谁？” 那个男人的声音很陌生，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找向春花，她在哪里？” 夏洪泉心里咯噔一下，语气有些急促。 “她在洗澡呢，有事等会儿再说。” 男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夏洪泉当时就火了，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又酸又怒。他不停地给向春花打电话，可电话再也没人接了。接下来的几天，夏洪泉晚上十点多给向春花打电话，好几次都是那个陌生男人接的，每次都说向春花在忙，然后就挂断电话。 夏洪泉心里充满了怀疑和愤怒，他质问向春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向春花解释说，那个男人是她同宿舍女工友的朋友，最近一直在追求她，但她已经明确拒绝了，只是对方经常来宿舍找她，所以才会接电话。 “洪泉，你相信我，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向春花在电话里哭着说道，“我心里只有你，怎么可能会喜欢别人？” 可夏洪泉根本不信。他骨子里自卑又偏执，有过犯罪前科的经历让他对人际关系充满了不信任，尤其是在感情上，更是容不得一点瑕疵。他认定向春花是在欺骗他，觉得自己被耍了，心里的爱意瞬间转化成了怨恨。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和向春花分手。 可当他提出分手时，向春花却坚决不同意。她是真心喜欢夏洪泉，不想失去这段感情。她在电话里哭着恳求夏洪泉再给她一次机会，还说要亲自去四川内江找他，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夏洪泉当时心里已经充满了怨恨，他觉得向春花的纠缠让他很不耐烦。“她越是不同意分手，我就越觉得她心里有鬼，” 夏洪泉后来供述道，“我当时就想，她要是敢来内江找我，要是还不同意分手，我就杀了她。我不能让她这么耍我，我丢不起这个人。” 2014 年 1 月 22 日，向春花真的从广东东莞赶到了内江。她满心欢喜地以为，只要当面解释清楚，就能挽回这段感情，却不知道自己踏上的是一条死亡之路。 夏洪泉去车站接了向春花。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气氛很沉闷。向春花想找话题聊聊，可夏洪泉总是冷冰冰的，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敷衍几句。夏洪泉心里已经做好了杀人的打算，他把向春花带到了小清溪河河边。 “我们还是分手吧，” 两人走到河边的滩涂地时，夏洪泉率先开口，语气冰冷得像冬日的河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就因为那几个电话吗？我都说了，我和他没关系！” 向春花急得哭了起来，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夏洪泉，我是真心想和你过日子的，我为了你，和前夫离婚，背井离乡，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 “信你？我怎么信你？” 夏洪泉怒吼道，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深更半夜让别的男人接电话，你让我怎么信你？你这种女人，根本就不配和我结婚！你就是在耍我！” 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向春花哭着恳求夏洪泉，说自己真的没有背叛他，那个男人只是工友的朋友，她已经明确拒绝了。可夏洪泉已经被愤怒和偏执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他觉得向春花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都是在欺骗他。 争吵中，向春花情绪激动地说了几句气话：“你要是非要分手，我就去告诉你的家人，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对我的！我还要你赔偿我 10 万块钱的损失费，不然我就找我前夫来收拾你！” 向春花说的 “前夫”，指的是张某。她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夏洪泉，让他回心转意，可没想到，这些话彻底点燃了夏洪泉的怒火。 “她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 夏洪泉供述道，“我最恨别人威胁我，尤其是用这种方式威胁我。我当时就想，这个女人不能留，留着就是个祸害，她会毁了我的一切。” 夏洪泉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掏出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菜刀，那是他从家里带来的，本来是想用来切菜，后来决定杀人后，就一直带在身上。菜刀是不锈钢的，刀刃锋利，在雾气中泛着寒光。他举起菜刀，朝着向春花狠狠地砍了下去。 夏洪泉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每一刀都用足了力气。向春花身材娇小，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她下意识地用双手去挡，双手立刻被砍得鲜血淋漓，疼得她惨叫一声。紧接着，菜刀又砍在了她的头部、面部和颈部。向春花惨叫着倒在地上，鲜血瞬间染红了身下的枯草和泥土，雾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夏洪泉红着眼睛，一刀接一刀地砍着，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让你骗我！让你威胁我！我让你死！”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心中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化作了手中的刀刃，朝着向春花砍去。直到向春花不再动弹，身体渐渐瘫倒，夏洪泉才停了下来。 看着倒在血泊中、左脸已经血肉模糊的向春花，夏洪泉才稍微冷静了一点。他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心里充满了恐惧。他想把尸体沉入河底，毁尸灭迹，可向春花身上穿着的红色羽绒服浮力太大，怎么也沉不下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脱下了向春花的羽绒服，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扔到了下游的草丛里。 他慌乱地清理了一下现场，捡起了向春花掉在地上的手机和钱包，然后匆匆离开了。走了没几步，他又想起钱包里有一张百元大钞，可能是向春花准备用来路上花的，他觉得留着没用，又怕被人发现，就随手扔在了河边的枯草堆里。 这张带血的钞票，后来被老徐捡到，成了案件的第一个线索。 当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夜色浓重，雾气弥漫，小清溪河边空无一人，没有人看到这血腥的一幕。向春花从广东赶来内江，除了夏洪泉，没有联系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行踪。就这样，她的尸体在河面上漂浮了几个小时后，被早起钓鱼的老徐发现。 案发后，夏洪泉连夜逃回了成都的工厂，继续做杂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把作案用的菜刀扔到了成都的一条河里，把向春花的手机和钱包也都销毁了。这四年来，他一直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向春花浑身是血地来找他索命。他不敢和家人提起这件事，也不敢再谈恋爱，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但他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时间久了，这起案子就会不了了之，没想到四年后，警方还是找到了他。 2018 年年底，夏洪泉因故意杀人罪被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121章 沂蒙血案 2015 年盛夏的沂蒙大地，被一层挥之不去的暑气包裹着。凌晨四点多的临沂市，天还未完全亮透，墨蓝色的天幕渐渐褪去，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鱼肚白，给滨河公园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73 岁的彭大爷像往常一样，揣着磨得发亮的小马扎，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出家门。十几年如一日，晨练早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园深处清新的草木气息混杂着河水的湿润，比家里空调的冷风更能驱散夏日的沉闷。 五点不到的公园，静谧得能听见晨鸟的啾鸣和自己的脚步声。彭大爷沿着石板路慢悠悠地踱着，时不时伸展胳膊、扭动腰肢，活动着僵硬的关节。他穿过成片的绿荫，走过架着紫藤花的石桥，朝着河边那座爬满青藤的长廊走去 —— 那是他平时打太极的老地方。 可就在距离长廊还有十几米远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突然钻入鼻腔，带着铁锈般的刺鼻气息，瞬间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彭大爷皱了皱眉，心头涌上一丝不安，他放缓脚步，循着气味的来源望去。只见长廊外的草坪上，两个黑影一动不动地蜷缩着，身下的青草被染成了深褐色，在熹微的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 起初他以为是晨练的年轻人累极了躺下休息，可走近几步，那摊不断扩散的血迹和两人毫无起伏的身体，让他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彭大爷的心脏 “咚咚” 狂跳，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死死抓住旁边的长廊柱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好半天，他才颤抖着摸出兜里的老年机，浑浊的眼睛盯着屏幕，手指哆嗦着按下了 110。“警察同志…… 快！滨河公园长廊这儿…… 死人了！流了好多血！” 他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音，在寂静的晨空中格外清晰。 刺耳的警笛声很快划破了城市的沉寂，像一把锋利的刀，劈开了临沂城尚未完全苏醒的静谧。不到十分钟，刑侦队长张磊就带着刑侦、技术、法医等多个部门的民警赶到了现场。蓝色的警戒线迅速拉起，将闻讯赶来的晨练市民挡在外面，原本悠闲的公园瞬间被凝重的气氛笼罩，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负责尸检的陈法医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戴上橡胶手套。他从业 15 年，经手的凶案现场不计其数，可当他看清尸体的状况时，眉头还是紧紧拧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罕见的震惊。“太残忍了。” 张磊蹲下身，目光扫过地上的血迹形态，又看了看周围的草坪。两名死者衣着整齐，男性穿着浅色短袖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领口还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女性则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裙摆上沾满了血污，却依旧能看出精致的针脚。两人的遗体都没有被挪动或拖拽的痕迹，周围的青草也没有明显的打斗碾压痕迹。“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张磊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技术科赶紧提取现场物证，别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技术人员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拿着放大镜和镊子，在尸体周围仔细搜寻。很快，在距离遗体不到三米的草地上，他们发现了两枚带血的弹头，用尺子测量后，直径均在 11 毫米左右。“张队，你看。” 技术科的老王用镊子夹起弹头，放进透明的证物袋里，“这个尺寸和材质，大概率是自制枪支发射的铅弹，表面还有明显的铸造痕迹，工艺很粗糙。” 陈法医则专注地检查着死者的伤口。男性死者左背部有一个狰狞的弹孔，边缘外翻，子弹穿透了胸腔，精准地击中了心脏；女性死者的伤势更重，身中两枪，一枪打在胸口，另一枪直接击穿了头部，暗红色的血液在她身下汇成一滩，浸透了身下的青草，连旁边的泥土都染上了血色。“别被那些影视剧误导了。” 陈法医一边用棉签提取弹痕样本，一边对旁边的年轻民警解释，“现实里，子弹只要击中关键部位，哪怕只有一枪，也足以致命，根本不存在中数枪还能挣扎的情况，这两个孩子当时应该没来得及反应就遇害了。” 消息很快上报到临沂市公安局，整个局里都炸开了锅。要知道，这种恶性枪杀案件，在临沂已经近二十年没有发生过了。凶手手持枪支，作案手段残忍，他究竟是谁？是与死者有深仇大恨，还是随机作案？作案后又逃向了何方？会不会继续潜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对其他人造成威胁？一系列问题像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每个办案民警的心头。市局当即成立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张磊担任组长，抽调全局的精兵强将，全力展开侦破工作。 尸检工作在法医中心连夜进行，灯光下，冰冷的器械反射着寒光。经过反复检验，陈法医最终得出精确结论：两名死者系同时遇害，死亡时间锁定在 7 月 5 号凌晨 0 点到 2 点之间。除了枪伤，两人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这意味着凶手作案时可能出其不意，受害者根本没有来得及反抗，甚至可能都没看清凶手的模样。 “仇杀？情杀？还是抢劫杀人？” 专案组的会议室内，灯光亮了一整夜，张磊指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疑问，声音嘶哑却充满力量，“现在首要任务是确定死者身份，搞清楚他们的社会关系，这是破案的关键，大家分头行动，务必尽快有突破！” 可难题很快就来了。案发现场被清理得很干净，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两人身份的证件，死者身上空空如也，既没有手机、钱包，也没有钥匙之类的随身物品。周围的草坪经过仔细搜查，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张磊当即决定，一方面在公园及周边展开大规模走访摸排，另一方面将死者的体貌特征和衣着信息通报给全市各派出所，重点排查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员。 案发的滨河公园位于临沂市核心商圈附近，平日里人流量极大，尤其是夏天的清晨，遛弯、晨练、跳广场舞的市民络绎不绝。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挨个儿询问公园里的晨练者、保洁员和管理人员，每个人都耐心地描述死者的模样，希望能得到一丝线索。可忙活了一上午，却没有任何收获。“这公园来往的人太杂了，大多是临时过来的，谁也不认识这两个年轻人。” 一组组长擦着额头的汗，语气里满是沮丧，“有几个老人说好像见过这对小情侣来散步，但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住在哪。” 更棘手的是，临沂作为全国重要的物流集散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流入流出，常住人口加外来人口超过千万，人员流动性极强。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两名身份不明的死者，无异于大海捞针。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太阳渐渐升到了头顶，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办案民警们顶着酷暑奔波，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汗水浸透，却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 直到 7 月 5 号傍晚，也就是尸体被发现后的十几个小时，一条线索突然从市区某小区传来。 一家名为 “指尖繁花” 的美甲店连续一天没有营业，店主失联了。 民警立刻驱车赶往该小区，远远就看到美甲店的卷闸门紧闭着，门口贴着的 “夏季特惠” 海报被风吹得有些歪斜，边角卷了起来。附近的住户告诉民警，店主是个年轻姑娘，姓冯，人长得漂亮又和气，平时每天准时开门营业，昨天好多预约了美甲的客户跑过来，都吃了闭门羹，打电话也无人接听。“这姑娘开了快半年了，从来没这样过，就算有事也会在门上贴个通知。” 一位遛狗的大妈说道，脸上满是担忧。 民警通过公安系统很快查到了店主的信息：冯丽，25 岁，临沂本地人。他们迅速联系上冯丽的家人，当冯丽的父母跟着民警赶到殡仪馆时，母亲一看到那张盖着白布的遗体，当场就昏厥过去。旁边的父亲也瞬间红了眼眶，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冯丽的母亲缓缓醒来，她拉着民警的手，哭得撕心裂肺，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女儿的情况。 冯丽的父母在临沂郊区务农，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家境十分普通。7 年前，冯丽从职高毕业后，不想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困在农田里，便独自进城打工。她先后在几家美容院做过学徒、店员，每天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就想着有一天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2015 年春节过后，冯丽鼓起勇气向父母提出想创业开美甲店的想法，老两口虽然手头拮据，但看着女儿眼里的憧憬，还是咬了咬牙，拿出了攒了大半辈子的 3 万块钱，塞到了女儿手里。“她租了这小区的底商，装修都是自己动手弄的，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 母亲抹着眼泪，声音哽咽，“我每个月都进城看她一次，7 月 4 号下午还在她店里待了半天，她给我做了美甲，还说下周末回家给我炖排骨，没想到……” 那一面，竟成了母女俩的永别。 确认了女性死者的身份，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和冯丽同时遇害的男青年是谁？冯丽的母亲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回忆起女儿半个月前跟她提过的男朋友。“叫楚颜，也是临沂人，26 岁，是厂里客户介绍认识的，两人刚处了没多久，我就见过一次他的照片，不太确定是不是他。” 民警立刻驱车赶往楚颜家。与冯丽家不同，楚颜的家境十分优越，父母在市区经营着一家小型加工厂，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家里有四个孩子，楚颜是最小的，从小就备受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高中毕业後，他没有去上大学，而是留在了家里的工厂帮忙，性格内向腼腆，平时很少出门，大多时间都在家玩电脑，社交圈很窄。“这孩子长这么大，从没谈过恋爱，遇到冯丽后，整个人都变了，每天下班都乐呵呵地出去约会，还会给我们带冯丽做的小点心。” 楚颜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7 月 4 号晚上 8 点多，他说去找女朋友，饭都没吃就跑了，临走前还跟我说要给冯丽一个惊喜。之后他的手机就关机了，我们找了一整晚都没消息，没想到……” 楚颜的家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到殡仪馆，当白布被揭开的那一刻，楚颜的父亲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一家人的哭声在空旷的殡仪馆里回荡，令人心碎。 两个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崩塌。专案组的压力陡增，他们立刻围绕冯丽和楚颜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排查，试图找到作案动机。 民警首先将目光放在了仇杀或经济纠纷上。他们走访了冯丽的美甲店周边商户、她之前工作过的美容院，以及楚颜所在的工厂，询问了两人的朋友、同事和客户。可调查后发现，冯丽性格温和，待人友善，经营美甲店诚信本分，生意做得不错，不仅没有欠外债，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行；楚颜老实厚道，在工厂里和同事关系融洽，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家里经济条件优渥，更不存在财务纠纷。“熟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张磊在案情分析会上敲了敲桌子，眉头紧锁，“难道是随机作案？可凶手带着枪，显然是有备而来。”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冯丽美甲店的店员小李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小李今年刚满 20 岁，跟着冯丽学做美甲快三个月了，她告诉民警，冯丽平时都是晚上 9 点准时关门下班，但 7 月 4 号晚上 8 点半左右，她接到一个电话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随后就决定提前关门。“我当时就在旁边整理工具，听声音不像楚颜哥的，有点粗哑，还带着点酒气。” 小李回忆道，眼神里满是恐惧，“我好奇问了一句，冯姐叹了口气说，是之前追过她的一个男同事，喝了酒，说要到店里来看她。” 小李还说，冯丽当时显得有些为难，坦言自己对那个男同事没好感，两人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怕他喝醉了在店里闹事，影响生意，所以打算出去和他谈谈，随后就让小李先下班了。 这个男同事立刻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会不会是他因爱生恨，得知冯丽有了男朋友后恼羞成怒，最终痛下杀手？民警迅速调取了冯丽的通话记录，发现 7 月 4 号晚上，除了楚颜，她只和一个姓赵的男子通过电话，通话时长不到一分钟。 警方很快在市区一家机械加工厂找到了小赵。面对民警的突然到访，小赵显得有些紧张，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当被问及 7 月 4 号晚上与冯丽的通话时，他坦然承认自己确实追求过冯丽，7 月 4 号晚上和同事聚餐时喝多了，一时冲动给冯丽打了表白电话，但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去见冯丽，打完电话后就继续和同事喝酒，直到半夜才被朋友送回家。为了核实情况，民警询问了小赵的同事，并调取了饭店和他所住小区的监控，最终确认小赵所言属实，他从晚上 7 点到凌晨 1 点一直在饭店喝酒，之后被送回家，没有作案时间，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线索再次断裂，专案组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张磊看着桌上的案件资料，沉思了许久，最终决定将重心放在视频侦查上。“凶手作案后肯定要逃离现场，监控一定能拍到他的踪迹！” 他下令，根据法医推断的作案时间，调取案发中心现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仔细查看，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身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距离中心现场 150 米的一个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关键画面。7 月 4 号晚上 10 点 58 分，楚颜和冯丽手牵着手出现在公园的小路上，楚颜左手拎着一个米白色的女士提包，应该是冯丽的。两人边走边低声说着什么，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朝着长廊的方向慢慢走去。当时天色已晚，公园里的游客早已散去，路上没有其他行人，只有路灯投下两道长长的影子。 几十秒后，一个模糊的黑影突然出现在画面的右侧，他贴着路边的树荫行走，动作很轻，与两人擦肩而过时，还刻意压低了脑袋。随后楚颜和冯丽走进了长廊，而那个黑影在原地停留了片刻，左右张望了一下，也朝着长廊的方向走去。 另一个角度的监控清晰地拍到了黑影的模样：这是一名男子，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穿着黑色短袖和深色长裤，身高约 1 米 75，体型偏瘦，走路微微驼背，背后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包，看起来装着沉重的物品。他边走边东张西望，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像是在确认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晚上 11 点 44 分，距离中心现场十几米远的另一个摄像头再次捕捉到该男子的身影。此时的他与之前判若两人，脚步急促，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原本背着的大包变成了手提，身上还多套了一件白色长袖衬衫，帽子依旧戴在头上，快步走出长廊，朝着公园南侧的方向逃窜。 “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张磊指着监控画面，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案发时间段内，只有他接近过案发现场，他离开时，楚颜和冯丽应该已经遇害了，立刻追查他的逃跑路线！” 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园南大门及周边路段的监控，发现嫌疑人离开长廊 5 分钟后，并没有从大门正常离开，而是绕到公园南侧的围墙边，警惕地观察了四周后，迅速翻过围墙，横穿马路翻过护栏，朝着南边的废弃工地逃窜。由于废弃工地长期闲置，里面杂草丛生，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嫌疑人的身影就此消失，追踪线索再次中断。 专案组当即调来了几条训练有素的警犬，这些警犬嗅觉灵敏，曾参与过多次重大案件的侦破。训导员带着警犬来到案发现场，让它们仔细嗅闻嫌疑人留下的气味。警犬们立刻兴奋起来，对着长廊的方向狂吠了几声，随后便朝着公园南侧的围墙跑去。 警犬们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线一路向南搜寻，它们穿梭在茂密的草丛中，鼻子贴着地面，时不时停下脚步，对着某个方向狂吠。训导员紧紧跟在后面，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衣服。几个小时后，在距离中心现场 3 公里的一片荒草丛中，领头的警犬突然停下脚步，对着草丛深处狂吠不止。民警立刻上前查看，在草丛里发现了三部手机和一个米白色的小手包 —— 正是楚颜拎着的那个。 经查，三部手机都是楚颜和冯丽的，其中两部已经被摔坏，小手包里没有现金，只有一张冯丽的信用卡和几张美甲店的优惠券。“看来凶手的目的很可能是抢劫！” 张磊看着手中的证物，语气肯定地说。 警犬继续在周边搜寻，在距离丢弃物品地点 500 米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中，藏着一个蓝黑色的旅行包。民警小心翼翼地打开旅行包，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一支自制猎枪静静地躺在里面，枪口还残留着淡淡的硝烟味，旁边散落着几十枚未发射的弹头，此外还有一顶黑色棒球帽、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日用品。技术人员对猎枪和弹头进行了紧急检验，确认这支口径 12 毫米的自制猎枪正是作案凶器，包里的弹头与案发现场及死者体内提取的弹头材质、尺寸、重量完全吻合。 然而，技术人员在枪支、子弹及其他物品上反复勘察，却没有找到完整的有效指纹。嫌疑人显然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作案后仔细擦拭过相关物品。幸运的是，技术人员在旅行包内侧的布料上，检出了三个人的 dNA 信息，经过比对，其中两个属于楚颜和冯丽，第三个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的。警方将该 dNA 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数据库进行比对，却没有找到匹配的记录，这说明嫌疑人此前没有犯罪前科，或者说没有被警方抓获过，这条重要的线索再次失去了作用。 专案组并没有气馁，他们尝试从旅行包内的衣物和帽子入手追查销售渠道。可调查后发现，这些都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款式，棒球帽是某知名品牌的基础款，短袖和长裤也是普通的地摊货，销售范围极广，遍布临沂多个批发市场，根本无法锁定具体的购买地点，这条线索又一次陷入僵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旅行包里一个装着弹头的白色塑料瓶引起了技术人员的注意。这个塑料瓶原本应该是装饮料的，现在里面装满了弹头，除此之外，瓶子里还有 97 个被剪得支离破碎的圆形塑料片，上面残留着一些模糊的文字和字母。“这些塑料片看起来像是超市购物袋剪下来的。” 一位技术人员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你看，这个碎片上有个‘商’字，那个上面好像是‘城’。” “把它们拼起来！” 张磊当机立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技术人员们围坐在桌子旁，像玩拼图游戏一样，耐心地将这些碎片逐一拼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碎片渐渐组合成了几个完整的片段，从上面辨认出了 “商城”“石家庄正定宝莲” 等字样。“这是一家连锁超市的购物袋！” 张磊眼前一亮，立刻让人查询该超市的信息，“一般人都会在居住地或工作地附近的超市购物，这家超市的分店主要集中在河北的石家庄、保定、衡水等地，嫌疑人很可能来自河北！” 与此同时，根据警犬追踪的轨迹和嫌疑人翻出公园后的逃窜方向，专案组继续扩大视频侦查范围。7 月 5 号凌晨 12 点 26 分，嫌疑人出现在了案发现场以南 4 公里的临沂汽车站广场，他低着头，快步穿过人群，没有进站，而是在广场上溜达了一会儿，随后坐上一辆摩的，朝着高速入口的方向驶去。 民警立刻展开排查，根据摩的的行驶路线和监控画面，终于在第二天中午找到了当时搭载嫌疑人的摩的司机。“那天凌晨没拉几个人，我对他印象特别深。” 司机师傅回忆道，“他上车的时候神色很慌张，还戴着帽子，说话口音很重，不是我们临沂本地人。他说要去高速入口，谈好车费 30 块钱，到地方后，他付了钱就匆匆忙忙地跑了。” 警方随即调取了京沪高速入口附近的监控，7 月 5 号凌晨 0 点 42 分，嫌疑人在高速入口下车后，并没有立刻上高速，而是朝着西边走去，很快就走出了监控画面。民警分析，长途客车经常会在高速入口附近临时揽客，嫌疑人很可能打算搭乘长途客车逃离临沂。他们立刻排查了当时通过该高速入口的 17 辆长途客车，调看了每一辆车的车内监控，可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他没坐客车，那肯定是往西边去了！” 张磊当机立断，调整侦查方向，沿着高速入口往西展开地毯式排查。果然，多个路段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7 月 5 号凌晨 1 点 12 分，他出现在市区往西 4 公里的义堂镇，此时的他已经扔掉了棒球帽，头发有些凌乱，步履匆匆；早上 5 点 11 分，他又出现在义堂镇往西 10 公里的费县探沂镇，手里的大包不见了，换成了一个小巧的布袋，看起来疲惫不堪，脚步沉重，显然已经徒步走了一夜，连鞋子都沾满了泥土。 早上 6 点多，天渐渐亮了，探沂镇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早点摊冒出袅袅炊烟，行人也多了起来。嫌疑人在一家商场周围徘徊了很久，时不时朝着路人张望，似乎在犹豫什么。随后他在一个早点摊买了两根油条和一碗豆浆，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后，他又在商场附近转悠了半个小时，之后便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 7 天。对于命案侦破来说，7 天是黄金周期，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线索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侦破难度会急剧增加。被害人的家属每天都给专案组打电话询问进展，电话里的哭声让每个办案民警都倍感压力，大家心里都清楚，必须尽快抓住凶手，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 “他徒步走到探沂镇就消失了，会不会就住在这附近，或者有熟人在这？” 案情分析会上，一位老民警提出了猜测。警方随即在探沂镇展开全面排查，张贴了带有嫌疑人模拟画像的悬赏通告，走访了沿街的每一家商铺和周边的居民区，可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张磊决定重新梳理所有的监控视频，重点查看嫌疑人消失前的每一个细节。在一段反复播放的视频中，他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画面：嫌疑人吃完早餐后，走到路边一个卖烟酒的柜台前，跟柜台后的一位女士说了几句话，随后朝着女士手指的方向走去，几十秒后就走出了画面。 民警立刻赶到探沂镇，根据监控画面找到了那家烟酒柜台。柜台后的女士姓王，今年四十多岁，在这里经营了十几年。在民警的耐心启发下，她慢慢回忆道：“那天早上确实有个男的来问我事，他看起来很累，头发乱糟糟的。我想想…… 他问我哪能理光头，还问多少钱。具体是不是 5 号我记不清了，每天来往的人太多了。” “肯定是他！他想改头换面逃避侦查！” 张磊兴奋地拍了下桌子，立刻安排民警走访探沂镇的所有理发店。果然，一家位于小巷深处的理发店老板证实，7 月 5 号早上 8 点左右，有一个身材偏瘦、神色疲惫的男子来店里推了光头，还让老板用最快的速度。“他当时还问我哪能买到便宜衣服，我说前面那条街上有几家折扣店，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老板回忆道。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在老板所说的折扣店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此时的他已经换了发型，光头在监控画面中格外显眼。他走进店里后，在货架前挑了半天，最终花 19 块钱买了一件灰色 t 恤衫，让店员当场剪掉商标后，就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将原来的黑色短袖塞进了口袋。 监控画面继续追踪，7 月 5 号上午 8 点 39 分，嫌疑人在服装店南侧的公交站坐上了开往费县县城的公交车。他上车后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头一直低着，尽量避开其他乘客的目光。公交车到达费县汽车站后，他迅速下车，于 9 点 39 分来到售票窗口，买了一张长途客车票。由于当时汽车站尚未实行实名购票制，无法查询他的身份信息和目的地。但民警从监控画面中发现，售票员给嫌疑人售票时，伸出了五个手指。 “票价应该是 5 块或 50 块，排除 500 块的可能。” 张磊分析道。民警立刻走访了费县汽车站的售票员，得知当时车站没有 5 块钱的车票，50 块钱的车票只有一趟，是开往山东省济宁市的。 侦查员立刻驱车赶往 140 多公里外的济宁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调看了济宁汽车站的监控。7 月 5 号中午 11 点多，嫌疑人抵达济宁汽车站，他下车后没有出站，直接走到售票窗口又买了一张票。通过仔细观察监控细节，民警看到嫌疑人递给售票员一张 100 块钱的纸币，售票员找给了他 1 块钱，由此推断这张车票的价格为 99 块钱。警方随即查询了济宁汽车站当时的发车信息，确认 99 块钱的车票只有一趟，目的地是河南省安阳市。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因为此前从塑料碎片上得到的超市线索，其唯一一家省外分店就在河南安阳市。两条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同时指向了同一个地方，这绝不是巧合，嫌疑人的落脚点极有可能就是安阳。 专案组立刻调集警力，星夜兼程赶往安阳。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调看了安阳汽车站的监控视频。7 月 5 号傍晚 6 点多，嫌疑人乘坐的长途客车抵达安阳汽车站，他背着一个小包，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坐上了一辆开往市区的公交车。晚上 8 点 04 分，公交车停靠在一个老旧小区门口，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进了小区，动作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犹豫，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一样。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这个小区是一个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旧小区，共有几十栋楼，居住着 5000 多名居民，其中租住户占了很大比例，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如果逐户排查，不仅工作量巨大，还很容易打草惊蛇。更危险的是，嫌疑人持有枪支，且作案手段残忍，一旦在抓捕过程中发现异常，很可能会狗急跳墙，拿起枪支反抗，对民警和周围居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经过慎重考虑，专案组决定采取蹲守抓捕的方式。他们将 20 多名侦查员分成四组，分别在小区的四个出入口及周边路段隐蔽蹲守，每组配备望远镜和对讲机，随时保持联系。7 月的安阳酷热难耐，烈日炙烤着大地，地表温度超过 35 摄氏度，侦查员们穿着厚重的便衣，潜伏在树荫下或附近的商铺里，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浸透了衣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每个人都紧盯着小区门口，生怕错过嫌疑人的身影。 两天过去了，嫌疑人始终没有露面，蹲守的侦查员们已经 50 多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但他们依旧紧绷着神经，不敢有丝毫松懈。张磊每天都要巡查各个蹲守点，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凶手肯定就在这个小区里，我们多坚持一分钟，就多一分抓捕他的可能！” 7 月 18 号，案发后的第 13 天晚上 9 点半，一个光头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他穿着一件灰色 t 恤衫，背着一个小包，低着头，脚步匆匆。负责蹲守的侦查员立刻警惕起来，通过对讲机确认了他的体貌特征。 正是监控中改头换面后的嫌疑人！ “行动！” 随着张磊的一声令下，侦查员们迅速围拢过去，将男子当场控制。男子先是挣扎了一下，当看到民警亮出的证件时，他的身体瞬间瘫软下来，脸色煞白，嘴里喃喃道：“该来的还是来了，我跑不掉了。” 经审讯，该男子名叫牛志明，46 岁，河南安阳人，无犯罪前科。面对民警的审讯，他起初还想狡辩，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最终还是低下了头，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供述除了作案时丢弃的那把枪，他在老家还有一把自制猎枪和大量子弹。 民警立刻驱车赶往牛志明位于安阳市郊农村的老家。这是一间破旧的平房，周围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民警在屋内进行了仔细搜查，最终在床底下的一个木箱里，搜出了一把自制三连发猎枪、几十发子弹以及一套造枪工具。屋子的门板、墙角的铁皮桶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孔，显然他经常在这里练习射击，对枪支的构造和操作极为熟悉。 牛志明的供述，揭开了这起血案背后令人唏嘘的真相。他与妻子结婚 20 多年，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正在读高中，小女儿还在上小学。十几年前，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他带着全家从农村进城，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起早贪黑，扛水泥、搬砖头，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月薪却只有 3000 多元。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偶尔打些零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巨大的生活压力让牛志明变得性格孤僻、脾气暴躁，经常借酒消愁。 夫妻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张，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每次吵架后，牛志明就会独自一人回到老家的破房子里，关起门来制造枪支，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从小就对枪械有着异常的兴趣，年轻时村里有人用自制猎枪打猎，他经常跟着看热闹，久而久之，就摸清了枪支的构造和制造方法。后来，他开始偷偷收集废旧的钢管、铁板等材料，利用自己在工地学到的焊接技术，尝试制造枪支。他深知私造枪支是违法行为，所以这件事他从未对任何人提及，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此前制造的两把枪，他只是在心情郁闷时用来射击发泄，从未想过用它们来伤害别人。 2015 年 7 月 1 号，牛志明因为喝酒晚归，与妻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妻子哭着指责他不顾家、没本事，连孩子的学费都快凑不齐了。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牛志明的心里。他一气之下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决定外出散心。临走前，他鬼使神差地将一把猎枪和几十发子弹装进了背包，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得带着枪心里更踏实。 在安阳高速入口，他看到一辆开往临沂的长途客车正在临时揽客，一时冲动就补票上了车。抵达临沂后，他漫无目的地在市区闲逛，身上带的几百块钱很快就花光了，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想到自己窘迫的处境，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萌生 —— 抢劫。 7 月 4 号晚上，牛志明来到滨河公园，他觉得这里环境偏僻，晚上人少，是实施抢劫的绝佳地点。他在公园里转悠了 3 个多小时，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就在他准备离开时，晚上 10 点 59 分，他看到了正在约会的楚颜和冯丽。楚颜手里拎着的女士提包，让他觉得里面一定有不少钱。他立刻来了精神，悄悄跟在两人身后，一路尾随他们进入了长廊。 趁着两人不注意，他突然冲了上去，一把抢走了楚颜手里的提包。冯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立刻大声呼救：“抢劫啊！救命！” 这声呼救让牛志明瞬间慌了神，他担心引来其他人，于是不假思索地从背包里掏出猎枪，朝着两人扣动了扳机。两声沉闷的枪响后，楚颜和冯丽倒在了血泊中。 杀人后，牛志明仓皇逃离现场，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打开提包，发现里面只有 300 多元现金和几张银行卡。看着手里的钱，他既后悔又害怕，但事已至此，他只能选择继续逃跑。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他多次改变逃跑路线，剪了光头、换了衣服，辗转临沂、济宁等地，最终回到了安阳。回到家后，他终日借酒消愁，精神高度紧张，生怕警察找上门来，直到被警方抓获，他的妻子对此事依旧一无所知。 最终，牛志明因涉嫌抢劫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当听到判决结果时，他没有辩解，只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对不起那两个年轻人，对不起他们的家人。”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私造、私藏枪支属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任何试图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第122章 “凌志大盗” 2003 年的北京，初夏的阳光穿透稀薄的云层，却驱不散非典疫情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沉闷。长安街两侧的梧桐树刚抽出新叶，往日里车水马龙的街道此刻行人稀疏，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步履匆匆，眉宇间藏着难以掩饰的警惕。街角的测温点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逐一对过往人员进行登记，消毒水的刺鼻气味随着风飘散，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5 月 29 日中午 12 点整，西长安街派出所的值班电话突然尖锐地响起，打破了值班室里短暂的宁静。“警察同志，快！我们京海饭店发现一个疑似吸毒的顾客，神色特别不对劲，你们赶紧来看看！” 电话那头，酒店值班经理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疫情期间的特殊氛围让任何异常情况都显得格外棘手。 接警的民警老周和小李不敢耽搁，迅速套上警服，戴上口罩和手套，抓起装备包就冲出了值班室。警车鸣着警笛，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沿途的红绿灯仿佛都成了模糊的光影。老周握着方向盘，眉头紧锁：“非典期间还敢顶风吸毒，这小子胆子不小。” 小李坐在副驾驶座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手铐，眼神锐利如鹰：“说不定不止吸毒这么简单，咱们小心点。” 十几分钟后，警车稳稳停在京海饭店门口。两人下车后，迅速与等候在大堂门口的值班经理汇合。经理压低声音，指了指大堂前台的方向：“就是那个穿黑色夹克的男的，正准备退房呢，刚才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摸出注射器，吓得我赶紧给你们打电话。” 老周和小李交换了一个眼神，借着大堂立柱的遮挡，悄悄向目标靠近。那名男子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得发亮，像是长期在户外暴晒的样子。他留着一头乱糟糟的短发，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手里紧紧攥着房卡和一张身份证，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像惊弓之鸟般时不时扫过大堂的每一个角落，喉结上下滚动，似乎在吞咽着紧张。 “行动！” 老周低喝一声，两人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了上去。还没等男子反应过来，小李已经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老周则迅速拿出手铐，“咔嚓” 一声将冰凉的金属锁扣在了他的腕间。“警察！不许动！” 威严的喝声在安静的大堂里回荡，几位正在办理手续的住客吓得浑身一哆嗦，纷纷侧目张望。 男子猛地挣扎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 但他的力气远不及两名民警，挣扎了几下便被按在了沙发上，动弹不得。老周蹲下身，从男子夹克的内袋里摸索片刻，掏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小撮白色粉末，还有两支封装完好的一次性注射器。“这是什么？” 老周将物证举到他眼前，语气严肃。男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嗫嚅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 带回派出所后，尿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 阳性。看着化验单上刺眼的结果，男子的心理防线初步崩溃。经过初步审讯，他自称徐英华，湖北人，是一名厨师，过去三天一直在京海饭店 424 房间以静脉注射的方式吸食海洛因，前后共计 8 次。按照规定，警方当即作出决定：对其处以 15 天行政拘留，并限期戒毒。 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吸毒案件，可第二天的深入审查，却掀开了一个惊天大案的冰山一角。5 月 30 日上午，小李负责继续审讯 “徐英华”。他注意到，这个男子的身份证上写着湖北籍贯，但说话时却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两者之间的矛盾让他心生疑窦。更反常的是，在对其随身物品进行详细清点时，除了那包海洛因和注射器，还有整整 4 万元用橡皮筋捆扎整齐的现金，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一部崭新的索尼数码相机，机身还带着未拆封的保护膜；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手腕上戴着一块镶钻的 omega 女表，表盘在灯光下折射出璀璨的光芒，一看就价值不菲。 “你一个厨师，月薪能有多少？” 小李将现金和手表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吸毒每天就要花近百元，你怎么攒下 4 万元现金？这块女士手表，又是怎么回事？” “徐英华” 的额头瞬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小李的目光，双手在桌下不安地绞在一起：“这…… 这钱是我攒了好几年的工资，手表是我给女朋友买的，还没送出去。” “撒谎！” 小李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陡然提高，“你身份证上的地址我们已经核实过，当地根本没有你这个人！再不说实话，后果你自己清楚！” 男子被吓得一哆嗦，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缩了缩。小李见他心理防线开始松动，立刻放缓了语气，耐心地向他宣讲法律政策：“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揭发同伙，算立功表现，法院量刑时会从轻处理。你还年轻，别一条路走到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男子低着头，沉默了许久，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我说…… 我全说……” 他交代，自己的真名叫蓝永辉，并非湖北人，而是广东河源人。5 月 28 日晚上，他在西单中邮百货大厦的地下停车场，盗窃了一辆黑色凌志轿车，第二天一早就以 4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北方汽车维修中心的总经理常靖宇。至于身上的现金，正是卖车所得，数码相机是顺手从车上拿走的，那块 omega 女表，也是在盗车时发现的 “意外之财”。 这个答案让小李和老周都吃了一惊。一个吸毒者竟然是职业盗车贼？两人敏锐地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起孤立的盗车案，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随着审讯的深入，蓝永辉断断续续的供述，逐渐勾勒出一个横跨多省、作案近十年、涉案金额高达 1100 余万元的特大盗车集团的轮廓。 蓝永辉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跑偏的轨迹。1971 年，他出生在广东河源市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中年得子，对他宠爱有加，简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在这样的溺爱中长大，蓝永辉养成了好吃懒做、任性妄为的性子，对学习毫无兴趣，整天跟着村里的半大孩子游手好闲。1987 年，刚上初二的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退学，揣着家里给的几百块钱，搭上了前往深圳的火车。 彼时的深圳正值改革开放的热潮，高楼拔地而起，商机遍地都是。蓝永辉本想在这里闯出一番天地，可他没学历、没技术，又吃不了苦，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在电子厂做过流水线工人，在餐馆洗过碗，在工地搬过砖，每一份工作都没坚持超过三个月。钱没赚到多少，他却在社会上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跟着他们学会了抽烟、喝酒，后来更是沾染上了吸毒、打架、小偷小摸的恶习。 刚开始，蓝永辉只是在广东一个以朱玉华为首的盗窃集团里打打杂，负责望风放哨。每次作案成功后，他只能分到一点点赃款，大部分都被头目朱玉华收入囊中。可即便是这样，他也觉得比打工轻松，渐渐沉迷于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他真正踏入盗车这一行，并且日后成为 “名震” 东南地区的 “凌志大盗”，始于 1995 年 8 月 26 日那个闷热的下午。 那天，朱玉华召集手下的几个人在出租屋里开会，手里把玩着一把匕首，眼神阴鸷：“小打小闹赚不到大钱，咱们干一票大的，偷高级轿车，这东西好出手，利润也高。” 众人一听，眼睛都亮了，纷纷表示赞同。当天下午，朱玉华带着蓝永辉等人，在广州东山区的高档小区附近闲逛，寻找目标。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街道上，一辆黑色的凌志 400 轿车缓缓驶过，流线型的车身在阳光下泛着光泽。“就它了！” 朱玉华眼睛一眯，压低声音对众人说。几人立刻分散开来，装作路人的样子，悄悄跟在凌志车后面。车子最终停在了一个居民小区的车库门口，车主是一位中年男子，下车后锁好车门，转身走进了旁边的居民楼。 “行动！” 朱玉华一声令下，蓝永辉立刻跑到车库入口处望风，朱玉华则从口袋里掏出一套自制的工具，蹲在车门旁忙活起来。没过几分钟，只听 “咔哒” 一声轻响，车门被打开了。朱玉华迅速钻进车里，熟练地发动引擎，踩下油门，车子悄无声息地驶出了车库。蓝永辉见状，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凌志车后面，一路向城外驶去。 几天后，朱玉华通过地下渠道，将这辆当时价值 50 多万元的凌志车以 18 万元的价格卖到了江西。拿到钱的那天晚上，朱玉华在出租屋里摆了一桌酒菜，席间，他从包里掏出 4 沓百元大钞，拍在蓝永辉面前：“小蓝，这次你表现不错，这 4 万是你的。” 彼时 24 岁的蓝永辉，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他盯着桌上的钞票，眼睛都直了，双手颤抖着将钱搂进怀里，紧紧攥着，仿佛握住了全世界。那一刻，不劳而获的巨大快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盗车这行干出 “一番事业”。他牢牢记住了 4 万元这个数字，也认定凌志 400 轿车是他的 “幸运符”。从那以后，他几乎只瞄准凌志 400 轿车，偶尔也会偷几辆本田轿车，而且每辆车的售价都固定在 4 万元，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也不行。 在朱玉华的带领下，蓝永辉等人如同饿狼般，在广州、佛山、珠海、武汉等地疯狂作案，目标清一色都是凌志轿车。短短几个月内，广东境内就发生了十几起凌志 400 轿车被盗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朱玉华盗窃集团，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1996 年 6 月，朱玉华等人在佛山某商场停车场盗车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民警当场抓获，随后被依法判刑。而蓝永辉因为当天身体不适，没有参与那次行动，侥幸逃过了一劫。 得知同伙落网的消息，蓝永辉吓得魂飞魄散，连夜收拾行李，从广州坐火车逃到了湖北通山县的姑姑家。在姑姑家躲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不安全，便花了几千块钱，通过非法渠道办了一张化名 “徐英华” 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从此彻底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段时间，失去团伙庇护的蓝永辉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整天提心吊胆，不敢出门，更不敢轻易作案。可他早已染上了严重的毒瘾，每天都需要吸毒来缓解痛苦，每个月光是吸毒的开销就高达几千元。坐吃山空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就把之前攒下的赃款花光了，口袋里空空如也，毒瘾发作时的痛苦让他如坐针毡。 1997 年 2 月 26 日晚上，窗外飘着细雨，毒瘾发作的蓝永辉蜷缩在姑姑家的沙发上，浑身抽搐，冷汗直流，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他实在忍受不住，挣扎着爬起来，揣上那张假身份证，连夜坐上了前往浙江杭州的火车。到达杭州后，他直奔市中心的高档商场停车场，凭借从朱玉华那里学到的技巧，顺利撬开了一辆凌志 400 轿车的车门。他发动汽车，一路狂奔，将车开到了广东河源，以 4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以前认识的 “朋友”。 有了这次成功的 “尝试”，蓝永辉的胆子又大了起来。他先后在杭州、温州等地流窜作案，短短一个月内就盗窃了 3 辆凌志轿车，涉案价值高达 134 万余元。“凌志大盗” 现身浙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浙江警方的耳朵里。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在各大停车场、高速路口、火车站等地布下天罗地网，全力追捕蓝永辉。可蓝永辉异常狡猾，察觉到风声不对后，立刻收拾行李，逃离了浙江，北上江苏、山东等地，开辟了新的 “战场”。 他深谙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作案原则，从不在同一个城市连续作案，每次偷完车就立刻转移阵地，行踪飘忽不定，像幽灵一样穿梭在各个省份。为了扩大 “业务”，他还收了几个徒弟，其中一个外号叫 “缺手全” 的惯偷最为得力。“缺手全” 本名阙守全，年轻时因为盗窃被事主发现，争执中被剁掉了右手。可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得更加凶狠残暴，盗窃手段也愈发熟练。正是这个 “缺手全”，后来通过江湖上的关系，为蓝永辉引荐了北京的 “大老板” 常靖宇，也为这个特大盗车集团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常靖宇的人生，几乎是一部与监狱打交道的 “犯罪史”。他 1949 年 2 月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高中退学后，进入北京市一家皮鞋厂当工人。可他好吃懒做，经常旷工，还小偷小摸，1970 年被工厂开除。从 1971 年开始，22 岁的常靖宇就陷入了 “劳教 — 释放 — 再犯罪” 的恶性循环。1971 年，他因盗窃被海淀分局劳动教养 3 年；1974 年刚释放，又因盗窃再次被教养 3 年，这次他仅服刑 3 个月就趁机脱逃，在外面流窜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再次盗窃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10 年。 出狱后，常靖宇安分了几年，结婚生子，本以为能就此洗心革面，好好过日子。可他骨子里的贪婪和懒惰，让他始终无法适应平淡的生活。2000 年，他又因为销赃罪被朝阳区法院判刑 10 个月。几次进出监狱，不仅没让他幡然醒悟，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嚣张跋扈。50 出头刑满释放后，他看着身边的人都过得风生水起，心里不平衡到了极点。他觉得小打小闹的犯罪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野心，要么金盆洗手，要么就干几笔惊天动地的大买卖，才算不枉费自己在监狱里 “积累” 的犯罪经验。 于是，他拿出自己多年攒下的赃款，与人合伙在海淀区清河开办了北方汽车维修中心。他穿着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以总经理的合法身份示人，暗地里却将维修中心变成了盗车集团的 “根据地”。他利用维修中心的便利条件，收购被盗车辆，然后让手下的修理工改动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再伪造全套车辆手续，通过地下渠道销售出去，从中牟取暴利。 2002 年 1 月，在阙守全的牵线搭桥之下，蓝永辉与常靖宇在北京一家高档酒店见了面。常靖宇早就听说过 “凌志大盗” 蓝永辉的名声，为了拉拢他入伙，特意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山珍海味摆满了整张桌子，还开了一瓶价值不菲的茅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常靖宇端起酒杯，拍了拍蓝永辉的肩膀：“蓝老弟，你的本事我早有耳闻，咱们合作，我负责销赃，你负责找车，保准你赚得盆满钵满！” 蓝永辉也早就听说常靖宇在北京的 “实力”，知道他有稳定的销赃渠道。两人一拍即合，当场达成合作意向，一个集盗窃、收购、改装、伪造手续、销售于一体的盗车销赃一条龙集团就此成型。 蓝永辉的加盟，让常靖宇如虎添翼。他将自己手下的几名修理工交给蓝永辉调教，蓝永辉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盗车技巧传授给他们，还提供了专用的钥匙坯子复制品。这些原本只会修车的工人，在蓝永辉的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盗车技巧，变成了胆大包天的盗车贼，作案手法与蓝永辉如出一辙。 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也为了打响双方合作的 “第一炮”，蓝永辉在结盟后不久，就带着阙守全、李阿初等几名手下赶赴山西大同寻找目标。可他们在大同转了好几天，走遍了当地的高档小区和商场停车场，都没发现凌志轿车的踪迹。蓝永辉有些心灰意冷，觉得不能空手而归，突然想起自己手里还有一把从未使用过的本田轿车钥匙坯子。 2002 年 1 月 19 日下午，几人在街上四处搜寻，终于在一家饭店门前发现了一辆银灰色的本田轿车。蓝永辉示意手下散开望风，自己则蹲在车门旁，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坯子和工具，熟练地摆弄起来。没过几分钟，车门被打开了。他迅速钻进车里，发动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悄无声息地驶离了现场。几人轮流开车，连夜赶往内蒙古丰镇。到达丰镇后，他们找了一个偏僻的废弃仓库，立刻更换了被损坏的车锁，同时用专业工具伪造了车架号和发动机号。一切准备就绪后，阙守全给常靖宇打去了报信电话。 当天晚上，常靖宇带着一名风姿绰约的外国女子赶到了丰镇。那女子金发碧眼，穿着紧身皮衣和牛仔裤，勾勒出曼妙的身材，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眼神中带着一丝桀骜不驯。常靖宇熟练地用从北京带来的车牌换下了原车车牌，随后对那女子说了句外语，女子点了点头，二话不说，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发动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如同离弦之箭般消失在夜色中。她娴熟的驾车技术和娇艳的容貌，让蓝永辉看得愣了半天，直到车子的尾灯消失在视野中，他才缓过神来。 “她叫萝莉，罗马尼亚人，我的得力助手。” 常靖宇笑着拍了拍蓝永辉的肩膀，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让她送车最安全，警察就算拦住她，她一句中文不会说，也问不出什么名堂。” 蓝永辉这才明白，常靖宇之所以让一个外国女人负责送车，就是利用了她的外国人身份作掩护。起初，常靖宇每让萝莉送一次车，就付给她 5000 元报酬。后来萝莉觉得赚钱太慢，干脆直接从常靖宇手中低价买车，再转手倒卖给其他人，成为了这个盗车集团中一个特殊的 “经销商”。 处理完本田车的事情后，常靖宇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沓现金，塞到蓝永辉手里：“第一次合作，多给你 5000 元，以后咱们好好干，有的是赚钱的机会！” 蓝永辉掂了掂手里的现金，心里乐开了花，觉得常靖宇够 “仗义”，是个值得合作的伙伴。但生性多疑的他还是担心夜长梦多，当晚就带着徒弟们踏上了返回广东的火车。 对于蓝永辉这样的盗车贼来说，赃款来得容易，花得也快。回到广东后，他过上了挥金如土的日子。他租住在高档公寓里，每天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喝酒、赌博、吸毒，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出手阔绰，给身边的狐朋狗友买名牌手表、高档烟酒，以此来彰显自己的 “实力”。很快，这次盗车所得的赃款就被他挥霍一空。2003 年 3 月 12 日，身无分文的蓝永辉再次带着阙守全北上，在北京西城区一家饭店门前盗窃了一辆黑色凌志 400 轿车，以 4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常靖宇。 3 月 14 日，常靖宇准备请他吃饭送行，两人坐车路过之前盗车的区域时，蓝永辉意外发现不远处的停车场里还停着一辆凌志车。他顿时手痒难耐，不顾常靖宇的劝阻，当即让司机停车，下车后熟练地撬开轿车，直接将车开到了北方汽车维修中心。在这辆车上，他还发现了一块 omega 女表，顺手戴在了自己手腕上。 蓝永辉意识到，相比于其他省份，北京的凌志轿车数量更多，而且车主大多是有钱人，防范意识相对薄弱，盗窃机会也更大。于是他打破了自己 “不在同一地方重复作案” 的规矩，决定将北京作为重点作案区域。此后，他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从广东来北京一次，每次都以旅游的名义入住酒店，白天在市区的高档小区和商场停车场踩点，晚上伺机作案，偷完车后就立刻返回广东。这种 “来无影去无踪” 的作案方式，让北京警方虽然多次接到凌志车被盗的报案，却始终无法锁定嫌疑人的踪迹。 从 2001 年 3 月到 2003 年 5 月被逮捕，蓝永辉先后在北京地区盗窃了 10 辆轿车，总价值近 400 万元。这些被盗车辆被常靖宇收购后，交给手下的刘青松、程长青等人改动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再通过伪造的车辆手续，经由他多年搭建的销赃网络销售出去。而这些赃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罗马尼亚人萝莉买走，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甚至通过非法渠道销往国外。 除了与蓝永辉合作，常靖宇还一手缔造了一个独立的盗车团伙，团伙成员几乎都是北方汽车维修中心的修理工。起初，这些修理工只是在常靖宇的指使下，对赃车进行改装，改动发动机号和车架号，再由常靖宇负责伪造行驶证、购置税凭证等手续。后来，在常靖宇的威逼利诱下，刘青松、程长青等人也直接加入了盗车行列。常靖宇给他们制定了 “奖励机制”，每偷一辆车就给一笔丰厚的提成，而且承诺如果被抓，他会花钱 “打点”。在金钱的诱惑下，这些修理工彻底迷失了方向，一步步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2002 年到 2003 年这一年间，刘青松、程长青等人先后在北京地区盗窃汽车 33 辆。常靖宇以北方汽车维修中心总经理的身份，全面掌控着整个犯罪集团的盗窃、改装、伪造手续、销售等全部环节。这个集团人员固定、分工明确，形成了规模化的犯罪网络。常靖宇与手下约定，按照每辆车 2 万到 4 万元的价格收购赃车，再以 10 万到 20 万元的价格卖出，从中牟取巨额暴利。截至案发，经他之手收购、改装、销售的赃车多达 60 余辆，总价值高达 1100 多万元。 为了让赃车能够顺利流通，常靖宇还专门联系了广东南海市一家汽车修理厂的修理工李江玲，让他帮忙伪造机动车行驶证、购置税手续、养路费凭单、车辆牌照等全套证件。盗车集团所售赃车的相关手续，几乎全部由李江玲提供。每制作一套手续，常靖宇就给李江玲的账户转账 2100 元。李江玲则联系江西九江的朋友具体制作，做好后直接邮寄给常靖宇，他自己从中赚取 200 元左右的差价。虽然利润不高，但积少成多，也让他赚了不少不义之财。 在这个庞大的销赃链条中，除了在逃的萝莉，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叫韩奇龙。他是十里河汽车修配城的个体老板，主要做汽车配件生意，与常靖宇有长期的业务往来。起初，常靖宇对他谎称这些车是走私来的，价格便宜，让他帮忙销售。但韩奇龙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一眼就看出了破绽：这些车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车架号和发动机号都有明显改动的痕迹，而且并非走私车常见的新车，有些甚至已经行驶了好几万公里。 韩奇龙心里清楚这些车肯定是偷来的，但巨大的利润诱惑让他选择了沉默。他与常靖宇心照不宣地进行交易，先后从常靖宇手中买了 4 辆赃车，每辆加价 2 万元左右转卖出去，从中赚取了 8 万多元的利润。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 蓝永辉因吸毒被抓后，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以蓝永辉的供述为突破口，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行动。民警们顶着非典疫情的压力，加班加点，对北方汽车维修中心进行了秘密监视，收集了大量的犯罪证据。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专案组决定实施抓捕行动。 2003 年 6 月 10 日凌晨，几十名民警分成多个行动小组，同时对北方汽车维修中心和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展开突袭。在北方汽车维修中心，民警们当场抓获了常靖宇、刘青松、程长青等多名犯罪嫌疑人，查封了多辆等待改装和销售的赃车，以及大量的改装工具和伪造证件。与此同时，其他行动小组也先后将阙守全、李江玲、韩奇龙等团伙成员抓获归案。然而，关键嫌疑人罗马尼亚女子萝莉却闻风而逃，至今仍逍遥法外，警方对其的追捕工作从未停止。 2004 年 5 月 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动京城的特大盗车集团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庭内座无虚席，受害者代表、媒体记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到场。法庭上，蓝永辉、常靖宇等被告人低着头，昔日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们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蓝永辉、常靖宇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刘青松、程长青等 3 人因涉案情节严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100 万元；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1 年至 13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随着法槌落下，这个横跨多省、作案近十年、涉案金额高达 1100 余万元的特大盗车集团彻底覆灭。 第123章 魔鬼情人 2002 年 1 月 20 日，北国江城吉林市还沉在深冬的凛冽寒气里。清晨八点的阳光勉强穿透铅灰色的云层，洒在覆着厚冰的松花江面上，反射出冷硬刺眼的光。丰满分局值班室的窗户上凝结着层层冰花，室内的老式挂钟刚走完第八圈，一阵尖锐急促的电话铃声就猛地划破了清晨的静谧，像一把尖刀捅碎了短暂的安宁。 “喂，公安局吗？出大事了！松花江边有死人！” 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老人慌乱颤抖的声音，背景里还能听到江风呼啸的呜咽声。报案人是家住附近的晨练大爷，每天这个点他都会沿着华山路附近的江堤散步，今天刚走到一片避风的芦苇丛旁，就被雪地里蜷缩的黑影吓破了胆。 那是一具早已失去温度的男尸，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暗红色的血迹冻成了黑褐色的冰痂，触目惊心。 接到报案的瞬间，值班室的空气骤然紧绷。刑侦队长老赵一把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一边往身上套一边嘶吼着下达指令：“技术科带齐设备，侦查组全员集合，五分钟后出发！” 冰冷的空气里，警灯的红光迅速在街道上铺开，载着刑侦人员的警车冲破晨雾，朝着松花江边疾驰而去。 案发现场被临时拉起了警戒带，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侦查员的脸上，生疼。技术人员跪在结冰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尸体周围的积雪，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专业与谨慎。法医老陈蹲在尸体旁，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尸体的伤口，嘴里不断报出关键信息：“死者为男性，年龄约 30 岁左右，背部、胸部有大量锐器伤，初步清点共 48 处，深浅不一，均为致命伤。” 他顿了顿，手指指向死者的左胸部，“这里有一处青紫色枪痕，边缘规整，应该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静动脉已被利器割断，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 12 小时以上。” 48 处刀伤、枪痕、割断的静动脉，每一个线索都指向一场手段极其残忍的恶性凶杀案。老赵站在江堤上，目光扫过眼前十里长的江段，冬日的江堤凸凹不平，枯败的杂草从冰层的裂缝中钻出来，被寒风刮得瑟瑟作响。“全员散开，地毯式搜查！一寸土地都不能放过！” 他下达命令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沙哑。数百名民警分成若干小组，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在荒草丛生的江堤上仔细搜寻着，金属探测器的嗡鸣声、树枝折断的脆响，交织在空旷的江岸边。他们的眉毛和胡茬很快结上了白霜，手指冻得红肿发紫，却没人敢有丝毫懈怠，希望能找到哪怕一枚弹壳、一片带血的衣物碎片。 与此同时，尸源排查工作也全面展开。民警们穿梭在丰满区的各个社区，张贴寻尸启事，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委和治保会；本地电视台的新闻时段反复播放着死者的体貌特征，报纸上也刊登了详细的认尸信息。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寒冬的脚步在江面上越刻越深，无数条线索汇集而来，又被一一排除，那具无名男尸的身份，始终像被江雾笼罩的谜团，无从破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侦查员们每天都在整理线索、回访群众，值班室的灯光常常彻夜通明，但尸源的缺失，让案件陷入了停滞的僵局。 就在警方为无名男尸案焦头烂额之际，另一场噩耗悄然降临。2002 年 3 月 7 日傍晚六点，夕阳的余晖给朱雀山睡佛家龙园公墓镀上了一层诡异的金色。一名前往公墓祭扫的市民，在公墓西北方向约 30 米处的沟塘边，发现了几个被丢弃的黑色塑料袋。出于好奇，他走近查看，却在塑料袋的破口处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那是人体的碎块。惊恐之下，他跌跌撞撞地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刑侦队再次紧急出动，当侦查员们赶到现场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借着勘查灯的强光，他们看到沟塘里散落着多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的正是女尸的部分碎块。“扩大搜查范围，务必找到所有尸块！” 老赵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短短一个多月，两起无名尸体案，这绝非巧合，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 侦查员们分成扇形队伍，在公墓周边的荒山上展开拉网式搜查。夜色深沉，山风呼啸，脚下的碎石和枯草不时让人打滑。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一名侦查员在距离第一现场约 500 米的另一个沟塘里，发现了装着女尸躯干部位的塑料袋。法医初步鉴定，死者为女性，年龄约 33 岁，尸体被肢解的手法粗糙却狠辣，碎块上血迹极少，推测第一案发现场并非野外，而是室内。 然而，尸源排查工作再次遭遇瓶颈。警方以朱雀山抛尸现场为中心，对周边的居民区、出租屋、小旅馆进行了逐一排查，同时将寻尸启事发往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周边省份，借助新闻媒体和刚刚兴起的网络平台，向全国各地发布协查通报。日子一天天过去，线索依旧石沉大海，两起案件像两块巨石压在每一位侦查员的心头，沉甸甸的。 转机出现在 3 月 15 日下午 3 点 30 分。当时，一名侦查员在整理各地上报的失踪人口信息时，注意到了一条来自辽宁省清原县的线索：当地站南街的李老汉，其一双儿女在春节前前往吉林市做生意后，便离奇失踪，杳无音信。 这个消息让停滞的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侦查员立刻与辽宁清原县警方取得联系，详细核实失踪人员的信息。据李老汉报失记录显示，他的女儿名叫李岩，33 岁，儿子名叫李平，30 岁。1 月 17 日，姐弟俩带着家中仅有的 3 万元现金，前往吉林市准备和朋友合伙做松子生意，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李家发动了所有亲戚朋友，在吉林、辽宁两地四处寻找，张贴寻人启事，询问客运站、小旅馆，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夫妻俩整日以泪洗面，备受煎熬。 更关键的是，清原县警方提供的失踪人员特征中，特别提到李岩的门牙有一个 A 型的缺口。这个细节让侦查员们心头一震 。 朱雀山发现的女尸碎块，其门牙恰好有一处吻合的缺口！老赵当即决定，联系李老汉一家前来吉林市辨认尸体。 当李老汉夫妇和几位亲属赶到吉林市公安局时，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期盼与恐惧。在法医的引导下，他们辨认了女尸的衣物和特征，当看到那个标志性的门牙缺口时，李老汉的妻子眼前一黑，当场瘫倒在地。“是岩岩…… 是我的女儿啊！” 撕心裂肺的哭声在辨认室内回荡。随后，他们又辨认了松花江边发现的男尸，确认那正是他们的儿子李平。 突如其来的塌天大祸，让年过六旬的李老汉瞬间崩溃。他望着儿女的遗体照片，浑浊的眼睛里涌出泪水，身体一软就昏了过去。在场的民警无不动容，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是人世间最沉重的悲情。醒来后，李老汉捶胸顿足，悲愤地告诉民警：“一定是杨欢！是那个女人害了我的儿女！” 李老汉口中的杨欢，是儿子李平的女朋友，吉林省桦甸市夹壁沟人。提起这个女人，李老汉气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连贯。李平今年 30 岁，老大不小了，处对象本是件正常事，可李老汉夫妇早就看出了不对劲 。 儿子对杨欢一往情深，掏心掏肺，可杨欢对他却始终带着一种敷衍和算计，根本没把这段感情当真，分明是在耍戏他。 李老汉夫妇都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前一直在街道工作，一辈子勤勤恳恳，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养育一双儿女，他们省吃俭用，吃了不少苦头。一年前，单位落实房改政策，给了他们 4 万元的动迁补偿款，这笔钱是老两口的养老钱，全家人谁都舍不得动一分。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杨欢不知道用了什么花言巧语，竟然从李平手里骗走了 1 万元现金，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追回这笔钱，去年夏天，李老汉发动了所有亲戚朋友，四处寻找杨欢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平的堂兄终于在抚顺市的一家大酒店里发现了杨欢的踪迹，这才知道她竟然是那里的坐台小姐。堂兄当即上前将她控制住，可杨欢不仅毫无惧色，还嚣张地威胁说要找抚顺的黑社会，灭了他们全家。堂兄根本不吃她这一套，让赶来的李平看着她，自己则去联系家人。可谁也没料到，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李平，竟然趁堂兄不注意，偷偷把杨欢给放了。 “这个傻小子！真是吃 100 个豆都不嫌腥！” 李老汉想起这件事就气得心口疼，当时他就大病了一场。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今年年初，李平竟然又和杨欢联系上了，还说要和她合伙到吉林市做松子生意。全家人都坚决反对，反复劝说李平不要再次上当，可李平像是被灌了迷魂汤，一条道走到黑，任凭谁劝都不听，执意要带着钱去吉林。 拗不过儿子的固执，李老汉只能妥协，但为了防止他再次被骗，特意让心思缜密的大女儿李岩陪同前往，叮嘱她务必看好弟弟和家里的积蓄。可无论他们怎么小心提防，终究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一去，姐弟俩就踏上了不归路。 线索指向了杨欢，可寻找她的难度远超想象。坐台小姐的身份本就复杂，“杨欢” 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化名，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侦查员们没有放弃，他们坚信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杨欢真的在夹壁沟生活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刑侦人员立刻驱车前往桦甸市夹壁沟镇，展开地毯式排查。他们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派出所，调取了户籍档案，挨家挨户询问村民，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共找到了几十名叫 “杨欢” 的女性。但经过逐一核实身份、比对体貌特征，这些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专案组决定拓宽排查思路，不再局限于 “杨欢” 这个名字，而是将桦甸市所有姓杨、年龄在 25 至 30 岁之间、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女性全部梳理排队，逐一进行甄别。功夫不负有心人，傍晚时分，一条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夹皮沟镇有个名叫杨慧杰的女人，今年 28 岁，1992 年因抢劫罪被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年，1997 年提前释放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她的家人也早已搬离了夹壁沟。 侦查员立刻与夹皮沟派出所取得联系，进一步核实信息。据派出所民警介绍，杨慧杰的父母目前暂住在桦甸市 604 勘探队的住宅区内。通过走访杨慧杰的旧邻居，侦查员了解到，这个杨慧杰生性放荡，交际复杂，曾经使用过杨莹、杨杰等多个化名，其体貌特征与李老汉描述的 “杨欢” 高度吻合。 3 月 18 日，专案组确认了杨慧杰父母的具体住址，侦查员当即赶赴桦甸市，在 604 勘探队住宅区附近布下埋伏，开始蹲坑守候。初春的桦甸依旧寒冷，侦查员们躲在隐蔽的角落，裹紧了厚重的棉衣，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单元楼。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从白天到黑夜，再到黎明，他们不敢有丝毫松懈，生怕错过抓捕的最佳时机。 3 月 20 日凌晨 5 点，天刚蒙蒙亮，经过整整一夜的坚守，侦查员们终于发现了目标。一名穿着时髦的女子走进了单元楼，通过比对照片，确认正是他们要找的杨慧杰。进一步观察得知，杨慧杰正在父母家中打麻将。“行动！” 带队的侦查员一声令下，众人迅速冲上楼，一脚踹开房门，将屋内的人控制住。就在此时，一名侦查员在杨慧杰的随身包里摸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打开一看，竟是一支子弹已经上膛的自制左轮手枪！在场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若是行动稍有迟缓，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杨慧杰被带回桦甸市刑警大队后，表现得异常镇定，面对侦查员的审讯，她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言辞闪烁，百般狡辩。专案组明白，仅凭杨慧杰一人，很难完成两起凶杀案，尤其是肢解尸体和抛尸，必然需要同伙协助。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杨慧杰的社会关系入手，寻找她的同伙。 结合两起案件的现场情况，侦查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李岩的尸块血迹极少，说明杀人第一现场在室内；抛尸地点分散且距离较远，凶手必然拥有交通工具；从作案手法的残忍程度来看，凶手至少有两人以上。基于这些判断，侦查员围绕杨慧杰的同学、朋友、前男友等所有接触人员展开全面排查，重点锁定了家住桦甸市、在吉林市打工、有固定住所，且懂得驾驶技术的人员，尤其是从事出租车行业的人。 经过数日的排查，一个名叫董玉柱的男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董玉柱是杨慧杰的小学同学，两人近年来接触频繁，关系密切。他不仅懂得驾驶技术，在吉林市从事出租车行业多年，还在天津街附近有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具备作案的场地和交通工具条件。更可疑的是，前段时间董玉柱突然卖掉了自己的出租车，回到桦甸市后整日无所事事，行踪不定，而且在春节前后，他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明显反常，花钱变得大手大脚，与他之前的收入水平严重不符。 3 月 23 日凌晨 5 点，侦查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桦甸市夹皮沟镇的一处居民住宅内，将董玉柱成功抓捕归案。据审讯得知，在杨慧杰被抓的当天，她已经和董玉柱以及另一名同伙陶海斌预谋好，天一亮就离开桦甸，前往外地实施更大的犯罪计划。侦查员的及时行动，不仅成功抓获了嫌疑人，更阻止了一场潜在的恶性案件发生。 随着董玉柱的落网，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个以杨慧杰为首的犯罪团伙，背后隐藏着一段长达十余年的罪恶史。 今年 28 岁的杨慧杰，自小就好高骛远，虚荣心极强，凡事都工于心计。初中毕业后，她不愿待在闭塞的夹皮沟镇，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离家出走，开始在长春、吉林、沈阳、抚顺、临沂、高密等多个大城市闯荡。年纪不大的她，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 “野心”，专门结交社会上的流氓地痞，常年与他们为伍，逐渐养成了放荡堕落、心狠手毒的品性。她热衷于发号施令，享受掌控他人的感觉，凭借自己的姿色，将众多与她有染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为日后的犯罪活动拉拢同伙。 早在 1991 年，杨慧杰就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抢劫盗窃团伙，在吉林、辽宁、山东等省份疯狂作案。她最惯用的手段，就是以色相勾引男性被害人，再趁机用麻醉剂将其迷晕后实施抢劫，因此被害者多为好色之徒。在山东省临沂市的一次作案中，杨慧杰因用药过量，竟将一名中年男子活活毒死。1992 年春天，该团伙因多次作案被警方盯上，最终东窗事发，杨慧杰被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然而，牢狱之灾并没有让她幡然醒悟，反而让她变得更加仇视社会。在监狱里，她不仅没有悔改之意，还频繁给外面的团伙成员写信，嘱咐他们不要将作案方法外传，等她出狱后继续联手作案。1997 年，杨慧杰出狱后，很快便重操旧业。她深知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难以立足，于是化名 “杨欢”，穿梭在山东、吉林、辽宁三省的酒店、洗浴中心等高档消费场所，做起了坐台小姐。在这里，她结识了更多三教九流的人物，生活也变得更加放浪不羁，寻欢买笑成了日常，而抢劫盗窃的勾当也从未停止。 2001 年夏天，在沈阳开往抚顺的公共汽车上，杨慧杰与李平相遇。当时的李平初涉情场，性格老实巴交，很快就被风情万种、能言善辩的杨慧杰迷惑得晕头转向。杨慧杰看出了李平的单纯，便故意对他大献殷勤，玩起了爱情游戏。涉世未深的李平误以为遇到了真爱，迅速坠入情网，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杨慧杰对李平根本没有真情，她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李家的财产。同年 6 月初，在一次闲聊中，胸无城府的李平无意间向她透露，家里有 4 万元的动迁款，一直由父亲保管，分文未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慧杰当即就动了贪念，一心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她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对李平花言巧语，不断描绘着两人共同创业、美好生活的蓝图，最终成功骗取了李平的信任，从他手中拿走了 1 万元现金。 拿到钱后，杨慧杰便对李平日渐冷淡，甚至刻意躲避。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李平却始终执迷不悟，在杨慧杰的甜言蜜语哄骗下，不仅没有察觉异常，反而对她更加痴情，还答应她，等时机成熟，就把家里剩下的 3 万元钱也拿出来，和她一起去深圳过 “现代化的生活”。 2002 年元旦过后，急于拿到剩余钱款的杨慧杰，想出了一个周密的骗局。她以到吉林市做松子生意利润丰厚为由，让李平尽快从家里把那 3 万元钱弄到手。为了让骗局显得更真实，她还特意带着松子样品来到李家。李老汉夫妇凭借多年的人生阅历，直觉上就信不过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坚决不同意李平直接带着现金前往吉林。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先由李平和杨慧杰前往吉林市考察市场，确认生意可行后，再由姐姐李岩携带钱款前往吉林市汇合。 夹在父母和情人之间的李平，最终还是选择了听从杨慧杰的安排。1 月 17 日，他跟着杨慧杰来到了吉林市，却不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通往地狱的死亡之旅，还将无辜的姐姐也推向了深渊。 事实上，在与李平周旋的同时，杨慧杰一直与她的小学同学董玉柱、陶海斌保持着密切的不正当关系。在李平还在向父母隐瞒实情、筹谋做生意的时候，杨慧杰就已经和董玉柱、陶海斌密谋好了，要将那 3 万元现金据为己有。在商量作案手段时，心狠手辣的杨慧杰早已定下了残忍的基调：“能偷就偷，偷不来就骗，骗不来就杀！” 李平一到吉林市，董玉柱就按照事先的计划，冒充松子供货商与他们见面。在杨慧杰和董玉柱的一唱一和下，李平被描绘的丰厚利润冲昏了头脑，完全打消了疑虑，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电话，催促姐姐李岩带着 元现金尽快赶来吉林市。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就此拉开了序幕。 1 月 20 日，李岩如期抵达吉林市。见到杨慧杰、董玉柱和陶海斌后，她并没有像弟弟那样轻易相信，反而对松子生意提出了诸多疑问：“做松子生意属于粮食类贸易，跨省份运输销售必须办理相关手续，你们的手续齐全吗？” 李岩的警惕和精明，让杨慧杰等人意识到，这个女人不好骗，想要顺利拿到钱，只能痛下杀手。 当天晚上六点，杨慧杰等人在董玉柱位于天津街的暂住处，准备了一桌 “接风宴”，假意宴请李岩。饭桌上，他们频频向李平敬酒，言辞恳切地描绘着生意的前景。涉世未深的李平很快就被灌得酩酊大醉，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 董玉柱见时机成熟，便以 “欣赏松花江夜景” 为由，将昏昏沉沉的李平骗出了屋子。两人刚一下楼，杨慧杰和陶海斌就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同时向毫无防备的李岩扑了过去。作案老练的杨慧杰率先掏出藏在身后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刺向李岩的心脏，陶海斌也紧接着举刀乱刺。李岩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救，就倒在了血泊中，当场死亡。 两人迅速从李岩的内衣口袋里搜出了 元现金，随后将她的尸体塞进了董玉柱的床底下，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没过多久，李平和董玉柱从江边回来了。发现姐姐不在屋内，李平醉醺醺地询问杨慧杰：“我姐去哪了？” 杨慧杰面不改色地撒谎：“你姐旅途劳累，已经去附近的旅店休息了，咱们也下楼转转吧。” 下楼后，杨慧杰让陶海斌先带着李平往前走，自己则悄悄给董玉柱使了个眼色，低声命令道：“把他拉到江边，动手！” 董玉柱此时有些胆怯，犹豫着小声问道：“不杀不行吗？” 杨慧杰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语气冰冷刺骨，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不杀他，我就杀你！” 这句话彻底打消了董玉柱的侥幸心理，他硬着头皮发动汽车，将车开到了丰满区华山路附近的松花江边。车停稳后，陶海斌和董玉柱一左一右架着醉意未消的李平走下江堤。就在这时，杨慧杰突然掏出那支自制左轮手枪，对准李平的左胸部扣动了扳机。“噗” 的一声闷响，子弹击中了李平，但由于枪支威力有限，他并没有当场倒地。 醉眼朦胧的李平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借着酒劲嬉笑着对杨慧杰说：“你打不死我，再来一下！” 杨慧杰冷笑一声，咬牙说道：“好，满足你！” 话音未落，她猛地掏出匕首，朝着李平的胸部狠狠刺去。直到锋利的刀刃刺入身体，李平才彻底清醒过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深爱的女人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求生的本能让他爆发出最后的力气，从陶海斌和董玉柱的控制中挣脱出来，朝着江堤上方疯狂跑去。但他根本跑不过穷追不舍的凶手，很快就被三人再次追上。杀红了眼的杨慧杰上前一步，将匕首深深刺入了李平的心脏。李平身体一软，瘫倒在雪地里，鲜血瞬间染红了身下的白雪。他至死都没能弄明白，自己真心爱恋的女人，为什么会对他下如此毒手。弥留之际，他的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喃喃着：“杨欢…… 我…… 爱你……” 即便李平已经断气，杨慧杰依旧没有停手。她和董玉柱、陶海斌一起，对着李平的背部和胸部连连刺下，直到捅出 48 处伤口才罢休。随后，三人将李平千疮百孔的尸体丢弃在松花江边，趁着夜色逃离了现场。 回到董玉柱的住处后，三人开始商量如何处理李岩的尸体。杨慧杰提出 “碎尸灭迹”，董玉柱和陶海斌早已被她的残忍所震慑，不敢有任何异议，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一早，他们准备了砍刀和多个黑色塑料袋，在屋内将李岩的尸体肢解，分装完毕后，驾驶着董玉柱的出租车，将尸块运到朱雀山睡佛家龙园公墓附近，分散抛尸在不同的沟塘里。 事后，三人将抢来的 元赃款平分。但这笔用两条鲜活生命换来的钱财，很快就被杨慧杰挥霍一空。她的私欲如同填不满的黑洞，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在杀害李平姐弟后，杨慧杰意识到，现有的自制手枪威力不足，想要实施更大的犯罪，必须配备更具杀伤力的武器。 几天后，杨慧杰便带着董玉柱、陶海斌等人前往山东省高密县，试图购买军用 54 式手枪。由于这类枪支管控严格，他们一时难以得手，杨慧杰只好从一个亲戚手中，花高价购买了一支自制左轮手枪。在高密县期间，杨慧杰利用自己曾经做坐台小姐时结识的关系，还策划实施了一起抢劫案。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一名姓刘的嫖客身上，由杨慧杰出面，以色相将刘某诱骗到临沂境内的一家旅店内。就在两人准备发生关系时，董玉柱和陶海斌等人手持刀枪，踹开房门冲了进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锋利的刀刃，刘某吓得魂飞魄散，乖乖交出了身上的 1000 元现金和一部新买的摩托罗拉手机。 金钱成了杨慧杰唯一的追求，为了钱，她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视生命如草芥。但她的同伙董玉柱等人，却在一次次的血腥杀戮中，逐渐被恐惧吞噬。尤其是董玉柱，杨慧杰那句 “不杀他就杀你” 的威胁，像魔咒一样日夜折磨着他，让他每天都在噩梦中惊醒，生怕自己哪天也会成为她的刀下亡魂。可此时的他们，早已骑虎难下，一旦踏上贼船，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 杨慧杰的野心越来越大，她已经不满足于抢劫这类 “小打小闹”。通过上海的亲属牵线，她在山东省高密县联系到了几支军用 54 式手枪的卖家，她的下一个目标，竟然是抢银行。然而，她的这个疯狂计划，随着她和同伙的落网，彻底化为了泡影。 2002 年 10 月 20 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抢劫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庭内座无虚席，李老汉夫妇带着无尽的悲痛来到现场，眼神里充满了对凶手的憎恨和对儿女的思念。当法官庄严地宣读判决结果，宣布被告人杨慧杰、董玉柱、陶海斌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时，杨慧杰那张曾经风情万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恐惧和绝望的神色。直到此刻，这个作恶多端的 “魔鬼情人” 才真正明白，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124章 “6？24” 公交车爆炸案 1981 年的厦门，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懵懂与蓬勃之中。初夏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掠过鹭岛的骑楼老街，中山路的商铺里飘出沙茶面的浓香，轮渡码头的汽笛声与自行车的铃铛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沿海城市最寻常的市井交响。然而，6 月 24 日那个傍晚，一声震彻天际的巨响，彻底撕碎了这份宁静，将无数家庭的幸福瞬间碾成齑粉。 这起震惊全国的公交车爆炸案，最终定格下一组冰冷到令人窒息的数字：40 人死亡，84 人受伤。在那个人口流动性尚不频繁、城市生活节奏舒缓的年代，这样的伤亡规模堪称灭顶之灾。爆炸发生后，原本热闹的街道被恐慌与悲痛笼罩，医院的急诊室挤满了伤者和焦急的家属，认领遗体的公告栏前哭声此起彼伏。这起案件不仅成为厦门城市记忆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更成为当时全国社会治安治理层面的重大警示。 而制造这起惨案的凶手，名叫黄可芬。 一个听起来温婉女性化的名字，其主人却是一名年仅 28 岁的男子。 要探究这起惨案背后的根源，还得从黄可芬的成长轨迹说起。1953 年 8 月，黄可芬出生在福建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记事起，他就与 “乖巧懂事” 这类词语绝缘。上小学时，他的课桌永远是教室里最凌乱的一角，课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涂鸦，作业本上的红叉比正确答案还要密集。上课铃一响，他要么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要么偷偷扯前排女生的辫子，或是将小石子塞进同学的书包。班主任曾多次将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动过体罚的念头，但黄可芬要么梗着脖子顶嘴，要么嬉皮笑脸地敷衍，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他的父母更是对他束手无策。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里靠种地和打零工补贴家用，性格木讷，面对儿子的顽劣，只会抡起锄头吓唬几句，却从未真正下过手；母亲则终日围着灶台和农田转，除了念叨几句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再也想不出别的管教方法。就这样，黄可芬在 “老师管不了，父母管不住” 的状态下混完了小学。小学毕业考试，他门门功课垫底，自然没能考上初中。辍学后的他，彻底成了家里的 “闲人”，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吃过饭就溜出家门，要么在村口的晒谷场和一群半大孩子打架斗殴，要么在田埂上闲逛，至于下地干农活，他更是嗤之以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计，我才不干，累得要死还赚不到钱。” 看着儿子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母急得夜不能寐。他们托遍了村里的亲戚朋友，想给黄可芬找份能安身立命的手艺活。有人介绍他去学木匠，可他跟着师傅学了两天，就嫌拉锯刨木太辛苦，趁师傅不注意溜回了家；后来又托人把他送进镇上的修理厂当学徒，他却在车间里偷奸耍滑，还把客户汽车上的小零件拆下来把玩，三天后就被修理厂老板 “请” 回了家。几次下来，再也没人愿意给黄可芬介绍工作，而他对此毫不在意，依旧过着好吃懒做的日子。 随着年龄增长，黄可芬的惰性愈发严重，甚至滋生出了偷鸡摸狗的恶习。他的逻辑简单而扭曲：“凭本事弄来的钱，为什么要辛苦工作？” 起初，他只是偷邻居家晾晒的衣物、院子里的鸡鸭，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撬村里小卖部的窗户，偷里面的香烟和零钱。有一次，他潜入一户村民家中行窃，被主人当场撞见，他不仅不慌张，反而拿起墙角的木棍威胁对方，最终趁乱逃脱。村里人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 黄可芬的人生信条里，从来没有 “规则” 二字。只要是他觉得没意思的事，哪怕别人磨破嘴皮，他也绝不会动一下；可一旦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算是违法犯罪，他也会一头扎进去。22 岁那年，他偶然在村口的荷塘边看到有人用炸药炸鱼，看着一条条鱼被爆炸声震晕浮上水面，他瞬间来了兴致。从那以后，他就像着了魔一样，一门心思扑在了炸鱼上。 为了弄到炸药，黄可芬用尽了歪门邪道。他先是从镇上的采石场偷偷捡拾废弃的炸药包，后来觉得数量不够，就联合几个同样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半夜潜入采石场的仓库盗窃。有了炸药，他便带着自制的引爆装置，在周边的河流、池塘里肆意炸鱼。有时候运气好，能炸到十几斤鱼，他就拿到镇上的集市偷偷卖掉换钱；更多时候，他只是享受爆炸瞬间的快感。 他的疯狂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派出所的注意。民警曾多次将他传唤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还通知他的父母严加管教。可黄可芬表面上点头认错，一出派出所大门，就立刻拿起炸药包奔向荷塘。不仅如此，他还变本加厉，与那些小混混勾结在一起，把盗窃的目标从农村转移到了镇上的商铺。他们趁着夜深人静，撬门入室，盗窃烟酒、布匹、现金等财物，而偷来的钱，几乎全部被他用来购买炸药和雷管。 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半年，黄可芬的好运终于到头了。1975 年的一天深夜，他和同伙在盗窃一家五金店时，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在审讯过程中，警方顺藤摸瓜，查出了他多次盗窃爆炸物用于炸鱼的犯罪事实。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和非法盗窃、持有爆炸物罪，数罪并罚，判处黄可芬有期徒刑 5 年。 对于大多数罪犯来说，监狱是反思过错、改造自新的地方，但对于黄可芬而言，这 5 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让他心中的怨恨愈发深重。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 “玩玩” 而已，那些人对他的指责、法律对他的制裁，都是对他的 “迫害”。在监狱里，他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与其他犯人发生冲突，还多次顶撞狱警。他把自己遭遇的一切不顺，都归咎于社会的 “不公”，一颗报复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入狱两年后，也就是 1977 年，黄可芬在一次户外劳教时，趁看守民警不备，突然挣脱束缚，朝着附近的山林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监控设备尚未普及，野外追捕全靠人力排查，加上山林地形复杂，警方虽然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却始终没能找到黄可芬的踪迹。就这样，本该服满 5 年刑期的黄可芬，在越狱后恢复了 “自由身”，而这份逃脱法律制裁的自由，也为日后的惨案埋下了隐患。 越狱后的黄可芬，开始了四处逃窜的生活。他不敢在老家附近停留，一路向南，最终流窜到了福建南部地区。在逃亡的日子里，他依然改不了旧习，一边靠盗窃维持生计，一边继续疯狂地购买炸药和雷管。他就像一条离不开水的鱼，炸鱼依旧是他最痴迷的 “爱好”。只不过，此时的他更加肆无忌惮，从野外的河流，到农民承包的鱼塘，只要有鱼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许多鱼塘老板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有一位姓张的老板，为了给儿子筹备彩礼，承包了三亩鱼塘，精心养殖了一年的草鱼和鲤鱼，眼看就要上市售卖，却被黄可芬一次炸鱼全部毁于一旦。看着满塘翻着肚皮的死鱼，张老板蹲在塘边号啕大哭，积蓄了一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鱼塘老板们纷纷报警，警方每次接到报案后都会迅速展开搜捕，但黄可芬异常狡猾，每次作案后都能迅速撤离，像一条滑溜溜的鲶鱼，让警方的追捕屡屡落空。 在福建南部多个村庄、乡镇流窜作案后，黄可芬又偷偷潜入了厦门。他听说厦门水系发达，有很多适合炸鱼的地方，便打算在这里继续他的 “炸鱼事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携带的炸药，最终没有投向鱼塘，而是在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上引爆，酿成了惊天惨案。 1981 年 6 月 24 日，傍晚 7 点整。厦门轮渡站，一辆前往火车站的公交车缓缓驶出站台。此时正是晚高峰时段，车上挤满了乘客，有刚下班的工人，他们疲惫地靠在座椅上，盘算着晚上的饭菜；有放学回家的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当天的功课；还有提着菜篮子的家庭主妇，菜篮子里装着刚买的海鲜和蔬菜，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每个人都沉浸在归家的期盼中，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逼近。 在中山路公交站，黄可芬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大包，混在人群中上了车。当时，乘客们大多背着包或拎着东西，他的装扮并不起眼，没有人对这个双手紧紧护着包的男人产生过多关注。但有一位姓李的女士，却隐约觉得他有些不对劲。李女士回忆说：“他上车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贼眉鼠眼的样子让人很不舒服。我本来就站在他旁边，可越看越不踏实，就使劲挤到了车厢前面的位置。” 正是这个下意识的举动，让李女士侥幸逃过了一劫。 公交车沿着既定路线缓缓行驶，车厢里充满了嘈杂的人声和窗外的车流声。黄可芬坐在车厢中部靠前的位置，双手始终没有离开那个黑色大包，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偶尔会烦躁地皱起眉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当公交车行驶到倒斗西路路段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划破了夜空。 “嗡隆！” 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瞬间席卷了整个车厢，火光冲天而起，足足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距离爆炸现场几百米外的居民，都能清晰地听到巨响，不少人家的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正在路边散步的市民，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立当场，反应过来后，纷纷朝着爆炸的方向跑去。 当人们赶到现场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完好无损的公交车，此刻已经面目全非，车身左侧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扭曲的钢铁外翻着，像是被巨兽啃咬过一般。车厢里的座椅被炸得四处飞溅，有的嵌在了路边的墙壁上，有的飞到了几十米外的草丛里。几根高压线被爆炸的冲击力炸断，下垂的电线冒着滋滋的火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和烧焦的气味。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车上乘客的惨状。血肉模糊的遗骸散落在车厢内外，有的被压在扭曲的钢铁之下，有的挂在断裂的高压线上，还在冒着黑烟。有几位侥幸存活的伤者，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爬出来，一边哭喊着，一边试图寻找自己的亲人。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忍不住捂住了眼睛，发出压抑的抽泣声；带着孩子的家长，赶紧捂住孩子的眼睛，转身快步离开，孩子的哭声在混乱的现场格外刺耳。 一位当时路过的退休教师后来回忆：“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的场面。公交车被炸得不成样子，地上全是血和碎肉，空气里的味道让人作呕。好多人站在路边哭，那种绝望的哭声，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他们一边迅速疏散围观群众，设立警戒区域，防止发生二次事故，一边紧急拨打了急救电话。短短十几分钟内，300 多名民警陆续抵达现场，救护车的鸣笛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将伤者源源不断地送往附近的医院。 负责现场指挥的民警，看着眼前这片狼藉，内心充满了沉重与焦灼。“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制造的爆炸？” 一位参与现场处置的老民警回忆道，“如果是意外，可能是车辆故障引发的燃气爆炸；但从现场的破坏程度来看，更像是人为携带炸药引爆。可如果是人为，凶手是谁？他还活着吗？” 这起爆炸案的严重性，很快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当晚，福建省公安厅、厦门市公安局联合成立了 “6?24” 公交车爆炸案专案组，抽调了全省最精干的刑侦、技术和法医人员，全力投入案件侦破工作。那个夜晚，专案组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合眼，他们在现场搭建了临时指挥部，制定了详细的侦破方案，兵分三路展开工作。 第一组警力负责维护现场秩序，清理现场残留物，尽快恢复交通通行。民警们穿着防护服，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现场的遗骸和碎片，每一个细小的物品都被妥善保管，作为潜在的证据。为了避免破坏现场，他们甚至放弃了使用大型机械，用手和小型工具一点点清理，双手被划破是常有的事。 第二组警力承担起排查可疑人员的任务。他们以厦门为中心，辐射全省范围，对有盗窃、爆炸前科的人员，近期流入厦门的外来人员，以及各类重点管控对象进行逐一排查。同时，他们还走访了公交车沿线的商铺、居民和过往行人，希望能找到目击者，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第三组是技术勘查组，这也是案件侦破的核心力量。技术人员带着专业设备，对爆炸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查，提取了爆炸残留物、车辆碎片和受害者的随身物品等大量物证。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分析，确定爆炸物的种类和数量，锁定爆炸中心点，为后续的侦破工作提供方向。 技术人员经过连续几天的细致勘查和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爆炸的精确位置：位于车厢前部第六个座位右侧前方约 20 厘米的通道地板上。爆炸在地板上炸出了一个直径约 50 厘米的大洞，洞下方的钢梁从上到下被彻底撕裂，车轮外胎呈现粉碎性破坏，轮毂也严重凹陷。这些痕迹表明，爆炸物是被放置在车厢地板上引爆的，且威力巨大。 为了确定爆炸物的具体种类和数量，技术人员将提取到的残留物样本送往国家权威技术部门进行鉴定。经过专业分析，最终确认爆炸物为硝氨类炸药，总重量约 9 公斤。硝氨类炸药威力强劲，通常用于矿山开采和大型工程爆破，如此大剂量的炸药被带入公交车，显然是有预谋的犯罪行为。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 49 名成员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核实车上所有乘客的身份和位置。当时，这辆公交车上共有 169 名乘客，其中 8 人在中途下车，幸免于难。要在短时间内核实 169 人的身份信息，并确定他们在车厢内的具体位置，难度极大。专案组采用了 “滚雪球式” 的排查方法：先找到幸存的乘客和部分遇难者家属，通过他们回忆同行的熟人或相邻的乘客，再顺藤摸瓜，逐步扩大排查范围。 这个过程异常繁琐。民警们白天走访幸存者和家属，晚上整理信息，常常忙到凌晨。有一位幸存的工人，因为爆炸导致听力受损，交流十分困难，民警们耐心地用纸笔与他沟通，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从他口中了解到相邻几位乘客的信息。经过 20 多天的不懈努力，专案组终于核实了所有 169 名乘客的身份，并且绘制出了他们在车厢内的大致位置分布图。 身份核实工作完成后，案件侦破进入了关键阶段：锁定嫌疑人。专案组对所有乘客的背景信息进行了详细调查，包括他们的职业、社会关系、有无犯罪记录等。同时，法医对 40 名遇难者的遗骸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细致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所有遗骸上都没有发现自动引爆装置的残留物，这就排除了凶手安装定时炸弹后离开现场的可能性。 凶手必然在这辆公交车上，且很可能已经在爆炸中身亡。 这一发现让专案组的排查范围大大缩小。他们将重点放在了 40 名遇难者身上，逐一核实他们的身份和背景。很快，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40 名遇难者中，有 39 人的遗体都被家属认领，唯独一名男性死者无人认领。更重要的是，法医通过检验确定，这名男性死者的遗体距离爆炸中心点最近，身体损伤最为严重，他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为了进一步确认情况，专案组再次走访了幸存的乘客和遇难者家属。有多位幸存者回忆，在爆炸发生前，曾看到一名男子坐在爆炸发生的区域，双手紧紧护着一个黑色的大包，神态十分异常。一位姓刘的女士回忆道：“我当时经过第六个座位，那个人正好抬头看我，看着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骨架比较粗，留着平头，穿一件脏兮兮的旧衬衣，腿上放着一个黑提包，双手一直护着，眼神呆呆的，看起来很奇怪。” 另一位林女士也补充说：“那个人个头不算太高，但肩膀很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表情很忧郁，一直盯着自己的包看。” 这些证词进一步印证了那名无名男性死者的嫌疑。但问题随之而来：他到底是谁？要在那个没有 dNA 数据库的年代，仅凭遗骸和目击者的描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难度极大。法医们再次对无名死者的遗骸进行了细致检验，从中提取到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骨骼分析，确定他身高约 1 米 76，年龄在 27 岁左右；从他穿着的衣物和随身携带的少量物品来看，他的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条件较差；更关键的是，法医在他的体内发现了两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通常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卫生条件较差的人群相关。综合这些线索，专案组初步判定，这名嫌疑人很可能是一名来自福建农村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带来了关键线索， 一名在公交车上作案的小偷。当天，这名小偷趁晚高峰人多拥挤，正在公交车上寻找作案目标，还没等他得手，爆炸就发生了。他虽然也受了伤，但幸运地活了下来。由于他是受害者之一，警方对他进行了全力救治。得知警方正在侦破这起爆炸案，这名小偷深受感动，主动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小偷对民警说，“那天我在车里观察过那个男的，他穿着打扮很土气，口音像是永安一带的人，看起来没什么钱，不像是上班族或者游客。你们要是想找他，不妨去永安那边查查，说不定能有收获。”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结合之前法医对寄生虫的分析，他们立刻将排查重点锁定在了福建三明、永安一带的农村地区。 专案组随即请求省公安厅协调，将根据目击者描述绘制的嫌疑人手绘画像，分发到永安及周边地区的公安机关。民警们带着画像，深入各个乡镇和村庄，展开了拉网式的走访调查，重点排查 20 至 30 岁之间的失踪男性。然而，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要在偌大的区域内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专案组排查了 60 多条线索，核实了 2500 多名失踪人员的信息，却始终没有找到与嫌疑人特征完全吻合的人。 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案件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1982 年 3 月 15 日，一名仓库管理员在距离爆炸现场 150 米处的仓库屋顶上，发现了一只烧焦的断掌。管理员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警方。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提取了这只断掌上的指纹。经过仔细清理和修复，他们将提取到的指纹与全省在逃人员的指纹档案进行比对，最终发现，这枚指纹与 1977 年越狱的在逃人员黄可芬的指纹完全吻合！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都沸腾了。历时 9 个月的艰苦排查，“6?24” 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人终于被锁定 。 正是黄可芬！消息传来，所有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都长舒了一口气，压在他们心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然而，一个新的疑问又摆在了大家面前：黄可芬原本是打算到厦门继续炸鱼，他为什么会在公交车上引爆炸药？是意外还是故意报复社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专案组再次展开了深入调查，走访了 124 名黄可芬的亲属和朋友，试图还原他越狱后的生活轨迹和心理状态。 从调查结果来看，黄可芬越狱后，确实一直痴迷于炸鱼，他携带炸药的初衷很可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水域炸鱼。因此，有一部分人猜测，这起惨案可能是一起意外：黄可芬将炸药随身携带，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可能因为车辆颠簸、挤压，导致炸药意外走火，最终引发了爆炸。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黄可芬此前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盗窃和炸鱼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黄可芬的行为是故意的报复。他因盗窃和非法持有爆炸物被判刑，越狱后一直处于逃亡状态，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他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携带炸药登上公交车，制造了这起惊天惨案。这种说法也有其依据，毕竟 9 公斤的硝氨类炸药威力巨大，黄可芬作为长期接触炸药的人，不可能不清楚其破坏力，将如此大量的炸药带上满载乘客的公交车，很难用 “意外” 来完全解释。 遗憾的是，由于黄可芬在爆炸中身亡，这起案件的真正动机，永远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第125章 西泠河尸案 2015 年 5 月 19 日，清晨 6 点多的江南，天刚蒙蒙亮，薄雾还像轻纱似的笼罩在西泠河上空。戚家泾河边的工地上，农民工老李揉着惺忪的睡眼，揣着裤兜走向河边那片杂乱的草滩。工地上的临时厕所远在百米之外，这片人迹罕至的草滩便成了工人们偶尔应急的地方。 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沾湿了老李的裤脚。他正准备解决生理需求，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不远处的草丛里，浮着一块长条形的酱色物体。那东西半浸在水边的淤泥里，表面泛着一层油腻的光泽，乍一看去，倒像是谁家晾晒后不慎掉落的腊肉。 老李平日里就爱琢磨些新鲜事，这会儿闲着也是闲着，便好奇地凑了过去。他蹲下身，拨开挡在前面的狗尾巴草，仔细打量着那块 “腊肉”。这一看，心里便泛起了嘀咕， 这 “腊肉” 的边缘似乎不太规整，而且在靠近一端的角落，竟隐约露出一撮黑色的毛发。 “不对劲啊……” 老李皱起眉头，心里咯噔一下。他常年在工地上干活，见惯了各种肉类，可从未见过带毛的腊肉。他又往前挪了挪，借着熹微的晨光反复查看，那物体的纹理、质感，越看越让他心惊肉跳 —— 这东西，怎么看都像是人的肢体！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老李猛地站起身，后退了好几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不敢再多看一眼，转身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工地。回到工棚里，他辗转反侧，一会儿觉得可能是自己看错了，一会儿又被那可怕的猜想吓得浑身发抖。就这样纠结到下午 2 点，他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安，颤抖着手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 “喂…… 警察同志吗？我在戚家泾河边的草滩上，好像发现了…… 发现了人肉……” 阳澄湖半岛派出所的值班电话刚响起，两位民警便迅速拎起警械，驾驶着警车呼啸而去。十几分钟后，警车停在了戚家泾河的石驳岸边。民警沿着老李指引的方向，在杂乱的草丛中找到了那块酱色物体。两人蹲在原地观察了许久，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他们一时也难以断定这究竟是人肉还是腊肉， 江南一带确实有制作腊肉的习俗，而这块物体的形态又实在诡异。 “赶紧向分局刑警大队汇报，请法医和技术人员过来看看。” 年长的民警当机立断，掏出手机拨通了上级的电话。 没过多久，闪烁着警灯的勘查车便赶到了现场。法医穿着白色的勘查服，小心翼翼地靠近物体，用专业工具翻动、检查，又提取了部分样本。片刻后，他直起身，对围在一旁的民警说道：“初步判断，这是人的躯干部分，具体情况需要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鉴定。” “真的是人肉啊！” 围观的工人们中有人发出了惊呼。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周边的工地传开。傍晚时分，吃完晚饭的民工们纷纷涌到河边，好奇地探头探脑，想要一探究竟。为了保护现场不被破坏，派出所又增派了警力，用黄色的警戒带将这片原本少有人问津的草滩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民警们在警戒线旁来回巡逻，驱散着围观的人群。 夜幕渐渐降临，实验室里的鉴定结果也终于出来了。晚上 7 点左右，法医传来了确切的定论：“经鉴定，该物体确系女性人体躯干，死者年龄初步判断在 30 至 50 岁之间，体内有避孕环，有生育史，从骨盆等骨骼特征推断，身高大约在 1 米 65 至 1 米 70 之间。尸体已出现蜡化现象，结合南方潮湿的气候条件，死亡时间初步判定在 3 个月至半年之间。” 案情重大！阳澄湖半岛派出所当晚便成立了专案组，将这起案件定为 “5?19 案件”，40 多名专案组成员连夜聚集在派出所四楼的会议室，一场紧张的案情分析会就此拉开序幕。 会议室内灯火通明，烟雾缭绕。法医详细介绍了尸块的鉴定情况后，大家便围绕案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案发现场地处偏僻，周边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线索非常有限。” 一位侦查员皱着眉头说道，“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凶手是在本地作案后抛尸于此，还是在其他地方作案，将尸块抛入河中，顺着水流漂到了这里？” “我觉得本地作案的可能性更大，毕竟尸块体积不小，远距离运输抛尸风险太高。” 另一位侦查员反驳道。 “不一定，西泠河与阳澄湖相通，水流复杂，尸块顺着水流漂移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众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最后，专案组组长拍板决定：“既然没有其他线索，我们就采用最传统的方法，分多路进行走访摸排，重点调查西泠河周边的居民、工地工人、河道作业人员，务必找到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第二天一早，十几支侦查小组便分散开来，深入西泠河两岸的村落、工地、码头，展开了拉网式的走访。 其中一组侦查员在与河道清淤工人交谈时，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大概十多天前吧，我们在打捞河底淤泥的时候，确实捞上来过一块酱色的东西，当时仔细一看，以为是块腊肉，几个年轻小伙子嫌脏，就随手扔到了河边的草丛里。” 一位老工人回忆道，“现在想想，那东西的样子，和你们说的尸块还真有点像。” 无独有偶，另一组侦查员在走访河边工地时，多位民工也反映，十多天前就有人在草滩上见过那块 “腊肉”，大家都没当回事，谁也没想到那竟然是人肉。 与此同时，第三组侦查员专程请教了水文专家，希望能从水流情况入手，判断尸块的来源。专家们对西泠河的水流进行了实地勘测，结果显示：河道水面的水流由南向北，流速大约为每秒 0.1 米；而河底的水流则恰好相反，由北向南流动，且不受风力影响，流速极为缓慢，24 小时的流动距离仅为 1 到 2 米。 “这样的水流情况很复杂，” 水文专家无奈地表示，“仅从水流速度和方向，无法准确判断尸块是凶手就地抛尸，还是从上游漂流而来。” 线索似乎陷入了僵局。但专案组并没有气馁，结合走访摸排的情况，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凶手抛尸时，很可能会在尸块上捆绑石块等重物，防止其浮出水面，同时也可能将死者的遗物一同抛入河中。我们不妨在发现尸块的河段上下 50 米范围内筑起堤坝，抽干河水，寻找其他尸块和相关遗物。” 这个提议虽然工程量巨大，但在没有其他有效线索的情况下，无疑是当前最可行的办法。专案组当即拍板，立刻组织人员实施。 侦查员们首先联系了工地的民工，请他们协助搭建堤坝。民工们听说要协助警方破案，都积极响应，扛着铁锹、推着独轮车，在河道两岸忙碌起来。堤坝搭建完成后，几台大功率抽水机被运到现场，日夜不停地抽水。 初夏的江南已经有些炎热，侦查员们和民工们一起守在抽水机旁，轮流值班，随时应对机器故障等突发情况。河水顺着抽水机的管道源源不断地排出，河道里的水位一点点下降，露出了布满淤泥的河底。就这样马不停蹄地抽了五天五夜，河道里的水终于被抽干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河水完全退去后，侦查员们穿着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淤泥中搜寻，很快，一个棕色底带白圆点的手提帆布包映入了眼帘。帆布包上沾着黑色的污渍，显然在河底浸泡了许久。侦查员小心翼翼地将帆布包捡起，打开后发现，里面装有一部手机、一瓶护肤霜，还有半块红色的砖头。 “这半块砖头，和附近工地上使用的砖头一模一样！” 一位有建筑经验的侦查员一眼就认出了砖头的来源。专案组据此推断，凶手很可能在抢劫了死者的财物后，为了防止帆布包浮出水面，就地从工地上捡了一块砖头塞进包里，然后将包沉入河底。 在这些物品中，那部手机无疑成了破案的关键。技术人员立刻对手机进行了修复和数据分析，幸运的是，手机虽然进水严重，但部分数据得以恢复。在手机的相册里，技术人员发现了一张女子的生活照片：照片中的中年妇女站在苏州园林里，背景是盛开的鲜花，她面带灿烂的笑容，看上去温婉而平和。 “这很可能就是被害人！” 侦查员们精神一振，立刻围绕这部手机展开调查。经过技术追踪，他们很快锁定了手机的主人 ——40 岁的四川南充人赵女士，她住在附近的畅苑小区。 分局刑侦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宋天路当即带领派出所民警王秋龙，驱车前往赵女士暂住的车库进行核查。推开车库的门，一股腊肉的咸香扑面而来，只见屋内的竹竿上挂满了一串串酱色的腊肉。王秋龙刚入行不久，正是干劲十足的时候，他一眼瞥见那些腊肉，顿时眼睛一亮，指着竹竿激动地对宋天路说：“宋队！你看！这不就是人肉吗？凶手碎尸后，竟然把尸块挂在这里晾晒，手段也太残忍了！” 他拍着宋天路的肩膀，难掩内心的兴奋：“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宋天路却显得十分冷静，他走上前，取下一块腊肉，放在鼻子底下仔细闻了闻，又用手指捏了捏，然后摇了摇头：“这不是人肉，就是普通的腊肉。我们四川人都爱吃腊肉，也有晾晒腊肉的习惯，我从小吃到大，不会认错的。” 王秋龙的热情瞬间被浇了一盆冷水，心里凉了半截，但他还是不死心，坚持道：“宋队，要不我们带一块回去，请法医化验一下吧？万一呢？” “不用了，” 宋天路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对腊肉的气味和质感太熟悉了，这确实是普通腊肉，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上面。” 宋天路是中队的老领导，王秋龙虽然心里不服气，也只能服从命令。两人悻悻地离开了赵女士的住处，返回了派出所。当王秋龙把自己的发现和宋天路的判断告诉其他侦查员时，大家也都没有太在意，这让王秋龙更加失望。 王秋龙今年 26 岁，长得清秀帅气，三年前从省公安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阳澄湖半岛派出所的刑警中队。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他做事认真负责，善于动脑子，而且心细如发，一直渴望能破获一起大案，证明自己的能力。 既然腊肉的线索断了，王秋龙便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那部手机上。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手机里存储的一个号码，没想到电话竟然接通了，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子清晰的声音。 “喂？” 王秋龙愣了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下意识地问道：“你是这部手机的主人吗？” “是啊，我是赵女士，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对方的语气十分坦然。 “你…… 你现在在哪里？” 王秋龙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 手机的主人明明应该是被害人，怎么会活生生地接电话？难道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我在工厂上班呢，忙着呢，有话快说。” 赵女士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了。 王秋龙这才反应过来，连忙稳住心神，说道：“您好，我们是阳澄湖半岛派出所的民警，有一些情况需要向您了解，方便告知您的工作地址吗？我们想当面和您沟通。” “我在维亭街道的一家纺织厂上班，你们过来吧。” 赵女士报出了地址。 挂掉电话，王秋龙立刻向宋天路汇报了情况。两人都感到十分困惑：既然赵女士还活着，那她的手机为什么会出现在装有尸块的帆布包里？这个赵女士和被害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两人驱车直奔维亭街道的那家纺织厂。20 分钟后，他们在工厂的门卫室见到了赵女士。眼前的中年女子，和手机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正是这部手机的主人。 宋天路和王秋龙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但他们很快冷静下来，判断赵女士虽然不是被害人，但她很可能与案件有着某种联系。 宋天路客气地将赵女士请上警车，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询问。“赵女士，我们在西泠河里发现了一个帆布包，里面有您的手机，请问您的包为什么会出现在河里？” 宋天路开门见山地问道。 赵女士平静地回忆道：“今年 1 月初，我的包确实丢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老公骑电动车送我去厂里上班，我把包放在了电动车的后车架上。没想到刚走了 5 分钟，我就发现包不见了。我让老公先去上班，自己转身回去找。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楼下的邻居吴先生站在楼梯口，神色看起来有些慌张。我就问他有没有看到一个棕色的帆布包，他说没有，说话的时候还躲躲闪闪的。我回到家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当时就怀疑是他捡走了，但没有证据，也就不了了之了。” 为了核实赵女士的说法，侦查员们找到了她的老乡和丈夫，经过询问，他们的证词与赵女士的描述一致，证明她确实在 1 月初丢失了包。 线索再次指向了那位神色慌张的吴先生。侦查员们通过房东找到了吴先生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吴先生今年 30 岁，安徽人，在一家电子厂做操作工。侦查员们立刻赶到电子厂，将吴先生带回了派出所。 “你是不是曾经见过一个棕色的帆布包？” 侦查员直截了当地问道。 吴先生眼神闪烁，当场矢口否认：“没有，我没见过。” “吴先生，我们必须严肃地告诉你，这个帆布包和一起刑事案件有关，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调查，如实交代情况，否则后果自负。” 侦查员语气严肃地警告道。 吴先生的眼睛眨了眨，脸上露出了犹豫的神色，但还是摇了摇头：“我真的没见过。” “实话告诉你，这个包涉及一起杀人案，你如果知情不报，甚至隐瞒相关情况，很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别为了一点小利毁了自己。” 侦查员加大了审讯的力度。 听到 “杀人案” 三个字，吴先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无奈地低下了头：“我说…… 我说…… 那天晚上，我在马路边捡到了那个包。当时我心里有点虚，就赶紧骑电动车回了家，告诉了我老婆。我们打开包一看，里面有一个钱包，钱包里有 1500 块钱，还有一部手机和一些护肤品。我把钱拿了出来，手机和其他东西不敢留，就骑着车往小河北边去了。大概骑了 10 分钟，看到河边有一片荒草滩，我就趁着天黑，捡了一块砖头塞进包里，把包扔进了河里。” 侦查员们随后找到了吴先生的妻子，将两人分开进行询问，他们的证词完全一致，证实了吴先生所说的是实话。 就这样，手机这条线索也断了。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五天，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瓶颈。专案组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得十分激烈。 “我认为尸块可能来自楼江河，凶手在无锡、苏州等地作案后，将尸块抛入河中，顺着水流漂到了西泠河。”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说道。 “我不同意，楼江河距离西泠河有一定距离，尸块在水中漂流这么远的距离，很可能会被人发现，而且水流情况复杂，不一定能准确漂到这里。我觉得凶手应该是在本地作案，就近抛尸。” 另一位侦查员反驳道。 王秋龙在一旁认真地听着大家的讨论，结合之前水文专家的分析，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根据法医的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在半年左右。从人的趋利避害本能来看，凶手大概率不会在作案地点附近抛尸，以免被人发现。而且我们之前了解到，西泠河的河底水流是由北向南流动的，虽然流速缓慢，但经过半年的时间，尸块完全有可能从远处顺着河底水流漂到戚家泾河段。所以我推测，抛尸地点并不是我们发现尸块的地方，而是更北边的区域。” 王秋龙的观点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提出了质疑。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尸源，只要找到了尸源，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分局局长万伟平在会上下达了死命令：“全体侦查员务必全力以赴，不要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对所有失踪人员进行逐一核查，必须见到本人才能撤销嫌疑！” 寻找尸源的工作随即全面展开，专案组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在公安内网上发布协查通告，请求各地公安部门协助提供信息；同时在西泠河周边的社区、工地、学校等地张贴寻尸启事，并利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广泛转发，承诺对提供重要线索者给予奖励。二是对派出所辖区内近一年半以来的失踪人员进行逐一筛选，重点排查与被害人特征相符的对象。 任务被具体分配到了每个侦查员手中，王秋龙负责维亭地区失踪人员的甄别筛选工作。从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3 月，维亭地区登记在册的失踪人员、走失人员，以及因家庭纠纷、感情纠葛等原因失联的当事人共有 300 多人，其中正式报失的有 50 多人，而且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人员流动性大，联系方式更换频繁，核查工作难度极大。 王秋龙没有退缩，他将所有人员的信息整理成册，制定了详细的核查计划，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对有联系方式的人员逐一打电话核实，对于电话无法接通的，就根据登记的住址上门走访。每核实一人，就在名单上注销一人，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对象。 连续几天，王秋龙都泡在一堆资料里，白天奔波于各个社区和工地，晚上回到派出所整理核查结果，常常忙到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后，他在一份失踪人员报案记录中发现了一条可疑信息：2015 年 1 月初，一位安徽望江县的胡先生前来报案，称其妻子佘萌萌于 2014 年 5 月独自前往苏州务工，当年 11 月突然失联。报案记录显示，佘萌萌 1985 年出生，江西上饶人，身高 1 米 68，中等偏胖，生有一个男孩。 “身高 1 米 68，有生育史，年龄 30 岁，这些特征和被害人的情况高度吻合！” 王秋龙兴奋地说道。他立刻通过公安大数据系统对佘萌萌的信息进行核查，发现她在 2014 年 11 月中旬之后，银行账户、旅馆住宿、交通出行等所有痕迹都突然消失了，这进一步增加了她就是被害人的可能性。 但一个矛盾点也随之出现：胡先生在报案时明确表示，他的妻子佘萌萌没有上过避孕环，这与法医鉴定中 “被害人体内有避孕环” 的结论不符。面对这个矛盾，王秋龙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佘萌萌的嫌疑，而是决定进一步核实。他按照报案记录上的联系方式，拨通了胡先生的电话，希望他能尽快前往江西上饶，将佘萌萌的父母接到苏州，进行 dNA 鉴定，以确认尸块的身份。 胡先生得知情况后，立刻动身前往江西上饶。周五下午傍晚时分，他带着岳父岳母匆匆赶到了阳澄湖半岛派出所。王秋龙早已做好了准备，立刻将三人送往刑警大队技术室采集血样，进行 dNA 比对，同时为他们安排了住宿。 等待结果的日子总是漫长的。周日晚上，王秋龙忙碌到凌晨 3 点多才沉沉睡去。周一凌晨 5 点左右，一阵轻微的手机震动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揉着惺忪的睡眼，拿起手机一看，是专案组工作群里的消息，由刑侦大队教导员发出：“dNA 比对成功！尸块确系佘萌萌！” “比对成功了！比对成功了！” 王秋龙兴奋地从床上弹了起来，像中了举的范进一样高声欢呼，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连日来的辛苦和疲惫瞬间烟消云散，他知道，这意味着案件的侦破工作终于迎来了曙光。 确认了被害人的身份后，侦查员们立刻展开了对佘萌萌社会关系的调查，很快就找到了她在苏州的暂住地址 —— 畅苑三区 2 幢 405 室。王秋龙跟随宋天路迅速赶到了这个地址，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整栋小楼即将被拆除，房间里一片狼藉，所有的家具和物品都已被清空。 “看来凶手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宋天路皱着眉头说道。 侦查员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立刻找到了这栋小楼的房东。房东是一位徐州人，他告诉侦查员，这栋三室一厅的房子他买下后并没有自住，而是租给了一位二房东，二房东又将房子分割成 6 个小房间，分别出租给了不同的租客。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那位二房东。王秋龙拿出佘萌萌的照片，问道：“你对这个租客还有印象吗？” 二房东仔细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印象挺深的。这个女的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爱说话，也不怎么和其他租客交流，独来独往的，很少有人来找她。她身高差不多有 1 米 7，体型微胖，看着挺文静的。” “那其他租客的情况呢？你能详细说说吗？” 宋天路追问道。 二房东努力回忆了一下，却只能说出大概的情况，具体的细节记不太清了。王秋龙灵机一动，让二房东画一张租客居住分布的草图。根据草图显示，北面第一间住着两个男子，北面第二间住着佘萌萌，北面第三间住着另外一个男子，南面的房间则住着几对夫妻和单身租客。 侦查员们立刻按照草图上的信息，对其他租客展开了调查。住在南面第一间的夫妻此时已经不在苏州，前往北京打工，侦查员们通过电话与他们取得了联系。丈夫在电话中回忆道：“住在我们对面北面第一间的是两个年轻男子，其中一个比较胖的男子大概是 2014 年 7 月搬进来的，10 月份就搬走了，剩下那个瘦男子一个人住。那个瘦男子在 11 月份的时候消失了半个月左右，后来又回来了。佘萌萌住在北面第二间，她也是 11 月份的时候突然就不见了，之前她见到我们还会打个招呼，走的时候也没说一声。” 随后，侦查员们找到了住在北面第三间的男子。这位男子看着十分老实，有正当的工作，他告诉侦查员：“佘萌萌突然消失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奇怪的，她平时虽然话不多，但人挺有礼貌的，见到我都会打招呼，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 南面其他房间的租客也都被逐一排查，经过核实，他们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嫌疑被一一排除。 现在，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在了北面第一间的那位瘦男子身上。他在佘萌萌失联的时间段内突然消失了半个月，之后又返回住处，行为十分反常。侦查员们通过二房东和其他租客的描述，大致掌握了该男子的体貌特征：相貌猥琐，尖嘴猴腮，年龄大约在 20 岁出头。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结合他反常的行为，他无疑成为了本案的重大嫌疑人。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侦查员们终于确认了该男子的身份：高白龙，23 岁，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曾因抢劫在老家有过犯罪前科。 事不宜迟，刑警大队的技术人员立刻对高白龙曾经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房间里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墙壁和地板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血迹或痕迹。技术人员并没有气馁，他们对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最终，在席梦思床垫的边沿侧板内，发现了一些淡淡的水渍痕迹。由于席梦思床垫是红色的，这些痕迹用肉眼很难看清。技术人员立刻对痕迹处进行了处理，涂上显影剂后，在灯光的照射下，原本隐蔽的痕迹终于显影出了蓝色的血迹。 技术人员迅速采集了这些血迹样本，连夜赶往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进行 dNA 比对。结果显示，这些血迹正是高白龙的。 线索越来越清晰，高白龙的嫌疑进一步加大。侦查员们通过技术手段对高白龙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他曾经与一位名叫王微微的女子来往密切。侦查员们立刻找到了王微微，向她了解情况。 “我以前确实和高白龙处过对象，不过我们在 2014 年 12 月份就分手了。” 王微微说道，“2015 年 11 月份的时候，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向我借钱，我当时心软，就借了他几百块钱。” “除了借钱，他还和你说过其他什么吗？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侦查员追问道。 王微微仔细回忆了一下，说道：“对了，他当时给了我一张苏州的市民卡，让我帮他保管。还有，我记得他手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他说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被机器割伤的，但我看着那伤口是波浪形的，根本不像是机器割的，当时我也没多问。” 侦查员们立刻对那张市民卡的使用轨迹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卡在 2014 年 11 月以前的使用轨迹，与佘萌萌的出行轨迹基本一致；11 月中旬之后，使用轨迹发生了改变，与王微微的上班路线吻合。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高白龙与佘萌萌的死有着密切的关联。 与此同时，侦查员们还发现高白龙与另一名男子陈大军来往密切。经过五天的摸排走访，侦查员们终于查清了陈大军的下落：他在圣普的一家公司打工，住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临港村。 宋天路立刻带领几名侦查员，驱车前往临港村寻找陈大军。在陈大军的住处，面对侦查员们的询问，他坦然地回忆起了 2014 年底与高白龙接触的经过。 “2014 年 11 月底，我当时在圣普的一家外资企业上班，高白龙是我的同事，平时也就见面打个招呼的交情。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临港村。他说临港村挺好的，网吧多，而且不用身份证就能上网，想过来找我玩。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陈大军说道，“他当天就过来了，我带他去了网吧一条街，他特别喜欢玩电脑游戏，玩得还挺熟练的。他在我那里住了半个月，整天泡在网吧里，半夜才回来睡觉，吃住都靠我，后来还向我借钱，我没同意，他就搬走了，搬到了邻村的松岗村。2015 年 5 月初，我在大桥边碰到过他一次，问他是不是还住在松岗村，他点了点头。” 为了防止陈大军通风报信，宋天路请他留在身边，协助警方寻找高白龙。当天深夜 11 点，宋天路带领侦查员们，在陈大军的指引下，驱车前往松岗村。 此时的松岗村一片宁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更显得乡村夜色幽深。为了不打草惊蛇，警车停在了村口，侦查员们借着朦胧的月色，悄无声息地跟着陈大军向村子深处走去。经过一番七拐八绕，他们终于来到了高白龙的住处 —— 松岗村 138 号。 这是一栋普通的民房，小楼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幽黑，房间里没有亮灯，寂静无声，看起来似乎没有人在家。侦查员们在周边潜伏观察了一段时间，确认屋内无人后，便决定先前往网吧一条街寻找。 为了避免引起高白龙的警觉，侦查员们买了三份快餐，拎在手上，假装是去网吧送饭的，一家一家地仔细搜寻。大半夜过去了，他们接连找了 20 多家网吧，都没有发现高白龙的踪影。 无奈之下，侦查员们只好返回松岗村 138 号，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在房屋的东西南北四个角落分别蹲守。凌晨时分，为了保持体力，几名侦查员轮换了岗位，继续严密监视着这间民房，生怕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第二天早晨 9 点多，蹲守在远处的侦查员突然发现，高白龙住处门上的挂锁被打开了。“高白龙回来了！” 侦查员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专案组。专案组下令，暂时不要轻举妄动，继续严密监视，等待大队人马赶到后统一行动。 半个小时后，增援的警力浩浩荡荡地赶到了松岗村，警车闪着警灯，迅速封锁了现场。荷枪实弹的侦查员们将高白龙的住处围得水泄不通，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行动！” 随着刘大队长的一声令下，一名侦查员一脚踹开了房门，刘大队长高声喊道：“高白龙！不许动！” 屋内的男子听到喊声，身体猛地一颤。侦查员们像猛虎扑食一般冲了进去，迅速将他牢牢控制住。高白龙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当场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束手就擒。 侦查员们仔细打量着高白龙，他穿着一件粉色的长袖衬衣，下身穿着淡色的牛仔裤，与之前掌握的体貌特征完全吻合。在他的床头墙上，竟然挂着一张佘萌萌的十多寸大照片；床上铺着的绿白格子床单，也是佘萌萌的物品；床头柜上摆放的护肤品，同样属于佘萌萌。房间里凌乱不堪，散发出一阵阵混杂着汗味和霉味的怪味。 高白龙被迅速带回了刑警大队审讯室。面对侦查员们出示的种种证据，他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仅仅一个回合的审讯，他就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佘萌萌的原因和全部经过。 这起杀人碎尸案的起因，竟然荒唐得让人难以置信。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住在隔壁的佘萌萌因为前一晚上夜班，正在房间里休息。高白龙在自己的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听音乐，音量调得很大，吵得佘萌萌无法入睡。佘萌萌忍无可忍，敲开了高白龙的房门，一脸愠怒地指责道：“你能不能把收音机声音调小一点？我上夜班睡不着觉！” 当时高白龙正听得兴起，被佘萌萌打断后十分不满，他不服气地说道：“我听音乐关你屁事！” “我要休息，你这样影响到我了！” 佘萌萌据理力争。 “你睡不睡觉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爱怎么听就怎么听！” 高白龙的语气越来越冲，最后甚至威胁道，“你再啰嗦，信不信我弄死你！” 佘萌萌也来了火气，一脸不屑地回怼道：“你敢！” 就是这一句 “你敢”，彻底点燃了高白龙的怒火。他一时冲动，随手从厨房拿起一把菜刀，朝着佘萌萌的脖子砍了过去。佘萌萌本能地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臂，拼命抵抗，还用牙齿咬了他的手臂一口，但女子的力气终究抵不过年轻力壮的高白龙，更何况他手中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最终，佘萌萌倒在了血泊之中。 杀完人后，高白龙才感到了恐惧和后悔，但事已至此，他只能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用菜刀将佘萌萌的尸体肢解成 6 块，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分多次将尸块抛到了沪宁城际铁路高架桥下的芦苇荡、桥洞以及附近的河流中。他还将沾有血迹的衣服和床单全部烧毁，把房间里的血迹擦拭干净，随后退掉了租房，逃到了陈大军的住处躲了起来。 高白龙交代完所有罪行后，在侦查员的押解下，前往各个抛尸地点指认。沪宁城际铁路高架桥下的芦苇荡空旷而荒凉，一艘废弃的小船漂泊在芦苇荡深处，这里人迹罕至，若非凶手指认，很难有人会发现这里隐藏的罪恶。侦查员们按照高白龙的指认，在小船里和周边的桥洞中，成功找到了佘萌萌的其余尸块。 至此，这起因一场小小的邻里纠纷引发的荒唐杀人碎尸案，在专案组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下，成功告破。 第126章 破冰追凶十三年 2002 年 2 月 5 日，日历上标注的不过是寻常一天，但在中国绵延千年的民俗长卷里，这一天是辞旧迎新的春节。大红的春联贴满了七台河市的街巷，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饺子的香气与硫磺的烟火气，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中。然而，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的会议室里，一场看似普通的例会却气氛凝重，一群身着警服的身影，正对着一条不起眼的线索，拧紧了眉头。 这条线索，藏在大年三十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里，带着节日特有的喧嚣与混乱，险些被淹没在日常的琐碎中。 按照局里的部署，上午 9 点 10 分，新区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们兵分多路，一边开展基层基础工作，一边挨家挨户给群众拜年，既是联络警民感情，也是借着走访排查隐患。 民警小刘裹紧了警服，踩着积雪在辖区的街巷里穿行。冬日的七台河寒风刺骨，积雪没过脚踝，每一步都要格外用力。他仔细巡查了居民楼的前后院、楼道拐角，甚至是街边废弃的棚屋，确认没有异常后，才朝着东风街居委会走去。居委会的办公室里，几位老太太正围着火炉包饺子，见小刘进来，连忙热情地招呼他坐下暖和暖和。 “刘警官来拜年啦！快尝尝我们刚包的酸菜猪肉馅饺子！” 一位大妈笑着递过一个刚捏好的饺子。小刘笑着道谢，顺势问道：“大妈们，这两天过年，辖区里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事啊？”办公室里的几位老人对视一眼，纷纷摇头：“没有没有，过年都在家团圆呢，能有啥可疑的？”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一阵寒风裹挟着雪花涌了进来。老杨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哈着白气走进来，他刚在外头巡查完小区的供暖管道。听到众人的对话，他沉吟了片刻，斟酌着说：“要说可疑，我倒是听说六纬 A 楼的杨德海，这人有点不对劲。平时没见他有啥正经工作，也没听说挣了大钱，可经常在外面吃肉喝酒，出手还挺阔绰，那钱来路不明啊。” 老杨的话刚落，居委会的林公海也接了话：“可不是嘛！我也觉得他神秘兮兮的。有时候深更半夜才回家，动静还特别小，好像怕被人看见似的。前几天我起夜，隐约看见他从一辆陌生的面包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个黑袋子，鬼鬼祟祟的。” 两条没有实质证据的闲聊，像两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小刘的心里激起了涟漪。他表面不动声色，继续和老人们聊着家常，心里却默默记下了 “杨德海” 这个名字。 第二天上午 8 点，七台河市公安局新兴区分局的团拜大会如期举行。会议室里，民警们互相拱手道贺，几句 “新春快乐” 的问候后，气氛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分局局长张文福敲了敲桌子，开门见山：“昨天大家下基层走访，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会场里一时安静下来，民警们纷纷低头思索。小刘犹豫了一下，还是站了起来，把昨天在东风街居委会听到的关于杨德海的可疑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原以为只是件无关紧要的邻里猜测，没想到张文福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小刘，你这条线索看似不起眼，背后可能藏着大文章！” 他语气严肃地叮嘱道，“节日期间正是犯罪分子放松警惕的时候，也可能是他们活动的高峰期，一定要盯紧了！” 散会之后，刑警大队大队长徐丽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她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细弱又带着慌张的女声：“警官，我要举报杨德海！他肯定有问题！我和他住一栋楼，有时候他半夜回来，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天我以为他家没人，结果听见门响，拉开窗帘一看是他，太奇怪了……” 徐丽立刻集中精神，想要进一步询问举报人的具体信息和更多细节：“大姐，麻烦您说一下您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我们方便后续核实情况。” 可话音未落，电话那头传来 “啪” 的一声脆响，对方匆匆挂了电话。听着听筒里的忙音，徐丽皱起了眉头。她脑海里立刻闪过小刘汇报的线索，“无风不起浪”，这个杨德海身上，恐怕真的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个模糊的身影，两条零碎的线索，让徐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三年前那起轰动全市的悬案。那是 1998 年 12 月 30 日，元旦前夕，七台河市遭遇了建国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气温骤降至零下 39 摄氏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街道，行人裹紧衣物步履匆匆，整个城市都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比天气更让人寒心的，是发生在市建设银行新兴区建华储蓄所的一起血腥劫案。 当天上午，建华储蓄所里冷冷清清，偌大的营业厅里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岗。保安员柴满仓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因为没什么顾客，忍不住打了个盹。女营业员郑敏和黄小娟整理着柜台里的现金，偶尔低声聊几句家常。上午 11 点 40 分左右，厚重的挡风门帘被猛地掀开，“哗啦” 一声打破了室内的宁静。柴满仓被惊醒，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只见三个陌生男子走了进来，个个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穿着厚实的冬装，眼神却透着异样的凶狠。 “请问你们是存款还是取款？” 郑敏察觉到气氛不对，强装镇定地问道。其中一个穿着深蓝色鸭绒服的男子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取款。” 话音刚落，三人便快步朝着柜台冲来。 柴满仓顿时警觉起来，他猛地站起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身后一个手持铁锤的歹徒扑了上来。“砰！” 铁锤重重地砸在他的头部，紧接着又是两下重击。鲜血瞬间从柴满仓的头上涌出，染红了他的制服，他摇摇晃晃地倒在沙发下的血泊中，意识逐渐模糊。 郑敏和黄小娟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呼喊：“抓贼啊！” 可她们的呼救刚出口，那个持锤的歹徒就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地上的柴满仓 “砰砰” 连开两枪。紧接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来，郑敏的心脏猛地一沉：“不好，他们要撬金库！” 她顾不上恐惧，趁着歹徒注意力集中在金库上，伸手就要去按柜台下的报警器。 可她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歹徒察觉到了她的意图，转身一锤砸在她的头顶。郑敏眼前一黑，倒在柜台上。黄小娟吓得浑身发抖，却也没能逃过一劫，另一记重锤落在了她的头上，她应声倒地。失去意识前，郑敏恍惚看到黄小娟一动不动地趴在血泊里，而柴满仓的衣襟已经被鲜血浸透，头上的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 市公安局和新兴分局的刑侦人员接到报警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经初步勘查，保安员柴满仓因颅骨崩碎、失血过多当场死亡；怀有 7 个月身孕的黄小娟和营业员郑敏重伤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金库被撬开，8 万元现金被洗劫一空。 这起恶性抢劫杀人案立刻引起了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随即被挂牌督办。然而，歹徒作案手法老练，现场被清理得十分干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七台河市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连续三四十个昼夜不眠不休地展开侦查，走访了数百名群众，排查了大量可疑人员，可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年时间过去了，“12?30 特大抢劫杀人案” 的卷宗依然尘封在档案室里，成为了所有办案民警心中的一块巨石。 此刻，杨德海的可疑迹象，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徐丽记忆的闸门。同样是节日前夕，同样是行踪诡秘的嫌疑人，这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杨德海会不会就是当年参与抢劫杀人的歹徒之一？他平日里挥霍的钱财，是不是那笔被抢走的赃款？一连串的疑问在徐丽的脑海里盘旋。 为了查明真相，徐丽立即安排了 17 名刑侦人员对杨德海展开秘密侦查。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24 小时轮班蹲守在杨德海家附近，跟踪他的行踪。接下来的 24 个昼夜，侦查员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忍饥挨饿，密切监视着杨德海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他频繁出入菜市场、饭店，和朋友喝酒吃肉，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可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明显的犯罪行为，更找不到与 “12?30 案” 相关的直接证据。 78 名暗访人员深入杨德海的社交圈，走访了他的邻居、朋友和曾经的同事，得到的反馈却出奇地一致 —— 没人能证实他有犯罪嫌疑。看着杨德海逍遥法外的样子，侦查员们没有丝毫懈怠。他们深知，犯罪分子就像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一天。 转机发生在 2001 年 3 月 12 日。新兴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在侦破一起铝架线被盗案时，意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当天上午 10 点，负责排查 “12?30 案” 线索的民警老易，在路过辖区内一家名为 “东方废旧物资回收站” 的小门脸时，无意间瞥见门口堆放着一段三四米长的铝架线。这种铝架线属于特殊金属材料，通常用于电力工程，私人手中很少有，更不可能出现在废品收购站。 老易心里犯了嘀咕，为了不打草惊蛇，他立刻返回单位，换上一身便装，戴上一副宽边眼镜，装作普通顾客的样子再次来到回收站。可奇怪的是，十几分钟前还在门口的铝架线不见了。“老板，听说你们这儿有铝架线卖？我想买点。” 老易故意问道。回收站的销售员警惕地打量着他：“你买这个干什么用？”“当然是有用了，” 老易随口编了个借口，“我是五金再生厂的，收这个回去加工。” “五金再生厂” 这个名号，让销售员放松了警惕。他知道这类工厂大多不正规，和废品收购站之间常有 “灰色交易”。销售员立刻热情起来，领着老易来到后院的库房门口，推开了库房门。眼前的景象让老易大吃一惊：库房里堆积如山的铝架线，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灿灿的光芒，一眼望不到头。 “怎么样，易老板，这成色不错吧？” 回收站老板得意地问道。“这么多货，都是从哪儿收来的？我想跟供货的人见个面，以后长期合作。” 老易不动声色地试探道。老板摆了摆手：“那可不行，这不合规矩。你要是诚心买，咱们就谈价格，别问那么多。” 确认这些铝架线都是赃物后，老易假装满意地和老板谈妥了价格，然后借口 “钱没带够，回去取钱”，立刻赶回局里向徐丽做了紧急汇报。徐丽当即下令，将回收站的负责人控制起来，连夜进行审讯，目标直指铝架线的卖家。 不到 10 分钟，审讯有了结果，一条惊人的信息传到了徐丽的手机上：这批铝架线的卖家，正是杨德海！然而，就在民警们准备前往杨德海家实施抓捕时，却发现他早已闻风而逃。原来，杨德海警惕性极高，在得知回收站被查后，立刻收拾东西潜逃，消失得无影无踪。 时间一晃，一年多过去了。2002 年 4 月 30 日深夜 12 点左右，蹲守在杨德海家所在住宅楼前的警员小徐和另外两名同事正准备换岗。夜色朦胧，月光被厚重的云层遮蔽，小区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突然疾驰而来，“嘎” 的一声急停在居民楼前。车门打开，一个身影匆匆跳下来，左右张望了一番，确认没人注意后，迅速冲进了楼道。 几乎是同时，杨德海家窗口的灯亮了起来。小徐和同事们立刻精神一振，握紧了手中的警械，悄悄向楼道口靠近。没过 5 分钟，窗口的灯光又熄灭了。“行动！” 小徐低喝一声，七八名早已埋伏好的民警立刻冲进楼道，踹开了杨德海家的房门，将刚刚躺下的杨德海按在了床头。 然而，抓捕的成功只是开始，审讯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连续三天，预审人员轮番上阵，无论怎么政策攻心、耐心劝导，杨德海都始终保持沉默，像一条 “死鱼” 一样拒不配合。他低着头，眼神冰冷，对所有问题都置之不理，显然做好了顽抗到底的准备。 预审人员们心急如焚。他们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对案件侦破越不利。如果杨德海有同伙，这些亡命之徒很可能会继续作案，危害社会治安。正如局长李伟东所说：“必须尽快突破杨德海的心理防线，才能顺藤摸瓜，抓住他背后的其他罪犯，彻底消除隐患。” 分局副局长张喜利和刑警大队长徐丽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审讯策略。经过反复讨论，一个 “欲擒故纵、情感突破” 的方案逐渐成型。他们决定改变传统的审讯方式，通过营造宽松的环境，逐步瓦解杨德海的心理壁垒。方案上报市局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市公安局的安副局长特意嘱咐：“一定要把‘戏’做足，情真才能动人，才能让他放下戒备。” 2002 年 5 月 4 日，杨德海被转移到了看守所。走进看守所的大门，他那双细小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警惕。在他看来，自己拒不认罪，肯定会遭到严刑拷打，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承受皮肉之苦的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牢房的门打开后，进来的两个人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丝毫没有要审讯他的样子。 其中一人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另一人自称王海军，是分局刑警大队的中队长。“杨德海，你在公安局羁押室不太方便，明后天还要收押其他人，地方不够用，给你换个宽敞点的环境。” 王海军语气平淡地说道，没有丝毫刻意。他递过一支红塔山香烟，还亲自给杨德海点上了火。 就在两人准备闲聊几句时，一名民警走了进来，对王海军说：“中队长，下午 2 点的会议快到了，您是不是该回队里准备一下？”王海军指了指杨德海，对那名民警吩咐道：“这是我朋友，你们多照顾着点，别让其他人欺负他。” 说完，他朝杨德海举了举手，转身离开了牢房。 王海军口中的 “朋友”，以及特意的叮嘱，让杨德海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负责照看他的民警尤伟明果然按照王海军的吩咐，对他格外关照，不仅拿来了热水瓶和白瓷茶杯，还主动询问他的需求。这是杨德海被抓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低声说了句：“谢谢。” 接下来的日子里，尤伟明经常找杨德海聊天，从家常琐事聊到社会新闻，从不提及案件。他每天给杨德海递烟、倒茶，偶尔还会带些零食给他。渐渐地，杨德海的戒备心越来越弱，开始主动和尤伟明攀谈起来。尤其是聊到社会上的一些暴力事件时，他更是滔滔不绝，评头论足，完全放松了警惕。 5 月 20 日晚上，尤伟明带来了一包酱肉，递给杨德海说：“这是我和王队长吃饭时，他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让你换换口味。” 看着眼前的酱肉，想到王海军之前的 “关照”，杨德海的心理防线彻底动摇了。他开始觉得，王海军是个 “够朋友” 的人，要是早认识这样的人，或许自己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5 月 24 日晚上，王海军特意来到看守所，和杨德海聊了一个多小时。从生活近况聊到人生感悟，王海军始终以朋友的姿态和他交流。晚上 9 点 26 分，王海军看了看手表，起身准备离开：“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等一下！” 杨德海突然开口叫住了他，眼神里带着一丝犹豫，又有一丝兴奋。“怎么了？还有事？” 王海军疑惑地问道。杨德海深吸了一口气，压低声音说：“大哥，我要是说出来一件事，你准能立大功！”“哦？什么事能让我立大功？” 王海军故作惊讶地问道。“不仅能立大功，” 杨德海顿了顿，语气肯定地说，“恐怕还能升个官！”“真的？能升多大的官？” 王海军笑着追问。“保你能升个副局长！” 杨德海拍着胸脯说道。看着王海军好奇的眼神，杨德海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将自己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和盘托出。他不仅承认了 2001 年 3 月盗窃铝架线的事实，还主动交代了 1998 年 12 月 30 日建华储蓄所抢劫杀人案的真相。 “那天是我用铁签子撬的金库门，撬不开就让秦万婷帮忙。那把短把猎枪是秦万婷带来的，用铁锤打死保安的是任广亮。” 杨德海的供述条理清晰，其中的诸多细节，与当年案发现场的勘查记录完全吻合。 审讯室门外，一直等候的市局安副局长、分局张喜利副局长以及徐丽大队长听到这番供述，终于松了一口气，压在心头三年多的巨石轰然落地。这个被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惊天悬案，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5 月 25 日凌晨 1 点 30 分，七台河市 300 万市民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而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却灯火通明。根据杨德海的供述，任广亮是当年锤杀柴满仓的凶手，此人恶贯满盈，是个典型的暴力型罪犯。他从小就有偷窃的恶习，1991 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走上了杀人抢劫的不归路。 任广亮和杨德海是七台河市东风矿区的邻居，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父母都是矿上的职工。上小学时，他们就经常一起逃学、打架、偷鸡摸狗，是当地出了名的 “问题少年”。1995 年 4 月 10 日，杨德海因工伤在家养病，伤势刚有好转，刚出狱不久的任广亮就找上门来。两个 “难兄难弟” 一见如故，当即喝起了酒。 酒过三巡，任广亮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杨哥，在矿上打工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够喝酒的。咱们去外头干点‘买卖’，保证能发大财。”“有什么好路子？” 杨德海来了兴趣。“绥芬河那边有很多俄罗斯商贩，身上都带着不少现金，容易下手。” 任广亮压低声音说道。 杨德海一听，立刻来了精神，猛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好主意！我就以养伤为借口，跟你去闯一闯！” 当天晚上，两人就动身前往绥芬河。他们沿着铁路西侧一路寻找目标，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一排平房里。深夜 12 点左右，他们避开了还亮着灯的住户，选中了一间已经熄灯的房屋。屋里住着一对做小本生意的年轻夫妻 —— 滕春明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刚满 6 个月的孩子。 杨德海用刀尖撬开窗户的插销，两人像野猫一样潜入屋内。原本打算偷点东西就走，可任广亮不小心碰倒了茶几上的饮料瓶，“咕噜噜” 的滚动声惊醒了滕春明夫妇。滕春明刚睁开眼睛，就看到明晃晃的尖刀对准了自己的头颅。他的妻子本能地翻过身，用身体护住了孩子。 “来人啊！抓贼！” 妻子的呼救声彻底激怒了两个歹徒。杨德海扑上去，一刀将她刺死在床头。滕春明抄起一根铁管反抗，却被任广亮死死抓住。杨德海趁机扭住他的胳膊，夺下了铁管。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妻子，滕春明跪倒在地苦苦哀求：“我媳妇已经死了，求你们放过我和孩子吧，孩子才 6 个月大，不能没有爸爸啊！” 可杀红了眼的杨德海和任广亮哪里听得进去，任广亮手起刀落，滕春明当场身亡。两个歹徒没有劫走一分钱，却留下了两条冤魂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孤儿。逃离现场后，他们还在抱怨 “亏大了”，下定决心要 “弥补损失”。 由于绥芬河警方很快展开了大规模排查，两人只好躲在小旅店里蛰伏。风头过后，他们在一家小酒楼喝酒时，结识了同样渴望 “发大财” 的秦万婷。秦万婷是明光商贸市场的个体户，以削羊肉片为生，早就想干一番 “大事业”。三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合伙抢劫俄罗斯商贩。 他们分工明确：杨德海身高体壮，负责从背后控制受害人；任广亮身材瘦小灵活，负责抢夺财物后逃跑；秦万婷地形熟悉，还会说几句当地话，负责望风接应。第二天黄昏，他们盯上了一位脖子上戴着金项链的俄罗斯女老板。杨德海突然冲上去抱住她，任广亮趁机抢走了她的棕色皮包，秦万婷则假装路人，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第一次抢劫成功，让三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第二天夜里，他们又盯上了一位俄罗斯胖女人。可这次抢劫并不顺利，被抢后的胖女人大声呼救，正好引来附近的治安巡查员。三人只好仓皇逃窜，秦万婷因为跑错方向，险些被抓获。 1995 年 10 月 10 日傍晚，秦万婷外出未归，耐不住寂寞的杨德海揣着一把锋利的剃骨刀出门踩点。当他路过一间民房时，从窗户里看到屋内有个男子正在数着一沓沓崭新的百元大钞。贪念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从墙角搬来一块七八十斤重的废枕木，狠狠砸向玻璃窗。 屋内的男子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还没等反应过来，杨德海就手持利刃跃窗而入。男子惊叫着抓起几沓钞票向厨房跑去，杨德海紧追不舍。就在杨德海准备行凶时，男子突然抓起一把菜刀，朝着他疯狂砍去。杨德海的头部、额角和身上多处被砍伤，手背被砍中后鲜血迸飞，手中的剃骨刀也被对方的菜刀砍断。无奈之下，杨德海只好仓皇逃窜。 回到住处后，杨德海强忍着剧痛，用缝衣针给自己缝合了伤口，不敢去医院也不敢买止痛药，硬生生熬了一个多月。伤口还未痊愈，他就又和秦万婷商量着 “干一票大的”，目标直指中俄边境的贸易重镇 —— 满洲里。 1995 年年末，两人来到满洲里，将目标锁定在炒汇生意人身上。经过多日跟踪，他们掌握了季国庆夫妇的炒汇规律和家庭住址。12 月 25 日下午 5 点左右，季国庆夫妇结束炒汇准备回家，杨德海立刻给秦万婷使了个眼色。秦万婷提前叫好出租车，在季国庆家附近等候。 季国庆骑着摩托车载着妻子王金梅回到家，王金梅先上了楼，季国庆锁好车刚要进门，杨德海突然冲了上来，用小口径手枪对准他的后脑扣动了扳机。季国庆应声倒地，屋内的小儿子纪刚和妻子王金梅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向里屋跑去。秦万婷手持剃骨刀紧随其后，一刀将王金梅刺倒在地，随后又连刺数刀。11 岁的纪刚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杨德海一枪击中额头，当场死亡。 这一夜，两人抢走人民币 8 万元、俄罗斯卢布 16 万元，制造了一起灭门惨案。满洲里警方立刻展开全城搜捕，通过报纸、广播发布协查通告，还悬赏征集线索，公安部也挂牌督办此案，可杨德海和秦万婷早已逃之夭夭。 杨德海的全盘交代，让这一系列尘封多年的命案终于浮出水面。七台河市公安局立刻将案情通报给满洲里、绥芬河等地的公安机关，核实案件细节。省公安厅领导得知凶手落网的消息后，当即命令省厅刑警总队副队长姜龙武率领精兵强将赶赴七台河，支援案件侦破工作。 市局局长李伟东担任总指挥，成立了案件指挥部，全面部署抓捕任广亮和秦万婷的工作。根据调查，任广亮目前藏匿在江西省南昌市，和一名叫刘晓华的卖淫女结婚，做起了组织妇女卖淫的 “鸡头”，常年在江西、福建一带活动；秦万婷则在北京大兴区定居，组建了家庭，有一个 4 岁的女儿。更令人意外的是，任广亮的大姐嫁给了杨德海的二哥，两人还是亲家，关系十分密切。 5 月 25 日中午 12 点 30 分，指挥部做出决定：由刑警大队长徐丽率领三名警员赶赴南昌抓捕任广亮；由大队教导员葛方敏带队赶赴北京大兴区抓捕秦万婷。当天深夜，东北大地上迎来了第一场春雨，隆隆的春雷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水，两路追捕小组踏着泥泞，踏上了千里追凶之路。 正如指挥部所料，杨德海被抓的消息很快通过家属传到了任广亮和秦万婷耳中。4 月 30 日深夜，任广亮接到杨德海家属的电话，得知杨德海落网的消息后，他吓得浑身发抖，当即想要逃跑。可秦万婷却安慰他说：“杨德海肯定能扛住，他不会把我们供出来的，不就是偷了点铝架线吗，判不了几年。” 尽管秦万婷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早已慌了神。 这些年，秦万婷在北京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敢找正式工作，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生计。想到自己当年杀害的 11 岁男孩纪刚，他常常夜不能寐，体重从 130 多斤锐减到不足 100 斤。他无数次想过自杀，却舍不得妻子和女儿。 5 月 26 日早晨，秦万婷送女儿去幼儿园后，总觉得心神不宁，眼皮直跳。他预感自己可能要落网了。中午妻子加班，下午提前下班，秦万婷在家中坐立不安，连午饭都忘了吃。下午 2 点，他去幼儿园接回女儿，把她交给妻子后，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实情：“我以前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公安局可能要来抓我，我得出去躲躲。” 妻子劝他投案自首，可秦万婷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绝非 “打架伤人” 那么简单，自首也难逃一死。他强忍着泪水，挣脱妻子和女儿的拉扯，毅然离开了家。就在他逃走后不久，葛方敏率领的追捕小组就赶到了他的住处，遗憾的是，他们还是慢了半拍。 与此同时，赶赴南昌的追捕小组也遭遇了挫折。他们赶到任广亮的住处时，发现他已经三天前就仓皇逃窜，临走前还从姘头那里借了 2000 元路费。 5 月 26 日深夜，李伟东局长召开紧急研讨会，分析当前局势。“任广亮和秦万婷肯定以为杨德海只是因为盗窃铝架线被抓，不会想到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罪行。” 安副局长做出部署，“我们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密切监控他们家属的动向，等待他们主动联系，在秘密中实施抓捕。” 指挥部决定将抓捕重点放在北京的秦万婷身上。葛方敏小组在北京大兴区展开了地毯式排查，跟踪秦万婷的妻子和女儿，监控他姐姐家的电话，甚至在幼儿园周围都安排了监视人员。可一连七八天过去了，始终没有发现秦万婷的踪迹。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 就在追捕工作陷入僵局时，大兴区公安局传来消息：秦万婷的姐姐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北石家庄派出所的电话，让她尽快赶往石家庄。这个异常的电话引起了追捕小组的注意，他们立刻判断，秦万婷很可能在石家庄。 原来，秦万婷逃到石家庄后，很快就花光了身上的钱。为了筹集路费，他决定重操旧业，盗窃自行车卖给黑市。深夜，他在一个居民小区发现了一辆未上锁的山地车，刚骑上车就被车主发现。车主大声呼救，附近的保安巡逻人员迅速赶来，将秦万婷当场抓获，扭送到了余乡里派出所。 面对民警的询问，秦万婷谎称自己是北京来石家庄办事的，钱被偷了，才想偷自行车换路费。民警见他情节轻微，决定让他联系家属来保释。秦万婷左右为难，最终还是冒险给姐姐打了电话。他被铐在派出所的柱子上，祈祷着姐姐能快点来，却没想到等来的是七台河市的追捕小组。 秦万婷的落网，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办案民警的士气。6 月 10 日，指挥部下令，立即展开对任广亮的全力追捕。根据线索，任广亮可能藏匿在河北省辛集市，与一个叫孙德臣的同乡有联系。市局副局长安庆华亲自率领追捕小组，在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靳伟军的配合下，赶赴辛集展开侦查。 到达辛集的当晚，安庆华仔细研究了任广亮的通话详单，发现他多次使用 磁卡电话与外界联系。他走出招待所，在对面马路边的磁卡电话机上，赫然发现了通话详单上的号码。顺着街道往前走，他又在天直路附近的两部磁卡电话上发现了可疑号码，而这两部电话正好位于芳芳俱乐部和林娜娱乐城之间。安庆华判断，孙德臣很可能在这两家娱乐场所打工，任广亮或许就藏在他身边。 第二天，在辛集工商管理局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追捕小组以检查营业执照为由，对天直路附近的娱乐场所进行排查。下午 3 点，当他们来到港都夜总会时，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这家夜总会的经理钱军是七台河人，一年前通过同乡介绍，雇佣孙德臣当了保安。 追捕小组立刻将钱军秘密传唤到招待所。起初，钱军装傻充愣，声称不认识任广亮。直到安庆华亮明身份，严肃地告诉他案件的严重性，钱军才终于松口。他交代，任广亮是通过孙德臣的介绍来夜总会藏身的，他担心任广亮的凶狠手段，只好暂时收留了他。当天上午，钱军以工商局检查为由，让任广亮尽快离开，任广亮表示天黑就走。 此时已是下午 4 点 50 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任广亮收拾好行李，将匕首和手枪装进帆布包，正准备出门，就被早已埋伏在门口的追捕小组当场抓获。这个作恶多端的 “总参谋”，在试图反抗时被民警死死按住，最终束手就擒。 在预审室里，任广亮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除了之前的案件，他还供述了 1996 年 12 月 31 日在广东东莞犯下的一起抢劫杀人案。当时，他和杨德海、秦万婷、徐平满等人盯上了一对炒汇的夫妻，在楼道里用铁棒将两人砸伤，抢走人民币 5 万元、美金 1600 元以及一张 100 万元的存折。加拿大籍香港男子欧广华当场死亡，他的妻子陈银丽重伤致残，智力锐减。 至此，这起横跨多省、涉及 12 条人命、被公安部多次挂牌督办的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终于成功告破。然而，案件的后续工作依然艰巨。为了收集完整的证据链，七台河市公安局的几十名警员顶着风雪，深入山间林海、茫茫沙海，追踪剩余的犯罪嫌疑人，搜寻被藏匿的证据。 2004 年元旦，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七台河市的街头再次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而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的公安民警，依然在为正义奔波。他们用执着和坚守，为受害者讨回了公道，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安宁。等待杨德海、任广亮、秦万婷等一众歹徒的，必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他们欠下的血债，终将用生命来偿还。 第127章 玉泉山血案 2008 年 3 月的川南，春寒尚未完全褪去，泸县的乡间小道上还残留着些许湿冷的雾气。3 月 27 号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玉泉山脚下的护林员老陈像往常一样背着水壶上山巡护。这座距离泸县县城 20 公里的山林，植被茂密，平日里除了附近的村民偶尔上山砍柴、采草药，鲜少有人踪迹。 走到半山腰一片相对开阔的荒坡时，老陈忽然注意到一处异常 —— 地面上有一片新翻的泥土，颜色比周围的旧土要深得多，边缘还散落着几根枯草，显然是刚被翻动过不久。他心里犯了嘀咕，这荒山野岭的，谁会特意来挖土？好奇心驱使下，他放下背上的工具，蹲下身仔细查看。泥土还带着湿润的潮气，用树枝扒开表层，隐约能看到下面似乎埋着什么东西。 一种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老陈的后背，他不敢再往下挖，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老旧手机，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喂…… 公安局吗？玉泉山半山腰，好像…… 好像埋着个人！” 电话里，老陈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惊慌。 接到报案后，泸县公安局的刑侦队迅速集结，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声，沿着蜿蜒的山路向玉泉山疾驰而去。半个多小时后，办案民警抵达现场，迅速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刑侦队长周明蹲在新土堆旁，眉头紧锁地观察着现场环境。这片荒坡地势偏僻，周围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想要准确找到这里并非易事，凶手显然对玉泉山的地形十分熟悉。 几名技术科的民警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开始清理表层泥土。随着泥土被一点点移开，一具蜷缩的人体轮廓逐渐显露出来。当泥土被彻底清理干净时，在场的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 被害人赤身裸体，身体紧紧蜷缩在一个狭小的土坑里，姿势扭曲，显然死前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周明用卷尺测量了土坑的尺寸，长和宽都不到一米，深度约 75 厘米，宽度也只有一米出头，堪堪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蜷缩其中。“这坑挖得很仓促，不像有充分准备的样子。” 他一边记录数据，一边对身旁的书记员说。 不久后，法医团队也赶到了现场。法医李医生蹲在尸体旁，借助勘查灯的光线仔细检查着死者的情况。死者是一名年轻男性，面部和头部有多处严重伤痕，血肉模糊，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容貌。“死因初步判断是钝器猛烈击打头部导致颅骨碎裂，” 李医生站起身，摘下沾染着泥土的手套，语气沉重地说，“从伤口的形态和分布来看，凶手在被害人死亡后，还连续多次击打其头部，下手极其残忍，显然带有强烈的报复情绪。” 现场的气氛变得愈发凝重，民警们在周围展开了地毯式搜查，希望能找到凶手遗留的线索，然而除了这个简陋的土坑，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凶器、衣物或是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确定死者身份成了侦破此案的首要任务。警方将现场提取到的指纹和 dNA 信息录入系统比对，并在泸县及周边地区发布了认尸公告。当天下午，一对神色憔悴的中年夫妇急匆匆赶到公安局，看到法医提供的死者特征和随身唯一残留的一枚旧手表后，夫妇俩当场崩溃大哭 —— 死者正是他们 23 岁的独子，肖健。 “肖健” 并非武侠故事里 “一萧一剑走江湖” 的萧剑，而是 “十二生肖” 的肖，“健康” 的健。他是土生土长的泸县人，曾经当过武警，退伍后在当地一家汽修厂工作，性格老实本分，平日里很少与人结怨。 让肖家人陷入巨大悲痛和困惑的是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 ——3 月 25 号晚上 10 点左右。这个时间点，对于肖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在当天下午 5 点，肖健刚和相恋 6 年的女友邱丽萍在县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虽然还没举办正式的婚礼，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3 月 25 号就是他们真正的结婚纪念日。 从领证到遇害，仅仅相隔 5 个小时。新婚燕尔的喜悦还未在肖家消散，就被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下午领完证还好好的，他还给我们看了结婚证，说等忙完这阵就办婚礼，怎么晚上就没了……” 肖健的母亲瘫坐在椅子上，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这 5 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刚领证的新郎为何会赤身裸体死在荒山野岭？是仇杀、情杀，还是财杀？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办案民警和肖家人的心头。 为了还原案发当晚的情况，民警对肖家人进行了详细询问。肖健的姐姐肖敏回忆起 3 月 25 号晚上的情景，语气中充满了懊悔。“那天晚上家里特意做了几个菜，庆祝他们领证。吃完饭大概七点多，丽萍说约了朋友打麻将，就出门了。肖健也没说什么，一个人回房间上网玩游戏去了。” 肖敏说，按照常理，新婚之夜本该是夫妻二人温馨相伴的时刻，可弟弟和弟媳的状态却显得格外冷淡。“我们当时还觉得奇怪，劝过肖健，让他多陪陪丽萍，可他说丽萍爱玩麻将，拦不住，自己玩游戏也挺好。” 这种冷清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晚上 9 点左右。“我当时在客厅看电视，听到肖健的手机响了。他接电话的时候语气很冲，好像在跟人吵架，挂了电话就急匆匆地往外走。” 肖敏说，她当时以为肖健是去麻将馆找邱丽萍了，想着小夫妻可能有话要说，就没多问，也没留他。 可让肖家人没想到的是，直到深夜 11 点多，邱丽萍从麻将馆回来，肖健依然没有回家。“丽萍一进门，我就问她‘肖健去哪了？你没见到他吗？’她当时愣了一下，说没见到，还反问我们‘他不是去找我了吗？’” 肖健的父亲肖国林回忆道，那一刻，他心里就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肖国林告诉民警，肖健从小就老实听话，几乎从未在外过夜，就算有特殊情况，也一定会提前跟家里打招呼。“更何况那天是他领证的日子，就算找丽萍，也不可能大半夜不回来，连个电话都不打。” 从那天晚上开始，肖家人彻底陷入了恐慌。他们兵分几路，一边给肖健的亲戚、朋友、同事挨个打电话询问，一边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肖健穿着军服的照片格外醒目，下面印着他的基本信息和联系电话，字里行间满是家人的焦急。 然而，两天过去了，肖健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肖家人吃不下、睡不着，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精神也濒临崩溃。就在他们准备报警求助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声，语气带着明显的威胁：“你们是不是在找肖健？他在我手上，打牌输了两万多，下午之前把两万块钱打到这个账户上，不然就等着收尸！” 突如其来的电话让肖家人既惊恐又有些庆幸 —— 至少肖健可能还活着。“当时我们一心想着救人，觉得绑匪要的钱不算多，就商量着先不报警，赶紧凑钱给他们。” 肖国林说，他们立刻开始四处筹钱，向亲戚朋友周转，可还没等钱凑齐，对方又打来电话，把赎金涨到了三万。 肖家人提出想和肖健通个电话，确认他的安全，可电话那头的人一听这话，立刻恶狠狠地挂断了电话。之后，无论肖家人怎么拨打这个号码，都再也打不通了。 “我们当时就慌了，感觉事情不对劲，正准备去公安局报案，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让我们去认尸……” 肖国林的声音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原本以为是绑架勒索，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亲人遇害的噩耗，这巨大的落差让肖家人难以承受。 警方根据肖家人提供的绑匪电话号码展开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并将他们成功抓获。然而，经过审讯，民警们却发现这只是一起趁火打劫的诈骗案。 据这几名骗子交代，他们是从肖家张贴的寻人启事中得知肖健失踪的消息，见肖家人焦急万分，就动了讹钱的心思。“我们根本不知道肖健在哪，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就是想骗点钱花。” 一名嫌疑人如实供述。 排除了绑架撕票的可能，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既然不是绑匪作案，那么杀害肖健的真凶到底是谁？ 办案民警重新梳理了案情，对现有线索进行了深入分析。周明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提出了两个关键疑点：第一，凶手在肖健死后仍连续击打其头部，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说明凶手与肖健之间很可能存在深仇大恨，这起案件大概率是报复性杀人；第二，肖健案发当晚接到的那个电话，经核查是县城郊区一处公用电话亭拨打的，凶手特意选择公用电话联系肖健，显然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由此推断，凶手很可能是肖健认识的人，且作案前经过了精心预谋。 这起发生在新婚之夜的离奇命案，很快在泸县当地流传开来，引发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对凶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猜测不已。就在案件一筹莫展之际，一条重要线索传来。 一名开出租车的司机王师傅主动联系了警方，称 3 月 25 号晚上 9 点多，他在县城郊区的路口拉过一名乘客，当时正好看到肖健和一个男人一起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对肖健有点印象，之前拉过他几次。那天晚上他和那个男的好像在吵架，脸色都很难看，上车之后车子就往玉泉山的方向开了。” 王师傅还回忆起，那辆白色面包车看起来很新，但开车的男人神色有些慌张。根据王师傅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面包车的车主 —— 县城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同时，通过王师傅的描述和辨认，民警确认了当时与肖健同行的男人，名叫杨柱新，是肖健的中学同学，外号 “杨二”。 为了核实情况，民警立刻找到了杨柱新，对他进行询问。面对民警的提问，杨柱新显得十分镇定，一口咬定 3 月 25 号当天自己根本不在泸县。“我那天去成都了，看我女朋友，有车票和住宿记录可以证明。” 然而，民警在随后的走访调查中，却得到了与杨柱新供述截然相反的证词。除了出租车司机王师傅，还有两名目击者 —— 一名路边摊贩和一名小区保安，都声称 3 月 25 号晚上在县城见过杨柱新，当时他正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速很快，像是在赶时间。 “一个人看错可能是巧合，但三个人都这么说，就肯定有问题了。” 周明队长判断，杨柱新在刻意隐瞒案发当晚的行踪，他极有可能与肖健的死有关。 民警立刻前往那家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租赁公司的老板张磊在看到警方出示的杨柱新的照片后，立刻回忆起了相关情况。“这个人我有印象，3 月 25 号晚上 7 点多租的车，就是那辆白色的五菱宏光。” 张磊带着民警来到停车场，指着一辆破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说：“你看，这车租出去的时候好好的，他第二天早上还回来就这样了。车身刮得不成样子，中门都掉下来了，我当时还跟他理论，让他赔偿，他找了个借口就匆匆走了。” 民警仔细检查了车辆，发现车身有多处明显的刮擦痕迹，右侧中门与车身连接处断裂，确实像是发生过激烈碰撞或拉扯。更让民警警惕的是，在车辆右侧车门的内侧，有几点不明显的暗红色痕迹，看起来像是干涸的血迹。 “麻烦你查一下租车和还车的具体时间，还有行驶里程。” 周明对张磊说。经过查询，租车记录显示，杨柱新于 3 月 25 号晚上 7 点 15 分租车，3 月 26 号早上 6 点 30 分还车，车辆总行驶里程为 40 公里。“40 公里，绕县城两三圈刚好，但结合目击者说的他往玉泉山方向开，这路程很可能就是从县城到玉泉山往返的距离。” 周明分析道。 随后，技术科的民警对车门上的暗红色痕迹进行了取样化验。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 —— 这些血迹正是肖健的。这一关键证据的出现，让杨柱新的作案嫌疑迅速上升。 民警通过进一步调查得知，杨柱新和肖健不仅是中学同学，曾经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杨柱新在当地名声并不好，邻居们对他的评价大多是 “风流成性”“性格暴躁”“好吃懒做”。更重要的是，两人后来因为邱丽萍反目成仇，多次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还闹到过派出所。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警方果断对杨柱新实施了抓捕。面对民警的审讯，杨柱新一开始态度强硬，始终否认自己与肖健的死有关，坚称自己案发当晚在成都，对车辆上的血迹也解释不清，只是一味地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审讯陷入僵局时，另一个人的出现让案件有了新的转机 —— 肖健的新婚妻子，邱丽萍。民警在调取杨柱新的通话记录时发现，3 月 25 号晚上，他与邱丽萍有着多次通话，通话时间恰好覆盖了肖健从离家到遇害的时间段。 新婚之夜，新娘频繁与丈夫的 “死对头” 联系，这一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也让肖家人勃然大怒。“肯定是他们俩合伙害死了肖健！” 肖国林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说，他向警方透露了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 肖国林告诉民警，肖健和邱丽萍相恋 6 年，期间邱丽萍生下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两岁了。一年前，邱丽萍在县城开了一家按摩店，为了帮她招揽生意，肖健经常带自己的朋友、同学去店里消费，其中就包括杨柱新。 “我们后来才知道，杨柱新经常去店里，一来二去就和丽萍勾搭上了。肖健发现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好几个月了。” 肖国林说，肖健得知真相后非常痛苦，和杨柱新大打出手，两人彻底撕破脸，从朋友变成了仇敌。 “我们当时就劝肖健，让他和邱丽萍分手，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可肖健心软，说他还爱着丽萍，更舍不得孩子，不想让孩子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 肖敏补充道，肖健一次次选择原谅邱丽萍，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好好过日子，甚至还坚持要和她领证结婚。 肖健曾经私下对姐姐说：“我知道这样很没面子，可我放不下她，也放不下孩子。领证之后，她或许就能收心了。” 然而，肖健的包容和退让，并没有换来邱丽萍的回头，她依然和杨柱新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肖家人的这番话，让案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难道真的是邱丽萍和杨柱新因奸情败露，合谋杀害了肖健？这个 “妻子与情人联手杀害亲夫” 的猜测，也迅速在当地传开，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愤慨。 为了给肖健讨回公道，肖家人坚持不给他下葬，誓要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警方掌握的证据，杨柱新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就在警方准备再次提审邱丽萍时，杨柱新突然提出要主动交代案情。 在审讯室里，杨柱新低着头，声音沙哑地供述了自己杀害肖健的全过程。他说，自己一直深爱着邱丽萍，得知她要和肖健领证结婚，内心充满了不甘和愤怒。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邱丽萍告诉他，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他的，而邱丽萍打算在领证后打掉这个孩子。 “3 月 25 号那天，丽萍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和肖健领了证，准备去医院把孩子流掉。我不同意，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杨柱新说，挂了电话后，他越想越激动，觉得肖健抢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现在连自己的孩子也要被打掉，一股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 当天晚上 7 点多，杨柱新在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白色面包车，随后在县城郊区的公用电话亭给肖健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故意挑衅他，说我和丽萍的事，还说她怀了我的孩子。肖健听了之后气得不行，在电话里骂我，说要找我算账。” 杨柱新告诉肖健，自己在玉泉山等他，有本事就过来当面解决问题。“我知道肖健当过武警，身手好，我一个人正面打肯定打不过他，所以特意提前准备了一把榔头，放在车上。” 晚上 9 点多，肖健按照约定赶到了玉泉山脚下。两人一见面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随后扭打在一起。“打斗的时候，我趁机从车上拿出榔头，朝着他的头部砸了下去。” 杨柱新说，他当时已经失去了理智，看到肖健倒下后，又接连砸了好几下，直到确认肖健没了呼吸才停手。 杀人之后，杨柱新陷入了恐慌。为了掩盖罪行，他把肖健的衣服脱掉，扔进了附近的草丛里，然后在荒坡上挖了一个坑，将尸体埋了进去。“我怕衣服上有我的指纹或者其他痕迹，脱了衣服不容易被认出来。” 杨柱新还交代，案发当晚他和邱丽萍的通话，确实是在商量孩子的事情，邱丽萍并不知道他要去找肖健，更没有参与杀人。“她当时一直在麻将馆打麻将，还不断给我发短信，催我同意她去流产，我根本没心思回她。” 为了验证杨柱新的供述，警方调取了邱丽萍当晚在麻将馆的监控录像，同时核实了她和杨柱新的手机短信记录。监控显示，3 月 25 号晚上 7 点至 11 点多，邱丽萍确实一直在麻将馆打牌，期间只离开过几次接打电话。而两人的短信内容，也主要围绕着孩子是否流产的问题，没有任何涉及谋害肖健的内容。 至此，这起轰动泸县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这场因三角恋引发的悲剧，最终以一条年轻生命的逝去画上了沉重的句号。邱丽萍虽然没有参与谋杀，但她的行为无疑是这起悲剧的导火索，也让她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案件告破后，肖健的葬礼在泸县殡仪馆举行。消息传开后，许多市民自发赶到殡仪馆，为这个命运悲惨的年轻人送行。殡仪馆内，肖健的黑白照片挂在正中央，照片上的他笑容青涩，眼神坚定。肖家人穿着黑色的丧服，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肖家人的强烈要求下，邱丽萍带着她和肖健的儿子也来到了灵堂。她刚一进门，现场就响起了民众的指责声和怒骂声。“你还有脸来！”“是你害死了肖健！” 此起彼伏的声讨声让邱丽萍脸色惨白，她一言不发，抱着孩子在肖健的灵前深深跪拜了三次，然后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匆匆离开了殡仪馆。 葬礼结束后，邱丽萍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孩子彻底离开了萧家，也离开了这座承载着她所有痛苦和耻辱的城市，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而杨柱新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死亡宣判。 第128章 十八年浩劫 1986 年的六安，秋意已悄然浸染了皖西大地。解放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刚开始泛黄，风一吹，便簌簌落下几片，铺在青灰色的石板路上。李婷骑着那辆半旧的 “永久” 牌自行车，慢悠悠地穿行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彼时的她，还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在暗中悄然偏转，一场源于医疗疏忽的灾难，正等着将她和她的家庭拖入无尽的深渊。 作为六安地区农资公司工会的骨干，李婷在单位里的口碑向来是顶好的。她今年 21 岁，眉眼清秀，做事干练利落，不管是组织职工文体活动，还是整理工会档案，亦或是调解同事间的小矛盾，她都能处理得妥妥帖帖。领导常说：“有李婷在，工会的事我们放一百个心。” 同事们也乐意和她亲近，谁家有难处，只要找她开口，她总能尽己所能地帮忙。就连食堂的阿姨，每次打饭都会特意给她多盛一勺菜，念叨着：“婷婷这么能干，可得多吃点。” 彼时的李婷，腹中已孕育着一个九个月大的小生命。隆起的腹部让她行动略显笨拙，但这丝毫没影响她对工作的热情，直到临产前一周，她才在领导和同事的反复劝说下，正式开始休产假。那段时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晚饭后和丈夫丁立明一起散步，感受着腹中胎儿偶尔的踢动，想象着孩子出生后的模样。丁立明是一家机械厂的技术员，性格憨厚老实，对李婷体贴入微，每天下班回家，总会变着法子给她做些有营养的饭菜，晚上还会轻轻抚摸着她的肚子，给孩子讲些简单的故事。 1986 年 9 月 20 日清晨，李婷的肚子开始出现规律性的阵痛。丁立明慌慌张张地收拾好早已准备好的待产包，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往六安市妇幼保健院赶。一路上，李婷咬着牙忍受着疼痛，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丁立明则一边用力蹬着车，一边不停安慰：“婷婷，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 到了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由于胎儿体位不正，自然分娩风险较高，建议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丁立明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随后便在手术室门外焦急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上午十点钟左右，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护士抱着一个襁褓走了出来，笑着对丁立明说：“恭喜你，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丁立明快步迎上去，小心翼翼地凑到襁褓边。那是一个小小的婴儿，眼睛还闭着，小嘴巴微微张着，发出细弱的哭声。看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丁立明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激动涌上心头。他搓着手，脸上的笑容怎么也藏不住，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当爸爸了！” 他想立刻冲进手术室看看妻子，但被护士拦住了：“家属再等一会儿，产妇还在缝合伤口。”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李婷被推出了手术室。她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看起来十分虚弱。丁立明连忙上前，握住她冰凉的手：“婷婷，辛苦你了。” 李婷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刚想说话，突然眉头紧锁，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她用另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脐眼位置，声音微弱却带着难以忍受的剧痛：“立明，疼…… 这里好疼……” 丁立明心里咯噔一下。他之前听人说过，剖腹产的刀口一般都在脐下三指左右的位置，可他低头一看，李婷的刀口竟然从脐下一直延伸到了肚脐眼附近，位置明显不对。他心里满是疑惑，赶紧拉住旁边一位路过的护士，轻声问道：“护士同志，麻烦问一下，我爱人这个剖腹产的刀口，怎么在肚脐眼这儿啊？是不是位置不太对？” 没想到那位护士脸上立刻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语气生硬地说：“能把孩子平安生下来就不错了，你管刀口在什么位置干嘛？多事！” 丁立明被噎了一下，看着护士离去的背影，心里虽然不满，但想着妻子刚做完手术，也不想惹事，便只好把疑问压在了心底。 回到病房后，李婷的疼痛丝毫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剧烈。她躺在床上，身体蜷缩成一团，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浸湿了枕巾。她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腹部的伤口，那种疼痛感如同潮水般一波波袭来，几乎要将她吞噬。丁立明在一旁急得团团转，一会儿给她擦汗，一会儿给她递水，却丝毫帮不上忙。 实在没办法，丁立明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去找值班医生。他敲开医生办公室的门，语气带着恳求：“大夫，您快去看看我爱人吧，她疼得实在受不了了，而且那个刀口位置好像也不太对，是不是手术出什么问题了？” 值班医生正在喝茶看报纸，闻言放下手中的杯子，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语气冲得很：“你懂什么？剖腹产手术麻醉药失效后哪有不疼的？忍忍就过去了，别大惊小怪的！” 医生的态度让丁立明感到一阵委屈，但他也不敢反驳，只能悻悻地回到病房，安慰妻子再坚持一下。 就这样忍了整整一天，李婷的疼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发严重。只要稍微动一下，哪怕是轻轻翻个身，或者咳嗽一声，腹部的剧痛就会瞬间蔓延到全身，连手指尖都能感受到那种钻心的疼。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哭声中充满了绝望。 丁立明看着妻子痛苦的模样，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他一路小跑着冲进医生办公室，不由分说地拉起值班医生就往病房走：“大夫，您快看看吧，她真的疼得不行了，再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值班医生被他拉得一个踉跄，心里更加不满，但还是跟着来到了病房。他敷衍地掀开李婷的病号服看了看伤口，随口说道：“没什么事，就是正常的术后疼痛。” 说完，他转头对旁边的护士吩咐道：“给她打一针杜冷丁止疼。” 护士不敢怠慢，很快就拿来了杜冷丁和注射器，熟练地给李婷打了一针。药物起效很快，十几分钟后，李婷的疼痛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她疲惫地闭上眼睛，终于沉沉睡了过去。丁立明看着妻子安稳的睡颜，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 可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杜冷丁的药效就过去了，那种熟悉的剧痛再次席卷而来。李婷从睡梦中疼醒，又开始了痛苦的呻吟。丁立明只好再次去找医生，这一次，医生连病房都懒得去了，直接挥了挥手说：“接着打杜冷丁，一天三次，一次 100 毫克。” 丁立明虽然觉得这个用药量可能有点大，但看着妻子痛苦的样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照医生的吩咐来。接下来的五天里，李婷每天都靠着杜冷丁来缓解疼痛。 1986 年 9 月 25 日，李婷到了出院的日子。出院前，她找到那位值班医生，忧心忡忡地说：“大夫，我要是不打杜冷丁，肚子还是会很疼，这怎么办啊？” 医生拍了拍她的肩膀，轻描淡写地安慰道：“没事，回家后买点营养品好好补一补，过段时间就不疼了。女人生孩子，哪有不受罪的？” 李婷和丁立明将信将疑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家。可回家后，情况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好转。只要停止注射杜冷丁，那种钻心的疼痛就会准时袭来。起初，李婷还强忍着，但疼痛实在太过剧烈，她根本无法忍受。丁立明只好带着她一次次地去医院开杜冷丁，可时间一长，医生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开始拒绝给她开处方。 此时的李婷，已经对杜冷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她并不知道，这种用来止疼的药物，其实是一种成瘾性极强的毒品。一旦断药，她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烦躁不安、骨头缝里像有千万只虫子在啃咬一样的症状，那种痛苦比腹部的疼痛还要难以忍受。 有一次，李婷正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喂奶。小家伙大概是觉得不舒服，小脚突然一下踢在了李婷的肚子上。就是这轻轻的一下，却引发了李婷剧烈的疼痛，她疼得浑身一哆嗦，手一松，竟然不小心把女儿扔到了旁边的茶几上。女儿从茶几上滚落到水泥地上，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李婷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上自己的疼痛，连忙爬过去抱起女儿。她仔细检查了女儿的身体，发现除了受到惊吓之外，并没有明显的外伤，这才松了一口气。看着女儿哭得通红的小脸，李婷心里充满了愧疚，但疼痛和毒瘾的折磨让她失去了理智。她急不可耐地跑到妇幼保健院，软磨硬泡从妇产科医生那里开了两支杜冷丁，又通过熟人弄到了一个注射器，回到家后，背着丁立明偷偷给自己注射了。 据李婷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她前前后后从妇幼保健院开了不下 10 支杜冷丁。直到医生彻底拒绝给她开药，她才开始想别的办法。为了弄到杜冷丁，避免在单位出丑，她开始四处打听谁家有癌症病人去世了。因为她知道，癌症病人晚期往往会用到杜冷丁来止疼，病人去世后，家里可能会留有剩余的药物。 只要打听到消息，李婷就会主动找上门，出高价从死者家属手里购买杜冷丁。有时候，为了一支药，她甚至会跑遍大半个六安城。靠着这样的方式，她勉强维持着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婷骨子里是个极其要强的女人。在她休产假之前，单位里就有传言说，领导准备提拔她担任工会的重要职务。她不想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错失这个机会，所以在女儿满月没多久，就强打着精神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班的时候，她总是尽量掩饰自己的痛苦。可有时候，毒瘾突然发作，或者腹部的疼痛来袭，她会忍不住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弄得十分狼狈。同事们见状，都纷纷上前关心她，可她只能强装镇定，谎称自己是产后身体虚弱。 靠着惊人的毅力和杜冷丁的支撑，李婷在工作中依旧表现出色。她牵头组织了职工运动会、文艺汇演等一系列活动，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连续四年，她都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1990 年底，年仅 25 岁的李婷被正式提拔为六安地区农资公司的工会主席，成为了当时六安地区最年轻的科级女干部之一。 李婷的家境十分优越，她的父亲李连成当时担任六安地区人大副主任，是当地颇有威望的领导干部。女儿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让李连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每次和别人聊天，只要提到李婷，他的脸上就会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1989 年 11 月 30 号晚上 8 点左右，发生了一件让李连成更加欣喜的事。那天李婷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幼儿园接女儿。路过市防疫站附近时，她突然看到三个手持匕首的男青年正在殴打一个小青年。那个小青年被打得蜷缩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嘴里不停求饶。 看到这一幕，李婷的正义感瞬间被激发了。她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是一介女流，也忘了对方手里拿着凶器，更没顾及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儿。她猛地停下车，把女儿往旁边一推，就冲了上去，大声呵斥道：“你们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打人！” 三个男青年没想到会突然冒出一个拦路的女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恶狠狠地说：“少管闲事，不然连你一起打！” 李婷毫不畏惧，冲上去就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混乱中，一个男青年拿着匕首朝着李婷的胳膊划了过去，几道深深的伤口立刻出现，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袖。 可李婷并没有退缩，依旧和他们搏斗着。三个男青年见状，心里也有些发怵，他们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不要命，生怕闹出人命，于是赶紧抽身，骂骂咧咧地落荒而逃。 受伤的小青年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对着李婷连连道谢。李婷这才顾得上看自己的女儿，小家伙被刚才的场景吓得哇哇大哭，脸上还挂着泪水。李婷心疼地抱起女儿，忍着胳膊上的疼痛，骑车回了家。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六安城。李婷见义勇为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公安厅联合授予她 “全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的光荣称号，她还受到了省领导的亲切接见。 那段时间，李连成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别人的夸赞：“李主任，你家婷婷真是好样的，不仅工作能干，人品也好，有勇气！” 每当这时，李连成都会笑着点头，心里的骄傲感油然而生。他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优秀的。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不久后的一天，李连成突然接到了女婿丁立明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丁立明声音颤抖，带着哭腔：“爸，你快点过来，婷婷她…… 她吸毒！” “吸毒？” 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一样炸在李连成的耳边。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那个优秀懂事、见义勇为的女儿，竟然会和毒品沾边。他对着电话吼道：“立明，你别胡说八道！婷婷不是那样的人！” “爸，是真的，我没骗你，你快来看看就知道了！” 丁立明的声音充满了绝望。 李连成挂了电话，心乱如麻。他顾不上多想，立刻叫上司机，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李婷的住处。一进门，就看到丁立明脸色苍白地站在客厅里，眼神呆滞。李连成急切地问：“立明，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丁立明没有说话，只是领着李连成走到了婴儿房。他掀开孩子摇篮里的被褥，一排整齐的杜冷丁空瓶赫然出现在眼前。李连成粗略地数了一下，足足有五百多只。而李婷则蜷缩在摇篮旁边的椅子上，浑身瑟瑟发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看到这一幕，李连成只觉得眼前一黑，胸口一阵剧痛，“哐当” 一声栽倒在了地上。丁立明和李婷都吓坏了，连忙上前扶起他，一边掐人中一边呼喊他的名字。过了好一会儿，李连成才缓缓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女儿，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痛心。 他把李婷带回了自己家，关在房间里，质问她：“婷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吸毒？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婷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爸，我肚子疼，实在受不了，才……” “肚子疼？肚子疼就是你吸毒的理由吗？你这全是鬼话！” 李连成气得浑身发抖，他解下腰上的皮带，朝着李婷的身上一下一下地抽了过去。皮带抽打在身上的声音清脆而刺耳，每一下都带着父亲的愤怒和痛心。李婷没有躲闪，也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她知道，自己对不起父亲的期望。 抽了几下之后，李连成再也不忍心了。他扔掉皮带，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失声痛哭起来：“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女儿啊……” 李婷 “扑通” 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泪水夺眶而出：“爸，对不起，我错了，你别气坏了身子，我一定戒，我一定重新做人！” 那一刻，李婷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戒掉毒瘾。她不想再让父亲伤心，不想再让丈夫担忧，更不想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有吸毒母亲的家庭里。 李连成把李婷关在家里，实行严格的看管，不给她任何接触毒品的机会。刚开始的几天，李婷的毒瘾发作得十分厉害。她浑身抽搐，满地打滚，嘴里发出痛苦的嘶吼，请求父亲给她一点杜冷丁。李连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知道，一旦妥协，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他只能狠下心来，让家人把她按住，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除了毒瘾发作的痛苦，腹部的疼痛也一直困扰着她。一天不注射杜冷丁，那种钻心的疼痛就会卷土重来。有一天晚上，丁立明想和她过夫妻生活，刚一碰到她的身体，李婷就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差点闭过气去。她大叫一声，猛地把丁立明掀到了地板上，自己则捂着肚子，疼得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 丁立明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妻子痛苦的模样，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满。他不解地说：“婷婷，生完孩子疼是正常的，可孩子都这么大了，都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疼啊？你是真疼还是装疼啊？” 第二天晚上，丁立明再次提出了要求，结果又被李婷掀到了地上。这一次，丁立明彻底生气了。他觉得李婷是在故意找借口，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要挟他。面对丈夫的误解，李婷百口莫辩。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疼痛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在疼痛和毒瘾的双重折磨下，李婷的意志渐渐动摇了。她实在无法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也想挽回和丈夫的关系。于是，她偷偷给之前认识的一个私人诊所打电话，让对方派人把杜冷丁送到她家楼下，她按每支 50 块钱的价格购买。为了不被家人发现，她把钱放在篮子里，从窗户吊下去，再把杜冷丁吊上来。 就这样，李婷的第一次戒毒尝试以失败告终。 三个月后，李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家庭成员们围绕着李婷的情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整整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李连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解除对李婷的禁闭。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女儿本质是好的，只是一时糊涂，只要给她足够的信任和空间，她一定能够痛改前非。 可他的信任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结果。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李婷在家偷偷注射了过量的杜冷丁，然后骑着摩托车去上班。在路上，药物的副作用发作，她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摩托车失去了控制，“duang” 的一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树，车轮被卡在了树杈里，还在不停地转动着，而李婷趴在车上，依旧昏睡不醒。 路过的行人见状，以为她被撞死了，纷纷围了上来。有人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还有人七手八脚地把她从摩托车上扶下来，送往附近的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对她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她体内含有大量杜冷丁成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六安的大街小巷。“女工会主席吸毒” 的丑闻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李婷的单位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经过研究决定，撤销了她的工会主席职务。毕竟，一个有吸毒恶习的人，已经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了。 这个丑闻也传到了李连成所在的六安地区人大机关。以往，李连成总是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可自从这件事发生后，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头发变得花白，背也驼了，脸上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笑容，整个人显得老态龙钟，毫无精气神。 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让李连成的身体越来越差。2001 年 2 月份，他在病痛和绝望中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他把老伴叫到跟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瓶子的毒没戒…… 我死不瞑目啊……”“瓶子” 是李婷的小名，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钢针，深深扎进了李婷的心里。她跪在父亲的病床前，哭得肝肠寸断，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 从父亲去世到 2004 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婷和毒魔展开了无数次的较量。她尝试过各种戒毒的方法，可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毒瘾发作时的痛苦，腹部持续不断的疼痛，让她彻底陷入了绝望。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累赘，再这样活下去，母亲、丈夫和女儿都会被她活活气死。 于是，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天晚上，她找了一把剃须刀，把自己关进了浴室里。她看着镜子里憔悴不堪的自己，心中充满了恨意。她恨那个不负责任的医生，恨这该死的毒品，更恨不争气的自己。她拿起剃须刀，在自己的手腕上割了一刀，心里默念着：“这一刀，是为父亲报仇。” 她又割了一刀：“这一刀，是为丈夫出气。” 她再割了一刀：“这一刀，是对女儿的歉疚。” 鲜血顺着她的手腕流了下来，染红了浴室的地板。随着失血越来越多，她的意识渐渐模糊，最终失去了知觉。她本以为自己就这样解脱了，可当她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原来，丁立明发现她在浴室里待了太久，觉得不对劲，赶紧冲了进去，把她救了出来。 丁立明抱着她的头，哭得泣不成声：“婷婷，你连死的决心都有了，为什么就戒不了毒呢？你想想我，想想女儿，想想妈啊！” 看着丈夫悲痛的模样，李婷的心里也像刀割一样难受。长期在胳膊上静脉注射杜冷丁，已经让她的两只胳膊严重硬结变形，既伸不直，也抬不起来，穿衣服、洗澡、梳头这些简单的事情，都需要女儿小蕊帮忙。 此时的小蕊已经 15 岁了，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她从小就格外懂事，虽然知道母亲吸毒的事，但始终没有放弃她。每天放学回家，她都会主动帮母亲做各种家务，耐心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有一次，李婷问女儿：“小蕊，妈妈这样，你恨妈妈吗？” 小蕊摇了摇头，眼睛里含着泪水：“妈，只要你把毒戒了，我和爸爸都爱你。” 为了不辜负女儿的期望，李婷再次鼓起勇气戒毒。有一年冬天，外面的气温降到了零下 4 度。毒瘾发作时，她为了抵抗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上身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就蹲在了结冰的河水里，想用冰冷的河水来麻痹自己的神经，控制毒瘾。小蕊发现后，一边哭着，一边把她从河里扶上来，给她裹上厚厚的棉衣。在小蕊的眼里，母亲就是一个勇敢的抗毒英雄，她坚信母亲总有一天能够戒毒成功。 可遗憾的是，在毒魔和腹部疼痛的双重压力下，李婷还是没能坚持住。她又一次陷入了毒品的深渊，无法自拔。 有一天，小蕊提前放学回家。往常，李婷都会趁着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注射杜冷丁，可这一天，她因为毒瘾发作得太厉害，来不及避开女儿。小蕊打开房门，看到母亲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只手里还握着注射器。 看到这一幕，小蕊积攒已久的伤心、绝望和愤怒瞬间爆发了。她冲到沙发前，发疯似的把李婷摇醒，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一字一句地说：“你不是好妈妈，我恨你！” 女儿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李婷的心上。她知道，自己彻底伤了女儿的心。那一刻，她觉得生不如死。当天晚上，趁丁立明睡着了，她悄悄来到卫生间，把准备好的 200 粒安定片全部吞进了肚子里。很快，药物就起了作用，她的意识变得模糊，再次失去了知觉。 幸运的是，丁立明半夜起来喝水，发现卫生间的灯还亮着，进去一看，才发现李婷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李婷再次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醒来后，她看到女儿小蕊正趴在她的床边，脸上满是自责和担忧。小蕊把脸贴在她的脸上，哭着说：“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您别再做傻事了好不好？” 从那以后，小蕊果然再也没有说过伤害母亲的话，但李婷能明显感觉到，女儿和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有一天，李婷在街上逛街，偶然遇到了放学回家的小蕊。她兴奋地想和女儿打招呼，可小蕊看到她后，却装作没看见，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地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李婷的心里充满了失落和疑惑。回到家后，她刚想问问女儿原因，小蕊却先开口了：“妈，我求您一件事，以后在街上看到我，千万别和我打招呼，不然同学们会笑话我，说我是‘老杜的女儿’。” “老杜的女儿？” 李婷愣了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老杜” 指的就是杜冷丁。她没想到，自己吸毒的事竟然已经传到了女儿的学校，让女儿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她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自责，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心里充满了怨恨：“都是我这双手不好，控制不住自己，要是把这双手剁了，就没人帮我注射了，我说不定就能戒掉毒了！” 想到这里，她撇下正在等她回话的女儿，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厨房。她把左手放在砧板上，闭上眼睛，拿起菜刀，朝着自己的手指狠狠剁了下去。 “妈！” 小蕊吓得尖叫起来。她反应过来后，立刻冲进厨房，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医生赶到后，立刻对李婷的伤口进行了处理。为了缝合伤口，医生足足缝了好几十针。每一针都像刺在小蕊的心上，让她心疼不已。 李婷和家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悲剧，都是源于 1986 年那次看似普通的剖腹产手术。可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她的肚子会疼了十几年呢？这仅仅是因为毒品的作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个隐藏了十八年的秘密，直到 2004 年 4 月 13 号，才因为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被揭开。 当时的李婷，因为长期吸毒和身体的病痛，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那天中午，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一辆板车不小心撞到了她身上。按理说，板车的速度并不快，撞一下顶多摔一跤，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李婷却突然浑身抽搐起来，肚子里像是有无数只马蜂在蛰咬，疼得她蜷缩在地上，无法动弹。 推板车的老爷子吓坏了，他赶紧放下板车，小心翼翼地把李婷扶起来，一路小跑着把她送进了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生对李婷进行了初步检查后，决定给她的腹部拍一张 x 光片。 拿到 x 光片的那一刻，医生惊呆了。片子上显示，在李婷的肚脐眼位置，有一个明显的金属异物，看起来像是一根金属针。医生立刻让李婷给丁立明打电话，让他赶紧来医院。 丁立明赶到后，医生拿着 x 光片对他说：“你爱人的肚脐眼位置怀疑有一根金属针，为了进一步确认，你最好带她去市第一医院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 丁立明不敢耽搁，立刻带着李婷赶往六安市第一医院。经过更细致的检查，医生明确地告诉他们：“体内确实有一根月牙状的金属针，从外形来看，应该是手术缝合针。” “手术缝合针？” 李婷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如同五雷轰顶。她长这么大，只做过一次手术，就是 1986 年那次剖腹产手术。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肚子会疼了十八年。就是这根遗留的缝合针，一直折磨着她，让她痛苦不堪，最终走上了吸毒的道路。 十八年啊！整整十八年！这根小小的缝合针，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毁掉了她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父亲因为她抑郁而终，丈夫为她操碎了心，女儿也因为她受尽了委屈。想到这些，李婷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愤怒。 2004 年 10 月份，李婷正式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六安市裕安区妇幼保健院（原六安市妇幼保健院）向她赔礼道歉，向公众说明她吸毒的原委，并赔偿她的经济损失。 2004 年 12 月 20 号，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下，解放军第 105 医院的医生为李婷进行了手术，成功取出了那根埋藏在她体内十八年的缝合针。手术过程中，相关专家全程在场见证。经过鉴定，专家一致认定，李婷十八年来的腹痛症状，正是这根遗留的缝合针所导致的。这是一起典型的医疗事故。 手术结束后，李婷看着那根小小的缝合针，泪水再次流了下来。这根针，让她承受了十八年的痛苦，让她从一个人人称赞的优秀女性，变成了一个人人唾弃的吸毒者，让她的家庭支离破碎。 医生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他们救死扶伤，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在抗击疫情的岁月里，无数医护人员挺身而出，化身白衣战士，冲锋在抗疫一线，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生命防线，他们是真正的白衣天使。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医疗行业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他们对待工作敷衍了事，对待患者缺乏耐心和细心，最终导致了医疗事故的发生，给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李婷的遭遇是不幸的，但这起医疗事故也给所有医护人员敲响了警钟。患者将生命和健康托付给医生，这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作为医护人员，不仅要有仁爱的心，更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要对每一位患者负责，对每一个生命敬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第129章 伦理惨案 这是一起让天地同悲、人神共愤的伦理惨案。 湖南桃源县邹市镇的砂石厂外，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正被民警带着指认杀人现场。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脚步拖沓，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反倒透着一股令人脊背发凉的平静。 围观的人群早已炸开了锅，上万名村民挤在警戒线外，愤怒的骂声此起彼伏。“毒妇！杀夫杀孙，猪狗不如！”“怎么下得去手啊，那可是亲孙子啊！” 有人情绪激动到失控，弯腰捡起路边的石头就往老太婆身上砸，民警赶紧上前拦住，连声劝阻：“大家冷静点，不要冲动，交给法律处理！” 可那石头带着风声飞过，老太婆只是微微侧了侧身，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那些愤怒的谴责、刺骨的咒骂，都与她无关。 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个看似普通的 54 岁女人袁桂香，究竟藏着一颗多么恶毒的心。对相伴 29 年的亲生丈夫不满也就罢了，她竟连年仅 7 岁、还在上小学的亲孙子都不放过。更可笑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她还精心上演了一出 “深情殉情” 的戏码，殊不知，一双不起眼的红色棉鞋，最终揭开了她所有的伪装。 即便面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即便众人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袁桂香自始至终都没有露出一丝悔意。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心如蛇蝎？是什么样的家庭矛盾，最终酿成了这桩震惊全国的血案？ 故事，还要从 2011 年 12 月 17 日那个寒冷的清晨说起。 湖南桃源县邹市镇，一个偏僻的砂石厂坐落在群山之间。这里的员工宿舍是一栋两层小楼，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墙壁是斑驳的水泥，地面坑坑洼洼，每间屋子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桌子，空旷得能听见回声。砂石厂的工人们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平日里早出晚归，宿舍里除了上班休息，很少有多余的动静。 这天早上 7 点半，砂石厂的工人老王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路过同事谢广兴的房间时，发现房门虚掩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从门缝里飘了出来。“老谢？起这么早？” 老王喊了一声，里面没有回应。他觉得有些奇怪，伸手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头皮发麻，双腿发软。 房间里，谢广兴躺在床上，浑身是血，两只手僵硬地举在半空，像是在临死前做着最后的挣扎。而在他身边，7 岁的小孙子小旭蜷缩着身体，同样浑身是血，小小的脸庞毫无血色。那股血腥味不再是淡淡的，而是浓稠得化不开，直冲鼻腔，让人胃里翻江倒海。 “杀人了！死人了！” 老王的惨叫声打破了砂石厂的宁静，工人们纷纷涌了过来，看到这惨烈的一幕，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有人赶紧掏出手机，颤抖着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后，桃源县公安局立刻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刑侦大队的民警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一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侦查员们就被扑面而来的血腥味呛得皱起了眉头。“太惨烈了，” 后来参与侦查的民警回忆道，“从窗户到门口，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血腥味，两名死者浑身上下都是血，床单、被褥都被染红了，地上还滴着断断续续的血迹。” 警方当场成立了 “1217” 专案组，一方面安排法医对尸体进行尸检，另一方面对现场展开全面勘察。技术人员迅速封锁了现场，以案发房间为中心，向周边 300 米范围展开了拉网式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侦查员们兵分几路，有的走访周边群众，了解谢广兴爷孙俩的生活情况；有的在砂石厂内进行调查，对所有工作人员逐一进行询问；还有的专注于现场痕迹物证的提取，希望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线索。 经过仔细勘察，技术人员有了初步收获：现场留下了一枚清晰的鞋印，长度约 26 厘米，根据鞋印尺寸推断，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应该在 1 米 55 到 1 米 65 之间；同时，现场还提取到了两枚足迹、两组指纹，以及几处并不连贯的血迹，还有几个散落的烟头。此外，房间里有明显的翻动痕迹，抽屉被拉开，衣物被扔在地上，像是被人搜寻过财物。 更令人疑惑的是，从谢广兴的房间到窗户外的走廊，再到台阶上，都有零星的血迹，这些血迹并不连贯，像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走动时留下的。而两名死者身上的致命伤都在颈部，刀刀砍中颈动脉，导致大出血，最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法医还发现，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没有挣扎的痕迹，就像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害的，这让在场的侦查员们都感到费解：“到底是什么人，能让谢广兴爷孙俩如此放松警惕？”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死者谢广兴是砂石厂的出纳，今年 50 多岁，为人老实本分，性格内向，平时在厂里人缘很好，从没听说过他跟谁结过仇、有过矛盾。而 7 岁的小旭是谢广兴的孙子，因为父母工作忙，暂时跟着爷爷在砂石厂生活，孩子活泼可爱，厂里的工人们都很喜欢他。 那么，这起命案究竟是为财、为情，还是为仇？警方首先排除了仇杀的可能，因为无论是谢广兴的亲属，还是周边的村民、厂里的同事，都一致表示谢广兴性格软弱，从不与人争执，不可能结下如此深的仇恨。 随后，一个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谢广兴作为砂石厂的出纳，身上通常会携带厂里的流动资金，大概有一万多元现金，而案发后，这笔钱不翼而飞了。与此同时，警方还了解到，在案发当晚，距离这个砂石厂一两公里外的另一个砂石厂也发生了盗窃案。结合现场的翻动痕迹，专案组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图财害命案，犯罪嫌疑人大概率是流窜作案，趁夜深人静时潜入谢广兴的房间，盗窃财物时被发现，进而痛下杀手。 可这个推测很快就遇到了瓶颈：谢广兴的房间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如果是流窜作案的陌生人，怎么能如此精准地找到砂石厂的出纳房间，又能顺利进入而不被发现？除非，是熟人作案。 为了查清真相，专案组动用了 70 多名侦查员，对案发现场周边 2000 多个家庭、 多人进行了逐一排查，筛选出 700 多名有作案嫌疑的对象，重点围绕年龄、经济状况、是否有经济纠纷、有无犯罪前科等方面进行详细核查。 当时距离春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人流量大，治安压力本就很大，这起双重命案的发生，让当地群众人心惶惶，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家都盼着我们能尽快破案，给死者一个交代，让老百姓能安心过年。” 专案组组长说，那段时间，所有侦查员都没有回过家，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开会分析案情，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而在这起案件中，最让警方 “心疼” 的，莫过于死者谢广兴的妻子袁桂香。自从案发后，袁桂香就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每天以泪洗面，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整个人瘦了一圈。警方想对她进行询问，了解谢广兴生前的情况，可每次一开口，袁桂香就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不停地喊着 “我的老头子啊，我的乖孙啊，你们怎么就这么走了”，让询问根本无法进行。 “她失去了丈夫和孙子，悲痛欲绝是正常的。” 当时的侦查员们都这样认为，甚至还反过来安慰袁桂香：“大姐，你节哀顺变，我们一定会尽快抓住凶手，还你家人一个公道。” 可袁桂香却摇着头，哭着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老头子和孙子都没了，我也不想活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悲痛欲绝的女人，竟然就是这起双重命案的真凶。 案发 10 天后的一个上午，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袁桂香喝农药自杀了！警方赶紧派人赶到袁桂香的住处，将她送往医院抢救。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袁桂香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醒来后，面对警方的询问，袁桂香说出了自己 “自杀” 的原因：“不是因为老头子和孙子死了我才自杀，是我儿媳妇逼我！她在外边借了 20 万，让我去帮她讨账，我不去，她就威胁我，说要不把钱要回来，就给我好看。我老头子刚死，我哪有心思去讨账啊，心里又委屈又难受，实在受不了了，就买了瓶农药想一死了之。” 袁桂香的这番话，让警方心里产生了一丝疑惑。通过走访了解，周围的人都知道，袁桂香在家庭里一直是说一不二的强势角色，谢广兴是上门女婿，家里的大小事都由袁桂香做主，这样一个强势的女人，会因为儿媳妇的几句威胁就想不开自杀吗？ 为了核实情况，警方找到了袁桂香的儿媳妇。儿媳妇一脸委屈地说：“我确实在外边有几笔欠款没收回来，心里着急，就跟婆婆提了一句，让她帮忙留意一下，可我根本没威胁她啊，而且我后来还跟她道歉了，她也说没事了。” 谢广兴的弟妹也证实：“侄儿媳妇人很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但绝对不会威胁婆婆，再说那笔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根本不至于让她自杀。” 更关键的是，儿媳妇道歉的时间是在袁桂香喝农药之前，也就是说，所谓的 “婆媳矛盾” 早已化解，袁桂香却把这个当成了自杀的借口。这让警方不得不对袁桂香产生了怀疑：她为什么要撒谎？她的自杀是不是另有隐情？ 带着这些疑问，警方决定重新梳理案情，将调查重点放在了袁桂香身上。之前，警方因为把她当成了受害者家属，并没有对她进行过多的排查，现在想来，很多细节都透着不对劲。 侦查员们再次来到袁桂香的住处，对她的物品进行了仔细搜查，重点排查与案发现场鞋印相符的鞋子。很快，侦查员们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双被藏起来的红色棉鞋。这双棉鞋的鞋底花纹，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鞋印十分吻合！ 警方立刻将袁桂香传唤到公安局，拿出这双红色棉鞋进行询问。面对铁证，袁桂香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狡辩道：“这双鞋案发前确实在我这，但案发后就被人偷走了，我不知道它怎么又出现在家里了。” “谁会没事偷一双旧棉鞋？” 侦查员反问。袁桂香顿时语塞，眼神闪烁，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 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对这双红色棉鞋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在鞋底的缝隙里，发现了微量的血迹，经过 dNA 比对，正是死者谢广兴和小旭的血迹！除此之外，警方之前在现场提取到的指纹，也与袁桂香的指纹完全吻合。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袁桂香，她就是杀害谢广兴和小旭的真凶！ 可即便证据确凿，袁桂香依然死不承认，在审讯室里，她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哭闹着喊冤：“我没有杀人，你们冤枉我！我怎么可能杀我的老头子和孙子呢？” 审讯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侦查员们一边耐心地做着袁桂香的思想工作，一边一点点地抛出证据：“这双红色棉鞋是你女儿给你买的，鞋底的血迹是谢广兴和小旭的，现场的指纹也是你的，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铁证面前，袁桂香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她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种解脱般的神情，缓缓开口：“人，是我杀的。” 随着袁桂香的供述，这起双重命案背后隐藏的家庭矛盾和爱恨情仇，终于浮出水面。 袁桂香和谢广兴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 “重组” 的印记。1984 年 5 月 4 号，两人在桃源县邹市镇的一个小饭馆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彩礼，只有两桌亲戚。当时，谢广兴是上门女婿，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而袁桂香则有两个女儿，两人组建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刚结婚的那几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还算和睦。谢广兴老实本分，性格软弱，什么都听袁桂香的，家里的大小事全由袁桂香做主。袁桂香也承认，那段时间，谢广兴 “会哄我，不骂我，不打我，我觉得吃多少苦都无所谓”。她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还跟着谢广兴一起到地里干活，日子过得虽然辛苦，但也有盼头。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渐渐凸显出来。谢广兴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遇到事情总是选择沉默，而袁桂香性格强势，脾气古怪，遇事喜欢斤斤计较，两人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吵。但真正让这个家庭走向破裂的，是 2009 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年，谢广兴的儿子，也就是袁桂香的继子，在外出打工时遭遇了海难，不幸去世。对于谢广兴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唯一的儿子没了，天仿佛都塌了。那段时间，谢广兴整天以泪洗面，偷偷地给妹妹打电话哭诉，却不敢在袁桂香面前表露丝毫悲痛。 “我哥每天四点多就起来，在厨房里偷偷哭，” 谢广兴的妹妹后来回忆道，“他不敢在袁桂香面前哭，因为只要一哭，袁桂香就会骂他，说他没出息。我哥心里难受啊，只能偷偷给我们姊妹打电话，每次都哭得说不出话来，手机都快打欠费了。” 袁桂香对继子的去世，态度却十分冷淡。在她看来，继子终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的死虽然让人惋惜，但并没有让她太过悲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继子的死，彻底改变了谢广兴对她的态度。 谢广兴将所有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了孙子小旭身上。小旭是继子留下的唯一血脉，谢广兴对他疼爱有加，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小旭，给她买零食、讲故事，走到哪里都带着他。晚上，谢广兴也让小旭跟自己睡，爷孙俩的感情越来越深。 除此之外，谢广兴对儿媳妇也格外照顾，家里的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儿媳妇和小旭。这让袁桂香心里越来越不平衡：“他以前什么都听我的，现在眼里只有他的孙子和儿媳妇，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而真正让两人彻底反目的，是一笔 15 万的赔偿款。继子去世后，用人单位给了 15 万的死亡赔偿款，这笔钱被谢广兴存了起来。袁桂香的大女儿患有尿毒症，需要换肾，治疗费用高昂，是个无底洞。袁桂香想把这 15 万拿出来给大女儿治病，可谢广兴却死活不同意。 “这钱是我儿子用命换来的，是给我孙子留的！” 谢广兴态度坚决，“小旭没有了爸爸，以后还要上学、娶媳妇，这笔钱不能动！” 在谢广兴看来，这 15 万是孙子未来的保障，无论如何都不能挪用。可在袁桂香眼里，谢广兴的做法就是 “偏心”，“不把我的女儿当亲人”。她觉得，自己跟着谢广兴过了 20 多年，为这个家做牛做马，现在自己的女儿病重，谢广兴却不肯拿出一分钱，这让她彻底寒了心。 “我嫁给他 29 年，还了 24 年的账，他从来没把我当人看！” 袁桂香在审讯室里激动地说，“我女儿得了尿毒症，急需钱治病，他却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说什么都不肯拿出来，这样的男人，留着他有什么用？” 除了这笔钱的矛盾，袁桂香还怀疑谢广兴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案发前的十几天，两人因为钱的事情大吵了一架，之后便开始分居，谢广兴带着小旭住一间房，袁桂香住另一间房。分居后，袁桂香发现谢广兴经常深更半夜往外跑，回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股陌生的香味，这让她更加坚信，谢广兴 “出轨” 了。 她曾经当面问过谢广兴：“你是不是在外边有女人了？你要是有，就直接告诉我，别瞒着我！” 可谢广兴只是不耐烦地说：“你别跟我说这些臭屁话，我去哪、干什么，跟你没关系！” 谢广兴的态度，彻底点燃了袁桂香心中的怒火。她觉得，自己 20 多年的付出都白费了，谢广兴不仅不感恩，还背叛自己，偏心孙子和儿媳妇，不肯给自己的女儿治病。怨恨像一颗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让她失去了理智。 2011 年 12 月 17 日凌晨 2 点，袁桂香从床上爬起来，心里的怀疑和愤怒让她无法入睡。她想去找谢广兴，当面问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有了别的女人。她悄悄来到谢广兴的房间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肯定是出去跟那个女人约会了！” 袁桂香心里越想越气，她在宿舍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湖南的冬夜格外寒冷，刺骨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她走了一个多小时，脚都冻麻了，也没看到谢广兴的身影。 “我要是找到他，一定要杀了他！” 袁桂香心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从厨房里拿起一把菜刀，又想着干脆自己也一死了之，便拿着菜刀来到了河边。可站在冰冷的河边，看着漆黑的河水，她又害怕了，没有勇气跳下去。 她又回到了砂石厂的宿舍区，这一次，她发现谢广兴的房间灯亮着。她推开门，看到谢广兴正躺在床上熟睡，小旭蜷缩在他身边，也睡得很香，爷孙俩的脸上还带着浅浅的笑意。 看到这一幕，袁桂香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瞬间爆发了。“我在外边冻得瑟瑟发抖，找他找了大半夜，他却在这里睡得这么香！” 她觉得，谢广兴从来没有在乎过她的感受，这么多年的付出都成了笑话。 她转身回到厨房，放下菜刀，拿起了一把沉甸甸的铁锤子。“既然你这么对我，那就别怪我心狠！” 袁桂香咬着牙，一步步走向谢广兴的床前。 她举起铁锤子，朝着谢广兴的头部狠狠地砸了下去。“咚” 的一声闷响，谢广兴哼都没哼一声，就没了动静，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枕头和床单。 这一声闷响，惊醒了身边的小旭。小旭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喊了两声：“爷爷，爷爷……” 听到小旭的喊声，袁桂香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你还喊他？他都不管你了！” 她心里想着，举起铁锤子，朝着小旭的头部砸了下去。小小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 杀害了谢广兴和小旭后，袁桂香的情绪反而平静了下来。她锁上房门，将铁锤子和沾血的衣物扔到了附近的河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站在厨房里，眼泪哗哗地流，” 袁桂香供述道，“杀了他们之后，我以为自己会解脱，可心里却空荡荡的。我想起了跟老谢在一起的这些年，想起了小旭平时喊我奶奶的样子，心里开始后悔了。” 可后悔已经晚了，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袁桂香开始策划 “自杀” 的戏码。她故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得悲痛欲绝，还喝下农药，想让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因为失去亲人而想不开，从而摆脱嫌疑。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伪装，最终被一双红色棉鞋和现场的指纹、血迹戳穿了。 在袁桂香供述完作案经过后，警方带着她去指认现场。那天，砂石厂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上万名村民自发地来到这里，想亲眼看看这个 “毒妇” 的真面目。当袁桂香从警车上下来时，愤怒的群众瞬间爆发出了震天的骂声，有的人冲上前想打她，都被民警死死拦住。 可袁桂香却面无表情，眼神空洞，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她机械地跟着民警的指示，指出哪里是作案的地方，哪里是扔工具的地方，语气平静得让人不寒而栗。当民警问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好说的，我认罪。” 后来，有记者问袁桂香，是否对杀害孙子小旭感到后悔。袁桂香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道：“后悔也没用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当时太冲动了，看到他喊爷爷，就想起了谢广兴对他的偏心，一时糊涂，就……” 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无法理解，一个女人怎么能如此狠心，杀害自己的丈夫和孙子。有人说，袁桂香是因为太强势，控制欲太强，无法接受谢广兴不听自己的话；也有人说，是重组家庭的矛盾、金钱的纠纷，让她失去了理智；还有人说，是长期的积怨和心理扭曲，让她走上了不归路。 无论原因是什么，袁桂香的行为都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谢广兴的妹妹失去了哥哥和侄子，悲痛欲绝；袁桂香的两个女儿，一个患有尿毒症需要治疗，一个失去了母亲和继父、侄子，从此背负着 “杀人犯女儿” 的骂名，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生活。而最无辜的，莫过于 7 岁的小旭，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完童年的快乐，就惨死在自己的奶奶手中，让人扼腕叹息。 这起案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家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矛盾，我们应该学会沟通和包容，而不是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无论是夫妻之间、婆媳之间，还是亲人之间，都应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关爱，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第130章 卧底警察的半生浮沉 精神病院的铁窗后，他蜷缩在角落，眼神涣散却偶尔闪过一丝锐利，像被尘埃掩埋的碎刃。 1963年的辽宁农村，北风卷着雪粒拍打在土坯房的窗棂上，宋明阳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降生。他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能摆脱泥土的束缚，过上安稳日子。宋明阳没让父母失望，他从小就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读书时成绩稳居年级前列，放学回家还会主动扛起锄头下地，肩膀上的茧子比同龄孩子厚上许多。 18岁那年，宋明阳高中毕业，凭着优异的表现被招进首钢当工人。在那个年代，“首钢工人”意味着铁饭碗、高福利，是无数人艳羡的归宿。工友们羡慕他年纪轻轻就站稳了脚跟，父母也为他感到骄傲，逢人就说“我家明阳有出息了”。但宋明阳心里，却藏着一个与“安稳”格格不入的梦想——当一名警察。 这个梦想的种子，早在他童年时就已埋下。小时候，村里曾遭遇过小偷，是派出所的民警连夜追查，帮村民找回了被盗的粮食和牲畜。看着民警们穿着制服、神情坚毅的样子，宋明阳心里就燃起了一团火：“我以后也要当警察，保护好人，抓坏人。”这个念头，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任凭岁月冲刷，始终没有熄灭。 1983年，北京市公安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警察的消息传来时，宋明阳正在车间里拧螺丝。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眼里迸发出从未有过的光芒。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向工厂递交了辞职申请。 “你疯了？”车间主任拿着辞职报告，一脸不可置信，“首钢的铁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要，你说扔就扔？” “主任，我想当警察，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宋明阳的语气坚定，没有丝毫动摇。 父母得知消息后，更是彻夜难眠。母亲抹着眼泪劝他：“明阳，警察多危险啊，不如在工厂里安稳度日，娶个媳妇，生个娃，多好？” 宋明阳握着母亲的手，眼眶泛红却语气执拗：“妈，对不起，让你们操心了。但我要是不当警察，这一辈子都会后悔。” 辞职后的宋明阳，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专心备考。他没有上过警校，对公安知识一窍不通，就买来厚厚的教材，从凌晨读到深夜。寒冬腊月，出租屋里没有暖气，他就裹着厚厚的棉袄，冻得手脚发麻也不肯停下；夏日炎炎，蚊虫叮咬得他睡不着觉，他就点上一盘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继续钻研。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三餐靠馒头咸菜打发，体重掉了十几斤，眼睛里却始终闪烁着对梦想的渴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年底，宋明阳以全市名列前茅的成绩，通过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招募考试，正式穿上了警服。当他第一次戴上警帽，对着镜子敬礼时，镜中的年轻人身姿挺拔，眼神明亮，浑身都散发着意气风发的光芒。 成绩公布的那天晚上，宋明阳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从今天开始就翻开了光辉的一页。我也将为我崇拜的事业去奋斗了，是英雄是狗熊，走着瞧吧！”字里行间，满是少年人的豪情壮志，也藏着对这份职业的无限热爱。 穿上警服的宋明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工作中释放着全部的热情。他被分配到刑侦支队，每天跟着老民警出警、查案，不管是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还是棘手的刑事案件，他都冲在最前面。老民警们都说：“宋明阳这小子，身上有股拼劲，是块当警察的好料。” 1986年，宋明阳从警刚满三年，一起恶性案件的发生，让他在警队里声名鹊起。那天中午，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哭着跑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被一名陌生男子骗进家中侵犯，家里的海鸥牌照相机也被抢走。在那个年代，海鸥牌相机堪称“奢侈品中的奢侈品”，普通家庭攒几年钱都未必买得起，而少女被侵犯的遭遇，更是让这起案件的恶劣程度雪上加霜。 案发后，宋明阳跟着老民警赶到现场勘查。可凶手显然是个惯犯，现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毛发等线索。更棘手的是，当年没有监控录像，目击者也只有受害者一人，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不少人都觉得，这起案子大概率会成为悬案。 但宋明阳却不肯放弃。他看着受害者红肿的眼睛，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和责任感：“不管多难，我一定要抓住凶手，还她一个公道。”从那天起，宋明阳每天骑着自己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带着受害者穿梭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他知道，这种“大海捞针”的方式成功率极低，但他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线索。 那段时间，北京的天气像是在故意考验他。有时候烈日炎炎，柏油路被晒得发烫，他骑着自行车，后背的警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皮肤被晒伤脱皮；有时候狂风暴雨，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模糊了视线，他就脱下外套披在受害者身上，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每天下来，他的腿都酸痛难忍，脚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他带着受害者去公园、去菜市场、去公交车站，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受害者仔细观察周围的人。他还耐心地开导受害者：“别怕，有我在，我们一定能找到他。”在他的鼓励下，受害者逐渐走出了阴影，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 案发后的第40天，中午的阳光有些刺眼。宋明阳带着受害者经过一个公园附近时，受害者突然停下脚步，声音颤抖地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抽烟的男子：“就是他！就是他！”宋明阳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名男子身材高大，眼神闪躲，正是受害者描述的模样。 没有丝毫犹豫，宋明阳猛地蹬起自行车冲了过去，在男子反应过来之前，一把将他扑倒在地。男子拼命挣扎，宋明阳死死按住他的胳膊，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语气威严：“不许动！警察！”周围的路人纷纷围了过来，看着宋明阳制服凶手的模样，纷纷拍手叫好。 这起看似希望渺茫的悬案，就这样被宋明阳的坚持成功告破。凭借这起案件，宋明阳荣获三等功，年轻的他在警队里名声大噪。领奖台上，他接过奖章，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再接再厉，侦破更多案件，不辜负这身警服。” 时间一晃到了1990年，宋明阳从警已经七年。这七年里，他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多次立功受奖，从一名青涩的新警成长为警队里的骨干力量。领导赏识他的胆识和能力，同事们敬佩他的敬业和拼劲，所有人都以为，宋明阳的警察生涯会一路顺风顺水，前途无量。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改变他一生的任务，正在悄然等待着他。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治安环境相对复杂，黑恶势力猖獗。乔四团伙、魏振海团伙、刘勇团伙等一批黑恶势力作恶多端，杀人、抢劫、贩毒、走私，无恶不作，严重危害着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团伙组织严密，行踪诡秘，警方多次打击都难以将其连根拔起。为了摸清这些团伙的内部情况，获取关键线索，警方决定选派优秀民警打入团伙内部，开展卧底工作。 宋明阳因为表现突出、资历较浅（黑恶势力对他了解甚少），成了卧底任务的最佳人选之一。当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宋明阳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答应了下来。“我是警察，只要能打击犯罪，让我做什么都愿意。”他的语气坚定，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 但他不知道的是，从他答应任务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他的后半生，将彻底陷入黑暗与挣扎的深渊。 卧底工作的第一步，是“脱胎换骨”。宋明阳必须彻底抛弃警察的身份，变成一个地道的“混混”。他剪掉了整齐的短发，留起了油光锃亮的大背头；脱下了心爱的警服，换上了花衬衫、喇叭裤；他开始学着抽烟、喝酒，甚至为了逼真，在手臂上纹了一个简单的龙形纹身。他还专门去请教了老卧底，学习黑话、模仿混混的言行举止，就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都进行了反复练习。 一切准备就绪后，宋明阳以“无业游民”的身份，开始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赌场、酒吧等黑恶势力经常聚集的地方。他装作讲义气、够狠辣的样子，主动和那些混混套近乎。为了融入他们的圈子，宋明阳陪着他们打架斗殴，帮他们跑腿办事，甚至还帮他们购买过违禁品。每次做这些事，宋明阳的心里都像针扎一样难受，但他知道，这是卧底工作的必经之路，只有获得他们的信任，才能拿到关键线索。 有一次，为了帮一个混混“出头”，宋明阳和另一伙人打了一架。他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胳膊也被砍伤了，鲜血直流。但他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凶狠地冲了上去，最终帮那伙混混打赢了架。也正是因为这次“表现”，宋明阳在混混圈子里有了点“名气”，越来越多的混混愿意和他打交道。 在卧底的六年时间里，宋明阳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成功打入了多个黑恶势力团伙内部，发展了无数线人，为警方提供了大量关键线索，破获了多起棘手的案件，先后立功十几次，光是公安部颁发的三等功奖章就有六七个。为了让他的伪装更加逼真，局里也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队里的豪车随便开，别人还在用bb机的时候，他已经用上了大哥大，只要是能帮助他开展工作的条件，局里都会尽力满足。 到了1996年，宋明阳已经卧底六年，此时的他，在黑道上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老板”，不少小混混都慕名来找他，希望能得到他的照应。而就在这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将他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 这一年，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出狱后，产生了强烈的反社会心理，他扬言要“报复社会”。白宝山认为“买枪不如抢枪”，因为买枪更容易暴露，所以他把目标瞄准了执勤的武警哨兵。1996年3月31号晚上，白宝山在北京石景山的一家热电厂，手持铁棒打伤了一名执勤武警，抢走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4月7号晚上，他又在京西某部队门前开枪打伤一名哨兵，逃跑途中还和6名巡警发生枪战，打伤4名巡警；4月22号，丰台区八一射击场的一名哨兵被他暗中埋伏开枪打死；四个月后，他又袭击了徐水高炮团的3名哨兵，造成两死一伤。 一系列袭击哨兵、抢夺枪支的案件，引起了警方和军方的高度重视。警方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调查，最终查到，朝阳区有一个名叫黑子的黑道团伙老大，手里藏有大量武器，包括手枪、微冲、手雷等。警方怀疑，黑子手里的武器，很可能就是白宝山抢夺的枪支，或者是从其他非法渠道获取的。 为了摸清黑子团伙的情况，将其彻底打掉，上级给宋明阳下达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接近黑子，获取他的信任，摸清他的武器来源和交易渠道。接到命令后，宋明阳知道，这是他卧底以来最危险的一次任务。黑子敢倒腾枪支，必定是个心狠手辣的狠角色，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 通过六年卧底积累的人脉，宋明阳很快就打听到了黑子的一些情况。他得知，黑子不仅贩卖枪支弹药，还是一个毒贩，经常在一个隐蔽的窝点进行毒品交易。为了接近黑子，宋明阳决定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毒贩”。 1996年5月的一天，宋明阳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黑子经常出没的那个窝点。刚一进门，一股混杂着烟味、酒味、汗味和毒品气味的恶臭就扑面而来，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个窝点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光线昏暗，烟雾缭绕，十几个打扮得流里流气的人围坐在一起，有的在吸毒，有的在赌博，还有的在进行色情交易，简直是黄、赌、毒交织的罪恶之地。 宋明阳强压下心中的不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进去。凭借着多年的卧底经验，他很快就和窝点外围的一些小混混打成了一片，没几天就称兄道弟起来。但宋明阳心里清楚，这只是表面现象，黑子还没有真正信任他。 果然，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这个窝点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瘾君子，他们平时最大的消遣就是聚众吸毒。而宋明阳一直自称是“毒贩”，却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吸过毒，这难免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在黑道上，大多数毒贩本身就是瘾君子，他们“以贩养吸”，很少有不吸毒的毒贩。 黑子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一天下午，宋明阳像往常一样叼着烟头来到窝点，刚一进门，几个身材高大的混混就围了上来，把他堵在了中间。其中一个混混斜着眼睛看着他，骂骂咧咧地问：“你他妈是马子吧？”（“马子”是黑道黑话，指代警察） 听到这句话，宋明阳的心脏猛地一沉，他知道，考验他的时刻到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瞪圆了眼睛，回骂道：“你他妈说什么呢？敢怀疑老子？”一边说着，他拿起手里抽了一半的烟头，毫不犹豫地摁在了自己的手臂上。“滋啦”一声，烟头与皮肤接触的地方冒出一缕白烟，剧烈的疼痛感瞬间传遍全身，宋明阳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他硬是咬着牙，没有哼一声。 然而，这番“表忠心”的举动并没有打消混混们的怀疑。宋明阳清楚地听到，身后传来了子弹上膛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表现得更加决绝，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宋明阳深吸一口气，猛地从腰里掏出一把匕首，二话不说挽起裤腿，在自己的大腿上生生割了一个十字。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裤子。他咬着牙，眼神凶狠地看着周围的混混：“现在，你们还怀疑我吗？” 但混混们脸上却露出了戏谑的笑容，其中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白色粉末，晃了晃，问道：“既然不是马子，那这个，敢不敢来一口？” 宋明阳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黑子设下的最后一道考验，也是最危险的一道考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吸食毒品，证明自己是地道的毒贩；要么拒绝，而拒绝的代价，很可能就是当场被打死。 这些年的卧底生涯，宋明阳早就料到会有这样一天。他曾经在心里无数次演练过这个场景，他告诉自己，为了任务，为了打击犯罪，就算是吸毒，他也能克服。他一直坚信，自己连死都不怕，还怕克服不了毒瘾吗？ 于是，宋明阳佯装镇定，一把夺过那包白色粉末，恶狠狠地说：“你们这破货，老子本来还看不上，但既然你们这么说了，老子就陪你们玩玩。”一边说着，他模仿着其他混混的样子，将粉末倒在锡纸上，点燃打火机，猛吸了一口。 其实，这个“吸”的动作，他已经私下练习过很多次。他知道，吸毒是底线，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但为了任务，他别无选择。吸入毒品的那一刻，一股骚臭、恶心的感觉瞬间涌上喉咙，宋明阳强忍着想要呕吐的冲动，装作很享受的样子。 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口，只是噩梦的开始。一群混混围着他，不停地劝他“再来一口”，直到他吸完了整整一小包粉末，大家才笑嘻嘻地散去。宋明阳知道，他暂时通过了黑子的考验，但这仅仅是第一关，后面还有无数的关卡在等着他。 从那以后，黑子经常会“赏赐”给他一些毒品，让他吸食。为了赢得黑子的完全信任，获取关键线索，宋明阳只能一次次被迫吸食。他每次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等任务完成了，他就立刻戒毒。但他对毒品的威力一无所知，他以为凭借自己的毅力，一定能克服毒瘾，却不知道，毒品一旦沾染，就很难戒除。 第一次吸食后，宋明阳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他甚至心里还想：“这东西也不过如此，怎么可能会上瘾？”但他不知道，毒品已经在他的身体里埋下了隐患。 不久后，宋明阳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去河北抓捕一名杀人犯。当天晚上行动时，他突然觉得浑身发冷，瑟瑟发抖，还伴有强烈的恶心感。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感冒了，赶紧吃了点感冒药，但症状并没有缓解。到了深夜，他的骨头缝里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疼得他直打滚，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直到这时，宋明阳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染上毒瘾了。那种痛苦的感觉，让他难以忍受。他只能向队长请假，开车飞速返回北京。当他终于赶到黑子的窝点，再次吸食了毒品后，那种痛苦的感觉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短暂的舒适感。 宋明阳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他知道，毒品是魔鬼，一旦沾染，就会被它牢牢控制。作为一名警察，他深知毒品的危害，他必须立刻戒毒。 回到东北老家，宋明阳把自己染毒的事情告诉了家人。家人虽然不知道他这些年在外面具体做什么工作，但看到他痛苦的样子，都心疼不已，全力支持他戒毒。宋明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家人轮流看守，他告诉家人，无论他毒瘾发作时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给她毒品，也不能让他出去。 接下来的八天，成了宋明阳一生中最痛苦的八天。毒瘾发作时，他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意识模糊，还会产生各种幻觉。他看到黑子拿着刀向他砍来，看到那些被他抓捕的罪犯向他索命，他疯狂地砸东西，桌子被他锤烂，椅子被他拆得粉碎。有一次，他毒瘾发作得厉害，拼命挣扎，他的三叔冲进来紧紧抱住他，宋明阳失去了理智，竟然把三叔的胸脯抓得鲜血淋漓。 家人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心里既心疼又无奈，只能默默地流泪，守在他身边。第八天早上，宋明阳终于清醒了过来，他虚弱地躺在床上，浑身无力，但眼神却恢复了清明。他成功了，凭借着惊人的毅力，他戒掉了毒瘾。 宋明阳立刻回到北京，咨询了专业的戒毒机构。专家告诉他，他的毒瘾程度还比较轻，而且已经通过自身毅力成功戒除，只要以后不再接触毒品，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宋明阳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毒品的控制。 但他忘了，他是一名卧底，他还要回到黑子的窝点，还要继续伪装成毒贩。回到窝点后，黑子又一次给了他毒品，他只能再次吸食。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又陷入了毒品的深渊，而且这一次，想要爬出来，难上加难。 1997年6月，宋明阳终于迎来了转机。通过几个月的潜伏，他得知，黑子的上面还有一个叫“鑫哥”的枪支贩子，几天后，鑫哥会从南方运来20多支枪支，和黑子进行交易。这是一个一举打掉这个枪支贩卖团伙的绝佳机会。 宋明阳立刻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警方。警方高度重视，立刻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在交易地点周围提前埋伏了大批警力。交易当天，当黑子和鑫哥带着手下进行交易时，警方果断出击，将所有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当场缴获了20多支枪支和大量弹药。 这起案件的成功告破，重创了当地的黑恶势力和枪支贩卖网络，宋明阳再次立下大功，获得了公安部颁发的三等功奖章。这是他从警以来获得的第N枚奖章，也是他卧底七年换来的最高荣誉。 随着黑子团伙的覆灭，宋明阳长达七年的卧底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可以脱下伪装，回到警队，重新过上正常的警察生活了。当他再次穿上熟悉的警服，走进久违的办公室时，同事们都为他鼓掌喝彩，领导也对他大加赞赏。宋明阳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卧底的阴影，回归正常生活了。 但他没有想到，毒品的阴影，早已牢牢地缠上了他。 回到警队后，宋明阳的工作和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他不再需要伪装，不再需要出入那些鱼龙混杂的场所，不再需要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混混。但他的身体，却因为长期吸食毒品，出现了各种问题。毒瘾时不时就会发作，让他痛苦不堪。 更让他头疼的是，虽然他已经不再卧底，但之前发展的那些线人，仍然由他负责管理。这些线人几乎都是瘾君子，他们经常会向宋明阳索要毒品。每当毒瘾发作时，看到这些线人递过来的毒品，宋明阳都要承受巨大的诱惑。 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忍不住想要再次吸食，但他想起了自己是一名警察，想起了家人的期盼，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又硬生生忍住了。那段时间，宋明阳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他白天要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和毒瘾作斗争，经常失眠多梦，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更让他难过的是，单位里的一些同事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卧底英雄，但看到他时不时出现的异常状态，难免会产生一些猜测。有人说他“堕落了”，有人说他“不配当警察”，这些闲言碎语像针一样扎在宋明阳的心上。他有苦说不出，因为卧底任务是机密，他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是被迫吸毒的。 在无数个深夜，宋明阳都会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警徽，默默流泪。他问自己，自己为了任务，为了打击犯罪，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他始终坚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彻底戒掉毒瘾，宋明阳主动向单位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单位非常重视，把他送到了黑龙江的一家专业戒毒机构进行强制戒毒。在戒毒机构里，宋明阳积极配合治疗，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再次成功戒掉了毒瘾。 但毒品对他身体的摧残，已经无法挽回。他的身体条件大不如前，再也无法胜任一线刑侦工作。2001年，单位将他调到了一个文职岗位，负责整理档案、撰写报告等工作。虽然文职工作相对轻松，但宋明阳心里还是有些失落，他怀念以前那种冲锋陷阵的日子。 调到文职岗位后，宋明阳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身边的闲言碎语依然没有停止，他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长期的压抑和痛苦，让他患上了抑郁症。他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别人交流，每天只是机械地工作、吃饭、睡觉。 2005年，宋明阳43岁。和他同期进入警队的同事，大多已经晋升到处长、队长级别，而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这一年年底，心力交瘁的宋明阳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他向单位申请了病休。 公安部门深知宋明阳的情况，知道他是“因公染毒”，专门为他开具了一份证明，证明他并不是主动吸毒，而是为了完成卧底任务被迫为之。拿到这份证明的那一刻，宋明阳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终于得到了认可。 从此，宋明阳离开了自己热爱并奋斗了二十几年的警察事业。他的人生，也从这一刻起，彻底跌入了谷底。 离开警队后，宋明阳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的毒瘾虽然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仍然需要定期去戒毒所进行巩固治疗。而他的家庭，也因为他的工作和毒瘾，变得支离破碎。 宋明阳的妻子，原本是一家国有钢铁厂的工人，性格开朗，温柔贤惠。两人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但自从宋明阳开始卧底工作后，他们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宋明阳经常需要隐瞒自己的行踪，有时候甚至几个月都不能回家。妻子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但她知道丈夫的工作很危险，每天都提心吊胆。 更让妻子恐惧的是，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往家里寄恐吓信、打恐吓电话。信里的语言恶毒，威胁要伤害他们全家；电话里的声音阴森恐怖，让妻子夜不能寐。长期的精神紧张和恐惧，让妻子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和神经质，她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 后来，妻子得知宋明阳染上了毒瘾，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她不知道丈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以为丈夫是因为贪图享乐才染上毒瘾的。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争吵也越来越多。宋明阳心里充满了愧疚，但他又不能说出真相，只能默默承受着妻子的指责和误解。 长期的精神折磨，最终让妻子的精神彻底崩溃。经医院鉴定，妻子患上了精神残疾二级，生活无法自理。看着曾经温柔贤惠的妻子变成这副模样，宋明阳的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对不起妻子。 2010年2月，宋明阳亲手将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看着妻子被护工带走的背影，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痛哭流涕。他觉得自己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也毁了妻子的一生。 然而，命运对宋明阳的打击并没有就此停止。就在妻子入院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宋明阳已经准备休息了，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当年他卧底时发展的一个线人。线人在电话里哭着说，自己毒瘾发作，非常痛苦，请求宋明阳能不能通过关系，给他买一些毒品。 这个线人当年曾经帮过宋明阳很多忙，为他提供了不少关键线索，甚至还在一次危险中救过他的命。宋明阳的心里很矛盾，他知道贩毒是违法的，作为一名曾经的警察，他绝对不能触碰这条红线。但他又不忍心看着曾经的“恩人”忍受毒瘾的折磨。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宋明阳最终还是心软了。他想，就这一次，帮他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联系了。当天晚上，宋明阳通过以前的关系，拿到了不到4克的毒品，准备送给线人。 但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当他刚抵达交易现场，就被早已埋伏在周围的民警当场抓获。直到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宋明阳才明白，自己被线人出卖了。那个线人为了争取立功减刑，主动配合警方进行“钓鱼执法”，引诱他贩毒。 幸运的是，公安部门的领导了解宋明阳的过去，知道他是“因公染毒”。在法庭上，领导为他出具了相关证明，证明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同情。再加上宋明阳的认罪态度良好，法院最终对他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虽然刑期不长，但这6个月的牢狱生活，彻底摧毁了宋明阳最后的尊严。他曾经是受人尊敬的警察英雄，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这让他难以接受。在监狱里，他整日沉默不语，看着铁窗外面的天空，心里充满了绝望。 出狱后，宋明阳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顿。他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政府的低保勉强维持生计。但他并没有放弃，他依然坚持定期去戒毒所戒毒，他希望自己能彻底摆脱毒品的控制，重新开始生活。 然而，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年半以后，又一个当年的线人找到了他，用同样的方式请求他帮忙购买毒品。宋明阳又一次心软了，他又一次被警方当场抓获。 这一次，宋明阳属于累犯，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法院最终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虽然刑期仍然不算太长，但这一次，他失去了更多。因为入狱，公安部门停掉了他每个月的退休补助，他彻底失去了曾经作为警察的最后一丝荣光。 2012年，宋明阳第二次刑满释放。此时的他，已经49岁了。长期的吸毒和牢狱生活，让他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他没有家，没有亲人的陪伴（父母早已去世，妻子在精神病院），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着变卖家产和捡垃圾为生。 他经常去精神病院看望妻子。两人坐在病床前，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眼神交汇，里面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无奈。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从那以后，宋明阳就成了戒毒所的“常客”。他每年都会主动去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春节也都是在戒毒所里度过的。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在戒毒所过年？宋明阳回答说，因为在戒毒所里，可以看到公安部的春节晚会。 那曾经是属于他的晚会，是他作为警察时最荣耀的记忆。每当看到晚会上那些穿着警服、意气风发的警察，宋明阳的眼里就会泛起泪光。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想起了自己曾经在日记本上写下的誓言，想起了那些冲锋陷阵的日子。 有人曾经问过宋明阳：“你后悔吗？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当警察，没有接受卧底任务，你现在可能还是首钢的工人，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 宋明阳摇了摇头，眼神坚定地说：“我不后悔。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家能说一声，我不是警察败类。” 宋明阳是警察败类吗？当然不是。 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为了打击犯罪，他放弃了安稳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危险的卧底事业中。在七年的卧底生涯里，他忍受着孤独和恐惧，伪装成混混，与黑恶势力周旋，为警方提供了大量关键线索，打掉了多个犯罪团伙，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染上毒瘾，不是因为贪图享乐，而是为了完成任务，被迫为之。他的后半生，都在和毒瘾作斗争，他无数次戒毒，无数次失败，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家庭破碎，两次入狱，失去了一切，但他依然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他不是败类，他是英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宋明阳一样的卧底警察。他们隐姓埋名，深入虎穴，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守护着社会的安宁。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却很少被人知晓。他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载入史册；他们的功绩，可能永远不会被广泛传颂。但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为了心中的正义，默默奉献着一切。 宋明阳的故事，是悲壮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警察”，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坚守”。他的身上，有太多的无奈和遗憾，但更多的，是勇气和担当。 如今的宋明阳，依然在和毒瘾作斗争。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彻底摆脱毒品的阴影，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到曾经的生活。但他的故事，会永远被铭记。 愿每一位无名英雄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坚守都能被看见，愿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付出，变得更加美好。 第131章 散打冠军沦为夺命恶魔 1995 年 6 月 29 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带着南方初夏特有的湿热雾气，笼罩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的龙平公路。这条连接着镇域与外界的交通要道，此刻还没被白日的喧嚣唤醒，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留下沉闷的轰鸣，很快又消散在晨雾里。 65 岁的老农张伯像往常一样，背着竹筐沿着公路外侧的田埂往自家菜地走。他佝偻着身子，脚步踩在沾着露水的泥土上，发出轻微的 “沙沙” 声。当走到红石桥路段时，一抹突兀的土黄色闯入了他的视线 ...公路排水沟旁，斜斜躺着一只圆滚滚的编织袋，袋口松垮地敞开着，边缘还沾着暗褐色的印记，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显得格外扎眼。 张伯心里一动，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那段时间，东莞正闹着一场严重的猪瘟，不少养猪户亏得血本无归，镇上也常能见到被丢弃的病死猪。之前他就听同村人说过，有做猪肉生意的商人，把卖不出去的病死猪肉偷偷扔在路边，运气好的话，捡回去处理一下还能勉强吃。“莫不是又有人扔猪肉了？” 张伯心里盘算着，加快脚步走到编织袋旁。 袋子不算特别沉，他伸手提了提，却没感觉到猪肉该有的紧实感，反而软乎乎的，像是裹着一团棉花，又带着某种诡异的弹性。“这猪肉怕是烂了？” 他嘟囔着，弯腰凑近袋口，伸手拨开沾着污渍的袋沿。一股混杂着血腥和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呛得他猛地皱起眉头。他借着微弱的晨光往袋里一瞅，瞬间浑身的血液都像冻住了。 那哪里是什么猪肉，分明是一截带着衣物碎片的人的躯干，暗褐色的血迹已经浸透了编织袋的内层，看得人头皮发麻。 “妈呀！” 张伯惨叫一声，手脚发软地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竹筐摔在一旁，里面的农具散落一地。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心脏狂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浑身止不住地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从惊慌中回过神来，连滚带爬地站起身，顾不上捡农具，跌跌撞撞地朝着最近的村落跑去，嘴里不停喊着：“杀人了！出人命了！” 上午 7 点刚过，凤岗镇公安分局的刑警接到报警电话，几分钟后，警笛声划破晨雾，三辆警车沿着龙平公路疾驰而来。刑警们下车后迅速封锁了现场，拉起警戒带，防止无关人员靠近。带队的刑侦队长李建国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编织袋，脸色越来越凝重。“确认是人体躯干，没有头颅和四肢，初步判断是杀人分尸案。” 他站起身，对身边的侦查员吩咐道，“扩大搜索范围，仔细排查周围有没有其他尸块或者可疑物品。” 侦查员们分成几组，沿着公路两侧的排水沟、田埂和草丛仔细搜寻。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地面上，那些之前被雾气掩盖的痕迹逐渐显露出来。就在距离编织袋约 50 米远的一片灌木丛中，一名年轻侦查员突然喊道：“李队，这里还有一具尸体！” 李建国立刻赶了过去，只见灌木丛中躺着一具全裸的女尸，身体蜷缩着，双目圆睁，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的神色。与之前发现的男尸躯干不同，这具女尸保存得十分完整，头颅和四肢都在，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颈部有一道浅浅的勒痕。 “奇怪，为什么男尸被分尸，女尸却完好无损？” 一名老侦查员疑惑地说道。李建国皱着眉沉思：“两种可能，要么凶手与男性死者有深仇大恨，分尸泄愤；要么男性死者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凶手怕被认出，所以刻意毁容分尸，而女性死者没人认识，就没必要多此一举。” 上午 8 点 15 后，案情被紧急上报到东莞市公安局。市局高度重视，立即派出法医、技术侦查员组成专案组，驱车赶往凤岗镇。法医抵达现场后，迅速对两具尸体进行初步勘验。男尸躯干上有多处锐器切割痕迹，切口整齐，判断是被锋利的刀具分尸；女尸颈部的勒痕深浅不一，初步推测为机械性窒息死亡。此外，女尸身上穿着的内衣和遗留的饰品都十分精致，款式新颖，不像是普通打工者的装扮，更像是家境优渥或者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 “女死者的穿着很时髦，饰品也都是正品，说不定是做生意的，或者是港商的家属、合伙人。” 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志强分析道，“现在当务之急是确认死者身份，立刻向凤岗、塘厦、清溪等周边镇街的分局通报案情，登记近期失踪的人口，重点排查港商、企业家以及相关家属。” 专案组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继续在现场提取痕迹物证，另一方面派人前往周边镇街走访排查。与此同时，关于 “龙平公路发现两具无名尸体” 的消息在附近村镇传开，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不少村民白天都不敢独自靠近公路。 6 月 29 日下午 3 点，东莞市塘厦镇一家五金厂的报案电话打到了专案组。电话里，工厂的管理人员声音急促：“警察同志，我们老板陈家恩失踪三天了！他是香港人，6 月 27 号晚上开车离开工厂后就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精神一振。陈家恩是港商，符合之前对死者身份的推测，但报案人说陈家恩是男性，而现场发现的完整尸体是女性，这让侦查员们有些疑惑。“会不会是男女死者都是陈家恩的相关人员？” 王志强立刻做出判断，“马上联系陈家恩的家属，请他们来东莞辨认尸体。” 第二天上午 10 点，陈家恩的妻子陈太太和一位亲属从香港赶到东莞。在殡仪馆，当看到那具残缺的男尸躯干和遗留的衣物时，陈太太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是家恩！这是他最喜欢穿的那件衬衫！” 随后，当看到女尸时，她的情绪更加激动：“这是陈杰文小姐，是我们工厂的合伙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她怎么也……” 确认了两名死者的身份，案件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陈家恩，45 岁，香港人，在塘厦镇经营五金厂多年，生意做得不小，家底丰厚；陈杰文，38 岁，同样来自香港，是陈家恩的生意合伙人，两人合作多年，关系融洽。那么，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同时遇害？6 月 27 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陈太太的回忆，6 月 27 日晚上 7 点，陈家恩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开着他的黑色桑塔纳轿车离开工厂，临走前告诉工人说 “出去吃点东西，晚点回来”。可直到第二天早上，工厂的工人都没见到他，打电话也无人接听，陈太太在香港多次联系他，也始终没有回应，当时她就有些担心，但想着可能是生意上的事耽搁了，没敢往坏处想。 直到 6 月 28 日凌晨 2 点，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陈太太急忙接起，电话那头传来陈家恩的声音，语气有些沙哑，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阿珍，家里都还好吧？” 陈太太连忙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陈家恩沉默了几秒，才说：“我这边有笔紧急生意要周转，需要 80 万港币现金，你明天一早送到东莞来，越快越好。” “80 万？这么急？” 陈太太愣住了，“家里一时凑不齐这么多现金，能不能缓几天？”“不行！必须明天送到！” 陈家恩的语气突然变得急促，甚至带着一丝哀求，“阿珍，你一定要按时送来，千万不要拖延，这关系到我的性命！” 说完这句话，电话就匆匆挂断了。 陈太太越想越不对劲，丈夫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急着要大额现金，还说 “关系到性命”，难道是被人绑架了？6 月 28 日上午，她急忙联系了自己的父亲和合伙人陈杰文，三人在香港碰面后，一致认为陈家恩大概率遭遇了绑架。 “不能报警！” 陈杰文当时皱着眉说，“绑架案最怕报警，一旦凶手知道了，很可能会撕票。我们先把钱送过去，确保家恩的安全，等他回来了再说。” 看着陈太太哭得泣不成声，陈家恩的岳父年纪又大，行动不便，陈杰文主动提出：“我带钱去东莞吧，阿豪（陈家恩的司机）开车送我，路上也有个照应。” 当天中午，陈太太凑齐了 80 万港币现金，装进一个黑色的手提箱里。陈杰文提着箱子，坐上阿豪驾驶的汽车，从香港出发前往东莞。一路上，陈杰文多次尝试联系陈家恩，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直到下午 1 点多，陈家恩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让她不用去东莞市区，直接到深圳的香格里拉酒店下车，会有人在酒店门口接应她。 下午 3 点左右，汽车抵达深圳香格里拉酒店门口。陈杰文刚下车，就看到一名女子朝她走来，那女子约莫 20 出头，身高一米六左右，身材微胖，皮肤偏黑，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化着浓妆，自称 “李倩”，说是受陈家恩之托来接她。陈杰文有些犹豫，但想着既然是陈家恩安排的，应该没问题，就跟着李倩离开了。临走前，她告诉阿豪：“你先回香港吧，等我接到陈老板，再联系你。” 阿豪看着两人上了一辆出租车，才放心地开车返回香港，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与陈杰文的永别。 根据陈太太和阿豪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刻派人前往深圳香格里拉酒店调查。侦查员调取了酒店的住宿登记记录和监控录像，却发现根本没有名叫 “李倩” 的人登记入住，监控录像也因为当时的设备限制，没能清晰拍到那名女子的样貌。随后，侦查员又走访了陈家恩的工厂，询问了厂里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大家都表示从来没听过 “李倩” 这个名字，也没人见过陈老板和这样一名女子有来往。 线索似乎一下子中断了，案件陷入了僵局。“‘李倩’肯定是假名，凶手不可能用真实姓名接头。” 王志强在专案组会议上分析道，“现在唯一见过这个女人的就是司机阿豪，我们必须让他回忆更多细节。” 侦查员再次找到阿豪，耐心引导他回忆当时的场景。阿豪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了半天，补充道：“那个女人说话带着一点北方口音，走路姿势很随意，手上戴着一个很粗的金戒指，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项链，吊坠像是个小老虎。从她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来看，不太像是正经上班的人，倒有点像夜总会里的坐台小姐。” 得到这个关键信息后，专案组立刻组织警力，对深圳、东莞两地的夜总会、卡拉 oK 厅、酒吧等娱乐场所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寻找身高一米六左右、微胖、皮肤偏黑、带北方口音、名叫 “李倩”（或类似发音）的女子。侦查员们分成十几个小组，连续排查了三天三夜，走访了上百家娱乐场所，询问了上千名工作人员和从业者，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人。 “看来这个‘李倩’要么是不常去这些场所，要么就是已经离开了深圳、东莞。” 李建国有些无奈地说，“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一条线索，得换个思路，从陈家恩的社会关系入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特殊的来往人员。” 专案组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开始全面调查陈家恩的生活作风、社会关系、生意往来等情况。通过走访陈家恩的朋友、生意伙伴和工厂工人，侦查员了解到，陈家恩生意做得很大，为人比较豪爽，但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 很好色，身边的情人众多，前后加起来有十几个，其中不乏娱乐场所的小姐。而且他在与情人相处时，有时会比较吝啬，甚至会和情人因为钱财发生争执。 “会不会是某个情人因为感情或者钱财问题，勾结他人报复他？” 一名侦查员提出猜测。与此同时，广东省公安厅的法医传来了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让整个专案组都感到震惊。 尸检报告显示，陈家恩和陈杰文均为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 6 月 28 日晚上 8 点到 10 点之间。法医在进一步勘验时发现，两名死者的身上都没有明显的外伤，也没有被利器刺伤或钝器击打留下的痕迹，只有颈部有轻微的压迫痕迹。“这意味着，凶手可能没有使用任何武器，仅凭拳脚就导致了两人窒息死亡？” 法医在电话里解释道，“我们通过反复复原死者的颈部肌肉和气管损伤情况，推测凶手可能是用手掌或手臂扼住死者颈部，力度极大，而且速度很快，几乎是一击致命。” “仅凭拳脚就能杀人，还是一击致命，而且杀了两个人？” 王志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凶手的身手绝对不一般，很可能是个练家子，甚至是武林高手。” 情人、武林高手、绑架勒索、杀人分尸，这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案件的侦查方向逐渐清晰起来。专案组判断，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主要是为了勒索钱财，凶手很可能是陈家恩的某个情人，勾结了一位身手高强的同伙，策划了这起绑架勒索案，得手后为了灭口，将陈家恩和前来送赎金的陈杰文一同杀害。 那么，陈家恩的哪个情人身边有这样的 “武林高手” 呢？侦查员们再次梳理了陈家恩的十几个情人，逐一进行走访排查。就在这时，陈家恩的一位生前好友卢先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家恩之前认识一个叫邵苗苗的兰州女子，是在夜总会认识的，后来包养了她一段时间。” 卢先生回忆道，“大概是 1995 年 7 月份，家恩还在深圳福田区给她租了一套豪华公寓，每个月给她不少生活费。但没过几个月，家恩发现邵苗苗暗地里和一个男人来往密切，那个男人好像是练武术的，身材很高大，家恩很生气，就和邵苗苗断了关系，不再给她钱了，还收回了公寓的钥匙。” 卢先生还提到，邵苗苗的长相和阿豪描述的 “李倩” 有些相似，都是微胖、皮肤偏黑，说话带着北方口音。他翻出了一张之前和陈家恩、邵苗苗一起吃饭时拍的合影，交给了侦查员。侦查员立刻带着照片找到阿豪，阿豪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就是她！这个女人就是那天在酒店门口接走陈小姐的‘李倩’！” 线索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邵苗苗被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但她现在在哪里呢？侦查员们赶到深圳福田区那套豪华公寓时，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公寓里的家具和个人物品都已经搬走，只剩下一些废弃的纸箱和垃圾。房东告诉侦查员，邵苗苗在 6 月中旬就退了房，说要回北方老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看来她早就有预谋，退房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要作案了。” 李建国说道，“我们得赶紧找到她的下落，还有她那个练武术的同伙。” 就在侦查员们四处打听邵苗苗的下落时，一名公寓保安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那个邵小姐退房前，经常有一个高个子男人来找她，大概一米八左右，体格很壮，穿着打扮挺精神的，有时候还穿着类似警服的衣服。” 保安回忆道，“有一次已经半夜 12 点多了，那个男人非要上楼找她，我们公寓规定半夜 12 点后外人不能上楼，我就拦住了他。没想到他脾气挺冲，还和我起了冲突。我以前是武警部队退役的，身手不算差，但和他动手的时候，才两招就被他打倒在地了，他的力气太大了，拳脚也很厉害。” 保安说，那个男人打倒他之后，还嚣张地说：“我是深圳警校的武术教练，叫乔利夫，不服气的话以后可以来找我。” 说完就扬长而去。“乔利夫？深圳警校武术教练？” 侦查员们立刻将这个名字记了下来，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那个 “武林高手” 的真实姓名。 专案组当天就派人前往深圳市公安局和深圳警校调查。调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乔利夫，男，31 岁，辽宁省大连市人，确实曾受聘于深圳警校担任武术教练，但他在 1994 年就已经失踪，而且存在负案在逃的情况。 “负案在逃？他之前犯过什么事？” 王志强立刻追问。通过公安系统的内部查询，侦查员了解到，乔利夫的原名叫乔立富，1964 年出生于山东省，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到辽宁省大连市金石区石河镇。他毕业于金县二中（现大连第 102 中学），年轻时家境普通，父亲腿脚不便，母亲是家庭主妇，一家人因为是外地人，在村里常常受到邻居的排挤。 1982 年，乔利夫 18 岁那年，家里和邻居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发生了纠纷。邻居仗着是本地人，人多势众，不仅辱骂乔利夫的父母，还动手推搡了他的母亲。乔利夫的父亲和哥哥性格都比较老实，面对邻居的挑衅不敢反抗，只能忍气吞声。他的母亲性格刚烈，受了这样的委屈，又气又急，回到家后想不开，竟然上吊自杀了。 母亲的离世给了乔利夫沉重的打击，也让他彻底改变了性格。他看着老实巴交的父亲和哥哥，暗暗发誓：一定要练出一身好功夫，再也不让家人受欺负，还要为母亲报仇。从那以后，他就四处打听哪里有厉害的拳师，一心想要拜师学艺。 1984 年，乔利夫终于找到了大连有名的拳师李登普。李登普当时是辽宁省警官专科学校的武术教官，擅长五行通背拳，也是大连最早推广散打运动的人之一。刚开始拜师的时候，乔利夫身体单薄，基本功很差，连最基本的扎马步都坚持不了几分钟，师兄弟们都有点看不起他。但他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别人练两个小时，他就练四个小时；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偷偷加练。 为了练体能，他每天凌晨 3 点就起床，沿着公路跑步，每次至少跑 10 公里，风雨无阻，就算是冬天大雪纷飞，也从没间断过。为了练抗击打能力，他让师兄弟们用拳套打他的身体，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口出血，但他从不叫苦，反而越打越勇，哪个师兄弟打得他越狠，他就越要找对方 “切磋”。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苦练，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乔利夫的功夫就突飞猛进，在师兄弟们中已经是出类拔萃。1986 年，他参加辽宁省散打比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冠军；1987 年，他又在全国散打 70 公斤级比赛中夺冠，凭借出色的成绩，被特招至武汉体育学院深造，成为国家散打集训队的第一批队员。 在武汉体育学院的几年里，乔利夫更是刻苦训练，拳法和腿法都有了质的提升。1988 年到 1991 年，他连续四次获得全国武术散打 75 公斤级冠军，成为国内散打界的顶尖选手。1991 年 2 月，国际武术散打擂台赛在北京举行，乔利夫代表中国参赛，与队友王世英、贾伟涛等人密切配合，最终夺得团体冠军。 看过他比赛的人都知道，乔利夫的技术或许不算最细腻的，组合动作也不多，大多是简单直接的一二连击，但他的拳脚力量极大，尤其是腿法，爆发力惊人，曾经有人亲眼见过他一脚将 150 斤重的沙袋踢飞出去好几米远，普通人要是挨上他一脚，恐怕当场就得重伤。 1992 年，因为年龄增长，加上常年训练积累的伤病，乔利夫从散打队退役。由于他在散打界的名气，加上有全国冠军的头衔，深圳警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聘请他担任武术教练，负责教授学员的散打和格斗技巧。 在深圳警校工作期间，乔利夫的口碑还算不错，同事们都说他为人豪爽仗义，对学员也比较严格，但有时候脾气有点暴躁。除了在警校的工作，他还私下收了不少徒弟，而且还在几家夜总会兼职 “看场”，负责维护场所的秩序，据说每个月的收入高达 40 万元。在 90 年代，年收入 40 万绝对算得上是 “富豪” 级别，比很多生意人的收入都高。 乔利夫的家庭也十分美满，妻子在深圳一家幼儿园当老师，26 岁，年轻漂亮，性格温柔，两人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活泼可爱。在外人看来，乔利夫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个妥妥的人生赢家。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背着妻子，在外面养了一个情人，也就是邵苗苗。 “乔利夫对邵苗苗简直是言听计从，就像被她灌了迷魂汤一样。” 乔利夫的一位同事回忆道，“邵苗苗是在夜总会坐台的，论相貌、身材，都远远比不上乔利夫的妻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乔利夫就是对她着了魔，每个月给她花很多钱，还在外面给她租了豪华公寓，邵苗苗说什么他都听，哪怕是很过分的要求，他也会答应。” 而乔利夫之所以会负案在逃，也和邵苗苗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公安系统的案底记录，1995 年 4 月，邵苗苗告诉乔利夫，自己和一位在夜总会工作的丁小姐有过节，被丁小姐 “抢了生意”，还受了委屈。乔利夫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当场表示要为她出气。 4 月 26 日，乔利夫纠集了两个帮手 —— 房宗庆和董宇，开着一辆没有牌照的大雨轿车，在深圳一家商场门口将丁小姐劫持上车。在车上，他们抢走了丁小姐身上的 4000 元人民币现金，还从她的包里搜出了出租屋的钥匙。随后，乔利夫带着房宗庆和董宇，直奔丁小姐的出租屋。 没想到，出租屋里还有丁小姐的室友余小姐。乔利夫等人将余小姐捆绑起来，然后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抢走了价值 30 万元的金银首饰、现金和银行存款单。但乔利夫并不满足，他对丁小姐进行了严刑拷打，逼问出她还有 20 万元的银行存款。 第二天上午，乔利夫拿着丁小姐的银行卡，让房宗庆去银行取款，成功取走了 6.8 万元。可当他们去另一家银行取款时，因为银行卡密码输入错误，遭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拒绝。乔利夫恼羞成怒，用报纸包裹着石头，做成假炸药的样子，绑在丁小姐的腰上，带着她再次来到银行门口，威胁道：“你进去把钱取出来，不然我就引爆‘炸药’，让你粉身碎骨！” 丁小姐吓得浑身发抖，但走进银行后，看到里面有保安，立刻鼓起勇气，趁工作人员办理业务的间隙，偷偷报了警。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银行布控。半个小时后，乔利夫见丁小姐迟迟没有出来，就让房宗庆进去打探情况。房宗庆刚走进银行大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当场抓获。乔利夫在外面看到情况不对，立刻开车逃窜，从此开始了负案在逃的生活。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案组更加确定，乔利夫和邵苗苗就是 629 杀人分尸案的主谋。“乔利夫有作案前科，身手高强，符合尸检报告中‘一击致命’的特征；邵苗苗是陈家恩的前情人，对陈家恩的情况比较了解，有作案动机，而且是她出面接走了陈杰文，两人的嫌疑最大。” 王志强说道，“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哪里？” 专案组分析，乔利夫是大连人，邵苗苗是兰州人，两人在深圳、东莞都有作案前科，而且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继续在南方潜藏的风险很大，大概率会逃回各自的老家或者北方的其他城市。因此，大连和兰州成为了重点排查地区。 7 月 6 日凌晨，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前往大连，另一路则由李建国带队，乘坐飞机赶往兰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展开调查。抵达兰州后，李建国立刻与兰州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通报了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兰州警方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警力，对邵苗苗的家人、亲友以及可能落脚的地点进行全面排查。 经过两天两夜的走访，侦查员们了解到，邵苗苗的父母和舅舅都在兰州居住，她还有几个同学在当地工作。7 月 8 日上午 10 点，兰州警方的侦查员传来消息：邵苗苗给她母亲打了个电话，说下午要和舅舅一起去买家具，准备 “装修房子”。 “机会来了！” 李建国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乔利夫是不是和她一起去，乔利夫身手高强，一旦在公共场所动手，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必须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 最终，专案组决定，先派人跟踪邵苗苗，确认她的行踪和同行人员，再寻找合适的时机实施抓捕。 7 月 8 日下午 3 点左右，邵苗苗和一名女子一起走进了兰州一家大型家具城，并没有看到乔利夫的身影。侦查员们立刻跟了进去，确认同行的女子是邵苗苗的同伙徐兰后，决定立即收网。“行动！” 随着李建国的一声令下，几名侦查员迅速上前，将邵苗苗和徐兰团团围住。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侦查员控制住，戴上了手铐。 在对两人进行搜查时，侦查员从她们身上搜出了港币 4 万多元、人民币 3.6 万元，还有一部手机，手机里存有与乔利夫的通话记录。经过审讯，徐兰交代，乔利夫此刻正在她们租住的出租屋里睡觉，因为中午喝了不少酒，现在应该还没醒。 “抓捕乔利夫必须小心，他的功夫太厉害，不能掉以轻心！” 兰州警方立刻抽调了 8 名体格强壮、身手灵活的刑警，加上专案组的侦查员，一共 10 多个人，组成抓捕小组，赶往出租屋。 下午 4 点，抓捕小组抵达出租屋楼下，悄悄包围了整栋楼。出租屋的大门是一扇老旧的铁门，比较坚固。“我先踢门，大家做好准备，门一开就冲进去，务必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将他控制住！” 一名来自兰州警方的刑警队长说道，他也是武警退役，身手不凡。 一切准备就绪后，刑警队长猛地抬起右脚，朝着铁门踹去。“砰” 的一声巨响，铁门纹丝不动。他没有犹豫，立刻再次抬腿，用尽全力踹向铁门。“哐当” 一声，铁门被踹开了。就在这短短两秒钟的时间里，屋里的乔利夫已经被惊醒，只见他赤裸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正站在门口，眼神凶狠，右腿已经抬起，朝着门口踹来。 “小心！” 刑警队长喊了一声，侧身躲过这一脚，紧接着和另一名刑警一起扑了上去，双手死死抱住乔利夫的胳膊。乔利夫的力气极大，猛地一甩，就将两名刑警甩开。其他侦查员见状，立刻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试图将他按倒在地。 可乔利夫的反抗十分激烈，他凭借着出色的格斗技巧，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拳脚并用，几名刑警都被他打倒在地。“用警棍！注意别伤了要害！” 李建国大喊道。一名刑警趁机举起警棍，朝着乔利夫的腿部打去，但他反应极快，抬腿挡住，警棍都被震飞了。 双方僵持了足足有五分钟，七八名刑警拼尽全力，才勉强将乔利夫按在地上。但他仍然在奋力挣扎，嘴里还大喊着：“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 就在这时，一名刑警拿起随身携带的枪把，朝着乔利夫的头部狠狠砸了一下。乔利夫闷哼一声，挣扎的力度渐渐减弱，最终瘫倒在地，侦查员们立刻上前，用手铐将他的双手和双脚牢牢锁住。 抓捕成功后，侦查员们对出租屋进行了搜查，搜出了港币 24 万元、人民币 12 万元，还有一把锋利的匕首、两部手机以及一些衣物。看着被制服的乔利夫，所有侦查员都松了一口气，这是他们抓捕过的最凶悍的罪犯。 当天晚上，专案组就在兰州警方的审讯室里，对乔利夫、邵苗苗和徐兰进行了连夜审讯。刚开始，乔利夫还很嚣张，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炫耀自己的反侦查手段：“我在深圳犯了事，你们发通缉令也抓不到我；在兰州杀了人，一个电话就把你们引到了宁夏；在东莞，我把线索都切断了，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算你们厉害。” 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乔利夫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他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审讯过程中，又牵扯出了另一起命案。 原来，在深圳 426 绑架勒索案之后，乔利夫、邵苗苗、房宗庆、董宇和徐兰（真名容逢波，21 岁，哈尔滨人，董宇的情妇）就一直四处逃窜。1995 年 6 月，他们潜回兰州后，邵苗苗觉得随身携带的钱财越来越少，就提议 “抢一辆车，方便逃亡，再找机会赚点钱”。 6 月 10 日，邵苗苗出面，以 “雇车去外地办事，给高额报酬” 为诱饵，骗来了甘肃某房地产公司的赵姓司机。当赵司机开车带着邵苗苗来到郊区的一处偏僻路段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乔利夫突然冲了出来，二话不说，对着赵司机的胸口就是两拳。赵司机当场倒地，窒息死亡。随后，乔利夫和邵苗苗将尸体装进编织袋，趁着夜色扔进了黄河，抢走了赵司机的面包车，一路南下，前往广东。 到了广东后，他们很快就花光了身上的钱。邵苗苗突然想到，之前包养过她的港商陈家恩家底丰厚，而且对她比较信任，于是提议 “绑架陈家恩，勒索一笔巨款，然后远走高飞”。乔利夫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6 月 27 日，邵苗苗给陈家恩打了个电话，用娇滴滴的语气说：“陈老板，我在深圳遇到点麻烦，想找你帮忙，能不能出来见一面？” 陈家恩本来就对邵苗苗念念不忘，一听她有困难，立刻答应了。当天晚上 7 点，陈家恩开车赶到邵苗苗在塘厦镇石鼓管理区租的出租屋，刚一进门，就被躲在门后的乔利夫和董宇用猎枪顶住了脑袋。 “老实点！不许动！” 乔利夫凶狠地说道，“我们知道你有钱，拿 200 万港币出来，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陈家恩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说：“200 万太多了，我一时拿不出来，最多只能凑 80 万，你们给我点时间，我让家里人送过来。” 乔利夫和邵苗苗商量了一下，觉得 80 万也不少，就同意了。为了让陈家恩的家人相信，乔利夫逼着他给陈太太打了电话，编造了 “生意周转需要钱” 的谎言，还特意强调 “必须按时送来，不能报警”。 6 月 28 日下午，陈杰文带着 80 万港币来到深圳香格里拉酒店，被邵苗苗接到了出租屋。乔利夫看到赎金后，并没有立刻放人，而是说：“我们要先鉴定一下这些港币是不是假的，等确认无误了，再放你们走。” 随后，他就将陈家恩和陈杰文分别关在了两个房间里。 当天晚上，乔利夫本来打算拿到钱就放人，但董宇却提议：“陈家恩认识邵苗苗，一旦放了他，他肯定会报警，我们迟早会被抓住，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 邵苗苗和容逢波也表示同意。于是，容逢波出去买来了尖刀、锤子和编织袋等作案工具。 晚上 8 点多，乔利夫先走进关押陈家恩的房间，趁他不备，用手臂扼住他的颈部，仅仅几秒钟，陈家恩就窒息死亡。随后，他又走进关押陈杰文的房间，用同样的方式将她杀害。为了防止被人认出，乔利夫用尖刀将陈家恩的头颅和四肢砍下，与躯干一起装进编织袋里。 深夜，乔利夫、邵苗苗等人驾驶着陈家恩的桑塔纳轿车，将装有尸体的编织袋运到龙平公路红石桥路段，趁着夜色扔在路边，然后将桑塔纳轿车抛弃在一处废车场里，换乘之前抢来的面包车，一路向北逃窜，最终回到了兰州。 而邵苗苗在审讯中，一开始还百般抵赖，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乔利夫身上，说自己 “只是被胁迫的，没有参与杀人”。但在乔利夫的供述和确凿的证据面前，她最终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侦查员们还了解到，邵苗苗之所以会走上犯罪道路，和她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邵苗苗的母亲在当地是有名的 “泼妇”，性格蛮横，经常和邻居吵架，甚至动手打人，周围的人都不敢招惹她。邵苗苗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变得刁蛮任性，好吃懒做，中学毕业后不愿意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心想着不劳而获。后来，她听说深圳的娱乐场所来钱快，就跑到深圳，在夜总会做起了坐台小姐。期间，她认识了陈家恩，成为了他的情人，过上了奢侈的生活。但陈家恩和她断绝关系后，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就开始动起了歪心思，勾结乔利夫，走上了绑架勒索、杀人灭口的犯罪道路。 随着乔利夫、邵苗苗、容逢波的落网，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房宗庆也在不久后被警方抓获。至此，629 杀人分尸案、426 绑架勒索案、610 杀人劫车案三起案件成功告破，涉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1995 年 11 月中旬，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庭上，乔利夫、邵苗苗、房宗庆、容逢波四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院审理认为，四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绑架他人勒索财物，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法院依法判处乔利夫、邵苗苗、房宗庆、容逢波四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四名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同号牢房的犯人回忆，在宣判的前一天晚上，一向嚣张跋扈的乔利夫突然哭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是被邵苗苗勾引才犯了罪的，我的家庭本来很温馨，我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你们说我这么做到底图个什么？现在一切都完了……” 第132章 金利镇毒影 1995年8月的广东，正被副热带高压死死攥在掌心。珠江三角洲的暑气像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胸口发堵，连风刮过镇口的老榕树都带着滚烫的触感。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这个靠着西江支流发展起渔业和小农业的镇子，往日里总飘着鱼腥与稻禾的混合气息，可这一天，死亡的阴影却先于台风，猝不及防地压了下来。 三药管理区的主街是条铺着碎石的土路，被来往的拖拉机碾出深浅不一的辙印。午后两点，日头最烈的时候，32岁的要卖村妇女李桂英提着半篮刚买的鸭蛋往家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尘土里瞬间洇成一小片湿痕。走到镇卫生院门口时，她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眼前的土坯墙开始扭曲、旋转，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猛地灌了一桶滚烫的泥浆。 “娘！娘你咋了？”跟在身后的七岁儿子陈小龙拽着她的衣角，稚嫩的声音里还带着吃冰棍剩下的甜腻。李桂英想回头说句“没事”，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身子一软，重重地摔在碎石路上。鸭蛋篮翻在一旁，青白色的蛋壳碎了一地，蛋黄混着尘土流成一滩触目的黄。 小龙扑上去推她的肩膀，小手沾满了母亲额角磕出的血。“娘！你醒醒！”他哭喊着，可李桂英双眼紧闭，嘴唇乌紫，连呼吸都变得微弱。更可怕的是，没过两分钟，小龙自己也觉得浑身发软，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他想爬起来去找人，刚撑起身子就眼前一黑，倒在了母亲身边。 “完了！完了！这怪病又传人了！”镇口补鞋的老王头最先尖叫起来。他的声音像丢进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街上零星的行人。有人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关门声、孩子的哭喊声混在一起；有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脸色惨白，这半个月来，村里的猪、鸡死了一大堆，荷塘里的鱼浮在水面像铺了层黑布，现在终于轮到人了。 混乱中，几个年轻后生用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七手八脚地把母子俩抬上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往镇卫生院冲，车斗里，小龙的小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可当医生扒开李桂英的眼皮，用听诊器贴在她胸口时，摇了摇头，那台老旧的听诊器里，已经听不到半点生命的搏动。小龙被紧急送进抢救室，半小时后，心电图机也拉成了一条直线。 消息传回要卖村时，李桂英的丈夫陈守业正在自家鱼塘边补网。他穿着齐膝的胶鞋，裤腿上沾着泥点，听到噩耗的瞬间，手里的网梭“啪”地掉在水里。“你说啥？”他抓住来报信的邻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当确认妻儿都没了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汉子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转身冲进柴房，拎起那把用来挖藕的锄头就往村外冲。 “跟我去拼了！是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俺婆娘娃！”他的吼声震得院墙上的泥灰往下掉。中午还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转眼就剩他孤家寡人，这股子绝望化作了滔天怒火。同村的亲戚们最先跟了上去，接着是整个要卖村的村民，半个月来积压的恐惧、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几百人的队伍像潮水般涌向三药管理区的立新有限公司，锄头、扁担、木棍，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立新公司的铁皮大门紧闭着，门后，十几个值班人员用身体死死顶着门板，汗水顺着他们的下巴往下滴。“你们干啥？杀人是犯法的！”保安队长张建军声嘶力竭地喊，手里的对讲机已经被他攥得发烫，“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犯法？你们排污害死人才犯法！”要卖村的村支书陈德明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前两个月麦苗枯死，鱼塘翻塘，你们说整改，结果偷偷生产！现在人都死了，你们还想抵赖？” 人群的咒骂声、砸门声混在一起，铁皮门被撞得“哐哐”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碎。二十多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二十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从面包车上跳下来，迅速在公司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带队的是金利镇派出所所长黄志强，他刚从另一个纠纷现场赶过来，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干净，就被眼前的阵仗惊得心头一紧。 “大家冷静！都冷静下来！”黄志强张开双臂拦在人群前，“死者的死因还没查清，不能断定就是公司的问题！咱们先等调查结果，不能冲动！”他说这话时，忍不住回头瞪了一眼从公司里探出头的管理人员，这立新公司是镇里的“重点企业”，搞金矿冶炼的，5月份试生产时就把附近的水搞得发黑，村民闹了好几次，镇里却因为要“发展经济”，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出了人命，他这个派出所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没查清？人都死了还查啥！”陈守业举着锄头往前冲，“我婆娘娃死得不明不白，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人群跟着往前涌，警戒线被拉得笔直，几名年轻警察死死拽着绳子，脸都憋红了。 “我看这事得查，但得科学地查。”立新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建国从门后走出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人死了可能有多种原因，说不定是传染病，或者吃了别的东西。我建议送法医解剖，查清楚死因再说。” “解剖？你敢动我婆娘娃的身子试试！”陈守业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举起锄头就要砸过去。黄志强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的腰：“老陈！冷静！解剖是为了查明真相，给你妻儿报仇啊！” 混乱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打他！”，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擦着王建国的耳朵砸在铁皮门上，迸出火星。黄志强知道再拖下去就要出人命，猛地拔出配枪，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枪响，像炸雷一样在镇上空回荡。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陈德明也赶紧拉住陈守业：“老陈，不能闹大！闹大了咱们有理也变没理了，还怎么给你妻儿讨说法？”他压低声音，“先回去，咱们联名写请愿书，让上面来查！” 在村干部和亲戚的劝说下，愤怒的村民渐渐散去。夕阳西下时，陈守业一个人坐在鱼塘边，望着水面上漂浮的死鱼，泪水混着汗水往下淌。他不知道，这只是这场噩梦的开始，死亡的毒影，才刚刚在金利镇展开它的翅膀。 三天后，三药管理区政府的办公桌上，堆起了一叠厚厚的请愿书，签名和按满红手印的纸页足足有几千张，核心只有一个：关闭立新金矿，查明死因，还死者公道。高要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公安机关彻查此事，可最大的难题摆在面前，陈守业等死者家属死活不同意解剖尸体，他们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解剖是对死者的亵渎。 调查陷入僵局时，更荒诞的一幕出现了。金利镇的村民们开始流传“触怒河神”的说法，有人说，立新公司排污污染了西江支流，得罪了河神，所以河神降罪，先是死牲畜，再是死人。镇外的观音庙前，挤满了求神拜佛的村民，香火缭绕得能呛得人咳嗽。有人带着供品跪在庙前，磕得头破血流；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上了黄纸写的辟邪符咒，连镇里的学校门口，都挂起了道士画的“平安符”。 可符咒挡不住死亡的脚步。8月下旬，三药管理区的四个自然村——要卖村、金利村、禄村、茅岗村，陆续出现了更多“怪病”患者。症状都大同小异：突然头昏、抽搐、口吐白沫，最快的几分钟就没了气。金利村的张老太，早上还在院子里喂鸡，中午就倒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禄村的小学生李伟，课间操时突然倒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镇里的卫生院挤满了患者和家属，病床不够，就用木板搭在走廊上；药品告急，护士只能用生理盐水给患者输液维持。更可怕的是，谣言开始发酵，有人说这是“霍乱”，有人说是“麻风病”，还有人说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怪病”。为了躲避“瘟疫”，大量村民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往外地投亲靠友。镇里的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连镇口的菜市场都没人敢去，只有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道上乱窜。 有村民想去肇庆市避难，可一说是“金利来的”，对方立马关门拒客；甚至有亲戚在电话里说“你们别过来，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紧邻香港，这件事很快被香港媒体捕捉到。《大公报》《文汇报》都刊登了相关报道，标题触目惊心，《高要怪病夺数命，村民逃亡避瘟疫》。消息像长了翅膀，传到了台湾、韩国，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9月1日，高要市和上级肇庆市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三药管理区。工作组刚到，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8月27日，要卖村村民陈广明发现自家鱼塘里的鱼苗全翻了肚子，浮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他沿着鱼塘边排查，在靠近公路的草丛里，找到了十几个“毒鼠强”的空瓶子。陈广明赶紧报了警，派出所的人来取了证，却初步判断是“有人浑水摸鱼”，趁着金矿污染的风波，故意毒他的鱼泄愤。 “这绝对是关键线索！”工作组组长、肇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志坚在碰头会上拍了桌子，“现在已经死了4个人，都是不明不白的。虽然家属不同意解剖，但从鱼塘的情况看，人为投毒的可能性很大！” “可我觉得不对劲。”金利镇派出所的老刑警刘建国皱着眉，“如果是投毒，怎么能投得这么广？四个村子都有病例，涉及几十户人家。而且毒鼠强毒性烈，吃了马上就发作，可这几个死者，有的是在路边走，有的是在家里做饭，根本不是集中发病。更奇怪的是，一家人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偏偏只有老人和孩子死了，年轻人却没事，这不符合投毒的规律。” 刘建国的话让会议室陷入了沉默。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又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最终，周志坚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方面加大巡逻力度，排查可疑人员；另一方面，继续做家属的工作，必须争取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从那天起，金利镇的主要街道、村与村之间的路口，都出现了巡逻队员的身影。他们穿着制服，带着手电筒和橡胶棍，24小时轮班值守。刘建国负责要卖村的巡逻，有天深夜，他和队员小张走在村道上，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妇女，低着头快步往前走。 “谁？站住！干什么的！”刘建国大喝一声，手电筒的光柱直射过去。那妇女吓得一哆嗦，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慌乱。“我……我肚子疼，出来上趟厕所。”她的声音细细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看他们。 刘建国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中等身材，脸上带着农村妇女常见的风霜，手里攥着一个深色的布包。“这么晚了，上完厕所赶紧回家，别在外头晃。”他没多想，这段时间夜里出来上厕所的村民不少，大家都怕家里的厕所“不干净”。他挥了挥手，带着小张继续往前走。 他不知道，这个自称“肚子疼”的妇女，正是这场噩梦的始作俑者；更不知道，她手里的布包里，装着足以致命的毒药。这段被忽略的插曲，让投毒者的罪恶又延续了一个多月。 巡逻持续了三个星期，可死亡案件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到9月中旬，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人，中毒入院的有60多人。消息传到省里，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亲自从广州赶来，在三药管理区的临时指挥部坐镇，立下“问题不解决，绝不回省城”的军令状。国家公安部也派来了工作组，带着全国顶尖的刑侦和法医专家，加入侦破队伍。 9月16日早晨，要卖村的小男孩陈泽辉，攥着母亲给的五毛钱，跑到村头的小食店买粥。食店老板李嫂舀了一碗热腾腾的瘦肉粥，递给他：“阿辉，慢点喝，刚煮好的。”陈泽辉点点头，捧着粥碗往家走。回到家，他把粥分成两半，一半给了正在缝衣服的母亲，自己端着另一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陈泽辉突然抱着肚子尖叫起来，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口吐白沫。母亲吓得魂飞魄散，抱着他就往卫生院跑，可刚到门口，孩子就没了呼吸。而她自己，因为只吃了小半碗粥，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病例让专家组眼前一亮，同一碗粥，吃得多的孩子死了，吃得少的母亲没事，这高度符合中毒的特征！医疗专家组组长、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张教授立刻找到陈泽辉的母亲：“大姐，孩子死得蹊跷，只有解剖才能查出来是怎么死的，才能抓住凶手，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可陈泽辉的母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我娃不能被开膛破肚！他是被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的，不用解剖我也知道！”任凭张教授和民警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同意。专家组没办法，只能对陈泽辉的尸体进行体表检验，指甲发绀、瞳孔缩小、口腔有异味，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但具体是什么毒，还是查不出来。 此时，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人，中毒入院的83人里，有10人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公安部工作组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一周内找到突破口！所有警察全部下到一线，走访所有病人和家属，采集样本，排查线索。 刘建国负责走访住院病人，那段时间，他几乎没合过眼。白天，他在医院里挨个询问病人发病前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去过哪里，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晚上，他和同事们整理笔录，绘制病人住宅的平面图，分析可能的中毒地点。为了采集样本，他和同事们几乎成了“专职护理”，病人一有呕吐物、排泄物，他们立刻用特制的容器接好，马不停蹄地送到检测中心。 “那段时间，我们身上的味儿比医院的厕所还难闻。”后来刘建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眼圈还会发红，“有个病人呕吐得厉害，吐了我一身，我连擦都没擦，先把样本装好。回到家，我老婆不让我进门，说我身上有‘毒’，连孩子都不让我抱。我只能在门口的柴房睡，每天用肥皂洗三遍澡，可那股味儿好像渗进骨头里了。” 更折磨人的是心理压力。有几个民警因为连续熬夜，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吓得以为自己也中了毒，赶紧跑去做检查，结果都是虚惊一场。刘建国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天晚上，他在整理笔录时，突然觉得手脚发麻，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也中招了”，后来才发现是蹲在地上太久，血液循环不畅。 警察们采集了大量样本：死者的衣物、饮食器具、呕吐物、现场发现的毒鼠强空瓶、甚至是村里的井水、鱼塘水、庄稼叶子。可因为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样本送到检测中心时已经变质；少数能检测的样本，也没查出明确的毒物，只在几只死鸡的胃里发现了氟乙酰胺，一种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剧毒农药，但在农村很常见，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案件再一次陷入僵局。10月初，联合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周志坚拍着桌子说：“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说服家属同意解剖！这是唯一的出路！”这一次，民警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只找死者直系亲属，而是请出村里的老人、宗族长老一起劝说。在农村，宗族的力量比政府的话更管用。 要卖村的宗族长老陈老爷子，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民警们找到他，把死亡人数、中毒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还带他去医院看了那些在重症监护室里挣扎的病人。“陈老爷子，”刘建国握着他的手，“现在不是讲老规矩的时候了。再不查清楚，可能整个村子的人都要遭殃。您老出面，帮我们劝劝家属，行吗？” 陈老爷子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他带着几个宗族长辈，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用“为全村人保命”的理由，终于说服了6户死者家属。10月8日，这6具尸体被送往肇庆市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全面解剖。当解剖报告出来时，所有参与侦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死者体内都检测出了不明来源的剧毒物质，但具体成分，还需要更专业的检测。 10月17日，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处的民警，带着这些关键检材，死猪死鸡的胃内容物、陈泽辉吃剩的米粥、死者的脏器组织、立新公司的水样，连夜赶往北京，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负责此次检验的，是我国毒物检验领域的权威专家——冯世珍。 冯世珍这个名字，在刑侦系统里几乎无人不晓。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她就扎根在毒物检验第一线，近30年里，经她手检验的中毒案件检材不计其数。这些检材里，有高度腐败、蛆虫满爬的尸体脏器，有携带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死者体液，还有致癌的剧毒化学试剂。她的实验室里，常年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可她从来没抱怨过——用她的话说，“每一份检材里都藏着真相，我不能辜负死者的期待”。 2000年退休后，因为工作需要，她又被中心返聘，继续战斗在一线，直到2004年因病去世。后来，公安部追授她“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她的同事们都说：“冯老师这辈子，是把命都献给毒物检验了。” 当广东的民警把案情和检材交给冯世珍时，她立刻皱起了眉头。“之前的检测排除了毒鼠强、有机磷，只在鸡胃里发现了氟乙酰胺，但人畜的症状比单纯的氟乙酰胺中毒更复杂。”她戴上老花镜，仔细翻看解剖报告，“这些检材很关键，必须尽快检验，不能耽误时间。” 冯世珍首先对检材进行分类处理。她知道，氟乙酰胺是水溶性毒物，无色无味，1984年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可因为成本低、毒性强，很多不法分子还在偷偷生产。1992年轰动全国的“灭鼠大王邱满囤案”，核心就是邱氏鼠药里含有氟乙酰胺，当时冯世珍就是主要的检验人之一，最终用科学数据证明了鼠药的毒性，让邱满囤二审败诉。 为了排除干扰，冯世珍采用了“空白对照法”，在检验检材的同时，用同样的试剂和步骤检验空白样本，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光是溶液萃取这一道工序，她就连续做了三天三夜，控制溶剂浓度、调节酸碱度、反复过滤提纯，每一个步骤都精益求精，稍微出一点错，就可能导致整个检验前功尽弃。 与此同时，她的同事何毅负责用气相色谱、气质联用等大型仪器，对萃取液进行逐项排除检测。10月29日，广东警方又送来一份新的检材，4天前突发死亡的村民陆某的脏器组织，冯世珍二话不说，立刻加入到新检材的处理中。 检验过程中，冯世珍的老毛病，关节炎犯了，膝盖肿得像馒头，每走一步都疼。同事们劝她休息，她却说：“广东那边还有人在等着，多耽误一天，就可能多一个受害者。”她把热水袋敷在膝盖上，继续坐在实验台前，直到完成所有检材的初步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万无一失，11月6日和10日，冯世珍将所有检材和对照样本，分两批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用核磁共振仪进行复核——这种仪器能精准检测出物质的分子结构，是当时最权威的检验手段之一。在邱满囤案中，就是军科院的核磁共振检测，最终证实了鼠药中的氟乙酰胺成分。 11月21日，军科院的检验结果送了回来。冯世珍拿着报告，和自己的检验数据逐一对比，当看到“所有项目完全吻合”时，她终于露出了笑容。当天下午，她就拨通了广东工作组的电话，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查出来了！是氟乙酰胺和氟乙酸钠，两种剧毒物质混合中毒！” 鉴定书很快发往广东：死猪死鸡的胃内容物、陈泽辉吃剩的米粥中，都检测出氟乙酰胺和氟乙酸钠；死者陈某的脏器组织中，检测出氟乙酸钠；鸡胃内容物中，还检测出少量毒鼠强。其余检材中，未发现这几种毒物，这就意味着，立新公司的排污虽然造成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是导致人畜死亡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凶手，是人为投毒！ 真相的方向终于明确。工作组立刻调整侦查方向，从“排查污染”转向“抓捕投毒者”。就在这时，一条关键线索传来，11月中旬的一天，金利镇一家小吃店的服务员，亲眼看到一个当地妇女，在吃完早餐后，偷偷往店里的公用水壶里倒了些白色粉末。 “那女人看着挺老实的，穿件灰布衫，手里拎着个黑布包。”服务员回忆说，“她倒完粉末就赶紧走了，我觉得不对劲，就报了警。”警方立刻对水壶里的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水中含有大量的氟乙酰胺和磷化锌——又是两种剧毒物质。 “投毒者就在我们身边！”周志坚在动员大会上说，“从投毒地点来看，她是无差别投毒，不管是亲戚还是陌生人，都可能成为目标。这种人极度危险，必须尽快抓获！” 最初，警方把排查重点放在了“邻里关系差、爱撒泼、不孝顺公婆”的妇女身上，按照常理，投毒者往往是因为积怨才作案。可排查了半个月，筛查了近百名符合条件的妇女，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可能搞错方向了。”公安部工作组的刑侦专家李警官提醒道，“这个投毒者能潜伏五个月不被发现，说明她很会伪装，邻里评价肯定很好，这样才能降低别人的警惕。你们反过来想想，那些‘老实本分、人缘好’的妇女，有没有可疑的？” 这个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僵局。警方重新梳理线索，让小吃店服务员对重点嫌疑人的照片进行辨认。当看到42岁的要卖村妇女杜润琼的照片时，服务员立刻指着说：“就是她！我认得她的脸！” 杜润琼，小学三年级文化，平时在村里以“老实本分”着称，孝顺公婆，和邻居相处和睦，谁也没想到她会和投毒案联系起来。警方立刻对她展开外围侦查，发现她有个19岁的儿子叫汤友华，母子俩经常在夜里一起出门，行踪诡异。更重要的是，有村民反映，杜润琼最近经常去镇外的庙里求签，还买过不少“老鼠药”。 12月7日，警方在杜润琼的家中，将她和儿子汤友华一举抓获。当民警冲进家门时，杜润琼正在用铝锅搅拌一些白色粉末，旁边的袋子里，装着已经拌好毒药的大米。看到民警，她没有挣扎，只是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的。” 在审讯室里，杜润琼的表现让所有预审员都目瞪口呆。面对提问，她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觉得荒谬至极。“我不是故意杀人，我是在避灾。”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经常去庙里求签，有一次抽到签文，写着‘呼调正当朝上后，这般家境乐无恙’，我觉得这是菩萨告诉我，要铲除社会上的坏人丑事，我的家才能平安。” 她还说，后来又抽到一支签，写着“让国江山守阳光”，她把这理解为“如果再不行动，就会把江山让出去，只能在家守着阳光，遗臭万年”。就是这两句被她曲解的签文，让她动了“杀人避灾”的念头。她觉得，只要“除掉”一些人，就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甚至能“拯救”整个村子。 为了实施投毒，她鼓动19岁的儿子汤友华和她一起干。从1995年6月开始，母子俩先是购买了甲胺磷农药，投放到村里的鱼塘里，看着鱼大批死亡，杜润琼觉得“灾气开始消散”，于是变本加厉。后来，她又买到了含氟乙酰胺和氟乙酸钠的毒鼠药，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投毒。 “我们一般晚上出门，”杜润琼交代，“把毒药抹在蔬菜叶子背面，灌进牛嘴里，用米、猪油渣拌着毒药到处撒。后来觉得这样太慢，就往小吃店的粥里、村民家的厨房里投。”她甚至为了方便携带，买了2300多个毒鼠强的空瓶子，用来装自己混合的毒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在鱼塘边发现毒鼠强空瓶，却检测不到毒鼠强成分。 审讯到这里，刘建国突然想起了那个深夜巡逻时遇到的妇女，穿灰布衫、拎黑布包、说自己肚子疼，那不就是杜润琼吗？如果当时他能多留个心眼，检查一下她的布包，或许就能早一点阻止这场悲剧。想到这里，刘建国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眼里满是自责。 12月11日，警方将从杜润琼家中搜出的铝锅、背包、毒大米等物品，再次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结果显示，铝锅上残留着氟乙酰胺，毒大米中含有大量氟乙酸钠，背包里也检测出毒物成分，铁证如山。 根据杜润琼的供认和警方的侦查，这场持续五个月的投毒案，共造成163人次中毒，18人死亡，243头猪、3000多只鸡、300多条鱼、10头牛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80多万元。死者中，有老人，有孩子，有刚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和杜润琼无冤无仇，却因为她荒诞的念头，失去了生命。 1995年12月26日，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以投毒罪判处杜润琼、汤友华死刑。面对判决，母子俩竟然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杜润琼在上诉状里写道：“我是为了避灾，不是故意杀人，请求法院从轻发落。” 1996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月8日，杜润琼和汤友华被押赴金利镇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杜润琼看着远处的观音庙，嘴里还在念叨着签文，直到枪声响起，她荒诞而罪恶的一生，终于画上了句号。 第133章 宿州“采花大盗”覆灭记 2009年的元宵节刚过，皖北大地还裹在料峭的寒意里。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城乡结合部，多数青壮年还没从春节的慵懒中缓过神，便已扛起行囊奔赴南方的工地，只留下老人、孩子和守着空房的妇女。2月9号这天，夜色比往常更沉，墨色的云团压得很低，把月亮遮得严严实实，连狗吠声都透着几分瑟缩。谁也没想到，这看似寻常的夜晚，会成为一场长达一年半的噩梦的开端。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在寂静的居民区里若有若无地回荡。家住纺织厂家属院的王秀兰（化名）翻了个身，把被子往脖子里紧了紧。丈夫在附近的煤矿上夜班，这种独守空房的夜晚，她早已习惯。只是今晚格外冷，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煤渣的味道，吹得窗帘轻轻晃动。 迷迷糊糊间，一束刺眼的白光突然穿透了眼皮。那不是路灯的昏黄，也不是月光的清辉，是手电筒特有的、带着压迫感的强光。王秀兰的睫毛颤了颤，以为是丈夫提前下班，或许是矿上临时换班了。她没睁眼，喉咙里发出带着睡意的嘟囔：“回来了？锅里温着粥，饿了就先喝点。” “嗯。”一个粗嘎的男声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陌生的沙哑。 就这一个字，让王秀兰的睡意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她猛地睁开眼，眼前却是一片漆黑，那束强光不知何时移开了，只留下视网膜上淡淡的残影。丈夫的声音她听了十几年，浑厚中带着点烟酒的醇厚，绝不是这种像砂纸磨过的质感。 “你是谁？”王秀兰的声音已经开始发颤，她下意识地往床边挪了挪，手悄悄伸向枕头下的手机。那里藏着她最后的安全感，是遇到急事时能联系外界的唯一纽带。 还没等她的手指触到手机的冰凉外壳，一把尖利的东西就抵在了她的脖子上。不是冰凉，是带着金属特有的寒意，刃口锋利得仿佛下一秒就要割破皮肤。王秀兰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颈动脉在刀刃下剧烈跳动，每一次搏动都带着死亡的恐惧。 “不许喊，不许开灯。”男人的声音贴着她的耳朵传来，呼吸里有廉价烟草和隔夜馒头的味道，“敢出声，我就一刀抹了你的脖子。” 王秀兰的后脊骨瞬间爬满了寒意，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连话都说不完整：“你……你要什么？钱……我家里有钱，都给你。”她的目光扫过隔壁房间的方向，那里的小床上，七岁的女儿正睡得香甜，小嘴巴还微微张着，偶尔发出一声梦呓。为了孩子，她必须冷静，必须稳住这个歹徒。 男人似乎对她的顺从很满意，刀刃稍稍离开了些，但依旧保持着威胁的姿态：“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别耍花样。” 王秀兰摸索着爬起来，不敢开灯，只能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指给男人放钱的地方。衣柜最底层的铁盒子里，是她攒了大半年的生活费，一共三千二百块；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丈夫前年给她买的银镯子，还有女儿满月时外婆送的长命锁；就连床底砖缝里，她都抠出了藏着的五百块私房钱。 那是她准备给女儿买新书包的钱。 男人的动作很利落，翻找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显然是早有准备。他把钱和首饰塞进随身的黑色布袋里，拉链拉得飞快，发出“刺啦”一声轻响。王秀兰的心稍稍放下了些，以为他拿到钱就会离开，只要能保住女儿，这些身外之物都不算什么。 可她想错了。男人把布袋往肩上一甩，又转过身逼近床边，阴影把她完全笼罩住。“钱我拿走了，但还有件事没办。”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猥琐的笑意，“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把你女儿叫过来陪我睡一觉；要么，你替她。” “不！”王秀兰的尖叫被男人死死捂住嘴，只能发出“呜呜”的呜咽。她拼命摇头，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砸在被子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女儿是她的命，是她在这空荡的房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绝不能让孩子遭受这种噩梦。 “别逼我。”男人的手越收越紧，刀刃再次抵住了她的下巴。王秀兰能感觉到他粗糙的掌心沾着泥土，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油腻感。她看着隔壁房间门缝里透出来的、女儿床头小夜灯的微弱光芒，咬了咬牙，用力点了点头。 那一夜，对王秀兰来说，是漫长而屈辱的煎熬。男人的动作粗暴而急促，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着些不堪入耳的话。她闭着眼，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掌心，把所有的泪水和痛苦都咽进肚子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等他走了，一定要报警，一定要抓住这个畜生。 不知过了多久，男人终于发泄完。他整理着衣服，却没有立刻离开，反而坐在床边，用刀背轻轻拍了拍王秀兰的脸：“别怕，我不会杀你。”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聊天，说自己今天在菜市场被小贩坑了，说天气太冷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甚至问王秀兰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王秀兰浑身僵硬地躺着，一句都没接。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的情绪激怒对方。她默默数着时间，一秒，两秒，三秒……直到男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快半个小时，才站起身，拿着他的布袋，悄无声息地从窗户翻了出去。 直到窗外传来远去的脚步声，王秀兰才像脱力一般瘫倒在床上，抱着被子嚎啕大哭。她哭了足足十分钟，才强撑着爬起来，用颤抖的手拿起手机。凌晨一点十五分，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的报警电话里，传来了她带着哭腔的报案声。 接到报案后，刑侦大队的李建国队长带着队员五分钟就赶到了现场。警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在寂静的家属院里格外刺耳。李建国今年四十多岁，脸上刻着常年办案留下的风霜，他一进房门，就闻到了空气中残留的烟草味和淡淡的血腥味。 “保护好现场，技术队赶紧取证。”李建国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一边安抚浑身发抖的王秀兰，一边仔细询问案情。可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全程没有开灯，王秀兰根本没看清歹徒的样貌，只知道对方是个男性，声音沙哑，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唯一的线索，就是歹徒作案后留下的dNA。 抢劫后强奸，强奸后还聊心事。 技术队的队员们在房间里忙碌着，紫外线灯把房间照得一片幽蓝。他们在窗台上提取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在门把手处找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还小心翼翼地收集了歹徒留下的生物样本。“李队，这歹徒挺狡猾，现场清理得很干净，除了这些，没留下别的痕迹。”技术组组长老张皱着眉头说。 李建国走到窗边，推开那扇老旧的木窗。窗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两旁堆着居民丢弃的杂物，巷子尽头连接着一条更宽的马路。“小区里的监控呢？”他问跟在身后的社区民警。 “别提了李队，这是老家属院，监控早就坏了，去年就报上去要修，一直没批下来经费。”社区民警一脸无奈，“周边马路上的监控倒是有，但覆盖范围有限，估计很难拍到他的行踪。” 线索就此中断。李建国把技术队提取到的样本立刻送到了市局的dNA实验室，可当时的dNA数据库远没有现在完善，全市的前科人员数据还在逐步录入中，想要通过dNA比对锁定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先扩大排查范围，重点走访周边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有抢劫、强奸前科的。”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拍了板，“这案子性质太恶劣，持刀入室、抢劫强奸，必须尽快破案，不然老百姓都没法安心睡觉。” 民警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排查。纺织厂家属院有三百多户人家，周边三个村庄还有两千多户，他们白天走访，晚上蹲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可一周过去了，排查工作毫无进展，那个神秘的歹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就在警方的排查陷入僵局时，2月16号晚上，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报案人是住在城郊大店镇的刘梅（化名），她的遭遇，和王秀兰几乎如出一辙。 刘梅的家在大店镇最南边的刘庄，是一座带院子的砖瓦房。丈夫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做钢筋工，一年到头只回一次家，家里就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子。2月16号那天，她给大儿子过完十岁生日，哄着两个孩子睡下后，自己也早早躺到了床上。院子里的大黄狗在门口趴着，时不时发出一声低吠，这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夜里十一点多，大黄狗突然狂吠起来，叫声急促而凄厉，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刘梅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刚想下床去看看，就听到院子大门被“哐当”一声撞开的声音，紧接着是大黄狗的惨叫。 显然，狗被制服了。 恐惧像潮水一样涌来，刘梅赶紧用被子捂住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她摸索着把两个孩子往床里面推了推，用身体挡住他们。很快，卧室的门被人用撬棍撬开了，一道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进来，在房间里乱晃。 “别出声，出来！”男人粗嘎的声音响起，和王秀兰描述的一模一样。刘梅吓得浑身发抖，刚想求饶，一把冰凉的菜刀就架在了她的脖子上。“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然我就对孩子不客气。”男人的目光扫过床上的两个孩子，眼神里的威胁让刘梅魂飞魄散。 为了孩子，刘梅只能顺从。她哆哆嗦嗦地拿出藏在炕席下的两千块钱，那是丈夫刚寄回来的生活费；又从衣柜的夹层里翻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她的陪嫁，一对银镯子和一个金戒指。男人把钱和首饰塞进布袋，动作熟练得让人心惊，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拿到财物后，男人并没有离开，而是用刀指着刘梅：“你跟我到外屋去，别吵醒孩子。”刘梅知道他想干什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跪下来求他：“我求求你，放过我吧，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妈。” “少废话！要么你自己走出去，要么我把孩子弄醒。”男人的语气不容置疑。刘梅看着床上熟睡的儿子，咬了咬牙，跟着他走出了卧室。外屋的桌子上还放着儿子生日剩下的蛋糕，奶油已经凝固，像是凝固的眼泪。 在遭受侵犯的过程中，刘梅的手无意中碰到了男人的脸。那是一张瘦削的脸，颧骨高得硌手，下巴上的胡茬又硬又扎，像是路边的野草。她还摸到了男人的胳膊，瘦得全是骨头，皮肤粗糙，布满了老茧。这些触感，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她的脑海里。 事后，男人果然和王秀兰遇到的一样，拉着刘梅聊起了天。他坐在炕沿上，说自己以前也在上海打工，老板欠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跑了，他只能一路乞讨回来；说现在的钱难挣，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还问刘梅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帮他也找个活。 刘梅全程低着头，一声不吭。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的情绪激怒对方。直到男人聊了快半个小时，才站起身，拿着布袋，从院子的后门走了。刘梅瘫坐在地上，过了好久才缓过劲来，她冲进卧室，抱着两个孩子嚎啕大哭。天亮后，她才鼓起勇气，拨通了报警电话。 李建国接到报案后，立刻带着队员赶了过去。看到刘梅家院子里奄奄一息的大黄狗，他的脸色更加凝重。 这歹徒不仅狡猾，还心狠手辣，为了作案竟然对一条狗下毒手。在询问案情时，当刘梅说出自己摸到歹徒面部特征的细节时，李建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再仔细想想，他的脸还有什么特征？比如眼睛大小、鼻子形状，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李建国拿出纸笔，一边问一边记录。 刘梅皱着眉头，努力回忆着：“他的眼睛不大，是单眼皮，眼窝有点深；鼻子有点塌，鼻孔有点外翻；脸上没看到明显的疤，但皮肤很粗糙，像是经常在外面风吹日晒的。他的声音特别沙哑，像是感冒了一样，又像是长期抽烟抽的。” 这些细节，让歹徒的形象在警方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技术队根据刘梅的描述，对之前的模拟画像进行了修改，画出了一张更精准的画像。画像上的男人，瘦高个，高颧骨，单眼皮，塌鼻子，下巴上满是胡茬，看起来阴沉而猥琐。 “立刻把这张画像印发下去，每个乡镇、每个村庄都要贴到，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李建国下达了命令。很快，宿州的大街小巷、村头巷尾，都贴上了这张“采花大盗”的模拟画像，下面还印着警方的举报电话和奖励金额，提供有效线索者，奖励一万元。 举报电话很快就被打爆了，每天都有几十个群众打来电话，反映可疑人员。有的说邻村有个男人和画像很像，有的说菜市场有个流浪汉符合特征，还有的说自己的远房亲戚就是这个样子。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逐一核实这些线索，每天跑遍各个乡镇，累得脚不沾地。 有一次，群众举报说在符离集镇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有个男人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而且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李建国带着队员立刻赶了过去，把废品收购站围得水泄不通。可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那个男人是个残疾人，双腿不方便，根本不可能完成入室抢劫、翻窗逃跑的动作。线索又一次中断了。 排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警方先后核实了上百条线索，锁定了几十个可疑人员，可最终都排除了嫌疑。那个神秘的歹徒，就像空气一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花大盗”的消息在宿州越传越广，各种谣言也开始四起。 有的说歹徒会飞檐走壁，能悄无声息地爬进二楼的窗户；有的说歹徒有夜视眼，晚上不用开灯也能看清东西；还有的说歹徒是个变态杀人狂，只是还没动手杀人而已。一时间，宿州的独居妇女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在埇桥区的纺织厂家属院，晚上八点多街上就看不到一个人影了。家家户户都把门窗锁得严严实实，有的甚至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妇女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手里拿着菜刀、擀面杖等防身武器；有的人家还专门买了狼狗，放在院子里看家护院。社区里的张大妈说：“现在晚上连厕所都不敢去，生怕一开门就遇到那个畜生。” 为了缓解群众的恐慌情绪，警方加大了巡逻力度。每天晚上，警车都会在各个社区、村庄之间巡逻，警笛声整夜不停。民警们还挨家挨户地走访，给独居妇女发放安全防范手册，教她们如何加固门窗、如何应对突发情况。在一些偏远的村庄，警方还组织村民成立了巡逻队，每晚拿着手电筒和木棍在村里巡逻。 或许是警方的巡逻力度太大，或许是群众的防范措施太严，从2月下旬开始，那个歹徒竟然真的销声匿迹了。直到4月底，宿州都没有再接到类似的报案。有人说歹徒已经离开了宿州，去了别的地方作案；有人说歹徒被警方的声势吓住了，不敢再露头了；还有人说歹徒可能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伙灭口了。 李建国却不这么认为。他分析，歹徒之所以暂时停止作案，很可能是在等待时机。“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不可能轻易放弃。现在我们巡逻紧，群众防范严，他没有下手的机会，一旦我们放松警惕，他肯定会再次作案。”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强调，“巡逻力度不能减，排查工作也不能停，一定要盯紧了。” 可现实情况是，警方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排查工作没有进展，队员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月，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局里的经费有限，大量的巡逻和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时间下去根本支撑不住。无奈之下，李建国只能调整策略，减少了公开巡逻的频次，转而采取便衣蹲点的方式，在重点区域进行监控。 果然，李建国的判断没错。进入5月份，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人们的防范意识也随着气温的升高慢慢松懈了。有的村民觉得“采花大盗”可能真的走了，晚上睡觉不再锁窗户；有的妇女晚上独自去田里干活，也不再特意叫上邻居。而这，恰恰给了歹徒可乘之机。 5月12号晚上，埇桥区符离集镇的赵桂英（化名）遭遇了不幸。赵桂英的丈夫在外地开货车，她一个人守着家里的小卖部。小卖部就在路边，晚上睡觉时，她通常会把卷闸门拉下来一半，留个缝隙通风。那天晚上，她太累了，忘记把卷闸门拉严，就睡着了。 歹徒就是从卷闸门的缝隙里钻进来的。他先是在小卖部里翻找钱财，把收银台里的两千多块钱都装进了布袋。随后，他摸到了赵桂英的卧室，用刀抵住了她的脖子。赵桂英的遭遇，和王秀兰、刘梅一模一样，被抢劫后又遭到了强奸，事后歹徒还拉着她聊了半个小时的天。 这一次，警方提取到的dNA样本，与前两起案件完全吻合。“确定是同一个人作案！”dNA实验室的结果传来时，李建国既愤怒又兴奋。愤怒的是歹徒的嚣张跋扈，竟然敢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再次作案；兴奋的是案件的连贯性得到了证实，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总有一天能抓住他。 从5月到10月，歹徒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在宿州的城乡结合部和周边乡镇流窜作案。他从不选择同一个村庄或小区连续作案，每次得手后就立刻转移；他作案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是凌晨一两点，有时是深夜十一点多；他还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作案方式，夏天的时候就从窗户翻进去，冬天的时候就撬门而入。 短短半年时间里，警方先后接到了二十多起报案。受害者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独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居住的地方要么是老旧小区，要么是偏远村庄，安防措施薄弱。每一位受害者都遭受了抢劫和强奸，每一位受害者都提到，歹徒在事后会和她们聊天，内容五花八门，从家长里短到社会新闻，仿佛不是刚刚施暴的罪犯，而是一个寻常的路人。 这些案件的发生，让宿州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省厅专门派来了刑侦专家，协助指导破案。在专家的主持下，专案组对所有案件的细节进行了重新梳理，得出了更精准的嫌疑人画像： “第一，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固定职业。从作案时间来看，他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可能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睡觉，不符合有固定工作的特征；第二，性格内向，内心孤独。每次作案后都要和受害者聊天，说明他极度缺乏与人交流的机会，渴望倾诉；第三，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能准确避开监控，作案后清理现场，说明他可能有前科，或者受过相关的打击处理；第四，不是穷凶极恶之徒。虽然每次都持刀，但从未伤害过受害者的性命，刀具更多是用来威胁和恐吓。” 根据这个画像，警方再次调整了排查方向，重点排查辖区内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固定职业、有盗窃或抢劫前科的男性。这一次，排查范围缩小了很多，先后锁定了五十多个可疑人员。民警们逐一提取了他们的dNA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比对，可结果却一次次让人失望，没有一个人的dNA能和歹徒的样本匹配。 案情再次陷入了僵局。李建国看着办公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案卷，感觉头皮都发麻。每一份案卷里，都记录着受害者的血泪，每一张模拟画像上，都印着歹徒嚣张的影子。他有时候会想，这个歹徒到底藏在哪里？他是不是就混在排查过的人群里，正用嘲讽的眼神看着警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2010年的7月。宿州的夏天格外炎热，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和泥土的味道。歹徒的作案频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依然在断断续续地作案，截至7月底，报案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四十多人。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上。 7月31号凌晨三点，一阵轻微的“吱呀”声，把住在埇桥区朱仙庄镇的沈桂芳（化名）从睡梦中惊醒。沈桂芳今年三十八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丈夫在深圳打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军人的警惕性让她瞬间绷紧了神经，她没有立刻起床，而是闭着眼睛，仔细听着屋里的动静。 脚步声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从客厅慢慢挪到了卧室门口。沈桂芳能感觉到，有人正透过门缝往里看。她悄悄握住了枕头下的水果刀，那是她每天晚上都会放在身边的，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为了削水果方便，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谁？”沈桂芳突然开口，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威严。门外的脚步声猛地停住，随后，一个黑影猛地推开门，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直接冲到了床边。 “别动！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男人的声音沙哑，和之前受害者描述的一模一样。 沈桂芳没有像其他受害者那样惊慌失措。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眼神锐利地盯着歹徒：“你想干什么？抢劫？还是想耍流氓？”她的目光扫过歹徒的脸。 因为卧室里开着小夜灯，她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样貌：瘦高个，颧骨突出，下巴上满是胡茬，眼睛里透着贼光。 歹徒被她的气势吓了一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把菜刀往床头柜上一拍：“少废话！赶紧拿钱，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沈桂芳冷笑一声，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掀开被子下了床：“我告诉你，我当过五年兵，别说你拿把菜刀，就是拿把枪，我也不怕你。你有手有脚，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一边说，一边慢慢靠近歹徒，“你知道抢劫强奸是什么罪名吗？最少判十年，情节严重的，无期甚至死刑！” 歹徒被她说得脸色发白，握着菜刀的手开始发抖。他没想到，这次遇到的不是胆小懦弱的妇女，而是个硬茬子。他往后退了一步，色厉内荏地喊道：“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砍人了！” “你砍一个试试！”沈桂芳猛地往前跨了一步，一把抓住了歹徒的手腕。她的力气很大，是常年干农活和当兵练就的，歹徒根本挣脱不开。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歹徒彻底慌了，他用力挣扎着，想要摆脱沈桂芳的手。“放开我！放开我！”他一边喊，一边用膝盖去顶沈桂芳的肚子。沈桂芳忍着疼痛，反手将他的胳膊拧到身后，疼得歹徒“嗷嗷”直叫。 就在这时，隔壁房间的大儿子被吵醒了，带着哭腔喊道：“妈，怎么了？”沈桂芳怕孩子受到惊吓，分神喊了一句：“没事，你赶紧回床上睡觉！”就是这一瞬间的疏忽，歹徒猛地用力，挣脱了她的束缚，跌跌撞撞地跑到窗边，推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沈桂芳追到窗边时，歹徒已经顺着墙根跑出了院子，消失在夜色里。她没有贸然去追，而是立刻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遇到那个‘采花大盗’了！我看清他长什么样了！” 接到报案的李建国，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当他听到“看清样貌”这四个字时，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笔扔出去。他带着队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沈桂芳家。 沈桂芳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详细地向警方描述了歹徒的样貌：“身高大概一米七，特别瘦，颧骨很高，眼睛不大，是单眼皮，鼻梁有点塌，下巴上有胡茬，看起来得有三十多岁。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上面有个破洞，裤子是蓝色的工装裤，鞋子是黑色的胶鞋。” 根据沈桂芳的描述，画像专家立刻对之前的模拟画像进行了修改。这一次，画像变得无比精准，每一个特征都清晰可辨。李建国拿着新的画像，激动地说：“同志们，突破口来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新的侦破方案：一方面，将新的画像大量印发，张贴在宿州的各个乡镇、社区、菜市场、火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分析歹徒的作案规律，推断他下一步可能的行动。 他抢了那么多金银首饰，肯定要找地方变现，而金店，就是他最可能去的地方。 民警们分成了两组，一组拿着画像在全市范围内走访排查，另一组则重点走访各大金店、首饰回收店。李建国亲自带队，走访了埇桥区的二十多家金店。他给每一家金店的老板和店员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叮嘱他们一旦发现有人拿着可疑的金银首饰来出售，并且样貌和画像相似，立刻报警。 时间一天天过去，线索却依然寥寥无几。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8月12号下午，李建国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金店老板打来的，语气急促：“李队，你们要找的人，可能来我店里了！” 李建国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你看清楚了吗？是不是和画像上的人一样？” “错不了！颧骨很高，穿的灰色t恤，和画像上一模一样！他来卖一个银镯子，还有一个长命锁，我看着可疑，就以‘需要鉴定纯度’为由，把他稳住了，他现在还在我店里呢！” “好！你千万别惊动他，我们马上到！”李建国挂了电话，带着队员，拉响警笛，朝着金店的方向疾驰而去。 十五分钟后，警车停在了金店门口。李建国带着队员，悄无声息地冲进了金店。此时，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瘦高男人正坐在柜台前，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不耐烦地催促着店员：“好了没有啊？我还等着用钱呢！” 李建国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他使了个眼色，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形成了包围之势。“不许动！警察！” 男人猛地抬起头，看到穿着警服的民警，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想要起身逃跑，却被身边的民警一把按在了椅子上。冰冷的手铐铐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刻，他浑身瘫软，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你们……你们抓我干什么？我没犯法！”他还在试图狡辩。 李建国走到他面前，拿出那张精准的画像，放在他眼前：“你看看这是谁？从2009年2月到现在，四十多起入室抢劫强奸案，都是你干的吧？” 男人看着画像，又看了看李建国，嘴唇哆嗦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这个男人，就是让宿州百姓谈之色变的“采花大盗”——单春。1974年出生，安徽固镇县人，无固定职业，有盗窃前科。 警方立刻对单春进行了dNA采样，检测结果显示，他的dNA与四十多名受害JY样本完全吻合。铁证如山，单春再也无法抵赖。在审讯室里，他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单春的童年，是在贫困和屈辱中度过的。他出生在固镇县的一个偏远村庄，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读过一天书。单春从小就长得瘦弱，性格又内向，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欺负，骂他“小叫花子”，抢他的午饭。他不敢反抗，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久而久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孤僻，不愿意和人交流。 初中没毕业，单春就辍学回家，跟着父母种地。十七岁那年，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本以为结婚后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可他没文化、没手艺，只能靠在工地上搬砖、在田里种地挣钱，收入微薄，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妻子渐渐对他失望，经常和他吵架，骂他“没出息”“窝囊废”。 2000年，单春在工地上认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那些人每天不干活，却穿着光鲜，花钱大手大脚。在他们的引诱下，单春动了歪心思，跟着他们一起干起了盗窃的勾当。一开始只是偷点鸡狗牛羊，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偷村民家里的财物。 2003年，单春在一次盗窃时被警方抓获，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监狱里的生活，让他更加自卑。其他犯人都嘲笑他“没本事，只会偷鸡摸狗”，他被孤立在角落，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2006年，单春刑满释放。他本以为回家后能得到家人的安慰，可等待他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和父母的冷漠。妻子说：“你蹲过监狱，我和孩子跟着你抬不起头，我们离婚吧。”父母也叹了口气：“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我们管不了你了。” 被家庭抛弃的单春，彻底陷入了绝望。他觉得全世界都在抛弃他，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他离开了固镇县，流落到宿州，打零工维持生计。可打工挣的钱太少，根本不够他抽烟喝酒，更不够他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开始怀念以前盗窃时“来钱快”的日子，也开始憎恨那些“过得比他好”的人，尤其是那些虽然丈夫不在身边，却依然有家庭、有孩子的独居妇女。 2009年2月，宿州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格外冷。单春没钱买煤取暖，也没钱吃饭，饿了两天两夜后，他终于动了邪念。他想起自己在纺织厂家属院看到的那个独居妇女（王秀兰），觉得她肯定有钱，于是就策划了第一起入室抢劫案。 “一开始我只是想抢点钱，”单春在审讯室里低着头，声音沙哑，“可看到她那么害怕，我就想起了我老婆以前骂我的样子，我就想报复，想让她也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单春既紧张又兴奋。他发现，那些独居妇女因为顾及名声，被侵犯后大多不敢声张，这让他更加肆无忌惮。他开始频繁作案，每次作案后都要和受害者聊天，因为他太孤独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被关注”。 “我知道她们怕名声不好听，不敢报警，”单春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残忍的得意，“所以我才敢那么大胆，想什么时候作案就什么时候作案。” 从2009年2月到2010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单春在宿州的埇桥、符离集、朱仙庄等多个乡镇流窜作案，疯狂作案四十多起，抢劫财物价值五万多元，对四十多名独居妇女实施了强奸。他以为自己能一直逍遥法外，却没想到栽在了沈桂芳这个“硬茬子”手里。 2011年6月3号，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单春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庭上，单春穿着囚服，低着头，不敢看台下那些受害者和她们的家属。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被告人单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刀入室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暴力、胁迫手段，多次强奸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强奸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单春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到“无期徒刑”这四个字，台下的受害者和家属们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泪水里，有委屈，有愤怒，更有解脱。压在她们心头一年半的噩梦，终于彻底结束了。 第134章 水泥封尸案 2009 年的深秋，豫西平原已经浸透着彻骨的凉意。10月17日这天，天空是灰蒙蒙的，铅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洛阳市关林镇的上空，风卷着路边的枯叶，在乡间小路上打着旋儿。下午 4 点来钟，夕阳的余晖勉强穿透云层，给西边的天空抹上一层淡淡的橘黄，却丝毫驱散不了田野间的萧瑟。 刘福村附近，正西高速旁的那座铁路桥底下，平日里少有人迹。桥身斑驳，爬满了青苔，桥下是一片废弃的空地，日积月累成了附近村民倾倒垃圾的地方，形成了一个足有半人深的垃圾坑。坑边散落着破旧衣物、塑料瓶，还有些施工后遗留的废弃建材，在风中散发着混杂着霉味和腐臭的气息。 此刻，两个身影正蹲在垃圾坑边，手里握着沉甸甸的铁钎和铁锤，对着一堆废弃的水泥块敲敲打打。这俩人是附近有名的拾荒者，一个姓王，一个姓李，都是五十多岁的年纪，皮肤黝黑粗糙，布满了裂口和老茧，那是常年风吹日晒、与坚硬水泥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俩人平日里就靠捡废弃水泥块为生。盖房、架桥的工地上，总会剩下些用不上的水泥构件，这些水泥块里大多绑着钢筋，钢筋可是硬通货，一斤能卖不少钱。他们的营生，就是把这些没人要的水泥块扛回来，用铁钎凿、用铁锤砸，硬生生把外层的水泥敲碎，取出里面的钢筋，再扛到废品收购站换钱，勉强糊口。 “老李，你看这堆，个头不小，里面的钢筋指定少不了。” 老王放下肩上的铁钎，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眼里透着一丝兴奋。他指了指垃圾坑中央那几块叠在一起的水泥块，表面还沾着些泥土和杂草，看起来是刚被人丢弃没多久。 老李点点头，抄起铁锤掂量了一下：“可不是嘛，这附近最近没听说有施工的，估摸着是哪个工地拉来倒这儿的。赶紧弄，趁着天还没黑，多砸出点钢筋，晚上还能喝两盅。” 俩人说着，就各自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蹲下，拿起家伙事儿开始忙活起来。铁锤砸在水泥块上，发出 “砰砰砰” 的沉闷声响，在空旷的桥底下回荡，震得俩人虎口发麻。水泥碎屑四溅，落在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白灰。 “这活儿真瓷实，砸了半天，连个钢筋的影子都没看着。” 砸了十几分钟，老王停下手里的活，揉了揉发酸的胳膊，有些不耐烦地抱怨。他砸开的那块水泥，断面平整，里面空荡荡的，别说钢筋了，连点铁丝都没有。 老李也皱起了眉头，手里的铁锤也慢了下来：“邪门了，这水泥标号看着不低，怎么连钢筋都不绑？怕不是豆腐渣工程吧，偷工减料也太离谱了。” 抱怨归抱怨，俩人舍不得放弃这到手的 “买卖”，歇了口气又接着砸。铁锤落下的频率越来越快，“砰砰” 声音越来越响。可越砸，俩人心里越觉得不对劲 ... 这水泥块听起来是空的，敲上去的声音发闷，不像实心的那么厚重。 “等等，你听这声儿。” 老李突然停下，侧着耳朵凑近一块刚砸开一道裂缝的水泥块。 老王也赶紧凑过去，屏住呼吸听了听。确实，里面传来的不是实心水泥的沉闷回响，而是一种隐约的、空洞的声音，还带着点说不出的诡异。 “这里面该不会有东西吧？” 老王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心里发毛。 老李咬了咬牙：“管它有啥，砸开看看就知道了。” 他抡起铁锤，瞄准那道裂缝狠狠砸了下去。“咔嚓” 一声脆响，水泥块应声裂开，分成了两半。就在裂开的瞬间，俩人都愣住了，脸上的表情瞬间从期待变成了惊恐。 裂开的水泥块里面，根本不是什么钢筋，而是一团软软乎乎、颜色暗沉的东西。借着微弱的光线仔细一看，那东西的轮廓隐约像是人的肢体，上面还沾着暗红色的痕迹，一股难以言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比垃圾坑的腐臭还要刺鼻。 “我的妈呀！” 老王吓得手一哆嗦，铁锤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往后退了好几步，差点摔进垃圾坑里。 老李也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手里的铁钎也拿捏不住了，“咚” 地一声砸在石头上。他瞪大眼睛看着那团东西，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活了大半辈子，俩人砸过无数水泥块，什么样的钢筋、什么样的杂质都见过，可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 水泥块里竟然藏着人！ “快…… 快报警！” 反应过来之后，老李的声音带着哭腔，拉着老王就往桥外跑。俩人魂飞魄散，连掉在地上的工具都顾不上捡，一路跌跌撞撞，朝着最近的村子跑去，那惊恐的呼喊声在空旷的田野间回荡。 下午 4 点 40 分，洛阳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同志！杀人了！铁路桥底下的水泥块里有人！” 老王的声音带着强烈的颤抖，语无伦次地描述着现场的情况。 案情重大！洛阳市公安局立刻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成立了 “1017 专案组”，由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挂帅，抽调了 80 多名精兵强将，包括刑侦支队的骨干、技术科的法医和痕迹检验人员，组成了一支侦查队伍，火速赶往现场。 警车的警笛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十几辆警车沿着乡间小路疾驰，很快就抵达了案发现场。民警们迅速拉起了警戒线，将垃圾坑周围封锁起来，禁止无关人员靠近。技术人员穿上勘查服，戴上手套和口罩，拿着勘查工具，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垃圾坑。 现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恶劣。垃圾坑内杂物遍地，气味难闻，那几块裂开的水泥块散落在坑中央，其中一块里面露出的尸块已经开始腐烂，场面触目惊心。法医蹲在旁边，仔细观察着尸块的状态，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大家小心点，仔细勘查，不要遗漏任何线索。” 专案组组长、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建军沉声说道，眼神锐利地扫视着现场。他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多年，破过无数大案要案，但像这样把尸体封在水泥块里的案件，还是第一次遇到。 就在技术人员对露出尸块的水泥块进行检验时，一名民警在旁边的一块更大的水泥块底下，发现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那是一个常见的白色蛇皮袋，上面沾着泥土和水泥碎屑，被沉重的水泥块压着，若不是仔细查看，很容易被忽略。 “张队，这里有个编织袋！” 民警喊道。 张建军立刻走了过去：“小心打开，注意保护痕迹。” 两名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移开上面的水泥块，拿起编织袋。袋子很沉，里面似乎装着不少东西。他们用剪刀轻轻剪开袋口，一股浓烈的腥臭味瞬间涌出，让人忍不住皱眉。 袋子里装的，竟然也是一块块的尸块！技术人员仔细清点，发现这些尸块大小不一，经过初步拼接，能看出是两具尸体的残骸。也就是说，这起案件中，竟然有两名受害者！ “好家伙，竟然杀了两个人，还分尸封在水泥里，这凶手也太残忍了！” 一名老民警忍不住感叹道。洛阳地区治安一向较好，如此恶性的杀人分尸案，多年来都未曾发生过，在场的民警们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夜幕渐渐降临，现场勘查工作还在紧张进行。警方调来照明设备，将垃圾坑照得如同白昼。法医们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尸块和相关物证收集起来，装进专用的物证袋，准备带回实验室进行详细检验。 “初步判断，两名受害者一男一女。” 法医组长向张建军汇报，“男性受害者年龄大约在 50 岁左右，身高 1 米 7 以上；女性受害者年龄 30 多岁，身高不足 1 米 6。尸块上有明显的锐器切割痕迹，致命伤暂时还无法确定，需要回去做进一步解剖检验。” “水泥块的检验结果怎么样？” 张建军问道。 “水泥块是普通的建筑用水泥，凝固时间大约在一周左右。我们在水泥块上提取到了一些指纹和掌纹，但比较模糊，需要技术科进行处理。另外，编织袋上也提取到了一些毛发和纤维，正在进行检验。” 痕迹检验员回答道。 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专案组召开了紧急案情分析会。“从抛尸地点来看，这里比较偏僻，平时很少有人来，说明凶手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 张建军说道，“将尸体封在水泥里，又用编织袋包裹，显然是为了掩盖罪行，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同时也增加警方查找尸源的难度。” “一般来说，杀人案无非是为情、为财、为仇这三种动机。” 刑侦支队副队长李卫国补充道，“如果是为财，比如抢劫、绑架，凶手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分尸封水泥太麻烦了。所以，情杀或者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是两名受害者，一男一女，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夫妻、情人，还是有其他关联？” 另一名侦查员提出了疑问，“凶手一次性杀害两个人，还如此残忍地处理尸体，说明他和受害者之间可能有很深的矛盾。” 经过讨论，专案组确定了下一步的侦查方向：第一，全力查找尸源，通过 dNA 比对、失踪人口排查等方式，确定两名受害者的身份；第二，以抛尸地点为中心，排查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所有村庄和居民区，寻找目击者和相关线索；第三，对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加急检验，争取获得凶手的相关信息。 排查工作立刻全面展开。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刘福村及周边的十几个村庄，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询问村民最近是否见过可疑人员或车辆，是否有亲友失踪。同时，警方还在周边地区张贴了协查通报，公布了受害者的大致特征，希望能获得群众的举报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排查工作进展缓慢。周边村庄的村民大多淳朴，很少有外出不归的情况，失踪人口排查也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人员。现场提取的指纹和掌纹经过技术处理，也没有在公安系统的数据库中找到匹配的信息。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10 月 29 号下午，一个电话打在了专案组的举报电话上，带来了新的线索。 “喂，警察同志，我看到你们贴的协查通报了，觉得上面说的两个人，有点像租我家房子的那对租户。” 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语气有些犹豫，又带着一丝不确定。 “大姐，你别急，慢慢说。” 接听电话的民警立刻精神起来，“你说说那两个租户的情况，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什么时候不见的？” “他们姓啥我记不太清了，男的好像是濮阳的，女的跟他一块来的。” 妇女说道，“男的看着有五十多岁，女的三十多岁，身高跟通报上写的差不多。他们年初的时候租了我的房子，后来农历二月份的时候，就再也没见过了，房租还欠了我半年的呢。”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眼前一亮。根据妇女提供的地址，张建军立刻带领几名侦查员，驱车赶往位于关林镇另一头的一个小村庄。 打电话的妇女姓邓，村民们都叫她邓大姐。见到民警，邓大姐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给他们倒了水，然后详细讲述了那两个租户的情况。 “那男的看着挺精明的，平时也不怎么说话，偶尔会出去揽点小工程，没活的时候就去集市上倒点水果卖。” 邓大姐回忆道，“女的就在村里的服装厂上班，挺勤快的，每天早出晚归。他们俩看着挺亲密的，像是夫妻，但我后来听村里有人说，好像不是正经夫妻，具体啥关系我也不清楚。” “他们是哪一年租的你的房子？最后一次见他们是什么时候？” 李卫国问道。 “就是年初租的，签了一年的合同。” 邓大姐说道，“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农历二月份，大概是阳历 3 月份吧。那天我还跟那女的打了个招呼，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去他们屋里看过，东西都还在，我还以为他们是临时出去办事，没想到一直没回来，房租也没给我。” 民警们跟着邓大姐来到了那两个租户曾经住过的房间。房间不大，是一间农村常见的平房，里面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民警们仔细勘查了房间，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摆放得还算整齐，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你看，他们的身份证、银行卡都还在这儿。” 邓大姐指着桌子抽屉里的一个小本子说道。 民警们打开抽屉，果然找到了两张身份证，还有几张银行卡和一些零钱。身份证上显示，男性名叫范振海，1957 年出生，河南濮阳市人；女性名叫田凤，1975 年出生，也是濮阳市人。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范振海 52 岁，田凤 34 岁，年龄和身高都与受害者的特征高度吻合。 “这就奇怪了，要是他们自己走的，怎么会把身份证和银行卡都留下？” 一名侦查员疑惑地说道。身份证和银行卡是出门在外必不可少的东西，正常人离开绝不会轻易留下，这说明范振海和田凤很可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失踪的，甚至可能遭遇了不测。 结合邓大姐的描述和现场勘查的情况，专案组初步判断，范振海和田凤很可能就是这起水泥封尸案的受害者。但这只是推测，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实。 为了进一步确认，专案组立刻兵分两路：一路民警带着范振海和田凤的身份证信息，前往濮阳市他们的老家进行调查，提取他们直系亲属的 dNA 样本，与受害者的尸块进行比对；另一路民警则留在洛阳，继续对范振海和田凤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了解他们是否与人结怨，是否有可疑的交往对象。 前往濮阳的民警很快就传来了消息。他们找到了范振海和田凤的老家，经过走访当地村民，了解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范振海和田凤根本不是夫妻，而是叔侄媳关系！ “范振海是我们村老范家的老大，田凤是他侄子的媳妇。” 村里的一位老人叹了口气说道，“这俩人不顾廉耻，勾搭到了一起，在村里名声臭得很。他侄子知道后，差点跟他拼命，后来俩人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就一起出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过。” 原来，范振海早年丧偶，一直单身，而田凤嫁给了他的侄子范小兵后，夫妻关系并不好。一来二去，范振海和田凤就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俩人觉得无颜面对乡亲，便一起离开了老家，辗转来到了洛阳关林镇，租了邓大姐的房子，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生活。 “他们俩在村里的口碑很差，范振海为人比较自私，爱占小便宜；田凤也不是省油的灯，性格泼辣，跟邻里关系也不好。” 另一位村民说道，“他们走了之后，范小兵也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孩子。” 民警们提取了范振海和田凤直系亲属的 dNA 样本，火速带回洛阳，送到法医实验室进行比对。与此同时，留在洛阳的侦查员们也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走访范振海和田凤曾经居住的村庄以及田凤打工的服装厂，民警们了解到，范振海和田凤在洛阳生活期间，身边还跟着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姓杨，大家都叫他小杨，平时跟着范振海干活，有时候也会住在他们租的房子里。 “小杨看着二十多岁，挺老实的一个孩子，干活肯卖力气，从来不偷奸耍滑。” 田凤曾经的工友回忆道，“他跟着范振海干了大半年，有时候会来服装厂门口等田凤下班，看着挺本分的。” “范振海和田凤失踪后没多久，小杨也不见了。” 邓大姐补充道，“后来我听村里有人说，小杨之前已经搬出去了，自己在别的地方租了房子住，具体在哪我也不清楚。” 这个叫小杨的小伙子立刻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他与受害者关系密切，又在受害者失踪后神秘消失，疑点重重。专案组立刻调整侦查方向，全力查找小杨的下落。 经过多方走访排查，民警们终于找到了小杨租住的出租屋。那是一间位于另一个村庄的民房，房东说小杨租了房子后，住了没几个月就走了，走的时候没打招呼，房租也没结清。 民警们对小杨的出租屋进行了仔细勘查。这间屋子比范振海和田凤住的还要简陋，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墙角堆着一些杂物，还有几件没来得及带走的旧衣服。 “大家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一点线索。” 张建军叮嘱道。 技术人员蹲在地上，用勘查灯仔细照射着地面。突然，一名痕迹检验员发现了异常：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细小的土渣和土胚碎片，还有一些土的粉末。这些土看起来和普通的泥土不太一样，颜色偏红，质地也更坚硬一些。 “张队，你看这个土。” 检验员说道，“跟我们在抛尸现场提取到的泥土样本很像。” 民警们立刻将这些土样收集起来，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同时，在整理小杨遗留的衣物时，民警们发现了一件深蓝色的大棉袄。这件棉袄看起来有些旧了，袖口和领口都有磨损，更重要的是，棉袄的衣襟上，少了一枚扣子。 “这个扣子……” 一名民警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拿出了现场勘查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在抛尸的垃圾坑中，除了水泥块和编织袋，还散落着一些杂物，其中就有一枚深蓝色的纽扣，样式和材质，与小杨棉袄上缺失的扣子一模一样！ 这两个发现让小杨的嫌疑瞬间上升。土样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小杨出租屋里的土渣、土胚碎片，与抛尸现场的泥土成分完全一致。这说明小杨很可能去过抛尸现场，甚至参与了抛尸行为。 而就在这时，dNA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法医实验室传来消息，从受害者尸块上提取的 dNA，与范振海和田凤直系亲属的 dNA 完全匹配！这就确凿地证明，水泥块里的两具尸骸，正是范振海和田凤。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小杨，他成了这起杀人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专案组面前：小杨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房东只知道他叫小杨，村民们也只知道他的外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籍贯。据了解，小杨性格内向，平时很少与人交流，除了跟着范振海干活，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出租屋里，所以很少有人了解他的详细情况。 “他既然跟着范振海干活，范振海的电话本里会不会有他的联系方式？” 李卫国提出了一个想法。 民警们立刻回到范振海曾经租住的房间，仔细搜查了他的遗物。在一个旧钱包里，民警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电话本，上面记着十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旁边，标注着 “小杨” 两个字。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喜出望外。他们立刻通过电信部门查询这个电话号码的登记信息，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这个电话号码的登记人是一名姓田的女士，与小杨没有任何关系。 “难道是重名？” 张建军皱起了眉头，“或者，这个小杨根本不姓杨？” 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根据这个电话号码，找到了登记人田女士。田女士说，这个电话号码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借给别人用过，也不认识什么叫小杨的人，更不认识范振海和田凤。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民警们并没有气馁，他们推测，范振海电话本里的 “小杨”，可能只是一个代号，或者是范振海对他的称呼，并非他的真实姓氏。 就在这时，之前走访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我好像听小杨跟人聊天的时候说过，他之前在安阳、濮阳都干过活，具体在哪我记不清了。”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重新看到了希望。民警们立刻兵分三路，前往安阳、濮阳以及范振海的老家所在地，围绕 “小杨” 这个外号，排查在当地打工的年轻男子。 在安阳的一家建筑工地，民警们找到了几名曾经和范振海一起干过活的工人。“我记得范振海身边确实跟着一个小伙子，大家都叫他小杨。” 一名工人回忆道，“不过他好像不姓杨，具体叫啥我也不知道，范振海有时候叫他‘小国’。” “小国？” 民警们立刻警觉起来，“他有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里带‘国’或者‘果’字？” “好像说过，具体是哪个字我记不清了。” 工人说道，“他说他没上过学，不识字，名字是家里人取的，挺简单的。”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们推测，小杨的真实姓名可能带有 “国” 或 “果” 字。他们立刻在全国人口信息网上进行排查，输入关键词 “国”“果”，结合年龄、大致籍贯等信息，筛选出了一大批可疑人员。 然而，经过逐一比对和核实，这些可疑人员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小杨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一个谜。 “会不会我们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 张建军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他可能根本不姓杨，也不叫什么‘小国’，这些都是他随口编的。他没上过学，不识字，很可能会借用别人的名字，或者用自己认识的人的名字当化名。” 这个推测提醒了大家。民警们立刻调整思路，不再局限于 “杨” 姓和 “国”“果” 字，而是围绕小杨可能接触过的人展开排查。他们再次前往安阳、濮阳等地，走访了更多与范振海有过交集的人，希望能找到关于小杨真实身份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荥阳的一个建筑工地，民警们找到了一名叫杨树国的工人。当民警们拿出根据村民描述绘制的小杨的模拟画像时，杨树国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不是小鱼吗？” 杨树国惊讶地说道，“他是我之前打工时认识的工友，大家都叫他小鱼，不知道真实姓名。” “小鱼？他是哪里人？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民警们连忙问道。 “具体是哪里人我不清楚，他好像是山东那边的。” 杨树国回忆道，“前一段时间，我另一个工友给我打电话，说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工厂里见过他，还跟他聊了几句。” 民警们立刻追问那个工友的联系方式，并与对方取得了联系。那个工友告诉民警，他是在上海闸北区的一家电子厂见到小鱼的，小鱼在厂里干了没多久，大约 5 天前就辞职了，听说是要去安徽阜阳。 线索终于清晰了！专案组立刻派出一支抓捕小组，火速赶往上海闸北。然而，当抓捕小组赶到那家电子厂时，小鱼已经离开了，厂里的人也不知道他具体去了阜阳的哪里。 抓捕小组没有停留，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安徽阜阳。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们对阜阳市区的汽车站、火车站、小旅馆以及周边的工厂进行了全面排查。 11 月 1 号中午 1 点多，在阜阳市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民警们终于发现了小鱼的踪迹。当时，小鱼正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旅馆。看到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民警，小鱼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脸色变得惨白，想要转身逃跑，但很快就被民警们制服了。 “你们…… 你们是谁？为什么抓我？” 小鱼挣扎着，声音带着颤抖。 “我们是洛阳警方的，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范振海和田凤的案子。” 民警们亮出了证件。 听到 “范振海和田凤” 这两个名字，小鱼的身体明显一僵，挣扎的力度也小了很多。他低下头，沉默了片刻，最终放弃了抵抗，被民警们带上了警车。 经过审讯，小鱼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作案经过。他名叫于木氏，1986 年出生，山东阳谷县人。于木氏从小家境贫寒，没上过几天学，几乎不识字。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老家，外出打工谋生。 于木氏为人老实，干活肯卖力气，虽然没文化，但凭着吃苦耐劳，也攒下了一些钱。2008 年年底，他在洛阳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认识了范振海。范振海看于木氏踏实肯干，又没什么心眼，就想让他跟着自己干。 “小鱼啊，你跟着我干，我当你干爹，以后有什么事我罩着你。” 范振海拍着胸脯说道，对于木氏百般拉拢。于木氏从小缺少亲情，听范振海这么说，心里很是感动，便答应了下来，跟着范振海一起干活，还搬到了范振海和田凤租住的房子里一起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于木氏跟着范振海揽工程、卖水果，挣了不少钱。他省吃俭用，很快就攒下了 2 万多块钱，这对于木氏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想着以后用这笔钱娶媳妇、过日子。 然而，他的这笔钱，却被范振海给盯上了。2009 年 3 月初的一天，范振海找到于木氏，脸上堆着笑：“小鱼啊，干爹最近发现一个好生意，稳赚不赔。你那 2 万块钱放在手里也生不出钱来，不如投到我这生意里，过不了多久，我让你翻倍挣钱，挣两个 2 万、三个 2 万！” 于木氏一开始有些犹豫，那是他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但范振海不停地劝说，还拍着胸脯保证，说自己绝不会骗他这个干儿子。于木氏一来是信任范振海，二来也确实想多挣点钱，便把自己攒下的 2 万多块钱，全都交给了范振海。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范振海所谓的 “好生意”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范振海只是想把他的钱骗到手，根本就没有打算还给他。拿到钱之后，范振海就变了脸，找了个借口，说于木氏干活不认真，把他赶出了家门。 于木氏又气又急，去找范振海要钱，可范振海却翻脸不认人，说那笔钱是于木氏自愿投资的，生意赔了，钱也拿不回来了。于木氏老实，但也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被范振海骗了，可他没文化，不知道该怎么维权，只能自己咽着苦水。 被赶出来后，于木氏租了一间小出租屋，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辆二手电三轮，靠给别人拉货挣钱糊口。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于木氏在拉货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摔伤了，只能在家养伤，也没法出去挣钱了。 就在他最难的时候，范振海竟然找上门来了。那天，范振海推开于木氏的出租屋门，看到于木氏躺在床上养伤，开口就说：“小鱼，你那电三轮借我用用，我有急事。” 于木氏本来就一肚子气，看到范振海不仅不还钱，还想借他的电三轮，顿时火冒三丈：“你还好意思来？你欠我的 2 万块钱什么时候还我？把钱还给我，你才能把车开走！” “小兔崽子，你还敢跟我要钱？” 范振海脸色一沉，露出了狰狞的面目，“那钱是你自愿给我的，现在还想往回要？车我今天必须开走！” 说着，范振海就走到门口，想要去推电三轮。于木氏急了，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拦住了范振海：“你不还钱，就别想开车走！” “让开！” 范振海一把推开于木氏。于木氏的腿本来就受了伤，被他一推，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 这一下，于木氏也被激怒了。他忍着腿疼，冲上去抓住了范振海的衣领：“你今天必须还钱！” 范振海也火了，反手抓住于木氏的衣领，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于木氏年轻，力气也大，但腿上有伤，行动不便；范振海虽然年纪大，但常年干体力活，也有一把力气。两个人互相撕扯着，从门口扭打到了屋里的地上。 “你松手！” 范振海怒吼着，用力想要推开于木氏。 “你不还钱，我就不松手！” 于木氏也红了眼，死死地抓着范振海的衣领不放。 两个人在地上翻滚着，互相拳打脚踢。混乱中，范振海抓住了于木氏受伤的腿，用力一拧。于木氏疼得大叫一声，心里的怒火和怨气瞬间爆发到了顶点。他环顾四周，看到旁边地上有一块砖头，脑子一热，伸手抄起砖头，朝着范振海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 “砰！” 一声闷响，范振海的身体顿了一下，抓着于木氏的手也松了开来。于木氏红着眼，失去了理智，又连着砸了几下，直到范振海不动了，他才停下手来。 喘着粗气，于木氏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范振海，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恐惧感。他伸手探了探范振海的鼻息，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 “我杀人了……” 于木氏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发抖。他想跑，可又想到自己的 2 万多块钱还没要回来，而且如果跑了，警察迟早会找到他。 犹豫了片刻，于木氏想到了田凤。他知道田凤和范振海在一起，范振海的钱很可能在田凤那里。于是，他心生一计，想要去找田凤要钱。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些，然后来到了范振海和田凤租住的房子。田凤看到于木氏，有些惊讶：“你怎么来了？老范呢？” “干爹在我那儿呢，他突然觉得不舒服，躺床上起不来了，让我来叫你过去看看。” 于木氏强装镇定地说道。 田凤没有多想，跟着于木氏就往他的出租屋走去。一进屋，田凤就看到了地上的范振海，顿时吓了一跳：“老范，你怎么了？” 就在田凤弯腰想要去扶范振海的时候，于木氏突然冲了上去，一把揪住了田凤的胳膊：“把钱还给我！你和范振海骗我的 2 万块钱，快还给我！” 田凤这才反应过来，知道范振海出事了，也明白了于木氏的来意。她性格泼辣，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对着于木氏吼道：“什么钱？我不知道！你把老范怎么了？我告诉你，老范已经找人了，要弄你！” 田凤的话彻底激怒了于木氏。他想到自己被骗的钱，想到自己受伤的腿，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一股恶念涌上心头。他伸出胳膊，死死地勒住了田凤的脖子，任凭田凤挣扎、蹬腿，也没有松手。 几分钟后，田凤的身体软了下来，停止了挣扎。于木氏松开手，看着地上两具冰冷的尸体，彻底慌了神。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旦被警察发现，必死无疑。 为了掩盖罪行，于木氏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尸体封在水泥里，然后扔到偏僻的地方，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两天后，于木氏把自己的电三轮卖掉了，换了几百块钱。他用这些钱买了 7 袋水泥和一些沙子，拉回了自己的出租屋。他在屋里挖了一个坑，把范振海和田凤的尸体分尸后，一部分放进水泥里浇筑，另一部分装进编织袋里。 等水泥完全凝固后，于木氏趁着夜色，用借来的一辆小推车，把沉重的水泥块和装着尸块的编织袋，运到了刘福村附近的铁路桥底下的垃圾坑，偷偷扔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于木氏不敢停留，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开始了逃亡之路。他先后跑到了安阳、濮阳、上海等地，隐姓埋名，在工厂里打零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仅仅半个多月后，就被警方抓获了。 审讯室里，于木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后悔啊，我不该那么冲动，不该杀人。” 他哽咽着说道，“那 2 万块钱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如果我有文化，知道用法律维权，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管我，也没人教我什么是法律，一时糊涂，就犯下了大错。” 于木氏的忏悔，虽然发自内心，却已经无法挽回两条逝去的生命。他的一时冲动，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也给两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起震惊洛阳的 “1017 水泥封尸案”，终于告破。2010 年，于木氏因故意杀人罪，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案件尘埃落定，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一场因 2 万块钱引发的血案，两条生命的逝去，一个家庭的破碎，这一切的根源，既有范振海和田凤的贪婪与不伦，也有于木氏的冲动与无知。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金钱上的纠葛、情感上的冲突、人际关系的摩擦，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矛盾，我们不能像于木氏那样，被愤怒冲昏头脑，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法律是维护我们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应该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以身试法，走上害人害己的道路。 第135章 阳泉12·24特大杀人碎尸案 2009年12月24号，阳泉的冬夜裹着煤烟味的寒风，像一把钝刀刮过新建路的柏油路。路灯在结了薄冰的地面投下昏黄的光晕，路边商铺的圣诞装饰零星亮着，塑料松枝上挂着的小彩灯，在呼啸的北风里忽明忽暗，衬得这座煤城的平安夜，多了几分萧瑟的暖意。 新建路中段那家芳芳洗衣店的卷帘门正往下拉，老板娘刘一芳搓着冻得发红的手，嘴里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在夜色里。她刚送走最后一位取羽绒服的客人，那大姐临走时还笑着说：刘姐，平安夜不早关门陪姐夫？刘一芳当时摆了摆手，说等把账本核对完就走，可真当店里只剩她一个人时，却忽然觉得空落落的。 手机在围裙口袋里叮叮咚咚地响起来，是短信提示音。她掏出那部掉漆的诺基亚，屏幕上瞬间跳出一串祝福信息，有老客户发的，有老家亲戚捎的，还有女儿用姐夫手机发的妈妈圣诞快乐。刘一芳看着那些带着温度的文字，嘴角刚扬起来，心里却一下，像被什么东西坠了一下。 她猛地想起一个人，王代桥，她婆家的妹夫，那个在阳泉做礼品批发生意的安徽汉子。 王代桥是2006年从潜山老家来的阳泉，背着一个蛇皮袋，揣着几千块本钱，在小商品市场租了个摊位卖年画、灯笼这些节庆用品。起初生意不好，经常吃泡面度日，还是刘一芳夫妻俩拉了他一把，帮他介绍客户，甚至让他在洗衣店后院住了大半年。这几年王代桥总算熬出了头，摊位扩大了，还雇了个老乡看店，可唯一改不了的，就是爱赌的毛病。 中午的时候，王代桥还兴冲冲地跑到洗衣店，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合同，脸涨得通红：嫂子，成了！跟矿上的福利科签的，15万的礼品单！明天一早就去石家庄进货，回来赶在元旦前交货，这一单就能赚三万！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摸出烟，给刘一芳的姐夫递了一根，那股子兴奋劲儿，连眼角的细纹里都透着光。 可现在都快八点了，这么重要的日子，这么大的生意在眼前，王代桥怎么会不发一条祝福短信？刘一芳的心思一下子乱了。她太了解这个妹夫了，平时就算再忙，逢年过节总会给她发条信息，哪怕就三个字嫂子好。更让她不安的是，王代桥那赌瘾，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2008年一年，他在牌桌上输了整整五万，把给老家盖房的钱都搭进去了，最后还是刘一芳夫妻俩帮他垫了一部分，才把老家的窟窿补上。 该不会又跑去赌了吧？刘一芳心里嘀咕着，手指已经按通了王代桥的号码。在阳泉，王代桥没什么亲人，除了生意上的伙伴，就只有她和姐夫这两个能称得上的人。明天就要带七万现金去石家庄进货，这节骨眼上要是赌输了，别说生意黄了，怕是连本钱都得赔进去。 电话拨出去，听筒里传来的却不是王代桥熟悉的大嗓门，而是冰冷的提示音：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刘一芳挂了电话，又拨了一遍，还是一样的结果。她的心沉了下去，生意人最讲究手机24小时开机，王代桥更是如此，哪怕是凌晨两三点，只要有客户打电话，他总能秒接。更何况他背井离乡，从来不敢关机，就怕老家的妻儿担心。 姐夫见她脸色不对，问清缘由后劝道：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他明天要赶路，说不定早睡了。可刘一芳摇了摇头，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那种不安像藤蔓一样，顺着脊椎往上爬，缠得她心口发紧。 这种不安，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被无限放大。12月25号，圣诞节，阳泉飘起了零星的雪花，刘一芳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洗衣店的账本算错了三次。她每隔半小时就给王代桥打电话，始终是关机状态。12月26号中午，当最后一位客人的衣服烫好挂进衣架时，刘一芳再也坐不住了。她跟收银员交代了一句有急事找我打这个电话，抓起包就往王代桥的出租屋跑。 王代桥住的地方在城郊的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墙壁上布满了煤烟留下的黑印。刘一芳踩着积雪爬上三楼，站在302门口，抬手就开始砸门：代桥！王代桥！你在不在里面？她的声音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作为回应。 她足足敲了五分钟，手都砸麻了，门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隔壁的住户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这小区鱼龙混杂，外来务工人员多，大家都习惯了不多管闲事。刘一芳掏出手机，给几个安徽老乡打了电话，又联系了开锁师傅。半小时后，当开锁师傅用工具撬开房门的那一刻，刘一芳的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腔。 房门一声开了，一股冷飕飕的空气从屋里涌出来，夹杂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刘一芳和老乡们举着手机照明，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客厅里还算整齐，沙发上搭着一件外套，茶几上放着一个没洗的碗，可越往里走，越觉得不对劲，王代桥睡的那张由两个单人床拼成的大床，被褥和床单都不见了，光秃秃的床板上，隐约能看到一点深色的印记。 里间的转角沙发上，几个零星的血点像梅花一样印在米黄色的布面上，已经干透发黑。刘一芳的心脏猛地一缩，她快步走到书桌前，拉开所有抽屉，王代桥说的那七万现金，一分都没有了。就在她浑身发抖的时候，抬头无意间瞥见了墙上的痕迹，那不是煤烟的黑，而是喷溅上去的血迹，像一道道暗红色的蛛网，从墙角延伸到天花板。 出事了......肯定出事了......刘一芳的声音带着哭腔，她颤抖着掏出手机，按下了11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几乎是吼出来的：警察同志！快来！这里死人了！不对，人不见了，有血！好多血！ 接到报案后，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警车在二十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副大队长董培路率先下车，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警服，脸上带着常年办案留下的疲惫，眼神却格外锐利。他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民警拉起警戒线，对着身边的技术人员说：保护好现场，别让无关人员进去。 与此同时，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的处长胡润平也带着法医和痕迹专家赶了过来。胡润平今年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手里提着一个银色的勘查箱，走路稳稳当当。他一进屋子，就蹲在沙发前，从勘查箱里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那些血点：死者或者伤者应该在这里坐过，出血量不大，但喷溅形态说明当时有肢体冲突。 技术人员们很快在屋里忙碌起来，相机的闪光灯在黑暗中不停闪烁，卷尺拉出长长的刻度，粉末撒在桌面上，寻找着指纹。董培路站在门口，眉头紧锁，现场很干净，明显被人清理过，但清理得并不彻底。他的目光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最终落在了那张空床上：胡处，床底下看看。 胡润平和两个技术人员一起，费力地将那张拼接床搬开。床底下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铺在地面上，已经干裂成块，边缘卷起，血清和血浆分离得清清楚楚，像一块凝固的血块。法医蹲下身，用棉签蘸了一点血迹，放在鼻尖闻了闻：董队，这血量至少1500毫升，成年人失血量超过这个数，基本就救不回来了。 血样很快被送去检验，技术人员以王代桥哥哥的血液作为比对标本，结果显示现场血迹来自与王代桥同一父系的男性。但王代桥的女儿还在安徽老家，没法做亲子鉴定，所以暂时不能百分百确定血迹就是王代桥的。 就在技术人员勘查现场的时候，副大队长张亚杰带着侦查员开始走访附近居民。住在王代桥对门的王老汉，听说警察来了，主动凑了过来。这老汉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的时候总爱搓着手。他说，平安夜那天晚上，他女儿喝多了在家吐，他一宿没睡，大概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听见对门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叫了有十几分钟，撕心裂肺的，我还以为是小两口吵架，就没敢开门。 后来呢？张亚杰追问。 后来尖叫停了，我偷偷把门开了条缝看，看见三个大汉从对门出来，都低着头，走得特别快。王老汉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闪烁，我当时吓得赶紧把门关上了，这事儿没敢跟别人说。 女人的尖叫、三个大汉、大量血迹、失踪的人和现金......这些线索像散落的拼图，在民警的脑海里慢慢拼凑。董培路立刻召开了临时案情分析会，他在黑板上写下12·24疑似被侵害案几个大字：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王代桥杀人后潜逃，二是他被人杀害后尸体被转移。那个尖叫的女人，是关键线索。 专案组成立得很快，由公安分局局长李宝祥担任总指挥，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任副总指挥。李宝祥是个老刑警，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年轻时办案留下的。他在动员会上拍着桌子说：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把王代桥的下落查清楚！ 侦查员们兵分几路，开始调查王代桥的社会关系。老乡、客户、牌友，凡是和王代桥有过接触的人，都被一一走访。很快，一个线索浮出水面，王代桥在阳泉没有带妻儿过来，平时经常出入歌舞厅，和两个陪舞小姐有不正当关系。 会不会是陪舞小姐见财起意？有侦查员提出假设，王代桥手里有七万现金，小姐知道后叫来帮手，想偷钱，结果被发现，最后演变成抢劫杀人。 这个假设听起来很合理。侦查员们立刻调取了王代桥常去的几家歌舞厅的监控，安排了四个民警轮流观看。那些监控画面模糊不清，声音嘈杂，民警们坐在电脑前，眼睛都不敢眨一下，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凉水，整整看了一天一夜。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两个陪舞小姐。可让人失望的是，这两个女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平安夜当晚，她们一直在一家大型卡拉oK坐台，老板和同事都能作证。监控也显示，王代桥在24号晚上并没有出现在那些娱乐场所。 线索一下子断了。时间转眼到了2010年元旦，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席卷华北，阳泉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被白雪覆盖，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心思过节，更没有心思看雪景。董培路带着人，又一次来到了王代桥的出租屋。 第一次勘查的时候，现场已经被刘一芳和老乡们破坏了，地上全是杂乱的脚印，桌子上的物品被翻动过，指纹更是多到无法辨认。唯一幸运的是洗手间，这里似乎是凶手清理的盲区。技术人员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在洗手间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光脚脚印，但因为残缺不全，不具备鉴定条件，只能推测可能是个女人的脚印。 胡润平站在洗手间门口，眉头紧锁。他从事刑事技术工作三十年，什么样的现场都见过，但这个洗手间让他觉得不简单。这里的地面是水泥地，吸水性强，痕迹不好显现。他对身边的技术人员说，不能用常规的粉末，得用化学显现法，但必须控制好剂量，不然痕迹就毁了。 就在技术人员研究显现方案的时候，董培路在厨房里有了新发现。灶台上放着两把菜刀，一把随意地躺着，刀刃上沾着干了的菜屑，刀背生了锈，明显是平时做饭用的；另一把则直立在墙根，锃光瓦亮，刀面上有一条笔直的水渍，刀口还有些卷刃。这把干净的刀有问题。董培路拿起那把刀，掂了掂分量，有人用过它，而且特意洗干净了。 就在这时，一个侦查员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王代桥的老乡史弘毅，他的声音很急促：董队，我们安徽老乡都聚齐了，发现还有一个人不见了，跟王代桥是一个村的，叫邵愿生！ 邵愿生这个名字，董培路有印象。之前走访老乡的时候，有人提过他，说他和王代桥关系最好，经常在一块吃饭、打牌，甚至有时候会在王代桥的出租屋过夜。邵愿生住在哪？董培路立刻问道。 就在王代桥对面那栋楼的三楼，从王代桥家厨房窗户就能看见他的窗户！史弘毅说。 董培路立刻走到厨房，推开窗户。雪花飘了进来，落在他的脸上。对面三楼的一个窗户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走，去邵愿生家。 侦查员们带着开锁师傅来到邵愿生的家门口，就在锁匠蹲下身准备开锁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从楼梯口走了过来，声音有些沙哑：你们干什么？为什么开我的门？ 张亚杰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男人大概一米八，穿着淡灰色的棉衣，牛仔裤，白色的匡威鞋，正是邵愿生。他不是失踪了吗？张亚杰立刻使了个眼色，让身边的民警别轻举妄动，脸上堆起笑容：你是邵愿生吧？你的老乡们联系不上你，担心你出事，就报了警，我们过来看看。 邵愿生的表情有些木讷，他掏出钥匙打开门，侧身让民警进去：我出门忘了带手机，让大家担心了。进屋后，他没给民警让座，先从背包里掏出一包烟，点燃一根，猛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 这几天去哪了？张亚杰坐在沙发上，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屋里的环境。这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还算整齐，茶几上放着一个行李箱，像是刚回来不久。 去外地跑生意了，礼品批发生意不好做，得到处找客户。邵愿生吸了口烟，眼神有些飘忽，平安夜那天接到个订单，就急着赶过去了，忙得没顾上联系老乡。 礼品生意在圣诞、元旦期间不是旺季吗？怎么还跑这么远？张亚杰追问。 嗨，都是小单子，不值当留在阳泉。邵愿生笑了笑，笑容有些勉强。 张亚杰注意到，邵愿生说话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无意识地搓着烟盒。他忽然话锋一转：你跟王代桥关系不错吧？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生意上的事？ 提到王代桥，邵愿生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代桥哥最近签了个大单子，15万的，他挺高兴的，说元旦前就能交货。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他失踪了。张亚杰盯着邵愿生的眼睛，你知道他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事吗？ 邵愿生愣了一下，然后挠了挠头：代桥哥一个人在这边，难免孤单。他跟两个歌舞厅的小姐有来往，有时候会叫她们去出租屋。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他还有个情人，是个开小货车的女司机，叫韩志清，俩人来往一年多了。半年前他回老家，把性病传染给老婆了，他老婆还来阳泉闹过一回。 这个消息让张亚杰眼前一亮。之前走访的老乡都没提过这个女司机，邵愿生能知道这么私密的事，说明他和王代桥的关系确实不一般。这个韩志清，会不会就是那个在平安夜尖叫的女人？ 韩志清的小货车经常停在城区的一个停车场，侦查员们第二天一早就守在了那里。上午十点多，一个穿着藏蓝色羽绒服的女人走进了停车场，她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脸上带着风霜。她走到一辆白色小货车前，掏出钥匙准备开车门，侦查员们立刻走了过去。 你是韩志清吗？ 韩志清转过身，看到穿警服的人，脸色一下子变了：我是，怎么了？ 王代桥失踪了，希望你能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听到王代桥这三个字，韩志清的身体晃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厌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在审讯室里，韩志清慢慢说出了她和王代桥的故事。她离婚四年了，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为了生计，考了货车驾照，给商店跑运输。2009年初，她开始给王代桥送礼品，一来二去就熟悉了。王代桥对她很照顾，运费从不拖欠，有时候还会给她儿子买零食和玩具。 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他对我好，我就动心了。韩志清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他有老婆孩子，但我想着，他能对我和孩子好就行。可没想到，他就是个骗子。 韩志清说，她和王代桥在一起后，才发现他还和其他女人有来往。更让她崩溃的是，今年夏天，她发现自己染上了性病，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通过性接触传染的。我去找他对质，他还不承认，最后被我逼急了才说，是跟那些小姐鬼混染上的。韩志清抹了把眼泪，从那以后，我就跟他断了所有联系，再也没见过他。 董培路看着韩志清，觉得她不像是在说谎。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问了关键问题：2009年12月24号平安夜，你在哪？ 我去河南了，见网友。韩志清的头低了下去，我离婚后一直一个人，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河南的男人，聊了半年多，就想着过去看看。我没开车，坐火车去的，小货车一直停在停车场。 停车场的管理员说，你平安夜期间开过车出去。侦查员补充道。 什么？韩志清一下子激动起来，那个老头是故意的！他跟我有仇！她解释说，停车场的管理员是个爱嚼舌根的老头，之前经常拿她的儿子开玩笑，问孩子你妈给你找了几个后爸，她跟老头大吵过一架，没想到老头会报复她，给警察说假话。 为了核实韩志清的话，董培路亲自带着侦查员去了河南。他们找到了韩志清住宿的旅馆，调取了监控录像，25号和26号晚上，韩志清确实和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一起进出过旅馆房间。旅馆老板也证实，韩志清那几天一直住在店里，没有离开过河南。 韩志清的嫌疑被排除了，案件又回到了原点。董培路带着人再次来到王代桥住的小区，心里憋着一股火。这个小区的门口有一家卖手擀面的小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山西汉子，正忙着下面。董培路走了进去，点了一碗面，跟老板闲聊起来。 老板，这小区里的人你都认识？ 差不多吧，都是老住户和外来做生意的，天天见。老板把面端上来，警官，你是来查王代桥那事的吧？ 董培路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这小区就这点事，早传开了。老板笑了笑，对面那王老汉，天天在我这说这事，说什么听见女人尖叫，看见三个大汉，说得跟真的一样。 王老汉说他女儿喝多了，他一宿没睡。董培路说。 女儿？老板嗤笑一声，他女儿在广东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父女俩关系差得很，半年都不打一个电话。他说的，指不定是哪个牌友呢。老板压低了声音，这老头爱吹牛，说话十句有九句是编的，他最胆小了，真听见杀人尖叫，早就吓得躲床底了，还敢开门看？ 这时候，去王老汉家走访的侦查员回来了，他们带来的消息和老板说的差不多——王老汉根本不记得平安夜当晚的事了，问他细节，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之前的证词全是瞎编的。而那个停车场的管理员，也承认自己是为了报复韩志清，才说了假证词。 两条重要线索，全是假的。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有些泄气，王代桥已经失踪十天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李宝祥局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召集大家开了个会，拍着桌子说：同志们，破案哪有一帆风顺的？线索断了，我们就重新找！现场勘查了十三遍，我们就勘查十四遍、十五遍！ 会议结束后，李宝祥带着大家去吃了涮锅子。热气腾腾的火锅旁，民警们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就在这时，董培路的手机响了，是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的赵文军打来的：董队，有好消息！你们在厨房找到的那个不锈钢水杯上的指纹，比对出来了，是史弘毅的！ 史弘毅，就是之前给民警打电话说邵愿生失踪的那个老乡。董培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个史弘毅，会不会就是凶手？ 第二天一早，董培路刚到办公室，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他走出去一看，刘一芳正拽着一个小个子男人往屋里拖，嘴里还喊着：董队，我把凶手给你带来了！就是他害了代桥！ 那个小个子男人正是史弘毅，他一脸委屈，挣扎着说：董队，我没有！我冤枉啊！ 刘一芳把史弘毅摁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说：你还敢说没有？你平时那么抠门，昨天打麻将一晚上输了好几千，还说什么人无外财不富，你的钱哪来的？不是抢代桥的是谁？ 董培路让刘一芳先回去，然后给史弘毅倒了杯茶：你先别激动，把事情说清楚。你跟王代桥的关系怎么样？他失踪前，你见过他吗？ 史弘毅喝了口茶，情绪才稳定下来：我跟代桥是老乡，关系还行，他经常来我饭馆吃饭。但我真没害他，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2月20号，他来我饭馆吃了碗面，说他签了个大单子。 那你赌桌上的钱是哪来的？董培路追问。 史弘毅的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是我帮一个公司搭桥做了笔生意，人家给我的回扣。我以前是抠门，但这次赚了钱，就想大方一回。 为了核实史弘毅的话，侦查员们找到了那家公司，证实史弘毅确实帮他们促成了一笔生意，拿到了两万块钱的回扣。至于不锈钢水杯上的指纹，史弘毅解释说，12月26号刘一芳带着老乡找王代桥的时候，他也去了，在厨房喝水的时候，用了那个水杯。 史弘毅的嫌疑也排除了。但他在接受询问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细节，12月24号平安夜那天，他和邵愿生一起打了一下午麻将，邵愿生当时穿的是一件红色的羽绒服。 这个细节让董培路一下子想起了之前的走访，张亚杰去邵愿生家的时候，问他有哪些衣服，邵愿生提到了蓝色运动衣、牛仔裤、西装，唯独没提这件红色羽绒服。而且当时在邵愿生的衣柜里，也没看到这件衣服。 董培路立刻让人把邵愿生叫到了公安局。邵愿生这次来，穿的正是一件亮红色的羽绒服，搭配蓝黑色的牛仔裤和黑色皮鞋，显得很精神。董培路盯着他的羽绒服，笑着说：你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在哪买的？我也给我弟弟买一件。 邵愿生笑了笑：就在小商品市场买的，不贵。 对了，我们之前采集资料的时候，好像没你的脚印，你补一个吧。董培路不动声色地说，王代桥这案子没头绪，多一份资料，就多一份希望。 邵愿生没多想，脱了鞋和袜子，蘸了油墨，在纸上踩了个脚印。董培路看着那张纸上的脚印，心里咯噔一下，这脚印的纹理，和现场洗手间里发现的那枚浅鞋脚印，看起来很像。 你这踩得不清楚，再踩几张。董培路故意说道，同时给身边的民警使了个眼色。很快，几名便衣刑警走进了办公室，守在了门口。 邵愿生踩完脚印后，董培路说：市局的王处长在楼上，你跟他再聊聊，补充一下资料。我去趟局长办公室，他找我有事。 把邵愿生送到三楼后，董培路立刻回到一楼，将邵愿生的脚印和现场提取的脚印进行比对。痕迹专家程波和赵文军反复查看后，给出了结论：董队，是同一个人的脚印！ 董培路立刻给三楼的王一平副处长打电话：可以动手了。 当民警们冲进房间的时候，邵愿生还坐在沙发上喝水，他愣了一下，刚想站起来，就被民警按在了椅子上。冰冷的手铐铐在手腕上的那一刻，邵愿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审讯一开始，邵愿生百般抵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大喊冤枉。王一平副处长没有急着追问，而是给他讲了相关的法律政策，又提到了他的家人。当说到你要是被判刑，你的父母和孩子怎么办的时候，邵愿生的眼泪掉了下来。 杀人都会判死刑吗？他忽然问道。 王一平指了指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这取决于你的态度。 沉默了足足半小时后，邵愿生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绝望：是我杀了代桥哥...... 邵愿生和王代桥是一个村的，2007年夏天，邵愿生刚到阳泉，没地方去，就去老乡的宿舍找住的。当时王代桥正在打麻将，手气特别差，输得脸红脖子粗。邵愿生站在他身后，随手帮他打了一张牌，没想到王代桥竟然胡了，而且接下来手气越来越好，最后赢了几千块。从那以后，王代桥就把邵愿生当成了，经常请他吃饭、唱歌，对他格外信任。 2009年12月20号，邵愿生因为赌博输了钱，就找王代桥借了两万块。王代桥当时刚签了大单子，心情好，想都没想就借给他了，还特意嘱咐他：24号之前必须还我，我25号要去石家庄进货。 可邵愿生把这两万块钱又拿去赌了，到了24号，输得一干二净。他知道王代桥的脾气，要是还不上钱，肯定饶不了他。24号晚上，他硬着头皮来到王代桥的出租屋，想跟他求情，宽限几天。 王代桥当时正在做饭，见邵愿生来了，还挺高兴，炒了两个菜，开了一瓶白酒。两人喝着酒，聊着天，邵愿生始终没敢提还钱的事。直到快十点的时候，王代桥问起：我让你准备的两万块钱，带来了吗？ 邵愿生的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代桥哥，我......我把钱输了，你再宽限我几天，我一定还你。 王代桥的脸色瞬间变了，他地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别去赌别去赌，你怎么就是不听？我明天就要去进货，七万现金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的两万凑齐！ 邵愿生低着头，不敢说话。王代桥越说越气，起身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架在了邵愿生的脖子上：你今天要是不还钱，我就把你剁了！ 邵愿生当时以为王代桥只是吓唬他，就笑着说：代桥哥，你别冲动，钱我肯定还你。 可他没想到，王代桥真的动了手，菜刀在他脖子上划了一下，火辣辣地疼。邵愿生一下子急了，起身就去夺刀。两人扭打在一起，混乱中，邵愿生夺过菜刀，反手就砍在了王代桥的脖子上。 血一下子就喷出来了，溅了我一身。邵愿生捂着脸，声音哽咽，我当时懵了，站在那一动不动，看着代桥哥倒在地上，慢慢没了气。 冷静下来后，邵愿生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他拿着王代桥的钥匙，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洗干净身上的血，可怎么都睡不着。他想着，要是把尸体藏起来，别人只会以为王代桥去石家庄进货时失踪了，不会怀疑到他头上。 25号晚上，邵愿生回到王代桥的出租屋，发现尸体已经僵硬了，搬不动。他又拿起那把菜刀，残忍地将王代桥的尸体肢解了。他把躯干和一条腿装进编织袋，打车到盂县的一个山沟里扔了；又把头颅、手臂和另一条腿装进密码箱，26号坐大巴到西阳县城，扔在了一个涵洞里。 回到出租屋后，邵愿生把现场彻底清理了一遍，还把染血的床单、被褥和自己的红色羽绒服一起烧了。后来他担心民警怀疑，又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红色羽绒服。 2010年1月20号深夜，邵愿生被民警押解着，顶着大雪去指认抛尸现场。在盂县的贾家沟和西阳县的陆家峪，民警们找到了王代桥被肢解的肢体。随后赶来的王代桥妻子和女儿，提供了血样，dNA比对结果证实，那些肢体正是王代桥的。 这起轰动阳泉的12·24特大杀人碎尸案，在案发25天后，终于成功告破。专案组的民警们站在雪地里，看着被找回的尸体，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二十多天来的辛苦、委屈，在这一刻都有了回报。 2010年12月9号，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邵愿生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3年12月4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其刑期减为无期徒刑。2015年10月15号，再次减刑为有期徒刑18年两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8年。 第136章 红通追凶！九千里之外的复仇 2015 年 9 月 6 日，桂东南的秋阳带着灼人的余温，炙烤着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寄宿在县中学的高一学生小黎来说，这个星期天本应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清晨的校园里，香樟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篮球场上偶尔传来几声稀疏的拍打声，宿舍里同学们正扎堆讨论着周末的游戏攻略。但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彻底打碎了这份宁静。 手机屏幕上跳动着 “妈妈” 的名字，小黎的心猛地一沉。母亲常年在外省打工，平日里联系并不算频繁，除非是家里出了急事。他攥着发烫的手机跑到操场角落，按下接听键的瞬间，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便穿透听筒，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他的耳膜：“阿黎，你赶紧回家看看！邻居说你爸…… 你爸黎军都两三天没回家了！” 小黎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父亲黎军在米厂镇米厂村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却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赶紧追问详情，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满是焦虑：“我也是今早打电话给邻居问事，才知道你爸没回家。他平时除了打牌也没别的去处，你快回去找找，有消息立刻告诉我！” 挂了电话，小黎再也无心停留，向班主任匆匆请假后，便骑着自行车往米厂村赶。从县城到米厂村的路不算远，可平日里熟悉的乡间小道，此刻却显得格外漫长。道路两旁的稻田泛着金黄，稻穗沉甸甸地低着头，可小黎根本没心思欣赏这丰收的景象，心里像揣了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一遍遍在心里安慰自己：爸肯定是在哪个牌友家玩忘了时间，或者临时去了亲戚家，不会有事的。 四十多分钟后，小黎终于骑到了家门口。两层小楼的大门虚掩着，推开门的瞬间，一股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里的杂草没人打理，墙角的月季花谢了一地，显然已经好几天没人照料。他喊了几声 “爸”，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自己的回声。走进屋里，客厅的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水，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显然父亲离开时很匆忙。 小黎的心越来越慌，他立刻想起父亲平时常去的几个地方：村头的老王家、米厂街的麻将馆、还有镇上的几个牌友家。他锁上门，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找。村头的老王说，三天前见过黎军，当时他说要去镇上打牌；米厂街的几个牌友都摇头说没见过；就连平时和父亲最要好的张叔，也说自从 9 月 3 号晚上分手后，就没再联系过。 小黎又试着给父亲打电话，听筒里一遍遍传来 “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的提示音。他骑着自行车在米厂镇的街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遍，阳光越来越烈，汗水浸透了他的校服，可父亲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个开小卖部的邻居阿姨看着他焦急的样子，犹豫着说了句：“阿黎，你别太着急。差不多两三天前，我好像听麻将馆的人说，你爸在米厂街市场的麻将馆打牌时，被几个人给带走了。” “被人带走了？” 小黎的声音都在发抖，“阿姨，您确定吗？是什么人带走他的？” 邻居阿姨摇摇头，脸上也带着疑惑：“具体我也不清楚，就是听人随口提了一句，说好像是有人找他要债。你还是去派出所报案吧，让警察帮忙找找。”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炸得小黎头晕目眩。他再也不敢耽搁，骑上自行车就往米厂派出所赶。一路上，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各种可怕的念头：父亲是不是欠了别人很多钱？那些人会不会伤害他？他越想越怕，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自行车骑得摇摇晃晃。 米厂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见一个半大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脸上满是泪痕，立刻起身询问。小黎哽咽着把情况说完，民警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认真记录着关键信息。“你别急，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民警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先说说你父亲的情况，他平时性格怎么样？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或者欠别人钱？” 小黎努力平复心情，回忆着父亲的日常：“我爸他…… 他平时很少出去打工，就喜欢打麻将打牌。在米厂街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性格还算随和，没听说得罪过谁。至于欠钱，他偶尔会欠点小赌债，但都是几十块、一百多块，很快就还了。” 了解基本情况后，警方立刻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考虑到黎军是在麻将馆被带走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米厂镇的几个麻将馆进行走访。米厂街市场的一家麻将馆是黎军最常去的地方，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姓王。听说民警是来调查黎军失踪的事，王老板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警察同志，你们不问我还打算明天去报案呢！” 王老板给民警倒了杯茶，语速飞快地说道，“9 月 4 号那天下午，黎军确实在我这儿打牌。大概三点多钟，门口突然停了一辆银色的丰田轿车和一辆皮卡车，从车上下来了七八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着挺凶的。” 王老板回忆，那些人走进麻将馆后，并没有四处张望，而是直接拿出手机，对照着上面的照片看了看，很快就锁定了黎军。“其中一个领头的走到黎军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有人找你要债，跟我们走一趟’。” 王老板说，黎军当时愣了一下，看了看那些人，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收拾好桌上的钱，就跟着他们走了。“我当时还以为是普通的催债，没想到他再也没回来。” 这条线索让警方眼前一亮。根据王老板的描述，带走黎军的人目标明确，显然是有备而来。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黎军到底欠了什么债，会让对方如此大动干戈？ 警方首先围绕 “赌债” 这条线索展开调查。通过走访米厂镇的牌友和麻将馆老板，民警了解到，黎军平时确实爱打牌，但赌瘾不算大，玩的都是小赌注。和他一起打牌的人都说，黎军这个人虽然好赌，但还算讲信用，就算欠了钱，也会尽快还清，而且欠的都是几十块、一百多块的小数目，最多一次也没超过五百块。 “就这点钱，根本不值得兴师动众把人掳走。” 负责此案的民警老陈分析道，“掳走一个人，至少要几个人手，还要管吃管住，成本都不止几百块。所以，赌债纠纷的可能性不大。” 排除了赌债的可能，警方又重新梳理线索：黎军的社会关系简单，没有固定职业，除了打牌，几乎没有其他社交活动；他性格随和，没有与人结怨的记录；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存在绑架勒索的可能。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黎军被带走已经过去了五天。这五天里，小黎和家人四处寻找，却毫无音讯；警方扩大了调查范围，走访了黎军的亲戚、朋友，调取了米厂镇及周边的监控录像，却始终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黎军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那两辆涉案车辆成了唯一的突破口。警方调取了米厂街市场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终于在 9 月 4 号下午的监控中找到了王老板所说的银色丰田轿车和皮卡车。监控显示，两辆车在带走黎军后，并没有驶向陆川县城，而是朝着沙湖镇的方向开去。可让人奇怪的是，十几分钟后，两辆车又原路返回，最终消失在米厂镇的街头。 通过车牌号码查询，警方很快锁定了车辆的主人 —— 米厂镇一家水果店的老板。民警立刻对水果店老板进行了询问，老板却表示，案发当天他并没有开车，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车辆被朋友借走了。 “当天我在 KtV 过生日，林富他们一群人来给我祝寿，中途说要出去办点事，就把我的车借走了。” 老板说，那些人开着车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当时他也没多问，直到警方找上门，才知道车被用来干了这种事。 老板口中的 “林富”，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通过调查，民警了解到，林富今年 25 岁，陆川县温泉镇人，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游手好闲，结交了一群社会闲散人员，在当地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林富和他的同伙有过多次替人催债的记录，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口碑并不好。 “林富和黎军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他为什么要帮别人带走黎军？” 老陈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警方决定暗中监视林富的行踪。通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林富和几个同伙经常聚在一起，神色慌张，似乎在讨论着什么。更让人意外的是，警方发现林富等人竟然也在四处打听黎军的下落。 “人是林富带走的，他为什么还要找黎军？” 这个反常的举动让警方意识到，林富很可能只是一个 “马前卒”，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而林富等人之所以打听黎军的下落，或许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黎军的最终去向。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黎军的家人突然给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线索。原来，家人在整理黎军的个人物品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纸条已经有些泛黄，上面是黎军潦草的字迹：“如果我出事，一定是李元干的。他曾挟持过我，逼我做不该做的事。” “李元是谁？” 警方立刻对这个名字展开调查。通过户籍系统查询，民警找到了李元的基本信息：男，38 岁，陆川县米厂镇人，长期在越南打工，很少回国。 警方通过走访黎军的家人和朋友，发现所有人都不认识李元，也从未听黎军提起过这个名字。更让人困惑的是，黎军的其他笔记和日记都已经被家人烧掉了，警方无法通过笔迹鉴定确认这张纸条是否真的是黎军所写。 “难道这张纸条是黎军的恶作剧？还是有人故意伪造的？” 老陈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黎军性格沉稳，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这张纸条很可能是他在受到威胁后写下的，只是没来得及告诉家人。” 警方再次调取了李元的出入境记录，结果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李元在案发前曾两次回国，其中一次是在 2015 年 9 月 2 号，也就是黎军被带走的前两天；而在 9 月 5 号，也就是黎军被带走的第二天，李元就匆匆通过友谊关口岸返回了越南。 “这个时间点太可疑了！” 老陈立刻说道，“他为什么偏偏在案发前回国，案发后又立刻离开？这绝不是巧合。” 就在警方准备对李元的行踪展开进一步调查时，负责蹲守林富的民警传来消息：林富和几个同伙收拾了行李，似乎有外逃的迹象。情况紧急，专案组决定立即对林富等人实施抓捕。 2015 年 9 月 16 号凌晨，天还没亮，十几名民警分成几个小组，悄悄包围了林富等人的住处。随着一声令下，民警们破门而入，将还在睡梦中的林富、李某、庞某、陈某等人当场抓获。 在审讯室里，林富等人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在警方出示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面前，他们很快就心理防线崩溃，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 据林富交代，9 月 4 号那天，他和同伙在 KtV 参加水果店老板的生日聚会时，接到了一个叫李富的人的电话。李富说，有人欠他朋友一笔赌债，让林富帮忙把人带到指定地点，事成之后给 3000 块钱报酬。“我们当时觉得这活儿挺简单，就是带个人，还能赚 3000 块钱，就答应了。” 林富说。 按照李富提供的线索，林富等人借了水果店老板的车，赶到了米厂街市场的麻将馆，顺利找到了黎军。“我们按照李富教的说辞，说有人找他要债，他就很配合地跟我们走了。” 林富交代，他们把黎军带到了李富指定的馒头岭后，在路边等了十几分钟，就有一个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赶来。“那个男的给了我们 3000 块钱，让我们把人交给他，我们就开车回去了。” 林富等人表示，他们并不知道那个中年男子是谁，也不知道黎军最终的去向。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受李富指使，而李富则是受别人委托。 案情逐渐清晰起来，李富成为了下一个关键人物。警方通过调查，很快锁定了李富的行踪，并于 9 月 17 号将其抓获。 李富今年 41 岁，也是米厂镇人，没有正当职业，平时靠打零工和赌博为生。面对警方的审讯，李富坦言，他确实雇佣了林富等人绑架黎军，但他也是受人之托。“是李元让我帮忙的，他是我同学。” 李富说。 李富回忆，2015 年 9 月 2 号，长期在越南打工的李元突然回国，找到了他。“他请我在茶馆喝茶，说有个人欠他 10 万块钱赌债，让我帮忙把人叫出来写个欠条，事成之后给我 1 万块钱报酬。” 李富说，他当时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催债，而且报酬丰厚，就答应了。 随后，李富以 5000 块钱的价格，委托了认识的赖某帮忙找人。而赖某又以 3000 块钱的价格，雇佣了林富等人。就这样，一场层层外包的 “绑架”，最终落到了林富这群社会闲散人员的头上。 “我根本不知道李元和黎军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知道他把黎军带走后会做什么。” 李富懊悔地说，案发后第二天，他从李元那里拿到了剩下的 7000 块钱，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李元。 案件的焦点，最终集中到了李元身上。他长期在越南打工，和黎军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花重金雇佣他人绑架黎军？所谓的 “10 万块赌债”，到底是真的还是一个借口？ 警方再次对李元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发现李元的家庭关系很简单，妻子和儿子都在陆川生活，儿子还在上学。通过走访李元的邻居和朋友，民警了解到，李元的妻子平时也喜欢打牌，经常出入米厂镇的几个麻将馆，而她和黎军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们俩经常一起去麻将馆，打完牌也一起走，看着就像是情侣。” 一位邻居告诉民警，“我们都以为黎军是单身，后来才知道他有老婆孩子，李元也一直在国外打工。” 民警立刻找到了李元的妻子进行询问。面对警方的追问，李元的妻子脸色苍白，最终如实交代了真相：她和黎军不仅仅是牌友，更是情人关系。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在 2015 年 5 月李元回国休假时被发现了。 “当时李元看到了我手机里的暧昧信息，非常生气。” 李元的妻子哭着说，“我害怕他跟我离婚，就撒谎说是黎军强迫我的。李元当时警告了我，也去找过黎军，让他不要再联系我。” 可让李元没想到的是，在他再次出国务工后，妻子和黎军并没有断绝关系，反而更加频繁地来往。这件事后来被李元的老乡知道了，老乡在和李元视频聊天时，无意间透露了这个消息。 “李元当时在视频里就很激动，说一定要报复黎军。” 老乡回忆道。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所谓的 “赌债” 只是一个借口，李元雇佣他人绑架黎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报复他和自己妻子的不正当关系。 找到了作案动机，接下来就是寻找黎军的下落。根据林富等人的交代，他们是在馒头岭将黎军交给李元的。馒头岭位于米厂镇和沙湖镇之间，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区，面积广阔，植被茂密。更重要的是，由于县城里很多工地都把挖地基的泥土倒在这里，整个山区到处都是新土堆，地形十分复杂。 警方立刻组织警力对馒头岭展开地毯式搜查。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带着警犬，在齐腰深的草丛和新土堆中一点点排查。秋老虎依然肆虐，民警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又被太阳晒干，反复几次后，衣服上结满了白色的盐渍。脚上的鞋子被尖锐的石头划破，手上也被树枝划出了一道道血痕，但没有人叫苦叫累。 可连续搜查了两天两夜，民警们走遍了馒头岭的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没有发现黎军的踪迹，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黎军到底在哪里？他还活着吗？ 由于无法确定黎军的生死状况，2015 年 10 月 24 号，陆川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批准逮捕了李元、李富、赖某、林富等 6 名犯罪嫌疑人。但主犯李元仍在越南，黎军的下落也依然是个谜，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了困境。 “必须尽快抓到李元，才能知道黎军的下落。” 老陈坚定地说。可李元已经出境，中国警方无法直接到越南实施抓捕，只能通过国际司法协助。为了尽快将李元抓捕归案，专案组决定向上级申请，由公安部报请国际刑警组织，对李元发布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通缉令，只有针对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并且经过检察院批准逮捕后，才能上报申请。2016 年 1 月 29 号，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批程序，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发布了针对李元的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的威力很快显现。4 个多月后，警方接到线索：李元已经偷渡回国，目前在海南海口市一带活动。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所有人都振奋不已，老陈立刻带领民警赶赴海口，实施抓捕。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警方很快锁定了李元的具体位置，海口市美兰区的一家大型超市。民警们乔装打扮成顾客，多次前往超市进行观察。经过确认，在超市里做搬运工的一名男子，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李元。 2016 年 6 月 16 号下午，超市里人来人往。李元穿着一身灰色的工作服，正弯腰搬运着一箱矿泉水，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就在他直起身擦汗的瞬间，几名民警迅速围了上去，亮出了手铐。“李元，我们是广西警方的，你被捕了！” 李元的身体猛地一僵，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他看着眼前的民警，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最终无力地低下了头。历经 9 个多月的逃亡，他还是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审讯室里，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李元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5 年 5 月，李元回国休假时，发现了妻子和黎军的不正当关系。妻子的谎言让他对黎军恨之入骨，他找到黎军进行威胁，让他断绝和自己妻子的联系。可黎军并没有当回事，在李元再次出国务工后，依然和他的妻子保持着联系。 “我在越南打工，每天辛辛苦苦赚钱养家，他却在家里勾引我老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李元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老乡告诉我他们还在来往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他。” 2015 年 9 月 2 号，李元悄悄从越南回国，找到了老同学李富，以 “追讨 10 万块赌债” 为借口，委托他帮忙绑架黎军，并承诺给予丰厚的报酬。9 月 4 号，林富等人成功将黎军带到了馒头岭。 “我当时骑着摩托车赶到馒头岭，看到黎军被捆在车里，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李元说，他给了林富等人 3000 块钱后，就让他们离开了。只剩下他和黎军的时候，他解开了黎军身上的绳子，想和他 “好好谈谈”。 可两人一见面就发生了争吵。李元指责黎军破坏自己的家庭，黎军却反驳说，他和李元的妻子是自愿的，不存在谁强迫谁。“他说我老婆是自愿的，还说我傻，被老婆骗了都不知道。” 李元激动地说，“我当时越听越生气，就和他打了起来。” 争吵中，李元一把将黎军推倒在地。馒头岭到处都是松软的新土，黎军摔倒后，脸正好埋进了泥土里。李元气不过，又上前用脚踩住了黎军的后脑勺，发泄着自己的愤怒。“我踩了大概几分钟，就看到他不动了，当时以为他只是晕倒了。” 李元说，他把黎军拖到了一百多米外的一片竹林里，想着等他醒了自己会回去，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可当天晚上，他越想越不对劲，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二天凌晨，他拿着一把铁锹，再次来到了馒头岭。 “我到竹林里一看，黎军已经没有呼吸了。” 李元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当时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他的尸体埋了起来。” 埋好尸体后，李元不敢停留，立刻收拾行李，通过非法渠道偷渡回了越南。在越南的日子里，他整天提心吊胆，不敢找正式的工作，只能在赌场里打零工。每次看到警察，他都吓得魂飞魄散，四处躲藏。 “红色通缉令发布后，越南警方查得更严了，我根本无处藏身。” 李元说，他在越南待不下去了，就想着偷渡回国，找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没想到刚到海口没多久，就被警方抓获了。 审讯结束后，李元被民警押解回了陆川。在他的指认下，警方再次来到了馒头岭。此时的馒头岭，已经和九个多月前大不一样，杂草长得更高了，新土堆也被雨水冲刷得变了形状。李元凭着记忆，在竹林附近寻找着埋尸的地点。 “应该就是这里了。” 李元指着一片长满杂草的土地说。民警们立刻展开挖掘，铁锹一次次插进泥土里，扬起阵阵尘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突然，一名民警喊道：“这里有东西！” 大家围过去一看，只见泥土中露出了一个黑色的手机袋。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将手机袋拉出来，又继续往下挖掘。随着泥土一点点被清理，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逐渐显露出来。通过尸体身上残留的衣物和随身携带的物品，警方确认，这就是失踪了九个多月的黎军。 当黎军的尸体被挖出的那一刻，小黎和家人悲痛欲绝。九个多月的等待，最终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结局。而那张被黎军藏在笔记本里的纸条，也终于揭开了所有的谜团 ，他早就预感到自己会出事，却没想到，这场灾难最终还是没能避免。 2016 年 10 月，陆川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李元因报复他人，雇佣李富、赖某、林富等人非法拘禁黎军，并在争执中致黎军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李富、赖某、林富等人明知李元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仍受雇佣参与非法拘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李元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富、赖某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不等；林富等直接实施非法拘禁的人员，因情节严重，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七年不等。 案件尘埃落定，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可这场因婚外情引发的悲剧，却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李元为了一时的冲动，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让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黎军的离世，让小黎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变得支离破碎。 第137章 邵伯湖清明尸案 2004年4月4日，清明。 凌晨的邵伯湖还浸在一片朦胧的雾气里，这雾气不像盛夏的浓霾那样呛人，也不似寒冬的霜雾那般刺骨，而是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温润，轻飘飘地浮在湖面，把远处的芦苇荡、近处的渔棚都晕染成了模糊的剪影。西新围岛就卧在这片雾气中，岛上的土坯房、竹编的鸭棚、系在岸边的小木船，都被裹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白纱，透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静谧，又藏着几分清明时节特有的肃穆。 吉老汉已经在这岛上养了三十多年的鸭子和大鹅。他的皮肤是被湖水和日光反复浸泡炙烤后留下的深褐色，手上布满了老茧，指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泥渍和鸭粪的痕迹。半辈子跟水、跟禽畜打交道，他对这片湖、对大自然有着刻在骨子里的敬畏，春天怕倒春寒冻坏了雏鸭，夏天怕暴雨冲垮了鸭棚，秋天怕瘟病夺走大半收成，冬天怕冰封湖面断了活路。这份敬畏里，还掺着几分庄稼人特有的朴素迷信，尤其到了清明这种日子，更是处处小心。 天刚蒙蒙亮，吉老汉就起了床。他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踩着露水草鞋走到院门口，习惯性地朝湖面望了一眼。这一眼，让他原本就有些紧绷的神经更揪紧了。往日里还算澄澈的湖水，今天被雾气蒙得发灰，水面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连鸭子们往常清晨必有的嘎嘎叫声都透着股沉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可今天没下雨，却比下雨更让人心里发堵。 “这日子选的，真是邪性。”吉老汉嘴里嘟囔着，心里犯了嘀咕。4月4号，公历的清明，三个“4”凑在一起，在他看来本就不是什么吉利数字。湖面上那股异样的平静，让他总觉得要出事。养了一辈子鸭子，他对这片湖的脾气了如指掌，往常就算起雾，湖水也带着股鲜活的气息，今天却像是一潭死水，透着股说不出的阴冷。 “罢了罢了，今天不放鸭，不出船了。”吉老汉咬了咬牙，做了决定。清明日，还是安稳点好，万一真出点什么岔子，一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了。他转身准备去湖边的鸭棚，给鸭子们添点食料。鸭棚就建在湖岸的高坡下，用粗壮的竹子搭架，糊着混合了稻草的泥巴，棚子周围圈着一圈铁丝网，防止黄鼠狼之类的野兽偷袭。里面养着三百多只鸭子，都是吉老汉的命根子，每天喂食、清理粪便、检查健康状况，忙得脚不沾地。 就在他抬脚走向鸭棚的那一刻，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扫过湖面。那片平静的雾霭中，有个白色的东西格外扎眼。它随着微弱的水波一沉一浮，像是被无形的手牵引着，正缓缓朝着鸭棚的方向飘来。 吉老汉停下脚步，眯起眼睛仔细瞅了瞅。“又是哪个缺德的，把死东西扔湖里了。”他心里暗骂了一句。邵伯湖周边住着不少养殖户，养鸭的、养鹅的、养猪的、养羊的，总有一些病死的禽畜被偷偷扔进湖里，久而久之，湖面上偶尔就会飘着这些动物的尸体。前几天，他还刚打捞上来一包发臭的脏东西，当时想都没想就刨坑埋了，不是因为迷信，是真怕鸭子误食了腐败的尸体得鸭瘟。养鸭子的都知道，鸭瘟这东西邪乎，一旦染上，整棚的鸭子都会死光，一年的心血就打了水漂，甚至能把家底赔光。 往常遇上这种事，吉老汉也就麻溜地划船过去捞上来埋了，可今天不一样。一来是清明，大清早撞见这玩意儿，心里膈应得慌；二来是他刚下定决心不出船，这一去一回，不仅违了自己的心意，万一雾气里藏着什么危险，也不划算。可要是不捞，谁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能漂上岸？万一他转身离开，这包脏东西正好漂到鸭棚附近，那些馋嘴的鸭子一拥而上，啄食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吉老汉站在岸边，左右为难。他盯着那个白色的东西，看着它一点点向岸边靠近，心里的挣扎越来越激烈。“该死的，真是上辈子欠你们的。”他狠狠跺了跺脚，最终还是败给了对鸭子的责任心。他转身快步走到系船的木桩旁，解开了那根磨得发亮的麻绳。小木船随着湖水轻轻晃动，船板上还留着昨晚没擦干的水渍，透着一股潮湿的木头味。 吉老汉跳上船，拿起船桨，慢悠悠地划向那个白色物体。雾气打湿了他的头发和眉毛，凝成细小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船桨搅动湖水，发出哗哗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清晰。越靠近，那白色物体的轮廓就越清晰，是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外面还缠着几圈绳子，因为泡在水里，显得格外沉重。 “哼，肯定是死猪死羊之类的，这么沉。”吉老汉皱着眉头，心里越发晦气，忍不住朝湖里吐了口口水。他伸出船桨，勾住蛇皮口袋上的绳子，使劲往船上拽。口袋里的东西沉甸甸的，拽得他胳膊生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口袋拖到了船边，又一点点挪到船舱里。 小船载着这包“脏东西”，缓缓划回岸边。刚靠岸，就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爹，我来取鸭蛋了。”吉老汉回头一看，是儿子吉明，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竹篮。 “明子，过来搭把手，把这玩意儿拖上去。”吉老汉朝着儿子喊道，指了指船舱里的蛇皮口袋。 吉明应了一声，把自行车停在岸边，快步走了过来。他弯腰正要去搬口袋，手还没碰到，目光突然被口袋的一角吸引住了。“爹！你看！这……这像人的脚！”吉明的声音瞬间变了调，带着难以抑制的惊恐，手指着口袋的一处凸起。 吉老汉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瞬间懵了。他赶紧俯下身，凑近那个蛇皮口袋仔细打量。刚才拖拽的时候，口袋的封口处被扯裂了一道小缝，此刻，从那道缝里，赫然伸出了一只脚——白白嫩嫩的，被水泡得有些发胀，皮肤泛着不正常的苍白，脚趾蜷缩着，确实是人的脚！ “我的娘嘞！”吉老汉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定了定神，猛地从船上抄起一把割草刀，那是他平时给鸭子割草料用的，刀刃锋利，还带着青草的气息。他攥着刀，快步上前，手起刀落，“唰”的一声，蛇皮口袋被划开了一道二三十厘米长的豁口。 一股恶臭瞬间喷涌而出，像是臭豆腐、螺蛳粉、鲱鱼罐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夹杂着腐败的腥气，直冲鼻腔。吉老汉和吉明不约而同地捂住鼻子，胃里翻江倒海。再往豁口里面一看，两人的瞳孔瞬间放大，里面不是死猪死羊，而是两条完整的人腿，腿上还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浸泡时间过长，裤子已经紧紧贴在了皮肤上。 “啊~！”父子俩同时发出一声惨叫，吓得魂飞魄散。吉明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两条人腿，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忘了。吉老汉也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割草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不知过了多久，吉老汉猛地回过神来。他盯着那个蛇皮口袋，突然觉得有些眼熟，这口袋的样式、颜色，还有上面印着的模糊字迹，怎么看都像是自己前两天捞上来的那包“脏东西”？ “明子！快跟我来！”吉老汉一把捡起割草刀，拉住还在发愣的儿子，抬腿就往湖边不远处的一堆土疙瘩跑去。那堆土疙瘩是他前几天刨坑埋“脏东西”的地方，因为怕被野兽刨出来，还特意堆了些石头。 吉老汉蹲下身，用割草刀和双手飞快地刨着泥土。泥土还是湿润的，带着一股腥气，不一会儿，一个和刚才一模一样的蛇皮口袋就露了出来。“就是这个！”吉老汉的声音带着颤抖，他清楚地记得，这是前天在湖里捞上来的，当时以为是死猪，就随便埋在了这里。 有了刚才的经历，吉老汉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准备。他屏住呼吸，强忍着恶心，再次举起割草刀，“刺啦”一声划开了口袋。这一次，从口袋里掉出来的，是两只已经开始腐烂的人手，手指扭曲着，皮肤呈现出暗紫色，同样散发着刺鼻的恶臭。 “爹……快……快报警！”吉明终于缓过劲来，声音嘶哑地喊道，脸色苍白得像纸。 吉老汉也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对对对，报警！快报警！” 吉明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指哆嗦着按下了110。“喂……警察同志……不好了……邵伯湖西新围岛……湖里捞上来……捞上来尸块……”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声音里充满了恐惧，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挂了电话，吉明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吉老汉则站在原地，望着那两个散发着恶臭的蛇皮口袋，心里懊悔不已。“我说今天不吉利，真是不吉利啊……”他喃喃自语，清明日，撞见两包尸块，这事儿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是想保护鸭子不得瘟病，却意外撞破了一桩惊天血案。 接到报警电话后，扬州市公安局的警车呼啸着驶向邵伯湖西新围岛。警笛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惊动了周边的村民，不少人纷纷跑到湖边围观，议论纷纷。 “出啥事儿了？这么多警察？” “听说吉老汉捞上来尸块了，还是人腿人手！” “我的天呐！这清明日的，真是造孽啊！” 村民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恐惧的气氛在人群中蔓延。吉老汉和吉明被民警带到一旁询问情况，两人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完全恢复过来，回答问题时依旧有些语无伦次。 与此同时，刑侦技术人员已经开始了现场勘察。他们穿着专业的勘查服，戴着口罩和手套，小心翼翼地检查着两个蛇皮口袋和里面的尸块。现场被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 经过初步勘察，技术人员发现，尸块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躯干上半部分，从肚脐眼往上，包括两只胳膊，但没有头颅；另一部分是躯干下半部分和两条下肢；还有一部分是头颅（后来在后续搜查中找到）。这三部分尸块都用蛇皮口袋包裹着，用绿色的尼龙绳紧紧捆扎着。将尸块拼接起来后，可以确认是同一名死者，并且是一名女性。 更关键的是，死者的上身有多处锐器伤，伤口深浅不一，方向凌乱，显然不是一击致命，而是遭到了凶手的疯狂捅刺。尸块上还沾着大量的稻草屑，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稻草屑收集起来，装进证物袋，他们知道，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很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此外，技术人员还发现了几个重要的特征：死者左手腕的背面有一个青黑色的桃心形状纹身，图案小巧精致，颜色已经有些发暗；双脚的十个脚趾甲都涂着桃红色的指甲油，虽然经过湖水的浸泡，颜色已经有些脱落，但依然能清晰辨认；死者胸罩的内侧还粘着三根扯断的头发，最长的大约有5厘米，颜色是染过的黄色。 死者身上的衣服质地普通，但样式却很新潮前卫，上身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是一条黑色的休闲裤，脚上没有穿鞋。在2004年的扬州，这样的打扮并不算普遍：染着黄头发、纹着纹身、涂着指甲油的年轻女性，大多集中在娱乐场所或者洗浴休闲中心工作。 “这是一起杀人分尸案。”扬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王建军蹲在尸块旁，眉头紧锁，“邵伯湖肯定是抛尸现场，不是第一作案现场。凶手分尸后用蛇皮口袋包裹，还特意用尼龙绳捆扎，说明他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当天下午，尸块被送到了法医鉴定中心。法医连夜进行了尸检，第二天一大早，鉴定报告就出来了：死者为女性，年龄约22岁，身高1米66左右，体态中等；死亡原因是遭锐器刺破心脏，导致循环衰竭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3月15号前后，距离被发现时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天；尸块中还检测到了男性的体液，经dNA比对，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所留。 分尸工具也被初步判定为菜刀之类的利器，尸块的切口平整，边缘有明显的砍切痕迹，符合菜刀的作案特征。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死者到底是谁？ 指挥部设在了离邵伯湖几公里外的邗江区方巷镇政府会议室里。扬州市公安局局长赵南军亲自坐镇督战，看着墙上挂着的死者特征照片，脸色凝重。“同志们，情况紧急。”赵南军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再过半个月，就是扬州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和扬州火车站开通的日子，这两个都是全市的大事，需要大量警力安保。我们必须在这之前破案，给市民一个交代，也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参战民警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我们兵分两路。”赵南军站起身，指着墙上的地图，“第一路，负责排查死者身份。立刻印制带有死者衣着、纹身、发色等特征的警方告示，在全市范围内张贴，同时联系电视台、报纸等媒体进行公布，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第二路，重点排查作案嫌疑人。围绕死者的身份特征，对全市的洗浴中心、洗头房、KtV等休闲服务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寻找失踪的女性；同时，排查有嫖娼劣迹、经常混迹于色情服务场所的人员，以及案发后突然外出、下落不明的人员。” 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民警们还总结了两句口诀：“一排黄毛，二排黑桃”，排查死者时，重点关注染黄头发、手腕有桃心纹身的年轻女性；“一排嫖，二排逃”，排查嫌疑人时，重点关注有嫖娼前科和案发后逃跑的人员。 任务下达后，全市民警迅速行动起来。邗江区韩上派出所的民警方治安也加入了排查队伍，他的任务是走访辖区内的洗浴休闲中心。 涵江路是邗江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饭店、歌厅、休闲中心一家挨着一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方治安手里拿着一叠警方告示，从下午一直走到傍晚，已经走访了七八家休闲中心，腿都酸了，却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些地方人员流动太大，按摩小姐换得比饭店厨子还勤。”方治安揉了揉发胀的小腿，心里有些着急。大多数休闲中心的老板和员工要么说没见过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含糊其辞，不愿意配合，他们怕惹上麻烦。 简单吃了点晚饭，方治安又骑着摩托车返回了涵江路。夜色渐浓，涵江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休闲中心的生意也渐渐红火起来。晚上7点20分，方治安走进了一家名叫“桃花屋”的休闲中心。 这家休闲中心不算大，门口挂着粉色的灯笼，里面装修得有些俗气，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和香烟混合的味道。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约莫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迎了上来，脸上堆着职业化的笑容：“先生，您里边请？是要按摩还是休息？” “我是来打听点事的。”方治安掏出警官证亮了一下，然后拿出警方告示，“最近你们这里有没有女服务员离开？或者有没有人失踪？” 女人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警官，我们这儿的按摩小姐流动大得很，今天来明天走的，很正常。失踪倒是没有，要是失踪了我们肯定报警啊。” “那你看看，有没有人穿过这样的衣服？”方治安指着告示上死者的服装照片，“或者有没有人染黄头发，手腕上有个桃心纹身？” 女人接过告示，仔细看了起来。她的眉头微微皱着，似乎在回忆。过了几分钟，她突然眼睛一亮：“哦！我想起来了！有个叫张新慧的小姐，穿过这样的衣服！” 方治安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追问：“张新慧？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手腕上有没有纹身？” “纹身好像有，我记得她手背上有个黑色的桃心，具体是左手还是右手，我记不清了。”女人想了想，“她辞职有段时间了，大概一个多月前吧。我听说她后来去了‘萧金池’那边上班了。” “萧金池？”方治安立刻记下了这个名字。 “对，就是那家新开的休闲中心，装修比我们这儿豪华多了。”女人补充道。 方治安谢过女人，转身就往外走，骑上摩托车直奔萧金池。萧金池位于涵江路的另一端，果然装修得十分气派，门口停着不少汽车。方治安走进大厅，表明身份后，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 负责人接过警方告示，只看了一眼就点头：“张新慧我认识，她确实在我们这儿上过班。这衣服她穿过，手腕上也确实有个黑色的桃心纹身。” “她现在在哪？上班了吗？”方治安急切地问。 负责人的脸色有些为难：“她3月12号的时候跟我请假，说她奶奶病故了，要回家奔丧，之后就一直没回来。我们给她打电话也打不通，正着急呢，还以为她出什么事了。” 3月12号请假，死亡时间是3月15号前后，时间完全对得上！方治安心里已经有了八成把握，死者就是张新慧。他立刻拿出手机，向指挥部汇报了这一重大发现。 半个小时后，大队民警赶到了萧金池。在负责人的配合下，民警们对张新慧存放在员工宿舍的物品进行了检查。宿舍里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生活用品。民警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找到了一本电话本，上面记录着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标注着“家里”。 民警立刻拨通了这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传来：“喂？请问找谁？” “您好，请问是张新慧的家人吗？我们是扬州市公安局的民警。” 电话那头的妇女愣了一下，随即紧张地问：“警察同志？是不是小慧出什么事了？她这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我们正担心呢！” “您先别着急，”民警放缓了语气，“张新慧3月12号说奶奶病故，回家奔丧，她回去了吗？” “什么？奶奶病故？”妇女的声音充满了惊讶，“她奶奶好好的呀，根本没生病！她也没回家啊！我们这两个多月都没联系上她了！” 真相大白，死者确实是张新慧。 接下来，民警开始围绕张新慧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通过走访她的同事和朋友，民警了解到，张新慧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今年22岁，两年前来到扬州打工，先后在几家休闲中心做按摩小姐。她长得漂亮，性格外向，身边的异性朋友不少，并且在失踪前，她正和一个名叫涂春桥的男人同居，两人还发生过激烈的矛盾。 “涂春桥？他是什么人？”民警追问。 “具体是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钢筋工人，三十多岁，家是邗江区方巷镇那边的。”张新慧的一个闺蜜王雪回忆道，“他俩经常吵架，有时候吵得特别凶，我们都劝过张新慧，让她跟涂春桥分手，可她不听。失踪前几天，我还见过他俩吵架，好像是因为涂春桥不肯跟他老婆离婚。” 王雪还告诉民警，涂春桥脾气不好，有时候会动手打张新慧。有一次，她亲眼看到涂春桥因为张新慧跟别的男人多说了几句话，就把她推倒在地，还扇了她两个耳光。 线索指向了涂春桥。民警立刻通过公安系统查询，发现方巷镇三里桥村夏庄组确实有一个叫涂春桥的男人，1971年出生，小学文化，1994年与河南省唐河县的胡某结婚，育有一女一子，曾在扬州、河南、黑龙江等省市打工，目前去向不明。 4月8号上午，三名刑警在社区民警的陪同下，来到了涂春桥的家。涂春桥的家是一栋普通的农村砖瓦房，院子里堆着一些农具和柴火，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开门的是涂春桥的父亲涂才元，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汉，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看到突然来访的民警，涂才元的脸色明显变了一下，虽然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还是没能逃过民警的眼睛。 “请问是涂才元老先生吗？我们是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一下涂春桥的情况。”民警出示了警官证。 涂才元点点头，侧身让民警进屋，声音有些不自然：“警官，找春桥啊？他……他出去打工了。” “什么时候出去的？去哪里打工了？”民警追问。 “这……”涂才元的眼神有些闪躲，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是春节后就走了，具体去哪了，他没说清楚。” “不对吧？我们听说他4月初才走的。”民警盯着他的眼睛。 涂才元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支支吾吾地说：“可能……可能是我记错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在问话的过程中，一名刑警无意间瞥见院子角落的一根绿色尼龙绳，和捆扎尸袋的尼龙绳看起来一模一样。他不动声色地走过去，趁涂才元不注意，悄悄扯了一段揣进了口袋。 离开涂家后，刑警立刻将这段尼龙绳送到了技术部门进行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段尼龙绳与捆扎尸袋的尼龙绳材质、粗细、编织方式完全一致！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兴奋不已。涂才元是个渔民，家里有一大一小两条船，具备运尸抛尸的条件；再加上他家里发现了与尸袋上相同的尼龙绳，种种迹象表明，涂春桥杀人分尸后，涂才元很可能知情，甚至参与了抛尸。 民警立刻决定传讯涂才元。中午12点半，涂才元被带到了方巷镇派出所。法医当场抽取了他的血样，进行dNA比对。 几个小时后，比对结果出来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涂才元的血样与尸块中残留的男性体液的基因类型完全相同！ 这个结果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张新慧是涂春桥的女友，体内怎么会有涂春桥父亲涂才元的体液？难道杀害张新慧的不是涂春桥，而是涂才元？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涂才元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头微微低着，一言不发。民警们轮番上阵，向他宣讲法律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涂才元，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审讯民警盯着他，“张新慧体内的体液是你的，捆扎尸袋的尼龙绳是你家的，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涂才元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过了很久，他终于抬起头，脸上布满了悔恨和恐惧，声音嘶哑地说：“我说……我全说……” 事情的真相，远比民警们想象的还要丑陋和残忍。 3月14号晚上，夜色深沉，伸手不见五指。涂才元已经睡下了，突然被院子里一阵急促的狗叫声吵醒。他侧耳听了听，外面还传来了脚步声，断断续续的，像是有人在慌张地奔跑。 “深更半夜的，会是谁？”涂才元心里犯了嘀咕，披上衣服，摸黑走到门口，悄悄拉开了门栓。他想看看是不是小偷，如果是小毛贼，他就出去吓唬一下；如果是亡命之徒，他就赶紧躲起来。 门刚一打开，一道黑影就猛地窜了进来，和他撞了个满怀。“哎哟！”涂才元被撞得后退了两步，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黑影也被吓了一跳，发出一声惊呼。 借着微弱的月光，涂才元看清了黑影的脸，是他的儿子涂春桥。 “你个兔崽子！吓死我了！这么晚了，你慌慌张张地干什么去了？”涂才元没好气地骂道。 涂春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嘴里嘟囔着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就径直冲进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涂才元愣在原地，心里充满了疑惑。平时涂春桥很少这么晚回家，更不会如此慌张。但转念一想，既然是儿子，应该没什么大事，他便转身回屋继续睡觉了。 这一觉，涂才元睡得并不安稳，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天刚蒙蒙亮，他就醒了。走出房间，发现涂春桥竟然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这让涂才元更加纳闷了——涂春桥平时好吃懒做，很少主动做家务，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勤快？ 涂春桥洗完衣服，没跟他打招呼，就匆匆出去了。涂才元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他走到洗衣盆边，低头一看，盆里的水竟然是红色的，那是血的颜色！ “坏了！出事了！”涂才元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慌了神。他赶紧叫醒了老伴，两人分头出去找儿子。 涂才元在村公房后边找到了涂春桥。此时的涂春桥脸色惨白，眼神空洞，正蹲在地上发呆。“春桥！你大清早的在这里干什么？”涂才元厉声问道。 涂春桥抬起头，眼神躲闪，不敢看他：“我……我杀了两只羊，在这里处理一下。” “杀羊？我看你是杀人了！”涂才元盯着他，语气肯定。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从他的眼神里，他看到了恐惧和慌乱。 这时，涂才元的老伴也找了过来。老两口围着涂春桥，眼神里充满了焦急和担忧。涂春桥再也撑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直流：“爸！妈！我错了！我杀人了！你们不能报警啊，一报警我就死定了！” “什么？你真杀人了？”涂才元的老伴吓得脸色惨白，身体摇摇欲坠，“你……你是不是把张新慧杀了？” 涂春桥低着头，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涂才元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会变成杀人犯。他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痛苦地思索着。报警吧，儿子会被枪毙，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舍不得；不报警吧，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迟早会被发现。 最终，父爱战胜了理智。“唉……”涂才元重重地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也只能帮你了。” 父子俩来到村公房，涂春桥已经把张新慧的尸体用蛇皮口袋包裹好了，分成了三块。他们找来一辆板车，将尸袋搬到车上，然后运到了停在光明桥附近的小船上。涂春桥骑着自行车先回了家，涂才元则驾着小船，将尸袋运到了湖口的大船上，用渔网盖好，等待夜色降临后抛尸。 当天晚上，涂才元喝了不少酒，一是为了壮胆，二是为了麻痹自己。他驾着大船，趁着夜色，将尸袋扔进了邵伯湖深处。可在返回的途中，他借着酒劲，竟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尸袋里的张新慧。 “那姑娘长得是真俊，两条腿又白又长……”涂才元的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一股邪恶的欲望在他心中滋生。他调转船头，回到抛尸的地方，将装有张新慧下半身的尸袋捞了上来，在船上对尸体实施了奸尸行为。 涂才元的交代，让整个案情真相大白。杀害张新慧的凶手是涂春桥，而涂才元则参与了抛尸，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奸尸罪行。 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抓捕涂春桥。 此时的涂春桥，正躲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休闲中心里。自从3月15号杀人分尸后，他就一路潜逃，先是回到了齐齐哈尔，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焦虑中，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看到张新慧的脸，听到她的惨叫声。 他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认识张新慧，后悔不该为了她跟老婆离婚，后悔不该一时冲动杀了人。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日复一日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惶惶不可终日。 涂春桥和张新慧的相识，源于一场偶然。一年多前，涂春桥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人，冬天天气寒冷，他经常去工地附近的一家洗浴中心泡澡御寒。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当时在洗浴中心做按摩小姐的张新慧。 张新慧年轻漂亮，能说会道，很快就吸引了涂春桥的注意。涂春桥虽然已婚，但常年在外打工，妻子不在身边，寂寞难耐，很快就对张新慧展开了追求。张新慧起初并没有答应，但后来她以母亲患肝硬化需要治病、自己想搬出来住为由，向涂春桥借钱。涂春桥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动了心，花了100块钱一个月，给张新慧租了一间出租房，两人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2003年7月，涂春桥带着张新慧回到了扬州，租住在汽车站附近。此时，涂春桥的妻子胡某也带着儿子从河南来到了扬州，因为儿子是超生的，怕被罚款，一直不敢回家。 妻子的到来，让涂春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年轻漂亮、善解风情的情人张新慧，一边是为他生儿育女、勤俭持家的妻子胡某。可张新慧却不依不饶，逼着涂春桥跟妻子离婚，甚至让他把儿子送给别人抚养，两人再重新生一个孩子。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涂春桥竟然真的答应了。他找到妻子，提出了离婚，可胡某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涂春桥竟然真的以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负担不起为由，将亲生儿子送给了邻乡一户姓许的人家抚养。 可涂春桥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张新慧的真心。来到扬州后，张新慧凭借着出众的长相，很快就在萧金池休闲中心站稳了脚跟，还当上了领班，手下管着几个按摩小姐。随着身份和收入的变化，张新慧渐渐变了，她开始嫌弃涂春桥是个没文化、没本事的钢筋工人，对他越来越冷淡，手机短信不让看，口袋里还经常出现别的男人写的情书，甚至经常找借口不回家过夜。 涂春桥很快就发现了张新慧的变化，他多次和张新慧争吵，可张新慧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还跟一个姓黄的男人走得很近，经常发生不正当关系。涂春桥又气又急，他为了张新慧，抛妻弃子，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可到头来却换来了背叛。 涂春桥想带张新慧离开扬州，回东北打工，可张新慧却一口拒绝了。她已经习惯了扬州的生活，习惯了被人捧着的感觉，根本不愿意再回到东北那个小地方，过苦日子。 3月14号晚上，涂春桥让张新慧跟他一起回老家取行李，说是要回老家看看。张新慧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两人骑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小道往涂春桥的老家赶去。 一路上，两人又因为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涂春桥，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你老婆离婚？你要是不离婚，我们就分手！”张新慧生气地说。 “我跟她提了，她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啊！”涂春桥无奈地说。 “没办法？我看你就是不想离婚！”张新慧越说越激动，从随身挎包的夹层里掏出一把防身用的水果刀，咬牙切齿地说，“你不离婚是吧？那我就去杀了你老婆，杀了你女儿！我让你永远得不到安宁！”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涂春桥。“你敢！我老婆和女儿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她们？”涂春桥怒吼着，一把夺过了张新慧手里的刀。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他痴迷、如今却变得如此恶毒的女人，涂春桥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和绝望。他想起了自己为她付出的一切：抛妻弃子、散尽家财、任劳任怨，可换来的却是背叛和威胁。一股疯狂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 “你这个贱人！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过不好，你也别想好过！”涂春桥双眼通红，情绪失控，拿着水果刀，疯狂地朝着张新慧捅去。一刀、两刀、三刀……张新慧的惨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很快就倒在了血泊中，不再动弹。 杀了人的涂春桥，瞬间冷静了下来。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他吓得浑身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先把尸体拖到村公房里藏起来，然后回家睡了几个小时。 凌晨时分，涂春桥悄悄起床，从家里拿了一把菜刀，回到村公房，将张新慧的尸体剁成了三块，装进了两个蛇皮口袋里。他原本打算趁着夜色抛尸，却没想到被父亲涂才元发现了。 在父亲的帮助下，尸块被扔进了邵伯湖。可涂春桥还是害怕，他知道，这事儿迟早会暴露，于是他连夜逃离了扬州，一路跑到了齐齐哈尔。 在齐齐哈尔躲了一段时间后，涂春桥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里，父亲告诉他，尸体被人发现了，公安机关正在全力侦查，让他好自为之。涂春桥知道，齐齐哈尔待不下去了，他想起了妻子的老家河南唐河县，觉得那里偏僻，应该不会被警察找到。 可他万万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早就预判到他可能会逃往河南唐河，提前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4月14号下午2点10分，追捕小组在唐河县的一家小招待所里，将涂春桥成功抓获。当时的涂春桥，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脸上布满了胡茬，眼神空洞，看到民警的那一刻，他没有反抗，只是无力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4月15号，追捕小组带着涂春桥凯旋而归。此时，距离扬州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开幕还有三天时间，民警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给了市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2005年1月17号，涂春桥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此前还曾抢劫过张新慧的财物），被依法执行枪决。涂才元因包庇罪、侮辱尸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第138章 小春城连环灭门案 西昌，这座镶嵌在川西高原腹地的城镇，像一颗被邛海碧波浸润的明珠。泸山的剪影在晨昏中流转，安宁河的水带着河谷特有的温润气息漫过城郊，街边的蓝花楹在十月末仍残留着淡紫色的花瓣，老人们总说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悦城小春城”的雅号便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宁远安居小区就坐落在城西区，紧邻着热闹的宁远桥市场，清晨的菜贩叫卖声、午后孩童的嬉闹声、傍晚归家的自行车铃铛声，构成了这里最寻常的烟火气。自1998年建成入住以来，小区里多是熟门熟路的老街坊，谁家炖了腊肉会端一碗给邻居，谁家孩子放学没人接也能先去对门做作业，治安好到连家家户户的门都常是虚掩着的。 直到2001年10月17日，这一切被戛然而止的血腥彻底撕碎。 那天是星期三，秋阳透过薄雾洒在小区的水泥路上，投下斑驳的树影。谢远平骑着他那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给哥嫂买的两斤橘子和一袋刚出炉的椒盐饼，慢悠悠地停在3号楼2单元楼下。他是西昌本地罐头厂的工人，前几天哥嫂说侄子谢明期中考试考了双百，特意让他今天过来吃饭庆祝。抬手看表时，指针刚过十点十分，这个点哥嫂应该都在家，谢志平在附近的汽修厂当师傅，周三上午通常不忙，嫂子李慧则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这个点大概率是回家整理货物了。 “哥，嫂子，我来了！”谢远平一边喊着，一边伸手去推单元门。往常这扇门总是要稍用力才能推开，今天却像被风吹着似的，轻轻一碰就“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股异样的凉意顺着门缝钻了出来，不是秋日的清爽，而是那种浸到骨头里的阴冷，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铁锈的腥气。他愣了一下，又提高嗓门喊了两句，楼道里只有他的回声在空荡荡地荡来荡去，连平日里总在一楼花坛边打盹的老黄狗都没叫一声。 “难道出去了？”谢远平嘀咕着，脚下却没停。哥嫂家在三楼，他踩着楼梯往上走，每一步都觉得脚下的水泥地格外冰凉。走到302门口时，他发现房门居然也是虚掩着的，门楣上挂着的中国结歪歪斜斜，像是被人碰过。他伸手推了推，门“哐当”一声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屋里没有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几缕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灰尘。 “哥？嫂子？”他试探着走进客厅，脚下的地板擦得异常干净，甚至能映出他的影子，可这种干净却透着一股诡异，哥嫂家虽然整洁，但从不会把地板擦得这么锃亮，连沙发底下的角落都一尘不染。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空了的白酒瓶，两个倒扣的搪瓷碗，旁边还有一碟吃剩的炒鸡蛋，油汪汪的蛋黄已经凝固，显然放了有些时候了。谢远平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似的缠住了他的心脏。 他最先走向哥嫂的卧室，那扇门也是虚掩着的。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连尖叫都发不出来。哥谢志平仰面斜躺在床沿边，身体扭曲成一个怪异的角度，双手被粗麻绳反绑在身后，手腕处的皮肤被勒得青紫渗血，双脚则被透明胶带一圈圈缠得死死的，连脚趾都无法动弹。一块黑色的布条蒙住了他的双眼，布条边缘渗出暗红的血渍，他的头歪向一边，嘴角挂着已经干涸的血迹，显然是窒息身亡。 谢远平的目光往下移，只见哥哥身上那件常穿的半旧黑布裤子被血浸透，大腿处的伤口像一张咧开的嘴，皮肉外翻，暗红色的血液已经凝固成块，粘在裤子上硬邦邦的。他数了数，哥哥的胸口、腹部至少有七八处刀伤，每一处都深可见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直冲鼻腔，谢远平胃里翻江倒海，他捂着嘴后退几步，后背重重撞在门框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不……不可能……”他终于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浑身抖得像筛糠。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疯了似的冲向旁边的卧室，那是嫂子李慧的房间。门一推就开，屋里的景象比客厅更令人发指：李慧的衣发散乱地铺在枕头上，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生前穿的那条蓝色碎花裤子被暴力撕成了两半，丢弃在床底下，裤腰处还沾着泥土和血迹。她的眼睛圆睁着，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心脏部位被连刺数刀，血肉模糊的伤口还在缓慢地渗着血，染红了身下的床单。 “嫂子！”谢远平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他不敢再看，转身就往侄子的小房间跑。那间屋子铺着卡通图案的地板革，墙上还贴着奥特曼的海报，是整个家里最热闹的地方。可此刻，这里却安静得可怕。十岁的谢明趴在小书桌底下，双手和双脚同样被绑着，嘴里塞着一团布，小脸憋得青紫，眼睛紧闭着，再也不会像往常那样扑过来喊他“叔叔”了。谢远平颤抖着伸手探了探侄子的鼻息，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崩溃。 “都死了……都死了啊！”他跌跌撞撞地跑到阳台，抓起窗台上的老式座机电话，手指抖得连号码都按不准。“喂……喂！110吗？杀人了！宁远安居小区3号楼2单元302，一家都被杀了！你们快来啊！”他对着电话嘶吼，眼泪混着鼻涕流下来，滴在满是灰尘的窗台上。哭声像一把尖刀划破了小区的宁静，住在隔壁的张大爷最先跑了过来，推开门看到屋里的景象，吓得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嘴里喃喃着“造孽啊，造孽啊”。很快，邻居们都围了过来，男人们强忍着恐惧查看现场，女人们则抱着孩子躲在楼道里哭，原本热闹的单元楼瞬间被悲伤和恐慌笼罩。 十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小区的死寂。西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干警们跳下车，迅速拉起警戒线，将围观的居民挡在外面。大队长赵建国刚走进客厅，就被眼前的景象气得浑身发抖，他从警二十多年，见过不少残忍的案件，却从没见过这样一家老小被赶尽杀绝的场面。技术科的干警们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在现场勘查，相机的“咔嚓”声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老刑警李建军蹲在谢志平的尸体旁，仔细检查着绑在他手上的麻绳，“这绳子是工地用的粗麻绳，市面上不容易买到。”他站起身，指着地上的拖痕，“凶手作案后还仔细打扫了现场，从卧室一直拖到门口，拖把就扔在门边，上面没有留下指纹，显然是戴了手套。” “赵队，你来看这个。”技术科的小王喊了一声，手里拿着一个存折。赵建国走过去，只见存折上有五千块钱的余额，而旁边的抽屉里，另一个只有两千多块钱的存折却不见了。“凶手拿走了现金和小额存折，却留下了大额的，说明他们可能急着用钱，而且知道小额存折取款更方便，甚至可能认识受害者。”赵建国皱着眉头，“还有，李慧的尸体旁边有一块床单，显然是凶手用来防止血液喷溅的，捅向心脏的几刀又准又狠，说明凶手有作案经验，甚至可能有过前科。” 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整个西昌，宁远安居小区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以前天不黑就热闹非凡的小区广场，现在下午四点多就空无一人；小区门口的小卖部老板王婶，以前要等到晚上十点才关门，现在太阳一落山就赶紧锁门，还在门后顶了两张桌子；住在2号楼的刘奶奶，每天都要在楼下晒太阳，现在连窗户都不敢开，吃饭的时候都要让儿子先检查一遍门窗。有孩子的家庭更是紧张，父母们每天都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连孩子在楼道里玩一会儿都不放心，反复叮嘱“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为了尽快破案，凉山州公安局和西昌市公安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州公安局局长亲自挂帅，抽调了数百名刑侦干警和基层民警投入案件侦查。赵建国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带领队员们开始对宁远安居小区的148户居民进行逐一排查，同时走访了谢志平工作的汽修厂和李慧开的小卖部，希望能找到线索。“谢师傅为人特别好，平时谁的车坏了，他都免费帮忙修，从没和人红过脸。”汽修厂的老板张师傅红着眼圈说，“李慧在小区门口开小卖部，对人也特别热情，孩子们去买东西，她总是多给一颗糖，怎么会有人这么狠心杀了他们一家？” 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在2001年，没有天网系统，没有监控录像，所有的线索都只能靠干警们用脚一步步量出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回家，饿了就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就喝一瓶矿泉水。李建军带着队员们走访了小区附近的工厂，几千名职工逐一排查，登记他们的姓名、住址、案发当天的行踪，光是笔录就堆了满满一桌子。有群众举报，小区里有个叫张强的男人，案发前几天和谢志平因为停车的事情吵过架，形迹可疑。干警们立刻将张强列为嫌疑人，经过三天三夜的蹲守，终于在他打工的工地将他抓获。可经过审讯，张强虽然承认和谢志平有矛盾，但案发当天他一直在工地加班，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而且他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工具，显然不是凶手。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却没有任何进展。赵建国每天都泡在专案组的办公室里，墙上贴满了案件的线索和嫌疑人的照片，他常常对着这些线索发呆到深夜。李建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忍不住劝道：“赵队，你也歇会儿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赵建国摇摇头，指着墙上的受害者照片，“三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十岁的孩子，他们还等着我们为他们报仇呢，我怎么睡得着？”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现在小区里的居民都活在恐慌里，我们多耽误一天，就可能多一个受害者。” 不幸的是，赵建国的担心变成了现实。2002年1月16日，距离“10·17”大案过去整整三个月，西昌火车站职工住宿区再次发生血案。那天早上七点多，住在2号楼的唐奶奶像往常一样生火做饭，蜂窝煤的火苗“呼呼”地舔着锅底，她正准备切菜，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声音尖锐得像被刀割一样，带着撕心裂肺的绝望。“是谁啊？”唐奶奶赶紧放下菜刀，跑到窗边往外看，只见邻居陈丽披头散发地从家里跑出来，浑身赤裸，身上沾满了血污，脸上、胳膊上都是伤口，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唐奶奶！快帮我报警！杀人了！我家都被杀了！” 唐奶奶吓得手里的盘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赶紧抓起墙上的电话，手抖得连“110”都按了三次才按对。“喂！警察同志！火车站职工宿舍2号楼，杀人了！快来啊！”挂了电话，她拿着自己的棉袄跑出去，和赶来的邻居们一起用被子把陈丽裹起来。陈丽的身体滚烫，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嘴里反复念叨着“孩子……我的孩子……”，说完就晕了过去。邻居们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她送往西昌市医院。 接到报警后，赵建国带着专案组的干警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刚走进陈丽家的门，一股比“10·17”案更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客厅的地板同样被擦得干干净净，门口放着一把拖把，和“10·17”案的场景一模一样。在客厅的墙角，陈丽9岁的儿子唐娃倒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鲜血染红了他身上的校服，尸体还有余温，显然刚遇害不久。李建军走进小卧室，眼前的景象让他气得一拳砸在墙上，8岁的小女孩唐梅赤身躺在床上，颈部有明显的掐痕，颜面青紫，眼球结膜点状出血，外部有血污黏附，显然生前遭受过残忍的性侵。 “赵队，卧室里还有一具尸体。”技术科的小王声音颤抖地喊道。赵建国走进主卧，只见陈丽70多岁的母亲倒在床边，身上布满了刀伤，鲜血浸透了她的棉衣，尸体已经形成了尸斑，死亡时间至少在十个小时以上。“初步判断，老太太是最先遇害的，身中16刀，凶手简直是丧心病狂！”小王红着眼圈说，“孩子们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陈丽是最后被袭击的，身中7刀，幸好没有伤到要害。” 现场勘查的结果让所有干警都倒吸一口凉气：凶手同样是戴手套作案，同样在现场喝酒吃饭，厨房的锅里还有没吃完的炒鸡蛋和香肠，同样在作案后打扫了现场，甚至连捆绑受害者的绳子、蒙眼的布条都和“10·17”案一模一样。“这绝对是同一伙人干的！”赵建国一拳砸在桌子上，“他们在‘10·17’案得手后，花光了抢来的钱，现在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此刻，西昌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陈丽还在昏迷中。她是这起案件唯一的幸存者，也是唯一见过凶手的人，她的生死直接关系到案件的侦破。专案组特意安排了两名干警24小时守在重症监护室外，同时让陈丽的丈夫唐建国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唐建国是西昌火车站的信号工，案发当天他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后连夜赶了回来，看到妻子浑身是伤地躺在病床上，他当场就哭了：“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为我的母亲和孩子报仇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陈丽的情况始终没有好转。医生说她头部受到重物击打，身上有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能不能醒过来全看她的意志力。赵建国每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站在重症监护室外，透过玻璃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陈丽，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她一定会醒过来的。”李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她还有仇要报，还有丈夫要陪，她不会就这么倒下的。” 也许是李建军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复仇的信念支撑着她，案发后的第三天早上，陈丽终于睁开了眼睛。当护士告诉守在外面的干警时，赵建国正在专案组开会，听到消息后他立刻站起身，抓起外套就往医院跑。走进重症监护室，陈丽的脸色苍白得像纸，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唐建国坐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的手，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陈女士，我们是警察，想向你了解一下案发当天的情况，你现在方便吗？”赵建国放轻声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陈丽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唐建国赶紧拿起旁边的水杯，用棉签沾了水湿润她的嘴唇。过了好一会儿，陈丽才缓缓开口，声音断断续续的，每说一句话都要喘口气。 “案发前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叫高原，是我丈夫的朋友，说我丈夫在外地出差时出了点事，让他来家里拿点东西。”陈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夜晚，“我当时没多想，就问他什么时候过来，他说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刚做好早饭，就听到有人敲门，我以为是高原，就开了门。没想到门一打开，就冲进来三个男人，都戴着口罩，手里拿着刀。”陈丽的身体开始发抖，唐建国赶紧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他们进来后就把我按在地上，用绳子绑住我的手脚，嘴里塞上布。我妈妈听到动静从卧室出来，刚喊了两声，就被其中一个男人捅了一刀，倒在地上。” “他们把我拖到客厅，让我说出家里的存折和现金放在哪里。我害怕他们伤害孩子，就告诉他们存折在卧室的抽屉里，现金在衣柜的衣服口袋里。”陈丽的眼泪流了下来，“那个叫高原的男人拿着存折和现金，说要去银行取钱，让另外两个人看着我们。他走了以后，剩下的两个男人就对我施暴，他们……他们太残忍了……” 说到这里，陈丽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赵建国等人静静地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们知道，此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过了好一会儿，陈丽才平静下来，继续说道：“他们施暴后，从冰箱里拿出香肠和鸡蛋，就在厨房里做饭吃，还喝了酒，声音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高原打了个电话过来，我听到其中一个男人对着电话说‘我们这边已经全搞定了’。挂了电话后，他们就过来重新绑了我的手脚，用布套住我的头，一个人按住我的身体，另一个人用东西砸我的头，我很快就昏过去了。”陈丽的声音越来越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疼醒了，感觉到刀子在捅我的腿和后背，我想喊，却喊不出来。后来他们揭开我的头套，看我没气了，就转身去了孩子的房间。我听到孩子的哭声，还有‘咚咚’的响声，像是把孩子往墙上撞，没过多久，孩子的声音就没了……” “他们走的时候大概是七点半左右，我挣扎了很久，才用牙齿咬断了手上的绳子，爬出门喊救命。”陈丽说完这些，再也支撑不住，闭上眼睛昏了过去。医生赶紧过来检查，告诉赵建国等人，陈丽的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好好休息，不能再受刺激了。 虽然陈丽的叙述很简短，但却给专案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凶手的名字“高原”。赵建国立刻安排人手，对“高原”这个名字以及同音不同字的“高元”“高源”等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有前科、尤其是有抢劫杀人前科的人员。同时，他们调取了陈丽家附近银行的监控录像，寻找高原取款的身影。 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一名原籍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高原，37岁，1995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0年10月从新疆劳改农场释放后回到西昌，没有固定职业，居无定所，最近一段时间更是下落不明。“就是他了！”赵建国看着高原的照片，眼睛里闪过一丝兴奋，“他有抢劫前科，而且劳改释放后没有正当工作，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 专案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10·17”案和“1·16”案并案侦查，成立州市及铁路公安机关联合专案组，全面展开对高原及其同伙的抓捕工作。当天晚上，西昌市的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立了检查站，干警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对每一辆过往的车辆进行仔细检查，哪怕是一辆自行车都不放过。同时，警方对高原在劳改期间的狱友、西昌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排查，在他们可能出现的网吧、旅馆、赌场等场所布下了天罗地网。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发后的第五天早上，有群众举报，在西昌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看到一个和高原体貌特征相似的男人。赵建国立刻带领队员赶过去，在旅馆老板的配合下，他们悄悄来到302房间门口。李建军一脚踹开房门，只见一个男人正躺在床上睡觉，正是高原！没等他反应过来，干警们就冲上去将他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高原挣扎着，嘴里大喊大叫。赵建国冷冷地看着他，“高原，别装了，1月16日火车站职工宿舍的案子，你参与了吧？”听到“1月16日”这几个字，高原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去过什么职工宿舍。” 审讯工作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高原坐在审讯室里，一言不发，不管干警们怎么问，他都只是低着头，用沉默对抗。审讯室里的灯光惨白，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阴森。赵建国知道，高原是劳改释放人员，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普通的审讯方法对他没用。他决定改变策略，不再直接问案件的情况，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家庭。 “你老家在乐山农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妹妹，对吧？”赵建国递给高原一支烟，“你妹妹去年结婚了，你母亲身体不好，一直盼着你能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听到母亲和妹妹的名字，高原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你知道吗？‘10·17’案中，受害者谢志平家里也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和你妹妹的孩子差不多大。”赵建国的声音很沉重，“那个孩子本来可以像你妹妹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长大，却被你们残忍地杀害了。如果你母亲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她会怎么想？” 这句话像是戳中了高原的软肋，他的身体开始发抖，眼泪慢慢流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我招……我全都招……” 根据高原的交代，他的同伙是罗金良和王帮卫，都是他在新疆劳改农场的狱友。2000年他们一起释放后，回到西昌找不到正经工作，就动了抢劫的念头。“10·17”案发生前，他和罗金良假装成收电话费的工作人员，去宁远安居小区踩点，本来想对谢志平一家下手，结果因为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名字，就暂时放弃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听说谢志平一家被灭门的消息，他怀疑是罗金良伙同王帮卫干的，却没有声张——因为他也想分一杯羹。 “后来罗金良找到我，说他们抢了谢志平家，拿到了两千多块钱，很快就花光了，让我一起再找个目标。”高原低着头说，“我们就盯上了陈丽家，因为陈丽的丈夫是铁路职工，我们觉得他家条件不错。我假装成他丈夫的朋友打电话骗开了门，没想到陈丽居然活了下来。” 赵建国让技术科的干警拿出“10·17”案中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放在高原面前。画面中，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正在取款，正是罗金良。“没错，就是他。”高原点了点头，“他说谢志平家的五千块钱存折是定期的，取不出来，就拿了那张两千多块钱的活期存折。” 根据高原提供的线索，罗金良在案发后已经逃往攀枝花，可能藏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赵建国立刻安排李建军带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攀枝花。攀枝花距离西昌有三百多公里，当时的公路还很崎岖，抓捕小组的车在山路上颠簸了整整六个小时，才到达攀枝花市区。他们没有休息，立刻根据高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罗金良远房亲戚家所在的小区，开始蹲守。 小区里人来人往，抓捕小组的干警们伪装成路人，分散在各个角落。李建军坐在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里，紧盯着小区门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罗金良始终没有出现。就在大家有些疲惫的时候，李建军突然看到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从小区里走出来，正是罗金良！他赶紧用对讲机通知其他队员，“目标出现，准备行动！” 罗金良显然很警惕，走出小区后四处看了看，然后朝着路边的一个Ic公用电话亭走去。他拿起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李建军就带领队员冲了上去，将他按在地上。“你们是谁？放开我！”罗金良拼命挣扎，李建军冷冷地说：“罗金良，我们是西昌警察，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吧。”听到“西昌警察”四个字，罗金良的身体瞬间软了下来，不再挣扎。 1月23日深夜，罗金良被押回西昌。走进审讯室，他看到坐在里面的赵建国，就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和高原不同，罗金良没有抵抗，一坐下就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10·17’案是我和王帮卫干的，高原一开始没参与，后来他知道了，就加入了我们。”罗金良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我们觉得谢志平家好下手，就假装收电话费的踩点，后来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晚上翻窗进去，绑了他们一家三口，抢了钱之后就杀了他们。” “为什么要杀了孩子？他才十岁，什么都不知道！”赵建国气得拍了桌子。罗金良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我们的原则就是赶尽杀绝，不留活口，不然迟早会被警察抓到。” 根据罗金良的交代，王帮卫和李光明、于银财也参与了部分案件，他们都是一伙的，经常一起作案。“王帮卫这个人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他说他以前在成都杀过两个人，都没被抓到。”罗金良说，“我们已经在成都和西昌踩好了几个点，本来打算过几天再干一票，没想到陈丽没死，你们来得这么快。” 专案组立刻展开对王帮卫、李光明、于银财的抓捕工作。由于他们都是流窜作案，居无定所，抓捕工作异常艰难。干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奔赴成都、乐山、攀枝花等地，排查他们可能出现的场所。经过十天的努力，王帮卫终于在成都的一个网吧里被抓获，李光明和于银财也相继落网。 在审讯王帮卫的时候，这个自称“杀人为生”的男人表现得异常嚣张。“我就是喜欢杀人，看着他们倒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痛快。”王帮卫的脸上带着冷笑，“在成都杀的那两个人，你们都没抓到我，要不是这次被陈丽坏了好事，你们照样抓不到我。” “你就不怕被枪毙吗？”赵建国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厌恶。王帮卫无所谓地笑了笑，“我从第一次杀人就知道自己迟早有这一天，反正活够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这伙凶手的作案动机简单得令人发指——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却贪图享乐，不愿意靠劳动赚钱，把抢劫杀人当成了“谋生手段”。在他们看来，没钱花了就找个目标抢劫，为了不被举报，就赶尽杀绝，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受害者也是有家庭、有亲人的。他们抢走的钱，很快就被用来喝酒、赌博、嫖娼，花光了就再找下一个目标，像一群没有人性的豺狼。 案件告破的消息传遍了西昌，宁远安居小区的居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小区里的灯亮到了很晚，居民们走出家门，互相诉说着心中的喜悦，孩子们又重新在广场上嬉闹起来，老人们也回到了花坛边打盹、聊天。谢远平来到哥嫂家的楼下，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眼泪又流了下来，他知道，哥嫂和侄子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陈丽在医院里慢慢康复，虽然身体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但心理上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唐建国每天都陪在她身边，给她讲外面的事情，告诉她凶手已经被抓到了，让她安心养病。当听到王帮卫等人被抓获的消息时，陈丽的眼睛里流下了眼泪，这一次，是释然的眼泪。 专案组的干警们却没有放松，他们知道，这伙凶手在成都还有未查清的案件，必须彻底调查清楚，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赵建国带领队员们赶赴成都，调取了当地的积案资料，经过比对，确认王帮卫所说的在成都杀害的两个人，正是1998年发生在成都武侯区的两起抢劫杀人案的受害者。至此，这伙凶手的罪行全部查清，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在成都、西昌等地抢劫杀人，造成了多个家庭的破碎。 2002年5月，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连环灭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王帮卫、罗金良、高原等凶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控诉，他们有的低头沉默，有的则毫无表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王帮卫、罗金良、高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刑的那天，西昌下起了小雨，仿佛在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哀悼。赵建国和李建军站在警戒线外，看着押送凶手的车辆驶进刑场，心里百感交集。他们知道，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告慰了受害者的在天之灵，也给了西昌人民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第139章 山林“野人” 1988 年深秋，长白山的冷风裹挟着松针的清香，掠过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连绵山峦。在县城一家简陋的国营旅社里，50 多岁的老郝头推开了客房的木门。 房间里，一个 40 岁左右的男人蜷缩在褪色的布沙发上，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上沾着不少泥点。他的眼神疲惫却警惕，像一只受伤的野兽。 来根烟？ 老郝头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 大生产 烟盒，递了过去。 男人摇摇头，沙哑着嗓子说：谢了，戒了。 老郝头自来熟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打量着这个陌生人：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黑龙江来的，找活干。 男人简短地回答。 老郝头是县郊 连办参厂的老参户，为人热情豪爽，最爱与人闲聊。这次进城办事，没想到遇到个闷葫芦似的旅伴。 我叫郝德福，大伙都叫我老郝头。你呢？ 刘毅。 男人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刘老弟，这大老远的，怎么过来的？坐火车？ 老郝头好奇地问。 刘毅摇摇头，眼神飘向窗外：不，我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老郝头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开玩笑吧？从黑龙江走到这儿，那可是两千多里地啊！ 真的。 刘毅认真地说，我顺着铁路线走，饿了就讨口吃的，累了就找个地方睡。走了整整三个月，一直走到鸭绿江边，才知道中国地界到头了，又往回走。 老郝头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男人，突然觉得他身上多了几分神秘感。 第二天一早，老郝头带着刘毅登上了开往白山县的长途汽车。 我那参厂正好缺人手，你要是不嫌弃，就先干着。 老郝头拍着胸脯说，管吃管住，每月给你开 200 块钱。 刘毅点点头：谢了，郝哥。我啥活都能干，保证不给你添麻烦。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前行，窗外是层层叠叠的山林，红黄相间的秋叶在风中摇曳。刘毅的目光透过车窗，专注地看着远处的山峰，仿佛在记忆什么。 红旗参厂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几排红砖瓦房被茂密的树林环绕。参棚里，一垄垄整齐的人参苗在遮阳网下茁壮成长。 老刘啊，这就是咱们的 绿色银行 老郝头指着参棚，自豪地说，管理人参讲究可多了，得学会遮阴、浇水、除草、防病，可不是个轻松活。 刘毅学得很快。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老郝头钻进参棚，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摆弄起纤细的人参苗来，竟然出奇地灵巧。 闲暇时，刘毅喜欢独自进山。他在林子里穿梭自如，像一条游弋在水中的鱼。采蘑菇、挖草药、设陷阱捕猎物，样样精通。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枪法, 有一次，一只野兔在百米外的草丛中一闪而过，刘毅抬手就是一枪，正中要害。 老刘啊，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 老郝头终于忍不住问道。 刘毅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一年下来，刘毅已经成了参厂里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他不仅精通了人参种植的全套技术，还利用业余时间打猎、采药，攒下了不少钱。 1989 年底，当刘毅把 3 万多元现金存入银行时，整个参厂都轰动了。在那个万元户都不多见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 老刘，你这是要娶媳妇了吧？ 工友们纷纷调侃。 刘毅只是笑笑，不置可否。他在参厂附近盖了三间红砖房，买了一头黄牛和一辆牛车，还托人从县城买了一支单管猎枪和一条健壮的猎狗。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刘毅的身边也渐渐热闹起来。参厂和附近村子里的不少女人开始向他抛来媚眼。其中，最漂亮的要数 25 岁的徐秀兰。 徐秀兰是参厂炊事班的帮厨，皮肤白皙，身材窈窕，一笑起来眼睛就弯成月牙。她经常借故给刘毅送饭，一来二去，两人就熟络了。 1990 年春天，刘毅带着徐秀兰进山挖天麻。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林地上，形成一片片光斑。徐秀兰跟在刘毅身后，踩着他的脚印小心翼翼地走着。 刘大哥，听说你枪法特别准？ 徐秀兰娇声问道。 还行吧。 刘毅回头一笑。 哪天你教我打枪呗。 徐秀兰大胆地说，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刘毅停下脚步，转身看着眼前的女人。她的脸庞在阳光下泛着红晕，嘴唇微微张开，呼吸有些急促。 四目相对，一股电流在两人之间窜过。刘毅猛地将徐秀兰拉进怀里，嘴唇重重地压了上去。徐秀兰先是一怔，随即热烈地回应起来。 在松软的落叶上，两人激情相拥。完事之后，徐秀兰依偎在刘毅怀里，轻声说：你以后不许再跟别的女人好，听见没？ 刘毅抚摸着她的头发，点头答应：嗯，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日子平静而惬意，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1990 年冬天，刘毅的猎狗突然死了。那是他最心爱的伙伴，每天跟着他进山打猎，形影不离。 那天清晨，刘毅起床后发现猎狗躺在狗窝里，口吐白沫，四肢僵硬。他蹲下身，轻轻抚摸着猎狗冰冷的身体，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这狗是被毒死的。 兽医检查后确定地说。 刘毅想起了前一晚的情景。邻居张林的妻子曾隔着院墙扔过来半个馒头，说是看狗饿得直叫，喂它点吃的。 张林！ 刘毅咬着牙，低声呢喃。 张林是刘毅的邻居，两家房子只隔着一道矮墙。他们曾一起打猎、喝酒，关系还算不错。但最近几次合伙打猎后，张林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分钱，两人为此闹过几次别扭。 你家狗死了，关我啥事？ 当刘毅找上门时，张林满不在乎地说。 我看见你老婆给我狗扔馒头了。 刘毅冷冷地说。 那又怎样？我老婆看它可怜，喂点吃的，犯法了？ 张林的妻子在一旁尖声叫道。 双方越吵越凶，最后不欢而散。刘毅心里清楚，这笔账，早晚要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91 年夏天，参厂的一辆解放牌卡车需要检修，厂长把车上的油布交给刘毅保管。没过几天，同村的李福来借走了这块油布，说是要盖土豆窖。 一个月后，当刘毅去讨要时，李福来却把一块被剪得乱七八糟的油布还了回来。 老李，你这是干啥？ 刘毅看着油布上的缺口，生气地问。 哦，我看这油布质量不错，就剪了一块做枪套和子弹袋。 李福来满不在乎地说，反正又不是你的，你那么心疼干啥？ 刘毅强压怒火：这是参厂的东西，人家还要用的。 不就是一块破布吗？大惊小怪！ 李福来不屑地说。 刘毅转身离开，拳头握得咯咯作响。他在心里默默记下了第二笔账。 1992 年春天，一个让刘毅彻底崩溃的消息传来。 那天，刘毅进山打猎归来，路过一片小树林时，无意中瞥见了令他血脉偾张的一幕：徐秀兰正和一个年轻男子在林子里缠绵。 刘毅躲在树后，仔细一看，那个男子竟然是邻居金家 16 岁的儿子金小刚。 怒火在刘毅胸中熊熊燃烧。他握紧猎枪，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将两人打死。但最后，他还是强忍着怒火，转身离去。 当晚，刘毅喝了半斤老白干，然后气势汹汹地来到徐秀兰家。 今天你去哪儿了？ 刘毅瞪着通红的眼睛问。 我去山上挖药材了。 徐秀兰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是吗？ 刘毅冷笑一声，我也去了，还看到了有趣的一幕。 徐秀兰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你不是说只对我一个人好吗？ 刘毅逼近一步，声音低沉而危险，你竟然跟那个小崽子搞在一起！ 你管得着吗？ 徐秀兰突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怨恨，你又不是我老公，凭什么管我？ 我管不着？ 刘毅一把掐住徐秀兰的脖子，今天我就管给你看！ 徐秀兰被掐得满脸通红，呼吸困难，但她却倔强地盯着刘毅，一字一顿地说：你掐死我吧，死在你这样的男人手里，我不后悔。 刘毅一怔，手不由自主地松了松。徐秀兰趁机挣脱开来，大口地喘着气。 刘毅，你以为你是谁？ 徐秀兰擦了擦嘴角，冷冷地说，你不过是个没户口的 盲流子 ，在这里吃软饭的！告诉你，我早就厌倦你了！ 刘毅的脸瞬间变得铁青。他转身摔门而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一早，刘毅刚吃完早饭，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 一个年轻而傲慢的声音响起。 刘毅打开门，只见金小刚手持镰刀，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 你昨天为啥说我害你家牛？ 金小刚大声质问。 几天前，刘毅的牛突然病了，他怀疑是被人下了药，而金小刚曾和他因为一头母牛的事情吵过架。 就是你干的，你还敢做不敢当？ 刘毅冷冷地说。 放你的狗屁！ 金小刚骂道，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怎么，你还想动手？ 刘毅冷笑一声，就凭你这个小崽子？ 金小刚被激怒了，挥舞着镰刀朝刘毅冲过来。刘毅一闪身，顺手从墙上取下猎刀。两人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金小刚的镰刀划破了刘毅的手臂，鲜血直流。刘毅彻底被激怒了，手中的猎刀狠狠刺向金小刚的腹部。 金小刚惨叫一声，踉跄着后退几步，跌倒在地。他看着腹部不断涌出的鲜血，眼中满是恐惧，转身连滚带爬地往家跑去。 杀人啦！救命啊！ 金小刚的哭喊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刘毅站在原地，大口喘着粗气，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突然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 他一定是回去叫人了，说不定还会拿枪来。 刘毅心想，反正已经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 他转身走进屋里，抓起猎枪，装上子弹，然后大步朝金家走去。 金家的大门敞开着。刘毅冲进去，只见金小刚正躺在堂屋的地上，他的母亲和父亲围在一旁，手忙脚乱地给他包扎伤口。 你这个畜生！ 金母抬头看见刘毅，尖叫起来。 是你逼我的！ 刘毅举起猎枪，扣动了扳机。 一声巨响，金母应声倒地，胸口绽开一朵血花。 金父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转身想跑。 又是一枪，金父也倒在了血泊中。 金小刚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如纸。刘毅走到他面前，将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金小刚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降临。 然而，刘毅却缓缓放下了枪：滚吧，别让我再见到你。 金小刚愣了一下，然后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家门。 刘毅站在金家的院子里，听着远处传来的警笛声，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反正已经杀了人，多杀一个不多。 他咬咬牙，转身朝张林的家走去。 在路上，他遇到了刚从地里回来的张林。 刘毅，你听说了吗？金家出事了…… 张林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了刘毅手中滴血的猎枪和他眼中的杀气。 你…… 你想干什么？ 张林惊恐地后退。 干什么？ 刘毅冷笑一声，你毒死我的狗，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我要你偿命！ 我没有！你别胡说！ 张林转身想跑。 枪声响起，张林应声倒地。 刘毅走到张林身边，看着他抽搐的身体，眼中没有一丝怜悯。他踢了踢张林的尸体，转身朝李福来家走去。 李福来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刘毅持枪走来，顿时脸色大变。 刘大哥，你这是…… 把我的油布还来！ 刘毅冷冷地说。 油布？我…… 我不是已经还你了吗？ 李福来结结巴巴地说。 你剪坏了我的油布！ 刘毅怒吼道，你以为一块破布就这么算了？ 对不起，我赔你，我赔你还不行吗？ 李福来吓得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晚了！ 刘毅扣动扳机。 然而，枪却没有响。刘毅这才想起，刚才连开三枪，子弹已经用完了。 李福来见状，转身就跑。刘毅咒骂一声，扔掉猎枪，从腰间拔出猎刀追了上去。 李福来拼命往家里跑，眼看就要到门口了，刘毅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刀刺进了他的后背。 李福来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刘毅骑在他身上，一刀一刀地刺下去，直到他断气为止。 刘毅站在李福来家的院子里，大口喘着粗气，身上沾满了鲜血。 他回到家中，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一些干粮和水，然后钻进了茫茫山林。 长白县公安局很快就接到了报案。副局长刘星远亲自带队，带着十几名刑警和武警赶到了现场。 看着眼前的四具尸体，刘星远的眉头皱成了一团。 这是谁干的？ 他问一旁瑟瑟发抖的村民。 是刘毅，那个外来的 盲流子 有人回答。 刘毅？他是什么人？ 刘星远问。 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从黑龙江过来的，在这里住了几年了。 刘星远陷入了沉思。能一口气杀死四个人，这个人不简单。他很可能熟悉山林地形，要在这茫茫林海中追捕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立刻封锁所有进山的路口，组织警力搜山。 刘星远下令，一定要把这个杀人恶魔抓住！ 与此同时，刘毅已经深入山林。他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在茂密的树林中穿梭。饿了就采野果、挖野菜，渴了就喝山泉水，困了就找个山洞或树窝凑合一晚。 他们找不到我的，这片山林就是我的家。 刘毅心中默念。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慢慢向他收拢。 搜捕工作进行了几天，却没有找到刘毅的一丝踪迹。就在警方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案情有了转机。 刑警们在当地一个叫韩伟成的人家里找到了几封信和一张照片。信是刘毅写给韩伟成的，照片上的人正是刘毅。 这个人是谁？ 刘星远拿着照片问韩伟成。 他叫张亚库，是我的一个朋友。 韩伟成回答。 张亚库？ 刘星远一愣，不是叫刘毅吗？ 那是他的化名。 韩伟成说，他以前在黑龙江犯了点事，所以改名换姓逃到了这里。 他犯了什么事？ 刘星远警觉地问。 具体我也不清楚，他没说。 韩伟成摇摇头，不过他曾经提到过，他在部队当过兵，是空军地勤。 刘星远立即派人前往黑龙江调查。在巴彦县公安局，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亚库是当地警方通缉多年的重大逃犯，涉嫌一起爆炸杀人案！ 1988 年夏天，张亚库在黑龙江巴彦县用自制炸药炸死了自己的妹妹和外甥。警方一直在追捕他，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没想到，他竟然隐姓埋名，在长白县一躲就是四年。 这个张亚库到底是什么人？ 刘星远陷入了沉思。 张亚库，1949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普通农家。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母亲是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 原本，张亚库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在他 6 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从此，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年轻的朝鲜女子为妻。然而，继母对张亚库和他 10 岁的哥哥并不好，经常打骂他们。性格倔强的张亚库不愿忍受，在 7 岁那年，他就和哥哥搬出去单独生活了。 我们自己能养活自己！ 小小的张亚库对父亲说。 父亲看着年幼的儿子，老泪纵横，却拗不过他的倔强。 从那以后，张亚库和哥哥就过上了 小大人 的生活。他们自己种菜、做饭，农忙时还帮别人家干活挣点零花钱。在艰苦的环境中，张亚库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极强的生存能力。 1970 年，18 岁的张亚库应征入伍，在吉林省磐石县空军基地服役，担任地勤工作。在部队里，他表现出色，特别是枪法精准，深受战友和领导的喜爱。 亚库这小子，天生就是块当兵的料。 连长经常这样夸他。 1973 年，张亚库退伍回到家乡。不久后，他娶了当地一个勤劳的女子为妻，生下了三个女儿。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幸福美满。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1984 年，张亚库的小女儿患上了重病。为了给女儿治病，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了一屁股债。尽管花了 8000 多元，女儿的病终于治好了，但家里却一贫如洗。 为了还债，张亚库不得不四处打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结识了几个不务正业的朋友，开始小偷小摸。1986 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1988 年，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张亚库获得减刑，提前释放。他满心欢喜地回到家，却发现妻子正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这个贱人！ 张亚库怒火中烧，将那个男人暴打一顿，还抢走了他 3000 元钱。 这件事，成了张亚库人生的转折点。 张亚库的妹妹张亚红听说哥哥抢了别人的钱，便来找他要 1500 元，说是要补偿她曾因被张亚库的妻子告发而受到的处罚。 这钱不干净，谁也不能花！ 张亚库拒绝了妹妹的要求。 两人大吵一架，张亚库一气之下打了妹妹两巴掌。张亚红恼羞成怒，拿起菜刀朝张亚库砍去，一刀刺中了他的腹部。 张亚库被送进医院，那 3000 元钱也在慌乱中丢失了。在医院里，张亚红还经常来闹事，扬言要让张亚库不得好死。 张亚库伤愈后，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他投奔到阿城县的一个朋友家中，希望能重新开始生活。然而，他的妹妹却不肯放过他，纠集了张亚库同父异母的四弟和六弟，追到阿城，威胁他要么钻火车底下自杀，要么永远别想活着走出巴彦县。 在亲友的苦苦哀求下，张亚库才得以保命。但从那一刻起，他对妹妹的恨，已经深入骨髓。 我一定要报仇！ 张亚库暗暗发誓。 1988 年夏天，张亚库潜入一家钢铁厂，偷了 8 管 tNt 炸药和两根雷管，自制了一个炸药包。当晚，他偷偷来到妹妹家，将炸药包放在窗户下面，点燃导火索后迅速逃离。 然而，他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妹妹和妹夫正在为儿子过生日，他们在外屋忙碌，而外甥则独自在里屋玩耍。 一声巨响，房屋倒塌。当张亚库后来得知，被炸死的不是妹妹和妹夫，而是他最疼爱的外甥时，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我杀了自己的外甥！ 这个念头日夜折磨着张亚库，让他痛不欲生。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内心的愧疚，张亚库开始了逃亡生涯。他沿着铁路线一路向南，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长白县。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改名换姓为 ，希望能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然而，命运却再次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92 年，张亚库在长白县的山林中躲藏了近半年。警方的搜捕虽然松懈了不少，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永远躲下去。 我想回家看看。 一个念头在张亚库心中萌生。 1992 年冬天，张亚库偷偷回到了黑龙江巴彦县。他远远地望着曾经的家，心中百感交集。然而，他不敢靠近，只能在远处默默观望。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个人一眼就认出了他：你不是张亚库吗？ 张亚库一惊，转身就跑。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长白县警方很快得到了消息，再次组织警力前往巴彦县追捕。然而，张亚库却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后，张亚库开始了长达 6 年的逃亡生活。他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山林中穿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渴了喝露水，饿了吃野果，困了就找个山洞栖身。凭借着军人的身体素质和对山林的熟悉，他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追捕。 1998 年 10 月，张亚库流落到伊春市汤旺河永兴林场。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身体虚弱不堪。 一天，他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遇到了林场的护林员贾刚。 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 贾刚警惕地问。 张亚库没有回答，而是猛地一脚将贾刚踢倒在地，然后转身就跑。 贾刚挣扎着爬起来，立即向林场报告了情况。很快，几十名林场工人和警察包围了张亚库所在的区域。 经过一番搜捕，张亚库被抓获。当警察将他押回派出所时，他突然说：我不是小偷，我是杀人犯。 什么？ 警察们大吃一惊。 我叫张亚库，在长白县杀了四个人。 张亚库平静地说，在黑龙江，我还炸死了我的外甥。 警察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累了，不想再跑了。 张亚库叹了口气，我想结束这一切。 1998 年 11 月，张亚库被押回长白县。在审讯室里，他平静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包括 1988 年在黑龙江炸死外甥和 1992 年在长白县杀死四人的经过。 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因为他们欺负我，背叛我。 张亚库淡淡地说，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最终选择自首时，张亚库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杀了自己的外甥，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我累了，真的累了。 1999 年，张亚库被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对前来探望的狱警说：我最怀念的是在部队的日子，那时候我年轻，有理想，有希望。我真希望自己能一直留在部队里。 一声枪响，张亚库结束了他充满悲剧的一生。这个在山林中纵横驰骋的 ，最终没能逃脱命运的审判。 第140章 烈焰焚情之伦理迷局 2013 年 8 月 31 日，天刚蒙蒙亮。吉林省通榆县团结乡的晨雾像一块浸了凉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田埂上、树梢间，带着关外初秋特有的凛冽寒意，刮在人脸上像细针扎似的。老张裹了裹身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粗糙的手指攥着那根磨得油光发亮的羊鞭 。 这鞭子跟着他快二十年了，鞭梢上还留着几缕羊毛。他赶着自家那 23 只羊，慢悠悠地往村后的山坳里走，羊蹄踩在沾着露水的青草上，发出 “沙沙” 的轻响，混着此起彼伏的 “咩咩” 声，打破了清晨的死寂。 这 23 只羊是老张的命根子。春耕时它们吃田埂上的杂草，秋收后啃地里的秸秆，到了冬天，老张得顶着寒风去河滩割干草喂它们。去年卖了三只公羊，给儿子凑了彩礼钱，剩下的这几只，老张看得比啥都重。羊圈里憋了一整晚，刚踏上青草地，就跟饿疯了似的撒欢，脑袋扎在草丛里猛啃，连头顶的露水滚到脸上都顾不上抖。几只调皮的小羊羔还互相追逐，把老张的裤腿蹭得湿漉漉的。老张跟在羊群后面，步子迈得不急不缓，眼睛像雷达似的扫过每一只羊，嘴里时不时吆喝一声：“慢点吃，别跑丢了！” 这片山坳他走了几十年，哪块地草嫩，哪片坡有酸枣，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可今天，刚走到通往新发乡的乡村土路附近，老张的脚步突然顿住了。他揉了揉被雾气蒙住的眼睛，以为是老眼昏花， 就在前方五十多米远的路边，停着一个黑漆漆的东西，像一坨烧糊的泥巴，还隐隐冒着淡淡的青烟，在灰白的晨雾里格外扎眼。 “这是啥玩意儿？” 老张心里犯了嘀咕。他挥了挥羊鞭，让羊群在原地吃草，自己则弓着腰，蹑手蹑脚地往前凑。越走近，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就越浓烈，混杂着塑料燃烧后的腥臭味和某种蛋白质烧焦的糊味，呛得他直皱眉头，忍不住咳嗽起来，眼泪都呛出来了。 那是一辆面包车，只是此刻早已没了原本的模样。原本该是银灰色的车身，现在被烧得焦黑酥脆，用脚轻轻一碰，就有黑色的碎屑往下掉。车窗玻璃全碎了，框架扭曲成奇怪的形状，像一只被踩扁后又强行掰开的铁盒子。车头部分烧得最严重，发动机舱只剩下一堆缠绕在一起的黑色铁丝，轮胎早已化为一滩黏糊糊的灰烬，只剩下四个锈迹斑斑的轮毂，孤零零地架着变形的车身。 老张绕着车走了半圈，目光突然被驾驶座旁边的一团东西钉住了。那是一截黑漆漆、蜷缩着的物体，约莫五十公分长，表面凹凸不平，沾着未燃尽的黑色残渣，边缘处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火星，“滋滋” 地冒着细烟。老张蹲下身，眯着眼睛仔细打量，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 这轮廓，分明是一个人蜷缩着的样子！那弯曲的姿势，隐约可见的头颅和四肢轮廓，就算烧得再彻底，也瞒不过活了五十多年的老张。 “妈呀！” 老张吓得浑身一哆嗦，猛地站起身，往后退了好几步，脚下一滑，差点摔坐在地上。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蓝布褂子贴在身上，凉得刺骨。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死人，见过车祸，却从没见过这般吓人的场景， 那截碳化的物体就那样静静地躺在烧焦的车厢里，像一截被烧黑的木炭，却又带着生命逝去的诡异气息。他定了定神，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那部用了五年的翻盖手机，手指哆嗦得几乎按不准按键，好不容易才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 警察同志吗？俺是团结乡的老张，在往新发乡的土路上，发现一辆烧得精光的面包车，车里…… 车里好像有个人！都烧黑了！”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牙齿不停地打颤。 接到报警后，通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警笛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四辆警车在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上颠簸前行，扬起的尘土像一条黄色的长龙，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了现场。 此时，晨雾已经渐渐散去，金色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杨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却照不亮那辆烧焦的面包车带来的阴霾。带队的是刑警大队队长王建军，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眼角的皱纹里刻满了风霜。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警服，腰里别着对讲机，下车后第一时间走到警戒线前，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 “保护好现场，所有人不要随意靠近，脚印、烟头、任何细小的东西都不能放过！” 王建军的声音洪亮而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拉起黄色的警戒线，有的拿出相机拍照，有的戴上手套和鞋套，开始对现场进行全方位勘察。 面包车停在土路右侧，前轮悬空在路基边缘，下面是半米多深的土沟，沟里长满了野草，看得出来，车辆停下时速度不慢，再往前挪几公分，就会翻进沟里。车身整体呈焦黑色，多处还残留着燃烧后的痕迹，车厢内部更是一片狼藉，座椅、内饰早已化为灰烬，只剩下扭曲的金属框架，像一张狰狞的网。驾驶座旁，那截碳化的物体静静躺着，由于焚烧过于严重，已经完全看不清原本的模样，只能隐约分辨出大致的轮廓，既像人的尸体，又像某种动物的残骸。 “王队，你看这尸体，太奇怪了。” 年轻民警小李蹲在警戒线外，指着那截碳化物体，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正常成年人怎么也得一米七左右，这玩意儿也就五十多公分，烧得也太彻底了，连骨头架子都快看不出来了。” 王建军走到车旁，戴上白色的手套，小心翼翼地拨开尸体表面的焦黑残渣，指尖传来酥脆的触感，残渣一碰就碎。他眉头皱得更紧了：“确实不对劲。一般火灾中的尸体，就算焚烧严重，也能保留大致的身形，肌肉和骨骼会收缩，但不会缩到这么短。而且你看，尸体的姿势是蜷缩的，像是被人刻意摆过，或者是死前有过剧烈挣扎。” 法医李梅也在一旁仔细观察，她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手里拿着放大镜，对着尸体的关键部位反复查看：“从初步观察来看，这应该是一名男性，但具体身份、年龄，现在完全无法判断。焚烧破坏了所有体表特征，皮肤、毛发、指纹都没了，想要获取有效信息，难度很大。” 勘察现场的同时，民警们也在分析火灾的起因。是交通事故引发的火灾吗？小李沿着土路前后勘察了数百米，路面上全是碎石和泥土，没有任何车辆撞击的痕迹，既没有刹车印，也没有散落的汽车零件。面包车的车身除了焚烧痕迹外，也没有碰撞造成的凹陷或破损，车门还能勉强打开，锁芯完好无损，这个猜测很快被推翻。 那是车辆自燃？王建军有着二十多年的刑侦经验，处理过不少车辆自燃的案子。他摇了摇头，指着油箱口说：“车辆自燃大多是线路老化或油路泄漏引起的，起火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从冒烟到起火，再到火势蔓延，中间至少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算驾驶员当时睡着了，闻到烟味也会醒，完全有时间下车逃生，不至于被烧成这样。而且你看，油箱盖是打开的，这不是自燃会出现的情况。”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负责勘察车辆周边的民警小张有了发现：“王队，你看！土沟里有个打火机！” 王建军立刻走了过去，顺着小张手指的方向看去，在距离车辆约三米远的土沟里，躺着一个一次性打火机。打火机的外壳已经被熏黑，上面印着的广告图案模糊不清，但底部的塑料还没有完全熔化。小张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将打火机夹起来，放进证物袋里：“这个打火机离车辆不远，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不是意外，是人为纵火！” 王建军的语气十分肯定，眼神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打开油箱盖，往里面倒油，再用打火机点火，这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凶手不仅杀了人，还特意焚尸灭迹，就是为了销毁证据，可见其心思缜密，而且很可能与受害者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这个结论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民警们加快了勘察速度，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可现场被大火烧毁得太严重，除了那个打火机和打开的油箱盖，再也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王建军站在路边，望着远处连绵的田野，眉头紧锁：“看来，这起案子不好办啊。” 勘察工作结束后，法医李梅将碳化的尸体装进特制的尸袋，带回了县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尸体的搬运过程格外小心，稍微用力，碳化的组织就会脱落，李梅和助手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将尸体完整地转移到尸检台上。 鉴定中心的解剖室里，灯光惨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焦糊味混合的怪异气味。李梅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戴上双层手套和护目镜，看着尸检台上那截黑漆漆的尸体，深吸了一口气。这是她从事法医工作十几年来，遇到的焚烧最严重的尸体，想要从中找到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 “先进行 x 光检测，看看骨骼结构有没有异常。” 李梅对助手说。 尸体被缓缓推到 x 光机下，屏幕上很快出现了模糊的影像。李梅凑上前，盯着屏幕仔细观察，突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暂停！放大颅骨部位！” 助手立刻操作机器，将颅骨的影像放大。屏幕上，一道清晰的裂痕出现在颅骨顶部，裂痕呈不规则形状，边缘还有明显的凹陷。李梅指着裂痕说：“你看，这道裂痕不是焚烧造成的。高温焚烧会让骨骼变脆、断裂，但裂痕边缘会很光滑，而这道裂痕边缘不规则，有明显的受力点，是生前遭受钝器击打导致的。”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人都精神一振。助手赶紧记录下这个重要线索，李梅则继续说道：“再做 ct 扫描，看看颅内有没有出血痕迹。” ct 扫描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李梅的判断：死者颅内有少量积血，说明生前确实遭受过暴力击打，并且这一击很可能是致命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检测项目。” 李梅脱下护目镜，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提取呼吸道和肺部组织，检测是否有烟尘和碳末。” 如果受害者是在火灾中被烧死的，呼吸时会吸入大量烟尘和碳末，呼吸道和肺部会残留这些物质；但如果是死后被焚烧，呼吸道就是干净的。这个检测结果，将直接决定案件的性质。 助手小心翼翼地从尸体的气管和肺部提取了少量组织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等待结果的时间里，李梅没有停下工作，她用特制的工具，一点点清理尸体表面的碳化组织，试图找到更多线索。但尸体的焚烧程度实在太严重，皮肤、肌肉组织已经完全碳化，只剩下骨骼和少量肌腱，清理工作进展缓慢，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新的发现。 就在这时，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助手拿着报告跑进来，语气激动：“李姐，检测结果出来了！呼吸道和肺部组织里，没有任何烟尘和碳末，非常干净！” “太好了！” 李梅猛地握紧了拳头，“这就说明，受害者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死亡了。凶手是先将其杀害，然后再纵火焚尸，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杀人真相。” 尸检虽然有了重要突破，但确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依然进展缓慢。由于尸体碳化严重，dNA 提取工作异常艰难。李梅和助手们尝试了多种提取方法，先是从皮肤组织入手，失败了；又尝试从肌肉组织中提取，也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骨骼上，骨骼的焚烧程度相对较轻，骨髓中可能会残留 dNA。 李梅用骨锯小心翼翼地锯开死者的股骨，从里面取出少量淡黄色的骨髓。这些骨髓已经有些干涸，想要从中提取可用的 dNA，难度极大。李梅和助手们连续工作了整整两天，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尝试了各种提取技术，终于从骨髓中分离出了少量可用的 dNA 样本，立刻送往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测。 “能不能确认身份，就看这一步了。” 李梅看着装有 dNA 样本的试管，心里充满了期待。 就在警方为尸源问题发愁时，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案发当天下午，一名中年女子跌跌撞撞地跑到县公安局，头发凌乱，眼角挂着泪痕，一进门就抓住值班民警的胳膊，哭喊着：“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我丈夫！他叫周三伟，昨天晚上出门拉货，到现在还没回来！” 女子名叫李颖，是团结乡幸福村的村民。她告诉民警，自己的丈夫周三伟开了一辆面包车，平时靠给人拉货挣钱，经常深夜出门。8 月 30 日晚上，周三伟吃完晚饭就睡了，半夜突然被电话叫醒，说有人找他拉货，然后就开车出门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妈给她打电话，让周三伟去县城买东西，她才发现丈夫一夜未归，手机也打不通。 “我和家人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他。” 李颖哭着说，“刚才听村里的人说，通往新发乡的路上有一辆烧毁的面包车，我心里慌得不行，周三伟开的就是面包车，你们能不能帮我去看看？” 民警立刻联系了王建军。王建军让民警带着李颖去辨认车辆照片，当李颖看到照片上那辆烧焦的面包车时，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她指着照片上模糊的车牌，声音颤抖：“这…… 这是我们家的车！车牌号是 GGh8293，虽然看不清，但这几个数字的位置和形状，就是我们家的车！” 王建军立刻安排民警带着李颖前往案发现场。尽管车辆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但李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车身上的一个小标记， 那是几年前儿子在车身上贴的一张卡通贴纸，虽然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点痕迹，但李颖还是认了出来。她趴在警戒线外，看着那辆烧毁的面包车，号啕大哭：“三伟！三伟你在哪啊！你快出来啊！” 民警安抚着李颖的情绪，同时采集了家属的 dNA 样本，与死者的 dNA 进行比对。三天后，省公安厅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 死者正是周三伟。 得知这个消息后，李颖当场崩溃，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捶胸顿足：“怎么会这样？他只是出去拉趟货，怎么就没了呢？是谁这么狠心，要杀了他啊！” 她的哭声很大，传遍了整个公安局大厅，引来不少人的侧目。 但王建军在一旁观察着李颖的反应，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李颖的哭声虽然响亮，但眼泪却并不多，尤其是在哭了十几分钟后，她的哭声渐渐小了下来，脸上的表情也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平静，甚至还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这与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应有的悲痛，有着明显的差距。 “这个女人，不简单。” 王建军在心里暗暗想道，但没有确凿证据，他并没有贸然下结论，只是安排民警继续关注李颖的动向。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开始对周三伟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调查。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深入团结乡幸福村，走访了周三伟的邻居、亲友、生意伙伴，甚至还有村里的小学生，试图找到与他有矛盾的人。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让民警们有些意外。村民们提起周三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好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 “三伟人可好了，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 邻居张大妈今年六十多岁，说起周三伟，眼里满是惋惜，“前两年我老伴生病，儿子女儿都在外地，是三伟连夜开车把我老伴送到县城医院的，一路上还帮着抬担架、挂号，忙前忙后，分文不取。后来我想给他点钱表示感谢，他说啥也不要，还说‘远亲不如近邻’。” “他这个人内向，不爱说话，但干活特别踏实。” 村支书李建国今年四十多岁，和周三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五保户王大爷没人照顾，三伟经常去帮他挑水、砍柴，一直坚持到王大爷去世。后来他开了面包车拉货，不管是半夜还是下雨天，只要有人找他，他都随叫随到，收费也合理，从不漫天要价。” 据村民们介绍，周三伟今年 38 岁，身高只有 1 米 65 左右，相貌平平，皮肤黝黑，嘴唇有些厚实，平时不爱说话，但眼神很真诚。他和李颖结婚十多年，有一个 12 岁的儿子，正在上初中。虽然家庭条件不算富裕，但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周三伟常年开车给人拉货，跑遍了周边的村镇，不管是拉化肥、种子，还是拉家具、电器，他都尽心尽力，从没有出过差错，口碑一直很好。 “三伟这个人，脾气是有点犟，但心眼特别好。” 村里的老会计说，“有一次，他给邻村的人拉化肥，路上遇到大雨，化肥怕潮，他就把自己的雨衣盖在化肥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也没让化肥受一点潮。人家要多给他钱，他说啥也不要，还说‘这是我该做的’。” 一个人缘这么好、与世无争的老实人，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这让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困境。王建军召集民警们开了个会，大家各抒己见，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难道是谋财害命？” 小李提出了猜测，“周三伟常年拉货，身上可能会带不少现金。” 但经过调查，周三伟的家人说，他出门时身上只带了几百块现金，家里的存折、银行卡都完好无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而且，周三伟为人谨慎，从不炫耀财富，很少有人知道他身上会带多少钱，谋财害命的可能性不大。 “那会不会是情杀？” 另一名民警提出，“虽然村民们说他老实，但说不定他暗地里有感情纠葛。” 这个猜测也很快被推翻。警方走访了周三伟的所有亲友，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婚外情的迹象。李颖也说，虽然她和周三伟的夫妻关系不算特别好，但周三伟从来没有出轨过，每天都是要么在家，要么出去拉货，没有时间和精力搞婚外情。 此时，李颖回忆的周三伟出门前的细节，成了警方关注的焦点。据李颖说，8 月 30 日晚上 8 点多，夫妻俩吃完晚饭后，周三伟就上床睡觉了。她也跟着睡了，不知道睡了多久，被周三伟叫醒，说有人找他拉货，得出去一趟。 “他平时也经常深更半夜出去拉货，我也没多问。” 李颖说，“当时太困了，我翻个身就又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没回来。” 李颖的描述看似合情合理，但王建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让民警再次询问李颖，关于周三伟出门时的更多细节。 “他叫醒你的时候，是几点？有没有说是什么人找他拉货？拉什么东西？要去哪里？” 民警问道。 李颖皱着眉头想了想，摇了摇头：“具体几点我也不知道，天很黑。他没说是什么人，就说是拉点货去县城，挺急的。我当时困得睁不开眼，也没心思问那么多。” 这个回答让民警们有些失望，但也没有过多怀疑。毕竟，对于经常深夜拉货的周三伟来说，临时接到活就出门，确实是常有的事。 就在这时，另一个重要线索出现了。警方在走访邻村时，遇到了两个赶夜路的羊贩子，他们的证词为案件提供了关键的时间节点。 这两个羊贩子是邻村的，分别叫刘大和刘二，8 月 31 日凌晨 2 点半左右，他们赶着一群羊去县城贩卖，路过案发现场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当时天特别黑，没有月亮，只有星星。” 刘大回忆道，“我们正赶着羊往前走，突然看到前面路边冒起了火光，一开始不大，像个小火苗，后来越烧越大，很快就把整个车都包围了。我们走近一看，是一辆面包车着火了，火是从驾驶座里面往外烧的，噼里啪啦地响，还冒着黑烟。” “我们当时也挺害怕的，” 刘二补充道，“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们怕惹麻烦，就赶紧赶着羊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火已经烧得很高了，照亮了半边天。” 根据羊贩子的证词，结合李颖所说的周三伟出门时间，可以推断出：周三伟是在 8 月 30 日深夜 12 点左右被叫醒出门的，而车辆起火的时间是 8 月 31 日凌晨 2 点半左右。这意味着，周三伟出门后两个多小时，就遭遇了不测。 “那个深夜叫周三伟出去拉货的雇主，有重大作案嫌疑！” 王建军立刻做出判断，“深更半夜，能让周三伟毫不犹豫出门的，很可能是熟人；而且，作案后还特意焚尸灭迹，显然是想掩盖自己的身份，进一步说明凶手大概率是周三伟认识的人。” 警方立刻调整调查方向，全力寻找那个在深夜联系周三伟拉货的神秘雇主。他们围绕周三伟的社交圈、生意伙伴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走访摸排，同时调取了周三伟手机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希望能找到线索。 然而，调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周三伟的手机已经在火灾中烧毁，无法恢复数据；他的生意伙伴大多是周边村镇的人，经过逐一排查，都没有作案时间和嫌疑。那个神秘的雇主，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王建军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的案件资料，心里有些焦躁。他知道，时间拖得越久，线索就越容易消失，这个案子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就在警方苦苦寻觅线索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团结乡政府所在地，一名叫李平平的女人因为和丈夫闹别扭，正在家里哭哭啼啼。而这个李平平，正是死者周三伟的小姨子，李颖的亲妹妹。 李平平和丈夫张世鑫结婚七年，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张世鑫今年 35 岁，长得浓眉大眼，身材高大，常年在外承包工程，手里有不少钱，是村里人人羡慕的 “老板”。但夫妻俩的关系并不好，张世鑫常年在外，很少回家，就算回来了，也经常和李平平吵架，有时候还会动手。 前段时间，两人因为张世鑫在外边有女人的传闻大吵了一架，李平平带着女儿回了娘家，一直没回去。这天，她本来想借着去乡里看病的机会，叫张世鑫回家，缓和一下关系，可张世鑫却态度冷淡，说 “没时间”，不愿意回去。李平平觉得委屈，回到娘家后，就坐在院子里哭了起来，引来不少邻居围观。 民警在走访时得知了这个情况，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但当他们了解到张世鑫和周三伟是连襟关系，并且张世鑫案发当晚也在村里时，立刻引起了重视。 “张世鑫当晚有没有异常举动？” 民警向李平平询问。 李平平摇了摇头，眼泪还挂在脸上：“他那天晚上在家待着，没出去啊。我们吵完架之后，他就一直在屋里抽烟，后来就睡觉了。” 但民警并没有轻易相信李平平的话，他们对张世鑫展开了秘密调查。通过调取村里小卖部的监控录像和通话记录，民警发现，张世鑫在 8 月 30 日深夜 11 点多，曾经给周三伟拨打过电话，而且在凌晨 3 点多，还和一个陌生号码有过长时间通话。 更可疑的是，案发第二天早上，张世鑫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村子，说是去外地催工程款。这个举动太反常了，正常情况下，姐夫出事了，作为妹夫，就算关系再不好，也应该留下来帮忙处理后事，可张世鑫却急于离开，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立刻传唤张世鑫！” 王建军当机立断。 民警们立刻驱车赶往张世鑫所在的城市，在一家宾馆里找到了他。当民警出示传唤证时，张世鑫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警察同志，你们找我有事？” 张世鑫故作镇定地问道。 “跟我们回通榆县一趟，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民警的语气不容置疑。 张世鑫没有反抗，默默地收拾了东西，跟着民警上了车。一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靠在车窗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回到通榆县公安局后，张世鑫被带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灯光惨白，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王建军亲自负责审讯，他坐在张世鑫对面，目光锐利地看着他：“张世鑫，8 月 30 日晚上，你给周三伟打电话干什么？” 张世鑫的身体微微一僵，随即说道：“没什么，就是问问他有没有时间，想让他帮我拉点东西去县城。” “拉什么东西？几点拉？” 王建军追问。 “就是一些工地用的工具，我本来想让他半夜 12 点左右出发，后来临时改变主意了，就让他不用去了。” 张世鑫的回答滴水不漏。 “那你凌晨 3 点多，和谁通电话？” 王建军继续追问。 张世鑫的眼神有些闪烁：“和一个客户，商量工程款的事情。” “哪个客户？电话号码是多少？” 张世鑫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脸色越来越白。王建军知道，张世鑫在撒谎，他继续施压：“张世鑫，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你最好老实交代，否则对你没有好处。” 张世鑫沉默了很久，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指关节都泛白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突然抬起头，叹了口气：“我说，我全都交代。” 根据张世鑫的供述，案发当晚，确实是他给周三伟打电话，谎称有一批紧急货物要拉到县城，让周三伟出门帮忙。周三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随后，张世鑫来到周三伟家，两人一起开着面包车往县城方向驶去。 张世鑫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开始假装睡觉，但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原来，他对周三伟积怨已久，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彼此妻子之间的短信往来。 张世鑫常年在外承包工程，很少回家，妻子李平平独自在家带孩子，难免感到孤独。久而久之，李平平就喜欢上了用手机和别人聊天，有时候也会和姐夫周三伟发短信。一开始，张世鑫并没有在意，觉得一家人之间互相联系是正常的。 但后来，他发现李平平和周三伟的短信越来越频繁，内容也有些暧昧。有一次，他无意中看到李平平的手机，上面有一条周三伟发来的短信：“平平，你一个人在家不容易，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这句话让张世鑫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周三伟对自己的妻子图谋不轨。 他偶然发现，周三伟给自己的妻子发短信内容：“张世鑫对你不好，你要是想离婚，我支持你。” 这一下，张世鑫彻底炸了，他觉得周三伟不仅背叛了自己，还想破坏自己的家庭，心里的怨气越来越深。 案发当晚，面包车上的路况不好，车身摇摇晃晃，张世鑫被晃醒后，心里的烦躁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忍不住责怪周三伟：“你怎么开车的？这么颠，让人怎么睡觉？” 让他没想到的是，平时老实巴交的周三伟，竟然毫不客气地反驳：“路就这样，嫌颠你自己开！”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越来越激烈。张世鑫想起了那些暧昧短信，想起了自己受到的 “背叛”，怒火中烧：“你还好意思说我？你天天给我老婆发短信，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想勾搭我老婆？” “你还好意思说我？” 周三伟也红了眼，“你不也给我老婆发短信吗？你勾引我老婆，还有脸说我？”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张世鑫的怒火。他觉得周三伟不仅背叛了自己，还如此理直气壮，多年积压的怨气瞬间爆发。他趁着车辆颠簸，猛地从后座拿起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石头。 那是他出门时特意带的，本来是想吓唬周三伟，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 张世鑫攥着石头，朝着周三伟的后脑勺狠狠砸了下去。“嘭” 的一声闷响，周三伟的身体猛地一震，脑袋歪向一边，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滴在方向盘上。 周三伟毫无防备，被砸中后立刻失去了反抗能力，手脚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张世鑫见状，也慌了神，他探了探周三伟的鼻息，发现已经没气了。 “完了，杀人了。” 张世鑫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恐惧像潮水一样涌来。但事已至此，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将车开到路边的偏僻处，打开油箱盖，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车内的坐垫。看着熊熊燃起的大火，张世鑫心里充满了恐惧，他赶紧扔掉打火机，仓皇逃离了现场。 回到家后，张世鑫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村子，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他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到了他。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尤其是李平平，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竟然杀害了亲姐夫。“不可能！世鑫怎么会杀三伟哥？他们俩关系一直很好，平时互相照应，怎么会下这样的狠手？” 李平平哭得撕心裂肺，瘫坐在地上，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村里的村民们得知消息后，也都议论纷纷：“怎么会是张世鑫？他和周三伟是连襟啊，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走到这一步？” “是啊，张世鑫看着挺精明的，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杀人偿命，他这是把自己毁了啊！” 张世鑫的供述看似合情合理，但王建军在审讯过程中，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尤其是周三伟那句 “你不也给我老婆发短信吗”，让他产生了怀疑。张世鑫给李颖发短信，仅仅是因为报复周三伟，还是另有隐情？ 而且，张世鑫说自己是临时起意杀人，但他出门时特意带了石头，这更像是早有预谋。王建军觉得，这个案子背后，一定还有更深的秘密。 带着这个疑问，警方对李颖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之前民警就发现，李颖在接受询问时，情绪有些反常，而且她一直声称自己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警方在走访时发现，她曾经在村里的小卖部，给一个尾号为 720 的陌生号码充过值。 警方立刻对这个尾号为 720 的号码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号码的使用者正是李颖。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号码在案发当晚，多次与张世鑫的手机进行通话，其中凌晨 3 点多的一次通话，时长竟然达到了半个多小时。 “李颖和张世鑫的关系绝对不简单！” 王建军立刻做出判断，他下令对李颖和张世鑫的住所进行搜查。 民警们先是搜查了张世鑫的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随后，他们又来到李颖家，在李颖的卧室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小木盒。民警撬开木盒，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那把号码720的手机和一张折叠的纸条。 短信是李颖和张世鑫之间的聊天记录，内容暧昧不堪，充满了浓情蜜意：“鑫，我好想你，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光明正大地在一起？”“颖，再等等，我一定会离婚娶你。”“鑫，周三伟那个木头疙瘩，我一天都不想跟他过了。” 而那张折叠的纸条，已经有些陈旧，上面是张世鑫的字迹，内容让人触目惊心：“我可想你了，好难受，我天天想。家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管了，公安要是查到你，你可什么都别说啊。” 这张纸条和短信彻底揭开了案件的真相。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颖再也无法隐瞒，终于坦白了自己和张世鑫的不伦恋情，以及两人合谋杀害周三伟的全部经过。 李颖的童年并不幸福。她从小就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心里一直向往浪漫的爱情。但她的父母思想传统，觉得 “女子无才便是德”，只希望她能找个老实本分的男人，踏实过日子。 年轻时，李颖曾经有过一个初恋男友，那个男孩是镇上的中学老师，会唱歌、会弹吉他，还会写情诗，两人感情很好。但李颖的父母却觉得，中学老师工资低，没本事，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为了拆散他们，父母甚至把李颖锁在家里，不让她出门。最终，在父母的压力下，李颖不得不和初恋男友分手，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后来，在父母的安排下，李颖嫁给了老实本分的周三伟。但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周三伟，觉得他木讷、寡言，不懂浪漫，和自己心中的理想伴侣相去甚远。结婚后，李颖对周三伟一直很冷淡，夫妻生活也不和谐。她经常一个人发呆，想起初恋男友，心里充满了悔恨和不甘。 妹妹李平平结婚后，李颖第一次见到了妹夫张世鑫，就被他吸引了。张世鑫年轻帅气，能说会道，还很有本事，常年在外承包工程，赚了不少钱。他懂得浪漫，会给李颖买礼物，会说甜言蜜语，这些都是周三伟做不到的。相比之下，周三伟显得更加平庸、乏味。 而且，两家离得很近，只隔了一条马路，平时来往频繁。张世鑫经常帮李颖家干活，修水管、拉化肥，每次都做得又快又好。李颖也经常给张世鑫送些自己做的饭菜，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好感。 2012 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张世鑫因为和李平平吵架，心情不好，来到李颖家喝酒。两人喝了不少酒，趁着酒劲，突破了伦理的底线，发展成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在李颖看来，张世鑫才是自己真正爱的人，两人无话不谈，在一起的时光让她感到无比幸福。但她也清楚，这段感情是不被世俗接受的，双方的家庭就像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张世鑫有妻子和女儿，自己有丈夫和儿子，想要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世鑫也对李颖动了真情。他厌倦了和李平平的争吵，觉得李平平泼辣、任性，不如李颖温柔、体贴。他经常偷偷和李颖约会，给她买名牌衣服、化妆品，还承诺会离婚娶她。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也越来越危险。他们经常偷偷发短信、打电话，还会找机会偷偷见面。为了不被发现，李颖特意办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专门用来和张世鑫联系，就是那个尾号为 720 的号码。 周三伟虽然老实内向，但并非毫无察觉。他渐渐发现了妻子李颖和妹夫张世鑫之间的异常：李颖变得越来越注重打扮，经常偷偷打电话，还会收到一些匿名的礼物。有一次，他无意中看到了李颖和张世鑫的短信，内容暧昧不堪，周三伟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他性格隐忍，没有立刻爆发，只是将这份愤怒埋藏在心底。他试图和李颖沟通，但李颖总是敷衍了事，说他 “想多了”。周三伟心里的怨气越来越深，他看着张世鑫，这个自己一直当作兄弟的妹夫，竟然背叛了自己，心里充满了恨意。 而张世鑫也发现，周三伟似乎知道了他们的事情，经常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同时，他还发现，自己的妻子李平平和周三伟之间也有着暧昧的短信往来。有一次，他看到李平平的手机上，有一条周三伟发来的短信：“平平，张世鑫对你不好，你要是想离婚，我帮你。” 这让张世鑫更加愤怒，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双重背叛：自己的妻子和姐夫有染，自己的情人又是姐夫的妻子。他和李颖商量，必须想办法摆脱周三伟，否则他们的关系迟早会被发现。 2013 年 8 月 30 日中午，周三伟无意中看到了李颖手机里和张世鑫的暧昧短信，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再也无法控制。他和李颖大吵了一架，说要离婚，还要把他们的事情告诉所有人。 李颖吓坏了，立刻给张世鑫打电话，商量对策。张世鑫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除掉周三伟。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制造一场 “意外”，杀害周三伟后焚尸灭迹，掩盖真相。 当天晚上，张世鑫按照计划，给周三伟打电话，谎称有一批紧急货物要拉到县城，让周三伟出门帮忙。李颖则在一旁配合，假装熟睡，对丈夫的出门没有丝毫阻拦。她知道，这是她和张世鑫摆脱周三伟的唯一机会。 面包车上的争吵，其实是两人早已预谋好的。张世鑫故意挑起争端，而周三伟也因为中午看到的短信，一肚子火气，双方很快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张世鑫按照计划，用石头杀害了周三伟，并纵火焚尸。 案发后，李颖一直和张世鑫保持联系，商量对策，试图掩盖真相。她在面对警方询问时，故意表现得悲痛欲绝，就是为了迷惑警方，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而张世鑫给李平平发短信，李颖给张世鑫的妻子李平平发短信，其实都是两人故意为之。他们想制造一种 “互相报复” 的假象，一旦事情败露，就可以将责任推到 “家庭矛盾” 和 “报复” 上，掩盖两人不伦恋的真相。 随着李颖的坦白，这起狗血到极致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姐姐与妹夫暗通款曲，姐夫与妹妹也有着暧昧的短信往来，四个成年人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突破了伦理的底线，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得知全部真相后，李平平彻底崩溃了。她坐在公安局的走廊里，哭得肝肠寸断，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不仅要面对丈夫的背叛，还要接受丈夫是杀人凶手的事实，这个打击让她几乎精神失常。 而周三伟的父母，更是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两位老人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得知儿子被害的真相后，老太太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一直哭，眼睛都哭肿了。老爷子则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短短几天，头发就全白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老实本分的儿子，竟然会遭遇这样的不幸，而凶手竟然是自己的亲外甥女婿和儿媳妇。 村里的村民们得知真相后，都唏嘘不已。原本和睦的两家人，因为一段不伦的恋情，变得支离破碎。大家都说，这一切都是欲望惹的祸，如果李颖和张世鑫能够坚守伦理底线，珍惜自己的家庭，如果周三伟和李平平能够及时沟通，化解夫妻间的矛盾，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太荒唐了，都是一家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村里的老支书叹了口气，“伦理道德是做人的根本，连这个都不顾，迟早会出事。” 2014 年 5 月，通榆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李颖穿着囚服，头发凌乱，眼神空洞，全程低着头，一言不发。张世鑫则显得有些颓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对判决结果早已了然。 法院认为，张世鑫和李颖因不正当男女关系，共同预谋杀害周三伟，并纵火焚尸灭迹，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法院依法判处张世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李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141章 屋檐下的利刃 1998 年 7 月的北京，暑气蒸腾。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燥热揉成一团。25 岁的陈文忠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人流如织的街头，白色衬衫被汗水浸出淡淡的汗渍，却依旧笔挺。他刚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毕业证被小心翼翼地折在包里，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发亮。 这是他从河北张家口农村走出来的全部底气。 陈文忠的老家在张家口坝下的一个小山村，村口只有一棵老槐树，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他童年最清晰的记忆。父亲在他 10 岁那年上山砍柴时失足坠崖，母亲用一双裹过小脚的手，撑起了整个家。三个姐姐比他年长不少，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每月寄回的微薄工资，加上母亲种玉米、喂猪的收入，像凑份子一样，勉强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把通知书揣在怀里，在村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逢人就说 “我家文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三个姐姐特意从打工的城市赶回来，凑了 500 块钱塞给他，大姐姐红着眼眶说：“弟，到了北京好好学，咱家人以后就指望你了。” 陈文忠记得，那天他背着母亲连夜缝的被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的那一刻，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汽车鸣笛声、人群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让他这个农村孩子既惶恐又着迷。 四年大学生活，陈文忠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实践上。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专业课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还利用课余时间在电脑城打工，跟着技术人员学装机、修电脑，后来又参与了几个小型网站的开发项目。北京的繁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这里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有最前沿的技术，更有他从小就向往的 “城里生活”。毕业前夕，辅导员劝他回老家考公务员，说稳定体面，还能照顾家人，但陈文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留在北京，买房、落户，让母亲和姐姐们过上好日子。”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陈文忠顺利通过了一家外资网络公司的面试。面试那天，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面对面试官的英文提问，虽然紧张得手心冒汗，却依旧条理清晰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当 hR 告知他被录用，试用期月薪 5000，转正后 8000 多时，陈文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1998 年的北京，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一两千，8000 多的收入足以让他跻身 “高收入人群”。 入职后，陈文忠被分配到国贸写字楼的办公室。每天穿着整洁的衬衫，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敲击着键盘编写代码，午休时和同事去楼下的咖啡馆喝咖啡，这种 “白领生活” 让他既自豪又满足。他租住在朝阳区一个老旧小区的单间里，虽然房子不大，但离公司近，每月房租 1500 块。他省吃俭用，每月固定寄 2000 块钱回农村老家，剩下的钱都存了起来，盘算着攒够首付就买房，早日把户口迁到北京。 工作稳定后，身边的同事开始热心地给陈文忠介绍对象。他长相周正，身高一米八，性格沉稳，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条件算得上优秀。但每次相亲，只要女方得知他来自河北农村，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姐姐需要照顾，态度就会变得冷淡。有个女孩直白地说：“我想找个北京本地的，家里没那么多负担。” 还有的女孩虽然没明说，但眼神里的嫌弃让陈文忠如芒在背。几次相亲失败后，陈文忠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他知道，农村出身是他在北京婚恋市场上最大的 “短板”。 这种失落感一直持续到 2000 年春天。经朋友介绍，陈文忠认识了刘诗龄。刘诗龄和他同岁，身高一米六左右，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性格温柔内敛。她的父母原本是海淀区的菜农，上世纪 90 年代末，北京扩建征地，家里的菜地被征用，不仅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落了北京市户口。刘诗龄是家里的独生女，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会计，月薪 2000 元左右。 第一次见面是在海淀公园，陈文忠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买了两瓶矿泉水。刘诗龄准时赴约，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说话轻声细语，给陈文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聊天时，陈文忠没有隐瞒自己的家境，坦诚地说：“我老家在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和姐姐们供我读完大学，现在我在北京打拼，想早点买房落户。” 他以为刘诗龄会像之前的女孩一样退缩，没想到刘诗龄听完后，温柔地说：“你挺不容易的，能靠自己走到今天，很厉害。” 刘诗龄的坦诚和理解让陈文忠心里一暖。其实，刘诗龄对陈文忠也颇有好感。他长相帅气，谈吐得体，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比她之前认识的男生都要优秀。更重要的是，陈文忠的坦诚让她觉得可靠。回家后，刘诗龄把陈文忠的情况告诉了父母，母亲王敏琴听后，沉思了片刻说：“农村出身没关系，只要人踏实、能赚钱就行，改天让他来家里吃饭，我看看。” 周末，陈文忠买了水果和营养品，来到刘诗龄家。刘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装修简单却整洁。王敏琴和丈夫刘方勇早已在门口等候，王敏琴上下打量着陈文忠，眼神里带着审视。饭桌上，王敏琴问得很详细，从陈文忠的工资收入、工作前景，到老家的具体情况、姐姐们的工作状况，一一过问。陈文忠不卑不亢，如实回答，既不刻意讨好，也不隐瞒回避。刘方勇话不多，只是偶尔劝陈文忠喝酒，王敏琴则一边给陈文忠夹菜，一边暗自盘算。 饭后，陈文忠离开后，王敏琴对刘诗龄说：“这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工作也好，工资还高，虽然是农村的，但家里负担也不算太重，三个姐姐都嫁人了，以后主要就是照顾他母亲。” 刘方勇也点头说：“看着挺踏实的，不像那种油嘴滑舌的人。” 得到父母的认可，刘诗龄心里很高兴，陈文忠也松了口气，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文忠不知道的是，王敏琴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她和丈夫刘方勇一辈子没正经工作，以前靠种菜谋生，征地后虽然有了房子和户口，但没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和老伴老了以后，只能靠女儿女婿养老，所以给女儿找对象，不仅要找个能赚钱的，更要找个 “听话” 的，最好能当上门女婿，将来把重心放在刘家。陈文忠来自农村，在北京无依无靠，收入又高，人也一表人才，正好符合她的要求。 刘诗龄从小就听话，凡事都听父母的安排。在认识陈文忠之前，她曾和大专同学王鲁热恋过。王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是下岗工人，他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做办事员，月薪不到 2000 元。刘诗龄和王鲁感情很好，两人甚至规划过结婚后的生活，但王敏琴得知后，坚决反对。“他家条件太差了，父母下岗，他工资又低，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王敏琴对刘诗龄说，“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下家，比他强一百倍，你必须和他分手。” 刘诗龄不愿意，和母亲吵了好几次，甚至以死相逼，但王敏琴态度坚决，不仅不让她和王鲁见面，还跑到王鲁单位去闹，让王鲁颜面尽失。王鲁知道自己拗不过王敏琴，也不想让刘诗龄为难，只能忍痛和她分手。分手那天，王鲁红着眼眶对刘诗龄说：“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我倒要看看，将来是谁混得好。” 刘诗龄当时以为这只是气话，没想到不久后，王鲁就从单位辞职，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公司，从此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2000 年 10 月 1 日，在王敏琴的催促下，陈文忠和刘诗龄结婚了。婚礼办得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少数朋友。结婚当天，陈文忠穿着西装，刘诗龄穿着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陈文忠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总觉得，这场婚姻似乎被岳母牢牢掌控着。 婚后不久，王敏琴就对陈文忠说：“你在朝阳区租房每月要花 1500 块，太浪费了，不如退了，搬到家里来住，还能省下房租钱。” 陈文忠有些犹豫，他知道自己上班在国贸，搬到海淀区后，每天通勤要三个多小时，但看着岳母 “为他好” 的表情，又想到自己在北京无依无靠，婚后岳母一家就是自己的亲人，便答应了。 搬过去后，王敏琴又提出：“以后家里的钱统一由诗龄保管，你每月工资都交给她，我帮你们存着，免得你们乱花。” 陈文忠心里不太愿意，他觉得夫妻之间应该有自己的财务自由，但刘诗龄说：“妈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攒钱买房，统一保管也方便。” 陈文忠想想也是，便同意了，每月发工资后，除了留下几百块零用钱，其余的都交给刘诗龄。 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刘诗龄把钱悉数存到了王敏琴的存折上。当他偶然得知真相后，心里很不舒服，对刘诗龄说：“咱们按月给家里交生活费就行，没必要把所有钱都交给妈存着，时间长了容易产生矛盾。” 刘诗龄把他的话告诉了王敏琴，王敏琴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爸都是快五十的人了，将来这家里的财产还不都是你们的？分那么清干什么？我帮你们存钱，还不是怕你们年轻人乱花钱，到时候买房、养孩子都没钱。” 陈文忠见岳母这么说，也不好再坚持，只能默认了这种安排。 作为 cbd 商圈的白领，陈文忠免不了有应酬。国贸一带的消费水平不低，请客户吃饭、唱歌，每次都要花几百块。他每月留下的几百块零用钱，往往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有一次，他请客户吃饭花了 800 块，兜里的钱不够，只能向同事借钱垫付。这件事被王敏琴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刘诗龄说：“以后少给陈文忠零花钱，他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不能惯着他。” 从那以后，刘诗龄开始严格控制陈文忠的零花钱，每月只给 500 块，花完了就不再给。刚开始，陈文忠还能勉强应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但有时候实在推不掉，只能再次向同事借钱。有一次，他向刘诗龄要钱，想给母亲买件羽绒服，刘诗龄却在王敏琴的指示下，埋怨他说：“你妈在农村穿那么好干什么？家里要攒钱买房，你就不能省着点花？” 最后，只给了他 200 块钱，还说：“这钱省着点用，别乱花。” 陈文忠拿着 200 块钱，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岳母是为了攒钱买房，但这种毫无底线的控制让他感到窒息。他开始怀念自己租房住的日子，虽然房子小，但自由，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为零花钱发愁。但他又安慰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买了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新婚的甜蜜很快被日常琐事冲淡。陈文忠发现，自己这个 “上门女婿” 的处境远比想象中复杂。王敏琴是个絮絮叨叨的女人，凡事都要管，大到家里的财务支出，小到陈文忠的穿衣吃饭、言行举止，都要一一过问。陈文忠在农村长大，说话直来直去，做事不拘小节，吃饭的时候偶尔会吧唧嘴，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大，这些都成了王敏琴数落他的理由。 “陈文忠，吃饭能不能小点声？跟没吃过饭似的。”“陈文忠，走路能不能挺胸抬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看就是农村来的。”“陈文忠，你怎么又把袜子扔在沙发上？说了多少遍了，要讲卫生。” 每次被数落，陈文忠都想反驳，但看着刘诗龄为难的眼神，只能忍了。他觉得，只要自己退让，就能维持家庭的和睦。可他的退让，却让王敏琴更加得寸进尺。有一次，陈文忠和刘诗龄因为一点小事争辩了两句，王敏琴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陈文忠：“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诗龄是女孩子，你就不能让着她点？” 陈文忠想解释，但王敏琴根本不给她机会，一直护着刘诗龄。那一刻，陈文忠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外人，没有一点尊严。 2000 年年底，刘诗龄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全家都很高兴，王敏琴更是忙前忙后，对刘诗龄照顾得无微不至。但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王敏琴以 “保护胎儿” 为由，让刘诗龄搬到她的房间里住，和他分居。“怀孕前三个月很关键，不能同房，诗龄跟我住，我能照顾她。” 王敏琴说。 陈文忠虽然不愿意，但也知道怀孕初期的重要性，只能同意。分居后，他住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看着妻子和岳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好几次，他想跟妻子说说话，亲近一下，但在王敏琴的注视下，只能欲言又止。那种孤独和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包裹着他，让他整夜难眠。 2001 年 9 月，刘诗龄顺利生下一个儿子。孩子的出生让王敏琴和刘方勇欣喜若狂，王敏琴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老刘家终于有后了！” 陈文忠也很高兴，看着襁褓中粉嫩的婴儿，心里充满了为人父的喜悦。他早就想好了孩子的名字，叫 “陈凯旋”，希望他将来能一帆风顺，凯旋而归。 但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王敏琴竟然自作主张，让孩子姓刘。“孩子是我们刘家的后代，当然要姓刘，就叫刘凯旋。” 王敏琴说。陈文忠当场就急了：“妈，孩子姓陈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孩子的父亲，怎么能让他姓刘？” 王敏琴不以为然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孩子跟谁姓不一样？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就是刘家的人，孩子自然要姓刘。” “我不是上门女婿！” 陈文忠忍不住提高了音量，“我和诗龄是平等的，孩子应该姓陈！”“你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你住我们家的房子，花我们家的钱，你的工资都交给我们保管，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 王敏琴也火了，“今天这孩子必须姓刘，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婿！” 刘诗龄在一旁劝道：“妈，文忠，你们别吵了，孩子姓什么都一样。” 但她的话根本不起作用，陈文忠和王敏琴吵得面红耳赤。陈文忠看着刘诗龄，希望她能站在自己这边，但刘诗龄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后，陈文忠只能妥协，他知道，如果坚持下去，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而且刘诗龄还在坐月子，不能生气。 但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孩子出生后，他偷偷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叫陈凯旋。他不敢告诉母亲真相，怕母亲伤心。挂断电话后，陈文忠站在办公室的玻璃幕墙前，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和高楼大厦，突然泪流满面。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尊严和幸福，可如今，他连自己孩子的姓氏都做不了主，活得如此窝囊。 2002 年春节，陈文忠想把刚满周岁的儿子带回老家，让母亲看看孙子。他知道母亲想念孙子，每次打电话都要问孙子的情况。但他刚把想法说出来，就被王敏琴坚决拒绝了。“农村条件那么差，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天寒地冻的，孩子那么小，万一冻着、生病了怎么办？” 王敏琴说，“要回你自己回，孩子不能回。” 刘诗龄也附和道：“妈说得对，孩子太小，经不起折腾，等孩子大一点再回去吧。” 陈文忠看着妻子，心里充满了失望。那个春节，他只能一个人回了老家，手里拿着几张孩子的照片。母亲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文忠，孩子呢？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 陈文忠只能找借口说：“孩子太小，路途远，怕生病，下次一定带回来。” 母亲没有追问，只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的照片，嘴里喃喃自语：“我的乖孙子，奶奶好想你。” 陈文忠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和布满皱纹的手，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临回北京前，母亲熬了三个通宵，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鞋面上绣着一个小小的 “陈” 字。“这是奶奶给孙子做的，让他穿着暖和。” 母亲把鞋子递给陈文忠，眼里满是期待。 回到北京后，陈文忠满心欢喜地给孩子换上虎头鞋，想拍几张照片寄给母亲。可王敏琴看到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说：“这鞋子太老土了，现在哪有孩子穿这个？赶紧换下来。” 陈文忠说：“这是我妈熬夜做的，还绣了孩子的姓，让孩子穿几天吧。” 王敏琴不容分说，一把把鞋子从孩子脚上脱下来，扔到一边：“穿这个多丢人，让人看见笑话。” 陈文忠当时没多说什么，但后来再也没见过这双鞋。他问刘诗龄，刘诗龄告诉他：“妈说这鞋子不好看，已经送给邻居家的小孩了。” 陈文忠听后，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母亲为了做这双鞋，手被针扎破了好几次，这不仅是一双鞋子，更是母亲对孙子的思念和疼爱，可岳母竟然如此不珍惜。从那一刻起，陈文忠对王敏琴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 2002 年 3 月，陈文忠在北五环看中了一套 120 多平米的期房，单价每平米 6000 多，总价 70 多万。他算了一下，自己手里有 20 多万积蓄，再加上岳母之前说要赞助的 5 万，首付 30 万就够了，剩下的可以贷款。他兴奋地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刘诗龄，刘诗龄也同意了，觉得每天通勤三个多小时确实辛苦，而且孩子将来上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当天晚上，刘诗龄把买房的事告诉了王敏琴。让陈文忠意外的是，王敏琴竟然主动提出赞助 5 万，还说：“文忠在孩子姓氏上让了步，说明他心里有这个家，我们当然要帮他一把。” 陈文忠听到这话，心里有了一丝感动，他觉得，岳母或许并不是那么不讲理。 可到了办理购房手续那天，王敏琴突然提出要一起去。陈文忠心里咯噔一下，隐约觉得不对劲，但也没多想。到了售楼处，签订购房合同时，王敏琴突然说：“这房子的产权人要写我的名字。” 陈文忠当场就愣住了，说：“妈，这房子是我和诗龄买的，首付我出了大部分，将来月供也是我来还，怎么能写你的名字？” “这房子是给我孙子买的，写我的名字怎么了？” 王敏琴说，“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这房子自然也该写我的名字。” 陈文忠坚决不同意：“这房子是我和诗龄的共同财产，必须写我们俩的名字。” 两人在售楼处吵了起来，引来不少人的围观。最后，王敏琴退了一步，说：“写诗龄的名字，不然这 5 万我就不赞助了。” 陈文忠想了想，觉得自己和刘诗龄是夫妻，房子写刘诗龄的名字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岳母应该没什么办法控制，便勉强同意了。但他心里很清楚，岳母这么做，就是想牢牢掌控这套房子，掌控他的生活。 交房时间定在 2003 年 5 月，陈文忠知道，自己还要在岳母家忍一年多。这一年多里，家庭矛盾越来越深。王敏琴对他的挑剔变本加厉，陈文忠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两人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刘诗龄夹在中间，总是站在母亲这边，这让陈文忠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有一天，刘诗龄让陈文忠给孩子洗澡。陈文忠当时正在赶一个项目，身心俱疲，漫不经心地把孩子脱光后，直接放进了装满冷水的浴盆里，然后才往里面加开水。孩子的皮肤很娇嫩，突然受到冷热刺激，立刻红肿起来，哇哇大哭。刘诗龄见状，连忙把孩子抱出来，责怪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是你的儿子，你怎么不知道心疼？” 陈文忠本来就一肚子火气，听到妻子的指责，忍不住反驳道：“他姓刘，又不姓陈，怎么是我的儿子？除非他姓陈，我才认他。” 刘诗龄被他的话气得说不出话来，抱着孩子跑进了父母的房间。没过多久，王敏琴就冲了出来，指着陈文忠的鼻子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孩子怎么不是你的？你忘了是谁供你吃、供你住？你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能娶到我们家诗龄，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还敢在这里挑三拣四！” “乡巴佬” 这三个字，是陈文忠最忌讳的。他虽然来自农村，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外企工程师，他一直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一直想摆脱 “农村人” 的标签。可王敏琴却一次次用这三个字刺痛他。陈文忠再也忍不住了，和王敏琴吵了起来。争吵中，王敏琴突然抬手给了陈文忠一个响亮的耳光。 陈文忠被打蒙了，他没想到岳母竟然会动手打他。愤怒之下，他推了王敏琴一把。王敏琴顺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杀人了！陈文忠打人了！” 刘方勇听到动静，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妻子坐在地上哭，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上去，对着陈文忠拳打脚踢。刘诗龄站在一旁，不仅不劝架，反而拿起墙角的拖把，朝着陈文忠打了过去。 陈文忠躲闪不及，额头被拖把杆打破了，鲜血瞬间流了下来。他看着眼前的一家人，心里充满了绝望。这就是他的亲人？这就是他为之付出一切的家？他捂着头，转身冲出了家门，自己打车去了医院。刘诗龄追了出来，想跟他一起去医院，但陈文忠冷冷地说：“你妈打我的时候你不拦着，现在不用你假好心。” 刘诗龄愣在原地，最后转身回了家。 陈文忠在医院缝了五针，额头缠满了纱布。他在老乡家住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想了很多。他想离婚，但看着孩子无辜的脸，又于心不忍。他想搬出去住，但房子还没交房。最后，在刘诗龄的再三劝说下，他还是回了家。回到家后，陈文忠当着岳父母的面，对刘诗龄说：“要么我们离婚，要么我们搬出去住，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刘诗龄哭着说：“我们搬出去住，等房子交了，我们就搬走。” 2003 年 5 月，房子交房了。陈文忠立刻开始装修，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把房子装修好了。搬家那天，陈文忠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岳母的控制，开始新的生活。但王敏琴说：“孩子还小，我和你爸帮你们照顾孩子，诗龄暂时跟我们住，等孩子大一点再搬过去。” 陈文忠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想再争吵，只能同意了。 搬进新房的第一个周末，陈文忠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母亲看到宽敞明亮的房子，很高兴，说：“文忠，你终于在北京有自己的家了。” 陈文忠想让母亲多住几天，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和刘诗龄因为孩子的问题吵了起来。母亲看到后，心里很自责，觉得是自己给儿子添了麻烦。第二天一早，陈文忠醒来后，发现母亲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文忠，妈回老家了，你和诗龄好好过日子，别吵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陈文忠心里一紧，赶紧跑到北京站，在火车发车前，终于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母亲告诉他，她昨晚一夜没睡，步行了四个多小时，从北五环走到了北京站。陈文忠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和沾满灰尘的鞋子，忍不住泪流满面。母亲抱着他说：“文忠，妈知道你不容易，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日子还得好好过，别跟诗龄吵架，也别跟你岳母计较。” 陈文忠把母亲接回了家，想让她多住几天。可没过多久，母亲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子宫癌，需要立刻手术，押金要 3 万元。当时陈文忠刚装修完房子，手里没多少钱，他只能找刘诗龄借钱。刘诗龄犹豫了很久，最后只拿出了 1 万元，说：“家里的钱都在妈那里，我只能拿出这么多。” 陈文忠没办法，只能向同事借了 2 万元，才凑够了手术费。 母亲手术后，身体很虚弱。陈文忠想让她在北京休养，但母亲说：“我在这里只会给你添麻烦，还是回老家好，有你姐姐们照顾我。” 陈文忠知道，母亲是不想看到他和刘诗龄、岳母的矛盾，只能同意了。送母亲回老家那天，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文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冷静，别做傻事。” 陈文忠含泪点头，心里却充满了对岳母一家的怨恨。 母亲的病让陈文忠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刘诗龄身上，稍有不顺心就对她恶语相向，甚至动手打人。刘诗龄每次被打后，都会哭着告诉王敏琴，王敏琴就会跑到陈文忠家大闹一场，指责他没良心、家暴妻子。一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2005 年年底，王敏琴在菜市场买菜时，偶然遇到了王鲁。此时的王鲁已经今非昔比，开着宝马车，穿着名牌西装，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王敏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上前打招呼。闲聊中，王敏琴得知，王鲁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科技公司，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不仅买了车和别墅，还成了行业内小有名气的老板。 更让王敏琴没想到的是，王鲁至今对刘诗龄念念不忘。“当年要不是你反对，我和诗龄早就结婚了。” 王鲁说，“我现在条件好了，还能给诗龄更好的生活，你让她给我打电话吧。” 王鲁递给王敏琴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 看着王鲁的宝马车绝尘而去，王敏琴心里充满了后悔。她暗自想，如果当年没有拆散刘诗龄和王鲁，女儿现在早就过上好日子了，也不会和陈文忠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回到家后，王敏琴立刻把名片拿给刘诗龄，催促道：“你赶紧给王鲁打电话，他现在混得很好，还对你有意思，你跟陈文忠离婚，跟王鲁过，以后就能享福了。” 刘诗龄心里本来就对陈文忠充满了不满，再加上母亲的怂恿，便给王鲁打了电话。王鲁接到电话后，非常高兴，立刻约她出来吃饭。饭桌上，王鲁对她关怀备至，还承诺给她在自己公司安排一个高管职位，月薪是她现在的好几倍。刘诗龄被王鲁的诚意和现在的成就打动了，两人开始频繁来往。 2006 年 7 月 25 日，刘诗龄在家整理电脑里的照片，看着照片上自己和王鲁在豪华酒店吃饭、相拥的合影，不由得发起了呆。她没注意到，陈文忠已经下班回家了。陈文忠看到照片后，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一把抢过电脑，逼问刘诗龄：“这个人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 刘诗龄吓得脸色发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陈文忠见她不说话，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气得浑身发抖，甩手给了刘诗龄一个耳光：“你竟然背叛我！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刘诗龄哭着说：“是你先对我不好的，你经常打我、骂我，我受够了！” 当天晚上，刘诗龄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并在王敏琴的怂恿下，决定和陈文忠离婚。 2006 年 8 月 2 日，刘诗龄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陈文忠接到法院传票后，心灰意冷，也同意了离婚。但他提出，房子是婚后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平分，而且孩子的抚养权归他。刘诗龄和王敏琴坚决不同意，说房子是王敏琴赞助的，产权人是刘诗龄，不属于共同财产，孩子也不能给陈文忠。 8 月 6 日，陈文忠去岳母家找刘诗龄商议财产分配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被王敏琴和刘诗龄赶了出来。8 月 7 日，他再次上门，依旧遭到了拒绝。王敏琴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乡巴佬，想分我们家的房子？想都别想！孩子也不可能给你，你赶紧滚蛋！” 一次次的拒绝和辱骂，让陈文忠彻底陷入了绝望。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和退让，换来的却是背叛和羞辱。他在北京打拼了八年，最后却落得人财两空、妻离子散的下场。他心里的怨恨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如果得不到房子和孩子，那就和她们同归于尽。 2006 年 8 月 8 日晚上 8 点，陈文忠特意选择了这个他认为 “吉利” 的时间，决定做个了断。出门前，他在腰间别了一把蒙古刀，又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藏在衣服里。他再次来到岳母家，此时岳父刘方勇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家里只有王敏琴和刘诗龄。 陈文忠开门见山：“刘诗龄，把房子的产权人改成我的名字，孩子的抚养权给我，我马上跟你离婚，从此互不相干。” 刘诗龄一口回绝：“房子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你别做梦了。” 王敏琴也跟着骂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家对你不薄，你竟然想抢我们的房子和孩子？赶紧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 “报警？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陈文忠不是好欺负的！” 陈文忠彻底爆发了，他挥舞着拳头，逼着刘诗龄：“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妈走？” 刘诗龄毫不犹豫地说：“我听我妈的！” “好！好！好！” 陈文忠连说了三个 “好” 字，眼里充满了血丝。他想起了母亲的付出，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起了被扔掉的虎头鞋，想起了母亲手术时借钱的艰难，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孤独和无助。所有的怨恨和愤怒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他失去了理智。 陈文忠左手一把拎住刘诗龄的脖子，右手从腰间抽出蒙古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刘诗龄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尖叫起来。鲜血瞬间从她的脖子上涌了出来。王敏琴见状，一边大喊 “杀人了”，一边想往外跑。陈文忠松开刘诗龄，拿着刀追了上去，一刀扎进了王敏琴的胸部。王敏琴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陈文忠红着眼，又操起随身携带的菜刀，朝着王敏琴的头部、胸部、脸部一顿猛砍，直到她不再动弹。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岳母，陈文忠并没有停手。他转身走向奄奄一息的刘诗龄，举起菜刀，又砍了下去。砍了几十刀后，陈文忠看着浑身是血的妻子，突然清醒了过来。他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陈文忠放下菜刀，转身离开了岳母家，径直走向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当警察赶到现场时，王敏琴已经因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刘诗龄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案发后，刘方勇得知妻子死亡、女儿重伤的消息，悲痛欲绝。他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气得浑身发抖：“陈文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在我们家吃住了三年，我们从来没让他干过活，孩子都是我老伴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他脾气暴躁，心眼小，还经常打诗龄。就算我们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不能杀人啊！” 2007 年 3 月 2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现场，陈文忠穿着囚服，头发花白，早已没有了当年外企白领的意气风发。当他看到旁听席上苍老憔悴的母亲和三个姐姐时，强装镇定的脸上终于忍不住抽动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文忠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陈文忠有自首情节，且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宣判后，陈文忠当庭表示认罪服法，他说：“我知道自己罪有应得，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孩子，也对不起刘诗龄。但我不后悔杀了王敏琴，她毁了我的婚姻，毁了我的生活。” 这场悲剧，原本可以避免。如果王敏琴没有过度干涉女儿的婚姻，没有对陈文忠进行无底线的控制和羞辱；如果刘诗龄能够在母亲和丈夫之间起到平衡作用，而不是一味地站在母亲这边；如果陈文忠能够冷静处理矛盾，而不是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第142章 圆通“大师” 上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还未被后来铺天盖地的工业浪潮席卷。没有林立的烟囱吞吐黑烟，没有川流不息的汽车碾压出漫天尘土，更没有钢筋水泥的丛林遮蔽天际。那时的天，是纯粹得能滴出蓝的透亮，云朵像被水洗过的棉絮，低低地飘在屋顶上空；那时的水，是清可见底的碧绿，河沟里的鱼虾自在游弋，岸边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沙沙作响；那时的空气，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深吸一口，鼻腔里满是草木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湿润，连呼吸都成了一种享受，让人忍不住想多吸几口，仿佛那空气里真的掺着淡淡的甜味。 武汉，这座依江而建的城市，在那个年代更显温婉。长江的水缓缓流淌，江边的码头停靠着几艘木船，船夫们光着膀子，吆喝着号子，将货物搬上搬下。街道不宽，铺着青石板，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铃地驶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声响。就在这样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女婴，被悄悄放在了派出所的门口。 那是个春日的清晨，露水还挂在派出所门前的梧桐树叶上，泛着晶莹的光。派出所的木门刚被值班民警推开，就听到一阵微弱的哭声，断断续续，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民警循声走去，只见门口的石阶上，放着一个用粗布包裹着的婴儿，包裹外侧绣着几朵简单的梅花。解开包裹，里面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脸蛋圆嘟嘟的，身上肉乎乎的，一看就是被精心喂养过的。她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小布鞋，鞋面上缝着小小的虎头图案，针脚细密。许是感受到了陌生人的气息，小姑娘停止了哭泣，睁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嘴角一咧，露出一口细碎的小白牙，模样讨喜得很。 民警赶紧将孩子抱进所里，生火取暖，又找来干净的米汤喂她。那个年代，日子过得紧巴，不少家庭因为贫困，或是孩子身患重病，无力抚养，便会将孩子送到派出所或福利院门口，盼着孩子能有条活路。这个小姑娘，便是其中之一。民警们商量着，给她取了个临时的名字 “丫头”，随后便联系了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将她送了过去。那时的她，还不到两岁，懵懂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亲生父母遗弃，更不知道未来的人生，将充满怎样的坎坷。 儿童福利院是这些遗弃孩子的避风港。在这里，孩子们能得到基本的温饱，能有地方安身。按照福利院的规矩，收留的孩子都会统一取姓，方便管理。而姓氏，往往由当时的院长决定，换一任院长，孩子们的姓氏便可能跟着改变。比如前一任院长姓张，那批孩子就都姓张；下一任院长姓李，新入院的孩子便都姓李。上世纪 70 年代，负责福利院的是一位姓邵的院长，他为人和善，看着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心里满是怜悯，便决定让这一批孩子都姓邵。又因为希望这些孩子能像太阳一样，即便身世不幸，也能拥有光明的未来，便给这个白胖的小姑娘取名 “邵向阳”。 福利院的医生很快给邵向阳做了全面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疾病。这让工作人员们都很意外，因为按照往常的经验，被遗弃的孩子大多是身患重病或疑难杂症，父母无力医治才狠心抛弃。可邵向阳这般健康可爱，怎么会被遗弃呢？工作人员们一边嘀咕，一边按照规定张贴了寻人启事，盼着孩子的亲生父母能回心转意，来接她回家。 寻人启事贴出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始终没有任何人前来联系。福利院的阿姨们看着邵向阳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机灵可爱，心里既心疼又惋惜。“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没人要呢？” 每次喂奶、换尿布时，阿姨们都会忍不住念叨，伸手摸摸她软乎乎的脸蛋，眼里满是疼爱。 邵向阳在福利院的日子，简单而平静。身边有许多同龄的孩子，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玩耍、一起睡觉。阿姨们虽然忙碌，但对每个孩子都尽心尽力。只是，福利院的孩子太多了，阿姨们分身乏术，很难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日子一天天过去，邵向阳渐渐长到了 4 岁，别的孩子都已经能牙牙学语，甚至能说简单的句子了，可她却始终一言不发。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她只是说话晚，毕竟每个孩子的发育情况不同，有的孩子三岁就能说会道，有的孩子四五岁才开口也很常见。可随着时间推移，阿姨们发现了不对劲。无论怎么跟邵向阳说话、逗她，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既不回应，也不抬头看你，仿佛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她偶尔发出的 “咿咿呀呀” 的声响，也只是本能的音节，没有任何意义。 阿姨们赶紧将情况反映给了福利院的医生，医生再次给邵向阳做了详细检查，这才确诊 —— 邵向阳是先天性失聪，她听不到任何声音。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原来，这才是她被父母遗弃的真正原因。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一个失聪的孩子，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或许她的父母也是实在走投无路，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从那以后，福利院的人再也不叫她 “邵向阳” 了，取而代之的是 “小哑巴”。“你看福利院那个小哑巴，长得多漂亮啊，可惜了。”“是啊，那么机灵的孩子，怎么就听不见、不会说话呢？” 每当有人提起她，语气里都带着惋惜。邵向阳虽然听不到，但她能感受到人们眼神里的同情和遗憾，她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默看着别的孩子玩耍。 那个年代，专门接收残疾儿童的学校少之又少，身患残疾的孩子想要上学，难如登天。邵向阳就这样在福利院里待到了 9 岁，才终于迎来了上学的机会。市里开办了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福利院把她送了过去。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手语，第一次学会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师教她看书写字，教她用手势交流，邵向阳学得很认真，她知道，这是她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唯一途径。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有不同的起点，有人记得三四岁的趣事，有人五六岁的记忆才开始清晰。可邵向阳却始终坚信，她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岁多的时候。那个记忆模糊而零碎，却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她记得有一个穿着青色裤子的女人抱着她，女人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她们坐了很久的汽车，汽车颠簸得厉害，然后又转了火车，火车的轰鸣声虽然她听不到，却能感受到震动。最后，女人抱着她走了很远的路，把她放在了一个陌生的街口，也就是派出所的门口。女人蹲在她身边，看了她很久，肩膀微微颤抖，似乎在哭泣。这是邵向阳对 “家人” 仅有的记忆，那个穿着青色裤子的女人，到底是不是她的母亲，她不知道，但她总在心里告诉自己，那一定是妈妈。 16 岁那年，邵向阳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一本生理卫生书。书里提到了 “遗传” 这个词，说子女的容貌、性格，往往会遗传自父母。那天晚上，等宿舍里的同学都睡着了，邵向阳悄悄跑到厕所，借着微弱的灯光，拿着一面小镜子，仔细打量着自己。她看着镜子里那张清秀的脸，双眼皮，高鼻梁，樱桃小嘴，皮肤白皙，心里默默想着：记忆里的那个女人，会不会也长这个样子？她一定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吧，不然怎么会生下自己这样的女儿。 在别人面前，邵向阳从不提及关于家庭和母亲的任何话题。学校里写命题作文《我的家》，她就写儿童福利院，写照顾她的阿姨，写教她知识的老师；写《我的妈妈》，她就写对她最好的张老师，写张老师如何教她手语，如何在她难过时安慰她。可每当夜深人静，进入梦乡，那个穿着青色裤子的女人就会出现。她总是梦到自己哭着向女人跑去，嘴里喊着 “妈妈”，可无论她怎么喊，女人都只是看着她流泪，嘴里说着什么，她却一点也听不到。每次从这样的梦里醒来，邵向阳的枕头都会被泪水浸湿。 20 岁那年，邵向阳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留在了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工作，主要是糊火柴盒。工作枯燥乏味，工资也很低，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也就是在这一年，她从一个工友口中得知，世界上有一种叫 “助听器” 的东西，戴在耳朵上，就能帮助聋人听到声音。这个消息像一道光，照亮了邵向阳灰暗的生活。 其实，邵向阳并不是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从小到大，她的耳朵里总会传来一种沉闷而单调的 “轰隆轰隆” 声，就像书上描写的海浪拍岸，又像是飞机飞过的轰鸣。后来她才从医生那里得知，那根本不是海浪声，也不是飞机声，而是她头部血液流动时产生的声音。至于为什么能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医生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 邵向阳立刻跑去医院咨询，医生告诉她，以她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助听器，大概率能听到外界的声音，甚至有可能学会说话。这个消息让邵向阳欣喜若狂，她急切地问医生，配一副助听器需要多少钱。当医生说出 “8000 多块” 这个数字时，邵向阳的心瞬间沉了下去。8000 多块，对于当时一个月只赚几十块钱的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她不吃不喝，把所有工资都攒下来，也得十几年才能攒够。 那段时间，邵向阳整日愁眉不展。她太想听到声音了，太想开口说话了，太想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看着镜子里自己清秀的容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样 “资本”—— 美貌。从十几岁开始，就不断有男生向她示好，福利院的阿姨也总说，她是院里最漂亮的姑娘。一个大胆而羞耻的念头在她脑海里萌生：她可以用身体换钱。 这个念头让她纠结了很久。武汉是她长大的地方，这里有她的回忆，有照顾过她的阿姨和老师，她不愿意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思来想去，她决定离开武汉，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赚够买助听器的钱，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她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服，揣着自己攒下的几百块钱，买了一张去长沙的船票。长江的水滚滚东流，船在江面上行驶，邵向阳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武汉，心里五味杂陈。她不知道前路等待她的是什么，只知道，她必须赚到那 8000 块钱。 上世纪 90 年代的长沙，已经是一座热闹繁华的城市。卡拉 oK、夜总会遍地开花，可这些地方对听力有要求，邵向阳根本进不去。几经周折，她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洗浴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一名按摩小姐。她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助听器，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洗浴中心的工作环境复杂，来这里的客人鱼龙混杂。邵向阳凭借着出众的容貌，很快成了店里的 “红人”，赚的钱也越来越多。她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存了起来。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她就攒够了买助听器的钱。当她从医生手里接过那副小巧的助听器，小心翼翼地戴在耳朵上，第一次清晰地听到医生说 “你好” 时，她激动得泪流满面。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外界清晰的声音，那声音那么真切，那么动听。 戴上助听器后，邵向阳开始努力学习说话。因为失聪多年，她的发音器官已经有些退化，学习说话的过程异常艰难。她跟着收音机学，跟着电视里的人学，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口型和发音。一开始，她发出的声音沙哑而怪异，连自己都觉得难听，但她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年时间，她不仅学会了说话，能够正常与人交流，还学会了好几种方言，与人沟通毫无障碍。 曾经，邵向阳以为，只要赚到钱买了助听器，她就立刻离开洗浴中心，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可真正戴上助听器后，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这几年的特殊工作，让她见识了太多人性的丑恶，也让她的心理渐渐扭曲。她习惯了这种来钱快的生活，也对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了信心。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干净了，再也配不上正常的生活。 就这样，邵向阳在洗浴中心一直待了下去。到她 25 岁那年，她依然美得惊心动魄，正是女人最美好的年华。可长期的熬夜、酗酒，让她的精神越来越萎靡，常常失眠，只能靠喝酒或者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她心里的痛苦和孤独，越来越深，却无处倾诉。 就在这一年，邵向阳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客人。那天晚上，和往常一样，客人先让她按摩，按摩结束后，便提出要留宿。邵向阳早已习以为常，按照店里的规矩，用客人的手牌开了房间，带着他走进了客房。 一进房间，邵向阳就熟练地开始脱衣服，又帮客人脱掉了洗浴中心的专用衣裤。客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眼神里带着一种莫名的平静。让邵向阳感到奇怪的是，客人的身体明明已经有了生理反应，却只是伸出手，轻轻抱住了她，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 邵向阳在这行已经干了五年，有着丰富的经验。她以为客人只是害羞，便主动上前，想要完成 “工作”。可她刚动了几下，就被客人轻轻制止了。“不用这样。” 客人的声音低沉而温和，这是邵向阳第一次清晰地听到这样平静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客人就那样抱着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邵向阳起初有些不安，后来渐渐放松下来，在客人温暖的怀抱里，竟然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安全感，不知不觉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邵向阳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客人正盘腿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种探究和怜悯。“你一夜都没睡？” 邵向阳惊讶地问。 “小妹妹，你叫 Amy 是吗？” 客人开口问道。邵向阳在店里用的化名是 Amy，很少有人会这么叫她。 “算是吧，怎么了？” 邵向阳有些疑惑。 “小妹妹，我看到你心中有很多痛苦。” 客人的语气很平静，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邵向阳尘封已久的心扉。 邵向阳心里一紧，强装镇定地说：“人嘛，谁没有痛苦呢？” “你是一个孤儿，对吗？” 客人的这句话，让邵向阳彻底愣住了。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的身世，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邵向阳的声音带着颤抖。 “你很痛苦。” 客人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继续说道，“那你知道，生命中的痛苦和快乐，是从哪来的吗？” 邵向阳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吗？” 她反问。 客人微微一笑，说道：“从根源上来说，痛苦与快乐都来自我们的内心。痛苦和快乐，往往是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境界引起。当我们遇到顺境，遇到欢喜的境界，就会开心；接触到逆境，不喜欢的境界，就会痛苦。凡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随境转。如果是一个思想境界很高，内心又很充实的人，外界的环境，就不会对他构成太大的影响。” 邵向阳还没完全清醒，听着客人这番 “神神叨叨” 的话，却莫名觉得很有道理。她凑近了一些，想听客人再说些什么。 客人站起身，开始有条不紊地穿衣服。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邵向阳忍不住问道：“大哥，那如何才能不痛苦呢？” “痛苦与快乐的发生，虽然与外在环境有关，但从根源上还是我们的心。” 客人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她，“解除痛苦最好的方法，是直视我们内心的烦恼根源，然后改变自己。” “大哥，您可以告诉我尊姓大名吗？” 邵向阳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情愫，她不想就这样让这个奇怪的客人离开。 “我叫榴莲味。” 客人留下这三个字，便转身走出了房间。 邵向阳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叫榴莲味的男人，穿着普通，甚至有些寒酸，长得也不算出众，可他身上那种平静的气度，却让她过目难忘。在他身边，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 邵向阳以为，这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她和榴莲味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可她没想到，几个月后，她竟然在长沙郊区的一座小寺庙里，再次遇到了他。 那段时间，邵向阳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常常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她听说寺庙里的香火能让人静下心来，便趁着休息时间，来到了这座位于郊区的小寺庙烧香祈福。 寺庙不大，香火也不算旺盛，院子里种着几棵古树，环境清幽。邵向阳烧完香，沿着寺庙旁边的乡间小路散步，想要平复一下心情。走着走着，她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着灰色僧袍的僧人，正低着头，捡拾路边的枯枝和树杈。 那个僧人的背影有些熟悉，邵向阳忍不住走上前。当僧人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的时候，邵向阳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就是榴莲味！ 此时的榴莲味，剃光了头发，脸上没有了上次见面时的沧桑，多了一份出家人的平静。他身上的灰色僧袍洗得有些发白，肩膀上背着一捆捆好的枯枝，手里还拿着几根刚捡的树杈。 “刘先生，你好啊。” 邵向阳犹豫了一下，还是主动打了招呼。 榴莲味看到她，也有些意外，随即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Amy 小姐，你好。” 邵向阳看着他身上的僧袍，满脸疑惑：“你是和尚？那天在洗浴中心……” 榴莲味没有解释，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将手里的枯枝放到地上，捆进了背上的柴捆里，然后对邵向阳做了一个 “请” 的手势：“Amy 小姐，有没有时间到庙里喝杯山茶？” 邵向阳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好。” 跟着榴莲味走进寺庙，邵向阳看到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和尚，刚做完早课，正在寺庙后面的田地里劳作。寺庙不大，只有几间简陋的禅房，院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石桌和几张石凳。 榴莲味将柴捆放好，给邵向阳倒了一杯温热的山茶，递到她手里：“尝尝看，这是庙里自己种的茶。” 邵向阳喝了一口，茶水清香醇厚，顺着喉咙滑下，让人心里的烦躁似乎也减轻了一些。“那天在洗浴中心，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榴莲味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那天，是我自己为自己设下的一个关。我选择了那家店中最漂亮的女人，也就是你。我想，只要能和你平安无事地过了那一夜，我就过了自己这一关。” “那你过了吗？” 邵向阳问道。 “过了。” 榴莲味点了点头，“从你那里回来之后，我就来到了这里，落发剃度出家了。我现在的法名叫圆通，字横禅。你可以叫我的俗家名字榴莲味，也可以叫我圆通。” “你出家，你的家人舍得吗？” 邵向阳好奇地问。 提到家人，榴莲味的眼神暗了暗：“我家兄弟七个，父母能把我养活长大，就已经尽了义务了。我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什么苦都吃过。出家，也算是给家人省下了一大笔盖房、娶媳妇的钱，哪有什么舍得舍不得的。” “那你不想他们吗？” 邵向阳追问。 榴莲味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话锋一转，问道：“你是不是与家里人有什么不愉快？那天我就发现了，你睡着之后，还在低声说着‘别扔下我’。” 邵向阳的心猛地一揪，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的身世，可这个只见过两面的男人，却看穿了她的痛苦。“我是孤儿，” 她哽咽着说道，“他们发现我是个聋子，就把我扔了。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 “阿弥陀佛。” 榴莲味双手合十，刚要开口说什么，就被邵向阳打断了。 “千万别跟我说佛法，” 邵向阳用力摇了摇头，脸上满是疲惫，“我的头已经够疼了。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用钱换来的。我的钱赚得辛苦，也很宝贵，我可不想浪费。” 说完，她勉强笑了笑，“我只要和你一起坐坐就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你身上有一种力量，可以让我感觉安全和安心。” 说着，邵向阳摘下了耳朵上的助听器，放在了石桌上。没有了外界的声音干扰，她反而觉得更加平静。 从那天起，邵向阳和榴莲味之间，渐渐生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邵向阳经常会趁着休息时间，跑到寺庙里来看他，有时两人一起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有时就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静静地待着，不说一句话，却也不觉得尴尬。 渐渐的，榴莲味也会偶尔下山，去邵向阳租住的小房子里做客。他会给她带一些庙里种的蔬菜，会听她倾诉工作中的烦恼，会安慰她受伤的心灵。在洗浴中心的时候，榴莲味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没有越雷池一步。可在邵向阳那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在一次次的相处中，两人最终还是突破了界限，发生了男女关系。 这种隐秘的关系，一转眼就维持了半年多。邵向阳越来越依赖榴莲味，她不想再回到那个污浊的洗浴中心，不想再过那种身不由己的生活。她想和榴莲味一起，过正常人的日子。 “你干脆别回寺庙了，” 一天晚上，邵向阳依偎在榴莲味的怀里，轻声说道，“找份工作，跟我一起过日子吧。” 榴莲味沉默了，他紧紧抱着邵向阳，心里充满了矛盾。这半年来，他无数次想过，能娶到邵向阳这么漂亮、这么善良的女人做老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可他只是一个出家的和尚，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积蓄，怎么安身立命？怎么赚钱养家？他给不了邵向阳幸福的生活。 “再说吧。” 榴莲味含糊地说道。 “为什么？” 邵向阳从他怀里抬起头，眼里满是期待，“你嫌弃我吗？嫌弃我曾经的工作？” “不是，我不是嫌弃你，” 榴莲味急忙摇头，语气里满是愧疚，“我是嫌弃我自己。我没办法养活你，也没能力成家立业。你长得这么漂亮，离开我，找个条件好的男人嫁了吧，他能给你幸福。” 邵向阳的心凉了半截，她看着榴莲味的眼睛，认真地问道：“那如果我有了你的孩子呢？你也这么想吗？” 榴莲味愣住了，他看着邵向阳，眼神复杂：“我没能力养活孩子，再说，他来的也不是时候。” 说完这句话，榴莲味站起身，拿起自己的衣服，匆匆离开了邵向阳的出租屋。邵向阳看着他决绝的背影，心里又气又委屈，她没有起身送他，也没有挽留。 十天之后，邵向阳的气消了，她想念榴莲味，便又跑到了那个小寺庙。可寺庙里的老和尚却面无表情地告诉她：“圆通十天之前就向我辞行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不会回来了，你走吧。” 邵向阳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像疯了一样，把家里翻了个遍，希望能找到榴莲味的踪迹，可什么都没有。三天后，她在门口的鞋柜上，发现了一张纸条，是榴莲味留下的。纸条上只有短短一句话：“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唯有回头是岸。” 邵向阳紧紧攥着那张纸条，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蹲在地上，大声地痛哭起来。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榴莲味，也是榴莲味最后一次见到她。她不知道，榴莲味为什么会如此决绝，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如果当时榴莲味能勇敢一点，能留下来和邵向阳一起面对困难，一起抚养孩子，他们的命运会不会就此改写？没有人知道答案。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就再也无法回头。 离开邵向阳后，榴莲味（圆通）开始了四处云游的生活。他穿着僧袍，打着 “得道高僧” 的旗号，游走在各个城市之间，给人讲经说法，指点迷津。凭借着一副能说会道的嘴，和身上那份出家人的平静气度，他很快在富婆圈里有了名气，不少有钱的女人都对他深信不疑，纷纷给他送钱送物，希望能得到他的 “点拨”。 几年后，榴莲味来到了武汉。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没想到，在这里，他会遇到另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女人 —— 陈倩。 陈倩从小生活在汉口，家境普通，但她长得漂亮，又很会打扮，总想着能嫁个有钱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这天早上，她在一家高档自助餐厅吃完早饭，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餐厅门口。 她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穿着黄色僧袍的僧人，正从门口走进来。清晨的阳光透过餐厅的玻璃窗，洒在他的脸上，让他看起来自带一种 “佛光”，神情淡漠而严肃，正是当时流行的 “面瘫风”。这个僧人，正是榴莲味。 榴莲味对这样的回头率早已习以为常，他径直走到取餐台，取了几样素食，找了个空位置坐下，吃得斯斯文文。佛家子弟吃饭，向来细嚼慢咽，和普通人的狼吞虎咽截然不同。 陈倩吃完饭后，在酒店门口等车，又一次见到了榴莲味。他脚上穿着一双布制僧鞋，肩膀上斜挎着一个赭石色的包裹，像极了电视剧里的游方僧人。一辆红色的宝马轿车在他身边停下，榴莲味拉开车门，坐进了后座。 陈倩好奇地往车里看了一眼，开车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卷发，身材消瘦，嘴唇涂着鲜艳的口红，正在不停地说着什么。后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清榴莲味的表情，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 陈倩自己穿着一身时尚的打扮：黄色的紧身小皮装，黑色的高筒牛皮靴，黑色的丝袜，脸上戴着墨镜，手上还戴着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这副打扮，在普通人看来，要么是富家女，要么就是 “有情况” 的女人。 “情况” 是武汉特有的说法，指的是婚外情人。一个人如果有了婚外情，就会被说 “有了情况”。 餐厅门口还有几个男男女女，也在盯着陈倩看，嘴里小声嘀咕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过来，对陈倩说道：“小姐，你面带桃花，今年有件喜事，还有件祸事，喜事祸事都跟一个男人有关。跟我来，我给你详细说说。” 陈倩一听，就知道是从归元寺那边过来算卦的，她不耐烦地骂道：“滚！归元寺门口不让沿街算卦，跑到这儿来了？” 中年女人被她骂得愣了一下，摇了摇头，悻悻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还没等他开口，陈倩摘下墨镜，没好气地说道：“大哥，既然是靠算卦吃饭，拜托弄个专业点的形象行不行？穿成这样，谁找你算卦啊？” 中年男人撇了撇嘴，嘴里嘀咕了一句，也转身走了。 当第三个人想要过来劝她算卦的时候，陈倩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刚才那个穿僧袍的和尚。“那个和尚是真的得道高僧，还是和这些算卦的是同行，骗钱的？” 她心里犯起了嘀咕。 那个和尚能在这么高档的酒店吃早餐，肯定是住在酒店里，说不定就是那个开宝马的女人安排的。这附近有一个滨江别墅区，那个女人说不定就住在那里。 “反正也没事，不如去别墅区看看。” 陈倩心里想着，也不等公交车了，径直朝着滨江别墅区走去。 她的时尚打扮帮了她大忙。别墅区的保安见她穿得洋气，手上还戴着大钻戒，以为是小区里的业主或者贵客，根本没盘问，就放她进去了。 果然，在一栋别墅的院子里，她看到了那辆红色的宝马轿车。 陈倩在别墅附近转了一圈，心里的好奇心越来越重。她给姐姐陈梅打了个电话，约她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店里见面。 陈梅赶到咖啡店的时候，陈倩把自己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陈梅听了，没好气地说道：“你脑子有病吧？大清早的跟踪一个不认识的和尚？他是不是算卦的，关你什么事？” 陈梅和陈倩是亲姐妹，两人长得都很漂亮，中等身材，皮肤白皙，薄嘴唇，一头卷发，高颧骨，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很是动人。 “怎么不关我的事？” 陈倩不服气地说道，“也许哪天让他指点一下，我就能发财了呢？” “靠一个不认识的和尚指点就能发财？就凭你？” 陈梅毫不客气地嘲讽道，“要不然，陈总那样的大老板，你能说跑就让他跑了？” 陈倩被姐姐说得又气又急，“啪” 地一声把咖啡杯放在桌上，起身去了洗手间。 这对姐妹俩，平时就吵吵闹闹，但感情还算不错。只是她们都没想到，仅仅是远远地见了那和尚一面，日后竟然会和他产生如此深的纠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次偶遇之后，大半年的时间里，陈倩再也没有见过榴莲味，渐渐也就把这件事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姐姐陈梅突然给她打电话，让她赶紧收拾一下，说要带她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姐，这么着急干什么？” 陈倩疑惑地问道。 “哎呀，你别问了，快点！” 陈梅的语气很急切，“于姐请了一个大师，是从湖南云游过来的，道行很深，不仅能看前世，还能看这辈子的生老病死。于姐一个多年不孕不育的朋友，就是经过大师点拨，才生了个孩子！” “点拨一下就能生孩子？” 陈倩有些怀疑，“那孩子是他点拨来的，还是他真跟人干了啥弄来的？” “你别嘴贫了，赶紧过来！” 陈梅说完，就挂了电话。 陈倩虽然心里怀疑，但还是收拾了一下，跟着陈梅去了于姐家。 于姐是个富婆，离过婚，前夫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给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赡养费和一家高档茶楼。于姐的生活状态，代表了当时很多富婆的现状：有钱有闲，却并不幸福，总想着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心灵的慰藉。 于姐把茶楼风景最好的顶楼改成了 VIp 房间，这个 VIp 房间不对外营业，只有于姐认为非常重要的客人才能进来。平时，陈梅和陈倩根本没机会踏入这里，这次沾了大师的光，才算得以进入。 一进顶楼的 VIp 房间，陈倩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将近 100 平米的大厅，布置得像个佛堂，20 多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围成半圆形坐着，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台基，上面燃着一炷佛香。环绕音响里播放着舒缓的佛教歌曲，气氛庄严肃穆。 于姐看到她们进来，只是抬了抬眼，示意她们自己找位置坐下。 大厅里，一个女人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别看这位大师今年才 38 岁，但已经剃度出家 14 年了，法名圆通，那可是得道高僧啊！” “圆通大师？” 陈倩心里一动，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大师能普度众生，” 那个女人继续说道，“什么青春、健康、财富，只要你诚心向佛，大师都能帮你实现！” 底下立刻有女人问道：“周姐，我老公有情况了，我很痛苦，怎么办啊？” “婚姻的本质，是因缘生，因缘灭，无常无我，无自性和为实的，一切皆要随缘。”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陈倩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两个男人出现在了门口。走在前面的男人，身高一米八左右，浓眉大眼，长得很周正，穿着一身黄色的僧袍，气质不凡。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居士服，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像个秘书。 这个穿僧袍的男人，正是榴莲味（圆通）！ 陈倩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就是自己当初在酒店门口遇到的那个和尚，也是自己跟踪到别墅区的那个和尚。 圆通大师走到大厅中间的位置坐下，开始讲经说法。底下的女人们一个个虔诚地听着，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圆通大师都一一解答，语气平静，言辞玄妙，让这些文化水平不算太高的富婆们听得心服口服。 “大师，我听不懂什么随缘，你就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吧？” 刚才提问的女人追问道。 这时，圆通大师身边的助理开口了：“大师的意思是，婚姻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了，也就灭了。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对婚姻有太多的执着。”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手？” 女人不甘心地说道，“我付出了这么多，凭什么便宜那个狐狸精？” 圆通大师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助理接着说道：“佛法只渡有缘人，大师已经指点你了，下一位。” 说着，他打开了手里的公文包，示意大家可以往里面放香火钱，多少随意。 这些富婆们一个个身家不菲，自然不会拿出太少，纷纷往公文包里塞钱，少则几百，多则几千。 陈倩看着这一幕，心里的怀疑更重了：“这分明就是蒙事骗钱的！” 可看着周围的女人一个个都那么虔诚，她也忍不住起了好奇心，从钱包里拿出 500 块钱，走上前说道：“大师，我想生个孩子。” 圆通大师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没有说话。助理接过钱，放进公文包，说道：“这位施主的要求，大师已经知道了。过一会儿，大师会教给大家几个佛家手印，有求子的、求财的、保平安的，大家耐心等待。” 陈倩撇了撇嘴，心里暗道：“果然是骗钱的。” 她回到座位上，抬头一看，发现圆通大师正在看着她，眼神复杂。这一次，两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但陈倩对这个大师的好奇心，却越来越重了。 之后，陈倩才知道，圆通大师住在那家高档酒店里，很多富婆都会去酒店找他 “请教”。让陈倩没想到的是，圆通大师竟然主动找到了她，还悄悄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了她。 陈倩心里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给这个和尚打电话。就在这时，姐姐陈梅跟她说：“倩，你给大师打个电话，我想见见他，我有事想让他指点指点。” “我试试吧，不知道他会不会接。” 陈倩说着，拨通了圆通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圆通的声音依旧温和：“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陈倩，” 陈倩说道，“我姐姐想见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可以，” 圆通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在酒店大厅见面吧。” 那天，陈梅和陈倩一起去了酒店。圆通大师耐心地解答了陈梅的问题，之后，他看向陈倩，轻声说道：“女施主，你的神情，很像我的一位旧友，让我觉得十分亲切。” “大师，她也是女的吗？” 陈倩笑着问道。 圆通大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了笑。 这次见面之后，陈倩和圆通大师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她经常去酒店找他，听他讲经说法，跟他倾诉自己的烦恼。圆通大师的话，总能让她感到平静，她对他的崇拜也越来越深。 陈梅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她拉着陈倩，严肃地说道：“倩，那可是个和尚！长得是不错，可他毕竟是和尚啊！你不会饥不择食，跟个和尚发生关系吧？” “我用你管？” 陈倩不耐烦地说道。 “我不是要管你，我是没法不管！” 陈梅急了，“你自己想想，上回你选来选去，选了个有家有口的，最后虽然拿了点钱，但丢人丢尽了！这回你选个和尚，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我早就干过了！” 陈倩赌气地说道，“你想阻止也来不及了！” “你还要不要脸？” 陈梅气得脸色发白，“那和尚能给你什么？能跟你结婚生子，还是能给你房子车子票子？” “他说了，可以跟我合伙做生意，做玉石生意！” 陈倩坚定地说道，“我答应他了。” “你哪来的钱？” 陈梅质疑道，“你别忘了，除了老陈留给你的那个香奈儿包还值点钱，你那些钻戒、名包、名牌眼镜，都是假货，加起来值不了二三百块钱！你拿什么跟人合伙做生意？还做玉石生意，你闹呢？” “他出钱！” 陈倩说道，“他有钱，你没看到那些富婆都给他送钱吗？不用我出钱，我出个人就行。” “你怎么出人？光上床陪他睡觉啊？” 陈梅讽刺道，“那也成，让他给你买套房，你也不用回来住这破房子了。” “不回就不回！” 陈倩被姐姐说得彻底生气了，回到房间收拾了几件衣服，拎着包摔门就走了。 她直接去了酒店，找到了圆通。圆通看到她怒气冲冲的样子，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给她倒了一杯水。 陈倩心里的火气渐渐消了，看着圆通，委屈地说道：“我跟我姐吵架了，她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圆通伸手抱住她，轻声说道：“天晚了，一个女孩子不安全，先在这儿住下吧。我想想怎么劝劝你姐姐。” 那天晚上，两人先是坐着聊天，后来挨在一起，最后躺在了床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这是陈倩第一次和圆通发生关系，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呵护的温暖。 在酒店住了几天之后，陈倩觉得总住酒店太贵了，便跟圆通说道：“我们总这么住酒店也不是办法，还打算做生意呢，得省点钱。不如我们在汉口租个房子，一起住吧？” 圆通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 两人在汉口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开始了同居生活。住在一起之后，陈倩才发现，圆通并不是她想象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僧。 他的生活习惯其实很粗陋：早饭必须吃臭豆腐，午饭离不开辣椒，晚饭之后不刷牙不洗澡，直接上床睡觉。陈倩跟他提过，让他注意卫生，他却说道：“我的修行在内心，不像有些凡人，外表再干净，内心也是脏污的。” 久而久之，陈倩也不再管他了。她和姐姐陈梅的关系，反而因为这场 “恋情” 变得缓和了许多。姐妹俩经常一起去酒吧喝酒，或者找以前的朋友打牌，话题也总是离不开圆通。 “姐，你都不知道，那个和尚看着挺清高，qq 上的网友有 200 多人，全是女的！” 陈倩吐槽道。 “他还吃肉呢！” 陈倩接着说道，“我问他和尚不是吃素吗，他说施主布施什么就吃什么，没资格挑荤素，还说吃素是中国对佛教的解读，真是胡说八道！” “他那些大道理，全是死记硬背下来的，其实根本没什么文化！” 陈倩越说越气，“有一回他喝多了，跟我说，他老说‘禅机不可泄露’，其实就是为了唬人，信他的都是心里有病的有钱女人，文化水平也不比他高多少！” “那你还不赶紧跟他分了？” 陈梅说道，“反正你也尝过滋味了，赶紧踹了他，找个正经男人嫁了。” 可每当提到分手，陈倩就沉默了。尽管她对圆通有很多不满，但她已经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日子，不愿意轻易分开。 转眼到了 2010 年 10 月份，陈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之前有过几次情感经历，也怀过孕，所以这次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不慌不忙，也谈不上多高兴。 让她没想到的是，圆通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然异常兴奋：“我们把孩子生下来，给我留个后代！” 陈梅得知后，强烈反对：“你们以后打算结婚吗？他一个和尚，要什么后代？真生下来，你们要是分开了，孩子谁带？你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陈倩把陈梅的话告诉了圆通，圆通顿时就急了：“你们姐妹俩智商是 0 吗？我跟别的和尚不一样！别人把佛教当信仰，我当和尚就是个职业，是谋生手段，跟卖臭豆腐、卖辣椒没区别！” 可陈梅和陈倩根本不管这些，坚持要圆通先买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房产证写陈倩的名字，否则就不能生孩子。 那段时间，因为和陈家姐妹纠缠不清，圆通已经很少出去讲经说法了，武汉的富婆圈也渐渐疏远了他，他的账户不仅没有进账，反而一直在往外花钱。他算了算自己的积蓄，一共也就 15 万。2010 年的武汉，像样点的房子已经涨到一万多一平米了，15 万顶多只能买个大点的厕所。 看着陈家姐妹无休无止的要求，圆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烦躁。他一气之下，收拾了东西，离开了武汉，回了湖南。 回到湖南后，圆通冷静了下来，他确实想要这个孩子，便开始四处找朋友筹集资金。2010 年 12 月份，他带着筹集到的一部分钱，回到了武汉的出租屋。 可一进门，他就发现陈倩的肚子平坦了许多，根本不像怀孕的样子。“我的孩子呢？” 圆通急切地问道。 “我姐说你是骗子，陪我去医院把那孽种打掉了。” 陈倩轻描淡写地说道。 “什么叫孽种？那是我的孩子！” 圆通勃然大怒，一巴掌扇在了陈倩脸上。 “你敢打人？” 陈倩捂着脸，又气又急。 这时候，陈梅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陈倩被打，立刻冲了上去，对着圆通又抓又咬。圆通的脸上被挠出了好几道血印子，他也急了，一把将陈梅推倒在地上：“你给我滚远点！” 说完，圆通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了出租屋。 离开之后，圆通心里憋屈到了极点。他没有回寺庙烧香打坐，反而找了一家网吧，在网上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周围的人看着一个穿着僧袍的和尚在网吧里噼里啪啦地打字，都觉得十分奇怪。 发泄完之后，圆通又回到了湖南，住进了报恩寺。在报恩寺，他渐渐平复了心情，打算就此放下武汉的一切。 可他没想到，陈倩竟然又开始联系他，一条接一条地给他发消息：“老公，我好想你，你回来吧。”“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宝宝。”“老公，我求你了，你回来吧。” 这些消息，让圆通原本平静的心又变得烦躁起来。 报恩寺里，有一位 60 岁的汤居士，和圆通的关系非同一般。十年前，圆通游方到报恩寺的时候，汤居士还是 50 岁，两人一见如故。在修缮报恩寺的过程中，两人暗生情愫，发生了关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隐秘的关系。圆通每次回湖南，都会到报恩寺小住几天，和汤居士相会。 汤居士看到圆通心事重重的样子，悄悄走到他身边，问道：“圆通，你有心事？” 圆通赶紧把手机收起来，说道：“没什么，武汉那边有点私事未了。” “你都回来三个月了，还有什么私事？” 汤居士问道。 圆通轻轻拍了拍汤居士的手背，说道：“放心吧，我去去就回。今天晚上你把门开着，等其他人睡下之后，我过来找你。” 汤居士心领神会，点了点头。 圆通说自己 “去去就回”，可这一去，就是半年。2011 年 3 月 5 号上午 7 点 13 分，圆通出现在了他和陈倩同居的小区门口。7 点 33 分，他独自一人从小区里走了出来，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东张西望了一番，便匆匆消失在了马路尽头。 没有人知道，这短短的 20 分钟里，小区的出租屋里发生了什么。 3 月 6 号下午 4 点半，于姐闲来无事，想找陈倩和陈梅一起打牌。她来到出租屋门口，准备敲门的时候，发现门没有锁。“陈倩、陈梅，走啊，打牌去！” 于姐喊了两声，没人回应。 她推开门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她吓得魂飞魄散。屋子里一片狼藉，桌子椅子倒了一地，像是发生过激烈的打斗。陈梅和陈倩分头倒在血泊之中，已经没有了呼吸。 于姐吓得浑身发抖，赶紧拿出手机报了警。 武汉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到了现场。经过尸检，陈梅身中 4 刀，肺动脉破裂，因大失血死亡；陈倩身中 10 刀，颈动脉破裂，因大失血死亡。作案工具是一把刃宽 2.5 厘米至 3 厘米的单刃刺器。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血指纹和一枚血掌纹。 警方首先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很快就了解到了圆通（榴莲味）的存在。据周围的邻居和知情人反映，陈倩之前和一个叫榴莲味的和尚关系密切，两人同居了很长时间，陈倩还怀了他的孩子。后来陈倩在姐姐的陪同下打掉了孩子，榴莲味得知后，非常生气，和陈倩大吵了一架，甚至扬言要杀了她们姐妹俩。 警方立刻对榴莲味展开调查，发现他原名刘连卫，湖南澧县人，1998 年剃度出家，自称圆通大师，多年来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还曾在广东江门因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通过现场提取的血掌纹，警方确认，凶手正是刘连卫（榴莲味、圆通）。小区的监控录像也拍到了刘连卫的身影：3 月 3 号、3 月 4 号，他连续两天在小区门口的网吧上网；3 月 5 号上午 7 点 33 分，他离开小区，神色慌张。 此时的刘连卫，已经重新披上了僧袍，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不敢再用 “圆通” 这个法号，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法号 “会人”。 武汉警方立刻制定了追捕方案，立足湖南，辐射全国。专案组通过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布了查缉通告，将刘连卫的照片在湖南他经常出现的街道、乡村张贴，还向群众发放悬赏卡片。2011 年 5 月，公安部开展 “清网行动”，刘连卫被列为 b 级督捕逃犯，武汉警方悬赏 5 万元公开通缉他。 刘连卫的逃亡之路遍及全国 20 个省市，武汉警方的追捕人员也跟着他的足迹，跑遍了这 20 个省市。他们调查了刘连卫的 35 名亲属、19 名社会关系、33 名僧尼居士，以及 216 名网友，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2011 年 10 月份，被警方追得筋疲力尽的刘连卫，实在撑不下去了，决定回湖南老家看看。他的第一站，依然是报恩寺。 见到汤居士后，汤居士把他带进了客房，给他准备了饭菜。吃饭的时候，汤居士看着他憔悴的样子，心疼地问道：“圆通，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以前那么精神，现在一脸皱纹，头发也白了不少。” 刘连卫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你找到艾米了吗？” 汤居士突然问道。 刘连卫愣了一下，艾米是邵向阳的化名，他没想到汤居士还会记得这个名字。“她俗家名字叫邵向阳，” 刘连卫摇了摇头，“如果有一天你能遇到她，让她忘了我吧。” 汤居士看着他，疑惑地问道：“你在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连卫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说道：“我杀人了，在武汉杀了两个人。” 汤居士吓得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深爱多年的男人，竟然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 刘连卫看着她惊恐的样子，说道：“是她们逼我的。” 汤居士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三天后，一件更让她崩溃的事情发生了 —— 她 13 岁的孙女小兰，死在了寺庙的后山。 小兰的脖颈上缠着电线，是被活活勒死的，死相凄惨。汤居士看到孙女的遗体，当场就崩溃了。在小兰的遗体旁边，放着一页信纸，是刘连卫留下的：“她实在太吵了，我一时没有控制住心魔，失手把她弄死了。我身在佛门，心在红尘，连连犯戒，无颜存活于世，现去深山，自我了断。” 汤居士看着信纸，肝肠寸断。她对刘连卫的爱意，瞬间被孙女的死冲淡了，可她还是不忍心报警，让寺庙里的尼僧悄悄把孙女的遗体火化了。 其实，刘连卫根本没有打算自我了断。杀死小兰后，他也曾想过自杀，可当刀尖快要碰到自己的时候，他又害怕了。杀死别人容易，杀死自己，却难如登天。 他在山里不吃不喝走了两晚，求生的本能让他选择了苟且偷生。他扔掉了刀子，步行前往邻近的白云寺。白云寺在山沟里，规模很小，只有两三名尼僧常住，刘连卫和寺庙的住持师太交情不错。 刘连卫不知道的是，武汉警方早就料到他可能会去白云寺，已经提前赶了过去。 10 月 31 号晚上，刘连卫到达白云寺，师太安排他住进了客堂。半个小时后，湖南、湖北两地警方组成的抓捕组就赶到了白云寺外。 为了不打草惊蛇，抓捕民警脱掉了皮鞋，光着脚在石子小路上走了半个多小时，摸清了寺庙的结构图。考虑到刘连卫已经杀了三个人，穷凶极恶，警方决定在他独处的时候实施抓捕。 每天清晨，寺庙里的尼僧都会做早课，刘连卫从不参加，这是抓捕他的最佳时机。 11 月 1 号凌晨 5 点 58 分，天色蒙蒙亮，寺庙里的师太们开始在大殿做早课。30 多名荷枪实弹的民警穿过大殿，悄悄冲入了刘连卫的房间，将正准备起身的他摁倒在床上。 看到警察，刘连卫没有太多的反抗，只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说道：“也罢，我终于可以放下了。杀人后的 200 多个日夜，每过一秒钟，我都感觉有利刃在我的心头割一刀。” 面对警方的审讯，刘连卫对自己杀死陈梅、陈倩和小兰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被问到杀人动机时，他只是摇了摇头，说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当时太愤怒了，失去了理智。 在被押往武汉的警车上，刘连卫自言自语道：“是红尘恋心，还是心恋红尘？” 押送的民警问道：“你说什么？” 刘连卫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内心深处，其实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没本事又怕吃苦。皈依佛门，原本只想找条活路，没想到因为沉溺情爱，放纵爱欲，最后竟将活路走成了死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认了。” 2012 年 10 月 12 号，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对刘连卫案作出一审判决，刘连卫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远在安徽九华山的一座小寺庙里，一位师太正在佛前诵经。她穿着灰色的僧袍，面容平静，眉宇间带着一丝淡淡的悲悯。在寺庙的档案资料里，记录着这样一行字：“俗家姓邵，名向阳，生于 1970 年，祖籍湖南邵阳，1996 年在九华山落发出家。” 当她从香客口中听到刘连卫被判处死刑的消息时，只是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诵经。阳光透过寺庙的窗户，洒在她身上，仿佛为她镀上了一层金光。红尘中的爱恨情仇，似乎都已化作过眼云烟，唯有青灯古佛，伴她余生。 第143章 潜逃 18 年的灭门凶徒 1994 年的春天，广西上林县的群山还裹着一层湿润的绿意。四月的风带着南国特有的温热，吹过田垄间刚抽穗的稻禾，掠过镇口老槐树的枝丫，最终汇聚到白围镇的康行街上， 这里即将迎来一月一次的 “围日”，一个让全镇人翘首以盼的热闹日子。 可能北方的朋友对 “围日” 有些陌生，这是桂南地区独有的民俗，“围” 字左边带个土字旁，右边是 “于是” 的 “于”，说白了就是赶集的日子，也是集市集中开张、进行物资交易的日子。对当时的农村人来说，围日不仅是买卖东西的场合，更是难得的社交机会，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赶来，凑个热闹、会个熟人、唠唠家常，平淡的日子也因这一天的喧嚣多了几分色彩。 白围镇的康行街，是这场热闹的核心。这条街不算长，但名气不小，是全镇粮食、牲口、家禽饲料的集中交易地，临街的铺子摆满了竹筐、农具、晾晒的干货，路边的小摊此起彼伏地吆喝着，牛市里的黄牛哞叫、鸡笼里的家禽扑腾，混杂着讨价还价的人声，构成了镇上最鲜活的烟火气。作为白围镇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康行街的中段更是黄金地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哪怕是平日里，也比其他地方热闹几分。 1994 年 4 月 17 号，星期日，正是当月围日的正日子。时针指向中午 11 点，康行街的热闹达到了顶峰。起得晚的人慢悠悠地踱着步，在各个摊位前驻足挑选；起得早的人买完了东西，却舍不得立刻离开，要么在小吃摊前啃着油饼，要么围着熟人家长里短地闲聊。孩子们牵着大人的衣角，眼睛盯着糖人摊不放，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嬉笑，让整个集市的氛围愈发鲜活。 可就在这片喧腾之中，康行街中段那处临街的民宅，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栋普通的砖木结构民宅，大门紧闭，门板上的油漆有些斑驳，门楣上挂着的红灯笼也耷拉着，没有一丝生气。按理说，围日里就算不出门摆摊，也该打开门看看热闹，可这户人家却静得像没人住一样，连一丝声响都听不到。 这种反常的寂静，很快引起了周围住户的注意。住在隔壁的韦某，是个热心肠的中年人，他看着紧闭的大门，心里犯了嘀咕：“周家香一家平时挺热闹的，今天怎么回事？” 他走上前，伸出手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应；又加大力度拍了拍，门板发出沉闷的响声，屋里依旧毫无动静。 “有人吗？周嫂子在家吗？” 韦某扯着嗓子喊了两声，声音被集市的喧嚣吞没了一部分，却依旧没能换来任何回应。一种不好的预感顺着脊椎爬上韦某的心头，他皱紧眉头，转身对旁边围观的邻居说：“不对劲，怕不是出事了，快去找周伯来！” 韦某口中的周伯，是这户民宅房主周家香的父亲。周家香是个三十出头的寡妇，丈夫钟某两年前因为赌博债台高筑，上吊自杀了，留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9 岁的大女儿钟丽娟，5 岁的二女儿钟丽丽，还有 3 岁的小儿子钟振林。周伯也住在镇上，平时最疼这三个外孙孙，经常过来照看。 听说女儿家叫门不应，周伯心里咯噔一下，揣着忐忑的心情快步赶到康行街。他比韦某更用力地拍着门，嘶哑的声音里带着焦急：“阿香！阿香！丽娟！丽丽！振林！你们在里面吗？” 一声声呼喊穿过门板，却石沉大海。周伯的手开始发抖，他哆哆嗦嗦地掏出身上的钥匙， 这是女儿怕他年纪大了跑一趟麻烦，特意给他配的。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 “咔哒” 一声轻响，在喧闹的集市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晰。 门刚推开一条缝，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直冲鼻腔。周伯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推开大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血液凝固，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 客厅里、卧室里，到处都是血迹，他的女儿周家香和三个外孙孙，全都躺在血泊之中，身体已经僵硬冰冷。 “造孽啊！” 周伯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赶集的人群被这声哭喊吸引，纷纷涌了过来。看到屋里的惨状，有人吓得尖叫着四散而逃，有人捂着嘴不敢出声，还有人壮着胆子围在门口张望，议论纷纷。原本热闹的康行街中段，瞬间被恐惧和混乱笼罩。 接到报案的电话时，上林县公安局的局长正在处理公务，一听发生了灭门惨案，当即拍板：“全体刑侦人员紧急集合，立刻赶赴白围镇！”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刑侦大队长带着技术人员、侦查员，一路拉着警笛，朝着白围镇疾驰而去。 等他们赶到时，白围镇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将围观的人群挡在外面。刑侦大队长穿过人群，走进民宅，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让人几乎窒息。现场的惨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也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技术人员立刻展开勘查，法医蹲在尸体旁进行初步鉴定。经过仔细检查，法医得出结论：周家香和 9 岁的大女儿钟丽娟倒在卧室里，两人的胸部、腹部有多处刀伤，属于失血性窒息死亡。其中周家香身上的伤口最多，胸腹背、肋部、颈部都有，足足中了 7 刀，每一刀都直逼要害，显然凶手是下了死手。 5 岁的二女儿钟丽丽和 3 岁的小儿子钟振林，则躺在大厅一侧的床上。两个孩子身上没有明显的刀伤，但颈部都有清晰的勒痕，舌尖外露。法医解剖后发现，孩子们的喉骨已经断裂，是被人扼住颈部导致窒息死亡，也就是俗称的 “掐死”。 “太残忍了，连孩子都不放过。” 法医站起身，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 根据死者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以及尸斑的分布情况，法医进一步推断：4 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 10 个小时，案发时间应该在当天凌晨 1 点到 3 点之间， 正是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 痕检人员在现场仔细搜寻着蛛丝马迹。在卧室的地板上，他们找到了一把刃长 20 厘米的折叠刀，刀刃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旁边的椅子上，扔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军绿色的确良上衣，布料上还沾着几根碎头发。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刀把上的指纹，经过初步比对，确认是凶手右手拇指留下的。 在卧室的房梁上，侦查员发现了一根长度超过两米的胶皮绑带，绑带的一端打了个活结，另一端垂在半空，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而在厨房的屋顶，有几片瓦片被揭开，露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豁口，豁口下方的木板也有被撬动的痕迹。 “看来凶手是从厨房房顶潜入的。” 刑侦大队长指着屋顶的豁口说，“结合现场的痕迹来看，应该是单人作案。凶手凌晨 1 点左右，从屋后的厨房房顶揭开瓦片和木板，进入屋内，趁被害人全家熟睡时行凶。” 至于房梁上的胶皮绑带，侦查员推测：“可能是凶手作案后想在现场自杀，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放弃了。” 而凶器和带血的上衣被留在现场，大门也被顺手拴上，种种迹象表明，凶手作案后可能是慌乱逃离，也可能是故意留下线索，但其作案思路清晰，下手狠辣，显然是有备而来。 排查：仇杀？情杀？财杀？ 案件发生后，上林县公安局成立了 “4?17” 命案专案组，全局警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案件侦破中。刑侦人员分成多个小组，一方面继续勘查现场，寻找更多线索；另一方面则深入白围镇，走访周家香的亲友、邻居，排查她的社会关系。 杀人案的动机，无非是情、财、仇三种。专案组首先排除了财杀的可能 ，周家香丈夫死后，家里欠下不少债务，日子过得紧巴巴，屋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值钱的东西也都还在，凶手显然不是为了钱财而来。 那么，是仇杀还是情杀？ 周家香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平时为人低调，邻里关系也不错，没听说和谁结下过深仇大恨。可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女人，丈夫去世后，难免会有感情上的纠葛。专案组决定，先从周家香的社会关系入手，重点排查和她有过接触的男性，以及可能与她产生矛盾的人。 第一个进入警方视线的，是周家香丈夫的哥哥，当地人叫 “大掰子”。 周家香一家住的房子，是钟家的老宅，虽然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地处康行街中段的黄金地带，临街的位置极具商业价值。上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掀起下海经商潮，白围镇也不例外，不少人都想找个好地段开店做生意，钟家老宅自然成了香饽饽。 据邻居反映，周家香的大掰子早就惦记上了这处老宅。当年他结婚后就搬离了老宅，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兄弟俩关系还算和睦。可自从下海潮兴起后，大掰子就动了心思，曾经找过弟弟，想用自己的新房换这处老宅。 “兄弟，你这房子也老了，我那新房宽敞明亮，咱们换换，你也能改善改善居住条件。” 大掰子说得冠冕堂皇。 可周家香的丈夫不傻，知道老宅的地段有多值钱，当即就拒绝了：“这房子是爸妈留下的，我得留给孩子们，不能换。” 大掰子碰了个软钉子，也不好强硬要求，这事就暂时搁置了。可没想到，没过多久，周家香的丈夫就因为赌博欠债自杀了。丈夫一死，大掰子又把主意打到了老宅上。他觉得，弟媳妇年纪轻轻，早晚得改嫁，到时候这老宅自然就该归他这个做大哥的。 可周家香却有自己的想法，她知道这处老宅是孩子们唯一的念想，也是她们母子四人的安身之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出去。为此，她和大掰子吵了好几次，甚至差点闹到法院去。 “会不会是大掰子为了抢房子，对弟媳妇一家下了毒手？” 有侦查员提出了这样的猜测。 这个猜测并非没有道理，为了房产引发的命案在当时并不少见。专案组立刻对大掰子展开调查，调取他的行踪，询问他案发当晚的活动轨迹。 可调查结果却让专案组失望了。据了解，大掰子虽然惦记老宅，但平时为人还算遵纪守法，而且他对三个侄子侄女十分疼爱，经常送钱送物，照顾她们的生活。案发当晚，大掰子和几个朋友在家喝酒，一直到凌晨 4 点多才睡觉，有多人可以作证，他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大掰子的嫌疑。” 刑侦大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继续扩大排查范围，重点关注和周家香有感情纠葛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黎旭雄的男人，走进了专案组的视线。 黎旭雄和周家香住在同一条街上，算是街坊邻居。他比周家香大 10 岁，44 岁了还没结过婚。在当时的农村，这个年纪还没成家，要么是家里太穷，要么是身体有缺陷，要么就是名声不好 ，黎旭雄占了后两样。 单看长相，黎旭雄其实算得上仪表堂堂。国字脸，眼神有神，虽然眼睛不大，但透着一股阳刚之气。可让人惋惜的是，他从小得了一种怪病，脊椎变形，后背一直是弯弯的，算是残疾。也正因如此，他年轻时相亲多次，都没能成功。 黎旭雄没读过多少书，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但他脑子灵光，心灵手巧，还特别好学。没有老师教，他就自己琢磨，硬生生学会了理发、补鞋、配钥匙、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后来电视机、收音机在农村普及，他又跟着说明书和维修师傅偷学，居然也能摆弄这些家用电器。不仅如此，他力气还不小，年轻时还专门去佛山学过几手拳脚，算是个有本事的人。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国掀起第一波打工潮，黎旭雄也动了心思。他觉得自己有手艺，脑子也不笨，出去肯定能挣到钱。于是，他先去了贵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可没想到，在北京打工期间，他卷入了一起诈骗案，1987 年被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在监狱里，黎旭雄表现不错，有立功表现，被减刑两年。1992 年初，他刑满释放，回到了白围镇。经历过牢狱之灾，黎旭雄变得安分守己，在康行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理发店，同时兼顾修理家电，虽然赚不到大钱，但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40 多岁的黎旭雄，心里一直渴望能有个家。看着同龄人都已经儿女成群，他心里难免有些失落。就在这时，有人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动充当月老，把刚成寡妇的周家香介绍给了他。 周家香长得不算惊艳，但在同龄人中也算有姿色，性格温和，待人真诚。黎旭雄和她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自然满心欢喜，一口就答应了。 一开始，周家香并没有多少意愿。黎旭雄比她大 10 岁，身体有残疾，还是刑满释放人员，名声不太好。可她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丈夫留下的债务还没还清，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思来想去，周家香觉得，黎旭雄虽然有缺点，但人还算老实，而且没有孩子，只要他能真心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好，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依靠。 转机发生在小儿子钟振林的生日那天。黎旭雄特意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提着几身孩子的新衣服，来到周家香家。看着孩子们围着蛋糕欢呼雀跃的样子，周家香心里一阵酸楚，也对黎旭雄多了几分好感。 “旭雄，这些日子谢谢你照顾我们娘仨。” 周家香红着眼眶说，“振林过生日，你还这么破费。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想过了，我们孤儿寡母的，确实需要一个依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对我的三个孩子好，把他们当亲生的对待。” 黎旭雄一听，当即拍着胸脯保证：“家香，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一定把他们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疼，一辈子对你们娘仨好！” 周家香被他的真诚打动，答应了这门亲事。虽然两人没有办结婚仪式，也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从那以后，黎旭雄就经常住在周家香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算是事实上的夫妻。 那段日子，虽然生活清贫，但黎旭雄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每天早早起床，去理发店开门营业，晚上回来帮着周家香做家务，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看着孩子们一口一个 “黎叔叔” 地叫着，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可日子一久，黎旭雄就意识到，仅凭理发店和修理家电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想要让周家香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根本不可能。思来想去，他决定再次外出打工，去广东佛山闯荡，多挣点钱回来。 1993 年 7 月，黎旭雄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周家香和孩子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在佛山，他摆了个蔬菜水果摊，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一门心思就想多攒点钱。半年时间里，他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没下过一次馆子，把所有挣来的钱都存了起来。 1994 年春节，黎旭雄兴冲冲地回到了白围镇，把攒下的血汗钱全交给了周家香，让她置办年货，好好过个年。他满心期待着能和周家香娘仨过一个团圆年，可没想到，自己在外打拼半年，回来后却感受到了周家香明显的变化。 她对他变得冷淡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嘘寒问暖，甚至好几次黎旭雄去她家，都被她拒之门外。黎旭雄心里纳闷，不明白为什么短短半年时间，周家香就变了心。他隐隐觉得不对劲，开始悄悄跟踪、盯梢，想要弄清真相。 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 周家香移情别恋了。她爱上了一个比黎旭雄条件好得多的男人，无论是家境、长相还是名声，都比黎旭雄高出一大截。 得知真相的黎旭雄，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他想不通，自己在外边流血流汗，省吃俭用，一心想着让她们娘仨过上好日子，可自己换来的，却是背叛。他不甘心，不愿意就这么失去来之不易的家庭。 为了挽回周家香，黎旭雄几乎花光了自己打工攒下的所有钱。他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漂亮的衣服、可口的零食，一次次上门讨好，可周家香却不为所动。 “旭雄，我们到此为止吧。” 周家香态度坚决地说，“我已经决定和别人在一起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家香，我对你是真心的！” 黎旭雄红着眼眶哀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更努力挣钱，让你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的！我发誓，一辈子对你好！” 可无论黎旭雄怎么哀求，甚至跪下求情，周家香都没有丝毫动摇。到最后，她甚至变得不耐烦，说出了伤人的话：“黎旭雄，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告诉你，你再敢来纠缠我，我就报警告你骚扰！” 黎旭雄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爱意渐渐转化成了怨恨。他觉得自己的真心被践踏，多年的期盼成了泡影，心里的委屈和愤怒越积越多。 案发前一天，也就是 1994 年 4 月 16 号晚上，黎旭雄又一次来到周家香家，做最后的挽回。可这一次，周家香直接叫来了自己娘家的兄弟。娘家兄弟对黎旭雄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还恶狠狠地警告：“你要是再敢来纠缠家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把你打残打死！” 被打得浑身是伤的黎旭雄，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的理发店。他坐在黑暗里，心里的怨恨和绝望像野草一样疯长。“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 一个恶毒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成型。 追捕：14 小时逃亡，16 年悬案 专案组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黎旭雄和周家香的感情纠葛，再结合现场勘查的线索，越来越怀疑黎旭雄就是凶手。 现场发现的那件军绿色的确良上衣，有邻居认出，正是黎旭雄平时常穿的；那把折叠刀，也有人证实，是黎旭雄随身携带的防身工具；而且黎旭雄经常出入周家香家，对屋内的环境了如指掌，虽然他后背有残疾，但手脚麻利，从厨房房顶揭瓦潜入屋内，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种种迹象都表明，黎旭雄有重大作案嫌疑！” 刑侦大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拍板，“立即对黎旭雄实施拘留审查！”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 14 个小时。执行任务的刑警们迅速赶到了黎旭雄位于康行街 136 号的理发店，可推开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 理发店里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理发工具还放在工作台上，桌子上摆着一碗吃了一半的米饭和一盘青菜，米饭已经凉透了，显然主人走得十分匆忙，连饭都没吃完。 “看来黎旭雄已经跑了！” 刑警们心里一沉。 白围镇地处上林县、宾阳县、来宾县三县的结合部，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这给追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黎旭雄没有车，也不会开车，他可能步行，可能骑自行车，也可能搭乘班车，谁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专案组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分析黎旭雄的逃跑方向。“一般在逃人员，初期都会选择投亲靠友。” 局长说道，“立刻调查黎旭雄的社会关系，排查他可能的落脚点！” 侦查员们分头行动，走访黎旭雄的亲友、老乡、狱友，很快排查出 3 条可能的逃跑路线和 15 个落脚点。为了尽快抓获黎旭雄，专案组不仅动用了全局的公安民警，还请求了武警南宁市支队、上林县中队的支援，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组成了多个追捕小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黎旭雄没有交通工具，肯定跑不远，重点排查宾阳县境内！” 刑侦大队长判断道。 之所以把宾阳作为重点排查区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白围镇的方言和宾阳的客家话十分接近，黎旭雄在宾阳交流没有障碍；二是黎旭雄关系最密切的几个亲戚都在宾阳，而且宾阳是上林去南宁、广州的必经之地，如果黎旭雄想乘车逃跑，大概率会经过宾阳。 更重要的是，黎旭雄后背驼背的特征十分明显，辨识度很高，无论他怎么伪装，这个生理缺陷都很难掩盖，只要他出现在人群中，很容易被人发现。 上百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兵分多路，对宾阳县的车站、码头、旅馆、网吧等公共场所进行地毯式排查，对黎旭雄可能落脚的亲友家进行蹲守。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行动，在上林县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开始，大家都信心满满，觉得抓住黎旭雄是早晚的事。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搜捕队伍没有发现任何黎旭雄的踪迹。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黎旭雄可能去的地方都查遍了，该找的人也都找了，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半个月的时间，足够他逃出广西了。” 刑侦大队长无奈地说，“大规模的集中搜捕已经没有意义了，留下少数人继续跟进线索，其他人撤回，专案组保留，案子不破，绝不撤案！” 谁也没想到，这个专案组的牌子一挂，就是 18 年。 1994 年 4 月 18 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二天，专案组根据黎旭雄之前在广东佛山打工的经历，派出一个追捕小组前往佛山追捕。当时上林县公安局条件简陋，全局只有 4 部车，而且都是老旧车辆，随时可能抛锚。局长没办法，只能向县长求助，县长亲自出面，向县计生委借了一辆丰田面包车。 “这车我们也急用，最多借你们三天，不管抓没抓到人，都得还回来。” 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反复叮嘱。 局长好说歹说，才把借车时间延长到 5 天。 第二天一大早，追捕小组就驾驶着这辆借来的面包车，踏上了前往佛山的路程。可没想到，车子刚开出上林县没多久，就出了故障，在云浮市的一个小镇上修了好几个小时。加上司机对路线不熟悉，又跑了不少冤枉路，原本计划一天就能到达佛山，结果硬生生耽误了半天，直到 4 月 20 号早上才抵达目的地。 就在追捕小组赶路的时候，白围镇派出所所长接到了佛山一位知情人的长途电话，说发现了黎旭雄的踪迹。可当时通讯不便，追捕小组没有手机，只有带队的刑侦队长有一台传呼机，却无法回电话。直到追捕小组抵达佛山后，才和所长取得联系。 “赶紧和知情人对接，摸清黎旭雄的位置！” 所长在电话里催促。 追捕小组立刻联系上知情人，可对方却说，自己并没有见到黎旭雄，只是接到了他的电话，黎旭雄在电话里说想借钱，但一直没露面。 “查！立刻通过当地电信部门，查出黎旭雄的电话是从哪打来的！” 刑侦队长当机立断。 经过一番周折，电信部门查出，黎旭雄的电话是从广西宜州市打的，时间是 4 月 19 号下午 1 点 15 分。 “没想到他会往宜州跑！” 追捕小组有些意外，原本他们以为黎旭雄会在佛山落脚。 局长接到消息后，立刻做出调整：“一部分人留在佛山继续守候，防止黎旭雄杀回马枪；另一部分人立刻赶往宜州！” 追捕小组兵分两路，一路留在佛山，另一路则马不停蹄地赶往宜州。当天下午，抵达宜州的追捕小组就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通过电信部门了解到，黎旭雄是在宜州汽车客运中心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 “赶紧找到电话亭的摊主！” 追捕小组很快找到了那位摊主，摊主回忆说：“那天下午确实有个驼背的男人来打电话，他好像是从班车上下来的，样子很狼狈，慌慌张张的，打的是广东佛山的长途，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像是客家话。” 根据摊主的描述，黎旭雄很可能只是把宜州当作中转站，换车前往其他地方了。宜州的交通十分便利，往西可以去河池、贵州，往东可以到柳州、桂林，往北能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往南则直通来宾、上林，黎旭雄的逃跑方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就在追捕小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局长突然想起一条线索：排查中发现，黎旭雄 1985 年前后曾在贵阳市的一家录像厅打工，当时和贵阳市某医院的一位谭医生交往密切，两人是老乡。 “从宜州到贵阳比到佛山更近，也更隐蔽！” 局长当机立断，“追捕小组立刻赶往贵阳！” 从上林到宜州，再从宜州到贵阳，追捕小组 24 小时马不停蹄，可还是晚了一步。4 月 22 号上午 9 点，追捕小组找到了谭医生，谭医生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 原来，谭医生 4 月底回老家时，听说了白围镇发生灭门惨案，也知道黎旭雄潜逃的消息。4 月 20 号晚上，他从黎塘火车站乘坐火车返回贵阳，21 号中午到家后，妻子告诉他，前一天晚上黎旭雄来过家里，听说他回老家了，没多停留就走了。 “我当时吓得不行，赶紧把老家发生的惨案告诉了妻子，一家人一夜没睡，就怕他再来。” 谭医生心有余悸地说。 追捕小组又找到了当年黎旭雄打工的录像厅老板龚某，龚某说：“4 月 20 号早上，黎旭雄找到我，说在老家混不下去了，想回贵阳找门路。我当时看到他左手虎口红肿化脓，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不小心擦伤的。我把他送到私人诊所包扎，还帮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可第二天一早我去旅馆找他，老板说他已经退房走了，不知道去了哪。” 追捕小组推测，黎旭雄左手虎口的伤，很可能是行凶时被周家香咬伤的。可他已经离开了贵阳，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之后的 16 年里，专案组换了一任又一任领导，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大家始终没有放弃追查黎旭雄的下落。他们跑遍了广东、贵州、云南、浙江等十几个省份，排查了无数条线索，可黎旭雄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转机：新任局长的承诺，迟到 16 年的追查 2010 年 8 月，南宁市公安局的白佑明调任上林县公安局局长。这一天，距离 “4?17” 命案案发，已经过去了 16 年零 4 个月。 上任第一天，恰逢三伏天，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也是局长接待日。管信访的副局长走到白佑明办公室，小心翼翼地说：“白局，今天天气太热，要不我让其他局领导替你接待一下？” 白佑明笑了笑：“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规矩不能破。怎么，有什么特殊情况？” “是有位老上访户，特别难缠。” 副局长叹了口气，“这几年把公安局的门槛都快踩烂了，还去过南宁、北京上访，国务院和自治区人大都几次转办他的信访件，今天他又来了，正在值班室等着呢。” “哦？什么事让他这么执着？” 白佑明问道。 “是十几年前的一起灭门案，他女儿一家四口被杀害，嫌疑人跑了，案子一直没破。” 副局长解释道，“老爷子脾气倔，说话也冲，我怕你听不惯。” “越是这样，我越要见见他。” 白佑明站起身，“安排一下，我去见他。” 在值班室里，白佑明见到了这位老上访户， 正是周家香的父亲周伯。此时的周伯已经年过七旬，头发花白，背也驼了，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沧桑。 见到白佑明，周伯开门见山：“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局长，你不躲着我，还算有点胆量。” 白佑明给周伯倒了一杯水，递到他手里：“老人家，天气热，先喝口水消消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我能不急吗？” 周伯接过水杯，手却在发抖，“小日本才打了 8 年，你们一个案子办了 16 年还没结果！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安慰的，就想听听你一句实话，这案子你们还办不办？我这辈子还能不能为我女儿、为我那三个外孙孙报仇雪恨？” 旁边的副局长赶紧打圆场：“周伯，白局刚到任，还不了解情况，您别发火。不是我们不办，是情况太复杂……” “复杂？我听这话都听腻了！” 周伯打断他的话，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警力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短缺，我耳朵都长茧子了！再复杂，16 年了，总该理出点头绪了吧？没钱，我把房子卖了给你们凑！没人，我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一起上，还不行吗？” 副局长还想解释，却被白佑明拦住了。他看着周伯，眼神坚定地说：“老人家，今天是我上任第一天，您第一个来找我，这是咱们的缘分。我也是农民出身，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如果让我给您一个破案时间表，我没这个胆量，但我可以跟您保证，在我的任期内，这个案子要是还破不了，我离职之前，一定到您府上负荆请罪！” 周伯愣住了，他盯着白佑明看了许久，眼眶慢慢红了。他放下水杯，站起身：“这才像个公安局长说的话。我等着你的消息。” 送走周伯，周围的同事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人说，白佑明这是作秀，换了好几任局长都没破的案子，他一个新来的，也未必能有什么办法；还有人说，白佑明不该把话说得这么满，到时候破不了案，不好收场。 当天下午，有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一位女主持人直接问道：“白局，很多公安局长在承诺破案时，都会说‘破不了案就不当局长’，而您只说‘负荆请罪’，请问您是底气不足，还是给自己留后路？” 白佑明坦然回答：“我的话可能不够铿锵有力，让你们觉得不过瘾，但我是这么想的：干部任免是组织上的事，不是我能决定的。而负荆请罪，公开向被害人亲属道歉，是我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我不能为了取悦大家，就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假话，糊弄老百姓。” 当天晚上，白佑明谢绝了局里为他准备的接风宴，召开了履新后的第一次党委会。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 重新启动 “4?17” 命案的侦破工作。 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参与过案件侦破的老民警们都沉默不语，这些年来，关于这个案子的会议开了无数次，线索查了无数条，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大家心里都有些泄气。 最先发言的是局党委副书记刘武成，他分管刑侦工作，2002 年接任刑侦大队长时，“4?17” 命案已经发生 8 年，并且升格为公安部督办大案。这些年来，他调阅了所有的侦查记录、询问笔录和侦查报告，请教了历任办案民警，走访了大量知情人，还多次带队去广东、贵州等地调查，可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这些年来，我们围绕黎旭雄的社会关系，排查了他的亲友、狱友、老乡，跑遍了十几个省份，可黎旭雄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刘武成叹了口气，“但我始终相信，他肯定还活着，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白佑明认真听着，时不时点头。等刘武成说完，他开口道：“‘4?17’命案是上林县公安的一块心病，也是被害人亲属心中的痛。不管过去有多难，我们都不能放弃。从今天起，‘4?17’命案专案组重新组建，我任组长，刘武成副书记和刑侦大队长凌长胜任副组长，全局警力优先保障案件侦破，经费、装备全力支持！” 他顿了顿，继续说：“过去的侦查思路可能有局限，我们要换个角度，重新梳理线索，加大网上追逃力度，向社会公布案情，公开悬赏通缉，拓宽信息来源。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能放过！” 新的专案组迅速投入工作，情报网络高速运转起来。一个月后，大量线索汇总到专案组，一共 147 条。这些线索波及广东、北京、浙江、福建、贵州、重庆、云南等 17 个省市，时间跨度从 1994 年到 2010 年，涉及上百人。 可仔细梳理后发现，这些线索的质量并不高，大部分都是 “听说”“据传”“可能” 之类的模糊信息，没有实际的核查价值。专案组的三位领导筛选掉了近一半线索，留下 80 条，但即便如此，要逐一核实，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不能盲目核查，我们得请专家来帮忙。” 白佑明决定，召开第二次专案组会议，邀请退休的老刑警、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刑侦专家一起参与，对线索进行去伪存真。 经过专家们的分析论证，80 条线索又筛掉了 80%，最终留下 16 条有价值的线索。其中一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关注。 白围镇附近有个秦排乡，村干部秦某反映，他的表弟韦某过去在广东打工时，和黎旭雄关系很好。2000 年，韦某全家迁往广东南海定居，2009 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时，无意中提到，2004 年在南海见过黎旭雄。 “1999 年在逃人员上网登记时，我们就把广东列为主要追捕方向，2002 年案件升格为部督案，逃跑方向还是填的广东。” 凌长胜说，“这条线索很重要，韦某和黎旭雄认识，他的说法可信度很高。” 2010 年 10 月 1 号，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凌长胜带领三名刑警，驾驶着局里配备的三菱越野车，赶赴广东南海。和 16 年前借车办案相比，如今的办案条件已经好了太多，但大家的心情一样沉重，都希望这次能有突破性进展。 当天下午 2 点，凌长胜等人抵达南海市，顺利找到了韦某。可没想到，韦某一见到民警，就矢口否认见过黎旭雄，甚至不承认跟表哥秦某提过这件事。 “韦某，你眼神躲闪，明显心里有鬼。” 凌长胜开门见山，“我们千里迢迢来找你，不是听你说瞎话的。我提醒你，黎旭雄早晚都会落网，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义务，知情不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韦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沉默了许久，终于说出了实情。 2004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韦某到南海市客运中心坐车去广州，在停车场突然看到了黎旭雄。当时他吓了一跳，知道黎旭雄是全国通缉的逃犯，想装作不认识躲开，可黎旭雄已经认出了他，主动走上前来打招呼。 “韦某，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 黎旭雄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神里带着一丝威胁。 韦某吓得浑身发抖，敷衍了几句就想走，可黎旭雄追了上来，压低声音说：“我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我的脾气你也清楚，你掂量着办。” 韦某从小就认识黎旭雄，知道他性格偏执，锱铢必较，而且力大如牛，还练过拳脚，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无奈之下，韦某只能答应：“二哥，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之后，两人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当时是从哪来的？” 凌长胜追问。 “我记得他是从一辆广西靖西到广东南海的直达快巴上下来的。” 韦某回忆道。 这个信息让凌长胜眼前一亮。他突然想起，10 天前去柳州市鹿寨县劳改农场外调时，查到黎旭雄服刑期间，有个狱友姓吴，是靖西县龙邦镇人。 “黎旭雄很可能去靖西投靠这个狱友了！” 凌长胜当即决定，“不回上林了，直接去靖西！” 当天晚上 8 点 10 分，凌长胜等人离开南海，当时正赶上下大雨，路面湿滑难行，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路疾驰，朝着靖西县赶去。 “凌队，黎旭雄会在靖西等我们吗？” 路上，有队员忍不住问道，“这么大的雨，万一出点意外怎么办？” “我们已经错过太多机会了，不能再等了！” 凌长胜坚定地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去试一试！” 经过一夜的奔波，第二天早上 6 点，凌长胜等人抵达靖西县城。可一打听才知道，离龙邦镇还有 80 多公里，而且都是乡村公路，大雨导致多处塌方，交通中断，县政府正在组织抢修。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尽快赶到龙邦镇！” 凌长胜说。 他们跟着抢修队伍，小心翼翼地前行，原本几十公里的路，竟然走了 8 个多小时，直到下午 3 点半才抵达龙邦镇。 在龙邦派出所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那位吴姓狱友的家。可接待他们的副所长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你们要找的吴某，两年前就去世了，坐小四轮车去县城进货，半路翻车，当场就没了。” 凌长胜等人心里一沉，但还是没有放弃，问道：“他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他老婆和孩子还在，他老婆是越南人，叫农氏。” 副所长说。 当天晚上，凌长胜等人见到了农氏。农氏虽然是越南人，但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广西方言说的很流利，普通话也能交流。凌长胜拿出黎旭雄的照片，问道：“你见过这个人吗？他叫黎旭雄，是你丈夫的狱友，后背有点驼背。” “驼背？” 农氏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突然说，“这不是熊叔吗？对，他叫黎旭雄，我们小辈都叫他熊叔！” 农氏回忆说，2004 年 5 月份的一天，黎旭雄突然来到龙邦镇，找到吴某，说家里遭了灾，日子过不下去了，想到边境找点生计。吴某念及狱友之情，就帮他在镇上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房，黎旭雄开了一家理发店，还修钟表、修家电，平时吃住都在店里。 “熊叔的手艺很好，人也和气，收费公道，有时候顾客手头紧，他还免费服务，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 农氏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回越南娘家的时候，给他介绍个越南媳妇。可没想到，他待了不到 4 个月，就不辞而别了，连招呼都没打。”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凌长胜追问。 “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反正离中秋节没几天了。” 农氏说。 这个时间，和韦某在南海见到黎旭雄的时间刚好吻合，说明黎旭雄确实是从靖西去了南海。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黎旭雄是从哪来到靖西的？为什么在龙邦镇已经站稳脚跟，又突然离开？离开南海之后，他又去了哪里？ 农氏的一句话，给了凌长胜新的启发：“我发现熊叔能听懂越南话，还能说几句，我怀疑他去过越南，或者跟黎族、京族人长期相处过。他自己说他是黎族人。” 龙邦派出所的副所长也补充道：“2004 年 10 月，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召开，当时自治区要求各地严打，做好安保工作，我们靖西县从 9 月上旬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严打行动。黎旭雄肯定是心里有鬼，怕被查出来，才匆匆跑了。” 从靖西回来后，凌长胜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黎旭雄的落脚点不是广东，而是靠近中越边境的黎族、京族聚居地。 凌长胜解释说，他请教过广西民族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得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语言，比如越南语、泰语，和广西的壮语同属汉藏语系，有很多相通之处，壮族人学习这些语言有天然优势。黎旭雄虽然来自不把壮语作为主流语言的白围镇，但他语言模仿能力极强 ，在北京打工不到两年，就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在佛山待了不到一年，粤语就说得几乎以假乱真。 “农氏说他能听懂越南话，说明他之前很可能在越南语通行的地区长期停留过。” 凌长胜在报告中写道，“龙邦镇地处中越边境，语言环境和他之前潜伏的地方相近，所以他选择在那里落脚。严打行动让他感到危险，于是逃往南海，结果遇到了韦某，只能再次逃离。他离开南海后，大概率会回到之前潜伏的地方，也就是靠近中越边境的黎族、京族聚居地。” 根据这个推断，凌长胜绘制了一张黎旭雄的潜逃路线图：1994 年 4 月 17 号凌晨作案后，徒步经秦排乡逃跑，当天中午抵达来宾县，下午搭乘班车到宜城大唐镇；4 月 19 号上午沿 323 国道折向西北，下午到河池宜州市，在客运中心附近打电话给佛山的朋友；4 月 20 号凌晨乘坐火车前往贵阳，在贵阳停留两天后离开；之后的十年踪迹不明，2004 年 5 月出现在靖西龙邦镇，9 月中旬前往广东南海，之后再次失踪。 这份调查报告，为后续的追捕工作指明了方向。 清网行动：云南误抓，柳暗花明 2011 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 “清网行动”，上林县公安局把追捕黎旭雄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再次加大了排查力度。 8 月 20 号，专案组接到了一个来自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举报电话。举报人是麻栗镇的一名小学老师，名叫陆远。他说，自己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广西公安机关发布的追逃信息，发现网上通缉的黎旭雄，和他们镇上一个理发师傅长得很像。 “那个理发师傅是驼背，短眉毛、小眼睛、国字脸，身高大概一米六五，年纪看起来 50 岁左右。” 陆远说，“他是个哑巴，不能说话，但能听懂当地的壮语。十几年前流浪到麻栗坡，一开始捡垃圾为生，后来摆摊理发，还倒插门娶了一个下肢残疾的妇女，生了一儿一女。” 这个举报信息，让专案组兴奋不已。麻栗坡地处中越边境，离靖西、那坡等县很近，也靠近贵州，和凌长胜在调查报告中划定的重点排查区域完全吻合。而且举报人描述的体貌特征，和黎旭雄也高度一致。 “虽然有两个疑点，举报的嫌疑人年纪比黎旭雄实际年龄小，而且是哑巴，而黎旭雄没有语言障碍，但不排除他故意装老、装哑隐藏身份的可能。” 刘武成分析道，“必须立刻派人去麻栗坡核实！” 8 月 23 号，刘武成带领几名民警，赶赴云南麻栗坡县。抵达麻栗坡时，已经是半夜，他们找了一家旅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和举报人陆远见了面。 陆远是上林县人，两年前从师专毕业，应聘到麻栗坡当小学老师。他拿出手机里拍摄的照片，递给刘武成：“这就是那个理发师傅，我是假装记者拍风情照，才拍到的。” 刘武成看着照片，和网上通缉的黎旭雄确实有几分相似，但通缉照片是 20 年前的黑白照，时隔 20 年，人的样貌变化很大，不能仅凭照片就下定论。 “我们先去现场看看，确认一下。” 刘武成决定。 陆远带着民警们来到麻栗镇农贸市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这里就是那个理发师傅摆摊的地方。可他们等了很久，都没见到那个理发师傅出现。 “他平时每天早上 9 点来摆摊，下午 5 点收摊，从来不会迟到。” 陆远有些着急，向旁边卖冷饮的女老板打听。 女老板说：“今天确实没见到他，不过昨天有个年轻人拿着手机给他拍照，他当时就有点不对劲，脸色发白。” 刘武成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可能打草惊蛇了！” 他们赶紧通过当地街道办，找到了那个理发师傅的家。家里只有他的妻子，看到民警，她当场就哭了：“他昨晚就跑了！他不是哑巴，他跟我说，他是从广西逃出来的，杀了人，怕公安抓到他，所以一直装哑。他还说，对不起我和孩子，让我们以后就当没有他这个人。” 刘武成立刻联系麻栗坡县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麻栗坡县公安局迅速出动警力，在边境的丛林小道里，将企图越境逃跑的嫌疑人抓获。 刘武成等人立刻赶到麻栗坡县看守所，见到了嫌疑人。可一见面，刘武成就失望了， 这个人虽然外形和黎旭雄有些相似，但年纪明显更轻，而且他开口说话时，带着清晰的广西西北方言口音，和黎旭雄的口音完全不同。 经过核实，这个人确实是广西警方通缉的杀人逃犯，但不是上林县的黎旭雄，而是龙林县的黄佳。两人的犯罪性质、作案手段和出逃时间都十分接近，外形也有相似之处，才造成了这次误抓。 这次云南之行，虽然没能抓到黎旭雄，但让专案组更加坚定了之前的判断：黎旭雄很可能就在中越边境的某个角落隐藏着。 2011 年 12 月，全国 “清网行动” 告一段落，上林县公安局超额完成了清网任务，但 “4?17” 命案依然没有突破，黎旭雄的踪迹，再次陷入了沉寂。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一年。2012 年 10 月 24 号，白佑明正在南宁市公安局参加会议，手机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 阿森。 阿森是白佑明到上林县任职后，结交的一位农民朋友，长期在海南打工。白佑明知道，阿森一直记着 “4?17” 命案，还主动帮着留意黎旭雄的线索。 “白局长，我见着人了！在海南五指山！” 电话里，阿森的语气十分激动。 白佑明立刻起身，走到会场外的洗手间，压低声音问：“你确定是黎旭雄？” “肯定是他！” 阿森说，“10 月 21 号星期天，我们公司组织去五指山旅游，中午吃完饭我沿着河堤溜达，在一个菜市场门口看到了一个驼背的人，身形和长相都跟黎旭雄一模一样。我假装若无其事地靠近，仔细看了看，没错，就是他！他跟菜贩子讨价还价，说的是黎家土话，跟当地人没区别。” 白佑明的心跳瞬间加速，他立刻向会议主办方请假，和阿森约好在南宁的一家茶庄见面。 见到阿森后，白佑明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阿森说，他和黎旭雄是老乡，小时候就认识，虽然时隔 18 年，但黎旭雄的体貌特征变化不大，尤其是驼背的样子，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而自己当年还是个初中生，现在已经长成了成年人，黎旭雄肯定认不出他。 “白大哥，我不是为了悬赏奖金，就是想帮你早点破案，给周伯一个交代。” 阿森说。 当天下午，会议一结束，白佑明就连夜赶回上林县，召开专案组紧急会议。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家对这个消息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奋 ，这两年，类似的线索太多了，大家已经习惯了失望。 “白局，我们跑了太多地方，查了太多线索，都没结果，这次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 有民警说道。 就连周伯，也已经有些失去信心，托孙子给白佑明捎话：“算了，你们已经尽力了，我不怪你们。也许是那畜生命不该绝，我认命了。日后老天有眼，让他受到惩罚，你们记得去我坟头告诉我一声就行。” 面对大家的疑虑，刘武成和凌长胜站了出来。 “阿森的线索可信度很高。” 刘武成说，“他和黎旭雄是老乡，从小认识，不会认错人。而且五指山是我们之前划定的重点排查区域，那里是黎族、苗族聚居地，位置偏僻险峻，符合黎旭雄的隐藏条件。过去我们因为条件限制，只排查了海南的几个主要城市，忽略了五指山这样的偏远山区，这次说不定能有收获。” 凌长胜也补充道：“不能因为之前的失败，就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我们已经错过了 18 年，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了！” 白佑明当即拍板：“由凌长胜挑选 4 名精干刑警，明天一早赶赴海南五指山，务必查清线索，抓获黎旭雄！” 天涯追凶：18 年逃亡终落幕 2012 年 10 月 25 号一大早，凌长胜带着 4 名刑警，驾驶着警车，踏上了前往海南的追捕之路。他们驱车行驶了 10 个小时，傍晚抵达广东徐闻县海安港，乘坐轮渡跨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南海口市。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五指山市，折腾了一宿，终于在第二天上午抵达了目的地。 五指山市位于海南岛中南部，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峻，南圣河穿城而过，把市区分成了河南、河北两大片。河南片集中了党政机关、学校、金融机构，治安管理相对严格；河北片紧贴五指山风景区，是旅游开发区，也是黎族、苗族聚居地，人口流动性大，治安情况相对复杂。 阿森提供的线索比较模糊，只知道见到黎旭雄的大致方位是 “河边、距离酒店 200 米左右、菜市场”，至于具体是哪个菜市场、哪家酒店，是河南片还是河北片，都记不清了。 “五指山虽然不大，但菜市场很多，沿河而建的酒店也不少，我们得想办法缩小排查范围。” 凌长胜说。 有民警提议：“阿森是跟着旅游团去的，旅游团接待的酒店肯定比菜市场少，我们可以先找旅游公司，查清阿森所在的旅游团住的酒店，再找附近的菜市场。”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立刻前往位于解放路南段的一家旅游公司，可得到的消息却让他们有些泄气：五指山是旅游城市，旅游接待酒店不比菜市场少，而且阿森所在的旅游团是从海口过来的，很多酒店都承接过海口旅游团的业务。 “再难也要查！” 凌长胜咬了咬牙，“我们把排查重点放在河北片的三星级以下酒店。河南片治安管理严，不利于逃犯隐藏；而三星级以下酒店，是旅游团的首选，符合阿森的描述。” 追捕小组分成两个小组，沿着南圣河两岸展开地毯式排查。他们挨家挨户询问酒店、餐馆，查看是否有旅游团接待记录，寻找距离菜市场 200 米左右的临河酒店。 两天时间里，他们跑遍了南圣河两岸的大小酒店、餐馆，排查了十几个菜市场，可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地点。就在大家有些泄气的时候，白佑明传来了新的线索：阿森回忆起，他们旅游团当天参观了海南民族博物馆和翻毛黎寨两个景点，吃饭的地方是从翻毛黎寨出来不远的一家临河餐馆，而且从博物馆到黎寨的路上，经过了一幢挂着 “镇政府” 牌子的办公楼。 凌长胜立刻找来五指山市区地图，很快就锁定了大致范围：从海南民族博物馆出来，跨过海榆北路，进入河北西路，往西经过冲山镇政府，拐入山庄路，就能直达翻毛黎寨。翻毛黎寨周边，有通港大酒店和五指山旅游山庄两家酒店。 可到现场一看，这两家酒店距离南圣河都比较远，不符合 “临河” 的条件。凌长胜没有放弃，找到五指山旅游山庄的餐饮部经理打听：“翻毛黎寨附近还有其他接待旅游团的酒店吗？” 经理以为他们是来订餐的，热情地说：“往前走 500 多米，有一家叫‘小河酒楼’的餐馆，也接待旅游团，就是环境和服务不如我们这儿。” 凌长胜等人立刻赶往经理所说的小河酒楼。这家酒楼规模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院子里有个小停车场，门楼上挂着 “优秀旅游接待单位” 的牌匾。让他们惊喜的是，酒楼后面真的有一条小河，当地人称之为 “小河”，而南圣河则被叫做 “大河”。 “阿森说的‘河边’，很可能就是这条小河，而不是南圣河！” 凌长胜兴奋地说。 他们走进酒楼，点了几个菜，和服务员闲聊起来。果然，服务员证实，几天前确实接待过一个来自海口的旅游团，正是阿森所在的团队。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民警沿着小河的河堤往前走，不到 300 米的地方，果然找到了一家小型菜市场。“这一带就这一家菜市场，没有其他的了！” 民警回来报告。 目标范围终于锁定了！10 月 28 号上午 10 点 20 分，凌长胜带着 4 名刑警，赶到了小河菜市场，开始布控。 根据一般规律，菜市场最繁忙的时段是上午 9 点到 11 点，下午 3 点到 5 点。阿森是下午 1 点见到黎旭雄的，这个时间相对反常。他们在菜市场附近隐蔽守候，一直等到下午 6 点半，都没有见到黎旭雄的身影。 “会不会是我们来晚了，他已经察觉到危险跑了？” 有民警有些焦虑。 凌长胜沉思片刻，说：“阿森见到他是 10 月 21 号，我们 28 号才到，中间隔了 7 天，不排除他已经离开的可能。但也有可能他只是那天碰巧下午去买菜，平时还是在正常时段出现。我们不能放弃，明天继续守着，同时在菜市场周边排查。” 当天晚上，他们在小河酒楼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谁也睡不着觉。凌长胜提议玩斗地主，表面上是消遣，实际上是借着打牌的掩护，小声讨论案情。 “阿森说黎旭雄是步行去买菜的，说明他住的地方离菜市场不远。” 民警邓家民说，“我们明天可以兵分三路，一路在菜市场守株待兔，另外两路在周边 500 米范围内的小巷里排查，重点关注理发、补鞋、修钟表的小摊 ，这些都是黎旭雄的手艺，他很可能靠这些谋生。” “这个主意好！” 凌长胜赞同道。 10 月 30 号早上，追捕小组按照计划行动：邓家民留在小河菜市场守候；凌长胜和另外一名民警一组，陈荣斌和樊光福一组，以菜市场为中心，在半径 500 米范围内的小巷里排查。 中午 11 点 20 分，凌长胜的对讲机突然响起，传来了陈荣斌急促的声音：“凌队！发现目标！在小河街南二胡同，樊光福正盯着他，你赶紧过来！” 凌长胜立刻赶往陈荣斌所说的地点。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一个驼背的男人正坐在一个简易的理发摊前，给一位老人刮脸。他低着头，侧面的轮廓有些模糊，但那标志性的驼背，让凌长胜一眼就认了出来。 凌长胜悄悄走上前，绕到理发摊正面。当男人抬起头的那一刻，凌长胜的心脏狂跳起来， 虽然他已经白发苍苍，脸上布满了皱纹，眼角也下垂了，比通缉照片上苍老了许多，但那国字脸、小眼睛的模样，分明就是他们追查了 18 年的黎旭雄！ 凌长胜没有立刻行动，而是若无其事地从理发摊前走过，到胡同尽头拐弯后，才对赶来的民警说：“就是他！陈荣斌、樊光福，你们继续盯着，别让他跑了，想办法拍一张正面照，传给白局确认；我和邓家民去冲山派出所，核实他的身份信息！” 20 分钟后，凌长胜和邓家民赶到冲山派出所。管片民警一听他们要查小河街南二胡同开理发店的 “熊叔”，立刻打开电脑，调出了相关信息：“熊学仁，男，1952 年 8 月出生，汉族，未婚，本市常住户口，籍贯广东省佛山市，住址是冲山镇小河街南二胡同 84 号。” 电脑屏幕上，是一张免冠彩色照片，正是那个理发摊前的驼背男人。 “他不是熊学仁，他叫黎旭雄，是我们追查了 18 年的杀人逃犯！” 凌长胜肯定地说，“麻烦你帮我们联系居委会的人，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派出所很快联系到了居委会的吉大妈。吉大妈一听说要查 “熊学仁”，打开了话匣子：“熊学仁大概是 1994 年底、1995 年初来的，当时这里还叫通什市。他那时候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拄着拐杖沿街乞讨，看着怪可怜的。” 吉大妈回忆说，居委会收留了他，问他的来历，他说自己是广东佛山人，小时候得病落下残疾，40 岁还没结婚，三年前家里失火，亲人都死了，他无依无靠，来海南投靠远房亲戚没找到，盘缠也花光了，只能乞讨为生。 “我们见他可怜，就安排他跟胡同里的孤寡老人胡伯搭伴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 吉大妈说，“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熊学仁勤快，手艺又好，就用胡伯家临街的门面开了个小理发店，生意一直不错。他对胡伯也特别好，胡伯生病的时候，他端屎端尿，跟亲儿子一样。胡伯感动得不行，就认他做了干儿子，还帮他申报了户口。2004 年胡伯去世，熊学仁披麻戴孝，以义子的身份继承了胡伯的房子，后来还被推荐为‘全市十大孝心人物’候选人呢！” 听到这里，凌长胜终于明白了黎旭雄能隐藏 18 年的原因：他利用了人们的善良，编造了虚假的身世，靠着自己的手艺站稳脚跟，还通过 “尽孝” 获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甚至拿到了合法的户口，彻底 “改头换面”。 就在这时，陈荣斌传来了消息，已经拍下了黎旭雄的正面照，传给了白佑明局长。当天下午 4 点半，白佑明回电：“照片已经让周伯和黎旭雄的老邻居辨认过了，他们都确认，这个人就是黎旭雄！可以动手抓捕！” 下午 4 点 50 分，在海南警方的配合下，凌长胜带领刑警们走进了小河街南二胡同的理发摊。此时，黎旭雄刚给一位顾客理完发，正在收拾工具。 “黎旭雄，我们是广西上林县公安局的，你被捕了！” 凌长胜亮出警官证，厉声说道。 黎旭雄的身体猛地一僵，他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的民警，脸上没有惊讶，只有一种释然。他没有反抗，任由民警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 “18 年了……” 黎旭雄长叹一声，声音沙哑，“我以为能在这度过余生，没想到你们还是追到了天涯海角。” 2014 年 7 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4?17” 命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黎旭雄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黎旭雄不服，提出上诉。201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核认为，黎旭雄因感情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四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动机卑劣，作案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 2015 年 11 月 4 号上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对黎旭雄执行死刑。 第144章 豫地连环凶案 1995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二十二。中原大地的年味还没彻底消散，老郑州人常说 “没出正月就是年”，这话在西岗这片地界尤其受用， 临街的门脸还贴着红春联，早点摊的蒸笼里飘着胡辣汤的热气，路上行人的棉服兜里还揣着没吃完的糖果，空气中裹着一股子慵懒又祥和的春节余温。 清晨的阳光刚漫过郑上路的梧桐树梢，西岗加油站旁边的土路就突然炸开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那声音尖得像被猫爪挠了嗓子，瞬间刺破了清晨的宁静：“哎呀！死人了！” 这一嗓子喊出来，周围晨练的、买早点的、刚打开店门的人都愣住了，紧接着，一股莫名的恐慌和好奇交织着涌上来，人群跟被磁石吸住似的，“呼啦” 一下全往尖叫声的方向涌去，眨眼间就把那片区域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踮着脚往里面瞅，有人交头接耳地嘀咕，还有眼尖手快的，已经摸出兜里的老式大哥大，哆哆嗦嗦地拨了 110。警笛声没隔多久就由远及近地响起来，蓝红相间的警灯在晨雾里晃得人眼晕，民警们挤开人群拉警戒线的时候，人群里的议论声反而更响了。 离加油站不远的一片红砖居民楼里，吴家的门虚掩着，吴妈妈正站在门口搓着手来回踱步。她的女儿无忧昨晚值夜班，按理说凌晨就该下班回家，可直到天光大亮，家门口的台阶上还是空空的。“这孩子，平时从不这样啊。” 吴妈妈嘴里念叨着，眉头拧成了疙瘩，心里像揣了块石头，沉得慌。她朝着加油站的方向望了望，隐约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心突然 “咯噔” 一下，眼皮也跟着跳个不停。 “别是我闺女……” 一个可怕的念头刚冒出来，吴妈妈的腿就软了，她顾不上拿围巾，跌跌撞撞地往加油站跑，枯瘦的手扒开挡路的人群，指甲都抠进了别人的棉衣里。等她挤到人群最前面，目光落在地上那具蜷缩的身影上时，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瘫在地上，喉咙里发出 “嗬嗬” 的怪响，半天才哭出声来：“我的闺女啊…… 是我的无忧啊……” 地上的女孩正是无忧，她的双手被粗麻绳反绑在背后，脸朝着冰冷的地面，身上的挎包、钥匙串全都不见了踪影。民警赶紧扶住瘫软的吴妈妈，法医蹲在地上开始勘察现场， 这里是郑上路西岗加油站往西 50 米的公共厕所旁，泥土路的边缘长着枯黄的杂草。在尸体往西 30 米的草丛里，技术人员发现了一枚双心形的塑料发卡，卡齿上还挂着几根棕色的头发；再往西 50 米，一辆 26 型的斜梁自行车歪在沟里，车把上还缠着无忧上班用的蓝白格手帕，那是她每天上下班的代步工具。 尸体旁边是一片刚返青的麦子地，地里能看到一趟一来一去的脚印，纹路看起来是胶底布鞋踩出来的，可这些脚印早就被围观的人群踩得乱七八糟，深浅不一的泥坑混在一起，技术人员蹲在地里看了半天，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完了，脚印被破坏得太严重，没法定型鉴定了。” 经过初步调查，死者吴某（为了尊重逝者，我们称她为无忧），22 岁，是郑州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性格腼腆，平时和同事相处得都不错。法医的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死者颈部有从左到右的条状表皮剥脱，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抓挠伤痕，结合尸体表面的痕迹来看，无忧生前曾遭人猥亵，随后被人用手勒住脖子，最终因机械性窒息死亡，通俗点说，就是被活活掐死的。死亡时间大致锁定在 2 月 20 日晚上 9 点到 11 点之间，正是她骑车去上班的路上。 围绕着这份尸检报告，盱眙派出所的民警们在临时搭建的侦查点里展开了讨论。副所长姜建设捏着一支烟，烟灰掉在了笔记本上也没察觉：“目前来看，作案动机有两种可能，一是奸情仇杀，二是流窜的变态歹徒拦路行凶。” 为了验证这两种推测，民警们先去了无忧的家。吴爸爸红着眼睛说，女儿 20 号下午 5 点回的家，吃了碗饺子，晚上 9 点半背着包出门骑车上班，走的时候还跟他说 “爸，明早给我留碗豆浆”，全程没有任何异常，既没说过和人吵架，也没提过有人跟踪。 接着，姜建设带着民警赶到了无忧的工厂。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隆作响，可工人们都没心思干活了，提起无忧，几个女工都红了眼眶。无忧的好友小赵哭得肩膀直抖，她拉着民警的手说：“昨天下午下班，有个电话找小吴，我接的，对方问小吴在不在，我随口说她晚上 10 点以后才下班，那人又追问是不是加夜班，我应了一声就挂了。” “那人是谁？” 姜建设赶紧追问。 “好像是小陈，小吴以前处的对象。” 小赵抹着眼泪说，“后来小吴家里不同意，俩人分了，这小陈还威胁过小吴，说不同意就同归于尽！肯定是他害了小吴！” 这条线索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侦查的方向。民警们立刻调取了小陈的资料：陈某，24 岁，洛阳人，在郑州租了间民房，无业，平时游手好闲，靠着打零工混日子。无忧的父母说，他们早就觉得小陈不地道，“整天吊儿郎当的，头发留得老长，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所以一直劝女儿和他分手，无忧听了父母的话，案发前几天还跟朋友说，小陈又来纠缠她，还扬言说要报复。 “重大嫌疑人！” 专案组当即下令传讯小陈。民警们开着警车赶到小陈的出租屋，推开门一看，屋里乱得像被打劫过，被子扔在地上，碗筷堆在桌上，显然是人去楼空了。不过，老民警李军注意到，桌上的烟灰缸里还有没凉透的烟头，墙角的自行车胎还沾着新鲜的泥：“他肯定还会回来，咱们在这蹲守。” 这一守就是四天。2 月 25 日下午，小陈果然哼着歌回来了，手里还拎着一袋水果，刚走到门口，就被蹲守的民警按在了墙上。被带到专案组时，小陈还故作镇定，可当民警提起无忧的死，他的脸瞬间白了。 “我跟小吴谈过恋爱，她家人不同意，我是恨她，也说过要跟她同归于尽的话，但我没真的动手。” 小陈的声音发颤，“20 号晚上 9 点多，我跟老林、老李在家属院门口偷了辆白色面包车，连夜开到巩义卖给了一个姓刘的，不信你们去问他俩。” 民警们立刻联系了巩义警方，又找到了老林和老李核实，结果证实小陈所言非虚， 案发时间段，他确实在偷车销赃，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偷车是另一回事，可这也意味着，警方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原点。 那凶手到底是谁？是熟人作案，还是随机的拦路行凶？案发现场被破坏的痕迹、消失的随身物品、麦田里模糊的脚印，都让这起 “2?21” 案变得扑朔迷离。民警们走访了西岗周边的所有住户，排查了近百名可疑人员，可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着飘着就没了踪影。这起案子，一搁就是三年多。 时间走到 1998 年 11 月 17 日，傍晚的豫东大地已经透着深秋的寒意。胥水镇严家庄的村民老杨扛着锄头往家走，路过自家麦子地时，眼角余光瞥见水渠边散落着几件女人的衣服，红底白花的外套搭在枯草上，看着格外扎眼。“这是谁把衣服扔在这了？” 老杨心里纳闷，抬脚跨过水渠旁的注水池，刚想弯腰捡衣服，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味。他伸头往注水池里一看，池底的枯草堆里，竟然坐着一具女尸！ 老杨吓得魂飞魄散，锄头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地跑到村口的小卖部，抓起公用电话就打 110：“警、警察同志！严家庄的注水池里有死人！” 10 分钟后，盱眙派出所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注水池里没有水，只有半人高的枯草，女尸蜷缩在枯草中间，脸上盖着一把稻草。经过周围村民辨认，死者是小付庄村的董某，26 岁，在镇上的家具厂当油漆工，11 月 12 号下班后骑车回家，就再也没了消息，家人找了五天五夜，连自行车的影子都没见着。 法医的尸检结果很快出来：董某的尸体表面有青紫淤血，眼睑结膜出血，颈部有表皮剥脱，身上还有多处拖拉造成的擦伤，系被人掐死后抛尸到注水池中，死亡时间正是她失踪的那天。这起 “11?17” 案的作案手法，竟然和三年前的 “2?21” 案惊人地相似， 都是年轻女性，都是下班路上遇害，都是被掐死，都有抛尸的痕迹。 案情重大，当地公安局立刻成立了 “11?17” 专案组，连夜展开侦查。可侦查员们讨论了一夜，对于作案动机还是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情杀，有人觉得是抢劫杀人，还有人怀疑是流窜犯作案。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一条线索传来：胥水镇富庄村的刘某，在董某案发后突然失踪了。 管区民警介绍，刘某是出了名的 “街溜子”，游手好闲，还因为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专案组立刻对刘某展开布控，经过十天的摸排，终于在洛阳的一个亲戚家找到了他。 面对民警的讯问，刘某一开始还嘴硬，可熬了半天，终于松了口：“我承认，11 月 11 号晚上，我跟董某发生过性关系。”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后来听说她死了，我怕警察怀疑我，就跑了。” 技术人员立刻对刘某进行了血型鉴定，结果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不过，刘某倒是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案发前几天，我路过郑上路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个子不高，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来回转悠，鬼鬼祟祟的，看着特别可疑。”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看到了希望，民警们立刻沿着郑上路走访摸排，可问遍了路边的商户和住户，都说没见过这样的人，线索再次中断。 转眼到了 1999 年春节，公安局局长贾保国带着班子成员来到盱眙派出所，看着墙上贴满的案件资料，沉声道：“‘2?21’案和‘11?17’案手法高度相似，必须并案侦查，成立系列案件专案组，把胥水辖区所有有前科的人员都筛查一遍，一个都不能漏！” 2 月 7 日，民警王磊带着同事开始了排查工作。他们顶着寒风，挨家挨户走访，走到白寨村时，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引起了王磊的注意，李文安，劳改释放人员，32 岁，个子不高，头发稀疏。 王磊一行人来到李文安家门口，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女人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文安不在家，出去打工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他什么时候走的？” 王磊追问。 “反正好几年了，具体记不清了。” 女人说完，就想关门。 王磊没再追问，转身去了邻居家。闲聊中，邻居随口说：“李文安哪出去打工了？去年 11 月我还见他在村口打牌呢。” 一句话，让李文安的嫌疑陡然上升。他的体貌特征和刘某描述的 “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 完全吻合，妻子又刻意隐瞒他的行踪，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经过几天的摸排，王磊终于查到，李文安其实在濮阳开出租车。 专案组立刻向局党委汇报了这个情况，贾保国当即指示：“马上派人去濮阳，一定要找到李文安！” 2 月 8 日，专案组组长彭长兴带着民警赶到濮阳，可和濮阳警方一交流，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濮阳从 1997 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多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抛尸案，作案手法和郑州的两起案件如出一辙！ 濮阳警方的卷宗里，记录着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惨案：1997 年 6 月 30 日晚上，女青年张某和男朋友约会后回家，途中失踪。7 天后，她的尸体在开发区健康城南的印井里被发现，系被掐死。死者的哥哥说，当晚曾看见张某搭乘了一辆白色面的，可没记住车牌号，濮阳警方排查了全市的出租车，也没找到线索。1997 年 12 月 16 日，市政人员清理中原路中段的印井时，发现了一具 18 岁左右的女尸，同样是被掐死，因查不到尸源，案件陷入停滞。1998 年 8 月 18 日，21 岁的赵某身怀六甲，给朋友过完生日回家时被劫持，惨遭掐死，抛尸在检察院对面的草丛里。这起 “8?20” 案让濮阳市民人心惶惶，警方将其与前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可依旧毫无头绪。1998 年 9 月 14 日，中原路的印井里又发现一具全裸女尸，系被强奸后掐死，依旧查不到尸源。1998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当天，前河希望幼儿园的女老师杨某在新婚之日凌晨出门打电话，短短十分钟就失踪了。11 月 6 日，她的尸体在马家河西岸的草丛里被发现，高度腐败，同样是被掐死。这起 “11?6” 案发生在距离濮阳市公安局不到 300 米的地方，震动了整个濮阳城。 短短一年多时间，濮阳有五名年轻女性惨死在凶手手中，濮阳警方顶着巨大的压力，侦查工作却始终没有突破。如今郑州警方带着李文安的线索而来，双方立刻决定并案侦查。彭长兴带着民警在濮阳展开了大规模的走访，可李文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踪迹。 “先回郑州，从长计议。” 彭长兴叹了口气，带着民警踏上了返程的路。2 月 10 日，他们刚回到郑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向贾保国汇报了濮阳的情况。贾保国看着桌上的案件对比表，神色凝重：“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河南最严重的系列强奸杀人案，必须把李文安列为头号嫌疑人，加大侦查力度！” 接下来的几个月，专案组分成四路，分别前往濮阳、三门峡、焦作、西安等地排查，可始终没找到李文安的下落。直到 7 月 14 日清晨，又一起血案发生了。 一名过路司机在郑上路三十里铺的快车道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者是 20 岁的葛某，胥水镇大李村人。尸检报告显示，她的颈部有绳索勒出的环状锁沟，两侧还有皮肤擦挫伤，身上有被强奸的痕迹，死亡时间在 7 月 13 日晚上 10 点到 12 点之间，死因依旧是机械性窒息。技术人员还发现，葛某的尸体是被人从一米以上的移动物体上推下来的，大概率是行驶中的车辆。更关键的是，她脖子上的绳结，和 1995 年 “2?21” 案、1995 年另一起抢劫案的绳结完全一致！ “并案！所有案件都并在一起查！” 专案组再次召开会议，民警们一致认为，李文安即便不是单独作案，也肯定有同伙，而且他们有交通工具，就隐藏在郑州和濮阳周边。 时间到了 9 月 21 日，专案组召开 “7?14” 案分析会，有人提出：“李文安很久没露面了，如果 7?14 案是他做的，那他肯定有同伙，而且就在附近。” 这个推测，为后续的侦查指明了方向。 10 月份，王磊在摸排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之前被李文安抢劫过的唐某，竟然和李文安私了了，还拿了 5 万块钱。王磊立刻找到唐某，唐某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 1999 年 2 月 14 日，唐某在胥水镇转盘买年货时，突然看见了李文安，就是当初抢劫她的那个男人，眼里还冒着凶光。唐某赶紧给丈夫打电话，然后悄悄跟着李文安。她丈夫带着两个弟弟赶来，三下五除二就把李文安控制住了。唐某气不过，扇了李文安两个巴掌：“你还记得你姑奶奶吗？送你去派出所！” 李文安当时就吓瘫了，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姑奶奶，我错了，我赔钱，别送我去派出所，去了我就没命了！” 唐某和丈夫一商量，觉得李文安肯定犯了大事，不如敲他一笔，于是开口要 10 万。李文安哭丧着脸说拿不出，最后讨价还价，以 5 万块钱私了，还让他姐夫送来了钱，唐某的丈夫还打了张收据。 “这李文安肯定身上背着大案！” 王磊立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专案组，抓捕李文安已经刻不容缓。 11 月 21 日，终于有线索传来：李文安藏在三门峡的亲戚家。彭长兴带着民警连夜赶到三门峡，可到了地方才知道，李文安刚走，去了西安的朋友家。民警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西安，找到李文安的朋友赵某，赵某说：“文安前两天打传呼说要来，结果昨天又说不来了，留了个濮阳的电话。” 专案组立刻联系濮阳警方，可等濮阳民警赶到那个电话号码的地址，发现那里已经被拆迁了。11 月 23 日，彭长兴一行人赶到濮阳，查到那个电话是华龙商厦的磁卡电话。华龙商厦是李文安老婆的姑父孙某曾经经营的地方，李文安还在这干过一段时间。 一个服务员听民警描述了李文安的特征后，立刻说：“你们说的是老文吧？个子不高，头发稀，郑州人，以前开出租车，后来卖了车，前几天还见他开着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说去焦作找一个叫小香的服务员了。” 民警们又立刻赶往焦作，找到了小香。小香犹豫了半天，说：“老文前几天找我，说有人敲诈了他 5 万块钱，他要报复，让我帮他弄把枪。我找了个叫老六的，给他弄了把小口径步枪，他昨天拿 2800 块钱买走了，还说回去就动手。”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李文安有枪，还打算报复杀人！局里当即下令：对李文安家进行大搜查，24 小时监控；传唤唐某及其家人到派出所暗中保护；在唐某家附近布置警力，严防不测。 民警们赶到李文安家，搜了半天，既没找到李文安，也没找到那把步枪。就在所有人都焦头烂额时，12 月 2 号中午，王磊的传呼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李文安出现在荥阳庙会。 王磊来不及汇报，带着同事就往荥阳赶。庙会上人山人海，王磊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的李文安， 个子不高，头发稀，正挤在卖糖葫芦的摊子前。王磊给同事使了个眼色，几个人装作逛庙会的样子，慢慢靠近李文安，趁他不注意，王磊猛地扑上去，将他按在地上，李文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戴上了手铐，塞进了警车。 李文安落网的消息传来，彭长兴立刻带人控制了他的亲戚，还封锁了消息，开始突审李文安。可李文安态度嚣张，往审讯椅上一坐，说：“我蹲过监狱，什么都懂，你们没证据，24 小时内必须放我。” 审讯人员不慌不忙地说：“李文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那把枪呢？” 李文安的脸白了一下，嘴硬道：“一把枪而已，在我连襟梁喜忠家的厕所顶棚里。” 民警立刻赶到梁喜忠家，果然在厕所顶棚里找到了那把小口径步枪，梁喜忠也被传唤到案。 审讯人员看着李文安，又说：“那 5 万块钱的事，你忘了？”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敲在了李文安的心上。他浑身一哆嗦，低着头沉默了半天，终于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一考虑，就是一天。直到晚上 9 点，李文安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警官，我说。” 李文安，1967 年出生于胥水镇白寨村，家里的独子，从小被父母宠得无法无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跟着村里的混混到处鬼混。十几岁时，在狐朋狗友的引诱下，看了黄色录像和书籍，心里的邪念开始滋生。1985 年，他伙同他人轮奸一名少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后来因为 “表现良好” 两次减刑，1992 年 12 月出狱。 出狱后，家人托人给李文安介绍了对象，他很快结婚生子，有了两个孩子。可骨子里的恶念并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出狱后没人敢管，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晚上骑着自行车在路边游荡，寻找单独出行的女性，先后有 30 多名女性遭到他的侮辱，可碍于名声，这些女性大多选择了沉默，这让李文安的胆子越来越大。 1995 年 2 月 21 日晚上，李文安开着拖拉机拉砖回来，在西岗加油站附近看到了骑车上班的无忧。他见无忧年轻漂亮，立刻起了歹心，冲上去将无忧掐晕，准备实施强奸时，发现无忧已经没了呼吸，于是慌忙弃尸逃跑，把无忧的发卡、自行车扔在路边，自己则躲回了家。 之后，李文安逃到濮阳，和连襟梁喜忠、小舅子郝某一起开出租车。从 1997 年 6 月到 1998 年 10 月，他利用开出租车的便利，专门劫持晚上单独打车的女性，将她们拉到偏僻处掐晕强奸，随后杀害抛尸，制造了濮阳的 “7?7”“12?16”“8?20”“9?14”“11?6” 等一系列杀人抛尸案，其中 “7?7” 案和 “12?16” 案是和梁喜忠共同作案。 1998 年 11 月，李文安得知表弟偷了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回到郑州准备销赃，途中又盯上了下班回家的董某，将其掐死抛尸在注水池中。1999 年 2 月，他遇到唐某，被敲诈 5 万块钱，怀恨在心，这才想着买枪报复。1999 年 7 月 13 日晚上，他搭乘梁喜忠的拖拉机外出，看到了独行的葛某，两人轮奸了葛某后将其掐死，从拖拉机上推到了快车道上，制造了 “7?14” 血案。 不仅如此，李文安还交代了两起隐藏的案件：1996 年 10 月，他和梁喜忠在濮阳一号路劫持一名女青年，强奸后掐死，埋在金堤河旁的麦子地里；1997 年 6 月，他在顺庆路劫持一名醉酒女青年，发生关系后将其掐死，为了销毁证据，竟然将尸体肢解，装进两个编织袋扔进了河里。这两起案件，因为遇害者的家人没有报警，一直被隐藏了下来。 1999 年 12 月 16 日，专案组带着李文安和梁喜忠来到濮阳，在李文安的指认下，民警在金堤河旁的麦子地里挖出了一具尸骨，另一具被肢解的女尸虽然没能找到完整遗骸，但李文安的供述和现场痕迹完全吻合。 至此，这起横跨四年、涉及郑州和濮阳两地的特大系列强奸杀人碎尸案，终于全线告破。李文安和梁喜忠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盗窃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145章 “阜阳王”王怀忠 2000 年的五一长假，京城的槐花都落了一地，街头巷尾还残留着节日的喧嚣余温。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里，中央纪委的办公大楼却迎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举报信， 足有一万多字，字字如刀，直指向安徽省人民政府时任副省长王怀忠。 信中罗列的罪状触目惊心：买官卖官，将阜阳的官场变成了权钱交易的菜市场；低价批划国有土地，把城市的黄金地段当作私人筹码；操纵城市基本建设项目，让民生工程沦为中饱私囊的工具；更有甚者，大肆收受、索要贿赂，其贪腐行径早已突破底线。这封举报信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中纪委的办案日程里激起了千层浪。 事不宜迟，中纪委迅速会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组建起一支精干的调查组。调查组的成员们深知，这起案件牵涉省部级高官，且案发地阜阳是王怀忠经营多年的 “地盘”，调查工作注定荆棘丛生。他们悄悄进驻阜阳，如同潜入深水的猎手，开始了秘密侦查。 王怀忠在阜阳深耕多年，从市委书记一路升至副省长，手底下提拔的干部遍布各个部门，批划的土地开发项目更是星罗棋布。要查清他具体收了谁的买官钱，接受了哪个开发商的贿赂，无异于在茫茫人海里抓老鼠，线索繁杂，目标难寻。专案组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办案人员对着阜阳的地图和官员名册反复梳理，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经济犯罪侦查专家的建议点醒了所有人：“贪污贿赂的核心是钱财，他收了那么多钱，不可能凭空消失，只要找到钱财的去向，就能牵出整条利益链。” 这话如醍醐灌顶，专案组立刻调整方向，将调查重点锁定在 “资金流向” 上。举报信只是提供了线索，唯有实打实的证据，才能将王怀忠绳之以法。 很快，专案组从银行系统抽调了十余名查账专家，这些人都是金融领域的 “火眼金睛”，能从密密麻麻的账目里揪出蛛丝马迹。他们进驻阜阳的各家银行，从国有大行到地方信用社，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重点筛查个人大额存款账户。 数日的不眠不休后，一个名字突然跳入了查账专家的视野 —— 张爱云。 这个名字看似普通，背后却躺着八位数的存款，而她的身份是阜阳市阳光科技开发公司经理，号称 “阜阳首富”。一个民营公司的经理，手握如此巨额财富，本就值得怀疑，可当专家们深入调查这家公司时，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所谓的 “阳光科技开发公司”，不过是个挂在写字楼里的空壳，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没有办公人员的日常考勤，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商业合同都找不出来。 “一个空壳公司的老板，哪来的八位数存款？” 这个疑问盘旋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与此同时，调查组走访的阜阳当地人士也纷纷透露，张爱云与王怀忠走得极近，坊间甚至有不少关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的传言。更有匿名举报信直指，张爱云的巨额财产，实则是王怀忠为避人耳目，挂在她名下的赃款。 专案组立刻将张爱云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查账专家顺着她的资金流水溯源，终于发现这笔巨款的源头 ，一家工程公司。这家工程公司有六千多万元的闲置资金，而这些钱，竟是张爱云靠着 “高额返利” 的噱头骗来的。 张爱云的骗术并不高明，却精准抓住了人性的贪婪。她四处游说，声称只要将资金通过她的手存入指定银行，就能拿到远高于市场的利息。在 “高息” 的诱惑下，这家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动了心，觉得 “反正都是存银行，能多拿钱何乐而不为”，便将六千多万元悉数交给了张爱云。而张爱云拿到钱后，并未按承诺存入指定银行，而是悄悄转入了自己的个人账户，截至调查组发现时，已有近一千万元的现款被她提现，去向不明。 证据链逐渐清晰，专案组果断对张爱云采取了强制措施，将她关押在安徽省肥东县看守所。面对审讯，张爱云起初还百般抵赖，试图掩盖资金的真实用途。但检察院的审讯专家们早已摸透了她的心理，通过政策攻心和证据展示，层层突破她的心理防线。最终，张爱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仅交代了诈骗工程公司资金的事实，还吐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她曾试图用 200 万元 “摆平” 中纪委的调查，而这笔钱，正是王怀忠指使她运作的。 这 200 万的汇款记录，成了撬开王怀忠案的关键缺口。司法机关根据张爱云的供述，连夜抓捕了知情人杨英宇。杨英宇被抓获后，自知难以隐瞒，很快就交代了实情：是王怀忠亲自安排他找一个叫李周的人取钱，再将钱转交给张爱云，用于 “疏通中纪委的关系”。 有了张爱云、杨英宇、李周三人的口供，专案组顺藤摸瓜，兵分几路赶赴东北三省和西南地区，先后将陈思宇、孙德文、刘惠民三人抓获。这三人，正是那场 “200 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的核心策划者。 其中，陈思宇被专案组视作关键人物。他被抓时，一口咬定自己是 “台商”，操着一口蹩脚的台湾腔，试图用身份掩盖罪行。可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他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完全没有台商的气质，反倒透着一股江湖气。 “既然你是台胞，那说几句闽南话听听吧。”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地问道。 陈思宇瞬间愣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支支吾吾地说：“我们不讲闽南话，只讲港台话。” 这话一出，办案人员心里更是了然。常年与台商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台湾地区的主流方言就是闽南语，而香港说的是粤语，根本没有 “港台话” 这种说法。办案人员没有戳穿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继续表演。 “你说你姓陈，是哪个‘陈’？” 办案人员又问。 “不是陈旧的陈，是耳东陈。” 陈思宇脱口而出，语气里还带着几分故作的笃定。 办案人员强忍着笑意，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那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 陈思宇硬着头皮写下 “陈思宇” 三个字，用的却是简体字。这一细节再次暴露了他的谎言，台湾地区一直使用繁体字，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可能用简体字书写自己的名字。 办案人员随即写下一个繁体的 “陈” 字，递到陈思宇面前：“这个字你认识吗？” 陈思宇盯着那个字看了半天，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中国字这么多，我哪能全认识？我又不是活字典。” “你姓陈，连自己姓氏的繁体字都不认识，算什么台商？” 办案人员说着，又拿出一份台湾报纸放在他面前，“你看看，台湾的报纸有简体字吗？” 铁证面前，陈思宇再也演不下去了，耷拉着脑袋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什么台商，也不是陈果夫的后代，真名叫侯万青，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专靠欺骗贪官污吏为生。 随着侯万青、孙德文、刘惠民的落网，那场荒诞的 “200 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专案组面前。而这一切的开端，还要从张爱云为儿子找工作说起。 2000 年 11 月 28 日，北京的初冬已透着刺骨的寒意，街头的杨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张爱云专程从阜阳赶到北京，只为给从部队复员的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儿子在北京待过几年，早已习惯了首都的繁华，实在不愿回到阜阳那个小城过平淡的日子，便缠着母亲想办法。张爱云心疼儿子，便满口答应下来，想着凭自己在阜阳的人脉，总能在北京给儿子谋个立身之地。 母子俩约在北京国际饭店碰头，儿子见到张爱云，一脸兴奋地说：“妈，真巧，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也在这儿，听说我要找工作，说能帮上忙。” 张爱云闻言大喜，当即决定晚上请这位 “首长” 吃顿饭，好好答谢一番。当晚，母子俩在饭店的包间里等了足足四五十分钟，那位 “首长” 却迟迟未到。儿子有些着急，张爱云却拍了拍他的手：“你不懂，官越大，架子就越大，咱们再等等。” 终于，包间的门被推开，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中年人约莫五十岁，穿着一身名牌西装，一进门就抱拳拱手，操着一口浓重的台湾腔：“对不起啦，太忙了啦，到处有人请我赴宴，好不容易推掉了，特意来跟你们娘俩聊聊。” 落座后，男人故作高深地自我介绍：“记住了，我叫陈思宇，‘思宇’就是思考宇宙的意思，我每天都琢磨大问题，小事情从来不屑管的。我是陈果夫的后代，你们知道国民党四大家族吧？蒋宋孔陈，我家祖上就是那个‘陈’，我是台湾的大珠宝商，在大陆跟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都走得很近，别人都叫我‘陈大特务’呢。” 这番吹嘘听得张爱云母子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陈思宇又指了指身边的两个人：“这位是孙德文教授，中央首长的秘书；这位是刘惠民先生，身份特殊，暂时不能透露。他们俩的背景，可都厉害得很。” 张爱云心里犯嘀咕，却不敢表露分毫，只当是遇上了大人物。就在这时，陈思宇突然话锋一转，盯着张爱云问道：“听你家公子说，你是安徽阜阳人？” “是，我土生土长的阜阳人。” 张爱云连忙点头，态度恭谨。 陈思宇咧嘴一笑，突然说出一句阜阳的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揪出王坏总。” “王坏总” 三个字一出，张爱云的手猛地一颤，手里的筷子 “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她太清楚这三个字指的是谁了，正是王怀忠，阜阳百姓私下里都这么叫他，还给他起了 “王三一”“王大蛋” 甚至更难听的绰号，只因他的贪腐和专断早已惹得天怒人怨。 张爱云的失态被陈思宇看在眼里，他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说道：“老百姓都这么骂他，你不会没听过吧？” 张爱云强装镇定：“您说的是王省长？” “什么王省长，不过是个副省长罢了。” 陈思宇撇撇嘴，“我跟他很熟，他在阜阳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我们经常来往。” 说完，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张爱云，那眼神像是要把她看穿。 张爱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对方是冲着王怀忠来的，便小心翼翼地问：“陈首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 陈思宇见她上了钩，立刻站起身，朝包间外挥了挥手，对两个女服务员说：“你们出去等着，我不叫你们，不许进来。” 服务员退出去后，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陈思宇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替你那位王副省长着急。前两天，孙德文教授给中纪委转了一封举报信，专门举报他的，现在举报信就搁在中纪委的办公桌上，中纪委马上就要查他了。” 说到这里，陈思宇故意停住，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张爱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追问道：“陈首长，那您有办法帮着摆平吗？” “办法倒是有，” 陈思宇放下茶杯，一脸为难，“要把举报信从纪委拿出来，得找人疏通关系，只是这活动经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张爱云不敢耽搁，立刻给王怀忠打了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怀忠本就因举报信的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听有人能 “摆平” 中纪委，竟丝毫没有怀疑这是个骗局，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匆匆赶到北京国际饭店。 他带来了几幅名贵的字画，还有三箱安徽名酒， 古井贡、口子窖、金种子，又拿出 10 万人民币和 1 万美金，放在桌上说：“陈先生，这些都是小意思，不成敬意。” 接着，王怀忠又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把中纪委的举报信拿出来；二是帮他调离安徽，到外省任职；三是把他的死对头肖作新从严判决。陈思宇见他如此轻信，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口答应了所有要求，还狮子大开口：“王省长的这三件事，每办成一件，要收 100 万人民币。” 王怀忠此时只求自保，哪里还在乎钱，当即满口答应。而巧合的是，就在王怀忠到北京的当天，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肖作新被判处无期徒刑。孙德文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立刻伪造了一封六页纸的举报信，还特意用红笔在 “罪状” 下面画了红线，假装是领导批阅过的样子，然后拿着举报信和报纸找到张爱云，声称 “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催着要 200 万的活动经费。 王怀忠看到报纸和假举报信，竟真的以为陈思宇有通天本事，立刻给关系密切的某集团总经理李周打了电话。1996 年到 1999 年，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曾为李周的房地产公司减免了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共计 587 万余元，还在阜阳黄金地段无偿批地，让他兴建国贸大厦，给国家造成了 400 多万元的直接损失。李周对王怀忠的要求自然是有求必应，接到电话后立刻准备了 200 万。 随后，王怀忠又让亲信杨英宇从李周那里取了钱，交给张爱云。张爱云按照杨英宇的吩咐，先拿了 120 万交给陈思宇，剩下的 80 万则约定等事情全部办成后再付。而王怀忠投入的 130 万人民币和 1 万美元，换来的不过是一封伪造的举报信和一张街边买的北京晚报，这场荒唐的骗局，最终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 事实上，王怀忠的贪腐和专断，早已在阜阳留下了斑斑劣迹。他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极度膨胀的权力欲让他变得越发狂妄，甚至放言：“阜阳有 1220 万人口，比上海还多，上海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为什么不行？” 他还立下 “豪言壮语”，要把阜阳建成 “国际大都市”，喊出了 “赶上海，超合肥，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 的口号，还提出要组建 “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扬言要让阜阳 “纵横于京九龙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 为了打造 “国际大都市” 的门面，王怀忠嫌阜阳现有的飞机场太小，只能起降小型专线飞机，执意要建一个能开通国际航班的大型机场。他不顾阜阳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强令全市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缴纳几百元的机场建设费，最终耗资 3.2 亿元建成了一座 “巨型机场”。可这座机场建成后，每年的客流量不足 600 人次，别说国际航班，就连国内航班都寥寥无几，机场的跑道旁渐渐长满了野草，候机大厅里甚至被附近的村民用来养鸡养鸭，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笑柄。 王怀忠的老家亳州以养黄牛闻名，1995 年，他突发奇想，要把亳州打造成 “全国乃至世界的黄牛金三角”，还提出 “赶着黄牛奔小康” 的口号。可口号喊得再响，也改变不了当地黄牛存栏量只有几十万头的事实。1998 年夏天，为了迎接全国黄牛工作会议，王怀忠把亳州市下辖的蒙城、涡阳、利辛三县的主要领导叫到家里开会，要求他们在七天内，在三县交界的公路边上搭建起 15 公里长的牛棚，还勒令附近乡镇的养殖户每户至少拉一头牛拴在棚里供参观，没有牛的农户就去租、去借，费用由县里报销。这一折腾，倒是让当地出租黄牛的老板狠狠赚了一笔，而这场 “黄牛盛会”，最终也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更离谱的是，王怀忠去东南亚考察一趟后，竟提出要在阜阳修建 “龙潭虎穴”，打造 “全世界最大的动物园”，扬言要养老虎、养鳄鱼。为此，他又大肆举债，折腾了三年，最终建成的动物园里，只有两头瘦弱的小老虎，其余的不过是些鸡鸭鹅兔，再次沦为笑谈。 在阜阳的官场，王怀忠的话就是 “圣旨”。当地百姓流传着一句话：“王坏种吼一吼，阜阳 1300 万人抖三抖。”1998 年年末，他收的贿赂太多，担心提拔的人不够 “贴心”，竟直接找来组织部长，递给他一份包含 75 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要求组织部以此为蓝本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名单里不乏一些不称职的人，可组织部长慑于他的权威，不敢有半句反对。彼时的阜阳，几乎成了王怀忠的 “独立王国”，人们私下里都叫他 “阜阳王”。 1998 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怀忠对家里的保姆说：“明天过节，肯定有不少人来拜访，这是下属的心意，不好拒绝。但人多嘴杂，有些话不方便说，你就跟来的人说，每个人谈工作不能超过五分钟。” 保姆记下了吩咐，心里却清楚，所谓的 “谈工作”，不过是送礼的幌子。 中秋节当天，天刚蒙蒙亮，王怀忠家的门口就开始有车陆续停靠。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阜阳各区县的官员，有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各种企业的老板，每个人手里都提着精致的礼盒，或是揣着厚厚的信封，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 到了晚上，王家门前更是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小区门口，足有几十米长。保姆按照王怀忠的要求，挨个对前来的人说：“王书记很忙，谈话不要超过五分钟。” 这些官场和商场上的 “老油条” 们心里都门儿清，哪会真的占用五分钟时间。有人走进客厅，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说一句 “王书记节日快乐”，放下名片就转身离开；有人甚至连话都不说，把装着现金的信封塞到茶几底下，鞠个躬就匆匆离去。王怀忠坐在沙发上，眼皮都懒得抬，只是偶尔点点头，任由这些人进进出出。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最后一个送礼的人才离开。保姆收拾客厅时，发现茶几上、沙发旁、墙角处，堆满了礼盒、信封和银行卡，她粗略数了数，光是现金就有几十万，还有不少名贵的字画、玉器和烟酒。而这，不过是王怀忠收礼生涯中极其普通的一天。 经司法机关查明，王怀忠利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土地审批、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 16 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236 万元、澳币 1.4 万元；另外，他还多次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数额高达人民币 275 万元，其受贿数额总计折合人民币 517.1 万元。在 90 年代末，这笔钱相当于普通百姓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收入，其贪腐程度令人咋舌。 2003 年，王怀忠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证据：银行流水记录着他收受的赃款去向，证人证言还原了他买官卖官的细节，土地审批文件暴露了他低价批地的猫腻…… 铁证如山，可王怀忠却始终拒不认罪。 他坐在被告席上，梗着脖子，面对法官的提问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百般狡辩。当公诉人质问他为何收受李周的贿赂时，他辩称 “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当被问及为何强行摊派机场建设费时，他又说 “是为了阜阳的发展”。甚至在庭审间隙，他还对身边的法警说：“我管过政法，还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他的嚣张和顽固，让合议庭的法官们极为愤慨。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怀忠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及危害后果特别严重，且在确凿证据面前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其实，王怀忠并非毫无能力。他出身贫寒，最早只是亳州一个生产队的农技员，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基层干起，当过公社书记、县长、市长，最终坐上了副省长的位置。在他早年的工作中，也曾为地方做过一些实事，比如推广农业技术、修建乡村公路，这也是他能一步步晋升的原因。 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为百姓做事，而是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把官场当作自己的 “私人领地”。他高估了自己的权力，以为在阜阳一手遮天，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高估了自己的 “人脉”，以为靠几十万的钱财和字画，就能摆平中纪委的调查；他甚至高估了自己的 “智商”，轻易就落入了一个东北农民设下的骗局，最终让那 200 万的贿款成为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死刑核准的消息传来时，王怀忠终于慌了。他不再像庭审时那样嚣张，整日坐在看守所的牢房里，对着窗外发呆。临刑前，狱警拿来了他家人送来的东西，其中有一张他小孙子的照片。他颤抖着接过照片，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孙子的笑脸，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照片，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照片上晕开了小小的水渍。 他叫来狱警，托人给儿子和儿媳妇带话：“别告诉孙子我去哪了，就说我出国了，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 直到这时，他才流露出一丝后悔，喃喃自语道：“要是当初能收敛一点，要是当初能听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法律的制裁从来不会因为悔恨而缺席。2004 年 2 月 12 日，春节的年味还未散尽，58 岁的王怀忠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执行注射死刑。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 “阜阳王”，最终为自己的贪腐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146章 十年泣血追凶 1981年的春风吹过辽西走廊时，带着关外特有的干冽。建昌县头道营子乡的土路上，一辆绿皮军用卡车卷着尘土停下，23岁的张洪清跳下车时，军绿色的的确良军装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却依旧挺括。他背着打了补丁的帆布背包，里面装着三年军旅生涯的全部家当。 一本立功证书，一枚三等功奖章，还有几件换洗衣物。 “洪清，这边！”村口老槐树下，同乡的张凤芝红着脸挥手，粗布碎花褂子衬得她眉眼格外清亮。张洪清笑着跑过去，露出一口白牙，军装领口的红领章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这一年，他刚从内蒙古某边防部队退伍，三年的戍边生活磨硬了他的筋骨，也让他养成了站如松坐如钟的习惯。 退伍回家的第三个月，在双方父母的操持下，张洪清和张凤芝成了亲。没有像样的彩礼，没有排场的宴席，只请同村人吃了顿猪肉白菜馅饺子，喝了几瓶散装白酒，两间土坯房糊上报纸，就成了他们的婚房。张凤芝是个实在姑娘，手巧嘴甜，过门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地，把家里的自留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日子就像村口的老槐树，缓慢却扎实地生长。1983年，大女儿张艳出生，粉雕玉琢的模样让张洪清每天下班都要先抱着亲几口；1985年，儿子张磊接踵而至，家里更添了几分热闹。那几年，张洪清在村办砖厂当临时工，每天扛着几十斤的砖坯往返，累得倒头就睡，可只要一摸到孩子温热的小脸蛋，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凤芝，等咱攒够钱，就把土房翻盖成砖瓦房。”他常摸着妻子粗糙的手说，眼里满是憧憬。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85年的秋天。建昌县公安局招合同制民警，要求退伍军人优先。张洪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素质和沉稳心性，顺利通过了考核。接到录用通知那天，他在砖厂的空地上翻了个跟头，跑回家时，把通知书塞到妻子手里，声音都在发颤：“凤芝，我当警察了！” 他被分配到离家20公里的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成了一名基层民警。所里条件简陋，三间砖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煤炉取暖；夏天蚊子肆虐，晚上写笔录都得点着蚊香。张洪清却干得格外起劲，每天天不亮就骑着所里那辆老式“幸福250”摩托车下村，调解邻里纠纷、追查盗窃案件、宣传法律法规，脚步踏遍了辖区的山山水水。 有一次，邻村发生牛犊被盗案，失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蹲在地上哭着说那是家里唯一的指望。张洪清连夜带着同事排查，沿着牛蹄印追了三十多公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邻县的一个屠宰点把牛犊截了下来。当他把牛犊牵回老人家里时，老人握着他的手，眼泪浑浊地流下来：“张警官，你真是咱老百姓的活菩萨啊！” 他的兢兢业业被所有人看在眼里。1992年4月，经过七年的打磨，张洪清被提拔为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所长。任命文件下来那天，他特意回了趟家，给妻子买了条红围巾，给女儿买了个布娃娃，给儿子买了把玩具枪。看着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模样，张凤芝笑着说：“当了所长更得尽心，可别辜负了老百姓的信任。”张洪清用力点头，他知道，自己能安心工作，全靠妻子在身后撑着这个家。 那时的张凤芝，既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打理家里的十来亩责任田。每天天不亮，她就踩着露水下地，割麦、插秧、掰玉米，样样不含糊；晚上回到家，还要给孩子洗衣做饭、缝补衣服，等孩子们睡熟了，再借着煤油灯的光搓草绳，攒着卖钱补贴家用。有一次，张洪清在所里值班，女儿突然发高烧，张凤芝背着孩子走了五公里夜路才赶到乡卫生院，等张洪清第二天赶回来时，她的脚已经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孩子已经退烧了。”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日子渐渐有了起色。1993年春天，他们把两间土坯房推倒，翻盖成了三间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还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看着崭新的房子，张洪清心里盘算着，等忙完这阵子，就带妻子和孩子去县城逛一逛，看看电影，吃顿国营饭店的炒菜。可他没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无声息地向这个温暖的家庭袭来。 1993年9月5号，农历七月十九，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头道营子乡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烟味。张洪清正审讯一名盗窃团伙的成员，这个团伙在辖区内作案十余起，百姓怨声载道。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嗓子因为长时间问话变得沙哑，可他依旧精神紧绷，不肯有丝毫松懈。 晚上十一点多，审讯终于有了突破，嫌疑人交代了其余同伙的藏匿地点。张洪清刚安排好同事连夜实施抓捕，裤兜里的“大哥大”突然响了起来，那是所里配置的公用电话，平时很少有私事打到这里。他皱了皱眉接起，电话那头是远房亲戚的声音，带着几分含糊：“洪清啊，明天我去你家一趟，有点事找你，你抽空回趟家。” 张洪清心里犯嘀咕，亲戚没说具体什么事，只说“家里的小事，见面再说”。他本想审讯结束后回趟家，可抓捕行动需要统筹安排，他只能留在所里坐镇。这一夜，他几乎没合眼，一会儿盯着审讯笔录，一会儿协调抓捕路线，直到凌晨四点多，才收到同事成功抓捕其余嫌疑人的消息。 紧绷的神经一放松，疲惫感瞬间席卷而来。张洪清靠在椅子上，闭着眼歇了几分钟，脑海里闪过妻子和孩子的笑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站起身，揉了揉僵硬的肩膀，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快步走出派出所。院子里的摩托车已经加满了油，他跨上去，发动引擎，摩托车的轰鸣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从派出所到家里的20公里路，全是蜿蜒的土路，夜里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有些湿滑。张洪清开得并不快，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庄稼的清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远处的村庄隐约传来鸡鸣声。他想着，等回家了，一定要好好睡一觉，醒来帮凤芝割地里的谷子，下午再带孩子们去河边摸鱼。 早上六点左右，摩托车终于停在了家门口。可眼前的景象，让张洪清的心猛地一沉，往常这个时候，张凤芝早就起床打扫庭院了，院子里会晒着刚洗好的衣服，厨房里飘出早饭的香味，孩子们的嬉笑声也会传出来。可今天，院门关得紧紧的，门板上的铁锁挂着，却没有锁上，院子里静悄悄的，连一只鸡的影子都没有。 “凤芝？凤芝在家吗？”张洪清跳下车，快步走到门前，伸手敲了敲木门，“我回来了，开门。” 院子里没有任何回应。 他又加大力度敲了几下，喊着女儿和儿子的名字：“艳艳？磊磊？醒醒，爸爸回来了！” 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张洪清的心开始往下坠。他当警察这么多年，处理过无数案件，早已养成了敏锐的职业直觉。这种反常的寂静，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攥住了他的心脏。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才想起自己平时很少带家门钥匙，家里从来都有人，凤芝从不会让大门紧锁。 “别出什么事……千万别出什么事……”他嘴里喃喃自语，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院子东侧的围墙边。这道围墙不高，只有一人多高，墙头上还留着新抹的水泥痕迹。张洪清深吸一口气，双手撑住墙头，用力一翻，稳稳地落在了院子里。 院子里的景象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晾衣绳上挂着孩子们的小衣服，墙角堆着刚收割的玉米，鸡窝里的母鸡正咯咯地叫着。可越是正常，张洪清就越觉得心慌。他快步走到屋门前，伸手推了推，房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瞬间刺进了他的鼻腔。 张洪清的瞳孔猛地收缩，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僵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客厅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迹，他的妻子张凤芝躺在血泊中，身体蜷缩着，双手紧紧攥着，脸上还残留着痛苦的神情；女儿张艳和儿子张磊倒在母亲身边，小小的身体同样被鲜血浸透，胖乎乎的脸蛋上沾满了血污，原本清澈的眼睛紧紧闭着，再也不会睁开了。 “凤芝！艳艳！磊磊！”张洪清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声音沙哑得如同破锣。他冲过去，颤抖着伸出手，先摸了摸妻子的脸颊，冰冷刺骨，没有一丝温度。他又去摸女儿的小手，那只昨天还拉着他要糖吃的小手，此刻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巨大的悲痛和绝望瞬间将他吞噬，他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差点栽倒在地。他死死地扶住门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砸在满是血迹的地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作为一名警察，他深知保护现场的重要性。尽管心脏像被生生剜去一块，他还是强忍着悲痛，踉踉跄跄地走出屋子，锁上院门，然后一路狂奔，朝着附近的派出所跑去。清晨的土路上，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一边哭一边跑，泪水混合着汗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的嘴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凶手！一定要抓住凶手！” 这起罕见的灭门惨案，像一颗炸雷，在葫芦岛市和建昌县两级公安机关炸开了锅。时任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挂帅，抽调刑侦、技术等部门的骨干力量，组成了专案组，连夜赶赴头道营子乡。案发地周围被严密封锁，技术人员带着勘查设备，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每一寸地面、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然而，现场的情况让所有侦查人员都倒吸一口凉气。凶手显然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不仅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毛发等生物痕迹，连作案凶器、带血的衣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屋子的门窗完好无损，说明凶手可能是翻墙进入，也可能是熟人作案，对张洪清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张所长是警察，平时办案得罪的人不少，仇杀的可能性最大。”专案组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刑侦支队长语气沉重地说，“凶手敢对警察的家人下手，要么是穷凶极恶之徒，要么是对张所长恨之入骨。” 这个分析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张洪清从警八年，先后处理过盗窃、抢劫、赌博等各类案件，抓捕过一百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其中不乏一些恶性案件的主犯。这些人里，有不少对他怀恨在心。 “我这就把重点人员名单列出来。”张洪清红着眼睛说。尽管悲痛欲绝，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沉溺于悲伤的时候。他坐在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里，凭着记忆，一笔一划地写下了140多名被他处理过的重点人员的名字，包括他们的住址、联系方式、犯罪事实和家庭情况。每写下一个名字，他的手就颤抖一次——这些人里，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杀害他妻儿的凶手。 专案组立刻兵分多路，对这140多人展开逐一排查。侦查人员深入各个乡镇，走访他们的邻居、亲友，核实他们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踪，调取相关证据。张洪清也主动加入了排查队伍，他戴着墨镜，遮住红肿的眼睛，每天跟着侦查人员走村串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好几次，看到和自己女儿、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他都忍不住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然而，排查工作并不顺利。这140多人中，有的已经刑满释放，有的还在监狱服刑，有的外出打工多年，经过逐一核实，他们在案发当天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嫌疑被一一排除。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僵局。 张洪清原本对专案组充满信心，他相信凭借同行们的专业能力，一定能尽快抓住凶手。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侦破工作进行到第九天，一道冰冷的阴影，突然笼罩到了他的头上。 “张所长，麻烦你跟我们回专案组驻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那天下午，两名专案组的侦查人员找到他，语气严肃地说。 张洪清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他的身体晃了晃，声音沙哑地问：“你们怀疑我？” 侦查人员没有回答，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张洪清苦笑一声，戴上帽子，跟着他们走了。他知道，灭门案社会影响极大，专案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而自己，似乎成了那个“最可疑”的人。 专案组怀疑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经过技术勘查，现场只留下了张洪清一个人的足迹；二是他的行踪反常，平时他都是晚上回家，唯独案发当天，凌晨就赶回了家。“你为什么突然提前回家？是不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审讯室里，侦查人员的问题像一把把尖刀，刺向张洪清的心脏。 “我亲戚打电话让我回家，说有私事！”张洪清激动地辩解，“我在派出所审讯嫌疑人到凌晨，同事们都可以为我作证！” 为了核实他的说法，专案组立刻找来了头道营子乡派出所的所有民警。“那天晚上，张所一直在所里审讯，我们轮流休息，他却全程没合眼，凌晨四点多还在安排抓捕工作，根本不可能有作案时间。”副所长红着眼眶说，其他同事也纷纷作证，拿出了当时的审讯笔录和工作记录。 法医的尸检报告也显示，张凤芝和两个孩子的死亡时间是9月6号凌晨一两点左右，而那个时间段，张洪清正在派出所，有多名同事可以证实他的行踪。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没有完全排除他的嫌疑，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放过。 “张洪清同志，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你暂时先免去派出所所长职务，调到县公安局法制科工作。”不久后，局领导找他谈话，语气沉重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等案件水落石出，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 张洪清没有反驳，他知道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为了案件侦查的顺利进行。可当他收拾东西离开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时，心里的委屈和痛苦，比失去妻儿还要沉重。他曾经是这里的所长，是百姓信赖的保护神，如今却成了杀害自己妻儿的嫌疑人。 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来自外界的流言蜚语。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建昌县的大街小巷。有人说：“没想到张洪清是这种人，表面上一本正经，背地里却杀妻灭子，真是丧尽天良！”有人说：“肯定是他外面有人了，想跟老婆离婚，老婆不同意，就下了毒手。”还有人说：“他当警察的时候就心狠手辣，杀几个人算什么？” 那些曾经热情跟他打招呼的乡亲，如今看到他就远远躲开，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恐惧；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虽然相信他的为人，却也因为案件的敏感，不敢和他走得太近。张洪清成了孤家寡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异样的目光，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得他体无完肤。 他搬进了县公安局的单身宿舍，那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每天下班回到宿舍，他都觉得空荡荡的，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孩子们的嬉笑声，眼前仿佛还能看到妻子忙碌的身影。他不敢回那个曾经充满温馨的家，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残留着妻儿的气息，也残留着刺眼的血迹。 有一次，他忍不住回了趟家，推开房门，一股尘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客厅的地面上，血迹虽然已经清理干净，却留下了深色的印记；女儿的布娃娃掉在墙角，上面还沾着一点暗红色的血渍；儿子的玩具枪放在桌子上，枪口对着门口，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张洪清蹲在地上，抱着头，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绝望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淹没了他。他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了，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儿，还被人当成凶手，受尽了委屈和白眼。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那天下午，张洪清从家里找出一瓶农药，那是凤芝生前用来除害虫的。他拎着农药瓶，恍恍惚惚地走出家门，沿着土路，一步步走向村子外的山坡。 那里，埋葬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山坡上的草已经泛黄，三座新坟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坟前没有墓碑，只有几块石头压着烧过的纸钱。张洪清在坟前坐下，把农药瓶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一边往坟前倒，一边哽咽着说：“凤芝，艳艳，磊磊，爸爸对不起你们……爸爸没本事，抓不到凶手，还被人冤枉……爸爸来陪你们了……” 白酒顺着他的嘴角流下，辛辣的味道呛得他眼泪直流。他拿起农药瓶，拧开盖子，刺鼻的气味让他皱了皱眉。他闭上眼睛，仰起头，正要把农药灌进嘴里，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胳膊。 “张洪清！你混蛋！”大哥张洪明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你要是敢死，我就没你这个弟弟！” 张洪清愣了一下，睁开眼睛，看到大哥满脸通红，眼里布满了血丝。“大哥……”他喃喃地说。 “我从你出门就跟着你了！”张洪明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农药瓶，狠狠摔在地上，农药洒在泥土里，冒出一阵白烟。“你老婆孩子死得不明不白，你不想着报仇，反而要自杀，你对得起凤芝，对得起两个孩子吗？” “我报不了仇……我被人冤枉……我活得太苦了……”张洪清的声音带着哭腔。 “苦？谁不苦？”张洪明用力捶了他一拳，“凤芝死的时候才30岁，艳艳才10岁，磊磊才8岁，他们比你更苦！你是个警察，是个男人，就该挺起腰杆，把凶手揪出来，给他们一个交代！你要是死了，凶手就逍遥法外了，你老婆孩子在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的！” 大哥的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浑浑噩噩的张洪清。他看着眼前的三座新坟，想起了妻子临终前痛苦的神情，想起了孩子们沾满血污的脸蛋，一股强烈的求生欲和复仇的决心，在他的心里重新燃起。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坟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坚硬的泥土上，渗出血迹。“凤芝，艳艳，磊磊，我发誓，不抓住凶手，我张洪清誓不为人！” 从那天起，张洪清像变了一个人。曾经开朗爱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曾经风风火火的他，变得沉稳内敛，每一个眼神都透着坚定。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追查凶手的事情上。 就在他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专案组那边传来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名村民反映，在案发当天下午，曾经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在村子里打听张洪清家的住址。“那个男的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稍微有点胖，圆方脸，小三角眼，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灰色长裤，看着像个农村青年。”村民回忆说。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兴奋不已。他们立刻请来上海市公安局着名的模拟画像专家张欣，根据村民的描述，绘制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张欣是中国刑侦领域的“神笔”，曾经凭借目击者的描述，成功绘制出数百名嫌疑人的画像，为案件侦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次，他仔细询问了村民关于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五官的比例、神态、穿着打扮，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画像。 当张洪清拿到那张模拟画像时，他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画像上的人，眼神阴鸷，嘴角带着一丝狠戾，让他心里莫名地一紧。“不管你是谁，我一定能找到你！”他紧紧攥着画像，心里默念着。 从那天起，只要一有时间，张洪清就换上一身便服，把模拟画像揣在怀里，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建昌县的各个乡镇。他没有执法权，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地调查，只能以普通村民的身份，走村串户，跟老百姓聊天，趁机拿出画像询问：“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春天，他顶着风沙，在田埂上跟种地的农民打听；夏天，他冒着酷暑，在集市上跟摆摊的商贩闲聊；秋天，他踏着落叶，在山村的小路上跟放羊的老人攀谈；冬天，他迎着寒风，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跟旅客询问。他的摩托车后座上，总是带着干粮和水壶，饿了就啃几口干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累了就靠在路边的大树上歇一会儿。 有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打听线索，不小心摔下了山坡，腿被石头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他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简单包扎了一下，咬着牙继续往前走。村民看到他这个样子，忍不住问：“你找这个人干啥啊？这么拼命。”他只是笑了笑，说：“他欠我家一条人命，我得找他要回来。”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建昌县的12个乡镇、100多个村庄，行程超过了3万公里。摩托车骑坏了两辆，鞋子磨破了十几双，可那个画像上的人，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洪清，别太拼命了，身体要紧。”法制科的同事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庞，忍不住劝他，“专案组还在查，说不定很快就有消息了。” 张洪清只是摇了摇头。他知道，专案组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只盯着这一个案子，自己的妻儿，只能靠自己来守护。他决定扩大调查范围，除了那个陌生男子，还要重新排查当初自己列出的140多名重点人员。 这些人大部分都在本县，但分布得很分散，而且很多人对他心存戒备，根本不配合调查。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乔装打扮，有的时候装作收购农产品的商贩，有的时候装作外出打工的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于是想到了小舅子张凤军。张凤军是张凤芝的亲弟弟，按理说，他应该比谁都希望抓住凶手。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张洪清特意去县城的供销社买了两瓶好酒和一斤猪头肉，骑着摩托车赶到了小舅子家。 张凤军看到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没好气地说：“你来干啥？” “凤军，我想跟你聊聊。”张洪清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说，“我知道你姐和孩子死得冤，我想请你帮我一起找凶手。” 没想到，他的话刚说完，张凤军就勃然大怒，抓起桌子上的酒和肉，狠狠扔到了院子里。“张洪清，你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他指着张洪清的鼻子，骂道，“谁是凶手你心里不清楚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外面都在说，是你杀了我姐和我外甥外甥女！” “凤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张洪清急得满脸通红，“我怎么可能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你姐和我感情那么好，孩子们那么可爱……” “感情好？感情好你会让她死得这么惨？”张凤军的眼睛红了，“要不是你当警察，要不是你得罪那么多人，我姐和孩子们能出事吗？都是因为你，都是你害了他们！” “我当警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我没错！”张洪清激动地说，“现在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应该一起努力，而不是互相猜忌！”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张凤军冷冷地说，“你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张洪清看着小舅子决绝的眼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小舅子是因为悲伤过度，才把怨气都撒在了自己身上。他默默地捡起院子里的酒和肉，转身走出了小舅子家。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单。 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工资问题。他是合同制民警，调到县公安局法制科后，由于没有正式编制，县公安局不负责发放他的工资。他在法制科工作了三年，一分钱的报酬都没领到。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为了筹集追凶的经费，他一咬牙，把家里的砖瓦房和所有家具都变卖了，一共卖了1万多块钱。 这笔钱，成了他追凶的全部资金。他用这笔钱，在附近的各个村子里找了十几个可靠的村民，让他们帮自己打探消息。每当有人提供一个有用的线索，他就给几十块钱的奖励；如果线索能直接指向嫌疑人，他就给一二百块。在那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这已经是很大的一笔开销了。 1995年，转机终于来了——张洪清通过了转正考试，正式转为一名人民警察，终于能领到工资了。每个月七八百块钱的工资，他一分都不敢乱花，一半交给后来的妻子当生活费，另一半全部用来作为追凶的经费。可这点钱，对于庞大的开支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 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张洪清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换上一身旧衣服，到附近的车站、码头、工厂去打工。他干过最苦最累的活，当过装卸工、搬运工、泥瓦匠，只要能挣钱，不管多脏多累的活他都愿意干。 有一回，县城的火车站来了一车皮大米，急需装卸工。当时是周末，大部分装卸工都回家休息了，老板急得团团转，开出了比平时高一倍的工钱。张洪清看到招工启事，立刻就报了名。大米的麻包每个都有一百多斤重，他扛在肩上，压得腰都直不起来。他咬着牙，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火车和仓库之间，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浸湿了他的衣服，脸上、身上全是灰尘。 从下午一直干到深夜，麻包终于快卸完了。就在他扛着最后一个麻包走向仓库时，突然觉得双腿一软，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麻包重重地砸在旁边的地上。老板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室抢救。 第二天早上，张洪清醒来时，发现同事们都守在病床前。老板也来了，看到他身上的警服，才知道这个拼命干活的小工，竟然是一名警察。“张警官，我真是对不住你，不知道你是……”老板满脸愧疚地说。张洪清只是笑了笑，说：“没事，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同事们都知道他的难处，纷纷劝他：“洪清，别这么拼了，我们帮你想办法。”可张洪清摇了摇头，他不想给同事们添麻烦，追凶的路，他必须自己走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洪清的追凶之路依旧没有尽头。他把那140多名重点人员重新查了一遍又一遍，把建昌县的每一个村镇都走了一遍又一遍，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前前后后投入了几万块钱，可案件依旧没有任何头绪。他的心情越来越苦闷，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 2001年9月6号，是妻子和孩子遇害八周年的忌日。张洪清特意请了假，买了一束白菊，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山坡上的坟茔已经长满了杂草，他蹲在坟前，一点点把杂草拔掉，然后把白菊插在坟前。“凤芝，艳艳，磊磊，对不起，爸爸还是没找到凶手……”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就着眼泪，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 酒精很快就起了作用，他觉得头晕目眩，靠在坟边的大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妻子穿着那件碎花褂子，牵着女儿和儿子的手，笑着向他走来。“洪清，我们想你了。”凤芝的声音依旧温柔。 “凤芝！艳艳！磊磊！”张洪清激动地跑过去，想要抱住他们，可就在他快要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消失了，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不要走！不要走！”他大喊着，猛地从梦中惊醒。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山坡上刮起了冷风。张洪清看着眼前的三座坟茔，泪水再次流了下来。他跪在坟前，用手指抠着地上的泥土，一字一句地说：“凤芝，艳艳，磊磊，我再跟你们发誓，不破此案，我绝不罢休！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凶手揪出来！” 张洪清十年如一日追凶的故事，渐渐在公安系统内部传开了。他的执着和坚韧，感动了每一个人。曾经的同事们，都想尽办法帮他查找线索；一些老领导也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不要放弃，还为他协调了一些资源。 2003年2月20号，一个电话让张洪清沉寂多年的心，重新燃起了希望。电话是刑警队的老战友打来的，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洪清，有线索了！有个叫王刚的人，说他知道杀害你妻儿的凶手是谁！” 张洪清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地上。他猛地站起来，声音颤抖地问：“你说什么？王刚？他在哪？” “王刚是我们正在调查的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他交代的时候提到了你的案子，可还没说清楚，就趁着我们不注意溜走了。”老战友说，“我们正在全力查找他的下落，一有消息就立刻通知你。” 挂了电话，张洪清的心脏狂跳不止。王刚这个名字，他记得，这个人曾经因为盗窃被他送进监狱服刑两年，没想到，竟然是他知道凶手的线索。他立刻冲出办公室，骑着摩托车，开始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寻找王刚的踪迹。他知道，王刚居无定所，又是单身一人，找他就像大海捞针，可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那些天，张洪清几乎没有合过眼。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就骑着摩托车在县城的网吧、旅馆、工地等王刚可能出现的地方转悠，饿了就啃口干馒头，渴了就喝口凉水。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嗓子也沙哑了，可他依旧没有放弃。 2003年4月9号晚上，张洪清正在宿舍里整理线索，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喂？”他试探着问。 “是张洪清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我是！你是谁？”张洪清的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是王刚。”对方说，“我知道杀害你老婆孩子的凶手是谁，我想跟你见一面，当面告诉你。” “好！你说地点！”张洪清毫不犹豫地说。 “就在县城东头的废弃工厂，你一个人来，别带其他人。”王刚说完，就挂了电话。 同事们得知消息后，都劝他不要单独前往，担心有危险。“洪清，王刚这个人很狡猾，万一他是想骗你，或者有什么别的企图怎么办？我们跟你一起去。” “不行，他让我一个人去，我不能打草惊蛇。”张洪清说，“放心，我有分寸。”他从抽屉里拿出手铐和警棍，藏在身上，然后骑上摩托车，朝着废弃工厂赶去。他知道，这可能是抓住凶手的唯一机会，就算有危险，他也必须去。 废弃工厂里一片漆黑，只有月光透过破旧的窗户，洒下几道微弱的光线。张洪清刚走进工厂，就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角落里。“王刚？”他喊了一声。 黑影慢慢走了出来，正是王刚。他的脸上满是疲惫，眼神躲闪。“张警官，我知道你找我找得很苦。”他说。 “凶手是谁？”张洪清急切地问，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 王刚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杀害你老婆孩子的凶手，是头道营子乡的赵铁石。” “赵铁石？”张洪清皱了皱眉，这个名字他有些印象，1993年的时候，赵铁石因为抢劫被他抓获，收审了两个月；后来又因为赌博被他罚款200元；没过多久，赵铁石又因为打架斗殴，他正准备拘传他，没想到他却跑了。 “1995年的时候，我跟赵铁石在一个工地上打工，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他喝多了，就跟我吹嘘。”王刚回忆说，“他说‘你知道张洪清家被灭门的案子是谁干的吗？就是我！那小子跟我过不去，总找我的麻烦，我就让他家破人亡！’他还说，你一直在找他，他早晚要把你也干掉，以绝后患。”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张洪清问。 “我当时害怕啊！赵铁石那个人心狠手辣，我不敢说。”王刚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年，我看着你为了找凶手，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虽然被你送进过监狱，但我知道，你是个好警察。我不能再瞒着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得知凶手的名字，张洪清的身体晃了晃，十年的委屈、痛苦、执着，在这一刻都有了着落。他紧紧握住王刚的手，声音沙哑地说：“谢谢你，王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他立刻带着王刚，赶到了建昌县公安局，向局领导汇报了这个重要线索。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局长亲自带队，连夜展开对赵铁石的抓捕工作。 2003年4月10号凌晨，天还没亮，抓捕队伍就悄悄出发了。赵铁石的家在头道营子乡的一个小山村，抓捕人员分成几组，悄悄包围了他的家。“行动！”随着局长的一声令下，民警们踹开房门，冲进了屋里。 此时的赵铁石，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对即将到来的抓捕一无所知。当冰冷的手铐铐在他的手腕上时，他才猛地惊醒，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们……你们干什么？”他结结巴巴地问。 “赵铁石，我们是建昌县公安局的，1993年9月6号，张洪清家灭门案，是你干的吧？”刑侦支队长厉声问道。 赵铁石的身体抖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是我干的。” 在审讯室里，赵铁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1993年，他因为抢劫、赌博、打架斗殴等事情，多次被张洪清处理，心里对张洪清怀恨在心。“他就是跟我过不去，一次次找我的麻烦，让我没法安生。”赵铁石说，“我当时就想，既然他不让我好过，我就干脆让他家破人亡，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 1993年9月5号深夜，赵铁石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尖刀、手套等作案工具，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张洪清家。他趁着夜色，翻墙进入院子，看到屋里的灯已经灭了，知道张洪清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睡熟了。他从窗户跳进屋里，用尖刀残忍地杀害了张凤芝和两个孩子。 作案后，赵铁石害怕留下痕迹，戴上手套清理了现场，然后带着作案工具逃离了。走了几分钟，他看到路边有一口小井，就把尖刀、绳子等工具扔进了井里。回到家后，他又把沾满血迹的衣服烧毁了。“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恐惧中，看到张洪清一直在找凶手，我就知道，我早晚有一天会被抓住。”赵铁石说，“我今年33岁了，不敢成家，不敢交朋友，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这种日子，我受够了。” 根据赵铁石的交代，警方在那口小井里，打捞出了一把生锈的尖刀和一段腐烂的绳子，经过技术鉴定，尖刀上的血迹，正是张凤芝和两个孩子的。铁证如山，这起沉寂了十年的灭门惨案，终于真相大白。 2003年6月23号，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铁石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张洪清坐在原告席上，看着被告席上的赵铁石，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悲痛。当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的手紧紧攥着，指甲几乎嵌进肉里。 “被告人赵铁石，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听到“死刑”两个字时，张洪清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这一次，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释然的泪。十年追凶，他终于为妻子和孩子讨回了公道。 判决生效后，张洪清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他买了一束鲜艳的康乃馨，来到妻子和孩子的坟前，把花轻轻插在坟前的泥土里。“凤芝，艳艳，磊磊，凶手抓到了，法院判了他死刑，你们可以瞑目了。”他蹲在坟前，轻声地说，“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们，你们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 风轻轻吹过，山坡上的草随风摆动，像是妻子和孩子的回应。 第147章 硫酸复仇案 2005 年的 4 月，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的小村子还裹着北方晚春的微凉。田埂上的麦苗刚抽出新绿，村口的老槐树才攒出半树嫩叶，风掠过的时候，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吹得院门吱呀作响。这样的清晨，本该是村子里最寻常的模样。 烟囱里飘出炊烟，狗在巷子里慢悠悠地晃，妇人端着盆在井边搓衣裳，孩子的嬉闹声能绕着村子飘三圈。 可 4 月 24 号这天，这份平静从下午开始，就被重庆女子韩浪的脚步踩碎了。 她的家在村子最东头的一排小平房里，是租来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下午一点，她从村口的小超市打零工回来，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没有那个总爱扑到她腿边喊 “妈妈” 的小小身影。 “程程？” 韩浪喊了一声，声音穿过敞开的窗户，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没得到半点回应。 她起初没太在意。6 岁的程程是个皮实的孩子，平日里总爱和村里的小伙伴在巷子里追跑，或是跑到后山的坡上摘野酸枣，顶多玩到晚饭时就会颠颠地跑回家，手里还攥着一把揉烂的野草，献宝似的塞给她。 她把买回来的馒头放在灶台上，拿起墙角的扫帚扫了扫地上的灰尘，又往灶里添了两把柴，等着儿子回来喊饿。可时针慢慢滑向两点、三点，日头从头顶偏到了西边，院门口的石板路上，依旧只有风吹过的痕迹。 韩浪的心开始往上提。她走到门口，朝着巷子口喊：“程程！程程你在哪？” 巷子里只有几只鸡扑腾着翅膀走过，隔壁的王婶探出头来：“浪啊，没见着孩子，晌午还看他跟张家那小子往村西头去了呢。” “张家那小子” 是同村张二群的小儿子妍妍，13 岁，比程程大了七岁，平日里不爱说话，偶尔和村里的小孩玩闹时，总带着股子倔劲。韩浪皱了皱眉，转身往村西头走，边走边喊，声音穿过一户户紧闭的院门，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 “程程~”“程程你听见了就应妈妈一声...” 她的声音一开始还带着些急切，后来渐渐染上了慌意。村西头的麦场、井台、废弃的砖窑，她都找了个遍，连麦秸垛的缝隙里都扒拉了几下，还是没看到儿子的影子。太阳沉到山后头，天一点点暗下来，远处的山影变得模糊，风也凉了，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村里的邻居见她急得眼圈发红，也跟着帮忙找。有人打着手电筒往山上走，有人挨家挨户敲门问，可从村东到村西，从山脚到山腰，喊哑了嗓子，也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回荡。 韩浪的脚步越来越沉，鞋底沾了泥，裤脚被路边的荆棘划破了口子，可她顾不上这些。她一遍又一遍地想，程程会不会是摔进了沟里？会不会是被什么野物吓到了？又或者，只是贪玩跑到了邻村？ 可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种更可怕的猜想压了下去：程程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这么久，就算跑远了，也会记得回家的路。 从下午 1 点到夜里 12 点，整整十一个小时，韩浪几乎没停过脚步。她的嗓子哑得发不出声音，嘴唇干裂起了皮，脚下的石子硌得她脚心生疼，可她还是机械地走着，喊着，直到双腿发软，靠在村口的老槐树上，看着黑漆漆的村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彻骨的恐惧。 那恐惧像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来，顺着脊梁骨流进五脏六腑，让她浑身发抖。她不敢再想下去，只能蹲在树底下，双手抱住膝盖，眼泪混着汗水砸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线才泛起一点鱼肚白，韩浪就又爬了起来。一夜未合眼，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布满了血丝，脸上还沾着泥土和泪痕。她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水，就又往村西头走去. 那里是她昨天最后找到的地方，也是妍妍家的方向。 走到上午十点，她的脚步虚浮，几乎要栽倒在地，只能扶着墙根慢慢走。路过村头的小卖部时，老板娘递给她一碗热水，她喝了两口，烫得喉咙生疼，却还是硬咽了下去。 中午时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突然从巷子里冲出来，跑到她面前，仰着小脸，声音带着孩童的懵懂：“韩阿姨，村西头的老井里，好像有个孩子……” “轰” 的一声，韩浪觉得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道雷。她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你说什么？井里有个孩子？” 小男孩被她的样子吓到了，往后缩了缩：“我跟我哥去井边玩，看见井里有个人，倒着的……” 韩浪松开手，疯了似的往村西头的老井跑。她的鞋跑掉了一只，赤着脚踩在石子路上，脚心被磨出了血，可她感觉不到疼，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跳得她快要喘不过气。 老井边已经围了几个村民，都踮着脚往井里看，脸上带着惊恐和惋惜。韩浪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井台上盖着一块厚重的大石板，被人挪开了一条缝，里面黑黢黢的，只能看到一点模糊的影子。 她颤抖着双手，用尽全身力气掀开石板。石板落地时发出 “哐当” 一声巨响，惊飞了树上的几只麻雀。 然后，她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 井里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一个小小的身体倒立在石块中间，头埋在石缝里，看不清脸，只有一双小小的脚露在外面，脚上穿着一双蓝色的帆布鞋，那是上个月她刚给程程买的，鞋面还绣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小熊，是程程自己挑的，说要和幼儿园小朋友的鞋子一样好看。 那只小熊的图案，此刻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韩浪的眼睛里。 她张了张嘴，想喊儿子的名字，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耳边的嘈杂声也变得遥远，她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然后眼前一黑，直直地倒了下去，被旁边的村民一把扶住。 程程没了。 那个才六岁，会用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会帮她擦眼泪，会说 “妈妈别哭，我将来挣钱给你买冰箱冻冰棍” 的儿子，就这么没了。 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赶到了现场。法医下到井里，小心翼翼地把程程的尸体抱上来，孩子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身上还沾着石块的碎屑。民警在周围勘查时，发现井边的泥土里有一串少年的脚印，顺着脚印找过去，最终停在了张二群家的门口。 面对民警的询问，13 岁的妍妍起初还低着头不说话，直到民警拿出在他袖口发现的泥土和程程衣服的纤维，他才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少年的怯意，却又透着一股冷漠：“他跟我抢石头，我就掐了他脖子…… 然后把他扔井里了，填了石头，这样就没人找到了。” 短短几句话，像冰锥一样扎在韩浪的心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到民警的转述时，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浸湿了枕巾。她怎么也想不通，不过是孩子间的玩闹，怎么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一个六岁的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对待？ 可法律的规定，却让她的恨意无处安放。妍妍只有 13 岁，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最终做出了收容教养三年的决定。 这个结果，像一块巨石，压得韩浪喘不过气。她的儿子没了，可杀人的凶手，只需要在教养院里待三年，就能重新出来，继续过他的人生。而她的程程，永远停留在了六岁，连一口他最爱吃的冰棍，都再也尝不到了。 韩浪的命，从来就不算好。 22 岁那年，她在重庆的老家，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 15 岁的男人。男人是个木匠，话不多，脾气却倔，两人婚后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拌嘴吵架是家常便饭。不久后程程出生，小小的孩子成了她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可日子并没有因此变好，夫妻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走到了决裂的地步。 2001 年，韩浪带着还在襁褓里的程程，跟着后来的男朋友离开了重庆。他们一路辗转，最后来到了北京房山区的这个小村子，租了间小平房，算是安了家。男朋友是个残疾人，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开销大多靠韩浪在村口的小超市打零工，还有偶尔帮人缝补衣服挣的零钱，日子过得清苦，却也因为有程程在，多了几分暖意。 程程上了幼儿园后，很快就显露出了聪慧。他不爱哭也不爱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拿着一根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从歪歪扭扭的 “一” 字，到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再到跟着老师念唐诗，他学得比班里的其他孩子都快。幼儿园的王老师总拉着韩浪的手说：“浪啊，你家程程是个好苗子，脑子灵光，字写得也漂亮，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韩浪听着这话，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她把程程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哪怕自己舍不得吃一口肉，也要省下钱来给孩子买本图画书，或是买根五毛钱的冰棍。 程程也懂事得让人心疼。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吵着要玩具、要零食。别的小朋友举着变形金刚在巷子里跑，他就站在一边看，眼神里有羡慕，却从不说 “妈妈我也要”；夏天天热，别的孩子吵着要冰淇淋，他顶多拉着韩浪的衣角，小声说：“妈妈，我想舔一口冰棍就行。” 韩浪背井离乡，在异乡的日子里，难免会受委屈。超市的老板娘嫌她手脚慢，偶尔会甩脸子；房东催房租时，语气带着不耐烦；和男朋友拌嘴时，她总觉得心里憋得慌。每当这时候，她就会躲在屋里，背对着程程偷偷抹眼泪。 而小小的程程，虽然不懂妈妈为什么哭，却总会踮着脚，用胖乎乎的小手扯着她的衣角，再用手背小心翼翼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别哭，我将来好好学习，挣钱给你买冰箱，天天给你冻冰棍吃。” 他以为妈妈哭，是因为没吃到冰棍。 孩子的话，让韩浪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把程程搂进怀里，感受着怀里小小的、暖暖的身体，心里想着，只要有儿子在，再苦的日子也能熬过去。程程是她的希望，是她撑下去的全部理由。 可现在，希望没了。 程程的葬礼办得很简陋，韩浪拿不出钱买好的棺材，只能用一块薄木板做了个小棺木，把孩子葬在了后山的坡上。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雨，她跪在坟前，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冰冷的墓碑，嘴里念叨着：“程程，妈妈对不起你，要是妈妈没带你离开重庆，要是妈妈没让你跟妍妍玩，你就不会走了……” 从那以后，韩浪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去超市打工，也不再和邻居说话，整日待在空荡荡的屋里，眼神空洞。屋里的灶台上，还放着程程没吃完的半袋饼干，桌子上，还摆着孩子写满字的练习本，可那个会喊她妈妈的小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 有一次，一只飞蛾从窗户缝里飞进来，绕着灯泡打转。韩浪伸出手，轻轻把飞蛾拢在手心，又小心翼翼地放到窗外。她总觉得，这些小小的活物，是程程回来看她了。她舍不得赶它们走，就像舍不得赶走心里那点微弱的念想。 她每天都盼着天黑，因为只有在梦里，她才能见到程程。梦里的程程，还是穿着那双蓝色的帆布鞋，手里攥着一把野酸枣，笑着朝她跑过来，喊着 “妈妈”。可每当她伸手去抱，孩子的身影就会突然消失，只留下一片冰冷的黑暗。 她常常在夜里惊醒，伸手往旁边摸，只摸到一片冰凉的床板。然后她就会披着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喃喃地喊：“程程，你上哪去了？怎么不等妈妈？怎么能丢下妈妈一个人？” 冬天很快来了，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可韩浪的家里，却比外面还要阴冷。她没钱买煤取暖，也根本不在意冷不冷。她的心已经冻住了，连身体的寒冷都感觉不到。她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药片越吃越多，有时候甚至想，要是永远醒不过来，就能去陪程程了。 2006 年 1 月 3 号，是韩浪这辈子都记得的日子。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她状告张二群夫妇的民事索赔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张家需要赔偿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15 万余元。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韩浪的心里燃起了一点微弱的火苗。她不求别的，只想让张家拿出这笔钱，好好给程程修修坟，让孩子走得安心。哪怕他们说一句对不起，她心里的恨，或许也能少一点。 可这火苗，很快就被张家的态度浇灭了。 张家说，他们没有能力赔偿。张二群在一家公司上班，月薪 2400 块，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根本拿不出 15 万。法院多次调解，张二群提出分期支付，可韩浪不敢同意， 她怕张二群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妍妍从教养院出来，拖到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她的程程，就白死了。 赔偿款的执行，就这么一直拖着。 2006 年 4 月，距离程程去世已经快一年了，韩浪再也等不下去。她找到法院，要求再次调解，提出了一个最低的要求：“就算拿不出 15 万，先把 1 万块的丧葬费给我，让我给孩子好好办个后事，行不行？” 可面对这个要求，张二群只是皱着眉，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没有。” 韩浪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不是不知道张家拿不出 15 万，可 1 万块钱，对于一个月薪 2400 块的家庭来说，怎么会拿不出来？那是她儿子的丧葬费啊，是孩子最后一点体面，张二群怎么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更让她心寒的是，从程程去世到现在，张家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过一句对不起。不仅如此，她还听村里的人说，张二群在巷子里跟人闲聊时，还得意洋洋地说：“没事，我儿子三年以后就能出来了，到时候该干啥干啥。” 这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扎进了韩浪的心里。她的孩子躺在冰冷的坟里，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而杀人凶手的家人，却还在炫耀着凶手很快就能出来。 程程在井里倒立的惨象，一次次在她脑海里回放。她仿佛能听到孩子在井里喊 “妈妈救我”，那声音尖利又绝望，搅得她夜不能寐。丧子之痛像潮水，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她的神经，而张家的冷漠和嚣张，让这份痛慢慢变成了刻骨的恨。 她觉得自己的心，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已经扭曲了。她要报仇，她要让张家也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要让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剜心的滋味。 一个复仇的计划，在她心里慢慢成型。 法院的调解再次失败后，韩浪从法院出来，径直走进了街边的一家五金店。她看着货架上的浓硫酸，瓶子上印着醒目的 “腐蚀品” 标志，心里却异常平静。她买了 5 斤浓硫酸，装在一个塑料桶里，拎回了家，放在了墙角。 她原本想，要是张家能有一点悔意，能主动拿出丧葬费，能说一句对不起，她就把这桶硫酸扔了，就算为了程程，也放过他们。可她等了一天又一天，张家的门始终紧闭，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韩浪不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她看着墙角的硫酸桶，心里也有过犹豫。她想起程程教她的 “善” 字，想起孩子说要好好学习做个好人，可一转头，看到桌子上程程的照片，看到孩子笑得眉眼弯弯的样子，那份犹豫就又被恨意取代了。 2006 年 9 月，村里的小学开学了。韩浪站在村口，看着和程程一样大的孩子背着书包，牵着父母的手走进学校，说说笑笑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要是程程还活着，今年也该上一年级了，也会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地去学校，也会拿着满分的试卷回来给她看。 可这一切，都被张家毁了。 她又去找了张二群，可张二群依旧是那副态度，甚至还狡辩：“杀死你儿子的是别人，不是我儿子，我已经报案了。” 韩浪跑到公安局去问，民警告诉她，案子早就结了，凶手就是妍妍，张二群根本没报过什么案。她这才知道，张二群一直在骗她，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推脱责任。 恨意，终于攒满了。 2006 年 11 月，距离程程去世已经一年七个月了，张家依旧没有道歉，也没有拿出一分钱。绝望的韩浪，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给自己的妈妈和男朋友各写了一封遗书。信纸是从程程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上面还留着孩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她在信里写：“没有了这孩子，我一直也不好过，我豁出去了，我要让他们为程程偿命。” 她知道自己这么做是犯法的，可她已经顾不上了。她只想让张家付出代价，让他们也体会一下，什么叫失去最珍贵的东西。 张二群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晴晴，二女儿乐乐，小儿子妍妍。乐乐小时候因为脑出血落下了残疾，平日里很少出门；妍妍在教养院里，她碰不到；而晴晴，是张家最骄傲的孩子，也是韩浪锁定的复仇目标。 韩浪想，张家不是觉得妍妍出来就没事了吗？那她就毁了张家的希望，让他们也尝尝，希望被打碎的滋味。 晴晴是个懂事的姑娘。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去了十多里外的学校读书，为了节省路费，她住在同学家里，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趟。她学习刻苦，放学之后总是趴在桌子上写作业，连电视都舍不得看。后来，她考上了丰台区的一所技校，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她省吃俭用，连一顿肉菜都舍不得点。有一次公交车涨价，她干脆住在学校里，一个月都没回家，就为了省下那几块钱的车费。 每次回家，晴晴都会抢着帮妈妈下地干活，把家里的桌椅擦得干干净净，把院子里的杂草拔得精光。对于家里出了妍妍这样的事，晴晴心里也憋着一股愧疚，她总想着，自己多挣点钱，多替家里做点事，就能弥补一点弟弟犯下的错。 在技校的三年里，晴晴靠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合格证书，还有国家职业技能证书。2006 年 11 月，她毕业了，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第一个月就拿到了 1450 块的工资。 11 月 24 号，晴晴回了家。她把工资塞到妈妈手里，笑着说：“妈，这是我第一次挣钱，你拿着买点好吃的，也给乐乐买点零食。” 妈妈拉着她的手，眼眶发红：“晴晴啊，你咋这么懂事，苦了你了。” 第二天是周末，妈妈想让她留下来住两天，一家人好好聚聚。可晴晴摇了摇头：“妈，我早点回单位，还能多挣点钱，家里还要给乐乐看病呢。” 她不知道，这句充满孝心的话，成了她人生悲剧的开端。 11 月 24 号晚上，韩浪看到晴晴从城里回来，心里就清楚，晴晴第二天肯定要回单位。她觉得，这是报仇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 她从墙角把硫酸桶拎出来，倒出了大约一斤的浓硫酸，装进了一个平时喝水用的大茶杯里。浓硫酸在杯子里晃荡着，发出粘稠的声音，映着灯光，泛着诡异的光泽。韩浪看着杯子，手微微发抖，可一想到程程，她的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 11 月 25 号早晨 6 点多，天刚亮，韩浪就出门了。她走到村口的公交车站，站在路灯下，看着空荡荡的站台，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她终于能为程程报仇了；紧张的是，她知道自己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7 点多，她又去了一趟车站，还是没看到晴晴的影子。她在站台边来回踱步，手指紧紧攥着口袋里的茶杯盖，指甲嵌进了肉里。 9 点多，韩浪第三次来到车站，终于看到了张二群的妻子送晴晴过来。晴晴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正跟妈妈说着话，脸上带着笑容。 韩浪的心跳骤然加快，她赶紧躲到站台旁边的大树后面，屏住呼吸，看着晴晴和她妈妈道别，看着晴晴走上公交车。 她跟着人群挤上了车，目光死死地盯着晴晴的背影，找了一个和晴晴同一排、只隔着过道的座位坐下。她能看到晴晴的头发，能闻到晴晴身上淡淡的洗衣粉香味，那是和程程身上一样的味道，让她的心里一阵刺痛。 公交车缓缓启动，穿过村子，驶上了公路。车里的乘客不多，有人靠着窗户打盹，有人低声聊着天，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韩浪的手一直放在腿上的茶杯上，手心全是汗，把茶杯的外壁都浸湿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公交车在一个道口停下，车门打开，有乘客上下车，车里顿时乱了起来。 就是这个时候。 韩浪猛地站起来，端起茶杯，扭身掀开杯盖，将里面的浓硫酸，一股脑地泼向了晴晴。 “滋啦 ——” 浓硫酸接触到皮肤的瞬间，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一股浓烈的、皮肉被烧焦的味道立刻弥漫了整个车厢。晴晴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那声音尖利得像是要刺穿人的耳膜，让车里的乘客都吓呆了。 “硫酸！是硫酸！”“小姑娘被泼硫酸了！快打 120！” 乘客们的惊呼声、尖叫声混在一起，车厢里乱作一团。韩浪趁着混乱，转身就往车下跑，可刚跑了两步，就被一个男人抓住了胳膊。那是一位坐在晴晴旁边的消防队员，他的胳膊也被硫酸溅到了，皮肤已经红肿起泡，可他还是忍着剧痛，死死地拽住了韩浪。 公交车的售票员和司机也赶紧跑过来，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别跑！你把人伤成这样，想跑？” 售票员气得脸色发白。 韩浪挣了挣，没挣开，反而平静地说：“我不跑，我要自首。” 消防队员忍着疼，指着她手里的茶杯：“杯子里是什么？” “硫酸。” 韩浪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晴晴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生剪开她的衣服时，看到她的头面部、双上肢、双大腿都被硫酸烧伤，皮肤溃烂发黑，触目惊心。后来的法医鉴定显示，晴晴的全身烧伤面积达到 15%，属于重伤。除此之外，车上还有三名乘客也被硫酸溅到，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2007 年 6 月 18 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硫酸毁容案。 韩浪被法警带进法庭时，穿着一身黄色的号服，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她刚走进法庭，就忍不住用手抹眼泪，肩膀微微颤抖。晴晴因为伤势严重，没能到庭，只有她的父亲张二群坐在原告席上。张二群看到韩浪时，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狠狠地瞪着她，手指攥成了拳头。 当公诉人指控她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韩浪只是点了点头，平静地说：“我认罪。” 可当公诉人提到 “张二群 13 岁的儿子妍妍掐死韩浪 6 岁的儿子程程” 时，韩浪突然崩溃了。她捂着脸，趴在被告席上失声痛哭，哭声里满是委屈和绝望，回荡在肃穆的法庭里，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叹气。 “你为什么要向张二群的大女儿晴晴泼硫酸？” 公诉人问道。 韩浪抬起头，脸上满是泪水，声音嘶哑：“他儿子把我儿子杀了，一分钱也不赔。我只要 1 万块的丧葬费，他们都不给，还说我儿子白死了，说他儿子三年就出来了。” “你认为以张家的经济状况，能拿出这笔钱吗？” “能，1 万块钱，他们肯定拿得出。” 韩浪的眼神里带着恨意，“我知道泼硫酸要坐牢，可我要是死了，正好能去陪我儿子。我的程程才六岁，他就那么没了……” 轮到张二群发表意见时，法庭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张二群指着韩浪，质问道：“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报复？” “我等了一年多，等你们给我钱，等你们说一句对不起！” 韩浪也激动起来，冲着张二群喊，“法院调解，我来了，你呢？你躲着不见！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你们不内疚，还到处炫耀，说你儿子三年就出来了，你们怎么不想想，我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报复我二女儿，偏偏报复我大女儿？” 张二群的声音也拔高了。 “因为她是你们的希望！” 韩浪的眼睛红得吓人，“我就是要让你心疼，让你把舍不得赔我的钱，拿去给你女儿看病！” “你泼硫酸的时候已经怀孕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张二群又问。 韩浪的眼神黯淡下来，声音低了几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事发之后，我觉得对不起晴晴，就把孩子打掉了。” 她以为，打掉自己的孩子，就能弥补一点对晴晴的伤害。可她不知道，这种弥补，既荒唐又无力，既伤害了自己，也无法挽回晴晴的痛苦。 而那个当初自称 “拿不出 1 万块丧葬费” 的张二群，在法庭上向韩浪提出了总计 43 万余元的民事赔偿要求，其中还包括他月薪 2400 元的误工损失费，以及晴晴月薪 1200 元的误工损失费。 主审法官听到这里，忍不住打断了他：“法院当初判决你赔偿韩浪 15 万元，你赔偿了她一分钱吗？” 张二群的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这…… 你问执行庭吧。” “我再问你，你到底赔没赔？” 法官的语气严肃起来。 张二群低下头，小声说：“没赔。” 休庭之后，法官和两位人民陪审员把张二群叫到了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张二群，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你女儿受了这么大的罪，是谁造成的？你儿子杀了韩浪的儿子，法院判你赔偿，你连丧葬费都不给，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换做是谁，心里能好受？你要是早拿出一点诚意，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张二群低着头，一言不发，脸上露出了悔意，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庭审结束时，晴晴的母亲赶到了法庭。她看到韩浪，情绪一下子失控了，挥舞着拳头就要冲上去，嘴里喊着：“你这个疯子！你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法警赶紧拦住了她，韩浪看着这位母亲痛哭的样子，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我不应该向晴晴泼硫酸，我应该对她的父母泼硫酸。晴晴是无辜的，我想跟她说声对不起。” 可这份迟来的道歉，已经无法挽回晴晴的人生。 晴晴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身上的伤虽然慢慢愈合，却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疤痕。她才 18 岁，正是爱美的年纪，却因为这场无妄之灾，变得面目全非。她曾一度绝望到想要自杀，躺在病床上哭着说：“我这辈子都完了，我才 18 岁，以后该怎么办？” 护士劝她：“你要是死了，你爸妈的希望就没了。他们就指着你了。” 晴晴沉默了，只是眼泪不停地流。她对韩浪，甚至说不上恨，只是觉得命运太不公：“我弟弟犯的错，为什么要让我来承担？我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这起案件，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韩浪的遭遇，让人同情。丧子之痛本就难以承受，而凶手家属的冷漠和推诿，更是把她推向了绝望的边缘。如果张家能早点拿出丧葬费，能说一句真诚的道歉，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同情，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韩浪选择用硫酸报复一个无辜的女孩，不仅毁了晴晴的一生，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张二群的家庭，同样值得反思。如果他能站在韩浪的角度，体会一下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能主动承担起责任，而不是一味地逃避和冷漠，他的女儿，也不会遭此横祸。 兔子急了也咬人，可咬人的兔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148章 窗台上的血手印 2008年的六月，桂西的雨季来得又早又猛。连续半个月的阴雨把靖西县胡润镇泡得发潮，青石板路的缝隙里钻出霉斑，出租屋的土墙沁着水痕，连夜里的虫鸣都带着黏腻的湿气。凌晨两点十七分，靖西县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突然炸响，尖锐的铃声刺破值班室的寂静，把趴在桌上打盹的年轻民警李建军惊得一哆嗦，手里的搪瓷缸“哐当”撞在桌角，茶水溅出半杯。 “喂！公安局吗？杀人了！快来人啊！”电话那头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个中年男人的嗓音，混着雨丝被风吹得忽远忽近，“在胡润镇老街的出租屋，三楼，女的，流了好多血……” 李建军瞬间清醒，抓起笔飞快记录：“地址再说清楚点！具体哪栋出租屋？受害人情况怎么样？” “就是菜市场后面那片红砖墙的，最里面那栋！叫邓桂芬，云南来的，在鞋厂上班的……她敲我家门的时候，脖子上全是血，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已经打120了，你们快点！” 挂了电话，李建军抓起对讲机吼得嗓子发紧：“胡润镇老街出租屋命案，全体备勤人员立即集合！带好勘察设备，五分钟内出发！” 警笛声划破雨夜的瞬间，邓桂芬正被抬上救护车。她蜷缩在担架上，浅蓝色的工装被血浸透，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下摆滴着的血珠砸在泥地上，晕开一朵朵暗红的花。邻居张大叔跟在旁边，手里攥着邓桂芬掉在门口的塑料凉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是被砸门声惊醒的，凌晨一点多，他正睡得沉，突然听见“砰砰砰”的巨响，像是有人用尽全力在撞门。披衣开门时，邓桂芬就瘫在他门口，脖子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气管被割断大半，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手指指着自己的出租屋，眼睛里全是惊恐。 “她平时可文静了，”张大叔跟救护车护士念叨，声音里带着哭腔，“一个人来这边快两年了，天天早出晚归在鞋厂踩机器，房租从来都是提前交。昨天傍晚还跟我借酱油，说煮腊肉吃，怎么就遇上这种事……” 救护车的红蓝灯光在雨幕中穿梭时，李建军带着勘察组已经赶到了案发现场。这是一栋典型的桂西老式出租屋，三层红砖小楼，墙皮因为常年潮湿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楼梯是外置的铁架结构，踩上去“咯吱”作响，锈迹斑斑的扶手在雨夜里泛着冷光。 “保护好现场！”李建军扯着嗓子喊，雨水顺着他的警帽檐往下淌，模糊了视线。他示意技术人员先拍照固定，自己则站在出租屋门口观察，房门是老式的木门，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门闩是从里面插上的；门外的铁楼梯上积着雨水，除了医护人员和张大叔的脚印，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痕迹。 “李队，你来看这个！”技术组的小王突然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正蹲在三楼的窗台下，手里举着强光灯，光束照在粗糙的墙面上，一个暗红色的手印清晰地印在那里。手印不大，五指张开，指尖朝向窗户内侧，边缘还残留着未完全干涸的血迹，在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李建军赶紧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凑到跟前。这扇窗户是老式的推拉窗，玻璃上沾着泥点，窗框已经有些变形。他伸手推了推窗户，很轻松就推开了，窗外是一片陡峭的土坡，距离窗户不到半米的地方，立着一根锈迹斑斑的排水管，管子一直通到地面。窗户下方，是一条近两米宽的深沟，沟里积满了雨水，水面上漂浮着落叶和垃圾。 “提取指纹！”李建军下令。小王立刻拿出指纹刷和取证纸，小心翼翼地在血手印上操作。但试了好几次，取证纸上始终只有模糊的印记。“李队，不行啊，这墙面太粗糙了，血渗进了砖缝里，指纹特征根本提取不出来。”小王的声音带着沮丧，他擦了擦额头上的雨水，脸上满是无奈。 现场勘察工作陷入了僵局。技术人员把出租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床单上满是血迹；床边放着一个掉漆的木桌，桌上摆着半碗没吃完的腊肉，一双筷子横放在碗上；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里面装着邓桂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财物丢失的明显迹象，木桌的抽屉是打开的，里面放着几十块零钱和一张身份证，都完好无损。 “难道是熟人作案？”侦查员老周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他从事刑侦工作快二十年了，经验丰富，“门窗完好，没有撬锁痕迹，要么是受害人开门让进来的，要么就是从窗户进来的。但从窗户进来，得越过两米宽的深沟，再顺着排水管爬上三楼，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李建军没说话，他走到窗边，探出头往下看。雨夜的风带着湿气吹过来，刮得脸生疼。排水管距离窗户大约三十厘米，表面因为生锈变得很滑，想要从下面爬上来，必须先用手抓住排水管，双脚蹬着墙面，一点点往上挪，到三楼的时候再侧身翻进窗户，这个动作不仅需要极大的力气，还得有很好的平衡感，稍微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下面的深沟里，非死即伤。 “会不会是受害人自己的手印？”有年轻民警提出疑问。李建军立刻摇头：“不可能。受害人颈部受伤，出血量极大，根本没有力气爬到窗台上留下这样完整的手印。而且这个手印的朝向是内侧，更像是有人从外面进来后，扶着墙面留下的。”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李建军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他赶紧接起电话，脸上的表情随着通话内容慢慢缓和下来。挂了电话，他对着众人喊道：“好消息！邓桂芬抢救过来了，脱离生命危险了！” 现场的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连日的疲惫似乎都减轻了不少。但李建军接下来的话又让大家的心沉了下去：“坏消息是，她颈部的气管和声带都受了重伤，现在还不能说话，没法给我们提供线索。” 希望刚刚燃起，又被浇了一盆冷水。李建军皱着眉头，走到出租屋的走廊上，点燃一支烟。雨水打湿了烟卷，抽起来又苦又涩。他看着雨幕中模糊的村庄轮廓，心里盘算着：凶手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是熟人作案，还是流窜作案？窗台上的血手印，到底是谁留下的？ “李队，要不我们试试？”年轻民警赵勇突然开口，他指了指窗外的排水管，“我来模拟一下凶手的攀爬过程，看看能不能上去。”赵勇身高一米八，是队里的体能标兵，平时训练最刻苦。 李建军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注意安全，下面铺好气垫。” 很快，队员们在楼下的深沟旁铺好了救生气垫。赵勇脱掉警服，只穿了一件短袖，深吸一口气，抓住了排水管。他先是双脚蹬在墙上，一点点往上挪动，刚开始还比较顺利，但爬到二楼的时候，因为排水管太滑，他的手突然一松，身体往下滑了一截，吓得下面的人都惊呼起来。赵勇赶紧用膝盖顶住墙面，稳住身体，又继续往上爬。终于，他爬到了三楼的窗户旁，侧身翻进了屋里，落地时差点摔倒。 “怎么样？”李建军赶紧问。赵勇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喘着粗气说：“太费劲了，这排水管太滑，而且墙面全是青苔，脚下根本使不上力。我一米八的身高，爬到这里都费劲，要是身高不够，根本够不着窗户。” 为了确保准确，李建军又让队里几个不同身高的民警都试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能够完成这个攀爬动作的，必须是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身体健壮的青壮年男性，而且要有一定的攀爬经验，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个结论让侦查范围缩小了不少。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出租屋后面的小山坡进行全面搜查，重点排查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青壮年男性；同时，对胡润镇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村民进行摸排，特别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 天蒙蒙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给湿漉漉的村庄镀上了一层微光。侦查队员们分成几组，开始对后山的小山坡进行搜查。山坡上全是土路，因为刚下过雨，变得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上面，鞋子上沾满了泥巴，重得像灌了铅。 “李队，这边有情况！”侦查员小张的声音从山坡深处传来。李建军赶紧跑过去，只见小张蹲在一片草丛旁，草丛被人踩倒了一片，地面上留下了几个模糊的脚印。“你看，这脚印是朝着后山方向的，而且鞋底的花纹很特别，像是工地用的劳保鞋。”小张指着脚印说。 李建军仔细观察着脚印。因为雨水的冲刷，脚印已经有些变形，但还是能看出大致的轮廓，尺码在四十二码左右，符合之前推断的嫌疑人特征。他顺着脚印的方向望去，草丛后面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一直通向山深处的村庄。“这条路上住的是什么人？”李建军问旁边的村干部。 “是咱们村的农户，还有几个外来的矿工，在山那边的矿山上班。”村干部赶紧回答，“这一片住的人不多，也就十几户。” “立刻对这一片的住户进行逐一摸排，重点关注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穿四十二码劳保鞋的男性！”李建军当机立断。 摸排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后山的村庄不大，住户之间都互相认识，很快就有两个符合条件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一个叫农宏胜，一个叫黄基卡，都是咱们村的，今年都二十岁，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而且都在山那边的矿山打零工，平时穿的都是劳保鞋。”村干部向李建军汇报，“农宏胜已经结婚了，媳妇是邻村的；黄基卡还是单身，跟父母住在一起。” “先把这两个人带回去问话。”李建军下令。 当天下午，农宏胜和黄基卡被带到了公安局。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两个人脸上，显得格外严肃。李建军先审的是黄基卡。这个年轻人身材瘦高，留着一头平头，眼神有些躲闪，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 “6月2号凌晨一点到三点，你在哪里？”李建军开门见山。 黄基卡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声音有些含糊：“我……我在单位值班啊，矿山的值班室。” “有人能证明吗？” “有……有啊，我的同事都能证明。”黄基卡的头埋得更低了。 李建军立刻让人去矿山核实情况。很快，反馈结果就回来了：黄基卡6月2号确实应该值班，但值班记录上显示他中途离岗了两个小时，从凌晨一点到三点，他的同事根本没在值班室见过他。而且，据黄基卡的同事反映，黄基卡这个人有个很变态的癖好，喜欢偷看女人洗澡，之前在矿山的宿舍里，就因为偷看女工洗澡被人揍过一顿，还差点被开除。 这个消息让黄基卡的嫌疑瞬间上升。李建军再次提审黄基卡，把同事的证词摆在他面前。黄基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说！这两个小时你到底去哪了？”李建军猛地一拍桌子，声音洪亮。 黄基卡被吓得一哆嗦，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还是咬紧牙关：“我……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没去哪……” “溜达？在凌晨一点的雨夜里溜达？”李建军冷笑一声，“你是不是去了胡润镇的出租屋？是不是你伤害了邓桂芬？” “不是我！我没有！”黄基卡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喊着，“我就是……我就是怕被单位开除，才不敢说的，我真的没杀人！” 审讯陷入了僵局。黄基卡一口咬定自己没杀人，但又不肯说清楚那两个小时的去向，这让李建军很是头疼。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年轻男子探进头来：“警官，我找你们反映个情况，关于黄基卡的。” 这个男子是黄基卡的同事，叫王磊。他告诉李建军，6月2号凌晨，黄基卡其实是躲在他的宿舍里睡觉了。“那天晚上雨太大，矿山的活也干完了，黄基卡说他不想在值班室待着，就来我宿舍了，从一点多睡到三点多，然后就回值班室了。”王磊说，“他就是怕被领导知道扣工资，才不敢说的，真的跟杀人案没关系。” 为了核实王磊的证词，李建军立刻派人去矿山的宿舍调查。宿舍的其他工友也证实，那天凌晨确实看到黄基卡在王磊的宿舍里睡觉。这样一来，黄基卡的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难道凶手是农宏胜？”李建军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嫌疑人。农宏胜和黄基卡完全不同，他看起来很沉稳，坐在审讯室里，腰背挺直，眼神平静，面对民警的提问，回答得条理清晰，没有丝毫慌乱。 “6月2号凌晨，你在干什么？”李建军问。 “我在家里喝酒，喝多了就睡了，一直到天亮。”农宏胜的声音很平静，“我媳妇可以证明，她那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 李建军立刻找来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个年轻的女人看起来很胆小，说话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家喝酒，喝了好几瓶啤酒，然后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一直没敢叫醒他。”她的证词和农宏胜的完全一致。 线索再次中断。李建军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的案件资料，眉头紧锁。两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一个有了不在场证明，另一个的证词也无懈可击。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可后山的村庄里，再也没有其他符合身高和体能条件的人了。 “李队，会不会是我们漏了什么？”老周走进来，递给他一杯热茶，“农宏胜的证词太完美了，完美得有点不正常。你想，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面对警察的讯问，能这么冷静，一点都不紧张，这本身就很可疑。” 老周的话提醒了李建军。他重新翻阅了农宏胜的审讯记录，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农宏胜说他案发当晚喝的啤酒，是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的。“去查查这个小卖部。”李建军立刻下令。 侦查员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小卖部的老板说，6月2号那天，他根本就没见过农宏胜，更别说卖啤酒给他了。“我那天晚上八点多就关门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在我这买啤酒。”老板肯定地说。 “看来，他的妻子在说谎。”李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农宏胜很可能是用威胁的手段，让他妻子做了伪证。” 但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不能贸然再次提审。李建军决定先等一等，等邓桂芬恢复说话能力，或许能从她那里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民警们没有放弃，每天都去医院看望邓桂芬，给她带去水果和营养品，陪她说话，鼓励她早日康复。邓桂芬虽然不能说话，但每次看到民警，都会用眼神表达感谢。她的眼神里，除了恐惧，还有一丝坚定，她一定要找出伤害自己的凶手。 2008年7月5号，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医院传来了好消息：邓桂芬的颈部修复手术非常成功，她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 李建军立刻带着侦查员赶到了医院。病房里，邓桂芬靠在床头，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好了很多。看到民警进来，她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嘴唇动了动，终于发出了声音，虽然还很沙哑，但足够清晰。 “谢谢你，警官。”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我终于能说出那天晚上的事了。” 李建军示意她慢慢说，给她递过一杯水。邓桂芬喝了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那个恐怖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煮了点腊肉，吃完就洗漱睡觉了。因为天热，我就开着窗户，没拉窗帘。大概凌晨一点多，我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人爬到了我的床上。”邓桂芬的身体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吓得想喊，可是他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还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要是敢出声就杀了我。”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或者有什么特征？”李建军轻声问。 “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我看不清他的脸。”邓桂芬摇了摇头，“但我记得他的头发不长，很短，眼睛很大。他对我实施了侵犯，然后就用刀割我的脖子，说要杀我灭口。我感觉脖子上一疼，血就流了出来，我知道自己要是再反抗，肯定活不成了，就故意屏住呼吸，倒在地上装死。” “他没发现你是装死吗？” “没有。”邓桂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庆幸，“他在我身上摸了摸，见我没反应，就以为我死了。然后他在屋里翻了翻，好像是在找钱，但我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从窗户爬出去了。等他走了，我才挣扎着爬起来，敲响了邻居的门。” 邓桂芬的讲述，让案件的脉络更加清晰了。凶手是从窗户进入现场，实施性侵后杀人灭口，然后再从窗户逃离。而根据她描述的“头发很短”这个特征，黄基卡留的是平头，农宏胜的头发也不长，两个人都符合条件。 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和黄基卡的家进行再次搜查。这一次，侦查员在黄基卡的家里找到了一堆还没来得及洗的衣物，其中有一个蓝色的口罩。“这个口罩很可疑，立刻送去化验！”李建军说。 然而，化验结果却让大家失望了。技术人员没有在口罩和衣物上检测出任何可疑的血迹和dNA信息。“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有民警开始怀疑，“黄基卡本来就在矿山上班，矿山灰尘大，戴口罩是很正常的事，这个口罩可能就是他平时用的。” 李建军也有些困惑。如果黄基卡不是凶手，那农宏胜的嫌疑就更大了。他再次提审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追问，而是跟她聊起了家常。 “你跟农宏胜结婚多久了？”李建军问。 “一年多了。”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怯生生的。 “他平时对你好吗？” 女人的身体顿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被李建军捕捉到了。 “你不用怕，我们是警察，会保护你的。”李建军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是不是农宏胜威胁你了？你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在李建军的耐心劝说下，女人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威胁我……”她哽咽着说，“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手里还拿着一把刀。他对我说，要是警察问起来，就说他一直在家里喝酒，要是敢说漏一个字，就杀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害怕，就只能听他的。”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进行第三次提审。这一次，他没有再跟农宏胜绕圈子，直接把他妻子的证词摆在了他面前。 农宏胜的脸色瞬间变了，原本平静的眼神里充满了慌乱。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她在撒谎，她是因为跟我吵架，才故意污蔑我的。” “撒谎？”李建军冷笑一声，“那你说说，6月2号晚上，你声称在小卖部买的啤酒，老板为什么说没见过你？你根本就没在家喝酒，对不对？” 农宏胜的额头开始冒汗，尽管审讯室里开着空调，温度并不高。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 “你每天下班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是不是？”李建军继续追问，“你是不是因为看到邓桂芬忘记关窗帘，看到她换衣服，才起了歹心？” 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刺破了农宏胜的心理防线。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过了很久，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声音沙哑地说：“是我……是我干的。” 农宏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有一次，他偶然看到邓桂芬忘记拉窗帘，正在屋里换衣服，年轻貌美的身影让他动了邪念。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躲在山坡上，偷偷观察邓桂芬的一举一动，心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6月2号那天晚上，农宏胜喝了点酒，邪念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知道邓桂芬一个人住，而且晚上习惯开着窗户，就决定从窗户爬进去。他凭借着在矿山干活练出的力气，很轻松就爬上了三楼，翻进了邓桂芬的屋里。看到邓桂芬睡得正香，他就扑了上去，实施了性侵。事后，他害怕邓桂芬报警，就想杀人灭口，用随身携带的刀割伤了邓桂芬的脖子。以为邓桂芬死了之后，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回到了家里。为了掩盖罪行，他威胁妻子做了伪证，编造了在家喝酒的谎言。 “我本来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农宏胜的脸上满是悔恨，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根据农宏胜的交代，民警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找到了那把作案用的刀。刀上的血迹经过化验，正是邓桂芬的。至此，这起备受关注的伤人案终于告破。 当邓桂芬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时，激动得哭了起来。她拉着李建军的手，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警官，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2008年8月，农宏胜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未遂）被靖西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第149章 二十年寻亲路：跨越山河的血脉呼唤 2019年7月的深圳，像被扔进了火炉，柏油路蒸腾着扭曲的热浪，连空气都带着黏腻的焦灼。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大厅里，空调冷气再足，也压不住一对中年夫妻身上的沉郁，女人的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浸透水的樱桃，眼角的细纹里还嵌着未干的泪痕，男人脊背微驼，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被汗水浸出黄渍，双手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警官，我们……我们来认亲。”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像被砂纸磨过的琴弦，每一个字都颤巍巍的。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床巴掌大的小棉被，针脚细密，天蓝色的被面已经洗得发灰，边角处磨出了细细的棉絮。旁边压着两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粉雕玉琢的婴儿，裹着同款小棉被，嘴角还沾着奶渍，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这是小军，我们的儿子。”男人补充道，声音沙哑，“1999年丢的，那时候他才五个月大。这被子，是我爱人连夜给缝的，他走的时候就裹着这个。” 大厅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目光落在那床小棉被和旧照片上。谁都知道，在打拐办的认亲室里，每一件旧物都藏着一段撕心裂肺的过往。这对夫妻，男的叫张东华，女的叫王艳华，来自江西赣南的小山村，为了寻找被拐的儿子张小军，他们已经在山河间奔波了整整二十年。 此刻，他们坐在认亲室的长椅上，手心全是冷汗。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这二十年来破碎的希望。王艳华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小棉被的针脚，那是她怀着小军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的，针脚里绣着“平安”两个小字，如今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 “会找到的，艳华。”张东华轻轻拍了拍妻子的肩膀，眼神却有些飘忽。这二十年里，他说过无数次这句话，从最初的坚定，到后来的迟疑，再到如今的自我安慰。他口袋里揣着一沓厚厚的寻人启事，纸页都已卷边，上面的“张小军”三个字，被他用钢笔描了无数遍，墨痕层层叠叠，像刻在心上的烙印。 时间倒回1999年的春天，那时候的深圳还带着一股子野蛮生长的劲儿，高楼在尘土里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像潮水般涌来，张东华和王艳华就是其中的两滴。他们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从江西老家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当时王艳华刚生下小军不久，孩子软乎乎的一小团，抱在怀里像揣着个暖炉。 为了多挣点钱，张东华在坪山一家五金厂找了份钳工的活儿，每天钻在满是机油味的车间里，抡着扳手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王艳华看着丈夫累得倒头就睡，心疼得夜里偷偷抹眼泪。他们租住在城中村的一栋老居民楼里，二十平米的小单间，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就再也容不下多余的家具。楼下是喧闹的菜市场，楼上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空气中永远混杂着油烟、汗水和潮湿的霉味。 “不能总让你一个人扛着。”王艳华咬了咬牙，发现出租屋旁边有间闲置的小门面，不足五平米，刚好能摆一个货架。她跟房东软磨硬泡，以每月一百块的租金盘了下来，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烟酒零食，还有给工友们准备的毛巾、肥皂。白天她抱着小军看店，晚上等张东华回来，就着昏暗的灯泡算账，账本上的数字一笔一划都记得清清楚楚，多挣一块钱，就能给孩子多买一罐奶粉。 为了增加收入，王艳华还在小卖部门口立了块木板，用红漆写着“房东招租，成功介绍提成10元”。那时候城中村的租客流动性大，招租的生意不算少，每成一单，她就能给小军买两袋进口饼干。每次拿到提成，她都先塞进小军的小口袋里，看着孩子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咯咯笑，她就觉得浑身都有劲儿。 1999年5月12号下午，深圳下过一场短暂的雷阵雨，空气里带着泥土的腥气。王艳华抱着小军坐在小卖部的竹椅上，孩子刚喝完奶，小脸红扑扑的，正揪着她的衣角玩。突然，一个背着行李包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额头上沾着汗，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大姐，请问这儿有房子租吗？”男青年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四川口音。 王艳华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有啊，楼上还有两间空房，我带你去看看？”十块钱的提成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足够给小军买一套新的连体衣了。 她刚要抱着孩子起身，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艳华姐，你要带租客看房啊？孩子给我吧，我帮你看着。” 来人是周显海，也是这栋楼的租客，四川南充人，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住了快三个月了。他经常来小卖部买烟，每次都要逗逗小军，有时候王艳华忙着算账，他还会主动帮着抱孩子。小军也特别喜欢他，只要周显海一伸手，不管正哭得多厉害，立马就收住眼泪，小胳膊小腿还会兴奋地蹬着。有一次王艳华要去菜市场买菜，刚好周显海休息，就帮她看了两个小时孩子，回来时小军正趴在他怀里啃手指，笑得口水直流。 “那太谢谢你了，小周。”王艳华没多想，把小军递了过去。孩子在周显海怀里蹭了蹭，抓住他的衣领，咯咯地笑了起来。王艳华叮嘱了一句“别让他乱爬”，就带着租客往二楼走去。 楼梯是水泥的，年久失修，每走一步都发出“嘎吱”的响声，墙面上布满了污渍和涂鸦。王艳华一边走，一边心里惦记着孩子，时不时回头往下看。刚开始还能看到周显海抱着小军在小卖部门口站着，孩子的小脑袋转来转去，好奇地打量着来往的行人。 可这个租客却格外挑剔。第一间房朝南，采光好，他皱着眉摸了摸墙面：“大姐，你看这墙皮都掉了，我住进来还得重新刷，多麻烦。”第二间房带个小阳台，他又嫌床铺太旧：“这床板都松了，我翻身都怕塌了，不行不行。”王艳华耐着性子，又带他看了第三间，他还是挑三拣四，一会儿说窗户太小，一会儿说离厕所太近。 “小伙子，要是实在不满意，附近还有别的居民楼，我也可以帮你问问。”王艳华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了，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又探出头往下看，这一次，小卖部门口空荡荡的，周显海和小军的身影都不见了。 “我的孩子呢？”王艳华的声音一下子变了调，也顾不上租客了，转身就往楼下冲。楼梯间的灯光昏暗，她跑得太急，脚下一滑，摔在了台阶上，膝盖磕出了血，可她根本感觉不到疼，爬起来接着跑。 “小军！小军！”她冲到小卖部门口，扯着嗓子喊，声音里全是哭腔。来往的邻居被她的喊声吸引，围了过来。“艳华，怎么了？”住在隔壁的李大妈问道。“小军不见了，小周抱着他不见了！”王艳华语无伦次地说，双手在胸前乱抓，像是要抓住什么。 她疯了一样在附近的巷子里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小伙子”，可得到的都是摇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的膝盖越来越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直到跑不动了，她才瘫坐在地上，掏出腰间的bp机，颤抖着按出张东华的号码。 张东华正在车间里拧螺丝，bp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小军出事”四个字像炸雷一样在他脑子里炸开。他一把扔下手头的扳手，工作服都没换，光着脚就往车间外跑。车间主任在后面喊他，他也顾不上回头，一路狂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嘴里全是血腥味。 等他跑到出租屋，看到瘫坐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王艳华，还有围在旁边的邻居，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孩子呢？”他抓住王艳华的肩膀，声音嘶吼着，“我儿子呢？” “我对不起你，东华，我不该把孩子交给小周的……”王艳华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张东华的脑子一片空白，他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巨大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想起早上出门时，小军还抓着他的手指笑，想起孩子软乎乎的小脸蛋贴在他脸上的温度，那些画面越清晰，他的心就越疼。 邻居们帮着报了警，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到了。他们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询问着事情的经过。可那时候的城中村，监控摄像头还只是个稀罕物，除了几个模糊的目击证人说看到一个小伙子抱着婴儿往巷口跑了，再没有其他线索。民警调取了附近路口的记录，也只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一闪而过。 “那个叫周显海的租客，住哪个房间？”带队的民警问道。张东华猛地反应过来，带着民警冲到了周显海的出租屋。房门虚掩着，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破旧的衣柜，床上的被子胡乱堆着，地上散落着几个烟蒂。 民警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信里的内容很简单，称呼对方为“显海”，说“事情办得顺利的话，到惠州会合”。旁边还放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黑白色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寸头，眼神躲闪，正是周显海。 “他叫周显海，四川南充人。”王艳华指着照片，声音颤抖，“就是他，把小军抱走的。”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写信人的地址，联系上了周显海的老乡。老乡说，周显海确实是南充人，之前在深圳打工，后来丢了工作，就一直游手好闲。至于他的去向，老乡也不清楚。 就在这时，王艳华突然想起了那个挑剔的租客：“那个租客，他的行李包落在二楼了！”民警跟着她跑到二楼，果然在走廊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旅行包。打开一看，里面没有衣服，没有生活用品，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把包撑得鼓鼓囊囊的。 “这肯定是圈套。”民警皱起了眉头，“那个租客故意拖延时间，给周显海创造机会，他们是一伙的。” 真相像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王艳华最后的侥幸。她瘫坐在地上，泪水无声地流着。她想起周显海平时逗孩子时的笑脸，想起他帮着看孩子时的细心，那些温暖的画面此刻都变成了锋利的碎片，扎得她心口疼。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信任的“熟人”，竟然是处心积虑的人贩子。 接下来的日子，警方在深圳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凡是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有民警的身影。张东华和王艳华也发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打印了几千张寻人启事，贴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寻人启事上，小军的照片被放大，下面写着“如有线索，重金酬谢”，还留着夫妻俩的联系方式。 那段时间，他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在街头奔波，晚上就守在bp机旁，生怕错过任何一条线索。有一次，有人打电话说在东莞看到一个相似的孩子，他们连夜赶过去，结果发现只是一场误会。还有一次，一个流浪汉拿着寻人启事找他们，说知道孩子的下落，要五百块钱才肯说，张东华毫不犹豫地给了钱，最后却发现对方是个骗子。 小卖部早就关了门，货架上的商品都送给了邻居。张东华也辞了工作，夫妻俩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全部用在了寻子路上。他们租不起原来的房子，搬到了更偏僻的棚户区，每天啃着馒头咸菜，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火车票和打印寻人启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军的消息像石沉大海。王艳华每天以泪洗面，眼睛哭得几乎失明，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觉得身边还有孩子的小身体，伸手一摸，却只有冰冷的床板。张东华也变了，原来开朗的汉子变得沉默寡言，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手上的老茧更厚了，那是常年在外奔波磨出来的。 转眼到了2002年，小军被拐走的第三年。有一天，张东华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自己在广州，看到一个孩子跟小军长得很像，还发来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孩子肉嘟嘟的，眉眼间确实有几分像小军。 “终于有线索了！”张东华激动得手都抖了，连忙叫醒王艳华。夫妻俩盯着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王艳华摸着照片上孩子的笑脸，泪水又流了下来：“是小军，肯定是小军，你看这眼睛，跟你一模一样。” 他们立刻联系了对方，对方说要五千块钱的“好处费”，才肯告诉他们具体地址。五千块钱，对于当时的夫妻俩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他们已经欠了亲戚朋友一万多块钱，再开口都觉得难为情。张东华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地求，王艳华甚至去菜市场帮人杀鸡，一天挣二十块钱。就这样，整整凑了一个星期，才凑够了两千块钱。 “大哥，我们实在凑不够了，这两千块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们以后再补。”张东华在电话里哀求着。对方犹豫了半天，终于给了一个地址，还说要再给五百块钱“打车费”，他亲自把孩子送过来。张东华二话不说，找邻居借了五百块，打到了对方的账户上。 接下来的日子，夫妻俩就在出租屋里等着，每天都把小军的小棉被抱在怀里，想象着孩子回来的场景。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对方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他们意识到自己又被骗了，跑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告诉他们，那张照片是用电脑合成的，在当时，这种骗术已经不算新鲜了。 “我的孩子……”王艳华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嘴里反复念叨着“小军”。张东华坐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的手，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知道，妻子的心，又一次被摔碎了。 这样的打击，在寻子的二十年里，发生过无数次。有骗子利用他们的急切心情骗钱，有好心人提供错误的线索让他们空欢喜一场，还有人劝他们“认命吧，孩子找不回来了”。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2005年冬天，一个在青岛打工的老乡给他们打电话，说在当地的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个抱养的孩子，跟小军的年龄差不多，眉眼也很像。张东华和王艳华一听，立刻揣着仅有的几百块钱，买了去青岛的火车票。那时候没有高铁，绿皮火车要走两天两夜，他们买不起卧铺，就挤在硬座上，怀里抱着小军的照片和小棉被。 火车上挤满了人，空气里混杂着泡面味、汗味和脚臭味。王艳华把照片揣在怀里，用体温捂着，生怕被人碰坏。张东华则靠着窗户，一夜没合眼，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里既期待又忐忑。饿了，他们就啃干馒头；渴了，就喝火车上的凉水。两天两夜下来，他们的腿都肿了，嘴唇也裂出了血口子。 到了青岛，他们按照老乡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菜市场。寒风刺骨，王艳华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一边发抖一边打听。终于，在一个卖白菜的摊位前，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正帮着摊主择菜，小脸冻得通红。 “小军？”王艳华试探着喊了一声。孩子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她。张东华冲过去，抓住孩子的手，仔细打量着他的眉眼。可看了半天，他还是摇了摇头，孩子的耳后没有小军特有的那颗小痣。 “对不起，我们认错人了。”张东华的声音带着失落，松开了孩子的手。夫妻俩失魂落魄地走出菜市场，青岛的雪下了起来，雪花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积了一层。他们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连回去的火车票都买不起。 就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大爷看出了他们的难处。“你们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老大爷问道。张东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大爷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攒了很久的退休工资。“拿着吧，买张火车票回家，孩子总会找到的。”老大爷说，还塞给他们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红薯的热气暖着手心，也暖着夫妻俩的心。王艳华接过钱，泪水又流了下来：“大爷，谢谢您，我们以后一定还您。”老大爷摆了摆手：“不用还，只要你们能找到孩子，比啥都强。” 在寻子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好心人。有给他们免费提供住宿的旅店老板，有帮他们打印寻人启事的打印店店员，还有陪他们一起在街头寻找的志愿者。这些温暖，像黑暗中的微光，支撑着他们一步步走下去。 可有时候，绝望也会像潮水一样将他们淹没。有一次，他们听说邻村有个“大仙”很灵，能算出孩子的下落，就借了六千块钱，千里迢迢赶了过去。“大仙”穿着道袍，装神弄鬼地跳了一阵，说只要给六千块钱“香火钱”，就能做法让孩子第二天出现在家门口。夫妻俩明明知道可能是骗局，却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钱给了他。 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家门口空空如也。亲戚们都劝他们：“别找了，再生一个吧，日子还得过下去。”张东华和王艳华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2008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2010年，儿子也出生了。有了新的孩子，家里的气氛终于好了一些，可小军的位置，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被取代过。 王艳华给小女儿取名叫“念军”，希望她能记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哥哥。每次给念军喂奶的时候，她总会想起小军小时候的样子；每次给小儿子买玩具的时候，她总会多买一份，藏在衣柜的最底层，想着等小军回来的时候给他。张东华则把小军的照片放在钱包里，不管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他经常对着照片自言自语：“小军，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一定会找到你。” 夫妻俩没有因为新的孩子而放弃寻找。他们依然会定期去派出所更新信息，依然会在网上发布寻子启事，依然会在全国各地奔波。只是这一次，他们带上了念军和小儿子，让他们也参与到寻亲的队伍中。孩子们虽然小，却很懂事，每次看到寻人启事，都会指着上面的照片说：“这是哥哥，我们要找到哥哥。” 而另一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当年的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张小军的案子始终被放在档案柜的最显眼处。周显海的照片被存入了全国人口信息数据库，每年都会进行比对。随着科技的发展，dNA技术越来越成熟，警方采集了张东华和王艳华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希望能通过基因比对找到小军。 时间一晃，到了2018年。这一年，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打拐办的民警在进行数据库比对时，突然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名男子，与周显海的身份信息高度吻合。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让所有参与办案的民警都兴奋起来。 “立刻出发，去新疆！”打拐办主任拍板决定，带着三名民警组成抓捕组，连夜赶往乌鲁木齐。从深圳到乌鲁木齐，飞机要飞六个多小时，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到达乌鲁木齐时，当地正下着大雨，气温只有十几度，与深圳的炎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抓捕组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一家位于老城区的棋牌室。民警们穿着便衣，伪装成打牌的客人，走进了棋牌室。棋牌室里烟雾缭绕，嘈杂声此起彼伏。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正坐在牌桌前，叼着烟，手里拿着牌，眼神浑浊。 “周显海？”民警慢慢走了过去，亮出了证件。中年男子的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牌掉在了地上。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变成了慌乱，最后低下了头：“我认栽。” 2018年5月26日，周显海在乌鲁木齐被成功抓获。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很快就交代了当年的犯罪事实。原来，当年拐卖小军的主谋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叔叔周俊。 1999年，周显海和几个亲戚从四川老家来到深圳打工，因为好吃懒做，很快就丢了工作，手头拮据。他去找叔叔周俊借钱，可周俊也穷得叮当响。“不如我们去拐个孩子吧，卖了能挣不少钱。”周俊提议道。周显海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可在金钱的诱惑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很快就盯上了小军。周显海因为住在同一栋楼，知道王艳华信任他，于是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让周显海的朋友杨文平假扮租客，以租房为由把王艳华引开；周显海负责抱着孩子溜走；另一个朋友唐威则在巷口准备好摩托车，负责接应。 “那个行李包是我捡的。”杨文平后来交代说，“我在垃圾堆里找了个破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几块石头，这样看起来才像个外来务工的。我故意挑三拣四，就是为了给周显海争取时间。等孩子被抱走了，我就趁乱溜走了。” 根据周显海的交代，民警很快就锁定了其他三名嫌疑人的位置。周俊藏在四川老家的一个小山村，杨文平在广东惠州打工，唐威则在湖南长沙做小生意。抓捕组兵分三路，分别赶赴四川、广东、湖南，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我们把孩子卖到惠州了。”周显海交代说，“拐到孩子之后，我们就坐摩托车去了惠州惠东，通过中间人邱银敏，以一万块钱的价格卖了出去。邱银敏和杨文平的表姐张淑琴各分了一千块，剩下的八千块我们四个人平分了。” 民警根据周显海提供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中间人邱银敏。让人庆幸的是，邱银敏这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搬家，民警在她的家里将她抓获。杨文平也回忆起了当年收养孩子的大致位置，可当民警带着他赶到惠东时，却发现那里早已物是人非。 “就是这里，当年是一排老房子。”杨文平指着一片防洪堤坝说。原来，这二十年来，惠东发展迅速，当年的老房子早就被拆了，改成了防洪堤坝。民警没有放弃，在堤坝附近的居民区展开了逐户排查，可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人贩子都抓到了，可孩子却还是没有找到。张东华和王艳华得知消息后，既兴奋又失落。兴奋的是，伤害他们的凶手终于落网了；失落的是，他们的小军依然杳无音信。“小军，你到底在哪啊？”王艳华对着小棉被喃喃自语，泪水又一次打湿了被面。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线索又要中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2019年7月，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民警在进行dNA数据库比对时，发现深圳一名叫肖毅的二十岁小伙子，与张东华夫妇的dNA高度匹配。 “找到了！我们找到小军了！”民警第一时间给张东华夫妇打了电话。张东华正在工地干活，接到电话后，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对着电话大喊：“真的吗？警官，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肖毅出现在认亲室门口时，张东华和王艳华的目光瞬间就被他吸引住了。小伙子身高一米八，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浓眉大眼，嘴角微微上扬，那眉眼间的神态，和张东华年轻时一模一样。 “小军……”王艳华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摸他的脸，却又不敢。肖毅站在原地，有些茫然，又有些激动。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可养父母从来没有告诉他身世的细节。当民警找到他，告诉他亲生父母一直在寻找他时，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张东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泛黄的照片，递到肖毅面前：“孩子，你看，这是你五个月大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缝的小棉被。”肖毅接过照片，看着上面那个粉雕玉琢的婴儿，又看了看眼前的中年夫妻，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通过肖毅的养父母，张东华夫妇终于了解到了小军被拐后的经历。当年，小军被卖到了惠东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养了他四年，因为家里条件困难，就把他送给了肖毅的养父母。肖毅的养父母没有孩子，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供他读书，教他做人。“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肖毅说，“我很感激他们。” 认亲之后，张东华夫妇和肖毅的养父母见了面。两家人坐在一起，没有想象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聊得很融洽。“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肖毅的养父说，“他想在哪住，就在哪住，我们都支持他。” 最终，肖毅选择继续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但他也没有疏远亲生父母。他把张东华夫妇的联系方式存进了手机，每周都会给他们打电话，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会带着养父母去看望亲生父母，两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张东华夫妇也会经常去深圳看望肖毅，给她带老家的土特产，弥补这二十年来的亏欠。 2020年3月4日，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庭上，张东华夫妇坐在原告席上，看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显海等人，眼神平静而坚定。 法院判决如下：周显海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周俊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唐威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杨文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张淑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邱银敏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王艳华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一次，是释然的泪水。她紧紧握着张东华的手，又看了看身边的肖毅。二十年的寻亲路，跨越了山河，历经了艰辛，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150章 潜伏幼儿园六年的杀人犯 2019年秋，陕西宜川的梧桐叶刚染上浅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却弥漫着一股比寒冬更凛冽的气息。当技术科民警将那份dNA比对报告重重拍在桌上时，老刑警张建军手里的搪瓷缸“哐当”一声磕在桌沿，茶水溅出的水渍在报告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六年了，那个在暴雨夜夺走市人大代表马某性命的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更让整个专案组脊背发凉的是屏幕上跳出的身份信息：嫌疑人李某，现为宜川县阳光幼儿园保安，已在该岗位任职六年。 “他就没走？”张建军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沙哑。六年来，他们排查过周边五省的流动人口，比对过上万份dNA样本，甚至在全国聋哑人数据库里反复筛查，却没想到这个杀人凶手压根没藏远，就潜伏在离公安局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天天守着一群三四岁的孩子。 夕阳透过窗户，在李某的登记照上投下长长的阴影。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保安制服，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谁能想到这张脸背后，藏着一段沾满鲜血的过往。张建军指尖划过照片上的出生日期，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2013年那个暴雨倾盆的夏夜。 2013年7月的宜川，像是被老天爷捅破了堤坝。连续半个月的强降雨让洛河水位暴涨，山上的黄土经雨水浸泡，时不时就传来窑洞坍塌的闷响。县民政局的大喇叭从早到晚循环播放着撤离通知，穿着橙色救生衣的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住在半山腰的村民往山下的安置点送。 原本热闹的圪崂村，到了7月20号傍晚已变得空空荡荡。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被雨水压得低垂，叶子上的泥点顺着枝干往下淌，在地面积成一个个小小的水洼。只有偶尔几声狗吠从安置点方向传来，衬得这片居民区愈发寂静。 马彩琴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作为连续两届延安市人大代表，她放心不下村里几户独居老人，挨家检查完窑洞的门窗，又把自家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分了些给困难户，忙到深夜才和丈夫王建国往安置点走。王建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左腿落下残疾，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一瘸一拐，马彩琴牵着他的手，刻意放慢了脚步。 “明天我再回来看看，老赵家的屋顶还漏着雨呢。”马彩琴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她身上的荣誉证书装了满满一抽屉，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全国双学双比先进女能手，大大小小四十多项荣誉，都是她领着村民种苹果、修水渠挣来的。在宜川，提起“马大姐”，没人不竖大拇指。 王建国攥紧妻子的手，叹了口气：“雨这么大，明天再说吧，当心脚下。” 他们没注意到，黑暗中，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的背影。李某躲在村口的破窑洞里，已经饿了两天。这个从山西河津来宜川打工的男人，因为偷工地的钢筋被开除，身上的钱早就花光了。看着村民们拖家带口撤离，他心里冒出一个邪念：这么多空窑洞，说不定能翻出点值钱东西。 凌晨三点，雨势终于小了些。李某裹紧身上破烂的外套，猫着腰溜进圪崂村。他避开路面上的积水，借着闪电的光亮，摸到了马彩琴家的窑洞前。窑门虚掩着，大概是撤离时没关紧，屋里还亮着一盏小夜灯，马彩琴怕回来拿东西的村民摸黑，特意留的。 “运气不错。”李某心里嘀咕着，轻轻推开门溜了进去。窑洞里陈设简单，土炕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褥子，桌子上摆着一个老旧的电视机。他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只在抽屉里摸到几包烟，正懊恼着，突然瞥见电视机旁的机顶盒。虽然不值钱，但自己租的破屋里正好缺个这东西，李某一把抓过机顶盒塞进怀里，转身就要走。 就在这时，窑洞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男人的呼喊：“老张，你家窑门开着！是不是招贼了？” 是村民王建军。他临时回来拿给老母亲的降压药，远远就看见马彩琴家的灯亮着。想到村里空无一人，他立刻掏出腰间的联防对讲机喊人。不一会儿，四五个村民就拿着铁锹、木棍赶了过来，把窑洞围了个严实。 李某吓得魂都飞了，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他紧贴着墙角，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眼睛飞快地扫过屋子。墙角堆着几个空啤酒瓶，是马彩琴家招待客人剩下的。李某抓起三个啤酒瓶，猛地拉开门，朝着人群的方向狠狠砸了过去。 “哐当！噼啪！”啤酒瓶在地上摔得粉碎，玻璃渣溅起老高。趁着众人躲闪的瞬间，李某故意发出“叽里哇啦”的怪叫，含糊不清地喊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他之前在工地上见过聋哑人，知道这样能让人放松警惕。 “是个哑巴？”有人低声嘀咕。 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李某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怀里的机顶盒也顾不上了，随手扔在地上。村民们反应过来，立刻追了上去，可李某跑得飞快，转眼就消失在黑暗的巷子里。 “快追！别让他跑了！”王建军大喊着带头追上去。 刚跑出没几步，前方斜坡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是马彩琴的声音！众人心里一紧，拔腿就往声音来源跑。昏暗的路灯下，马彩琴倒在血泊里，脑袋旁边沾着一块带血的石块，人已经没了声息。她的丈夫王建国拄着拐杖，正一瘸一拐地往这边赶，看到地上的妻子，腿一软瘫坐在泥水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彩琴！彩琴啊！” 原来，马彩琴放心不下家里，让王建国在安置点等着，自己先回来看看。刚走到村口，就撞见了慌不择路的李某。她以为是小偷，立刻张开胳膊想拦住他，却被李某狠狠一脚踹在胸口。马彩琴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后脑勺正好磕在路边的石块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快打120！打110！”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混乱中，有人掏出手机拨打电话。雨夜的风裹挟着血腥味，吹得每个人心里都发颤。王建国趴在妻子身上，沾满泥水的手一遍遍抚摸着她的脸，泪水混着雨水淌下来：“都怪我，都怪我走得太慢……” 凌晨三点四十分，宜川县公安局的警车呼啸而至。红蓝交替的警灯照亮了雨幕，也照亮了地上那滩刺目的血迹。张建军蹲在现场，小心翼翼地拨开石块旁的杂草，石块边缘沾着少量毛发，地面上除了村民的脚印，还有一串模糊的男士胶鞋印记，一直延伸到巷子深处。 “受害人马彩琴，52岁，延安市人大代表。”年轻民警拿着笔记本，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沉重，“120刚传来消息，抢救无效，已经确认死亡。” 张建军站起身，雨水顺着他的警帽檐往下滴。他望着空荡荡的窑洞，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这么一位为村民办实事的好干部，在雨夜惨遭毒手，无论如何，他都要把凶手绳之以法。 案发当天上午，宜川县公安局正式成立“7·21”专案组，全局刑侦力量全员上阵。会议室里，白板上贴满了现场照片和走访记录，张建军用红笔在嫌疑人特征那一栏重重写下：男性，身高1.7米左右，穿42码胶鞋，疑似聋哑人，宜川本地口音或周边方言。 “根据目击群众描述，嫌疑人逃跑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结合现场遗留的痕迹，初步判断可能是残障人士。”技术科科长推了推眼镜，指着投影仪上的照片，“现场提取到两样可疑物品，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把尖嘴钳，都不是受害人家里的，应该是嫌疑人遗留的。” 王建国被接到公安局做笔录时，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他颤抖着指认了那两样物品：“不是我们家的，彩琴从来不用这种尖嘴钳，我也没见过这块手表。”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哽咽着说：“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抓到他，为彩琴报仇啊。” 张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坚定：“您放心，这案子我们一定查到底。” 很快，技术科传来好消息：在手表表链和尖嘴钳的手柄上，提取到了同一名男性的dNA生物检材。“这可是证据之王！”年轻民警兴奋地喊道，“只要把dNA数据上传到全国数据库，肯定能比对出来！”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dNA数据上传后，经过三天三夜的比对，全国人口dNA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信息，甚至连相似基因都没有。“这说明嫌疑人要么是初犯，要么之前没有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没留下过dNA记录。”技术科科长的话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与此同时，路面监控排查也陷入僵局。圪崂村属于老城区，监控设备本来就少，加上暴雨损坏了部分线路，嫌疑人逃跑的路段恰好是监控盲区。民警们调取了周边所有路口的监控，连续看了几十个小时的视频，眼睛都熬红了，也没找到那个穿胶鞋的模糊身影。 排查工作全面展开。专案组分成十个小组，对宜川县及周边的黄龙、洛川等县进行拉网式走访。重点排查聋哑人学校、残障人士安置点，以及有盗窃前科的人员。张建军带着小组成员，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挨家挨户询问，晚上回到局里还要整理线索，常常忙到后半夜。 “我们排查了宜川县所有登记在册的聋哑人，共137人，都排除了嫌疑。”一周后，各小组汇总情况时，负责排查残障人士的民警汇报说，“周边县的排查也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张建军皱着眉，点燃一支烟。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嫌疑人真的是聋哑人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故意发出怪叫？还有，案发后他是潜逃外地了，还是就藏在宜川某个角落？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没有任何突破。马彩琴的葬礼上，数百名村民自发前来送行，有人举着“还马代表公道”的牌子，看得张建军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在马彩琴的遗像前立誓：“只要我还穿着这身警服，就绝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这一查，就是六年。 六年间，宜川县公安局换了两任局长，但“7·21”专案组从未解散。张建军从副队长熬成了队长，头上的白发多了不少，办公桌上的案件卷宗堆得越来越高，每一页都写满了民警们的心血。他们每破获一起盗窃案，都会把嫌疑人的dNA和“7·21”案的样本进行比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梳理一遍线索，走访当年的目击群众。 2018年，dNA溯源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不再局限于直接比对本人dNA，而是可以通过基因测序，找到同宗同源的亲属基因。这个消息让张建军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安排技术科，将当年提取的dNA样本重新进行深度检测，生成完整的基因序列后，再次上传到数据库。 这一次，命运终于露出了曙光。2019年9月，数据库传来匹配提示：该样本与山西河津市李某家族的基因序列高度相似，属于同一家族分支。 “山西河津？”张建军立刻铺开地图，手指在宜川和河津之间划过，“距离宜川不到三百公里，有戏！” 专案组立刻动身前往山西河津。然而，调查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这个李某家族并非河津本地人，而是几十年前从云南保山迁移过来的，家族分支庞大，分散在河津各个乡镇，甚至还有不少人外出打工，踪迹难寻。 “难道要去云南保山排查？”年轻民警看着手里的家族族谱，犯了愁。从河津到保山，两千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保山那边的家族成员更是分散，排查难度可想而知。 张建军没有犹豫：“分两路走，一路留在河津继续深挖，另一路跟我去保山。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不能放过。” 接下来的一个月，专案组的民警们开启了“连轴转”模式。在河津的民警，每天泡在乡镇派出所，调取户籍资料，走访村干部，一个个联系家族成员；去保山的张建军一行，顶着高原的烈日，在山区里奔波，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晚上只能住在乡镇的小旅店里，吃泡面当晚饭。 “张队，保山这边的家族成员，大多在本地务农，或者去东南沿海打工，很少有人去陕西。”在保山排查了半个月后，民警向张建军汇报，“我们比对了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男性，dNA都不匹配。” 线索似乎又断了。张建军坐在保山的小旅店里，看着窗外连绵的群山，心里有些烦躁。他拿出手机，翻出当年的现场照片，盯着那块上海牌手表出神。突然，他灵光一闪：“会不会嫌疑人根本不是从保山直接去的宜川，而是通过河津的家族成员介绍过去的？我们把重点放回河津，排查所有外出打工的家族男性，尤其是在陕西工作的。” 回到河津后，排查范围进一步缩小。民警们逐一联系家族里外出打工的男性，登记他们的工作地点、联系方式和近期照片。当排查到第213名家族成员时，一个名字让张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李某，男，45岁，现为宜川县阳光幼儿园保安。 “宜川？”张建军猛地站起来，“就是我们那儿！” 他立刻让人调取李某的详细信息。资料显示，李某从2013年开始就在宜川打工，2014年应聘到阳光幼儿园当保安，至今已经工作六年。更可疑的是，李某在2013年7月之前，一直在宜川某工地打工，案发地点离他当时的出租屋不到两公里。 “就是他了！”张建军一拳砸在桌子上。为了确认，他安排两名民警乔装成学生家长，前往阳光幼儿园进行秘密调查。 阳光幼儿园是宜川县规模最大的幼儿园，有近500名孩子。民警赶到时，正好是放学时间。门口，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正帮孩子们拉好书包拉链，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李师傅，麻烦帮我拿下孩子的水杯。”一位家长笑着说。“好嘞，没问题。”李某的声音带着一点山西口音，说话清晰流利，根本不是什么聋哑人。 民警借着接孩子的机会，故意将一瓶矿泉水“不小心”掉在李某脚边。李某弯腰去捡的时候，民警注意到他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款式老旧的手表，和当年现场遗留的上海牌手表极为相似。 随后，民警以“安全检查”为由，进入保安室，悄悄收集了李某用过的纸杯。经过dNA比对，纸杯上的dNA与“7·21”案现场提取的样本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但抓捕工作却让张建军犯了难。幼儿园里全是孩子，一旦李某狗急跳墙，挟持孩子做人质，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制定周密的抓捕方案，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张建军在专案组会议上强调。 经过反复商议，民警们决定在孩子们上课期间实施抓捕。2019年10月15日上午十点，阳光正好，幼儿园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孩子们都在教室里上课。三名便衣民警穿着物业工作人员的服装，走进幼儿园大门。 “您好，我们是物业的，过来检查一下保安室的电路，最近总跳闸。”民警笑着对李某说。 李某没有怀疑，拿起钥匙就打开了保安室的门。就在他弯腰检查插座的瞬间，三名民警迅速上前，一把将他按倒在地。“不许动！警察！” 李某猝不及防，拼命挣扎，双手在地上乱抓，指甲缝里抠满了泥土。“你们干什么？我没犯法！”他嘶吼着，试图挣脱民警的控制。 “别动！再动就不客气了！”增援的民警及时赶到，死死按住李某的胳膊，给他戴上了手铐。直到被带出幼儿园大门，李某还在挣扎，嘴里不停喊着“我冤枉”。 当李某被带上警车的消息传到幼儿园，老师们都惊呆了。“李师傅平时看着挺老实的，对孩子也特别好，怎么会是杀人犯呢？”大班的王老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孩子发烧，还是李某背着孩子跑了两公里送到医院。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李某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无论民警怎么问，他都只是沉默，偶尔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抗拒。 “你以为沉默就有用吗？”张建军把dNA比对报告放在他面前，“这上面的证据，足以定你的罪。” 李某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他盯着报告上的“匹配”字样，嘴唇动了动，却还是没说话。 张建军拿出当年现场的照片，一张一张摆在他面前：“马彩琴，52岁，为了村民的安全，暴雨夜还在巡查。你为了偷一个几十块钱的机顶盒，把她害死了，你良心过得去吗？” 提到“马彩琴”三个字，李某的头埋得更低了。过了很久，他突然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偷点东西……”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3年7月，李某在宜川某工地打工时，因为偷钢筋被开除，身上分文不剩。看着村民们因为暴雨撤离，他就动了盗窃的念头。7月21号凌晨，他溜进马彩琴家的窑洞，翻到一个机顶盒，刚要离开就被村民发现。 “我当时吓坏了，就想赶紧跑。”李某的声音带着哭腔，“我看到墙角有啤酒瓶，就拿起来砸向人群，故意发出怪叫，让他们以为我是哑巴，好趁机逃跑。” 跑出窑洞后，他迎面撞上了赶来查看情况的马彩琴。“她张开胳膊拦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踹了她一脚。”李某捂着脸，声音哽咽，“我没想到她会摔倒，更没想到她会磕在石头上……我跑远后听到她的尖叫，心里也怕，但我不敢回去……” 案发后，李某躲在出租屋里，每天都心惊胆战，生怕警察找上门。他听说马彩琴死了，更是吓得几天没合眼。“我本来想逃回老家，但我在宜川待了十多年，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虽然没领证，但我舍不得她。”李某说，“而且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肯定想不到我会留在宜川。” 至于现场遗留的手表和尖嘴钳，是他慌乱中落下的。“手表是我攒钱买的，尖嘴钳是我之前打工用的工具，丢了之后我心疼了好几天，但我不敢回去拿。”李某说，“过了几个月，没看到警察找我，我就放心了，还去幼儿园应聘了保安。” 他以为自己能永远隐藏下去，却没想到六年后，dNA技术还是将他绳之以法。“我这六年，天天做噩梦，梦见马大姐来找我。”李某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的家人……” 当张建军把破案的消息告诉王建国时，这位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握着张建军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记着彩琴，还她一个公道。” 2020年5月，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7·21”抢劫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第151章 邢台“1·20”铁路爆炸案纪实 1999年的春节来得早，刚进1月，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就被冻透了。铅灰色的天空压在京广铁路的铁轨上，把每一根枕木都冻得硬邦邦的，铁轨接缝处的锈迹在寒风里泛着冷光。这天是1月20日，距离除夕只剩二十天，春运的人潮已经开始在铁路大动脉上涌动，每一趟南下北上的列车都载满了归心似箭的旅客，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比往常更密集、更急促。 邢台县会宁乡新华村紧挨着京广铁路西侧，村子里的炊烟比平时浓了不少。王老汉家正宰年猪，滚烫的开水浇在猪身上冒着白汽，孩子们围着猪圈尖叫起哄；村东头的李婶在自家院里翻晒着刚拆洗的被褥，棉絮在寒风里飘起又落下，她盘算着等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刚好能用上这晒得暖烘烘的被子。没人留意到，西边的太阳刚沉下去，铁路东侧的暮色里，正藏着一双盯着铁轨的眼睛。 晚上8点03分。 没有任何预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撕裂了夜空。那声音不是鞭炮的脆响，是从地底深处炸开的闷雷，带着硫磺和泥土的腥气，瞬间席卷了整个村庄。新华村王老汉家刚浇开的沸水从锅里泼出来，溅在地上滋滋冒烟；李婶晾晒的被褥被气浪掀得飞起来，像一片失控的白云撞在院墙上；更远处，不少人家的窗玻璃“哗啦”一声全碎了，碎渣子落在窗台上，又弹到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咋回事？是开山炸石头？”王老汉拎着沾着猪血的刀子冲出门，刚喊出声就被扑面而来的灰尘呛得直咳嗽。他眯着眼睛朝铁路方向望，只见铁轨上空腾起一股黑褐色的烟柱，像一条扭曲的巨蟒，把半边天都染暗了。烟柱下面，是不断扩散的尘雾，里面夹杂着碎石和铁轨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铁路东侧燕家屯乡新村的村民反应更快。住在村头的赵建军正和媳妇给孩子换尿布，巨响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一把抄起墙上的手电筒，拽着媳妇就往屋外跑。“别慌，先看看啥情况！”他喊着，光柱已经扫向了不远处的铁路。起初光柱被尘雾挡住，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晃动，等尘雾稍散，赵建军的声音突然僵住了：“铁轨……铁轨断了！” 他的媳妇顺着光柱看去，只见原本笔直的铁轨像被掰断的筷子，硬生生折成了两段，断口处的钢铁翻卷着，闪着冷硬的光。两段铁轨之间，被炸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坑，坑边的枕木被炸得粉碎，木屑和碎石混在一起，铺了一地。“我的娘啊，这是炸铁路啊！”女人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惊醒了更多沉睡的村民，很快，铁路边就聚集起一群人，手电筒的光柱密密麻麻地照在爆炸现场，惊呼声、议论声此起彼伏。 “快打110！”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一个穿皮夹克的年轻人立刻掏出手机，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他举着手机跑上高坡，对着话筒大声喊：“喂！110吗？京广铁路邢台这儿被炸了！铁轨都断了！快来人啊！”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手机信号不好，他不得不一边喊一边来回走动，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邢台县铁路护路联防队的三名队员正在三公里外巡逻。队长老周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正跟队员们念叨着春运期间的护路重点，突然听见这声巨响，他心里咯噔一下，“不好，是爆炸！”他立刻喊了一声，三个人拔腿就往巨响的方向跑。老周年纪大了，跑了没几步就喘得厉害，他拽住一个路过的自行车，“借车一用！”说完翻身上车，使劲蹬着踏板，车链子都发出了“咯吱”的抗议声。 赶到现场时，村民已经围了不少。老周立刻让队员小张留下来看护现场，“别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别碰现场的东西！”他叮嘱道，然后和另一名队员小王跑到公路边拦车。夜里的公路上车辆不多，他们挥舞着联防队的红袖章，终于拦下来一辆拉煤的卡车。“师傅，麻烦带我们去最近的电话亭，我们要报警！”老周扒着车窗喊，司机一看他们的红袖章和现场的浓烟，二话不说就让他们上了车。 此时的邢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喂，指挥中心吗？会宁乡这边铁路炸了！”“我是燕家屯的，铁轨断了，赶紧派警察来！”接警员一边快速记录着信息，一边把情况向上汇报。不到十分钟，三辆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从市区方向疾驰而来，车灯划破夜色，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留下一道道光影。 带头的是邢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建国，他刚从家里出来，身上还带着刚沏好的茶水的温度。车还没停稳，他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寒风立刻灌进他的警服领口。“小张，带人拉警戒线，五十米范围，任何人不准进！”“技术科的，跟我进现场，注意保护物证！”他的声音洪亮，瞬间稳住了混乱的场面。 技术科的民警们带着勘察箱走进现场，此时铁路工人也赶来了，他们带来了焊枪，明亮的火焰照亮了爆炸中心。张建国蹲在炸坑边，借着焊枪的光仔细查看：坑有34米深，60米见方，断成两段的铁轨长1.06米，断口处有明显的爆炸冲击痕迹。“初步判断是硝铵炸药，用量不小。”技术科科长低声对他说，“具体成分得回去化验，但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恶性案件。” 张建国点点头，眉头皱得很紧。他知道京广铁路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现在又是春运高峰期，每中断一分钟，都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掏出手机，拨通了省公安厅的电话：“报告厅长，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发生爆炸，铁轨被炸断，请求支援！”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指令：“立刻成立现场指挥部，邢台、邯郸、石家庄三地警方全线布控，绝不能让凶手跑了！” 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紧急抢修。他们抬着新的铁轨，踩着碎木屑往现场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急。“必须尽快恢复通车！”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对张建国说，“现在有三趟北上的列车堵在南边，还有两趟南下的在北边等着，再不通车，旅客都要乱了。”张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们全力配合，你们抓紧抢修，我们抓紧破案。” 现场勘察在紧张地进行着，技术人员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刷着炸坑周围的泥土，把每一块可疑的碎片都装进证物袋。村民们被拦在警戒线外，议论纷纷：“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啊？”“春运期间炸铁路，这是要害人啊！”张建国听着这些议论，心里更沉了，这起案件不仅关乎经济损失，更关乎社会稳定，甚至可能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必须尽快破案。 凌晨零点二十四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修，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划破夜空，京广铁路终于恢复通车。当第一列火车安全驶过爆炸路段时，现场的民警和铁路工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张建国知道，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爆炸案的消息很快上报到中央，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批示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尽快破案，消除隐患”。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联合破案指挥部，抽调了全省刑侦骨干组成“1·20”专案组，地方和铁路公安机关共80名民警投入侦破工作，张建国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负责具体侦查工作。 “这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恶性案件，犯罪分子具备爆炸知识和技能，并且有接触爆炸物的条件。”在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省公安厅厅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是现场周围9个县市，尤其是邢台市桥东、桥西两区和邢台县，要进行拉网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排查工作很快展开。民警们分成几十个小组，深入村庄、居委会、工厂、商店，挨家挨户地走访。他们重点排查有爆炸物接触史、有前科劣迹、对社会不满的人员，同时对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进行全面清查。张建国带着一组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走访群众，晚上整理线索，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 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来自两名长途客车司机。有群众反映，爆炸前后，有两辆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在现场一带停留过。专案组立刻抽调警力，连夜赶赴北京、保定、定州、邢台以及河南等地，寻找这两辆客车的司乘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民警小李，在保定汽车站蹲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其中一辆客车的司机。 “那天晚上我确实在邢台那边停过，”司机回忆道，“是有个乘客要下车方便，我就靠边停了几分钟。当时没听见什么动静，就是觉得天特别冷。”小李追问：“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或者车？”司机摇了摇头：“天黑，又是乡下，没注意。”另一辆客车的司乘人员也找到了，但同样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一个铁路涵洞的看守员。他说，爆炸发生时，现场南侧的铁路涵洞口停过一辆摩托车，爆炸后就不见了。专案组立刻围绕这辆摩托车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所有的摩托车修理店和销售点，核对了几千辆摩托车的信息，终于找到了车主，邢台县杨范乡的一个农民。 “那天晚上我确实骑摩托车经过那里，”车主被带到专案组后，一脸紧张地说，“我是去邻村走亲戚，路过涵洞的时候停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刚抽完烟就听见巨响，我吓得赶紧骑摩托车跑了，真不知道发生了爆炸。”经过调查，车主的行踪属实，没有作案时间，这条线索也落空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排查工作进展缓慢。一个个嫌疑人员被纳入视线，又一个个被排除；一条条线索汇集到指挥部，又一条条被否定。张建国的心里越来越急，他知道，破案的黄金时间正在流逝，凶手可能正在销毁证据，甚至准备逃跑。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在排查中，民警发现，1999年1月1日，邢台市西园村曾经发生过一起爆炸未遂案。这个发现让张建国眼前一亮，两起案件都发生在邢台，都涉及爆炸装置，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他立刻调来了那起未遂爆炸案的卷宗。卷宗里记载着详细的案情：1月1日早晨，西园村西园南街的几名妇女去公共厕所时，发现便池里堵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当时以为是谁扔的垃圾，”其中一名妇女后来对民警说，“我们几个就一起把袋子拽上来，打开一看，吓得腿都软了，里面有两只钟表，一根电池，还有乱七八糟的电线，一看就是爆炸装置。” 那起案件发生后，邢台市公安局也组织了警力侦破，但由于没有留下更多线索，一直没有突破。“把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张建国在专案会议上提出，“技术科立刻对比两起案件的爆炸装置特征，看看有没有关联。” 技术科的民警连夜工作，他们发现，1月1日未遂案件中的爆炸装置，虽然没有引爆，但里面的雷管类型、电线连接方式，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物证有相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技术科科长汇报说，“这说明犯罪分子有连续作案的倾向，而且在不断改进爆炸装置。” 并案侦查让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专案组调整了排查重点，把两起案件的关联人员纳入排查范围。他们对现场周围几百个村庄、居委会，几千个单位、商业网点，以及所有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场所进行了“梳辫子”式的排查，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转机出现在1月27日。两名爆炸现场的目击者找到了专案组，他们是会宁乡的村民，当天晚上骑自行车从现场附近经过。“那天晚上我们去邻村送东西，”其中一名目击者说，“大概8点左右，经过107国道东侧的空地时，看到停着一辆‘大鼻子’铁壳子汽车，车尾是齐的，看着挺特别。当时我们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走到前面一个土坡时，突然听见巨响，灰尘一下子就落了我们一身。等我们回头看，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兴奋不已。“‘大鼻子’齐屁股汽车，这是重要特征！”张建国立刻安排警力，围绕这种车型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的车管所、汽车销售店、运输公司，终于查明，这种车型在邢台只有6种，其中兴达牌汽车有16辆。 “逐车逐人排查！”张建国下了命令。民警们分成16个小组，分别查找这16辆兴达牌汽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排查工作异常繁琐，有的车主在外地，民警们就驱车几百公里去找；有的汽车已经转手多次，他们就顺藤摸瓜，一个个核实。 1月29日，排查有了结果：案发当天晚上，只有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心驾驶的一辆兴达牌汽车从现场附近经过，并且有停留记录。这个名字让张建国愣了一下，李红心，曾经是邢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主抓刑侦，是他的老同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他立刻让人核实，结果证实，就是那个曾经在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李红心。 “立即接触李红心！”1月27日，侦查员以了解情况的名义，与李红心进行了第一次谈话。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李红心显得很镇定。“那天晚上我确实开车经过那里，”他说，“我和朋友王庆虎一起，去庞马林村的一个同事家。大概7点多到的现场附近，停车是为了看路牌，顺便解个手。当时没听见爆炸声音，后来才从新闻上知道发生了爆炸案。”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但侦查员还是发现了疑点：李红心说自己7点多经过现场，而爆炸发生在8点03分，时间上有重合；而且他作为刑侦副局长，对爆炸案的敏感度远超常人，却声称“没听见爆炸声音”，这有些不合常理。 专案组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围绕李红心展开调查。他们发现，李红心的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是与一个名叫王庆虎的人来往密切，而王庆虎，正是李红心提到的“同行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王庆虎在1月29日被传唤到专案组后，竟然借口上厕所逃跑了。 “王庆虎的逃跑，说明他心里有鬼！”张建国判断，“李红心有重大嫌疑，立刻加大对他的调查力度，同时全力抓捕王庆虎。”40名警力被派往王庆虎的老家杨范乡和经常活动的黄寺乡，进行地毯式搜捕。 2月7日，黄寺乡派出所所长刘增仁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在黄寺乡的云天饭店吃饭时，看到了李红心和他的妻子甄某。“我和李红心认识，就过去打了个招呼，”刘增仁说，“他们吃完饭就分手了，我因为要打电话又返回饭店，没想到看到李红心和他的七弟也回来了，神色很慌张，好像在等什么人，看到我就匆匆走了。” 专案组立刻对云天饭店展开调查，饭店的服务员回忆说，前一天晚上，甄某曾经在饭店里约见了黄寺乡一家石子厂的厂长。“当时甄某指着身边的一个男人说，这是她哥，开铁矿的，前些日子买了些炸药对不上数，”服务员回忆道，“甄某还对那个厂长说，如果公安局来查，就让他说炸药是在他厂里买的，一共买了14袋。”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他们立刻传唤了石子厂厂长，厂长很快交代了实情：“甄某确实找过我，让我帮着圆谎，但我根本没卖过炸药给她哥，她就是想让我做伪证。”同时，专案组对“1·20”爆炸案现场的雷管来源也有了进展，现场遗留的雷管产自辽宁，1998年5月，邢台县化纤公司曾经购进过5万枚这种雷管，其中枚销往了杨范乡的10个采矿点，2000枚销往了黄寺乡。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红心。2月8日，专案组决定传唤甄某。面对民警的询问，甄某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当民警拿出石子厂厂长的证词和雷管来源的证据时，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终于交代了实情。 “去年9月，李红心让我帮他买炸药，”甄某低着头说，“他说要炸鱼用，我就冒用了黄寺乡八方石料厂的名义，从黄寺爆炸物品管理站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交给了他。元旦以后，他告诉我有4袋炸药放在了邢台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后来又让他堂弟李永新送到了地沟铁矿，剩下的1袋我不知道去哪了。”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赴地沟铁矿和邢台建筑公司施工队，核实了甄某的供述。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在地沟铁矿，民警们提取到了两枚电雷管，这两枚雷管的型号，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雷管完全相同。同时，铁矿的负责人还回忆说，1998年10月，李红心曾经以“炸鱼”为名，从矿上索要了数十管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炸药，这种包装方式，与爆炸现场遗留的炸药碎片特征一致。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2月11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民警拿着拘留证出现在李红心面前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但还是强装镇定：“我是司法局局长，你们不能乱抓人！” 审讯工作异常艰难。李红心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知道如何规避审讯的重点。一开始，他百般狡辩，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所有的证据都是“巧合”；后来，他干脆沉默不语，任凭民警如何劝说，都一言不发。 专案组从各县市公安局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审讯小组。他们分析了李红心的心理特点：自负、多疑、爱面子，而且对仕途有着强烈的执念。“我们要从他的心理弱点突破，”审讯小组组长说，“既要讲法律的威严，也要讲政策的宽大，让他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审讯人员没有急着追问案情，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你1972年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警员做到刑警队长，30岁就主持公安局全面工作，那时候多风光啊！”审讯人员说，“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提到自己的过往，李红心的眼神动了一下。审讯人员趁热打铁，把甄某的供述、雷管的证据、目击者的证词一一摆在他面前：“现在证据确凿，你再狡辩也没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2月13日午夜，审讯室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李红心沉默了整整两天，终于抬起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我错了……”他哽咽着说，“是我炸了铁路，是我鬼迷心窍……”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这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李红心的人生轨迹说起。 在邢台县，李红心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出生的他，1972年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凭借着聪明才智和肯吃苦的劲头，很快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员。“那时候的李红心，眼里有光，干工作不要命，”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民警回忆说，“跟着老干警跑案子，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刑警队的几年里，李红心侦破了不少大案要案。1983年严打期间，他带队抓获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受到了地区公安处的表彰；1985年，他主办了一起杀人案，仅凭一枚指纹，就锁定了凶手，让案件在72小时内告破。凭借着这些功绩，他很快被提拔为刑警队队长，后来又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工作。 1988年，原公安局局长调任，31岁的李红心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候他是邢台县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老民警说，“他还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大家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将来肯定能升得更高。”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9年5月，县委下发通知，调任李红心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这个任命让李红心的心里凉了半截。“在他看来，公安局局长是实权派，权力大、待遇好，下面的人都捧着；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就是个‘清水衙门’，听起来是正局级，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求人。”张建国分析说。 李红心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下午。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看着桌上堆积的案件卷宗，心里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为公安工作立了这么多功，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种地方？”他在心里质问，却又无力改变。最终，他只能强颜欢笑地去政法委报到，但心里的怨气，却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到了政法委办公室，李红心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只是敷衍了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还会抱怨组织上对他不公，”曾经的同事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偏激。” 为了重新回到实权岗位，李红心开始四处活动。他找县委书记、县长，托熟人、跑关系，费尽了心思。1990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33岁的司法局局长，在全县也是独一份，”有人劝他，“该知足了，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 但李红心并不知足。在他眼里，司法局局长虽然是一把手，但权力远不如公安局局长，实惠也少了很多。尤其是1998年，原公安局局长被确定为副县级待遇后，他的心理失衡更加严重。“他觉得那个副县级待遇本来应该是他的，是组织上剥夺了他的机会，”甄某后来交代说，“他经常在家喝酒，喝多了就骂，说领导偏心，说社会不公。” 仕途的失意，让李红心开始把目光转向金钱。就在这时，一个昔日的朋友找到了他，邀请他入股开铁矿。“红心，你官也当到头了，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朋友说，“我搞铁矿开发，你入个股，赚了钱肯定亏待不了你。你是局长，在县里有面子，有什么麻烦事你帮着疏通一下就行，矿上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个提议让李红心动了心。他知道政法干部不允许经商，但转念一想，“股份放在朋友名下，只要我们不说，谁能知道？就算被发现，顶多也就是违纪，以我的身份，也不会有什么重处分。”他立刻答应了下来，东拼西凑了5万元，投入了铁矿。 为了让铁矿顺利运营，李红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到国土、安监等部门疏通关系，帮朋友解决了不少难题。他原本以为能靠这笔投资赚大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由于铁矿品位低、管理混乱，再加上市场行情不好，不到两年就赔得一塌糊涂，他投入的5万元血本无归。 金钱梦的破灭，成了压垮李红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反思自己经商的错误，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组织和社会身上。“如果不是组织上不重用我，我也不会去搞什么投资；如果不是社会不公，我的铁矿也不会赔钱。”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安宁！” 报复社会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强烈。他开始琢磨如何制造一起“大事件”，让中央和省里都关注，让那些“对他不公”的领导“倒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泄自己的怨气，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审讯人员说。 要制造“大事件”，就需要帮手。李红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庆虎。王庆虎是邢台县档案局业务指导科的副科长，和李红心是宋王庄乡的老乡，两人私交很深。46岁的王庆虎，官不大，但为人仗义，爱结交朋友，因为单位事情不多，他以家属的名义开了一家名叫“聚仙阁”的饭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但饭店的生意并不好。1998年的邢台，大小饭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个小县城就有上百家饭店，竞争异常激烈。“聚仙阁”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房租、人工成本压得王庆虎喘不过气。“他经常跟我抱怨，说工商局、税务局只收钱不办事，不控制饭店数量，让他没法活，”李红心交代说，“他还说自己官升得慢，钱赚得少，都是因为没后台。” 李红心知道，王庆虎对社会也充满了不满，而且自己平时经常带客人去他的饭店消费，帮他拉生意，王庆虎肯定会卖他这个面子。1998年夏季的一天，李红心约王庆虎在“聚仙阁”吃饭，酒过三巡，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庆虎，我想干一件大事，制造点动静，让上面的人看看。”李红心压低声音说，眼睛盯着王庆虎。王庆虎愣了一下，随即来了精神：“李局长，你说的是啥大事？只要能出这口气，我跟你干！” 看到王庆虎这么痛快，李红心放下心来。“这事不能急，得稳妥，”他说，“我先想办法搞炸药和爆炸装置，然后咱们找机会行动。爆炸地点我想好了，最好是市委或者市政府，这样影响最大。你平时多留意一下市委的情况，咱们再定具体方案。”王庆虎连连点头：“没问题，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那天起，两人就开始秘密筹划。1998年10月，李红心以“炸鱼”为名，从朋友合资的铁矿索要了34管炸药，共计6.9公斤；随后，他又让妻子甄某冒用石料厂的名义，从爆炸物品管理站购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他把其中1袋炸药存放在了王庆虎的“聚仙阁”饭店里，其余的则藏在了自己的亲戚家。 炸药有了，还需要爆炸装置。李红心想到了自己的堂弟李永新。李永新原本是邢台市机电学校的职工，生性暴躁，1982年严打期间，因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李永新服刑期间，李红心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还通过关系帮他在监狱里争取减刑。1997年7月，李永新刑满释放后，对李红心感恩戴德，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永新，我需要你帮我做两套定时爆炸装置，”李红心找到李永新，开门见山地说。李永新虽然知道这东西用途不正当，但想到李红心对自己的恩情，还是一口答应：“哥，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好。” 李永新有一定的机电知识，他买来钟表、电池、电线等材料，躲在自己开的公用电话亭后面，偷偷制作爆炸装置。经过几天的琢磨，他终于做出了两套定时爆炸装置，交给了李红心。“这装置很灵敏，设定好时间就能爆炸，”李永新叮嘱说，“哥，你可千万小心。”李红心接过装置，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出不了事。” 一切准备就绪，李红心和王庆虎决定在1999年1月1日实施爆炸，目标是邢台市委大院。“元旦这天爆炸，不管有没有人伤亡，消息肯定能传遍全国，中央和省里一定会重视，”李红心对王庆虎说，“到时候，那些对我不公的人，都得倒霉。” 1999年1月1日凌晨2点，李红心开着司法局那辆蓝白相间的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装好定时装置的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西墙外。此时的市委大院一片寂静，只有门口的武警在巡逻。“市委办公楼有武警守卫，咱们进不去，”李红心观察了一会儿说，“把炸药包放在西墙外的女厕所里，那里人多，爆炸后影响更大。” 两人下车，王庆虎拎着炸药包，猫着腰钻进了胡同里的女厕所，把炸药包放在了便池里，设定好了引爆时间，早上8点45分到9点之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走吧，回家等着听好消息。”李红心说。两人匆匆上车，返回了家。 那天早上，李红心和王庆虎都在家里等着爆炸声，但直到中午，也没听到任何动静。“是不是出问题了？”王庆虎打电话给李红心，声音里充满了焦虑。李红心心里也没底，直到后来看到公安局排查爆炸未遂案的新闻，他才知道，因为李永新第一次制作爆炸装置，经验不足，引爆装置没有连接好，才导致爆炸未遂。 第一次作案失败，王庆虎有些害怕，想打退堂鼓。“现在公安局查得紧，咱们还是缓一缓吧。”他对李红心说。但李红心已经走火入魔，他说：“越是查得紧，越安全！公安局的精力都放在破案上，不会有人注意咱们。听我的，继续干！” 在李红心的煽动下，王庆虎又鼓起了勇气。两人商议后决定，在1月20日再次实施爆炸——这一天，省人大、省政协正在召开年度会议，此时爆炸，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1月20日晚上7点，李红心再次开着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附近。但此时的市委周围人来人往，车流密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怎么办？”王庆虎有些慌了。李红心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不行就炸铁路！京广铁路是交通大动脉，炸了它，影响比炸市委还大！” 两人立刻改变目标，开车沿着107国道向北行驶，很快就到了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的一个乡村公路口。“就在这儿，”李红心停下车说，“这里偏僻，晚上没什么人，炸了铁轨，火车肯定过不去。”王庆虎从车上卸下自行车，把炸药包绑在车后座上，推着自行车向铁路走去。 此时的铁路边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王庆虎哆哆嗦嗦地走到京广铁路下行线368公里980米处，把炸药包放在了铁轨上，设定好了引爆时间。他刚骑车跑回公路边，就听见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8点03分，爆炸发生了。 爆炸的气浪把汽车都震得晃动了一下，灰尘和碎石溅在车玻璃上。李红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发动汽车，踩着油门逃离了现场。在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到了分岔路口，李红心对王庆虎说：“这事是掉脑袋的罪，到死都不能说出去。”王庆虎脸色惨白，只是连连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红心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目击者看到了他的汽车，妻子的证词出卖了他，现场的物证指向了他。他精心策划的“大事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绝境。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专案组立刻展开抓捕行动。2月15日，逃跑多日的王庆虎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一个小旅馆里被抓获；2月18日，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的李永新也被捉拿归案。 1999年2月24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王庆虎因涉嫌爆炸罪、破坏交通设施罪，李永新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邢台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李红心手上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 第152章 “5·23”特大报复杀人：三代人的血海深仇 2004年5月23日，星期日。吉林市的清晨还带着春末的凉意，松花江面上飘着薄薄的晨雾，船营区太平乡的田埂上已经洇出了湿润的泥土气息。对于太平乡农民赵世财来说，这本该是又一个在地里刨食的寻常日子，却最终成了他一生都无法挣脱的“黑色星期日”。 清晨6点30分，天刚蒙蒙亮，赵世财揣着两个白面馒头走出家门。露水打湿了他的胶鞋，裤脚蹭上了青绿色的草汁，远处的村庄还零星亮着几盏灯，狗吠声顺着田垄飘过来，混着拖拉机“突突”的轰鸣，构成了乡村清晨特有的交响。他今天要侍弄村东头那片玉米地，得趁着太阳没出来把苗补完，于是刚干了半个小时，就直起腰捶了捶酸胀的腰眼，从裤兜里掏出那部半旧的诺基亚手机——这是他去年卖粮时咬牙买的，就为了下地干活时能和家里联系方便。 电话拨出去，“嘟嘟”的等待音在空旷的田野里格外清晰，响了足足一分多钟，听筒里始终只有单调的忙音。赵世财皱了皱眉，心里犯起嘀咕：往常这个点，媳妇钱伟鸿早该起来做早饭了，就算在收拾屋子，也不至于不接电话啊？他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刚爬到树梢，金色的光线把玉米苗的影子拉得很长。“许是没听见吧。”他自我安慰着，把手机塞回兜里，拿起锄头继续补苗，土块砸在新栽的苗根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正当赵世财蹲在地里间苗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粗重的喘息。他抬头一看，是同村的胡老三，平日里总爱乐呵呵的汉子，此刻脸色惨白，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跑起来连鞋都快掉了。“才、才子！”胡老三冲到他跟前，扶着膝盖大口喘气，说话都带着颤音，“你、你快回家！你媳妇……跟人打起来了！打得老厉害了！” “啥？”赵世财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心脏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顾不上捡工具，拔腿就往家跑，胶鞋踩在湿软的田埂上，溅起的泥点糊了一裤腿。从玉米地到家里不过二里地，他却跑得浑身冒汗，脑子里乱糟糟的：钱伟鸿性格泼辣，平日里跟邻里拌嘴是常事，但从来没跟人动过手，到底是跟谁能打起来？难道是因为前几天宅基地的事，又跟西头的王家闹矛盾了？ 越靠近村子，路上的人就越多，三三两两地往他家方向跑，神色都带着惊慌。赵世财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脚步也越来越快，到最后几乎是狂奔。等他冲到自家院门口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的血都凉了,他家的土坯房周围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堵得水泄不通，村民们交头接耳，脸上满是惊恐和惋惜，看到他过来，人群自动分开一条缝，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那眼神里的复杂让他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 院子里，几个穿着藏蓝色警服的人正维持秩序，为首的是船营分局太平派出所的所长王汝新，他脸色凝重，眉头拧成一个川字，看到赵世财，快步迎上来，伸手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老赵，你挺住，里面情况……不太好。” 赵世财的声音都变了调，像被砂纸磨过：“王所长，我媳妇呢？我妈和我儿子呢？”他推开王汝新的手，跌跌撞撞地冲到房门前，透过糊着窗纸的窗户往里看,这一眼，让他眼前一黑，喉咙里发出一声像野兽悲鸣似的嘶吼，当场就晕了过去。旁边的村民赶忙扶住他，掐人中、拍后背，好半天才让他缓过一口气。 屋里的景象，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惨烈：68岁的岳母郑莲玉蜷缩在灶台边，花白的头发被血浸透，粘在满是伤口的脸上；35岁的媳妇钱伟鸿仰面躺在地上，双手还保持着挣扎的姿势，胸前的血把蓝色的褂子染成了深褐色；最让人心碎的是4岁的儿子，小小的身体趴在母亲身边，粉嫩的脸蛋上还沾着血渍，眼睛紧紧闭着，再也不会睁开了。三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厨房的水泥地上，鲜血顺着地面的裂缝流到门口，在门槛外积成了一小滩暗红的血洼。 “法医初步勘察，郑莲玉身中18刀，钱伟鸿37刀，孩子24刀。”王汝新在一旁低声说着，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沉重，“都是要害部位，凶手下手极狠。” 太平派出所的报告很快传到了吉林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岳中田正在吃早饭，刚咬了一口包子，听到消息就把筷子一扔，抓起外套就往外冲。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徐立民也第一时间率队赶了过来，两拨人在赵世财家院外会合时，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法医和技术人员正穿着白大褂在屋里细致勘察，相机的闪光灯在昏暗的屋里一次次亮起，照亮了墙上喷溅的血点。 岳中田今年50多岁，从警三十年，破过的大案要案能装几箱子，可走进这间厨房时，还是忍不住皱紧了眉头。地面上的搏斗痕迹十分明显：矮桌被掀翻在地，锅里的粥洒了一地，已经凝固成了糊状；灶台上的碗碟碎了一地，碎片上沾着血手印；墙角的柴火堆被扒开，显然是被害人反抗时碰倒的。“钱伟鸿身高一米七二，体格健壮，平时在地里干活比男人还利索，不是那么容易被制服的。”岳中田蹲在地上，看着地面上凌乱的足迹，“凶手应该熟悉她家情况，知道赵世财早上会下地，专门挑这个时间下手，目标很明确。” 技术人员在灶台下面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刀鞘，黑色的塑料鞘上还挂着几根毛发，刀柄不见了踪影；地面上提取到了数枚不规则的指纹，边缘有些模糊，但能看出是成年人的；门槛外的泥地上有几枚凌乱的足迹，纹路清晰，像是匆忙逃离时留下的。“凶手没做伪装，逃跑时很仓皇。”徐立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着足迹，“这么多刀，明显是仇杀，不是谋财。” 果然，后续的勘察证实了这一点。现场的衣柜、抽屉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郑莲玉前一天卖猪换来的3200元现金，用手帕包着揣在兜里，完好无损。“死者身上的伤口都很深，有的刀刀致命，有的则是泄愤式的捅刺，说明凶手和被害人之间有很深的仇恨。”法医站起身，摘下口罩，脸色苍白，“这种仇杀，往往是熟人作案。” 上午10点30分，现场初步勘察和调查告一段落，指挥部临时设在了太平派出所的会议室里。墙上挂着太平乡的地图，赵世财家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出来。这个太平乡原本隶属于永吉县，1992年区划调整后划归船营区，地处吉林市西北部，西面挨着九台市波尼河乡，南面是永吉县的岔路河镇，几条公路穿乡而过，交通便利得很，也让这里的居民流动性特别大，三教九流混杂，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调查工作首先从被害人的亲属入手，第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就是男主人赵世财。当侦查员问到他的家庭情况时，这个刚经历丧亲之痛的男人支支吾吾了半天，说出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刚满40岁的他，已经先后离了四次婚，钱伟鸿是他的第五任妻子。“第一任是媒人介绍的，过了三年没孩子，离了；第二任生了个闺女，跟她走了；第三任……”赵世财捂着脸，声音哽咽，“都是我的错，没经营好家。” 这四次离婚，牵扯出四个前妻和五个子女，每一段婚姻都伴随着或多或少的矛盾：有的因为财产分割闹得鸡飞狗跳，有的因为孩子抚养权对簿公堂，有的离婚后还住在同一个村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积怨越来越深。“任何一个前妻或者子女，都有可能因为旧怨报复。”刑侦支队支队长付红九把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这些人必须全部找到，一个都不能漏！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要给我抓回来问话！” 侦查员们兵分四路，拿着赵世财提供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开始地毯式排查。有的前妻回了辽宁老家，侦查员就坐火车赶过去；有的子女在外地打工，换了好几个手机号，侦查员就挨家工厂打听；有的住在邻村，侦查员踩着自行车一家家走访。五月的吉林，白天气温已经升到二十多度，侦查员们跑得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上晒得脱了皮，却没一个人叫苦。 整整一天一夜的奔波后，线索渐渐集中到了赵世财的长子赵森身上。这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是赵世财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父母离婚后一直跟着赵世财生活。“这孩子跟他后妈钱伟鸿一直不对付。”同村的村民跟侦查员说，“钱伟鸿厉害，总说他懒，不给好脸色；他姥姥郑莲玉来了之后，更是帮着闺女，经常骂赵森。前阵子两人还大吵了一架，赵森气不过，收拾东西就去四平打工了。” 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赵森虽然年纪不大，却长得人高马大，一米八五的个子，体重两百多斤，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在村里干活时，能一个人扛起一袋化肥。“他有作案的体力，也有作案的动机。”船营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公令一拳砸在桌子上，“立即动身去四平！” 公令带着刑警支队侦查一大队副大队长刘军，还有几个侦查员，连夜开着警车赶往四平。两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到达四平市区时，天刚蒙蒙亮。根据线索，赵森在一家小饭店学厨师，侦查员们摸到饭店后门时，正好看到赵森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端着一摞盘子从厨房出来。 “赵森？”刘军上前一步，亮出证件。赵森愣了一下，脸上满是茫然：“警察同志，咋了？我没犯事啊。”他的反应不像是装出来的，侦查员们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了上来。 随后的调查证实了他们的猜测：案发当天，赵森一直在饭店后厨帮忙，从早上五点忙到晚上十点，饭店老板、厨师长还有几个服务员都能作证，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平。“那天他还跟我请假，说想回吉林看看，我没批，因为店里太忙。”饭店老板说，“他还跟我抱怨，说后妈总找他麻烦，想多挣点钱，早点搬出去住。” 第一个重点嫌疑人被排除，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侦查员在走访钱伟鸿的娘家时，得知了一个重要线索：三个月前，九台市波尼河乡发生过一起血案，被害人正是钱伟鸿的二哥钱志江的前妻和儿子。 这个钱志江，是钱伟鸿的亲二哥，住在九台市波尼河乡奋发村曲房屯。他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汉子，因为妻子李艳兰接连生了三个女儿，没给他生个儿子，就闹着离婚了。离婚后，钱志江一直没再婚，先是带着两个女儿跟母亲郑莲玉住，后来女儿们都回了前妻身边，他就一个人过，天天喝酒打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今年2月1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二十，李艳兰领着二女儿钱淼回曲房屯探望三妹李艳菊,李艳菊是钱志江的同村，嫁给了一个叫李树公的男人。那天下午，钱志江在邻居家打麻将，喝了不少酒，听说前妻来了，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当场就翻了脸，抓起旁边肉摊上的杀猪刀，骂骂咧咧地就往李艳菊家冲。 当时李艳兰正和李艳菊坐在炕头上说话，看到钱志江拎着刀闯进来，吓得脸色惨白。“你个不下蛋的货，还敢回来！”钱志江红着眼睛，二话不说就朝李艳兰刺去，一刀扎在她的胳膊上，鲜血瞬间喷了出来。李艳兰尖叫着躲闪，李艳菊赶忙上前拉架，结果也被钱志江捅了一刀，肚子上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 15岁的李岩是李艳菊的儿子，听到母亲和二姨的惨叫，从里屋冲了出来，抱住钱志江的腿就咬。杀红了眼的钱志江哪顾得上这个半大孩子，反手就朝李岩身上捅了数刀，看着孩子倒在地上不动了，才拎着滴血的刀，跌跌撞撞地跑了。 李树公当时正在邻居家串门，听说家里出事了，疯了似的往家跑，推开门就看到儿子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气息奄奄。“岩岩！岩岩！”他抱着儿子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可孩子再也没睁开眼睛。李艳兰和李艳菊虽然被抢救过来，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李艳菊更是受了刺激，变得疯疯癫癫的。 “钱志江跑了，警察找了三个多月都没找到。”李树公的邻居跟侦查员说，“李树公恨透了钱家，逢人就说要报仇，说钱志江杀了他儿子，他就要让钱家偿命。” 这个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会不会是李树公找不到钱志江，就把仇恨转移到了钱志江的母亲郑莲玉、妹妹钱伟鸿身上，杀了她们泄愤？5月24日一早，船营公安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于亚波，带着侦查员直奔九台市波尼河乡奋发村。 曲房屯是个不大的村子，泥土路坑坑洼洼，家家户户都围着篱笆墙。李树公家的院子很破，篱笆墙倒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房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闷闷的咳嗽声。侦查员推开门，看到一个穿着破旧黑西服的男人坐在炕沿上，留着一圈小黑胡，脸色蜡黄，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他就是李树公。 听到侦查员提起“钱志江”三个字，李树公猛地抬起头，双颊抽搐着，太阳穴突突直跳，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个畜生！他杀了我的岩岩！我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差点撞翻炕边的桌子，“我找了他三个多月，翻遍了附近的山，跑遍了周边的村，就是找不到他！钱家人肯定知道他在哪，却不肯说！” “那你有没有去过吉林市船营区太平乡？5月23日那天你在干什么？”于亚波不动声色地问道。 李树公愣了一下，随即用力摇头：“我没去！23号那天，我在邻村帮人盖房子，从早上忙到晚上，村长和十几个工人都能作证！”他的声音带着急切的辩解，“我是恨钱家，但我不会杀老人和孩子！钱志江欠我的，我要亲手找他要回来！” 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李树公家继续问话，另一路则去邻村核实情况。村长和十几个工人都证实，5月23日那天，李树公确实在工地干活，中午还和大家一起吃了午饭，下午搬砖时不小心砸伤了脚，傍晚就和工友一起回了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这条线索，又断了。 就在李树公被排除嫌疑的同时，他的内弟李国庆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这个刚过三十岁的男人，住在龙潭区大口钦镇，是李艳兰的亲弟弟。“自从他姐被钱志江刺伤，外甥被杀死后，李国庆就像变了个人。”李国庆的邻居说，“以前挺老实的一个人，现在见了钱家人就瞪眼睛，还说要给姐姐和外甥报仇。” 更关键的是，李艳兰和李艳菊出院后没多久，李国庆就专门从大口钦镇跑到波尼河乡，找到郑莲玉追问钱志江的下落。郑莲玉说不知道，李国庆当场就翻了脸，把郑莲玉摁在地上一顿毒打，还砸了钱家的窗户玻璃和做饭的铁锅，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钱志江一天不回来，你们钱家就一天别想好过！” “这个李国庆有重大嫌疑！”侦查员们立刻驱车赶往大口钦镇，赶到李国庆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李国庆正躺在床上睡觉，被侦查员叫醒时，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经过调查，他同样没有作案时间，案发当天，他在镇上的砖厂上班，有完整的考勤记录和工友证明，而且他的指纹和足迹，也跟现场提取到的不符。 从5月23日案发，到5月24日深夜，短短两天时间，专案组的侦查员们西去长春、九台，南下四平，东上舒兰，累计行程上千公里，走访了数百人，排查了几十个嫌疑人，可案件却没有丝毫进展。太平派出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都低着头，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沮丧。岳中田副局长坐在桌子最前面，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却忘了弹。 “大家都说说，是不是我们的侦查方向错了？”岳中田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男人身上，觉得钱伟鸿体格健壮，只有男人才能制服她。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案子会不会是女人干的？”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女人？不可能吧？钱伟鸿那么壮，一个女人怎么打得过她？”有侦查员质疑道。 “我在案发现场就注意到了，死者身上的伤口，有几处很浮浅，力度不大，不像是男人捅出来的。”岳中田掐灭烟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几年前咱们吉林市有个案子，一个两百多斤的铁皮金柜被人搬到室外撬开了，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团伙作案，结果破了案才知道，凶手是一个女人。有时候，我们的惯性思维会误导我们。” 他转头看向法医：“你之前说女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是可能性不大，还是绝对不可能？” 法医张了张嘴，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他之前确实受了惯性思维的影响，觉得女人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制服钱伟鸿，可现在想来，现场有三个人，其中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凶手是团伙作案，或者趁人不备突然袭击，女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得手。 “徐总，送去省厅的那块手指皮，检测结果怎么还没出来？”岳中田又看向省公安厅的徐立民副总队长。那块手指皮是刑侦支队大队长杨伟义在郑莲玉住的炕上找到的，只有0.7厘米长，0.3厘米宽，像一粒水稻粒那么大，藏在炕席的缝隙里，要不是杨伟义心细，根本发现不了。 “才送过去一天多，厅里的技术人员也在加班加点。”徐立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我再催催。”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侦查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岳局，徐总，有两条新线索！”他把手里的笔记本递过去，“一条是太平村的胡某说，5月22日清晨，他在自家院中的柴火垛里，发现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小姑娘，像是在那里过了夜；另一条是赵世财家对面的浴池老板说，5月22日半夜，住进了三个戴口罩的女人，一个中年，两个年轻的，案发后就不见了踪影。” “三个女人？”岳中田和徐立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兴奋。这两条线索太关键了，时间、地点都和案件吻合，这三个女人绝对有问题！ 午夜十二点，省公安厅刑科所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岳局，检测结果出来了！那块手指皮，基因分型显示为女性特征！凶手是女的，错不了！” 这个消息让整个指挥部都沸腾了！侦查方向瞬间明确，所有侦查员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和钱家有仇恨的女性身上。第一个被纳入视线的，就是钱志江的前妻李艳兰。 李艳兰今年39岁，蒙古族，原籍是黑龙江省肇源县。她家里有四个姐妹，一个弟弟，她排行老二。二十年前，大姐李艳竹嫁给了九台市波尼河乡的钱志海，她经大姐介绍，嫁给了钱志海的弟弟钱志江，亲上加亲，原本是件好事。可没想到，这段婚姻成了她噩梦的开始。 刚结婚那两年，钱志江对她还不错，可自从她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后，钱志江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他天天骂我是不下蛋的鸡，喝醉了就打我。”李艳兰的邻居跟侦查员说，“地里的活全是李艳兰干，钱志江就知道喝酒打牌，家里穷得叮当响，三个孩子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 八年后，李艳兰实在受不了了，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她带着小女儿钱淼改嫁给了锦州的一个男人，可没过几年，又因为对方嫌弃她带着孩子，再次离婚。几年前，她又嫁给了永吉县金家乡的王强，才算暂时稳定下来。 2月10日被钱志江刺伤后，李艳兰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就一直在暗地里打探钱志江的下落。“她跟我说，一定要找到钱志江，让他为岩岩偿命。”李艳兰的四妹李艳梅说，“我劝她别冲动，让警察来处理，可她不听，说警察找不到，她就自己找。” 5月25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侦查员们就赶到了永吉县金家乡王强家。可王强家的院门紧锁，敲了半天也没人应。邻居说，李艳兰带着两个女儿钱磊、钱淼，已经十天没回家了。 “5月15号那天，她们娘仨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走了，没说去哪。”王强搓着双手，脸上满是困惑，“我问她，她说出去散散心。之前她总往三妹李艳菊家跑，有时候住在哪，好像在跟李树公商量什么事。2月10号出事以后，她大女儿钱磊从北京回来了，三女儿钱淼又去了北京，家里就剩我们娘仨，天天以泪洗面。” 李艳兰娘仨去向不明，这更加深了她们的嫌疑。专案组立刻调取了李艳兰、钱磊、钱淼的照片，送到太平村和浴池老板那里辨认。“就是她们！”胡某看着照片，肯定地说，“那个中年妇女穿的蓝布褂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浴池老板也说，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那天戴口罩住店的女人。” 真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5·23特大杀人案的元凶，基本可以确定是李艳兰母女三人。5月25日上午，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刘培柱亲自赶到太平派出所，看望参战的侦查员。“大家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刘局长拍着岳中田的肩膀说，“现在嫌疑人已经明确，下一步就是全力抓捕！要从她们的社会关系入手，查清楚她们可能的落脚点，一定要尽快把她们捉拿归案，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当天下午，指挥部召开了调度分析会，重新梳理线索，制定抓捕方案。李艳兰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除了吉林的亲戚，在北京有四妹夫牛伟，在锦州有前丈夫家的亲戚。“兵分两路，一路去北京，一路去锦州，同时对李艳兰的其他亲戚展开调查。”付红九支队长下达了命令，“另外，立即将李艳兰、钱磊、钱淼三人上网通缉！” 5月25日晚上7点02分，船营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小玉，带着几名侦查员，登上了吉林开往北京的t272次列车。火车缓缓驶出站台，刘小玉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灯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凶手抓回来。 5月26日清晨，火车抵达北京。在北京公安局的配合下，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李艳兰的四妹夫牛伟。牛伟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租住在城郊的一个棚户区里。看到侦查员时，牛伟显得有些紧张，支支吾吾地不肯多说。 “我们知道李艳兰是你大姨子，钱磊是你外甥女。”刘小玉耐心地做着思想工作，“现在她们是重大杀人嫌疑人，你要是知情不报，就是包庇罪，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想想，被害人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多可怜？你忍心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吗？”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劝说，牛伟终于松了口：“钱磊前两天来北京找过我，拿走了600块钱，说要去锦州。她还说，过几天可能还要来取钱。”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四妹李艳梅跟我说，李艳兰最近情绪很不稳定，总说要报仇，没想到她真的干出这种事……”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指挥部接到汇报后，立刻调整部署：副支队长于伟东带领刘军、李忠辉等侦查员，火速赶往北京增援，在牛伟的住处附近布控，等待钱磊再次出现；于亚波副局长则带领另一组侦查员，连夜赶往锦州，排查李艳兰可能的落脚点。 锦州是李艳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她在这里有不少旧识。于亚波带领侦查员们，拿着李艳兰的照片，挨家走访她曾经的邻居和朋友，同时排查全市的小旅店、小饭馆。 像李艳兰母女这样的通缉犯，肯定不敢住正规酒店，只会选择隐蔽的小旅店。 北京那边，侦查员们在牛伟的住处附近蹲守了三天三夜。5月29日傍晚7点05分，一个穿着粉色外套的年轻姑娘出现在巷口，正是钱磊！她刚走到牛伟家的院门口，埋伏在周围的侦查员就一拥而上，将她按倒在地。“别动！警察！”刘军的声音威严有力，钱磊挣扎了几下，就瘫软在地，脸色惨白。 就地突审在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起初，钱磊还不肯承认，可当侦查员拿出照片和证据时，她终于崩溃了，哭着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在母亲李艳兰的带领下，她和妹妹钱淼经过多次预谋和踩点，于5月23日清晨闯入赵世财家，杀害了郑莲玉、钱伟鸿和4岁的表弟，之后逃窜到长春、德惠等地，最后逃往锦州，母亲和妹妹现在就在锦州的一家小旅店里。 得到钱磊的供述后，于亚波立刻带领侦查员行动。根据钱磊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那家位于锦州火车站附近的个体小旅店。旅店老板说，确实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年轻姑娘住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天了，平时很少出门。 侦查员们悄悄摸到房间门口，于亚波做了个手势，几名侦查员同时踹开门，冲了进去。房间里，李艳兰正坐在床边发呆，钱淼蜷缩在墙角，看到突然闯入的警察，母女俩都愣住了。“李艳兰，钱淼，你们被捕了！”于亚波亮出逮捕证，李艳兰没有反抗，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眼里流下两行泪水；钱淼则吓得浑身发抖，躲在母亲身后不敢出来。 至此，震惊吉林市的“5·23”特大报复杀人案，在案发后的第七天，成功告破。5月31日，李艳兰、钱磊、钱淼三人被押回吉林市。当警车驶进太平乡时，村民们都围在路边，看着这三个凶手，脸上满是愤怒和唾弃。赵世财站在人群最前面，看到李艳兰时，他冲上前就要打，被侦查员拦住了。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当场就哭了，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媳妇，我的儿子……” 案件告破后，有记者采访了钱磊。这个刚满19岁的姑娘，穿着囚服，头发凌乱，脸上没有丝毫年轻人的朝气，只有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麻木。提起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钱志江，她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恨意：“我恨他，就算他是我亲生爸爸，我也恨他！” 钱磊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关爱，只有无尽的冷漠和打骂。“我十来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我和二妹钱淼跟着爸爸，住在奶奶家。三妹钱淼那时候太小，判给了妈妈。”钱磊的声音哽咽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奶奶家重男轻女，根本不把我们姐妹当人看。有一次，奶奶做了鱼，看到我们回来了，赶紧用盘子把鱼罩上，放进橱柜里，只给我们吃葱叶蘸酱。鱼的香味飘出来，我和妹妹馋得直流口水，却不敢说一句话。” 钱志江每天都在外喝酒，回到家就把气撒在两个女儿身上。“他喝醉了就骂我们，说我们是赔钱货，有时候还会动手打我们。”钱磊的肩膀微微颤抖，“冬天的时候，奶奶不给我们做棉衣，我和妹妹冻得瑟瑟发抖，去找妈妈，爸爸还不让。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把做好的棉衣送到学校，让老师转交给我们。那件棉衣，我穿了三年，直到洗得发白，破了洞。” 在奶奶家待了两年后，钱磊和钱淼实在受不了了，偷偷跑回了妈妈身边。“那天妈妈看到我们，一下子就哭了，搂住我们仨说，今后就算是要饭，咱们娘四个也不分开。”钱磊的眼泪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滴在囚服上，“那是我这辈子最温暖的一天，我们娘四个抱在一起，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为了让两个妹妹能上学，钱磊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我先是在锦州的餐馆洗盘子，后来去北京投奔小姨，在一家西餐厅学做西餐。”钱磊说，“我想多挣点钱，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受别人的气。” 今年4月，钱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让她赶紧回来。回到家她才知道，母亲和三姨被钱志江刺伤了，三姨家的表弟李岩，被钱志江杀死了。“我当时就懵了，不敢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钱磊说，“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三姨夫李树公，那个以前对我们还不错的男人，突然变了脸。他找到我们，说他儿子是因为我妈才死的，让我们娘仨给他儿子报仇，要不然就让我去他家，给他当老婆，为他生个儿子。” 这个要求，像晴天霹雳一样砸在钱磊头上。“我才19岁，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毁了。”她抽泣着，“可我也理解三姨夫的痛苦，他中年丧子，那种滋味肯定不好受。我把这一切都怪在了钱志江身上，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4月底，李树公见她们娘仨没有动静，就把钱磊叫到家里干活，一干就是半个月。“他把我打工挣的1000多块钱都要走了，说是给我表弟办后事用。”钱磊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他还经常跟我说，‘我儿子没了，仇也报不了，你三姨又疯疯癫癫的，将来你就得给我做老婆’。我不吭声，他就说，‘我一个儿子都没了，你们老钱家连半个孩子都舍不得拿出来吗？’” 钱磊的表妹，李树公的女儿，看不过去，偷偷劝她：“姐，你快回家吧，我爸他现在不对劲。”半个月后，地里的活忙完了，钱磊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回到了母亲身边。“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钱磊说，“那时候，我们娘仨天天在家哭，觉得日子没法过了。三姨夫的逼迫，钱志江的仇恨，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身上。” 就在这样的绝望中，李艳兰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杀了钱家的人，既能为李岩报仇，又能摆脱李树公的逼迫，还能了却自己心里的怨恨。“妈妈跟我说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钱磊说，“可我转念一想，妈妈要是杀了人，肯定会被判死刑，我和妹妹没有了妈妈，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跟她一起干，就算死，我们娘仨也能在一起。” 5月15日，她们娘仨又去了李树公家。李树公依旧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反复追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就自己来了！”被逼无奈，李艳兰带着两个女儿，准备了三把尖刀和三个口罩，踏上了复仇之路。 5月22日傍晚，她们娘仨顶着小雨，来到了太平乡。“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柴火垛里睡了一宿，蚊子咬得我们满身是包，我还因为淋雨发烧了。”钱磊说，“妈妈当时就动摇了，说要不回去吧，问问李树公，能不能不这么干。我们租了一辆摩托车，回到了波尼河乡，妈妈去找李树公，回来后说他不同意。没办法，我们只好又返回太平乡，住在了赵世财家对面的浴池里。那一夜，我们谁都没睡，心里又害怕又紧张。” 5月23日清晨6点多，她们看到赵世财下地干活了，院子里只剩下郑莲玉、钱伟鸿和孩子。“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偷偷进了院。”钱磊的声音变得低沉，“推开门的时候，奶奶正在灶台边烧火，姑姑在喂孩子吃饭。妈妈喊了一声‘钱家的人，拿命来’，就冲了上去，掏出刀朝奶奶捅去。姑姑愣了一下，然后就扑上来和妈妈厮打，我和妹妹也冲了上去，手里的刀胡乱地捅着……” 说到行凶的场景，钱磊突然停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当时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只听到奶奶和姑姑的惨叫声，还有孩子的哭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地上全是血，她们三个人都躺在地上不动了。妈妈拉着我和妹妹，赶紧跑了……” 逃亡的日子里，母女三人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我们不敢住大旅店，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每天都换地方。”钱磊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地上的血，听到那些惨叫声。我知道，我们迟早会被抓住的，这一天来得越早，我心里越踏实。” 李艳兰在接受审讯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恨钱志江，是他毁了我的一生，毁了我的女儿们；我也恨郑莲玉和钱伟鸿，她们帮着钱志江欺负我们娘仨；李树公的逼迫，让我没有了退路。我知道杀人是犯法的，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她的脸上满是悔恨，“我对不起我的女儿们，是我把她们带上了绝路；我也对不起被害人，尤其是那个孩子，他是无辜的……” 这起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扭曲。钱志江的重男轻女和暴力，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李树公的逼迫，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艳兰的极端行为，让三个家庭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无辜的，是那个四岁的孩子，他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就成为了仇恨的牺牲品。 案件判决后，李艳兰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钱磊被判处无期徒刑，钱淼因未满16周岁，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当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所有的仇恨和恩怨，似乎都有了了结，可那些失去的生命，那些破碎的家庭，却再也无法复原。 第153章 鲁北恶魔：80年代末滨州系列割耳案 1986年的鲁北大地，寒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烈些。滨州、惠民、寿光一带的土坯房上压着薄薄的霜花，清晨的街道上，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们哈着白气，车把上挂着的铝制饭盒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噩梦，正悄然笼罩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留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将在深夜的黑暗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攥紧心脏。 一系列割伤美少女耳朵的恶性伤害案，正以令人心悸的姿态，一步步撕开这个年代的平和表象。 消息像被狂风卷起的沙尘，迅速席卷了整个鲁北地区，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夜里别让姑娘单独睡”“出门最好有人陪着”，成了家家户户睡前的叮嘱。派出所的户籍警下片区时，总能看到巷口聚集着窃窃私语的居民，他们脸上挂着掩不住的恐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朵，仿佛那脆弱的器官下一秒就会遭遇不测。社会舆论更是炸开了锅，地方小报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鲁北出现割耳恶魔”，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评书先生讲到惊险处，总会借题发挥一句“这比江湖上的采花大盗还要歹毒”。 拂晓惊魂：高家院子的血色呼救 1986年1月7日，拂晓时分的滨州市和平区，天刚蒙蒙亮，远处的工厂还没响起上班的汽笛声，高家院子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冬日的沉寂。“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16岁的小高捂着右侧脸颊，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汩汩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在冻得发硬的地面上，瞬间凝成了暗红色的冰碴。他疼得浑身发抖，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乱蹦，额头上的青筋因为剧痛而暴起。 高家的灯“唰”地全亮了。母亲王桂兰披着棉袄从屋里冲出来，一看见儿子满脸是血的模样，腿一软差点摔倒，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儿啊！这是咋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父亲高建国刚穿好裤子，抄起门后的扁担就往外冲，嘴里吼着：“哪个天杀的敢在老子家门口行凶！我跟他拼命！”姐姐高秀梅也赶了过来，看着弟弟血淋淋的伤口，吓得脸色惨白，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这一切，本该是冲着她来的。 前一天夜里，滨州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2度，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高秀梅在棉纺厂上夜班，临走前看着弟弟冻得缩脖子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今晚去我屋里睡，我那屋有煤炉，暖和点，顺便帮我看会儿门。”小高听了姐姐的话，乐呵呵地搬着被褥去了东厢房——那是姐姐独居的卧室，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摆着一瓶姐姐舍不得插的塑料花。 凌晨四点多，小高睡得正沉，迷迷糊糊中觉得右耳一阵钻心的剧痛，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狠狠划了一下。“嗖”的一下，那股凉意带着撕裂般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向耳朵。 空荡荡的，只剩下黏腻的鲜血。 “啊！”他的尖叫还没喊完，就看见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条黑影像野猫一样窜了出去，踩着院墙上的砖缝一跃而过，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留下院墙外几声急促的脚步声。 高家的哭喊和呼救声很快惊动了邻居，十几个街坊涌进院子，有的帮着捂伤口，有的跑去打电话报警，还有的追出院外试图寻找凶手的踪迹，但黑暗中早已没了人影。混乱中，有人不小心踢翻了小高床边的煤炉，炉灰撒了一地；有人为了看伤口，伸手碰了碰床上的血迹。 等滨州市公安局的干警赶到时，原本可能留存线索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接到报案的周宪文局长，当时刚吃完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公安，脸上总是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稳，一听发生了这么恶劣的案件，饭碗一放就抓起了警服。“通知技术科、刑警队，五分钟后出发！”他对着对讲机喊完，又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案发现场的东厢房里，周局长蹲在床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床上的棉被被血浸透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边缘卷着硬边。技术科的干警小心翼翼地用镊子翻看被褥，嘴里嘟囔着：“局长，现场太乱了，脚印、指纹全被破坏了，连个可疑的毛发都没找到。”周宪文点点头，目光扫过墙头，那里有一块砖松动了，砖缝里挂着几根黑色的纤维，应该是凶手翻墙时刮下来的。“凶手是后半夜翻墙入院的，目标明确，动作利落，用的是锋利的刀具，割耳后迅速逃离，心理素质很强。”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先走访受害人亲属，弄清楚到底是冲谁来的。” 高秀梅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声音带着哭腔：“肯定是冲我来的。我在厂里处了个对象，后来吹了，他一直耿耿于怀，前阵子还在厂门口堵过我，说要让我‘后悔’。”她顿了顿，眼泪又流了下来，“都怪我，要是我不让弟弟去我屋睡，他也不会遭这个罪……” 干警们很快摸清了情况：22岁的高秀梅是棉纺厂的女工，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留着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发，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之前和同厂的一个男工处过对象，后来因为对方脾气暴躁、有家暴倾向而提出分手，对方曾多次威胁她。而小高因为从小跟着姐姐长大，留着一头齐肩的长发，加上身形瘦弱，夜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女性。 “凶手应该是冲着高秀梅来的，报复性伤害。”刑警队的老陈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夜里光线暗，他把小高当成了高秀梅，所以才下了手。”这个推断得到了大多数干警的认可。接下来的七个多月里，警方围绕高秀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拉网式排查，那个威胁过她的前男友被列为头号嫌疑人，被反复讯问了多次，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他正在外地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 干警们没有放弃，又陆续排查了高秀梅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凡是有过矛盾纠葛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三伏天里，他们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滨州的大街小巷，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踪迹。案件陷入了僵局，周宪文局长的办公室里，那盏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再添新案：郭氏姐妹的深夜惊魂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再次露出了獠牙。1986年8月28日凌晨两点，滨州市红旗居民区的郭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20岁的郭大国躺在床上，双手捂着左侧耳朵，鲜血顺着她的脖颈流到枕头上，把枕头套染成了暗红色。旁边的妹妹郭二丫吓得缩在床角，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魔鬼……有魔鬼进来了……” 郭家人被哭声惊醒，父亲郭老汉举着煤油灯冲进西厢房，看到大女儿满脸是血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抄起门后的锄头就往外冲，却被老伴死死拉住：“你去哪儿啊？凶手早就跑了！快给公安局打电话！”郭大国的母亲扑到床边，看着女儿空荡荡的左耳根，心疼得号啕大哭：“我的苦命闺女啊，你这还没嫁人呢，可咋整啊……” 周宪文局长接到报案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小高案的卷宗。“又是割耳？”他猛地站起身，眼里闪过一丝怒火，“通知孙树俭、袁海泉，让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也带人过来，现场必须保护好！”这一次，警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技术科的干警带着手套、口罩，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 西厢房里，郭大国和妹妹睡在一张双人床上，郭大国睡在外侧。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平时糊着的白纸被撕得粉碎，门插销也坏了，地上放着一把顶门用的椅子，已经被撞得歪到了一边。“我睡得正香，突然觉得耳朵一阵疼，醒来一摸，就没了。”郭大国的声音带着哭腔，脸色苍白如纸，“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跑得特别快。” 技术科的干警在门后的地面上，发现了几滴零星的血迹，还有一个模糊的脚印，但因为是泥土地面，脚印很快就氧化了。“犯罪分子还是深夜翻墙入院，从破损的玻璃处伸手打开门闩，作案手法和高家案很像。”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蹲在墙根下，指着墙上的一个脚印说道，“你看，这个脚印的尺寸和高家案现场墙头上的脚印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人。”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异常凝重。干警们发现，这两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凶手都是翻墙入院、入室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性（小高因长发被误认），作案工具都是锋利的刀具，且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几乎不留下痕迹。“可以并案侦查。”周宪文局长敲了敲桌子，“现在我们要重新梳理线索，不能只盯着高秀梅的社会关系了。” 经过走访得知，郭大国和高秀梅不同，她性格文静，作风正派，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几乎没有社交，更没有什么恋爱纠葛，是街坊邻里眼中的“好姑娘”。“那凶手为什么要盯上她？”刑警队长袁海泉皱着眉头问道。这时，郭老汉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我前阵子在菜市场和人吵过架，那人说要让我‘家破人亡’。” 郭老汉是个木匠，前段时间给一个客户打家具，因为对方觉得木料不好，要求降价，两人吵得面红耳赤。那个客户脾气暴躁，当时就拍着桌子骂道：“你要是不降价，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让你闺女也没好日子过！”这个线索让干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找到了那个客户，对其进行了讯问和调查。可没想到，对方案发当晚正在外地出差，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线索再次中断。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专案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网排查，以郭家和高家为中心，辐射周边五个居民区，走访了近两千户人家，查出了10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干警们白天走访，晚上整理材料，有的人累得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头枕着卷宗，脸上还沾着墨水；有的人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询问情况。可即便如此，这100多条线索还是被一一排除了，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一点踪迹。 魔影再临：水利安装队的血色凌晨 1987年春节刚过，鲁北大地还残留着年味，家家户户的春联还鲜红欲滴，那个恶魔又一次行动了。3月1日凌晨3点，滨州市水利安装队的女工小谷，刚送走恋爱对象王某不久，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屋子里还残留着王某身上的烟草味。 突然，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了小谷。她以为是王某落下了东西回来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是你吗？”没人回答。紧接着，她感到右耳一阵剧痛，像是被人用刀生生割了下来，疼得她瞬间清醒过来，尖叫着想要坐起身。可凶手比她更快，一把按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拿着刀，在她的脸上划了两刀，交叉的伤口瞬间涌出鲜血，流进了她的眼睛里，让她看不清凶手的模样。 小谷拼命挣扎，手脚乱蹬，却被凶手连刺了几刀，手上和脚上的伤口火辣辣地疼。她的尖叫惊动了隔壁的邻居，邻居大喊着“谁啊！干什么呢！”，凶手这才慌了神，转身就跑。小谷趴在床上，浑身是血，看着凶手的黑影消失在门口，嘴里不停地喊着“救命”，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 周宪文局长赶到现场时，小谷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卧室里一片狼藉，被子被扯到地上，床单上全是血迹，地上散落着几张沾有血迹和分泌物的卫生纸。“这些卫生纸是怎么回事？”技术科的干警问道。小谷的母亲红着眼圈说：“血迹是小谷擦伤口的，那些有分泌物的……是她对象昨晚留下的。” 经过勘察，警方发现凶手这次是从后门进入的，小谷送走王某后，后门没有关严，只挂了一个搭扣。凶手作案后，还顺手牵羊拿走了鸡窝上晒的一双白运动鞋。“这双鞋是小谷刚买的，还没穿几次。”小谷的母亲说道。技术科的干警提取了床单上的血迹和卫生纸上的分泌物，但经过化验，血迹确实是小谷的，分泌物是王某的，没有发现凶手的痕迹。 走访得知，23岁的小谷长得很漂亮，性格也比较外向，身边有不少追求者，曾经有几个人因为她争风吃醋，甚至在工厂门口打过架。“会不会是那些追求者中的某个人，因为得不到小谷而报复她？”刑警队的年轻干警小李说道。这个推断得到了部分干警的认可，他们立刻对小谷的追求者展开了调查，可查来查去，这些人案发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有的在加班，有的在和朋友喝酒，都能被人证实。 案情分析会上，干警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小谷案和前两起案件不同，凶手不仅割耳，还毁容、伤人，甚至有盗窃行为，作案动机更像是争风吃醋的报复，不具备并案条件；另一派则认为，虽然作案细节有差异，但核心手法是一致的，都是凌晨入室、伤害年轻女性，应该并案侦查。 “我认为应该并案。”郭凤鸣科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缓缓说道，“大家看，三起案件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凶手选这个时间作案，就是为了降低受害人的警觉性。作案手法都是用锋利刀具割耳，动作迅速，说明凶手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或者心理素质极强。而且，三起案件的间隔时间都在7个月左右，这说明凶手有一定的蛰伏期，在等待下一次作案的机会。” 郭科长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毁容和盗窃，可能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在升级，也可能是他临时起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就否定并案的可能性。从‘割耳’这个核心特征来看，这三起案件绝对是同一个人所为。”他的话让在场的干警们都陷入了沉思，周宪文局长点了点头：“郭科长说得有道理，下一步，我们重点排查有犯罪前科、家庭关系不和、失恋、智力低下或者神经不正常的男性，尤其是那些有变态行为的人。” 此时，系列割耳案已经在滨州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许多女青年夜里不敢单独睡觉，有的让父母在床边守着，有的干脆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甚至有几个即将结婚的姑娘，因为害怕而推迟了婚期。水利安装队的女工们，晚上下班都要结伴而行，手里拿着木棍、剪刀等防身工具，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公安干警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周宪文局长的头发在短短几个月里，白了一大半。 跨区疑云：寿光与惠民的相似案件 就在滨州警方全力侦查之际，山东省公安厅传来了一个消息：寿光县1986年5月发生的一起割耳案，与滨州的系列案件有诸多相似之处，建议并案侦查。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干警们精神一振，扩大侦查范围，或许能找到新的线索。 1986年5月24日，寿光县城关九岗村的女工林英，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噩梦。23岁的林英在造纸厂上班，当天因为加班，直到半夜11点才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总觉得身后有个人跟着她，脚步轻得像猫一样。“谁啊？”她回头喊了一声，身后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投下的长长的影子。林英心里有点发毛，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回了家。 当时正好赶上停电，林英点上蜡烛，洗漱完后看了一会儿书，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凌晨2点左右，一阵剧痛让她猛地醒来，她下意识地摸向左侧耳朵，发现耳朵已经不见了，鲜血顺着她的脸颊流到了枕头上。她刚想尖叫，凶手又挥刀划向她的脸，左眉间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右手虎口和背部也各挨了一刀。林英疼得浑身发抖，拼命挣扎，凶手见状，仓皇逃走，她只看到一条瘦小的黑影消失在门外。 寿光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但和滨州的案件一样，现场被破坏严重，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情上报到省厅后，引起了省厅领导的重视，在得知滨州发生系列割耳案后，立刻将两起案件的卷宗进行了比对。 在省厅的协调下，滨州专案组的干警们赶到了寿光，与寿光县公安局的干警们共同分析案情。“我认为是同一个人干的，”寿光县公安局的李局长说道，“凶手都是夜间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工，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而且都有伤人后迅速逃离的特点。”但也有干警提出了不同意见：“滨州的案件都是入室作案，而林英案，凶手是怎么进入室内的？林英说她睡前锁好了门。” 经过反复调查，干警们发现林英家的窗户插销有松动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从窗户进入室内的。“这说明凶手有很强的攀爬能力，”周宪文局长说道，“而且他的体态应该比较瘦小，才能从窗户钻进来。”结合四起案件的情况，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画像：凶手为男性，年龄在18-25岁之间，体态瘦小，有较强的攀爬和流窜能力，心理不正常，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受过重创，尤其是在婚恋方面。 就在专案组围绕这个画像展开排查时，滨州又发生了一起特大奸杀妇女案，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上级命令专案组抽出部分骨干力量，参与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一边是持续近一年的系列割耳案，一边是新发生的特大奸杀案，干警们分身乏术，压力更大了。而此时，关于割耳恶魔的谣言越来越多，甚至有香港的媒体报道称“中国北方出现魔鬼城”，把案件渲染得更加恐怖，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1987年3月，省厅领导召集滨州、寿光两地的专案组成员，在济南召开了案情研讨会。“犯罪分子之所以迟迟没有落网，一是因为我们的网眼太大，排查不够细致；二是因为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局限，只盯着受害人认识的人，”省厅的王厅长说道，“大家想想，凶手不可能对四个受害人都有仇有恨，他的作案动机，更可能是仇视社会、仇视年轻女性，是一种心理变态的报复行为。” 王厅长的话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周宪文局长当即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不再局限于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以滨州、寿光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重点排查18-25岁之间，有犯罪前科、流氓行为，因婚恋或家庭关系受刺激，心理变态，有工不做、经常夜间外出的男青年。“我们要立足于抓获现行，在重点区域安排警力守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进行盘查。” 按照这个思路，干警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他们白天走访工厂、居民区，晚上在重点路段、居民区附近蹲守，有的干警甚至半个多月没回家，住在单位的临时宿舍里，吃的是泡面和馒头。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查访了9000多人，查出400多个嫌疑人，重点锁定了57个有重大嫌疑的人。虽然没有查获系列割耳案的凶手，但也带破了一批其他的刑事案件，抓获了12名刑事犯罪分子。 就在排查工作紧张进行时，专案组的干警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惠民县1986年发生的两起伤害妇女案，与滨州的系列割耳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周宪文局长立刻带领侦查人员赶赴惠民，对这两起案件进行核查。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8月18日凌晨2点，惠民县造护理乡双庙村的姑娘牛花，刚睡着不久，就觉得有人摸她的头。她吓得立刻起身呼救，凶手见状，挥刀在她的左腮上划了一刀，然后迅速逃离，牛花只看到一条黑影消失在门外。第二起案件发生在20多天后的9月10日凌晨3点，东庙村20岁的姑娘张妹，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摸她的耳朵，她急忙翻身挣扎，右腮部被凶手割了一刀，凶手仓皇逃走。 惠民县公安局的卷宗显示，这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深夜翻墙入院，入室作案，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目标都是年轻女性，而且现场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虽然这两起案件没有割到耳朵，但其他特点和我们正在侦查的割耳案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只是因为受害人及时反抗，凶手没有得手。”郭凤鸣科长说道。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两起案件与之前的四起案件并案侦查，侦查范围进一步扩大。 嚣张至极：饭店服务员的白昼遇袭 1987年9月26日，滨州某单位的营业员贺小姐，经历了一场惊魂夜。18岁的贺小姐长得亭亭玉立，是单位里公认的“一枝花”。当天晚上，她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凌晨4点多，她突然感觉到有人摸她的头，刚要呼救，嘴上就挨了一刀。“嗷”的一声尖叫，贺小姐疼得滚到了地上，她的母亲被惊醒，急忙拉起电灯，只见一条黑影窜出窗外，翻过院墙消失了。 贺小姐躺在地上，满嘴是血，嘴唇被两边豁开，创口长达10多厘米，连牙齿都露了出来。她的母亲抱着她，哭得肝肠寸断：“我的闺女啊，你这嘴以后可咋整啊……”这起案件的发生，让凶手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他竟然敢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作案，而且目标不仅仅是耳朵，更是对受害人进行全方位的伤害。 案件发生后，专案组立刻调集人马奔赴现场，进行勘察和访问。同时，在滨州的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对全市的旅店、饭店、歌舞厅等公共场所进行治安大清查，对各企事业单位、厂矿的夜间活动人员逐个进行排查。周宪文局长在动员大会上，声音嘶哑地说道：“凶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是抓不到他，就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对不起身上的这身警服！” 干警们分成6个战斗组，在滨州的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守候。有的干警藏在居民楼的楼道里，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有的干警趴在路边的草丛里，身上沾满了露水和泥土；有的干警乔装成路人，在街头巷尾来回巡视。可即便如此，凶手还是像幽灵一样，没有露出任何踪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88年8月，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这两年多里，干警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好好陪过家人，可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案件，让整个案情出现了转机。 1988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左右，滨州市某饭店的服务员小李姑娘，正在家里睡午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她睡得很沉，朦朦胧胧中，感觉到有人朝她扑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瘦小的男子站在床前，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握着匕首，满脸凶气，眼神里透着一股疯狂的光芒。 小李吓得魂飞魄散，刚想喊“救命”，那男子就举起菜刀，朝她的头上砍来。“噗”的一声，菜刀砍在了小李的额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小李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菜刀的刀刃，手心被割得鲜血淋漓。凶手见状，另一只手拿着匕首，朝她的肩头捅了一刀。“杀人啦！救命啊！”小李忍着剧痛，大声呼救，声音穿透了窗户，传到了街上。 凶手一看情况不妙，挣脱小李的手，转身就往门外跑。此时，正在附近巡逻的小分队战斗小组长、滨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长袁海泉，接到了群众的报案。“快！凶手往五四居委会方向跑了！”袁海泉大喊一声，带领战斗组的干警们，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去。他知道，此刻是抓获凶手的最佳时机，一旦让凶手跑远，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袁海泉追出院外不远，看到几个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路边，急忙问道：“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瘦小的男人跑过去？”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妇女说道：“有啊！刚才有个小个子男人急匆匆地跑过去，好像是叫盛华的，就住在五四居委会。”“好！”袁海泉立刻带领干警们，朝着五四居委会的方向跑去。 他们很快找到了张盛华的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答。邻居告诉他们，张盛华刚才回家过一趟，拿了件衣服就往他姥姥家去了。袁海泉二话不说，带领干警们驱车赶往张盛华的姥姥家。傍晚6点多，在张盛华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张盛华。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迹，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匕首。“不许动！”干警们大喝一声，冲上前去，将张盛华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真相大白：扭曲心灵的罪恶之路 当晚，袁海泉队长就对张盛华进行了突审。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张盛华的脸上，他低着头，头发凌乱，遮住了眼睛，一言不发。“说说吧，为什么要伤害小李？”袁海泉问道。张盛华沉默了半天，才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桀骜不驯：“她瞪我。”“就因为她瞪了你一眼，你就拿刀砍她？”袁海泉追问道。张盛华又低下头，嘟囔着：“我就是看那些打扮漂亮的女的气的慌。” 刚开始，张盛华只承认伤害小李的犯罪事实，对之前的系列割耳案绝口不提。无论干警们怎么问，他都紧闭双唇，不再言语。袁海泉知道，张盛华的性格很倔强，硬审是不行的，必须找到他的软肋。他让人去调查张盛华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很快，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他的面前。 张盛华，1968年出生，案发时20岁，身高1米68，是五四居委会的无业人员。他7岁时因患中耳炎，治疗不及时，导致听力下降，反应比同龄人迟钝。因为这个生理缺陷，张盛华从小就被同伴们嘲笑，骂他“聋子”“傻子”。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放任，平时不管不问，让他养成了孤僻、暴躁的性格。表面上看，张盛华瘦弱爱笑，很不起眼，但实际上，他的自尊心极强，记忆力也很好，手脚麻利，跑得特别快，尤其是上墙，非常利索。 街坊邻居反映，张盛华虽然听力不好，但很爱面子，谁要是说他的坏话，他就会记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在街头打台球、看录像，晚上就出来胡溜乱逛，有时露宿在街头，有时睡在医院的长椅上，还有时躲在破屋里。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小刀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甚至动刀子。有一次，他在商店里光看不买，服务员说了他几句，他就拿着刀子，找到那个服务员的集体宿舍，要不是被其他人拦住，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干警们震惊的是，张盛华有严重的变态行为。街坊邻居说，近几年，他经常偷看妇女上厕所，夜里潜入邻居的院子里，听两口子睡觉的动静，还爬到医院妇科的后窗，偷看妇女生孩子。“这个人心术不正，早晚要出事。”一位老街坊这样评价他。 结合这些情况，专案组分析认为，张盛华的性格特点是“吃软不吃硬”，而且自尊心极强，想要让他交代罪行，必须从他的心理入手。袁海泉调整了审讯策略，不再对他进行严厉的追问，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童年经历。“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不容易，别人嘲笑你，欺负你，你心里肯定不好受。”袁海泉说道。这句话戳中了张盛华的痛处，他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在袁海泉的耐心引导下，张盛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因为听力不好，他从小就很自卑，尤其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既羡慕又嫉妒。他觉得那些姑娘都看不起他，不愿意和他说话，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想和一个姑娘说话，她转身就走了，还对她同伴说‘离那个聋子远点’。”张盛华的声音带着哭腔，“从那以后，我就恨那些漂亮的姑娘，我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聊着聊着，张盛华突然说了一句：“在滨州，我就割了三根耳朵。”这句话让在场的干警们精神一振，袁海泉立刻追问道：“哪三根？说说具体情况。”张盛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他说，1986年1月，他在高家附近转悠时，看到高秀梅长得很漂亮，就起了歹心。夜里，他翻墙进入高家院子，摸到东厢房，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留长发的人，以为是高秀梅，就用刀割下了对方的耳朵，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割错了人。 1986年8月，他又盯上了郭大国，因为他觉得郭大国“太傲气”，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翻墙进入郭家，从破损的玻璃处打开门闩，进入西厢房，割下了郭大国的耳朵。1987年3月，他在水利安装队附近看到了小谷，觉得小谷“作风不正派”，就趁她后门没关严，进入她的卧室，割下了她的耳朵，还划了她的脸，顺手拿走了她的运动鞋。 在审讯的过程中，干警们发现张盛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说，每次作案后，看到警方大规模排查却找不到他，他就觉得特别“威风”，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看着你们在街头转来转去，就是抓不到我，我心里特别高兴。”张盛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干警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张盛华又交代了他在寿光和惠民犯下的罪行。他说，1986年5月，他流窜到寿光，看到林英下班后一个人走夜路，就跟在了她的身后，夜里潜入她的家中，割下了她的耳朵。1986年8月和9月，他在惠民作案时，因为受害人反抗及时，没有割到耳朵，只划伤了她们的脸。 当被问到割下来的耳朵去哪里了时，张盛华的回答让干警们毛骨悚然：“喂狗了。”他说，每次割下耳朵后，他都觉得很“解气”，把耳朵随手扔给路边的野狗，看着野狗争抢撕咬，他心里就会涌起一种病态的满足感。“那些女的不是看不起我吗？她们的耳朵连狗都不如。”这句话从这个二十岁青年嘴里说出来，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令人脊背发凉的冷漠。 为了核实张盛华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展开了证据固定工作。干警们根据他的指认，在他经常藏匿的破屋墙角，挖出了一把用布包裹的匕首，刀刃上的锈迹中还残留着微量血迹，经技术鉴定，与郭大国、小谷等受害人的血型完全吻合。在他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那双被他偷走的白运动鞋，鞋面上的泥土成分与水利安装队宿舍周边的土壤一致。更关键的是，张盛华供述的每起案件细节，都与受害人陈述、现场勘察记录高度吻合，包括高家案中墙头上的黑色纤维，那正是他当时所穿旧外套的材质，这些铁证彻底锁定了他的犯罪事实。 1988年9月，张盛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运动鞋已构成转化型抢劫）被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他的听力缺陷并未影响其认知能力，所有犯罪行为均是主观故意下的清醒选择。 1989年1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轰动鲁北的系列割耳案。法庭上，张盛华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哭诉，起初还试图狡辩，称自己是“被社会逼的”，但当公诉人出示匕首、血迹鉴定报告、受害人伤情照片等一系列证据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不再作声。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法庭辩论中说道：“凶手以极端残忍的手段伤害无辜女性，不仅摧毁了受害者的身体，更在她们心中留下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创伤，其行为已突破社会伦理底线，必须依法严惩。”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盛华在两年多时间里，流窜于滨州、寿光、惠民等地，连续实施7起伤害案件，致5人耳朵被割、2人面部受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此前曾因流氓行为被劳动教养），应依法从重处罚。1989年3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盛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盛华当庭表示不上诉，随后该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张盛华的死刑判决。在执行死刑前，袁海泉队长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张盛华没了往日的桀骜，眼神空洞，他对袁海泉说：“要是小时候有人管我，要是那些人不笑我聋子，我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这句话让袁海泉沉默许久，这个扭曲灵魂的堕落，既是个人作恶的必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在特殊群体关爱、青少年教育上的疏漏。 第154章 色字刀下的九命冤魂 2005年11月15号，兰州的寒风已经带着黄河冰碴子的味道，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下午五点多，天色刚擦黑，十里店派出所门口的路灯还没亮，一个佝偻的身影就撞开了值班室的门。老人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沾着泥点，棉鞋鞋底磨得快平了，进门时打了个趔趄，怀里抱着个褪色的布包，手都冻得蜷成了爪子。 “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帮我找找儿子吧……”老人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从布包里掏出一张一寸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穿着白衬衫，笑得眉眼舒展，那是他儿子于东，刚大学毕业在兰州找了份工作，是老两口全部的指望。 值班民警赶紧给老人倒了杯热水，暖壶塞子刚拔开，热气就模糊了老人的眼镜片。他抹了把脸，断断续续地说，三天前他给儿子汇了一万块钱，是家里砸锅卖铁凑的“集资建房款”，可钱汇出去当天，儿子的电话就打不通了。他去于东单位问，同事说于东请假了；去儿子租的出租屋，房东说几天没见人回来。“我儿子老实，不会惹事的，是不是被坏人绑了？”老人抓住民警的手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那一万块钱是给他保命的，要是不够，我再去借……”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很快接了案。侦查员去于东单位调取了监控，去出租屋提取了痕迹，甚至查了他的银行流水，那一万块钱汇到卡上后，当天就被分两笔取走了，取款地点在西固区的两个银行网点。可除了这两条模糊的线索，再无其他进展。于东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任何去向的痕迹。 案子一拖就到了年关。兰州的年味越来越浓，黄河边挂起了红灯笼，可于东的父亲几乎每天都泡在派出所，从最初的哀求变成了沉默的等待，布包里的照片被摩挲得边角发卷。直到2006年正月初三，西固公安分局接到一个环卫工的报案：在西固区一处偏僻的消防井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男尸。 消防井在黄河岸边的一片荒地里，周围全是半人高的芨芨草，井深三米多，尸体被装在一个编织袋里，袋口用铁丝扎得死死的。法医撬开编织袋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但身上那件破损的羊毛衫，和于东父亲描述的一模一样。通过dNA比对，确认死者就是于东，死因是机械性窒息，颈部有明显的勒痕。 西固分局刚把于东案立为命案，值班室的电话又响了。打电话的是个中年女人，声音带着哭腔，说她丈夫刘成大半夜出门后就没回来，手机关机，单位也没去，“他走的时候说去见个朋友，穿的黑夹克，手里还揣着个公文包……”女人姓陈，是刘成的妻子，挂了电话就骑着自行车往分局赶，车筐里装着刘成的照片和几件换洗衣物。 陈大姐是个倔脾气，跑遍了西固分局、兰州市局，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调查”。她不甘心，揣着一沓材料直接去了甘肃省公安厅，找到刑侦总队的时候，正撞见于东的父亲，老人怀里抱着个大纸箱，里面全是他打印的寻人启事和案件材料，准备找领导“问问情况”。两个同样心急如焚的人在总队门口遇上，一说起各自的遭遇，眼泪都止不住地流。 接待他们的是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孟庆山。孟队五十多岁，鬓角已经花白，手里攥着个搪瓷缸，听两人说完情况，没急着表态，而是把两起案件的材料摊在桌上反复看。于东，23岁，安宁区失踪，西固区抛尸，被劫一万余元；刘成，45岁，西固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失踪前有大额资金往来。看似毫无关联的两起案件，孟队却在材料上圈出了一个共同点：两人失踪前，都曾与陌生女性有过接触。 “把这两起案子并起来查。”孟队放下搪瓷缸，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安宁和西固，“再把近期全市的失踪人口摸一遍，重点查有资金往来、与陌生异性接触的案例。”批示很快下到兰州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点将，让刑侦支队支队长李斌带着重案大队的人，会同省市联合调查组直奔西固分局。 李斌是兰州警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破过不少大案，他带的团队里，有个副大队长叫张金刚，脑子活、心思细，之前破获的“连环盗窃案”就是他从一个不起眼的鞋印里找到的突破口。一行人到西固分局的时候，侦查员们正在分析刘成的线索，刘成失踪前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通话时长不到一分钟，之后他就拿着银行卡出了门，这张卡后来在白银市有过取款记录。 “兵分两路。”李斌拍了板，“一组查那个陌生电话，一组查银行卡的取款记录，务必在三天内有进展。”负责查电话的小组很快有了收获：那是一部神州行的无记名电话，5月20号开通，6月9号就停机了，通话记录寥寥无几，除了打给刘成的那通，就只和另一个号码联系过，机主名叫丁宝。 “丁宝，男，32岁，在兰州某机械厂做保卫工作。”侦查员念着丁宝的信息，“地址在七里河区小西湖附近，我们现在就过去。”张金刚开车带着人往小西湖赶，路上还在琢磨：这个丁宝会不会是同伙？还是和于东、刘成一样，也是个受害者？ 丁宝的单位在一个老旧的厂区里，保卫科的办公室很小，墙上挂着“安全第一”的标语。看到一群穿警服的人进来，丁宝正拿着个保温杯喝水，手一抖，水洒了一桌子。“警察同志，我没犯事啊。”他赶紧站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我最近都在上班，没出去惹麻烦。” 张金刚递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别紧张，我们就是来问点情况。你认识一个叫‘小月’的女人吗？用这个号码给你打过电话。”张金刚把写着神州行号码的纸条放在桌上，丁宝的眼神一下子变了，烟蒂烧到了手指才反应过来。 “小月……”丁宝的声音有些发飘，“我们就见过一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吸了口烟，缓缓说起了经过：他单身多年，平时喜欢在网吧泡着，希望能在网上找个对象。一个月前，他在聊天室里认识了网名叫“小月”的女人，对方说话温柔，善解人意，两人聊得特别投机，还视频过，视频里的女人个子高挑，长发，笑起来有颗小虎牙，看着特别舒服。 “我们约在小西湖公园见面，下午三点多，她穿一身白衣服，亚麻色的头发，说话带点东北口音。”丁宝回忆着，“我们在公园的茶座聊了两个多小时，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还说觉得我人挺实在的。临走的时候我送她上公交车，她往东走，我往西走，之后就没联系过了。” “她有没有问你要过银行卡信息？或者约你去偏僻的地方？”张金刚追问。丁宝摇了摇头：“没有，她就聊些家常，还说以后有机会再约。我觉得她挺好的，怎么……她出什么事了？”他的眼神里满是担忧，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对这个“小月”有好感。 张金刚没多说，让丁宝详细描述了“小月”的外貌特征，又让技术科的人根据描述画了模拟画像。临走的时候，丁宝拉住他：“张警官，要是小月有消息，能不能告诉我一声？我……我还挺想再见她一面的。”张金刚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消息会通知你的，你也再想想，有没有遗漏的细节，比如她手上的饰品、说话的习惯，都很重要。” 丁宝不知道的是，他口中“温柔善良”的小月，其实是一个犯罪团伙的骨干成员，找他的目的和找于东、刘成一样——谋财害命。而他之所以能逃过一劫，恰恰是因为他的“实在”：见面时规规矩矩，没有轻浮的言辞，更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让“小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他更不会想到，自己成了这个案件中唯一见过犯罪嫌疑人的目击证人，他的描述，成了警方破案的关键线索。 与此同时，查银行卡的小组也有了突破。银行监控显示，6月9号早上9点，一男一女拿着刘成的银行卡，在工人文化宫和南关十字的工商银行网点，分别取走了元和8000元，取款单上签的是刘成妻子陈大姐的名字。下午3点多，这对男女又在白银市的自动取款机上取走了剩下的3500元。 “男的高高壮壮，女的个子也不矮，都戴着手套和墨镜，看不清脸。”侦查员把监控截图递给张金刚，“但我们对比了于东案的银行监控，发现这个男的，和取走于东那笔钱的男人，身形特别像！” 两条线索交汇，案件有了方向。省厅很快批准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定为“609大案”，由兰州市局刑侦一大队牵头侦办。张金刚把丁宝提供的线索当成重中之重，他知道，这个“小月”就是打开案件的钥匙。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金刚成了丁宝单位和家里的“常客”。一开始丁宝还很配合，可架不住张金刚天天来，有时候刚下班，张金刚就堵在厂门口；有时候大半夜，电话就打过来了。丁宝渐渐有些不耐烦了，有一次直接跟他说：“张警官，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再问我也说不出别的了，你这是要把我榨干啊。” 张金刚听出了他的不满，第二天特意买了两箱牛奶去他家，还跟他赔了个不是：“老丁，我知道打扰你了，但这案子太重要了，于东才23岁，刘成的老婆孩子还在等他回家，我们不能放过凶手。”他坐下来，和丁宝聊起了自己办过的案子，聊起那些受害者家属的痛苦。丁宝的态度渐渐软了，叹了口气：“张警官，我懂，你放心，我再好好想想，一有头绪就给你打电话。” 没过多久，丁宝要去北京学习，那时候长途漫游费贵，他心疼钱，就想把手机停机。张金刚知道后，没说什么，每次打电话前都先去邮局，自掏腰包给丁宝交上话费。丁宝在北京接到张金刚的电话，得知话费是他交的，心里特别感动：“张警官，你这么上心，我要是想不起来点什么，都觉得对不起你。” 转机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天晚上，丁宝突然给张金刚打电话，声音很兴奋：“张警官，我想起来了！小月当时拿的是一部联想手机，型号和我们单位同事的一样，是滑盖的，蓝色的外壳！” 这个线索让张金刚眼前一亮。他立刻调阅了兰州和白银两地联想手机的销售记录，在2005年那个年代，手机还是比较贵重的物品，大部分人会在居住地附近的专卖店购买，方便售后。侦查员们先查了兰州的各大手机卖场，跑了十几家专卖店，都没有符合条件的销售记录。张金刚把目光投向了白银：“去白银看看，那个取款的女人，很可能是白银人。” 白银市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在市中心，张金刚带着两名侦查员找到了联想手机的专卖点。接待他们的是个外地经理，一听是来查案的，脸立刻拉了下来：“警官，你们说的那个型号，我们早就下架了，销售人员也换了一批又一批，我实在帮不上忙。” “卖手机总得有保修单吧？客户信息总得留吧？”张金刚没放弃，“哪怕是去年、前年的单据，我们都要看看。”经理没办法，指了指柜台后面的一个大纸箱：“都在这儿了，都是过期的单据，你们自己找吧，能不能找到看运气。”纸箱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一看就是放了很久。 三个人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翻找。单据太多了，足足有几千张，翻到中午的时候，张金刚的手指被纸张划破了，渗出血来，他随便用纸巾擦了擦，接着找。下午两点多，他突然停住了手，眼睛盯着一张单据：“就是这个！” 单据上的字迹，和银行取款单上的签名一模一样！机主姓名：谭力宏，女，白银市人，购机时间2005年10月，正是于东失踪后的不久。单据上还留着谭力宏的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张金刚激动得手都抖了，赶紧从公文包里拿出取款单的复印件比对，一笔一画都对得上。 他们立刻赶回白银市公安局，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谭力宏的信息。屏幕上跳出的照片让张金刚倒吸一口凉气，照片上的女人，和丁宝描述的“小月”、技术科画的模拟画像，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她！”张金刚一拍桌子，“查她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有犯罪前科的同伙！” 白银市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副大队长段志强凑过来看了一眼，突然说：“这个女人我认识，被我们抓过！”他告诉张金刚，上世纪90年代初，谭力宏和她的男朋友因为一起伤害案被兰州城关分局抓过，两人趁警察不注意，用哑铃袭击了警员，然后逃跑了。半年后，谭力宏偷偷回白银，被他带人抓了正着，最终因包庇罪被判了6年。 “她出狱后没什么固定工作，在兰州和白银之间晃荡，喜欢打牌，经常泡在棋牌室里。”段志强补充道，“她男朋友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提前出狱了，两人还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但没多久就分开了，听说闹得挺僵的。” 张金刚眼前一亮，谭力宏有犯罪前科，还敢袭警，说明她胆子大、心狠手辣，符合犯罪团伙骨干的特征。他让段志强通过亲戚联系谭力宏的姐姐，打听她的下落。很快，消息传了回来：谭力宏目前在兰州，用的还是单据上的那个手机号，经常在七里河区活动。 2006年8月15号，张金刚带着侦查员返回兰州，向专案组汇报了情况。专案组决定，不急于抓捕谭力宏，先摸清她的社会关系，找出整个犯罪团伙的成员。通过对谭力宏的跟踪和监控，警方发现她经常和一个叫王立波的男人在一起，两人住在一起，出入都很隐蔽。此外，谭力宏还和两个男人有频繁联系，一个叫张仁虎，一个叫吕振宇。 “这个团伙至少有四五个人，谭力宏负责引诱受害者，王立波、张仁虎等人负责动手。”李斌在案情分析会上说，“他们有反侦察意识，行踪不定，很可能有犯罪前科。我们要先确定他们的落脚点，然后一网打尽。” 侦查员们分成几组，24小时跟踪谭力宏和她的同伙。8月21号，一组侦查员在七里河区机床厂家属区发现了张仁虎的踪迹，确认他就住在这个家属区的一栋楼房里，但具体的楼层和房间还不清楚。8月25号，专案组得到消息，张仁虎要去建兰路市场办事，李斌立刻决定：先抓张仁虎，顺藤摸瓜。 中午1点多，建兰路市场人来人往，张仁虎穿着一件褐色夹克衫，戴着大墨镜，东张西望地走进了一家电话聊吧。侦查员们在外面埋伏着，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没过多久，张仁虎出来了，穿过西津西路，走向公交站台，跳上了一辆116路公交车。一名侦查员立刻跟了上去，其他人开车在后面跟着。 公交车开到城关区，张仁虎下了车，又换乘另一辆公交车返回七里河，回到了建兰路市场。他进了一家小杂货铺，拿起电话准备拨号。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两名侦查员突然冲了过去，一个捂住他的嘴，一个反拧住他的手腕，“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张仁虎挣扎了几下，看清是警察，瞬间蔫了，嘴里嘟囔着：“你们……你们没给我机会……” 把张仁虎带回支队审讯，他却什么都不说，只是低着头沉默。李斌知道，张仁虎是在等同伙的消息，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的落脚点。他带着人赶到七里河机床厂家属区，联系了埋伏在附近的女侦查员赵玉萍：“里面有动静吗？” “没有，房门从早上就关着，没见人出来。”赵玉萍的声音压得很低。李斌看了看表，已经晚上6点多了，正是下班回家的高峰期，楼道里人来人往，正好是行动的好时机。“扮成搬家工人，敲门。”他对两名侦查员说，“就说楼下漏水，要进去看看。” 两名侦查员换上搬运工的衣服，拿着工具敲响了302室的门。“谁啊？”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正是谭力宏。“我们是楼下搬家的，楼上漏水，麻烦开下门看看。”侦查员回答。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谭力宏探出头来：“我们家没漏水啊。” 就在门打开的瞬间，隐藏在后面的刘桑杰副大队长突然冲了上去，一把顶住谭力宏的腰：“警察！不许动！”谭力宏吓得脸色惨白，刚要喊，就被刘桑杰捂住了嘴。李斌带着人立刻冲进屋里，里屋的王立波和吕振宇刚反应过来，就被扑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其他人呢？还有谁？”李斌厉声问谭力宏。谭力宏哆哆嗦嗦地说：“就……就我们三个，还有张仁猛和刘东英，张仁猛是张仁虎的哥哥，开出租车的，刘东英喜欢下棋，不知道在哪……” 侦查员在屋里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支上膛的仿六四手枪、10发子弹和两把匕首，还有几张受害者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他们把谭力宏、王立波、吕振宇带回支队，同时加大了对张仁猛和刘东英的排查力度。 回到支队后，李斌亲自审讯张仁虎。听说谭力宏他们也被抓了，张仁虎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都是我哥干的，跟我没关系……”他交代，张仁猛是团伙的老大，所有的案子都是张仁猛策划的，他只是负责跑腿，没亲手杀过人。他还交代了张仁猛开的出租车牌号，甘A·t2356，是兰州南浔出租汽车公司的车。 此时已经是凌晨12点半，李斌立刻带着人赶到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坐镇指挥抓捕张仁猛。张仁猛比张仁虎更凶残，身上有血案，还带着枪，一旦发现被警察盯上，很可能会鱼死网破。交通治安分局的民警对出租车司机的活动规律很熟悉：这个时间段，夜班司机一般会在火车站、夜市、娱乐场所附近扎堆。 “重点查西站夜市，那里小吃多，司机喜欢去那吃夜宵。”交通治安分局的周建警官说。他换上便装，假装成吃夜宵的客人，走进夜市。刚走了几步，就看见一辆车牌号为甘A·t2356的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正坐在炒面摊前吃面——正是张仁猛。 周建不动声色地走到旁边，用手机发了条信息。很快，李斌带着侦查员们围了过来。张仁猛刚吃完面，站起来走向出租车，周建立刻迎上去：“师傅，走吗？”“走啊。”张仁猛打开驾驶室的门，坐了进去。周建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上：“去城关区。” 就在张仁猛发动汽车的瞬间，周围的侦查员们一下子冲了上来，拉开车门，一把将他摁在座位上。张仁猛拼命挣扎，手伸向怀里，那里藏着一支手枪。侦查员们死死按住他的手，“咔嚓”一声戴上手铐，从他怀里搜出了那支上膛的仿六四手枪。 “你们放开我！我是良民！”张仁猛嘶吼着。李斌冷笑一声：“良民？于东、刘成的账，我们慢慢跟你算。”把张仁猛带回支队后，他还在狡辩，直到看到张仁虎、谭力宏他们，才彻底蔫了，嘴里反复说着：“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剩下的最后一个嫌疑人是刘东英。根据张仁虎的交代，刘东英没有固定工作，喜欢在街边下棋。8月26号下午，侦查员在七里河野猪湾的一个居民楼院子里，发现了正在棋摊上下棋的刘东英。李斌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突然说：“老刘，这步棋你走错了，怎么摆都是死路。” 刘东英一愣，回头一看是警察，手里的棋子“啪嗒”掉在地上。“你……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脸色惨白。李斌笑着说：“想找你，总能找到。跟我们走一趟吧。”刘东英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李斌：“能让我再下完这盘吗？”李斌摇了摇头：“你的棋已经下完了。” 至此，以张仁猛为首的犯罪团伙6名成员全部落网。这个团伙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犯下了9起命案，抢劫、盗窃多起，涉案金额数十万元。随着审讯的深入，这个团伙的罪恶过往被一一揭开。 张仁猛、张仁虎兄弟是兰州机床厂的子弟，从小就跟着一群狐朋狗友瞎混。张仁猛好赌，把父母留下的诊所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2004年12月，他召集了张仁虎、王立波、吕振宇、刘东英等人，在一个出租屋里摆了桌酒席，杀了一只公鸡，歃血为盟，成立了这个犯罪团伙。 “要干就干大事，偷鸡摸狗没出息。”张仁猛在酒桌上说，“咱们要让每个人手上都沾血，这样才不会有人出卖兄弟。”他的想法很恶毒：让每个成员都背负命案，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命运绑在一起，谁也不敢背叛。 2005年1月14号，兰州下着大雪，张仁猛带着王立波、刘东英、吕振宇，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司机杀害后，把尸体扔进了黄河，抢走了车上的几百块钱和手机。这是他们犯下的第一起命案，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彻底踏上了不归路。 王立波是团伙里的“技术骨干”，之前因为盗窃被判过刑，有反侦察经验。他认识谭力宏后，被谭力宏的“敢作敢为”吸引，两人很快同居。谭力宏出狱后没有固定工作，得知王立波在干“大事”，主动要求加入。张仁猛一开始不同意，觉得女人碍事，但听王立波说谭力宏有袭警前科，胆子大，才答应让她入伙，还让她交了4000块钱的“入伙费”。 谭力宏的加入，让团伙的作案手段升级了。她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在网上和报刊上发布征婚广告，引诱单身男性上钩。于东就是被她以“如烟”的网名引诱的，一开始是张仁猛冒充“如烟”和于东聊天，摸清他的底细后，再由谭力宏和他视频、见面，将他骗到出租屋里杀害。 “于东太老实了，一骗就上钩。”谭力宏在审讯中交代，“我们把他带到出租屋，张仁猛就带人冲出来，把他绑起来，逼他给家里打电话要钱。钱到账后，张仁猛就用绳子把他勒死了，装进箱子里扔到了消防井里。” 刘成的遭遇和于东相似。谭力宏在聊天室里以“喝醉了”为借口，引诱刘成上钩，见面后将他骗到出租屋杀害，抢走了他身上的2万多块钱。他们之所以选择将尸体扔进黄河或抛在偏僻的地方，就是为了给警方制造麻烦，拖延破案时间。 这个团伙内部矛盾重重。张仁猛自私、残暴，每次抢到钱都自己先挥霍，只给其他成员分一点。2006年年初，因为分赃不均，王立波带着谭力宏、吕振宇离开了团伙，单独作案。后来因为缺钱，又被张仁猛请了回来。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深，最终因为刘成案的线索暴露，被警方一网打尽。 2008年6月10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于东的父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哭得撕心裂肺；陈大姐看着张仁猛等人，眼神里充满了仇恨。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张仁猛、张仁虎、谭力宏、王立波、吕振宇、刘东英6人死刑。 一审判决后，除了刘东英，其他人都提出了上诉。2009年8月6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3月4号，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6名犯罪分子被执行注射死刑。 行刑前，张仁猛终于露出了后悔的神色：“我对不起那些受害者，对不起我的父母……”但后悔已经晚了，他的罪恶已经无法弥补。而丁宝得知“小月”的真实身份后，震惊了很久，他说：“我从来没想过，那么温柔的女人，会是杀人凶手。” 案件结束后，张金刚去看过丁宝，告诉他：“以后交朋友要小心，尤其是在网上，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丁宝点了点头：“我记住了，张警官，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第155章 血色淘金 黑龙江的冬天，多数时候都被铅灰色的雪裹得严严实实，可在东南部的东宁县，却能寻着几分不一样的温润。 这里背倚长白山余脉，绥芬河穿城而过，即便是隆冬，河岸也常有不冻的水汽氤氲，于是得了个“塞北小江南”的美名。只是这美名背后，在九十年代中俄边境贸易的狂潮里，曾滋生出一段沾满同胞血泪的黑暗过往。 东宁的东边，就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国境线在地图上是一道细线，在现实里却串起了两国民众的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俄罗斯淘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掠过东北的黑土地。那时候的说法邪乎得很：“不用带本钱，揣两把干辣椒、几尺碎布头过去，回来就能换个大金链子”“工地上搬砖都比在国内当厂长挣得多”。这些真假掺半的传言，像磁石一样吸着东宁乃至东北各地的人。 农民放下锄头，工人辞了铁饭碗，就连街边修鞋的都背着铺盖卷往口岸跑。 据后来边境管理部门的统计，那几年涌到俄罗斯的中国同胞，光登记在册的就有三十多万。他们散在俄罗斯的大小城市，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开商贸城的、种蔬菜大棚的、包建筑工程的，还有开中医诊所、修家电甚至擦皮鞋的，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久而久之，每个城市都冒出了“中国城”，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连成片，东北话、山东话混着生硬的俄语在街头飘着，成了边境线上独有的风景。 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自治镇的郑仁浩，就是这淘金大军里的一员。1995年他动身去俄罗斯时，刚满二十七岁，皮肤晒得黝黑，手上还带着种地留下的老茧。出发前，他揣着家里卖粮凑的八千块钱，跟媳妇拍着胸脯说：“等我回来，咱就盖砖瓦房，给娃攒够大学钱。” 他去的是乌苏里斯克，一座距东宁口岸不到百公里的边境城市，当时是俄罗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郑仁浩没什么手艺，听说纺织内衣在俄罗斯好卖，就从绥芬河批发市场批了两大包秋衣秋裤，背着就过了境。为了跟俄罗斯人打交道方便，他还特意请翻译给起了个俄国名字，“一诺”，听着干脆，也图个吉利。 那时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十个里有八个有外国名字，就像现在年轻人追美剧起英文名似的，汤姆、杰瑞随口就来。可做生意不是靠名字撑场面的。郑仁浩没做过市场调研，以为“中国制造”在俄罗斯都是香饽饽，进的内衣全是小号的，压根没考虑到俄罗斯人高大的体型；更要命的是他急着暴富，总想着“一锤子买卖”，有回甚至把掺了滑石粉的内衣当纯棉的卖，被俄罗斯顾客找上门来闹，货被掀翻在地，还被市场管理处罚了款。 就这么折腾了三年，郑仁浩不仅没挣着钱，反倒把本钱赔了个底朝天。到1998年冬天，他身上除了一件打补丁的棉袄、一双磨破底的棉鞋，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他蹲在乌苏里斯克商贸城的墙角，看着同胞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匆匆而过，嘴里哈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寒风里，心里又酸又恨。 没过几天，几个同乡找上了他。都是东宁来的，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跟他一样，在俄罗斯混得灰头土脸，陈宝军倒腾木材，被俄罗斯老板骗了货款；金虎山开小饭馆，因为卫生问题被查封；申正浩修家电，最后连工具都当掉了。几个人凑在一间月租五十卢布的板房里，就着劣质伏特加，越说越憋屈。 “仁浩哥，你说咱咋办？”陈宝军灌了口酒，酒液辣得他皱眉头，“回村？我爹要是知道我赔光了家底，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金虎山接话：“就是，当初出来时吹的牛，现在回去脸往哪搁？街坊邻居不得戳脊梁骨？” 郑仁浩把空酒瓶往地上一摔，玻璃碴子溅起来：“回去是没脸回了，留在这，总得有条活路。”他盯着几个同乡，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发亮，“这乌苏里斯克，啥都不缺，就缺一个‘黄瘸子’。”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愣住了。黄瘸子的名头，在八十年代的东北那可是响当当的，哈尔滨最大暴力团伙的头目，手下小弟上千，号称“东北贼王”，后来火遍全国的《天下无贼》里，葛优演的黎叔，原型就是他。那时候在东北混社会的，没人不知道黄瘸子的规矩：“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陈宝军反应过来，脸都白了：“仁浩哥，你是说……要干那玩命的买卖？” “玩命才能挣钱！”郑仁浩一拍桌子，“你以为那些开大车、做批发生意的，真的是靠本事发财？他们怕不怕黑？怕不怕打？咱就在这中国人堆里找饭吃，他们报官？俄罗斯警察听得懂中国话吗？就算听懂了，能管咱中国人的事？” 他顿了顿，语气更狠：“我先去探探路，成了，咱就一起干；不成，我一个人担着。” 郑仁浩打的算盘很毒，不碰俄罗斯人，专欺负自己同胞。他知道商贸城的中国商人大多报团，但也有不少是单打独斗的小老板，胆子小，怕惹事。他挑了个卖袜子的浙江老板，揣着块砖头藏在怀里，闯进人家店里，开口就说“借”五百美元。 “我跟你不熟，凭啥借你钱？”浙江老板往后退了一步，手悄悄摸向电话。 郑仁浩把砖头往柜台上一砸，瓷砖裂开一道缝：“借是给你面子，不借？你这店明天就别想开了。”他故意把棉袄拉开，露出腰上别着的水果刀（其实是吓唬人的），“我叫一诺，在乌苏里斯克，你打听打听，我说话算不算数。” 浙江老板看着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想起最近常听说有商人被抢，犹豫了半天，还是从保险柜里拿出五百美元，颤巍巍地递了过去。 当天晚上，郑仁浩把五百美元“啪”地拍在板房的桌子上，陈宝军几个人眼睛都直了。“看见没？”郑仁浩点了根烟，“这钱来得比卖内衣容易一百倍。” 几个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贪婪。陈宝军先表了态：“仁浩哥，我跟你干！”金虎山和申正浩也跟着点头。从那天起，乌苏里斯克的“一诺黑帮”，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成立了。 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大多住在市区的几间宾馆里，142宾馆、108宾馆，还有乌苏里斯克宾馆，都是中国人开的，住起来放心。一诺黑帮的第一个“大客户”，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周老板，福建人，据说手里有上百万的货。 郑仁浩先派陈宝军去传话：“周老板，想在这安稳做生意，就得交保护费，一个月三千美元，以后没人敢找你麻烦。” 周老板当时正跟几个客户谈生意，一听就乐了：“你家老大是谁？我在这做了五年生意，从没听说过什么保护费。”他身边跟着两个保镖，都是退伍军人，身高一米九，往那一站就很有气势。 陈宝军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跟郑仁浩一说，郑仁浩火了：“给他脸了！让他知道知道，一诺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他们蹲在周老板住的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等了三天，终于在一个晚上等到周老板独自回来。郑仁浩带着金虎山、申正浩冲上去，手里拿着钢管，不由分说就往周老板身上打。周老板想反抗，可对方人多，钢管砸在背上、腿上，疼得他直咧嘴。 “服不服？”郑仁浩用钢管指着他的头。 周老板疼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郑仁浩又说：“三天之内，把三千美元送到商贸城3号铺，不然下次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了。” 周老板被打怕了，也觉得丢人，没敢报案，对外只说“得了急病”，把货低价处理了，连夜回了国内。他这一跑，反而让一诺黑帮的名声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圈子里传开了，“那个叫一诺的，心狠手辣，惹不起”。 1999年春节刚过，张老板从东宁来乌苏里斯克收红松子。他跟大连的商家签了十吨的合同，一斤能赚五块钱，这一趟下来，净利润能有五万多。他租了个库房，半个月就收满了货，正准备办过境手续，郑仁浩带着人就闯进来了。 库房里堆着一袋袋红松子，空气里都是松仁的清香。郑仁浩踩着麻袋走过去，拿起一袋松子掂量了掂量：“张老板，生意不错啊。” 张老板心里一紧，赶紧递烟：“这位大哥，有什么事吗？” “没事，过来跟你借点钱。”郑仁浩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三千美元，就当给兄弟们买酒喝。你这一库房货，值个二三十万，这点钱不算多吧？” 张老板皱起眉头：“大哥，我这货是要运回国的，本钱都压在上面了，实在没闲钱。” “没闲钱？”郑仁浩笑了，笑得很阴，“那我帮你想想办法。比如，今晚一把火，把这库房烧了，你说大连的商家会不会找你赔？再比如，你这腿要是断了，还能不能回国？”他顿了顿，“你听说过周老板吧？他现在还在国内养伤呢。” 张老板浑身一哆嗦。他来之前就听说过周老板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轮到自己头上。他看着郑仁浩身后几个凶神恶煞的手下，又看了看一库房的红松子，心里天人交战，三千美元，差不多是这趟生意一半的利润，可要是不给，货没了，人也可能出事。 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从行李箱里拿出三千美元，递给了郑仁浩。郑仁浩接过钱，拍了拍他的肩膀：“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在乌苏里斯克，报我的名字，没人敢欺负你。” 这之后，一诺黑帮就像脱缰的野马，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圈子里横冲直撞。4月份，他们把做苹果生意的孙老板绑到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轮番殴打，抢走了两千箱苹果，拉到市场上低价甩卖；6月份，又拿着几发冲锋枪子弹（是空弹壳），逼着孙老板花三千美元买下来，美其名曰“防身费”。 更嚣张的是，他们还跟当地的俄罗斯黑帮搭上了线。领头的俄罗斯人叫谢利盖，也是靠敲诈勒索为生。两伙人“强强联合”，谢利盖提供俄罗斯警方的消息，一诺黑帮负责盯着中国商人，抢来的钱五五分成。1999年6月15号，他们合伙砸开乌苏里斯克宾馆217房间，抢走了中国商人金某的两千五百美元，金某想报案，谢利盖提前跟俄罗斯警察打了招呼，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受害者们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来语言不通，报案困难；二来怕被报复，毕竟黑帮就在身边，今天报案，明天可能就被堵在小巷子里打一顿；三来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消灾算了。可他们没想到，越是退让，黑帮就越是嚣张。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陈淑华的女人和一个叫卢运奇的男人。 陈淑华和丈夫在乌苏里斯克做水果蔬菜生意，儿子宋永嘉刚考上大学，趁着暑假来俄罗斯看他们。1999年6月8号早晨，陈淑华出门前反复叮嘱儿子：“别出门，这地方乱，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宋永嘉点头答应了，抱着本书在房间里看。 傍晚五点多，陈淑华和丈夫回到108宾馆，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桌上的书掉在地上，窗台上的水杯倒了，水洒了一地。陈淑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外跑，刚到宾馆门口，就被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拦住了。 “找儿子呢？”男人叼着烟，吐了个烟圈。 “你知道我儿子在哪？”陈淑华抓住男人的胳膊，声音都在抖。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宋永嘉的护照，晃了晃：“拿五千美元来赎人，不然，你就等着收尸吧。对了，我们老大叫一诺。” “一诺”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陈淑华耳边响起来。她早就听说过这个黑帮头目的名字，只是没想到会找上自己家。夫妻俩急得团团转，家里只有两千美元的现金，还是准备进货的钱。他们赶紧托同乡凑钱，连夜把两千美元送了过去。 大半夜的时候，宋永嘉被送回来了。陈淑华一看，儿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流着血，胳膊上还有烟头烫伤的痕迹。“妈，他们打我，说钱不够，还要再要三千。”宋永嘉哭着说。 看着儿子受的委屈，陈淑华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她不顾丈夫的阻拦，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乌苏里斯克警察局。可她不会说俄语，只能比手画脚，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俄罗斯警察皱着眉头，手里的笔半天没落下一个字。最后，一个会点中文的警察跟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我们管不了。” 陈淑华哭着回了宾馆，心里又气又恨，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陈淑华更冷静的是卢运奇。他是东宁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1999年5月来哈巴罗夫斯克考察投资项目。5月25号晚上六点多，他从客户公司出来，准备回宾馆，刚走到街角，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加快脚步；他拐进一条小巷，后面的人也跟了进来。 “朋友，跟我们走一趟，有事跟你谈。”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卢运奇心里一紧，知道遇上坏人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不认识你们，没什么好谈的。”趁对方不注意，他转身就跑，正好看见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赶紧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快，随便开，别让后面的人跟上。” 出租车司机是个俄罗斯老人，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踩油门就跑，绕着市区转了三圈，卢运奇才敢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家繁华地段的宾馆门口。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那几个人堵住了。 “跑啊，怎么不跑了？”领头的人笑着说，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 卢运奇想喊救命，可刚张开嘴，就被人用布堵住了嘴，强行推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停在野外的一个水坝旁边。几个人把他拖下车，不由分说就打，把他的护照、钱包、手表都抢走了。 一个小矮个把枪口塞进卢运奇的嘴里，恶狠狠地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的命值两千美元，买不买？” 卢运奇的姐姐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商城开了家服装店，他只能让绑匪跟自己去姐姐店里拿钱。绑匪胆子大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押着他走进商城，当着几十个中国商人的面，从他姐姐手里接过两千美元，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一次，卢运奇没忍。他找了个专业的俄语翻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带着翻译一起去了警察局。这一次，俄罗斯警察终于听明白了，不是生意纠纷，是绑架勒索。他们立刻立案，把郑仁浩等人抓了起来。 可让卢运奇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法律对这类犯罪处罚很轻。郑仁浩交了一笔罚金，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卢运奇彻底寒了心，放弃了在俄罗斯投资的想法，连夜回了东宁。他知道，靠俄罗斯警察，根本治不了这些黑帮。 陈淑华和卢运奇回到东宁后，都去了东宁县公安局报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从俄罗斯回来的商人也涌到公安局，有的被抢了货款，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店铺被砸了，一个个泣不成声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东宁县公安局的局长王建军，看着堆积如山的报案材料，气得拍了桌子。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宁人，亲眼看着东宁从一个小县城变成繁华的边贸口岸，又看着它一点点冷清下去。这一切，除了部分商人卖假货砸了招牌，更重要的是这些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坏了东宁人的名声。 九十年代初，东宁的边贸有多火？那时候，绥芬河还是东宁下属的一个镇，虽然也开通了口岸，但俄罗斯人大多从绥芬河入境，再跑到东宁来做生意。东宁临街的门脸房，租金炒到了一年十万，还抢着租；边贸公司开了一千多家，跟俄罗斯客商打交道的有一两万人。 王建军还记得，那时候他在口岸执勤，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刚走出关口，手里的皮毛、巧克力还没摆出来，就被中国商人用牛仔裤、羽绒服换走了。有个俄罗斯老太太，每次来都背一麻袋俄罗斯套娃，一到东宁就被抢着买光，她笑着说：“东宁是我的财神爷。” 可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先是假货泛滥，有的鞋盒子里装着砖头，有的羽绒服里塞着玉米杆芯，有的皮衣用墨汁染色，一沾水就掉色。俄罗斯商人被骗怕了，再也不敢来东宁了。后来，一诺黑帮和杜宪古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传回来，俄罗斯人更害怕了：“东宁人在我们国家都这么横，去东宁做生意，会不会被抢？” 就这样，东宁的边贸越来越冷清，而绥芬河却后来居上，成了繁华的边贸城市。王建军心里清楚，不打掉这些黑帮，东宁的边贸就没希望，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没盼头。 可难题摆在面前，跨国犯罪，隔着国界线，东宁县公安局没有执法权。王建军连夜组织人手，把所有报案材料整理好，写成一份《关于打击境外暴力犯罪、维护中俄边贸正常秩序的情况报告》，亲自开车送到牡丹江市公安局。 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看完报告，也很重视，但同样无奈：“我们是地市级公安局，没有跨境执法的权利。这事得报省厅，甚至公安部。” 报告一层层往上递，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立刻向公安部和省政府汇报。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宋法棠，看完报告后批示：“必须严惩，不能让同胞在境外受委屈，不能坏了中俄边贸的名声。” 公安部很快就和俄罗斯司法部门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会商，双方达成一致：由两国地方警务部门直接接洽，中国警方可以派人到俄罗斯境内，协助俄罗斯警方开展侦查工作。 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东宁县公安局头上。一支由1名省厅警员、2名牡丹江市局侦查员和11名东宁县局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很快组建完成。他们办的是旅游签证，带着翻译和侦查设备，悄悄踏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 专案组的第一站是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在这里，他们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察碰了头。俄方很配合，给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配备了配枪，还下达命令：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两地的内务局，必须全力协助中国警方。 可刚一开始，取证就遇到了大麻烦。受害者们都怕报复，不敢说实话。有个来自阿城的妇女，丈夫被郑仁浩绑架过，勒索了三千五百美元。专案组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听了两句就“砰”地把门关上了，任凭民警怎么喊，就是不开门。第二次去，民警先见到了她的女儿，小姑娘偷偷说：“我爸爸被打后，晚上总做噩梦，妈妈说不能惹那些坏人。” 还有个叫汤世明的东宁商人，被一诺黑帮敲诈了一亿卢布，几乎倾家荡产。侦查员找到他时，他蹲在地上哭：“警察同志，不是我不说，是我不敢说。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告他们，我全家都得遭殃。” 专案组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由俄罗斯警察出面，以“核查护照”“登记居住信息”为由，把受害者请到警察局，然后中俄警方一起取证，这样不容易被黑帮发现；另一条腿，秘密接触受害者，承诺绝对保护他们的信息，同时告诉他们：“中国警方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黑帮打掉。” 民警们还做起了“感情牌”。那个阿城妇女，民警们去了三趟，每次都带着米、面、油，跟她拉家常，讲国内扫黑的力度。最后一次，妇女看着民警冻得通红的脸，终于哭着说：“那些人把我丈夫绑在宾馆里，打了三天三夜，逼他写欠条……” 就这样，一点点地，受害者们开始敢说话了。专案组在俄罗斯一待就是一年半，从1999年夏初到2001年元旦，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受害者，终于摸清了两个黑帮的底细。 郑仁浩的一诺黑帮，核心成员有5人：郑仁浩、崔国哲、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从1999年2月到2000年12月，实施绑架4起、抢劫12起、敲诈勒索10起，涉案金额35万多人民币。 哈巴罗夫斯克的杜宪古黑帮，核心成员6人：杜宪古、宋超、金凤哲、霍启林、杜法古、王贵军，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实施抢劫5起，涉案金额12万多人民币。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铁证如山。接下来，就是抓捕。 专案组决定先打一诺黑帮。乌苏里斯克的内务局抽调了50多名俄罗斯警察协助，双方在乌苏里斯克宾馆的会议室里制定抓捕计划。根据情报，郑仁浩等人经常在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据点，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 “就从904房间下手。”中国专案组的组长李向阳说，“一楼留两个人，防止漏网；其他人跟我上九楼。” 俄罗斯警察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叫沙克的翻译皱着眉头：“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宾馆吗？” 一个俄罗斯警察说：“我们有确切情报，郑仁浩现在就在904房间。” 沙克“哦”了一声，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没人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快速按了几下，发了一条短信。 此时此刻，904房间里，郑仁浩正和崔国哲等人打牌。他的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警察来了，快撤。” 郑仁浩心里一惊，立刻站起来：“走，有情况。” “怎么了？”陈宝军问。 “别问了，赶紧收拾东西。”郑仁浩一边往包里塞钱，一边说，“去海参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扑空后，肯定不会再盯着这里。”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拎着包就从消防通道跑了。 专案组赶到904房间时，门是锁着的。俄罗斯警察用工具撬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放着没打完的牌，烟灰缸里的烟蒂还冒着烟。 “有人通风报信。”李向阳脸色一沉，“查，谁走漏了消息。” 线索很快就指向了沙克。这个翻译，表面上是俄罗斯警方的人，实际上是东宁朝鲜族，原名叫朴英玉。他高中毕业后就来俄罗斯做服装生意，后来因为和俄罗斯商人打架，在警察局展露了流利的俄语，被聘为翻译。他还跟俄罗斯警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帮他加入俄罗斯国籍，二是允许他继续经商。 朴英玉贪心不足，觉得翻译的工资太低。郑仁浩找到他时，许诺给他貂皮大衣和别墅，让他帮忙盯着警方的动静。第一次，有商人报案，朴英玉把“敲诈勒索”翻译成“债务纠纷”，帮郑仁浩的手下脱了罪。郑仁浩真的送了他一件貂皮大衣，朴英玉穿上后，觉得特别风光，从此就成了黑帮的“内线”。 这次通风报信，也是朴英玉干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专案组早就盯上了他。 郑仁浩等人逃到了友谊宾馆，这是乌苏里斯克最“豪华”的宾馆，有九层楼，房间里有24小时热水。他们登记入住后，崔国哲问：“大哥，接下来怎么办？” “先住几天，看看情况。”郑仁浩靠在床头，“沙克会给我们报信的。” 他们不知道，专案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向阳决定将计就计，故意放出消息，说警方要去蔬菜基地抓捕郑仁浩，同时提出：“按照中国的办案习惯，行动前要收缴所有参与人员的通讯工具，防止走漏消息。” 沙克心里咯噔一下，他刚跟郑仁浩联系过，知道郑仁浩不在蔬菜基地。但他不敢反对，只能把手机交了上去。 专案组一边假装准备去蔬菜基地，一边安排一名民警“生病”，留在友谊宾馆“休养”。这个民警的任务，就是盯着郑仁浩等人的动向。他发现，郑仁浩几个人晚上经常去宾馆的地下室赌博，还找过舞厅的舞女。 民警找到一个跟郑仁浩接触过的舞女，这个舞女会点中文。民警给了她100卢布，舞女才说实话：“那个叫一诺的男人，跟他手下说‘条子走了，回老地方’，我听见了。” “老地方”就是乌苏里斯克宾馆。李向阳立刻下令：“行动，包围乌苏里斯克宾馆。” 这一次，沙克没有手机，没法通风报信。郑仁浩的手下都在房间里待着，等着郑仁浩回来请他们“乐呵”。郑仁浩呢？他去踩点了，他在宾馆大堂听见两个商人聊天，说有个叫张志佑的中国人，要盘下乌苏里斯克最大的鸿运来照相馆，手里有上百万的资金。郑仁浩动了心，想去看看地形，准备绑架张志佑。 等他和崔国哲开车回到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就看见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心里暗道不好。他赶紧给宾馆服务台打电话，假装是警察局的人：“我找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 服务台的人说：“好多警察在九楼，您找哪一位？” 郑仁浩挂了电话，一脚油门踩到底，跟崔国哲一起跑了。 宾馆里的陈宝军、金虎山等人，被中俄警方抓了个正着。可首犯郑仁浩和崔国哲漏网了，这成了专案组的一块心病。 郑仁浩和崔国哲躲在野外的一个小木屋的里，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们不敢住宾馆，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只能靠沙克给他们送吃的和消息。沙克这时候也后悔了，他知道自己早晚要暴露，想摆脱郑仁浩，可郑仁浩威胁他：“你要是敢出卖我，我就把你帮我通风报信的事说出去，让你吃枪子。” 沙克思来想去，觉得只有除掉郑仁浩，自己才能安全。他给郑仁浩打电话：“大哥，有要事面谈，到我的别墅来，绝对安全。” 郑仁浩也想跟沙克谈谈，一是要好处费，二是想知道被抓的手下的情况。他跟崔国哲说：“你在外边等着，我进去看看，有情况就开枪。” 沙克的别墅离市区有五公里，周围很偏。郑仁浩进去后，先把别墅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埋伏，才在沙发上坐下来。沙克给了他两万美元：“这是你的奖金，以后有消息我再通知你。” 沙克一边跟郑仁浩聊天，一边琢磨着怎么动手。他把枪藏在冰箱里，借口拿啤酒，左手抓枪，右手拿啤酒，一转身就朝郑仁浩开枪。可他是左撇子，枪法又差，只打中了郑仁浩的右肩膀。 郑仁浩疼得大叫一声，从腰里掏出枪，对着沙克连开几枪。沙克倒在血泊里，手里的刀还没扔出去。 就在这时，别墅的门被撞开了，中俄警方冲了进来。原来，专案组早就监控了沙克的别墅，沙克和郑仁浩一进门，民警就围了上来。 郑仁浩看着对准自己的枪口，知道跑不掉了，把枪扔在地上，举起了手。 解决了一诺黑帮，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哈巴罗夫斯克，抓捕杜宪古黑帮。 杜宪古也是东宁人，37岁，原本是三岔口镇的农民。1997年，他看着同乡去俄罗斯挣钱，也动了心，投奔在哈巴罗夫斯克做蔬菜生意的姐姐。一开始，他在姐姐的菜库里干活，后来自己开了家豆腐店，俄罗斯人没吃过豆腐，中国商人又多，他的豆腐店生意很红火。 可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杜宪古的豆腐店也撑不下去了。他看着那些开大车的商人挣大钱，心里不平衡，就跟弟弟杜法古、表弟霍启林，还有认识的金凤哲、宋超等人商量：“咱也别干小买卖了，抢！”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卖鱼的老乡李永振。李永振在哈巴罗夫斯克做鱼生意好几年，攒了不少钱。1998年4月29号晚上，杜宪古带着人闯进李永振的家，把俄罗斯房东捆起来，等着李永振回来。 李永振一家人刚进门，就被枪口顶住了头。杜宪古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李永振没办法，只能把4500万卢布和一块瑞士金表交了出去。 这笔钱，比杜宪古开豆腐店一年挣的还多。他尝到了甜头，干脆组建了黑帮，立下规矩：“听我的话，有钱一起花；不听我的话，打断腿。” 他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为非作歹，抢劫、敲诈，无恶不作。1998年5月，他们砍伤了做蔬菜生意的金昌，抢走500美元；1999年2月，他们闯进商人田某的家，抢走3000美元和2800万卢布…… 专案组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特意从国内请了专业的俄语翻译，没再用当地的翻译。他们摸清了杜宪古的老巢，就是他之前开的豆腐坊，这里既是策划犯罪的地方，也是分赃的地方。 可杜宪古很狡猾，进出都走豆腐坊的后门，后门贴着一道“平安符”，是他从东宁一个算卦的手里求来的，说能“保出入平安”。他还跟对面的俄罗斯老太太打好了招呼，让她帮忙盯着，如果有生人来，就给她打电话。 专案组第一次抓捕时，杜宪古的姐姐把窗台上的君子兰搬了下来，这是杜宪古跟她约定的暗号，有危险就把花搬下来。俄罗斯老太太看见后，立刻给杜宪古打了电话，杜宪古带着人从后门跑了，钻进了一片小树林。 李向阳决定再用一次“引蛇出洞”的计策。他让民警假扮成一诺黑帮的人，找到杜宪古的姐姐：“我们是乌苏里斯克来的，找杜宪古，他欠我们钱。” 杜宪古的姐姐不信：“我弟弟不可能欠别人钱。” 民警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弟弟肯定认识。让他准备1亿卢布，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杜宪古的姐姐慌了，赶紧给杜宪古打电话。杜宪古听说过一诺的名声，心里犯嘀咕：“一诺怎么跑到哈巴罗夫斯克来了？”他想探探虚实，就派金凤哲去跟“一诺的人”见面。 金凤哲到了约定的酒吧，看见几个“黑帮分子”正在喝酒，说话凶神恶煞的，真的以为他们是一诺的人。他回去跟杜宪古说：“是真的，他们要1亿卢布，还说要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地盘。” 杜宪古不想交这笔钱，又怕一诺的黑帮真的来抢地盘，决定亲自去谈判。他跟手下说：“带上家伙，要是谈不拢，就跟他们拼了。” 就在这时，专案组接到消息：一诺黑帮的崔国哲，逃到了哈巴罗夫斯克，想投奔杜宪古。李向阳立刻下令：“先抓崔国哲，再抓杜宪古。” 民警在一家宾馆里抓住了崔国哲，他正准备给杜宪古打电话。紧接着，在杜宪古和“一诺的人”约定见面的酒吧里，杜宪古和他的手下被一网打尽。 到2000年12月30号，两个黑帮的最后一名涉案嫌疑人也被抓获。可新的难题又来了——引渡。这些人是在俄罗斯犯罪的，俄罗斯法律和中国法律不一样，怎么把他们带回中国受审？ 黑帮成员的家属也在运作，想让他们在俄罗斯受审，因为俄罗斯对黑帮犯罪的处罚比中国轻。可中国警方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国国籍，侵害的是中国公民的利益，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严惩。 中俄双方进行了多次高层磋商，终于在2002年达成一致：俄罗斯同意将郑仁浩、杜宪古等11名主要成员引渡回中国。 2002年6月17号，东宁口岸人山人海。当郑仁浩、杜宪古等人被押解着走出口岸时，等着过关的商人们都沸腾了：“一诺被抓了！”“真是他！”有人激动得哭了，说：“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怕了。” 2002年9月12号，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东宁县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受害者们一个个出庭作证，讲述自己的遭遇。郑仁浩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9月20号，一审判决下来了：郑仁浩、崔国哲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杜宪古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 郑仁浩等人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郑仁浩、崔国哲的死刑。 行刑那天，东宁县的很多商人都去了刑场附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亲眼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当枪声响起时，有人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是为了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是为了东宁边贸的重生。 后来，东宁的边贸慢慢恢复了元气。假货少了，治安好了，俄罗斯商人又开始来东宁做生意了。 第156章 丽江碎尸案：19岁女大学生的血色迷途 2007年12月的丽江，寒雾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死死裹住这座以柔软时光闻名的古城。玉龙雪山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护城河水带着雪山融冰的刺骨凉意，悄无声息地流过青石板桥。12月22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一位清扫护城河的环卫工人握着竹扫帚的手突然僵住。 水面上漂浮着几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袋口破损处露出的东西，让他瞬间头皮发麻，胃里翻江倒海。 报警电话刺破了丽江的宁静。当玉龙县公安局的民警赶到现场时，警戒线迅速在河边拉起。塑料袋被逐一打捞上岸，拆开的瞬间，连见惯大案的老刑警都倒吸一口凉气：里面是被切割得极为细碎的人体组织，经初步拼接清点，碎片竟多达260余块。法医在现场初步判断，死者为男性，死亡时间不超过72小时，肢解工具应为锋利的菜刀类器具，凶手作案手法之残忍，远超常规恶性案件。 案件迅速上报，丽江警方成立专案组。通过对尸块的dNA比对和现场遗留物排查，警方很快锁定了死者身份，穆鸿章，39岁，丽江公路总段路桥施工处项目经理，在当地算得上身价千万的“大款”。更让专案组震惊的是，这位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的老板，三天前（12月19日）从县人民医院看望朋友后，就彻底失去了踪迹，其妻子李丽华已于20日报警。 “穆鸿章为人高调，社交圈复杂，但没听说有深仇大恨的仇家。”负责走访的民警在汇报时提到，“他妻子说，老穆最近除了忙工程，就是常去一家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跟一个大学生走得很近。”这个线索像一道光，照亮了侦查方向。当警方调取穆鸿章手机通话记录和短信时，一个名叫张超的19岁女孩，进入了警方的视线，穆鸿章失踪前，最后联系的人就是她，而张超的身份，正是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经济系的在校学生。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着眼镜、面容清秀的女大学生，会是将穆鸿章肢解成260多块的凶手。更骇人听闻的是，警方在抓获张超后，从她租住的公寓里搜出了一台家用摄像机，里面的视频记录下了杀人、分尸的全过程，画面之血腥，让审讯民警都不忍卒睹。这个从北京来的女孩，究竟为何会对大自己20岁的情人痛下杀手？一切，还要从一年前她踏入丽江的那天说起。 2006年9月6日，丽江三义机场的停机坪上，18岁的张超拖着一个半旧的行李箱，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中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她脸上，映出一双充满憧憬的眼睛。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她从小听着“彩云之南”的歌谣长大，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她抱着母亲哭了。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去追寻属于自己的远方。 开学第一天，辅导员带着新生参观校园。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坐落在丽江古城北侧，红墙白瓦的建筑依着山势而建，远处的玉龙雪山像一幅流动的背景画。张超很快融入了大学生活，她成绩中等，性格开朗，还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常常在晚自习后和同学沿着校园外的石板路散步，听古城里传来的纳西古乐。那时候的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帆布鞋，头发扎成简单的马尾，身上满是学生气的青涩。 改变发生在2006年11月。丽江的旅游旺季刚过，天气转凉，张超收到了学校催缴学费的通知。她攥着通知单在宿舍楼下徘徊了很久，才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惫，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妈，是不是家里有事儿？”张超追问了好几遍，母亲才在哽咽中说出实情：“你爸……查出胃癌早期，正在住院化疗，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你弟弟的学费还没着落……” 张超的脑袋“嗡”的一声，手里的通知单飘落在地上。她想起三年前，父母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两人双双下岗，父亲为了供她读书，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去夜市摆摊，硬生生累出了病根。“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妈你别担心，让爸好好治病。”挂了电话，张超蹲在地上哭了很久，丽江的阳光依旧温暖，可她觉得浑身冰冷，她第一次意识到，钱，是能压垮一个家庭的山。 那个冬天，张超开始疯狂寻找兼职。她去餐厅应聘服务员，每天端着沉重的餐盘在油腻的后厨穿梭，一个月只有800块；她去旅行社发传单，站在寒风里冻得手脚发麻，一天下来只能赚50块；她甚至去超市整理货架，下班时腰都直不起来。可这些钱，对于父亲的医药费和自己的学费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室友看着她日渐憔悴，劝她申请助学贷款，可助学贷款的审批周期长，远水解不了近渴。 2007年2月，寒假结束返校，张超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遇到了同系的两个女生。那两个女生穿着名牌羽绒服，背着新款的LV包，和之前朴素的样子判若两人。“张超，你怎么还在为钱发愁？”其中一个女生搂着她的肩膀说，“我们在‘天上人间’做兼职，陪客人聊聊天、唱唱歌，一个月好几万呢。”“天上人间”，张超早有耳闻，那是丽江新开的高档娱乐城，门口停满了豪车，不是普通学生能踏足的地方。 “可是……那不是陪酒小姐吗？”张超的声音有些犹豫。“什么陪酒小姐，我们是‘包厢助理’，就是陪客人玩玩骰子，唱唱歌，又不用做别的。”女生拿出手机，翻出银行余额给她看，“你看，我这月刚发的工资，够你爸化疗一次了。”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张超的心动摇了。当晚，她跟着两个女生走进了“天上人间”。推开厚重的鎏金大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浓郁的香水味扑面而来，穿着暴露的女孩们在走廊里穿梭，与她身上的学生装格格不入。 面试她的是娱乐城的王主管，一个留着板寸头的中年男人，上下打量着张超：“北京来的大学生？气质不错，正好符合我们这儿的定位。”他递给张超一套香槟色的连衣裙，“去换上，今晚有个重要客人，点名要大学生陪。”张超捏着裙子的边角，在更衣室里站了很久。镜子里的女孩，穿着紧身的裙子，化着浓妆，连她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可一想到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她还是咬了咬牙，推开门走了出去。 张超的出现，在“天上人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刻意逢迎，说话时带着北京女孩的直爽，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身上的书卷气让她在脂粉堆里格外显眼。很快，“天上人间有个大学生美女”的消息传开了，每天都有客人指定要她服务。王主管对她格外看重，每次有“大老板”来，都安排张超作陪，穆鸿章就是这样认识张超的。 2007年3月的一个周五晚上，穆鸿章带着几个生意伙伴走进“天上人间”的VIp包厢。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阿玛尼外套，肚子微微隆起，脸上带着生意人的精明。“王主管，把你们这儿最有特色的姑娘叫来。”穆鸿章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一支烟。当张超端着果盘走进包厢时，穆鸿章的眼睛瞬间亮了，这个女孩不像其他陪酒女那样扑上来敬酒，而是安静地坐在角落，有人递烟就礼貌地摆手，有人邀歌就轻声唱几句，声音干净得像雪山融水。 “你是大学生？”穆鸿章借着酒劲凑过去问。“嗯，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的。”张超点点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不错，有文化。”穆鸿章笑了，从钱包里抽出一沓现金放在她面前，“陪我们喝几杯，这些都是你的。”张超看着那沓厚厚的现金，想起父亲的医药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那晚，她陪着穆鸿章喝了不少酒，头晕目眩的时候，是穆鸿章把她扶到了沙发上。“以后我来，就找你。”穆鸿章临走前，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穆鸿章在丽江确实算得上“人物”。他出身农村，凭着一股狠劲在路桥行业打拼了十几年，从一个普通的施工员做到项目经理，手上握着几个亿的工程，身价早已过千万。他有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妻子李丽华是丽江某小学的语文老师，温柔贤淑，9岁的儿子活泼可爱。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穆鸿章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包二奶”，每次聚会，别人身边都有年轻貌美的女孩陪着，只有他孤身一人，这让他觉得很没面子。“找个既漂亮又有品位的女伴”，成了他当时的执念。 自从认识张超后，穆鸿章几乎每周都要去“天上人间”几次，每次都指定张超作陪。他出手极其大方，张超生日时，他送了一条价值两万的铂金项链；张超说手机坏了，第二天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就送到了她手上；每个月，他还会固定给张超几千块零花钱。张超对穆鸿章的感情很复杂，她厌恶他油腻的外表，反感他看自己时不怀好意的眼神，可他的大方，又让她无法拒绝。她用穆鸿章给的钱，给父亲交了化疗费，给弟弟买了新电脑，自己也换上了名牌衣服，这种物质上的满足感，让她渐渐迷失了方向。 2007年4月的一个深夜，穆鸿章在“天上人间”应酬到凌晨，提出要送张超回学校。“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张超推辞着。“这么晚了，不安全。”穆鸿章不由分说地把她拉上了自己的帕拉丁越野车。车子没有往学校的方向开，而是驶向了丽江古城城郊的一家温泉旅店。张超看着窗外越来越偏僻的路，心里有些慌乱，可她没有开口阻止。 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旅店的房间里，暖黄色的灯光有些暧昧。穆鸿章从背后抱住张超，身上的酒气混合着古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张超，我喜欢你。”穆鸿章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你毕业以后，我就离婚娶你。”张超没有挣扎，当穆鸿章发现她还是处女时，激动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仿佛得到了稀世珍宝。那一夜，张超躺在穆鸿章的怀里，看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那个穿帆布鞋的青涩年代了。 有了第一次，两人的关系就彻底突破了底线。穆鸿章在学校附近给张超租了一套精装修的公寓，让她从宿舍搬了出去。他开始带着张超参加朋友聚会，向所有人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张超，北京来的大学生”。朋友们的羡慕和恭维，让穆鸿章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对张超也更加宠爱。张超彻底辞去了“天上人间”的工作，成了穆鸿章名副其实的“二奶”，每天的生活就是逛街、美容、追剧，等着穆鸿章来公寓。 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填补张超内心的空虚。穆鸿章比她大20岁，和她的父亲同龄，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穆鸿章聊的是工程招标、生意谈判，张超聊的是校园趣事、文学作品，每次聊天都像鸡同鸭讲。穆鸿章偶尔会带她去高档餐厅吃饭，可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张超总会想起父亲吃饭时的斯文；穆鸿章给她买了很多奢侈品，可她戴着那些首饰，总觉得像是偷来的。她开始感到无比的失落，觉得自己就像穆鸿章的一件装饰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就在这时，谢宏走进了她的生活。谢宏是“天上人间”的服务员，28岁，来自云南德宏州，身高1米85，长相帅气，笑起来有两个小虎牙。第一次见到张超，是在“天上人间”的走廊里，张超被一个醉酒的客人纠缠，是谢宏上前替她解了围。“你没事吧？”谢宏递给她一瓶矿泉水，声音温和。张超抬起头，看到他眼里的关切，心里一动，这是穆鸿章从未给过她的感觉。 谢宏对张超一见钟情。他知道张超是“大老板的女人”，可他还是忍不住靠近她。他会在张超下班时等在门口，给她带一份热乎的过桥米线；会在她心情不好时，陪她在丽江古城的石板路上散步，听她倾诉烦恼；会记住她的喜好，在她来例假时，提前准备好红糖姜茶。张超也被谢宏的帅气和体贴吸引，她在谢宏面前，可以卸下所有伪装，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强颜欢笑，做回真实的自己。没过多久，两人就偷偷确立了恋爱关系，公寓成了他们约会的秘密基地。 张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深爱着谢宏，渴望和他过普通人的生活，可她又舍不得穆鸿章给的金钱。谢宏在夜场打工，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千块，连两人的生活费都不够，更别说承担她父亲的医药费了。“要不，我们离开丽江吧？”谢宏抱着她说，“我去工地上干活，你继续上学，我们慢慢攒钱。”张超摇了摇头，她尝过金钱的甜头，再也回不去苦日子了。她开始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白天陪着穆鸿章，晚上等着谢宏，像一个走钢丝的人，随时都可能跌入深渊。 2007年12月，张超为了和谢宏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彻底离开了“天上人间”，谢宏也跳槽到了另一家夜场。可谢宏的收入并没有增加，两人的生活很快捉襟见肘。张超只能继续向穆鸿章要钱，穆鸿章虽然大方，但也开始怀疑，以前张超从不主动要钱，最近却总是以各种理由开口。他开始留意张超的行踪，只是他没想到，自己的怀疑还没得到证实，一场因麻将引发的冲突，就彻底点燃了张超的杀机。 2007年12月12日，穆鸿章和几个生意伙伴在棋牌室打麻将。他最近手气一直不好，那天更是倒霉透顶，不到三个小时，带来的3万现金就输了个精光。“妈的，今天邪门了。”穆鸿章把麻将牌一推，烦躁地掏出手机，给张超打了电话，“你过来一趟，帮我转转运气。”张超当时正和谢宏在出租屋里做饭，接到电话后，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赶了过去。 谁也没想到，张超的手气好得惊人。她刚坐下，就接连胡了好几把大牌，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穆鸿章输掉的3万赢了回来，还多赢了12万。“穆总，你这女朋友是福星啊！”牌友们纷纷打趣，“这钱得给张超分一半吧？”张超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自己帮穆鸿章赢了这么多钱，至少能分到7万，这样她就可以给谢宏买他心心念念的摩托车了。 散场后，穆鸿章把张超叫到一边，从钱包里抽出2万块钱递给她：“拿着，今天多亏你了。”张超愣住了：“穆哥，我们赢了15万，你就给我2万？”“你以为你是谁？”穆鸿章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里满是轻蔑，“要不是我，你能坐在这儿赢钱？要不是我，你早就回北京喝西北风去了！给你2万已经不错了，别不知好歹。” 穆鸿章的话像一把尖刀，刺穿了张超最后的尊严。她看着穆鸿章扬长而去的背影，屈辱的泪水瞬间涌了上来。她想起自己为了钱，忍受他的油腻，迁就他的脾气，想起自己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挣扎，想起穆鸿章曾经说过“银行卡里有300万”的话，一个恶毒的念头在她心里滋生，抢了他的钱，然后杀了他，既能摆脱这个让她屈辱的男人，又能和谢宏过上好日子。 当天晚上，张超回到出租屋，抱着谢宏哭了很久，把穆鸿章如何羞辱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个混蛋！我去找他算账！”谢宏听完后，气得一拳砸在墙上，转身就要往外冲。“别去！”张超拉住他，眼里闪过一丝狠厉，“他说他卡里有300万，不如我们先把钱抢过来，再教训他一顿。”谢宏愣了一下，他知道这是犯罪，可看着张超委屈的样子，再想想自己穷酸的处境，他点了点头：“好，我帮你。” 为了保险起见，谢宏决定叫上自己的好哥们陈光吕。陈光吕和谢宏是在“天上人间”认识的，两人都在夜场打工，关系很铁。陈光吕的女朋友周婷是张超的校友，几个人经常一起吃饭、唱歌，算是熟人。当谢宏和张超找到陈光吕，把计划告诉他时，陈光吕犹豫了一下，他刚从老家出来，还没吃过什么苦，对金钱的渴望让他最终点了头：“行，算我一个，不过事后得给我分点钱。” 接下来的几天，三个人开始密谋作案计划。他们在丽江古城的小商品市场买了胶带、绳子、小锤和一把锋利的菜刀，张超则负责引诱穆鸿章上钩。“就说我想他了，让他来公寓。”张超对谢宏说，“他肯定会来的。”12月19日下午，张超给穆鸿章发了一条短信：“穆哥，我在公寓等你，有惊喜。”没过多久，穆鸿章就回了短信：“等着，我马上到。” 当时，穆鸿章正在县人民医院看望生病的朋友。他接到张超的短信后，脸上露出了暧昧的笑容，跟朋友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开了。“老穆，不再坐会儿？”朋友挽留他。“不了，有急事。”穆鸿章挥挥手，坐上了自己的帕拉丁越野车。他的朋友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车子消失在车流中，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穆鸿章。 下午6点多，谢宏和陈光吕躲进了公寓卧室的衣柜里，张超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心全是汗。她看着墙上的挂钟，秒针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敲在她的心上。她突然有些后悔，想给穆鸿章发信息让他别来，可一想到穆鸿章轻蔑的眼神，想到父亲的医药费，她又把手机放下了。 晚上7点半，门铃响了。张超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穆鸿章提着一个水果篮走了进来，一看到张超，就张开双臂把她搂在怀里：“宝贝，想我了没？”就在他低头想亲吻张超时，衣柜门突然被拉开，谢宏和陈光吕拿着小锤冲了出来，对着穆鸿章的后脑勺就是一锤。穆鸿章闷哼一声，身体晃了晃，倒在了地上。 “你们是谁？”穆鸿章挣扎着想要爬起来，谢宏和陈光吕已经扑了上去，反扭住他的双手，用绳子捆了起来，胶带则死死封住了他的嘴巴。穆鸿章刚开始还以为是张超遇到了危险，眼神里满是焦急，可当他看到张超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他时，他瞬间明白了，自己被算计了。他用力扭动着身体，发出“呜呜”的声音，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 谢宏从穆鸿章的口袋里搜出了4张银行卡和5000多元现金，递给张超。“把胶带撕了，问他密码。”谢宏对张超说。张超走上前，撕掉了穆鸿章嘴上的胶带。“张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穆鸿章的声音有些沙哑，“钱我可以给你，你放了我。”“少废话，银行卡密码是多少？”谢宏踢了他一脚。穆鸿章咬着牙，不肯开口。 他知道，说出密码，自己就真的没活路了。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说了。”陈光吕从口袋里掏出几根牙签，蹲在穆鸿章面前。谢宏按住穆鸿章的手，陈光吕则拿着牙签，对准他的指甲缝，狠狠刺了进去。“啊~”穆鸿章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说不说？”陈光吕又拿起一根牙签。“我说！我说！”穆鸿章疼得浑身发抖，“密码是我生日，。” 张超用纸记下密码，谢宏和陈光吕则守着穆鸿章，她拿着银行卡，匆匆赶到附近的银行Atm机。当她插入第一张卡，输入密码时，屏幕显示“密码正确”，可查询余额时，她的心凉了半截，里面只有1万多块。第二张卡、第三张卡，余额加起来不到10万，第四张卡则显示“密码错误”。“这个骗子！”张超气得浑身发抖，她以为穆鸿章把300万存在了第四张卡里，故意说错了密码。 当张超回到公寓，把情况告诉谢宏和陈光吕时，陈光吕彻底怒了。“敢耍我们？”他抓起几根牙签，冲到穆鸿章面前，对着他另外几个指甲缝，狠狠刺了进去。穆鸿章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公寓，他的手指已经血肉模糊，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看起来十分狼狈。“我真的不知道！那张卡是我老婆的！”穆鸿章哀求着，“我把钱都给你们，求你们放过我！” “放过你？你会放过我们吗？”谢宏冷笑一声，“现在放了你，明天我们就等着被警察抓吧。”陈光吕也附和道：“对，不能放，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张超站在一边，没有说话，她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没有回头路了。谢宏从厨房里拿出那把菜刀，递给陈光吕：“动手吧。”陈光吕犹豫了一下，接过菜刀，闭着眼睛砍了下去。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溅满了客厅的地板，穆鸿章的身体抽搐了几下，就再也不动了。 杀死穆鸿章后，三个人都慌了。“怎么办？尸体怎么处理？”陈光吕的声音都在发抖。“分尸，抛到护城河里。”谢宏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天黑以后再去，没人会发现。”他们从超市买了200多个黑色塑料袋，谢宏和陈光吕负责肢解尸体，张超则在一边帮忙递工具、收拾碎片。菜刀很锋利，可肢解人体的过程依旧十分艰难，血和内脏溅得他们满身都是，公寓里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让人作呕。 张超突然想起自己带来的摄像机，她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机器，对着分尸的场景拍了起来。“为什么要拍？”谢宏问她。“我不知道。”张超摇了摇头，“也许……是想留个纪念吧。”后来警方审讯时，张超才说，她当时拍视频，是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想“记录”下这个“特殊”的时刻。这个疯狂的举动，成了她犯罪的铁证。 凌晨2点多，三个人把肢解后的尸块装进塑料袋，搬上了谢宏借来的电动车，分批运往玉龙县护城河。夜晚的护城河格外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他们站在桥上，把塑料袋一个个扔进河里，看着袋子在水面上漂浮了一会儿，然后沉入水底，才松了一口气。“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谢宏对张超和陈光吕说，“就当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第二天一早，张超拿着穆鸿章的银行卡，把里面的钱全部取了出来，一共9万8千多元。她分给陈光吕3万，剩下的钱则和谢宏存了起来。她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脸上看不出丝毫异常，只是在听到同学讨论“穆鸿章失踪”的消息时，会下意识地低下头。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可她没想到，警方的侦查速度会这么快。 穆鸿章的妻子李丽华，在12月19日晚上9点就开始联系丈夫。她拨打穆鸿章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10点再打，手机已经关机了。李丽华的心沉了下去，穆鸿章从来不会这样，就算再忙，也会给她回个电话。第二天一早，她联系了穆鸿章的司机，司机说昨天没和穆鸿章在一起，单位的车也没被使用。李丽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发现穆鸿章的帕拉丁越野车最后出现在丽江城郊的鹅毛村附近。12月21日，警方在鹅毛村的一个废弃停车场里，找到了穆鸿章的车。车内没有发现血迹，却有一根不属于穆鸿章的长发。通过dNA比对，这根头发正是张超的。与此同时，护城河边发现碎尸的消息传来，dNA检测结果证实，死者就是穆鸿章。张超的嫌疑彻底浮出水面。 12月23日下午，在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的教室里，张超正在上自习。当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走进教室，走到她面前时，张超没有丝毫惊讶，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我知道你们是来抓我的。”她平静地收拾好桌上的书本，对警察说，“我跟你们走。”在走出教室前，她突然回头，对同桌的同学说：“帮我把笔记交给周婷，谢谢。”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面对警察的讯问，张超没有狡辩，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和谢宏、陈光吕的犯罪经过。“我恨他。”张超说，“他把我当成玩物，羞辱我，我就是要让他付出代价。”当警察问她为什么要拍视频时，张超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想让他记住，是他逼我的。”随后，警方根据张超的供述，在谢宏和陈光吕的出租屋里将两人抓获，搜出了作案工具和剩余的赃款。 2008年2月27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庭里座无虚席，很多市民都赶来旁听，想看看这个19岁的女大学生究竟长什么样。当张超、谢宏、陈光吕被法警带上被告席时，现场响起了一阵骚动。张超穿着囚服，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在提到自己的父亲时，眼里才泛起了泪光。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穆鸿章的家人，我伤害了四个家庭。”在最后陈述环节，张超突然从被告席上站起来，朝着观众席跪了下去，“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知道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观众席上，穆鸿章的妻子李丽华哭得撕心裂肺，她看着张超，眼神里充满了仇恨。 公诉机关指控，张超、谢宏、陈光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在指控中，公诉人连续使用了三个“特别”，“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 2008年6月，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谢宏、张超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陈光吕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下达后，三人均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维持了对谢宏和陈光吕的判决，却对张超的判决作出了改判，鉴于张超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小于谢宏，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改判张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9年年初，谢宏在丽江被执行枪决。临刑前，他唯一的要求是见张超一面，却被法院驳回。张超则被送往女子监狱服刑，开始了她漫长的牢狱生活。入狱后，她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满是忏悔：“爸妈，女儿不孝，让你们蒙羞了。我在里面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去，照顾你们……”可她知道，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再也无法弥补。 这起案件在当时轰动了全国，人们在谴责张超等人残忍行径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背后的社会问题。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本该拥有光明的未来，却因为金钱的诱惑，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穆鸿章仗着自己有钱，肆意践踏他人的尊严，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场以金钱为开端的畸形关系，最终以血腥的方式落幕，留给四个家庭无尽的伤痛。 丽江的护城河水依旧在流淌，古城的石板路依旧人来人往。只是每当人们提起这起碎尸案时，总会忍不住叹息。张超在监狱里学会了织毛衣，她织的每一件毛衣，都会捐给山区的孩子。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用最残忍的方式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现在，我想用剩下的人生，去弥补我的过错。” 第157章 千万富翁殒命之谜 2006年1月17日，吉林市的寒冬正咬着松花江的冰层肆虐。傍晚时分，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将最后一缕霞光死死按在天际线以下。晚上7点50分，龙潭区万达小区的路灯刚亮起昏黄的光晕，冰冷的灯柱在雪地上投下瘦长的影子，像极了潜伏在暗处的鬼魅。 李宝军的黑色奔驰缓缓驶入小区，车轮碾过未及清扫的薄雪，发出“咯吱”的轻响。作为吉林吉大化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位身家千万的企业家刚结束一场商务晚宴，脸上带着几分疲惫，却难掩眉宇间的沉稳。 他不仅是商界的成功人士，还是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在当地算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 车停稳在自家单元楼前，李宝军拉开车门，凛冽的寒风瞬间灌进西装领口，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正抬手准备按响单元门的门禁，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他回头，后脑勺就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像被烧红的烙铁狠狠砸中。他踉跄着转过身，看见两个陌生男人正凶神恶煞地盯着自己，其中一人手里握着沾血的铁锤，另一人则抽出了闪着寒光的尖刀。 “你们是谁？”李宝军的声音因剧痛而沙哑，他本能地挥拳反抗，与持锤的男人扭打在一起。可常年坐在办公室的他，哪里敌得过常年干农活的壮汉？混乱中，另一把尖刀精准地刺进他的腹部，紧接着是背部、腋下，三刀，刀刀致命。温热的鲜血瞬间浸透了他的西装，在雪地上洇出一片刺目的红。男人倒地的瞬间，视线模糊中，他似乎看到小区入口处停着一辆熟悉的警车，可那警灯却没有亮起。 几分钟后，当情人朱静听到楼下的异响跑出门时，看到的只是倒在血泊中气息全无的李宝军，以及两个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她尖叫着扑过去，手指触到的只有冰冷的身体和粘稠的血液，当场哭昏过去。 这起发生在居民小区的恶性杀人案，很快在吉林市掀起轩然大波。可令人费解的是，负责案件侦查的警方不仅没有及时向公众通报进展，还对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一概谢绝采访。国内多家媒体的记者带着设备赶到龙潭区，得到的只有“案件正在侦查，不便透露”的官方答复。一时间，关于千万富翁被杀害的流言四起，有人说是商业仇杀，有人说是绑架撕票，却没人想到，这起案件的幕后黑手，竟然是穿着警服的“自己人”。 案件告破后，真相才像一把淬毒的尖刀，刺破了所有人的想象，策划这起谋杀的，是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江北派出所副所长刘成岳，而出资雇凶的，正是李宝军的结发妻子康健，参与其中的还有康健的弟弟康壮。两个杀手，则是刘成岳从农村找来的农民石占英和李光。 要揭开这起案件的迷雾，得从十五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1991年，吉林市龙潭区的一家塑料厂车间里，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塑料融化后的刺鼻气味弥漫在空气中。22岁的李宝军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正拿着扳手检修设备，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滚烫的机器上，瞬间蒸发成一缕白烟。彼时的他还是工厂里的销售员，每天背着样品跑遍周边乡镇，虽然辛苦，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就是在这个车间里，他认识了18岁的康健。康健是刚从农村来的农家少女，皮肤黝黑，扎着马尾辫，干活时总是低着头，手指却格外灵活。当时车间里的男工总爱拿新来的女工开玩笑，有一次几个老员工围着康健起哄，是李宝军站出来替她解了围。“人家小姑娘刚来，你们别欺负人。”李宝军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那是康健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身材挺拔的年轻销售员。 从那以后，李宝军总会在下班时等康健一起走，帮她拎着沉重的工具包；康健则会每天早上给李宝军带一个热乎乎的玉米面窝头，在他跑业务回来时递上一杯凉白开。车间的角落里、工厂门口的老槐树下、松花江畔的堤坝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李宝军会给康健讲跑业务时遇到的趣事，康健则会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自己的想法。两颗年轻的心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靠近，就像车间里的塑料，在高温下慢慢融合成一个整体。 两年后，李宝军和康健领了结婚证。没有盛大的婚礼，只在出租屋里摆了两桌酒席，请了几个亲近的工友和家人。新婚之夜，李宝军握着康健的手说：“放心，我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康健靠在他的肩膀上，眼泪浸湿了他的衬衫，却笑着点了点头。不久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李宝军更加拼命地工作。 他知道，自己肩上扛着的是一个家的希望。 为了改善生活，李宝军和康健凑了一笔钱，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些，在吉林市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那些年里，李宝军每天天不亮就出车，直到凌晨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冬天的吉林市气温低至零下二三十度，出租车的暖风常常坏，李宝军的手脚冻得长满冻疮，可每次回到家，看到康健端上来的热汤和女儿熟睡的脸庞，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康健则在家照顾孩子，同时帮着李宝军记账、联系熟客，夫妻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靠着开出租车攒下的钱，李宝军又看到了新的商机。90年代中期，吉林市的旅游业开始发展，他看中了龙潭区钢窑镇碾子沟村的地理位置，决定在这里建一个度假山庄。为了这个项目，他几乎把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借了不少高利贷。那段时间，他每天泡在工地上，和工人一起搬砖、和水泥，皮肤晒得黝黑，体重瘦了十几斤。康健则带着女儿住在工地旁边的临时板房里，每天给工人做饭、送水，陪着李宝军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度假山庄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李宝军并没有满足。1997年，他又看中了钢窑镇的一块地皮，决定投资建一座大酒店。从设计图纸到施工建设，再到招聘员工，李宝军亲力亲为，整整忙了两年。1999年，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紫金园大酒店”终于建成，红墙金瓦的建筑在当时的钢窑镇格外惹眼。2000年酒店正式开业那天，李宝军站在酒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宾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终于实现了当年对康健的承诺。 酒店开业后，李宝军把经营管理权全权交给了康健。他知道妻子这些年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也相信她的能力。而他自己，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化肥行业。当时东北三省的农业发展迅速，对化肥的需求量很大，李宝军看中了这个市场，和几个朋友一起筹资，成立了吉林吉大化肥有限公司，自己出任董事长。 创业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司成立初期，产品的销路一直打不开，李宝军带着销售人员跑遍了东北三省的农村，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有一次在黑龙江的一个偏远村庄，他为了争取一个大客户，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等了整整三个小时，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产品质量得到认可，吉大化肥的销路越来越广，渐渐地占据了东北三省的大部分市场。到2000年以后，公司的资产已经达到了数千万，成为了当地有名的龙头企业。2005年，李宝军又投资2500万元，买下了吉林省榆树市的一家化肥厂，扩大了生产规模。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李宝军的事业会越做越大，他的人生也会越来越辉煌。 而康健经营的紫金园大酒店，生意也同样红火。酒店地处交通要道，往来的客商很多，加上康健管理有方，服务周到，很快就成为了钢窑镇乃至龙潭区的知名酒店。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家表面光鲜的酒店背后，还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康健暗中开设了“特殊服务”，招聘了一批三陪小姐。这种灰色生意在当时并不少见，但要想维持下去，必须有警方的“关照”。而刘成岳，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康健的生活。 刘成岳当时还是龙潭区钢窑镇派出所的一名内勤民警，负责户籍管理工作。虽然职位不高，但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实权的人物，无论是酒店的治安检查，还是员工的户籍办理，都离不开派出所的配合。从2001年开始，刘成岳就经常穿着警服来紫金园大酒店就餐，每次都指定最好的包间，点最贵的菜。康健知道他的身份，不敢怠慢，每次都亲自接待，免单是常有的事。 时间一长，刘成岳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不仅在酒店里免费吃喝，还经常让康健安排三陪小姐作陪。每次消费完，他都会打着“治安检查”的幌子，对酒店的“特殊服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康健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为了酒店的生意，只能忍气吞声。刘成岳也渐渐摸清了康健的脾气，知道这个女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开始变本加厉地索要好处，从名牌香烟到高档白酒，再到现金红包，康健都一一满足。 就在李宝军的事业如日中天，康健的酒店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一个名叫朱静的女人，走进了李宝军的生活，也彻底打破了这个家庭表面的平静。2001年7月，20岁的朱静从师范学校毕业，受聘于吉林市的一所企业小学当科任老师。年轻貌美的她身高1米70，长发及腰，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女神”。 可好景不长，2002年初，当地开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企业小学面临撤销，朱静也随之面临下岗的危机。那段时间，朱静整天愁眉不展，看着身边的同事有的托关系找了新工作，有的干脆辞职下海，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她来自农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她安排工作。就在她最绝望的时候，一个朋友的饭局，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是在吉林市一家高档酒店的包间里，朋友为了帮朱静拓展人脉，特意带她参加了一个商务饭局。走进包间的那一刻，朱静一眼就认出了坐在主位上的男人——李宝军。 当时的李宝军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举手投足间都透着成功人士的沉稳与大气。他是当地的千万富翁，还是龙潭区的人大代表，这样的人物，朱静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 饭局上，朋友向李宝军介绍了朱静的情况，言语间满是惋惜。李宝军原本正和身边的企业家交谈，听到朱静的遭遇后，不禁抬头多看了她几眼。眼前的姑娘年轻漂亮，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无助，让他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小姑娘别着急，你的工作问题，我来帮你解决。”李宝军的声音温和而有力量，像一颗定心丸，让朱静瞬间红了眼眶。 李宝军说到做到。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仅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把朱静安排到了吉林市另一所重点小学当音乐教师。这份工作不仅待遇好，而且稳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朱静拿着崭新的工作证，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特意买了一份贵重的礼物，来到李宝军的公司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朱静就经常以感谢为由，约李宝军吃饭、喝茶。接触的时间越长，她就越被李宝军吸引。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在生活中却十分低调，他不抽烟、不喝酒，闲暇时喜欢看书、练字，还经常资助贫困学生。有一次，朱静跟着李宝军去乡下考察，看到他给贫困山区的孩子送去书本和文具，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那一刻，朱静彻底沦陷了。 朱静知道，李宝军有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她也清楚，做第三者是不道德的，是在玩火。可李宝军对她的关心和照顾，让她无法抗拒。他会记得她的生日，在她生日那天送她一条精美的项链；他会在她生病的时候，亲自开车送她去医院，还安排专人照顾她；他会在她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耐心地帮她分析问题，给她出主意。 在相识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朱静因为工作失误被校长批评，心情格外低落。她给李宝军打了个电话，没说几句就哭了起来。李宝军二话不说，开车赶到了学校门口。看着雨中浑身湿透的朱静，李宝军心疼地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跟我走。”那天晚上，朱静跟着李宝军回了他的一处公寓，彻底投入了他的怀抱。 一夜欢爱之后，李宝军对朱静更加宠爱。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妻子康健，但他实在无法割舍眼前这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为了方便和朱静见面，他很快就在吉林市万达小区，给朱静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精装修房子，还配齐了所有的家具和家电。朱静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她原本只是想和李宝军相处两个月，然后就抽身离开，可现在，她却想永远留在他身边。 更让朱静惊喜的是，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拿着孕检报告，忐忑地告诉李宝军这个消息时，李宝军的反应让她始料未及，他激动得一把抱住她，在房间里转了好几个圈，嘴里不停地喊着：“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朱静后来才知道，李宝军一直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产业，可康健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无法再怀孕了。这个孩子的到来，圆了李宝军多年的梦想。 为了确定孩子的性别，李宝军通过关系，找了一家私人医院做了检查。当医生告诉他“是个男孩”的时候，李宝军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当场给了医生一个大红包。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往朱静的住处跑，给她买各种营养品，还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看着李宝军欣喜若狂的样子，朱静却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康健发现，与其到时候闹得鸡飞狗跳，不如主动出击，争取和解。“宝军，这件事你夫人早晚会知道，与其让她追查后闹得天翻地覆，不如你变被动为主动，先跟她坦白。”朱静的话让李宝军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李宝军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我有办法。”朱静的眼神里透着一丝坚定。 在朱静的劝说下，李宝军终于鼓起勇气，向康健坦白了自己和朱静的私情，以及朱静怀孕的事情。不出所料，康健听完之后，当场就炸了。她把家里的碗碟摔得粉碎，指着李宝军的鼻子破口大骂：“李宝军，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跟着你吃了十几年的苦，你现在有钱了，就开始找小三了！”康健哭着、闹着，甚至提出要和李宝军离婚。 李宝军看着情绪激动的妻子，心里充满了愧疚。他不停地道歉，解释自己是一时糊涂。可康健根本听不进去，两人大吵了一架，康健哭着回了娘家。李宝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去找朱静想办法。朱静却异常冷静：“你别急，这件事我来处理。我亲自去找康大姐谈谈，说不定能有转机。” 李宝军一开始坚决反对，他担心两个女人见面后会打起来。可朱静却坚持说：“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否则我们三个人都不得安宁，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看着朱静坚定的眼神，李宝军只好同意了。2002年10月的一天，朱静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独自一人来到了约定的咖啡店。 康健早就坐在角落里等她了，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看到朱静走进来，她冷冷地开口：“说吧，你今天来，是想让我给你腾地方，让你转正？”朱静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在她对面坐下，点了一杯热牛奶。“康大姐，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不起你，我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个解决办法。” 朱静从包里掏出一沓打印好的协议，递给康健。康健疑惑地接过来，越看越惊讶。这份协议一共有三条内容：第一，朱静承诺永不篡位夺权，永远不要求李宝军离婚；第二，腹中的孩子将放弃财产继承权，将来只由李宝军负责抚养；第三，绝不独霸李宝军，每周一到周五，李宝军回康健家过夜，只有周末才能去朱静那里。 康健原本以为朱静是来挑衅的，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你说的是真的？”“我以我肚子里孩子的名义发誓，这些话都是真的。”朱静的语气十分诚恳，“康大姐，我知道你和宝军一起吃过很多苦，你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看着朱静真诚的眼神，又想到自己这些年和李宝军的感情，以及李宝军如今的社会地位，康健的心动摇了。她知道，如果真的和李宝军离婚，自己虽然能分到一部分财产，但失去的会更多。犹豫了半天，康健终于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了字。临走的时候，朱静还笑着对她说：“康大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我们互相照应。” 从那以后，朱静和康健的关系变得出奇的“融洽”。朱静经常给康健打电话，关心她的生活，还会给她买礼物；康健也会在朱静产检的时候，主动陪她去医院。有时候李宝军因为工作忙，周末无法去朱静那里，朱静也从不抱怨，还会主动给康健打电话，让她好好照顾李宝军。李宝军看着两个女人和平相处，心中十分欣慰，觉得自己享尽了齐人之福。 而朱静的一番话，更是彻底打消了康健心中的最后一丝顾虑。有一次，两人一起喝茶的时候，朱静感慨地说：“康大姐，咱们做女人都不容易。宝军整天忙于事业，根本顾不上我们。你要是遇到投缘的人，也不妨找个蓝颜知己，也好有个人陪你说说话。宝军有错在先，你也别太委屈自己。” 朱静的话，像一颗石子，在康健的心湖里激起了层层涟漪。其实，她早就和刘成岳有了暧昧不清的关系。自从李宝军把精力都放在朱静和工作上，对她越来越冷淡，刘成岳的关心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刘成岳不仅会陪她吃饭、聊天，还会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开车带她去兜风。久而久之，两人就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有一次，康健特意单独宴请刘成岳。在酒店灯光暧昧的包间里，康健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频频向刘成岳举杯。几杯酒下肚，康健的脸颊泛起红晕，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她顺势倒在刘成岳的怀里，轻声说：“成岳，我跟你在一起，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刘成岳紧紧抱住她，在她耳边说着甜言蜜语。 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秘密情人。康健每个月给刘成岳6000元零花钱，还给他买了名牌手表和西装。刘成岳想要一辆私家车，康健二话不说，拿出20万元，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丰田轿车。为了帮刘成岳升官，康健更是不惜血本，通过各种关系给刘成岳送礼、打点。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刘成岳从钢窑镇派出所的内勤民警，调任为吉林市龙潭分局江北派出所副所长。 刘成岳的野心却远不止于此。他知道康健手里掌握着紫金园大酒店的经营权，而李宝军的吉大化肥有限公司更是身家千万。他贪恋康健的美色，更觊觎李宝军的财富。他开始在康健面前吹风，说李宝军的坏话：“宝军现在眼里只有朱静和那个私生子，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他，迟早会被他抛弃。” 起初康健并不在意，可一件意外的事情，让她对李宝军彻底失去了信任，也让刘成岳的阴谋有了可乘之机。2005年3月下旬的一天，李宝军因为要去外地谈一笔生意，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康健家了。谈完生意后，他特意连夜开车赶回来，想给康健一个惊喜，弥补一下对她的冷落。 凌晨1点多，李宝军终于回到了家门口。可他敲了半天门，屋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以为康健已经睡着了，只好继续敲门。又过了十几分钟，康健才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打开门。李宝军走进屋里，发现康健的神色十分慌张，眼神躲闪，不敢看他。他疑惑地走进卧室，一眼就看到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有几个还没熄灭的烟头，而李宝军早就戒烟了。 “家里有人来过？”李宝军的声音冰冷。康健连忙摇头：“没有啊，可能是我昨天招待客人剩下的。”“招待客人会待到凌晨1点多？”李宝军追问着，目光扫过二楼的窗户，窗户是开着的，外面的冷风正灌进来。他瞬间明白了什么，一把抓住康健的胳膊：“说！那个男人是谁？” 康健被李宝军的气势吓到了，死活不承认。李宝军气得浑身发抖，他想起自己这些年对家庭的付出，想起康健这些年的变化，心中的怒火越来越旺。“你不说是吧？”李宝军转身就要去查酒店的账目，他早就觉得不对劲了，紫金园大酒店每年的盈利明明有几十万，可康健却总是说没钱，他怀疑康健把钱花在了别的男人身上。 康健看到李宝军要去查账，彻底慌了。她知道，一旦账目被查，她和刘成岳的私情以及挪用公款的事情就会暴露。情急之下，她推开李宝军，转身就往二楼跑，从开着的窗户跳了下去。“砰”的一声闷响，康健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当场昏了过去。 李宝军没想到康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连忙下楼把她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康健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摔断了双腿，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在康健住院期间，李宝军虽然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她，却再也没有给过她好脸色，还不停地追问那个男人的身份。康健始终闭口不谈，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李宝军的怀疑越来越深，他不仅提出了离婚，还开始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财产。他把康健的弟弟康壮从吉大化肥有限公司的重要岗位上调离，安排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上；他还暗中将自己的私有财产转移到了朱静和女儿的名下；甚至开始清查紫金园大酒店的账目，想要追回被康健挪用的公款。 李宝军的这些举动，彻底惹恼了两个人，刘成岳和康壮。刘成岳知道，一旦李宝军发现他和康健的私情，他不仅会失去现在的职位和财富，还会身败名裂，甚至锒铛入狱。他越想越害怕，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除掉李宝军，这样他不仅能永远和康健在一起，还能控制李宝军的巨额财富。 刘成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康健，康健当场就吓傻了：“不行！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不能杀他！”刘成岳早就料到康健会反对，他抱着康健，用温柔的语气劝说：“宝贝，你想想，要是李宝军和你离婚，他会把财产都转移走，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他要是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你和我都会完蛋。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过上安稳日子，你的女儿也能继承他的财产。” 为了让康健彻底下定决心，刘成岳又找到了康健的弟弟康壮。康壮因为被李宝军调离了重要岗位，心里早就对李宝军充满了怨恨。刘成岳抓住康壮的心理，添油加醋地说：“你姐夫根本没把你当一家人，他现在眼里只有那个小三和私生子，连你姐都要抛弃。他把你调走，就是怕你分他的财产。你要是再不出手，迟早会被他踩在脚底下。” 康壮被刘成岳的话激怒了，他想起自己这些年在李宝军公司的付出，想起姐姐被李宝军冷落的样子，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岳哥，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就这样，在刘成岳的煽动下，康健和康壮都同意了这个邪恶的计划。 2005年8月10日，康健按照刘成岳的要求，用自己母亲韩某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存入了14万元人民币。她把存折和1万元现金一起交给了刘成岳，让他用来雇凶杀人。刘成岳拿着钱，开始寻找合适的杀手。他想到了自己老家吉林省永吉县大岗子乡的农民石占英，石占英因为赌博欠了一大笔高利贷，急需用钱，而且为人凶狠，什么事情都敢做。 刘成岳找到了石占英，谎称自己被一个“恶霸”敲诈，需要找人教训一下对方，最好能“永绝后患”。他承诺，事成之后给石占英10万元报酬。石占英一听有这么多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岳哥，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保证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从那以后，刘成岳就开始带着石占英跟踪李宝军，熟悉他的行踪。他们每次都带着锤子等凶器，埋伏在李宝军公司门口、家楼下或者常去的酒店附近，伺机行动。可李宝军的身边总是跟着保镖或者员工，每次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几次失败后，刘成岳觉得石占英一个人很难得手，于是让他再找一个帮手。 石占英很快就想到了同村的农民李光。李光和石占英一样，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打架斗殴坐过牢，出来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石占英找到李光，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还提出要增加1万元的佣金。刘成岳为了尽快完成计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光加入后，刘成岳把两人安排在吉林市的一家浴池里住下，每天给他们发200元的生活费，让他们随时待命。他还特意给两人画了李宝军的画像，详细告诉他们李宝军的身高、体重、常穿的衣服以及开的车。康健和康壮则负责提供李宝军的最新行踪，每当李宝军单独外出时，康壮就会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刘成岳。 时间一天天过去，机会终于来了。2006年1月17日晚上，康壮给刘成岳打电话，说李宝军正在吉林市富祥大酒店参加一个商务晚宴，身边没有带保镖，只有一个司机。刘成岳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他立刻给石占英和李光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赶到李宝军和朱静居住的万达小区等候，自己则开着警车，提前赶到小区埋伏。 晚上7点40分左右，刘成岳通过望远镜看到李宝军的奔驰车驶入了小区。他立刻用手机通知石占英和李光：“目标已经出现，准备行动。”石占英和李光收到消息后，从浴池里出来，快步走到李宝军家的楼门洞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两分钟后，李宝军停好车，独自一人走向单元楼。他刚抬起手，准备按门禁，石占英就从角落里冲了出来，举起手里的铁锤，朝着李宝军的后脑勺狠狠砸了下去。“砰”的一声，李宝军闷哼一声，踉跄着向前扑去。石占英以为李宝军已经被砸晕了，没想到他竟然转过身来，挥拳朝着石占英打去。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李光看到石占英占不到便宜，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朝着李宝军的腹部猛刺过去。李宝军惨叫一声，身体踉跄了一下。李光没有停手，又朝着他的背部和腋下连刺两刀。鲜血喷涌而出，李宝军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为了制造抢劫杀人的假象，李光抢走了李宝军身上的三星手机和一个装有几千元现金的男士背包。两人迅速逃离现场，消失在夜色中。刘成岳在确认两人安全离开后，也开车离开了小区，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李宝军被发现后，很快被送到了医院。但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朱静得知消息后，当场哭昏过去。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小心翼翼维持的“幸福生活”，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 这起案件虽然手段残忍，但由于刘成岳的疏忽，留下了很多线索。警方通过现场勘查，找到了凶手遗落的铁锤和尖刀，还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半个月后，案件成功告破。2006年2月1日，刘成岳在江北派出所的办公室里被抓获；2月2日，康健、康壮和李光也相继落网；而石占英在警方抓捕他的时候，吞服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当场死亡。 案件侦查终结后，由吉林市昌邑区公安分局以刘成岳涉嫌故意杀人罪、非法储存弹药罪，康健、康壮涉嫌故意杀人罪，李光涉嫌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于2006年4月26日移送至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5月11日，昌邑区检察院将案件呈报给吉林市检察院。经过审查，吉林市检察院认为部分事实不清，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7月7日，补充侦查完毕，案件再次移送至吉林市检察院。 2006年9月，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上，刘成岳还试图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是被康健胁迫的。但大量的证据，包括银行转账记录、石占英和李光的供述、康健和康壮的证词以及监控录像等，都证明了他的罪行。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成岳多次向康健提出雇凶杀害李宝军，提供作案资金，直接雇佣杀手，多次伺机作案未果后，又指使石占英寻找帮手，最后亲临现场指挥作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李光积极参与杀人犯罪，并实施抢劫行为，情节恶劣；康健作为出资者，与刘成岳共同策划犯罪，系主犯；康壮为犯罪提供帮助，系从犯。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成岳、李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康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康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判决下达的那天，吉林市下起了大雪。雪花落在法院的台阶上，很快就堆积起来，覆盖了地上的污渍。李宝军的女儿和朱静抱着李宝军的遗像，站在法院门口，泪水混合着雪花落在脸上，冰冷刺骨。而监狱里的刘成岳、康健等人，将在铁窗后度过自己的余生，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起由派出所副所长策划的雇凶杀人案，最终尘埃落定。它不仅揭露了人性的贪婪与邪恶，也敲响了警钟，无论身处何种职位，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不能迷失自己的本心。警徽本该是正义的象征，却被刘成岳用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婚姻本该是爱情的港湾，却被康健和李宝军亲手摧毁。这起案件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唏嘘和深刻的反思。 第158章 年吉林情杀案 1993年的吉林市，秋老虎还没褪尽余威。解放大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刚染上浅黄，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落在骑二八自行车上班的人肩上。毛纺厂的大烟囱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冒起黑烟，把东边的天空熏得发灰，厂门口卖豆浆油条的小摊前，永远排着穿蓝色工装的长队，金晓玲就是这长队里最扎眼的那个。 21岁的金晓玲，有一副老天爷赏饭吃的模样。皮肤是那种不见太阳也透着亮的瓷白，眼睛像松花湖的水，弯起来的时候带着钩子，连扎着的马尾都比别人翘得有精神。她的工装总洗得发白，却永远熨得笔挺，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珍珠胸针，那是她当群众演员时剧组发的纪念品。 “晓玲，今天又去公园‘遛弯’啊？”车间组长王婶一边往搪瓷缸里倒热水，一边挤眉弄眼地调侃。金晓玲脆生生地应着：“王婶说笑了，我是去背台词呢，万一哪天导演再找我呢。”她说着拢了拢额前的碎发，转身进了纺纱车间，身后留下一串带着雪花膏味的香风。 谁都知道金晓玲的“台词”是怎么回事。吉林市西头的劳动公园，没有青山绿水，却有大片齐腰深的草地和茂密的杨树林，是老人们晨练、情侣们约会的好去处。但从今年夏天开始，晨练的大爷大妈们总在树林深处发现些“不对劲”的痕迹，被压得倒向一边的草棵子，偶尔遗落的花手帕，甚至还有一次，张大爷捡着半支口红，膏体都蹭在了草叶上。 “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不知羞。”张大爷攥着口红，在晨练队里叹气，“我那回看见的草印子，啧啧，能躺下俩仨人。”这话传到金晓玲耳朵里时，她正和马山在公园的长椅上腻歪。马山是车间的搬运工，一身腱子肉，手粗糙得能磨掉她脸上的雪花膏，可他舍得给她买两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还会把冰棍纸仔细剥下来，递到她手里。 “山哥，他们都在说我呢。”金晓玲咬着冰棍，眼睛水汪汪地看着马山。马山一把将她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说就说呗，咱们俩好，关他们屁事。”他的手掌隔着工装，用力地捏了捏她的腰，金晓玲娇笑着躲开，却又主动往他怀里凑了凑。 她就喜欢马山这股子糙劲，像车间里的蒸汽机，热得直接。 这片草地，早就成了金晓玲的“秘密基地”。除了马山，还有顾全。顾全是仓库管理员，比马山心细，会给她带水果糖，还会用包装纸折成小篮子装着。每次和顾全来，金晓玲都要让他先去林子里探路，确认没有熟人了才肯进去。“全哥，你比山哥会疼人。”她趴在顾全怀里，手指在他的衬衫纽扣上打转，“就是你太胆小了，上次张大爷过来，你吓得差点钻到树洞里。” 顾全搂着她的手紧了紧：“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嘛，你还要当大明星呢。”金晓玲咯咯地笑起来，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在她看来，马山的热、顾全的细，都是她生活里的调剂品，就像车间里的纺纱机，少了哪个都不行，可哪个都留不久。她的目标是当明星，是离开这满是棉絮味的车间，这些工人小子，不过是她通往星光路上的垫脚石。 白桦的出现，是在九月的一个雨天。那天毛纺厂的纺纱机坏了，技术科的人来检修，其中就有白桦。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清瘦却结实的手腕，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上沾着雨星，却挡不住眼睛里的光。他蹲在机器旁，手指灵活地摆弄着零件，嘴里还念念有词，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技术员，这机器还能修好吗？”金晓玲端着一杯热水走过去，故意把水往他手边递了递，指尖“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背。白桦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推了推眼镜，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能、能修好，就是齿轮磨损得厉害，得换个新的。”他的声音很轻，带着点书生气，和马山的大嗓门完全不同。 金晓玲一下子来了兴趣。她见过车间里粗拉拉的汉子，见过街头流里流气的混混，却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干净、斯文，连脸红都透着一股子纯粹。那天下午，她借着请教“机器原理”的由头，跟白桦聊了一下午。她知道了他刚从吉林大学毕业，家在农村，父母都是种地的，为了供他上学，连家里的老黄牛都卖了；知道了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里一部分，剩下的都攒着，想在城里买个小房子；还知道了他特别爱干净，衬衫每天都换，连袜子都要叠得方方正正。 “白技术员，你真厉害。”金晓玲眨着眼睛，语气里满是崇拜，“我就特别佩服大学生，懂得多。”白桦被她夸得手足无措，手指在口袋里攥着，半天憋出一句：“你、你也很厉害，长得好看，还很开朗。” 从那天起，金晓玲就开始主动“偶遇”白桦。中午去食堂，她总能正好坐在他对面，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他；下班路上，她会“恰巧”和他同路，跟他说车间里的趣事；甚至有一次，她故意把自行车的链条弄掉，站在路边委屈巴巴地等着，果然等到了骑自行车路过的白桦。 白桦蹲在地上，帮她装链条，手指上沾了油污。金晓玲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花手帕，递到他手里：“白哥，擦擦吧。”白桦看着手帕上绣着的小梅花，又看了看金晓玲亮晶晶的眼睛，心跳突然就乱了。他长这么大，除了母亲，还没接过别的女人的手帕。 一周后，金晓玲把白桦约到了劳动公园。“白哥，我发现个好地方，特别安静，适合背书。”她拉着白桦的手腕，穿过晨练的人群，往树林深处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金晓玲的马尾辫扫过他的手背，痒得他心里发慌。 到了那片熟悉的草地，金晓玲率先坐了下来，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白哥，坐吧。”白桦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坐下，离她有半尺远。金晓玲看着他拘谨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身体往他那边靠了靠，肩膀碰到了他的肩膀：“白哥，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随便？” 白桦赶紧摇头：“没有，你很好。”他的脸又红了，眼睛盯着地上的草叶，不敢看她。金晓玲忽然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他的手一下子僵住了。她又碰了碰他的膝盖，然后慢慢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暖，手指修长，不像马山的手那么粗糙。 “白哥，我喜欢你。”金晓玲的声音软得像，带着点委屈，“别人都觉得我只知道玩，可我不是，我就是想找个靠谱的人。”她说着，头轻轻靠在了他的肩膀上。白桦浑身都绷紧了，他能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脑子里像有无数台纺纱机在转，嗡嗡作响。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了。金晓玲的手顺着他的手腕往上移，滑过他的胳膊，停在他的衬衫纽扣上。她的嘴唇凑到他的耳边，吐气如兰：“白哥，我想给你。”白桦的理智像断了线的风筝，他猛地转过身，抱住了金晓玲，嘴唇笨拙地吻了上去。草地被压出一片凌乱的痕迹，杨树叶在头顶沙沙作响，像是在替他们掩饰这隐秘的欢愉。 事毕，金晓玲却突然皱起了眉头，把脸埋在膝盖上，肩膀微微发抖。白桦慌了神，赶紧凑过去：“晓玲，怎么了？是不是我弄疼你了？”金晓玲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睫毛上挂着泪珠：“我觉得自己特别脏，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随便的。” 这话像一把锤子，砸在白桦的心上。他本来就因为自己的冲动而后悔，看着金晓玲这副模样，更是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晓玲，是我的错，”他紧紧握住她的手，声音带着颤抖，“你别这么说自己，是我不好，我会对你负责的。” 金晓玲心里差点乐出花来。她太了解男人了，马山会因为她的眼泪买冰棍，顾全会因为她的委屈送水果糖，而这个书呆子，肯定会拿出更实在的东西。她低着头，抽噎着说：“负责？你怎么负责啊……” 白桦突然站起身，在旁边的杨树上折下一根粗树枝，在他们躺过的草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他拉着金晓玲的手，指着那个圈，眼神无比认真：“晓玲，这个圈里的地方，是咱们两个人的王国，谁都不能进来。”金晓玲愣了一下，心里嘀咕：这王国里，早来过马山和顾全了，以后指不定还有别人呢。 没等她反应过来，白桦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是一个红色的存折。“晓玲，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他把存折塞进她手里，“11年，我攒了5500块，本来是想买房的，现在给你，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金晓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1993年的5500块，是什么概念？毛纺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多，这钱够买一套小房子的首付，够买十件的确良衬衫，够她买一箱子的雪花膏和口红。她捧着存折，手指都在发抖，眼泪却流得更凶了：“白哥，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必须要！”白桦打断她，语气无比坚定，“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明天我就陪你去买东西，然后咱们找房子，结婚。” 结婚？金晓玲心里咯噔一下。她只是想骗点钱花，想尝尝大学生的滋味，可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一个书呆子。但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她把拒绝的话咽了回去，扑进白桦的怀里：“白哥，你真好。”她能感觉到白桦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力道大得像要把她嵌进自己的身体里。 白桦是真的把金晓玲当成了未来的妻子。他的童年是在农村的土坯房里度过的，冬天没有暖气，只能抱着热水袋睡觉；上学的时候，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中午就啃一个干硬的玉米面窝头；上大学后，他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地搬砖，暑假去饭店洗盘子，每一分钱都浸着汗水。这5500块，是他全部的希望，现在，他把希望都给了金晓玲。 从那天起，白桦成了金晓玲的“专属跟班”。上班的时候，他会提前十分钟到车间门口，给她带一份热乎的豆浆油条；下班之后，他陪着她逛遍了吉林市的大小商场。金晓玲在百货大楼看中了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标价88块，白桦皱了皱眉，还是咬牙买了下来，那是他半个月的工资。她又要了一双红色的皮鞋，一支进口的口红，甚至还让他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说以后结婚要戴。 “晓玲，这表太贵了，要三百多呢。”白桦捏着钱包，声音有些犹豫。金晓玲立刻红了眼睛：“白哥，你是不是后悔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花钱多？”她说着转身就走，肩膀还一抽一抽的。白桦赶紧追上去，拉住她的手：“没有没有，我这就买。”他看着售货小姐递过来的手表，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可看到金晓玲笑起来的样子，又觉得一切都值了。 一个多月后，存折上的5500块钱见了底。金晓玲看着镜子里穿得光鲜亮丽的自己，突然觉得白桦没什么用了。他不会像马山那样帮她扛重物，不会像顾全那样给她讲笑话，只会每天跟在她身后，问她“今天想吃什么”“要不要买水果”，腻得让人烦。更重要的是，她已经很久没和马山、顾全见面了，心里早就痒得难受。 “白哥，我们厂要派我出差，去长春学习一周。”金晓玲一边往包里塞衣服，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白桦赶紧凑过来：“我送你去火车站吧，要不要给你买些吃的路上带？”“不用了，厂里统一安排。”金晓玲躲开他的手，语气冷淡，她现在连碰他都觉得多余。 白桦不知道，金晓玲根本没去长春。他出差的第二天晚上，马山就骑着自行车找到了她的住处。马山一进门就把她抵在墙上，恶狠狠地问：“你跟那个书呆子混在一起，把我忘了是吧？”金晓玲被他勒得喘不过气，却反而笑了，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山哥，我怎么会忘了你呢，我这不是在给你‘挣’东西嘛。” 她把从白桦那买的连衣裙穿给马山看，把手表戴在他的手腕上：“你看，这都是他给我买的。那个书呆子，傻得很，我说什么他都信。”马山摸着手表，脸色缓和了些：“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断？”金晓玲靠在他怀里，手指划过他的胸口：“急什么，等他再攒点钱再说。” 没过几天，顾全也找来了。他提着一网兜苹果，站在门口搓着手：“晓玲，我听说你出差回来了，特意给你带了苹果。”金晓玲把他让进屋里，给他倒了杯糖水：“全哥，你真是有心了。”顾全看着她，眼神里带着委屈：“晓玲，你跟那个技术员的事，厂里都传遍了，你真要跟他结婚啊？” 金晓玲噗嗤一声笑了：“全哥，你怎么也跟山哥一样糊涂。我怎么会嫁给一个书呆子，我就是想玩玩他。”她拉着顾全的手，往自己脸上凑：“你看，我这口红都是他买的，是不是特别好看？”顾全的眼神亮了起来，伸手抱住了她：“晓玲，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那段时间，金晓玲忙得像个陀螺。白天在厂里应付白桦，晚上要么跟马山去公园，要么跟顾全去电影院，有时候甚至能在一天之内，分别和两个男人约会。她像个高明的魔术师，把三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却忘了纸终究包不住火。 白桦提前完成了出差任务。他在长春的时候，心里一直惦记着金晓玲，每天都给她打长途电话，可她要么说在开会，要么说在睡觉，语气总是匆匆忙忙的。为了给她一个惊喜，他用借来的钱，在长春的百货大楼买了一身藏蓝色的西装——那是当时最时兴的结婚礼服，他想象着金晓玲穿上西装的样子，心里甜得像灌了蜜。 1993年8月28号晚上7点25分，火车缓缓驶入吉林站。白桦拎着西装，一路小跑地冲出站台，咬了咬牙，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他第一次坐出租车，花了他整整十块钱。“师傅，麻烦快点，去毛纺厂宿舍。”他坐在车上，不停地看手表，恨不得立刻飞到金晓玲身边。 到了宿舍楼下，他却没看见金晓玲的身影。他问了宿舍管理员，管理员说金晓玲下午就下班了，没回宿舍。白桦心里有些慌，他又去了金晓玲常去的百货大楼，去了她当群众演员的剧组，都没找到人。“她会不会去公园了？”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那个属于他们的“王国”。 晚上八点多的劳动公园，已经有些冷清了。路灯昏黄，把树影拉得很长，偶尔能听见情侣们的低语。白桦顺着熟悉的小路往树林深处走，心里既期待又紧张。当他走到那片草地附近时，突然听见了一阵熟悉的笑声。 是金晓玲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的脚步一下子僵住了。那笑声不是平时对着他的娇嗲，而是带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放浪，还有一种压抑的呻吟声，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里。他猛地冲了过去，借着月光，他看见了草地上的一幕，金晓玲和一个男人正纠缠在一起，那男人的后背光着，肌肉线条很熟悉。 “金晓玲！”白桦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血腥味。草地上的两个人一下子僵住了，金晓玲转过头，看见白桦的瞬间，脸吓得惨白，赶紧拉过旁边的衣服挡住自己。那个男人也慌了，手忙脚乱地提裤子——是顾全。 “白、白桦，你听我解释……”金晓玲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白桦看着她慌乱的样子，看着顾全狼狈的表情，再想起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想起自己买西装时的憧憬，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他冲过去，扬起手，狠狠一巴掌扇在了金晓玲的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在安静的树林里格外刺耳。金晓玲捂着脸，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倒在了顾全怀里。白桦看着她，心里像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疼得喘不过气。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脚步踉跄，像个醉汉。 金晓玲这才意识到，自己玩过火了。那个平时对她百依百顺的书呆子，发起火来竟然这么吓人。她抱着顾全的腿，哭着说：“全哥，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怎么办啊？”顾全皱着眉，点燃一根烟：“怕什么，他一个书呆子，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可他的手却在发抖，他知道白桦的性格，看着老实，骨子里却有股韧劲。 “不行，我得找山哥。”金晓玲突然站起来，擦干眼泪。她知道，马山最讲义气，也最能打，只要有马山在，就没什么好怕的。当天晚上，她就找到了马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山哥，白桦知道我们的事了，他要报复我，还要去厂里告我，你快救救我。” 马山一听就火了，一拍桌子：“他娘的，这书呆子敢动我的女人？”他当即就去找了顾全，两个男人在小酒馆里喝了半宿，烟蒂扔了一地。“我看啊，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马山灌下一口白酒，眼睛通红，“最好让他再也不敢提这事。”顾全犹豫了一下：“要是打坏了怎么办？”“怕什么，他要是敢声张，我们就把他和晓玲的事捅出去，让他在厂里待不下去。” 两个人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金晓玲把白桦约到公园，然后他们俩埋伏在旁边，把白桦打一顿，让他不敢再纠缠金晓玲。金晓玲一听，立刻点头：“好，我去约他，我就说我知道错了，想跟他好好谈谈。”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狠，她已经不想再从白桦身上捞好处了，她只想彻底摆脱这个麻烦。 第二天上班，金晓玲特意穿了那件粉色的连衣裙，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委屈。她在车间门口等白桦，看见他走过来，立刻迎上去，眼圈一红：“白桦，我知道错了，昨天是顾全逼我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白桦停下脚步，看着她，眼神里满是复杂，他还爱着这个女人，哪怕她背叛了自己。 金晓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到他手里：“你看，这是顾全写的，他说他错了，想跟你道歉。”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对不起白桦，是我骗了晓玲，我会向你解释清楚，求你原谅她。”这是金晓玲逼顾全写的，她知道，白桦最吃这一套。 “晓玲，真的是他逼你的？”白桦捏着纸条，声音有些颤抖。金晓玲用力点头，眼泪掉了下来：“白桦，我心里只有你，你相信我。我们去公园吧，我好好跟你解释。”她拉着白桦的手，手指带着温度，像以前一样。白桦的防线彻底崩塌了，他点了点头：“好，我相信你。” 下班之后，金晓玲骑着自行车，白桦跟在她旁边。半路上，金晓玲买了面包、香肠，还有一瓶汽水，笑着说：“白桦，我们就当是郊游，重新开始。”白桦看着她的笑容，心里的阴霾一下子散了不少，他甚至开始幻想，以后他们结婚的场景。 他们没有去原来的那片草地。金晓玲骑着车，一直往公园深处走，直到一片更偏僻的草地前才停下来。这片草地紧挨着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有一条小溪，水流潺潺，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白桦，我们就在这吧，”金晓玲跳下车，“这里没有别人，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白桦有些犹豫：“这里太偏了，晚上不安全。”金晓玲走过来，抱住他的胳膊：“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她拉着他在草地上坐下，把面包和香肠递给他：“先吃点东西吧，我知道你肯定没吃饭。”白桦接过面包，心里暖暖的，他觉得，金晓玲还是在乎他的。 太阳慢慢落山了，月亮升了起来，银白色的月光洒在草地上，把一切都染得朦胧。金晓玲突然捂住肚子，皱起了眉头：“哎呀，我的胃疼得厉害。”白桦赶紧凑过去：“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金晓玲掀开连衣裙的衣角，露出白花花的肚子：“就是这儿，疼得厉害。” 白桦的目光落在她的肚子上，喉咙一下子发干。他伸出手，轻轻按在她的肚子上，刚碰到皮肤，就被金晓玲一把抓住。她拉着他的手，往自己身上按，嘴唇凑到他的耳边：“白桦，我想补偿你。”她的声音软得像水，眼神里带着钩子。白桦的理智瞬间崩塌了，他抱住金晓玲，吻了上去。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没等白桦反应过来，一根粗木头棍子就砸在了他的头上。“咚”的一声闷响，白桦眼前一黑，惨叫一声，捂着脑袋倒在草地上。他挣扎着睁开眼，看见马山和顾全站在他面前，手里还拿着棍子，眼神凶狠。 “书呆子，敢跟我们抢女人，活腻歪了？”马山说着，又一棍子砸了下去。白桦想爬起来，却被顾全一脚踹在胸口，疼得他喘不过气。“晓玲，救我……”他看向金晓玲，却看见她站在一边，脸色苍白，却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 “打，往死里打，让他再也不敢纠缠晓玲！”金晓玲突然尖叫起来。她的声音刺激了马山和顾全，两个人像疯了一样，拿着棍子往白桦身上砸。白桦的惨叫声越来越弱，最后彻底没了声音，躺在草地上，血染红了身下的草叶。 “他、他好像不动了。”顾全的声音带着颤抖，手里的棍子掉在了地上。马山也慌了，他探了探白桦的鼻息，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没、没气了。”金晓玲的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你们、你们怎么把他打死了？”她只是想让他们教训一下白桦，没想过要出人命。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赶紧把他处理掉！”马山咬着牙说。他们从旁边的树林里拖来一个麻袋，把白桦装了进去，抬着麻袋往树林深处走，扔在了小溪边的草丛里。做完这一切，三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连掉在草地上的面包和汽水都忘了拿。 第二天早上，金晓玲肿着眼睛去了厂里。她一进车间就开始哭，对着同事们说：“白桦昨天跟我吵架，说我对不起他，然后就跑了，一宿都没回来，你们谁看见他了？”她哭得撕心裂肺，样子可怜极了。同事们都安慰她：“晓玲你别着急，白桦那么大的人了，肯定没事的。”“就是，说不定他气消了就回来了。” 金晓玲一边哭，一边心里盘算着：只要白桦的尸体不被发现，这件事就没人知道。等过段时间，她就说白桦跟别的女人跑了，这事也就过去了。可她没想到，没过多久，几辆警车就开进了毛纺厂，下来几个穿着警服的警察，径直走到了她面前。 “金晓玲，我们怀疑你涉嫌故意伤害，跟我们走一趟。”警察拿出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了她的手腕上。金晓玲吓得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没做过什么啊。”她被警察往警车上带，路过驾驶室的时候，看见马山和顾全也坐在里面，低着头，脸色惨白。 “是你们出卖我？”金晓玲尖叫起来。马山没说话，顾全也只是摇了摇头。直到上了警车，金晓玲才知道，白桦根本没死。那天晚上，他只是被打晕了，半夜的时候醒了过来，从麻袋里挣扎着爬出来，忍着剧痛，爬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原来，马山和顾全扔麻袋的时候，没把袋口扎紧。白桦在麻袋里醒过来后，用尽力气咬开了袋口的绳子，爬了出来。他的头上全是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连路都走不稳，却凭着一股求生的本能，找到了派出所。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警察，包括金晓玲如何引诱他，如何联合马山和顾全打他。 警察根据白桦的描述，很快就找到了马山和顾全。两个人一开始还拒不承认，可在证据面前，很快就招供了，把金晓玲指使他们打人的事也说了出来。就这样，三个原本在欲望里周旋的人，最终都落入了法网。 法庭审判那天，金晓玲穿着囚服，头发乱糟糟的，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她看着站在被告席上的马山和顾全，又看了看坐在旁听席上的白桦，他的头上还缠着纱布，眼神冰冷，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温柔。金晓玲突然哭了，她不是哭自己要坐牢，而是哭自己亲手毁了一切。 最终，金晓玲因教唆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马山和顾全因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8年。当法槌落下的那一刻，金晓玲终于明白，那些靠美貌和谎言换来的欢愉，终究是镜花水月，而欲望的迷宫，一旦走进去，就再也找不到出口。 第159章 垃圾场下的罪恶：1999年呼和浩特连环奸杀案侦破记 1999年的呼和浩特，春寒料峭。东郊的垃圾场像一头巨大的灰色怪兽，吞噬着城市的废弃物，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3月9号这天，天刚蒙蒙亮，刘满平就裹紧了打满补丁的棉袄，佝偻着腰钻进了这片恶臭熏天的废墟。他是郊区的农民，捡破烂是家里重要的生计来源，只要能换钱的塑料瓶、废铁、旧纸壳，在他眼里都是宝贝。 垃圾场里弥漫着腐臭与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脚下的垃圾松软湿滑，稍不留意就会陷进去。刘满平拿着自制的铁钩，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翻找着。当他走到南侧一处相对偏僻的垃圾点时，铁钩突然勾到了一截软硬适中的东西，不像常见的废弃物。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别人丢弃的旧衣物，厚实点的旧衣服能拆了当抹布，也是笔小收入。 他蹲下身，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拨开表面的塑料袋和烂菜叶，越拨心越沉。那东西带着一种异样的质感，不是布料，反而像……皮肤。刘满平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他颤抖着扒开最后一层垃圾，眼前的景象让他“嗷”地一声瘫坐在地上。 那是一截人的小腿，穿着沾着污渍的毛裤，肤色在灰暗的垃圾场里显得格外惨白。 冷汗顺着刘满平的额头往下淌，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垃圾场，连捡来的半袋塑料瓶都扔在了原地。路边晨练的老人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连忙上前询问，听清原委后，赶紧帮他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里，刘满平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警察同志……东郊垃圾场……有死人！” 当天上午8点，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郊区分局的刑侦技术人员就带着勘查设备赶到了现场。蓝色的警戒带迅速将垃圾场南侧圈起，挡住了闻讯赶来的围观群众，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冷风卷着沙尘吹过，侦查员们都裹紧了警服，却没人敢有丝毫松懈，在这样的现场，任何微小的痕迹都可能是揭开真相的钥匙。 法医老周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拨开覆盖在死者身上的垃圾。他戴着厚厚的乳胶手套，指尖的触感透过手套传来，每一次触碰都格外谨慎。“死者为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尸僵已经形成，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48到72小时之间。”老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头部套着两层黑色塑料袋，袋口有轻微勒痕，颈部皮肤完整，没有扼颈痕迹。” 侦查员小李拿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现场照片，快门声在寂静的垃圾场里格外突兀。他注意到死者的姿势很不自然：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垃圾堆中，双手被一根透明的塑料绳反绑在背后，绳结打得很紧，边缘还残留着几根纤维。“周法医，你看这个绳结，像是专业捆绑的手法吗？”小李指着绳结问道。 老周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不像，更像是情急之下胡乱捆的，但力度很大，应该是男性所为。”他又翻了翻死者的衣物，上身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花衬衫，领口敞开，里面没有穿内衣；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毛裤，裤脚沾着泥点，脚上没有穿鞋。“你们注意她的妆容。”老周示意众人，“染着棕红色的头发，纹了挑眉，口红是正红色，指甲上还涂着剥落的蔻丹。” 刑侦支队副队长张建军皱起了眉头。他从警十几年，破过不少命案，对90年代呼和浩特的社会风气很了解。“这个打扮在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咱们这儿，普通上班族或者家庭妇女很少这么化妆。”他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的手指，“手指纤细，没有老茧，不像是干体力活的。” “会不会是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年轻侦查员小王插话道，“我之前在红旗街走访过，那边歌厅的小姐很多都这么打扮。” 张建军点了点头：“有这个可能。通知下去，兵分两路，一路去全市各大宾馆、饭店、歌厅、舞厅摸排，重点查失踪的服务行业女性；另一路去户政部门调取近期失踪人口信息，尤其是符合这个年龄段和体貌特征的。”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把死者的特征整理出来，发协查通报，让各分局都动起来。” 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中午，技术人员提取了捆绑死者的塑料绳、头部的塑料袋以及死者指甲缝里的微量残留物，装在证物袋里密封好。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盖上白布，送往殡仪馆进行进一步尸检。刘满平站在警戒带外，看着这一幕，脸色依然苍白，嘴里反复念叨着：“造孽啊，真是造孽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民警们几乎跑遍了呼和浩特市所有的娱乐场所，发放了上千份协查通报，却始终没有找到与死者身份相符的失踪人口。歌厅、舞厅的老板和小姐们都很警惕，要么说不清楚，要么干脆闭门不见。张建军每天都泡在专案组，对着死者的照片和勘查报告发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 转机出现在1999年4月6号。那天下午，回民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西菜园派出所打来的，说有群众反映，当地一家歌厅的女老板高颖已经失踪四个月了，至今下落不明。 “高颖？”刑警直属中队队长李建国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把详细情况说清楚。” 电话那头，派出所民警介绍道：“高颖32岁，离婚，之前在西菜园开了家歌厅，后来承包出去了。她前夫曹某去年11月刚从监狱出来，因为吸毒判的刑。据高颖母亲说，高颖是去年12月7号晚上出去的，之后就没回来，手机充电器和化妆品都留在家里了。” 李建国立刻意识到这个线索不简单。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而高颖的失踪时间与309案死者的死亡时间有重叠的可能。他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领导当即拍板：“立刻调查，确认高颖是否与309案有关。” 当晚，李建国带着中队的8名队员，兵分四路，开始走访高颖的亲友。春夜的呼和浩特依然寒冷，队员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脸上都冻得通红。他们先找到了高颖的母亲，老太太一说起女儿，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12月7号那天，孩子要上学，她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走了，临走前还跟我说，要跟曹某谈谈。”老太太抹着眼泪，领着民警走进高颖的房间，“你看，她的化妆品包还在这儿，手机充电器也没带，哪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梳妆台上摆着一套当时很稀罕的进口化妆品，旁边放着一个小巧的手机，在1998年，能用上手机的人并不多，足以看出高颖的经济条件不错。李建国拿起那个手机充电器，又翻看了高颖的衣物，心里有了初步判断：高颖的穿着打扮偏向知性，与309案死者的浓妆艳抹差别很大。 为了确认，队员们又连续走访了高颖的26位亲友，包括她的前夫曹某、歌厅的承包人王某以及她的同学朋友。所有人的说法都一致：高颖性格开朗，做事干练，平时很少化妆，更不会染头发、纹眉毛。“她总说，做生意靠的是信誉，不是脸蛋子。”歌厅承包人王某回忆道。 线索似乎又断了。高颖不是309案的死者，但她的失踪同样蹊跷，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失踪。”在中队的临时会议上，李建国敲着桌子说，“种种迹象表明，高颖很可能已经被害了。现在，我们要同时查两起案子。” 4月7号晚上8点，分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分局领导和刑警队的骨干都坐在这里，分析高颖案的线索。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侦查，嫌疑目标逐渐集中到了两个人身上：高颖的前夫曹某，以及出租车司机徐红林。 “曹某的嫌疑很大。”年轻民警小张汇报说，“他去年11月刑满释放，高颖说要跟他谈复合的事，但如果谈不拢，很可能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查到高颖最后一次接到的电话，就是曹某在朋友家打的，时间是12月7号晚上8点41分。” “徐红林也不能排除。”李建国补充道，“据高颖的朋友说，曹某坐牢期间，徐红林经常去找高颖，两人来往密切。徐红林也是离婚的，对高颖似乎有想法。有邻居反映，12月7号夜里，听到徐红林家里有女人吵架的声音。” 会议决定，先传唤曹某和徐红林。4月8号一大早，队员们就找到了曹某。曹某看起来很憔悴，得知高颖失踪后，他的反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漠。“我12月7号确实给她打过电话，想约她谈谈孩子的事，但她跟我说有事，没见面。”曹某抽着烟，眼神躲闪，“我出狱后就找了份临时工，晚上都在宿舍住，有人能作证。” 队员们立刻去核实曹某的不在场证明，结果发现他说的是实话，12月7号晚上，曹某确实在工厂宿舍，和工友们一起打牌到深夜。曹某的嫌疑被排除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徐红林身上。 4月8号下午6点，徐红林被传唤到刑警队。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镇定。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和高颖关系密切。“我们是朋友，她开歌厅的时候，我经常去捧场。”徐红林跷着二郎腿，语气轻松，“她没出事，就是去山西大同卖保健品了，她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了。” “哦？哪些朋友跟你说的？”李建国不动声色地问道。 徐红林报出了六个名字，都是高颖的熟人。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核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六个人都表示，从来没跟徐红林说过这话，反而都是听徐红林自己说的。“他上个月还跟我说，高颖在大同赚了不少钱，让我也过去试试。”高颖的一个闺蜜气愤地说。 徐红林在撒谎。这个发现让队员们精神一振。他们立刻调取了高颖的传呼记录，90年代，传呼机还是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结果发现，12月7号晚上8点38分，有一个署名叫“徐”的人呼过高颖，留言是“速回电”。 “这个‘徐’，十有八九就是徐红林。”李建国拍板，“第二次传唤，这次要抓住他的破绽。” 4月9号下午2点，徐红林再次坐在了审讯室里。这次，审讯室的灯光格外亮，直射着他的脸，让他有些睁不开眼。李建国坐在他对面，把传呼记录和证人证言放在桌子上，推到他面前。“徐红林，说说吧，为什么要撒谎？12月7号晚上，你到底跟高颖在一起做什么？” 徐红林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拿起桌上的水杯，手却有些颤抖。“我……我就是随口一说，怕别人担心。” “随口一说？”李建国提高了声音，“你呼了高颖，约她见面，然后她就失踪了，这也是随口一说？” 审讯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队员们轮番上阵，从传呼记录问到邻居的证言，从他和高颖的关系问到12月7号的行踪。徐红林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的回答越来越混乱，漏洞百出。两个多小时后，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我说……我全都交代。” 1998年12月7号晚上，徐红林给高颖打了传呼，约她到文化宫街的一家饭馆吃夜宵。高颖当时正好送完孩子，没什么事，就答应了。两人在饭馆里喝了点酒，聊起了近况。徐红林说想和高颖正式交往，高颖却表示，自己还在考虑和曹某的关系，暂时不想谈感情。 吃完夜宵，徐红林开着出租车，把高颖拉到了自己的住处。“当时我一时冲动，就对她动手动脚的，她没怎么反抗，我们就发生了关系。”徐红林低着头，声音含糊，“之后，她说要去大同卖保健品，我不同意，说那地方乱，她一个女人去不安全。” 两人为此吵了起来，越吵越凶。高颖说徐红林管得太宽，徐红林说高颖不把他放在眼里。争吵很快升级为厮打，徐红林推了高颖一把，高颖没站稳，撞到了门框上，眼皮被擦破了，流了点血。 “她平时特别爱美，看到自己眼皮破了，一下子就疯了。”徐红林的声音开始颤抖，“她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说要杀了我。我当时也急了，从地上抄起一把斧头，就追了出去。” 混乱中，徐红林左手抓住了高颖拿刀的右手，右手举起斧头，朝着她的左太阳穴狠狠砸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高颖当场倒地。徐红林看到她的手还在动，害怕她没死透，就把床上的袜子和短裤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她不再动弹。 杀了人的徐红林吓得魂飞魄散，他坐在沙发上，盯着地上的尸体，一夜没合眼。直到12月9号凌晨2点，他才用两个塑料袋套住高颖的头，把尸体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拉到东郊垃圾场，挖了个坑埋了。“我以为那地方没人去，不会被发现……”徐红林的声音带着哭腔。 4月9号下午4点，根据徐红林的供述和指认，李建国带着队员们赶到了东郊垃圾场。这里和309案发现场相隔不远，依然是恶臭熏天。徐红林站在一堆垃圾旁，指着一个土坡说：“就埋在这儿。” 队员们立刻拿起铁锹开始挖掘。土壤很松软，挖了不到半米，就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找到了！”有人喊了一声。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围了过来。李建国示意小心挖掘，当塑料袋被打开时，里面果然是高颖的尸体。 就在大家准备将尸体抬出来的时候，负责挖掘的民警突然“咦”了一声：“这里还有东西！”他用铁锹拨开旁边的泥土，又一个塑料袋露了出来，形状和高颖的尸体包裹一模一样。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徐红林脸色煞白，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李建国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他掏出手机，拨通了分局领导的电话：“局长，情况有变，这里又挖出一具女尸！” 当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都亲临现场。法医对两具尸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发现死者都是女性，头部都套着塑料袋，捆绑方式也与309案死者相似，抛尸地点也在同一区域。“这绝对是系列案件，合并侦查！”局长当场拍板。 第三次审讯徐红林的工作异常艰难。他知道，承认杀了一个人是死，承认杀了三个人也是死，但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拒不承认另外两具女尸与自己有关。“我只杀了高颖，那两具尸体我不知道是谁埋的！”徐红林梗着脖子，眼神凶狠。 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从傍晚一直到凌晨，徐红林始终顽抗。分局领导决定：“搜查他的家！我就不信找不到证据！” 4月10号一大早，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侦查人员来到了徐红林的住处。这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平房，院子里堆着一些杂物，屋里收拾得还算整洁，但空气中隐约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外屋的碗橱里，队员们找到了两块女士手表，一个银色的bp机，还有一个绣着花纹的女士皮包。里屋的衣柜里，藏着一套女士皮衣、一条牛仔裤和一双红色的女皮鞋；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三枚金戒指和两个bp机。“这些东西都不是高颖的。”跟着来指认的高颖母亲说。 最关键的发现来自床底下。队员们在床腿旁边的地面上，发现了几处已经干涸的血迹，颜色呈暗红色，还有几根棕色的长发。“立刻提取，送法医鉴定！”李建国命令道。 法医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血迹和毛发样本。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现场提取的6份血样都是人血，血型分别是A型、b型和o型。 很明显，这是三个人的血迹。 这个发现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徐红林家里有三个不同女性的血迹，加上垃圾场发现的三具女尸，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队员们立刻对搜查到的bp机展开调查，其中一台bp机的背面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本机号码。通过传呼台查询，机主名叫王丽，是红旗街忘情歌厅的小姐。 李建国立刻安排队员去忘情歌厅走访。歌厅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得知王丽可能遇害后，显得有些紧张。“她是去年11月来的，长得挺漂亮，生意不错。”老板回忆道，“过了圣诞节就没再来上班，临走那天下午，她还来歌厅放了个包，里面有卫生巾和化妆品。” 队员们找到了王丽的房东陈老太太。老太太今年60多岁，说起王丽，一脸嫌弃：“这姑娘不学好，天天晚上有男人来找她，吵得我睡不着觉。”她领着队员们来到王丽租住的房间，里面的东西还在，一张床上堆着衣物，桌子上放着一本机动车辆驾驶证。 驾驶证是巴盟临河市车管所填发的，上面有王丽的照片和家庭住址。队员们顺着这个线索，找到了王丽的姐姐，又通过姐姐找到了王丽的母亲张妙芳。当张妙芳看到从垃圾场提取的衣物时，当场哭晕过去，那正是王丽失踪前穿的衣服。4月9号挖出的第二具女尸，确认是王丽。 现在，只剩下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了。队员们再次梳理从徐红林家搜出的物品，发现还有一台bp机的机主无法确定。“给这台bp机换上新电池，说不定有人会呼她。”李建国提议道。 4月12号晚上，那台沉寂已久的bp机突然“滴滴”响了起来。中队长大王赶紧回拨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焦急：“喂，小妹吗？你在哪呢？妈都快急疯了！” 大王心里一喜，连忙说：“您好，我们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您妹妹是不是叫孙秀玲？她出了点事，麻烦您来一趟分局。” 电话那头的男人愣了一下，随即哭了起来。他是孙秀玲的哥哥孙某，孙秀玲从2月下旬失踪后，家里人一直在找她。通过孙某的辨认，309案的死者正是孙秀玲。 至此，三起女尸案的死者身份都已确认，而徐红林就是这三起案件的真凶。在铁证面前，徐红林终于崩溃了，供述了杀害王丽和孙秀玲的经过。 1998年12月27号晚上8点，徐红林开着出租车路过车站红旗街西门，看到王丽一个人在等车。“我以前在歌厅见过她，知道她是小姐。”徐红林供述道，“我就停下车，问她要不要出去玩，她一口就答应了。” 两人回到徐红林的住处，发生性关系后，王丽向他要1000块钱。“我说太贵了，给200，她不同意，说不给就找人来闹。”徐红林说，“我当时就火了，假装说加100，再做一次，她答应了。趁她不注意，我用塑料绳把她的手绑在背后，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掐死了。” 杀害王丽后，徐红林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尸体，连夜埋到了东郊垃圾场，距离高颖的尸体不远。 1999年2月20号，正月初五，徐红林路过呼和浩特市招待所门前，被孙秀玲拦住了车。“她问我要不要找乐子，说过年便宜，50块钱一次。”徐红林说，“我跟她讨价还价，最后30块钱成交。” 完事之后，孙秀玲却反悔了，非要60块钱，还说不给就喊人。“我当时刚杀了两个人，心里本来就慌，她一闹，我就没控制住，用同样的方法把她杀了，埋在了垃圾场的另一处。”徐红林低着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案件告破后，专案组的民警们却没有丝毫轻松。李建国在总结会上说：“这案子有太多遗憾了。如果高颖的家人早点报警，也许王丽和孙秀玲就不会死。” 高颖失踪后，她的家人一直在私下寻找，大哥找遍了亲友同学，二哥听到传闻后跑去曹某家找人，还去电信局查过通话记录，却唯独没有报警。“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怕高颖的事情传出去不好听。”李建国叹了口气，“结果耽误了最佳的侦查时间。” 王丽的房东陈老太太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明知王丽从事色情交易，却从未向有关部门反映；王丽失踪三个多月，她不仅不报警，还因为王丽欠了房租，扣押了她的遗物，阻碍警方调查。“最后还是我们跟她说，妨碍侦查要拘留，她才把东西交出来。”小王气愤地说。 这起连环奸杀案，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卖淫嫖娼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那些从事色情交易的女性，往往将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徐红林之所以能接连得手，就是因为这些女性警惕性不高，轻易相信陌生人，独自前往对方的住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张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卖淫者还是嫖娼者，都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一时的冲动和放纵，可能换来的就是生命的代价。” 第160章 恶魔夫妻 1989年的哈尔滨，11月的寒风已经带着冰碴子往人骨头缝里钻。太平区元华街那片老厂区，墙皮冻得往下掉渣，合成革厂的废弃院墙像个垂暮老人，早被岁月啃出了无数裂口。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几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孩子就蹲在院墙豁口旁弹玻璃球，那是附近孩子的乐园，院墙塌出的半米宽豁口，刚好容他们钻进钻出捉迷藏。 “哎，你看那啥？”一个梳着冲天辫的小男孩用冻红的手指着豁口内侧，那里突兀地放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粗麻绳勒得紧紧的，边角还渗着点发黑的污渍。几个孩子凑过去，你推我搡地想把麻袋拽出来，刚一使劲，麻袋口松了个缝，一股混杂着血腥和腐臭的味道瞬间飘了出来，呛得孩子们直捂鼻子。 “妈呀！”最先看见麻袋里东西的孩子尖叫着坐在地上，裤子湿了一片。路过的两个菜贩听见动静跑过来，其中一个胆大的掀开麻袋角，当场腿一软就瘫了，里面裹着的不是废品，是一截没有头颅和四肢的人体躯干，皮肤在寒风中泛着青白色，伤口处的血肉早已凝固发黑。 太平分局的警车鸣着警笛冲过来时，现场已经围了一圈人，警戒线外的议论声被寒风刮得七零八落。老刑警李建国蹲在地上，手套上沾着麻袋上的草屑，眉头拧成了疙瘩。“尸块切口整齐，应该是专业刀具所为，”他站起身搓了搓冻僵的脸，“查周边住户，查近期失踪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 可那时的刑侦手段远没有现在发达，没有监控，没有dNA比对，仅凭一截躯干，连死者身份都无法确认。走访了周边上百户人家，排查了十几个废品收购站，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飘着飘着就没了踪影。这起碎尸案，最终成了太平分局档案柜里一份盖着“悬案”印章的卷宗。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1年1月，哈尔滨的冬天冷得能把唾沫冻成冰。市环卫局垃圾处理厂门口，一群捡破烂的人缩着脖子守在卸渣口，每当墨绿色的垃圾车轰隆停下，他们就像抢食的麻雀似的扑上去，用铁钩扒拉着成堆的垃圾，盼着能找出个废铁、空酒瓶换俩钱。 “王婶，你慢点抢！”有人笑着喊。被叫做王婶的妇女没应声，她的铁钩勾住了一团裹得紧实的破布，沉甸甸的。她咬着牙往后拽，布团一松，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咕噜噜”滚到脚边，沾了一身煤灰。王婶弯腰一捡，指尖触到的是冰凉滑腻的皮肤。 那是一颗女人的头颅，眼睛圆睁着，嘴角还挂着凝固的血迹。 “啊~！”凄厉的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寂静。王婶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几十米，手里的铁钩扔在地上叮当作响。其他人围过来一看，瞬间作鸟兽散，胆大的几个哆哆嗦嗦地拨通了道里分局的电话。法医赶到后初步判定，死者是名中年女性，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天，但头颅与躯干的连接痕迹显示，尸块被处理过，其他部分至今下落不明。 这是短短一年多里，哈尔滨发生的第二起碎尸案。市局成立了专案组，李建国成了副组长，他把两起案件的卷宗摊在桌上，彻夜未眠。两起案件都用了麻袋或破布包裹尸块，都选择了人员混杂的地方抛尸，凶手的反侦察意识极强。可线索依旧渺茫，死者身份成谜，凶手如同藏在浓雾里的幽灵，让人抓不住踪迹。 三个月后的4月9号，春寒料峭，哈尔滨电工学院的宿舍楼前，水暖工范亚洲正带着两个徒弟疏通马葫芦。“这破玩意堵了三天了，学生们都有意见了。”范亚洲叼着烟，用长铁棍使劲往下捅，污水溅了他一裤腿。东北人管下水道井盖叫马葫芦，这词还是从日语音译过来的，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盘踞时，把英文“my hole”（检查井）译成日语，后来就成了东北方言里的常用词。 “范师傅，水位下去了！”徒弟党贵和喊了一声。范亚洲凑过去一看，浑浊的污水里露出来一截惨白的东西，像是……人的大腿。他心里一咯噔，烟卷掉在地上，用脚碾灭：“别碰！快报警！” 警方赶到后，用专业工具把尸块捞上来，是一条女性的左腿，在大腿根部被整齐切断。法医检查时发现，死者的手指甲染着金黄色指甲油，脚指甲是黑色的，在1991年的哈尔滨，这可是相当前卫的打扮，只有经常泡舞厅的年轻女人才会这么做。可即便有了这个特征，排查工作依旧困难重重，舞厅里鱼龙混杂，流动人口太多，没人知道这个“时髦”的女人是谁。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李建国的办公室里，烟灰缸堆得像座小山。他盯着墙上的哈尔滨地图，三个抛尸点用红圈标着，分别在太平区、道里区和南岗区，凶手像是在故意挑衅警方，抛尸范围越来越广。 5月28号下午3点，农林二道街的马葫芦旁，市政工人刘斌正捂着鼻子抱怨：“这味儿比茅厕还冲！”他和同事周美英、尹延斌刚掀开井盖，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刘斌拿着手电筒往下照，借着光一看，差点吐出来... 下水道里泡着两具被肢解的女尸，肢体扭曲着，早已辨认不清原貌。 这一次，法医有了新发现：两具尸体都在大腿根部被切割，死亡时间都在一个月左右，死因都是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掐死或勒死的。1号尸体穿着绿色绒衣和深蓝色晴纶脚蹬裤，头发又长又直，血型是Ab型；2号尸体的衣物已经腐烂，但从骨骼判断，年龄比1号稍大。 “凶手是同一个人，而且很可能认识受害者。”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说，“他敢在市区抛尸，说明对地形很熟悉；能精准切割尸块，可能有屠宰或木工经验。”可排查了周边的屠宰户和木工，又走访了几十家舞厅，还是没找到突破口。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哈尔滨蔓延开来。那段时间，没人敢独自走夜路，舞厅的生意一落千丈，家长们放学就赶紧把孩子接回家。警方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侦查员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鞋子都磨破了好几双，可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10月29号上午10点50分，汽轮机场房产处的8名农工正在清理331栋宿舍旁的马葫芦。“刘师傅，你下去看看堵在哪了！”上边的人喊着，把一个铁钩顺了下去。下到下水道里的刘金刚站稳，就感觉脚下软软的，像是踩在了烂泥上。“不对劲，”他喊了一声，“这东西怎么跟人肉似的？” 上边的人赶紧把铁钩递过去，刘金勾住那团“烂泥”往上一拽，当场就吓傻了，勾上来的是一截女性尸体，赤身裸体，早已高度腐败，软组织变成了黑灰色的泥状。紧接着，他们又勾上来另一具尸体，情况和第一具一模一样。 法医赶到后，只能通过骨骼推断死者年龄：1号尸体25到30岁，2号35到40岁，死亡时间在4到5个月左右。由于尸体腐烂严重，死因和身份都无法确认。这已经是第五起碎尸案了，短短两年时间，至少有6名受害者遇害，哈尔滨的冬天，因为这桩连环案变得更加阴冷。 李建国把所有案件的卷宗重新梳理了一遍，突然发现一个共同点：除了第一起男性受害者，后续的受害者都是女性，而且都有涉足风月场所的可能。“凶手的目标可能是舞厅里的风尘女子。”他立刻调整侦查方向，把重点放在了那些经常出入舞厅的有前科人员身上。 就在这时，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杨永志。 杨永志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1957年出生，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街坊邻居提起他，都摇摇头说：“这孩子手脚不干净，长大了也是个祸害。”1978年，21岁的杨永志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半年，在劳教所里不仅没改造好，反而学会了更狡猾的偷东西技巧。 1980年，刚出来没多久的杨永志又因为抢劫被抓，判了四年有期徒刑。这次在监狱里，他倒是学乖了，故意表现得积极，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还主动揭发其他犯人的违规行为。1983年，他因为“改造表现良好”提前刑满释放。 出狱时杨永志26岁，虽然有案底，但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竟然进了哈尔滨通用设备锅炉厂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国企工人可是铁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杨永志刚上班那阵，确实老实了一阵，每天两点一线，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偶尔去家附近的副食店买东西。 就是在这家副食店，他认识了程玉莲。程玉莲比杨永志小6岁，1963年出生，也是哈尔滨本地人。她的命比杨永志还苦，从小父母离婚，跟着母亲在石油公司家属院长大。母亲是石油公司的工人，整天忙着上班，根本没时间管她，程玉莲从小就没人约束，上学时就经常和社会上的小混混混在一起。 1983年，程玉莲辍学后，母亲托关系把她送进了南岗区文明路的副食品商店当营业员，这也是份体面的国企工作。可程玉莲根本坐不住，上班时经常偷偷溜出去和男朋友约会。在认识杨永志之前，她已经交往过7个男朋友，而且都发生过关系，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事。 杨永志和程玉莲第一次见面就看对眼了。杨永志觉得程玉莲长得漂亮，性格泼辣，不像别的姑娘那么扭扭捏捏；程玉莲则觉得杨永志看着有“男人味”，而且是国企工人，有稳定工作。一来二去，俩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86年，他们结婚了，第二年就生了个女儿。 有了孩子后，程玉莲辞了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可她根本不是能安心带娃的人，没过多久就开始出去鬼混，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后来更过分，竟然把情夫带到家里来，还大大方方地介绍给杨永志：“这是王大哥，我朋友。”“这是李老弟，帮过我不少忙。” 杨永志一开始还忍着，可看着家里不断出现的陌生男人，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你是不是疯了？”有一次，他看见程玉莲和一个男人在客厅里搂搂抱抱，当场就炸了，上去就给了程玉莲一耳光，“这是我的家，你别在这丢人现眼！” 程玉莲也不是软柿子，挨了打之后，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我乐意，你管不着！”她指着杨永志的鼻子骂，“你一个劳改犯，能娶到我是你的福气！”从那以后，俩人就成了仇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家里的锅碗瓢盆都被砸烂了好几套。 1989年，锅炉厂的效益开始下滑，工资发不出来，好多工人都跳槽了。杨永志没地方去，只能在厂里耗着，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程玉莲花钱大手大脚惯了，没钱花就跟杨永志闹，杨永志被吵得心烦，某天突然冒出一个恶毒的念头：“你不是喜欢跟男人鬼混吗？不如用这个挣钱。” 那天晚上，杨永志把程玉莲叫到跟前，阴沉着脸说：“你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不管了，但你必须给我拿钱回来。”程玉莲一听，当场就乐了，她正愁杨永志管着她，这下终于自由了。“行啊，”她一口答应下来，“保证让你有钱花。” 从那以后，程玉莲就成了舞厅里的常客。她长得漂亮，会说话，很快就成了不少男人追捧的对象。每天晚上，她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舞厅，勾搭那些看起来有钱的男人，然后带回家里或者去小旅馆，挣来的钱大部分都交给杨永志。 杨永志看着钱越来越多，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样挣钱太慢了，”有一天，他对程玉莲说，“那些男人都是背着家里出来鬼混的，咱们可以敲诈他们。”程玉莲一开始还犹豫，怕被人报复，可杨永志一句话就打消了她的顾虑：“他们敢报警吗？这种事传出去，他们家都得散。” 1989年10月份，夫妻俩开始实施“仙人跳”计划。他们事先在阳台上装了一盏灯，约定程玉莲把男人领回家，快到“正题”时就开灯，杨永志看到灯亮就上楼捉奸。第一次作案，程玉莲在舞厅勾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看起来很有钱。 那天晚上，程玉莲把老头带回家里，刚进卧室就把阳台的灯打开了。蹲在楼下黑暗角落里的杨永志，冻得手都发紫了，看到灯亮后，立刻攥紧了口袋里的匕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一脚踹开房门，吼道：“你是谁？敢碰我老婆！” 老头吓得魂都飞了，赶紧抓过衣服想跑，可杨永志堵在门口，匕首已经亮了出来。“大哥，我错了，我错了！”老头哆哆嗦嗦地求饶，“我身上有500块钱，都给你，你放我走行不行？” 杨永志还没说话，程玉莲就“配合”地扑上来抱住他：“老公，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然后又转头对老头说：“你快把钱给他，赶紧走！”老头赶紧把钱掏出来递给杨永志，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老头走后，夫妻俩对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这钱也太好挣了！”程玉莲拿着那500块钱，兴奋得手都抖了，在1989年，500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杨永志点了根烟，眯着眼睛说：“以后就这么干，比上班强多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敲诈了两个男人，都得手了。杨永志越来越得意，觉得自己聪明绝顶，可他没料到，11月份的一天，他们遇上了硬茬。 那天下午，程玉莲在道外区黑天鹅歌舞厅勾到了一个叫小申的男青年。小申20多岁，年轻气盛，穿着时髦，看起来不像好惹的。程玉莲本来有点犹豫，可杨永志说：“一个毛头小子，怕他干什么？”夫妻俩还是按老规矩行事，程玉莲把小申带回家里，打开了阳台的灯。 杨永志冲上楼，踹开卧室门，刚喊出那句“你是谁”，小申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指着他骂：“少来这套！你们这是仙人跳吧？我见得多了！”杨永志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机灵，赶紧掏出匕首：“你敢碰我老婆，不想活了？” 可小申根本不怕，反而指着自己的胸脯说：“有本事你往这扎！别在这装模作样！”杨永志的脸一下子涨红了，觉得自己被当众羞辱了。他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申，可现在骑虎难下，脑子一热，举起匕首就朝小申的大腿扎了过去。 “噗嗤”一声，匕首扎进了小申的大腿动脉，鲜血瞬间喷了出来，像喷泉一样溅了杨永志一身。程玉莲吓得尖叫起来，杨永志也傻了，手里的匕首“当啷”掉在地上。“快……快送他去医院！”程玉莲拉着杨永志的胳膊，声音都变调了。 “送医院？咱们就完了！”杨永志反应过来，一把推开程玉莲。小申捂着伤口，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血越流越多，脸色越来越白。夫妻俩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小申慢慢没了呼吸，卧室的地板上，血迹蔓延开来，像一朵诡异的红花。 “怎么办？怎么办？”程玉莲瘫在地上，浑身发抖。杨永志坐在床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蒂扔了一地。直到烟盒空了，他才站起身，眼神变得凶狠起来：“事已至此，只能毁尸灭迹。” 那一夜，夫妻俩没合眼。他们找出家里的菜刀和斧头，在卫生间里开始碎尸。菜刀砍在骨头上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程玉莲好几次吓得差点晕过去，杨永志则像疯了一样，一边砍一边骂。他们把尸块装进编织袋，分了好几袋，趁着天还没亮，分别骑着自行车，把尸块抛到了太平区先锋路、马家沟飞机场以及一些公共厕所和垃圾桶里。 这就是1989年11月那起碎尸案的真相。抛完尸后，夫妻俩在家躲了一个多星期，门都不敢出，听到警笛声就吓得浑身发抖。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警方根本没查到自己头上，胆子又大了起来。 “以后别找年轻男人了，太危险。”杨永志对程玉莲说，“找那些风尘女子，她们就算失踪了，也没人在意。”程玉莲一开始不同意，可看着杨永志凶狠的眼神，还是点了点头。 1990年4月15号下午，夫妻俩来到青年宫舞厅。舞厅里灯红酒绿，音乐震耳欲聋，一个穿金戴银的中年女人正在和男人跳舞，她就是张玉玲，在舞厅里很有名，大家都叫她小玉。小玉虽然快40岁了，但保养得很好，穿得也时髦，手上的金戒指和耳朵上的金耳环闪着光。 杨永志主动上去邀请小玉跳舞，小玉一看他穿着整齐，不像坏人，就答应了。跳舞的时候，杨永志故意说自己很有钱，想找个“伴”，小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人很快就谈好了价格。杨永志说去酒店不安全，要去家里，小玉也没多想，她干这行这么多年，去客户家里是常有的事。 小玉跟着杨永志打出租车回了家，程玉莲则打了另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在楼下等着。到了家里，杨永志和小玉很快就发生了关系。完事后，小玉拿着钱准备走，刚走到门口，杨永志突然从后面拿出一根绳子，勒住了她的脖子。 “你……你干什么？”小玉挣扎着，可杨永志的力气太大了，她根本反抗不了。没过多久，小玉就没了呼吸。杨永志赶紧把程玉莲叫上来，夫妻俩先把小玉身上的金戒指、金耳环摘下来，然后把她的衣服扒光，拖到阳台上。 “先做饭，吃饱了有力气干活。”杨永志异常冷静，仿佛刚才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鸡。程玉莲机械地走进厨房，淘米、洗菜，手还在不停发抖。两人吃完饭，等到半夜，又开始碎尸。这一次，他们更熟练了，把小玉的尸体碎成了20多块，用食品袋装好，分别抛到了清明小区、通达街、七正街的公共厕所和垃圾箱里。 这一次作案后，他们消停了一段时间。小玉的金首饰卖了不少钱，足够他们花一阵了。程玉莲偶尔还是会去舞厅勾搭男人卖淫，杨永志则在家待着，偶尔出去打打零工。可到了12月份，快过年了，家里的钱又花得差不多了，夫妻俩又动了歪心思。 杨永志又去舞厅勾到了一个风尘女子，和上次一样，把她骗到家里，完事后残忍杀害，然后碎尸抛尸。这个受害者的高跟鞋和保暖内衣都很新，程玉莲觉得扔了可惜，就自己留着穿了，她根本没想过，这些衣物后来成了破案的关键线索。 1991年5月份，程玉莲在北苑饭店舞厅又勾到了一个男人，叫赵长江。赵长江快40岁了，个子快一米九，瘦高瘦高的，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手上还戴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跳舞的时候，赵长江吹牛说自己打麻将赢了很多钱，程玉莲一听，眼睛都亮了，这可是个“大客户”。 可程玉莲想起上次小申的事，有点害怕，就对赵长江说：“今天我老公在家，不方便，明天吧。”回到家后，她赶紧跟杨永志商量：“那人看着挺斯文，但是个子高，你能打得过他吗？”杨永志拍着胸脯说：“一个瘦竹竿，我一只手就能收拾他。” 5月7号，赵长江按照约定，打车来到程玉莲家。程玉莲把他接上楼，杨永志则在楼下等着。过了几分钟，阳台的灯亮了，杨永志立刻冲上楼，踹开卧室门，掏出匕首：“你敢碰我老婆，找死！” 可他没料到，赵长江看着斯文，身手却很好。赵长江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是仙人跳，他一脚踢飞杨永志手里的匕首，扑上去和他打了起来。“你老婆是自愿的，我给了钱！”赵长江一边打一边喊，三拳两脚就把杨永志打倒在地。 杨永志躺在地上，气得眼睛都红了，他突然摸到地上的匕首，爬起来就朝赵长江的肚子扎了过去。赵长江中了一刀，疼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忍着痛，一脚把匕首踢飞，又把杨永志压在地上，掐住了他的脖子。 “程玉莲！快帮忙！”杨永志喊着，快要喘不过气了。程玉莲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捡起地上的匕首，朝着赵长江的脖子扎了过去。这一刀正好扎在赵长江的颈动脉上，鲜血瞬间喷了杨永志一脸。赵长江松开手，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呼吸。 杨永志爬起来，看着赵长江的尸体，气得踹了几脚：“敢跟我斗，找死！”夫妻俩又开始碎尸，这一次用了更长时间，因为赵长江个子高，尸块更多。他们把尸块装进塑料袋和麻袋里，第二天一早分头抛尸，有的扔在了公共厕所，有的扔进了垃圾箱。 赵长江其实不是什么大老板，他是南岗环卫局汽车队的修理工，家里有老婆孩子。他平时就喜欢打麻将，偶尔来舞厅找乐子，没想到把命丢在了这里。他的同事发现他失踪后，还报了警，可没人想到，他已经成了马葫芦里的一具无名尸。 杀了赵长江后，杨永志和程玉莲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天衣无缝，警方根本抓不到他们。可他们不知道，一张法网正在慢慢向他们收紧。 1992年1月初，清明小区的居民向警方反映：“7栋302的杨永志家，半夜总是有砍东西、剁东西的声音。一开始以为是剁饺子馅，可哪有人天天半夜剁饺子馅啊？”李建国立刻派人去调查，侦查员们在杨永志家附近蹲守，发现这夫妻俩很可疑，杨永志下岗了，程玉莲也没正经工作，可他们穿金戴银，抽的烟都是好烟，花钱大手大脚的。 侦查员们走访了他们的邻居和同事，又发现了一个线索：杨永志和程玉莲的感情并不好，经常打架。有一次，两人吵得特别厉害，程玉莲躲到了同事家里，说什么也不回去。同事劝她：“夫妻没有隔夜仇，回去好好说说。”可程玉莲哭着说：“他拿杀人都不当回事，我回去他会杀了我的！” 这句话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侦查员们立刻找到那个同事，详细询问情况，同事把程玉莲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李建国觉得杨永志的嫌疑越来越大，又派人去查他的前科，发现他有盗窃和抢劫的前科，而且在监狱里学过屠宰技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尸块切割得那么整齐。 没过多久，又一条线索传来：程玉莲之前推销过建材，为了拿订单，和一个建材经理发生了关系。杨永志知道后，拿着刀子威胁那个经理，敲诈了4000块钱。这和他们之前的“仙人跳”手法一模一样！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杨永志和程玉莲，可还缺少直接证据。就在这时，一个匿名举报电话打了进来，举报人是他们的邻居老马。老马之前想跟杨永志借50块钱，杨永志一口拒绝了，还说了很难听的话。老马心里一直不舒服，后来看到警方贴的悬赏通告，突然想起有一天早上，他看到杨永志骑自行车出门，后面驮着一个编织袋，拐弯的时候袋子掉了，他帮忙捡起来，感觉里面的东西软软的，还沾着点腥味。 “我当时以为是猪肉，现在想想，可能是尸块！”老马在电话里说，“他们家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根本不像没钱的样子，就是不愿意借我钱！” 线索确凿，李建国立刻向上级申请，决定对杨永志和程玉莲实施抓捕。1992年1月4号晚上，4辆警车悄悄开到了清明小区7号楼前，20多名公安人员把居民楼包围起来，防止他们逃跑。 “谁啊？”杨永志在家看电视，听到敲门声，不耐烦地问。“我们是派出所的，查户口。”门外的民警回答。杨永志没多想，刚把门打开，就被冲进来的民警按在了地上。程玉莲吓得尖叫起来，想往卧室跑，也被民警控制住了。 民警在他们家里进行了搜查，在卫生间的瓷砖缝里，发现了残留的血迹；在阳台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斧头，刀刃上的缺口和尸块的切割痕迹完全吻合；衣柜里，还找到了那个受害者的高跟鞋和保暖内衣。面对这些证据，杨永志和程玉莲再也无法抵赖，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 审讯室里，杨永志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我一开始只是想敲诈点钱，没想到杀了人……后来就停不下来了。”程玉莲则哭个不停，说自己是被杨永志逼迫的，可她的眼泪里，没有丝毫悔恨，只有恐惧。 1992年5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连环杀人碎尸案。法庭上，杨永志和程玉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处杨永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程玉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3年1月9号，哈尔滨的冬天依旧寒冷。杨永志和程玉莲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两声枪响，这对背负着6条人命的夫妻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161章 兴义＂11·28＂灭门案 2006年11月28日，黔西南的晨雾比往常更浓。凌晨的冷雨刚过，兴义市金水南路的青石板路还洇着水迹，空气里混着煤烟和潮湿的泥土味，这种味道是贵州山区特有的，既厚重又带着点挥之不去的沉郁。 早上6点50分，小李把银灰色的帕萨特稳稳停在3号院门口。作为兴仁县县长文建刚的专职司机，他每天都会提前十分钟到这里等候，县长习惯早上7点半从兴义的家出发，赶去四十公里外的兴仁县上班。这趟通勤路他跑了三年，门口那对石狮子的纹路、院墙上爬着的三角梅，闭着眼都能描摹出来。 今天的三角梅却显得格外蔫，沾着的水珠顺着花瓣往下滴，像在掉眼泪。小李裹紧了藏青色的夹克，走上三级台阶去按门铃。指腹碰到门铃按钮时，才发现虚掩的铁门后，木质防盗门竟然也是半开着的，留着一道两指宽的缝。 文县长？方老师？他试探着喊了一声，院里静得只有自己的回声。往常这个时候，文县长的岳母会在院子里打太极，四岁的小外孙会追着蝴蝶跑，保姆则在厨房忙活早餐，烟火气能飘到街上来。 小李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冲破晨雾扑面而来，呛得他嗓子发紧。那不是菜市场的生肉味，是带着温热腥气的、属于人的血味。他的脚像灌了铅，一步一步挪进客厅，视线所及之处，彻底击碎了他十几年的认知： 米白色的真皮沙发被血浸透，变成深褐色的硬块；茶几翻倒在地，玻璃面碎成蛛网状，茶水混着血水流了满地；文建刚躺在茶几旁，1米84的魁梧身躯蜷缩着，平日里总是梳得整齐的头发被血黏在额头上，面部因剧烈创伤几乎变形，辨认不出原本的轮廓。他的妻子方如琴倒在沙发边，手里还攥着半块没织完的毛线袜，那是给小外孙织的，针脚细密整齐。楼梯口的阴影里，文县长的姐姐文建芬斜倚着，一条腿还搭在台阶上，像是下楼梯时被突然击倒。 小李的瞳孔猛地收缩，胃里翻江倒海。他扶着门框干呕了几声，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按号码时连按错了三次。喂...110吗？金水南路3号，杀人了...文县长家，全是血...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挂了电话才发现，冷汗已经把内衣都浸透了。 不到二十分钟，刺耳的警笛声就划破了街道的宁静。第一批赶到的是兴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他们迅速拉起警戒线，穿着蓝色勘查服的技术人员背着设备冲进院子，闪光灯在晨雾中此起彼伏。住在附近的居民渐渐聚拢过来，交头接耳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认出了小李，惊呼声像石子投入水中：是文县长家出事了？看这阵仗，怕是凶多吉少... 文建刚一家住的是栋自建的四层小楼，占地足足250平米，在金水南路这片老居民区里格外显眼。这房子是文建刚经商时盖的，外墙贴着米黄色的瓷砖，虽然有些陈旧，但院内种着的玉兰树和葡萄架，都透着过日子的踏实。可此刻，这栋充满生活气息的房子，却成了令人窒息的命案现场。 刑侦大队大队长张劲松刚走进客厅，就被眼前的惨状惊得倒吸一口冷气。他从警二十年，破过的命案不计其数，却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三名成年人倒在血泊中，伤口狰狞，屋内物品散落一地，显然经历过激烈的搏斗。楼上搜查！注意保护现场！他吼了一声，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楼上的发现更让人揪心。二楼卧室里，四岁的小男孩趴在床上，小拳头紧紧攥着一个奥特曼玩偶，身上的睡衣被血染红；四楼的房间里，年近七旬的老人倒在楼梯口，手里还握着给女儿留的降压药；保姆住的偏房里，18岁的小保姆蜷缩在墙角，眼睛还圆睁着，满是惊恐。 一家六口，一夜之间全部遇害。当技术人员清点完尸体，低声说出这个数字时，连最资深的法医都背过身去，摘下口罩擦了擦眼角。手段太残忍了，他对张劲松说，每具尸体上都有多处致命伤，凶手根本没留活口。 11·28兴仁县长灭门案的消息，像惊雷一样在贵州炸开。当天上午，贵州省公安厅的电话就被打爆了，省委书记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迅速破案，公安部更是在接到报告后，立即抽调7名国内顶级刑侦专家组成专案组，搭乘专机从北京飞赴贵阳，转乘汽车直奔兴义。 专案组组长是有着中国刑侦泰斗之称的王彦宏，他刚下飞机就直奔案发现场。戴上白手套，他从客厅到四楼，一寸一寸地勘查，每一滴血迹的形态、每一个散落的物品、甚至地上的一根头发丝，都要让技术人员拍照固定。你们看这里，他指着文建刚身边的碎玻璃，茶几是被大力掀翻的，说明死者和凶手有过正面冲突。他又走到二楼卧室，看着翻乱的衣柜和抽屉，这里有明显的翻动痕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在兴义市全面展开。专案组将民警分成三组：一组负责走访案发地周边居民，详细询问11月27日晚是否见过可疑人员；二组对全市570辆出租车进行逐一排查，确保每一位司机都见面，询问当晚是否拉过前往金水南路的乘客；三组则对全市400多家宾馆旅社进行清查，重点排查案发前后入住、退房的陌生人员。 负责走访出租车司机的民警老赵，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他带着队员在出租车公司、加气站、火车站这些司机聚集的地方蹲守，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有位夜班司机回忆说，11月27日晚上11点多，他在金水南路附近拉过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对方上车时神色慌张，袖口好像沾着什么深色的东西，问他去哪只说随便开，最后在桔山办事处附近下了车。这条线索被迅速上报给专案组，成为了第一个重要突破口。 案情分析会上，王彦宏把现场勘查情况和走访线索汇总起来，提出了两种可能：从遇害人数和杀人手段来看，报复仇杀的可能性很大；但现场有明显的翻动痕迹，谋财害命的特征也很突出。他顿了顿，指着文建刚的照片说，文县长身高1米84，体重85公斤，正值壮年，不是轻易能制服的。凶手能连杀六人，要么是多人作案，要么是有备而来，而且很可能和死者认识。 这个判断让专案组把侦查方向分成了两路：一路留在兴义，围绕展开调查，将今年以来全市发生的29起入室抢劫案进行并案分析，寻找作案手法的相似点；另一路则赶赴兴仁县，重点调查文建刚在任期间的社会关系，从的角度寻找线索。 提到文建刚，兴仁县的干部群众都有说不完的话。这位42岁的县长，在当地是个争议不小的人物，有人说他铁面无私，是个好官；也有人说他作风强硬，得罪了太多人。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煤矿整治和旧城改造上。兴仁县是产煤大县，随着能源价格上涨，大大小小的小煤矿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个。这些小煤矿安全设施简陋，矿难事故频发。2005年1月到8月，全县就发生12起煤矿事故，死亡25人，尤其是7月份，连续3起重大事故夺走了15条人命。 时任县长的文建刚，因此被上级责令停职检查。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每天对着矿难死者的名单发呆。恢复工作后，他下了死决心：宁可被人骂，也不能再让矿工兄弟送命。他亲自带队，带着炸药和挖掘机，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进行强制关闭，一口气炸掉了下山镇、新龙场镇等地的300多个小煤矿，让不少靠煤矿发家的小矿主血本无归。 除了整治煤矿，文建刚还顶住压力，支持检察机关查处了兴仁县乡镇企业局兼煤炭管理局局长金武能的贪污案。金武能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煤炭资金700多万元，案发后，不少人找文建刚说情，甚至有人放话别把事情做绝。但文建刚不为所动，坚持要求依法严惩。2005年10月6日，金武能被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金家的人曾在法院门口叫嚣：文建刚等着，我们不会放过他。 旧城改造更是让文建刚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为了改善县城面貌，他推行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300多户居民的搬迁。有些居民觉得补偿款太低，不愿意搬，文建刚采取了强制搬迁的措施，虽然让县城换了新颜，却也招来了不少骂声，甚至有人联名上告到州里。 这些事情叠加在一起，让兴仁县谣言四起。文建刚一家遇害的消息传回来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肯定是矿主雇人干的金家报复的吧听说有四个人凑了400万，找职业杀手灭了文家满门。 为了平息谣言、发动群众提供线索，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在兴义市盘江宾馆召开了案情通报会。会上，专案组宣布，对提供重要线索协助破案的人员，奖励人民币20万元。消息一出，不少群众纷纷打电话提供线索，专案组的电话被打爆了，但大多是道听途说，没有实质性内容。 就在侦破工作陷入僵局时，桔山派出所的民警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一个名叫曹辉的男子，在11月27日晚上两次去过文建刚家。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侦查人员立即调取了文建刚的社会关系档案，发现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亲属，都没有一个叫曹辉的人。一个陌生人，晚上两次去县长家，肯定有问题。 曹辉的住址很快被查到，兴义市桔山办事处金水南路9号，离文建刚家只有几百米远。11月30日上午，侦查人员赶到曹辉家时，他正在卧室里蒙头大睡，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酒气，床边的椅子上搭着一件黑色夹克，袖口隐约有深色的污渍。 在附近的派出所里，侦查人员开始询问曹辉。他看起来很平静，语速不快不慢，对答如流，直到被问到11月27日晚上的行踪。我那天晚上就在家喝酒，没出去过，曹辉摇摇头，文建刚？我不认识，没听过这个名字。 他的镇定反而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怀疑。通过调取金水南路的监控录像，以及走访曹辉的邻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有邻居看到曹辉27日晚上8点多和11点多两次走出家门，方向正是文建刚家；监控录像显示，他第二次回家时，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包，神色慌张。 当侦查人员带着搜查证来到曹辉家，从他的衣柜里搜出一部诺基亚8800手机时，曹辉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这部手机，正是文建刚常用的，机身背后还刻着一个字。这是我捡的，他强装镇静，吞咽了一口口水，眼神却不敢直视侦查人员。 紧接着，侦查人员又从他的床底下搜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万多元现金，信封上印着兴仁县政府的字样，这是文建刚从单位带回的备用金。 证据摆在面前，曹辉脸上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他微微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声音低沉地说：文县长一家，是我杀的。 接下来的供述，曹辉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的人生，像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电影，从幸福的童年，到坎坷的少年，再到扭曲的中年，一步步走向了毁灭。 1964年，曹辉出生在黔西南州镇丰县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曹林森是某部队的副团长，高大英武，对这个最小的儿子疼爱有加，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曹辉的童年是在军营里度过的，跟着父亲学骑马、打枪，身边总围着一群小伙伴，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曹辉5岁那年，父亲在一次演习中因公牺牲，年仅38岁。顶梁柱倒了，家里的日子一下子陷入困境。母亲吴志芬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为了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三年后，她带着孩子们改嫁到邻近的兴仁县，嫁给了时任兴仁县卫生局局长的王鑫。 王鑫的妻子去世后，留下了四个孩子，这样一来，两个家庭组合成了一个十口人的大家庭。继父待曹辉不算差，供他吃穿，送他上学，但家里孩子多，难免顾不过来。曹辉渐渐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不爱说话，却格外好强。 上小学时，曹辉的个头就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大截，加上从小在军营里练过，身体素质很好。他天资聪明，老师讲课一点就通，可就是讨厌学习，上课总爱搞恶作剧，要么把女同学的辫子系在椅子上，要么在老师的粉笔盒里放虫子。但他也有正义感，看到同学被欺负，总会冲上去帮忙，慢慢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 这种江湖气让他在学校里名气很大，却也让他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惯。初中没毕业，他就辍学在家，每天和社会上的混混们一起游荡，喝酒、打架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和继父劝过他无数次，可他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样的生活才。 17岁那年的一个傍晚，改变了曹辉的人生轨迹。那天他从郊外回来，路过县城外的一座小桥时，听到桥下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他循着声音跑过去，发现一个女孩骑自行车掉进了桥下的石缝里，腿被卡住，已经昏迷过去。 曹辉来不及多想，顺着陡峭的斜坡滑下去，小心翼翼地把女孩从石缝里抱出来。女孩浑身是血，身体很轻，他背起女孩，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县城跑。两公里的路，他跑得满头大汗，衣服被树枝划破了好几道口子，直到把女孩送进县人民医院，才松了一口气。 女孩的母亲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她：幸亏送来得及时，孩子小腿骨折，创口出血严重，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了。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名叫陈永梅，是县中学的学生，长得乖巧漂亮，脸上虽然还沾着血污，却难掩清秀的容貌。曹辉第一眼看到她醒来时的样子，心跳就漏了一拍，那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孩产生好感。 陈永梅告诉曹辉，那天她和同学趁着冬日的阳光去郊外游玩，不小心掉了队，路过小桥时刹车失灵，才摔了下去。得知是曹辉救了自己，她很感激，眼里满是真诚。 在陈永梅住院的日子里，曹辉几乎每天都去看望她，给她带水果、买零食，陪她聊天解闷。他从来没对谁这么用心过，甚至把自己最宝贝的弹珠都拿来送给她。陈永梅被他的热情打动，含羞接受了他的追求，还把一个祖传的玉佩戴在了他的脖子上。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你戴着，就当是个纪念。曹辉抚摸着冰凉的玉佩，心里甜滋滋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陈永梅康复后，曹辉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有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哥们去找陈永梅，拉着她的手在大街上走，脸上满是骄傲。可他没想到，这份甜蜜的初恋，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陈永梅的父母打听后，得知曹辉是个初中都没毕业的混混，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你是个好学生，将来要考大学的，不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母亲苦口婆心地劝她。起初陈永梅还想为曹辉辩解，说他虽然看着粗鲁，但心地善良。可相处久了，她也渐渐觉得曹辉气质粗俗，说话总带着脏话，和自己没有共同语言。 更让她为难的是，曹辉的朋友周庆，也对她展开了追求。周庆和曹辉是发小，长相英俊，气质儒雅，还是县中学的优等生，和陈永梅很有共同话题。得知陈永梅想和曹辉分手，周庆主动接近她，帮她补习功课，陪她看书。陈永梅为了摆脱曹辉，渐渐和周庆走得越来越近。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曹辉时，他根本不信。永梅不会背叛我的，她亲口说过喜欢我。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门前看到陈永梅挽着周庆的胳膊，有说有笑地走来，他才如遭雷击。 曹辉冲上去拦住他们，眼睛里布满血丝，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你们在干什么？他吼道，声音震得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陈永梅和周庆被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曹辉，你别冲动，我们已经分手了。陈永梅小声说。 分手？谁同意了！曹辉一拳打在周庆的脸上，周庆顿时鼻血直流。他又转身给了陈永梅一个耳光，的一声，清脆响亮。我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场面顿时混乱起来。周庆想还手，却不是曹辉的对手，被打得鼻青脸肿。曹辉抓着陈永梅的胳膊，咬牙切齿地说：我警告你们，不准在一起，否则我饶不了你们！说完，他狠狠甩开陈永梅的手，扬长而去。 那之后，曹辉多次威胁陈永梅和周庆，甚至在学校门口堵他们。陈永梅吓得不敢上学，周庆也整天提心吊胆。1983年6月，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治安整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19岁的曹辉因为劣迹斑斑，很快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为了彻底摆脱曹辉的纠缠，陈永梅向警方举报，称曹辉曾经强奸她，还多次殴打她和周庆。这个举报，像一把尖刀，刺穿了曹辉最后的希望。 虽然警方没有找到曹辉强奸的确凿证据，但结合他之前的流氓行为，严打专案组以流氓罪判处曹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曹辉愣了很久，他看着法庭上的陈永梅，眼里满是不解和愤怒。我救了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他嘶吼着，被法警按了下去。 19岁的他，人生还没真正开始，就被贴上了无期徒刑的标签。他被注销户口，押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开始了长达17年的监狱生涯。 新疆的监狱在戈壁滩上，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夏天热得像蒸笼。曹辉每天的工作就是挖煤、种地，重复着枯燥而繁重的劳动。起初他还喊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可没人理他。渐渐地，他不再说话，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压在心底。他每天看着戈壁滩上的落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出去报仇。 在监狱里，他表现还算规矩，没有再惹事。2000年，经过两次减刑，他终于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看着眼前陌生的世界，恍如隔世。19岁的毛头小伙子，已经变成了36岁的沧桑中年人，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回到兴仁县的家里，曹辉发现一切都变了。母亲老了，头发全白了，继父也退休了，身体不太好。大哥曹进在县工商银行当科长，二姐曹萍在县国税局工作，三哥曹刚在兴义市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娱乐城，继父的四个子女也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家里的条件好了，住上了宽敞的楼房，可他却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哥姐们对他还算照顾，给他买了新衣服、新被褥，纷纷拿出钱来帮他，鼓励他重新做人。四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好好过日子。大哥曹进拍着他的肩膀说。 可曹辉知道，过去的阴影没那么容易摆脱。老街坊们听说他回来了，都躲着他，背后议论纷纷：就是那个强奸犯，判了无期徒刑的离他远点，别被他带坏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让他抬不起头来。他最害怕别人问他这些年去哪了，每次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 哥姐们看着他整天闷闷不乐，就想着帮他成家立业。他们托人给曹辉介绍对象，可对方一听说他的经历，都吓得扭头就走。有个姑娘倒是愿意和他见一面，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真的强奸过别人？曹辉的脸瞬间红了，起身就走，那之后，他再也不愿意去相亲了。 巨大的失落感包围着曹辉。他看着哥姐们都有体面的工作、幸福的家庭，而自己一无所有，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下定决心，要出去打工，远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 在三哥曹刚的帮助下，曹辉去了广西南宁，在一个建筑工地当看守。工地上的生活很苦，每天要守着材料，防止被偷，晚上就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他很少和工友说话，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抽烟，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发呆。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拿出脖子上的玉佩，摩挲着上面的纹路，想起陈永梅，想起自己被毁掉的青春。他开始仇视那些有钱人，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凭什么他们能住高楼、开好车，我却要在这里受苦？这种想法在他心里越积越深，让他的心灵渐渐扭曲。 2003年，曹辉实在受不了工地上的生活，又回到了兴仁县，随后去兴义市投靠了三哥曹刚。曹刚把他安排在娱乐城附近的一个出租屋里住下，偶尔让他去娱乐城帮忙看看场子，却没有给她安排正式工作。 在娱乐城的日子里，曹辉更加自卑。他看着来娱乐城消费的有钱人，出手阔绰，身边围着漂亮的女人，再看看自己，穿着廉价的衣服，连一瓶啤酒都舍不得买。他试着和别人交流，可刚一开口，就被对方嫌弃没文化。他想学流行歌曲，可怎么也学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他不甘心，想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去应聘保安，对方看中了他的身高，可一要简历，他就慌了，他不敢说自己坐过牢。他去应聘搬运工，老板嫌他年纪大，不愿意要。他甚至谎称自己是老师，想去培训机构找份工作，结果被对方当场拆穿，哈哈大笑：你这模样，怎么看都像劳改犯，还敢冒充老师？ 一次次的碰壁，让曹辉彻底绝望了。40岁的人了，没工作、没老婆、没朋友，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人说。他开始每天酗酒，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才能暂时忘记痛苦。 2006年，曹辉42岁生日那天，他喝得烂醉，跑到三哥曹刚的办公室，哭着问：三哥，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你帮我找个正式工作吧，我想堂堂正正地活着。 曹刚看着弟弟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召集大哥、二姐一起商量：四弟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我们得帮他找个体面的工作，让他安下心来。 可找工作谈何容易？曹辉42岁，初中没毕业，还有犯罪前科，哪个单位愿意要他？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兴义市卫校当老师的大嫂突然说：我有个办法。我和兴仁县县长文建刚的爱人方如琴关系不错，方如琴在黔西南州水利专科学校当年级主任，我们学校经常和他们合作。我可以找她说说，让文县长帮帮忙。 曹辉一听，眼睛瞬间亮了。县长！在他眼里，县长就是天，只要县长开口，找份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大嫂，你一定要帮我说说！他抓着大嫂的手，激动得声音都在抖。 二姐曹萍也说：我因为工作关系，也认识文县长，我也去帮他说说，双保险，肯定没问题。 那天晚上，曹辉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他梦见自己穿上了整齐的工作服，在办公室里上班，身边的同事都对他笑脸相迎，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对他说：曹哥，下班一起吃饭吧。他笑着醒来，觉得生活终于有了希望。 没过多久，大嫂就带着曹辉去了方如琴家。方如琴是个热心肠的人，听大嫂讲了曹辉的遭遇，很同情他。放心吧，我跟老文说说，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她当场就答应了。 曹辉满心期待地等着消息，可等来的却是失望。文建刚听妻子说了曹辉的情况后，很为难。他42岁，小学文化，还有犯罪前科，现在事业单位招人，最低都要大专学历，30岁以下，我实在没办法啊。他对妻子说，我不能违背原则，开这个先例。 二姐曹萍去找文建刚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曹辉的情况太特殊了，我真的帮不上忙。文建刚无奈地说。 当哥姐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曹辉时，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在他眼里无所不能的县长，竟然连一份工作都帮他找不到。不可能！他嘶吼着，找份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他就是不愿意帮我！ 他开始变得狂躁，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酒，喝醉了就骂人，骂文建刚，骂这个社会。哥姐们劝他，他就和哥姐吵架，说他们不真心帮他。 有一天，他在街头听人说，文建刚是兴仁县的首富，资产上千万，在兴义市有一栋豪华的四层小楼。这个消息，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他心里积压多年的怒火。他那么有钱，却连一份工作都不愿意帮我找，他是故意断我的生路！ 他真的跑到金水南路，找到了文建刚的家。那栋四层小楼虽然外墙有些陈旧，但院子宽敞，院内种着玉兰树，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曹辉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小楼的窗户，心里的怨恨越来越深。凭什么他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我却要像条狗一样活着？他咬着牙，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心里滋生，抢劫，杀了文建刚一家，抢走他的钱，然后远走高飞。 他观察了文建刚家几天，发现家里大多是女人，文建刚的妻子、姐姐、岳母、保姆，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这些女人好对付，只要文建刚不在家，我就能得手。他心里盘算着。 他不知道的是，文建刚的钱，都是他当县长前经商赚来的。文建刚和他是同龄人，有着同样坎坷的经历，只是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文建刚家里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老幺。父亲在屠宰场杀猪，母亲在屠宰场附近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很清贫。但文建刚从小就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他考上贵州师范大学后，全家人都为他骄傲，父亲特意宰了一头猪，宴请了街坊邻居。 大学毕业后，文建刚被分配到兴义一中当老师，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很快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就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在黔西南水利学校做团委工作的方如琴。两人志同道合，互生爱慕，1984年，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82年，文建刚调入黔西南州监察局工作，本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两岁的小儿子在玩耍时，从床上掉下来，后脑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为了给儿子治病，夫妻俩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一大笔钱。 看着儿子躺在床上痛苦的样子，文建刚心如刀绞。我一定要治好儿子的病。他下定决心，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他看中了建材生意，当时国内房地产市场刚刚兴起，贵州各地都在搞建设，建材需求很大。 文建刚凭着一股韧劲，跑遍了贵州的各个工地，拉订单、找货源，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次，为了赶一个订单，他连续开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累得在路边睡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建材生意越做越大，很快成为兴义市数一数二的建材经销商。 他赚了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儿子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医院治病。为了给儿子做康复训练，他每天陪着儿子练习走路，扶着儿子一步一步地挪，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经过几年的努力，瘫痪的儿子终于站了起来，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走路了。 除了给儿子治病，文建刚还攒钱在兴义市金水南路盖了一栋四层小楼，把含辛茹苦供他上大学的姐姐和年迈的岳母都接来一起住。他常说：没有姐姐和岳母，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让她们安享晚年。 1995年，儿子的病彻底好了，文建刚也厌倦了商场的尔虞我诈，他终止停薪留职，回到了黔西南州监察局。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1997年，他被调往正县级的黔西南州运输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第二年兼任总经理。 当时的运输公司年年亏损，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文建刚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精简机构、开拓线路、提高服务质量。他亲自带队跑市场，和客户谈合作，不到两年时间，就让运输公司扭亏为盈，职工的工资福利也大幅提高，得到了全体职工的拥护。 2002年，文建刚当选为兴仁县县长。上任那天，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开表示：我经商多年，不缺钱。当县长，就是想为兴仁县的老百姓做点实事，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他说到做到，在他的带领下，兴仁县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黔西南州排在第一。他推行旧城改造，让县城换了新颜；他整治煤矿乱象，让矿难发生率降为零。可他没想到，自己的这些努力，却让一些人怀恨在心，更没想到，会因为拒绝帮一个人的忙，招来杀身之祸。 2006年11月27日，星期一。曹辉觉得这是动手的最好时机，按照惯例，文建刚应该会在这天早上从兴义出发去兴仁上班，晚上不一定回来。他提前做了准备，把胶鞋的鞋底用挫刀挫平，防止留下脚印；又准备了一把一尺长的西瓜刀和一把羊角锤，藏在夹克衫里。 晚上8点，曹辉来到文建刚家门前，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铃。开门的是方如琴，她认出了曹辉，笑着说：是曹辉啊，快进来。 曹辉刚要进门，就看到客厅里坐着三个客人，正在和文建刚聊天。他心里一惊，没想到文建刚在家，只好对方如琴说：方老师，我找文县长谈点事，既然他有客人，我改天再来。说完，匆匆退了出去。 他没有走远，就在附近的小巷里等着。他想，客人肯定会走的，只要等客人走了，他就动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曹辉的心里越来越紧张，手心全是汗。 晚上11点，曹辉觉得客人应该走了，又一次来到文建刚家门前。开门的还是方如琴，她有些惊讶：你怎么还没走？老文刚回来没多久，刚送走客人。 曹辉这才知道，文建刚当天在兴仁县上班时，接到州政府的紧急通知，赶回兴义开会，晚上10点才回到家。事已至此，他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客厅。 方如琴给文建刚介绍了曹辉，又给曹辉倒了一杯水，说：你们聊，我先上楼睡觉了。说完，就上了二楼。 客厅里只剩下曹辉和文建刚两个人。曹辉坐在沙发上，双手紧张地攥着水杯，开门见山地说：文县长，我想请你帮我找份工作。 文建刚看着他，耐心地解释：曹辉，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招人都有规定，你的条件确实不符合，我不能违反原则。 原则？曹辉猛地站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找份工作对你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你就是不愿意帮我！你住这么大的房子，有这么多钱，却眼睁睁看着我没饭吃，你安的什么心？ 文建刚皱起眉头，有些生气：我怎么没安好心？我也是凭自己的本事赚钱，你的情况我真的帮不了。 两人越吵越凶。文建刚觉得曹辉不可理喻，俯身端起茶杯想喝水，缓和一下气氛。就在这时，曹辉突然从夹克衫里掏出羊角锤，猛地朝文建刚的后脑勺砸去。 文建刚猝不及防，后脑勺挨了一锤，剧痛让他眼前一黑。他挣扎着想要起身还击，曹辉又一锤砸了过来，砸在他的额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徒劳地在空中挥舞着。 曹辉杀红了眼，又拔出西瓜刀，对着文建刚的胸部、腹部疯狂猛刺。文建刚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就倒在了血泊中。 二楼的方如琴听到楼下茶几打翻的声音，赶紧起身下楼查看。刚走下楼梯，就看到丈夫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她吓得尖叫起来，刚要喊人，曹辉就冲了过来，对着她连刺几刀。方如琴倒在楼梯口，眼睛圆睁着，满是惊恐。 三楼的文建芬也被楼下的声音惊醒，她穿着睡衣走下楼，看到客厅里的惨状，吓得腿都软了。你...你是谁？她颤抖着问。曹辉一不做二不休，冲上去又将文建芬杀害。 连续杀了三个人，曹辉的呼吸变得急促，他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但他没有退路了。他窜到二楼，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钱。翻找的声音，惊醒了熟睡中的四岁小男孩。 小男孩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看到曹辉拿着刀，吓得哭了起来：叔叔，你是谁？我要爸爸妈妈。 曹辉心里一慌，他怕孩子将来认出自己，咬了咬牙，又残忍地将小男孩杀害。 在文建刚夫妇的卧室里，曹辉只找到了一个装有1万多元现金的信封和一些有价证券。他不甘心，又在房间里翻找起来。这时，四楼的岳母听到楼下的动静，站在楼梯口喊：如琴？老文？出什么事了？ 曹辉一听，吓得魂都飞了，他不知道楼上还有人。为了防止被发现，他拿着刀冲上四楼，将文建刚的岳母刺死在楼梯口。 住在偏房的小保姆被惊醒后，起身出门查看，刚走到院子里，就被杀红了眼的曹辉撞见。曹辉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又将小保姆杀害。 杀完六个人，曹辉静下来听了听，四周终于没有了声响。他不敢再停留，拿着装钱的信封和有价证券，跑到一楼，从已经死去的文建刚衣裤口袋里翻出几百元现金和一部诺基亚8800手机，然后拉开大门，仓皇逃走。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曹辉才发现自己的夹克衫上全是血。他脱下雨衣，扔在垃圾桶里，然后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让他懊悔的不是杀了人，而是只抢到了一万多元钱。早知道这么少，就不该冒这个险。他骂骂咧咧地说。 他觉得自己没留下任何线索，没必要逃走。第二天，他把手机卡扔掉，把手机送给了三哥曹刚，谎称是赌钱赢来的。之后，他就躲在房间里蒙头大睡，直到侦查人员找上门来。 2006年12月1日，曹辉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兴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5日，兴义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对他批准逮捕。这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案，在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州县公安局的联合侦办下，终于告破。 案件告破后，人们才发现，这起惨案和矿难无关，和旧城改造无关，也和金武能的报复无关，只是因为一个偏执的人，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最终走上了疯狂的犯罪道路。 可这起案件，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没有结束。曹辉的人生悲剧，难道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吗？ 从监狱出来后，他想重新融入社会，却被社会拒之门外。社区没有对他进行帮教，企业不愿意接纳他，邻居对他充满歧视，连找个对象都因为他的前科而被拒绝。他的委屈和愤怒无处宣泄，最终变成了对社会的仇恨，将屠刀挥向了无辜的人。 第162章 象牙塔下 2002年的8月，北京的暑气还没完全褪尽，胡同里的老槐树还挂着最后一批聒噪的蝉鸣，安然背着半旧的双肩包，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门前。红墙琉璃瓦的校门透着百年学府的厚重，门口迎新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欢迎新同学”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他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薄汗，校服领口别着的“北京四中”校徽还没摘。 那是他从小到大优秀的证明，如今，这份优秀又添了新的注脚：以683分的高分考入北大预防医学专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安然的口音里带着点胡同里特有的儿化音，却没染上半分“皇城根下”的倨傲。迎新点的学长帮他搬行李时，他忙不迭地说“谢谢您”；宿管阿姨递给他钥匙时，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这份礼貌让他刚到302宿舍，就给另外三个室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302宿舍是标准的四人间，上床下桌，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共用的书桌。安然推门进去时，三个室友已经到得差不多了。靠门第一个床位的男生正蹲在地上整理行李，听见动静抬起头，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你好，我叫崔培昭，河南来的。”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塞着几件旧衣服，最显眼的是包角露出的一本《人体解剖学》，书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 “我叫安然，北京本地的。”安然伸出手，和崔培昭粗糙的手掌握了握，那是一双常年干农活磨出厚茧的手，和安然细皮嫩肉的手形成了鲜明对比。 靠窗的床位坐着个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眼镜自我介绍：“林浩，福建厦门的，以后咱们就是室友了。”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是当时宿舍里唯一的“大件”。最后一个床位的男生正对着镜子打理卷发，闻言回头眨了眨眼：“艾力，新疆乌鲁木齐的，爱吃肉，以后食堂打饭我帮你们抢鸡腿！”他的行李箱里露出半截维吾尔族特色的花毯，说是妈妈特意让带的，铺在床上睡得香。 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男生，就这样在302宿舍开启了大学生活。班级点名时，安然才知道，预防医学专业一共32个学生，男女各半，像极了精心调配的比例。开学第一周的破冰活动上，安然主动帮女生搬矿泉水，给外地同学指去食堂的近路，连艾力随口提了一句想吃馕，他周末回家都特意绕到牛街买了两个带回来。“安然这人，别看是北京孩子，特够意思。”林浩私下跟崔培昭说时，崔培昭正低头给家里写信，闻言抬头笑了笑，在信纸上添了一句：“室友都很好，您和我爸放心。” 这份融洽的氛围，在开学一个月后的例行体检中，被彻底撕开了一道口子。那天下午，安然正在图书馆背解剖名词，辅导员突然找他去办公室，脸色严肃得像蒙了一层霜。“安然，你的体检报告有点问题，肝功能指标异常，复查结果出来了，是病毒性肝炎。”辅导员的话像一颗炸雷，在安然耳边轰然炸开。他手里的解剖书“啪”地掉在地上，封面的“人体结构”四个字格外刺眼，作为学医的学生，他比谁都清楚肝炎意味着什么，更清楚在集体生活里，这个病会带来怎样的偏见。 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安然沿着未名湖走了整整一圈。秋风吹过，荷叶簌簌作响，平日里觉得静谧优美的湖面，此刻在他眼里却透着一股子寒意。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抱着他哭的样子；想起母亲为了供他读书，在超市打两份工，手上的裂口冬天总也愈合不了。他掏出手机，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终究还是按了回去。他不能说，母亲已经够累了，他不想再让她担心；更不能让同学知道，他怕那些曾经友善的目光，变成躲闪和厌恶。 从那天起，安然变了。男生宿舍里向来不讲究，崔培昭的毛巾偶尔会和林浩的搭在一起，艾力经常借室友的饭盒泡方便面，可安然却突然成了“洁癖”。他买了单独的洗漱用品，用一个蓝色的塑料筐装着，每次用完都锁进自己的柜子；吃饭时他总是独自坐在食堂的角落，饭盒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宿舍里的公共水壶，他再也没碰过，每天自己提着暖瓶去水房打水，背影孤零零的。 起初大家并没在意。崔培昭以为他是刚开学不适应集体生活，还主动邀他一起去上自习：“安然，晚上去三教吧？那里灯亮，适合背书。”安然却摇了摇头，含糊地说“我还有事”，转身就回了宿舍。林浩调侃他“是不是有秘密”，他也只是扯了扯嘴角，没接话。艾力好几次想拉他一起去操场打球，都被他以“身体不舒服”推脱了。渐渐地，302宿舍的氛围变得有些微妙，安然像一颗被裹上保鲜膜的水果，看似完好，却和其他人隔了一层无法穿透的屏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体检中心的护士和林浩的表姐是同事，闲聊时提了一句“北大医学部有个学生查出肝炎”，林浩顺着线索一猜，就知道是安然。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班级。有人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故意绕开他走，甚至有女生在他经过时，悄悄用手捂住口鼻。宿舍里的气氛更是降到了冰点，林浩和艾力再也不在宿舍里吃零食，晚上回来也尽量不说话，洗漱时总是等安然用完水房再进去，连眼神都很少和他交汇。 只有崔培昭，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会在安然打水回来时，顺手帮他扶一下门；会在安然熬夜看书时，默默给他留一盏台灯；会在食堂遇见他时，端着餐盘坐在他对面，笑着说“今天的红烧肉不错，你多吃点”。有一次，林浩拉着崔培昭小声说：“你别老跟他待在一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崔培昭皱了皱眉，认真地说：“我们是学医的，都知道肝炎的传播途径，只要注意防护就没事。他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咱们不能这么对他。”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安然和崔培昭两个人。安然坐在书桌前，假装看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崔培昭泡了两杯热茶，把其中一杯推到他面前：“安然，我知道你心里有事。你别担心，肝炎不是绝症，好好治疗就能控制住。我们都是同学，不会因为这个就疏远你的。” 安然的肩膀猛地一颤，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崔培昭真诚的眼睛，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长久以来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个病……我怕你们嫌弃我，怕我妈担心……” “我理解。”崔培昭打断他，语气很轻，却带着力量，“我7个月大的时候，我亲爸就没了。我妈带着我改嫁，继父虽然对我好，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小时候看见别的孩子有爸爸接放学，我就躲在墙角哭。”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所以我知道，心里藏着事的滋味不好受。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那天晚上，两个同样没有亲生父亲的男生，聊了很久。安然说起自己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怎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崔培昭说起自己5岁就跟着继父下田，10岁就包揽了家里的家务，给劳累的继父洗脚按摩。他们聊学习上的难题，聊对未来的憧憬，聊宿舍里的趣事。安然发现，崔培昭虽然来自农村，却比他沉稳得多；崔培昭也觉得，安然看似开朗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 从那以后，安然和崔培昭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崔培昭帮安然补他不擅长的统计学，安然给崔培昭讲北京的历史典故；他们一起去水房打水，崔培昭帮安然提重的暖瓶，安然帮崔培昭占食堂的位置；他们甚至一起逃过一次选修课，躲在宿舍里吃泡面，看老电影。班级里的同学见他们走得近，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人多说什么，毕竟，在这个尖子生云集的地方，有人愿意和安然亲近，已经是件难得的事了。 可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埋着隐患。安然和崔培昭虽然有着相似的身世，性格却截然不同。安然是被母亲宠大的，母亲总觉得亏欠他，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也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不到5岁的时候，安然说要学书法，母亲立刻给他报了最贵的兴趣班，买了最好的文房四宝；他说要学钢琴，母亲咬咬牙，花了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别的孩子练书法最多坚持40分钟，安然却能坐在那里练一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有毅力，而是因为他认定的事，就必须做到，哪怕哭着也要完成。 有一次，母子俩在家看电视，正好赶上奥运会颁奖，国歌响起的时候，安然突然“腾”地站起来，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奏国歌了，快起立！”母亲愣了一下，笑着说：“傻儿子，家里不用这么讲究，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用起立。”安然却急了，小脸涨得通红：“老师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都得起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他拽着母亲的胳膊不撒手，非要让她站起来不可。母亲拗不过他，只好无奈地站起身，看着儿子站得笔直的小身影，眼里满是宠溺和无奈。 上了初中以后，安然的脾气越来越倔，还特别爱钻牛角尖。他认定的道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谁要是反驳他，他就会大发脾气，摔东西、砸墙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会和同学打架。有一次，他因为同桌借了他的钢笔没还，和同桌在教室里大打出手，把同桌的鼻子都打破了。老师找母亲谈话，语气沉重地说：“安然这孩子有点不一样，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太差了，你最好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母亲那时候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觉得是孩子青春期叛逆，笑着打圆场：“他就是脾气急，长大了就好了。”直到1999年，安然因为和老师顶嘴，被学校记了警告处分，母亲才慌了神，带着他去了北京第六医院，那是北京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医生诊断安然有轻微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需要长期治疗。母亲陪着他做了两年的心理治疗，安然的情况好了一些，可随着高考临近，学业越来越重，治疗也不得不中断了。 而崔培昭，却活成了安然的反面。他来自河南农村，家里条件不好，母亲是小学老师，继父在工地上打工，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崔培昭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易，5岁就跟着大人下田拔草，7岁就会做饭洗衣，10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家务全包了。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崔培昭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给弟妹做饭，还要兼顾学习，期末考试居然还考了全班第一。继父常说：“培昭这孩子，比大人还懂事。” 在学校里，崔培昭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同学借他的笔记，他二话不说就给；室友忘记带钥匙，他哪怕在图书馆复习，也会跑回来开门；女生找他帮忙搬书，他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却还是乐呵呵地帮忙。他是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他，继父把攒了很久的500块钱塞给他，哽咽着说：“娃，到了北京好好读书，别给家里丢脸。”崔培昭攥着那500块钱，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他知道，这500块钱，是继父在工地上搬了一个月的砖换来的。 到了北大以后，崔培昭更是把“勤奋”两个字刻在了骨子里。每天早上6点，他准时起床去操场背单词；晚上图书馆闭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宿舍；周末别人去逛街、看电影，他要么去打工赚生活费，要么在宿舍复习功课。第一次期末考试，崔培昭就考了全班第一，拿到了一等奖学金。他把奖学金寄回家里，给母亲买了一件新棉袄，给继父买了一双劳保鞋，给弟妹买了新文具。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哽咽着说：“娃，你自己在外面也要吃好点，别太省了。”崔培昭笑着说：“妈，我在学校吃得好着呢，您放心。”挂了电话，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吃了起来，那是他的午餐。 安然看着崔培昭拿奖学金，心里先是替他高兴，可渐渐地，就生出了一丝不平衡。安然从小就是尖子生，在北京四中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年级前几名，老师捧着，同学敬着。可到了北大，人才济济，他的优势一下子就没了。统计学他不如崔培昭，流行病学他不如林浩，甚至连选修课的论文，老师都表扬了崔培昭的观点新颖。更让他难受的是，崔培昭的人缘越来越好，尤其是女生，总爱找他问问题。 崔培昭性格温和，又有点害羞，见了女生说话都脸红，可偏偏就有女生喜欢他这股子憨厚劲儿。有一次，班里的女生组织去颐和园玩，特意拉上了崔培昭。一路上，女生们围着他问东问西，有的问学习方法，有的问河南的风土人情，崔培昭虽然脸红，却都耐心地一一回答。安然也想去凑热闹，可他刚走过去，女生们就像没看见他一样，纷纷找借口散开了。有个女生甚至小声对同伴说：“他有肝炎，离他远点。”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安然的心里。 他站在原地，看着崔培昭被女生们围着，笑得一脸灿烂，耳边是她们银铃般的笑声，心里的嫉妒像野草一样疯长。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想起自己在北京四中，身边从不缺朋友；想起自己得了肝炎以后，同学们躲闪的目光和背后的议论。他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崔培昭来自农村，却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为什么自己是北京人，成绩也不差，却要被孤立；为什么老天爷要让他得肝炎，要这么对他。 崔培昭转过头，看见安然站在那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吓了一跳。他赶紧走过去，小心翼翼地问：“安然，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安然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说完，转身就走，留下崔培昭站在原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真正让安然彻底爆发的，是崔培昭的生日。2003年10月28日，那天是崔培昭的20岁生日。班委会代表全班同学，给崔培昭送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培昭，你善良、勤奋、真诚，你的优点多的说也说不完。希望你在北大的每一天都开心，祝你生日快乐！”全班31个同学，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安然是在崔培昭的书桌上看到这张贺卡的。那天他回宿舍拿东西，崔培昭不在，贺卡就放在书桌的显眼位置。安然拿起贺卡，手指划过那些熟悉的签名，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想起自己19岁生日的时候，宿舍里没有一个人记得，他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躲在被子里吃，眼泪混着奶油的甜味，格外苦涩。他把贺卡扔回桌上，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觉得，崔培昭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关注，抢走了他的朋友，甚至抢走了他在这个班级里的位置。 从那天起，安然对崔培昭的态度彻底变了。以前他还会和崔培昭说几句话，现在却连眼神都懒得和他交汇。他开始故意刁难崔培昭：崔培昭放在书桌上的书，他会“不小心”碰到地上；崔培昭晾在阳台的衣服，他会“不小心”弄掉；崔培昭的暖瓶放在门口，他走路的时候会故意撞一下，让热水洒出来。崔培昭知道他心情不好，一直忍着，没和他计较，可安然却越来越得寸进尺。 安然的卫生习惯也越来越差。他的书桌上堆满了零食袋和脏衣服，被子从来不叠，像一团乱麻；垃圾随便扔在地上，直到堆成小山才肯倒掉；宿舍里的公共区域，他从来都不打扫，每次轮到他值日，他就找借口躲出去。学校每个月都会检查卫生，检查结果会纳入学期末的综合评分，直接关系到奖学金的评定。302宿舍因为安然，卫生评分每次都垫底，林浩和艾力气得直骂娘，崔培昭也皱起了眉头，他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班里前五名，可因为卫生分低，一等奖学金总是和他擦肩而过。 有一次，学校要进行卫生大检查，林浩和艾力早早地就开始打扫宿舍，崔培昭也帮着擦桌子、拖地。三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在他们准备休息的时候，安然回来了。他刚从外面打球回来，脚上全是泥，一进门就踩在了刚拖干净的地板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 崔培昭赶紧拉住他：“安然，地板刚拖干净，你等干了再进来吧。”安然却一把推开他，鼻子动了动，闻到了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为了预防肝炎传染，林浩特意用了消毒水拖地。“你们是嫌我有肝炎，怕传染给你们是吧？”安然突然大吼起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想跟我住，你们就搬走啊！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消毒！”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卫生检查很重要，关系到奖学金……”林浩试图解释，却被安然打断了。“奖学金？就知道奖学金！崔培昭，你是不是就盼着我拖你的后腿，让你拿不到奖学金？”安然指着崔培昭的鼻子，语气越来越激动，“你这个河南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们河南人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骗子！”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崔培昭。他最在意别人说河南人的坏话，继父就是河南人，用辛勤的汗水撑起了这个家；他的乡亲们，都是善良淳朴的人。“安然，你说话要负责任！河南人招你惹你了？”崔培昭的脸涨得通红，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这么说？” “朋友？我才不要你这样的朋友！”安然一边咆哮，一边在地上乱蹦乱跳，把刚拖干净的地板踩得一塌糊涂。林浩和艾力气得脸色铁青，正要发作，宿舍门突然被推开了，卫生检查团来了。检查团的老师看着满地的脚印和狼藉的宿舍，皱着眉头给了个“不及格”。 那天晚上，302宿舍彻底安静了。崔培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安然会变成这样。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委屈地说：“妈，我考不到一等奖学金了，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是因为卫生分太低。”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娃，做人要大度，别和同学计较。谁都有缺点，你要学会包容。”崔培昭咬了咬嘴唇，说：“妈，我知道了，我会忍的。” 2003年春节，崔培昭回家过年。他跟母亲说：“妈，我们班有个同学准备出国了，如果他走了，我就能换宿舍了，就不用和安然住在一起了。”母亲却责备他：“我真为你伤心，你的度量怎么这么小？同学之间要互相包容，不能因为别人有缺点就疏远他。”崔培昭委屈地说：“他不是有缺点，他是故意刁难我。”母亲叹了口气：“那你就躲着他点，别和他起冲突。”崔培昭点了点头，心里却明白，有些矛盾，不是躲就能躲掉的。 开学以后，安然的行为越来越怪异。他经常躲在被子里摆弄东西，发出“嚓嚓”的金属碰撞声。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被子里伸出头，问林浩：“你有刀吗？”林浩吓了一跳，问：“你要刀干什么？”安然阴笑了两声，没说话，看了一眼崔培昭，又缩进了被子里。崔培昭坐在书桌前看书，手里的笔却抖个不停，他想起安然最近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想起他眼里越来越重的戾气，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崔培昭的柜子在靠门的位置，安然每次进门都不用手开门，而是一脚踢上去，“咣当”一声撞在柜子门上。时间长了，柜子门都被撞裂了，崔培昭只好找了块木板，默默把柜子修好。他不想和安然起冲突，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退让，可他的退让，却让安然越来越嚣张。 大三上半学期，学校推出了一批收费更便宜的宿舍，崔培昭赶紧申请了。他收拾行李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期待，他以为，只要换了宿舍，就能摆脱安然的纠缠，就能安安心心地学习，拿到他梦寐以求的一等奖学金。可他没想到，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让安然和崔培昭彻底反目的，是一个叫苏维兰的女生。苏维兰是他们的同班同学，来自云南，有着小麦色的健康皮肤，性格活泼开朗，像一朵向日葵一样，走到哪里都带着阳光。安然第一次注意到苏维兰，是在开学初的解剖课上。那天苏维兰不小心把解剖刀掉在了地上，安然帮她捡了起来，苏维兰笑着对他说“谢谢”，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格外可爱。从那天起，安然就对苏维兰动了心。 安然认定，苏维兰是他的女朋友。他开始疯狂地追求苏维兰：每天早上，他都会把早餐放在苏维兰的课桌里；下午放学，他会跟在苏维兰身后，从教学楼一直跟到女生宿舍；苏维兰上自习，他就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甚至苏维兰和别的男生说话，他都会冲上去，恶狠狠地盯着那个男生，直到对方知趣地离开。 苏维兰对安然的追求很反感。她知道安然的怪异脾气，也知道他有肝炎，更受不了他的死缠烂打。有一次，苏维兰在课本里发现了一封安然写的求爱信，信里写着：“维兰，我喜欢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你是我的，谁也不能抢走你。”宿舍里的女生把信抢过去看，看到署名是安然，都吓了一跳。“维兰，你可得离他远点，他太吓人了。”室友担心地说。 苏维兰想和安然说清楚，可每次话到嘴边，看到安然凶狠的眼神，就把话咽了回去。她开始躲着安然：上课的时候，她故意坐在人多的地方；放学的时候，她和室友一起走；女生宿舍不让男生进，安然就打电话，苏维兰只好让室友谎称她不在；安然又打她的手机，她干脆不接。安然见状，就给她发短-信：“一声铃响，祝你快乐；两声铃响，我想你；三声铃响，我爱你。”苏维兰看着手机屏幕，吓得浑身发抖。 有一次下课，安然一直跟着苏维兰，从食堂到女生宿舍楼下，寸步不离。苏维兰忍无可忍，转过身对他说：“安然，你别再跟着我了，我不喜欢你！”安然却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害羞，没关系，我可以等。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苏维兰想，与其一直躲着，不如彻底说清楚，于是就跟着他去了学校的小花园。 小花园里到处都是情侣，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安然找了个长椅坐下，苏维兰坐在他旁边，身体绷得笔直。安然突然伸出手，搭在了苏维兰的肩膀上。苏维兰赶紧侧身躲开，安然的手滑了下去。“兰兰，别这样嘛，”安然尴尬地笑了笑，“都什么年代了，男女朋友之间亲密一点很正常。”他说着，又伸出手，想要抱住苏维兰。 “你别碰我！”苏维兰猛地站起来，生气地说，“我不是你的女朋友，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安然的脸色沉了下来，抓住苏维兰的手腕，恶狠狠地说：“我说你是，你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他说着，就撅起嘴，想要吻苏维兰。苏维兰拼命挣扎，终于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一路狂奔到学校的保卫处报案。 “他骚扰我，还想强迫我！”苏维兰哭着对保卫处的老师说。保卫处的老师却漫不经心地说：“这就是同学之间的追求，算不上骚扰。他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们没法处理。”苏维兰气得浑身发抖：“你们非要等出了事才处理吗？你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在这时，安然追了过来，对着保卫处的老师说：“对不起，我女朋友跟我闹别扭，让你们见笑了。”苏维兰见状，只好哭着跑回了宿舍。 崔培昭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早就注意到苏维兰了，她阳光、善良、努力，是他喜欢的类型。看着苏维兰因为安然的骚扰日渐憔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崔培昭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想帮苏维兰，可又怕激怒安然，只能默默地关注着她。 2004年的冬天是个暖冬，没有像往年一样刮着刺骨的寒风。有一天，崔培昭从外面打工回来，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了苏维兰。苏维兰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崔培昭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小声说：“苏同学，你还好吗？”苏维兰转过头，看到是他，勉强笑了笑，摇了摇头。 下车的时候，苏维兰的手机突然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赶紧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崔培昭猜到是安然打来的，忍不住问：“是他吗？”苏维兰点了点头，眼里泛起了泪光。崔培昭看着她无助的样子，心里的保护欲油然而生。 那天晚上，崔培昭失眠了。苏维兰苍白的脸和无助的眼神，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拿起手机，给苏维兰发了一条短信：“苏同学，人生总有不如意的事，别太放在心上。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会一直支持你。”他以为苏维兰不会回复，没想到没过多久，手机就震动了一下：“谢谢你，崔同学，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从那以后，崔培昭和苏维兰开始了短信联系。崔培昭会给她发一些鼓励的话，告诉她不要害怕安然；苏维兰会和他分享学习上的难题，吐槽生活中的趣事。在一来二往的交流中，苏维兰渐渐被崔培昭的善良、真诚和沉稳吸引；崔培昭也越来越喜欢苏维兰的阳光、开朗和坚韧。他觉得，苏维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他单调的大学生活。 崔培昭有一个小小的私心，他想让安然看看，他安然追求不到的女生，喜欢的是他崔培昭。他想起安然以前刁难他的样子，想起自己因为卫生分拿不到奖学金的委屈，就想让安然尝尝被忽视、被抛弃的滋味。他决定，和苏维兰正式谈恋爱，而且要公开。 当崔培昭把这个想法告诉苏维兰时，苏维兰既感动又担心。感动的是，崔培昭愿意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给她依靠；担心的是，安然会报复崔培昭。“他太极端了，我怕他伤害你。”苏维兰皱着眉头说。崔培昭拍了拍胸脯，自信地说：“别担心，我是男子汉，能保护好自己，也能保护好你。我们行得正坐得端，没什么好怕的。” 2005年3月，崔培昭和苏维兰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崔培昭会帮苏维兰占座位，苏维兰会给崔培昭带他喜欢吃的糖糕；崔培昭会在苏维兰生病的时候，给她送药、煮粥；苏维兰会在崔培昭打工回来晚的时候，在宿舍楼下等他，给他递上一杯热牛奶。他们的爱情，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热烈而真挚。 有时候，在教室里，崔培昭和苏维兰会故意在安然面前表现得很亲密，崔培昭会帮苏维兰整理头发，苏维兰会靠在崔培昭的肩膀上看书。安然坐在不远处，看着他们恩爱的样子，眼睛里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现在班里的同学都站在崔培昭和苏维兰那边，没有人会帮他。 安然的处境越来越难。班里的同学早就受不了他的怪异行为和极端脾气，联想到2004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案，大家更是人心惶惶。2004年12月，2002级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集体写了一封联名信，交给了学校领导。信中列举了安然的种种问题：上解剖课的时候，不给实验动物打麻药就直接解剖，手段残忍；长期纠缠、威胁女同学苏维兰，影响其正常生活；随意翻看别人的物品，侵犯他人隐私；脾气暴躁，多次与同学发生冲突，威胁同学安全。大家希望学校能让安然退学，保障其他学生的安全。 2005年春季实习的时候，班里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和安然住在一起。学校没办法，只好把安然一个人安排到了校外的一间小平房里。那间小平房又小又暗，没有暖气，晚上还会听到老鼠跑过的声音。安然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半夜里，他哭着给母亲打电话：“妈，我好怕，这里就我一个人。他们都欺负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母亲在电话那头也哭了，说：“娃，不行咱们就不上了，妈养你。”可安然不甘心，他寒窗苦读十几年，才考上北大，他不想就这么放弃。 实习结束后，安然回到了学校。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眼神里的戾气也越来越重。他开始收集各种刀具，宿舍的柜子里藏了5把刀，有菜刀、匕首，还有水果刀。他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让崔培昭知难而退，怎么才能把苏维兰抢回来。他觉得，崔培昭抢走了他的爱情，抢走了他的尊严，抢走了他的一切，他一定要报复。 2005年6月24日晚上，崔培昭去教学楼三楼的电话教室上网查资料，他正在准备一篇关于流行病学的论文，需要查一些最新的文献。安然在宿舍里坐立不安，心里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快要喷发了。他一会儿走到窗边，看着电话教室的方向；一会儿又回到书桌前，翻着桌上的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想找崔培昭摊牌，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晚上11点，安然冲了一个冷水澡，冰冷的水让他稍微冷静了一些。他决定，找崔培昭好好谈谈，让他离开苏维兰，否则，他就不客气了。他想，要是崔培昭不同意，他就用刀自残，让崔培昭知道他对苏维兰的感情有多深。 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安然突然醒了。他本来打算利用去做家教前的时间看书，可脑子里全是崔培昭和苏维兰恩爱的样子。他想起自己放在宿舍粉色塑料桶里的白大褂，还没洗，就先把白大褂拿到四楼的水房泡上。泡完白大褂，他又想起昨晚在电话教室用完电脑后，好像没关机器，就下楼去关电脑。 走进电话教室，安然看到崔培昭一个人坐在东边墙的一台电脑前，正专注地看着屏幕。崔培昭也看到了他，却没说话，继续做自己的事。安然心里一动，这是个单独和崔培昭谈话的好机会。可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光着膀子，穿了一条大短裤，脚上是拖鞋，觉得这样太不正式，会被崔培昭瞧不起。他转身回了宿舍，换了一条浅蓝色的运动裤，一件胸前印着大力水手卡通图案的深色短袖t恤，脚上穿了一双白色袜子和一双德国产的皮鞋，还特意梳了梳头发。 换好衣服后，安然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平时做饭用的菜刀，又把一把从网上订购的单刃匕首别在了右后腰的皮带上。他怕出门被别人看见，就用一个空的白塑料袋把菜刀卷了起来，又把t恤衫放在裤子外面，遮住了腰里的匕首。临走前，他还特意带上了一副医用塑料手套，他不想在刀上留下自己的指纹。 走到四楼的时候，安然把菜刀藏在了四楼楼梯的后面，他想先和崔培昭谈谈，如果谈不拢，再拿菜刀威胁他。做好这一切，他深吸一口气，朝着三楼的电话教室走去。 “崔培昭，我想和你谈谈。”安然站在崔培昭面前，语气冰冷。崔培昭抬起头，皱了皱眉：“我现在没空，我要查资料。”“你今天必须跟我谈！”安然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否则你就别想出这个门！”崔培昭“啪”地一声扔掉鼠标，站起身，怒视着安然：“你想干什么？安然，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你了！”他说着，就要往外走。 安然赶紧拉住他：“你不能走！你是不是要去找苏维兰？我不准你去找她！”崔培昭笑了笑，带着一丝嘲讽：“我就是去找她，怎么样？苏维兰是我的女朋友，我想找她就找她，想抱她就抱她。没办法，她就是喜欢我这个河南人，不喜欢你这个北京人。你羡慕也没用，只能在梦里想想！” 最后这句话，像一根导火索，彻底点燃了安然心里的炸药桶。他看着崔培昭得意的笑容，想起自己所受的委屈和孤立，想起苏维兰对他的躲避，想起自己藏在楼梯后面的菜刀，情绪彻底失控了。“崔培昭，你给我站住！”安然大吼一声，转身就往四楼跑。崔培昭以为他只是生气了，没在意，继续往门口走。 跑到四楼楼梯口，安然拿起藏在后面的菜刀，朝着崔培昭冲了过去。崔培昭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转过头，看到安然举着菜刀朝他砍来，吓得脸色惨白，想要躲开，却已经来不及了。菜刀砍在了他的肩膀上，鲜血瞬间喷了出来，染红了他的白衬衫。崔培昭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安然看着倒在地上的崔培昭，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一头失控的野兽。他扔掉手里的菜刀，从后腰拔出匕首，朝着崔培昭疯狂地刺去。崔培昭挣扎着想要反抗，却因为失血过多，渐渐没了力气。他看着安然疯狂的脸，眼里充满了恐惧和不解，他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对不起安然，为什么他要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 这场血腥的屠杀持续了十多分钟，直到崔培昭身上布满了80多道伤口，彻底没了呼吸，安然才停下手。他看着地上的鲜血和崔培昭的尸体，终于清醒了过来，心里充满了恐惧。他扔掉匕首，仓皇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把沾血的衣服藏了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当天早上，有同学发现了崔培昭的尸体，立刻报了警。警察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安然，电话教室的监控拍到了他进出的画面，宿舍里的5把刀和沾血的衣服也成了铁证。晚上7点，警察在安然的宿舍里将他抓获。面对警察的讯问，安然起初还想狡辩，可在证据面前，他最终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北大学子80多刀杀死同学”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媒体纷纷报道，网友们热烈讨论，大家都想不通，一个天之骄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崔培昭的父母接到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崔培昭的母亲是小学老师，教过无数的学生，却没想到自己最优秀的儿子，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她赶到北京，看到儿子冰冷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娃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妈怎么活啊？” 安然的母亲也赶到了学校，她看着被警察带走的儿子，一夜之间白了头。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精心培养的儿子，会变成一个杀人犯。她想起安然小时候懂事的样子，想起他考上北大时的喜悦，想起他哭着给她打电话说“妈，我好怕”，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她知道，儿子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他终究是她的儿子，她不能放弃他。 2005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安然要么摇头，要么点头，要么就是从嘴里蹦出一两个字，没有一句完整的话。直到最后，他才挤出一句：“我认罪，其他的我不想说。”当公诉人宣读同学们的证言，列举他的种种恶行时，法官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只是冷冷地说：“污蔑，他们都是在污蔑我。” 崔培昭的父母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安然赔偿40万元，并要求北京大学承担连带责任。安然的母亲为了求得崔培昭父母的谅解，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开始四处筹钱。她变卖了家里的房子，向亲朋好友借钱，51岁的她，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磨破了好几双鞋，终于在2006年3月14日，凑够了40万元。她捧着那沉甸甸的钱，跪在崔培昭父母面前，哭着说：“对不起，是我没教育好儿子，求你们原谅他。”崔培昭的父母看着她憔悴的样子，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最终，他们接受了赔偿，撤回了民事诉讼。 2006年3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安然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安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于崔培昭父母要求北京大学赔偿的诉求，法院认为，北京大学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适被告，驳回了他们的起诉。至此，这起备受关注的北大学子杀人案，终于尘埃落定。 第163章 巫山惊案：巡警枪口下的县长 1998年的重庆巫山县，还带着几分川东小城特有的慵懒与喧闹。长江水绕着县城拐了个弯，把巫山十二峰的影子浸在浑浊的江水里，也把市井间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都揉进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年9月22号的夜晚，山城的雾气比往常更浓，晚上9点刚过，县政府宿舍区的路灯刚亮起昏黄的光，一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夜空，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枪声像惊雷似的，在寂静的居民区炸开，惊得路边的狗狂吠不止，也把整个巫山县城，瞬间拖进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恐慌里。 “县长家出事了！蔡县长让人给打了！”第一个冲到巷口呼救的是隔壁单元的老太太，她攥着买菜的竹篮，脸色惨白，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消息像长了翅膀，顺着县城的石板路、柏油路飞速蔓延，从县政府宿舍传到菜市场，从公安局大院传到江边的渔船，不到半小时，连城郊正在收玉米的农户都听说了：“城里用枪打死人了，还是咱们蔡县长！” 彼时的巫山县，刚随着重庆成为直辖市不久，人心未定，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还是老街上的茶馆和新开业的网吧。这样的特大凶案，别说在巫山，就是在整个重庆都罕见。县公安局的110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有确认消息的，有提供线索的，更多的是带着恐慌的询问：“凶手抓到没？会不会乱杀人啊？” 当第一批警车鸣着警笛冲到现场时，蔡军县长家的防盗门还虚掩着，客厅的灯亮得刺眼。办案民警推开门的瞬间，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蔡县长倒在卧室门口，胸口的白衬衫被血浸透，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妻子抱着刚出生20多天的婴儿，蜷缩在墙角，脸色青紫，连哭都发不出声；地上的弹壳还带着余温，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 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很快提取到了4枚弹壳、3枚弹头，还有一枚嵌在蔡县长颅骨里的弹头。法医蹲在地上，用镊子夹起弹壳仔细端详，眉头越皱越紧：“这是制式手枪的子弹，而且看弹壳痕迹，很可能是公安系统的配枪。” “公安的枪？”负责案件的副局长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而此时，远在县城另一端的出租屋里，一个穿着警服外套的年轻男人正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把还没来得及擦拭的手枪，眼神空洞地盯着墙上的婚纱照，照片上的男人笑得灿烂，正是他自己，巫山县公安局巡警田特杰；旁边的女人眉眼弯弯，是他为了她和家里断绝关系的宋某。 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在部队立过功、在公安局里被寄予厚望的年轻巡警，会成为枪杀县长的凶手。要弄清这一切，得从田特杰25年的人生轨迹说起。 1973年，田特杰出生在巫山县城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县化肥厂上班，母亲是街道办的临时工，家里不算富裕，但也能吃饱穿暖。田特杰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个中专，端上“铁饭碗”。可田特杰从小就不是坐得住的性子，上课总爱盯着窗外的远山发呆，考试成绩常年在及格线徘徊。 1990年12月，17岁的田特杰没考上高中，在家闲了大半年，看着父母每天唉声叹气，心里也不是滋味。正好赶上新疆博尔塔拉军分区来巫山征兵，田特杰背着父母报了名。当他把入伍通知书拍在桌子上时，父亲气得把手里的搪瓷缸都摔了：“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大头兵，有什么出息！”母亲则抹着眼泪，往他的背包里塞着煮好的鸡蛋。 新疆的冬天比巫山冷得多，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里，田特杰穿着单薄的作训服站岗，眉毛和睫毛都结着白霜。作为警卫战士，他每天的训练强度极大，五公里越野、格斗术、枪械拆解，这些在别人看来苦不堪言的科目，田特杰却练得格外认真。他知道，自己没别的出路，只能在部队里拼出个样子来。 凭借着一股狠劲，田特杰在新兵连就得了“训练标兵”的称号，下连队后更是多次在考核中拔得头筹。1992年，他因为表现突出，被调入四川省绵阳武警支队当特警。特警的训练比警卫兵更严苛，泅渡、攀登、解救人质演练，每一项都关乎生死。田特杰在一次反劫持演练中，不顾个人安危，从三楼阳台飞身而下，成功“制服”歹徒，荣立三等功一次。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入了团，又入了党，成了战友们眼中的“好苗子”。 1993年11月，田特杰退伍回到巫山。凭着退伍军人和党员的身份，他顺利通过了巫山县公安局的招聘考试，成了一名民警。穿上警服的那天，田特杰特意在镜子前照了很久，警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以前那些说他“没出息”的邻居，现在见了他都得点头问好。 1995年，巫山县公安局组建巡警大队，田特杰因为有特警经历，被优先抽调过去。巡警的工作很繁琐，每天在县城里巡逻，处理邻里纠纷、抓小偷小摸，虽然累，但田特杰干得很起劲。那时候的他，是父母的骄傲，是单位的骨干，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人生会沿着“好民警”的轨迹一直走下去。直到1996年年底，那个叫宋某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 1996年12月的一天，巫山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湿滑。田特杰和同事小张穿着雨衣，在县城的繁华路段巡逻。下午四点多，他们走到老电影院门口时，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姑娘从身边走过。姑娘打着一把透明的塑料伞，长发被风吹起，露出白皙的侧脸和精致的眉眼。田特杰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脚步都慢了下来。 “特杰，走啊，发什么愣呢？”小张推了他一把。 田特杰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跟上同事的脚步，可眼睛却忍不住往后瞟。那姑娘走到街尽头，拐进了一条小巷，他还站在原地盯着巷口，直到小张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看上人家了？我帮你问问。” 巫山县城不大，人口也就几万，说是“人情社会”一点都不为过。田特杰托了好几个熟人，绕了好几个弯，终于打听清楚了，姑娘姓宋，比他小两岁，是县城周边农村的，现在在老街上的“夜来香”歌厅上班。 “歌厅上班的？”同事小张皱起了眉头，“特杰，那地方鱼龙混杂，你可得想清楚。” 可田特杰早就被宋某的美貌迷昏了头，哪里听得进劝。他当即托人给宋某带话，说想请她吃饭。宋某一开始没答应，架不住中间人三番五次地说，终于同意在县城的“巫山饭店”见面。 第一次见面时，田特杰特意穿了一身崭新的警服，提前半小时就到了饭店包间。宋某进来的时候，他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连话都说不利索。倒是宋某大方得体，笑着给他倒茶：“田警官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天晚上，田特杰说了很多自己在部队和公安局的事，宋某就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回应。临走的时候，田特杰鼓起勇气问她：“我能再约你吗？”宋某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的传呼机号码写在了他的笔记本上。 从那以后，田特杰就像着了魔一样，每天一下班就给宋某打传呼，周末就约她去逛公园、看电影。宋某对他也越来越热情，会给他织毛衣，会在他加班的时候送夜宵到公安局。田特杰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认定了宋某就是自己要娶的女人。 两人相处还不到半个月，就在一次约会后，半推半就地发生了关系。那天晚上，田特杰躺在床上，抱着宋某，心里满是憧憬：“等我攒够了钱，就娶你，咱们买个大一点的房子，好好过日子。”宋某靠在他怀里，轻轻“嗯”了一声，眼里却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田特杰把要和宋某结婚的消息告诉父母时，家里立刻炸开了锅。他的母亲当时正在择菜，手里的菜篮子“啪”地掉在地上：“你说什么？娶那个歌厅的姑娘？不行！绝对不行！” 父亲气得脸都红了，指着他的鼻子骂：“我和你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送你去当兵，让你当警察，不是让你娶个风尘女子回来丢人的！你知道街坊邻居都怎么说吗？说我们田家的儿子没出息，找个坐台小姐当媳妇！” 原来，田特杰和宋某谈恋爱的事，早就传到了邻居耳朵里。宋某在歌厅上班的经历，被添油加醋地传成了“坐台小姐”“风尘女子”，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田特杰父母的心上。他们找了田特杰谈了好几次，苦口婆心地劝他分手，甚至以断绝关系相威胁。 可田特杰当时正处在热恋中，根本听不进父母的劝告。他觉得父母是老封建，思想顽固，不懂得欣赏宋某的好。父母越是反对，他越是觉得自己和宋某是“真爱”，和宋某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有一次，母亲又在他面前说宋某的坏话，田特杰急了，和母亲大吵了一架，摔门而出，好几天没回家。 1997年4月，田特杰和宋某再也受不了父母的唠叨和亲戚的歧视，决定搬出去住。搬离家的那天，田特杰的母亲坐在门口哭，父亲背对着他，一句话都没说。田特杰咬着牙，拎着行李，拉着宋某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生活了24年的家。他对宋某说：“你放心，以后我只对你好，咱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他们在县城郊区租了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煤炉。虽然条件艰苦，但刚开始的日子还算甜蜜。田特杰每天下班回家，宋某都会做好饭菜等着他；周末两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砍价的时候宋某会拉着他的胳膊，笑得像个孩子。 可这样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田特杰找了个“坐台小姐”当女朋友的消息，在小小的巫山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他去上班的时候，同事们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背后总有人窃窃私语；他去菜市场买菜，摊主会故意提高嗓门说：“哟，田警官来了？要不要给你女朋友带点化妆品啊？” 有一次，田特杰和宋某去逛商场，碰到了父亲的老同事。那人上下打量着宋某，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田特杰一眼，对身边的人说：“这就是老田家的那个‘好儿媳’，真是有福气啊。”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打在田特杰的脸上。 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田特杰的心理渐渐失衡了。他开始怀疑宋某，怀疑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有一次，宋某晚上下班回来晚了，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田特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眼睛通红地问：“你去哪了？是不是又跟别的男人鬼混去了？” 宋某被他问得愣住了，随即委屈地哭了：“我今天陪客人唱歌，客人非要敬酒，我推不掉。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怎么想你？你看看别人都怎么说你！”田特杰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抬手就给了宋某一个耳光。宋某捂着脸，哭得更凶了。那是田特杰第一次打她，也是第一次，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从那以后，田特杰变得越来越敏感多疑。宋某只要和异性多说一句话，他就会追问半天；宋某手机一响，他就会抢过来先看。他开始酗酒，喝醉了就对宋某又打又骂，可醒了之后又会抱着宋某痛哭流涕地道歉。宋某也曾提出过分手，可每次田特杰都会跪在她面前，说自己不能没有她，宋某心一软，就又留了下来。 田特杰自己也很矛盾，他既厌恶那些流言蜚语，又离不开宋某的美貌和陪伴。他觉得，只要自己有钱了，就能让宋某辞掉歌厅的工作，就能堵住别人的嘴，就能和宋某过上安稳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萌生了经商的念头。 1997年，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网吧还是个新鲜事物。田特杰在绵阳当特警的时候，曾见过城里的网吧，里面挤满了年轻人，生意异常火爆。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决定在巫山开一家网吧。 开网吧需要本钱，田特杰手里只有几千块钱的积蓄。他开始四处借钱，找同事借，找战友借，找亲戚借。亲戚们因为他和宋某的事，本来就对他有意见，大多不愿意借给他。田特杰软磨硬泡，甚至不惜给亲戚下跪，终于凑了15万块钱。 1997年8月，巫山县城第一家规模较大的网吧在老街上开业了，田特杰给它起了个时髦的名字，“迷情森巴”。开业那天，他请了很多朋友来捧场，网吧里挤满了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好奇的年轻人。看着收银台里不断增加的钞票，田特杰笑得合不拢嘴，他觉得自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然而，当老板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网吧的生意需要打理，每天要进货、记账、维护电脑，还要应付各种麻烦事，有客人上网超时不给钱的，有小孩偷偷来上网被家长找上门的，还有地痞流氓来收“保护费”的。田特杰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他开始厌烦这些琐碎的事情，怀念当巡警时简单的生活。 更让他头疼的是，他的心思全放在了网吧上，工作却越来越松懈。上班经常迟到早退，巡逻的时候要么躲在角落里抽烟，要么就跑到网吧去盯着生意。有一次，他因为在上班时间酗酒，被队长抓了个正着，局里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可田特杰根本没当回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大老板”了，这份警察的工作可有可无。 “迷情森巴”的火爆只持续了三四个月。随着巫山又开了几家网吧，竞争越来越激烈，田特杰的网吧生意渐渐冷清下来。他不懂得经营，不会搞活动，也不会维护客户关系，看着每天越来越少的客人，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挽回生意，他甚至允许客人在网吧里抽烟、喝酒，结果把网吧搞得乌烟瘴气，更没人愿意来了。 到了1998年6月，网吧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光了所有的本钱，还欠了外面好几万的债。债主们开始上门讨债，有的坐在网吧里不走，有的堵在公安局门口找他，还有的甚至威胁要对宋某动手。田特杰每天都被债主追得焦头烂额，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他把网吧盘了出去，勉强还了一部分债，可剩下的债务还是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9月中旬，单位传来消息，为了解决民警的住房问题，局里要建一批集资房，每个干警需要缴纳1万块钱的建房款。这个消息像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田特杰。 当时的1万块钱，对田特杰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他欠的债还没还完，手里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去哪里凑这1万块钱？他找同事借，同事们都知道他欠了一屁股债，没人愿意再借给他；他想找父母要，可他已经和家里断绝了关系，根本没脸回去。 那段时间，田特杰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酗酒，也不再和宋某争吵，每天沉默寡言，眼神空洞。他坐在出租屋的窗边，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钱，我需要钱。 他开始琢磨，谁有钱？巫山县城里，最有钱的应该就是那些当官的了。他想到了局长，想到了书记，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县长蔡军身上。蔡军是全县的父母官，住的是县政府的高档宿舍，开的是专车，手里肯定有不少钱。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滋生：去蔡县长家抢劫。 田特杰当过特警，又在公安局工作多年，他知道抢劫有多危险，也知道一旦被抓，就是死路一条。可债务的压力、生活的窘迫，让他失去了理智。他觉得，只要抢到钱，就能还清债务，就能和宋某过上好日子，至于后果，他根本不敢去想。 从1998年9月初开始，田特杰开始有计划地为抢劫做准备。他利用白天巡逻的时间，多次到县政府宿舍区附近观察。县政府宿舍区有两栋楼，蔡县长住在二楼，阳台对着县种子公司的方向。田特杰发现，县种子公司的楼顶是个绝佳的观察点，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蔡县长家的客厅和阳台。 每天晚上下班后，田特杰都会换上便装，偷偷爬上种子公司的楼顶，躲在水箱后面，观察蔡县长的生活规律。他发现，蔡县长每天晚上都在家，要么看电视，要么看书，很少出去；他的妻子因为刚生了孩子，也每天在家照顾婴儿；家里没有保姆，只有夫妻两人和孩子。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田特杰还特意观察了宿舍区的安保情况。他发现，宿舍区的大门虽然有保安值守，但保安晚上经常偷懒，要么在门卫室睡觉，要么就出去抽烟。而且，蔡县长家的防盗门是老式的，没有反锁功能，只要能骗开门，就能顺利进去。 田特杰不仅做了实地勘察，还搞起了迷信活动。他从小就有点迷信，遇到事总喜欢找算命先生。为了让抢劫顺利，他先后找了三个算命先生，给了他们不少钱，祈求神灵保佑。他还买了一个护身符，用红布包着，缝在了自己的警裤裤腰里，觉得这样就能“逢凶化吉”。 案发前几天，田特杰又找到了县城里有名的“王半仙”。他没说自己要抢劫，只含糊地说：“我想干一件大事，不知道能不能成。”王半仙眯着眼睛，掐了掐手指头，又看了看田特杰递过来的五十块钱，笑着说：“小伙子，你印堂发亮，是大富大贵之相，这件事肯定能成，放心去干吧。” 其实王半仙根本不会算命，他就是靠骗钱为生。来算命的人，大多是想图个吉利，他只要说点好听的，就能拿到钱。可田特杰却当了真，他觉得连“半仙”都这么说，自己肯定能成功。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制定具体的作案计划。 他准备了一把自己的配枪，一把五四式手枪，又从家里找了一个黑色的面罩和一副白线手套。他计划在晚上9点左右动手，这个时间蔡县长肯定在家，而且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不容易被人发现。他打算以“有公务汇报”为由，骗蔡县长开门，然后用枪控制住他，抢走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然后迅速离开。 1998年9月22号，田特杰决定动手。当天下午，他提前请了假，回到出租屋，把面罩、手套和手枪藏在警服的夹层里。宋某看出他神色不对，问他怎么了，他只是含糊地说：“单位有点事，我出去一趟。”宋某没多想，叮嘱他早点回来，就去厨房做饭了。 晚上8点半，田特杰来到了县种子公司楼顶。他趴在水箱后面，透过望远镜观察蔡县长家的情况。客厅的灯亮着，蔡县长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旁边给孩子喂奶。田特杰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面罩和手套，悄悄从楼顶下来，绕到了蔡县长家的门口。 他戴上面罩和手套，拔出枪，藏在身后，然后抬手敲响了蔡县长家的门。 “谁啊？”屋里传来蔡县长的声音。 “蔡县长，我是县公安局的，有紧急公务向您汇报。”田特杰压低了声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式。 蔡县长没有多想，起身走到门口，打开了防盗门。门刚一打开，田特杰就猛地挤了进去，反手关上了门。蔡县长看到他脸上的面罩和手里的枪，顿时惊呆了，下意识地喊道：“你是谁？想干什么？” “少废话！把家里的钱都交出来！”田特杰用枪指着蔡县长的胸口，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颤抖。 蔡县长虽然是文官，但性格很刚烈。他看到田特杰只有一个人，又想到妻子和孩子还在屋里，顿时鼓起勇气，扑上去想夺田特杰手里的枪。“你这个歹徒，我跟你拼了！” 田特杰没想到蔡县长会反抗，一时有些慌乱。他当过特警，格斗技巧比蔡县长高明得多，很快就把蔡县长按在了墙上。蔡县长拼命挣扎，大喊着：“快来人啊！有歹徒！” 田特杰怕被邻居听到，急了眼，一把抓住蔡县长的肩膀，把他推进了卧室。卧室里的蔡县长妻子吓得尖叫起来，抱着孩子缩在墙角。田特杰调转枪口，指着蔡县长的妻子和孩子，恶狠狠地说：“不许叫！再叫我就打死你和孩子！” 蔡县长看到妻子和孩子受到威胁，更加激动了，他挣脱田特杰的束缚，再次扑了上来。两人在卧室里扭打起来，桌子上的台灯被打翻在地，发出“哐当”的响声。田特杰被蔡县长压在身下，手里的枪都快握不住了。他慌了，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来抢劫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活着。 他猛地用力，把蔡县长翻了过来，枪口对准蔡县长的头部，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砰！”枪声在狭小的卧室里响起，蔡县长的身体猛地一震，倒在了地上。 看到蔡县长倒在血泊里，田特杰也懵了。他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枪，浑身发抖。蔡县长的妻子抱着孩子，已经吓得失去了意识，只是机械地抱着孩子。田特杰反应过来后，转身就跑，连面罩和手套都忘了摘，一路狂奔出了县政府宿舍区，消失在夜色里。 田特杰逃回出租屋时，宋某正在等他吃饭。看到他脸上的面罩和身上的血迹，宋某吓得脸色惨白：“你……你干什么去了？” 田特杰一把扯下面罩，瘫坐在地上，声音嘶哑地说：“我杀人了……我把蔡县长杀了……” 宋某吓得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哭着说：“你疯了吗？杀人是要偿命的！” 田特杰没有说话，他走进卫生间，把身上的血迹洗干净，又把枪藏在了床底下。那天晚上，他和宋某都没有睡觉，两人坐在床边，一夜无眠。田特杰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不会被发现。 可他不知道，警方的侦破工作已经迅速展开。蔡县长被杀的消息，很快上报到了万州移民开发区和重庆市两级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当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严惩凶手。” 市公安局抽调了精干力量，组成了专案组，进驻巫山县。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提取到了4枚弹壳、3枚弹头和一枚嵌在蔡县长体内的弹头。通过弹道比对，警方很快确定，作案凶器是一把五四式手枪，而且是公安系统的配枪。 专案组当即决定，以枪查人。他们对巫山县公安局所有配枪民警的枪支进行了逐一排查，检查枪支的弹道痕迹和子弹数量。田特杰的配枪是一把五四式手枪，案发后他一直借口“枪支在维修”，不肯上交。这引起了专案组的怀疑。 为了确认田特杰的嫌疑，专案组调取了他的出勤记录和通话记录。发现案发当天，田特杰提前请假，行踪不明；而且，他在案发前几天，多次出现在县政府宿舍区附近，形迹可疑。更重要的是，有邻居反映，案发当晚，看到一个穿着警服的人影从蔡县长家方向跑出来，身形和身高都和田特杰很像。 1998年9月25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专案组决定对田特杰实施抓捕。当天下午，民警在田特杰的出租屋里将他抓获。在他的床底下，民警找到了那把涉案的五四式手枪，枪里还有一发子弹；在他的警裤裤腰里，找到了那个缝着护身符的红布包。 面对铁证，田特杰一开始还想狡辩，说自己的枪被人偷了，自己没有杀人。可当民警拿出弹道比对报告和目击证人的证词时，他终于崩溃了，如实供述了自己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田特杰被捕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高度配合，启动了“快捕快诉快审”机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指导警方侦查取证，及时做好预审和阅卷工作；法院则成立了专门的审判小组，加快案件的审理进度。 1998年9月29号上午，万州移民开发区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田特杰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10月16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上，田特杰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低着头，声音哽咽地说：“我对不起蔡县长，对不起他的家人，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和宋某。” 宋某也来到了法庭，她坐在旁听席上，全程都在哭。当听到田特杰被判处死刑时，她晕了过去。田特杰的父母没有来，他们只是托人带话给法院，说“不认这个儿子”。 法院经审理认为，田特杰身为公安民警，目无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携带枪支入户抢劫，在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田特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下达后，田特杰没有上诉。1998年12月，田特杰被执行死刑。 第164章 “检察官”骗局 2004年9月20号中午，兰州的秋老虎还没完全褪劲，阳光透过贝叶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的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飘着盒饭的香气，混着窗外马路上隐约的汽车尾气，是这座西北城市最寻常的正午味道。 陈贝叶坐在办公桌后，铝制饭盒里的土豆烧牛肉还冒着热气。她今年五十有二，两鬓已经染了些霜色，但眼神里透着一股生意人的精明劲儿，说话嗓门洪亮，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公司上上下下都管她叫“陈老太”。 不是贬义，是透着股服帖的敬畏。 对面坐着的是她丈夫张亮，头发早就白透了，用廉价的黑色发胶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戴了十几年的老花镜，镜片边缘都磨出了毛边。他性子慢，说话像挤牙膏似的，跟陈贝叶的火爆脾气正好互补，两口子搭档经营这家设备公司十几年，倒也顺风顺水，手里已经攥着两套房产了。 “老张啊，你说这运气来了，是不是挡都挡不住？”陈贝叶扒了一大口米饭，眼睛亮得像揣了两颗夜明珠，“当初看这套房的时候，你还说我瞎折腾，现在怎么样？才半年，每平米就涨了三百多，这几万块钱不就跟捡来的一样？” 张亮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夹了块土豆：“还是你有眼光。我这辈子就服你这点，看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那天也就是随便转了转，没想到又置下一份家业，还是个能生钱的主儿。”他顿了顿，扒拉着饭盒里的米饭，“说起来，这桩买卖能成，还得‘感谢’刘枫林那丫头。要不是她当初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估计你还得犹豫几天。” “可不是嘛！”陈贝叶把筷子往饭盒上一拍，声音陡然拔高，“当时她那话怎么说的？‘没钱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大户型的物业费你们都未必交得起’，嘿，我这暴脾气，当时就跟她较上劲了！这叫不蒸馒头争口气！” 张亮连忙摆手：“你小声点，隔壁办公室都能听见。”他放下饭盒，抽出纸巾擦了擦嘴，“不过说真的，那丫头虽然说话冲，但办事倒是干脆，过户那些手续办得挺利索。” 陈贝叶“嗤”了一声，刚要接话，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三下，不重不轻，带着股公事公办的劲儿。“老张，开门去，估计是刘枫林来拿最后那笔钱了。” 张亮趿拉着布鞋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的却不是那个留着短发、说话快人快语的刘枫林，而是三个穿着藏青色夹克的男人。为首的那个四十多岁，国字脸，眼神锐利得像刀子，一开口就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请问是陈贝叶吗？我们是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这是我们的工作证和传唤通知书。” 证件上的国徽鲜红刺眼，传唤通知书上的公章盖得清清楚楚。陈贝叶手里的饭盒“哐当”一声掉在办公桌上，土豆烧牛肉洒了一地。她这半辈子跟工商、税务打交道，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但“检察院反贪局”这几个字，还是让她瞬间浑身冰凉，血液都像冻住了。 “领、领导，您是不是认错人了？”陈贝叶的声音都发颤了，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们这小公司，规规矩矩做生意，没、没干过犯法的事啊。” 为首的男人自称沈文，他示意另外两个同事拿出纸笔，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二郎腿一翘：“陈经理，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行贿、偷税漏税。另外，有人反映你多次越级上访，乱写乱告，干扰公务。现在，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旁边一个瘦高个男人补充了一句，语气里带着嘲讽：“别想着狡辩，我们既然来找你，就有确凿的证据。” 陈贝叶脑子一片空白，行贿？她做生意向来守规矩，最多就是逢年过节给工商的人送点土特产；偷税漏税？公司的账都是会计小李一笔一笔记清楚的；乱写乱告？那是她看不惯污染环境的工厂，给信访局写过两封信，还真把西固那家化工厂给告查封了，当时她还跟公司员工炫耀来着。 她语无伦次地说着公司的经营情况，说自己怎么举报污染企业，说自己有多拥护政策。沈文他们只是低头记录，偶尔抬头问一句“2003年给某单位送过什么礼”“公司去年的进项税是多少”，问得又细又偏，把陈贝叶问得晕头转向。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沈文把笔录推到陈贝叶面前：“看看，没问题就签字画押。记住，在接受审查期间，不许外出，不许串供，不许转移资金财物，随叫随到。要是违反了，后果自负。” 陈贝叶的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划过名字，按手印的时候，指腹的皮肤都被印泥染得通红，像沾了血。三个“检察官”收起笔录，转身就走，连地上的盒饭都没看一眼。 门一关上，陈贝叶就瘫坐在沙发上，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老张，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啊……”她声音哽咽，“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点钱容易吗？这要是真被抓进去，公司就完了，咱们的名声也毁了……” 张亮也慌了神，他这辈子没跟公检法打过交道，这会儿只能拍着陈贝叶的背安慰：“别慌，别慌，也许是误会，咱们再想想办法……” 就在这时，门又被敲响了，这次是刘枫林。她拎着一个红色的手提包，一进门就闻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再看陈贝叶哭红的眼睛和地上的狼藉，立马就明白了大半。“陈姨，这是怎么了？谁欺负您了？” 陈贝叶一见刘枫林，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把抓住她的手，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枫林啊，检察院的人来了，说我行贿偷税，还说我乱写乱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啊！” 刘枫林赶紧从包里掏出纸巾，给陈贝叶擦脸，语气又急又稳：“陈姨，您别急，慢慢说。什么检察院的？长什么样？有没有给您看手续？”她一边问，一边扶着陈贝叶坐到椅子上，又给她倒了杯热水。 陈贝叶喝了口热水，情绪稍微平复了些，把刚才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连沈文的长相、说话的语气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刘枫林听完，一拍大腿：“陈姨，您别担心！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我就不信您这样的好人会犯法。这样，我明天就去省检察院打听打听，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检察官。您放心，这事我管定了，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帮您把这事儿摆平！” 这话像一颗定心丸，砸在陈贝叶慌乱的心里。她看着刘枫林真诚的眼神，突然觉得这个才认识几个月的姑娘，比远在上海的亲闺女还贴心。“枫林啊，姨这辈子没求过人，这次就拜托你了。你要是能帮姨渡过这个难关，姨绝对不会亏待你。” “陈姨，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刘枫林握着她的手，眼神坚定，“我要是有您这么个干妈，那才是我的福气呢。” “好！好！”陈贝叶激动得浑身发抖，“等这事儿过去了，咱就选个好日子，我认你这个干闺女！” 那天下午，刘枫林在陈贝叶的办公室待到很晚，一会儿帮着分析情况，一会儿安慰情绪低落的张亮，把老两口哄得服服帖帖。临走的时候，她突然问：“陈姨，您确定那些人的工作证和传唤通知书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是假的？现在社会上骗子多，说不定是您以前告的那些人报复您呢。” 陈贝叶愣了一下：“公章是红的，清清楚楚，应该是真的吧？” 旁边的张亮突然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埋怨：“还不是你，整天东告西告，现在惹祸上身了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轮得着你一个小老百姓瞎操心？” “你懂个屁！”陈贝叶瞬间炸了，“那化工厂把河水都污染了，附近的老百姓都不敢喝井水，我举报他们有错吗？这是为民除害！” 刘枫林赶紧打圆场：“张叔，陈姨这是好心肠。不过话说回来，陈姨，您还记得那些人的长相吗？尤其是那个叫沈文的。” “记着！”陈贝叶拍着胸脯，“我这脑子，别的不行，记人准得很。只要再看见他，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那就好办了。”刘枫林眼睛一亮，“明天咱们一起去省检察院门口转转，说不定能碰上他们。到时候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陈贝叶、刘枫林带着公司的会计小李和出纳小王，四个女人挤在一辆出租车里，往省检察院赶。小李和小王是刘枫林特地叫上的，美其名曰“人多壮胆”，其实是想让这两个小姑娘在陈贝叶面前多帮自己说几句好话。 这两个丫头早就被她用小恩小惠收买了，整天“枫林姐”长“枫林姐”短的，把她夸得跟朵花似的。 快到检察院大门口的时候，刘枫林突然指着前面：“陈姨，您看那个人是不是沈文？” 陈贝叶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只见一个穿着藏青色夹克的男人正昂首挺胸地从检察院里走出来，国字脸，浓眉毛，正是昨天来审问她的沈文！“是他！就是他！” 刘枫林立刻推开车门，快步追了上去：“沈检察官！沈检察官！” 沈文回头，皱着眉头：“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是陈贝叶的干闺女，”刘枫林一边说，一边朝出租车的方向使了个眼色，“我妈有点事想跟您打听一下，就耽误您几分钟，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说说话。” 沈文看见跟过来的陈贝叶，脸色沉了下来：“陈贝叶的案子是上面交办的，我只是执行公务，没时间跟你们闲扯。” 刘枫林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力气大得不像个女人：“沈检察官，您就可怜可怜我妈吧，她都五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就几分钟，耽误不了您的事。”她一边说，一边半拉半拽地把沈文拉进了旁边的一家小茶馆。 几个人刚坐下，茶都没来得及点，沈文就开口了：“陈经理，案子的事我没法透露太多，你回去好好配合调查就行。”说完起身就要走。 刘枫林想拦，却被沈文甩开了。几个人追出去的时候，沈文已经拦了辆出租车，一溜烟没影了。 “上面交办的……”陈贝叶喃喃自语，眼泪又下来了，“这要是上面定的罪，我还有什么活路啊……” “干妈，您别灰心！”刘枫林扶着她，“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再想办法。说不定是这沈文故意吓唬咱们呢？”她一边说，一边给小李和小王使眼色。 小李赶紧附和：“是啊陈经理，枫林姐那么有本事，肯定能帮您解决的。昨天晚上枫林姐为了您的事，忙到半夜都没合眼。” 小王也说：“就是，枫林姐可比那些当官的靠谱多了。” 在三个女人的连哄带劝下，陈贝叶被拉回了公司。经过这一闹，她对刘枫林彻底放下了戒心，觉得这个干闺女不仅有胆量，还有路子，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枫林啊，姨现在是彻底指望你了。”陈贝叶拉着刘枫林的手，把公司的财务状况都跟她说了，“姨手里有五十多万现金，还有几套房产，只要能把这事摆平，多少钱姨都愿意出。” 刘枫林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掩饰过去：“干妈，钱是小事，关键是要把事情办对路。咱们不能瞎花钱，得找对人。这样，下午我再带着小李和小王去检察院门口守着，一定要把沈文给堵住，问清楚到底要怎么才能把这事了了。” 陈贝叶连连点头：“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当天下午，刘枫林带着小李和小王，早早地就守在了省检察院门口。三个女人坐在路边的花坛上，眼睛瞪得溜圆，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太阳晒得人头晕，小王掏出口袋里的纸巾擦汗：“枫林姐，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别急，”刘枫林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她，“这种当官的，下班都很准时。咱们再等等。”她心里早就有了算盘，沈文根本不是什么检察官，是她花钱雇来的劳改释放犯，昨天故意让他在检察院门口“偶遇”，就是为了让陈贝叶深信不疑。现在陈贝叶已经上套了，接下来就是一步步把她的钱骗到手。 果然，下午五点半，沈文准时从检察院里走了出来，其实他是提前半小时从旁边的小巷子绕进去，再假装下班出来的。 “人来了！”小王第一个喊了出来。 刘枫林立刻迎上去，这次换了个称呼：“沈哥，总算等着您了。”她一边说，一边亲昵地挽住沈文的胳膊，“我们找您找得好苦，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沈文故意皱着眉头：“上班时间，不方便。” “就一会儿，”刘枫林拉着他不放，“我们知道您辛苦，这顿饭我们请，就当是感谢您对我干妈的事上心。” 沈文“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几个人一起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酒店餐厅。坐下之后，刘枫林拿起菜单，一口气点了清蒸鲈鱼、红烧排骨、佛跳墙好几道硬菜，还点了一瓶五粮液。小李和小王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陈贝叶只给了她们五百块钱活动经费，这一顿饭下来，肯定不够。 小李偷偷在桌子底下捅了捅刘枫林的胳膊，刘枫林却没理她，笑着对沈文说：“沈哥，我干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要是真被抓进去，说不定就出不来了。您看在她也是个老实人的份上，能不能通融一下？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沈文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不是我不通融，这案子是张处长主抓的，他说了才算。上面催得紧，要加快办案速度，我也没办法。” “张处长？”刘枫林眼睛一亮，“您认识张处长？能不能帮我们引荐一下？只要能见到张处长，什么事都好说。” 沈文沉吟了一会儿，像是在考虑：“张处长晚上在水晶宫KtV有个应酬，你们要是真想见他，我可以帮你们通融一下。但你们记住，在张处长面前，少说话，多听着。” 刘枫林立刻拍板：“没问题！沈哥，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她一边说，一边给沈文夹菜，把他哄得眉开眼笑。 这顿饭花了三千六百多块，刘枫林掏出自己的钱结了账。走出酒店的时候，小李拉着她：“枫林姐，这钱……” “没事，”刘枫林大气地摆摆手，“这钱我先垫着，以后再跟干妈说。你们俩先打车回去，我去见张处长。”她从包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出租车司机，“师傅，把我这两个妹妹安全送回家。” 小李和小王感动得不行：“枫林姐，您自己小心点。” 刘枫林挥挥手，转身跟着沈文往水晶宫走去。路上，沈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递给她：“这是张处长的电话，待会儿进去了，机灵点。” 刘枫林接过手机，心里冷笑，所谓的“张处长”，根本就是她的同伙李小玲假扮的，男扮女装，再加上化妆技术，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她要做的，就是演一场戏，让陈贝叶彻底相信，只有花钱才能摆平这事。 水晶宫KtV里灯红酒绿，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人头晕目眩。沈文把刘枫林带到一个包厢门口，敲了敲门，里面立刻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进来。” 推开门，里面烟雾缭绕，一个穿着西装、留着寸头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喝酒，身边还围着两个“下属”，都是刘枫林的同伙。这个“男人”就是李小玲假扮的张处长，她故意压低了声音，装出一副官威十足的样子。 “张处长，这就是陈贝叶的干闺女，刘枫林。”沈文介绍道。 刘枫林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张处长，您好。我干妈年纪大了，不懂事，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您多担待。只要能把她的事摆平，我们愿意配合一切工作。” 张处长（李小玲）抬了抬眼皮，慢悠悠地说：“陈贝叶的案子，性质很严重啊。行贿、偷税，还越级上访，这每一条都够她喝一壶的。” 刘枫林赶紧上前，给张处长倒了杯酒：“张处长，我干妈真不是故意的。她就是性子直，看不惯那些污染环境的事，才写信举报的。您看在她也是一片好心的份上，高抬贵手。”她一边说，一边暗示性地拍了拍自己的包，“我们知道您辛苦，只要能把事摆平，好处肯定少不了您的。” 张处长喝了口酒，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好处？我什么好处没见过？不过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这事不好办，插手的人太多，我得冒很大的风险。” 刘枫林立刻表忠心：“张处长，只要您能帮我干妈渡过难关，您让我们做什么都行。钱、物，您尽管开口。” 张处长沉吟了一会儿：“这样吧，你先回去跟陈贝叶说，这事需要活动经费。具体要多少，我还得跟上面商量一下，明天给你答复。” 从水晶宫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刘枫林故意让自己显得疲惫不堪，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第二天早上十点多才来到陈贝叶的公司。 一进门，她就打了个哈欠，声音沙哑：“干妈，昨天晚上可真是折腾坏了。那个张处长，太能喝了，我陪他喝了一斤多白酒，才总算把他哄高兴了。” 陈贝叶赶紧给她倒了杯热水：“枫林啊，辛苦你了。怎么样？张处长怎么说？” 刘枫林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张处长说，您的案子性质很严重，是上面定的，他要是插手，就得担很大的风险。那个老东西，还趁机占我便宜，要不是为了您，我真想给他一耳光。” 这话一出，陈贝叶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她一把抱住刘枫林：“我的好闺女啊，委屈你了！姨都知道，你是为了姨才受这份罪的。你放心，姨绝对不会亏待你，等这事过去了，姨给你买套房子，再给你存一笔嫁妆钱。” 刘枫林也红了眼眶，不过是装的：“干妈，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觉得您是个好人，不该遭这份罪。张处长虽然没明说要多少钱，但我看他那意思，少不了。” 陈贝叶立刻拉开抽屉，拿出一沓现金：“这是五千块钱，昨天的招待费你先拿着。不够你再跟我说。” 刘枫林接过钱，从里面数出一千四百块递回去：“干妈，昨天只花了三千六百块，这剩下的您收回去。我不能要您的钱，帮您办事是应该的。” “你拿着！”陈贝叶把钱推回去，“这是你的辛苦费。你要是不收，就是不把我当干妈。” 刘枫林“勉为其难”地收下了，又说：“干妈，张处长喜欢玩手机，我想给他买个最新款的手机，先探探他的口风。您看……” “买！必须买！”陈贝叶立刻又拿出一万块钱，“不够再跟我说。” 刘枫林接过钱，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还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干妈，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办得妥妥当当的。” 走出陈贝叶的办公室，刘枫林立刻打车来到一个小茶馆，把小李和小王叫了过来。她把那一万块钱往桌子上一放：“这是陈老太给的，让我给张处长买手机。咱们姐仨，一人两千，剩下的四千我留着打点关系。” 小李和小王吓了一跳：“枫林姐，这不好吧？陈经理要是知道了……” “怕什么？”刘枫林冷笑一声，“这钱是她自愿给的。再说了，咱们帮她办事，拿点辛苦费怎么了？那个张处长，根本不缺手机，给他送手机，还不如咱们自己分了实在。” 小李和小王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贪婪。她们一个月工资还不到一千块，这两千块钱相当于她们两个月的工资了。犹豫了一下，两个人还是把钱收了起来：“谢谢枫林姐。” 刘枫林满意地点点头：“以后跟着我，有你们的好处。不过记住，今天的事，不许跟任何人说，包括陈老太。” 接下来的几天，刘枫林每天都来跟陈贝叶“汇报进展”，一会儿说张处长嫌手机太便宜，一会儿说需要请上面的人吃饭，前前后后又从陈贝叶手里要走了五万多块钱。陈贝叶虽然心疼钱，但为了保命，也只能咬牙给了。 9月23号下午，陈贝叶正在家里做饭，突然听见敲门声。她以为是刘枫林来了，高高兴兴地开了门，门外站着的却是沈文和另外两个“检察官”。 “陈贝叶，我们接到命令，对你家进行搜查。”沈文拿出搜查令，语气冰冷。 陈贝叶吓得腿都软了：“沈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枫林不是说正在跟张处长沟通吗？” “沟通？”沈文冷笑一声，“你以为这点小钱就能摆平这事？太天真了。” 几个人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衣柜、抽屉、床底，甚至连厨房的米缸都没放过。他们搜走了公司的印章、财务专用章、支票汇票，还有陈贝叶藏在衣柜夹层里的四万三千块现金。 “这是赃款，我们依法扣押。”沈文拿出扣押清单，让陈贝叶签字，“你现在涉嫌严重经济犯罪，随时等候我们的传唤。” 人走后，陈贝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张亮赶紧给刘枫林打电话，电话却始终打不通。 “怎么办？怎么办啊？”陈贝叶抓住丈夫的手，“公司的手续都被他们拿走了，这公司就完了啊！那四万三千块钱，是我准备给女儿当嫁妆的啊！” 就在老两口走投无路的时候，刘枫林终于打来了电话，声音里带着焦急：“干妈，不好了！张处长说，上面催得紧，要把您抓起来。我跟他好说歹说，他才答应帮忙，说可以给您办取保候审，但需要交保证金。” “保证金？要多少？”陈贝叶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张处长说，最少要八十万。”刘枫林的声音带着哭腔，“我跟他吵了半天，他才答应先交五十万，剩下的三十万可以缓一缓。干妈，您要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就真的要被抓进去了。” 八十万？陈贝叶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她这辈子省吃俭用，才攒下五十多万。但一想到要被抓进监狱，她就浑身发抖。“枫林，姨手里只有五十多万，我这就去凑，一定把这五十万凑齐。” 挂了电话，陈贝叶立刻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把家里的存折都取了出来，凑了三十五万现金和一张十五万的存折，一共五十万。 “枫林，钱凑齐了，怎么交给他们？”陈贝叶给刘枫林打电话。 “张处长说，这事不方便在检察院办，让他们派工作人员上门来取。”刘枫林说，“干妈，您别担心，我会陪着您的。” 二十分钟后，沈文带着人来了。他清点了现金和存折，给陈贝叶开了一张“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收据，上面盖着伪造的检察院公章。“陈贝叶，你现在取保候审，在案子结之前，不许离开兰州，随叫随到。剩下的三十万，尽快凑齐，不然我们随时会对你进行逮捕。” 人走后，陈贝叶和张亮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五十万，是他们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没了。 当天晚上，陈贝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突然想起，那些“检察官”搜查的时候，动作粗鲁，根本不像正规的办案人员；沈文收了钱之后，连个正规的发票都没给，只给了一张手写的收据。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陈贝叶就给一个在法院工作的远房亲戚打电话，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亲戚听完，立刻说：“老姐，你十有八九是被骗了！检察院办案有严格的程序，不可能上门收钱，更不可能用手写的收据。你赶紧去省检察院核实一下，看看有没有沈文和张处长这两个人。” 挂了电话，陈贝叶浑身冰凉。她赶紧给刘枫林打电话，电话却始终打不通，刘枫林早就带着钱跑路了。 “骗子！都是骗子！”陈贝叶气得浑身发抖，“我怎么这么傻，把骗子当成救命恩人！” 在丈夫和公司员工的陪同下，陈贝叶来到甘肃省检察院报案。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听，立刻重视起来，从2003年8月份开始，他们已经接到多起类似的报案了，一伙人冒充反贪局检察官，以办案为名敲诈勒索，涉案金额已经超过百万，但一直没抓到人。 陈贝叶的案子提供了重要线索：她手里有刘枫林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结婚证复印件，还能准确描述出沈文等人的长相。检察院立刻联合省公安厅成立了“9·23特大诈骗案”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办案人员根据刘枫林的身份证信息，调取了她的户籍资料，发现身份证上的照片和陈贝叶描述的完全不一样，照片上是个二十多岁的长发姑娘，而陈贝叶认识的刘枫林是短发，眼神锐利。很明显，刘枫林用的是假身份证。 不过，办案人员通过结婚证上的信息，找到了刘枫林的丈夫魏大力。魏大力是东北人，在兰州做建材生意，他告诉办案人员，刘枫林平时很少跟他说自己的事，只知道她“在外面做买卖”，最近几天突然联系不上了。 通过魏大力提供的线索，再结合监控录像，办案人员发现刘枫林一伙人开着一辆白色捷达车，往永登县方向去了，目的地很可能是永登水泥厂。 刘枫林的一个同伙在那里有亲戚。 专案组立刻派出警力，赶往永登水泥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对水泥厂进行了全面搜查，却没发现刘枫林等人的踪迹。就在大家以为线索中断的时候，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那辆白色捷达车并没有离开永登县。 “他们肯定还在永登，咱们在各个路口设卡，守株待兔。”专案组组长胡毅下令。 果然，当天晚上八点多，那辆白色捷达车出现在永登水泥厂门口。埋伏的民警立刻行动，将车团团围住。 “不许动！警察！” 车门打开，刘枫林和三个男人走了下来，正是沈文、李一桐和潘朝忠。李一桐是刘枫林的前夫，也是团伙成员之一，负责开车和望风。 面对民警的讯问，刘枫林一开始还想狡辩，说自己是“帮陈贝叶办事”，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她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刘枫林早就盯上陈贝叶了。在买卖房屋的过程中，她通过会计小李和出纳小王，摸清了陈贝叶的家底，有钱、胆小、怕事，还喜欢管闲事，容易成为敲诈的目标。于是，她精心策划了这场骗局，伪造了检察院的工作证、传唤通知书和公章，雇了沈文等人扮演检察官，一步步把陈贝叶套牢。 而这，并不是刘枫林第一次作案。她的人生，早就充满了谎言和罪恶。 1969年，刘枫林出生在兰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煤炭公司的职员，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她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不爱读书，整天在外面疯跑，跟一群小混混称兄道弟。 1989年，19岁的刘枫林辍学在家，认识了比她大两岁的李一桐。李一桐是煤炭公司的工人，长得还算精神，嘴也甜，很快就把刘枫林哄得晕头转向。两个人认识没几天，就发生了关系。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天大的丑闻。刘枫林的父母气得不行，把她赶出了家门。走投无路的刘枫林，只能跟李一桐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就怀了孕，1990年12月，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了给孩子上户口，两个人才补办了结婚证。 本以为有了孩子，日子会慢慢好起来，但现实却给了刘枫林一记响亮的耳光。李一桐好逸恶劳，上班吊儿郎当，还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1992年，煤炭公司效益不好，开始裁员，刘枫林和李一桐双双下了岗。 没了收入来源，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了起来。李一桐不仅不着急找工作，反而把怨气撒在刘枫林身上：“你整天在家吃闲饭，就不知道出去挣钱？我告诉你，现在的女人，两条腿一叉就能挣钱，你怎么不去？” 刘枫林气得浑身发抖：“你还是个男人吗？让自己的老婆去卖！” “我不管，”李一桐耍起了无赖，“你要是不去挣钱，咱们娘仨就等着饿死！” 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儿子，刘枫林只能咬牙答应了。她抹上浓妆，穿上暴露的衣服，在兰州火车站附近招揽生意，成了一名失足妇女。 李一桐把刘枫林当成了摇钱树，她每天挣的钱，都被李一桐搜走，拿去喝酒赌博。有一次，刘枫林染上了性病，想要钱治病，李一桐却骂道：“干你们这行的，哪有不得病的？死不了就继续去挣钱！” 刘枫林彻底寒了心，但为了儿子，她只能忍。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她才把病治好。这次经历，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手里有了钱，才能不受人欺负。 从那以后，刘枫林开始偷偷攒钱。1995年，她攒够了一笔钱，在兰州市城关区开了一家小饭店。一开始生意还不错，但李一桐整天带着一群狐朋狗友来蹭吃蹭喝，喝醉了就找顾客的麻烦，没半年，饭店就倒闭了。 饭店倒闭后，刘枫林只能又回到了老本行。1996年夏天，她在火车站附近认识了陶涛。陶涛是一家大公司的人事处处长，有家有室，却经常出来寻花问柳。 两个人发生关系后，陶涛递给刘枫林一百块钱。刘枫林看着他鼓鼓囊囊的钱包，突然动了歪心思。她一把抓住陶涛的胳膊：“你把钱包里的钱都给我，不然我就喊人，说你强奸我！” 陶涛吓坏了，他是个要脸面的人，要是这事传出去，他的前途就毁了。他赶紧把钱包里的一万块钱都给了刘枫林：“你别喊，钱都给你。” 拿到钱的刘枫林，尝到了敲诈勒索的甜头。她觉得，这比卖淫来钱快多了。从那以后，她就把陶涛当成了长期的“提款机”。 她先是谎称自己的同行被抓，把陶涛供了出来，要陶涛拿九千块钱“赎人”；后来又说找了个民工替陶涛坐牢，要陶涛给一万二的“补偿费”；再后来，又说民工在监狱里被打死了，要陶涛拿二十六万“摆平后事”。 陶涛被她吓得魂不守舍，只能一次次掏钱。从1996年到2004年，刘枫林前前后后从陶涛手里敲诈了一百八十多万。 有了钱，刘枫林的腰杆硬了起来。她不再对李一桐唯唯诺诺，两个人经常吵架。1998年，刘枫林发现李一桐在外边包养了情人，她果断提出了离婚。法院把儿子判给了她，她却因为不想带着儿子再婚，把儿子交给了李一桐抚养，给了他十万块钱“抚养费”。 离婚后的刘枫林，更加肆无忌惮。她用敲诈来的钱包装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女老板”。2002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认识了东北商人魏大力。 魏大力有钱、有文化，还很体贴，刘枫林很快就爱上了他。为了嫁给魏大力，她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假装成一个温柔贤惠、事业有成的女人。魏大力被她蒙在鼓里，很快就和她领了结婚证，还把自己在兰州的生意交给她打理。 但刘枫林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魏大力的生意被她搞得一塌糊涂。为了维持自己“女老板”的形象，她只能继续敲诈勒索。她通过朋友认识了沈文、李小玲等人，这些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有的还是劳改释放犯，只要给钱，什么都愿意干。 他们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刘枫林是主谋，负责寻找目标、制定计划；沈文和李小玲扮演检察官，负责“办案”；李一桐和潘朝忠负责开车、望风。从2003年开始，他们先后敲诈了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多人，涉案金额超过三百万。 陈贝叶只是他们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如果不是陈贝叶及时醒悟报案，他们还会继续作恶下去。 刘枫林落网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出了浑身解数。她先是装病，说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又假装怀孕，试图博取同情；甚至还想色诱办案民警，都被民警严词拒绝了。 眼看这些手段都不管用，刘枫林才彻底放弃了抵抗，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她还交代，敲诈来的钱，一部分被她挥霍了，一部分用来给儿子在北京的贵族学校交学费，还有一部分存在了银行里。 办案人员根据她的交代，很快就追回了大部分赃款，包括骗陈贝叶的五十万。当陈贝叶拿到失而复得的钱时，激动得老泪纵横：“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追回了钱，也帮我出了这口气！” 魏大力得知刘枫林的真面目后，如遭雷击。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妻子，竟然是一个敲诈勒索犯。但他念及夫妻一场，还是请了最好的律师，为刘枫林辩护，希望能减轻她的刑罚。 2006年4月10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枫林团伙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刘枫林穿着囚服，头发凌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她低着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招摇撞骗罪等多项罪名，判处刘枫林有期徒刑十三年；沈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李一桐、李小玲等人分别被判处六到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第165章 滇黔恶谷缉凶录：四大名捕围猎亡命恶魔，全程高能凶险！ 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与云南两省交界的乌蒙山脉，藏着一片被群山死死锁住的土地。这里的山路从不是“崎岖”二字所能轻易概括的，盘山小道像被随手丢弃的绳索，缠绕在刀劈斧削的绝壁之间，车轮碾过的碎石簌簌往下掉，稍不留意就可能坠入万丈深渊；更偏远的地方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只有踩出来的羊肠小径，在密不透风的丛林里蜿蜒，潮气裹着腐叶的腥气，能把人的骨头都浸软。 山野之中，不通公路的村庄星罗棋布，散落在云雾缭绕的山坳里。有那么些村寨，偏僻到连跑遍了周边山水的邮递员都找不到，只能让村民每月固定几天，翻山越岭走到几十公里外的乡镇，才能取到积攒的信件。在全国各省的印象里，贵州向来与偏远、贫困挂钩，而这片滇黔交界的区域，更是贵州贫困版图上最沉重的一块。 可谁也说不出，这里是缺物产的地方。海拔两千九百多米的韭菜坪横亘于此，这是贵州的最高点，山顶万亩韭菜花盛开时，粉紫色的花海在风中翻滚，美得惊心动魄；山间大片的湿地水草丰美，每年秋冬，成群的黑颈鹤会如约而至，在这里越冬，清脆的鹤鸣能穿透层层云雾。更别说山里的宝贝，天麻、杜仲等药材长势喜人，野鹿、竹鼠等野物随处可见，这些在山外都能卖出极高的价钱；地下还藏着绝佳的矿产，煤炭、铅锌等资源储量丰厚。 可偏偏，那些高耸入云的绝壁、深不见底的峡谷，成了当地人致富的拦路虎。货物运不出去，外界的东西进不来，山水的阻隔不仅挡住了财富，更挡住了法治的阳光。更要命的是，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了毒品交易的天然通道，北接四川，南连云南，西通缅甸，一条隐秘的贩毒路线就藏在群山褶皱里。再加上此地自古民风剽悍，明清两代就私斗成风，官府的政令到了这里，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村民们早就养成了“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十几个少数民族在这里聚居，服饰、语言各不相同，陌生人的出现并不会引起太多警惕。消息闭塞、人心涣散，让这里成了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可偏偏，这里的生存又格外容易，山里有吃的，林间能藏身，只要弄到一笔钱，找个山坳搭间茅棚，就能舒舒服服过好几年。如此一来，各路恶势力纷纷扎堆，把这片土地当成了逍遥法外的乐园。 这个地方，就是滇黔交界的小城——威宁。 翻查公安系统的旧档案，能清晰地看到对威宁的评价：“贵州省威宁县，系全省乃至全国治安最为恶劣的区域之一。”威宁坐落在乌蒙高原的中心，是贵州最西部的县城，与云南、四川两省接壤，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二十万人口聚居在这里。复杂的地形、普遍的贫困、偏低的文化素质，像三座大山压在这片土地上，让威宁的治安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1999年之前，这里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命案，有的是黑帮火并，有的是抢劫杀人，有的甚至只是因为一句口角就拔刀相向。而这种混乱，并非建国后才出现，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土匪盘踞的乐园。“威宁”这个名字，还是明末清初的吴三桂所起。当时滇黔边境匪乱四起，官府多次围剿都收效甚微，直到吴三桂带着军队进驻，用铁血手段才勉强平定了这片土地。他把这片区域一分为二，设了两个州，一个是云南的宣威，另一个就是贵州的威宁。可匪乱的传统，却像山里的野草一样，一代代延续了下来。 多年以来，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让威宁成了逃犯的“避风港”。无数案犯或主动或被动地逃到这里，其中不乏背负多条人命的重犯。各地警方也曾联合打击，但群山的阻隔让抓捕行动举步维艰，民警进山要靠步行，翻一座山就要大半天，等赶到嫌疑人可能藏身的村寨时，早就有人通风报信，逃犯早已消失在密林深处。 日积月累之下，到了21世纪初，躲藏在威宁的逃犯数量多到惊人，有人开玩笑说，把这些逃犯召集起来，都能开一场“全国罪犯代表大会”。公安系统的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有20%的逃犯会选择逃往乌蒙高原，而在贵州本地作案的罪犯，有七成会隐藏在乌蒙高原的密林里。 1998年，林科俊调任威宁县公安局长。他走马上任第一天，接手的不是欢迎仪式，而是一叠厚厚的案卷，几百起积压的命案，在册的逃犯近700人，其中大半都是重特大逃犯。可与之对应的，是威宁警力的严重不足：全县总共只有360名警察，数量还不到逃犯的一半。更让人头疼的是，办案经费几乎为零，连民警进山的伙食费、交通费都难以保障。这两个难题像两座大山，压得公安局喘不过气，很多大案就这么一年年拖下去，成了悬在百姓心头的噩梦。 随着逃犯越来越多，原本各自躲藏的逃犯开始争夺生存空间。一些不甘寂寞的逃犯，干起了“黑吃黑”的勾当，在恶人堆里称王称霸，巧取豪夺；那些没什么本事的逃犯，只能任由更凶狠的同类讹诈、奴役。经过一番惨烈的生存竞争，当地渐渐形成了号称“十大恶人”的超级逃犯群体。这十个人，不仅让警方头疼，连其他逃犯都对他们畏惧三分。 可不管是“大恶人”还是“小恶人”，他们共同的欺压对象，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匪徒的淫威之下，当地百姓受尽了摧残，家里的粮食被抢，家禽被宰，年轻妇女被骚扰，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甚至丧命。长期的压迫让百姓们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而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警方也充满了不满。无奈之下，至少上百户人家举家搬迁，离开这片让他们绝望的土地，走之前，不少人对着公安局的大门破口大骂，发泄着积压已久的怨气。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来，却活在无尽的恐惧中，甚至有数千村民因为一起叫“周二全案”的恶性案件，集体到上级部门上访。有人借用武侠小说里的地名，给威宁起了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外号——“恶人谷”。 新官上任三把火。林科俊看着百姓们绝望的眼神，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他认为，要扭转威宁的治安局面，必须先拿下那些罪大恶极的逃犯。于是，他决定成立一支专业的追捕队伍，专门负责缉拿逃犯。 林科俊在全县公安系统里精挑细选，最终选出了16名身体素质过硬、办案经验丰富的警察，组成了4个追捕小组。他给这4个小组设定了三个月的考察期，要在这三个月里检验他们的能力。 军令如山，4个小组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追捕工作中。山间的清晨还带着刺骨的寒意，他们就已经背着行囊出发；深夜的丛林里，他们借着月光辨认方向，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很快，捷报频频传来，久抓未获的杀人犯杨永泰，在考察期内被成功抓获；多名抢劫、强奸案犯也相继落网。其中，王俊卿和陈文光带领的小组抓获的逃犯数量最多，破案效率也最高。 林科俊看在眼里，当即决定让这两个最强的小组强强联合。1999年4月，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正式成立。这个中队总共只有4名成员，却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缉逃队伍。 现年44岁的王俊卿，是这个中队的第一名成员，也是中队的队长，同时他还兼任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俊卿是军人出身，在部队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尤其是枪法，堪称百步穿杨，据说他能在百米之外，准确击毙狂奔的逃犯。更难得的是，他不仅勇猛，还极具谋略。《孙子兵法》《军事谋略与追捕战斗》这类书籍，常年放在他的枕头底下，没事就翻读，把兵法策略灵活运用到追捕工作中。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在他参与的无数次追捕行动中，中队里没有一个人牺牲。 第二名队员是陈文光，他皮肤白皙，身材敦厚，看起来不像个冲锋陷阵的刑警，却是个实打实的神射手。在三个月的考察期内，他率领两名刑警，辗转多个村寨，总共抓获了13名重大嫌犯，战绩斐然。 第三名队员叫张美德，是队里出了名的大力士。关于他的力气，当地流传着不少传说：能双手各夹着一个体重100多斤的逃犯，在山路上奔跑10多里；能背负50公斤的重物，轻松翻越2500米的高山。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大力士还多才多艺，会用十多种方言唱山歌。有一次追捕逃犯，他化妆成当地的放牛郎，在寨子里高唱山歌，成功迷惑了逃犯，最终将其抓获。 最后一名队员是赵强，被大家称作“飞车王”。威宁的山路陡峭险峻，很多地方连车辙印都没有，可赵强却能把汽车开得如履平地。不管是狭窄的盘山道，还是泥泞的丛林小路，他都能精准操控，为追捕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温瑞安笔下的“追命”，是四大名捕之一，绝技是千里追踪。而威宁的这支出追捕中队，也把“追”字发挥到了极致。一旦锁定目标，他们就会像影子一样紧紧跟住，不管逃犯跑到天涯海角，都绝不会放弃。 有一次，他们盯上了越狱5年、一路犯下强奸、抢劫重罪的顾文才。顾文才熟悉山林地形，跑得极快，为了摆脱追捕，他专挑最难走的山路逃窜。追捕中队一路紧追不舍，双方在交火中跑出了十多公里，最终把顾文才逼到了一座小山上，成功将其抓获。 在追捕中队的行动中，很少有长时间的打斗。他们讲究的是“一击制胜”，往往是找准时机，扑上去就将逃犯制服。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在逃犯可能出现的地点设下埋伏。2001年初夏，为了抓捕一名逃犯，中队的4个人在一间废弃的农舍里蹲守了整整7天。农舍里弥漫着浓重的潮气，墙壁上长满了青苔，蚊子、跳蚤到处都是，把他们的皮肤咬得红肿不堪，像荔枝皮一样。白天，他们不敢出声，只能靠自带的干粮充饥；晚上，山里的寒风从破旧的窗户灌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最终成功抓住了前来接头的罪犯。 每次行动前，4个人都会反复权衡利弊，制定周密的方案。他们会详细分析逃犯的文化结构、心理素质、家庭成员结构，以及在当地的人缘关系。如果逃犯在当地的人缘不好，他们就会大规模调动群众，发动大家提供线索；如果逃犯人缘复杂，他们就会采用秘密手段，悄悄打探消息。 对付杀人犯管小兵时，他们就用了“欲擒故纵”的计谋。当时管小兵躲在一个偏远的村寨里，警惕性极高。王俊卿等人故意在村寨外布下少量警力，然后假装接到命令，撤退离开。管小兵以为危险解除，偷偷溜出藏身地，结果正好落入了早已埋伏好的圈套，被当场抓获。 抓捕杀人犯冷明时，王俊卿则亲自化妆侦查。冷明在一个乡镇集市上开了个肉摊，平时为人凶狠，没人敢惹。王俊卿打扮成一个买肉的农民，穿着破旧的解放鞋，挽着裤腿，走到冷明的肉摊前，装作挑选猪肉的样子，和冷明闲聊。趁冷明不备，王俊卿猛地扑上去，一把抓住冷明的手腕，死死扣住，随后赶来的战友们迅速上前，将冷明制服。 根据威宁县公安局提供的数字，在成立后的7年里，这“四大名捕”总共抓获逃犯360多名。期间，中队经历了三代人员更替，赵强、陈文光先后调到其他岗位，宋杰和金云赛接替了他们，但中队始终保持着4个人的编制。而在所有的抓捕行动中，他们一致认为，抓捕悍匪周二全的过程，是最为艰难、最为凶险的一次。 周二全，是流窜在威宁的一个着名匪徒。这个人残忍狠毒，无恶不作，和其他土匪不同的是，民国时期以来，很多土匪都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准则，不骚扰本地乡亲，可周二全却恰恰相反，他所祸害的，大多是威宁本地的老百姓。有人说，他比后来震惊全国、连杀11人的张永明还要凶狠残忍。 由于当年公安局为了营造社会和谐的治安环境，对重大案件一律保密，不让外界知晓，所以直到今天，周二全的详细资料仍然属于机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有199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1990年，因杀人案正在服刑的周二全成功越狱，之后逃回了老家威宁，从此开始在当地连续作案。至于他1990年之前是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杀人，就连后来办理此案的民警都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是威宁自治县东风镇彩托村人。 周二全心里清楚，自己杀人越狱，一旦被抓获就是死罪。所以越狱之后，他彻底放弃了底线，抱着“活一天就赚一天”的心态，肆无忌惮地作案，疯狂凶残到了极点。他平时隐身于森林深处，不断从一个山寨流窜到另一个山寨，所到之处，非抢即杀，要么放火焚烧村民的房屋，要么强奸村里的妇女。他的身上随时都带着炸药包，扬言谁要是敢惹他，就同归于尽，是个标准的亡命之徒。 从1990年开始，短短两年时间里，周二全就接连夺走了12条人命，伤害了24个人，还抢走了几十个孩子卖给人贩子，强暴了近百名妇女。周二全身材偏瘦，但力气极大，身上常年带着火枪、长刀、杀猪刀等武器。更重要的是，他是威宁本地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常年在森林中流窜，普通的地方公安根本难以对付他。 由于他穷凶极恶的名声在外，不仅老百姓对他噤若寒蝉，就连当地一些盘踞在山寨、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碰上腰挎长刀、手持双枪的周二全，也没人敢与之抗衡。他经常大摇大摆地走进各个山寨，横行勒索，要吃要喝要保护费，还要找女人，没人敢反抗。 在周二全的所有恶行中，最让群众无法忍受的就是强奸妇女。他每到一个山寨，几乎都会强行奸淫妇女，更令人发指的是，有时候他还会让被害人的家属在门外站岗，不准任何人靠近。整个威宁地区的人，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而当时还未正式成立的“四大名捕”，也曾多次尝试抓捕周二全，却都因为线索不足、地形复杂等原因，无从下手。 最过分的一次，周二全竟然制造了一个“无人山寨”。1998年的一个晚上，夜色像墨汁一样浓稠，周二全闯进了一个叫做罗窝寨的小山寨。他盯上了杨家主人杨兴华的妻子，想要强行将其带走。杨家人自然拼死反抗，可他们手无寸铁，根本不是手持杀猪刀的周二全的对手。愤怒的周二全举起杀猪刀，一刀捅死了杨兴华夫妇，紧接着又将他们的两个儿子残忍杀害。 作案后，周二全正要离开，正巧被寨子里一位姓罗的老人看见。为了灭口，周二全毫不犹豫地追上去，一刀将老人捅死，把尸体直接扔在了杨家门口。在杨家右侧50米远的地方，住着一户崔姓人家，周二全担心自己的恶行被泄露，又闯进崔家，将崔家全家灭口。寨子里剩下的4户人家，亲眼目睹了周二全的凶残，吓得魂飞魄散，连夜收拾行李，举家外逃。从此，罗窝寨就成了一座空寨，只有风吹过残破房屋的呜咽声，诉说着曾经的惨案。 这样的悲剧，在威宁的多个山寨都上演过。东风镇的刘章两家，对周二全恨得咬牙切齿——周二全曾经多次闯进他们家，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儿媳妇。更惨的是村民杨二宝，一天夜里，周二全踹开他家的房门，把杨二宝从被窝里拎出来，捆在柱子上，然后强奸了他的妻子。到了天亮，周二全又对杨二宝16岁的女儿下了毒手。看着亲人遭受凌辱，自己却无力反抗，杨二宝被活活气死。 当地人都说，这个恶魔的存在，让负责税收、计生的官员都不敢正常开展工作。只要听说周二全在附近出现，官员们就会立刻撤离，生怕惹祸上身。周二全的恶行，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安定。自1992年起，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每年都把周二全列为重点抓捕对象，威宁、毕节以及附近的六盘水、昭通等地，先后出动了数千警力对其进行抓捕。可每次大规模的围捕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当地人的描述中，周二全身高一米八五，力气大得惊人，能举起500斤重的石头，跑起来像豹子一样迅猛，在山间穿梭自如。他的身上、脸上还长满了浓密的毛发，所以人们都叫他“毛公牛”。更可怕的是，周二全的报复心极强，只要他怀疑有人给公安局提供线索，就一律不留活口。1992年5月，彩托村的村民邓运光，只是在路边和下乡的警察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就被周二全知道了。当天晚上，周二全闯进邓运光家，将邓运光和他8岁的儿子一起砍死，手段极其残忍。 就连那些杀人越货的逃犯，都对周二全唯恐避之不及。他经常身背火枪、长砍刀、杀猪刀，在各个村寨出入，要吃要喝要保护费。有一次，一个作恶多端的恶人因为不愿意交保护费，被周二全当场砍死在寨口。从那以后，其他恶人们对这个生冷不忌的家伙彻底产生了恐惧，只要看到他出现，原本在寨子里称王称霸的恶人们就会纷纷躲避，宁可让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横行霸道，也不敢有任何干预。这让周二全更加肆无忌惮，恶行愈演愈烈。 1992年之后，云南、贵州、四川三地的警方再次联合调兵围捕周二全，可就在大规模行动展开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周二全消失了。原来，每年7月开始，大雾就会笼罩整个乌蒙群山，能见度不足30米，在这样的环境里，别说找人，就算是面对面都未必能看清对方的脸。这为周二全的逃亡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他就像融入了大雾中，彻底没了踪迹。 直到1999年10月，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成立半年后，正式接手了周二全的案件。可接手之初，他们就陷入了困境，别说抓捕，他们甚至连周二全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没有资料，没有线索，只有一个个被恐惧笼罩的受害者和村民。 为了寻找线索，王俊卿和战友们开始在云南、贵州的数十个县市之间穿梭。他们白天走村串户，晚上整理线索，吃在山里，住在山里。由于当地地形复杂，很多村寨根本不通公路，他们只能靠双脚走路，有时候去一个乡镇，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大部分路段都是悬崖峭壁，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为了不耽误调查进程，他们经常在晚上赶路，累了就找个岩洞，生一把火，在里面凑合一宿。山里的夜晚格外寒冷，火堆只能带来一点点温暖，他们就互相靠着取暖，第二天醒来，脸上、身上都沾满了灰尘和草屑。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周二全的有效线索。 更让他们无奈的是，所有走访到的受害人，没有一个敢开口提供资料。有的村民就算被周二全害得家破人亡，面对民警的询问，也只是连连摇头，说自己不认识周二全。王俊卿心里清楚，周二全的名号在威宁已经臭名昭着，不可能有人不认识他。村民们之所以不敢开口，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报复，之前有提供线索的人被灭门，这样的惨剧让所有人都心生畏惧。 调查陷入了僵局，而时间却在一天天逼近春节。之前，追捕中队曾立下誓言，要在春节前拿下周二全，让他无法过年。可现在，别说拿下周二全，就连他的踪迹都找不到。王俊卿和战友们心里急得像火烧，却又无计可施。 经过一番彻夜商讨，王俊卿等四人决定调整调查方向，从调查被害人的亲属，转向调查周二全的家属。他们认为，周二全的家属或许会知道一些关于他的线索。于是，他们开始对周二全的三代亲属展开详细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调查中，他们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周二全曾经因为一点小事，差点把他的一个远亲杀掉。 这条线索让王俊卿等人看到了希望，这个远亲既然和周二全有过节，或许会愿意提供线索。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远亲和其他村民一样难搞。他们前后和这个人接触了不下10次，每次都被对方拒之门外，要么就是闭口不谈。但王俊卿和战友们没有放弃，他们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诚意，一定能打动对方。 199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山里下起了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树叶上，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山路变得泥泞不堪，行走格外困难。王俊卿等人只能在树林里偷偷前进，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到达了周二全这个远亲家的附近。 这次，他们没敢直接去敲对方的门，生怕引起对方的警惕。于是，他们轻轻敲了几下窗户。起初，屋里没有任何回应，可他们没有放弃，坚持敲了一会儿。过了许久，周二全的远亲才透过窗户，不耐烦地对他们说：“不是告诉你们，不准再来我家了吗？赶紧走！” 王俊卿见对方肯回话，连忙压低声音，借口说：“老乡，我们是路过的，遇上大雨，想进来避避雨，讨一口热饭吃，麻烦你了。”对方沉默了片刻，或许是觉得外面的雨实在太大，或许是被他们的坚持打动，最终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王俊卿等四人赶紧侧过身子，从门缝里挤了进去。关上屋门后，周二全的远亲这才看清楚眼前的四个人，他们浑身都被雨水淋透了，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脸上满是疲惫。四人脱下鞋子，把鞋子倒过来，里面的泥和水“哗哗”地流了出来，在地上积成了一小滩。 看到这一幕，周二全的远亲眼神里的警惕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动容。他或许是没想到，这些警察为了办案，竟然能如此拼命。他叹了口气，转身走进厨房，给四人煮了一锅热粥，又拿出了几个馒头。 四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热粥和馒头，身体渐渐暖和了起来。吃完饭后，周二全的远亲终于开口了，他向四人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六年前，由于警方的全力追捕，周二全被迫逃离了自己的藏身地，但他应该没跑远，就躲在威宁县和云南省宣威市交界的一个偏僻地方。而且在逃走之前，周二全还掳走了一名威宁本地的已婚妇女。 得到这个重要线索后，王俊卿等人激动不已。他们连忙向对方道谢，然后匆匆离开了。按照这个远亲提供的线索，他们把调查方向转向了滇黔交界的宣威市。 1999年11月7号，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追捕中队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云南省宣威市龙潭乡扎各村的公鸡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里有一间茅棚，茅棚里住着一户人家。男的身高近两米，体重上百公斤，全身长满了浓密的毛发，自称是贵州人，名叫“金碧”；还有一名不知来历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和他一起生活。这个人自从1993年来到这片森林后，就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 听完这个描述，王俊卿的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金碧”的外貌特征，和销声匿迹六年的周二全太像了。他立刻让队员们整理线索：“金碧”是贵州人，周二全也是贵州人；“金碧”1993年来到这片森林，而周二全也是1993年消失的；再加上身高、外貌特征都高度吻合，这个“金碧”很可能就是周二全。 为了进一步确认，王俊卿等人开始重点调查周二全的身体特征。很快，他们从之前的案卷中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周二全曾经在调戏一名妇女时，被突然回来的男主人撞见。男主人在关门之际，趁周二全不备，拿起菜刀砍断了周二全左手的半截食指。 他们立刻向扎各村的村民核实，村民们回忆说，之前和“金碧”有过接触时，确实发现他的一根手指断了，但具体是左手还是右手，已经记不清了。这条线索让王俊卿等人更加确定，这个“金碧”就是他们要找的周二全。于是，四人决定立刻前往公鸡山，在山下设下埋伏，如果确认“金碧”就是周二全，就直接将其拿下。 1999年11月8号，王俊卿等四人悄悄潜入公鸡山，在下山的必经之路，母鸡沟，开始了蹲守。山里的条件极其艰苦，白天要忍受蚊虫的叮咬，晚上要抵御刺骨的寒风，他们只能靠自带的干粮和山泉水维持体力。 蹲守到第三天，他们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消息：“金碧”的手表坏了，当天晚上准备下山，找山下面寨子里一个会修表的村民帮忙修表。这个消息让四人精神一振，他们立刻做好了抓捕准备。 当天晚上，天空又下起了小雨，山路变得更加湿滑。四人全副武装，穿上了20多斤重的防弹衣，戴上了五六斤重的钢盔，埋伏在山路上的草丛里，眼睛死死盯着山下的方向，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心里清楚，周二全身上随时可能带着炸药包和大砍刀，这次抓捕行动极其凶险，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晚上9点多钟，远处出现了一束微弱的亮光，正朝着他们埋伏的地点慢慢走来。随着亮光越来越近，一个高大的身影渐渐清晰，正是那个自称“金碧”的男人。四人屏住呼吸，握紧了手中的武器，等待着最佳的抓捕时机。 当“金碧”快走到四人埋伏的地方时，王俊卿示意其他三名队员先悄悄绕到前面，超过“金碧”，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等队员们到位后，王俊卿从草丛里站起身，朝着“金碧”的方向走去。由于王俊卿没有打手电筒，对面的“金碧”看不清他的模样，也不知道他的身份，顿时停下了脚步，警惕地问道：“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王俊卿用当地的方言跟对方打招呼，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老乡，我是路过的，准备下山回家。”一边说着，一边慢慢靠近对方。趁“金碧”放松警惕的瞬间，王俊卿猛地冲上去，一把抢过了对方肩上的挎包，他生怕包里装的是炸药。抢到挎包后，王俊卿毫不犹豫地把包扔到了山下，然后顺势抓住了对方的左手。 就在抓住对方左手的那一刻，王俊卿的手指触碰到了一个粗糙的断口，正是半截断指！“就是他！周二全！”王俊卿大喝一声，顺势一把将周二全抱住。听到动静，提前绕到前面的张美德、陈文光、赵强三人立刻扑了上来，想要合力将周二全制服。 王俊卿抱着周二全摔倒在地，可周二全的力气大得惊人，他猛地挣脱开来，从怀里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朝着王俊卿就砍了过来。生死关头，王俊卿来不及多想，一把抓住了周二全的下阴。一般人遭到这样的打击，早就疼得失去了反抗能力，可周二全却像没事人一样，大吼一声，双脚连踢，竟然把赵强和陈文光都踢开了。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抽出了背上的大砍刀，朝着张美德砍去。 张美德见状，毫不畏惧地再次扑上来，一把抓住了周二全持砍刀的胳膊。陈文光和赵强也立刻爬起来，分别按住了周二全的一条腿。王俊卿这才腾出右手，握紧拳头，朝着周二全的头部猛击过去，几拳就把周二全的鼻梁打歪了。张美德也用膝盖顶住周二全的胸口，猛地发力，只听“咔嚓”一声，周二全的两根肋骨被顶断了。 可即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周二全仍然在顽强抵抗，他拼命扭动着身体，用尽全力厮打，四个人一时之间竟然无法将他彻底制服。情况越来越紧急，万一让周二全挣脱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陈文光稍加思索，果断掏出了手枪，朝着周二全的脚踝开了一枪。“砰”的一声枪响，子弹穿透了周二全的双脚，鲜血瞬间流了出来，染红了脚下的泥土。 这一枪终于让周二全的力气渐渐减弱，他的挣扎越来越无力，最后终于躺倒在了地上。这场激烈的搏斗持续了整整40分钟，双方几次滚到悬崖边，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深渊。力大无穷的周二全多次甩脱对手，但追捕中队的四人始终没有放弃，最终一起压在了周二全的身上，这才彻底将他制服。 40分钟后，四名警察浑身是伤地站了起来，他们的衣服被划破了，身上布满了伤口，鲜血和泥水混在一起，狼狈不堪。而周二全则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的鼻梁被打断，肋骨断了三根，背上的炸药包被赵强扯掉，扔进了山涧，脚上还中了一枪，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终于，在1999年11月10号的晚上10点，这个横行威宁近十年、作恶多端的杀人恶魔，在潜逃了将近十年之后，被威宁追捕中队成功绳之以法。经后续调查，这个家伙先后作案至少上百起，杀死至少12人，杀伤数十人，强奸妇女上百名，抢走数十个孩子卖给人贩子，罪行罄竹难书。 后来，警方审讯周二全时，问他为什么要化名“金碧”。周二全交代，1993年8月，在警方的全力围捕下，他走投无路，劫持了一名已婚妇女林某，逃到了公鸡山的森林里。林某在被他强奸后，生下了两个女孩。为了掩人耳目，周二全就化装成了超生户，给自己起了“金碧”这个名字，以此转移当地公安机关和群众的视线。 当年9月中旬的一次提审中，周二全突然发出了一段感慨。他说：“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两个孩子站得远远的，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怕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过我，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以前我认为对的就会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没有想到伤害了很多人。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变，直到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完全变了。” 在说完这番话的一个月后，恶贯满盈的周二全被依法执行枪决，这个危害威宁多年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案子结束了，但这起案子背后暴露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周二全一个人，竟然能在威宁流窜近十年，犯下如此多的罪行，而在这期间，很多受害者及其家属竟然选择了默默忍受。有男人看着自己的妻子、女儿被强奸，不仅不敢反抗，还按照周二全的要求在门外站岗；村民杨二宝因为无力阻止亲人被凌辱，竟然被活活气死。在周二全的数百起恶行中，只有一个男人反抗过，砍断了他的半截手指，而这个反抗的举动，最终还成了警方破案的重要线索。 要知道，一个山寨少说也有几十个人，成年男人至少有十几个，而且贵州山寨里的很多农民都有土枪、火枪之类的武器。如果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敢于反抗，周二全就算再凶猛，也不可能是数百人的对手。可事实却是，当地民众在恐惧面前选择了退缩，选择了逆来顺受，甚至为了自保而与恶人“合作”。 这并非是民众天生懦弱，而是周二全之流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创造了一种“恐惧控制”的氛围。他们用最残忍的手段制造惨案，让民众明白“反抗就会丧命，顺从才能保命”。在这种氛围下，很多人选择了委曲求全，希望通过牺牲他人或自我牺牲，来换取暂时的安宁。有人说，这是一种“劣根性”，但更深层次来看，这是长期缺乏安全感和法治保障下的无奈选择。 周二全之所以能横行这么多年，不仅是因为他的凶残，更因为当地法治的缺失和民众的涣散。直到威宁追捕中队的出现，这种局面才被打破。正是这四名勇敢的警察，用自己的坚持和牺牲，将恶魔绳之以法，还给了威宁百姓一片安宁。 第166章 现代版“潘金莲”：宠妻狂人“武大郎”命丧枕边人 重庆的夏天，总带着股挥之不去的湿热，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着这座城市里的悲欢离合。在渝北区曾经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老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一个名字——汪显东。 这个名字背后，曾是重庆商界最励志的传奇：一米三四的身高，驼背跛脚的身形，却一手打造出横跨娱乐、服装、生猪屠宰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旗下9家子公司，资产巅峰时突破2亿；他是渝北区政协委员、残联理事，单单为修路就捐出几百万元，是旁人眼中乐善好施的企业家；更被圈里人称作“宠妻狂人”，结婚17年，夫妻俩只吵过4次架，他把赚来的钱全交给妻子打理，把最好的生活都捧到她面前。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从泥泞里爬起来的亿万富豪，最终没能躲过枕边人的致命一击。他用一生对抗命运的不公，却栽在了自己倾尽所有去爱的人手里。 1969年的重庆农村，贫瘠像地里的野草，肆意蔓延。汪显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农家，家里子女多，饭都不够吃，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命运的残酷，在他一岁那年就露了獠牙，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儿麻痹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的农村，医疗条件简陋得可怜，再加上家境贫寒，父母根本没钱带他去正规医院治疗，只能找村里的土郎中随便抓点草药敷着。草药的效力终究抵不过病毒的侵蚀，疾病在他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后背永久性地驼了下去，像背着一座小小的山丘，右腿也受了影响，走路一瘸一拐，每一步都透着吃力。 随着年龄增长，汪显东的身高再也没往上长过，成年后，永远定格在了一米三四。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身体的残缺成了别人嘲笑的把柄，“武大郎”这个带着羞辱意味的外号，像影子一样跟了他十几年。 他是在无数的指指点点和哄笑声中长大的。村里的孩子见了他就追着喊外号，扔泥巴石子；大人们闲聊时，也总把他当作反面教材，“你要是不学好，将来就跟汪显东一样没出息”。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让他变得极度自卑，走路总是低着头，尽量贴着墙根走，避开人群。 但自卑的外壳下，藏着一颗极其要强的心。每次被嘲笑后，他都会躲在村后的山坳里，攥紧小小的拳头，暗自发誓：“我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闭嘴！”这份执念，成了他日后对抗苦难的最大动力。 上学后，他拼命学习，想靠成绩证明自己，可同学的奚落从未停止。有人故意把他的课本扔在地上，看着他弯腰去捡时哈哈大笑；有人在他背后贴纸条，上面写着“矮子矮，一肚拐”。再加上家里实在供不起他继续读书，初二那年，汪显东咬着牙，放下了心爱的课本，辍学回家，跟着父母卖白米糕补贴家用。 1984年，15岁的汪显东，正式踏上了谋生之路。 汪家的白米糕，是用自家种的糯米做的，蒸出来带着淡淡的米香，口感软糯香甜。为了能多卖点钱，每天天不亮，当村里其他人还在睡梦中时，汪显东就已经起床忙活了。他跟着母亲把泡好的糯米磨成浆，装进蒸笼里蒸，等到米糕蒸好，天刚蒙蒙亮，他就挑起沉甸甸的担子，往三公里外的县城赶。 三公里的路，对于正常人来说不算远，但对于驼背跛脚的汪显东而言，每一步都异常艰难。担子两头的米糕加起来有几十斤重，压在他瘦弱的肩膀上，让本就驼背的他，腰弯得更厉害了。他的右腿使不上劲，走路一深一浅，担子在肩上晃来晃去，磨得肩膀生疼，没多久就红肿起来。 他不舍得花钱坐车，哪怕是下雨天，也依旧步行往返。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泥泞的路让他好几次差点摔倒，担子上的米糕也跟着晃动，他只能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稳住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有一次下大雨，他滑倒在泥地里，米糕撒了一小半，他趴在泥地里，看着散落的米糕，心疼得直掉眼泪，却还是咬着牙爬起来，把剩下的米糕捡起来，擦干净上面的泥巴，继续往县城走。 到了县城的街口，他找了个避风的角落放下担子，学着大人的样子吆喝：“卖米糕咯，香甜软糯的白米糕咯！”他的声音带着少年的青涩，还有点因为紧张而发颤。刚开始，没人愿意买他的米糕，路过的人大多会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他一番，然后摇摇头走开。 后来，有好心人见他可怜，特意过来买一块米糕。可当他们咬下第一口时，眼睛都亮了，这米糕是真的好吃，入口即化，甜而不腻，带着纯粹的米香。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光顾他的生意，大家不仅喜欢他的米糕，更佩服这个身有残疾却格外努力的少年。 “那个卖米糕的小矮子，人挺实在，米糕也好吃。” “是啊，这么小年纪就这么能吃苦，不容易。” “米高大郎”的名声，慢慢在县城里传开了。大家都知道，街口有个驼背跛脚的少年，卖的白米糕格外香甜。每次有人买米糕，汪显东都要费力地卸下担子，因为手脚不太灵活，动作显得有些笨拙，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把米糕碰掉。买米糕的人大多会笑着摆摆手，说没关系，这让他心里暖烘烘的。 白米糕卖完后，天还早，汪显东就把担子放在街口，帮人家修鞋。他之前跟着村里的修鞋匠学过一点手艺，虽然技术不算精湛，但修得认真仔细。补一双鞋能赚几毛钱，积少成多，也是一笔收入。渐渐地，他不仅靠卖米糕赚了钱，修鞋也有了一些回头客，大家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糕”，这次的外号里，少了羞辱，多了几分亲切。 就这样，寒来暑往，汪显东每天重复着卖米糕、修鞋的生活，用自己的汗水一点点攒钱。几年下来，他竟然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但他的眼光，从来都不止于这街口的小生意。他知道，要想真正活出样子，必须抓住更大的机会。 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重庆的县城里也渐渐热闹起来。汪显东在卖米糕、修鞋的间隙，总会留意着身边的变化。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聚在一起打台球，街头的台球桌前，总能围满看热闹的人，生意格外火爆。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萌生：开一家台球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时，父母坚决反对。“孩子，赚钱不容易，这笔钱留着将来娶媳妇、盖房子多好，开台球厅风险太大了，万一亏了怎么办？”父亲皱着眉头劝他。母亲也在一旁抹眼泪：“我们知道你想干大事，但你身体不好，别再折腾自己了。” 汪显东知道父母是为他好，但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说：“爸，妈，我想试试。我不想一辈子就卖米糕、修鞋，我想干一番大事业。” 第二天，他就拿着自己攒下的所有积蓄，买了一张台球桌，在县城的一条巷子里租了个小门面，简单收拾了一下，他的第一家台球厅就开张了。 那时候，台球是年轻人最追捧的娱乐方式之一，他的台球厅虽然小，只有一张桌子，但因为地理位置还不错，价格也公道，生意很快就火了起来。每天一开门，就有年轻人慕名而来，有时候还要排队预约。汪显东每天忙前忙后，虽然累，但心里充满了干劲。 见生意这么好，他又果断地添了第二张、第三张台球桌，把门面也扩大了。没过多久，他的台球厅就成了县城里最大的一家，每天都人声鼎沸，他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台球厅老板。 事业有了起色，汪显东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但内心深处的自卑，依旧让他不敢轻易触碰感情。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条件，很难有人能接受。 直到那天，一个女孩的出现，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那是一个午后，阳光透过台球厅的窗户，洒在地板上，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和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就在这片喧闹中，一个身影走了进来，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是个年轻的姑娘，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梳着一条乌黑的马尾辫，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在一群抽烟打闹的男人中间，显得格外扎眼。 汪显东也注意到了她，心脏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他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台球杆，不敢多看一眼。他在心里默念：“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来这种地方？肯定看不上我的。”他黯然地收回目光，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叫刘祖芬的姑娘，早就注意到他了。刘祖芬是附近一家服装厂的打工妹，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日子过得比汪显东小时候还要艰难。她每天在服装厂加班加点，赚的钱却少得可怜，连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穿的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旧衣服。 有一次，一个刻薄的顾客来服装厂取衣服，看到刘祖芬穿着破旧的衣服，指着她教育身边的孩子：“你看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像她一样，一辈子站柜台、做苦力，永远也出不了头。” 那番话像一把沾了毒的匕首，狠狠扎进了刘祖芬的心里。她强忍着眼泪，笑着送走了那对母女，转身就躲在仓库里哭了很久。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摆脱这种贫穷的日子，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开始留意身边的人。当她看到汪显东时，眼睛亮了。这个男人虽然身材矮小、驼背跛脚，但他是县城里最大的台球厅老板，收入可观，而且看起来老实本分。在刘祖芬看来，嫁给汪显东，是她摆脱贫困最快的捷径。 从那以后，刘祖芬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汪显东。有时候，她会在下班后来台球厅看别人打球，顺便和汪显东聊上几句；有时候，她会给汪显东带一份自己做的饭菜，说自己做多了吃不完；有时候，她会温柔地问他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 汪显东能感觉到刘祖芬的刻意亲近，他心里既开心又害怕。开心的是，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愿意接近自己；害怕的是，自己配不上她，担心这只是一场梦。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回应着，不敢有太多奢望。 改变两人关系的，是汪显东的生日。 那天，台球厅打烊后，喧闹的人群散去，只剩下汪显东一个人。他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看着空荡荡的台球厅，心里有些落寞。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过生日，连一句生日祝福都没有收到过。 就在他发呆的时候，台球厅的门被推开了，刘祖芬走了进来。她手里捧着一个礼物盒，一边唱着生日歌，一边款款地向他走来。“生日快乐，汪显东！”她的声音温柔得像春风。 汪显东愣住了，眼眶瞬间就红了。他怔怔地看着刘祖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你打开看看。”刘祖芬把礼物盒递到他面前。 汪显东颤抖着双手打开礼物盒，里面是一双黑色的男士皮鞋。他拿起鞋子，发现两只鞋子的尺码不一样大。刘祖芬笑着解释：“我看你走路的时候，两只脚用力不一样，就猜你的脚尺寸可能不同。我特意买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鞋，拼成了一双适合你的，希望你喜欢。” 汪显东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知道，这一双拼起来的皮鞋，花光了刘祖芬一个月的工资。这是他从小到大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也是他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谢谢你，祖芬。”他哽咽着说，“如果这是一场梦，我希望永远都不要醒。” “这不是梦，显东。”刘祖芬坐在他身边，轻轻握住他的手，“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那一刻，汪显东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值了。他紧紧握住刘祖芬的手，仿佛握住了全世界。 “武大郎”汪显东有对象了，而且对象还是个漂亮的打工妹。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村里和县城的大街小巷。有人羡慕他，有人嫉妒他，还有些朋友善意地提醒他：“显东，你可得多留意一下，别被人骗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你？” 但此时的汪显东，已经彻底陷进了爱情的漩涡里，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在他眼里，刘祖芬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两人谈恋爱没多久，汪显东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起不来。刘祖芬得知后，立刻向服装厂请了假，专门过来照顾他。她给她端茶倒水、熬粥喂药，用湿毛巾给他物理降温，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汪显东醒来看到她疲惫的身影，心里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她了，我一定要娶她。” 病好之后，汪显东立刻向刘祖芬求婚了。刘祖芬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就答应了。 1990年，汪显东带着自己这些年赚的万元巨款回到了老家，开始筹备婚礼。1991年，两人举办了一场极其隆重的婚礼。婚礼当天，汪显东穿着刘祖芬给他买的皮鞋，虽然身材矮小，但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和刘祖芬相识还不到一年，就迅速领了结婚证，在他看来，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结婚以后，刘祖芬就不再去服装厂打工了。汪显东心疼她，心甘情愿地把养家的担子全扛在了自己身上。他对刘祖芬说：“祖芬，你在家好好休息，赚钱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台球厅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年轻人对台球的热情渐渐减退，台球厅的客流量越来越少。汪显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不能再靠台球厅赚钱了，必须寻找新的商机。 经过一番考察，他发现服装生意似乎很有前景。于是，他果断地关掉了台球厅，用手里的积蓄在县城的商业街开了几个服装摊。为了节省成本，他每周都自己去广州、杭州等地进货。每次进货，他都把口袋塞得满满当当，背上扛着大大的包裹，比别人带的货都多。因为身体不便，每次进货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煎熬，但他从来都不叫苦。 可做生意光有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和眼光。汪显东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服装生意，对流行趋势和进货渠道都不了解，再加上竞争激烈，他的服装摊生意并不好，没过多久就赔了不少钱。 这次失败并没有击垮汪显东，反而让他更加清醒。他意识到，做任何生意都不能盲目跟风，必须找到真正的风口。 90年代初，电子游戏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汪显东发现，县城里的电子游戏厅每天都挤满了年轻人，投币的声音此起彼伏，生意比当年的台球厅还要火爆。他立刻嗅到了商机，心里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开电子游戏厅。 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犹豫。他把服装摊转让了出去，用所有的钱置办了一批电子游戏机，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个大一点的门面，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子游戏厅。 事实证明，他又一次抓住了风口。90年代的电子游戏厅，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无论是街头霸王还是拳皇，都让年轻人为之疯狂。汪显东的游戏厅一开张，就吸引了大量的顾客，每天都人满为患，甚至有人从周边的乡镇专门过来玩。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财源滚滚。他又陆续开了几家分店，把游戏厅开到了重庆的市区。没过多久，他的电子游戏厅就在整个重庆地区都小有名气，他也赚得盆满钵满。 有了钱之后，汪显东变得自信了很多。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刘祖芬保管。他还经常带着刘祖芬去全国各地旅游，北京的故宫、上海的外滩、杭州的西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刘祖芬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看着身边的妻子笑靥如花，汪显东常常感慨：“人生虽然辛苦，但能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值得。” 没过多久，刘祖芬怀孕了。这个消息让汪显东欣喜若狂，他对刘祖芬更加呵护备至，几乎是百依百顺。他请了保姆专门照顾刘祖芬的饮食起居，不让她做任何家务。每天从游戏厅回来，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到刘祖芬身边，问她有没有不舒服，给她按摩捶背。 但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担忧：自己有先天性的残疾，孩子会不会也遗传自己的病？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里，让他寝食难安。 1994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不幸的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女儿和汪显东一样，先天残疾。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刘祖芬整个人都崩溃了，她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汪显东也心如刀绞，他抱着女儿，看着孩子瘦弱的身体，眼泪止不住地流。他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刘祖芬。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地赚钱，给孩子最好的治疗，给刘祖芬更好的生活，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没有看到，在他身后，妻子刘祖芬的眼神里，除了悲伤，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 从那以后，刘祖芬开始迷上了打牌。每天都和一群牌友聚在一起，打通宵是常有的事。汪显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刘祖芬，所以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她，只是偶尔劝她少打一点，注意身体。而他自己，则几乎是以赎罪的心态，开始了更加拼命的工作。 1996年10月，汪显东创办了一家专门售卖电子游戏机的公司。凭借着之前开游戏厅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公司的生意很快就步入了正轨，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就赚到了上百万元。 1999年，他斥资百万元，在渝北锦绣山庄购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别墅。当他把别墅的钥匙小心翼翼地交到刘祖芬手上时，他以为刘祖芬会很开心。可没想到，刘祖芬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钥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显得十分漠然。 汪显东心里有些失落，但他并没有多想，只当是刘祖芬还在为孩子的事情伤心。他不知道，刘祖芬的心里，早就已经变了。 2002年，汪显东敏锐地察觉到，房地产行业即将迎来爆发期。他再一次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卖掉所有的游戏厅和游戏机售卖公司，成立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这一次，他又赌对了。随着重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汪显东的房地产公司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大获成功，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他又陆续推出了多个房地产项目，每一个都备受追捧。他的资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高达到了1.8亿元。 2004年，汪显东成立了重庆市同辉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资产以每年2000万到3000万的速度增长。随后，他又开始多元化发展，投资了渝北唯一的一家生猪屠宰场，同时还涉足了服装业、娱乐业等多个领域。他旗下的公司注册资金高达2680万元，资产已经超过了两个亿。 事业达到巅峰的同时，汪显东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他先后担任了渝北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渝北区残肢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残疾人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渝北区政协委员等重要的社会职务。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积极投身慈善事业，陆续捐出了数百万元，用于修建乡村公路、资助贫困残疾人等。 那时候的汪显东，是重庆商界的传奇，是残疾人的榜样，是众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对刘祖芬也更加宠爱，把她每个月的零花钱从2万元增加到了5万元。家里住着大别墅，雇了小保姆，刘祖芬不用做任何家务，每天只需要吃喝玩乐。 可汪显东万万没有想到，他倾尽所有去爱的女人，不仅没有感恩，反而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冷漠。 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地位的提升，刘祖芬的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不再满足于现状，开始和身边的富太太攀比。别人穿名牌、戴珠宝，她也必须要有；别人开豪车、住豪宅，她也不甘落后。她觉得，汪显东给她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 她迷上了打牌，而且赌注越来越大，经常一晚上就输掉好几万元。有时候，她甚至会彻夜不归，在牌桌上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慢慢地，她还结识了一个年轻的情人。那个男人比她小几岁，长得帅气，嘴巴又甜，很会哄她开心。刘祖芬在他身上找到了久违的新鲜感和刺激感，彻底迷失了自己。 汪显东很快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告诉他，刘祖芬经常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起出入酒店、餐厅。刚开始，他不愿意相信，他觉得刘祖芬不是那样的人。可随着传言越来越多，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 为了弄清真相，汪显东特意雇佣了私家侦探去调查。私家侦探很快就给他带来了消息，还附上了刘祖芬和那个男人亲密的照片。看着照片上刘祖芬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的样子，汪显东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全心全意爱着的妻子，竟然会背叛自己。 他拿着照片，想去找刘祖芬质问，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舍不得这段婚姻，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更不愿意相信自己多年的付出都成了笑话。最终，他没有把这件事对外公布，也没有和刘祖芬摊牌。但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房而睡，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争吵也成了家常便饭。 汪显东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他把刘祖芬每个月的零花钱从5万元降到了2万元。他以为这样能让刘祖芬收敛一点，可没想到，这反而让刘祖芬更加变本加厉。 2005年，在刘家所有亲戚的见证下，刘祖芬写下了一份不出轨保证书。保证书上写着，她以后再也不会和别的男人来往，会好好和汪显东过日子，照顾好两个孩子。看着这份保证书，汪显东的心又软了。他选择了原谅，他觉得，只要刘祖芬能改过自新，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他不知道，刘祖芬写下保证书，并不是因为真心悔改，而是因为她还需要汪显东的钱。她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冰冷，对汪显东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 汪显东公司的职员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公司打算进军一个新的房地产项目，需要用别墅作为抵押，而且必须由夫妻双方签字同意。那天，刘祖芬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公司，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大声喊着：“给我30万元现金，我才肯签字！” 汪显东当时正在和员工开会，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很没面子。他强忍着怒火，对她说：“钱钱钱，你的眼里就只有钱吗？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的未来，你怎么能这么任性？” “我不管什么项目，不给我钱，我就不签字！”刘祖芬丝毫不让步，语气十分嚣张。 汪显东气得浑身发抖，还想再和她理论几句。没想到，刘祖芬竟然上前一步，当着所有人的面，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摔在了汪显东的脸上。“啪”的一声，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 汪显东被打得重心不稳，摔倒在了地上，眼镜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上，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心里更是疼得无法呼吸。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宠爱了十几年的妻子，竟然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如此羞辱他。 刘祖芬打完人后，丝毫没有愧疚之意，反而恶狠狠地瞪了汪显东一眼，扬长而去。 最终，汪显东还是妥协了。他给了刘祖芬20万元现金，刘祖芬这才勉强签了字。 就连刘祖芬的父亲，后来在向检察机关作证的时候，也说：“我女儿的脾气就是这样，任性又霸道。汪显东对她，已经算得上是很忍让了。” 有个和汪显东关系很好的朋友说，这件事之后，汪显东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喝得酩酊大醉。醉了之后，他大声地哭喊：“我到底哪里对不起她？我拼了命地赚钱，把最好的都给她，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啊，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汪显东无数次在心里问自己。他先天残缺，从小到大受尽了别人的嘲笑和欺负，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份感情，爱得小心翼翼，把刘祖芬当作自己的全世界。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付出，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刘祖芬的心，就像铁石一样，无论他怎么付出，都捂不热。她不仅不感恩，反而觉得汪显东配不上她，觉得和汪显东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她想要的，是更多的钱，是更风光的生活，而汪显东，成了她追求这些的绊脚石。 汪显东的心里充满了绝望，但他还是没有想过离婚。他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刘祖芬能回心转意。可他不知道，刘祖芬此时已经在心里酝酿着一个可怕的计划。 就在汪显东对这段婚姻感到绝望的时候，刘祖芬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她不再和汪显东争吵，也不再夜不归宿，反而经常主动关心他。她会给汪显东做他喜欢吃的饭菜，会在他下班回家后给他端上一杯热茶，会温柔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和他聊起以前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刘祖芬主动找汪显东谈心。她拉着汪显东的手，眼里含着泪水，说：“显东，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任性，不该那么对你。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知道你很爱我。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们重新开始，好好过日子，好吗？” 说到动情处，她还忍不住哭了起来，紧紧地抱住了汪显东。 汪显东被她突如其来的温柔弄得受宠若惊。他以为，刘祖芬终于醒悟了，终于知道珍惜这段婚姻了。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他也紧紧地抱住刘祖芬，哽咽着说：“祖芬，只要你能改过自新，我愿意原谅你，我们重新开始。” 那一晚，汪显东睡得格外安稳。他又梦到了当年那个在台球厅里，捧着生日礼物给他唱生日歌的姑娘，梦里的姑娘笑得那么温柔，那么美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温柔的背后，隐藏着致命的杀机。 刘祖芬的温柔，只是她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她早就动了杀心，她觉得，只有杀了汪显东，她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他的亿万家产，才能和自己的情人双宿双飞，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她向汪显东示好的同时，已经悄悄准备好了10盒安眠药，为谋杀计划做准备。 3月20日，汪显东因为公司的事情，忙碌到深夜11点才回家。一进门，他就看到刘祖芬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站在门口等他。 “显东，你回来了，快坐下歇歇。我给你熬了你最喜欢的小米粥，快趁热喝了吧。”刘祖芬的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汪显东顿感欣慰，一天的疲惫仿佛都消散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坐下后，接过粥碗，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小米粥熬得软糯香甜，是他熟悉的味道。他完全没有察觉到，粥里已经被刘祖芬加了大量的安眠药。 几分钟过后，汪显东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他放下粥碗，瘫坐在椅子上，喘着气说：“祖芬，我怎么有点透不过气来？头好晕。” 刘祖芬坐在他身边，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柔声细语地说：“你肯定是太累了，快早点休息吧，我扶你去房间睡觉。” 汪显东点了点头，在刘祖芬的搀扶下，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卧室，很快就睡着了。 他最后一次醒来，是在凌晨3点钟。 迷迷糊糊中，他感觉自己的口鼻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呼吸困难。他猛地惊醒，发现自己的手脚都已经被胶带紧紧地捆住了，动弹不得。他头疼欲裂，意识也渐渐清醒了过来。 “你干什么？祖芬，快放开我！”他挣扎着，大声地喊道。他以为这只是夫妻间的小打小闹，根本没有想到刘祖芬会想要杀他。 “我好口渴，给我倒点水……”他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刘祖芬见他醒来，心里又惊又惧。她没有想到，汪显东竟然这么快就醒了过来。她强作镇定，一边哭，一边又把大量的安眠药融入到水里，端到汪显东的面前，强迫他喝了下去。 喝下加了安眠药的水后，汪显东的眼神渐渐变得浑浊起来。他好像终于察觉到了不对，他艰难地抬起头，伸手指向眼前这个和自己结发17年的妻子，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的眼皮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最终彻底闭上了，坠入了永恒的黑暗。 但刘祖芬还是不放心。她怕汪显东还会醒来，怕自己的计划功亏一篑。天亮之前，她又拿起被子，死死地捂住了汪显东的脸。这一次，她铁了心，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再醒过来。她捂了很久，直到确认汪显东已经没有了呼吸，才松开手。 精明一世的汪显东，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从一个被人嘲笑的“武大郎”，逆袭成了亿万富豪，对抗了命运的不公，却最终没有看透枕边人的蛇蝎心肠。他以为，只要努力赚钱，就能给家人幸福，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没想到，选错了伴侣，竟然会让自己命丧黄泉。 一切，都在黎明到来前彻底结束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祖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正义很快就会降临。 当天早上8点，刘祖芬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在路上，她把作案用的胶带、安眠药包等物品，全都扔在了高速公路的路边，试图销毁证据。她表现得异常冷静，没有丝毫的慌乱，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送完孩子回家后，她故意带上了汪显东的司机和家里的保姆，一起走进了卧室。就这样，三个人“同时”目睹了汪显东“意外死亡”的场景。 刘祖芬还假惺惺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显东，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啊？”她试图用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罪行。 司机和保姆见此情景，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刚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汪显东是因为过度劳累，突发疾病死亡的。但法医在对汪显东的尸体进行检验时，发现了诸多疑点：汪显东的手上有明显的伤痕，像是挣扎时留下的；胃里还有未消化的可疑物品。 警方立刻展开了深入调查。他们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找到了一些残留的胶带痕迹；他们还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刘祖芬在案发当天早上，有销毁物品的可疑行为。随后，警方对刘祖芬进行了审讯。 面对警方的心理战术和确凿的证据，刘祖芬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她再也无法伪装下去，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汪显东的全部过程。 一米三四的亿万富豪，被自己宠爱了17年的妻子残忍杀害。曾经朋友圈里人人羡慕的“宠妻狂魔”，最终却死在了妻子的手上。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唏嘘。 当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豪门命案时，汪显东公司的数百名员工都自发地来到了庭审现场，旁听老板娘受审。在他们眼里，汪显东是一个善良、正直、体恤员工的好老板。得知老板被杀害的消息后，很多员工都十分悲痛和愤怒。 在庭审现场，刘祖芬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她的如意算盘是，杀了这个“看着就恶心”的汪显东，继承他的亿万家产，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她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就败露了。 法庭上，刘祖芬狡辩说：“我不是有心要杀他的，是他长期虐待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才一时冲动犯下了错误。”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她还找来了两个证人，证明汪显东有外遇。 但检察官很快就揭露了真相：刘祖芬找的这两个证人，都是曾经在汪显东公司犯过严重经济问题的职工，后来被公司开除了。他们对汪显东心怀怨恨，所说的话根本不可信。 谎言被戳穿后，刘祖芬依旧不死心。她又心生一计，让自己的一双儿女给自己写信求情。当时，他们的大女儿12岁，小儿子8岁，还是懵懂无知的年纪。 庭审现场，刘祖芬的律师把两个孩子的信呈给了法官。信上是稚嫩的笔迹，写着：“爸爸死了，我们只有妈妈了，求法官叔叔从轻处罚妈妈。” 紧接着，刘祖芬又“扑通”一声，跪在了汪显东的姐姐面前，哭得撕心裂肺：“姐姐，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不起汪显东，对不起你们全家，对不起公司的员工！我作案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的孩子，我真的知道错了！” 可从头到尾，她都没有提过一句那个被她两次下药、亲手杀死的丈夫，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愧疚之情。她的表演，只是为了能够减轻刑罚。 法官最终没有被她的伪装所迷惑。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刘祖芬为了继承财产，故意杀害自己的丈夫，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最终，刘祖芬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167章 一桩因办公室恋情而引发的悲剧 2008年12月2日，景德镇的冬夜裹挟着赣北特有的湿冷，像一张浸了水的棉絮，死死捂住整座城市的呼吸。晚上9点，巷弄里的路灯昏黄得发虚，将行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偶尔有晚归的自行车铃响划破寂静，转瞬又被浓稠的夜色吞没。 孙东明就走在这样的夜色里。他裹紧了身上的深色外套，领口拉得很高，遮住了大半张脸，最扎眼的是头上那顶乌黑的假发，发丝僵硬地贴在头皮上，与他原本略带花白的发质格格不入，风一吹就微微歪斜，露出底下泛青的发根。他的脚步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一步步走向巷尾那间挂着字门帘的出租屋，那是他和女朋友于莲芝的临时住所，也是他今晚要终结一切的地方。 门是虚掩着的，是他几个小时前离开时特意留的。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淡淡的安眠药气味混杂着于莲芝常用的茉莉花香水味扑面而来，让他紧绷的神经微微松弛了一瞬，随即又被更浓重的寒意包裹。他反手带上门，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橡胶手套，缓缓戴上，指尖传来的冰凉触感让他混沌的大脑清醒了几分。 就在几个小时前，也是在这个房间里，他端着一杯加了大量安眠药的温牛奶，柔声哄着于莲芝喝下。最近你太累了，喝点牛奶助眠，明天我陪你去买你喜欢的那条裙子。他记得自己当时的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就像过去两年里无数次哄她开心时一样。于莲芝没有怀疑，或许是连日来为工作的事烦心，或许是对他还残留着最后一丝信任，她仰起头，一口一口喝光了杯中的液体，没过多久就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床上，呼吸渐渐变得浅促。 那时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转身离开了出租屋，在巷口的寒风里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是等药效彻底发作，还是在等自己最后一丝恻隐之心浮现？可最终，盘踞在心头的怨怼和恐惧，还是压过了所有犹豫。现在，他回来了，带着早已准备好的决绝。 孙东明踮着脚走到厨房，费力地搬起那个灌满了液化气的煤气罐。煤气罐不算重，但他的手还是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一种即将得逞的亢奋。他把煤气罐拖到卧室门口，拧开了阀门，的气流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带着刺鼻气味的液化气迅速弥漫开来，呛得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立刻关上卧室的房门，将这致命的气体困在狭小的空间里，自己则退到客厅，坐在冰冷的沙发上等待。 客厅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敲在他的心上。他盯着卧室的房门，眼前不受控制地闪过和于莲芝相识相恋的片段：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五中的教学楼前，阳光洒在她脸上，笑得像朵盛开的栀子花；两人偷偷约会时，她会挽着他的胳膊，撒娇似的让他买街边的糖葫芦；还有那张三人合影，她在背后写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时，眼里的光芒比星星还要亮。 可这些温暖的片段很快就被争吵的画面取代：她因为工作编制的事歇斯底里地冲他吼叫，抬手打在他脸上的疼痛；她因为他给女儿打电话而摔碎了桌上的茶杯，尖利地嘶吼着你只能有我一个人；她发来那条短信，索要10万元分手费，威胁说要不然你也别想好过时的决绝。想到这些，孙东明的眼神又变得冰冷，他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波澜，继续等待。 半个小时后，他站起身，再次推开卧室的房门。浓重的煤气味几乎让人窒息，他捂着鼻子走到床边，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看到于莲芝的胸口还在微微起伏，她还活着，药效和煤气都没能彻底夺走她的生命。 孙东明的心脏猛地一缩，一丝慌乱闪过，但很快就被狠戾取代。他俯下身，抓起身边的床单，用力团成一团，塞进了于莲芝的嘴里，堵住了她微弱的呻吟。然后，他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拿起枕头，死死地压在了她的口鼻上。于莲芝的身体猛地挣扎起来，四肢胡乱地挥舞着，指甲划过他的手臂，留下几道浅浅的血痕，但她的力气越来越小，挣扎也越来越微弱。孙东明怕她没死透，又腾出一只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她颈部动脉的搏动一点点减弱，直至彻底消失。 房间里彻底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孙东明粗重的喘息声。他松开手，瘫坐在床边，看着于莲芝毫无生气的脸，眼神空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开始有条不紊地布置现场，试图将这桩谋杀伪装成一场意外或强奸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水杯，倒了温水，泡上自己常吃的治疗肠胃疾病的药，又往里面加了几片安眠药。然后，他抓起于莲芝冰凉的手，在杯壁上印下几个模糊的指纹，再把水杯轻轻放在旁边的电脑桌上，这样一来，就像是于莲芝自己喝了药，因为药物作用发生了意外。 此时，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午夜12点，新的一天已经到来，可对于莲芝来说，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昨天。孙东明拿起于莲芝的手机，解锁屏幕，在通讯录里翻找了一会儿，找到了她最好的朋友小霞的号码，编辑了一条短信：后天空不，中午一起吃饭。他刻意少打了一个字，装作是于莲芝意识不清时发送的。发完短信，他把手机放回原位，又动手脱掉了于莲芝的衣裤，制造出被强奸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孙东明搬起煤气罐，重新放回厨房，拧紧了阀门。他把作案时穿戴的拖鞋、手套都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又拿起拖把，仔仔细细地清理了房间里的脚印和痕迹，尤其是卧室门口和床边的区域，拖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走出出租屋时，巷弄里已经没有了行人，只有寒风依旧在呼啸。孙东明提着那个黑色塑料袋，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脚下的路似乎没有尽头。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直到看到一家亮着灯的酒店，才停下脚步，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子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让司机停下，打开车窗，把那个装着作案工具的塑料袋扔进了路边的下水道，然后重新上车，告诉司机目的地——前妻家的小区。 回到前妻家时，前妻已经睡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却毫无睡意。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今晚发生的一切，既恐惧又庆幸。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命运的法网早已悄然向他收紧。 第二天一早，孙东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拨通了景德镇市公安局的电话，声音带着刻意伪装的惊慌：警察同志，不好了，我的女朋友被人杀死在了出租屋里！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命案，迅速组织警力赶到现场展开侦查工作。侦查人员穿着鞋套走进出租屋，一股淡淡的煤气味和安眠药味还未完全散去。法医小心翼翼地对尸体进行初步检查，侦查人员则仔细勘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可疑的痕迹。 现场勘查的结果让所有侦查人员都感到困惑：于莲芝的死因十分复杂，既有疑似被强奸的情形，衣裤被脱，身上有轻微的擦伤；房间里有煤气泄漏的迹象，电脑桌上还有一杯泡好的肠胃药，里面检测出了安眠药成分；法医初步判断，她还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这每一条都有可能导致死亡，而通过进一步的尸检，法医最终确定，于莲芝的直接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的窒息。 更让警方感到可疑的是，于莲芝的手机在凌晨时分发送过一条短信。按照常理，短信应该是死者生前发送的，可法医经过详细尸检，判定的死亡时间是前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之间，与短信发送时间存在明显矛盾。警方反复向法医确认，法医坚定地表示：我的判断不会错，死者绝对不是发完短信后死亡的，这条短信很可能是嫌疑人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扰乱我们的侦查视线。 警方立刻调查了于莲芝发送短信的对象小霞。小霞接到警方的通知后，十分震惊，她告诉警方：我和莲芝最近根本没有发过短信联系，这条短信太奇怪了。我们俩平时有事都是直接打电话，很少发短信。 这个线索让警方更加确定，短信是嫌疑人伪造的。而嫌疑人能从于莲芝众多的联系人中，准确选中她最好的朋友小霞，说明嫌疑人对于莲芝的人际关系非常熟悉，大概率是熟人作案。再结合现场勘查的结果，门窗完好，没有被暴力破坏的迹象，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这进一步印证了熟人作案的推测。 此时，作为报案人，同时也是于莲芝男朋友的孙东明，进入了警方的重点怀疑范围。警方决定先从了解两人的感情状况入手，对孙东明进行询问。 询问室里，孙东明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悲伤。他的年龄比于莲芝大很多，看起来成熟稳重。面对警方的询问，他有条不紊地讲述着自己和于莲芝的相识过程：2006年3月份，我认识的莲芝，那时候她还在五中实习。我们俩在工作中往来比较多，慢慢就互生了好感。那时候她22岁，我38岁，虽然年龄差距大，但我们感情很好。2008年6月26号，我和前妻离婚，我们的恋情才正式公开。 警方追问他事发当晚的行踪，孙东明回答：事发当晚，我在我前妻家里住的。因为最近我和莲芝闹了点矛盾，有时候就不回出租屋住。我和前妻虽然离婚了，但我们有个女儿，平时还像好朋友那样相处，偶尔会去她那里看看女儿。 这个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但警方并没有轻易相信。他们接着问：出租屋的钥匙，除了你和死者之外，还有其他人有吗？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嫌疑人进入房间的方式。 孙东明立刻摇起了头，语气十分肯定：没有，只有我和莲芝有钥匙。 警方见他态度坚决，便向他透露了目前的侦查方向：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情况，我们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听到熟人作案这四个字，孙东明的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随即立刻说道：警察同志，我想到一个线索。我曾经撞见过我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起逛商场，我怀疑他们两个人有不正当关系，这也是我和她闹矛盾的原因。你们可以调查一下那个男人。 为了核实孙东明提供的线索，也为了全面排查嫌疑人，警方兵分三路展开工作：第一组人马围绕于莲芝的人际关系展开摸排，重点调查她的亲友、同事以及孙东明提到的那个陌生男人；第二组人马对案发时段出租屋周边的情况进行走访，寻找可能的目击者；第三组人马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线索，希望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调查结果却超出了警方的预期。于莲芝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和几个闺蜜来往，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在异性关系方面，除了孙东明，几乎没有其他亲密的异性朋友。警方找到了孙东明提到的那个陌生男人，经过询问得知，他只是于莲芝的一个远房亲戚，当天是陪于莲芝去商场买东西，并没有不正当关系。 与此同时，第二组人马的走访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出租屋周边的居民大多早早休息，没有人注意到案发时段有可疑人员出入。第三组人马向社会征集线索后，也没有收到有效的反馈。 更让警方感到困惑的是，孙东明的前妻也向警方证实，案发当晚孙东明确实住在她家里。前妻的证词给孙东明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警方甚至已经准备排除孙东明的嫌疑。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这位出租车司机看到警方征集线索的公告后，觉得自己拉到的一位乘客十分可疑，便主动来到派出所反映情况。他告诉警方：就在案发当晚深夜，我在一家酒店门口拉了一个男乘客。那个男的很奇怪，上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神色慌张。车子开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让我停下，把那个塑料袋扔到了路边的下水道里，然后又上车，让我把他送到了一个小区门口。 警方立刻重视起来，详细询问了出租车司机相关细节：乘客的外貌特征、上车时间、下车地点、扔塑料袋的具体位置。当司机说出乘客最终下车的小区时，所有侦查人员都浑身一激灵，那个小区，正是孙东明前妻居住的小区！ 专案组立刻安排出租车司机对孙东明进行辨认。为了保证辨认的准确性，警方并没有只拿出孙东明的照片，而是准备了一摞十多张外貌特征相似的男性照片，让司机从中辨认。司机仔细看了一遍照片，毫不犹豫地指向了孙东明的照片：就是他！我肯定，当晚拉的就是这个人。他上车的时候低着头，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过他的脸，不会错的。 得到司机的确认后，警方立刻在他的带领下，赶到了孙东明扔塑料袋的十字路口。侦查人员动用工具，从下水道里捞出了那个黑色塑料袋。打开塑料袋，里面果然装着一双拖鞋和一副橡胶手套。法医对这些物品进行了检验，从中提取到了孙东明的生物信息，与孙东明的dNA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专案组立刻决定抓捕孙东明。当警察出现在孙东明面前时，他脸上的平静瞬间崩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没有任何反抗，就被警方带走了。 孙东明被捕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景德镇市教育圈炸开了锅。在所有人的眼里，孙东明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男人：他是景德镇市第五中学的优秀教师，英语教研组组长，业务能力突出，深受领导赏识和学生喜爱；他性格温和，脾气好，从来没跟人红过脸，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都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至少在人们看来是这样），还自己建了一座四层半的小洋楼，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残忍杀害女朋友的凶手？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为了了解孙东明的真实面目，警方走访了他的亲友、同事和同学。孙东明的一位初中同学回忆说：东明在读书的时候就特别优秀，是班上的活跃分子。他不光学习好，还特别喜欢体育，尤其是长跑，经常拿校内第一名。那时候他就是我们班的骄傲，大家都觉得他以后肯定有出息。 孙东明的大学同学也表示：他在大学里表现也很突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担任了班级干部。毕业的时候，他因为成绩优秀，直接被分配到了五中任教，当时羡慕坏了不少人。 在同事眼里，孙东明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老师。他对工作特别认真，备课、上课都一丝不苟，学生的成绩也都很好。作为英语教研组组长，他还经常组织教研活动，帮助年轻教师成长。一位和孙东明共事多年的同事说道，平时大家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忙，脾气也好得不像话，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孙东明的朋友则透露，他很会享受生活。东明有了家庭之后，除了教书，还会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补习，赚点额外收入。他收入不错，日子过得很滋润。2005年前后，他自己建了一座四层半的小洋楼，装修得很漂亮。没事的时候，他还经常叫我们一起出去钓鱼，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就连孙东明常去的一家洗发店的老板，也对他印象深刻：孙老师是我们这里的老顾客了。他每次来理发都很特别，得需要两个师傅同时服务，一个师傅理发，另一个师傅托着他的脑袋。因为他理发的时候经常会打瞌睡，怕他脖子酸。他人很客气，每次来都会跟我们打招呼，说话也很温和。 所有人的描述，都勾勒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孙东明。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人，却因为一场办公室恋情，走上了杀人的道路。这一切，都要从于莲芝的出现说起。 于莲芝是景德镇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她的大学班主任回忆说：莲芝上学的时候就很优秀，长得漂亮，性格也活泼。她毕业的时候，进的那家上海公司条件很好，当时她还交了一个博士生男朋友，大家都以为她会在上海定居，没想到后来会回来。 后来，于莲芝和那个博士生男朋友因为性格不合分了手。这场失恋对她的打击很大，让她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失望。不久之后，也就是2006年初，她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回到了家乡景德镇。班主任说：莲芝是个比较另类的女孩，她对爱情的评判标准和一般人不一样，在她眼里，爱情就是一切，有情饮水饱。她之所以离开上海，应该是想远离那个伤心地，重新开始。 回到景德镇后，于莲芝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成功进入景德镇市第五中学，成为了一名实习老师。也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孙东明。于莲芝长得漂亮，又在大城市生活过，打扮时尚靓丽，和学校里其他朴素的女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快就吸引了孙东明的注意。 虽然两人年龄差距高达16岁，而且孙东明当时已经有了家庭，但于莲芝的爱情观让她忽略了这些世俗的束缚。在她看来，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而孙东明，也被于莲芝的青春活力和美丽吸引，不顾自己已婚的身份，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孙东明利用自己的身份和阅历，在工作上给予于莲芝无微不至的关照，帮她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在生活上，他对她体贴入微，经常给她买礼物，带她出去吃饭、逛街。他还向于莲芝展现自己的才华，给她讲自己的奋斗经历，让于莲芝对他充满了崇拜和依赖。很快，于莲芝就彻底心动了，两人开始了秘密交往。 那段时间，孙东明经常偷偷跑到于莲芝租住的房子里和她约会，每次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发现。直到2008年6月，孙东明和前妻离婚，这段隐藏了两年的恋情才正式对外公布。 于莲芝的闺蜜说：当时孙东明对莲芝真的很好，什么都顺着她。莲芝也是真的爱他，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他，说他成熟、稳重、有担当。有一次，莲芝、她弟弟和孙东明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莲芝还在照片背后写了一句话：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们俩会一直幸福下去。 可这看似恩爱的感情，背后却早已暗流涌动。在孙东明眼里，于莲芝并没有她表现得那么爱情至上，两人的相处充满了矛盾和争吵。被捕后，孙东明向警方交代，他们俩多次因为于莲芝的工作问题发生激烈冲突。 我和她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跟她说过，我可以想办法帮她转为正式编制。孙东明低着头，声音沙哑，可这件事一直没能办成，因为现在进编都需要考试，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她就因为这个事，经常跟我闹，还动手打过我。 孙东明回忆起一次激烈的争吵：那天她找到我，说工作的事必须给她一个说法。我跟她解释，说进编需要考试，我可以帮她找资料、辅导她复习。可她根本不听，说我是在骗她，当初承诺的时候说得好好的，现在又反悔了。她越说越激动，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还把我的办公室砸得乱七八糟。 除了工作问题，两人在消费观念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于莲芝的同学说：莲芝平时吃穿都很讲究，她不爱做饭，经常出去吃大餐；买衣服也都是去品牌专卖店，不看价格，只看款式。她性格大大咧咧的，不爱计较，经常搞不清自己花了多少钱，花钱大手大脚的。 而孙东明的朋友则有不同的看法：东明对他女朋友很大方，经常给她花钱买东西、带她出去吃饭。但东明的钱都是靠自己教书、补课赚来的，都是辛苦钱，数额有限。他有时候也会跟我们抱怨，说压力很大，感觉自己快养不起她了。他说他给不了她真正意义上的爱，只能靠花钱来维系这段感情。 工作的矛盾、金钱的压力，让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争吵越来越频繁。而真正让两人感情彻底破裂的，是孙东明的女儿。孙东明和前妻有一个女儿，虽然离婚了，但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经常会和女儿联系。 有一次，孙东明正在和于莲芝相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哭着说自己有一道作业题不会做，想让爸爸辅导。孙东明刚想答应，就被于莲芝拦住了。你不许接！于莲芝的情绪十分激动，你已经离婚了，就不应该再和你女儿联系！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 孙东明很生气，反驳道：她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联系她？你太不讲道理了！两人因此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于莲芝摔了东西，还对孙东明又打又骂。 2008年11月2日，于莲芝给孙东明发了一条短信，彻底摊牌：给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付我10万元，我就分手，不再胡闹。要不然，我就去学校闹，让你身败名裂，你也别想好过。 看到这条短信，孙东明感到既愤怒又委屈。我们是自由恋爱，当初是她自愿跟我的，现在怎么还要起青春损失费了？孙东明拒绝了于莲芝的要求。他觉得，于莲芝爱的根本不是他，而是他的钱和能给她带来的便利。 更让孙东明感到愤怒的是，11月中旬，他从朋友那里得知，于莲芝正在和一个男人交往。他立刻赶到朋友所说的超市，果然看到于莲芝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买东西。孙东明冲了过去，那个男人见状立刻离开了，于莲芝则撒腿就跑。孙东明没有追上她，心里的怨恨却越来越深。 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离婚、花钱、花时间陪她，结果她却这样对我。孙东明在看守所里，向辩护律师哭诉，她在和我恋爱期间，还和其他男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准备去开房。我觉得自己被耍了，心里特别恨她，就产生了报复她的想法。 这份怨恨，最终让孙东明失去了理智，走上了杀人的道路。2008年12月4日，孙东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12月6日，他的前妻因涉嫌包庇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庭审当天，法庭里座无虚席，很多人都想来看看这个完美教师的真面目。公诉人在法庭上控诉道：孙东明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本应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可他却在一场畸形的恋情中迷失了方向，因感情纠纷，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女朋友，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依法严惩。 在个人辩护阶段，孙东明情绪激动，声泪俱下。他不断地忏悔自己的冲动行为，说自己对不起于莲芝，对不起她的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和家人。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一时糊涂做出这样的事。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只希望能得到于莲芝父母的原谅。 开庭之前，孙东明就要求家属积极赔偿于莲芝亲属的经济损失。经过协商，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孙东明家属向于莲芝的父母支付了7.3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赔偿。于莲芝的父母考虑到孙东明的忏悔态度和赔偿行为，出具了谅解书，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建议对孙东明从轻处罚。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孙东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依法严惩。但鉴于孙东明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并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最终，法院判处孙东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东明被带回了看守所，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这场因办公室恋情引发的悲剧，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落幕。它不仅毁掉了两个年轻的生命，也毁掉了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第168章 二女共侍一“夫”，不伦之恋演化的悲剧 2013年9月16日清晨，粤北的秋意已悄然浸透山间。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的省道旁，早起赶集的村民老李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刚转过一道弯道，就被路边排水沟里的景象惊得猛捏刹车，自行车“吱呀”一声横在路中间，车筐里的菜篮子摔在地上，青菜滚了一地。 排水沟紧贴着公路边缘，里面积着前一晚的雨水，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而在落叶之间，一具俯卧的躯体格外扎眼。老李壮着胆子凑上前，看清那躯体一动不动，头部下方的积水已经被染成暗红，形成一大片黏稠的血泊，连脚部的积水里也浸着同样的暗红。一股混杂着血腥味和泥土腥气的味道顺着风飘过来，老李胃里一阵翻涌，转身就往路边的小卖部跑，颤抖着抓起公用电话：“喂……警察吗？董塘镇这边的公路排水沟里，有个人……好像死了！” 清晨7点20分，仁化县公安局的警车鸣着警笛划破小镇的宁静，沿着省道一路疾驰而来。民警们跳下车，迅速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将围观的村民挡在外面。负责现场勘查的老陈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拨开排水沟边的杂草，目光落在尸体上。 “死者男性，俯卧姿势，头部和脚部有大面积血泊，初步判断死亡时间不超过12小时。”老陈一边观察一边对身旁的同事记录，“先确认身份，看看身上有没有证件。”两名民警戴上手套，轻轻翻转尸体的上半身，死者的脸上沾着泥土和血污，五官扭曲，显然死前经历了痛苦。民警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摸索片刻，掏出了一张身份证和少量现金。 “彭建猛，四川省仪陇县人。”民警念出身份证上的信息，老陈点点头，随即让法医上前进行初步检验。法医拿出卷尺测量，又仔细检查了死者的体表：“身高约180厘米，年龄在30岁左右，致命伤应该在头部，这里有一道6公分长的裂缝，边缘不规则，像是钝器击打造成的。” 现场的路面平坦宽阔，两侧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民警们拿着勘查灯，沿着公路来回查看，重点排查是否有刹车痕迹、车辆撞击痕迹。“老陈，路面干净得很，没有任何刹车印，也没有车辆剐蹭的痕迹。”一名负责勘查路面的民警汇报道。老陈皱起眉头，又走到排水沟边，仔细查看尸体周围的环境：“尸体身上没有撞击造成的骨折或挫伤，只有头部这一处致命伤，不像是交通肇事。” 清晨的风卷着落叶吹过警戒线，老陈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这不是意外，是命案。” 有了身份证作为线索，警方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彭建猛，31岁，四川仪陇人，案发前在广东肇庆市的一家五金厂打工。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彭建猛的家属，电话那头，彭建猛的妻子听到消息后当场哭倒在地，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等情绪稍微平复后，她哽咽着告诉民警：“建猛……他在仁化县根本不认识人啊，他工作在肇庆，怎么会跑到仁化去？” 彭建猛的姐姐和姐夫也赶来了仁化，他们向警方补充道：“前一天下午，建猛接到一个电话，说话的时候躲躲闪闪的，我们只听见他说‘好，我过去找你’‘到了给你打电话’之类的，问他找谁，他只说是见个朋友，没多说。” 一个在肇庆打工的外地人，为何会长途跋涉300多公里来到仁化？又为何会在偏僻的公路排水沟里遇害？警方的调查陷入了第一个谜团。老陈决定从彭建猛的手机入手：“死者的手机应该还在身上，找到手机，看看他生前和谁联系过。” 民警再次仔细搜查尸体，终于在死者的裤兜里找到了一部老式翻盖手机。手机已经关机，民警充电开机后，调取了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通话记录显示，彭建猛在案发前一天（9月15日）下午，多次与一个陌生号码通话，最后一条短信也是来自这个号码，发送时间是9月15日下午4点23分。 “老公，你上车没？你到韶关就坐樊口的车，到车站买董塘的车吧。”短信内容只有短短一句话，却让在场的民警眼前一亮。老陈盯着屏幕上的“老公”两个字，语气肯定：“这个发信人有重大嫌疑。” 按照常理，能称呼彭建猛为“老公”的，应该是他的妻子。可民警再次联系彭建猛的妻子时，她却一口否认：“我没给她发过这条短信！我也不知道他要去韶关，更不知道什么樊口的车、董塘的车。”妻子的语气带着困惑和悲痛，不像是在说谎。 “不是他妻子，那这个发信人是谁？”老陈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一个陌生女人，用亲昵的称呼给死者发短信，还精准地指导他如何从韶关到董塘，这说明，死者是被这个女人引来仁化的，而凶手，很可能就藏在这个女人背后。” 调查的重点迅速聚焦到了这个陌生号码上。警方通过运营商查询得知，这个号码属于联通，号码段是在仁化县董塘镇的一家小型联通销售点办理的。当天下午，民警就找到了这家位于镇口的小店。 小店不大，门口摆着几个手机配件摊位，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听到民警的询问，老板仔细想了想，很快有了印象：“这个号码我有印象！大概半个月前办的，办卡的是两个年轻人，都光着膀子，看着像是在附近砖厂打工的。” “你能回忆起他们的样子吗？”民警问道。老板点点头，指着墙角的登记本：“办卡的时候要身份证登记，我这儿有记录。当时是个小个子年轻人拿的身份证，说是他自己用。另外一个个子也不高，但长得黑黑壮壮的，胳膊上还有纹身，像是一条龙。” 民警翻开登记本，找到了对应的记录：机主陶清路，云南省大关县人，1997年出生，办理时间是2013年9月1日。“1997年出生，办卡的时候还未满16岁？”民警有些惊讶，老板摆摆手：“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拿别人的身份证办卡很常见，我这儿店小，办卡的人少，所以对这两个光着膀子的印象深。” 线索指向了这个名叫陶清路的云南少年。可一个不到16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会对一个30岁的外地大汉痛下杀手？更让人疑惑的是，陶清路是男性，可那条短信的语气明显是女性，难道是这个少年冒充女人引诱死者？ “一个16岁的孩子，能有这么缜密的心思设局杀人吗？”办案民警心里充满了疑虑，但还是立刻展开了对陶清路的调查。通过走访得知，董塘镇附近有一家大型砖厂，里面有不少云南籍的务工人员。民警推测，陶清路很可能就在这家砖厂打工。 当天傍晚，两名民警乔装成找工作的农民工，走进了砖厂。砖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工人们都穿着沾满泥浆的衣服忙碌着。民警一边假装询问招工信息，一边暗中观察。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身高大概155厘米左右，和老板描述的陶清路模样基本吻合。 接下来的几天，民警对陶清路进行了秘密观察。可观察得越久，心里的疑惑就越深：陶清路身材单薄，看起来弱不禁风，而死者彭建猛身高180厘米，是个壮汉。别说让陶清路击打彭建猛的头部，就算是正面搏斗，陶清路也未必是对手。 “肯定有同伙。”老陈得知情况后，立刻做出判断，“那个卖卡的老板不是说，办卡的时候是两个年轻人吗？另一个有纹身、黑黑壮壮的，很可能就是帮凶。” 警方再次来到联通销售点，向老板核实更多细节。老板仔细回忆了半天，补充道：“那个有纹身的年轻人，说话带着云南口音，当时还问我办卡要不要身份证，我说必须要，他才让那个小个子拿了身份证出来。两个人看起来关系很好，勾肩搭背的，应该是一起的。” 围绕这个有纹身的年轻人，警方再次对砖厂展开暗访。这一次，他们在砖厂的宿舍区找到了目标：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皮肤黝黑，身材壮实，胳膊上果然纹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正和几个工友坐在宿舍门口抽烟。民警悄悄拍下照片，回去比对老板的描述，确认就是这个人。 通过砖厂的登记信息，警方得知这个年轻人名叫陶清顾，23岁，同样是云南大关县人。更让民警意外的是，陶清顾竟然是陶清路的亲哥哥。“亲兄弟合伙作案？”这个发现让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但警方没有贸然行动，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兄弟二人与彭建猛的死有关。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警方一方面继续暗中盯守陶氏兄弟，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展开外围调查，排查二人与彭建猛的关系。可调查下来，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陶清路在案发当天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9月15日下午到晚上，陶清路一直在砖厂上班，有车间的监控和工友的证词可以证明。”负责调查不在场证明的民警汇报道，“他当天下午5点下班，之后就回宿舍休息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门，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了陶清路的嫌疑后，陶清顾成了警方锁定的唯一重点嫌疑人。2013年10月16日，在掌握了初步证据后，警方决定对陶清顾实施抓捕。当天上午，几名民警乔装成砖厂的管理人员，走进了陶清顾所在的车间，趁他不备，迅速将他控制住。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陶清顾坐在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桌沿。面对民警的询问，他起初还拒不承认，直到民警拿出他与陶清路一起办卡的记录，他的心理防线才逐渐崩溃。 “我认识彭建猛，我也确实打了他，但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他，没想到他会死……”陶清顾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民警的目光。在民警的追问下，他缓缓道出了案发当天的经过。 2013年9月15日傍晚5点多，陶清顾下班后，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离开了砖厂，朝着董塘镇的省道驶去。“那是我和彭建猛约好的见面地点，那段路比较偏，两边都是杂草，晚上没什么人。”陶清顾回忆道，“我到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远远就看见彭建猛在路边走着。” 他骑着摩托车加速超过彭建猛，在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停下，“吱呀”一声，摩托车的刹车声在寂静的路边格外刺耳。陶清顾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铁管，夹在胳肢窝底下，靠在路边的树干上等着。 几分钟后，彭建猛走到了跟前。还没等彭建猛反应过来，陶清顾就猛地冲了上去，一把将他推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他摔下去之后，动了一下，好像想爬起来。”陶清顾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当时也慌了，就捡起铁管，朝着他身上打了好几下……具体打了哪里，我记不清了，只知道当时很生气。” 打完之后，陶清顾看彭建猛躺在排水沟里一动不动，心里涌起一阵恐惧，他扔掉铁管，骑上摩托车就匆匆离开了现场。“我当时很害怕，不敢回头看，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陶清顾低下头，双手捂住脸，“如果知道会出人命，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陶清顾承认了打人的事实，案件似乎已经真相大白。可老陈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教训彭建猛？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那条引诱彭建猛来仁化的短信，到底是谁发的？” 这些疑问像一块石头压在民警的心头。陶清顾说他认识彭建猛，可警方调查发现，二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交集，陶清顾一直在云南和广东仁化打工，而彭建猛长期在肇庆，两人既不是老乡，也没有生意往来。更让人疑惑的是，彭建猛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成年人，怎么会轻易相信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千里迢迢赶来赴约？ “肯定还有其他人参与，而且是个女人。”老陈坚定地说。就在这时，彭建猛的姐姐和姐夫再次找到了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再仔细想了想，建猛接电话那天，语气很温柔，还笑着说‘好，我马上安排’，不像是跟普通朋友说话。而且他接电话的时候，特意走到了阳台，不让我们听，我们隐约听见他说‘女朋友’之类的话。” “女朋友？”这个信息让民警眼前一亮。彭建猛的妻子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发过那条短信，也不知道彭建猛来仁化的事。这就意味着，彭建猛很可能有一个秘密的情人，而这个情人，就是发那条“老公”短信的人，也是引诱他来仁化的关键人物。 警方再次将目光投向陶清顾，这个女人会不会和他有关？民警调取了陶清顾的个人信息，发现他已经结婚，妻子名叫鲁兰，也是云南人。更重要的是，鲁兰曾经在河南打过工，而彭建猛早年也在河南待过一段时间。 “难道鲁兰就是彭建猛的秘密情人？”这个猜测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警方立刻对鲁兰展开调查，而陶清顾在民警的追问下，也终于道出了他与彭建猛的恩怨根源。 2012年下半年，陶清顾和鲁兰一起在河南的一家电子厂打工。有一天，陶清顾无意中登上了鲁兰的qq，原本只是想看看妻子有没有和家人联系，却意外发现了鲁兰和一个名叫“彭建猛”的男人的聊天记录。“那些聊天内容不堪入目，全是些暧昧的话，还提到了他们在宾馆开房的事情。”陶清顾的情绪激动起来，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立刻就找到鲁兰质问。” 面对陶清顾的质问，鲁兰没有否认，哭着承认了自己和彭建猛发生过关系。“她说只是一时糊涂，求我原谅她。”陶清顾的声音带着一丝苦涩，“我看着她哭，又想到我们还有一对双胞胎孩子，就心软了，原谅了她。” 难道陶清顾是因为怀恨在心，时隔一年后才报复彭建猛？而鲁兰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甘愿充当诱饵，发那条短信引诱彭建猛来仁化？如果是这样，鲁兰就成了案件的同谋。警方立刻对鲁兰的行踪展开调查，却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疑点：案发时间是2013年9月15日，而鲁兰当时并不在广东仁化，而是在云南的老家。 “根据鲁兰老家的村委会证明和交通记录，鲁兰是2013年9月19日才从云南来到仁化的，案发时她根本不在现场。”负责调查行踪的民警汇报道，“而且那条短信发送的时间是9月15日下午，当时鲁兰的手机定位显示在云南，不可能发送那条从仁化发出的短信。” 线索再次中断，那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她既和彭建猛有暧昧关系，又能指挥陶清顾作案，到底是什么身份？警方决定再次回到砖厂，对陶清顾的社交圈展开更细致的调查。 2013年10月16日晚上，也就是陶清顾被抓捕的当天晚上，砖厂的监控录像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上午陶清顾被带走后，傍晚6点多，鲁兰从砖厂的宿舍走了出来，朝着宿舍旁边的公共厕所走去。 民警放大监控画面，仔细观察鲁兰的动作：她从走出宿舍的那一刻起，右手就一直死死地藏在身后，步伐匆匆，神色慌张，时不时回头张望。两分钟后，鲁兰从公共厕所走了出来，这时候她的双手已经恢复了正常，步伐也慢了下来，但脸上依然带着紧张的神情。 “她身后藏的是什么？肯定是和案件有关的东西。”老陈盯着监控画面说，“陶清顾刚被抓，她就急匆匆地去扔东西，很可能是在销毁作案工具。”警方立刻决定将鲁兰控制起来，对她进行询问。 面对民警的询问，鲁兰起初还想狡辩，但在监控录像的证据面前，她最终还是承认了：“我扔的是陶清顾打人用的那根铁管。”鲁兰的声音带着恐惧，“警察把他带走后，我害怕极了，就想把铁管扔掉，销毁证据。我把铁管藏在宿舍的床底下，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拿到厕所旁边的鱼塘里扔了。” 在鲁兰的指认下，警方带着打捞工具来到了砖厂旁边的鱼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打捞，终于从鱼塘底部捞出了一根生锈的铁管，铁管上还残留着少量的血迹。经过法医鉴定，铁管上的血迹正是死者彭建猛的，这根铁管就是杀害彭建猛的凶器。 鲁兰协助销毁作案工具，已经触犯了法律。但警方并没有就此止步，鲁兰虽然销毁了证据，但她案发时不在仁化，不可能是发那条引诱短信的女人。那个神秘女人依然没有现身。 民警再次来到陶清顾的宿舍进行搜查，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就在民警搜查宿舍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两个女人的身影，其中一个是鲁兰，另一个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 民警注意到，这个瘦小的女人看到民警时，眼神瞬间变得慌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想要躲开。但她的目光在与民警对视的瞬间，又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埋怨，又像是恐惧。“这个女人是谁？”民警问道。鲁兰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她是……是和我们一起打工的工友，叫熊增奇。” 民警要求熊增奇出示身份证协助调查，她却迟迟不肯配合，直到民警反复催促，才转身走进宿舍，拿出了一张身份证。民警接过身份证一看，上面的信息显示：熊增奇，23岁，云南省威信县人。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这张身份证竟然和陶清顾的身份证放在同一个钱包里。 “你和陶清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的身份证会和他的放在一起？”民警问道。熊增奇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她的反常表现让民警更加怀疑，经过研究，警方决定对熊增奇实施抓捕。 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的审讯，熊增奇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她低着头，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是我和陶清顾一起作案的，是我引诱彭建猛来仁化的。” 熊增奇的供述，终于揭开了案件的全部真相。她不仅是陶清顾的工友，更是他的秘密情人。2011年，熊增奇在云南的一家工厂打工时认识了陶清顾，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陶清顾虽然有一个女朋友鲁兰，但因为鲁兰的家人反对，两人已经断绝了来往。熊增奇本以为自己能和陶清顾走到最后，却没想到2012年5月，鲁兰突然带着一对双胞胎孩子找到了陶清顾。 “鲁兰说，那两个孩子是陶清顾的，让他负责。”熊增奇的声音带着一丝苦涩，“陶清顾看着孩子，最终选择了和鲁兰复合，还结婚了。我当时很伤心，但我又离不开他，就留在了他身边，和鲁兰共侍一夫。” 原来，熊增奇之前有过一段三年的感情，因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最终被分手。“我知道自己不能生孩子，再找男朋友也很难有结果。”熊增奇哭着说，“陶清顾已经有了孩子，我觉得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哪怕是这样的关系，我也能接受。” 2013年9月，陶清顾和熊增奇一起来到广东仁化的砖厂打工，鲁兰则留在了云南老家照顾孩子。有一天，陶清顾再次登上鲁兰的qq，想要看看妻子的近况，却发现彭建猛还在和鲁兰联系，甚至向鲁兰索要电话号码。“陶清顾当时很生气，就把自己的手机号发给了彭建猛，还让我冒充鲁兰，和彭建猛聊天。”熊增奇说。 让两人没想到的是，彭建猛竟然真的没有听出破绽，和熊增奇聊得火热。在聊天的过程中，彭建猛向“鲁兰”吐露了一个更大的秘密：他不仅和鲁兰在河南开过房，还在陶清顾的云南老家发生过关系。“彭建猛说，当时鲁兰带着孩子在房间里睡觉，陶清顾的母亲也在房间里看电视，他害怕被发现，就躲在床底下趴了一个多小时。”熊增奇回忆道，“我把这些话告诉陶清顾后，他气得浑身发抖，说一定要教训彭建猛。” 熊增奇承认，她之所以把这些话告诉陶清顾，甚至主动提出冒充鲁兰引诱彭建猛，其实是有自己的私心：“我希望陶清顾能彻底看清鲁兰的真面目，和她离婚，这样我就能和陶清顾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在陶清顾的授意下，熊增奇继续冒充鲁兰，用温柔的语气劝说彭建猛来仁化见面。彭建猛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2013年9月15日下午，彭建猛从肇庆出发，乘坐大巴来到韶关，又按照短信的指示，转车前往董塘镇。 当天傍晚5点多，彭建猛到达董塘镇后，给熊增奇打了电话：“我到董塘了，在邮政局门口等你。”熊增奇则在电话里说：“我这边车坏了，你再往前走一段，到前面的省道边等我。”她一边打电话，一边和陶清顾骑着摩托车赶往约定地点。 “我们到了邮政局门口，蹲在路边等着。彭建猛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前走，他根本不认识我们。”熊增奇说，“陶清顾当时拿着铁管，藏在身后。我看到彭建猛走近了，心里很害怕，就在一个路口下了车，让陶清顾自己过去。”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和陶清顾供述的一样：陶清顾骑着摩托车超过彭建猛，将他推倒在排水沟里，用铁管击打他的身体，最终导致彭建猛死亡。“我当时很害怕，知道陶清顾肯定下了狠手，但我不敢回去看。”熊增奇的声音充满了悔恨，“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如果我没有冒充鲁兰引诱他，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陶清顾因为妻子鲁兰的出轨行为，在情人熊增奇的挑唆下，设计杀害了彭建猛；熊增奇为了独占陶清顾，主动充当诱饵，参与了作案；鲁兰则在案发后协助陶清顾销毁作案工具，触犯了法律。 审讯室里，陶清顾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当时太冲动了，如果我能冷静一点，和鲁兰离婚就好了，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对不起彭建猛，也对不起我的孩子和家人。”熊增奇也哭着说：“我不该因为自己的私心，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后悔了。” 2013年11月，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陶清顾和熊增奇批准逮捕；鲁兰因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也被依法逮捕。这场因婚外情引发的三角迷局，最终以一场悲剧收场，三个家庭都因此破碎。 第169章 农家夜惊魂 2015年4月的冀南大地，春寒尚未完全褪去。凌晨的薄雾像一层半透明的纱，笼罩着邢台市平乡县的乡村田野，鸡鸣声还未在村落间此起彼伏地响起，大多数人家仍沉浸在熟睡的静谧中。可就在这片安宁之下，一场血腥的杀戮已悄然落幕，一个普通农家院的平静被彻底撕碎。 出事的村子距离平乡县城不过一两公里，四千多口人的村落，在当地算得上是大村。村子里的房屋大多是北方常见的独门独院，青砖灰瓦，院墙外栽着杨树，春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本该是充满生机的景象，却因一户人家的遭遇蒙上了浓重的阴霾。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名叫李美琴。 4月17日下午，当同村村民发现李美琴家异常安静，推门而入的那一刻，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瞬间扑面而来，让人胃里翻江倒海。村民强忍着不适往里走，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瘫软在地——李美琴侧卧在主卧室的地面上，血肉模糊，早已没了气息。惊慌失措的村民连滚带爬地冲出院子，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车的鸣笛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一队刑警迅速赶到现场。拉起警戒线时，围观的村民已聚集了不少，窃窃私语声中满是惊恐。侦查员们穿戴好勘查装备，深吸一口气走进院子，刚踏入主卧室，即便是见惯了凶案现场的老刑警，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干刑警三十年，这么惨的现场，我还是头一回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刑警低声说道，语气里满是震惊与沉重。技术人员用勘查灯扫视现场，每一处细节都让人触目惊心：李美琴穿着羽绒服内胆，下身是秋裤，光着双脚，身体下方是一大片凝固的血泊，暗红色的血迹已经渗透了地面的水泥缝隙。她的头部、脸部和颈部布满了伤口，粗略一数竟有四十多处锐器伤，身上还散落着二十几处钝器造成的瘀伤，全身上下近百处伤口，足以见得凶手的残忍。 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躺在尸体旁，刀柄上的血迹已经干涸，经随后赶到的家属辨认，这把菜刀正是李美琴家日常使用的。尸体周围的血泊面积很大，血量之多，足以证明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除了菜刀，技术人员还在血泊边缘发现了一条断开的金项链和两个金耳环，家属确认这些都是李美琴的随身饰品，并未丢失。 “凶手太狠了，必须尽快抓住他！”带队的刑侦队长攥紧了拳头，眼神坚定。勘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整个院子被分成多个区域逐一排查。主卧室的血腥味最为浓烈，墙壁上、衣柜门上、床沿边，都能看到喷溅状的血迹，显然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搏斗。 走出主卧室，客厅地面上的痕迹同样引人注意。几道擦蹭状的血迹从主卧门口延伸到客厅中央，还有零星的滴落血迹，像是有人在打斗中拖拽、移动过。客厅的地面上，一个电热水壶倒在一旁，壶身有明显的塌陷变形，表面沾满了血迹和少量毛发。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水壶上的生物检材，随后与李美琴身上的钝器伤进行比对，确认这把电热水壶正是造成那些钝器伤的凶器。 更关键的是，从主卧到客厅，再到次卧门口，地面上清晰地留着两种不同的足迹：一种是光着脚的，尺寸较小，经比对确认是李美琴留下的；另一种是穿着袜子的，尺寸偏大，明显属于男性。“这些穿袜子的足迹，大概率就是嫌疑人留下的。”技术人员一边用石膏固定足迹，一边对身边的侦查员说。 侦查员的目光落在了次卧的门上，门把手下方有一道清晰的裂纹，位置距离地面五六十公分，正好是成年人抬脚踹门的高度。“这道裂纹案发前肯定没有，我前几天来串门的时候还没见过。”李美琴的亲属在警戒线外说道。技术人员凑近查看，果然在裂纹处发现了细微的木质纤维，显然是新造成的损伤。 顺着这个线索，技术人员在次卧门的内侧，距离地面一米五六的位置，发现了一枚血手掌印。“这应该是李美琴躲进次卧后，用手顶住门留下的。”侦查员分析道，“她大概率是在客厅打斗中挣脱后，跑到次卧反锁了门，凶手在门外踹门，两人在门里门外形成了对峙。” 这个推断很快得到了印证。技术人员在次卧门外侧的门把手上，提取到了一枚清晰的男性大拇指指纹。这枚指纹呈横向，侦查员现场模拟了一下：推门时，大拇指恰好会呈现这样的横向姿态。“应该是李美琴刚关上门，凶手就伸手去推门，情急之下留下的指纹。”技术人员兴奋地说，指纹素有“证据之王”的称号，这枚指纹的发现，无疑是案件侦破的重要突破口。 除此之外，现场还发现了四枚带着血迹的穿鞋足迹，虽然都不完整，但花纹清晰，像是运动鞋或休闲鞋的纹路，并非正装皮鞋或布鞋。侦查员将这些足迹与现场所有人员的鞋子进行比对，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鞋子能与之匹配。“这组足迹很可能也是嫌疑人留下的。”刑侦队长陷入了沉思，“可之前已经发现了穿袜子的足迹，难道有两个嫌疑人？” 这个疑问让现场的侦查员都皱起了眉头。如果是两个嫌疑人，现场的打斗痕迹和足迹分布却只有一组连贯的穿袜子足迹，穿鞋子的足迹则零散分布，没有形成追逐或打斗的轨迹。“总不能是一个嫌疑人穿着鞋站在一旁，看着另一个同伙打斗吧？这不合常理。”技术人员摇了摇头，“而且穿袜子的足迹没有明显花纹，无法推断嫌疑人的年龄，只能从尺寸和步幅大致刻画：男性，身高一米七二左右，体态偏瘦。” 进一步勘查发现，穿袜子的足迹还延伸到了厨房。“应该是嫌疑人去厨房取菜刀时留下的。”侦查员推断。可除了这些痕迹，现场再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物证，没有撬门破窗的痕迹，抽屉、橱柜也都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刑侦队长做出判断。 院子的大门和家门门锁都完好无损，四周的围墙也没有攀爬的痕迹。家属向侦查员反映，李美琴平时很谨慎，晚上都会把大门和家门锁得严严实实，就算是熟人，没有正当理由，晚上叫门她也绝不会开。“凶手能从容进入家中，要么是和李美琴非常熟悉，要么是有正当的进门理由。”侦查员分析道，“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现场勘查结束后，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李美琴的死亡原因是开放性颅脑损伤，结合尸斑形成时间和尸体变化情况，技术人员推断死亡时间在4月17日凌晨0点30分到2点之间。更关键的是，李美琴的丈夫回忆，4月17日凌晨0点10分到15分，他还和妻子通了几分钟电话，当时李美琴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任何异常。“案发时间应该在凌晨0点15分之后。”刑侦队长将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李美琴的丈夫是半年前到外地开工厂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的学校住宿，案发时家里只有李美琴一个人。接到妻子遇害的消息后，他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工厂赶回来，刚到家门口，看到警戒线和围观的人群，整个人就瘫软在地，被村民扶起来时，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嘴里反复念叨着“美琴，美琴”，伤心欲绝，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侦查员向村民了解情况，大家对这对夫妻的评价都很高。“他俩结婚快二十年了，一直本本分分，之前在县城开店铺，近几年回村开了个小工厂，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邻居大娘抹着眼泪说，“她丈夫为人热情，谁家有事都跑前跑后帮忙，李美琴也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从来没和谁红过脸，更别说结仇了。” 排除了图财害命和仇杀，剩下的可能性就只有情杀或性侵未遂引发的杀人案。侦查员推断，凶手很可能是意图对李美琴实施性侵，遭到反抗后，为了灭口而痛下杀手。结合之前对嫌疑人的刻画，警方将排查范围锁定在村子里18岁到50岁之间，身高一米七二左右、体态偏瘦的男性，尤其是与李美琴相熟的人。 平乡县是全国知名的童车生产基地，刑事案件发案率一直很低，案发地所在的村子更是好几年没出过命案，这起残忍的凶杀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震动。村民们人心惶惶，晚上早早地就关紧了大门，原本热闹的乡村夜晚变得死气沉沉。 排查工作全面展开，侦查员分成多个小组，挨家挨户走访村民，登记符合条件的男性信息，提取指纹进行比对。可一个疑问始终萦绕在侦查员心头：李美琴的死亡时间是在后半夜，按常理应该已经入睡，可她身上的羽绒服内胆穿得整整齐齐，并不像是入睡时的穿着。“她难道是在等什么人？”刑侦队长提出了疑问，“或者是凶手进门时，她已经醒了？” 这个疑问让侦查员重新梳理现场痕迹。主卧室的床上被褥整齐，没有被翻动的痕迹，衣柜门是打开的，里面的衣物摆放整齐，不像是有人睡前准备休息的状态。“结合她凌晨0点15分还和丈夫通电话的情况，或许她当时还没准备睡觉，可能是在做什么家务，或者在等什么人。”侦查员分析道。 另外一个疑点也让侦查员困惑：嫌疑人既然是熟人，为什么会在进门后脱鞋？李美琴的家属明确表示，家里没有进门换鞋的习惯，平时熟人来串门，都是直接穿着鞋进屋。“难道是凶手为了不发出声音，刻意脱鞋潜入？”这个推断似乎更合理，也从侧面说明凶手可能是有预谋地进入家中，意图不轨。 次卧门上的裂纹没有血迹，这一点也很关键。技术人员推断，凶手踹门时，还没有发生致命的打斗，血迹尚未溅出。“李美琴躲进次卧反锁门后，凶手没能踹开，为什么最后她会在主卧室遇害？”刑侦队长陷入了沉思，“难道是李美琴以为凶手走了，主动打开了门？” 带着这些疑问，侦查员将目光投向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李美琴家门前是村子里的主干道，东边一百多米处有一个丁字路口，那里安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正好能拍到进出村子的车辆和行人。“案发前后的监控录像，很可能会有突破口。”侦查员立刻调取了监控资料，连夜进行查看。 监控画面有些模糊，但能清晰地看到，当天晚上11点之后，有多辆翻斗车从北向南来回行驶。村民介绍，这些翻斗车是附近工厂翻修厂房时，雇来拉土的，因为怕白天运土影响交通和卫生，村子里规定只能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之间运土。 侦查员逐帧查看监控，凌晨0点30分左右，一辆翻斗车突然在摄像头下方停了下来，随后车门打开，一个人影从车上下来，围着车辆转了一圈，又重新上车，之后车辆朝着李美琴家的方向驶去，几十米后就驶出了监控范围。“这个时间点，正好在案发时间段内，太可疑了！”侦查员立刻警觉起来，“他为什么突然停车？又为什么朝着案发现场方向去？” 由于监控画面模糊，无法看清司机的体貌特征，侦查员只能通过车牌信息追查。经过查询，这辆翻斗车属于当地一家运输队，司机是村子里的村民张有才，42岁，平时就在附近工厂拉土干活。更让侦查员兴奋的是，据村民反映，张有才身高一米七二左右，体态偏瘦，完全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进一步了解发现，张有才和李美琴关系很熟，因为经常拉土路过李美琴家的工厂，平时会经常串门聊天。可反常的是，李美琴遇害后，张有才从未去过现场，也没有去慰问过家属，这和他平时热情的性格完全不符。“村里但凡有谁家出事，张有才都会主动去帮忙，这次却躲得远远的，肯定有问题。”一位村民对侦查员说。 更关键的是，侦查员了解到，张有才和妻子关系一直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案发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回了娘家，住在隔壁的父亲也早就睡熟了，张有才没有不在场证明。带着这些疑点，侦查员决定对张有才进行正面接触。 见到侦查员时，张有才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眼神躲闪。面对询问，他解释说，案发当天晚上，他的翻斗车轮胎爆了，于是就开车回家，自己动手补好了轮胎，之后因为困了，就直接睡觉了，没有再去拉土。“你自己会补轮胎？”侦查员追问。张有才愣了一下，随即点头说：“会一点，简单的修补还是能搞定的。” 可侦查员随后走访了解到，张有才根本不会补轮胎，他的父亲就是靠补轮胎为生的，是村里有名的修车师傅。“你父亲就在隔壁，为什么不找他帮忙？”侦查员再次询问。张有才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当时太晚了，父亲已经睡了，不好意思打扰他。” “既然已经很晚了，补好轮胎也没法再去拉土，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补？”侦查员的追问让张有才更加紧张，他结结巴巴地说：“本来想着补好之后，万一还能拉几车土，结果补好后太困了，就睡着了。” 张有才的说法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更加深了侦查员的怀疑。此时，指纹比对的结果也出来了——案发现场次卧门把手上提取到的那枚指纹，正是张有才的！“这枚指纹是怎么回事？你说你没进过次卧，为什么会在次卧门把手上留下指纹？”侦查员拿出指纹比对报告，放在张有才面前。 张有才脸色瞬间煞白，双手不停地颤抖，沉默了许久才说：“我经常去美琴家串门，可能是之前不小心碰到的，我真的没进过次卧。”尽管张有才的嫌疑很大，但警方并没有立刻逮捕他，那枚指纹上没有血迹，无法证明是案发时留下的，也有可能是之前串门时不小心留下的。 为了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侦查员再次查看监控，重点关注张有才案发前后的行踪。结果发现，4月17日早上6点多，张有才赶到打工的工厂时，穿的衣服和鞋子，与案发当天晚上监控里看到的完全不同。“凶手作案时身上肯定会沾到血迹，大概率会在第二天更换衣物。”侦查员立刻依法对张有才的家进行搜查，找到了他案发当天晚上穿的衣服和鞋子。 技术人员对衣物和鞋子进行了细致的检测，结果却让侦查员大失所望，衣物和鞋子上没有发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血迹。“难道我们的方向错了？”刑侦队长皱起了眉头，“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暂时排除张有才的重点嫌疑。” 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李美琴的丈夫每天坐在院子门口，眼神空洞，沉默寡言。从一穷二白到白手起家，好不容易过上了和美的生活，妻子却突然遇害，这个打击让他几近崩溃。“案发前十几天，美琴还去外地看过我，我们约好这个月我回家陪她……”他哽咽着对侦查员说，“现在我回来了，她却不在了。” 侦查员们没有气馁，重新梳理案件线索，扩大排查范围，再次挨家挨户走访村民。这一次，一个叫王天成的农民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王天成是李美琴丈夫在山东冠县开的工厂里的跟车送货工人，隔三差五就会从村里拉货到山东，和李美琴关系非常熟，经常去她家里串门。 41岁的王天成，身高一米七三，体态偏瘦，同样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更让侦查员注意的是，王天成有个坏毛病，喜欢喝酒，喝完酒就耍酒疯，还经常打媳妇，村里没人敢劝，唯独李美琴出面，他才会老实下来。“李美琴性格直，说话有分量，王天成怕她。”村民对侦查员说。 案发前后，王天成正好在村里，没有外出送货。李美琴遇害后，他还主动去了现场查看，李美琴的丈夫从山东回来后，他也特地去慰问了一番，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侦查员在走访中发现，王天成和妻子感情常年不和，这一点让他的嫌疑有所上升。 侦查员决定对王天成进行正面接触。一见到侦查员，王天成的表情就变得紧张，脸色发白，说话时双手不停地颤抖，眼神不敢与侦查员对视。“心里有鬼的人才会这么紧张。”侦查员心里有了判断，直接询问他4月16号晚上的行踪。 “那天中午我在村里的小饭店请两个朋友喝酒，喝完就回家睡觉了，睡到晚上六七点钟，在家吃了晚饭，又喝了点酒，11点左右就睡了。”王天成结结巴巴地说道，语气很不自然。侦查员立刻对他的说法进行核实，发现他中午请人喝酒的事情是真的，有饭店老板和一同喝酒的朋友作证，但晚上的行踪却无人能证实，他的妻子说自己睡得早，不知道王天成什么时候睡的。 就在这时，负责核查李美琴通话记录的侦查员传来了重要消息：4月16号晚上11点多，也就是李美琴遇害前两个小时左右，王天成曾经给她打过电话，通话时长616秒，将近11分钟。“你不是说11点左右就睡觉了吗？怎么还会给李美琴打11分钟电话？”侦查员拿着通话记录，质问王天成。 王天成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喝多了，记不清了，可能是喝断片了，不知道有没有打过电话。”侦查员要求查看他的手机，打开通话记录页面后，发现所有通话记录都被删除得干干净净。“心里没鬼，为什么要删除通话记录？”侦查员的追问让王天成哑口无言，头埋得越来越低。 虽然王天成的疑点重重，但警方依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侦查员再次调取监控，发现4月17号早上，王天成穿的衣服和鞋子，与4月16号晚上的完全不同。“没有重大事情，村民不会这么频繁地换衣服换鞋，尤其是鞋子。”侦查员对王天成的怀疑越来越深，立刻要求他出示案发前一天穿的衣服和鞋子。 王天成将侦查员领到院子里，指了指门口晾着的两件衣服，语气显得理直气壮：“就是这两件，我17号换下来洗了。”侦查员对比监控画面，发现晾着的衣服确实与王天成4月16号晚上穿的一致，鞋子也在他家里找到了。“你为什么17号要换衣服？”侦查员追问。“因为要去邻村参加亲戚的婚礼。”王天成回答道。 可侦查员核实后发现，王天成直到17号中午都没有去参加婚礼，而是一直待在家里。“又是一个谎言。”侦查员心里清楚，王天成接二连三地撒谎，肯定隐藏着什么，但没有直接证据，无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只能安排人员对他进行暗中监视。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美琴遇害已经二十多天了，案件侦破陷入了瓶颈。村子里18岁到50岁的男性村民，一共1200多人，侦查员全部进行了摸排，除了王天成，其他人都没有作案嫌疑。专案组每天都召开案情分析会，侦查员们各抒己见，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平乡县公安局时任局长张文杰看着疲惫的侦查员们，心里既心疼又着急。“这起案子影响太大，我们必须尽快破案，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张局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会不会是我们的排查范围有问题？之前划定的18岁到50岁，是针对性犯罪的一般特点，但有没有可能有例外？” 张局长的话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身体素质也在提升，60岁以上的人拥有性能力，实施性侵行为，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把排查年龄扩大到60岁到70岁，重新摸排！” 排查范围扩大后，一个65岁的村民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张永民。张永民和李美琴是同村人，曾经给李美琴家的工厂看过门，对她家的情况非常熟悉。在第一波排查中，因为他年龄偏大，接近70岁，没有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这次扩大范围后，他的诸多特征都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村民们对张永民的评价很差，提起他都摇着头说：“这老头子别看岁数大，一点都不正经，好色得很，平时就爱盯着村里的年轻媳妇看，说话也不三不四。”侦查员了解到，张永民身高一米七四，体态偏瘦，与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基本吻合。更关键的是，他最近几个月在村里一家在建工厂打工，负责看守建好的办公楼，每天晚上都一个人住在值班室，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和便利条件。 “老张干活挺负责的，除了三餐回家吃饭，白天晚上都守在工地，没什么异常。”工厂负责人对侦查员说。但李美琴的公公却向侦查员透露：“张永民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还行，他儿子和我儿子也是生意伙伴，平时来往不少。”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张永民看守的办公楼附近的监控。办公楼往南100多米处，有两个企业安装的监控摄像头，虽然角度不太好，但能拍到进出办公楼的人员。侦查员连夜查看监控录像，终于有了重大发现：4月16号晚上，张永民值班的屋子一直亮着灯，凌晨0点左右，灯影里有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两分钟，随后人影消失，灯却一直亮着。 “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案发时间，看守办公楼的只有张永民一个人，这个人影大概率就是他。”侦查员兴奋地说。紧接着，另一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让侦查员更加激动：4月17号凌晨2点半，一个骑着电动车的男人从案发现场方向，朝着张永民看守的办公楼方向驶来。当时路上没有路灯，正好有一辆大车从对面驶来，车灯照亮了骑车人的轮廓——男性，体态偏瘦。 这个骑车人出现的时间，正是李美琴遇害之后，而且行驶方向是从案发现场到张永民的值班室。按照正常的行驶速度，骑车人从监控位置到值班室，正好需要两分钟。而在骑车人经过后两分钟，张永民值班的屋子里再次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这个骑车人，很可能就是张永民！”刑侦队长立刻做出判断，“立刻对他的值班室进行搜查！” 侦查员依法对张永民的值班室进行了细致搜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双男士休闲鞋。这双鞋看上去刚洗过不久，鞋底的花纹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穿鞋足迹完全吻合。技术人员对鞋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鞋面上残留着李美琴的血迹！铁证如山！ 2015年5月9号，案发后的第25天，张永民被警方依法逮捕。面对鞋面上的血迹证据，张永民一开始还试图抵赖，声称自己从未去过李美琴家，鞋子上的血迹是不小心沾上的。但在侦查员一轮又一轮的审讯中，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低头认罪，承认了杀害李美琴的犯罪事实。 根据张永民的供述，侦查员带着他指认了犯罪现场，每一个细节都与现场勘查的结果完全吻合。张永民交代，他早就觊觎李美琴的美色，一直想找机会占她便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竟然准备了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前，李美琴和丈夫盖新房子时，张永民主动去帮忙，趁机偷走了一把院门钥匙。但当时李美琴的丈夫一直在家，他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只能把钥匙藏起来，耐心等待。2015年初，李美琴的丈夫去山东开工厂，家里只剩下李美琴一个人，张永民觉得机会来了。案发前，他曾经两次在大半夜潜入李美琴家的院子，但都因为李美琴家的窗户和门锁锁得很严实，没能得逞。 4月17号凌晨将近1点，张永民再次用偷来的钥匙打开了李美琴家的院门，发现房门是锁着的。为了不发出声音，他扒开了主卧室的窗户，脱了鞋蹑手蹑脚地爬了进去。刚进入卧室，就惊醒了正在整理衣物的李美琴。“你干什么！”李美琴惊恐地喊道，随即与张永民发生了搏斗。 搏斗中，张永民脸上用来遮挡的毛巾被李美琴揪掉，李美琴认出了他，一边反抗一边朝着客厅跑去。张永民紧随其后，在客厅里拿起电热水壶，朝着李美琴的头部砸去。李美琴被砸中后，忍着疼痛躲进了次卧，反锁了房门。张永民在门外使劲踹门，却没能踹开，只能隔着门假意求饶：“美琴，我错了，你别计较，我这就走。” 李美琴信以为真，以为张永民已经离开，便打开次卧门，准备返回主卧室。没想到张永民根本没有走，而是趁机冲进了主卧，此时他已经起了杀心，担心李美琴报警，便从厨房拿了菜刀，对着李美琴疯狂砍去，直到她没了气息。作案后，张永民穿上鞋子，清理了身上的血迹，骑着电动车返回了值班室，将作案时穿的鞋子藏了起来。 案件告破后，之前被怀疑的王天成和张有才也终于说出了实情。王天成之所以删除通话记录、撒谎，是因为他案发前给李美琴打过电话闲聊，后来听张永民说“美琴死了，肯定是熟人干的”，担心自己因为和李美琴关系好、又有通话记录而被警方怀疑，便删除了通话记录，还谎称去参加婚礼，结果反而加重了嫌疑。 张有才次卧门把手上的指纹，确实是之前串门时不小心留下的。他之所以撒谎说没进过次卧，也是因为害怕被警方怀疑，担心自己说不清楚，才刻意隐瞒，没想到反而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如果当时他们能主动配合警方，说实话，也不会白白被怀疑，还耽误了破案时间。”刑侦队长无奈地说。 张永民因色胆包天，入室杀人，手段残忍，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第170章 白桦林抛尸案 2017年10月31日，北风像无数把冰冷的刀子，刮过敖汉旗的荒原。这里紧挨着辽宁，属于赤峰市最靠北的区域之一，阳历十月底早已是深冬的光景，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光秃秃的田埂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路边的野草被冻得发脆，一踩就“咔嚓”作响。乃林高村外的那片白桦林，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沉沉的天空，远远望去，像一群举着白骨的幽灵，透着股说不出的萧瑟与阴冷。 上午九点多，这片平日里鲜有人来的白桦林里，突然多了一群穿着藏蓝色警服的身影。他们踩着没过脚踝的枯叶，小心翼翼地围着一辆黑色轿车展开勘察，脚下的枯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林子里格外刺耳。 “是辆黑色丰田，车头朝北，停在林子深处，离主干道得有两百多米。”负责现场指挥的王队长蹲下身，手指轻轻拂过车身，指尖立刻沾了一层白霜。他抬眼看向身边的年轻民警，“报案人呢？让他再说说情况。” 不远处站着两个裹着厚棉袄的村民，脸色还带着惊魂未定的慌张。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往前凑了两步，声音打着颤：“王警官，俺们早上来林子里拾柴，就看见这车停在这儿了。俺们村没人开这车，而且它在这儿停了整整一天了，昨天下午俺路过这儿就看见它了，当时以为是哪个城里人来玩的，没在意。可今天再来，车还在，车门没锁，车窗也开着一条缝，风把里头吹得全是树叶。俺们觉得不对劲，这荒郊野岭的，哪有人把车扔在这儿不管？就赶紧报了警。” 王队长点点头，起身绕着车辆仔细查看。这辆丰田轿车看着挺新，车身却沾了不少泥点，显然在土路上跑过。当他走到车头时，眉头猛地皱了起来：原本应该牢固安装在车头的车牌，竟然不翼而飞了。他俯下身，借着民警递过来的手电筒光线细看，车牌下方的金属锁扣已经被硬生生拽断，断裂处的铁皮卷着锋利的边缘，上面还残留着几道不规则的划痕，显然不是用工具拆卸，而是被人用蛮力生拉硬拽下来的。 “去看看车尾。”王队长直起身，声音沉了下来。 民警们立刻围向车尾，眼前的景象和车头如出一辙：后车牌虽然还挂在上面，却被揉得弯弯折折，车牌上的数字和字母被挤压得变了形，大部分都被遮挡住了，根本看不清完整的车牌号。 “不对劲。”王队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凝重，“不管是车头被扯掉的车牌，还是车尾被揉坏的车牌，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这辆车的主人是谁，不想让人追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这绝不是简单的弃车，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紧接着，民警们又发现了新的疑点。在驾驶座一侧的车身和车内的后视镜上，有明显的擦拭痕迹，尤其是后视镜，边缘的塑料壳上还留着半干的水渍，显然是有人刻意擦拭过，想要抹去上面的指纹。 “打开车门，仔细勘察车内。”王队长下令。 民警拉开车门，一股混杂着冷空气和淡淡烟草味的气息涌了出来。车内不算凌乱，但能看出有人翻动过的痕迹。民警们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在车内排查，最终在副驾驶前方的手套箱里，找到了一叠证件，其中一本驾驶证，清晰地显示了车主的信息。 “王队，找到了！车主姓梁，叫梁某，敖汉旗新会镇人，28岁。”年轻民警拿着驾驶证，语气有些兴奋。 王队长接过驾驶证，仔细看了看上面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浓眉大眼，笑容憨厚，看着很精神。他立刻安排人：“马上查一下这个梁某的详细信息，联系他的家人，问问他有没有失踪。” 半个小时后，负责联系家属的民警打来电话，语气急切：“王队，联系上梁某的父亲了！老梁说他儿子昨天晚上就没回家，他们全家找了一晚上，都联系不上梁某，已经失联整整12个小时了！现在老梁急得不行，正往咱们这儿赶呢！” 挂了电话，王队长的脸色更沉了。车主失联，车辆被遗弃在偏僻的白桦林里，车牌被破坏，车身还有擦拭痕迹，这一系列线索串联起来，让他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通知所有人，扩大勘察范围，仔细搜查车辆周围的树林，看看有没有遗留的痕迹物证。” 不到一个小时，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急匆匆地赶到了白桦林外，车刚停稳，一个头发微白、穿着深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正是梁某的父亲梁建国。他一眼就看到了林子里的那辆黑色丰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幸好被身边的民警扶住了。 “那……那是我儿子的车！”梁建国的声音颤抖着，眼睛死死盯着那辆车，泪水瞬间涌了上来，“警察同志，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儿啊？” 王队长扶住他，轻声说：“梁师傅，你先冷静点。我们也是刚发现这辆车，正在勘察。你跟我们说说，梁某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梁建国抹了把眼泪，定了定神，慢慢说道：“我儿子在我开的棉被厂上班，平时挺老实的。昨天下午他跟我说，晚上要跟两个发小聚聚，一个姓付，一个姓李，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也没多想，就让他注意安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在歌厅玩呢，让我别担心。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联系，之后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 “姓付？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王队长立刻追问。 “叫付某，就住在乃林高村，离这儿不远。”梁建国说，“我儿子跟他最亲，俩人认识二十多年了，跟亲兄弟似的。我昨天晚上找不到儿子，第一个就给付某打了电话，问他知不知道我儿子的下落。” “他怎么说？” “他说昨天晚上他们三个在歌厅玩到半夜，我儿子开车把他和李某分别送回了家，然后自己就开车回去了。他还说他凌晨两点多就到家了，是他妈妈开的门。”梁建国叹了口气，“我当时还以为我儿子可能是喝多了，在哪个朋友家睡着了，可找了一圈，都没人见过他。” 王队长心里一动：付某住在乃林高村，离抛车地点这么近，而且是最后一个见过梁某的人。这个付某，必须立刻找到。 当天中午，民警就找到了付某的家。那是一间低矮的平房，院子里堆着一些柴火，门口拴着一只土狗，看到民警过来，不停地狂吠。听到狗叫声，一个穿着碎花棉袄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正是付某的母亲。 “你们找谁啊？”付母警惕地看着民警。 “我们找付某，了解一些情况。”王队长出示了证件。 付母犹豫了一下，转身朝屋里喊了一声：“小付，出来一下，警察找你。” 片刻后，一个身材瘦削、眼神有些躲闪的年轻人走了出来，正是付某。他看到民警，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掩饰住了，故作镇定地问：“警察同志，找我有事？” “你认识梁某吧？”王队长盯着他的眼睛，“昨天晚上你和他、李某一起聚会了？” 付某点点头，语气自然地说：“认识，我们是发小。昨天晚上李某从外地回来，我和梁某给他接风，先一起吃了饭，然后去歌厅玩了一会儿。大概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梁某开车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李某，然后送的我。把我送到家门口，我就下车回家了，他自己开车走了。” “你确定他是自己开车走的？”王队长追问，“他当时有没有说要去别的地方？” “确定，我亲眼看着他开车走的。”付某肯定地说，“他没说要去别的地方，就说要回家睡觉。” “你几点到家的？谁能证明？” “大概凌晨两点多吧，我妈给我开的门，她能证明。”付某指了指身边的母亲。 付母也跟着点头：“是啊，警察同志，小付昨天凌晨两点多回来的，我给他开的门，回来就去睡觉了，一直没出去过。” 从付某家出来，民警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李某。李某是个身材微胖的年轻人，说起昨天晚上的事，他的说法和付某大致相同：“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喝了不少酒，在歌厅玩到一点多。梁某开车送我回了酒店，然后他就去送付某了。大概凌晨一点半的时候，我给梁某和付某都打了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家没。梁某跟我说他已经到楼下了，让我别惦记；付某说他也到家了。我以为他们都安全回去了，没想到……” 看似天衣无缝的证词，却在民警的深入调查中出现了裂痕。民警调取了梁某家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从10月30日晚上九点半到10月31日凌晨，梁某的车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小区门口，更别说“到楼下”了。 “不对劲。”王队长看着监控录像，眉头紧锁，“梁某明明没回家，为什么要跟李某说自己到楼下了？他当时到底在哪？” 为了弄清梁某案发当晚的真实行动轨迹，民警们调取了以歌厅为中心、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监控录像，从10月30日晚上九点半开始，一帧一帧地仔细查看。这是一项庞大而繁琐的工作，民警们分成几个小组，轮班值守，眼睛都熬红了，终于在海量的监控画面中，梳理出了梁某的行动路线。 监控显示，10月30日晚上11点50分，梁某开车带着付某和李某离开歌厅；凌晨0点15分，梁某将李某送到了他入住的酒店门口，李某下车后，梁某就开车带着付某离开了；凌晨1点41分，梁某的车出现在付某家所在的村口，停在了付某家门前的路边；12分钟后，也就是凌晨1点53分，梁某的车突然调转车头，朝着毛兰关村的方向开去；凌晨2点16分，梁某的车在毛兰关村往北的一条乡间小路上消失了。 那条路是条土路，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这就奇怪了。”负责查看监控的民警说，“梁某送完付某，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反而要调转车头往毛兰关村走？而且他跟李某说自己到楼下了，明显是在撒谎。” 王队长沉思道：“要么，是他当时遇到了什么事，不得不改变路线；要么，就是有人逼着他这么做。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付某和李某的证词有问题。” 就在这时，付某之前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付某说，梁某可能是因为欠了巨额赌债，被人追债才离家出走的。“梁某欠了辽宁锦州一些人的钱，还有不少赌债，加起来得有几十万。”付某是这么跟民警说的。 这个说法，立刻让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会不会是梁某因为欠赌债被人控制，甚至伤害了？ 可当民警把这个情况告诉梁建国时，梁建国却一口否定：“不可能！我儿子绝对不会赌博，更不可能欠赌债！”梁建国的情绪很激动，“我太了解我儿子了，他从小就精打细算，买包烟都舍不得买5块钱以上的，怎么可能去赌钱？那些赌债的说法，肯定是瞎编的！” 为了验证付某的说法，民警联系了辽宁锦州的警方，请求协助调查。很快，锦州警方传来了消息：经过调查，梁某在锦州没有任何赌博记录，也没有欠任何人的钱。 “付某在撒谎！”王队长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他为什么要编造梁某欠赌债的谎言？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为什么要故意给对方贴上‘赌徒’的标签？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对付某的怀疑越来越深，但民警们暂时没有更多的证据。就在这时，另一组负责调查梁某社会关系的民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梁某虽然已经结婚，但在事发之前，他和一个姓朱的女人有感情纠纷，还被朱某的丈夫郭某发现了，郭某甚至拎着菜刀来找过梁某。 这个线索让案件再次出现转机。梁建国听到这个消息时，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说：“这事……我知道一点。我儿子结婚五年了，儿媳长得漂亮，孩子也可爱，家里条件也不错，我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 据梁建国说，朱某今年41岁，比梁某大12岁，她的丈夫郭某长期在外务工。2017年10月中旬，郭某突然从外地赶回敖汉旗，说是知道了朱某和梁某的不正当关系，要找梁某算账。“郭某来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一把菜刀，在我家棉被厂门口闹了一场，说要砍死我儿子。”梁建国的声音里带着后怕，“我儿子当时吓得不行，躲出去了好几天，直到郭某走了才敢回来。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 有作案动机，又有暴力倾向，郭某立刻成为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民警们迅速展开调查，调取了郭某案发当晚的行动轨迹。可调查结果却让民警们失望了：案发当晚，郭某一直在赤峰市，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根本没有来过敖汉旗。 排除了郭某的嫌疑，案件又陷入了僵局。民警们没有气馁，继续扩大调查范围，排查梁某的所有社会关系，可查来查去，再也没有发现其他有嫌疑的人。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梁某依旧杳无音信，梁建国夫妇整日以泪洗面，民警们的心里也压着一块大石头。 案发第五天，就在大家都有些疲惫的时候，视频监控组的民警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们在付某家门前的监控画面里，发现了一个关键疑点！ “王队，你看这个！”负责监控的民警指着电脑屏幕，“这是10月31日凌晨1点41分的画面，梁某的车停在了付某家门前，但是从车停下来到开走，整整两分钟的时间里，根本看不到付某下车的身影！” 王队长凑过去仔细查看。监控画面因为是夜间，再加上付某家对面的商店监控摄像头像素不高，画面有些模糊。梁某的车停在路边，车头朝着村口的方向，车灯亮着，刺眼的光线让画面更加不清。两分钟后，梁某的车就开走了，全程没有看到有人从车上下来。 “付某说他当时下车回家了，可监控里根本没有他下车的痕迹。”民警接着说，“而且付某家对面的商店老板说，那天晚上他早就关门睡觉了，也没看到付某回家。” “还有一个疑点。”另一个民警补充道，“从凌晨1点42分到凌晨1点53分，这十分钟的时间里，梁某的车在往城区方向开的路上，走走停停，非常反常。正常情况下，凌晨这个时间，路上没什么车，根本不需要这样频繁停车。” 王队长的眼睛亮了起来：“两种可能：要么，梁某当时在跟人打电话；要么，车里还有其他人，两人在交谈或者发生了什么争执。立刻查梁某案发当晚的通话记录！” 很快，通话记录查出来了：从凌晨1点到凌晨2点，梁某的手机没有任何通话记录，既没有打出去，也没有接进来。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车里还有其他人！”王队长斩钉截铁地说，“副驾驶的位置从监控里能看到，没人；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坐在后排。付某说他当时已经下车回家了，可监控里没有他下车的痕迹，他会不会根本就没下车，一直坐在后排？” 这个猜测让所有民警都兴奋起来。如果付某没下车，那他就是梁某失踪前最后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作案嫌疑极大。而且，抛车地点就在付某家附近，直线距离只有500米，这绝不是巧合。 民警们再次调取了梁某车消失前的最后一段监控画面：凌晨1点53分，梁某的车在一条岔路口突然掉头，朝着与回家方向相反的毛兰关村开去；凌晨2点16分，车在毛兰关村往北的土路上消失。民警们判断，如果梁某真的遭遇了不测，最有可能的案发地点，就是从付某家到毛兰关村再到抛车地点的这段路上。 为了查清真相，专案组决定对付某展开秘密调查，同时深入了解付某的个人情况。这一查，让民警们对这个“情同手足”的发小有了全新的认识。 付某和梁某同岁，都是28岁，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梁某家境殷实，有稳定的工作，家庭幸福；而付某则是另一番景象：父母早年离婚，他跟着母亲长大，和再婚的父亲关系极差。付某没有正经工作，平日里游手好闲，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还因为赌博输了不少钱。 更让民警震惊的是，付某竟然还有过敲诈自己父亲的前科！2017年2月，付某因为赌博欠了一大笔债，被债主追得紧，竟然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串通几个狐朋狗友，以自己被绑架为由，向父亲索要赎金。他的父亲虽然和他关系疏远，但毕竟是亲生儿子，得知他被绑架后，急得团团转，毫不犹豫地支付了97万元的赎金。 拿到赎金后，付某立刻还了赌债，还花了50万元买了一辆豪车，剩下的钱也很快被他挥霍一空。没过多久，他又因为赌博欠了新的赌债，没办法，只能把刚买的新车抵押了出去。 “这个付某，简直是六亲不认。”王队长看着调查材料，语气沉重，“连自己的父亲都能敲诈，为了钱，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梁某家境好，又跟他关系好，他会不会是为了钱，对梁某下了手？” 就在这时，辽宁警方又传来了一个重要消息：经过他们的进一步调查，发现欠下巨额赌债、被锦州的社会人员追债的，不是梁某，而是付某！ 真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付某编造梁某欠赌债的谎言，就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掩盖自己欠赌债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无力偿还赌债，想要从梁某身上“搞”一笔钱。 专案组立刻决定，对付某实施24小时跟踪监控。可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付某的表现却异常平静，每天要么在家待着，要么出去溜达一圈，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时间一天天过去，梁某生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民警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梁建国更是整日以泪洗面，头发都白了不少。 2017年12月初，梁建国实在忍不住了，主动给付某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梁建国的声音带着哀求：“小付，我知道你和我儿子最亲，他肯定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说。如果真的是有人把他带走了，为了钱，咱们就拿钱摆平。只要能让我儿子平安回来，多少钱我都愿意出。警方那边的案子，我也可以撤回来，我只求我儿子没事。” 梁建国的这番话，像是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第二天，付某就主动来到了梁建国的家里。梁建国毕竟是过来人，社会阅历丰富，他特意留心观察付某的神色，发现付某坐立不安，眼神躲闪，说话也吞吞吐吐，神色很不自然。 12月7号，跟踪付某的民警发现，付某突然改变了往日的作息，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镇上的一家小宾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退房离开。民警立刻调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发现付某入住时，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 “他一个人好好的，不在家住，去宾馆干什么？”王队长觉得事情不简单，“立刻去宾馆调查，问问前台他入住时的情况，再查查他入住前去过哪些地方。” 民警们很快就有了收获。宾馆前台回忆说：“那个男的入住的时候，跟我借过胶棒，说是要粘点东西。他看着挺紧张的，进了房间就没怎么出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走。”而在宾馆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店员也认出了付某：“我记得他，那天上午他来买过东西，就买了一支笔、一张A4纸，还有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一共花了一块钱。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哪有人买纸只买一张的？” 胶棒、A4纸、笔记本纸……这些东西，让民警们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果然，两天后的12月9号，付某再次登门拜访梁建国。当天晚上11点，王队长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梁建国发来的短信，只有九个字：“王队，有信，要钱怎么办？” 王队长立刻给梁建国回了电话。电话里，梁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是怕被人听到：“王队，刚才付某来我家了，一直待到晚上十点才走。他走了之后，我在防盗门的门缝里发现了一封信。” “信里写了什么？你现在安全吗？”王队长急切地问。 “我安全，他已经走了。”梁建国的声音带着哭腔，“信里说，要我准备160万，最近几天把钱筹集好，让付某去送钱，还说要开付某的皮卡车去送。信里还说，只要钱到位，就放我儿子回来。” 梁建国还回忆说，他家的防盗门上贴着一个福字，他开门关门好多次，都没发现门缝里有信。反而是付某走的时候，特意指着门缝跟他说：“叔，你看这啥呀？”他回头一看，付某才从防盗门的对联里抽出了这封信。 “这明显是他自己放进去的！”王队长立刻明白了，“他就是想让你觉得，这封信是别人放的，跟他没关系。但信里指定要他去送钱，这就暴露了他！” 专案组立刻对这封信进行了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信封是用A4纸自己粘的，信纸是从普通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的字是手写的，但每个字的笔画都很僵硬，明显是用尺子比划着写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字迹。而信上提到的“让付某送钱”“开付某的皮卡车”等内容，更是直接将嫌疑指向了付某。 “现在证据基本确凿了，付某就是犯罪嫌疑人。”王队长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抓捕计划，“当务之急，是先稳住付某，让他以为梁建国真的在筹钱，避免他狗急跳墙，对梁某不利……” 接下来的几天，梁建国按照民警的安排，故意在付某面前表现出“积极筹钱”的样子，还时不时地给付某打电话，询问送钱的具体细节。付某果然放松了警惕，频繁地给梁建国打电话、跑工厂，询问筹款进度，看得出来，他已经急不可耐地想要拿到这笔钱了。 2017年12月12号，民警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实施抓捕。当天下午，当付某再次来到梁建国的工厂询问筹款情况时，早已埋伏好的民警们一拥而上，将付某当场抓获。 被带到公安局后，付某一开始还试图狡辩，拒不承认自己和梁某的失踪有关。但当民警们将监控录像、便利店购物记录、宾馆入住信息，以及那封勒索信的鉴定结果摆在他面前时，付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先是承认了勒索信是自己写的，但对于梁某的下落，依旧拒不交代。民警们知道，时间越久，找到梁某遗体的可能性就越小。他们耐心地对付某进行审讯，将他所有的疑点一一戳破：为什么撒谎说梁某欠赌债？为什么监控里没有他下车的痕迹？为什么案发凌晨会出现在辽蒙交界？为什么要特意住进宾馆买纸和笔？ 在民警们的强大攻势下，付某再也无法自圆其说，最终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杀害梁某的事实。 “我欠了好多赌债，被人追得紧，实在没办法了。”付某的声音沙哑，眼神空洞，“我知道梁某家有钱，就想从他身上搞点钱。10月30号晚上，我故意在歌厅劝他多喝酒，就是想等他喝多了，好跟他要钱。后来他开车送我回家，我就说我没烟了，让他带我去镇上买烟，没下车，一直坐在后排。” 付某说，在车里，他向梁某索要50万元，梁某当场拒绝了他，还骂他“没出息”“丧心病狂”。“我当时被赌债逼得走投无路，又被他骂了一顿，一时气急，就想弄死他。”付某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我事先准备了一根钢丝绳，就藏在后排座位底下。趁他不注意，我从后面勒住了他的脖子，他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杀害梁某后，付某开车将尸体拉到了辽宁省建平县的一片荒地里，挖了个坑把尸体埋了。然后，他又开车返回敖汉旗，把梁某的车扔在了自家附近的白桦林里，还故意扯掉了车头的车牌，揉坏了车尾的车牌，擦拭了车身和后视镜上的指纹，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行。 “我本来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付某说完，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 当天下午，在付某的指认下，民警们在辽宁省建平县的一片荒地里，找到了梁某的尸体。尸体被埋在一个树坑里，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和落叶。当梁建国夫妇看到儿子的遗体时，当场崩溃大哭，梁建国更是哭得晕了过去，嘴里不停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你怎么能被他害了啊！” 这起震惊敖汉旗的杀人抛尸案，经过民警们42天的艰苦侦查，终于水落石出。那个曾经和梁某情同手足、认识了二十多年的发小，竟然因为一己私欲，对他下了如此毒手。 案发后第43天，付某被正式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而梁建国的棉被厂，再也没有了梁某的身影；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也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变得支离破碎。 人心隔肚皮，再亲密的友情，在金钱和欲望的面前，也可能变得不堪一击。 第171章 豫皖血痕：系列杀人案侦破纪实 淮北平原的冬夜，夜风卷着麦秸秆的碎屑掠过田埂，却没有几分刺骨的寒意。庙岔镇的轮廓在昏黄的月光下模糊不清，谁也说不清镇上的老庙始建于何年，毁于哪朝，供奉的又是哪路神仙。庙宇早已荡然无存，但祖辈传下的庙会却从未间断，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热闹的烟火符号。 2001年11月24日，正是庙会的正日。当代农民的商品意识早已浸透骨髓，庙会早已不是单纯的祈福仪式，而是一场规模盛大的商品交易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庙岔镇就建起了两千多平方米的皮货市场，专营山羊板皮，其规模、商户数量和交易量，早已跻身全国十大皮货市场之列。只是近几年，关于这里暗中进行假币交易和毒品交易的传闻不绝于耳，让这座本该香火缭绕的古镇，多了几分藏污纳垢的阴霾。 鬼怕恶人，古有此说。但比恶人更可怕的，是丧失了人性的恶魔。恶魔行凶，从不会择时择地，更不会心慈手软。天亮就是人声鼎沸的庙会，凌晨2点多，庙岔镇的街头还沉在死寂里，一个幽灵般的身影悄然浮现。他上身反穿着一件白色夹克衫，黑色塑料袋蒙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两只在夜色中闪着凶光的贼眼。左手攥着一只手电筒，右手拎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撬棍，嘴角还叼着一把锋利的剃羊刀。 显然，他早已踩好了点。 集镇正中的两间铁皮小屋，就是他的目标。撬棍在他手中如同玩具，三拨两挑之间，铁皮窗户就被轻易撬开，翻窗入室的动作迅捷得像一只夜猫子。这间小屋住着江寨镇后王楼村的王玉民夫妇，老王已经六十出头，年轻时当过兵，一米七几的个头，两百多斤的体重，身子骨依旧硬朗，头脑也十分灵活。为了趁着庙会多赚点零花钱，夫妇俩提前好几天就来到镇上，租下这间铁皮小屋经营小吃。试营业的几天生意不错，头一天他们还在屋前搭了间彩棚，添了两张桌子，鲜艳的塑料彩带在夜风里轻轻飘荡，像极了夫妇俩对好日子的憧憬。 只是这憧憬太过短暂，也太过脆弱。铁皮窗户被撬开时，王玉民睡得正沉，连一丝察觉都没有；手电筒的光柱直射在他脸上时，他依旧沉浸在香甜的梦乡中。直到那根螺纹钢撬棍狠狠砸在他头上，沉重的鼾声才戛然而止。恶魔面无表情地放下撬棍，右手操起剃羊刀，朝着老王的脖子用力一抹，喉咙和动脉血管瞬间被切断，滚烫的鲜血喷溅在床褥、墙壁和地面上，在手电筒的光柱下泛着狰狞的红光。 杀红了眼的恶魔没有丝毫停顿，又举起利刃朝着老王妻子的心脏部位猛刺数刀。连续夺走两条人命，他既不手软，也不胆怯，像拖拽杂物一样把两具尸体从床上搬到地上，随后开始在屋内疯狂翻腾。床底、桌下、抽屉、甚至夫妇俩的衣兜，所有可能藏钱的地方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最终只找到区区42元现金。蒙面恶魔发出一声失望的冷哼，随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庙岔出大案了！王玉民夫妇被杀了！”清晨的消息像惊雷一样在镇上炸开。7点35分，王玉民的外孙女跌跌撞撞地跑到派出所报案；7点40分，庙岔派出所所长张旭东就带着民警赶到现场，拉起警戒线维持秩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现场痕迹，同时第一时间向市局领导汇报案情。在阜阳市，如此残忍的灭门惨案，还是头一遭。 十分钟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刘鑫带领侦查员和痕检工程师火速赶到。参战人员迅速分成三组：现场勘查组专注于提取每一处痕迹，外围走访组挨家挨户排查线索，尸体解剖组则立即开展尸检工作。侦查工作在紧张而缜密的氛围中全面展开，所有人都清楚，现场是案件的谜面，也是破解谜底的关键。 法医很快查明，两名死者身上都有多处钝器伤和锐器伤：钝器伤集中在头部，锐器伤则主要在颈部和胸部。王玉民颈部的致命一刀深度约5公分，他妻子的胸部更是有十几处刀伤，可见凶手的残忍程度。通过提取死者胃部容物化验，法医初步推算出死亡时间在凌晨2点左右。 现场除了大量喷溅状血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可疑痕迹。痕检人员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仔细排查，终于在死者的床单上发现了一点残存的鞋底花纹，形状类似除号。没有马迹，只有蛛丝，这枚不起眼的除号状鞋底纹，成了警方摸排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物证。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20分，所有参战人员才集中到庙岔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李周局长主持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技术中队队长详细陈述了尸检结果后，大胆做出三点判断：第一，受害人死亡时间确定在凌晨2点左右；第二，凶手使用的钝器较为特殊，死者头部的Y型伤痕以及间隙0.8厘米的等距离表皮脱落，绝非普通钝器所能造成；第三，凶手所持利刃长度不少于10公分，宽度不少于6公分。 公安局副政委韩世成随后补充道：“作案时间可以进一步确认。我们在庙岔集走访时，有群众反映，王玉民夫妇夜里12点还在卖饭；距离现场30米的建材门市部，凌晨1点到2点期间一直在卸黄沙，干活的工人都说没发现铁皮屋有任何动静。这就印证了法医的结论，死者遇害时间应该是在凌晨2点以后。” 痕检工程师夏胜刚接着发言：“初步认定犯罪嫌疑人穿的是普通皮鞋，鞋底前掌花纹呈除号型，横杠长度9毫米，点的长度约1毫米。由于现场没有提取到更有价值的物证，推断一人独立作案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能排除两人以上团伙作案的可能。” 刑警大队副教导员介绍的外围调查结果，带来了一个关键线索：“王玉民两年前曾经贩卖过毒品，还‘吃了别人的馍’，他把合伙人几万块钱的毒品私吞了。那个合伙人住在老王的邻村，两人从此结下死仇。死者亲属和邻居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凶手肯定是那个仇家。我们外围调查组的几名民警也倾向于仇杀。”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刑警大队教导员刘鑫谨慎地提出异议，“从现场翻动的情况来看，更像是抢劫杀人。死者曾经贩毒、私吞同伙毒品，他儿子也因贩毒批捕在逃，而临泉是全国13个毒品危害严重地区之一，庙岔镇更是重灾区，这几年这里的刑事案件几乎都和毒品有关，仇杀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但报复杀人没必要把现场翻得这么细，铁皮小屋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连死者的口袋都翻过来了——这更符合劫财杀人的特征。” 最终，刘鑫提出“双管齐下”的侦查方案：抽调缉毒队侦查员配合庙岔派出所，摸排王玉民的仇家；刑警大队主力则围绕抢劫杀人展开进一步侦查。 临泉，这个全国第一大县，面积1118平方公里，人口188万，数字里的多个“8”没能带来好运，反而让这里成了国家贫困县和毒品危害严重县，大案要案发案率在阜阳市乃至安徽省都名列前茅。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上半年，与临泉接壤的河南新蔡、平舆等县，已经发生过多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就在案情分析会召开后不久，缉毒队和当地派出所传来消息：仇杀的可能性被排除了。王玉民的那个仇家，早在收麦子前就离家外出，至今未归，没有任何作案可能。“这起案件是劫财杀人”，成了专案组的共识。 可难题也随之而来：仅凭现场那枚残存的除号状鞋底花纹，别说寻找犯罪嫌疑人，就算找这种皮鞋的生产厂家和商家，都无异于大海捞针。专案组当即决定：既然不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就必须打破地域限制，跨越多省挖掘线索，借鉴河南警方的侦查成果。 这就是“全国刑侦一盘棋”的真谛。 11月25日一大早，专案组分成若干小组，兵分两路展开工作：一路前往临泉县西部8个集镇，寻找除号花纹底的同类皮鞋；另一路则对庙岔镇现场周围的商贩、住户、行人、商店、诊所等进行第二轮地毯式走访。 大海捞针谈何容易。侦查人员走遍了西部8个集镇，无论是固定商店还是临时摊点，只要是卖鞋的，都一一走访询问，可所有人都表示从未卖过除号花纹底的皮鞋。侦查范围不得不进一步扩大，难度也随之陡增。与此同时，庙岔镇的地毯式调查也毫无收获，案件陷入僵局。 就在此时，河南警方传来的一条信息，让专案组眼前一亮。沈丘县警方通报：仅最近一个月，当地就发生了三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作案手法与庙岔案高度相似。 2001年10月30日凌晨1点左右，沈丘县莲池乡废品收购站遭袭。这家收购站是东西一排6间瓦房，用砖头围起大院，收购的废品堆在院内。为了方便车辆出入，大院朝东的出口没装门，院内通向室内的门也敞开着。主人童爱华睡在院子门口的床上，凶手先用钝器击伤他的头部，再用锐器切开他的脖子；他的妻子郑俊敏死在西边屋内的床上，尸体还被残忍焚烧，尸检发现颈部有多处刀伤。 仅隔一天，11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沈丘县刘店镇崔大桥废品收购站再次发生血案，年轻夫妇俩和他们的女儿一家三口全部被杀，尸体都躺在床上，颈部被利刃切开，身体同样遭到焚烧。 更关键的是10月25日晚上的案件：沈丘县城关镇许庄小卖部遭劫，50多岁的店主徐国栋被杀，他的妻子魏美兰惊醒后大声呼救，惊动了四邻。凶手只刺伤了魏美兰，听到动静后狼狈逃窜。这位幸存者回忆：凶手是独自一人作案，头上蒙着黑色塑料袋，中等个头，说话像是当地口音。沈丘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大概率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为，正在全力侦破。 新蔡县警方也传来线索：2001年五六月间，新蔡南部连续发生两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一起一死一伤，另一起因受害人奋力反抗未遂。警方侦查得知，凶手是两个人，一高一矮，操本地北边一点的口音，作案手法都是从房屋后墙挖洞入室，先用钝器打击受害人头部，再用利刃切颈。 11月25日晚上，专案组召开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各组汇报完进展后，大家一致认为：沈丘、新蔡的系列抢劫杀人案，与临泉11·24案虽然暂时没有足够依据并案，但作案手段高度吻合，必须高度重视。尤其是凶手的口音，新蔡北边一点的特征，正是临泉口音。会议决定，加强临泉西部的摸排工作，重点关注有前科的两劳回归人员和批捕在逃人员。 恶魔的杀戮并没有停止。2001年11月26日凌晨3点，河南省平舆县杨埠乡，天上没有星光，村里没有灯光，乡村的夜寂静得让人窒息。突然，一个身影从麦秆垛里钻了出来，反穿白夹克衫，头套黑色塑料袋，只露出眼睛和耳朵，左手拿手电筒，右手握撬棍，正是庙岔案中那个恶魔的模样。 他迅速窜到学校对面的一间房前，那是三间瓦房，西间是大门，朝北的门边墙上挂着“小卖部·公用电话”的木牌。在他看来，小卖部里肯定有钱有货。蒙面人幽灵般绕屋一圈，选中西间后墙中间位置，开始用撬棍挖洞。这根撬棍是两节半米长的螺纹钢组合而成，一头砸扁成铲状，一头砸尖成矛状。 这里的内墙是18墙，虽然是砖头砌成，但只有两块砖厚，砖缝之间不用水泥抹缝，只用黄泥做粘合剂，这种简陋的结构，在撬棍面前不堪一击。尖状一端一捣一拨，泥土就松碎了；铲状一端插进砖缝，用力一撬，砖头就应声塌落。短短几分钟，墙上就被挖开一个长宽约半米的方洞。 蒙面人缩身钻进室内，蹑手蹑脚走到门边，先取下挂锁留好退路，才径直向东间走去。可他没想到，这里不是小卖部，而是一家私人诊所，主人姓刘。屋内，一家五口挤在东间：刘医生睡在靠北墙的单人床上，靠南墙的大床上，妻子杜鹃搂着小女儿睡在一头，大女儿和小儿子睡在另一头。 没有丝毫犹豫，蒙面人朝着刘医生的头部连砸三撬棍，随后又在他脖子上连切三刀。刘医生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他的妻子杜鹃被动静惊醒，刚睁开眼，就看到杀人恶魔举着带血的尖刀站在床边，厉声喝道：“不许动！赶快把钱拿出来！” 杜鹃吓得浑身发抖，苦苦哀求：“你别杀我呀！”恶魔冷笑一声：“哈哈，我不杀你，说，钱在哪？”杜鹃颤抖着指向床头的三屉桌：“钱在中间那个抽屉里。”恶魔转身打开抽屉，翻来翻去只找到30块钱，顿时怒火中烧：“不行，这太少了！快点把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 “真的没有了，就这30块钱。”杜鹃哭着说道。恶魔眼珠一转，开始用更恶毒的话语威胁：“你丈夫在外边睡了人家大闺女，是那个女人雇我来杀他的！你赶快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就强奸你小女儿！” 杜鹃“扑通”一声跪在床上，一边磕头一边哀求：“可别糟蹋我闺女，她才12岁啊！家里确实没有钱了！”恶魔却置若罔闻，一把揪住杜鹃和小女儿，将两人残忍奸污。之后，他再次逼问：“哪里还有钱？赶快拿出来，不然我杀了你们！” 杜鹃绝望之下，想起了村里的两层小楼：“我家村里还有两层小楼，钱放在楼梯下面的箱子里，我带你去拿。”杀人恶魔撕下一件衬衣，把杜鹃的双手捆住，让她带着小女儿带路。可小女儿哭着说：“我流血了，肚子疼，走不动。”恶魔不耐烦地把杜鹃的大女儿叫起来，让母女俩一同带路。 诊所距离村子有一里地，快到村口时，恶魔突然改变主意，抽出尖刀，在麦田里将杜鹃和大女儿婷婷杀害。随后，他转身返回诊所，想把杜鹃的小女儿和小儿子斩草除根。万幸的是，小女儿带着弟弟躲到了屋后的厕所里，才侥幸逃过一劫。杜鹃死前的凄惨呼救声，在寂静的乡村黎明里消散，没有惊醒任何村民，连村里的狗都没有叫一声。 或许，它们也嗅出了比兽性更可怕的邪恶，只能在原地瑟瑟发抖。 11月26日上午9点，平舆县公安局接到报警：杨埠乡发生入室抢劫杀人案，个体医生刘某一家三口被杀。11·24案与11·26案仅隔一天，凶手连杀5人，其残忍程度让人不寒而栗。平舆县领导和驻马店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紧张开展工作。 现场勘查有了重大发现：3名受害者与王玉民夫妇一样，头部有钝器伤，颈部和胸部有锐器伤；刘某头部除了钝器伤，还有Y型伤痕，伴有间隙0.8厘米的等距离表皮脱落，颈部致命刀伤深度也同为5公分。这足以证明，两起血案的凶手使用的是同一种凶器。更关键的是，在凶手挖洞的地方，发现了一枚完整的鞋印，花纹清晰可见。 正是标准的除号型，与庙岔案现场发现的鞋印完全一致！ 为什么受害者头部会出现等距离的表皮脱落？侦查员走访了11·26案的幸存者，那个惨遭蹂躏却机智带着弟弟脱身的小女孩。小女孩惊魂未定地告诉警察：“凶手用的是带螺纹的铁棍。”谜底瞬间揭开：螺纹钢的螺纹是等距离的，造成的表皮脱落自然也是等距离的；螺纹是旋转的，伤痕也就呈现Y型。同时，小女孩还详细描述了凶手的体貌特征，为案件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 谁也没有想到，杀人恶魔作案后并没有仓皇逃窜。他避开公路，沿着麦地向西逃离，绕道来到平舆县城，在一家私人小旅馆蒙头睡了一觉。午饭过后，他竟然斗胆乘坐公共汽车返回杨埠，混在围观群众中看了十几分钟。当看到一名警察蹲在洞口摆弄石膏时，他立刻明白是在提取鞋印，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鞋子，随后才匆匆离开。 当天晚上，临泉县公安局专案人员召开第三次案情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平舆11·26案与临泉11·24案可以确定串并，沈丘、新蔡等地的案件也大概率是同一伙人所为。考虑到这个犯罪团伙可能以1人为首，2到3人结伙，有时独立作案，有时共同作案，专案组决定将新蔡警方提供的信息与平舆案受害人的指控综合分析，扩大摸排范围。同时，会议决定召开派出所长工作会议，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摸排犯罪嫌疑人和群治群防活动。 2001年12月3日，临泉县公安局召开全县派出所长会议，由杨光政委主持。会议通报了11·24案和11·26案的基本情况，详细介绍了专案侦查的进展和对策，一场全民参与的摸排和防范行动就此展开。 侦破工作终于迎来转机。12月12日，负责查找除号花纹底皮鞋厂家和销售市场的侦查人员传来喜讯：他们在河南省正阳县明岗镇发现了两家售卖这种皮鞋的个体商贩，而这种除号花纹底皮鞋，正是当地一家皮鞋厂生产的。 半个月来，专案人员踏遍豫皖两省的12个县城、98个集镇，走访卖鞋的商店和摊点多达800多家，这一进展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专案人员的信息库。所有人同时想起了一个团伙和一个人，以曹殿龙为首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犯罪集团。 这伙恶贯满盈的歹徒，曾经在临泉一带猖狂作案100多起，最猖獗的时候每天都有抢杀奸盗案件发生，搅得半个临泉县不得安宁。1999年夏天，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被临泉县公安机关摧毁，曹殿龙等9名主犯被执行枪决，但仍有3名参与杀人的要犯在逃。其中，被通缉的3号逃犯罗小丹，正是河南正阳人。 除号花纹底皮鞋的产销地都在正阳，曹殿龙团伙的3名在逃犯自然引起了临泉警方的高度重视。正阳警方迅速核查，发现罗小丹一直在逃，且已带着老婆孩子断绝了与家庭和亲友的所有联系，两年多来去向不明，为首作案或参与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团伙2号通缉逃犯洛连顺，已于2001年6月21日在临泉落网，这是临泉警方追逃专项斗争的重大成果。但由于当时11·24案尚未发生，且洛连顺的作案范围全在河南境内，临泉警方仅将其作为逃犯审讯。狡猾的洛连顺只承认在曹殿龙一案中参与过四次杀人，对1999年以后的所作所为守口如瓶。 线索似乎又断了。虽然找到了除号花纹底皮鞋的产销地，但11·24案依然迷雾重重。专案组又将目光投向曹殿龙团伙的1号通缉逃犯福新远，可根据掌握的情况，福新远已逃往新疆两年多，大案队队长王青春正带领小组在新疆对其实施追捕，参与11·24案的可能性似乎也可以排除。 11月的新疆，早已大雪纷飞，凛冽的西北风裹着雪花打在脸上，又冷又疼。但对福新远来说，比严寒更可怕的是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行动。临泉警方追逃小组早已将他和另一名公安部督捕逃犯齐书友的照片，刊登在《新疆日报》《建设兵团报》上，还在自治区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曝光了他们的罪行，号召群众协助抓捕。 福新远确实躲在新疆昌吉区米泉市一带，这里是安徽民工的集中地之一。当他在新疆电视台《案与法》栏目中看到自己的照片和罪行被公开曝光后，吓得连夜逃离了米泉。三天后，当王青春带领一名刑警赶到米泉，摸到他的住处时，福新远已经踏上了返回临泉的路程。 血腥的杀戮还在继续。2001年12月17日深夜12点，安徽省界首市陶庙镇镇东500米处路北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再次迎来恶魔的身影。这家收购站的主人名叫蒋贤良，两间主房门朝南，前门被封住，北边搭了个废品棚，通向主屋的门却敞开着。 还是熟悉的装扮：反穿白夹克衫，头套露眼的黑色塑料袋，右手持螺纹钢撬棍，左手打手电筒。不同的是，这次他身后跟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蒋贤良刚到中年，是黄庄行政村的农民，他和妻子田颖、儿子蒋东一家三口睡在一张大板床上。 恶魔用眼神示意矮个子男人负责床上的女人，矮个子男人立刻手持尖刀站到田颖床头。随后，恶魔举起撬棍，朝着蒋贤良的头上连砸两下，将其打昏，又从腰间抽出尖刀，切开了他的脖子。鲜血溅在墙上、床上，还溅到了田颖的脸上。 田颖突然惊醒，看到眼前的血腥场景，吓得浑身僵硬。矮个子男人亮了亮手中的刀，威胁道：“不许吭声！”田颖不敢叫，也不敢动。恶魔用撬棍指着她喝问：“钱放在哪了？”田颖颤抖着说：“钱在柜子里的皮包里。” 矮个子男人打开床头柜，拿出皮包交给恶魔。恶魔接过皮包，掏出里面的3000多元现金塞进自己口袋，把皮包扔在地上，随后举起撬棍将田颖打昏，对矮个子男人说：“把她宰掉！”矮个子男人却支支吾吾地说：“我不会用刀啊。” 恶魔不耐烦地冷哼一声，一步冲过去，对着田颖的脖子划了一刀，又朝她左胸猛扎数下。睡在母亲身边的11岁男孩蒋东，还在睡梦中就被残忍杀害。随后，两人迅速逃离现场。 一次凶杀案杀死全家三口，这在界首乃至整个阜阳地区都是前所未有的。凶手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阜阳警方。陶庙案现场勘查结果显示，三具尸体都有钝器伤和锐器伤，杀人手段与庙岔案、平舆案完全一致——两案成功串并。 血案惊天，举国震动。2002年3月27日，公安部在临泉召开豫皖结合部系列杀人抢劫案侦破协调会。阜阳市、界首市、临泉县警方，以及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三市和新蔡、平舆、汝南、项城、韩城、正阳、沈丘等涉案地警方悉数参会。 会上，各地警方争相发言，汇报案情和侦破进展。河南警方介绍，由于系列杀人抢劫案在河南发生较早、数量较多，他们已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仅清晰掌握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还在现场提取了脚印、指纹、烟蒂、精斑等物证，通过dNA鉴定确定，有一人参与了所有案件，另外两人为不固定结伴关系。 阜阳市公安局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豫皖两省的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件应串并侦查，因为这些案件存在五个共同特点：其一，袭击对象相同，均为废品收购站、个体诊所、小卖部等有钱可抢的场所，抢劫目的明确；其二，作案时间相同，均在深夜12点至凌晨3点，此时夜深人静，受害者酣睡，便于袭击；其三，作案手段相同，多为挖墙打洞入室，先用钝器击昏受害者，再用锐器刺颈胸；其四，残忍程度相同，杀人、抢劫、强奸、轮奸无所不为，往往灭门灭口，不留活口；其五，相貌特征相同，幸存者均指证主犯反穿夹克衫、头蒙黑色塑料袋，除号花纹鞋印在庙岔、杨埠、陶庙三个现场均有出现。 “透过现象看本质，凶手的报复社会心理十分明显。”阜阳市公安局代表强调，“无论单独作案还是结伙作案，他们袭击的都是下层平民，可见其仇视一切正常生活的人。因此，凶手肯定是负案在逃的重犯。他们流窜作案屡屡得手，若不及时破案，其心理素质和作案手段会愈发老练，危害将更加严重。两省警方必须互通情报、信息共享，必要时形成防范和围捕合力。” 2002年元月3日，临泉县官庙镇一家电器维修部开张第一天，就遭遇了灭顶之灾，店主李炯夫妇双双倒在血泊中。凶手依旧是挖墙打洞入室，依旧是钝器、锐器并举，作案手段与此前的系列案件完全一致。 大约凌晨1点，凶手在维修部西山墙挖洞时，周围十几条狗同时狂叫起来，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包括李炯夫妇。那些狗或许只是本能地看家护院，或许是嗅出了凶手身上比兽性更可怕的邪恶，只敢狂吠，不敢上前撕咬。 凶手潜入室内，还没来得及行凶，李炯的妻子就先惊醒了，立刻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李炯被妻子的叫声惊醒，闪电般从床上爬起来，他手无寸铁，甚至光着身子，面对举着铁棍的蒙面人，毫不犹豫地抱起被子迎面扑了上去。 被子捂住了蒙面人的头，蒙面人的撬棍也同时击中了李炯的头部。李炯闷哼一声，栽倒在床上；他的妻子吓得不敢动弹，只能躺在床上拼命喊叫。蒙面人头上套着塑料袋，又被被子蒙住，什么也看不见，一边本能后退，一边对同来的矮个子喊道：“快点宰了他们！” 那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个子，此刻完全没了之前“不会用刀”的胆怯，立刻举起尖刀，先将李炯杀死，又朝李炯妻子的胸部猛扎数刀。女人的喊叫声惊动了房东，房东是个中年男人，还以为是小两口吵架，空着手跑过来，喊着李炯的小名问道：“猫猫，干啥嘞？” 房东一推门，蒙面人就举起撬棍朝他砸去。房东反应迅速，一闪身躲过，撒腿就跑。蒙面恶魔没有追赶，和矮个子一起仓皇逃离现场。谁也没想到，这个在陶庙案中还声称“不会用刀”的矮个子，此时已变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凌晨2点，110接到报案，刑侦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情况，警方判断凶手步行或骑自行车逃窜，不会太远，随即通知关庙派出所组织力量上路，把守所有路口，争取第一时间断其退路。刑侦人员到达关庙后，也迅速分头搜捕。 关庙案发现场距离河南省界仅200米，距离项城贾岭镇不到5公里，平舆11·26案指挥部设在李楼店，与庙岔同在106国道上，距离关庙也只有10公里。可乡镇派出所警力薄弱，一般只有两三名民警，加上联防队员也不过十几人，即便全部出动，也无法堵住所有路口。大平原四通八达，乡村小路纵横交错，再加上夜色掩护，搜捕和堵截最终未能成功。 早上8点，刑警支队技术人员赶到关庙，与现场刑侦人员共同展开勘查。三条警犬也被带到现场参与追踪，技术人员提取了两种嗅源。警犬沿着一条胡同向南追了50多米，转向正西，越过一条干沟再追30多米，又转向正北追了50多米，可一上公路，嗅源气味就中断了，三条警犬在原地转来转去，无可奈何地狂吠。 凶手显然是骑自行车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逃离了。 现场勘查有了新发现：屋后提取到一枚大花纹状鞋印，墙洞处提取到一枚横直道鞋印。技术人员据此断定，此案应为两人作案，并准确测量出大花纹鞋印为39码。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并决定将指挥部从庙岔搬到官庙。 这里位于西部几个乡镇的中间地带，便于全方位开展侦查和及时出警。 除号状鞋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花纹和横直道鞋印。得益于之前对鞋类市场的深入排查，警方很快在周口莲花市场找到了这种大众化皮鞋。这进一步坚定了警方的判断：凶手的居住和活动区域就在豫皖结合部。专案组本着“立足本地”的原则，加紧了对几十名重点对象的排查。 关庙案件发生后，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王东喜亲自参与现场勘查，随后便住进了关庙派出所。他推掉了所有会议和事务，独自一人关起门来，调阅曹殿龙一案的全部卷宗，潜心研究。在他看来，正在发生的系列抢劫杀人案，与曹殿龙案绝不可能没有关联。 “曹殿龙是杀人恶魔，正在作案的也是杀人恶魔，魔鬼和魔鬼是一家人。” 曹殿龙犯罪集团作案100多起，团伙骨干数十人。王东喜逐案解剖、逐人分析，从案件到人员，再从人员到案件，试图在几米厚的卷宗中找到突破口。终于，他有了惊喜发现：曹殿龙团伙作案的100多起案件中，有50多起是挖墙打洞入室抢劫，而这些案件中，必有一人参与，曹殿龙犯罪团伙第二被告、首要批捕逃犯福新远！ “福新远已经潜回临泉，他肯定是豫皖结合部系列杀人案的凶手之一！”王东喜果断做出判断，这就是“以作案手段找人”。元月6日的案情分析会上，王东喜公开了自己的结论，建议抽调曹殿龙案主要办案人员王青春、刘全功加入专案组，并要求在福新远家周围秘密布置力量，一旦目标出现，立即围捕。 临泉县西部12个乡镇，分别与河南省平舆、新蔡、沈丘、项城四县市接壤，这里社情、敌情、毒情都极为复杂。临泉警方从各警种抽调60名民警，在庙岔和官庙设立两个卡点，24小时不间断盘查过往车辆和可疑行人。 元月16日上午11点，卡点值班民警打来紧急电话：一辆开往河南的客车上，有两个无人认领的旅行包，车上还有两名男子形迹可疑，相貌特征与犯罪嫌疑人高度相似。民警立即将这辆中巴车拦下，发现车尾座椅下有两个行李箱，一个蓝色帆布包，一个黑色密码箱。司机和乘客指认，这两个包是坐在车头的两名男子的。 这两名男子，一个不到30岁，矮个子，贼眉鼠眼，举止猥琐；另一个30出头，高个子，满脸疤痕，面目狰狞，眉宇间透着一股凶杀之气。民警将两人连同行李箱带到官庙派出所分开询问，两人均声称互不相识，还互相推诿，说箱子是对方的，谁也不肯交出密码。 “既然你们都不认领，也不肯交密码，我们就只能自己打开了。”侦查员说完，深谙犯罪心理的高局长蹲在黑色密码箱前，开始尝试拨三位数密码。128、126、326、518、666、888……连续拨了20多个所谓的“吉利数字”，当拨到889时，箱子“啪”的一声开了——一股浓烈的毒品味扑面而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两个箱子里共装有吗啡8050克，这是近两年来临泉发现的最大一宗毒品案。经核查，年轻一点的矮个子叫福侄，是临泉县城关镇西福村人，与福新远同村；高个子是向城镇店人。相隔一天，庙岔卡点又擒获一名批捕在逃的杀人犯。 可杀人恶魔的刀，还在继续沾染鲜血。从2002年元月14日到元月25日，短短十天时间，杀人恶魔伙同那个矮个子男人，又在河南汝南、平舆、上蔡、淮阳和安徽亳州等地疯狂作案6起，杀死16人，杀伤4人，轮奸1人，抢劫现金7000多元。受害者中，年龄最大的67岁，最小的男婴仅10个月；上蔡县朱湖镇朱湖村的张某一家7口，全部惨遭杀害。值得庆幸的是，4名幸存者中有3名是女性，她们凭借顽强的反抗，从恶魔手中拼出了一条生路。 果不出临泉警方所料，伙同杀人恶魔疯狂作案的矮个子男人，正是从新疆潜回的福新远。1968年出生的福新远，身高只有1.55米，胆量却与个头成反比。尽管形同侏儒、相貌丑陋，但他干起活来心灵手巧，做起案来心狠手辣。他曾当过瓦工，练就了一手挖墙掏洞的绝活，一根特制撬棍，无需帮手，五六分钟就能在墙上挖开一个方圆50公分的洞，且动静极小，很少能惊动房东。在曹殿龙犯罪团伙中，他正是凭借这手绝活成为骨干，被列为第二被告，判处死刑后潜逃。 在新疆躲藏两年后，被临泉警方追逃小组逼得走投无路，福新远于2001年11月27日潜回临泉，偷偷住进了二嫂赵美云家。他的二哥福星海也是曹殿龙团伙骨干，早已被执行枪决。明知福新远是死刑逃犯，赵美云仍选择容留。反正已是迟早要被枪毙的人，福新远决定破罐子破摔，找个同伙继续作案。他想起了原同伙卞怀超的弟弟卞矿，卞怀超已被枪毙，福新远听他说过，卞矿也干过抢劫盗窃的勾当。 不敢公开露面的福新远，悄悄潜入另一名在逃同伙洛连顺家。洛连顺也是死刑逃犯，已被警方抓获，他的妻子却热情接待了福新远，买了老酒小菜，还打电话约来了卞矿。酒过三巡，一对杀人组合一拍即合。 “咱们以后一起干。”福新远率先开口。卞矿盯着他，冷冷地说：“跟我干可以，但你要是被公安抓住，把我供出去，我就杀了你的老婆孩子。”福新远不屑地笑了：“你也太小瞧我了，曹殿龙那么牛，都敬我三分。”卞矿不再争辩，只说：“晚上咱俩出去溜溜。” 当天晚上，卞矿骑着自行车带福新远来到界首境内的一个小镇。一户人家门前拴着一条大狼狗，老远就对着他们狂吠。卞矿掏出一把尖刀递给福新远：“把这条狗宰了。”福新远立刻明白，这是在测试他的胆量。他接过尖刀，快步走到狼狗跟前，晃了晃刀刃。狼狗被铁链拴着，原地跳起扑咬，福新远趁机将刀插进狼狗肚子，转身就跑。狼狗受了重伤，猛的挣断铁链追了10多米，最终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目睹这一幕，卞矿心想：“这家伙还行。”他对福新远说：“咱俩同岁，都是排行老三，二哥又都被枪毙了，就一块干吧！” 卞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临泉县白庙镇小卞庄人。他的二哥卞怀超跟着曹殿龙作恶时，他没有入伙，习惯单独行动，从小偷鸡摸狗，后来发展到拎包盗牛。19岁那年，他因盗窃被临泉警方抓获，判处有期徒刑5年；服刑期间，因越狱未遂加刑半年。1993年刑满释放后，他没有回村，直接外出混日子，同年又因抢劫罪被河南省孟津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黄金般的12年青春，都在监狱中度过。作为文盲，他不懂得生活的道理，强盗哥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的全是罪恶的种子，人生哲学是“快活一天是一天”，挣钱方法是“非偷即抢”。连续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弃恶从善，反而扭曲了他的人格。他发誓要报复社会、报复警察，两次将他送进监狱的是警察，抓捕并处决他哥哥的也是警察。可他不敢直接对抗警察，便将怒火发泄在无辜平民身上，通过连续抢劫杀人制造血案，让警察不得安宁，以此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 1999年10月再次刑满释放后，卞矿依旧没有回家，一直在外流窜作案。由于释放证明没有交到当地派出所，自19岁入狱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家乡，白庙派出所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特殊人口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因此，临泉警方此前的排查，始终将他排除在网外。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2002年2月6日早晨7点10分，临泉县110报警台突然接到小卞庄一名村民的举报：“你们悬赏要逮的那个杀人犯，就住在俺们小卞庄，赶快过来抓人！”为了自身安全，举报人没有留姓名，也没说清具体藏匿地点。 110指挥中心迅速将案情通报给刑警大队，一队侦查员立即驱车赶往白庙实施抓捕。为防止福新远逃跑，刑警大队教导员侯云打电话给白庙派出所值班民警李全银，急切地说：“福新远是公安厅督办的杀人抢劫批捕逃犯，也是系列杀人案重点嫌疑人，你马上带人到小卞庄把他控制住，千万不能让他跑掉，我带人随后就到！” 刚挂完侯云的电话，李全银就接到了举报人打来的第二个电话，详细告知了福新远所在的门牌号。李全银立即向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王涛汇报。当天白庙镇正在召开党代会，王涛作为党代表要负责会议保卫工作，无法脱身，便安排李全银带领警员韩伟秘密抓捕，嘱咐他们“不要开车、不要穿警服，悄悄接近目标，能捕则捕，不能捕就控制住，保持密切联系”。 两人向一位老大娘打听了已决犯卞怀超的住址，直接找上门去。此时，福新远正一个人坐在屋里自斟自饮，见两个陌生人突然闯入，顿时觉得不妙，起身就想夺门而逃。“福新远，哪里逃！”李全银大喝一声，正面冲了过去。福新远身材矮小，往下一缩，一头撞在李全银腹部。李全银打了个趔趄，顺势堵住大门；身高力大的韩伟从侧后方猛扑过去，拦腰抱住福新远。李全银趁机从正面上前，三人扭打在一起，最终将福新远摔倒在地。李全银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按成“狗啃泥”姿势，韩伟跪在他腰部，反手将他铐住。为防止意外，李全银找了个编织袋，把福新远的头和上身套住，叫了一辆赶集的机动三轮车，将他押往白庙派出所。 刑警队员刚把福新远押到县看守所，刘鑫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快步上前，盯着福新远的脚，大声喝道：“赶快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侯云也反应过来，弯腰脱下福新远的两只皮鞋，递了一只给刘鑫。两人翻过鞋底查看花纹，相视一笑：“哼，大花纹，和官庙、陶庙现场的鞋印花纹完全一致！”刘鑫又问：“福新远，你穿多少码的鞋？”“39码。”现场脚印与福新远的鞋子比对确认无误。 他正是系列杀人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对福新远的审讯同步展开，另一组侦查员则驱车火速赶往城关镇西福村追踪查证。在同城派出所副所长张富村的带领下，他们很快找到了福新远的二嫂赵美云。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赵美云终于说出真相：福新远2001年11月底回来后，只在她家住了三个晚上，其余时间都在外流窜作案。她还交出一张一寸彩色照片，说是福新远让她帮忙办假身份证用的，她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只知道是福新远的同伙。 刘鑫将赵美云带到桐城派出所继续审问，侦查员则火速赶回小卞庄，在行政村办公室找到了村支书卞俊荣。卞俊荣接过照片，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是卞怀超的弟弟卞矿吗？1999年才从河南三门峡刑满释放，听说最近带了个女人回来，我还没见过。” 侦查员没有惊动村民，迅速返回桐城派出所向刘鑫汇报。此时，对福新远的审讯陷入僵局，他对曹殿龙案中亲手杀死3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对从新疆回来后的所作所为却闭口不谈，态度蛮横。就在审讯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大喝一声：“福新远，卞矿在哪里？” 这一声喝问如同惊雷，福新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求饶：“快，快去抓住这个快刀手！不然他会杀了我一家！”“卞矿藏在哪里？”“就在小卞庄，住在他三叔家！”福新远终于招供了。 考虑到福新远是从小卞庄抓获的，卞矿很可能已经察觉并逃离，刘鑫立即与河南警方取得联系，通报追捕情况，要求设卡堵截防止其逃往河南；同时让110指挥中心通知西部12个乡镇派出所全部行动起来，控制主要路口严格盘查；刑警大队则将卞矿的照片洗印100份，发给参战单位和全体专案人员传阅。20多名民警分成4辆警车，火速赶往白庙。2月6日下午3点，一场围捕杀人恶魔的战斗正式打响。 下午3点20分，第一梯队20名民警率先赶到小卞庄；不到10分钟，刘鑫、侯云带领的10多名侦查员作为第二梯队赶到；随后，第三梯队40多名民警也相继抵达，大队人马将小卞庄团团围住。 谁也没想到，警察进村时，卞矿正在村中一家台球案前玩台球。上午福新远被捕后，他非但没有逃跑，还坚信公安机关一个月内撬不开福新远的嘴巴，只要福新远不交代，自己就没有任何危险。看到警车开进村子，他以为是来取证的，依旧镇定地打台球。可当他看到民警冲进三叔家时，才意识到是来抓自己的，立刻放下台球杆，走进四叔家叫上妻子王雪琴，肩并肩不慌不忙地向村西走去。 此时，卞矿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发到所有参战人员手中，几乎没人认识他。当大队人马团团围住小卞庄时，卞矿已经走出了包围圈。民警搜查时遇到上午的举报人，举报人说：“刚才和一个女人向西走的那个穿白夹克的，就是卞矿！” 侦查员立即停止搜查，迅速向西追捕。十几名年轻警察跑步追击，追出村庄4公里后，终于发现了目标，穿白夹克的男子仍在拼命向西逃窜，距离警方约300米。追在最前面的两名防暴队员，都是刚从武警部队退役的：刘志刚是阜阳市防暴比赛冠军，张彪曾参加部队10公里武装越野赛，还获得过济宁市万米赛跑第一名。这一次，杀人恶魔遇到了真正的克星。 “别跑！站住！”刘志刚一边追击一边厉声呵斥，两人迈开大步，如同离弦之箭般向前冲去。卞矿深知一旦被抓便是死路一条，拼尽全身力气狂奔，可他常年流窜作案、作息混乱，体能早已透支，与专业训练的防暴队员相比差距悬殊。短短一分钟，双方距离就缩短到不足50米。 眼看就要被追上，卞矿突然转身，从腰间抽出一把磨得发亮的剃羊刀，朝着身后的刘志刚挥舞：“别过来！过来我就宰了你！”刘志刚毫不畏惧，脚步丝毫未停，在卞矿挥刀的瞬间灵活侧身躲过，随即顺势向前扑出，一把抓住卞矿持刀的手腕。张彪紧随其后，一记扫堂腿将卞矿绊倒在地，两人合力将其按在地上，冰冷的手铐瞬间锁住了他的双手。 “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卞矿！”卞矿仍在负隅顽抗，拼命挣扎。此时，后续追击的民警赶到，举报人也被专人送到现场指认：“就是他！他就是卞矿！”面对铁证，卞矿的反抗瞬间变得无力，耷拉着脑袋不再吭声。民警当场从他身上搜出剃羊刀一把、螺纹钢撬棍一截，与系列案件的作案凶器完全吻合。 下午4点30分，卞矿被押回临泉县公安局。当他被带到审讯室，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福新远隔桌相对时，两人都露出了绝望的神情。审讯工作随即展开，起初，卞矿还想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当民警拿出现场提取的鞋印、凶器照片，以及幸存者的指认笔录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开始断断续续地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根据卞矿的供述，自1999年刑满释放后，他便开始单独流窜作案，在河南多地实施入室抢劫杀人。2001年11月，与潜回临泉的福新远结伙后，两人作案更加猖獗，先后在豫皖两省多地疯狂作案20余起，杀死42人、杀伤8人，实施强奸、轮奸5起，抢劫现金及财物共计1万余元。从庙岔镇王玉民夫妇被杀案，到平舆县刘医生一家灭门案，再到界首陶庙镇蒋贤良全家遇害案，每一起血案的细节都与卞矿的供述完全吻合，其中不少作案细节只有凶手本人知晓，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罪行。 卞矿还交代，他之所以专门针对废品收购站、小卖部、个体诊所等场所作案，是因为这些场所大多地处偏僻、安保薄弱，且经营者通常会存放一定现金，得手容易。而他之所以手段如此残忍，不仅是为了灭口，更是为了报复社会。 他将自己两次入狱、哥哥被枪决的怨恨，全部发泄在了无辜平民身上，妄图通过制造血案让警方不得安宁。 随着卞矿的落网，豫皖结合部系列杀人抢劫案终于告破。这起横跨豫皖两省、历时近半年的特大系列案件，牵动了两地警方的心，也让周边群众饱受恐慌。案件侦破过程中，豫皖两省警方秉持“全国刑侦一盘棋”的理念，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先后投入警力2000余人次，踏遍两省15个县市、120余个集镇，走访群众5万余户，最终将两名主犯全部抓获。 2002年5月，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法庭上，卞矿、福新远的累累罪行令人发指，旁听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法院经审理查明，两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处卞矿、福新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2年8月，死刑执行命令下达。在临泉县刑场，卞矿、福新远被依法执行死刑。随着一声枪响，这两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豫皖大地的阴霾就此散去。 第172章 龙志民连环杀人大案纪实（一） 1985年的春天，秦岭深处的寒意似乎比往年更持久些。商县西关长途汽车站的院墙斑驳脱落，墙根下积着未化尽的残雪，被往来行人踩成黑乎乎的泥团。江银山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风顺着缝隙往里钻，冻得他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却浑然不觉，眼睛像钉在了车站进出的人流里，一眨不眨地扫视着每一张经过的脸。 这是他在西关车站蹲守的第十八个日夜。从胜利油田赶回来的火车票，花光了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半个月工资，可比起弟弟江三河的下落，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他的手在棉袄口袋里攥得发紧，那里揣着一封皱巴巴的信，信纸已经被反复摩挲得失去了原本的质地，边缘卷翘，墨迹也有些模糊。这是江三河失踪前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寻亲的唯一线索。 江银山和江三河是商县杨峪河镇人，兄弟俩从小在山坳里长大。父母走得早，是江银山一手把弟弟拉扯大的。哥哥沉稳老实，弟弟机灵外向，性格互补的兄弟俩感情格外深厚。改革开放后，村里陆续有人外出务工，江三河看着家里破败的土坯房，又想起哥哥快四十岁还没成家，主动提出要去胜利油田干活。“哥，我去挣两年大钱，回来给你盖新房、娶媳妇，再给咱爹妈修座像样的坟。”出发那天，江三河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神亮得像山里的星星。 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冬天。江三河请假回家，给江银山带了一件新的蓝布褂子，还塞给他五百块钱。“哥，这是我攒的，你先存着。”江三河说着，从包里掏出一把糖，“工地上发的，甜得很。”那天晚上，兄弟俩挤在一张土炕上，聊到半夜。江三河说油田的活儿累，但挣钱实在；说他认识了几个老乡，互相有个照应；还说等开春了，想换个离家近点的活儿，方便照看哥哥。江银山记得，自己当时反复叮嘱弟弟，在外干活别太拼命，注意安全，遇到难处就往家寄信。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像样的对话。 今年正月十五刚过，江银山收到了江三河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很仓促，字迹潦草，里面说他从油田辞了工，打算回陕西找活干，在商县遇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对方说能介绍高薪的农活，一天给五块钱。信的末尾，江三河加了一句奇怪的话：“哥，雇我干活的矮个子男人不对劲，我心里发慌。要是过半个月我没寄信，你就来商县找找我。” 看到这句话时，江银山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他每天都盼着新的来信，可半个月过去，别说信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江银山再也坐不住了，跟村里的生产队请了假，揣着家里仅有的积蓄，辗转几天几夜，赶到了商县。 商县是秦岭脚下的一座小县城，1985年的这里，还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贫困与闭塞。西关车站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却也只是相对而言——拉客的三轮车夫裹着厚棉袄，在车站门口来回踱步，嘴里吆喝着“去东街、去南关，五毛钱一位”；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蹲在墙根，叫卖着自家种的萝卜、白菜，还有用粗纸包着的麻花；偶尔有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进站，车门一开，就会涌出一群背着行李、面色疲惫的务工人员，瞬间让狭小的车站挤满了嘈杂的人声。 县城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坯墙，少数几栋砖瓦房显得格外扎眼。街道是土路，被车轮碾出深深的车辙，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路边的商店里，货架上的商品寥寥无几，大多是些日用品和农具，偶尔能看到几袋包装简陋的饼干，就算是稀罕物了。江银山第一次来商县，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满是茫然。他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只能按照信里的线索，在西关车站附近打听“矮个子男人”的下落。 近半年来，江银山几乎把商县城郊跑遍了。他去过高大的厂房，去过偏远的村庄，去过集市上的每一个摊位，逢人就拿出江三河的照片打听。可大多数人要么摆摆手说没见过，要么就是不耐烦地打发他走。有几次，他遇到几个同样在找人的人，一聊才知道，他们的亲友也失踪了，而且失踪前，都接触过一个“矮个子男人”。 王志龙和王玉堂就是这样认识的。王志龙的表弟是个木匠，去年冬天去商县找活干，从此杳无音信；王玉堂的邻居是个孤寡老人，靠捡破烂为生，失踪前也说过要去给一个矮个子男人干活。几个人有着相同的遭遇，相同的焦虑，自然而然地凑到了一起，组成了寻亲小队。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在车站蹲守，有的负责走访周边村庄，有的负责打听消息。虽然彼此都知道，找到亲人的希望渺茫，但能有人一起商量、一起鼓劲，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寻找要好受些。 “江哥，歇会儿吧，吃点东西。”王志龙走了过来，递给江银山一个干硬的馒头。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这半个月来，他们几个人都是这样，白天四处打听、蹲守，晚上就挤在车站旁边的一间小破旅店里，一张大通铺住五六个人，盖着又薄又脏的被子，勉强过夜。 江银山接过馒头，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干得咽不下去。他喝了一口随身带的凉水，才把馒头咽进肚子里。“老王，你说……三河他会不会没事？”江银山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自己都不信的侥幸。 王志龙叹了口气，蹲在江银山身边，望着进出车站的人流：“江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说实话，我也盼着我表弟能平安回来。可你想啊，这么久没消息，那个矮个子男人又不对劲……”王志龙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江银山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馒头，眼眶瞬间红了。他想起弟弟小时候，每次自己从山里砍柴回来，弟弟都会跑过来，递上一碗温水；想起弟弟第一次拿到工资，兴奋地给自己买了一双新布鞋；想起弟弟临走时，那句“哥，我给你盖新房”的承诺。这些画面在脑海里盘旋，像一把把刀子，割得他心口生疼。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找到他。”江银山抬起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就算……就算他真的出事了，我也要把他的尸骨带回家，埋在爹妈身边。” 车站门口的人流依旧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地，没有人注意到这几个蹲在墙根下的寻亲者，更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藏着怎样的痛苦与期盼。江银山重新把目光投向人群，那封皱巴巴的信，在口袋里被他攥得更紧了。他不知道这样的守望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究竟是希望，还是绝望。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放弃，为了弟弟，也为了那份沉甸甸的兄弟情。 夕阳渐渐西斜，把江银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映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符号。寒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打在他的脸上，他却依旧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等待着那个可能出现的“矮个子男人”，等待着弟弟的消息。 天刚蒙蒙亮，商县的街道还浸在晨雾里，江银山就已经醒了。大通铺的另一边，王志龙和王玉堂也陆续坐起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小旅店的老板端来一盆冰凉的自来水，放在门口的台阶上，“几位，快洗把脸醒醒神，今早城东有集市，说不定能打听着点消息。” 这是他们寻亲小队约定好的分工：江银山和王志龙继续在西关车站蹲守，王玉堂则带着几张失踪者的照片，去城东集市走访。集市是商县周边村民交换物资的地方，人多眼杂，或许能从摆摊的商贩或赶集的村民嘴里，抠出点关于“矮个子男人”的线索。 王玉堂揣着照片，裹紧了衣服，踩着晨雾往城东走。土路被露水打湿，泥泞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嘴里呼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冷空气中。城东集市确实热闹，比起西关车站的嘈杂，这里多了几分烟火气——卖粮食的农户蹲在麻袋旁，大声吆喝着自家的玉米和小麦；卖菜的妇女用头巾包着脸，跟买菜的人讨价还价；还有几个卖农具的摊位，挂着锄头、镰刀，摆着竹筐、木桶，都是山里人常用的物件。 王玉堂先走到一个卖菜的摊位前，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正麻利地给萝卜称重。“大妈，问您个事。”王玉堂掏出照片，递了过去，“您见过照片上这几个人吗？还有一个矮个子男人，四十岁左右，长得佝偻，说话有点含糊。” 大妈放下手里的秤，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照片，摇了摇头，“没见过。你说的矮个子男人，这集市上倒是常来几个蹲活儿的，可我记不清长相了。”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这年头找活干的人多，矮个子、高个子的都有，谁能特意记着啊？” 王玉堂没气馁，又走到旁边一个卖麻花的摊位前。摊主是个年轻小伙，听了他的问题，皱着眉想了半天，“矮个子男人……我好像有点印象。大概上个月，他总在集市口转悠，跟几个找活干的人搭话，说什么‘有农活，一天五块钱’。” “五块钱？”王玉堂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江三河的信里，正好提到那个矮个子男人给的工钱是一天五块。在1985年的商县，普通农活一天顶多挣两块钱，五块钱的工钱，确实算得上“高薪”，也难怪会有人动心。 “对，就是五块。”年轻小伙肯定地点点头，“我当时还听见他跟一个拾破烂的老头说话，说‘活儿不累，就是给我家除除洋芋苗，管吃管住’。那老头犹豫了半天，好像跟着他走了。后来我就没再见过那个老头，也没再见过那个矮个子。” 王玉堂的心沉了下去，那个拾破烂的老头，跟他失踪的邻居情况一模一样。他赶紧追问，“你还记得那个矮个子男人其他的特征吗？比如穿什么衣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 “衣服就是破破烂烂的，灰扑扑的棉袄，裤子上还有补丁。”小伙努力回忆着，“脸上好像有颗痣，在嘴角旁边，说话的时候总爱扯着嘴角，看着有点吓人。对了，他走路有点瘸，左腿好像不太好使。” 王玉堂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在心里，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摊位的摊主，大多是摇头说没见过，只有两个经常在集市上拉活的三轮车夫，补充了一点细节：那个矮个子男人不仅在集市转悠，还常去西关车站附近，专挑那些孤身一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人搭讪，尤其是外地来寻活干的务工人员和本地的孤寡老人。 与此同时，西关车站的江银山和王志龙，也遇到了一点小波折。两人正蹲在墙根下观察人流，突然被两个穿着制服的联防队员拦住了。“你们俩在这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其中一个联防队员双手叉腰，语气严厉。 “同志，我们在找人。”江银山赶紧站起身，掏出江三河的照片，“我弟弟失踪了，还有他们的亲友也不见了，我们在等一个矮个子男人，他可能跟失踪案有关。” 联防队员扫了一眼照片，撇了撇嘴，“找人？我看你们是想趁机捣乱吧？最近县城不太平，赶紧走，别在这扎堆。”另一个联防队员也跟着附和，“就是，再在这蹲着，就把你们带到派出所去。” 王志龙急了，上前一步想跟他们理论，被江银山拉住了。江银山知道，跟这些联防队员硬吵没用，只会耽误时间。“好，我们走，我们换个地方等。”他拉着王志龙，往车站对面的搬运社走去。 搬运社的门房大爷正在扫地，看到两人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小伙子，又来蹲守啊？快进来躲躲风，外面冷。”大爷是个退休的搬运工，在车站附近待了几十年，见证了无数来来往往的人。之前江银山跟他聊起寻亲的事，大爷很是同情，主动提出让他们在搬运社的门房里蹲守，还经常给他们倒杯热水，分享点自己知道的消息。 “大爷，刚才被联防队员赶了。”王志龙叹了口气，坐在门房里的小板凳上。 “嗨，这帮人就这样，欺软怕硬。”大爷放下扫帚，给两人倒了两杯热水，“你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对了，我想起个事，前几天我跟几个老伙计聊天，有个老伙计说，他在西南乡见过你说的那个矮个子男人。” “西南乡？”江银山一下子来了精神，赶紧追问，“大爷，您老伙计具体在哪见的？那个矮个子男人在那干嘛？” “我老伙计是西南乡杨玉河村的，说上个月在村里的代销点见过那个矮个子。”大爷回忆着，“他说那矮个子在代销点买了两瓶白酒，还跟代销点的老板打听，有没有人想找活干。我老伙计说，那矮个子好像就是附近王建村的人，叫什么……龙志民？对，好像是叫龙志民。” “龙志民！”江银山和王志龙异口同声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那个“矮个子男人”的名字，之前的线索都是模糊的外貌描述，现在终于有了具体的指向。 “大爷，您确定是叫龙志民吗？王建村具体在哪？”王志龙激动地抓住大爷的胳膊。 “应该没错，我老伙计跟他聊过几句，记着这个名字。”大爷拍了拍王志龙的手，“王建村就在杨玉河乡旁边，离县城十几里地，从西关车站往南走，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不过你们可别贸然过去，那村子偏得很，万一他真有问题，你们俩过去太危险。” 江银山点了点头，心里既激动又谨慎。有了名字和村庄的线索，总比之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强。他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把“龙志民”“王建村”这两个名字工工整整地记了下来，又反复跟大爷确认了一遍细节，生怕记错一个字。 傍晚的时候，王玉堂从城东集市回来了。一见到江银山和王志龙，他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自己打听来的消息：“江哥、老王，有收获！我打听着，那个矮个子男人确实给五块钱一天的工钱，还见过一个拾破烂的老头跟他走了，跟我邻居的情况对得上！他嘴角有颗痣，走路有点瘸，左腿不好使。” “我们也有重大发现！”王志龙赶紧把大爷说的消息告诉了王玉堂，“那矮个子男人叫龙志民，是西南乡王建村的！” 王玉堂一听，眼睛都亮了，“太好了！终于有具体线索了！我们明天就去王建村找找他！” 江银山却皱起了眉，“不行，我们不能贸然过去。一来，我们不确定龙志民是不是真的在村里；二来，万一他就是害了我们亲友的凶手，我们几个人过去，很可能会有危险。”他顿了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这些线索整理一下，再去派出所报案，让警察跟我们一起去。” 王志龙和王玉堂对视了一眼，都点了点头。他们也知道贸然行动的风险，之前被联防队员驱赶的经历，也让他们明白，没有官方的助力，他们的寻亲之路只会更加艰难。 当晚，三人挤在小旅店的大通铺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把收集到的线索一一整理好：龙志民，男，四十岁左右，身高较矮，佝偻着背，嘴角有痣，左腿瘸，穿灰扑扑的破棉袄，裤子带补丁；常在西关车站、城东集市转悠，以高薪（一天五块钱）为诱饵，招揽务工人员；家住西南乡王建村；失踪者失踪前均与他有过接触。 整理完线索，天已经黑透了。窗外的寒风呜呜地刮着，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江银山看着手里的线索清单，心里既充满了希望，又有着难以言说的忐忑。他不知道，这条终于有了方向的寻亲之路，接下来会遇到怎样的阻碍；也不知道，那个叫龙志民的矮个子男人，背后是否真的藏着他们亲友失踪的真相。但他知道，只要有一丝线索，他们就不能放弃。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派出所。”江银山把线索清单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语气坚定地说。王志龙和王玉堂重重地点了点头，三个人的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交汇，里面充满了疲惫，却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他们都盼着，这一次，能有不一样的结果。 5月27号的清晨，商县飘起了零星的小雨，寒意更甚。江银山三人早早起了床，揣着整理好的线索清单，直奔城关派出所。可他们没料到，等待他们的，依旧是冷漠的推诿。值班民警听他们说完龙志民的线索，头都没抬，“西南乡归城郊派出所管，你们这是跨辖区了，我们管不了，去城郊所报案吧。” “同志，我们有明确的嫌疑人姓名和住址，还有好几个失踪案都指向他，这不是小事啊！”王志龙急得嗓门都提高了，可民警只是挥了挥手，不耐烦地驱赶他们，“去去去，别在这妨碍办公，城郊所就在南边，自己过去！” 三人无奈，只能冒着小雨往城郊派出所赶。泥泞的土路被雨水泡得稀烂，没走几步，裤脚就沾满了泥点。到了城郊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个正在院子里劈柴的干警，听完他们的诉求，把手里的斧头往地上一戳，“人是在城关车站找的，案子就该城关所管，我们不管城里的事！” 来回奔波了一上午，线索明明就在眼前，却被两个派出所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江银山的心沉到了谷底，王志龙和王玉堂也泄了气，三个人站在城郊派出所门口的雨里，浑身湿透，却没心思擦一把。“这可咋办啊？警察不管，我们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线索断了？”王玉堂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不能断。”江银山深吸一口气，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我们先回去，继续在车站蹲守。龙志民既然常去那转悠，肯定还会出现。只要抓住他，就算绑也要把他再带到公安局去！”话虽这么说，可江银山心里也没底，他们三个普通农民，就算真的遇到龙志民，能不能制服对方还是个问题。 回到西关车站，雨已经停了。江银山让王志龙和王玉堂先回旅店换身干衣服，自己则去搬运社找门房大爷。大爷见他浑身湿透，赶紧拿出自己的旧棉袄让他披上，又烧了壶热水让他暖身子。“大爷，派出所不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自己接着蹲守。”江银山喝着热水，语气沉重地说。 “这群不作为的东西！”大爷气得拍了桌子，“没事，小伙子，你就在我这守着，我帮你盯着。我在这待了几十年，眼神还好用得很，只要那矮个子出现，我第一时间叫你。”大爷的话像一股暖流，让江银山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些。 考虑到江银山浑身湿透，再蹲守下去容易生病，王志龙和王玉堂换完衣服回来后，就让他先回旅店休息，自己则留在搬运社和大爷一起蹲守。江银山实在拗不过他们，只能叮嘱了几句“注意安全”，转身往旅店走去。他没想到，自己这一离开，竟错过了关键的发现。 下午两点多，搬运社里来了个黑脸小伙，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径直走到门房门口。“李大爷，我来给你送点老家的核桃。”小伙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年轻人的朝气。这小伙叫李铁牛，是门房李大爷的同乡，在县城东边的建筑工地干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望大爷。 李大爷见到他，高兴得不行，赶紧拉他进屋坐下，又给他倒了杯热水。“牛娃，你咋这会儿过来了？工地不忙吗？”“刚干完活，歇半天，就想着给您送点东西。”李铁牛喝着水，无意间瞥见门口蹲守的王志龙，好奇地问，“大爷，这位是？” “是来找人的。”大爷叹了口气，把江银山他们寻亲的事跟李铁牛说了一遍，又描述了龙志民的外貌特征。没想到，李铁牛听完，猛地一拍大腿，“大爷，你说的这个矮个子男人，我昨天刚见过！” 王志龙一听，瞬间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冲到李铁牛面前，激动地抓住他的胳膊，“兄弟，你说的是真的？你在哪见的他？”李铁牛被他抓得一疼，却也没在意，点了点头，“真的！昨天下午，我在南秦桥附近干活，他主动过来跟我搭话，问我要不要找活干，说一天给五块钱，管吃管住。” “五块钱！”王志龙的眼睛亮了，跟他们之前打听的线索完全对得上，“他还跟你说啥了？你有没有跟他走？” “我跟他逗了几句，说我在工地干活，一天能挣六块，比他给的多，就没跟他走。”李铁牛回忆着，“他还不死心，跟我说‘工地活累，我那活轻松，就是除除洋芋苗’。我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说话还贼眉鼠眼的，就没搭理他，他骂骂咧咧地就走了。” “他往哪个方向走了？”王志龙追问。“往西关车站这边走的。”李铁牛指了指西边，“对了，他嘴角有颗痣，走路一瘸一拐的，左腿不好使，跟你说的特征一模一样！” 门房大爷赶紧说：“牛娃，你看这事能不能帮个忙？你今天下午别回工地了，在这帮着盯梢，他们寻亲不容易，要是真能抓住那矮个子，也算积德行善了。他们给你付工钱，耽误的工我也帮你跟工头说。” 李铁牛是个热心肠的年轻人，听大爷这么说，又想到江银山他们的遭遇，当即点了点头，“大爷，工钱就不用了，我帮你们盯着！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缺德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害了人的凶手！” 王志龙激动得说不出话，赶紧掏出钱想给李铁牛，被他推了回来。“大哥，先找人要紧，钱的事以后再说。”李铁牛把布包往桌上一放，走到门房门口，学着王志龙的样子，盯着车站进出的人流。有了李铁牛这个“目击证人”，蹲守的底气一下子足了不少。 当天晚上，江银山、王志龙、王玉堂和李铁牛聚在小旅店里，商量着蹲守的细节。李铁牛详细描述了龙志民的神态和语气，“他说话的时候总爱斜着眼睛看人，语气阴阳怪气的，一看就不是好人。”江银山则叮嘱大家，遇到龙志民后，先不要打草惊蛇，等几个人汇合后再动手，避免打草惊蛇，也防止自己受伤。 5月28号中午，太阳终于出来了，驱散了连日的寒意。江银山和李铁牛在搬运社门口蹲守，王志龙和王玉堂则分别守在车站的两个出口，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中午的车站格外热闹，返乡的村民、外出的务工人员、叫卖的商贩挤在一起，人声鼎沸。 “就是他！”突然，李铁牛低喝一声，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江银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矮个子男人正站在车站门口，缠着一个背着行李的年轻人搭讪，嘴角那颗痣在阳光下格外显眼，走路时左腿果然一瘸一拐的。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龙志民！ 江银山赶紧压低声音，对李铁牛说：“你在这盯着，我去叫王志龙和王玉堂！”说完，他猫着腰，快速往车站出口跑去。王志龙和王玉堂早就做好了准备，一听江银山的呼喊，立刻跟着他往搬运社方向跑。 就在他们快要靠近龙志民的时候，突然从旁边冲出来几个人，一下子围在了龙志民身边。江银山心里一惊，以为是龙志民的同伙，刚想喊大家小心，却听见对方有人喊：“就是这个矮个子！别让他跑了！” 两拨人一对峙，才知道都是来找龙志民的。对方领头的叫杜长年，他的堂弟杜长英是个养殖专业户，5月16号去县城买豆饼，之后就失踪了，失踪前也跟家人说过，要去给一个矮个子男人干农活，一天五块钱。杜长年带着几个亲友，已经在车站附近找了好几天了。 “原来是自己人！”杜长年一看江银山他们也是寻亲的，瞬间明白了过来，“别废话了，先把这小子控制住！”两拨人加起来有七八个人，一拥而上，不等龙志民反应过来，就把他按在了地上。 龙志民挣扎了几下，见挣脱不开，索性瘫在地上装死，任凭怎么喊都不吭声。江银山怕他耍花样，让大家把他的胳膊反剪在背后，架了起来。“走！去公安局！”杜长年一声令下，众人架着龙志民，往城关派出所的方向走去。 路上的行人见这阵仗，纷纷围过来看热闹，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龙志民见人多，突然耍起了无赖，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肯动，还扯着嗓子喊：“救命啊！有人打人啦！我是好人，他们冤枉我！” “你是不是好人，到了公安局就知道了！”王志龙气得想踹他一脚，被江银山拦住了。“别跟他一般见识，赶紧把他带到公安局去。”江银山和杜长年带头，几个人一起用力，硬是把龙志民从地上拖了起来，继续往派出所走。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太阳渐渐西斜，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江银山看着被架在中间的龙志民，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终于抓住了这个关键嫌疑人；紧张的是，不知道这一次，公安局会不会再推诿，能不能给他们一个说法。他攥紧了拳头，心里默念着：三河，哥抓住他了，你一定要没事…… （接着看下一章...） 第173章 龙志民连环杀人大案纪实（二） 5月28号下午四点半，江银山、杜长年带着两拨寻亲者，总算把耍赖撒泼的龙志民拖拽到了城关派出所门口。此时的龙志民早已没了被按在地上时的慌乱，见终于到了派出所，像是找到了靠山，突然拔高了嗓门嘶吼起来：“警察同志救命啊！他们非法拘禁！还动手打人！我是守法公民，我要告他们！” 江银山顾不上擦额头上的汗，推开派出所那扇掉漆的木门。值班室里，一个中年民警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见一群人架着个矮个子闯进来，他“哐当”一声放下茶缸，皱着眉呵斥：“吵什么吵？当派出所是菜市场啊！都给我安静点！” 杜长年赶紧上前一步，喘着粗气把手里的线索清单和失踪者照片递过去：“同志，我们报案！这个人叫龙志民，西南乡王建村的，我们好几个亲友失踪，都跟他有关系！这是我们整理的线索，你看看！” 中年民警慢悠悠地拿起清单，眼皮都没抬一下，扫了两眼就扔回桌上，语气平淡得像一潭死水：“西南乡的案子？那你们该去城郊派出所。辖区有规定，城关不管乡下的事，赶紧带他走。” “啥？”王志龙一下子炸了，往前冲了两步，指着龙志民喊，“我们是在城关车站抓住他的！他在城里招摇撞骗骗了好几个人，怎么就不算城里的案子了？你们这是不管事！”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民警猛地站起身，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茶缸都震得晃了晃，“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是规定！跨辖区案件我们没法受理，再在这闹，我就以妨碍公务把你们都扣下来！” 江银山赶紧拉住激动的王志龙，耐着性子解释：“同志，我们真的有明确线索，好几个失踪案都指向他，这不是小事。我们上午就来过一次，你让我们去城郊所，可城郊所说人在城里抓的，该你们管，又把我们推回来了。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人扣下，我们再慢慢说？” “通融不了。”民警重新坐下，端起茶缸抿了一口，转头看向龙志民，语气缓和了不少，“你要是没犯事，他们这么对你，你可以告他们非法拘禁。我们派出所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龙志民一听这话，腰杆瞬间硬了，挣扎着从众人手里挣脱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得意地瞥着江银山等人：“听见没？警察同志都说了，你们这是违法的！赶紧给我道歉，不然我饶不了你们！” 看着民警的冷漠和龙志民的嚣张，江银山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感觉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从头凉到脚。半个多月的奔波、蹲守，好不容易抓住了嫌疑人，却在派出所门口被硬生生泼了冷水。杜长年气得浑身发抖，想再跟民警争辩，却被旁边的亲友拉住了。 他们知道，再争下去也没用，只会白费力气。 “走，我们去城郊所！”杜长年咬着牙说。众人只能再次架起龙志民，往城郊派出所走去。从城关到城郊，要穿过大半个县城，泥泞的土路被太阳晒得坑坑洼洼，每走一步都格外费力。龙志民一路上不停地叫嚣，一会儿骂众人“土匪”“强盗”，一会儿又喊“警察包庇好人，世道不公”，引来不少路人围观。 有路过的村民好奇地围上来问情况，江银山只能停下脚步，沙哑着嗓子简单解释几句。有人听了同情地叹气，说“寻亲不容易”；也有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跟在后面指指点点，嘴里还念叨着“肯定是搞错了，哪有这么多失踪的”。江银山没心思理会这些目光，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龙志民交给警察，一定要找到亲友的下落。 走到城郊派出所时，天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院子里，一个年轻干警正蹲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的玉米糊糊冒着热气，香味飘了出来。见一群人架着个人进来，他抬起头，放下手里的锅铲，皱着眉问：“你们干啥的？堵在门口影响我做饭。” “同志，我们报案！”杜长年赶紧上前，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我们在城关车站抓住这个嫌疑人，城关所说归你们管，你看这是线索和照片。” 年轻干警擦了擦手上的灰，拿起线索清单看了看，又看了看龙志民，语气生硬地说：“人是在城关抓的，案子就该城关所管。我们城郊所只管城郊和乡下的事，城里的案子不归我们管。你们还是回城关所吧。” “又是这话！”王玉堂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声音带着哭腔，“我们从城关跑到城郊，又从城郊跑回城关，你们就这么互相推来推去？我们的亲友说不定还活着，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啊！你们怎么能不管呢？” “哭也没用，这是规定。”年轻干警转身继续做饭，“我还有事，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耽误我做饭。”说完，他还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苗“噌”地一下窜了起来。 龙志民见状，更是得意忘形，叉着腰站在院子里，大声嚷嚷：“我就说你们是瞎胡闹吧！警察同志都不管，你们还不赶紧滚？再缠着我，我真要去法院告你们了！” 王志龙气得抄起旁边一根木棍就要冲上去，被江银山死死抱住：“老王，别冲动！打了他，我们就真的说不清了！”江银山的声音也在发抖，他知道，现在动手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事情更糟。 他们可能会从“寻亲者”变成“施暴者”，彻底失去找到亲友的希望。 两拨寻亲者站在城郊派出所的院子里，看着冷漠的干警和嚣张的龙志民，心里满是绝望和愤怒。夕阳的余晖透过院子里的老槐树，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却暖不了他们冰凉的心。江银山看着眼前的景象，突然想起了弟弟江三河信里那句“哥，雇我干活的矮个子男人不对劲，我心里发慌”，心里一阵刺痛。他仿佛能看到弟弟当时的恐惧和不安，可自己现在却连把嫌疑人交给警察都做不到。 “不能就这么算了。”江银山深吸一口气，松开抱住王志龙的手，眼神坚定地说，“我们再回城关所，就算跪下来求他们，也要让他们受理案子！” 就在众人准备再次出发时，杜长年突然一拍脑袋，大声说：“等等！我想起个人！我老表是县里的退休干部，以前在教育局工作，跟县公安局的领导认识，说不定能帮上忙！” 这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众人绝望的心情。“真的？那赶紧联系你老表！”王玉堂急切地说。杜长年点点头，赶紧问清了附近公用电话的位置，一路小跑着去打电话。剩下的人则紧紧盯着龙志民，生怕他趁机逃跑。 龙志民见他们还有后招，脸上的嚣张淡了几分，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却依旧嘴硬：“找谁都没用，我没犯法，你们奈何不了我！”江银山没搭理他，只是死死地盯着他，心里默默祈祷：一定要联系上，一定要让警察管这事。 天色越来越暗，风也渐渐大了起来，吹得院子里的树叶“哗哗”作响。众人站在寒风里，心里既焦急又忐忑，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格外漫长。他们不知道，杜长年能不能顺利联系上他老表；也不知道，这一次，他们能不能真正迈出立案的第一步。 半个多小时后，杜长年带着一个头发花白、穿着中山装的老人匆匆赶了回来。老人身形消瘦，却精神矍铄，走路稳稳当当的。“这是我老表，张叔，以前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退休好几年了。”杜长年气喘吁吁地介绍道。 张叔走到众人面前，先是仔细打量了一下被架着的龙志民，又转头看向江银山等人，语气平和地问：“你们把事情再跟我说一遍，从头到尾，别落下任何细节。” 江银山赶紧上前，把亲友失踪的经过、寻找线索的过程、抓住龙志民的细节，还有两次报案被推诿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杜长年和王志龙也在旁边补充，把整理好的线索清单和失踪者照片递了过去。 张叔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头，眉头越皱越紧。等江银山说完，他拿起线索清单和照片仔细查看，沉默了片刻，猛地一拍大腿，怒声说：“太不像话了！两个派出所互相推诿，置群众安危于不顾！这不是小事，好几个失踪案都指向同一个人，这里面肯定有大问题！” 张叔转头对众人说：“走，我带你们去县公安局！找他们副局长董启堂，我跟他认识，当年一起开过会。我就不信没人管这事！”说完，他带头往门外走。有了退休干部的助力，众人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赶紧架着龙志民，跟了上去。 此时的县公安局已经下班，只有几个值班人员在。张叔直接走到值班室门口，对值班民警说：“我找董启堂副局长，有紧急案件要汇报，你赶紧给他家打电话。” 值班民警见张叔穿着中山装，气质沉稳，又直呼副局长的名字，不敢怠慢，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董启堂家的号码。没过多久，电话那头传来了董启堂的声音。值班民警简单汇报了情况后，挂了电话，对张叔说：“张老，董局马上就过来。”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了公安局门口。车门打开，一个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下来，穿着警服，眼神锐利，正是商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张老，您找我有什么急事？”董启堂快步走到张叔面前，语气恭敬地问。 “老董，我今天不是以老同事的身份找你，是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向你反映情况。”张叔把江银山等人的遭遇和收集到的线索又说了一遍，最后严肃地说，“老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失踪案，多个失踪者都指向同一个嫌疑人，要是再不介入，说不定还会有更多人受害！你作为副局长，得为老百姓做主啊！” 董启堂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看向江银山等人，又拿起线索清单和照片仔细查看。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眉头紧锁，沉默了片刻，对旁边的值班人员说：“把刑侦队长王寇成叫过来！” 没过多久，刑侦队长王寇成匆匆赶了过来。董启堂把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一遍，下令道：“王队，你带几个人，先把这个龙志民关起来审讯！这几个失踪案都指向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查清楚，他到底跟这些失踪案有没有关系！” “是！”王寇成立即应道，转身对身后的干警使了个眼色。两名干警上前，拿出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了龙志民的手腕上。龙志民见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之前的嚣张气焰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你们凭啥铐我？我没犯法！我是‘龙先进’！是县里表彰过的！”龙志民哆哆嗦嗦地喊着，声音里带着恐惧。 董启堂皱了皱眉，对值班人员说：“去核实一下，他说的‘龙先进’是怎么回事。”值班人员赶紧去打电话核实，没过多久就回来汇报：“董局，核实过了，1980年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确实授予过龙志民‘龙先进’的称号。” “就算是先进，犯了法也一样要受制裁。”董启堂语气冰冷地说，“带下去审讯！”龙志民还想挣扎，却被干警死死按住，拖拽着往审讯室走去。 看着龙志民被押进审讯室，江银山、杜长年等人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江银山走上前，紧紧握住张叔的手：“张叔，谢谢您，要是没有您，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杜长年和其他亲友也纷纷上前道谢，眼眶都红了。 张叔摆了摆手：“不用谢我，这是他们公安机关该做的。你们也别太着急，好好配合警察调查，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们。相信他们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说完，他又跟董启堂叮嘱了几句，让他务必重视这个案子，才转身离开了。 晚上七点多，审讯室里的灯亮了起来。审讯室不大，墙壁是灰色的，上面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红色的大字，格外醒目。王寇成坐在审讯桌后，面前放着线索清单、笔和记录本。对面的铁椅上，龙志民低着头，双手被铐在椅子扶手上，肩膀微微颤抖。 “姓名？”王寇成率先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龙志民。” “年龄？籍贯？” “四十岁，杨玉河乡王建村。”龙志民的声音有些发颤，依旧低着头，不肯抬头看王寇成。 “你认识杜长英、江三河吗？”王寇成直接切入正题，目光紧紧盯着龙志民的反应。 龙志民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沉默了几秒，才缓缓抬起头，眼神躲闪地说：“认识……杜长英欠我二十块钱，卖草条的条子还在我这儿，他去哪了我不知道。江三河帮我起了个猪圈，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欠你钱？有证据吗？”王寇成追问，“江三河走的时候，有没有说要去哪里？跟谁一起走的？” “有证据，条子在我家里。”龙志民咽了口唾沫，“江三河走的时候没说去哪，就说要去别处找活干，是一个人走的。” 接下来的审讯，龙志民就像块捂不热的石头，不管王寇成怎么问，都只是翻来覆去那几句话。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王寇成尝试着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想找到突破口，可龙志民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扯些无关紧要的话，甚至还反复强调自己是“龙先进”，不可能干违法的事。 晚上九点多，局长周玉赶到了公安局。他刚处理完城关乡的抢劫案，一回来就问王寇成审讯情况。“周局，这龙志民嘴硬得很，什么都不肯说，就一口咬定自己没犯法。”王寇成皱着眉汇报。 周玉点了点头，走进审讯室，坐在龙志民对面，语气平和地说：“龙志民，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但我跟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你要是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要是一直顽抗到底，最后只会自食恶果。” 龙志民抬起头，看了周玉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嘴里嘟囔着：“我没犯法，我交代什么……我是‘龙先进’，刘县长亲自给我发的奖，你们不能冤枉我。” 周玉耐着性子跟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政策，从法律规定到家庭责任，苦口婆心地劝说，可龙志民却依旧油盐不进，始终不肯松口。就在这时，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城关乡又发生了一起盗窃案，需要周玉亲自带队去处理。 周玉无奈地站起身，对王寇成说：“王队，我先去处理盗窃案，你接着审，千万别放松警惕。明天一早，我亲自去他王建村的家里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审讯室的门关上后，龙志民重新低下头，可没人注意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悄悄攥紧了，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他的思绪早已飞回了王建村的那栋土屋里——门背后的塑料口袋里，还装着几天前刚杀掉的李云的裸尸，那是他从南秦桥骗回来的收酒瓶小伙。若不是今天被那个黑脸小伙认出，被这些人抓住，他现在应该还在寻找下一个“猎物”，怎么会被关在这里？ 他越想越慌，却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觉得，只要自己不松口，警察就没有证据抓他。至于家里的尸体，他藏得严严实实的，警察就算去家里搜查，也不一定能找到。等过几天，警察找不到证据，自然就会放他回去。到时候，他再想办法处理掉那些尸体，就万事大吉了。 王寇成看着龙志民阴晴不定的脸色，心里更加确定，这个男人绝对有问题。他喝了一口水，重新坐直身体，眼神锐利地盯着龙志民：“龙志民，你别心存侥幸。纸永远包不住火，你做过的事，迟早会被查出来。你再好好想想，到底说不说？” 龙志民咬着牙，把头埋得更低了，依旧不肯开口。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敲在众人的心上。王寇成知道，硬审下去大概率不会有结果，眼下最关键的，是等明天周局带人去龙志民家搜查，或许能找到突破僵局的证据。他看了一眼蜷缩在铁椅上的龙志民，对旁边的干警吩咐道：“先把他押去羁押室，派人盯着，别出什么岔子。” 干警应了一声，架起龙志民往羁押室走去。龙志民的脚步有些踉跄，路过审讯室门口时，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眼神里藏着难以掩饰的慌乱。王寇成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里更加笃定，龙志民的家里，一定藏着秘密。 与此同时，羁押室门外的走廊上，江银山、杜长年等人还没走。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就守在公安局的走廊里，靠着冰冷的墙壁，等待着审讯的结果。看到王寇成出来，几个人立刻围了上去。“同志，怎么样了？他招了吗？”江银山的声音沙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是一直强撑着没有休息。 王寇成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说：“他嘴很硬，什么都不肯承认，只说自己不认识你们的亲友，或者说亲友欠了他钱、帮他干过活后就走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明天一早，我们局长会亲自带队去他王建村的家里搜查，相信很快就能有结果。” 听到“搜查”两个字，江银山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攥紧了拳头，喃喃自语：“好，好，去他家搜，一定能找到三河的线索……”杜长年也赶紧说：“同志，我们跟你们一起去！我们认识路，还能帮上点忙！” 王寇成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也行，你们跟我们一起去，说不定能认出一些属于你们亲友的东西。不过你们记住，到了那里之后，一切听我们安排，不要擅自行动，以免破坏现场。”几个人连忙点头答应，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期盼。 当晚，江银山等人没有回小旅店，就蜷缩在公安局走廊的长椅上对付了一夜。春寒料峭，走廊里的风顺着窗户缝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可他们却毫无睡意。每个人的心里都翻江倒海，既盼着明天的搜查能有收获，又害怕听到最坏的结果。江银山从怀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信，借着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信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可他却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他想起弟弟临走时的模样，想起两人挤在土炕上聊天的夜晚，眼泪忍不住又掉了下来，砸在信纸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周玉就带着王寇成和十几名干警，坐着两辆军用吉普车出发了。江银山、杜长年等人骑着从老乡那里借来的自行车，跟在吉普车后面，朝着王建村的方向赶去。王建村位于西南乡的山坳里，路况比县城周边更差，土路蜿蜒曲折，坑坑洼洼，吉普车行驶在上面，颠簸得厉害，坐在后面的干警时不时就要被颠起来。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车队终于到达了王建村。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分布在山脚下，大多是土坯房，屋顶覆盖着茅草，看起来破败不堪。龙志民的家在村子最西边，是一栋孤零零的土屋，周围没有邻居，只有一片荒废的洋芋地，地里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土屋的院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有多处坍塌，院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看起来像是很久没有打开过。 “这就是龙志民的家？”周玉下车后，打量着眼前的土屋，眉头皱了起来。王寇成点了点头，对旁边的干警说：“把门打开。”干警上前，掏出工具，几下就把生锈的铁锁撬开了。推开院门的瞬间，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这是什么味道？”一名年轻干警忍不住问道，脸色有些发白。周玉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他示意大家小心，然后带头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有破旧的农具、腐烂的秸秆，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垃圾，几只苍蝇在上面嗡嗡地飞着。腥臭味比院门口更浓了，似乎是从土屋内部飘出来的。 周玉走到土屋门口，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就开了。屋里的光线很暗，即使是白天，也需要眯着眼睛才能看清东西。一股更加强烈的腥臭味夹杂着霉味涌了出来，江银山等人跟在后面，忍不住干呕起来。周玉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后举在身前，照亮了屋内的景象。 土屋不大，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桌和几把椅子，桌子上堆满了灰尘，还有几个空酒瓶。墙角堆放着一些干草，应该是用来睡觉的地方。里间的门紧闭着，腥臭味正是从里间飘出来的。周玉示意王寇成把门打开，王寇成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把推开了里间的门。 门开的瞬间，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里间的地上，散落着一些破旧的衣物和杂物，在杂物堆旁边，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地窖，地窖口没有盖子，那股刺鼻的腥臭味，正是从地窖里飘出来的。周玉举着打火机，凑近地窖口往下看，地窖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但能隐约看到里面堆着一些东西。 “去拿手电筒来！”周玉沉声说道。一名干警赶紧转身，从吉普车上取来几把手电筒。周玉接过手电筒，打开后往地窖里照去。这一照，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地窖里，竟然堆着几具早已腐烂的尸体，尸体的衣物已经破烂不堪，部分肢体裸露在外，看起来触目惊心。 江银山站在后面，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了地窖里的景象，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他的心脏狂跳不止，脑子里一片空白，嘴里不停念叨着：“三河……三河……”杜长年也脸色惨白，死死地盯着地窖，身体忍不住发抖。其他寻亲者更是吓得说不出话来，有几个胆小的，直接蹲在地上干呕起来。 周玉的脸色铁青，他强压着心中的愤怒，对干警们下令道：“立刻封锁现场！通知法医过来！仔细搜查整个院子和房屋，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是！”干警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在院子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有的开始仔细搜查房屋的每一个角落，有的则守在门口，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江银山缓过神来，抓住王寇成的胳膊，声音颤抖地说：“同志，你帮我看看，里面有没有我弟弟……我弟弟随身带着一枚刻着‘三河’二字的铜钱……”王寇成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你别着急，法医过来后会仔细检查，我们也会在现场仔细搜查，一旦发现线索，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没过多久，法医就赶到了现场。他们穿着白大褂，带着专业的工具，小心翼翼地走进里间，开始对地窖里的尸体进行检查。院子里，干警们的搜查也有了收获。 在房屋的墙角，他们找到了一个铁盒子，打开后，里面装着一些身份证、粮票和少量现金，还有几张纸条，上面写着“杜长英欠草条钱二十元”“江三河帮工一天”等字样。 “周局，找到杜长英和江三河的相关线索了！”一名干警拿着铁盒子跑过来，递给周玉。周玉打开铁盒子，看到里面的纸条，眼神更加冰冷。他转头对江银山和杜长年说：“你们看，这上面有你们亲友的名字，这说明他们确实来过龙志民家，而且龙志民之前的供述，全是假的！” 江银山接过那张写着“江三河帮工一天”的纸条，纸条已经泛黄，字迹歪歪扭扭，正是龙志民的笔迹。他的手忍不住发抖，眼泪再次涌了出来：“三河……哥找到你了……哥来晚了……”杜长年也拿着写有杜长英名字的纸条，悲痛欲绝，却强忍着没有哭出声，只是死死地攥着纸条，指节都泛白了。 中午时分，法医的初步检查结果出来了。地窖里共有五具尸体，由于腐烂严重，暂时无法确定身份，但根据尸体的衣着和随身物品初步判断，其中有两具尸体的特征，与江三河和杜长英的描述较为吻合。法医表示，需要将尸体带回公安局进行进一步检验，才能最终确定身份。 周玉当即下令，将地窖里的尸体小心地抬出来，运回公安局。干警们找来几块木板，小心翼翼地将尸体从地窖里抬出来，用白布盖好，抬上了吉普车。江银山和杜长年看着被白布盖住的尸体，忍不住跟了上去，他们想确认，那里面是否有自己的亲友。 就在尸体被抬走后，一名负责搜查后院的干警突然大喊起来：“周局！这里还有发现！”周玉和王寇成立刻跑了过去。后院是一片荒废的菜园，干警在菜园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被新土覆盖的土坑。干警用铁锹挖开土坑，里面竟然又露出了一具尸体的衣角。 “继续挖！”周玉下令道。干警们轮流上阵，用铁锹不停地挖着，没过多久，土坑里的尸体被完整地挖了出来。这具尸体的腐烂程度比地窖里的轻一些，衣着相对完整，是一件蓝色的工装，看起来像是一名务工人员。 “这不是我表弟的衣服吗？”王志龙突然冲了过来，看着尸体上的蓝色工装，失声痛哭起来，“我表弟就是木匠，失踪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工装！他还说，等挣了钱，就给我买一双新皮鞋……”王志龙的哭声撕心裂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动容。 周玉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他意识到，这起案件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料。龙志民绝对不是只害了几个人，他很可能是一个连环杀人凶手。他当即决定，扩大搜查范围，对龙志民家的整个院子和周边的土地，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搜查。 接下来的两天，干警们在龙志民家的院子里、周边的洋芋地和菜园里，又陆续挖出了四具尸体。加上地窖里的五具，总共找到了九具尸体。这个数字，让整个商县公安局都震动了。在1985年的中国，这样残忍的连环杀人案，实属罕见。 消息传回公安局，被关押在羁押室里的龙志民，得知干警在他家挖出了多具尸体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当王寇成再次提审他时，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顽抗，一见到王寇成，就瘫在地上，哭着说：“我招……我全招……那些人都是我杀的……” 王寇成示意旁边的干警给龙志民递了一杯水，语气依旧沉稳：“龙志民，你抬起头来，从第一次杀人开始说，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清楚，包括你为什么杀人、怎么骗来的受害者、用什么方式杀的人，还有尸体怎么处理的。你要是敢有一句隐瞒，法律绝对不会轻饶你。” 龙志民喝了口水，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却依旧低着头，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罪行。他出生在王建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身材矮小、体弱多病，还因为一场意外落下了左腿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因为外形和残疾，他从小就被村里的孩子嘲笑、欺负，长大后也没能娶上媳妇，一直孤身一人住在那栋破旧的土屋里。 “我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了……”龙志民抹了把眼泪，语气里满是怨毒，“村里人都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个废人，连条狗都不如。我辛辛苦苦种点洋芋，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看着别人有媳妇、有孩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我就心里难受，就恨他们……”这种长期的自卑和怨恨，渐渐扭曲了他的心理，让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 1983年冬天，是龙志民第一次杀人。那天，他在城东集市转悠，遇到了一个从河南来的拾破烂老人。老人孤身一人，看起来老实好欺负，龙志民就上前搭讪，用“一天五块钱，管吃管住，帮忙除洋芋苗”的谎言，把老人骗回了家。回到家后，龙志民热情地给老人倒了酒，还炒了两个鸡蛋。老人以为遇到了好心人，毫无防备地喝了酒，没想到龙志民在酒里加了安眠药。 “等他睡着了，我就拿起炕边的锄头，朝着他的头狠狠砸了下去……”龙志民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恐怖，“砸下去的那一刻，我看着他血流出来，心里竟然觉得痛快，觉得自己终于不是废人了，终于能管住别人了……”杀了老人后，龙志民害怕被人发现，就趁着夜色，在院子后面的菜园里挖了个坑，把老人的尸体埋了进去。他还把老人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和几斤粮票搜了出来，占为己有。 第一次杀人后，龙志民忐忑了好几天，生怕被警察发现。可过了一个多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他发现，像拾破烂老人这样的孤身人员，就算失踪了，也很少有人会在意，这让他变得更加大胆，也更加肆无忌惮。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有计划地寻找“猎物”。 他把目标锁定在孤身一人的务工人员、拾破烂的老人、还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流浪汉身上。这些人大多没有亲属在身边，失踪后不容易被察觉。他总是在西关车站、城东集市这些人流量大、外来人员多的地方转悠，用“高薪招工”的谎言吸引受害者。“一天五块钱，在当时确实能吸引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急需用钱的穷苦人。”龙志民说，“他们只要跟着我回了家，就再也别想走出去。” 为了让受害者放松警惕，龙志民每次把人骗回家后，都会先热情招待，给他们喝酒、吃饭，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在酒里或者饭菜里加安眠药。等受害者睡着后，他就用锄头、木棍等工具，残忍地将他们杀害。如果遇到反抗激烈的受害者，他就会直接用绳子勒死对方。 “我杀了他们之后，会把他们身上的钱、粮票、身份证这些东西都搜出来，藏在那个铁盒子里。”龙志民交代，“我还会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要么烧了，要么扔到山里去，就是怕有人认出他们的身份。”至于尸体，一开始他都是埋在院子后面的菜园里，后来埋的人多了，菜园里没地方了，他就把里间的地窖清理出来，专门用来堆放尸体。 “地窖里阴暗潮湿，尸体烂得快，不容易被发现。”龙志民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带着一丝得意，“我还在尸体上面盖了些干草和杂物，就算有人进了里间，也不会注意到地窖里的情况。”他还交代，之前干警在菜园角落里挖出来的那具穿蓝色工装的尸体，是他五天前刚杀的木匠，也就是王志龙的表弟。 “那个木匠是个年轻人，力气大，我怕安眠药不管用，就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绳子从后面勒死了他。”龙志民说，“他身上有二十多块钱，还有一把新的木匠刀，我都搜出来了。本来想把他埋到洋芋地里去的，还没来得及，就被你们抓住了。” 王寇成在旁边一边记录，一边时不时追问：“你总共杀了多少人？除了我们已经找到的九具尸体，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龙志民愣了一下，仔细想了想，说：“加上你们找到的九具，我总共杀了十一个人。还有两个人的尸体，埋在东边的洋芋地里，你们还没挖出来。” 听到“十一个人”，审讯室里的干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王寇成立即安排人手，带着龙志民的供述，再次赶往王建村的洋芋地进行搜查。果然，在龙志民所说的位置，干警们又挖出了两具腐烂的尸体。至此，龙志民连环杀人案的受害者数量，最终确定为十一人。 在后续的审讯中，龙志民还交代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他杀人不仅仅是为了报复社会和抢钱，还因为他觉得“杀人能让自己长寿”。“我听村里的老人说，杀一个人，就能多活一年。我想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看看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最后都有没有好下场。”这种荒谬的想法，让他更加疯狂地连续杀人，把剥夺别人的生命当成了自己长寿的“秘诀”。 与此同时，法医对所有尸体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经过dNA比对和受害者家属的辨认，最终确认了十一名受害者的身份，其中就包括江银山的弟弟江三河、杜长年的堂弟杜长英、王志龙的表弟，还有来自河南、四川等地的务工人员和本地的孤寡老人。当江银山拿到弟弟的确认通知书时，整个人都垮了，他抱着通知书，在公安局的走廊里失声痛哭，嘴里反复念叨着：“三河，哥带你回家……哥带你回家……” 杜长年、王志龙等其他受害者家属，也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终于找到了失踪的亲友，却只等到了冰冷的尸体和残酷的真相。有人因为过度悲伤，当场晕了过去；有人则死死地攥着亲人的遗物，一言不发，眼神空洞。他们寻亲路上的所有希望，都在这一刻彻底破灭，只剩下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龙志民连环杀人案的侦破，在商县乃至整个陕西省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85年6月，商县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案件的侦破过程和结果。消息传开后，老百姓无不震惊和愤怒，纷纷谴责龙志民的残忍行径，也为十一名受害者感到惋惜。 案件审理期间，龙志民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法院认为，龙志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诱骗多名被害人至其住所，使用暴力手段剥夺他人生命，作案次数多、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应依法数罪并罚。 1985年9月，商洛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龙志民连环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龙志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那天，商县县城挤满了前来旁听的老百姓，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老百姓们都说，这是罪有应得，是为民除害。 1985年10月，龙志民被依法执行死刑。行刑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仿佛在回忆自己这扭曲而罪恶的一生。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十一条人命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龙志民伏法后，江银山带着弟弟江三河的骨灰，回到了杨峪河镇的老家。他按照当地的习俗，把弟弟葬在了父母的坟旁边，立了一块简单的墓碑。墓碑上，只刻着“弟江三河之墓”几个字，还有江三河失踪和安葬的年份。 下葬那天，江银山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站在墓碑前，说了一句：“三河，哥把你带回家了，你在那边好好跟爹妈团聚，以后哥会常来看你。”风从山坳里吹过，带着山间的寒意，像是在为这对兄弟的悲惨遭遇叹息。 其他受害者家属也都陆续把亲人的骨灰接回了家，进行了安葬。这场持续了近一年的寻亲之路，最终以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第174章 方山迷案：消失的妻子 2014年8月8号，吕梁山区的日头正毒，晒得柏油路都泛着一层油光。方山县公安局的院子里，几棵老槐树的影子缩成一团，蝉鸣声嘶力竭地划破闷热的空气。值班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后，一个年轻女孩怯生生地站在了门口，额头上挂着细密的汗珠，手里攥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指节都捏得有些发白。 “同志，我……我要报案。”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眼眶红红的，说话时肩膀还微微发抖。 值班民警抬头看了她一眼，连忙起身招呼：“姑娘，先坐，喝口水慢慢说。”他给女孩倒了杯凉水，递过去的时候，注意到女孩的手一直在抖，水杯碰到嘴唇时，溅出了几滴水珠。 女孩接过水杯，抿了一小口，情绪稍微稳定了些，开口说道：“我叫冯小燕，我妈……我妈失踪三个月了，至今一点音信都没有。”说到“失踪”两个字，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水泥地面上，瞬间就被蒸发了。 民警拿出笔录本，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别着急，把你知道的都跟我说清楚。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哪里人？什么时候失踪的？” “我妈叫齐海云，44岁，是方山县麻地会乡杨哥台村人。”冯小燕抹了把眼泪，努力回忆着细节，“她是5月9号那天走的，说是去北武当镇的制药厂，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民警在本子上快速记录着，听到“北武当镇制药厂”时，抬了下头：“你妈妈在那厂里上班？” “以前在，后来不在了。”冯小燕摇摇头，“具体什么时候不干的，我也不太清楚，都是听我爸说的。” 初步笔录做完后，民警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局里。齐海云失踪三个月，时间不算短，加上涉及具体的行程地点，局里很快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决定先从那家制药厂入手调查。 第二天一早，调查组的民警就驱车赶往了北武当镇。这家制药厂坐落在镇子边缘，院墙不高，门口挂着“方山县北武当制药厂”的牌子，门口有个穿着蓝色工装的门卫在执勤。民警表明身份后，找到了厂里的负责人。 “齐海云？”负责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慢慢说道，“哦，想起来了，是以前在我们这儿做饭的那个女工。不过她早就不在这儿干了，大概是去年年底就走了。” “她5月9号的时候，有没有回来过厂里？”民警追问。 负责人叫来几个老员工问了问，都说没见过齐海云。“她都走大半年了，回来干啥？我们这儿也不欠她工资啊。”负责人一脸疑惑。 虽然制药厂的人说没见过齐海云，但民警心里清楚，齐海云失踪前特意前往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绝不是巧合。她既然已经不在这儿上班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跑一趟？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为了弄清真相，民警又找到了齐海云的丈夫冯超平。冯超平今年60岁，头发已经花白，背有点驼，说话时声音含糊不清，带着明显的听力障碍。听说民警是来调查齐海云失踪的事，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疲惫和无奈。 “5月9号那天，是我和小燕一起送她去的汽车站。”冯超平的声音不大，民警得凑近了才能听清，“她说是去制药厂拿工资，还说厂里欠了她两万块钱，这次去就是要把钱要回来。我们看着她上了去北武当镇的大巴车，车开了之后，我们才回的家。” “两万块？”民警心里咯噔一下，之前制药厂的负责人说不欠齐海云工资，而且她一个月工资才1200块，就算干满半年，也才7200块，怎么会冒出两万块的欠款？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更让民警起疑的是，齐海云去要工资，为什么不直接跟厂里联系，反而选择在失踪前特意跑一趟？结合冯超平的说法，民警判断，齐海云这次北武当镇之行，绝不仅仅是要工资那么简单。他们决定围绕齐海云在北武当镇的行程，展开更细致的调查。 通过调取汽车站的监控，民警确认了齐海云5月9号确实乘坐大巴车到达了北武当镇。监控画面里，齐海云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下车后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跟着一个男人走了。民警放大监控画面，仔细辨认那个男人的样貌，随后拿着照片在镇上打听。 很快就有线索了，有人认出那个男人是制药厂的门卫刘桂荣。“刘桂荣，46岁，没结过婚，一直在制药厂当门卫，平时话不多，性格挺孤僻的。”镇上的人跟民警介绍道。 民警立刻找到了刘桂荣。见到民警时，刘桂荣的眼神有些闪躲，显得很不自然。“你们找我干啥？”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脚尖不停地蹭着地面。 “认识齐海云吗？”民警直截了当地问。 刘桂荣的身体僵了一下，沉默了几秒才点头：“认识，以前在我们厂里做饭，是我介绍她来的。” “5月9号那天，你是不是去汽车站接她了？” 刘桂荣没否认，慢慢说道：“是，她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北武当镇，让我去接她。她在我家住了两天，5月11号下午走的。” 在民警的追问下，刘桂荣终于说出了他和齐海云的真实关系。原来，两人是2012年年底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当时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就偶尔联系一下。后来厂里要找个做饭的工人，刘桂荣就想到了齐海云，把她介绍到了厂里。 “大概是2013年秋天，我出去给厂里采买蔬菜，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腿摔骨折了，住了两个月院。”刘桂荣的语气有些低沉，“那时候齐海云就不在厂里做饭了，专门到医院照顾我，端屎端尿，照顾得特别周到。我这辈子没结过婚，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慢慢就对她有好感了。” 出院之后，刘桂荣和齐海云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一来二去，两人就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我知道她有家有孩子，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刘桂荣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她跟我说，她跟她老公关系不好，过得不幸福。” “她5月9号来找你，有没有说要去制药厂要工资的事？”民警问出了关键问题。 刘桂荣摇摇头：“没说啊，她就说过来看看我，在我家住了两天，每天就是聊聊天、做做饭，没提过工资的事。” 这个回答让民警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冯小燕明确说母亲是去要工资的，而刘桂荣作为介绍齐海云去厂里工作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工资的事，可他却刻意隐瞒。难道是因为这两万块钱，两人发生了冲突？ 调查组的民警召开了案情分析会。“齐海云说去要工资，刘桂荣却隐瞒此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组长王警官说道，“会不会是齐海云让刘桂荣帮忙讨薪，讨到钱之后，刘桂荣见财起意，对她下了手？” “有这个可能。”另一位民警补充道，“两万块钱对于一个门卫来说，不是个小数目。而且齐海云失踪后，刘桂荣没有主动联系过她的家人，也没有报警，这很反常。” 不过也有民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讨薪是公开的事，制药厂的人都能作证，如果刘桂荣真的因为这个杀人，风险太大了。而且就为了两万块钱，值得他冒这么大的险吗？” 不管怎么说，刘桂荣都是目前最大的嫌疑人。为了查清真相，民警对刘桂荣展开了全面调查，调取了他的通话记录、银行流水，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 通话记录显示，刘桂荣和齐海云在5月9号到11号之间确实有过几次通话，5月11号下午齐海云离开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银行流水方面，刘桂荣的账户里没有大额资金流入，也没有异常的支出。搜查他的住处时，民警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既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过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民警找到了几位证人，都能证明5月9号到11号期间，齐海云确实和刘桂荣在一起，而且两人看起来关系很融洽，没有发生过争吵。有一次，邻居还看到两人一起去镇上的菜市场买菜，有说有笑的。 与此同时，民警再次来到制药厂核实工资的事。财务人员拿出了齐海云的工资表，上面显示，齐海云在厂里工作了5个月，每个月工资1200块，所有工资都已经足额发放，没有任何拖欠。“我们这儿工资都是按月发的，不可能欠她两万块。”财务人员肯定地说。 这一下，刘桂荣的嫌疑基本被排除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齐海云为什么要对家人撒谎，说厂里欠她两万块钱？她5月9号去北武当镇，到底是为了什么？ “刘桂荣说，5月11号下午1点多，他把齐海云送上了回麻地会乡的公交车。”王警官看着调查记录，“而且他还说，当天晚上给齐海云打过电话，问她到家没，齐海云说已经到家了。” “如果齐海云真的到家了，为什么家人会报案说她失踪了？”另一位民警疑惑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我们应该把调查方向转向齐海云的家庭。” 调查组决定对冯超平和齐海云的家庭情况展开调查。这一查，还真查出了不少问题。原来，冯超平和齐海云是重组家庭，冯超平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离婚后带着一个儿子，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齐海云，两人结婚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也就是冯小燕和她的弟弟。 冯超平因为听力和语言障碍，平时只能靠务农和上山采蘑菇卖钱为生，一年的收入也就五六千块钱。家里五口人，全靠这点钱过日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齐海云年轻的时候长得不错，不甘心过这种贫困的日子，对冯超平一直不太满意。 “我妈嫌弃我爸没本事，嫌家里穷。”冯小燕跟民警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埋怨，“她很少在家待着，经常出去打工，就算回来，也总是跟我爸吵架，说我爸没出息，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冯小燕还说，齐海云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都是冯超平伺候她。“我爸对我妈特别好，什么都顺着她，吃饭的时候都把饭菜端到她面前。可我妈还是不满意，经常编各种理由跟我爸要钱，拿去跟外面的人玩。” 因为家里穷，再加上齐海云经常拿钱出去，冯小燕的弟弟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在家里帮着干农活。“我弟弟本来学习挺好的，就是因为没钱交学费，才不得不辍学。”说到这里，冯小燕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更让民警意外的是，齐海云失踪后，冯超平虽然也找过，但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只是在村里随便问了问，就再也没下文了。要不是冯小燕坚持，他可能根本不会去报案。 “冯超平会不会因为对齐海云不满，两人发生争执后，失手伤害了她？”有民警提出了这样的猜测，“毕竟齐海云经常跟他吵架，还嫌弃他，他心里肯定有怨气。而且刘桂荣打电话的时候，齐海云说已经到家了，说不定那时候两人正好发生了冲突。” 不过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民警走访了冯超平的邻居和村民，大家都说冯超平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性格温和，从来没跟人红过脸，更别说动手打人了。而且冯小燕也说，虽然母亲经常跟父亲吵架，但父亲从来都不还嘴，总是默默忍受。 “我爸特别怕我妈，怎么可能伤害她？”冯小燕肯定地说，“我妈失踪后，我爸虽然看起来不着急，但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只是他不会表达。” 调查陷入了僵局，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桂荣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主动联系了民警。“我之前忘了说了，5月11号晚上给齐海云打电话的时候，她跟我说，她不在自己家，在薛根源家。” “薛根源是谁？”民警立刻追问。 “是齐海云的一个朋友，好像是邻村的。”刘桂荣回忆道，“我之前听齐海云提起过这个人，但没见过。” 这个新的线索让民警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立刻找到冯超平，问他认不认识薛根源。 一听到“薛根源”这个名字，冯超平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无奈。“认识，怎么不认识？”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却带着明显的激动，“5月9号那天，就是他跟我还有小燕一起，把齐海云送上大巴车的。” “薛根源为什么会跟你们一起送齐海云？”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冯超平沉默了半天，才慢慢说道：“他……他跟齐海云关系不一般。” 原来，薛根源是麻地会乡另一个村子的人，今年66岁，妻子已经去世十年了，有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几年前，齐海云的小儿子和冯小燕要去薛根源所在的村子上学，齐海云为了照顾孩子，就在村里租了一间房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薛根源。 薛根源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到齐海云租的房子里串门。齐海云比较懒，冬天院子里的雪都懒得扫，房东看不下去，就把她赶了出去。薛根源趁机让齐海云搬到了自己家里住，说是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在薛根源家里住的那段时间，薛根源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帮她照看孩子，还经常给她买东西。久而久之，两人就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村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事，都劝过薛根源，说他一把年纪了，别做这种出格的事。”一位村民跟民警说，“可薛根源根本不听，还是跟齐海云来往。” 齐海云和薛根源的关系传到冯超平耳朵里后，冯超平很生气，还找过薛根源理论。可薛根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反而嘲讽他没本事留住自己的老婆。冯超平因为自身的缺陷，再加上家里穷，根本没办法跟薛根源抗衡，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我爸那时候天天唉声叹气的，看着特别可怜。”冯小燕说，“我妈不仅不收敛，反而越来越过分，经常住在薛根源家里不回来。” 现在看来，5月9号薛根源和冯超平一起送齐海云上大巴车，这个看似反常的行为，就有了合理的解释。那么，5月11号齐海云从北武当镇回来后，直接去了薛根源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民警首先找到了齐海云的朋友白海林。白海林说，5月11号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齐海云和薛根源一起来过她家，说是想找几个人打扑克。“那时候就他们俩，人不够，就没打成。”白海林回忆道，“他们在我家坐了大概半个小时就走了，走的时候看起来挺正常的，没什么不对劲。” 随后，民警找到了薛根源。见到民警时，薛根源显得很镇定，不像刘桂荣那样紧张。“齐海云5月11号确实来找过我。”薛根源慢悠悠地说，“她从北武当镇回来，直接到了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后来她女儿还来找过我，问她的下落，我就把她留在我家的几件衣服给了她女儿。” “她为什么会去你家？你们是什么关系？”民警追问。 薛根源愣了一下，随即说道：“就是普通朋友，她之前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跟我比较熟。” “你撒谎！”民警严肃地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和齐海云有不正当的关系。” 薛根源的脸色瞬间变了，沉默了半天，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和齐海云的关系。“是，我们确实在一起过，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5月11号她来我家，我们没发生任何事。” “你有没有在5月13号接到过陌生人的电话，说绑架了齐海云，让你拿两万块钱赎人？”民警又问。 薛根源点点头：“有，我接到过这个电话，然后我就赶紧告诉了冯超平他们，可他们说这是骗局，根本不信，也不愿意出钱赎人。” 为了核实这个情况，民警调取了薛根源的通话记录。可奇怪的是，在5月13号前后，薛根源的通话记录里根本没有任何陌生号码的来电。很明显，薛根源在撒谎。 与此同时，白海林的另一句话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齐海云和薛根源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还跟她说，这么晚了，要不就在薛根源家住一晚，明天再走。她说行，然后就跟着薛根源走了。”白海林说。 这就和薛根源的说法矛盾了。薛根源说齐海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可白海林却说齐海云打算在薛根源家住一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民警再次对薛根源进行询问，面对确凿的证据，薛根源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他的回答漏洞百出，一会儿说齐海云走了，一会儿又说记不清了。 就在这时，调查组的民警在走访薛根源的邻居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薛根源家的院子里，以前有一棵苹果树，长得可好了，每年都结不少苹果。”邻居说，“可就在5月份的时候，他突然把树给砍了，然后又在原来的地方种了一棵小梨树，还把周围的土都翻了一遍。” “好好的苹果树，为什么要砍了？”民警追问。 “谁知道呢？我们问他，他说苹果树不结果了，就砍了。可那棵树明明每年都结很多苹果，而且长得特别茂盛。”邻居摇摇头，“还有，他家里的菜地，中间有一块地方，5月份的时候也被他翻了一遍，那时候菜都长得好好的，翻完之后，那一片菜都死了。” 这个线索让民警高度警觉。薛根源的这些反常行为，会不会和齐海云的失踪有关？民警立刻赶到薛根源家，对院子和菜地进行了仔细勘查。 在原来种苹果树的地方，民警发现土壤有被重新翻动过的痕迹。他们用工具小心翼翼地挖掘，挖了大概半米深的时候，发现土壤里有一些细小的布料纤维。随后，民警又在菜地被翻动过的地方进行挖掘，同样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 面对这些证据，薛根源再也无法抵赖了。在民警的审讯下，他终于交代了杀害齐海云的犯罪事实。 “5月11号晚上，齐海云从北武当镇回来后，就直接到了我家。”薛根源低着头，声音沙哑，“那天晚上，她在我家吃的晚饭，吃完饭之后，她就开始打电话。她把电视声音开得特别大，我跟她说让她把声音调小一点，她不听，我就过去把电视关了。” 薛根源说，他把电视关了之后，齐海云立刻就生气了，跟他大吵了起来。“她平时就特别强势，什么事都得听她的。那天她情绪特别激动，还把我的手机拿起来摔在了墙上，手机壳和电池都摔碎了。” “我跟她说，手机摔坏了，你得给我赔。她不仅不赔，还跟我动手，又挠又打，还扇我耳光。”薛根源的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情，“我忍无可忍，就跟她厮打了起来。” 一开始，薛根源还占下风，被齐海云压在身下打骂。可后来，薛根源急了眼，翻身把齐海云压在了身下，双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我当时脑子一热，就想让她别再骂了，别再打了。”薛根源说，“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 杀了齐海云之后，薛根源害怕极了。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为了逃避惩罚，他连夜把齐海云的尸体搬到了家里废弃的地窖里，然后用土把地窖口封了起来。“我本来想把尸体埋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可又怕被人发现，就先藏在了地窖里。” 后来，薛根源越想越害怕，就想了个办法，谎称接到了绑架电话，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薛根源懊悔地说。 民警追问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他杀害齐海云。薛根源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了实情。原来，那天晚上齐海云打电话的时候，是在跟刘桂荣通话。“她在电话里跟刘桂荣说，我欠她钱，让刘桂荣帮她要。”薛根源说，“我早就知道她和刘桂荣有关系，心里一直憋着气。那天听到她跟刘桂荣打电话，还说我欠她钱，我就彻底忍不住了。” 薛根源还说，他和齐海云在一起的时候，齐海云经常向他要钱，而且还跟其他男人有来往。“我给她买这买那，照顾她和她的孩子，可她却一点都不满足，还在外边勾三搭四。”薛根源的语气里充满了怨恨，“她还经常骂我的子女，说我的子女不孝顺，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 根据薛根源的交代，民警找到了那个废弃的地窖，在地窖里找到了齐海云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齐海云确实是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和薛根源交代的一致。 齐海云的尸体被找到后，冯小燕和她的兄弟姐妹悲痛欲绝。虽然他们对母亲有很多埋怨，埋怨她不照顾家庭，埋怨她对父亲不好，可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我从来没想过，她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冯小燕哭着说。 冯超平得知齐海云的死讯后，沉默了很久，只是一个劲地叹气。他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可眼神里却充满了悲伤和无奈。或许，对于他来说，这段充满矛盾的婚姻，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也是一种解脱。 薛根源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也毁掉了两个家庭。 齐海云的悲剧，也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如果她对婚姻不满意，可以选择离婚，好聚好散；如果她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可她却选择了用背叛婚姻、玩弄感情的方式来逃避现实，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 第175章 毒巢覆灭记 1998年深秋，北国江城吉林市已浸在料峭寒意里。西郊的风卷着枯叶，沿着长吉南线公路呼啸而过，一过冯家屯的岔路口，公路北侧的视野突然被一片依山而建的建筑群占据。那是一座堂皇富丽的三层小楼，青砖黛瓦在灰蒙蒙的天色里透着股生人勿近的气派，周遭圈着两米多高的砖石围墙，墙顶拉着细密的铁丝网，将整座建筑裹得严严实实。 这座占地面积足有一万多平方米的院落，既没有机关单位的挂牌，也没有工厂车间的喧嚣，两扇漆黑的铁艺大门像两只蛰伏的巨兽，不分昼夜地紧闭着，门楣上的铜环蒙着层薄尘，却依旧能看出锻造时的精致。大门西侧的门卫室里，昏黄的灯光终日不灭，两个穿着黑色夹克的壮汉轮流值守，手边的电棍和橡胶棍擦得锃亮。更让人望而生畏的是，围墙内侧的阴影里，总能看到两条膘肥体壮的大狼狗来回踱步，猩红的舌头耷拉着，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喉间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嘶吼，为这座院落平添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平日里，那两扇漆黑的大铁门从未全开过，进出的人都得从旁边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侧身而入，门后还站着专人盘问。只有当挂着本地特殊牌照的豪华轿车驶来时，铁门才会缓缓开启一道缝隙，让轿车稳稳驶入后便迅速闭合。这森严的戒备、特殊的待遇，无一不彰显着别墅主人的奢华与骄横。鲜少有人知道，这座看似普通的郊外别墅，正是吉林市数一数二的毒枭王丽的“安乐窝”。 在吉林市船营区，王丽的名字算不上家喻户晓，却在三教九流的圈子里声名远扬。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市里一位资深退休老干部，人脉遍布各行各业。王丽本人也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早年倒腾过服装、做过建材生意，凭着精明的头脑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积累了不菲的财富。这座耗资数百万兴建的别墅，便是他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内里设施一应俱全，暖气、空调、影音设备皆是当时最顶尖的配置，甚至还专门挖了地下室，装修得如同星级酒店。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有着红色家庭背景、曾经的上进青年，会一步步沦为危害一方的大毒枭。时间倒回1986年，刚从部队复员的王丽还是个眉眼清亮、身姿挺拔的小伙子，被分配到市粮食局当司机，工作兢兢业业，两年后又调到物资回收公司当工人，待人接物都透着股爽快劲儿。彼时的他，满心都是好好工作、再创佳绩，从未想过自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王丽的人生转折点，始于承包旧物收购站。靠着灵活的经营思路，他的收购站生意红火了一阵子，可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生意逐渐冷清。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1998年4月，他与妻子离婚，婚姻的破裂让他备受打击。就在这时，他结识了西关粮库的下岗女工孙红梅。孙红梅比他大3岁，皮肤黝黑，说话办事利落，两人一聊竟颇为投缘，都觉得彼此“合得来”，没过多久便同居在了一起。 从那以后，王丽便彻底停了旧物收购站的生意，变得愈发深居简出。邻居们很少再见到他出门，偶尔瞥见他，也是面色憔悴、眼神躲闪，与之前那个爽朗的生意人判若两人。没人知道，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每天都在别墅里干着肮脏的勾当。那扇紧闭的铁门背后，藏着的是足以摧毁无数家庭的罪恶深渊。 1998年10月8日上午，吉林市龙潭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办公室里，大队长姜国清正眉头紧锁地接待一名受害群众。对方是个中年妇女，哭红了眼睛，诉说着儿子因吸毒辍学、家产被败光的遭遇。姜国清一边耐心安抚，一边认真记录，桌上的搪瓷杯里，茶水早已凉透。 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打破了室内的凝重。姜国清拿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汉阳派出所所长郭玉海略显急促的声音：“姜大队，有重要线索向你汇报！”郭玉海的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严肃，“据可靠情报，咱们吉林市有一个巨大的贩毒基地，涉及人员上百人，毒枭和贩毒人员都集中在郊区的一座别墅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贩毒通道！案情重大，我们这边人手有限，请求刑警大队协助开展工作！” “你说什么？上百人？”姜国清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手中的笔“啪”地放在桌上，“具体位置在哪？情报来源可靠吗？” “位置大概在市郊欢喜岭附近的一处私人别墅，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情报来源绝对可靠。”郭玉海急忙补充道，“这事太大了，我不敢耽搁，马上向你汇报。” 放下电话，姜国清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上百人的贩毒集团，还形成了固定的交易基地，这在吉林市近年来的治安案件中极为罕见，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他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整理好相关信息，快步走向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尚涛的办公室。 尚涛是个有着二十多年刑侦经验的老警察，面容黝黑，眼神锐利，听姜国清汇报完情况后，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沉默了片刻。“这事不简单，”他沉声说道，“欢喜岭一带偏僻，私人别墅多，排查难度大，但既然有了线索，就必须一查到底。明天你跟我去汉阳派出所，详细了解情况。” 10月9日一大早，尚涛、姜国清以及刑警大队教导员祖国辉便驱车赶往汉阳派出所。郭玉海早已在门口等候，见到三人，立刻迎了上去，将他们领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不少烟蒂，墙上挂着一张简易的欢喜岭区域地图。 “尚局、姜大队、祖教导员，”郭玉海翻开笔记本，沉声汇报，“这个贩毒集团已经暗地里活动了半年多，我们通过线人多次核实，确认他们的毒品集散地就在欢喜岭下的一处私人别墅里。但这处别墅戒备森严，我们的人根本靠近不了，目前只知道房主是个叫王丽的人，其他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侦查。” 尚涛盯着地图上欢喜岭的位置，手指在上面点了点：“郭所长，下一步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摸清情报的准确来源和可靠程度，尽快核实王丽的身份背景、社会关系，还有别墅的具体方位和周边环境。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制定周密的计划，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是！我们一定尽快落实！”郭玉海用力点头。 按照尚涛的指示，刑警大队与汉阳派出所组成联合侦查小组，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侦查工作。侦查员们乔装成收废品的、送货的、附近的村民，轮流在欢喜岭一带排查。10月15日，经过连续多日的秘密侦查，侦查小组终于摸清了别墅的具体位置——正是那座依山而建、戒备森严的豪华院落，同时也核实了房主王丽的详细信息：退休老干部之子，曾在粮食局、物资回收公司工作，离异后与孙红梅同居，近年来无固定职业，行踪诡秘。 当天下午，祖国辉和郭玉海带着两名侦查员，借着暮色的掩护，对别墅四周进行了秘密踏查。他们沿着围墙外侧的小路慢慢前行，仔细观察着别墅的每一个角落：大门的结构、门卫的换班时间、围墙的高度、周围的制高点……最终，他们在地图上准确标注出别墅的方位，确定了几处潜在的监视点和突破口。 尚涛接到汇报后，对侦查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强调：“目前我们只知道这里是贩毒集散地，但交易的是什么毒品、具体的交易流程、团伙的核心成员有哪些，这些都还不清楚。要想彻底捣毁这个毒巢，必须先把这些情况摸透。” 10月20日，汉阳派出所挑选了一名经验丰富、身材瘦小的民警，乔装成吸毒人员，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现金，试图深入虎穴。这名民警穿着破旧的夹克，头发凌乱，脸上带着憔悴的神色，慢悠悠地走到别墅的小门旁。门后立刻探出一个脑袋，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厉声问道：“干什么的？” “找……找王哥买点‘东西’。”民警故意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几分急切和胆怯。 壮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又盘问了几个关于“货源”“规矩”的问题，见他回答得有条有理，才侧身让他进去，由另一个人领着往楼里走。楼道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和淡淡的腥气，墙壁上贴着劣质的壁纸，有些地方已经脱落。最终，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民警以每支100元的价格，从一名男子手中买了5支注射液。 拿到“货物”后，民警不敢久留，借口“家里还有事”，匆匆离开了别墅。走出很远，确认没有人跟踪后，他才立刻将注射液交给等候在附近的侦查员。随后，这些注射液被迅速送往权威部门进行化验。两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这些注射液是盐酸哌替啶，也就是俗称的杜冷丁，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滥用即为吸毒，非法交易则构成贩毒罪。 证据确凿，案件的性质已经明确。尚涛立刻将所有情况向龙潭公安分局局长王金祥进行了详细汇报。王金祥听完汇报后，神色凝重地说道：“这是一起重大的贩毒案件，涉及人员多、社会危害大，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捣毁这个毒巢！” 随后，王金祥对案件侦破工作做出了四点具体部署：“第一，这起案件背景复杂，现场范围大，必须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万无一失；第二，立即成立专案组，由尚涛同志任总指挥，姜国清任组长，祖国辉、郭玉海任副组长，全力开展专案侦查；第三，要对现场进行反复踏查，制定详细的抓捕方案；第四，各警种之间要密切配合，抓住有利时机，一举摧毁毒巢。” 按照王金祥的部署，尚涛当天就组织专案组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议室里，气氛严肃，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的神情。尚涛指着墙上的别墅平面图，沉声说道：“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别墅的基本情况和交易的毒品类型，但团伙的核心成员、内部结构、武器配备等情况还不清楚。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强侦查，摸清所有细节。抓捕计划必须周密谨慎，稍有疏忽，就可能打草惊蛇，让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 为了进一步掌握别墅的内部情况，祖国辉和郭玉海第三次带领侦查员前往欢喜岭，对别墅周边两公里范围内的区域进行了细致的踏查。他们爬上附近的山头，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别墅的每一个窗户、每一个出口；沿着后山的小路慢慢摸索，查看是否有隐蔽的通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处茂密的灌木丛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小门——这扇门藏在后山的山坡上，被藤蔓和杂草遮挡着，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门后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直接通往别墅的后院。 10月22日和23日，祖国辉、郭玉海和一名侦查员借了一辆普通的出租车，每天都停在别墅附近的路边，乔装成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司机。他们轮流用高倍军事望远镜观察别墅的动静，详细记录着每一个进出人员的特征、时间和路线。 两天下来，他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前来交易毒品的人大多乘坐出租车而来，每天下午1点半到4点是交易的高峰期，两天内共有14人次进行了交易。这些人都有着相似的特征：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下车后都会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异常后，才从小门进入别墅，由专人领到楼内；有的交易完就匆匆离开，有的则会在别墅里停留一段时间，估计是现场注射毒品。 “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尚涛听完汇报后，果断说道，“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个时间段交易人员集中，而且别墅内的核心成员大概率都在，是实施抓捕的最佳时机。”经过专案组研究决定，抓捕行动定于10月25日下午1点准时开展。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10月25日当天，侦查员们早早便到达了指定位置，做好了抓捕准备。可从上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别墅门前始终异常平静，没有一辆出租车前来，小门也紧紧关闭着，看不到任何人进出。负责秘密监视的侦查员心里犯了嘀咕：“怎么回事？难道是走漏了风声？” 原来，在10月24日下午，一名毒贩在别墅内交易时，给王丽的是3500元假币。王丽清点钱款时发现了端倪，当即大发雷霆。他认为这些毒贩不把他放在眼里，决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杀杀他们的威风。于是，他下令停止向所有前来交易的人员供货，不管是谁，一律拒之门外。那些兴冲冲赶来的毒贩，见买不到毒品，只好悻悻而归。 得知情况后，专案组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取消当天的抓捕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必须做到人赃俱获。现在王丽停止供货，别墅内没有交易活动，强行抓捕很难拿到确凿证据，还可能打草惊蛇。”尚涛说道，“派两名侦查员留守监视，密切关注别墅的动静，随时向专案组汇报。” 侦查员张吉军和余中旭主动请缨，承担了留守监视的任务。他们两人轮流值守，白天躲在附近的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晚上则蜷缩在出租车里，忍受着深秋的寒意。一天、两天、三天，别墅门前始终静悄悄的，再也看不到一个前来交易的人员。年轻的余中旭有些沉不住气了，小声对张吉军说：“张哥，你说咱们这行动是不是就这样泡汤了？王丽会不会已经察觉到什么，转移了？” 张吉军拍了拍他的肩膀，沉声道：“别着急，毒品这东西，一旦染上就戒不掉。那些吸毒的人，毒瘾发作起来根本熬不住。只要我们守好这里，他们迟早会再来的。” 果然，正如张吉军所料。10月29日下午，别墅门前终于有了动静。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停在路边，一名男子下车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后从小门进入了别墅。没过多久，又有几辆出租车陆续赶来，到了傍晚时分，竟然来了十多人，都是前来交易毒品的。 这一重要动向，立刻被张吉军和余中旭反馈到了专案组指挥部。尚涛当机立断：“事不宜迟，机不可失！缉毒行动定于10月30日下午2点正式开展！” 10月30日下午，王金祥、尚涛坐镇指挥部，调兵遣将，对抓捕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为了不引起毒贩的注意，专案组调集了三台地方牌照的轿车，分别部署在别墅周边的关键位置。行动小组分为四个小组：第一组由祖国辉、张世军负责，在别墅门前斜对过的加油站设立监视点，用高倍军事望远镜密切监视别墅内外的一切活动，随时向指挥部和其他小组传递信息；第二组由刑警三中队长张吉军、指导员于中旭带领两名侦查员，在欢喜岭的澳洋驾校大门外设卡堵截，根据第一组提供的出租车牌照号码，对交易完毕离开的毒贩实施抓捕；第三组由汉阳派出所教导员隋国旗带领民警，在别墅南侧出口设卡，防止毒贩从南侧逃跑；第四组由郭玉海带领民警，堵住通往后山的小路，重点防控那个隐蔽的小门，防止毒贩从后山逃窜。 为了保证警力充足，尚涛还从分局调集了110的两辆警车和10名巡警，作为预备队，随时听从指挥部的号令，准备支援各行动小组。一切部署就绪，只等下午2点的到来。 下午2点整，尚涛一声令下：“行动开始！”各行动小组立刻进入阵地，各就各位。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并没有立刻对徘徊在别墅门前的毒贩动手，而是按照指挥部的命令，耐心等待，统一听从祖国辉的号令。 加油站的监视点里，祖国辉紧紧握着望远镜，眼睛死死盯着别墅的小门。“注意，辽b牌照的出租车，刚停在门口，有人进去了。”他低声对着对讲机说道。 “收到，已锁定目标。”澳洋驾校门口的张吉军立刻回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别墅内的交易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下午2点30分，第一辆交易完毕的出租车缓缓驶离别墅。“目标出现，立即实施抓捕！”祖国辉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 张吉军小组立刻行动，两名侦查员迅速上前，将出租车拦了下来。“警察！不许动！”张吉军亮出证件，打开车门。车里的男子正是刚交易完毒品的毒贩，见是警察，吓得浑身发抖，手忙脚乱地想把口袋里的杜冷丁扔掉，被侦查员一把抓住手腕，当场缴获了4支杜冷丁。 说来也巧，第二个落网的竟然就是这个贩毒集团的核心人物——王丽。当时，王丽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从别墅的大门驶出，显然是要外出办事。祖国辉立刻通过对讲机通知各小组：“目标核心人物王丽出现，乘坐黑色奥迪轿车，车牌号吉bxxxx，立即实施抓捕！” 早已在附近等候的侦查员立刻驾车跟上，在一个路口将王丽的车拦了下来。王丽见势不妙，想开车冲卡，被侦查员用警车逼停。车门被打开的瞬间，王丽还想反抗，却被侦查员牢牢按在车座上，戴上了手铐。“你们是谁？敢抓我？知道我爸是谁吗？”王丽挣扎着，嘶吼着，试图用自己的背景威胁侦查员。 “我们是龙潭公安分局的警察，你涉嫌贩毒，跟我们走一趟！”侦查员冷冷地说道，将王丽押上了警车。 紧接着，毒贩张红、刘海峰、张日广等人也陆续落网。指挥部见前期抓捕顺利，立刻下令：“预备队全线出击，包围别墅！” 5辆警车、30名民警接到命令后，立刻驱车赶往别墅，15分钟内便到达了现场，将别墅的后山、围墙四周团团围住。整个别墅被彻底戒严，插翅难飞。尚涛见行动进展顺利，亲自带领几名侦查员冲到别墅大门前，一脚踹开了那扇紧闭的小门，率先冲进了院子。 院子里的两名门卫见警察冲了进来，想拿起手边的电棍反抗，被侦查员迅速制服。别墅内的毒贩们听到动静，顿时乱作一团。王丽的姘妇孙红梅正在客厅里整理毒品，见警察从天而降，吓得脸色惨白，急忙将手中的4支杜冷丁塞给旁边的保姆，低声急道：“快，把这个藏起来！” 这一幕正好被冲进来的祖国辉看得清清楚楚。“别动！把东西交出来！”祖国辉大喝一声，冲上前去，将孙红梅和保姆当场控制，缴获了那4支杜冷丁。孙红梅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 与此同时，其他侦查员也分头冲进别墅的各个房间，对里面的人员进行控制。在大楼的门卫室里，一名面黄肌瘦的年轻人正躺在床上，手臂上插着一支注射器，闭着眼睛，一脸陶醉的神情，显然正在吸毒。他飘飘然地闭目遐思，完全没察觉到警察已经进来了。 尚涛走到床边，大声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连问了两遍，那年轻人都没有任何反应。祖国辉见状，上前一把将还扎在他静脉里的注射器拔了下来。那年轻人猛的一个激灵，像被针扎了一样跳了起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满屋子的警察，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你他妈哪的？想干啥？找死啊！” 祖国辉厌恶地瞅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专门来抓你这种吸毒贩毒的败类！”说完，命令身边的刑警将他押上了警车。 这场缉毒战斗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便成功控制了别墅内的所有人员。经清点，包括主犯王丽、孙红梅在内，共有10名毒贩当场落网。为了封锁消息，防止其他漏网的毒贩闻讯逃跑，指挥部下令将8辆警车全部开进院子里，关上大门，由民警严密把守，对现场进行清理。 随后，民警们按照法律程序，对这座神秘的别墅展开了全面搜查。客厅的沙发底下、茶几的抽屉里、卧室的衣柜里，到处都藏着毒品和注射器。经过仔细搜查，民警们一共搜出杜冷丁134支、美沙酮口服液20支、注射器60套，还有人民币1万多元、假人民币1500元以及部分美钞。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王丽的床头柜里，民警还搜出了一把左轮手枪、两发子弹、一把匕首、一把片刀，以及大量的赌博用具。“没想到这个王丽不仅贩毒，还私藏武器，看来这个团伙的危害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姜国清皱着眉头说道。 战斗虽然结束了，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们并没有马上撤离。他们知道，肯定还有漏网的毒贩会再来这里交易。于是，在对现场进行封存后，专案组指派侦查员继续留守监视，然后把大门重新关上，关掉了别墅里所有房间的电灯，只留下王丽寝室的一盏灯亮着，以此来诱捕前来交易的毒贩。 这一招果然奏效。在接下来的不到两天时间里，先后有11名不知情的贩毒人员前来别墅交易，被留守的侦查员当场抓获。后来，毒巢被端的消息逐渐扩散开来，来这里交易的人才慢慢减少。 审讯工作随即展开。龙潭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这些毒贩子们一个个面目狰狞，丑态百出。有的刚被带进来，还没开始审讯，就突然毒瘾发作，浑身抽搐，口吐白沫，鼻子流涕，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有的则歇斯底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嚎啕大哭，完全失去了理智，让审讯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在这些毒贩中，最难对付的要数王丽和孙红梅。王丽仗着自己有背景，一开始态度十分嚣张，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要么避重就轻，要么闭口不谈；孙红梅则学着王丽的样子，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试图蒙混过关。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先从孙红梅身上打开突破口。“孙红梅，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你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了。”侦查员开门见山地问道，“别墅里的毒品是从哪弄来的？” 孙红梅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是……是王丽从别人那买的，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 “那你们把毒品都放在什么地方了？” “就……就你们搜出来的那些，再也没有了。”孙红梅的声音越来越小。 侦查员盯着她的眼睛，突然问道：“那地窖里放的是什么？” 孙红梅脸色一变，下意识地说道：“地窖？什么地窖？我不知道……地窖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白菜。” 这第一个回合下来，侦查员的心中就已经有数了。孙红梅的回答暴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别墅里确实有地窖。侦查员们一边继续对孙红梅进行审讯，一边立刻和别墅那边蹲守的陈兴柱小组取得了联系，让他们仔细搜查别墅里的地窖。 陈兴柱接到命令后，立刻组织民警对别墅进行了全方位的搜查，翻遍了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楼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没有找到地窖的踪迹。“难道是孙红梅在撒谎？”一名侦查员疑惑地说道。 “不可能，她的反应绝对不是装出来的。”陈兴柱摇了摇头，“再想想办法，肯定有地窖，只是我们没找到。”他带着民警再次仔细查看别墅的结构，突然想到，别墅是依山而建的，地窖很可能在后山的方向。 于是，陈兴柱带领民警来到后山，沿着之前发现的隐蔽小门附近仔细搜查。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位正在附近干活的水暖工。陈兴柱上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向他讲明了情况。这位水暖工犹豫了片刻，最终说道：“这座别墅的后山通道里确实有一个地窖，我之前给别墅修水管的时候见过，入口被一块大石头挡着了。” 在水暖工的指引下，民警们果然在后山的一处通道里找到了地窖的入口。他们搬开那块沉重的大石头，打开地窖的门，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地窖里阴暗潮湿，堆放着不少箱子。民警们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全是用塑料袋包裹着的杜冷丁。经过清点，地窖里一共藏着1194支杜冷丁！ 这一重大收获让审讯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侦查员把地窖里搜出毒品的照片放在孙红梅面前时，孙红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抵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参与贩毒的犯罪事实。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丽的嚣张气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侦查员们终于彻底搞清了这个吉林市最大贩毒团伙的来龙去脉。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毒枭，曾经也是一个上进青年。王丽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部队服役期间，王丽表现优异，积极进取，还入了党。复员后，他先后在粮食局和物资回收公司工作，踏实肯干，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凭借着精明的头脑和实干精神，王丽在商海里逐渐站稳了脚跟，做买卖赚了不少钱，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可正所谓“富贵思邪欲”，随着财富的积累，王丽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追求享乐，染上了不少坏毛病。 1994年冬天，王丽在黄岐屯结识了一个外号叫“八猴”的无业人员。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谈得十分投机。有一天，“八猴”神秘兮兮地拿出几支杜冷丁，对王丽说：“兄弟，尝尝这个，保证你舒服。” 王丽当时并不知道杜冷丁的危害，只是出于好奇，在“八猴”的帮助下，给自己扎了一针。一针下去，王丽立刻感觉浑身轻飘飘的，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消失了，舒服得让人上瘾。于是，他又扎了一针。没想到，这一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彻底染上了毒瘾。 一开始，王丽每天只扎一两支杜冷丁就能满足。可随着毒瘾越来越大，剂量也不断加大，从一支到一盒，有时候一次就要扎30多支。毒瘾发作的时候，他浑身难受，抓心挠肝，恨不得立刻找到毒品。为了买毒品，他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几年下来，竟然耗资70多万元用来吸毒。曾经十分强健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瘦弱下去，脸色苍白，眼神浑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精神。 王丽也想过戒毒，可每次戒毒都因为无法忍受毒瘾发作的痛苦而失败。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都戒不掉毒瘾了。可买毒品需要大量的钱，他的积蓄已经花光，怎么办？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里产生了——贩毒养毒。就是这个念头，让他彻底走上了犯罪的深渊。 王丽交代，为他提供毒品货源的是来自沈阳的两个毒贩子，一个叫王土，另一个叫小凯。一开始，王丽只是帮他们卖毒品，每盒10支，每支100元，按原价买卖，自己不赚钱，只是为了从王土和小凯那里得到每盒两支的回扣，用来满足自己的毒瘾。 可随着毒瘾越来越大，这一两支回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于是，王丽便开始扩大“生意”规模，和王土、小凯讨价还价。最终，王土答应以每盒600元的价格卖给王丽，王丽再以每盒1000元的价格出售，每盒净赚400元。 从1998年4月份开始，王土每天最多能给王丽供应10盒杜冷丁，最少也有5盒；小凯有时候会供应百余盒，有时候供应几十盒。王丽则将这些毒品转手卖给吉林市的吸毒人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上百人从他手中买走了数不清的毒品，他也因此成为了吉林市首屈一指的大毒枭。 王丽既是毒贩，又是吸毒者，毒瘾发作的时候，就会让姘妇孙红梅帮他贩卖毒品。而这个孙红梅，也不是什么善茬。 她曾经在1994年因为贩卖杜冷丁被劳动教养过两年，可出来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因为结识了王丽，再次走上了贩毒的道路。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王丽联系吸毒人员，打理别墅里的毒品交易，成为了王丽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 据专案组估算，王丽从1994年冬天开始吸毒成瘾，前后一共耗资400多万元购买毒品；从1998年4月份开始贩毒，一共购买了杜冷丁4万余支，通过以贩养吸，获利150余万元。这条危害一方的罪恶毒品通道，终于被吉林市警方成功掐断，所有涉案毒贩也都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第176章 岁少女命丧草丛 2010年5月19日，豫西的清晨带着几分山间特有的凉意，薄雾还没完全散去，将河南省新密市城边的清平山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上午10点钟左右，山间小路上的露水渐渐蒸发，泥土混合着草木的清香弥漫在空气里。当地村民张老汉像往常一样扛着柴刀上山砍柴，脚步踩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 就在他转过一道山弯时，眼角的一抹暗红让他猛地顿住了脚步。起初他以为是山间的野果熟透落了一地，可走近几步，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直冲鼻腔，让他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借着稀疏的阳光仔细看去，张老汉的双腿瞬间软了，不远处的草丛边，一个年轻女子蜷缩在地上，浑身都被鲜血浸透，原本应该是浅色的衣物早已被染成暗红，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腥气。她的随身物品散落一地，一个粉色的挎包翻倒在一旁，化妆品、耳机之类的小物件滚得到处都是。 “哎哟妈呀！”张老汉吓得魂飞魄散，柴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定了定神，颤抖着凑上前，试探着喊了两声“姑娘”，却没有任何回应。看着那触目惊心的血迹和女子毫无动静的身体，张老汉不敢再多耽搁，转身就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杀人了！快来人啊！”。跑到山脚的小卖部，他抓起柜台上的公用电话，手指哆嗦着拨通了110，声音因为恐惧还在不停发颤：“警察同志，清平山……清平山上面有个姑娘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你们快来啊！” 新密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刚挂断，两辆警车便拉着刺耳的警笛，沿着蜿蜒的山路往清平山赶去。山路狭窄崎岖，警车不得不放慢速度，民警们坐在车里，眉头紧锁，心里早已开始盘算着现场可能的情况。二十多分钟后，警车终于抵达案发地点，民警们迅速跳下车，拉起警戒线，将闻讯赶来的几个村民挡在外面。 现场的景象比想象中还要惨烈。年轻女子几乎是趴在血泊之中，乌黑的头发散乱地铺在地上，沾满了泥土和血迹。民警小心翼翼地靠近，发现她的身上有多处狰狞的刀伤，伤口还在微微渗血。“还有呼吸！”一名有经验的老民警突然喊道，他俯下身，将手指放在女子的鼻尖下，感受到了一丝微弱的气息。这一发现让在场的民警都振奋起来，“快！准备急救！联系救护车！” 民警们脱下自己的警服，轻轻盖在女子身上，小心翼翼地将她抬上警车后座。一名民警坐在旁边，用手托着她的头部，不断地轻声安抚：“姑娘，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到。”警车再次鸣响警笛，一路疾驰往市区的医院赶去，车轮碾过山路的石子，溅起阵阵尘土，仿佛在与死神赛跑。 然而，命运最终还是没有眷顾这个年轻的生命。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医生们拼尽全力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她的伤势太重，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守在急救室外的民警们脸上都露出了沉重的神色，原本燃起的希望瞬间熄灭。 经过初步调查，民警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王亚萌，16岁，新密本地人，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一家美容店里做学徒。 通过调取她的行程记录和询问家属，民警还原了她最后的行踪：5月18日，也就是案发前一天，王亚萌从平顶山请假回新密，说是要去看望一位朋友。谁也没想到，这趟看似平常的探亲之旅，竟然成了她生命的终点。 “萌娃子从小就懂事，从来没让我们操过心。”王亚萌的母亲坐在自家低矮的堂屋里，手里紧紧攥着女儿的照片，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告诉民警，家里条件不好，王亚萌初中毕业就主动提出要外出打工，说是要减轻家里的负担。“她去平顶山之前跟我说，等学成了手艺，就回新密开一家自己的美容店，到时候让我和她爸都过上好日子。” 提到孙女，王亚萌的奶奶更是泣不成声。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抱着孙女的照片坐在炕沿上，一遍遍地摩挲着照片上女孩的笑脸。“我的乖孙女啊，还说等开店了第一个给我染黑头发呢……”老人的声音沙哑，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悲痛，“她才16岁啊，怎么就这么没了……” 王亚萌的家住在一个老旧的胡同里，邻里们听说她出事的消息后，都纷纷赶来安慰她的家人。“萌丫头是个好孩子，每次回来都主动跟我们打招呼，看见谁有困难都愿意搭把手。”邻居李阿姨红着眼睛说，“长得又漂亮又懂事，这要是好好的，将来肯定有出息，真是太可惜了。” 一个如此懂事善良的女孩，究竟是因为什么被害？是仇杀？情杀？还是另有他因？消息传开后，不仅王亚萌的家人悲痛欲绝，当地的百姓也都议论纷纷，人心惶惶。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民警们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他们首先对王亚萌的家庭和周围邻居进行了详细的走访，了解她的社会关系。经过几天的排查，民警发现王亚萌性格温和，为人善良，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执，在学校里和同学相处融洽，在美容店打工时和同事也互帮互助，根本没有什么仇家。“排除仇杀的可能。”案件分析会上，主办民警做出了初步判断。 随后，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报告显示，王亚萌的身体没有受到性侵害的痕迹，这又排除了情杀或者因反抗性侵而被害的可能。那么，凶手杀害王亚萌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既然从受害者的社会关系中找不到线索，民警们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的现场，希望能找到被遗漏的蛛丝马迹。他们对现场进行了第二次仔细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整理王亚萌散落的物品时，民警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她的粉色挎包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里面的耳机、化妆品等物品都还在，但手机却不见了；而她的钱包里，只剩下几块零钱，大额面值的钞票一张都没有。 “这很可能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主办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做出了判断，“凶手的目的应该是劫财，在抢劫过程中遭到了王亚萌的反抗，于是残忍地将她杀害。”这个判断让案件的侦破有了初步的方向，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现场除了散落的物品，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既没有找到凶手的指纹，也没有清晰的脚印。仿佛凶手作案后刻意清理过现场，这让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难道这个凶手是一个有着反侦查能力的惯犯？ 王亚萌被害的地方地处清平山深处，位置偏僻，平时很少有人经过。民警们扩大了走访范围，对山脚下几个村庄的村民进行了逐一询问，希望能找到目击证人。可几天下来，走访了上百位村民，都没有人在案发时间段看到过可疑人员出现在山间小路上。 随后，民警又调取了清平山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包括山下路口的交通监控、附近商铺的民用监控等，一共汇总了200多个小时的录像内容。民警们分成几个小组，日夜不停地查看录像，眼睛看得红肿酸痛，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可由于案发地点过于偏僻，监控摄像头的覆盖范围有限，录像里根本没有拍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可疑人员和车辆。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位参与抢救的民警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在将王亚萌送往医院的途中，她曾经恢复过短暂的意识，含含糊糊地对民警说了四个字——“四个孩”。“这四个字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主办民警立刻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四个孩’很可能指的是四个年轻人，这说明凶手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 顺着这个线索，民警们再次展开了排查，重点询问村民在案发当天是否看到四个年轻人一同上山。可无论民警怎么询问，都没有村民见过这样的四个人。随后，民警们又对之前汇总的2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进行了重新复盘，这一次，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四个年轻人”可能乘坐的交通工具上。 一天一夜过去了，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监控录像显示，这辆灰色面包车在案发前一个小时左右驶上了清平山，在案发后半个小时又匆匆驶下了山，行驶路线和时间都与案发时间高度吻合。“难道‘四个孩’就坐在这辆面包车上？”民警们的情绪一下子从低落变得兴奋起来，这是案件侦破以来找到的第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立刻展开了对这辆灰色面包车的追查。通过车牌信息，他们很快找到了车主。可当民警找到车主了解情况后，情绪又瞬间跌落谷底。车主告诉民警，案发当天，他是受朋友之托，去清平山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接几个学生回家，接完学生后就直接开车回家了，根本没有在山上停留，也没有见过什么年轻女孩。民警通过调取学校的监控和询问相关学生，证实了车主的说法，这辆灰色面包车的嫌疑被排除了。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样中断了。 距离王亚萌被害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案件却没有任何进展。王亚萌的家人每天都跑到公安局询问案情，情绪越来越激动；当地的百姓也因为这起命案变得人心惶惶，晚上都不敢出门。办案民警们更是心急如焚，每天都在公安局加班到深夜，脑子里全是案件的细节。“不能放弃！再查！”主办民警拍着桌子说，“我们再重新梳理一遍线索，肯定有哪里被我们遗漏了。” 这一次，民警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监控录像上，对每一个经过清平山附近路口的人和车都进行了逐一排查。他们分成两班，一班白天排查，一班晚上排查，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干面包。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连续查看了三天三夜的监控录像后，一位老民警突然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小黑点喊道：“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受害者？” 大家立刻围了过去，由于监控距离较远，屏幕上的黑点很小，几乎看不清。民警们赶紧找来放大镜，仔细一看，这个小黑点正是王亚萌！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前两个小时左右，王亚萌在山下的一个路口坐上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然后朝着清平山的方向驶去。“找到这辆绿色出租车，案件可能就有突破口了！”民警们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有人大胆推测：“会不会是出租车司机见财起意，在车里杀害了王亚萌，然后把尸体运到了山上？” 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们立刻展开了对绿色出租车的追查。通过交通监控系统，他们很快锁定了这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并找到了出租车司机。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显得很平静，他回忆说：“那天我确实拉过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小姑娘，她要去清平山找朋友。可山上的路太难走了，我怕刮伤车，就只把她送到了山脚下的路口，然后就开车走了。” 司机还告诉民警，他离开的时候，山脚下除了王亚萌之外，没有其他可疑人员。为了证实司机的说法，民警们调取了出租车内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王亚萌上车后一直很安静，没有和司机发生任何争执，下车时也一切正常。这样一来，出租车司机的嫌疑也被排除了，刚刚找到的线索再次中断。 距离案发已经一个多月了，一条条被认为有价值的线索都被一一排除，监控录像不知道被翻看了多少遍，案情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民警们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希望到失望，再从失望到希望，反复循环。而王亚萌的家人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一次，王亚萌的父亲在公安局门口哭着说：“如果你们破不了案，我们就自己找人去查，一定要为我女儿讨回公道！”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上，既让他们感受到了家属的悲痛与迫切，也让他们背负了更大的压力。“难道我们一开始的侦破方向就错了？”主办民警再次召集大家开会，“我们再重新梳理一遍所有的线索，尤其是王亚萌临终前说的那四个字。” 提到“四个孩”这三个字，民警们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不会是我们理解错了？”一位来自新密本地的民警突然说道，“我们新密的方言里，‘四’和‘是’不分，平舌音和翘舌音也分不清，王亚萌说的会不会不是‘四个孩’，而是‘是一个孩’？” 这个猜测让在场的民警都眼前一亮。“对呀！很有这个可能！”主办民警兴奋地说，“受害者当时已经奄奄一息，说话肯定含糊不清，再加上方言的影响，我们很可能把‘是一个孩’听成了‘四个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之前的侦破方向就完全错了，凶手不是一个团伙，而是一个单独的年轻人！ 侦破方向调整后，民警们再次投入到监控录像的排查中。这一次，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寻找在案发前后单独出现在清平山附近的年轻人。民警们睁大眼睛，一帧一帧地查看监控，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终于，在案发前一个小时的监控录像里，一个身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监控画面里，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裤、留着平头的青年，慢悠悠地朝着清平山的方向走去。他的步伐很悠闲，与其他行色匆匆的路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格外突兀。更重要的是，他的上山时间与王亚萌的被害时间高度吻合。“这个人有重大嫌疑！”主办民警斩钉截铁地说，“就算他不是凶手，也很可能是目击证人！” 为了找到这个平头青年，民警们迅速将监控画面里的他截图打印成照片，在新密市范围内展开了全面的排查。他们分成十几个小组，走遍了新密市的各个乡镇、街道、工厂、学校，凡是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可几天过去了，排查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人认识这个平头青年。 为了尽快找到线索，新密市公安局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悬赏通告，寻找这个平头青年。一时间，新密市的街头巷尾、报纸报刊、电视屏幕上，都刊登着平头青年的照片和悬赏信息，承诺对提供有效线索的人给予重奖。悬赏通告发布后，公安局的举报热线几乎被打爆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民警们一共接到了上千个举报电话。 每一个举报电话，民警们都认真对待，逐一进行核实。可遗憾的是，经过仔细排查，这些举报信息都被一一排除了，有的是认错了人，有的是故意谎报。线索再次陷入中断，难道三个多月的努力就要白费了吗？就在民警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公安局再次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电话里，一位群众反映，照片上的平头青年很像他一个家住郑州的远房亲戚。 这条线索让办案民警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立刻带着照片，驱车赶往郑州。 当侦查员拿着照片，来到郑州那位群众所说的男子家中时，开门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看到侦查员手里的照片，夫妇俩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警察同志，你们怎么会有我儿子的照片？”丈夫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民警们瞬间兴奋起来，他们终于找对人了！ 通过询问，侦查员了解到，这个平头青年名叫小恒，今年26岁，没有正式工作。小恒的身世比较特殊，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不久后再婚。幸运的是，继母对小恒非常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为了专心抚养他，甚至放弃了生育自己孩子的机会。 “我们老两口就盼着他能有出息，早点成家立业。”小恒的继母红着眼睛说，为了让小恒能早日结婚，老两口四处筹借，凑了8万元钱，给小恒盖了一套新房。知道小恒不上进，继母还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绣了一幅“奋斗”二字的十字绣，挂在小恒的房间里，希望能激励他努力上进。 可小恒却始终让父母失望，他好吃懒做，不愿意踏实工作，总想着不劳而获。看着父母为自己操劳的样子，小恒也曾感到过内疚，他心里一直盘算着，要快速弄一大笔钱，好好报答父母。可他没有选择踏实奋斗，而是走上了歪路。小恒的父母告诉民警，小恒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他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根据小恒父母提供的线索，民警们展开了对小恒行踪的追查。经过几天的排查，民警们最终在开封的一家网吧里找到了小恒。当穿着警服的民警出现在小恒面前时，他正在电脑前玩游戏，看到民警的瞬间，他的身体明显僵住了，手里的鼠标“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没等民警开口询问，小恒就抬起头，声音颤抖地问：“警察同志，那个女孩……她没事吧？”这句话一出口，民警们就知道，案子破了。 在审讯室里，小恒向民警坦白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小恒从郑州来到新密，目的就是为了抢劫钱财。2010年5月19日那天，他漫无目的地在新密街头游荡，走到清平山脚下时，正好看到王亚萌从出租车上下来，独自一人朝着山间小路走去。小恒见四周没有人，顿时起了歹心，悄悄跟在了王亚萌的身后。 “我一开始只是想抢点钱，没想杀她。”小恒低着头，声音低沉地说。他跟着王亚萌走到山弯处，见四周无人，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冲上前去，一把掐住了王亚萌的脖子，威胁她交出钱和手机。王亚萌当时吓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拼命反抗，大声呼喊救命。 王亚萌的反抗和呼喊让小恒慌了神，他害怕被别人发现，一时冲动，就用匕首朝着王亚萌的身上连捅了数刀。看着王亚萌倒在血泊中，小恒也吓傻了，他慌忙抢走了王亚萌钱包里的50元钱和手机，然后仓皇逃离了现场。 小恒的继母给她绣的“奋斗”二字，本该是他人生的指引，可他却选择了最捷径的歪路。其实，一个普通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坎坷和困难，但只要坚持奋斗，努力拼搏，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也能拥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可小恒却为了区区50元钱，残忍地剥夺了一个16岁女孩的生命，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6岁，正是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年华，王亚萌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小恒无情地画上了句号。其实，王亚萌本可以避免这场悲剧。据小恒交代，当时王亚萌已经发现有人在跟踪她，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四米远。可王亚萌却没有任何警觉，既没有拔腿就跑，也没有向附近的人家求救。民警在现场勘查时发现，距离案发地点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户人家，如果当时王亚萌能及时向这户人家求助，或者发现被跟踪时立刻逃跑，也许就不会丢掉性命。 今天讲的这起案子，给所有家庭敲响了警钟：对于孩子来说，家长一定要从小教给他们防范意识和防范技能。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如果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些防范意识，会不会让孩子对社会充满戒备，蒙上不信任的阴影？其实，家长们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 一方面，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生活在“真空”里，不让他们接触任何负面信息，只让他们感受善良和美好，那么当他们遇到危险时，就会毫无防备，只能陷入恐惧和慌乱之中，就像王亚萌一样，面对歹徒的袭击，只能徒劳地反抗和呼喊，最终刺激了歹徒，酿成悲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小就给孩子灌输防范意识，教他们一些必要的防范技能，虽然可能会让孩子心里产生一些戒备，但长期的教育会让这些意识深深扎根在他们心里。当遇到危险时，这些意识就会迅速被激发出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大限度地降低危险。 这两种情况，作为家长，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第177章 变态军官 河南省洛宁县，位于黄河一级支流洛河的中游，是豫西地区的农业大县，隶属于洛阳市。1987年，对于洛宁县的人们来说，是一段切齿难忘的岁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团恐怖的阴云悄然笼罩了这座原本安宁祥和的山城。大地仿佛在颤抖，林木在风中呼啸，像是在发出无声的悲鸣。县城里的居民们惶惶不安，白天的街头巷尾很难看到女性的身影，夜晚更是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整个县城一片死寂。 原本滞销已久的钢筋、铁纱窗、大铁锁，一时间成了洛宁县的“紧俏商品”，被居民们一抢而空。大家根本不问价格，只要能买到，就赶紧带回家，连夜加固门窗，整修家里的断壁残垣，生怕自己家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更有甚者，几户人家凑在一起，白天一起出门，晚上一起居住，就像原始部落一样抱团取暖。一到夜里，整个山城行人寥寥，宛如一座“鬼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还要从1986年6月27日凌晨说起。那天凌晨3点左右，夜色正浓，洛宁县财政局家属院里一片寂静，大多数人都在熟睡之中。突然，一个黑影悄悄出现在家属院一间16岁女学生的卧室窗外，他用刀子在纱窗上划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然后透过口子往屋里窥探。女学生睡得正香，突然感觉到窗外有动静，睁开眼睛一看，正好看到一条黑影一闪而过。她吓得魂飞魄散，立刻大声呼喊父亲。听到女儿的呼喊，父亲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冲到窗边查看，可黑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起事件让女学生的家人心有余悸，也引起了洛宁县公安局的重视。可由于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案件只能暂时搁置。谁也没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7月12日凌晨4点左右，那个黑影再次窜到了女学生家，又将纱窗划开一道口子，然后把持刀的手伸进窗口，将女学生的面部刺伤。鲜血顺着女学生的脸颊流下来，她疼得大声哭喊，黑影则趁乱逃跑了。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同一个人两次作案，让财政局家属院的居民们陷入了恐慌。可凶手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变得更加猖狂。1986年7月14日凌晨3点左右，黑影又窜入洛宁县城新城中学，将一名20岁女学生宿舍的纱窗烧破，然后用火钳夹起两块燃烧着的蜂窝煤，扔进了女学生的床上。睡梦中的女学生和她的母亲被突如其来的火焰烫伤，两人都被烧成了重伤，住进了医院。 同年8月20日凌晨4点左右，洛宁县第一高中的一名女学生家也遭到了黑影的袭击。凶手同样是烧开纱窗入室，将女学生的大腿连刺两刀后逃跑。接二连三的袭击事件，让洛宁县的居民们人心惶惶，尤其是女性，更是不敢单独出门，不敢独自在家。 1987年1月5日凌晨，黑影再次作案，他从后门进入洛宁县政府打字员小玲的家中，将小玲的头部、面部连划数刀后，从堆有破瓶子和碎砖头的院墙根仓皇逃走。凶手如此猖狂，连连作案，骚扰城区，闹得洛宁县民心不安，县城里一片鼎沸。洛宁县公安机关派出了大量警员进行侦查，可由于凶手作案狡猾，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始终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1987年4月14日，洛宁县外贸局的女职工小雷，乘坐长途汽车回到了洛宁县审计局家属大院。一个星期前，她被单位派到信阳学习蜂蜜化验技术，如今学成归来，心里充满了喜悦。小雷再过半个多月就要结婚了，她的心上人就在洛宁本地。当天晚上，小雷不顾长途奔波的疲劳，一回到家就去找心上人约会。一对小情侣有说不完的悄悄话，一直聊到晚上10点，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回到家中，小雷带着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憧憬，带着少女的羞涩和甜情蜜意，渐渐进入了梦乡。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竟然就这样长眠在了梦境中，再也没有醒来。当天半夜，和小雷同床睡觉的妹妹突然被一股血腥味惊醒，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往身边一摸，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小雷的脖子上血肉模糊，早已没有了呼吸。 接到报警后，洛宁县公安局的民警立刻赶到现场。经过勘查，民警在小雷卧室的纱窗上，发现了一个用蜡杆、火柴烧开的倒“7”字形口子。在窗台上，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军用解放鞋印。通过详细的勘察，民警发现小雷的尸体完好，没有被强奸的迹象，现场也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技术人员将这起案件（简称“4·15案”）提取到的鞋印，与之前11起流氓滋扰伤害案中，罪犯踩在玻璃瓶上的脚印进行了对比，最终认定，这些脚印都是同一个人所留。警方经过细致分析发现，“4·15案”与之前的11起流氓滋扰伤害案，具有诸多相同的手段和特点： 第一，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夜间或深夜；第二，犯罪分子独来独往，没有同伙；第三，犯罪分子大多使用自带的刀子、火柴等作案工具；第四，作案时喜欢选择有纱窗的窗户，烧成倒“7”字形的口子后入室；第五，作案地点一般选择比较偏僻、易于逃脱的地方；第六，袭击的对象都是青年妇女，而且不偷不奸，作案动机不明。 据此，专案组请示洛阳市公安局领导批准后，决定将这12起案件并案侦查，该案被定名为“4·15系列流氓滋扰杀人案”。经过分析，警方对凶手做出了初步画像： 第一，案犯可能是大龄青年，或者是在婚姻、恋爱上受过挫折，从而形成变态心理的人；第二，可能是受过打击处理，或者因违反道德规范、政策遭到处罚，对现实不满的人；第三，可能是具有一定攀岩能力和地形地貌知识的现役军人或退役军人；第四，作案时间大多在凌晨0点以后，可能是职业自由、无业人员，或者是有夜游习惯的人；第五，发案地点都在县城周围，罪犯可能是县城人，或者居住地在县城附近。 警方认为，案犯已经从伤人升级为杀人，社会危害性极大，必须尽快将其捉拿归案。据此，警方制定并实施了以洛宁县为中心，在方圆二十里范围内全面排查的方案，同时设置了28个蹲守点，安排60多名公安干警和治安干部轮流蹲守。一张抓捕大网悄悄撒了出去，可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1987年7月25日凌晨3点，洛宁县一片寂静，大多数人都在熟睡之中。一个黑影悄然出现在女营业员小张的床边。小张当天刚从远离县城的门市部请假回来，本来想和丈夫好好亲热一下，可白天因为一点小事和丈夫吵了架，晚上两人分床而卧。小张辗转反侧，没有睡意，正在闭目想心事。 突然，她听到屋里有轻微的响声，以为是丈夫主动过来求和了，心里暗暗高兴，故意没有睁开眼睛。紧接着，她感觉到被单子被揭开了，一只发凉的手在自己身上乱摸，同时，一道手电筒的光柱照了过来。小张心里还憋着气，只是往里面侧了侧身子，让出一个位置，想看看丈夫能怎么样。 可就在这时，小张突然感觉到腰间一凉，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钻心的剧痛。她猛地翻身睁眼，只见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已经捅进了自己的左腰。再抬头一看，站在床边的根本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惊恐、惶惑、痛苦瞬间涌上心头，小张浑身发抖，大声呼喊起来。 住在隔壁房间的丈夫听到妻子的呼喊，立刻冲了过来。黑影见有人过来，不敢停留，转身从窗户跳了出去，仓皇逃走。虽然黑影消失了，但小张看清了他的模样，这让警方更加确定，凶手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可这个杀人狂魔并没有收手，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1987年12月19日，小工刚刚辞别新婚的丈夫，来到洛宁县医院，准备陪护姐姐做结扎手术。当天凌晨2点，小工在睡梦中被凶手杀害，致命的刀口同样在左腰位置。 根据小张的描述和公安机关的技术鉴定，警方对凶犯做出了更详细的画像：身高一米七左右，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浓眉大眼，体格粗壮，男性。可这样的描述太过模糊，洛宁县城及周围5个村庄的总人口将近3万，具有上述特征的男性青年有好几千人，再加上经常在县城流动的外地人员，总数超过7000人。 公安干警们像撒网捕鱼一样，对这7000多人进行了逐一排查，过了大网过小网，硬是将其中的可疑人员一个不漏地过滤了好几遍。排查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破获了重大案件8起、一般案件30起，抓获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160多名，可就是没有找到那个凶残的凶手。 最可恨的是，当公安干警们日夜苦战的时候，凶手竟然还敢顶风作案，继续行凶杀人，猖狂至极。就在那四五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几千口人的范围内，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始终没有露面。难道他真的有什么隐身之术吗？ 案件发展到这里，已经远远超出了洛宁县警方的能力范围。洛阳市公安局闻讯后，立刻派出了精锐的刑侦人员前来支援。80多人的专案组全力追查，可案件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恶魔竟然在洛阳刑侦力量抵达洛宁协助破案时，主动出击，再次作案。 1987年12月24日，一个寒气袭人的凌晨，距离杀害小工仅仅过去5天，这个凶神恶煞般的凶手长途奔袭，跑到了距离洛宁县城180里的洛阳市肉联厂。他从工厂的下水管道爬上二楼，潜入职工宿舍，将26岁的女职工张云以及她一岁半的幼子残忍杀害。 凶手的手段极其残忍，他不仅杀害了张云母子，还对张云的尸体进行了亵渎，开膛破肚，割乳掏肝。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在墙上画了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将尖刀刺进女人的小腹，并且在旁边题字：“杀猪的大姑娘们，你们好狠的心呐！我真想脱光屁股，让你们把我杀了吃肉，像杀猪一样过过肉瘾！” 杀戮并没有停止。1988年4月9日夜晚，14岁的中学生小凤看完电视剧《西游记》，哼着《敢问路在何方》的歌曲，带着对剧情的回味进入了梦乡。可她再也没有醒来，家人发现她时，眼前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小凤的脖子被齐整整地砍断，肚子也被人从左到右抛开。 1988年4月10日凌晨2点，也就是小凤被杀害后不久，魔影又出现在城郊居民李青的床前。手电筒的青光刺醒了李青的丈夫，他睁开眼睛，正好看到一个黑影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尖刀。这个青年汉子立刻意识到是凶手来了，他吼叫着翻身下床，准备和凶手搏斗。可还没等他抬起手来，就见刀光一闪，凶手的尖刀已经捅进了李青的腰部。 李青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留下了还在吃奶的婴儿。丈夫怒不可遏，奋力追赶凶手，一口气追到了街心，可凶手跑得飞快，最终还是让他逃脱了。 转眼间到了1988年5月，河南省邻省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当地警察来到洛阳，希望洛阳警方协助抓捕两名越狱逃犯。当时洛阳警方正被洛宁县的系列杀人案搞得焦头烂额，负责接待的警察和西安警察聊了几句后，忍不住说起了洛宁县这起尚未侦破的系列变态杀人案，并简单介绍了凶手的作案手段。 没想到，西安警察一听，顿时惊呆了。原来，1987年9月16日和21日，西安灞桥区也曾发生过两起杀害少女的案件，至今未破。这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经过层层上报，一直汇报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同志的案头。乔石同志看完案件材料后，非常震惊，要求公安机关全力侦破此案，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两地警方经过深入分析，发现虽然两起案件发生地相距800多里，但作案手段却异常相似：都是针对年轻女性作案，作案时间都在凌晨，手段都极其残忍，而且都没有抢劫、强奸的迹象。西安警方和洛阳警方的相关领导经过紧急协商，决定成立联合专案组，全力侦破这一系列跨区域杀人案。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查西安灞桥与洛宁之间的联系。这一查，案件有了重大进展：洛宁驻军是二炮部队的某旅，而灞桥则是二炮工程学院的所在地。这一下，排查范围瞬间缩小了。 凶手很可能与二炮部队有关！ 专案组内部商量后，决定由洛阳市公安局向二炮部队的该旅发出通报，要求排查在西安灞桥命案期间，有人员到过西安。可由于案情需要保密，警方并没有告诉旅部这是在排查杀人犯。谁也没想到，部队里竟然会出现杀人犯，因此，旅部政治部的一位值班副主任，在没有向旅部领导汇报的情况下，就签字批准了排查通知，要求各营进行排查。 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后，各营都回复说，没有查出有人在那段时间去过西安。专案组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再次中断了。可没过多久，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二炮部队该旅的通信营有个技师叫王洪波，在排查工作结束后不久，就向营领导请假5天，说要去洛阳，因为他的弟弟要到洛阳旅行结婚，他想去和弟弟聚几天。可5天假期过去了，王洪波却迟迟没有回来。营领导觉得有些奇怪，就向旅部反映了情况。旅部一听，也觉得不对劲，立刻展开了调查。这一查才发现，王洪波的家，就在西安灞桥的二炮工程学院内。 旅部政治部立刻向公安局汇报了这一情况，警方迅速派人到部队提取了王洪波的鞋印。经过技术比对，警方惊喜地发现，王洪波的鞋印，与“4·15系列杀人案”现场遗留的军用解放鞋印完全一致！可之前的排查为什么会失败呢？ 原来，王洪波常年在通信营营部值班，政治部下发的排查通知，他是最先接到的。看到通知内容后，王洪波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己的恶行可能要暴露了。他没有敢向营领导汇报，而是自己伪造了一份回复，上报给了政治部，然后就谎称弟弟来洛阳结婚，趁机逃之夭夭。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个王洪波的庐山真面目。王洪波，身高一米六八，体重68.5公斤，浓眉大眼，腰肥体壮，1961年10月出生于黑龙江省木兰县。他8岁时进入木兰县的房修小学读书，两年半后，随从军的父母来到大西北。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跟着父母在西北数千公里的范围内辗转，履历表上留下了一连串的校名：武威六一小学、武威地区第一中学、西宁市第十二中学、西宁市第十九中学。 十年寒窗，王洪波只拿到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1980年，他参加高考，名落孙山。同年11月，王洪波参军入伍，在某军事技术学院学习了两年后，当上了电台台长，不久后又晋升为副连职技术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疯狂杀人害命的同时，还在攻读三年制的函授大学，原本1988年10月份就要毕业了。 王洪波的家庭背景也很优越，他的父亲是西安二炮工程学院的教授，母亲是一名教师。从个人经历和家庭出身来看，就算是最苛刻的挑剔，也很难挑出毛病。所以，当公安人员确认王洪波的鞋印与现场遗留的鞋印完全一致，认定他是重大嫌疑犯时，部队的负责人大为震惊，连连摇头说：“他作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原来，王洪波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心中，竟然是一个“大好人”。旅部的一位负责人称赞道：“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和他一起入伍的十几个西安籍战士中，他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另一位负责人也说：“部队一共4个技术员，王洪波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那么，王洪波到底“好”在何处呢？负责人说，他好在工作负责。王洪波值班最多，平时很少外出。1986年以来，除了探家和上函大，营部的值班几乎全由他包了。1985年的奖励登记表上写着：“王洪波同志今年带领全台外出执行实习任务，严格要求，大胆管理，机上工作全台组无差错；5月至7月搬家6次，没有损坏和丢失一件训练器材，各种表报文件资料齐全，受到各级领导的好评。” 还有一次，王洪波带领战士到洛河滩投弹，有个战士将手榴弹投到了水中，没有爆炸。有人说：“咱们走吧，反正也没事。”王洪波却坚决反对，他说：“不行，万一有人路过踩到，就危险了。”说完，他亲自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将手榴弹捞了出来，引爆后才离开。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让大家对他赞不绝口。 负责人还说，他好在作风正派。王洪波平时反对讲下流话和低级趣味的话，从来不议论女人。休息的时候，他要么在值班室写写画画，要么打打羽毛球，而且羽毛球打得非常好，周围很少有人能打败他。在谈到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时，王洪波在自传中写道：“擅长钢笔画，爱好音乐，对战争、军事题材的小说、电影有特殊的嗜好，崇拜军事上有造诣、有名望的军人。”这些都让他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除此之外，王洪波还非常艰苦朴素。他从来不穿便衣，总是一身军装加皮鞋，服装整齐干净。出差到洛阳，他不住招待所，只到茶社买一张5毛钱的凉席，就在茶社过夜；到上海出差，他干脆睡在桥墩底下，有一次被上海警方发现，检查证件后，才知道他是部队的技术员。在那个年代，这样艰苦朴素的作风，确实难得。 正因为如此，王洪波在部队里多次受到嘉奖：1984年、1985年、1987年，他三次受到嘉奖；1985年，他担任台长的电台立了集体三等功；1985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4月，他还晋升了一级工资，由行政23级晋升为22级。 这般“根正苗红”的履历，让谁都无法将他与那个深夜行凶的杀人狂魔联系在一起。可褪去这层光鲜的伪装，王洪波的内心早已被扭曲的怨恨填满。 审讯中，他终于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犯罪动机，源于一场失败的恋爱。 原来，王洪波在入伍后曾与一名女青年相恋，起初两人感情尚可，可随着相处渐久，女方发现王洪波性格中存在极端偏执的一面，且控制欲极强，便提出了分手。被拒绝后，王洪波的自尊心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他没有反思自身问题，反而将所有怨恨都归咎于女方，进而迁怒于所有年轻女性。在他扭曲的认知里，所有拒绝他、忽视他的女性都是“罪该万死”的，他要通过极端的暴力行为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实现所谓的“报复”。 而他多年来精心维持的“优秀军人”形象，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的罪恶。他深知部队的纪律和声誉能成为他的“保护伞”，只要表现足够出色，就绝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甚至在作案期间，他刻意加大工作投入，用更多的嘉奖和荣誉为自己“镀金”，以此混淆警方的排查方向。 明确王洪波的重大嫌疑后，警方立刻展开了全网追捕。根据王洪波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专案组判断他大概率会潜逃至西安的亲属家中，或是利用部队相关的渠道藏匿。警方随即在西安、洛阳、郑州等多地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对二炮部队内部的相关联络渠道进行严密监控。 1988年6月中旬，警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发现王洪波曾在西安灞桥的一处亲戚家短暂停留，随后便前往了新疆。专案组当即抽调精锐警力，远赴新疆开展追捕工作。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警方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偏远工地里，将正在打零工藏匿的王洪波成功抓获。 被捕时，王洪波依旧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脸上没有丝毫慌乱，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警方拿出现场提取的鞋印比对报告和相关证据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当场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 在后续的审讯中，王洪波详细交代了自己从1986年6月首次作案，到1988年4月杀害李青为止，先后实施流氓滋扰、伤害、杀人案件共15起，造成8人死亡、7人重伤的滔天罪行。他还交代，自己每次作案前都会精心规划路线，利用部队训练习得的攀爬、潜伏技能，选择偏僻路段和凌晨时段作案，作案后又会迅速清理现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快速逃脱。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王洪波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年轻女性作为袭击目标，就是因为当年被女友拒绝后，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见不得年轻女性拥有幸福的生活。而他在洛阳市肉联厂作案后留下的题字，正是源于他对女性的极端怨恨，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形象，以此为自己的罪恶行径找借口。 1988年12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洪波系列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王洪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面对受害者家属的血泪控诉，他始终低头不语。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流氓罪数罪并罚，判处王洪波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9年1月，王洪波被依法执行死刑。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潜伏在部队中的“双面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笼罩在洛宁县及周边地区长达两年多的恐怖阴云彻底消散。 人性的复杂远超表象，光鲜的履历和外在的良好形象，未必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 第178章 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纪实 1999年1月27日，浙江省会杭州。 这是个罕见的暖冬，西湖边的柳条还残留着几分浅绿，苏堤上的游人比往年同期多了不少，空气里飘着湿冷的水汽，却没半点隆冬的凛冽。可这份难得的温润，在当天清晨过后，被一股骤然收紧的恐慌彻底撕碎。 杭州城内所有的舆论机器同步开动，从早间新闻的广播电波，到正午时分街头巷尾的有线广播喇叭，从傍晚黄金档的电视新闻，到沿街商铺张贴的纸质通告，再到报社紧急加印的号外，不同媒介在不同时段形成密集覆盖，将一份由杭州市公安局签署的紧急协查通告，精准推送到每一个杭州人的耳中、眼中。 通告的字迹透着不容置疑的凝重，白纸黑字印在泛黄的通告纸上，被城管队员和民警匆匆贴在菜市场入口、单位传达室、小区公告栏，甚至是偏远乡镇的代销点墙上。过往行人纷纷驻足，有人踮着脚逐字念出，有人侧耳倾听旁人的转述，原本喧闹的街头，每一处通告前都围出一小片沉默的人群，只听见纸张被寒风掀起的哗哗声。 通告内容清晰而刺眼：1999年1月25日17时50分左右，余杭市乔司镇信用社门口，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一名歹徒持枪打死两人、打伤一人，抢走装有数十万现金的小方格子拎包后，驾摩托车仓皇逃跑。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案犯为男性，身高1.7米至1.75米，体型偏瘦，作案时上身穿深色外套，头戴带有反光挡板的冬用安全头盔；逃跑时骑行一辆红色125cc排量的铃木王牌摩托车，车辆无牌照，但车尾装有牌照框架。通告末尾，是一句足以让所有人心头一震的承诺：凡是提供重要线索者，将给予重奖人民币10万元。 这起案件，被公安部列为1999年第8号大案。自建国五十年来，杭州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高密度的追凶部署，这份动用全城舆论力量的协查通告，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这座温婉的城市激起千层浪。暖冬里的西子湖仿佛骤然失温，湖面上的微风变成了刺骨的寒风，卷着不安的情绪，掠过湖岸，钻进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余杭，这座位于杭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恰好坐落在沪杭铁路进入杭州的咽喉地带，境内水陆交通纵横交错，除了沪杭铁路贯穿其间，京杭大运河与杭长铁路亦在此交汇，高等级公路像蛛网般铺开，连接着周边各个城镇。这里物产丰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早已跻身全国经济百强县之列，可谁也没想到，一场血腥的劫难会突然降临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 在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紧急协查通告的前一天，余杭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临平镇，以及乔司、星桥等各个乡镇的居民，就已经从本地的有线广播和乡镇宣传栏里，得知了乔司镇信用社门口发生凶案的消息。消息像长了翅膀，从集镇传到乡村，从街头传到田间，原本热闹的年关氛围，被一层浓重的阴霾笼罩。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1月25日下午，那个注定被载入余杭公安史的黄昏。 夕阳渐渐西沉，把乔司镇的天空染成一片橘红，余晖穿过卷烟市场的铁皮顶棚，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市场里的商户们正忙着收拾摊位，捆扎货物，吆喝声、算盘声、摩托车的轰鸣声渐渐稀疏，只剩下零星的讨价还价声，透着一天忙碌后的疲惫。 乔司镇信用社的两名女职员沈金娟和徐永根，像往常一样，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从卷烟市场的出口走了出来。旅行袋里装的是当天从各个摊位接收的营业款，沉甸甸的重量让两人的手臂微微发酸。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东南沿海，浙江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催生了一批享誉全国的小商品集散市场。温州的纽扣灯具五金市场、海宁的皮装市场、余姚的羊毛衫市场，个个规模宏大，商贾云集。乔司镇借着这股东风，也开办了一处卷烟集散市场。虽说规模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大市场，但凭借便利的交通和公道的价格，在浙江省内也小有名气，吸引了周边不少商户前来进货。 为了扶持本地市场发展，促进商贸流通，乔司镇信用社对这个家门口的市场格外“眷顾”，专门推出了上门接收营业款的服务。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沈金娟和徐永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卷烟市场里，挨家挨户地收取商户们一天的营业款，核对金额、开具凭证，动作娴熟而认真。 这天下午，两人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摊位的收款工作。“今天收得挺顺利，比昨天快了半个小时。”24岁的沈金娟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薄汗，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语气里却透着轻松。她的未婚夫说好今天下班来接她，想到这里，她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扬。 44岁的徐永根跟在她身后，脚步略显沉重。她比沈金娟年长20岁，常年的体力劳动让她的腰不太好，拎着沉甸甸的旅行袋，每走一步都要微微弯腰。“是啊，今天商户们都挺配合，没耽误多少时间。”徐永根喘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赶紧回信用社交差，这天黑得快。” 乔莫公路横亘在卷烟市场与信用社之间，路面不宽，来往的车辆却不少。穿过这条公路，斜向行走几十米，就是信用社的大门。两人一前一后走着，沈金娟年轻，脚步轻快，渐渐把徐永根拉开了一个身位。 夜幕已经悄悄降临，天色由橘红转为深灰，公路两旁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灯光在地面拉出长长的影子。晚风掠过公路，带着几分寒意，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叶子沙沙作响。谁也没有留意，此刻在信用社紧邻的建设银行乔司支行大门前，正伫立着一个瘦高的年轻男人。 这个男人戴着一顶全封闭的冬用安全头盔，深色的盔体把眉眼遮蔽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截线条紧绷的下颌。他身上穿着一件长及大腿的深色外套，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阴影里，像一尊冰冷的雕塑。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巷口，一辆红色摩托车正处于怠速状态，发动机发出轻微的震颤声，不仔细听根本察觉不到。 显然，车子没有熄火，随时准备启动。 沈金娟和徐永根说说笑笑地走过建设银行门口，与那个伫立的男人擦肩而过。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机油味，沈金娟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却没多想，脚步不停往信用社方向走。 谁也不曾料到，惨祸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骤然发生。 就在两人走过的刹那，那个伫立在阴影里的男人突然动了。他猛地撩开长及大腿的外套，从腰间抽出一件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一把制式手枪，枪口平端着，精准地对准了殿后的徐永根的后脑勺。 “砰！” 火光骤然闪现，沉闷的枪声在寂静的黄昏里格外刺耳，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毫无防备的徐永根身体猛地一震，手里的旅行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猝然向前栽倒，额头重重磕在水泥地面上，鲜血瞬间从后脑涌出，染红了身下的地面。 沈金娟本能地闻声回头，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浑身僵硬。她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只冰冷的枪管已经逼到了她的面前。 又是一声巨响！ 子弹穿透了她的面颊，带着滚烫的温度和致命的威力，年轻的生命在瞬间戛然而止。沈金娟的身体向后倒去，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还停留在刚才的惊愕之中。 连续两声枪响，像惊雷般打破了乔司镇的宁静。信用社55岁的门卫陈金水正在传达室里整理报纸，听到巨响后，心里咯噔一下，来不及多想，抓起靠在门边的手电筒就冲了出去。他在信用社当了十几年门卫，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出事了！ 门外的景象让老陈浑身发冷，徐永根和沈金娟倒在血泊中，一个瘦高的男人正俯身捡拾掉在地上的旅行袋。“住手！”老陈大喝一声，不顾年迈的身体，快步冲了上去。 蒙面人听到喊声，丝毫没有慌乱，也没有回头，而是二话不说，抬手就向陈金水扣动了扳机。“砰！”第三声枪响响起，老陈只觉得胸口像被狂飙击中一般，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整个人掀飞起来，重重摔在信用社的台阶上，鲜血从嘴角不断涌出。 蒙面人捡起旅行袋，转身就冲向巷口的红色摩托车。他动作娴熟地跨上车，拧动油门，摩托车发出一阵轰鸣，像一道红色的闪电，沿着乔莫公路向北疾驰而去，很快就消失在渐渐浓重的夜色里。 三分钟后，沈金娟的未婚夫骑着一辆摩托车如约赶来接她。当他看到信用社门口的惨状，血泊中的沈金娟、倒在台阶上的陈金水，还有围拢过来的惊恐人群时，整个人都傻了，摩托车“哐当”一声倒在地上。他浑身颤抖着，半天缓不过神来，直到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像从噩梦中惊醒一般，哆嗦着掏出手机，手指僵硬地按下了110。 那个夜晚，整个余杭都度过了劫案发生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17时58分，余杭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接警员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带着哭腔的、语无伦次的报案声。“乔司镇信用社……有人开枪……死人了……” “别慌！请说清楚具体位置！有没有人员伤亡？嫌疑人往哪个方向跑了？”接警员一边冷静地安抚报案人，一边飞快地记录关键信息，同时立即向值班领导汇报，并发出出警指令。 几乎在同一时间，乔司派出所的两名值班民警和几名联防队员，已经根据附近群众的报警，骑着警车风驰电掣般赶到了案发现场。警车的警灯在夜色中不断闪烁，红蓝交替的光线照亮了现场的血泊和围观群众惊恐的脸庞。民警们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立即拉起警戒线，保护现场，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另一部分人则迅速组织抢救伤员，同时向周边群众了解情况。 在血泊中，徐永根还有微弱的呼吸，沈金娟则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民警们赶紧拦停了一辆路过的个体小货车，向车主说明情况后，车主毫不犹豫地同意帮忙。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后脑被洞穿的徐永根抬上车，民警坐在旁边护住他的身体，小货车鸣着喇叭，飞快地驶向余杭市第一人民医院。然而，这份匆忙的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徐永根的生命，十几个小时后，也就是第二天下午，他因脑死亡，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彻底黑透了，乔莫公路上警灯闪烁，人声嘈杂。死者亲属的哭声撕心裂肺，越过围观的人群，把凄婉的尾音抛向冰冷的夜空。沈金娟的父母赶到现场时，看到女儿的遗体，当场就晕了过去，被周围的人掐着人中救醒后，又陷入了崩溃的哭喊中。徐永根的丈夫则一言不发地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泪水从指缝里不断渗出。 余杭市公安局的7位领导全部赶到了现场，余杭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在接到汇报后，第一时间驱车赶来。19点刚过，浙江省政法委常委、省公安厅副厅长，以及杭州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等部门的领导相继抵达乔司。余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杭州市刑侦支队、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刑侦人员，也奉命从四面八方赶来，现场勘查车、法医车、警车在乔莫公路上排起了长队，车灯照亮了半边天。 仿佛整个杭州，甚至整个浙江，都被这起突如其来的凶案惊动了。飞来的人祸，让乔司镇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镇，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省的焦点。 勘查工作连夜展开。刑侦人员穿着勘查服，戴着白手套，用手电筒和勘查灯仔细搜索着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地面上的弹壳、弹头、血迹，嫌疑人留下的脚印，都被小心翼翼地提取、标记。法医蹲在遗体旁，仔细检查伤口，记录着每一个关键细节。 与此同时，走访排查工作也同步启动。乔司卷烟市场的数十家商户被逐一访问，民警们耐心地询问着他们当天下午是否见过可疑人员，是否注意到沈金娟和徐永根收款时的情况。公路两旁的加油站员工、商店营业员、修鞋匠、路边摊主，凡是当天在案发现场附近活动过的人，都被依次找来询问。 然而，当排查工作像梳头一样全面展开后，得到的结果却令人遗憾——没有任何直接的目击者。人们所能回忆起来的，全都是发生在枪响之前或之后的琐碎细节，没有一个人看清嫌疑人的相貌，也没有人能准确描述出嫌疑人的具体特征。 汇总所有走访信息，侦查人员大致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凶犯是一名摩托车手，大约在5天前就开始在卷烟市场附近及场内出现，四处走动，看似漫无目的，如今看来，他的先期出现显然具有明确的踩点意图。此人身材瘦高，有人说身高大概1.7米，也有人说能有1.75米，操着一口外地口音。他始终骑着一辆红色125铃木王摩托车，头戴一顶全封闭的安全头盔，轻易不肯摘下。只有一个商户回忆说，曾经看到过他摘下过头盔，但只是一掠而过，根本来不及看清他的面目。他上身穿一件长及指尖的深色外套，当地人俗称“一手长”的外套，脚上的一双皮鞋总是擦得锃亮。 案发之前，有人看到他出现在建设银行乔司支行的门口；枪响之后，有一位个体肉铺的老板骑着摩托车途经此地，看到他娴熟地驾驶着一辆没有牌照的红色摩托车向北逃窜。肉铺老板觉得此人形迹可疑，便悄悄跟了上去。不料，嫌疑人似乎察觉到了被尾随，干脆调转车头停了下来，右手插进腰间，虎视眈眈地等着他靠近。肉铺老板见状，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心里咯噔一下，知道遇到了硬茬。他没敢再往前凑，赶紧调转车头，加足油门从嫌疑人面前匆匆掠过，直到驶出很远，心脏还在砰砰直跳。 在案发现场，刑侦人员找到了三枚弹壳和三粒弹头，经初步鉴定，均为9毫米口径。这是一种进口的东欧产制式手枪，威力巨大。三名被害人全部为贯通伤，射击距离非常近，法医从沈金娟和徐永根的伤口处，都查出了火药残留的痕迹，这意味着，枪口是直接抵近被害人身体射击的，嫌疑人的残忍和冷血可见一斑。 根据卷烟市场众商户手中的存款凭证统计，沈金娟和徐永根当天收储的营业款，共计高达71万元人民币。这些钱被两人装进了一只长约40厘米、宽高各20厘米的旅行袋里。这只旅行袋很新，是细帆布质地，黄底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格外醒目，嫌疑人抢走的，正是这只旅行袋。 很明显，经过精心踩点的凶犯，已经完全掌握了两名女职员每天的工作规律，作案意图明确，目标就是这笔巨额营业款。 到了午夜时分，所有的勘查和走访信息得以初步归纳汇总。随即，由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市三级公安机关刑侦人员组成的“125枪案”专案组迅速成立。专案组当即决定：立即封锁从乔司通往杭州、临平、海宁、德清等方向的所有交通要道，设卡查截，布控追捕；同时，对乔司镇、临平镇及周边地区展开重点排查，逐村逐户走访，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线索。 凶讯像风一样，刮遍了余杭的大街小巷、村村户户。无论是城镇里的上班族、商户，还是乡村里的农民，生活方式各异、生存状态悬殊的城乡居民们，在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刺激下，不约而同地对这起凶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都是这起枪击案，有人惋惜两个年轻的生命，有人咒骂残忍的凶手，更多的人则在期盼警方能早日破案，抓住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 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动群众”，之所以能在破案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关键就在于它对人性有着独到而透彻的理解——正义之心，人皆有之。而在这起125枪案的侦破过程中，若没有周来兴这样的普通群众被发动起来，案件或许最终也能侦破，但侦破的时间无疑会大大延长，而时间的延长，就意味着更多的未知和风险。 根据余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指导员王其良后来的回忆，他接到周来兴打来的举报寻呼，是在1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当时，他正在乔司镇带队排查，口袋里的寻呼机突然震动起来。看到寻呼内容是“有重要线索举报，关于乔司枪案”，他心里一紧，赶紧找了个公用电话回拨过去。“你千万别走开，晚上我找你详细了解情况。”王其良的语气带着急切，也带着对举报人的信任。 当天晚上6点45分，紧急协查通告在余杭市的有线电视中首次播出。随着通告的播出，公安局的举报电话一下子多了起来，接线员们忙得不可开交。而王其良则按照约定，把周来兴约到了余杭市公安局本部，准备做详细笔录。和周来兴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朋友沈建业。 周来兴和沈建业都是余杭当地一家国营公司的职工。后来公司不景气，效益下滑，大量职工下岗，周来兴虽然没下岗，但工资也大幅缩水。为了补贴家用，他的妻子在余杭市第一医院对面开了一家小小的水果店，周来兴下班后，就经常去水果店帮忙看摊。沈建业则已经下岗，没事的时候就会来水果店坐坐，陪周来兴聊聊天，有时也帮着搭把手。 因为水果店的位置就在医院门口，来往的人流量大，但下岗的人多，大家手头都不宽裕，水果店的生意并不算好，闲的时候远比忙的时候多。周来兴是个心思细腻、观察敏锐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喜欢坐在水果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观察细节的习惯。有人开玩笑说他像个“业余侦探”，他自己也只是笑笑，没放在心上，可谁也没想到，这个习惯，竟然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那个让他觉得异常的身影，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频繁出现在医院附近。周来兴回忆说，那个人经常在每天下午2点左右，或者晚上8点左右出入市第一医院，每次进入医院的时间都不长，好像只是在里面溜了一圈就出来，目的性很明确的样子。更让周来兴觉得可疑的是，这个人对安置在医院门口和旁边新华书店门外的两台自动取款机格外感兴趣，经常驻足观望，有时还会围着取款机转几圈，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 当时，媒体上经常报道有“黑客”通过伪造磁卡盗取银行存款的新闻，周来兴看到这个人对取款机的异常关注，心里就犯了嘀咕：难道这个人也是个企图伪造磁卡、盗取钱款的“黑客”？他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沈建业，两人都觉得这个人形迹可疑，便开始留意他的动向。 1月7日晚上，当那个“可疑人员”再次走进医院时，在周来兴的提议下，沈建业决定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跟踪，因为周来兴当时要看着水果店，无法一同前往。沈建业悄悄跟在那个人身后，看着他走进医院住院部，径直上了四楼，然后在走廊尽头的墙壁上，打开了一只寄存箱，把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放了进去。 那些寄存箱是医院出租给住院病人存放物品用的，一溜排开有几十只。看到这里，沈建业心里的怀疑减轻了几分：难道这个人是住院的病人？可他转念一想，就算是病人，也没必要这么神秘吧？而且他每次进出医院都很匆忙，不像是来治病的。沈建业记住了那个寄存箱的号码，34号，然后悄悄离开了医院，把跟踪的情况告诉了周来兴。 难道凶手就藏匿在市医院里？而医院恰恰没有被纳入警方的排查视野？这个念头在周来兴和沈建业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当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只能继续暗中观察。 真正让周来兴和沈建业把这个“可疑人员”与125大案联系起来的，是从1月13日开始的一个变化，一向步行的这个人，突然多了一辆摩托车。他的驾驶技术非常娴熟，不像是新手，有时还会骑着摩托车拉着人在附近转悠。 1月17日下午，这个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周来兴的水果店时，在不远处的路口停留了几分钟。周来兴趁机仔细观察了一下那辆摩托车：红色的车身，125cc排量，铃木王款式，没有牌照，但车尾装有牌照框架。看到这些特征，周来兴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和警方紧急协查通告里描述的嫌疑车辆，何其相似！ 一个相当关键的物证就此对上了号。这之后，周来兴和沈建业对这个人更加留意，又进行了几次跟踪，想要查清他的住处。直到案发前的1月24日晚上，沈建业还开着自己的助力车，跟踪过这个人的摩托车。可无奈助力车的车速远不如对方的摩托车，沈建业拼尽全力也没能跟上，最终眼睁睁看着对方的红色摩托车消失在夜色里，线索就此中断。 周来兴的举报，像一束光，穿透了案件的迷雾。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前往余杭市第一医院展开调查。然而，1月27日一整天的排查结果却让人失望：34号寄存箱已经空空如也，并没有任何属于那个“可疑人员”的物品，而且经过核实，34号寄存箱的租用者是一名住院的老太太，与那个“可疑人员”无关。很明显，沈建业的跟踪还是不够专业，记错了寄存箱的号码。 线索似乎又一次中断了。就在大家感到沮丧的时候，当天晚上，医院四楼的夜班护士长陈秀英上班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陈秀英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对住院部的情况非常熟悉。当警方找到她，向她描述那个“可疑人员”的特征和行为时，她立即反应过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陈秀英回忆说，这个人最初出现时，她还以为是药品推销员。后来有病人向她反映，说这个人没有住院，却经常在四楼逗留，还在寄存箱那里存放东西，觉得很不安全。陈秀英也觉得这是个问题，就主动找过这个人询问情况。那个人辩称自己有肺结核，住在对面的传染病科病房。既然都是病人，陈秀英也就没好过多干预。 但有一点，陈秀英记得很清楚：“这个人的箱子肯定不是我租出去的。”她解释说，医院出租的寄存箱，都会收取5元租金，并且配备一把统一购置的挂锁。而那个人使用的寄存箱，不仅没有交过租金，箱子上的锁也不是医院统一配置的。 这一点，是区分他所用寄存箱的关键特征。 根据陈秀英的提示，侦查人员再次来到四楼的寄存箱区域仔细排查。统一配置的寄存箱挂锁都是银色的，而有几只箱子的锁却是黑色的，显得格外突兀。经过逐一核对，侦查人员发现，那个“可疑人员”竟然独占着三只带有黑色挂锁的寄存箱，号码分别是17号、22号、23号。 1月28日凌晨，侦查人员决定打开这三只寄存箱。22号箱被最先打开，一只黑色的真皮单肩背包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跟随警方前来的周来兴一眼就认了出来，兴奋地指着背包说：“就是这只包！我见过他好几次背着这只包进出医院！” 打开背包，里面的物品让在场的侦查人员心头一震：一部诺基亚手机、几盒治疗肺结核的专用药物异烟肼、一串摩托车钥匙，还有春药、避孕套，以及刑警们见怪不怪的撬棍、螺丝刀、老虎钳。即使还不能百分百认定这个“黑客”就是125枪案的凶犯，但仅凭这些带有明显作案工具属性的物品，已不难将其列为重大嫌疑对象。后来经过进一步核查，余杭境内先后发生的4家卫生院收费室盗窃案，现场遗留的撬痕与这批撬棍、螺丝刀的规格完全吻合，显然都与这个神秘人物脱不了干系。 从28日凌晨开始，专案组当机立断，立即抽调警力进驻余杭市第一医院，实行24小时不间断守候伏击，同时对全余杭境内所有卫生院、诊所展开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肺结核病患者的身份信息，毕竟“黑客”曾以肺结核患者的身份为掩护，这或许是锁定他身份的重要突破口。 紧接着，侦查人员又陆续打开了17号和23号寄存箱。17号箱内整齐叠放着几件深色衣物，还有一本被翻得卷边的全国火车时刻表，页面上有几处车次被用铅笔做了标记，隐约能看清是往返于浙江、广西、广东等地的线路；23号箱里则存放着一小瓶缝纫机油，以及两块沾有深色油渍的小布条。常年与各类案件打交道的刑侦人员一眼就看出，这种质地的布条吸水性强、纤维细密，是擦拭枪械枪管的绝佳工具。 线索似乎越来越清晰，但还缺少直接将这些物品与125枪案绑定的铁证。专案组立即将这两块沾有油渍的小布条送往省公安厅技侦部门，进行电子显微镜微量成分分析。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位侦查人员都在焦急等待着分析结果，这很可能是揭开案件真相的关键一环。 30日晚上，技侦部门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精密检测，两块小布条上残留的硫化锑成分，与125枪案三名被害人身上提取到的硫化锑残留成分完全比对一致！硫化锑是枪弹发射时底火燃烧的重要残留物，这一发现直接将寄存箱的主人与125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牢牢绑定，同案情直接相关的核心物证，终于从茫如烟海的混沌中清晰浮现出来。 当天晚上，专案组连夜联系上海铁路公安局，邀请着名模拟画像专家张欣赶赴余杭。张欣曾凭借精湛的画像技术，协助警方破获多起重大疑难案件，在刑侦界享有盛誉。抵达余杭后，张欣立即召集了此前见过“黑客”的周来兴、沈建业，以及医院的陈秀英护士长等几位关键目击证人，通过他们的详细描述，一点点勾勒出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证人的描述虽有细微差异，但在张欣的耐心引导下，一个清晰的嫌疑人模拟画像逐渐成型：三十多岁，高个子，体型偏瘦，颧骨略高，眼神阴鸷，下颌线紧绷。 与此同时，技侦人员从寄存箱内的黑色背包、衣物等物品上，成功提取到了一枚清晰的右手食指指纹。这枚指纹在多种物品上重复出现，显然是寄存箱主人所留无疑。侦查人员立即将这枚指纹录入全国指纹数据库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匹配的身份信息。 午夜时分，杭州市公安局召开紧急案情分析会，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求：“务必力争在春节前破案，让全省人民过一个祥和安宁的春节。”此时距离春节仅剩半个月时间，这个要求无疑给专案组全体成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即便在事后，仍有不少人对这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心存疑虑，但事实证明，在这种重大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这种明确的目标激励，往往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侦查人员的潜能，即便看似“外行”，却不失为非常时期的有效领导方式，若不施加必要的压力，如何能倒逼大家更快地突破瓶颈？ 1月31日晚上，余杭电视台再次播出紧急协查通告。与第一次不同，这次的通告特意配发了张欣绘制的凶犯模拟画像，同时重申了10万元重奖的承诺。画像的公布，让广大群众有了更明确的识别目标，举报电话再次被打爆，各种线索源源不断地汇总到专案组。 技术鉴定与案件追查齐头并进，就在大家为春节前破案的目标全力冲刺时，痕迹专家们又有了一项重大突破：从市医院寄存箱内提取到的那枚右手食指指纹，与五年多以前发生在临平镇的一起枪击案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指纹，完全比对一致！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都沸腾了。储存在公安数据库中的旧案档案资料被迅速激活，尘封的记忆被重新唤醒，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侦查人员眼前。 那是1993年4月18日的晚上，临平镇的一家电影院门前人头攒动，正是观影的高峰期。两名巡逻的联防队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外地男青年形迹可疑，他所骑的自行车车锁有明显的撬损痕迹，疑似盗窃所得。两名联防队员当即上前将其拦下，准备带回到联防队部进一步审查。 这个男青年身高足有1.8米，五官端正，眉目清秀，看起来并不像凶神恶煞的歹徒。联防队员从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记载着：王军，男，汉族，1964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当时，几名识字不多的联防队员，还认不全“濮阳”的“濮”字，只能勉强念出“浦阳”。 正当联防队员准备对他携带的其他物品进行详细检查时，意外突然发生。这个名叫王军的嫌疑人猛地从后腰拔出一把手枪，毫不犹豫地向两名联防队员射击。“砰！砰！”两声枪响，两名联防队员当场倒地。王军趁机抢回自己的身份证，转身就往电影院后面的小巷里逃窜。在逃跑过程中，听到动静赶来追赶的一名群众也被他回身击倒，整个过程中，王军连开6枪，共打伤3人。其中一名联防队员头部中弹，虽经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双目失明。而王军则借着夜色的掩护，逃之夭夭，从此销声匿迹。 案发后，余杭警方曾立即组织警力赶赴河南濮阳的中原油田追查王军的下落，找到了他的父母，也联系上了一位曾与王军相恋过的浙江永嘉姑娘。但无论是父母还是前女友，都表示早已与王军断绝了一切来往，对他的去向一无所知。警方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王军曾在广西、广东等地打过工，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一个身负重伤案的逃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从警方的视线中消失了。 知耻近乎勇。时隔六年，当年的凶手竟然以更残忍的方式再次现身，并且又在余杭犯下惊天血案。对于当年参与过王军案件追查的老刑警来说，这不仅是新仇，更是旧恨。两种情绪叠加在一起，让每一位侦查人员都燃起了强烈的斗志。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他逃脱！ 专案组当即决定，兵分多路，赶赴河南、广西、广东等地展开追捕。与此同时，对王军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梳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落脚点。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军的成长经历也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他出生在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父亲是中原油田的中层干部，母亲是油田医院的化验员。或许是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对医院的环境、消毒液的气味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感。有人认为，他后来之所以经常选择在医院落脚、投宿，是因为他狡猾地认为医院是警方容易疏漏的场所。这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或许是儿时对母亲的记忆与眷恋，已经内化为一种情感寄托，让他在逃亡途中，不自觉地向医院这种充满“熟悉气味”的地方靠近。 让人费解的是，王军与他唯一的妹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妹妹从小勤奋好学，一路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某机关单位工作，成为了父母的骄傲；而王军则从小就胆大妄为，调皮捣蛋，不服管教。初中刚一毕业，他就辍学进入社会，找了一份电工的工作，却根本不安心上班，整日游手好闲。一年后，他就因入室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在服刑期间，他又试图脱逃，被加刑三年。1986年，王军因表现良好被提前一年减刑释放。出狱后，他没有回家与父母团聚，只是留下了一张轻飘飘的便条，上面写着：“人各有志，我出去找我的归宿了。”从此，便开始了他浪迹天涯的生活。 王军最初的落脚点选在了广州。他曾想过靠卖服装赚钱致富，可他连“大锅饭”都不愿好好吃，更别说踏实做小生意了。没过多久，他的服装生意就亏得一塌糊涂，很快就身无分文。 1992年春天，王军为了进货，辗转来到了广西与越南交界处的东兴市。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当地的边民。在这个边民的怂恿和指引下，他偷偷穿过胡志明小道，抵达了越南境内的芒街，当时，这里是着名的黑市枪械交易集散地。在芒街，王军花700元人民币买了一把五四式手枪和50发子弹。回到广州后没多久，因为手头拮据，他又把这把手枪以2000元的价格转卖出去，轻松赚了一笔差价。这次“低买高卖”的经历，让他尝到了甜头，也让他萌生了靠贩卖、使用枪支攫取财富的邪恶念头。 同年年底，王军再次前往芒街，熟门熟路地又买了一把苏制9毫米马特洛夫制式军用手枪和32发子弹，这次花了1400元人民币。短短大半年时间，枪支价格就大幅飙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黑市对枪支的需求之大，而这种需求背后，是对中国内地社会治安的巨大潜在威胁。 此次从芒街回来后，王军的心态彻底变了。他觉得生意场上的风险太大，不是他这种人能驾驭的，要想快速发财，只能靠暴力手段。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美其名曰“闯世界”，并开始为实施暴力抢劫做准备。为了提高射击精度，他经常跑到郊区的荒山上练习打靶，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枪法越来越准。 据他后来交代，当时气球飞到10-20米远，他都能一枪命中。 1993年年初，王军自认为“羽翼已丰”，正式拉开了他“闯世界”的序幕。谁也说不清，他一路北上，横跨数省之后，为什么偏偏把落脚点选在了余杭这座小城。或许是因为这里富庶，或许是因为这里交通便利，便于作案后逃窜。 1993年4月18日上午，王军初到余杭，就以感冒为由，直奔余杭市第一人民医院。其实，区区一场感冒，随便找个药店买几粒感冒药就能解决，可他却非要跑到医院，这在潜意识里，或许正是他恋母情结的一种体现，医院的环境让他能获得一丝莫名的安全感。 中午，王军在医院里偷了一件白大褂，打算改造成蒙面长袍，为后续的抢劫做准备。下午，他又撬开了一辆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因为这辆撬来的自行车被联防队员盘查，最终上演了枪击伤人、仓皇逃窜的一幕。 初次开枪伤人后，王军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以为自己打死了联防队员，害怕被警方追捕，只能东躲西藏，先后逃窜于广西、广东、河北等地，居无定所，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1994年春节过后，王军在流窜途中，认识了两个河南老乡，顾伟和崔国营。三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约定一起重返浙江，继续实施他们的“闯世界”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恐惧逐渐消散，王军就像脱了壳的毒蛇一样，变得更加冷血、更加疯狂。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在犯罪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然而，命运似乎总在跟他开玩笑。重返浙江的王军，依然没能摆脱“事不过三”的宿命纠缠。1997年7月，王军、顾伟、崔国营三人在温州永嘉码头，刚从雁荡山游玩回来，就因为崔国营出言不逊，与当地的三轮车夫发生了争执。温州的三轮车夫向来抱团，看到自己人被欺负，纷纷围了上来。三人寡不敌众，王军顿时杀性大发，掏出随身携带的马特洛夫手枪就准备射击。 可就在他扣动扳机的瞬间，意外发生了，手枪卡壳了，没有子弹射出。他再次扣动扳机，还是哑弹。三轮车夫们见状，顿时哄笑起来：“原来是把假枪！”随后，便毫不畏惧地冲上来对三人拳打脚踢。王军走投无路，只能硬着头皮往瓯江里跳。他本就是个“旱鸭子”，跳进浑浊的江水里后，呛了好几口泥沙，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头上就挨了一记重重的板砖，当场昏死过去。 当王军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永嘉县看守所的牢房里。警方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万幸的是，当时永嘉警方并没有掌握他1993年在临平枪击伤人的案件，否则他面临的将是更严厉的刑罚。 1999年1月，王军从金华蒋堂监狱刑满释放。三年的牢狱之灾，不仅没有让他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让他学到了更多犯罪技巧，在监狱里，有人教会了他撬摩托车的本领。出狱后，王军没有选择离开浙江，反而再次回到了余杭。对于他来说，这或许是“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的扭曲执念，或许是觉得余杭人“好欺负”，或许是这里的环境他已经足够熟悉，便于再次作案。 回到余杭后，王军的生活过得像一只老鼠。晚上，他用撬锁工具撬开一家又一家医院的医生值班室，在里面过夜；白天，他就四处游荡，伺机偷窃摩托车、医院收费室的现金，以及一切能变卖的值钱东西。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闯世界”计划，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搞到更多、更先进的枪支。 1999年元月初，王军怀揣着此前偷窃得来的3万元不义之财，第三次前往广西芒街买枪。有了上一次手枪卡壳、被迫跳江的惨痛教训，这次他张口就要“好枪”，尤其想要一把不会卡壳的手枪。在芒街的黑市上，枪贩向他推荐了匈牙利产的pA63型9毫米制式手枪和五四式手枪，开价1万元一把。王军此时财大气粗，毫不犹豫地甩出一沓人民币，买走了这两把枪和100多发子弹，随后便返回了余杭，开始策划新一轮的抢劫行动，这一次，他把目标瞄准了乔司镇信用社的营业款。 为了确保抢劫万无一失，王军开始了周密的踩点。他骑着那辆无牌红色铃木王摩托车，频繁往返于乔司镇卷烟市场和信用社之间，每天准时出现在市场附近，观察信用社职员接收营业款的时间、路线和人数。连续观察了五天后，他摸清了核心规律：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会有两名女职员从卷烟市场收完营业款，沿乔莫公路步行回信用社，两人携带的营业款会装在一只醒目的帆布旅行袋里。 摸清规律后，王军开始规划逃跑路线。他提前勘察了乔莫公路周边的所有岔路，最终选定了一条通往乡间小路的巷口作为摩托车停靠点，这里隐蔽性强，且小路纵横交错，能快速避开主干道的排查。同时，他还特意准备了一顶全封闭的冬用安全头盔和一件长及大腿的深色外套，头盔用来遮挡面容，外套则方便藏匿枪支。 1999年1月25日，王军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当天下午，他提前将红色铃木王摩托车停在信用社旁建设银行门口的巷口，发动机保持怠速状态，随时准备启动。他戴上安全头盔，穿上深色外套，将一把上膛的匈牙利产pA63型9毫米手枪藏在腰间，双手插兜站在建设银行门口的阴影里，静静等待着目标出现。 下午5点50分，沈金娟和徐永根拎着装满营业款的旅行袋，说说笑笑地从卷烟市场走了出来。两人沿着乔莫公路向信用社方向行进，丝毫没有察觉到阴影里那双冰冷的眼睛。当她们走到建设银行门口，与王军擦肩而过的瞬间，王军猛地从外套里抽出枪，毫不犹豫地对准了殿后的徐永根后脑勺，沉闷的枪声在黄昏中骤然响起，一场精心策划的血腥抢劫就此拉开序幕。 “砰！”沉闷的枪声在黄昏中骤然炸裂。毫无防备的徐永根身体猛地一震，沉甸甸的旅行袋“哐当”砸在水泥地上，整个人向前栽倒，后脑涌出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沈金娟闻声回头，脸上的笑意还没褪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浑身僵硬，还没等她发出惊呼，冰冷的枪管已经顶在了她的面颊前。 “砰！”第二声枪响接踵而至。子弹穿透沈金娟的面颊，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她的身体向后倒去，眼睛圆睁，还停留在极致的惊愕中。信用社门卫陈金水听到巨响，抓起手电筒就冲了出来，看到血泊中的两人和正俯身捡旅行袋的王军，他怒吼着冲上去：“住手！” 王军头也不回，抬手就扣动了扳机。“砰！”第三声枪响，陈金水胸口剧痛，整个人被掀飞出去，重重摔在信用社台阶上，鲜血从嘴角不断涌出。王军拎起旅行袋，转身就冲向巷口的红色铃木王摩托车，跨上车拧动油门，摩托车轰鸣着像一道红闪电，沿乔莫公路向北疾驰，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得手后的王军早已规划好逃窜路线。他没有走灯火通明的主干道，而是拐进提前勘察好的乡间小路，在纵横交错的田埂路里绕了近一个小时，确认没有被尾随，才把摩托车藏进祝桥卫生院的偏僻角落，这里人员混杂，住院患者和陪护家属来来往往，没人会留意一辆无牌摩托车。随后他拦了辆出租车进城，用提前准备的“李建国”假身份证，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四星级的新桥饭店。 他算准警方会重点排查小旅馆、出租屋，特意选高级酒店避风头。在酒店的三天里，他装作普通商务旅客，每天按时到餐厅吃自助餐，下午窝在房间看电视，甚至去健身房跑了半小时步，暗中却分批处理赃款：把装钱的旅行袋剪碎，用酒店的垃圾袋层层包裹，分五次丢进不同楼层的垃圾桶；又分四次将35万元赃款存入用“李建国”身份证开设的4家银行账户，剩下的36万元现金和作案用的两把枪，则在酒店附近的典当行租了保险箱存放。 1月28日，王军带着5万元现金登上前往柳州的火车，打算再去芒街买一把无声手枪。可刚过衡阳，口袋里的现金就被扒手偷光，他不敢报警，只能在株洲站下车折返杭州。2月1日，不死心的他再次动身，经东兴抵达芒街，花4万元买了两把改进型五四式手枪和100多发子弹，还预付2万元定金预定无声手枪，却没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踏入芒街。 另一边，专案组的追查从未停歇。1月28日凌晨，警方从余杭市第一医院17号、22号、23号寄存箱里，搜出作案工具、擦枪布条等关键物证后，当即决定在此布下24小时伏击。5名民警和8名联防队员轮流值守，吃住在临时休息室，泡面当主食，眼睛熬得布满血丝，肩膀因长时间保持警惕变得僵硬。有人私下嘀咕“凶手不会自投罗网”，但指挥部态度坚决：“王军对医院有特殊依赖，大概率会回来取东西。” 2月12日下午，距离春节仅剩4天，距离“春节前破案”的期限也进入倒计时。王军本想取22万元存款逃往广州，却因大额取款需提前预约未果。百无聊赖的他竟想回临平“复盘”自己的作案，出发前还特意去祝桥卫生院查看藏着的摩托车，看到车子安然无恙，他愈发得意自己的反侦察手段，全然不知已走进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 傍晚6点，联防队员孙炳寿提前到岗巡逻。7点整，天色全黑，住院部的灯光次第亮起，他走到四楼走廊时，一个高个子男人迎面走来，瞬间让他神经紧绷：“高个子、偏瘦、三十多岁、颧骨略高……和模拟画像一模一样！”孙炳寿强压激动，悄悄尾随，闻到对方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和机油味，与周来兴描述的“黑客”特征完全吻合。 王军察觉到身后动静，突然拐进走廊尽头的男厕所。孙炳寿躲在病房门口，掏出对讲机压低声音呼叫支援：“目标出现，四楼男厕所附近！”三分钟后，王军走出厕所，径直走向通往寄存箱区域的消防楼梯。“喂！你干什么的？”孙炳寿大喝一声，加快脚步追赶。 “找朋友看病。”王军头也不回地往上走。在四楼拐弯处，两人迎面撞上，距离不足一米。孙炳寿伸手拦他，王军侧身想绕，后腰的手枪轮廓瞬间暴露。“有枪！”孙炳寿大喊着扑上去，死死抱住王军的大腿。王军弓腰想推开他，身后赶来的队员张秉德已经卡住他的双臂，三人合力将他掀翻在台阶上。 倒地瞬间，王军右手飞快伸向后腰，那里插着两把上膛的五四式手枪。“小心他掏枪！”孙炳寿死死按住他的右腿，张秉德眼疾手快，在王军的手指刚碰到枪柄的瞬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向后拧。王军疼得嘶吼，左手还想摸左腰的弹夹，另一名队员李建军立即扑上来按住他的左手，掏出配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厉声喝道：“别动！再动就开枪！” 王军仍疯狂挣扎，张秉德毫不犹豫地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猛地发力拧动他的右手腕。“咔嚓”一声脆响，王军的右手腕被拧脱臼，第一把五四式手枪“哐当”掉在台阶上。孙炳寿趁机爬起来夺过手枪，其他队员一拥而上，死死按住王军的四肢，成功从他左腰搜出了另一把五四式手枪和两个装满实弹的弹夹。这场两分钟的搏斗凶险万分，队员们后背全被冷汗浸透，直到王军被完全控制，才敢大口喘气。 当场清点战果：两把五四式手枪、91发散弹、“李建国”假身份证。队员们用手铐铐住王军，将他押往医院的临时审讯室。经照片辨认和指纹比对，警方最终确认，此人正是125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同时也是1993年临平枪击案的在逃犯王军。当指纹比对结果念出来的那一刻，守候了12天的队员们再也忍不住，纷纷红了眼眶，有的靠在墙上大口喘气，有的相互击掌庆祝。 2月12日深夜11点，余杭市公安局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副局长亲自宣布：125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王军被当场抓获，涉案赃款已部分追回。消息通过电视、广播迅速传开，整个杭州都沸腾了。市民们奔走相告，有的甚至自发来到公安局门口放鞭炮庆祝，街头巷尾响起了阵阵欢呼声。浙江省委领导关于“让全省人民过一个祥和安宁的春节”的承诺，终于兑现。 后续审讯中，王军对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他交代，自1993年以来，他先后在浙江、广西、广东等地犯下盗窃、抢劫、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等多起案件，涉案金额累计达100余万元。1999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枪抢劫金融机构营业款，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同时，他还非法持有多支制式手枪及大量弹药，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王军因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盗窃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军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经核查卷宗、讯问被告人、核实证据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驳回王军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第179章 岁护士的子夜悲歌 2015年9月15日，礼拜二。 麻城市的子夜，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却未完全陷入沉寂。建设路两侧的路灯如串珠般绵延铺开，橘黄色的光晕透过薄雾洒在柏油路上，将过往车辆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这条贯穿市区的交通主干道，即便是午夜十二点左右，仍有零星的出租车穿梭而过，偶尔还能看到几个晚归的行人，裹紧外套匆匆赶路。 华山医院就坐落在建设路北侧的临街位置，急诊楼的灯光依旧亮着，像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这座城市的黑夜。住院部三楼的内科护士站里，19岁的吴佳正低头整理着最后一批输液单，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吴佳刚满19岁，脸庞还带着未脱的稚气，一双杏眼透着温柔。半年前，她从卫校毕业，顺利进入华山医院成为一名内科护士。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是成长的勋章，也是独立的开始。由于护理工作的特殊性，她每个月都要轮值一个星期的夜班，而今天，是她这个月最后一个夜班。 “终于熬到最后一个夜班了。”吴佳轻轻伸了个懒腰，揉了揉有些酸胀的肩膀，嘴角扬起一抹轻松的笑意。她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电子表，显示时间是晚上11点45分。交接工作已经完成，科室里的同事大多已经下班，只剩下值班医生和一名保洁阿姨在忙碌。 “小吴，下班啦？晚上路上小心点。”值班医生路过护士站，随口叮嘱了一句。 “知道啦李医生，谢谢关心！”吴佳笑着回应，将整理好的单据放进抽屉，拿起搭在椅背上的黑色外套穿上。她今天穿了一条黑色短裙，搭配黑色丝袜，背着一个浅色的挎包，包里装着手机、钱包和一串钥匙。 这是她平日里最常穿的搭配，简单又干练。 走出护士站，走廊里的感应灯随着她的脚步依次亮起，又缓缓熄灭。电梯下行的过程中，吴佳掏出手机，点开了微信。置顶的对话框是科室里的男同事张明，对方半小时前发来消息：“等下下班我送你回去吧，太晚了不安全。” 吴佳指尖在屏幕上敲击，回复道：“不用啦，我住得近，走路十几分钟就到了，麻烦你跑一趟太没必要啦。” 消息发出去没多久，张明就回复了：“那好吧，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嘞，谢谢张哥！”吴佳收起手机，电梯刚好抵达一楼。推开医院的玻璃门，夜晚的凉风扑面而来，让她打了个轻微的寒颤。她裹紧外套，沿着建设路北侧的人行道，朝着出租屋的方向走去。 吴佳租住的房子就在离医院几百米远的一条巷子里，是她和另外三个同在医院上班的小护士合租的。这个点，另外两个室友已经睡熟，只有小程还躺在床上玩手机，特意等着她回来。 小程和吴佳是卫校同学，又一起进了华山医院，关系格外要好。今晚吴佳值最后一个夜班，小程特意定了闹钟，就怕自己睡着了没等到她。她刷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心里却莫名地有些发慌，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这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让她坐立难安。 “不行，我还是去路口接她一下吧。”小程嘀咕了一句，随手将手机扔在床上，起身就要穿衣服。可就在她刚拿起外套的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女人尖叫，划破了子夜的宁静。 “是吴佳的声音！”小程的心脏猛地一缩，头皮瞬间发麻。她来不及多想，抓起外套往身上一披，光着脚就冲了出去。跑出巷子口，借着路灯的光线，她一眼就看到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吴佳！吴佳！”小程一边哭喊着，一边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她蹲下身，颤抖着伸手去探吴佳的鼻息，只感觉到一丝微弱的气流。再往下摸，摸到吴佳的脖颈处，一片温热的黏腻感传来，借着路灯的光一看，全是鲜血。 小程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发抖，连拿出手机的手指都在不停颤抖。她慌乱地拨通了120，声音带着哭腔：“喂！120吗？快来建设路！华山医院附近！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 挂了120，她又立刻拨通了医院的电话，喊来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几分钟后，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夜晚的静谧。医护人员匆忙将吴佳抬上救护车，一路疾驰着返回了华山医院。 急诊室的灯光亮如白昼，吴佳被推进了抢救室。当医生剪开她的外套，看到她脖颈处的伤口时，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那道创口又深又长，边缘十分整齐，明显是锐器所致。“这不是意外，像是人为伤害。”主刀医生一边吩咐护士准备输血，一边对身边的同事说，“快，报警！” 吴佳的伤势比想象中还要严重，脖颈处的动脉被割断，出血量极大，华山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复杂的抢救。院方当机立断，决定将她转往医疗条件更好的麻城市人民医院。 接到报警的麻城市公安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华山医院。原本他们希望能从吴佳口中获取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可此时的吴佳已经陷入深度昏迷，无论医生用什么方法刺激，都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无法开口说话。 “警察同志，吴佳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出事的。”小程在一旁平复了些许情绪，向民警讲述着情况，“我们住的地方离医院就几百米，走路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她11点多下班，按理说早就该到家了，没想到……”说到这里，小程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民警一边安抚小程的情绪，一边认真记录着：“她下班的时候有没有人和她一起？最近有没有和谁闹过矛盾？比如同事、病人或者病人家属？” “没有，她是一个人下班的。”小程摇了摇头，“吴佳人特别好，性格温柔，从来不会和别人吵架。我们一起上班半年多，她和科室里的同事关系都很好，对病人也特别有耐心，从来没听说过她和谁有纠葛。” 民警皱起眉头，陷入了沉思。从医院到出租屋，短短七八分钟的路程，时间如此紧凑，凶手显然是提前埋伏好的，蓄意作案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是这样，那熟人作案的概率很高。可根据小程的描述，吴佳刚参加工作半年，人际关系简单，没有仇家，也没有情感纠纷，凶手到底是谁？作案动机又是什么？ 为了查清真相，专案组立刻展开了全面调查。一方面，民警前往华山医院，调取了吴佳的打卡记录和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另一方面，对吴佳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展开详细排查。 医院的打卡记录显示，吴佳是晚上11点52分正式下班离开医院的。而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则清晰地记录下了她离开时的画面：穿着黑色外套、黑色短裙和黑色丝袜，背着浅色挎包，低头走在人行道上，似乎还在看着手机。 “等等，她的挎包呢？”一名民警突然发现了异常，“案发现场我们已经勘查过了，并没有找到这个浅色挎包。” 这一发现让民警们立刻警觉起来。他们再次询问小程，确认吴佳下班时确实背着那个浅色挎包。随后，民警又对案发现场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仔细搜索，无论是人行道、绿化带，还是附近的垃圾桶，都排查了一遍，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挎包。 “根据小程的说法，吴佳被送到医院时，手机是拿在手里的。”另一名民警补充道，“也就是说，凶手没有抢走手机，只拿走了挎包。这会不会是一起抢劫案？” 这个猜测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疑点。如果是抢劫，为什么只抢挎包不抢手机？而且吴佳脖颈处的伤口如此致命，显然是想置她于死地，抢劫犯通常以劫财为目的，很少会下如此狠手。难道是吴佳反抗激怒了凶手？还是说，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抢劫案？ 案件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民警们又对吴佳的手机进行了技术解锁，调取了她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吴佳和男同事张明的聊天记录，两人的对话在晚上11点55分左右终止，而根据小程的描述，吴佳发出尖叫的时间，距离对话终止还不到5分钟。 “这个张明有嫌疑。”专案组的组长立刻做出判断，“他追求过吴佳，会不会是因为被拒绝，怀恨在心，从而报复作案？”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立刻找到了张明。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明坦然承认自己确实在追求吴佳，也多次提出要送她下班，有时候吴佳同意，有时候会谢绝。“我是真心喜欢她，怎么可能伤害她？”张明的情绪十分激动，“她出事的时候，我一直在科室的办公区整理病历，科室里的同事都可以作证。而且她被送到医院后，我还第一时间参与了抢救，你们可以去问医生和护士。” 民警随后走访了科室里的其他同事，证实了张明的说法。监控录像也显示，在吴佳遇害的时间段里，张明确实一直在办公区，没有离开过。种种证据表明，张明没有作案时间，民警排除了他的嫌疑。 线索就此中断，专案组决定重新梳理案情，将调查重点放在监控录像上。2015年，麻城市的治安监控网络和天网行动已经初具规模，监控录像成为了破案的重要手段。民警们调取了从华山医院到案发现场沿线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仔细查看，希望能找到凶手的踪迹。 为了还原吴佳从医院到案发地的完整轨迹，民警还做了一次现场实验。两名民警模仿吴佳的行走速度，从华山医院出发，沿着她下班的路线走到案发现场，全程只用了6分钟左右。结合监控录像和打卡记录，民警推断出吴佳离开医院的准确时间应该是晚上11点48分，到达出租屋所在巷口的时间大约是午夜11点56分，这段路程她走了7分多钟。 就在民警们仔细排查监控录像时，一个新的发现让他们眼前一亮。在案发现场附近，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超市老板为了安全，在门口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民警立刻调取了这家超市案发当天晚上的监控画面，果然找到了吴佳走过超市门口的身影。 更关键的是，在吴佳走过超市门口大约一分钟后，有一个男子也从此处尾随经过。民警们立刻放大了监控画面，仔细观察这个男子的一举一动。只见他走到超市外面时，停下脚步向超市里张望了一下，随后又继续往前走。 “这个男子会不会就是凶手？”民警们立刻前往超市，找到了老板了解情况。老板回忆说，这个男子是超市的保安经理，当天晚上和朋友聚餐结束后路过这里，看到超市里还亮着灯，就本能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值班人员的情况，随后就离开了。 为了核实老板的说法，民警找到了这名保安经理。保安经理坦然承认了此事，并提供了当天晚上和朋友聚餐的证明，以及和值班人员的通话记录。监控录像也显示，这名男子从超市门口离开后，很快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到吴佳遇害时，他仍然在和朋友打电话。种种证据表明，他也没有作案时间，民警只好排除了他的嫌疑。 线索再次中断，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传来了消息。他们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绿化带里，找到了几枚丢弃的烟头。技术科的民警立刻对这些烟头进行了dNA检测，希望能从中找到嫌疑人的线索。 几天后，dNA检测结果出来了，从其中一枚烟头上残留的唾液中，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的dNA信息。更让民警们兴奋的是，这个可疑人员有犯罪前科。“终于有线索了！”专案组的组长激动地说道，立刻安排民警对这个可疑人员展开调查。 可调查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失所望。这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在案发当天晚上，正和朋友在KtV里唱歌喝酒，KtV门口和楼道里的监控录像都能证实这一点。他只是在案发前几个小时，和朋友路过那条小巷时，在那里抽了几支烟，丢弃的烟头恰好留在了现场。他不仅没有作案时间，和吴佳也没有任何交集，与本案毫无关联。 监控调查没有进展，dNA线索也断了，专案组决定改变调查方向，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居民展开走访排查。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询问，希望能找到目击者，或者获取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走访过程中，民警们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有两户居民因为担心家里的安全，自行安装了监控探头。这两个私人监控探头，很可能会弥补公共监控的盲区，拍到一些关键画面。专案组立刻前往这两户居民家中，调取了他们的私人监控录像。 民警们坐在电脑前，仔细查看每一段监控画面，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名细心的民警突然喊道：“等等！这里有情况！” 所有人立刻围了过来，盯着电脑屏幕。画面中，吴佳正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监控范围之外。大约40多秒后，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男子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让民警们感到警觉的是，这个男子手里竟然握着一把砍柴刀。 那刀又重又厚，刀刃前端还带着一个弯钩，一看就极具杀伤力。 民警们立刻放慢了监控画面，仔细观察这个男子的行踪。只见他快步跟在吴佳消失的方向，大约两分钟后，这个男子再次出现在了监控探头里，腋下还夹着一个东西，脚步匆匆，甚至小跑了起来，速度很快。 “这个时间点，和吴佳遇害的时间完全吻合！”一名民警激动地说道。民警们将监控画面放大，仔细辨认男子腋下夹着的东西，虽然画面有些模糊，但能隐约看出，那是一个浅色的挎包，和吴佳背上的那个挎包一模一样！ “就是他！这个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专案组的组长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振奋不已，案件的侦破终于迎来了曙光。可就在这时，医院传来了噩耗：吴佳因为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 19岁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这个夜晚。这个消息让所有参与办案的民警都感到无比沉重，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尽快抓获凶手、还吴佳一个公道的决心。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这两个私人监控探头的像素不高，画面效果很差，根本无法看清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民警们只能从监控画面中，大致判断出嫌疑人的年龄在20多岁，上身穿着一件迷彩服，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脚上穿的是一双老式的解放鞋。 “从他的穿着来看，生活水平应该不高，很可能是体力劳动者。”专案组的组长分析道，“迷彩服、解放鞋，这些都是工地上的民工或者周边城郊结合部的村民常穿的衣服。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排查。” 随后，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对麻城市内所有出售迷彩服、解放鞋的商店展开了走访，询问店主最近有没有见过穿着这样衣服的年轻男子。同时，他们还将排查的重点人群，定为了案发现场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以及周边城郊结合部的村民。 可一圈走访下来，并没有找到与监控画面中相似的男子。监控组的民警们继续追踪嫌疑人的轨迹，却发现他在离开私人监控的范围后，就彻底消失了，无法完整拼接出他到达现场和离开现场的全过程。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民警们没有气馁，又重新回到了监控画面上，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查看，希望能找到被忽略的细节。就在这时，之前发现嫌疑人的那名细心民警，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吴佳从私人监控画面里走出来的时候，画面的边缘出现了一道短暂的光影。 “这道光影是什么？”民警们立刻将画面定格，反复观察。“当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少，能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光影，只有行驶中的机动车才有可能。”一名有多年办案经验的老民警说道。 “难道嫌疑人有交通工具？”这个猜测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如果嫌疑人有交通工具，那他的活动范围就会更大，之前的排查方向可能存在偏差。专案组立刻调整调查思路，将排查重点放在了案发时间段内，经过案发现场及周边区域的机动车上。 案发三天后，民警们在离案发现场500米处的一个交通监控画面里，再次找到了那个身穿迷彩服的男子。画面显示，时间是在案发之后，这个男子正骑着一辆摩托车，从此处快速经过，朝着城外的方向驶去。 “太好了！终于找到他的踪迹了！”民警们兴奋不已，当即决定以车找人。他们调取了沿线所有的交通监控录像，仔细筛选排查，终于勾勒出了这辆摩托车当天晚上的活动轨迹。 从监控轨迹来看，这辆摩托车在案发前几个小时，就在麻城市区的多条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显然是在寻找作案目标。案发时间，摩托车恰好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表明嫌疑人在选取作案目标时很随意，只是碰巧遇到了下班回家的吴佳，劫财的可能性极大，并非仇杀或者感情纠葛。 至于凶手只抢挎包不拿手机的疑点，民警们分析认为，很可能是凶手作案时过于慌乱，忽略了吴佳手里的手机。而摩托车最后出现的地方，是麻城市的顺河镇。 顺河镇人口众多，全镇共有人，而且地形复杂，既有城镇区域，也有大量的农村地区。想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找到一辆摩托车和一名身穿迷彩服的嫌疑人，无疑于大海捞针，工作量十分惊人。 但民警们没有退缩，他们分成多个小组，进驻顺河镇，展开了地毯式的摸排调查。在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他们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村民最近有没有见过陌生的年轻男子，或者有没有人骑着和监控画面中相似的摩托车。 几天过去了，排查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民警们都感到有些疲惫。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辖区派出所的一名老民警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在顺河镇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家里的儿子王哲，今年26岁，以务农为生，平日里经常穿着迷彩服和解放鞋，而且也有一辆摩托车。 这个线索让民警们立刻兴奋起来，他们立刻前往这个村子，对王哲的家展开秘密侦查。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们以查户口的名义，走进了王哲的家中。刚进院子，民警们就看到了停在角落里的一辆摩托车——正是监控画面中那辆嫌疑人骑的摩托车！ 院子里只有王哲的父母两位老人，他们看到民警上门，显得有些紧张。民警们不动声色地和老人闲聊，询问王哲的去向。老人说，王哲一大早就上山砍柴去了，还没回来。 民警们心中有了数，简单询问了几句后，就起身离开了。走出王家大门后，民警们立刻在周边安排了三组警力，形成了合围之势，静静等待王哲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个多小时后，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男子背着一捆柴，慢悠悠地从山上走了下来，正是王哲。当他走到自家院子门口，踏入民警们布下的包围圈时，三组警力迅速行动，冲了上去，将王哲成功抓获。 “你们是谁？干什么抓我？”王哲奋力挣扎，大声喊道。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涉嫌抢劫杀人，跟我们走一趟！”民警们厉声说道，将王哲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 随后，民警们在王哲的家中展开了搜查，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吴佳那只被抢的浅色挎包，还搜出了他作案时使用的砍柴刀，以及那件迷彩服和蓝色牛仔裤。所有关键物证都已找到，王哲就是杀害吴佳的凶手，证据确凿。 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们的审讯，王哲起初还想狡辩，但当民警们拿出监控录像、作案工具等一系列证据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自己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王哲的家庭条件十分困难，父母年迈，身体不好，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他务农和打零工。最近，他看到身边的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自己也想换一个，可手里却没有钱。思来想去，他竟然动了抢劫的念头。 案发当天晚上，王哲吃了晚饭以后，就骑着摩托车出门了。他在麻城市区的街道上转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一方面是因为路上的行人还比较多，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很害怕，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直到午夜时分，他偶然间在建设路上看到了下班回家的吴佳。他见吴佳是一个年轻女子，而且四周没有其他行人，立刻就动了邪念。他赶紧把摩托车停在路边的隐蔽处，因为当时夜深人静，环境比较安静，他担心摩托车的声音会惊动吴佳，让她有所警觉。 停好摩托车后，王哲快步跟了上去，从背后拿出砍柴刀，朝着吴佳的脖颈处砍了下去。民警们追问他：“你只是想要钱财，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把她杀害？” 面对这个问题，王哲的回答让人愤怒不已。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胆小，有点害怕。我怕她反抗或者喊叫，就想割断她的脖子，一刀下去，她就没有反抗的机会了，我再把她的包拿走，这样多安全。” 如此草率地就下了杀人之念，如此冷血地谋害了一条年轻的生命，王哲的残忍和冷漠，让所有在场的民警都感到无比愤怒。他为了满足自己换手机的私欲，就夺走了一个19岁女孩的生命，毁掉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最终，王哲因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枪声响起，罪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19岁的吴佳，却永远无法再回到这个世界上。她原本有着美好的未来，有着对生活的无限憧憬，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戛然而止。 吴佳的父母得知女儿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一夜白头。曾经热闹的家庭，因为女儿的离去，变得死气沉沉。小程和其他室友，再也没有在出租屋里见过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每次路过案发现场，都会忍不住落泪。 第180章 泰国孕妇坠崖案：一场以爱为名的谋杀 2019年，一起发生在泰国的中国孕妇坠崖案，曾牵动无数国人的心。案件曝光之初，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细节铺陈之下，一个关于爱情、欺骗与谋杀的残酷故事逐渐浮出水面。相信不少人对这起案件已有初步印象，但这起悲剧背后，两个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如何交织，又为何会走向如此极端的结局，我们需要从头细细说起。 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名叫王宁，南京人。她的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家境平凡却也安稳。王宁从小就养成了自律要强的性格，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高考结束后，她考入扬州一所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四年的大学时光，她没像其他同学那样浑浑噩噩，而是认真学好每一门课程，为日后步入社会积累资本。 毕业后，王宁顺利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保险行业，向来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业绩直接与收入挂钩。勤快肯干的人能拿到丰厚的佣金，而得过且过的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王宁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对待每一份保单都一丝不苟，但日复一日的录单、核保工作，很快就让她感到了枯燥。更让她迷茫的是，这份工作看不到长远的发展前景，仿佛自己只是一个重复劳作的机器。这种压抑的状态持续了三四个月后，王宁下定决心辞职，重新寻找人生方向。 辞职后的王宁，应聘到了一家旅游公司。刚入职时，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从最基层的助理岗位做起，端茶倒水、整理资料、对接客户，所有琐碎的工作都做得尽心尽力。她知道，自己没有背景，只能靠努力站稳脚跟。这两年里，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加班加点是常态，甚至节假日都在跟进项目。付出终有回报，她的业务能力越来越突出，对接的客户满意度极高，公司上下的领导都对这个年轻肯干的姑娘刮目相看。 两年后，公司计划开拓泰国市场，需要派一名得力干将前往当地筹备业务。综合考量之下，王宁成了最佳人选。此时的她，早已不是当初的小助理，而是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一人身兼数职，既要对接当地资源，又要拓展客户渠道。 在泰国的日子里，王宁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身家丰厚的企业家，有朴实的当地商贩，有背包旅行的年轻人，也有退休养老的老人。与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打交道，极大地锻炼了她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也让她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这一年，王宁刚满27岁。在同龄人还在为生计奔波、对未来迷茫时，她已经在异国他乡闯出了一片天地。身边不少30多岁的同事，都佩服她的能力和魄力。27岁的年纪，本就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王宁看着自己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心中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她想，与其在公司里按部就班地发展，不如趁年轻搏一把。就算创业失败，自己还不到30岁，大不了重新来过，回到南京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下定决心后，王宁再次递交了辞职信，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结合泰国的资源优势，她选择做外贸生意，主要经营泰国特产，比如青草药膏、乳胶产品、化妆品和当地特色药物等。一开始，她只是个个体户，做的是代购生意。很多游客在泰国游玩时，会被当地的特色产品吸引，但回国后很难买到正品，王宁就抓住这个商机，帮大家代购产品，慢慢积累了口碑。 创业的艰辛远超想象。为了对接优质货源，她每天跑遍曼谷的大小市场和工厂，与供应商谈价格、定品质；为了拓展客户，她主动联系国内的商家，熬夜整理产品资料、回复咨询信息。那些日子，她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就像很多从职场辞职创业的人一样，她原本以为自己当老板会更自由，却没想到比上班时累上十倍百倍。但王宁没有放弃，她享受这种为自己奋斗的感觉，看着生意一点点有了起色，得到业界的认可，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王宁的感情生活却一片空白。转眼快30岁了，身边的朋友大多已经成家立业，父母也开始频繁催婚。他们总是劝王宁：“回来吧，在南京找个安稳的工作，我们帮你介绍对象，守家在地的多好。”每次听到这些话，王宁都只能无奈地笑笑。她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实在抽不出时间。创业初期，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她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王宁并不缺乏追求者。有一次她去饭店吃饭，老板的儿子见她气质出众，主动上前要微信，想要追求她。但到了泰国之后，她的社交圈里大多是已婚的华人企业家或当地商人，年轻单身的男性寥寥无几。中国人大多倾向于找本国人结婚，跨国婚姻虽然也有幸福的案例，但由于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很少有人会轻易尝试。 孤独感时常包裹着王宁。创业中遇到难题，她不敢跟父母说，怕他们担心；跟生意伙伴倾诉，又显得不合时宜。喜怒哀乐，全都要自己扛。有时候遇到挫折，她会一个人躲在家里抱着被子哭；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也没人能跟她商量。生病的时候，身边连个递杯水、拿个药的人都没有。 她常常跟朋友吐槽：“我这棵桃花树是不是早就干死了？怎么在泰国连个撩我的人都没有？”朋友们总是调侃她：“你这么优秀，一般人哪配得上你？肯定是你要求太高了。”王宁只能无奈地解释：“我真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人品好、踏实肯干就行。” 就在王宁对爱情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这个男人，就是后来将她推下悬崖的丈夫——于东。 他们的相遇，发生在2017年5月19日的一场华人聚会上。在异国他乡，华人之间总会互相照应，这种聚会也成了拓展社交圈的重要途径。那天的聚会来了十几个人，王宁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于东，直到于东主动上前跟她搭话。 “你好，我叫于东，也是在泰国打拼的中国人。”于东的声音温和，笑容得体，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两人简单聊了几句，于东就提出要加王宁的微信。王宁有些犹豫，她觉得两人并不熟悉，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业务往来，加微信似乎没什么必要。但于东很执着，反复说道：“都是在泰国的中国人，以后说不定能互相帮衬一把，加个微信吧，就当多交个朋友。”盛情难却之下，王宁最终同意了。 加完微信后，王宁并没有放在心上，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社交，两人之后不会有太多交集。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聚会结束后，于东就开始频繁地给她发微信，一会儿问她吃饭了没有，一会儿跟她分享泰国的趣事，还多次约她出来见面。王宁一开始都委婉地拒绝了，她觉得孤男寡女单独相处不太合适，而且两人还不熟悉。 但于东并没有放弃，他依旧每天准时发来问候，跟王宁聊工作、聊生活、聊兴趣爱好。人都是感性的，再陌生的人，只要一方持续主动地靠近，慢慢就会消除隔阂。没过几天，于东就等到了一个拉近关系的机会。王宁之前把一本泰语书落在了聚会的朋友家，那个朋友正好也认识于东。闲聊时，朋友无意间提起了这件事，于东立刻说道：“这事你别管了，我帮她拿过去。” 那天，于东不仅把泰语书送到了王宁手上，还主动提出送她去学校上课。王宁当时正在利用业余时间报班学习泰语，想要更好地适应泰国的生活和工作。她本想拒绝，但于东说得很诚恳：“正好我顺路，你一个女孩子拎着书挤车也不方便，我送你过去吧。”王宁不好再推辞，便答应了。 晚上九点半，课程结束。王宁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教学楼，夜色里，一个熟悉的身影倚在路灯下，正是于东。他穿着简单的休闲装，手里拎着一杯温热的奶茶，见她出来，立刻迎了上去，语气自然又温和：“刚问了老师，说你们这节课会拖堂，怕你渴，买了杯热的。”王宁愣住了。在泰国独自打拼这些年，她早已习惯了凡事靠自己，加班到深夜、生病扛着、丢东西自己找，从未有人会这般细致地等着她、惦记着她。路灯的光晕落在于东身上，竟让她生出几分久违的暖意，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悄悄松动了一丝。 那天晚上，于东把王宁安全送回了家。走到公寓楼下时，王宁本以为于东会提出要上楼坐坐，毕竟这是很多异性交往时的常见套路。但于东只是笑着跟她说了句“晚安，早点休息”，就转身离开了，没有丝毫逾矩的行为。这一点，让王宁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她觉得，于东是个正人君子，不是那种心怀不轨的人。 认识还不到一周，于东就写了一封情书向王宁表白。信里的文字真挚又热烈：“在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从未见过如此让我心动的人。我有强烈的预感，你会是我的夫人。我一定要娶你，一生一世爱你，呵护你，一生待你如初见。”看到这封情书时，王宁的心跳不由得加速了。她已经快30岁了，见过太多抱着“走一步看一步”心态的男人，很少有人会如此直白地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于东的真诚，让她有些动容。 王宁虽然心动了，但并没有立刻答应。她是个做事稳妥的人，觉得两人认识时间太短，需要再多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不见面的时候就微信聊天，话题也越来越深入。通过聊天，王宁了解到了于东的“过往”：他并不是一开始说的“来泰国养老”，而是在国内创业失败后，受朋友邀请来泰国考察项目，准备再次创业。 得知于东也是创业者，王宁顿时生出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感。她觉得，敢于创业的人都很勇敢，尤其是在经历过失败后还能重新站起来的人，更是值得敬佩。于东还跟她说，自己的母亲是江苏淮阴一家模具厂的销售员，每年能挣一百多万，家里条件不错，但他不想依靠家里，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一番事业。这番话，更是让王宁对他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有骨气、有上进心的男人。 除此之外，于东的表现也无可挑剔。他穿着一身名牌，出手阔绰，每次和朋友聚餐都主动抢着买单；他身材管理得很好，经常去健身，看起来阳光又帅气；他很绅士，照顾人无微不至，王宁喝水时杯子上溅了点水，他会立刻递上餐巾纸；他情商很高，很会说话，不管王宁说什么，他都能耐心倾听，还会给出恰当的建议。 对于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的王宁来说，于东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她孤独的生活。她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能倾听她、理解她、照顾她的人。认识两周后，在了你东的再次表白下，王宁松口了：“那我们就先试试吧。” 确定关系的第二天，于东就退掉了自己租住的房子，搬到了王宁家。王宁一开始有些犹豫，觉得两人刚确定关系就同居太快了。但于东抱着她说：“我一天都不想跟你分开，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我太爱你了。”这样直白又热烈的爱意，让王宁彻底沦陷了。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同居后，于东更是把“催婚”提上了日程。他每天都跟王宁说：“宁宁，我们结婚吧。你就是那个对的人，我也是你那个对的人，我们为什么要等呢？要是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这么爱的人了。”王宁觉得太仓促了，她跟于东说：“我们才认识没多久，再处一两年，互相多了解一下再说吧。”但于东根本不听，依旧每天念叨着结婚的事，甚至在王宁拒绝后，不到五分钟就会再次提起。 有一次聊天时，于东无意间说漏了嘴：“我曾经在暗无天日的地方生活了很久，连太阳都看不到。”王宁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问：“暗无天日的地方？你是不是坐过牢？”于东的脸色瞬间变了，语气坚决地反驳：“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看起来像是作奸犯科的人吗？”他的态度太过诚恳，王宁反而觉得是自己想多了，还主动跟他道歉：“对不起，我不该随便开玩笑。” 可在之后的求婚过程中，于东却突然向王宁坦白了：“宁宁，既然我们要奔着结婚去，我就不能对你有隐瞒。你上次问我是不是坐过牢，其实……我确实坐过。19岁的时候，我为了讲义气，帮哥们偷东西，没想到那些是赃物，我就被连累成了抢劫犯，坐了8年牢。出狱后，我妈骗我说她得了绝症，想抱孙子，逼着我跟一个农村女孩相亲结婚。我为了我妈，就答应了。但我们俩没有感情，过了两年就离婚了。” 这番话，如同两记重锤，狠狠砸在了王宁的心上。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心仪的男人，不仅坐过8年牢，还是二婚。于东见王宁震惊不已，赶紧抱住她解释：“宁宁，那些都是认识你之前的事了。我跟前妻没有任何感情，我跟她结婚只是为了孝顺我妈。从今以后，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们一起好好过30岁以后的人生，以前的事，我们一笔勾销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于东还说，他已经把之前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了前妻，就是为了能全心全意地跟王宁在一起。 王宁陷入了巨大的纠结中。于东的过往，让她难以接受，但于东的甜言蜜语和真诚态度，又让她不忍心放弃。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于东直接买了两张回国的机票，拉着王宁回了国。王宁以为于东是想带她回家见父母，没想到回国后，于东依旧每天催着她结婚。 “宁宁，嫁给我吧。我每天都在想你，没有你的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于东的电话每天准时打来，内容永远是求婚。王宁跟他说：“我还没考虑好，而且我没法跟我父母说。他们一直以为我没有男朋友，现在突然说要结婚，他们肯定接受不了。”于东立刻说道：“你先别跟他们说，把户口本偷出来，我们先领证。生米煮成熟饭，父母就算生气，也没办法了。” 王宁觉得这个提议太荒唐了：“婚姻是大事，怎么能瞒着父母呢？他们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但于东并没有放弃，他找到王宁，抱着她深情地说：“宁宁，我已经三天没见到你了，我好想你。我这辈子只想娶你一个人，我们携手一生好不好？你就回去把户口本拿出来，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父母，让他们认可我。” 在了你东的软磨硬泡和甜言蜜语下，王宁彻底昏了头。她觉得于东是真的爱自己，为了这份爱，她愿意冒一次险。回到家后，她趁着父母不注意，偷偷把户口本拿了出来。2017年7月15日，在两人认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王宁和于东走进了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去民政局的路上，王宁的心里一直很纠结。她一边觉得太过仓促，一边又不忍心拒绝于东。她甚至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今天民政局不上班，这样就不用结婚了。”但现实并没有如她所愿，民政局正常办公，工作人员熟练地核对资料、拍照、打印结婚证。当红色的结婚证递到她手上时，王宁的脑子一片嗡嗡作响。她后来回忆说，自己这辈子做过最冒险的事，就是偷拿户口本跟于东结婚。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女孩子现实、拜金，但王宁却完全不一样。当时于东刚创业失败，一穷二白，别说买车买房了，就连一枚结婚戒指都买不起。于东抱着她说：“宁宁，对不起，现在我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但以后我一定会努力，把所有最好的都补给你。”王宁笑着摇摇头：“我不在乎这些，只要你真心对我好，愿意跟我一起打拼，有没有车房、有没有戒指都无所谓。”于东立刻承诺：“你在哪发展，我就在哪安家，我永远陪着你。”这番话，让王宁感动不已。 结婚之前，王宁从来没有怀疑过于东。于东每次说要去考察项目，她都深信不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着去看看。而且，两人共同认识的两个朋友，在他们恋爱期间都跟于东闹掰了。王宁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听于东说是因为性格不合，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问问那两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但当时的王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意识到。 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生活确实很甜蜜。于东每天都会给王宁做饭，陪她聊天，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王宁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但好景不长，结婚第二个月，两人就因为钱的问题开始频繁争吵。 王宁每个月都会给于东2万块钱生活费，折合泰铢将近10万，在泰国完全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但于东却总说不够花，还经常找王宁借钱。一开始，他只是借三五千，还会按时还回来。但后来，他借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借了之后就再也不还了。王宁问他钱花在哪了，他总是含糊其辞，说自己投资亏了，或者是跟朋友合伙做生意垫了钱。 王宁有些生气，但想着于东正在创业，可能确实需要资金周转，也就没有过多追究。可让她没想到的是，于东竟然开始变本加厉。他不仅以王宁的名义向邻居借钱，打欠条时签的是王宁的名字，还偷偷转走了王宁微信、支付宝里的钱。更过分的是，他还把主意打到了王宁公司的公户上，多次偷偷转走公户里的钱，数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每次发现钱少了，王宁不用想就知道是于东干的。她改了微信密码，支付宝里的钱又没了；改了支付宝密码，公司公户里的钱又被转走了。她跟于东争吵，于东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夫妻，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花自己的钱有什么错？”王宁被他的强盗逻辑气得说不出话来。 王宁看着于东每天无所事事，谈的项目一个都没成，心里很着急。她觉得，于东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没有正经事做。于是，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承包了一家中餐厅，交给于东打理。她跟于东说：“这家餐馆就交给你了，你当老板，好好干，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可于东却根本不珍惜这个机会。他觉得开餐馆太琐碎、太累，每天要么躺在家里玩手机、打游戏，要么就出去跟朋友喝酒赌博。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差，他也不管不顾。王宁又给她找了其他几份工作，可他不是说太累，就是说不喜欢，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 于东虽然不干活，花钱却大手大脚。他每天穿着名牌衣服，用着高档化妆品，一个月买衣服就要花好几万块钱。出去跟朋友聚会，他总是抢着买单，装出一副“富家公子”的样子。可谁也不知道，他花的全是王宁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有一次，王宁劝于东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于东却反过来跟她说：“我爸一辈子都没上过班，全靠我妈养着。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就是一方无条件地养着另一方。你爱我，就应该养着我。”这番话，让王宁震惊不已。她怎么也没想到，于东的价值观竟然是这样的。 王宁并没有放弃于东，她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他。她每天都找于东谈心，跟他聊人生、聊理想，希望能唤醒他的上进心。同时，她依旧源源不断地给于东提供金钱支持。可于东根本无动于衷，依旧我行我素，每天除了玩游戏、赌博，就是向王宁要钱。 结婚半年后，王宁的父母和妹妹来到泰国看她，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于东。于东知道这是讨好未来岳父母的好机会，表现得格外殷勤。他每天叔叔长、阿姨短地叫着，端茶倒水、忙前忙后，眼里有活，嘴也甜。王宁的父母一开始对他印象很好，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会来事。王宁的妹妹还跟她说：“姐，于大哥人挺好的，又绅士又体贴，你真有眼光。” 但王宁的父亲还是有些担心，他私下跟王宁说：“闺女，我看于东这孩子，面相不太好，你还是多留意一下。”王宁却不以为意：“爸，你别多想，他就是看着凶了点，其实人很好的。”从头到尾，王宁都没敢跟父母说自己已经和于东领证结婚的事，她怕父母接受不了。 2018年，因为公司业务转型，王宁决定回南京开一家分公司。回到南京后，于东彻底暴露了本性。他不再讨好王宁，也不再伪装自己。每天要么在家打游戏，要么就出去跟以前的狱友鬼混，喝酒赌博到深夜才回家。王宁生病的时候，他不仅不照顾，甚至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王宁的父母经常去公司看她，每次都能看到于东在打游戏，根本不干活。他们心里很不满，跟王宁说：“你这个男朋友太不靠谱了，天天不务正业，就知道打游戏。你还是跟他分手吧，别耽误了自己。”王宁的妹妹也劝她：“姐，于大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根本不爱你，你赶紧跟他分开吧。” 面对家人的劝说，王宁再也瞒不住了，她哭着跟父母说：“爸，妈，对不起，我已经跟于东结婚了。”这句话，让王宁的父母彻底炸了。他们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王宁说：“你怎么这么糊涂！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瞒着我们！你跟他离婚，必须离婚！” 其实，在这之前，于东已经好几次提出过离婚了。曾经口口声声说要爱王宁一辈子的他，在新鲜感过后，就开始厌倦了。当于东提出离婚时，王宁的心里却很不甘心。她觉得，自己为这段婚姻付出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如果离婚，所有的付出都将化为乌有。她就像一个赌徒，已经下了注，就不愿意轻易离场。 王宁的思想很传统，她觉得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遇到问题应该沟通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离婚。而且，她身边有很多人离婚了，她反而想证明自己可以化解婚姻中的危机。她做生意时就是这样，越是困难的项目，她越想攻克。她觉得，于东只是暂时迷失了方向，只要自己耐心引导，他一定会变好的。 那段时间，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王宁甚至在心里想，要是于东出轨，或者打她一顿就好了，这样她就能彻底死心，下定决心离婚了。可于东虽然对她不好，却从来没有动手打她，也没有出轨的迹象。每次吵完架，于东想要钱的时候，又会变回之前那个温柔体贴的样子，对王宁嘘寒问暖，甜言蜜语不断。王宁知道，他只是为了要钱，但她还是不忍心拒绝。 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于东的谎言被一点点戳破。王宁发现，于东之前跟她说的“创业失败”“考察项目”全都是假的，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好好创业。而且，于东还欠了一大笔外债。王宁问他欠了多少钱，于东一开始说几十万，后来又说一百多万，最后承认差不多有三百多万。至于具体欠了多少，王宁到现在都不知道。 王宁帮于东还了几十万的外债，但她发现，于东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还在继续借钱、赌博。她跟于东说：“只要你戒掉赌博，好好找份工作，我就帮你把剩下的债还了。”于东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转身就又去赌博了。王宁彻底失望了，她知道，于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就在两人的感情走到绝境的时候，王宁发现自己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她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她觉得，有了孩子，于东可能会变得成熟稳重，会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于东，可于东的反应却很冷淡：“怀就怀了，要不要都行。” 王宁没有放弃，她依旧对孩子充满了期待。让她惊喜的是，怀孕之后，于东真的变了。他不再跟王宁争吵，不再向她要钱，也不再出去赌博了。他每天都会给王宁做饭，陪着她去产检，还会主动帮她处理公司的一些琐事。王宁觉得，日子终于要慢慢好起来了。 怀过孕的人都知道，产检是一件很繁琐的事，从一开始的两个月一次，到后来的一个月一次，再到孕晚期的半个月一次、一周一次。于东每次都全程陪同，耐心地排队、缴费、拿报告，还会细心地记下医生说的每一句话。有一次，王宁跟于东说：“以后我们办婚礼的时候，让宝宝来提婚纱好不好？”于东笑着说：“好啊，那一定很热闹。” 更让王宁感动的是，于东竟然主动给她和自己各买了一份意外险，意外死亡的赔偿金额是31万，受益人是对方。王宁觉得，于东终于有了家庭责任感，知道为这个家着想了。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份看似充满爱意的保险，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阴谋。于东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孩子，也不是因为爱她，而是为了让她放松警惕，好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 2019年5月30日，于东和王宁飞到了泰国。他们在曼谷买了一套房子，打算好好装修一下，迎接宝宝的到来。到了曼谷的第二天，于东就跟王宁说：“宁宁，我们去乌汶府玩一圈吧，那里的悬崖特别漂亮，很多情侣都去那里看日出，很浪漫。”王宁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就答应了。 可没过多久，于东又说：“要不我们先去清迈吧，清迈的风景也很好。”过了两天，他又改变主意：“还是去另一个府吧，我听说那里有个很美的海滩。”就这样，于东反复改变行程，始终定不下来去哪里。王宁当时并没有觉得异常，只当他是选择困难。后来，两人去了那个有海滩的府玩了两天，在回曼谷的路上，于东又说：“我还是想去乌汶府看悬崖日出，我们去乌汶吧。” 事后回忆起来，王宁才发现，于东当时的行为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那一次去泰国，于东推掉了所有朋友的聚会邀请，以前他最喜欢热闹，只要有聚会都会积极参加。而且，他一直没有订返回南京的机票，王宁问他，他就说：“不着急，我们多玩几天，好好享受一下二人世界。”除此之外，于东那段时间总是心不在焉，他以前很爱睡懒觉，每天都要睡到九点、十点才起，可那几天，他每天五六点就起床了，说自己睡不着。 王宁后来才明白，于东每天早起，根本不是因为睡不着，而是去考察地形了。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地方，想要把她推下悬崖。之前去的那些有悬崖、有高地的地方，可能因为人太多，或者地形不合适，他才一直没有动手。直到最后，他才确定了乌汶府的帕登公园。 6月7日，两人到达了乌汶府，直奔帕登公园。帕登公园是泰国着名的旅游景点，这里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还有3000多年前的史前壁画，是重要的考古地点。壁画上刻画着各种动物、人像和几何图形，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王宁一开始还很兴奋，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风景和壁画。但她很快就发现，于东有些不对劲，他总是四处张望，眼神飘忽不定，像是在寻找什么。 “你在看什么呢？怎么总是东张西望的？”王宁疑惑地问。于东赶紧收回目光，笑着说：“没什么，就是第一次来这里，觉得这里的风景太好了，想多看看。我们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过两天再来看看日出。” 6月9号早上不到6点，于东就叫醒了王宁，说要去悬崖边看日出。王宁虽然很困，但想到能和于东一起看日出，还是强打精神起了床。可那天的天气并不好，云层很厚，太阳一直没有出来。等到8点左右，周围的游客都陆续离开了，于东跟王宁说：“日出没看成没关系，我们去看看那些古壁画吧，就在悬崖那边。” 王宁跟着于东沿着悬崖往前走，她从来没来过这里，只能跟着于东的脚步走。可走到悬崖尽头，也没有看到壁画的影子。就在王宁疑惑的时候，于东突然转过身，看着她问：“宁宁，你这辈子有什么遗憾的事吗？”王宁愣住了，觉得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没有啊，我现在挺好的，没什么遗憾。” 在返回的路上，于东突然从身后抱住了王宁，还轻轻亲了一下她的脸颊。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王宁心里泛起一丝甜蜜。自从怀孕后，于东虽然对她很好，但很少有这样亲密的举动。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于东在她脸颊上亲完之后，突然用力一推！ 王宁的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朝着悬崖下的深渊坠去。“于东！”她下意识地回头，只看到于东站在崖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冰冷得像这悬崖上的石头。那一刻，所有的甜蜜、期待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绝望。她终于明白，这几天的浪漫邀约、温情陪伴，全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下坠的风呼啸着刮过耳边，失重感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她的心脏。她下意识地护住小腹，那里孕育着她和他的孩子。就在她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后背突然撞上了一棵从崖壁上斜伸出来的树。“咔嚓”一声脆响，树干被她的体重砸断，巨大的冲击力让她眼前一黑，但也正因这短暂的缓冲，她下坠的速度慢了下来。几秒钟后，她重重地摔在悬崖底部的草丛中，意识瞬间陷入黑暗。 不知道过了多久，王宁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她浑身剧痛，根本动不了。悬崖底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周围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她知道，这里人迹罕至，很难有人发现她。“我可能要死在这里了。”王宁的心里充满了绝望。她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还在等着自己回去；想到了肚子里的孩子，他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想到了自己的事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她甚至想到，自己身上有很重的血腥味，晚上会不会有野狗、野狼过来把她吃掉。“与其被野兽吃掉，还不如一下子摔死来得痛快。”王宁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就在她万念俱灰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小跑。“有人！”王宁的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喊出声来，可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 后来，王宁从救助报告上看到，发现她的是一个迷路的游客，时间是上午8点40分。其实，这个游客在她昏迷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她了，只是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救助，就赶紧跑回去找救护人员，然后带着救护人员赶了回来。五六个救护人员围了上来，小心翼翼地给她包扎伤口。之前因为昏迷和心事重重，王宁还没感觉到有多疼，可包扎的时候，稍微一动，钻心的疼痛就让她忍不住叫了出来。 王宁被紧急送往附近的救助站，之后又辗转送到了乌汶府最大的医院。路上，车辆的颠簸让她疼得死去活来，她觉得浑身的骨头都快要碎了。到了医院，医生立刻给她打了麻醉，王宁说，打完麻醉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像是上了天堂，终于不用再忍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了。 王宁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悬崖上的那棵树，给了她缓冲的机会，保住了她的性命；因为怀着孕，她下坠时下意识地护住了腹部，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也让她没有因为大出血而当场死亡。到了医院检查后发现，王宁左侧着地，左大腿、左臂、髋骨、膝盖全都骨折了，皮肤大面积挫伤，右眼皮蹭掉了一层皮，眼球差点保不住。 接下来的8天里，王宁一直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抢救，医生为她做了一台又一台接骨手术。其中有一台手术，医生从她的左小腿一直开到腰上，把她的身体像“剥开”一样进行治疗。王宁醒过来的时候，身上插满了管子，根本说不了话，只有右手能动。她浑身上下都疼得厉害，好几次都因为疼得受不了而再次昏过去。医生一直担心，要是孩子的情况不稳定，王宁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此时此刻的于东，竟然还在医院里守着。他把王宁推下悬崖后，坐在崖边听了很久，直到听不到任何动静，才以为王宁已经死了，然后离开了现场。可他在路上看到有救护车往公园的方向开，心里顿时慌了：“难道她没死，被人发现了？”于是，他又折返回来，躲在人群中观察情况。 王宁后来回忆说，于东之前还跟她聊过天津的一起杀妻骗保案，当时于东说：“那个男的太傻了，竟然动手打老婆，留下那么多痕迹，被抓住是迟早的事。要是我，肯定不会这么笨。”现在想来，于东从那起案件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才选择了推人下悬崖这种看似“干净利落”的方式，以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掩盖自己的罪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王宁竟然活了下来。 泰国警察很快就找到了于东了解情况。面对警察的询问，于东故作镇定地说：“我们是夫妻，当时我去上厕所了，跟她分开了一段时间。等我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她了。后来看到救护车过来，我才知道出事了，就跟着过来看看。”他的演技天衣无缝，差点就骗过了所有人。 6月16号，于东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泰国警察逮捕。当天晚上，于东的母亲就跑到医院找到了王宁。她拉着王宁的手，哭着说：“宁宁，你就说你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再给于东一个机会吧。他知道错了，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王宁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儿子不惜颠倒黑白的女人，心里充满了愤怒。她冷冷地拒绝了：“不可能。他是故意把我推下去的，我不可能替他隐瞒。”可于东的母亲并没有放弃，之后又多次来找王宁，软磨硬泡地让她改口。最后，见王宁始终不答应，于东的母亲竟然说出了一句让人心寒的话：“你又没死，为什么非要把事情闹大？报警干什么呀！” 于东的母亲不仅嘴上劝说，还做出了更过分的事情。王宁的妹妹在南京有一套房子，因为妹妹经常在国外，王宁就把自己的一些贵重物品，比如笔记本电脑、ipad等，放在了妹妹的房子里。于东的母亲在医院求王宁无果后，竟然拿走了王宁的手机、钥匙等随身物品，一个人回到了南京。 她拿着王宁的钥匙，打开了王宁妹妹的房子，把里面的笔记本电脑、ipad、床单、雨伞等物品全都拿走了，甚至还把房子里储存的10万块钱现金也搜了出来。王宁得知消息后，赶紧让妹妹回家查看情况，并报了警。可警方认为，这是夫妻之间的纠纷，属于家务事，没有立案。 这边于东的母亲在想方设法地替儿子掩盖罪行，那边王宁还在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因为医院床位紧张，王宁在住院19天后，不得不出院，暂时住在外面的旅馆里。后来，在泰国旅游部门的帮助下，王宁联系到了回南京的航班。 回国的路上，王宁经历了12个小时的煎熬。她的膝盖和胯骨都碎了，只能以45度的姿势僵硬地坐着，稍微一动就疼得钻心。她后来回忆说，那段路程，全是靠意念在支撑，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就只能默默地流泪。 回到南京后，王宁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康复训练。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拿东西拿不住，连挥手都做不到。那一刻，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她原本以为，只要好好养伤，躺几个月就能下地走路，恢复正常生活。可她没想到，自己的很多身体功能都已经丧失了，想要恢复，就必须像婴儿一样，重新学习每一个动作。 一开始，因为筋萎缩得很严重，王宁需要进行被动拉伸。那种疼痛，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王宁说，当时她的惨叫声，整栋医院都能听到，楼上楼下的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会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一次，医院的院长都过来跟她说：“今天有领导来检查，你稍微忍一忍，别喊那么大声，等领导走了再练习。” 这样撕心裂肺的训练，持续了一两个月。王宁后来甚至害怕进康复室，每次走到门口，都会忍不住发抖。一开始，她每天都会像上班一样，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全天都泡在康复室里。情况稍微好转后，她每天下午会练四个小时。再后来，她就买了一些康复器材，在家里自己练习。 从练习坐姿，到练习站立，再到练习走路，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艰辛。她的手指弯曲不了，就每天反复练习抓握；手臂抬不起来，就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很多时候，她都是一边练习一边流泪，想要放弃。可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想起于东。“于东那么烂的人，都能自律地健身，我为什么连康复都坚持不下去？我一定要比他强，一定要好好活着，揭露他的罪行。” 王宁的主治医生是一位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医生，他跟王宁说：“我从来没见过伤得这么严重还能活下来的人，你能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王宁则说：“我必须活下来，要是我死了，所有人都会以为我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于东就会逍遥法外。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揭露真相，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对王宁来说，身体上的疼痛还不是最痛苦的，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失去孩子的创伤。2019年8月5号，因为王宁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各项指标都在下降，营养也跟不上，医生告诉她，要是再坚持下去，她和孩子很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只能二选一。万般无奈之下，王宁只能选择引产。 当时，孩子已经五个半月了，已经有了人形。要是再坚持半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候，孩子就有可能成活了。王宁说，那天她阵痛了12个小时，进产房20分钟后，孩子就生下来了。“这个孩子特别乖，没有过多地折磨我。我能活到现在，都是这个孩子成全我的。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 其实，从怀孕到引产，王宁从来没有纠结过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哪怕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劝她：“孩子的父亲是个杀人犯，你把他生下来，他以后会面临很多社会舆论压力，也不会幸福的。”但王宁始终坚持：“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父母之间的恩怨，就剥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 可现实是残酷的。王宁在治疗过程中，注射了大量的吗啡，服用了很多药物，还接受了大量的放射性治疗，这些都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最终，孩子还是没能保住。王宁说，那种感觉，就像自己的灵魂被生生抽走了一半，空落落的疼，连呼吸都带着窒息感。她甚至不敢去看那个小小的孩子，只能让护士帮忙处理，可夜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孩子本该有的模样，会像她一样爱笑，会像她一样努力生活。 失去孩子的痛苦，并没有击垮王宁寻求正义的决心。她知道，自己不仅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更要为那个没能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讨一个说法。身体稍微恢复一些后，她就开始全力配合中泰两国警方的调查，梳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整理于东骗财、谋杀的相关证据。 案件的审判过程并不顺利。于东被捕后，始终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编造了各种谎言为自己辩解。他一会儿说王宁是因为夫妻争吵情绪激动而失足坠崖，一会儿又说王宁是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故意自残，甚至颠倒黑白，声称是王宁长期压迫他，他才做出了极端行为。于东的辩护律师也抓住“没有直接目击证人”这一点，试图混淆视听，为于东脱罪。 面对于东的狡辩，王宁没有退缩。她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多次往返中泰两国，出庭作证。法庭上，她清晰地陈述了两人从相识、结婚到于东图谋财产、最终实施谋杀的全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于东偷偷转移财产的转账记录、以她名义借钱的欠条、两人关于保险的聊天记录，还有她坠崖后身上的伤痕鉴定报告，都成为了指控于东的有力证据。 2020年3月24日，泰国乌汶府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于东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王宁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不是喜悦的泪水，而是压抑了太久的委屈与不甘的释放。她终于为自己、为逝去的孩子，拿到了一份初步的正义。 但于东并未甘心接受判决，他提起了上诉。2021年5月17日，泰国上诉法院进行了二审审理。庭审中，于东依旧试图翻供，甚至拿出了一些所谓的“新证据”，但都被法官一一驳回。最终，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于东终身监禁的刑罚正式生效。 第181章 杀妻弑母骗保：赌徒被贪婪吞噬的亲情 2015年9月15号，上午9点23分。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院子里，几辆警车正安静地停在梧桐树下，初秋的风卷着几片泛黄的叶子落在车顶，给这肃穆的场所添了几分萧瑟。值班室里的电话突然尖锐地响起，打破了这份宁静。 接警员拿起听筒，沉稳的声音刚落下，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阵带着哭腔的急促话语：“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女儿死得蹊跷，肯定是被人害的！” 报案人名叫许明仙，是乾安县赞字乡的一位普通农民。他说，自己的女儿徐景华在8月18号的时候，死在了婆家严自香的家里。原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已经让他几近崩溃，可就在女儿去世还不到一个星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竟主动找上了门。 “他们说我女儿生前买了两份人保寿险，可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啊！”许明仙的声音里满是疑惑与不安，“警察同志，刚买完保险，人就没了，这保险的人紧跟着就找上门，这也太不正常了吧？” 他顿了顿，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哽咽声，接着说道：“而且我女儿去世前，已经有过两次中毒的经历了，每次都差点没抢救过来。我这几天越想越不对劲，那些杀人骗保的新闻我也听过不少，我怀疑……我怀疑是我女婿蓝亦宝，是他下毒害死了我女儿！” 许明仙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引起了刑侦大队的高度重视。杀妻骗保，这四个字背后往往藏着精心策划的阴谋与泯灭人性的冷酷。值班领导当即拍板，迅速抽调警力组成侦查小组，立刻介入此案展开调查。 侦查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直奔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乾安支公司。工作人员调取了相关档案，核实了许明仙所说的情况，徐景华确实在2015年4月10号和4月15号，先后购买了该公司的“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和“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这两份保险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累计能拿到40万元的理赔金。”保险业务员指着保单上的条款解释道，“而且这两份保险的受益人，都是徐景华的丈夫，蓝亦宝。” 侦查员拿起保单仔细查看，眉头渐渐皱了起来。保单上显示，这两份保险每年的保费加起来有7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侦查员随后走访了赞字乡的村民，了解到徐景华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平时徐景华还要靠种地、养鸡养鸭补贴家用，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买保险？这其中的疑点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开始对蓝亦宝展开外围调查。这一查，更是查出了不少问题。村民们提起蓝亦宝，都忍不住摇头叹气，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 “蓝亦宝啊，好吃懒做，还特别喜欢赌钱。”一位常年在村口开小卖部的大爷说道，“经常跟一群狐朋狗友在我这儿凑局，输了钱就赊账，到现在还欠我好几百块没还呢。” 还有村民透露，蓝亦宝不仅嗜赌如命，在外边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而且生活作风极其不检点，经常出入县城的歌厅、洗浴中心这些娱乐场所，身边总有不同的女人陪着。“吃喝嫖赌，他是样样占全了。”一位知情的村民压低了声音说，“他媳妇徐景华多老实本分的一个人，天天在家累死累活，他倒好，在外边花天酒地。” 更让侦查员感到可疑的是，徐景华去世后，蓝亦宝的表现毫无悲伤之情。按照当地的习俗，妻子去世后，丈夫要守灵尽孝，可蓝亦宝不仅没怎么守灵，反而在徐景华下葬后没几天，就带着朋友去县城喝酒玩乐去了。这反常的举动，让他的嫌疑又加重了几分。 侦查员再次回到保险公司，调取了保险单的原始文件，重点对保单上“徐景华”的签名进行了核查。为了确保结果准确，警方还将保单送到了专业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保单上的签名并非徐景华本人所写，而是伪造的。 “当时是蓝亦宝拿着徐景华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过来办的保险，说是他媳妇没时间，委托他来办理的。”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忆道，“我们当时也提醒过他，代办保险需要被保险人亲自确认，而且签名不能代签，但他说跟他媳妇商量好了，还一个劲地催我们赶紧办手续，我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给他办了。” 更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还透露，徐景华去世后，蓝亦宝已经多次给保险公司的理赔部打电话，语气十分急切地催促赶紧划拨赔偿款，因为保险公司审核流程比较严格，没有立刻赔付，他还多次向公司投诉，说工作人员故意刁难他。 种种线索都指向了蓝亦宝，案情逐渐清晰起来。为了进一步掌握证据，侦查大队又派出一组民警前往长春，调取徐景华以往的住院病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病历室里，民警找到了徐景华的两份住院记录，记录显示，徐景华曾在2015年4月和7月，两次因为农药克百威中毒住院治疗，好在两次都被医生抢救了过来。 克百威，是一种高毒性的杀虫剂，对人体有致命危害，一般只用于农业防虫，普通人很难接触到。徐景华两次中毒，再加上刚买完保险就离奇死亡，这绝不可能是巧合。乾安县公安局当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将蓝亦宝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要想确定徐景华的真实死因，就必须进行尸检。可侦查员了解到，徐景华去世后，蓝亦宝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火葬，而是直接进行了土葬。这一点，反而给警方提供了便利。2015年9月12号，在当地村干部和村民的见证下，警方依法对徐景华的坟墓进行了开挖，打开了棺材。 尽管已经下葬了一个月，但尸体保存得相对完整。法医小心翼翼地提取了死者的胃内容物、肝脏、肾脏等组织样本，送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毒物检测。与此同时，警方对蓝亦宝采取了强制措施，将其带回公安局进行控制。 在对蓝亦宝的住处进行搜查时，侦查员又有了意外发现。蓝亦宝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农村常见的大锅灶，在灶坑的灰烬中，竟然找到了几支已经被烧得变形的一次性注射器。侦查员立刻将这些注射器也送去进行检测。 几天后，两份检测报告先后出来了。报告显示，徐景华的胃内容物和肝脏组织中，均检测出了高浓度的克百威成分，确定其死亡原因是克百威药物中毒；而在灶坑中找到的注射器里，也检测出了克百威的残留成分。 铁证如山，警方立刻对蓝亦宝展开了突击审讯。一开始，蓝亦宝还百般抵赖，声称自己对徐景华的中毒死亡一无所知，还哭着喊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可当侦查员将保险单伪造签名、注射器检测结果、他多次催促理赔的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蓝亦宝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耷拉着脑袋，沉默了许久，最终缓缓开口，交代了自己为了骗取保险金，三次向妻子徐景华投毒，最终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2015年9月23号，蓝亦宝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乾安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按理说，案情已经水落石出，凶手也已经认罪，这起案子就可以顺利结案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起案子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专案组在结案前，考虑到蓝亦宝的儿子蓝宇当时只有10岁，是案件的目击者之一，便决定找蓝宇了解一些情况，也好对孩子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 侦查员找到蓝宇时，孩子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安，紧紧攥着姑姑蓝萍的手。侦查员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跟他交流，问他还记得妈妈去世时的情景。蓝宇点了点头，小声地描述了当时妈妈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的样子。就在侦查员准备结束询问时，蓝宇突然抬起头，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脊背发凉的话：“我奶奶死的时候，跟我妈妈一样，也是这样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她们得的是一种病。” 童言无忌，孩子的话往往是最真实的。侦查员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直觉告诉他们，这里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隐情。“你奶奶是什么时候死的？”侦查员急忙问道。 “就是今年春天，3月份的时候。”蓝宇小声回答。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相关资料，发现蓝亦宝的母亲王秀英确实在2015年3月24号去世了。更让人震惊的是，调查结果显示，王秀英去世后，蓝亦宝也从保险公司获得了10万多元的保险赔偿金。 难道蓝亦宝为了骗保，不仅杀害了妻子，还杀害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猜测让所有侦查员都感到不寒而栗。专案组立刻决定，重新提审蓝亦宝，核实王秀英的死因。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蓝亦宝的情绪十分激动，一个劲地摇头否认：“不可能！我杀我媳妇是不对，可我怎么可能杀我妈？那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你们别污蔑我！” 不管蓝亦宝如何抵赖，侦查员都坚信这里面有问题。既然徐景华是土葬，王秀英在农村去世，大概率也是土葬。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决定对王秀英的坟墓也进行开挖，进行开棺验尸。 尽管王秀英已经去世半年多，尸体腐烂得比较严重，但法医还是成功提取到了部分组织样本。经过专业检测，在王秀英的组织样本中，同样检测出了克百威的成分。也就是说，王秀英也是死于克百威中毒。 当这份检测报告再次摆在蓝亦宝面前时，他彻底傻眼了，再也无力抵赖。他瘫坐在审讯椅上，眼神空洞，最终承认了自己为了骗取保险金，下毒杀害亲生母亲王秀英的犯罪事实。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和亲生母亲都能痛下杀手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冷血无情，泯灭了人性？随着蓝亦宝的进一步交代，以及警方对其成长经历的深入调查，一个被贪婪吞噬的灵魂背后的故事，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蓝亦宝，1980年3月13号出生在乾安县赞字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有一个妹妹，名叫蓝萍。父亲蓝海山和母亲王秀英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地过日子。因为蓝亦宝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从小到大，父母对他极尽宠爱，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不管蓝亦宝犯了什么错误，父母从来都舍不得打他一下、骂他一句，总是想方设法地包容他、迁就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也总是先紧着蓝亦宝。在这样的溺爱环境中长大，蓝亦宝渐渐养成了自私自利、好吃懒做的性格，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也不懂得承担责任。 1998年，蓝亦宝中专毕业。那个年代，中专学历还算有点含金量，但对于眼高手低的蓝亦宝来说，找一份体面又轻松的工作并不容易。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县城，打一些零工维持生计。 2002年，经人介绍，蓝亦宝认识了比他大两个多月的徐景华。徐景华也是农村出身，性格温顺、勤劳朴实，长得虽然不算特别漂亮，但胜在踏实能干。两人见面后，感觉彼此还算合适，再加上双方家庭条件都差不多，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于是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第二年，徐景华就生下了儿子蓝宇。刚结婚的头两年，蓝亦宝还算安分，对徐景华也算体贴，对儿子也很疼爱，偶尔还会帮着家里干点农活，对父母也还算孝顺。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蓝亦宝总算收心了，以后应该能好好过日子了。 婚后第三年，经熟人介绍，蓝亦宝得到了一个在乡镇小学当民办教师的机会。虽然只是民办教师，工资不高，但在农村来说，也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徐景华和公婆都非常高兴，觉得蓝亦宝终于有了正经事做，家里的日子也该慢慢好起来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竟然成了蓝亦宝堕落的开端。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远，每天来回折腾不方便，学校给蓝亦宝安排了宿舍，他便搬到了学校住，每个礼拜只回家两三次。脱离了家庭的束缚，蓝亦宝骨子里的惰性和劣根性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蓝亦宝教三个班的语文课，课时不算多，闲暇时间比较充足。一开始，他还只是偶尔和同事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后来，他认识了一群社会上的朋友，跟着他们学会了打牌、打麻将。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纯属娱乐，可渐渐地，赌注越来越大，慢慢就发展成了赌博。 那时候，蓝亦宝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10块钱。在2000年左右，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省吃俭用也足够维持基本生活了。可对于沉迷赌博的蓝亦宝来说，这510块钱根本不够他挥霍。他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全部输在了赌桌上，还经常向同事、朋友借钱赌博。 家里的日常开支，全靠徐景华在家种地、养鸡养鸭来维持。徐景华每天起早贪黑，忙完地里忙家里，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公婆，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可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只是默默承受着，希望丈夫能早点醒悟，好好过日子。 蓝亦宝的父母很快就知道了他赌博的事情，老两口急得睡不着觉，多次找蓝亦宝谈心，劝他不要再赌了，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一宝啊，咱们是农民家庭，经不起你这么折腾。你好好上班，景华在家也能轻松点，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王秀英拉着儿子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 蓝亦宝每次都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说自己以后再也不赌了，一定好好工作。可一旦回到学校，脱离了父母的视线，他就把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继续和那些狐朋狗友鬼混，赌博、喝酒、出入娱乐场所，怎么潇洒怎么来。 随着赌瘾越来越大，蓝亦宝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觉得只靠赌博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了，看着身边的朋友左拥右抱，他心里也开始痒痒的。“我每天面对徐景华那个黄脸婆，凭什么别人就能左拥右抱？”蓝亦宝心里渐渐生出了邪念。 从那以后，他开始频繁出入县城的歌厅、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花钱找小姐，很快就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吃喝嫖赌，他算是样样占全了。 蓝亦宝的妹妹蓝萍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也是满肚子的无奈和气愤。“我哥那时候花钱大手大脚的，他一个人花的钱，比我们全家人加起来花的都多。”蓝萍说，有一次，她丈夫开车去县城办事，在路边正好看到蓝亦宝领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从歌厅里出来，两人举止亲密，一看就关系不一般。 妹夫回到家后，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蓝萍。蓝萍一听，气得浑身发抖：“我哥怎么能这样？景华嫂子在家辛辛苦苦照顾老人和孩子，他在外边竟然干这种对不起嫂子的事！” 蓝萍又气又急，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王秀英。王秀英听完后，当场就哭了：“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啊！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在外边瞎混！”哭完之后，王秀英反复叮嘱蓝萍：“平平，这事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你嫂子，不然这个家就散了。”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蓝亦宝在外边鬼混的事情，最终还是传到了徐景华的耳朵里。徐景华一开始还不愿意相信，可当她亲眼看到蓝亦宝身上的香水味、听到邻居们的议论声时，她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性格温顺的徐景华第一次和蓝亦宝大吵了一架。“蓝亦宝，我在家辛辛苦苦照顾老人和孩子，你在外边花天酒地，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这个家吗？”徐景华哭得撕心裂肺。 可蓝亦宝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在外边工作辛苦，放松一下怎么了？你一个农村妇女，懂什么？家里的事本来就该你做！”说完，他摔门而去，又去找朋友鬼混了。 从那以后，两人就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吵架，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蓝亦宝的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无论他们怎么劝，蓝亦宝都无动于衷。更让老两口忧心的是，蓝海山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需要吃药打针，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大。 200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蓝萍回娘家看望父母。一进门，她就发现父亲不在家，于是问母亲：“妈，我爸呢？” 王秀英叹了口气，说道：“你爸去县城买保险了。” “买保险？”蓝萍愣住了，“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我爸怎么想起买保险了？” 王秀英眼圈泛红，说道：“我和你爸寻思着，我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买份人身意外保险，以后要是真得了什么重病，或者出了什么意外，也能得到点赔偿，给你哥和你嫂子减轻点负担。” 蓝萍听了，心里一阵酸楚。她这才知道，父亲买的是一份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写的是蓝亦宝。2010年8月份，王秀英也跟着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和一份重大疾病保险，受益人同样是蓝亦宝。老两口满心都是为儿子着想，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还能给儿子留点东西，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份饱含父爱的保险，最终却成了催命符。 蓝亦宝的所作所为，让家人彻底失望了。蓝海山老两口和徐景华商量后，决定让蓝亦宝辞掉民办教师的工作，回到家里种地，这样既能让他远离那些狐朋狗友，也能让他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徐景华自然是同意的。她原本以为，蓝亦宝有了正经工作后，就能收心过日子，可没想到他却越来越过分。如果蓝亦宝能回到家里，或许就能慢慢改掉那些恶习。 可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蓝亦宝时，却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让我回家种地？你们想都别想！”蓝亦宝大声喊道，“我在学校多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回家种地多累啊！我才不回去！” 家人的劝说，蓝亦宝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过惯了那种自由自在、花天酒地的日子，根本不愿意回到农村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就在家人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学校因为蓝亦宝长期旷工、工作态度恶劣、生活作风不检点等问题，直接把他给辞退了。 丢了工作的蓝亦宝，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学校了，只能不情愿地回到了家里。家人本以为，他这次总该踏实下来了，可没想到，他回家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回到家后，蓝亦宝根本不愿意种地，觉得种地又累又不赚钱。后来，他听说收购杂粮能赚钱，便开始做起了收购杂粮的小买卖。一开始，他确实赚了点钱，可这些钱并没有用来补贴家用，而是被他揣进了自己的口袋，一有时间就跑到县城挥霍一空，直到把钱花光了才回家。 蓝亦宝的恶习不改，让蓝海山老两口彻底寒了心。蓝海山本就身体不好，再加上为儿子的事情日夜操劳、急火攻心，身体状况越来越差。2014年5月份，蓝海山突然病倒了，被送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脑动脉瘤。 医生告诉家属，这种病需要尽快做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手术费用需要20万元。这个数字，对于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蓝海山买的是人身意外险，疾病不在理赔范围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看着高额的手术费，蓝海山摇了摇头，对家人说：“算了，这手术我不做了。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要是手术失败了，人财两空，反而给你们增加负担。我还是回家保守治疗吧。” 家人虽然不忍心，但也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含泪同意了蓝海山的决定。回到家后，蓝海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在2014年7月24号去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去世后，蓝亦宝不仅没有丝毫悲伤，反而因为保险公司给的4万元赔偿金而欣喜若狂。“没想到我爸死了还能给我留4万块钱，值了！”蓝亦宝心里暗暗想道。拿到赔偿金后，他连父亲的后事都没好好处理，就拿着这笔钱跑到县城，和那些狐朋狗友喝酒、赌博、找女人，潇洒去了。 父亲用生命换来的4万元赔偿金，很快就被蓝亦宝挥霍一空。不仅如此，他还在外边欠下了更多的赌债。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是家里拖累了他。 2015年1月份，蓝亦宝在县城的一家洗浴中心认识了一个姓萧的女人。这个女人贪图蓝亦宝的钱，而蓝亦宝则贪恋她的美色，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为了讨好这个女人，蓝亦宝花了1万块钱给她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手机，还买了两套名牌衣服。 徐景华很快就知道了蓝亦宝有外遇的事情。这一次，她彻底爆发了。她找到蓝亦宝，哭着质问他：“蓝亦宝，我对你爸妈怎么样？我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你对得起我，对得起这个家吗？” 可蓝亦宝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不耐烦地说：“你闹什么闹？我找个女人怎么了？男人在外边逢场作戏很正常。你管好家里的事就行了，少管我的闲事！” 蓝亦宝的态度，让徐景华彻底寒了心。可即便如此，为了年幼的儿子，她还是选择了隐忍。她觉得，只要自己再坚持一下，蓝亦宝或许就能回心转意。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隐忍，换来的却是致命的伤害。 2015年3月中旬，王秀英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蓝亦宝被家人安排到医院陪护，并且负责缴纳住院费。看着病床上虚弱的母亲，正常人都会心疼不已，想方设法地照顾好母亲，可蓝亦宝的心里却打起了歪主意。 “家里本来就没钱，我还欠了一屁股赌债，我妈这时候生病，不是给我添乱吗？”蓝亦宝心里暗暗抱怨道。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父亲去世时拿到的4万元赔偿金，又想起了母亲也买了保险，受益人是自己。 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中瞬间成型：“如果我妈死了，我就能拿到保险赔偿金了，到时候不仅能还清赌债，还能继续潇洒。反正我妈年纪也大了，早晚都会死，不如就让她早点死，还能给我留点钱。”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蓝亦宝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好，他甚至开始盘算如何动手，才能不被人发现。 3月24号早上，蓝萍带着儿子蓝宇来看望母亲。蓝亦宝看到她们来了，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他对蓝萍和蓝宇说：“平平，小雨，你们在这儿陪着妈，我出去买早餐。” 蓝萍和蓝宇都没有多想，点了点头答应了。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蓝亦宝这一出去，并不是去买早餐，而是去实施他的罪恶计划。 蓝亦宝走出医院后，直接去了附近的一家农药种子商店，买了一袋克百威农药。随后，他又去医院门口的早餐店买了一碗玉米粥和一些小菜。回到医院后，他并没有直接回到病房，而是先去了一楼的热水房。当时热水房里没有人，蓝亦宝迅速将克百威农药倒进了玉米粥里，用勺子搅拌均匀，确保农药完全溶解在粥里。 做好这一切后，蓝亦宝端着玉米粥回到了病房，脸上还带着虚伪的笑容：“妈，我给你买了玉米粥，你喝点吧，补充点营养。” 王秀英看着儿子端来的玉米粥，心里一阵温暖。她觉得儿子终于懂事了，还知道心疼自己。她虚弱地笑了笑，倚在床头，接过玉米粥，一边喝，一边和坐在床边的孙子蓝宇聊天。 蓝宇天真地问：“奶奶，你什么时候能好啊？我想让你回家给我做红烧肉吃。” 王秀英摸了摸孙子的头，笑着说：“快了，等奶奶好了，就回家给小雨做红烧肉吃。”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和孙子最后的对话。不到20分钟，克百威的毒性就发作了。王秀英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剧痛，紧接着就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起来。 蓝宇吓得脸色惨白，大声喊道：“奶奶，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蓝萍也慌了神，赶紧抱住母亲，冲着蓝亦宝大喊：“哥，你快叫大夫！快啊！” 蓝亦宝假装惊慌失措的样子，赶紧跑出病房去叫大夫。可等大夫赶到的时候，王秀英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这个一辈子勤劳善良、满心都是为儿子着想的老人，最终死在了自己最疼爱的亲生儿子手里。 王秀英的突然死亡，并没有引起医生和家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她是因为病情突然恶化去世的。死后第三天，蓝亦宝按照当地的习俗，将母亲土葬了。 4月6号，蓝亦宝顺利拿到了保险公司的理赔金，一共是.35元。拿到钱的那一刻，蓝亦宝心里乐开了花，他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了，杀一个人就能拿到十几万，比他做什么都强。 可他还没高兴几天，麻烦就找上门了。那些知道他拿到赔偿金的债主，纷纷上门讨债。蓝亦宝无奈之下，只能用这笔钱偿还赌债。没过多久，这10万多块钱就所剩无几了。 徐景华知道后，再次和蓝亦宝大吵了一架：“蓝亦宝，你还是人吗？那是你妈用命换来的钱，你竟然用来还赌债！你爸你妈都让你给气死了，你还不知悔改！” 这一次的争吵，让蓝亦宝对徐景华的怨恨达到了顶点。他觉得徐景华总是和自己作对，而且长得又不好看，根本配不上自己。再加上他又欠了一屁股赌债，心里便又生出了邪恶的念头：“徐景华要是死了，我就能给她买保险，拿到更多的赔偿金，到时候不仅能还清赌债，还能和那个姓萧的女人双宿双飞。” 此时的蓝亦宝，已经被贪婪彻底冲昏了头脑。他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能杀害，更何况是他早已厌烦的妻子。 2015年4月11号，蓝亦宝背着徐景华，拿着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偷偷跑到了长春，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徐景华投保了“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基本保险金额10万元。4月15号，他又为徐景华投保了“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 这两份保险的签名，都是蓝亦宝伪造的。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虽然提醒过他代办保险需要被保险人亲自确认，但为了业绩，最终还是给他办理了手续。这也暴露了当时保险公司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如果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或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保险买好后，蓝亦宝就开始实施他的杀人计划。2015年4月27号早上，蓝亦宝提前买好了克百威农药，趁着徐景华不注意，偷偷放进了她准备吃的方便面里。 徐景华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端起方便面就吃了起来。没过多久，克百威的毒性就发作了，她突然感觉浑身无力，头晕目眩，紧接着就开始呕吐、抽搐。 蓝亦宝在一旁冷眼旁观，心里暗暗想道：“这下应该能成了。”等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才假装惊慌地跑出去喊邻居：“快来人啊！景华出事了！你们快帮帮我！” 邻居们听到喊声，赶紧跑了过来，看到徐景华的样子，都吓了一跳。大家赶紧帮忙找了辆车，把徐景华送到了县医院。在路上，蓝亦宝给许明仙打了个电话，语气慌张地说：“爸，景华突然得病了，情况很严重，你快到县医院来看看吧！” 许明仙接到电话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骑着摩托车往县城赶。等他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徐景华已经陷入了昏迷，上气不接下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医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救，徐景华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医生甚至已经让家属准备后事了。 许明仙坚决不同意：“大夫，求求你，再想想办法，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也请你们试一试！我们把她转到长春的大医院去！” 在许明仙的坚持下，徐景华被紧急转到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到了长春的大医院后，医生经过详细的检查，最终确诊徐景华是克百威中毒。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徐景华终于从鬼门关走了回来，保住了一条性命。 许明仙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女儿，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女儿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中毒呢？”等徐景华清醒过来后，许明仙趁着蓝亦宝不在病房，小声问女儿：“景华，你到底是怎么中的毒啊？” 徐景华想了想，虚弱地说：“爸，我也不知道。我在家拌玉米种子的时候，玉米种子的包衣剂里有克百威，可能是克百威挥发了，我不小心吸进去了吧。” 许明仙听了，虽然还是有些怀疑，但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觉得女儿说的也有道理，便没有再往深处想。徐景华出院后，许明仙把她接回了自己家调养。在娘家的这段时间，徐景华的身体慢慢恢复了过来。 许明仙知道女儿和女婿经常吵架，而且蓝亦宝还经常动手打女儿，便心疼地对徐景华说：“景华，要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你就跟他离婚吧。爸支持你，就算你带着小雨过，爸也能帮你照顾他。别再委屈自己了。” 徐景华听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爸，我3岁的时候我妈就不在了，我知道没有妈的滋味。我不能让小雨也没有妈啊！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小雨，我也得坚持下去。” 在娘家住了半个月后，徐景华还是选择回到了蓝亦宝家。她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宽容和隐忍能够打动蓝亦宝，让他回心转意。可她没想到，等待她的，是更加致命的伤害。 回到家还不到半个月，徐景华就因为蓝亦宝又去赌博的事情和他吵了起来。蓝亦宝看着徐景华，心里的杀意再次升起：“上一次没弄死你，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死！” 吵完架的当天，蓝亦宝就再次去农药店买了克百威农药和一次性注射器。回到家后，他把克百威农药溶解在水里，然后用注射器把毒液注射到了徐景华平时服用的安神补脑液里。 到了晚上吃药的时候，徐景华像往常一样，拿起安神补脑液就喝了下去。没过多久，她就感觉浑身冒汗，头晕恶心，紧接着又开始呕吐、抽搐。蓝亦宝看到后，再次假装惊慌地给许明仙打电话：“爸，景华的病又发作了，情况很严重，我现在就送她去长春的医院，你也赶紧过去吧！” 许明仙接到电话后，心里再次揪了起来，赶紧往长春赶。蓝亦宝找了辆车，把徐景华送到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再次抢救，徐景华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 这一次，许明仙的怀疑越来越深。他在病房里问徐景华：“景华，你有没有买过保险？蓝亦宝会不会是故意害你？” 徐景华摇了摇头，说道：“爸，我没有买过保险啊。咱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根本买不起保险。我这次生病，肯定是上次中毒太深，毒性没有排干净，所以才会再次发作。” 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许明仙再次打消了自己的疑虑。他觉得，或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蓝亦宝就算再混蛋，也不可能做出杀害妻子的事情。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想法，最终让女儿失去了性命。 两次投毒都没有成功，蓝亦宝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和不耐烦。此时，母亲王秀英的10万多元赔偿金已经被他挥霍一空，债主们天天上门催债，让他不堪其扰。他觉得，徐景华必须死，只有她死了，自己才能拿到40多万元的保险赔偿金，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2015年8月18号中午，蓝亦宝主动给徐景华熬了一碗汤药，说让她补补身体。徐景华以为蓝亦宝终于良心发现了，心里还有些感动，端起汤药就喝了下去。她丝毫没有察觉到，蓝亦宝在剩下的汤药里，已经提前放好了克百威农药。 到了晚上，该喝第二次汤药的时候，蓝亦宝把剩下的汤药热了热，端到了徐景华面前。当时，他们的儿子蓝宇正在旁边的桌子上写作业。徐景华接过汤药，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喝了下去，然后就上炕休息了。 没过几分钟，徐景华突然从炕上坐了起来，双手抱着头，痛苦地对蓝亦宝说：“我脑袋疼得厉害……”话音刚落，她就倒在炕上，开始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起来。 蓝宇看到妈妈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爸，我妈病了！你快救救我妈！” 蓝亦宝心里清楚，徐景华这次是真的不行了。他表面上假装着急，当着儿子的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然后又给许明仙打了个电话，语气慌张地说：“爸，景华的病又发作了，这次可能不行了，我已经打120了，你快过来吧！” 放下电话后，蓝亦宝和儿子一起抱住徐景华，假惺惺地喊道：“景华，你醒醒！景华，你别吓我！” 120急救车很快就赶到了。随车医生对徐景华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无奈地对蓝亦宝说：“很遗憾，人已经去世了。” 蓝宇听到这句话，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喊道：“妈！我要妈妈！” 而蓝亦宝的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悲伤，反而充满了窃喜：“终于死了，这下我就能拿到保险赔偿金了！” 许明仙接到电话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和儿子开车往蓝亦宝家赶。快到蓝亦宝家的时候，许明仙远远地看到一辆急救车从村子里开了出来。他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赶紧让儿子把车停在路边，拦住了急救车。 许明仙把头伸出车窗，着急地问急救人员：“我女儿呢？我女儿怎么样了？” 急救人员摇了摇头，说道：“抱歉，人已经没了。” 许明仙和儿子当场就愣在了原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不敢相信，前几天还好好的女儿，怎么突然就没了？ 赶到蓝亦宝家后，许明仙看到徐景华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蓝亦宝正在旁边假惺惺地擦拭着她嘴角的呕吐物，蓝宇则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 许明仙瞬间红了眼睛，冲上去一把揪住蓝亦宝的衣领，大声喊道：“你把我女儿送医院！她不会死的！你快让医生抢救她！” 蓝亦宝假装慌张地说：“爸，我已经给朋友打电话了，让他开车过来，我们现在就送景华去医院。” 不一会儿，蓝亦宝的朋友就开车过来了。几个人赶紧把徐景华抱上车，急匆匆地赶到了县医院。可到了医院后，医生经过检查，再次宣布徐景华已经死亡。 许明仙彻底崩溃了，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失声痛哭。蓝亦宝则在一旁假装悲伤，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尽快拿到保险赔偿金。 徐景华死后，蓝亦宝按照当地的习俗，很快就把她土葬了。8月24号，也就是徐景华下葬后的第六天，蓝亦宝就迫不及待地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在审核理赔材料时，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被保险人徐景华在4月27号曾因克百威中毒住院抢救，短短四个月后就突然死亡，这实在是太蹊跷了。为了核实情况，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找到了许明仙，了解徐景华的相关情况。 也正是因为保险公司的这次走访，让许明仙彻底醒悟过来。他回想起女儿两次中毒的经历，再联想到蓝亦宝在女儿去世后的反常表现，以及那份自己毫不知情的保险，终于意识到，女儿的死绝对不是意外，而是蓝亦宝精心策划的谋杀。 于是，许明仙毅然选择了报警。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蓝亦宝杀妻弑母骗保的罪恶行径，终于被彻底揭露出来。 蓝萍得知自己的母亲竟然是被哥哥亲手毒死的，悲痛欲绝，对蓝亦宝充满了怨恨：“我真没想到，他竟然能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他对不起我妈，对不起景华嫂子，更对不起小雨！” 许明仙更是后悔不已，老泪纵横地说：“我当时就应该坚持让景华离婚的，要是我早点让她离开那个畜生，景华就不会死了。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我的女儿！” 2016年，蓝亦宝在看守所里接受了央视《社会与法》节目的采访。面对记者的镜头，蓝亦宝没有丝毫的愧疚，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钱。 记者问他：“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了钱，你竟然能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妻子？” 蓝亦宝低着头，沉默了许久，说道：“反正那时候，钱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我欠了很多赌债，没有钱就活不下去。” 采访的最后，蓝亦宝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唏嘘不已的话：“大家不要什么事情都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就是因为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蓝亦宝因犯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其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杀害亲生母亲和妻子，多次投毒且预谋骗保），虽有坦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最终核准死缓判决，且依法限制减刑，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182章 误入歧途：孟繁盛的沉浮人生 孟繁盛，江湖上有人叫他孟大盛，1970年代初出生在吉林德惠市一个书香门第。德惠这地方，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盛产玉米和大豆，民风淳朴又带着几分东北人的豪爽。孟家三代都是教书匠，父亲孟庆宇是中学美术老师，母亲张桂英在小学任教，这样的家庭氛围，让孟繁盛打小就浸在“好好读书”的期待里。 上小学那会，孟繁盛就显出了过人的聪慧。课堂上，老师刚抛出问题，他的小手已经举得最高，回答问题时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连老师都忍不住夸他“脑瓜转得比谁都快”。那时候的教室还是土坯墙，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他的作业本永远是最整齐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头名，班长的职务也从一年级坐到了初中毕业。 初中三年，他更是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不仅学习成绩稳居年级前列，还能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同学闹矛盾了，他上前劝两句就能化解；班里组织劳动，他总是抢着干重活。老师们都把他当成重点培养对象，私下里跟张桂英说：“你家繁盛这孩子，将来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成大器。”张桂英听着这话，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每天变着花样给儿子做营养餐，就盼着他能一路顺畅地走下去。 升上高中，孟繁盛的势头一点没减。他考进了德惠最好的高中，分到了重点班，学习成绩依旧稳居班级前几名。高一那年，他加入了共青团，没多久就被选为班级组织委员，负责班里的团务工作，组织的团日活动每次都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候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校服，眼神清亮，浑身透着一股少年人的朝气，心里早就埋下了梦想的种子，考去北京的名牌大学，学金融或者法律，将来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 谁也没想到，命运的齿轮会在高二这年突然转向。那天下午，正在上数学课的孟繁盛突然觉得胸口憋闷，呼吸困难，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整个人直直地倒在了课桌旁。老师和同学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所有人都傻了，先天性心脏病急性发作，情况危急，必须立刻住院治疗，而且需要长期休养，根本没法再正常上学。 住院期间，孟繁盛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手里还攥着没看完的数学课本。他跟来看他的父母说：“爸，妈，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去上学，我还想考北京的大学。”张桂英握着儿子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上没说话，心里却像刀割一样疼。她和老伴商量了好几个晚上，翻来覆去地想：前途再重要，也比不上儿子的命啊。这心脏病这么严重，要是再在学校累着，出了意外可怎么办？ “大圣，”张桂英最终还是狠下心跟儿子说，“上学的事，咱先放一放吧。身体是本钱，只要你好好的，比啥都强。”孟繁盛听着这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点了点头，把那句“我想上学”咽回了肚子里。他知道，父母是为了他好，可心里的梦想，就这么碎了一地。 为了让儿子有个事做，也为了给他攒点养老钱，孟庆宇和张桂英凑了一笔钱，买了一台吉普车和一台面包车，雇了两个司机开出租，让孟繁盛负责管理。虽说不能上学了，但孟繁盛的聪明劲没处使，管理这两台车倒是井井有条。他给司机制定了详细的出车规则，每天记录营收情况，还会主动去了解市场行情，调整出车路线，没几个月，租车生意就走上了正轨，每个月都能有不少盈利。 可孟繁盛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他发现，德惠市里的商场里，卖衣服的柜台生意特别好。那时候是90年代初，没有淘宝，没有京东，更没有拼多多，老百姓买衣服都得靠逛商场，尤其是款式新颖的衣服，一上架就被抢着买。孟繁盛动了心思，跟父母商量后，在市里最热闹的商场租了两个柜台，开始卖服装。 他是个肯动脑子的人，知道做服装生意，款式和质量是关键。他专门跑到沈阳、大连的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挑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而且质量把关特别严，有一点瑕疵的衣服都坚决不卖。他待人热情，说话实在，不管是买衣服的顾客还是商场里的其他商户，都愿意跟他打交道。有时候顾客拿不准尺码，他会耐心地帮忙挑选；有时候顾客买完衣服觉得不合适，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他都爽快地退换。 凭着这份聪明和肯干，孟繁盛的服装生意越做越红火。两个柜台不够用，他又租了三个，雇了两个小姑娘帮忙看店。每天天不亮，他就去市场进货，直到晚上商场关门才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可心里却踏实。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不到，却已经成了商场里小有名气的“服装老板”，不少商户都佩服地说：“孟老板这脑子，不管干啥都能成。” 1992年，孟繁盛靠着租车和服装生意，已经攒下了不少钱。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他看到当时钢材市场行情火爆，德惠当地有不少小型加工厂，对钢材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果断决定：扩大再生产，开办一家炼钢厂。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他才二十出头，很多人都觉得他太冒险了。可孟繁盛主意已定，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在德惠郊区租了场地，购置了设备，招了60名员工，一家小型炼钢厂就这么开起来了。 这一回，孟繁盛彻底成了德惠市的“名人”。二十出头的年纪，当起了有60名员工的大老板，这在当时的德惠可是独一份。更让人羡慕的是，他成了德惠市第一个买私人奥迪轿车的人。要知道，在90年代初，奥迪可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普通人家连想都不敢想，就算是事业单位的领导，坐的也大多是桑塔纳。孟繁盛开着奥迪在德惠的大街上跑，回头率极高，不少人都指着他的车跟身边人说：“你看，那就是孟繁盛，年纪轻轻就这么有本事。” 更难得的是，孟繁盛没因为做生意就放弃学习。他利用空闲时间，报考了一家进修学院的财会专业，系统地学习了会计、财务管理等知识，最后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他性格正直，为人讲义气，做生意从来都是童叟无欺，遇到朋友有困难，只要开口，他都会尽力帮忙。久而久之，他在德惠市的口碑越来越好，不管是商界的同行，还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愿意跟他打交道。那时候的孟繁盛，可谓是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 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邀约”，会把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在他的炼钢厂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已经在长春市公安局当上刑警的梁旭东，派人找到了他。 梁旭东这个名字，在当时的长春黑道上已经小有名气。我们在前边的案件里已经详细说过，这个披着刑警外衣的黑社会头目，经营着洗浴、餐饮、汽车修理、汽车配件等多种生意，仅仅其中一家快餐店，年利润就高达300多万，势力庞大，心狠手辣。而派来找孟繁盛的人，名叫齐铁民。 齐铁民是梁旭东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和孟繁盛、梁旭东一样，都是德惠人，而且三人还是小学、初中同学。早年的时候，齐铁民也在孟繁盛所在的商场里经营服装生意，可他没孟繁盛的经商头脑，生意越做越亏，最后血本无归，走投无路之下才投靠了梁旭东。上学的时候，孟繁盛是班里的学霸，梁旭东和齐铁民则是出了名的“学渣”，不爱学习，整天惹是生非。梁旭东一直知道孟繁盛有经商的本事，早就想把他拉拢到自己麾下，帮自己打理生意。可他也清楚，孟繁盛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肯定不会轻易答应，所以才派了和孟繁盛有过交集的齐铁民去说情。 那天，齐铁民找到了孟繁盛的炼钢厂，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大圣，好久不见啊。”孟繁盛看着眼前的齐铁民，心里有点纳闷，他知道齐铁民现在跟着梁旭东混，也听说过梁旭东的一些传闻，心里对这些人有些抵触。“铁民，找我有事？”孟繁盛开门见山地问。 齐铁民笑了笑，拉着孟繁盛坐下，说：“大圣，我这次来，是受东哥所托。东哥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生意做得好，想请你过来跟他一起干。东哥现在的生意做得大，洗浴、餐饮、汽修都有，你过来之后，主要负责管理公司的经营，待遇肯定比你自己干这个炼钢厂强得多。” 孟繁盛一听，当场就拒绝了：“铁民，谢谢你和东哥的好意。你看我这炼钢厂刚起步，投入了不少心血，马上就要出效益了，我想自己好好干一番事业。你回去跟东哥说，这次我就不跟你们合伙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多多合作。” 齐铁民没多说什么，点了点头就走了。可孟繁盛知道，梁旭东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放弃。果然，接下来的几天，齐铁民又来找了他好几次，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说，说梁旭东的势力有多大，跟着他干有多有前途，可孟繁盛始终没有松口，每次都婉转地拒绝了。 齐铁民屡屡碰壁，梁旭东不耐烦了，决定亲自出马。他知道孟繁盛的母亲张桂英是自己的小学老师，而且张桂英和梁家三代人都认识，还住过多年的邻居，关系一直不错，自己平时都叫张桂英“二姨”。他觉得，凭着这层关系，张桂英肯定会帮自己劝说孟繁盛。 这天下午，梁旭东穿着一身警服，腰里别着手枪，径直来到了孟家。张桂英正在家里做饭，看到梁旭东来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活，热情地招呼：“旭东啊，稀客稀客，快坐。”梁旭东坐下后，没绕弯子，直接就跟张桂英说明了来意。他拍了拍腰里的手枪，得意地说：“二姨，你看我这腰上的家伙，是真的。我现在当警察了，手里有权力，生意也做得大，比大圣那小炼钢厂强多了。让大圣跟我干，我让他负责管理公司的经营，一年能挣一千多万，比他在德惠这小地方有前途多了。” 张桂英是个老实本分的老师，不知道梁旭东的真实面目，只觉得他现在有出息了，当了警察，还做了这么大的生意。她想了想，觉得梁旭东说的也有道理，德惠毕竟是个县级市，发展空间有限，要是儿子能跟着梁旭东去长春发展，说不定真能有更好的前途。于是，她就跟孟繁盛说了这件事，劝他好好考虑考虑。 孟繁盛一开始还是不愿意，可架不住母亲的劝说，再加上他也觉得，自己的炼钢厂虽然现在盈利不错，但毕竟规模小，发展空间有限。长春是省会城市，机会更多，梁旭东又有警察的身份，跟着他干，说不定真能把生意做得更大。而且，梁旭东是自己的老同学，张桂英又和梁家关系不错，他觉得梁旭东应该不会亏待自己。左思右想之下，孟繁盛最终还是动摇了，答应了梁旭东的邀请。 1996年10月，孟繁盛放下了自己苦心经营的炼钢厂，带着几个人来到了长春，投奔了梁旭东。刚到长春，梁旭东就给了他不小的信任，让他担任自己旗下快餐店和汽车修配厂的经理，同时管理这两摊生意。孟繁盛毕竟有经商的经验，很快就熟悉了业务，把两家店管理得井井有条，生意比之前更红火了。梁旭东看在眼里，对孟繁盛也越来越器重。 可孟繁盛不知道，他这一脚踏进的，不是通往财富的大门，而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深渊。两个月后的一天，梁旭东带着孟繁盛等人，去给一个输了30多万的老板“平事”。孟繁盛这才知道，梁旭东的生意根本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所谓的“平事”，其实就是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那天，他们找到那个老板后，二话不说就动手，把老板打得遍体鳞伤，还威胁他要是不尽快还钱，就废了他的双腿。 看着眼前的一幕，孟繁盛吓得浑身发抖。他这才明白，梁旭东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商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社会头目。他想退出，可已经晚了。梁旭东看出了他的心思，把他拉到一边，脸色阴沉地说：“大圣，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现在是警察，身份特殊，出了事不能担责任。今天这事，你得帮我扛下来。放心，咱们是老同学，我不会亏待你。就算真的判刑了，我在里边有人，能立马把你办出来。” 孟繁盛心里清楚，梁旭东这话不是在开玩笑。他知道梁旭东心狠手辣，要是自己不答应，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这两个月来，梁旭东确实对自己不薄，他也觉得自己应该“讲义气”。于是，他咬了咬牙，答应了梁旭东，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最终，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让孟繁盛没想到的是，仅仅4个月后，梁旭东就通过关系，给他办了保外就医。出狱后，孟繁盛第一时间就想离开梁旭东，再也不跟他掺和这些事了。张桂英得知儿子的遭遇后，心疼得直哭，拉着孟繁盛的手说：“大圣，咱不跟他干了，太危险了。你跟他说清楚，咱回家，继续开你的炼钢厂。” 孟繁盛的妻子也流着眼泪说：“妈，不行啊。他们里边有规矩，要是不干了，就得打断腿。”张桂英这才明白，儿子已经上了贼船，想下来都难了。她哭着说：“大圣，你这是上了贼船了啊。既然这样，你就先熬着吧，以后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你可千万别掺和，妈再慢慢想办法。” 梁旭东也看出了孟繁盛不想再跟着自己干的心思。但看在老同学、老街坊的份上，他没有立刻教训孟繁盛，而是把他派到了广州，让他负责打理汽车配件生意，远离长春的核心圈子。孟繁盛心里清楚，这是梁旭东在试探自己，也是在变相地监视自己。他不敢违抗，只能乖乖地去了广州。 1997年5月份，梁旭东又把孟繁盛从广州叫回了长春。从这以后，孟繁盛彻底失去了自由，被迫参与了梁旭东团伙的多次犯罪活动。他先后参与了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赌博等多起案件，手上虽然没有沾血，但也成了梁旭东团伙的骨干成员之一。孟繁盛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可他不敢反抗，只能一步步地沉沦下去。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要是当初没有答应梁旭东的邀请，自己现在应该还在德惠开着炼钢厂，过着安稳的日子吧。 1998年3月1日，梁旭东黑社会团伙被公安机关成功打掉。那天，孟繁盛正在德惠的家里陪父母吃饭。突然，一个团伙成员给他打来电话，语气慌张地说：“大圣，不好了，公安局新派来的局长田中林，正在派人调查东哥的事呢，你赶紧跑吧。”当时，这个团伙成员还不知道梁旭东已经被捕，只知道公安机关在调查他。 孟繁盛一听，吓得魂都没了。他知道，梁旭东团伙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自己作为骨干成员，一旦被抓住，肯定没有好下场。他不敢多想，第二天一早就去银行取了7万块钱，跟张桂英说：“妈，公司放了几天假，我出去玩几天。”说完，就带着妻子匆匆离开了家。他没有带母亲一起走，因为他知道，母亲没有参与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带着母亲在逃亡的路上，只会让母亲吃尽苦头，不如让母亲留在家里，踏踏实实过日子。 孟繁盛的第一站是河南洛阳。可他刚到洛阳，就接到了另一个团伙成员的电话：“胜哥，东哥、大红他们都被公安局抓了，现在公安局悬赏5万块钱抓你呢，你赶紧躲起来。”孟繁盛一听，吓得赶紧带着妻子离开了洛阳，又辗转来到了河北石家庄。可他刚到石家庄，就听说当地刚破获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正在全城排查。孟繁盛心里一紧，觉得石家庄也不安全，于是连夜又赶到了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一个亲戚家里。 锡林浩特靠近中蒙边界，比较闭塞，人口也少，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孟繁盛和妻子在亲戚家里住了下来，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不敢出门，也不敢跟外人接触。住到第21天的时候，孟繁盛突然跟妻子说：“你不能再跟我跑了。我以后不知道能跑多久，能跑到哪去，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你回去吧，咱们离婚，你再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妻子哭着不愿意走，可孟繁盛态度坚决，最终，妻子还是拗不过他，哭着回了德惠。当天，孟繁盛就买了去上海的车票，他想，上海是个大城市，人口多，流动性大，更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 孟繁盛和妻子分开后，独自一人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他心里清楚，长春市公安局肯定会顺着线索找到锡林浩特，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去了上海，肯定会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所以，他没有直接坐到上海。他知道，去上海的火车，会经过苏州、无锡、常州这三个站，这三个站的警方肯定会接到通知，进行堵截。但他还知道，在这三个站之前，还有一个南京站。于是，他在南京就提前下了车，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孟繁盛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南京人。到了南京之后，他就想联系这几个朋友，看看能不能在南京暂时落脚。可他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这几个朋友的踪迹。南京是省会城市，人流量大，他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暴露，于是没有在南京停留，赶紧换了一辆火车，又去了广州。 一到广州，孟繁盛就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张红岩被抓走了。张红岩是梁旭东团伙的核心骨干，手上沾了好几条人命，是公安机关重点追捕的对象。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还跟他说：“岩哥这事闹大了，手上好几条人命，长春市公安局一直在悬赏抓他。胜哥，你也小心点，现在到处都是抓你们的人。” 孟繁盛心里很清楚，自己虽然只在长春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参与的犯罪活动也没有闹出人命，但自己毕竟是梁旭东团伙的骨干成员，公安机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继续逃亡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就算能躲一时，也躲不了一世。那时候的刑侦技术虽然不如现在先进，但比80年代已经进步了很多，全国联网的通缉令已经开始实施，自己想一直逃下去，太难了。 思来想去，孟繁盛决定“改头换面”，用“高科技”为自己开辟一条亡命之路。他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整容。他知道，自己的长相已经被公安机关掌握，只要被人认出来，就会立刻被捕。所以，他必须改变自己的外貌。 为了找到靠谱的美容院，孟繁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广州四处打听，最终确定了四家水平比较高的美容院。为什么找四家呢？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如果在一家美容院一步到位，把脸整得面目全非，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而把整容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化整为零，每次只做一点小改动，就不会让人过多地起疑心。 同时，孟繁盛还考虑到了口音的问题。他的东北口音很重，就算整了容，如果口音不变，要是说自己是广州人，很容易引起怀疑。所以，他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口音，而是做了一个假身份证，身份信息还是吉林人，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换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孟繁盛开始了整容。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花了一万多块钱。这两个多月里，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每次手术后的肿胀和疼痛，都让他难以忍受。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只能咬牙坚持。 整容结束后，孟繁盛拿着镜子一看，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原来的他，是一张大胖脸，单眼皮，眼神里带着几分憨厚。现在的他，变成了鹅蛋脸，双眼皮，大眼睛，脸上还多了两个小酒窝，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也帅气了不少。他心里暗自高兴，就算警察拿着他原来的照片站在他面前，估计也认不出他了。 整容之后，孟繁盛没有在广州停留。他觉得自己在广州待的时间太长了，还在这做了整容，难免会有人见过他原来的样子，继续待在这里太危险了。于是，他带着新做的假身份证，来到了河北秦皇岛。 在秦皇岛，孟繁盛找了一家偏僻的宾馆住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东北口音还是容易暴露，于是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专门学秦皇岛话。秦皇岛话和东北话属于同一语系，东北人学起来并不难，再加上孟繁盛聪明，模仿能力强，一个礼拜之后，他已经能说一口地道的秦皇岛话了。 学会秦皇岛话后，孟繁盛在一个离退休干部小区租了一间房子。他跟房东说，自己是耀华玻璃厂的推销员，家里房子拆迁了，父母去姐姐家住了，自己在姐姐家不方便，所以出来租房子住。房东是个退休老干部，平时喜欢下棋。孟繁盛抓住这个机会，只要有空，就陪着老爷子下棋、聊天。他为人处世圆滑，说话又好听，很快就和房东老爷子处熟了，老爷子对他也非常信任。 可就在秦皇岛住了20多天的时候，孟繁盛的脸突然发炎了。毕竟是在脸上动刀子，整容后的伤口很容易感染。他赶紧去医院治疗，同时又办了一个新的假身份证，这次的身份信息是秦皇岛人，名字叫王康安。治疗好脸上的炎症后，他退掉了原来的房子，离开了秦皇岛，去了北京。 孟繁盛在北京找了一家非常有名的部队医院，又治疗了一个月，脸上的炎症彻底好了，而且经过这次治疗，他的脸看起来更帅气了。但他知道，北京是首都，公安机关的侦查力度非常大，自己不能在北京长待。于是，他又离开了北京，去了山西太原。 为什么选择太原呢？孟繁盛觉得，西部省份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信息流通也慢，更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到了太原之后，他用之前那张吉林的假身份证，在一家药厂找了一份药品推销员的工作。凭借着自己的经商头脑和口才，孟繁盛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业绩做得非常好，没过多久，就成了药厂所有推销员里业绩最好的，每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在当时，2000多块钱的月薪已经非常高了，足够他在太原过上安稳的日子。 虽然生活安稳了，但孟繁盛心里还是不踏实。他知道，自己的体重和身材没有变，就算整了容，要是被熟悉的人看到，还是有可能被认出来。于是，他又制定了第二步计划——减肥。 一开始，孟繁盛买了很多减肥药，可吃了一段时间后，一点效果都没有。他知道，这些减肥药都是骗人的，根本不管用。于是，他又想了一个极端的办法：节食。他买了一箱矿泉水、两袋方便面和几斤水果，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出去，也不跟任何人联系。就这样，他饿了就喝矿泉水，吃一点水果，偶尔吃一包方便面。15天之后，他瘦了9公斤，也就是18斤。可这种极端的减肥方法，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他因为营养不良，饿晕过去了4次，整个人都虚脱了，连楼都下不去。 这次之后，孟繁盛不敢再用节食的方法减肥了。他开始适当节食，同时坚持锻炼。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公园跑步、打太极；晚上，他会在家做一些简单的健身运动。半年之后，他的体重从原来的204斤减到了136斤，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看起来高挑又帅气。别说整容了，就算不整容，把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瘦到136斤，再站到熟悉的人面前，估计也没人能认出来。 减肥成功后，孟繁盛的心里踏实了不少。这时候的他，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有一天，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西安外国语学院要到太原市招收50名成人考生。看到这条消息，孟繁盛的心又动了。他想，自己以后要想长期隐藏身份，谋个好出路，必须要有一技之长。现在世界发展得这么快，中国的经济也在飞速发展，以后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要是能学好外语，肯定能有更好的发展。而且，大学里人员复杂，流动性大，更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 于是，孟繁盛用那张秦皇岛的假身份证，以“王康安”的身份报了名，并且开始努力复习。虽然他中学的时候学过英语，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了能考上，他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学到深夜，背单词、学语法、练听力，一点都不敢放松。他本来就聪明，学习能力强，再加上刻苦努力，最终顺利通过了全国成人考试，被西安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录取了。 1999年8月底，孟繁盛来到了西安，成为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大学生。这一年，他已经快30岁了，比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大了不少，但他一点都不在意。能圆自己的大学梦，能有一个安稳的学习环境，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进入大学后，孟繁盛更加努力地学习。他知道自己的英语基础差，所以比其他同学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背单词；晚上，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自习室。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还和宿舍里的三名韩国留学生一起，请了学校的一位研究生当业余辅导老师。 这位辅导老师是河南人，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在辅导的过程中，那三名韩国留学生经常在姑娘面前夸孟繁盛，说他虽然英语基础差，但学习刻苦，为人热情，多才多艺，对谁都很好。姑娘听得多了，再加上和孟繁盛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确实像留学生说的那样，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 孟繁盛的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快，辅导老师也非常高兴，经常在辅导的时候表扬他。孟繁盛是个有生活阅历的人，他很快就发现，辅导老师对自己和对其他留学生不一样，看自己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羞涩和爱慕。但他心里清楚，自己是个逃犯，根本没有资格谈感情，所以他一直假装不知道，还是一本正经地当他的学生。 三个月后的一天，辅导老师把孟繁盛约了出去。两人在学校的小路上走了一会儿，辅导老师突然停下脚步，红着脸对孟繁盛说：“王康安，我喜欢你，你能做我的男朋友吗？”孟繁盛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说：“老师，对不起，我家里已经有女朋友了。”可辅导老师并不放弃，说：“有女朋友又怎么样？只要你喜欢我，我可以等你。”孟繁盛无奈，只能说：“老师，我配不上你，你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人。我们之间，只能是师生关系。”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第二天，他就跟辅导老师说，不用再给自己辅导了，还向她表达了感谢。 虽然拒绝了辅导老师，但孟繁盛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伤害了一个善良的姑娘，可他没有办法。他是个逃犯，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他不能给任何人承诺，也不能连累任何人。 2000年9月份，孟繁盛从媒体上得知，陕西省政府某部门要举办一个出国人员培训班，面向社会招生。他觉得这是一个提高自己英语水平的好机会，于是又报了名。这个培训班里的学员，都是大学毕业不久、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英语基础都很好。培训班的班长是个24岁的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曾经在某艺术学院学习舞蹈，后来又在西安翻译学院读了四年英语专业，英语水平是全班最好的，所以被选为班长。 这个姑娘不仅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好，性格也很开朗，是班里最靓丽的风景线。很多男学员都喜欢她，纷纷向她表白，给她送花、请她吃饭、约她看电影，可姑娘对这些追求都视而不见，一点都不心动。 孟繁盛一开始并没有在意这个姑娘，他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学习。可没想到，一次课堂上的意外，让两人有了深入的交集。那天上课，老师让学员用英语回答问题。孟繁盛因为没听明白老师的问题，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同学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孟繁盛觉得非常尴尬，脸红得像发烧一样，赶紧坐了下来。 就在他感到无地自容的时候，坐在旁边的班长却没有笑他，反而轻声对他说：“没关系，慢慢学，别着急。”下课之后，班长还主动留下来，对他说：“我也是从不会到会的，以后有不会的地方，随时可以问我，我来帮你。”孟繁盛以为班长只是出于同情才帮自己，并没有当真。可没想到，班长真的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经常主动找他补课，给他答疑解惑。 在班长的帮助下，孟繁盛的英语水平提高得更快了。班长还经常夸他：“你真聪明，学东西真快。”孟繁盛渐渐发现，班长对自己的关心，已经超出了普通同学的范畴。就算不上课的时候，班长也会经常约他出去，在学校的公园里散步，问他学习上有没有困难，还会跟他聊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孟繁盛心里清楚，班长是喜欢上自己了。 200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下了晚自习之后，班长又把孟繁盛约了出来。她指着天上的月亮，对孟繁盛说：“明天是中秋节，你能到我家去坐坐吗？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他们都很欢迎你。”孟繁盛还没来得及回答，班长又说：“我爸是一家大医院的院长，在陕西省小有名气；我妈也是一家医院的主任。” 孟繁盛想拒绝，可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班长对自己帮助这么大，要是拒绝了，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于是，他点了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晚上，孟繁盛买了一些水果，在班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她家里。班长的家是四室两厅的大房子，装修得非常豪华，家具也都是高档品牌。晚饭准备得非常丰盛，有海参、大虾、红烧排骨等各种好吃的。 孟繁盛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班长的父母也不抽烟、不喝酒，所以饭桌上的气氛非常融洽。班长的父母对孟繁盛的印象很好，一个劲地给他夹菜，还说：“这是我女儿第一次带男孩子回家吃饭，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以后你们在学校里，要互相帮助，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跟我们说。” 吃完饭，又喝了一会儿茶，孟繁盛就跟着班长回学校了。回到宿舍，孟繁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尽快结束这段关系，不能再伤害这个善良的姑娘了。可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一个既能委婉拒绝、又不让姑娘伤心的办法。 第二天中午，孟繁盛的手机响了，是班长的爸爸打来的，约他晚上去家里吃饭。孟繁盛心里很无奈，可还是答应了。晚上，他又跟着班长去了她家。这一次，家里来了很多人，有班长的叔叔、舅舅、阿姨等亲戚。孟繁盛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正式见家长了。这些亲戚对孟繁盛也很满意，一个劲地夸他长得帅、有气质、会说话。孟繁盛还主动去厨房帮忙，做了几个北方菜，更是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班长的爸爸对孟繁盛说：“你以后别回北方了，就在西安办个公司，让我女儿给你当助手。要是没钱，就来家里拿。”班长的妈妈也说：“我女儿不太懂事，以后还得你多照顾她。学校里的条件不好，你们要是觉得不方便，可以搬回家来住，在家里吃饭。”孟繁盛听着这些话，心里更加难受了。他知道，自己给不了班长任何未来，必须尽快离开。 从那以后，孟繁盛开始刻意疏远班长。班长约他出去，他总是找借口拒绝；班长给他打电话，他也总是匆匆忙忙地挂断。班长和她的父母很快就发现了孟繁盛的变化。有一天，班长的爸爸又给孟繁盛打电话，语气严肃地说：“你今天必须来我家一趟，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孟繁盛知道，躲不过去了，只能去了班长家。一进门，班长的爸爸就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难处，没关系。就算你有女朋友，也可以处理好；就算你有妻子，没感情了也可以离婚。只要你和我女儿感情好，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孟繁盛心里很愧疚，只能说：“叔叔，我再考虑考虑。” 从班长家回来之后，孟繁盛下定决心，必须立刻离开。第二天晚自习之后，他找到了班长，说：“家里给我打电话了，有急事，让我回去一趟。”班长一听，着急地问：“什么事啊？用不用我跟你一起回去？要不要钱？”孟繁盛摇了摇头，说：“不用，一点小事，我自己回去处理就行。”班长又问：“到底是什么事啊？你告诉我好不好？”孟繁盛无奈，只能说：“你别问了，我必须回去。”班长哭着说：“你是不是不想见我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孟繁盛心里像刀割一样疼，说：“不是，你很好，是我配不上你。你忘了我吧，找个比我更好的人。” 班长哭着说：“我不管，我就喜欢你，我就要跟你结婚。就算你结婚了，我也可以等你离婚。”孟繁盛没办法，只能说：“好吧，我考虑考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班长送到宿舍门口，转身就走了。回到宿舍，孟繁盛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他知道，自己又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姑娘。 第二天一早，孟繁盛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为了不让班长找到自己，他换了手机卡，退掉了原来的出租屋，又重新租了一个房子，还制作了一个新的假身份证，名字叫梁春强。他再也没有回学校上课，那段大学时光，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后来，他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自己走了之后，班长疯了一样地找他，课也不上了，天天在学校里和他曾经住过的地方转悠，找了很多天也没找到。最后，班长也退学了。听到这个消息，孟繁盛心里非常难受，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姑娘。 其实，从孟繁盛的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匪徒。和心狠手辣的梁旭东相比，他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只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普通人，被环境所迫，才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只要受到正确的引导，他的良知还是可以被唤醒的。 从逃跑的那天开始，孟繁盛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看报纸，每天晚上7点准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想从这些渠道里，找到关于梁旭东案件的消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想要了解新闻，只能通过报纸和电视。2000年8月16号，梁旭东案公开审判之后，孟繁盛每天都会去报摊上买报纸。西安的一家报纸连载了梁旭东黑社会团伙的罪恶行径，还有其他很多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他每一篇都不落，全部搜集了起来。 他很佩服长春市的警方，能把梁旭东团伙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抓住。但他也发现，有些犯罪活动自己并没有参加，有些罪行也不是自己犯下的，可被抓住的那些团伙成员，都把这些罪行推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心里很清楚，大部分知道真相的骨干成员，都已经被枪毙或者判处无期徒刑了，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能靠自己。可他又不敢去自首，他觉得自己现在隐藏得很好，还有机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想就这样放弃。 和班长的情感纠葛，也让孟繁盛对逃亡生活产生了动摇。他从班长和她的父母身上，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也渴望能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和亲情。他想念年迈多病的妈妈，想念疼爱自己的姥姥。每次想起妈妈和姥姥，他的心里就一阵酸楚。 孟繁盛从小就是姥姥一手带大的。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没时间照顾他，所以他3岁多的时候，就跟着姥姥一起生活。那时候，他每天都会给姥姥洗脚；5岁的时候，就会自己给姥姥煮牛奶。他是妈妈七个姊妹中第一个出生的男孩，是姥姥的大外孙子，再加上长得可爱，姥姥对他宠爱有加。可现在，他却不能陪在姥姥身边，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能说。 虽然心里有过动摇，但孟繁盛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自首。直到2001年4月份，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严打斗争，他的神经又紧张了起来。关于2001年的这场严打斗争，我们后面有机会再做专题节目详细说。这场严打斗争力度非常大，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投入了大量的警力，抓捕各类犯罪分子。 孟繁盛每天都关注着新闻，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列为公安部督捕的逃犯了。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开始普及，有了网吧，想要搜索新闻也变得容易了。他经常去网吧上网，看到一个个逃犯被相继抓获，心里越来越害怕。他知道，自己就算躲得再隐蔽，也逃不过公安机关的追捕，这场严打斗争如此猛烈，自己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再加上对妈妈和姥姥的思念越来越深，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孟繁盛终于下定决心：投案自首。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投案自首，该到哪里去投案自首。 当时，全国老百姓都在为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而积极宣传。孟繁盛心里想，自己虽然是个罪犯，但也是一个中国人，希望能以投案自首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做一点贡献。可就在他筹划着怎么去公安部投案自首的时候，北京申奥成功了。他本来还想着，趁着申奥成功这个机会自首，或许能得到从轻处理，现在这个机会没了，他心里非常后悔。 思来想去，孟繁盛决定回长春投案自首。2001年8月初，他偷偷地回到了长春。到了长春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公安局，而是想先把一个团伙成员的表哥欠自己的一万块钱要回来，然后把钱交给妈妈，再去投案自首。 这个团伙成员的表哥是个老板，孟繁盛在一家宾馆里找到了他。老板看到孟繁盛，一脸茫然地问：“你找谁啊？”孟繁盛说：“大哥，我是大圣啊，孟繁盛。”老板愣了半天，才说：“你是孟繁盛？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孟繁盛说：“一言难尽。我找你是想跟你要一下你欠我的一万块钱。”老板疑惑地说：“我什么时候欠你一万块钱了？” 孟繁盛提醒他说：“你认识东哥和杜老三吧？1998年2月27号晚上10点多，我和东哥、杜老三都在香格里拉，你去了之后说打麻将输了，把劳力士表都押给人家了，想跟东哥借一万块钱。当时东哥没带钱，是我给了你一万块钱。你当时要打欠条，东哥说都是朋友，不用打欠条，让你过一两天就还。可第三天东哥就出事了，我也跑了，这钱一直没要。” 老板想了想，才恍然大悟：“哦，对，有这么回事。听你的声音，还真像大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孟繁盛说：“大哥，别的就别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冒这么大险回来找你。你能不能把钱还给我？”老板说：“我账上有钱，但手头上没这么多现钱。你给我一个账号，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孟繁盛说：“我等不及了，我不能在长春久留。”老板说：“我现在借钱也来不及啊。” 孟繁盛一看，这钱一时半会要不回来，就给老板留了一个银行卡号，然后就走了。走的时候，他从老板的眼神里看出来，老板心里藏着鬼心思。他心想，要是老板报案了，自己被抓住了，就不算投案自首了，那自己就白回来了。于是，他离开宾馆后，立刻打了一辆车去了沈阳，然后坐火车连夜赶到了北京，几天之后又潜回了西安。 孟繁盛猜得没错，他走了之后，那个老板就报案了。老板只往他的银行卡里打了5000块钱，想用剩下的5000块钱把孟繁盛引出来。长春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非常重视，立刻派出追捕组赶到北京。通过侦查，追捕组发现，办理这张银行卡的人叫梁春强，是西安人。于是，追捕组又直奔西安。 在西安，侦查员经过十几天的侦查，查到了梁春强办理的两个手机号，并且捕捉到了孟繁盛的踪迹。可跟踪了几天之后，还是让孟繁盛给跑了。孟繁盛太聪明了，他知道公安机关一定会顺着银行卡和手机号找到自己，所以他没有坐火车或者飞机，而是找了一辆私人营运的长途货车，混在货厢的杂物堆里，连夜逃出了西安。 这次逃脱让孟繁盛心有余悸，他不敢再待在大城市，专门挑偏远的县城和乡镇落脚。他又换了一个新的假身份，化名“李建国”，在甘肃一个偏远的矿区找了份看守仓库的临时工。矿区条件艰苦，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简陋的板房，每天面对的都是轰鸣的机器和满脸沧桑的矿工。可就是这样的日子，孟繁盛却过得格外踏实，这里信息闭塞，没人认识他，也没人会追问他的过去。 可踏实的日子没过多久，内心的煎熬就再次袭来。矿区的工人大多是拖家带口，每到傍晚，总能看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场景，这让孟繁盛想起了远在德惠的母亲和姥姥。他不知道母亲身体怎么样了，姥姥是不是还健在，有没有因为自己的事伤心难过。有好几次，他都想拨通家里的电话，可手指放在拨号键上，终究还是缩了回来，他怕自己的声音暴露身份，更怕让家人再次陷入恐慌。 2001年10月，矿区附近的乡镇举办庙会，孟繁盛趁着休息去逛了逛，无意间听到几个老乡在谈论严打的进展，说邻县的一个逃犯藏了三年，还是被警察抓了回去，判了重刑。这话像一根针，瞬间刺破了他自欺欺人的平静。他意识到，逃跑永远没有尽头，就算躲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内心的愧疚和法律的制裁。自首的念头，再次在他心里强烈地冒了出来。 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他辞掉了矿区的工作，带着仅有的几千块积蓄，一路辗转，没有再回长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他觉得，北京是首都，公安机关的执法更规范，在这里自首，能更公平地得到审判。2001年11月12日上午，孟繁盛站在了公安部的大门外，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一步步走了进去。 “我要自首，我是公安部督捕的逃犯孟繁盛。”面对值班民警，孟繁盛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异常坚定。民警核实了他的身份后，立刻联系了长春市公安局。当天下午，长春的侦查员就赶到了北京，将孟繁盛带回了长春。 回到长春的第一件事，孟繁盛就请求民警带他去见母亲。当他出现在母亲张桂英面前时，张桂英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才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儿子消瘦的脸庞，泣不成声：“大圣，你可回来了……你瘦成这样，这些年受了多少苦啊！”孟繁盛跪在母亲面前，眼泪夺眶而出：“妈，对不起，让您担心了，我错了。” 随后的审讯中，孟繁盛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梁旭东团伙的全部犯罪事实，包括被胁迫“扛事”、参与敲诈勒索等案件，同时也澄清了一些被其他团伙成员栽赃的罪行。他还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提供了梁旭东团伙其他未被掌握的犯罪线索，为案件的后续侦查提供了很大帮助。 2002年3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孟繁盛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孟繁盛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但鉴于其具有自首情节，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侦查，且在犯罪活动中系被胁迫参与，主观恶性较小，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判处孟繁盛有期徒刑5年。接到判决的那一刻，孟繁盛反而松了一口气。他说：“这五年刑期，是我应得的惩罚。比起逃亡的日子，坐牢反而让我心里踏实。我终于可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也终于有机会重新做人了。” 在监狱里，孟繁盛没有自暴自弃。他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法律知识，还坚持练习英语，那是他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到的技能，他不想就此荒废。他还主动参与监狱组织的劳动改造，积极表现，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机会。2005年10月，孟繁盛提前刑满释放。 出狱那天，母亲张桂英早早地就等在监狱门口。看到儿子出来，老人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泪水再次流了下来：“大圣，出来就好，出来就好，咱们回家。”孟繁盛搀扶着母亲，一步步走出了监狱大门。阳光洒在他身上，温暖而刺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久违的自由终于回来了。 第183章 连续毒杀4任新婚丈夫：蛇蝎母女制造的惊天血案 2001年1月19日，豫北大地还裹在深冬的凛冽寒气里，离汤阴县城4公里的城关镇栾孔村，却被一片滚烫的喜庆彻底点燃。唢呐吹得震天响，欢快的曲调裹着寒风穿梭在村道的每一个角落，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炸响在半空，红纸屑像漫天飞舞的红蝴蝶，落在家家户户的院墙顶上、柴草堆旁。 还有十几天就是春节，年味本就日渐浓厚，黄家的喜事更是让整个村子都添了几分热闹。26岁的黄志强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西装，胸前别着大红的新郎花，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腼腆与喜悦。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本分人，常年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手脚勤快，性子温和，如今终于娶上了媳妇，圆了一家人的心愿。 黄家院里院外挤满了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八仙桌摆满了整个院子，酒菜的香气混杂着鞭炮的硝烟味，飘得老远。黄志强的父母穿着体面的新衣，忙着招呼客人，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嘴里不住地应着“谢谢”“快坐”，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欣慰。新房里，大红的喜字贴满了墙壁、窗户，崭新的被褥铺得整整齐齐，处处都透着新婚的甜蜜与热闹。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喜庆会像泡沫一样，在短短三天后就彻底破碎，留下一地冰冷的残酷。这场看似圆满的婚事，从一开始就藏着致命的杀机，而沉浸在幸福中的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2001年1月21日清晨7点，天刚蒙蒙亮，栾孔村的宁静就被黄家的哭喊声打破。刚刚成亲三天的新郎黄志强，突发暴病倒在了新房的床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脸色青得像冻住的菜叶，嘴角不断涌出白色的泡沫，顺着下巴滴落在红色的床单上，格外刺目。 起初，他还挣扎着滚到地上，双手死死捂着肚子，身体因为剧痛不停抽搐、翻滚，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痛苦呻吟，声音嘶哑又凄厉，听得人头皮发麻。没过多久，他的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痉挛，浑身剧烈抖动，眼神渐渐涣散，最后头一歪，彻底没了声响，陷入了昏迷。 听到动静的黄志强父母疯了一样冲进新房，看到儿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模样，瞬间慌了神，手脚无措地扑过去，颤抖着摸儿子的鼻息、探脉搏，嘴里不停喊着“志强！志强！你醒醒啊！”，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哭声悲怆，让闻声赶来的邻居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村里的赤脚医生黄庆明被紧急叫来，他蹲在地上仔细检查了一番，又翻开黄志强的眼皮看了看，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不行了，瞳孔都散了，没气了。”黄庆明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黄家人心上。 一旁的新娘子李慧杰猛地扑到黄志强的遗体上，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志强！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声音凄厉婉转，几次哭到浑身脱力，昏死过去，被邻居们搀扶着唤醒后，又接着哭嚎。她穿着红色的嫁衣，跪在冰冷的地上，头发散乱，脸上满是泪痕与绝望，那副悲痛欲绝的模样，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纷纷感叹这女子命苦，刚结婚就守了寡，对她充满了深深的同情。 可这份同情，在黄志强的父亲黄学碧心里，却掺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疑虑。黄学碧今年五十多岁，一辈子务农，为人沉稳，遇事向来冷静。他看着儿子冰冷的遗体，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但理智告诉他，事情不对劲。儿子黄志强一向身体健康，平时干重活都不喘粗气，连感冒发烧都少见，怎么会突然暴病身亡？而且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跟同学吃了饭回来，怎么一夜之间就没了性命？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黄学碧脑海里闪过，他想起了儿媳妇李慧杰的身世。当初媒人介绍两人认识时，就含糊其辞地提过一句，李慧杰之前结过几次婚，但没细说具体情况。后来黄家托人打听才知道，李慧杰竟然有过三次婚史，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她的三任丈夫，全都是在新婚三四天之内就离奇死亡了！ 消息传开后，村里就有了流言，说李慧杰命硬，是克夫的扫把星，谁娶了她谁倒霉。黄家当时也犹豫过，但黄志强年纪不小了，李慧杰长得清秀，说话也温柔，黄志强对她颇有好感。为了破解“克夫”的说法，黄家还专门请了算命先生，先生掐算一番后，说只要选个良辰吉日迎娶，就能化解灾祸，最终双方定在了2001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这天办婚礼。 本以为选了好日子就能平安顺遂，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而且和前三次如出一辙。“不对劲，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黄学碧咬着牙，压下心中的悲痛，颤抖着拿起家里的固定电话，拨通了110报警电话。他要弄清楚，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接到报案后，汤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建国，带着副大队长和几名侦查人员，立刻驱车赶往栾孔村。警车的鸣笛声划破乡村的宁静，也预示着这起看似“意外”的死亡事件，即将揭开层层迷雾。 在黄家院里，王建国一行人强压着现场的悲痛氛围，开始询问情况。黄学碧擦干眼泪，强忍着丧子之痛，一五一十地向侦查人员讲述了儿子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包括李慧杰的过往婚史，以及村里流传的“克夫”流言。 据黄学碧讲述，2000年4月，经媒人介绍，儿子黄志强与汤阴县瓦岗乡瓦岗村24岁的李慧杰相识。两人见面后印象都还不错，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定了亲。定亲前，黄家虽然得知了李慧杰的过往，但架不住儿子喜欢，又被算命先生的话安抚，最终还是决定迎娶。 王建国听完后，眉头紧锁，心中已然有了初步判断。他立刻安排侦查人员对现场进行仔细勘察，同时对黄志强的死亡症状进行分析。从黄志强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瞳孔放大的症状来看，绝非普通疾病突发，更像是中毒身亡。“立刻联系法医，准备解剖尸体，查明死因！”王建国当即下达命令。 随后，侦查人员围绕黄志强死亡前的进食情况展开调查。据黄志强的同学黄喜子回忆，1月20日晚上，黄志强曾到他家串门，两人简单吃了点面条，就聊了会儿天，期间黄志强没有任何不适，精神状态很好。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黄喜子的家人，所有人都没有出现异常，这说明面条没有问题。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黄志强的母亲突然想起一件事，连忙告诉侦查人员：“志强昨天晚上从同学家回来，慧杰给他冲了一杯麦片，说是让他暖暖身子，他喝完就回房休息了。” 这句话瞬间引起了侦查人员的高度警惕。结合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李慧杰的三任丈夫都离奇死亡，且时间都在新婚不久，如今黄志强又在喝完她冲的麦片后出事，所有疑点都指向了这位看似悲痛的新娘子。“李慧杰有重大作案嫌疑，立刻对她采取控制措施！”王建国当机立断，做出了抓捕决定。 与此同时，法医的解剖检验结果也很快出来了：死者黄志强体内检测出老鼠药成分，系服食老鼠药中毒身亡。为了寻找确凿证据，侦查人员对黄志强和李慧杰的新房进行了彻底搜查，最终在洞房衣柜的一个隐秘角落，搜出了小半瓶还没有用完的老鼠药，瓶身上还残留着淡淡的药味。 铁证如山，容不得半点狡辩。当侦查人员将解剖报告和搜出的老鼠药摆在李慧杰面前时，她脸上的悲痛瞬间僵住，眼神躲闪，浑身开始颤抖。在强大的心理压力和确凿的证据面前，李慧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低下了头，供述了两年多来，在母亲田雪琴的教唆下，先后四次以结婚为诱饵，毒杀新婚丈夫，骗取彩礼共计元的全部犯罪事实。 李慧杰出生在汤阴县瓦岗乡瓦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条件不算富裕，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平日里靠种地维持生计。1993年7月，16岁的李慧杰初中毕业，因为成绩不好，再加上家里供不起她继续读书，便辍学回了家，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在瓦岗村，李慧杰看着村里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一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背着时髦的包，经常结伴去镇上逛街、买零食，心里充满了羡慕。而她自己，一年四季都穿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别说去镇上逛街，就连买瓶雪花膏都要犹豫半天。久而久之，对金钱的渴望在她心里生根发芽，越来越强烈，她迫切地想要摆脱贫困的生活，过上有钱的日子。 李慧杰的母亲田雪琴，是个心思活络、性格狡诈歹毒的女人。她年轻时学过一点配药的手艺，平时村里有人家闹点小毛病，她也能配点草药应付一下，这也为她后来的犯罪埋下了隐患。看着女儿对金钱的渴望，又看着家里拮据的日子，田雪琴动起了歪心思。她觉得，靠种地一辈子都发不了财，而让女儿找婆家结婚，收取男方的彩礼，是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 但普通的结婚彩礼有限，而且只能收一次，根本满足不了她的贪婪。为此，田雪琴绞尽脑汁，思索了好几天，一个罪恶的计划在她心里渐渐酝酿成熟。 让女儿先和男人结婚，收取彩礼后，趁新婚不久，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新郎，然后再改嫁，继续收取下一家的彩礼，靠着这种方式不断聚敛钱财。 当田雪琴把这个计划告诉李慧杰时，19岁的李慧杰吓得浑身发冷，惊出了一身冷汗，连连摇头拒绝：“娘，这不行啊！那是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不敢！”她虽然渴望金钱，但也知道杀人是滔天大罪，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 可田雪琴却不断地开导、怂恿她：“怕什么？只要做得干净利落，谁能怀疑到你头上？你想想，只要杀了他，咱们就能拿到一大笔彩礼，你就能买漂亮衣服、买首饰，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再说了，这事只有咱们母女俩知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也查不出来。” 在母亲的花言巧语和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下，李慧杰的心理防线渐渐崩塌。她看着母亲坚定的眼神，又想起自己常年过着的苦日子，最终狠下心来，点了点头，答应和母亲一起干这桩罪恶的勾当。从那一刻起，她心中的良知被贪婪吞噬，一步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98年6月，经媒人介绍，李慧杰认识了瓦岗乡南里渔村23岁的黄国富。黄国富是个老实巴交的渔民，性格憨厚，家里条件还算不错，因为年纪不小了，父母一直催着他结婚。见到长相清秀、说话温柔的李慧杰后，黄国富一眼就看上了她，对她百般讨好，言听计从。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这对蛇蝎母女的第一个猎物。 在两人订婚的半年多时间里，按照当地习俗，黄国富家先后向李家送去了元彩礼，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黄国富家里几年的积蓄。田雪琴收到彩礼后，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坚定了实施计划的决心，不断催促李慧杰尽快和黄国富结婚。 1999年元月28日，黄国富欢欢喜喜地把李慧杰娶进了家门。婚礼当天，黄家张灯结彩，宾客满座，黄国富穿着喜庆的新郎服，牵着李慧杰的手，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而李慧杰，表面上温柔贤淑，心里却藏着杀机，默默等待着下手的时机。 按照当地习俗，结婚的第二天，新女婿要回女方家拜见岳父岳母，也就是“回门”。当天上午，黄国富陪着李慧杰回到瓦岗村的娘家，田雪琴热情地招待了他，做了一桌子好菜，还一个劲地给黄国富夹菜、劝酒，把他哄得晕头转向。趁着黄国富和家里其他人聊天的间隙，田雪琴偷偷把李慧杰拉到一边，塞给她一小包早已准备好的毒药，压低声音说：“今晚就动手，记住，一定要做得干净点，别留下痕迹。”李慧杰接过毒药，手心全是汗，紧张得浑身发抖，但还是点了点头。 元月30日早上，也就是婚后的第三天，天刚亮，李慧杰就起床准备早饭。她趁着做饭的功夫，先把母亲给的嗜睡药偷偷放进了黄国富的饭碗里，然后端到房间，温柔地劝道：“国富，快起来吃饭吧，今天还要帮爹去拉点东西呢。”黄国富没有丝毫怀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端起饭碗就吃了下去。 吃完饭后没多久，黄国富就觉得浑身乏力，头晕眼花，只想睡觉。他以为是新婚劳累过度，便跟父母打了声招呼，回房躺下休息了。黄国富的父母也觉得儿子是房事过频、劳累所致，没有多想，还特意叮嘱李慧杰好好照顾他，让他多休息。 黄国富一睡就睡了一整天，期间醒过几次，也只是迷迷糊糊地喝了点水，又接着睡了。到了晚上9点左右，李慧杰见黄国富醒了过来，便故作体贴地说：“国富，你睡了一天，肯定饿了吧？我给你冲杯豆奶补补身子。”说着，就去厨房冲了一杯豆奶，趁机把老鼠药兑了进去，搅拌均匀后，端到黄国富面前。 黄国富此时还头晕脑胀，根本没有察觉出异常，在李慧杰的温柔劝说下，接过豆奶一饮而尽。喝完后，他又觉得有些困，李慧杰便扶着他躺下，温柔地给他盖好被子，说：“你再睡会儿，我去收拾一下。” 等黄国富闭上眼睛后，李慧杰立刻转身走出房间，快步来到厨房，把冲豆奶的茶杯反复冲洗干净，又用抹布擦了好几遍，彻底消灭了作案痕迹。做完这一切，她才假装平静地回到房间，坐在床边，默默等待着毒性发作。 没过多久，躺在床上的黄国富突然浑身一颤，紧接着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他猛地睁开眼睛，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口吐白沫，身体不停地扭曲、翻滚，四肢抽搐不止，嘴里发出凄厉的叫喊声，模样痛苦不堪。 看着黄国富痛苦的样子，李慧杰的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强烈的恐惧和怜悯涌上心头。这是她第一次杀人，双手控制不住地发抖，看着黄国富在床上来回翻滚、痛苦挣扎，她甚至想冲出去喊黄国富的父母，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可就在这时，她想起了母亲的话，想起了那些到手的彩礼，想起了自己渴望的好日子，心中的怜悯被贪婪取代，她咬了咬牙，狠下心来，没有动。 等到黄国富的叫喊声渐渐微弱，身体抽搐的幅度也变小了，李慧杰才故意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大声喊叫：“爹！娘！快过来啊！国富他不对劲！” 闻声而来的黄家人顿时慌作一团，黄国富的父母冲进房间，看到儿子奄奄一息的样子，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喊来邻居，七手八脚地把黄国富抬起来，往乡医院送。而李慧杰，则以“看家”为由，留在了家里，其实是心里有鬼，不敢跟着去医院，害怕事情败露。 遗憾的是，黄国富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生命体征。凌晨1点左右，黄家人哭哭啼啼地把黄国富的遗体抬回了家中。李慧杰见状，立刻扑了上去，趴在黄国富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哭声悲怆，几次哭到昏死过去，被邻居们搀扶着唤醒后，又接着哭嚎，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国富，你怎么能丢下我”。 她的演技天衣无缝，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新寡妇，成功蒙骗了所有善良的人。没有人怀疑到她头上，大家都觉得黄国富是突发急病去世，甚至还有人私下议论，说李慧杰命硬，克死了丈夫。 看着黄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有人怀疑自己，李慧杰的心里不禁暗喜。等到夜深人静，宾客散去，她偷偷回到房间，从衣柜里拿出那些彩礼钱，一遍遍地数着，感受着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此时的她，心中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贪婪与得意，她彻底变成了一个泯灭良知、杀人不眨眼的女魔鬼。 第一次作案的成功，让田雪琴和李慧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仅仅过了三个多月，也就是1999年5月，发财心切的李慧杰，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又迫不及待地和福道乡的付国亮相识、相恋、订婚。这一次，她又顺利收取了男方7000元彩礼，这笔钱，再次让母女俩喜出望外。 1999年12月19日，李慧杰和付国亮登记结婚，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付国亮比李慧杰大两岁，是个性格开朗的庄稼汉，为人豪爽，对李慧杰十分疼爱，婚后对她百依百顺。他和黄国富一样，对李慧杰的过去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自己已经踏入了死亡陷阱。 婚后的第二天晚上，按照当地习俗，一对新人要提着礼物去媒人家谢媒。李慧杰早有准备，出门前，田雪琴特意给了她一瓶兑了老鼠药的娃哈哈Ad钙奶，让她趁机让付国亮喝下去。谢媒结束后，两人提着礼物往家走，路上，李慧杰拿出那瓶Ad钙奶，故作温柔地递给付国亮：“国亮，你渴了吧？喝点奶解解渴。” 付国亮没有丝毫怀疑，接过Ad钙奶就喝了下去。他觉得妻子温柔体贴，心里十分甜蜜，还笑着说：“还是你疼我。”喝完后，他想起家里的香烟快没了，便对李慧杰说：“你先回家等着，我去商店买包香烟，马上就回来。” 李慧杰心中一喜，连忙点头：“好，那你快点回来，路上小心点。”看着付国亮转身走向商店的背影，李慧杰立刻加快脚步，溜回了家中，关上大门，心里既紧张又期待，等待着消息。 付国亮买完香烟后，刚走出商店没多久，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头晕目眩，肚子里翻江倒海，紧接着就是剧烈的疼痛，口吐白沫，身体开始抽搐。他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最后双腿一软，倒在了村东头的路边，渐渐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付国亮的母亲还没起床，就听到院门外传来李慧杰焦急的喊叫声：“娘！娘！快起来！国亮一夜没回来了！”付母心里一紧，连忙穿好衣服，打开大门，看到李慧杰一脸慌张的样子，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安。 就在这时，邻居张荣花匆匆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付大娘！快去吧！村东路边躺着一个人，看着像是国亮！你们快去看看！” 付母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拉着李慧杰就往村东头跑，一路上心里不停地祈祷，希望不是自己的儿子。可当她们跑到村学校十字路口时，眼前的一幕让她们瞬间崩溃，付国亮横卧在路中间，满脸血迹，五官扭曲变形，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显然已经死去多时，冰冷的身体早已没了温度。 李慧杰见状，立刻扑到付国亮的遗体旁，放声大哭，悲悲切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嘴里不停喊着“国亮！你醒醒啊！”，那副悲痛欲绝的模样，和上次毒杀黄国富时如出一辙。她的高超演技，再次蒙骗了周围的邻居和付家人，大家都对她充满了同情。 不过，这一次，有细心的村干部觉得事情不对劲。付国亮平时酒量很好，也很少喝醉，而且他为人正直，与人无冤无仇，怎么会突然死在路边？而且死状如此奇怪，不像是单纯的醉酒冻死。于是，村干部背着付家人，偷偷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公安人员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可让人遗憾的是，当侦查人员提出要对付国亮的遗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时，却遭到了付家人的强烈阻拦。付母哭着说：“我儿子肯定是喝醉了酒，在路边冻死的，他平时没得罪过人，谁会害他啊！解剖多晦气，我们不同意！” 付家人的固执和传统观念，让侦查人员无法顺利开展工作。他们反复劝说，可付家人始终态度坚决，拒绝解剖尸体。最终，由于没有确凿证据，也无法强制解剖，侦查人员只能无奈撤离。李慧杰这个杀人恶魔，再次侥幸逃脱了法网，继续逍遥法外。 逃脱制裁后，李慧杰和田雪琴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嚣张。她们在家中安心地清点着骗取的彩礼，过了一段时间，见风声彻底过去，便又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在苦苦等待了近一年后，2000年4月，安阳县宝莲寺镇村的马新海，进入了她们的视线。 马新海30岁左右，因为家里条件一般，一直没能娶上媳妇。见到李慧杰后，他十分满意，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李慧杰母女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索取钱财的好机会，她们故意表现得十分热情，对马新海百般挑剔，目的就是为了索要更多的彩礼。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马新海先后向李家送去了5800元彩礼，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7月27日，马新海和李慧杰相约一起到镇政府办理结婚证，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马新海激动不已，以为自己终于有了家，却不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了他的头上。 中午12点，两人办完结婚证后，一起往家走。路上，李慧杰像往常一样，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兑了老鼠药的娃哈哈饮料，温柔地递给马新海：“新海，今天办完事，高兴，喝点饮料庆祝一下。”马新海满心欢喜，接过饮料就喝了下去，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 喝完饮料后没多久，李慧杰就找了个借口：“我有点事，要回一趟娘家，你先自己回家吧，我晚点就回去。”马新海没有怀疑，点了点头，让她路上小心。就这样，李慧杰借故和马新海分手，匆匆溜回了家中，等待着毒性发作的消息。 当天晚上8点左右，马新海的父亲马立山，突然接到了安阳县刑警大队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说，他儿子马新海在街头因病暴死，让他尽快过去处理善后事宜。马立山一听，如遭雷击，连忙带着家人赶到现场，确认了死者就是马新海后，一家人悲痛欲绝。 此时，李慧杰和田雪琴正在家里坐立不安，心里十分紧张，害怕事情败露。她们不停地在屋里踱步，时不时地看向电话，既期待又恐惧。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李慧杰颤抖着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马家人悲痛的声音，说马新海得了急病，不治而死，让她过去一趟。 听到这个消息，这对蛇蝎母女瞬间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她们知道，自己又成功了，又骗取了一笔可观的彩礼。挂了电话后，田雪琴拍着胸脯说：“没事了，又成了一桩，咱们又有钱了。”李慧杰也点了点头，心中的紧张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对金钱的贪婪。 接连三次作案成功，让李慧杰和田雪琴变得越来越大胆，她们甚至把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当成了一种“生意”。2001年1月19日，李慧杰又成功“促成”了第四桩婚姻，这一次的新郎，就是第四个受害者黄志强。 婚礼当天，李慧杰表现得温柔贤淑，对黄志强体贴入微，对黄家父母也十分孝顺，赢得了黄家所有人的认可。婚礼后的第二天，按照当地习俗，一对新人要回女方家拜见岳父岳母。可就在黄志强准备收拾东西，和李慧杰一起回门时，李慧杰却突然拦住了他，故作担忧地说：“志强，我命硬，之前克死了三个丈夫，咱们一起回门，我怕会对你不利，要不我自己回去吧，你在家等着我。” 老实巴交的黄志强，哪里知道这是李慧杰的阴谋，还以为李慧杰是在为他着想，心里十分感动，连忙点头答应：“好，那你自己回去吧，路上小心点，早点回来。”他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李慧杰，让她不要多想，说算命先生已经破解了，不会有事的。 李慧杰回到娘家后，田雪琴早已做好了准备。她把事先配制好的、能使人昏睡的扑尔敏药面交给李慧杰，叮嘱道：“尽快动手，别夜长梦多，这次一定要做得干净点。”李慧杰点了点头，又从村里的代销店买了6包老鼠药，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然后匆匆赶回了黄家。 傍晚时分，李慧杰回到黄家，看到黄志强一脸疲惫，正准备上床休息，便故作体贴地说：“志强，你今天累了一天，我给你冲杯麦片，暖暖身子再睡吧。”黄志强点了点头，感激地说：“好，麻烦你了。” 李慧杰转身走进厨房，冲了一杯麦片，趁机把母亲给的扑尔敏药面加了进去，搅拌均匀后，端给黄志强。黄志强没有丝毫怀疑，接过麦片就喝了下去。可没过多久，他就觉得胃里不舒服，开始不停呕吐。黄志强以为自己是感冒了，或者是白天太累了，并没有往别处想，只是简单地擦了擦嘴，就躺下休息了。 到了第三天下午，黄志强帮同村的黄金有拉完年货，回到家里时，已经有些疲惫。李慧杰见状，再次提出要给他冲杯麦片。这一次，她在麦片中，加入了致命的老鼠药。黄志强依旧没有察觉，接过麦片，一饮而尽。 过了没多久，毒性就发作了。黄志强突然觉得肚子里传来剧烈的疼痛，像有无数把刀子在割一样，他忍不住弯下腰，双手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起来。紧接着，他开始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身体不停地翻滚，模样痛苦不堪。 李慧杰见状，立刻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一边往黄志强父母的房间跑，一边大声喊叫：“爹！娘！你们快过来看看！志强他不对劲！浑身抽搐，还口吐白沫，怪吓人的！” 黄志强的父母听到喊声，立刻跑了过来，看到儿子痛苦的样子，瞬间慌了神，连忙喊来医生，可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一次，李慧杰依旧想故技重施，等黄志强办完丧事后，带着骗取的彩礼逃之夭夭，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黄志强的父亲黄学碧没有被她的演技蒙骗，而是选择了报警，她的罪恶生涯，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经过警方的深入调查和核实，李慧杰伙同母亲田雪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结婚为诱饵，先后毒杀4名新婚丈夫，骗取彩礼共计元，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2001年2月初，汤阴县公安局依法对田雪琴和李慧杰执行逮捕，将这对蛇蝎母女关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面对记者的采访，李慧杰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温柔与伪装，只剩下麻木与悔恨。她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讲述着自己的犯罪经历，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毒死第一个丈夫黄国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害怕，双手一直打颤。看着他在屋里翻滚、尖叫，那种痛苦的样子，我心里特别难受，产生了怜悯之心，想冲进去救他，想喊他的父母来送他去医院。”李慧杰的声音带着哭腔，泪水从眼角滑落，“黄国富被送走后，我一个人在家，心里害怕极了，晚上都不敢睡觉，总觉得他会来找我。他死了以后，我也担心过事情会败露，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直到过了一段时间，见没人怀疑我，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说起第二个丈夫付国亮，李慧杰的身体又开始颤抖起来：“毒死他的时候，我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害怕了，但心里的罪恶感越来越重。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他死在路边的样子，满脸是血，身上结着白霜，特别惨。我害怕极了，甚至想过收手，可一想到金钱，想到能过好日子，就又控制不住自己了。” 李慧杰说，在她嫁过的4个男人当中，除了第一任丈夫黄国富和她圆过房之外，其他三个人，都还没来得及碰她的身子，就被她毒死了。这四个男人，最长的做了她将近四天的丈夫，最短的马新海，在办理结婚证的当天就被她毒杀了，连一天完整的夫妻都算不上。 “我对他们四个，从来就没有动过真情。嫁人就是为了骗彩礼钱，毒死人也是为了能尽快改嫁，骗取更多的钱。”李慧杰的语气十分平淡，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也知道迟早会有被发现的一天，甚至想过自己可能会被枪毙。我现在好后悔，我才24岁，我不想死，可一切都太晚了。” 这对蛇蝎母女的罪恶行径，为何能屡屡得逞？汤阴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在复盘整个案件后，为受害者家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也给所有普通人敲响了警钟。 其一，利用了群众的善良与信任。纵观三起案件的全过程，当新郎离奇死亡后，没有一家受害者怀疑到新娘子李慧杰头上。黄国富的家人认为儿子是纵欲过度、突发急病；付国亮的家人坚信儿子是醉酒后冻死在街头；马新海的家人也以为儿子是突发疾病去世。大家都被李慧杰悲痛欲绝的演技蒙骗，对她充满了同情，却忽略了背后隐藏的杀机。 其二，作案手段狡猾，计划周密。李慧杰和田雪琴每次作案前，都会精心策划，从相亲、订婚、收取彩礼，到下毒、伪装悲痛，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十分巧妙。田雪琴负责准备毒药，李慧杰负责伪装和实施下毒，母女俩配合默契，事后还会及时销毁作案痕迹，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很大难度。 其三，受害者家庭的疏忽与大意。四户受害者家庭，在婚前都没有深入了解李慧杰的过往，只是听媒人片面之词，就匆匆定下婚事。尤其是黄家，明明知道李慧杰有三次婚史，且三任丈夫都离奇死亡，却因为儿子喜欢、迷信算命先生的话，就心存侥幸，最终酿成了悲剧。 其四，封建迷信思想掩盖了真相。李慧杰的第一任丈夫黄国富死后，“克夫”的流言就开始流传。此后，李慧杰每次改嫁，受害者家庭都会找算命先生破解，将所有不幸归咎于“命数”，而不是去探寻背后的真相。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不仅蒙蔽了村民的双眼，也给了李慧杰和田雪琴可乘之机，让她们一次次逃脱制裁。 不久之后，法院依法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鉴于两人作案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判处李慧杰和田雪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184章 丹东九头案：民国末年的迷信血劫 1948年的安东，还没改名丹东，战火的余温仍裹着东北乡村的尘土。彼时的辽东大地，解放的曙光初现，可封建迷信的阴霾却像粘腻的蛛网，缠在寻常百姓的心头。一贯道等邪教趁时局动荡兴风作浪的传闻，在乡野间此起彼伏，而大石区石佛村那场震惊全县的“九头命案”，则把这份诡异与残酷，刻进了安东的地方志里。 世人皆传，那是一贯道邪教作祟，连杀九人后砍下头颅摆阵作法，妄图借血光之力逆天改命。可当安东县公安局的侦查员踩着晨露冲进案发现场时，他们才发现，这起案件的真相，比传说更荒唐，也更刺骨。 1948年6月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褪尽石佛村的土腥味，村口的老井旁就传来了江人才撕心裂肺的呼喊。他手里攥着半桶没打满的水，桶沿沾着泥点，裤脚湿透，连滚带爬地往村外的大石区公所跑，中途撞见赶早下地的村民，只含糊喊着“包家……包家出事了！人头……满桌子都是！” 消息像惊雷炸过田埂，等江人才气喘吁吁跑到安东县公安局时，值班的侦查员刚啃完半个窝头。听闻“凶杀案”“人头”，几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瞬间绷紧了神经，挎上枪、拎着勘查包就往外冲。从县城到石佛村八里地，他们几乎是一路狂奔，布鞋踩过土路扬起的尘土，在身后拖出长长的灰线。 案发地在石佛村公路南侧两米处，三间筒式草房孤零零立在田埂边，草屋顶沾着隔夜的露水，烟囱里没有一丝炊烟，反倒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腥气，顺着风飘进侦查员的鼻腔。带队的老侦查员抬手示意众人噤声，先绕着草房走了一圈，院墙不高，墙头爬着几株蔫掉的牵牛花，大门虚掩着，门楣上还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条，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透着诡异。 一名侦查员立刻掏出纸笔，蹲在地上按比例绘制现场方位图，笔尖在纸上快速滑动，标注出草房与公路、水井的距离，甚至连墙角那堆柴火的位置都不曾遗漏。另一名侦查员举起相机，“咔嚓”几声拍下外景，镜头里的草房静谧得可怕，仿佛藏着吞噬一切的黑洞。等做好外围勘查，几人轻轻推开大门，“吱呀”一声门轴响，打破了清晨的死寂，也掀开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景象。 刚跨进门槛，浓烈的血腥味就直冲鼻腔，混杂着未散尽的烟火气和淡淡的朱砂味，呛得人忍不住皱眉干呕。屋内地面铺着的土坯被血水浸透，踩上去黏腻发滑，暗红色的血渍从炕前蔓延到墙角，形成不规则的斑块。墙角的瓷缸敞着口，里面盛着半缸淡红色的血水，水面漂浮着细碎的血沫；厨房的铁锅、陶盆里也装着同样的血水，锅沿还沾着几缕花白的头发。 炕前的地面上，八具无头颅的尸体整齐地仰卧着，四肢舒展，腰间都扎着崭新的红布条，布条的颜色与门楣上的那块如出一辙。尸体身上的衣物整洁，没有丝毫挣扎的痕迹，仿佛是心甘情愿躺下，等待着死亡降临。而北屋的单人炕上，还躺着一具女尸，与其他八具不同，她身首俱全，可浑身伤痕累累，血肉模糊，衣物被撕扯得不成样子，脸上凝固着痛苦与诡异的期盼，让人不寒而栗。 屋内的饭桌被擦得一尘不染，桌面上铺着一层平整的黄标纸，八颗人头呈半圆形摆放在香炉两侧，头颅的发丝还带着湿气，显然是被人清洗过。每个头颅的头顶，都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抓痕，像是被人强行按在某处时留下的印记。阳光从窗棂的缝隙照进来，落在人头苍白的脸上，与黄标纸的颜色相映，构成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场的侦查员，有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见惯了战场的尸山血海，可此刻面对这样刻意布置的惨状，还是忍不住心头发紧，指尖微微颤抖。老侦查员强压下翻涌的情绪，沉声吩咐：“快，去县医院请白大夫来验尸，其他人仔细搜查现场，一寸都不能放过！” 半个时辰后，县医院的白大夫背着药箱匆匆赶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戴上老花镜，蹲在尸体旁仔细查验，手指轻轻按压尸体颈部的伤口，眉头越皱越紧。“你们看，”白大夫指着其中一具尸体的颈部，声音带着难掩的沉重，“伤口平整，三到四刀就利落割下头颅，下手又快又狠，凶手绝非善类，心理素质极强，要么是惯犯，要么是被某种执念冲昏了头。” 侦查员们顺着白大夫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见伤口边缘整齐，没有拖拽或反复切割的痕迹，可见凶手动手时毫不犹豫。随后，众人分散开来搜查屋内的遗留物，在灶台下方找到了一把杀猪刀和一把剥皮刀，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凝固发黑，刀柄处还残留着模糊的指纹；炕席底下搜出半斤左右的马匪（土制鸦片），一个沾着朱砂痕迹的瓷碗，碗底还有少量暗红色的粉末；门槛旁放着一双胶鞋，鞋面上的血迹与地面血渍成分相近；墙角的柜子里，堆着数十个空酒瓶和汽水瓶，瓶身上有的沾着指纹，有的残留着白酒的气味。 最让侦查员起疑的，是饭桌抽屉里的四份“神榜”和一张纸条。神榜用黄标纸书写，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符咒，字迹潦草，透着几分癫狂；那张纸条则是普通的麻纸，上面用墨字写着“龚老五、曲传香是杀人凶手”，字迹与神榜截然不同，力道沉猛，带着刻意伪装的生硬。 “这九个人到底是谁？”老侦查员拿着纸条，看向闻讯赶来的村民，“有没有认识这些死者的？” 几个胆子大的村民凑过来，隔着门槛看向屋内，看清尸体的衣着后，纷纷脸色惨白，有人忍不住蹲在地上干呕。村里的老支书颤着声音说：“那炕上当间的，像是包云甫的媳妇包刘氏……还有那几个孩子的衣服，看着像是包家的娃。” 侦查员立刻组织知情群众辨认，结合尸首还原和走访调查，很快确认了九名被害人的身份：三男六女，其中五名成年人，四名儿童，牵扯到五个家庭。分别是26岁的包刘氏（包云甫之妻）、4岁的儿子包青海、2岁的女儿包淑华、47岁的岳母刘庞氏、29岁的王庞氏（刘庞氏之妹）及其2岁的儿子王代书、25岁的薛庞氏（刘庞氏之妹）及其2岁的儿子薛云楼，还有19岁的孙侯氏（包云甫的七外甥女）。 九个死者，都是包云甫的至亲，而包云甫本人，却不见踪影。 “包云甫人呢？”侦查员追问老支书。 报案人江人才这才缓过劲来，补充道：“我今早天不亮来打水，就看见井里飘着个人，吓得我扔了水桶就跑，凑近了一看，才认出是包云甫。我赶紧喊了几个人把他捞上来，他浑身湿透，嘴里胡言乱语，说家里人都被杀死了。我们跟着他来家里一看，就看见这景象……对了，捞他的时候，还看见包家炕头上躺着个人，手里攥着把屠刀，后来才知道是他叔辈舅舅周春。” 另一名村民也凑上来说：“农历三月十六那天，我来包家借锄头，院门紧锁着，敲了半天门，包云甫才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指着门楣上的红布条说家里孩子生病，禁忌生人，不让我进去。我当时还觉得奇怪，隔着院墙听见屋里有嗷嗷的叫声，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在喊什么听不懂的话，有点像跳大神的调子。他从墙头上把锄头递给我，我看见他脸色发白，眼神恍惚，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还有村民补充，最近一个多月，包家几乎天天关门停业，以前包云甫开着小铺，还修自行车，每天院里都有人往来，可自从他舅舅周春住进来后，就很少有人能见到包家人出门，偶尔瞥见，也是眼神呆滞，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中了邪。 侦查员们把这些线索汇总，在草房外的老槐树下召开了临时案情分析会。“依我看，周春和包云甫嫌疑最大，”一名年轻侦查员率先开口，“被害人都是包云甫的至亲，周春又是外来人员，而且案发时手握屠刀躺在炕上，太可疑了。” 立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他们是亲属啊，死者里有包云甫的老婆和两个孩子，虎毒尚不食子，他怎么可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说不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或者是特务趁机作乱，毕竟现在时局还不稳定。” “还有这张纸条，”另一名侦查员举起那张写着凶手名字的纸条，“龚老五和曲传香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赌徒，经常输钱欠账，会不会是他们输急了眼，图财害命，然后留下纸条嫁祸他人？” 众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老侦查员沉默良久，指着现场搜出的神榜、朱砂碗和红布条说：“你们看这些东西，神榜、符咒、红布条，还有现场刻意摆放的头颅，都透着封建迷信的影子。龚老五和曲传香要是图财害命，没必要费这么大劲摆阵，直接拿钱跑路就是了。我觉得，这案子大概率和封建迷信有关，周春和包云甫，绝对脱不了干系。” 最终，众人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先将周春和包云甫列为重大嫌疑犯拘留审查。可当侦查员冲进北屋时，却发现包云甫不在屋内，只有周春还躺在炕上昏睡，手里的屠刀掉落在炕边，身上沾着零星的血渍。后来才得知，包云甫被捞上来后，趁众人慌乱之际，又跑回了村里，被随后赶来的侦查员在村后的柴房里找到，他浑身湿透，眼神迷茫，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没升天……怎么没升天……” 将两人拘留后，侦查员立刻展开证据核查。为了确认神榜和纸条的字迹归属，他们专门请来了县里的笔迹鉴定专家，对四份神榜和纸条逐字逐句进行比对分析。专家反复查验后得出结论：神榜上的符咒和文字，出自包云甫之手；而神榜下方弯弯曲曲的“绳”字，以及那张指控龚老五、曲传香的纸条，字迹风格一致，均为周春所写。 与此同时，看守所传来消息，有村民反映，周春在被拘留前，曾偷偷吞服过什么东西，疑似企图自杀。侦查员立刻赶到看守所，询问周春的状况，发现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时不时捂着肚子皱眉。“他肯定吞了东西，”老侦查员当机立断，吩咐管教员仔细搜查周春的粪便，“不管是什么，都得找出来，这可能是关键证据。” 管教员们忍着厕所的刺鼻臭气，在粪便中反复翻找，最终找出了三块亮晶晶的金块，每块都有指甲盖大小，显然是周春提前藏好，趁人不注意吞下去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周春的真面目逐渐浮出水面。各路调查组陆续返回，汇总的线索拼凑出一个令人不齿的形象：周春当年46岁，祖籍苏北，自幼不务正业，好吃懒做，20岁就跟着村里的神汉学会了跳大神，靠着装神弄鬼骗取钱财。父母去世后，他无依无靠，漂泊四方，后来染上了毒瘾，开始以贩毒为生。日伪时期，他因贩卖鸦片被抓入狱，在牢里待了整整八年，九三光复后才刑满释放。 出狱后，周春投奔了苏北的哥哥周鸿，可他毫无廉耻之心，趁周鸿出海行船、家中无人之际，诱骗奸污了嫂子。周鸿回来后得知真相，气得浑身发抖，拿起锄头将他赶出了家门，发誓永不相认。走投无路的周春，想起了远在安东的外甥包云甫，便托人从中说和，希望能在包家落脚。 包云甫当年27岁，为人憨厚老实，平日里靠种田、开小铺和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算安稳。他念及亲属关系，又觉得周春走投无路实在可怜，便不顾妻子包刘氏的些许犹豫，答应让周春在自家暂住。 1947年腊月二十九，周春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来到包家。彼时正值年关，包氏夫妇热情地招待了他，给了他一身新棉衣，还备了好酒好菜。刚开始的半个月，周春表现得格外勤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水、劈柴、喂猪，地里的农活也抢着干，对包云甫夫妇毕恭毕敬，很快就骗取了两人的信任和好感。 正月初一，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包饺子、贴春联，一派喜庆景象。包家也不例外，一家人围坐在炕头吃年夜饭，周春借着酒劲，开始故伎重演。他放下酒杯，故作神秘地对包云甫夫妇说：“外甥、外甥媳妇，你们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可不是普通人。我19岁那年在吉林深山里，遇见一个猎人打伤了一只白狐狸，我见它可怜，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买下来放了。那狐狸通人性，修炼成仙后，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在我20岁那年附在了我身上，从此我就有了通灵的本事，能请仙附体，治好各种疑难怪病。” 包云甫夫妇本就淳朴迷信，听周春说得有模有样，眼睛都亮了。包刘氏连忙追问：“大舅，那你真能通神？能看出我们家以后的运势不？” 周春见两人上钩，心中暗自得意，立刻站起身，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一会儿摇头晃脑，一会儿浑身抽搐，模仿着跳大神的模样，嘴里还发出“呜呜”的怪声。过了片刻，他突然停下动作，语气变得威严起来，仿佛真的被狐仙附体：“吾乃长白山狐仙，今日附于周春体内，见你二人心善，特来点拨。你二人乃是天仙配，包云甫是牛郎星转世，包刘氏是织女星下凡，日后必定能升天成仙，坐享清福。” 包云甫夫妇听得心花怒放，连忙起身对着周春磕头，嘴里念叨着“谢狐仙保佑”。从此，周春在包家的地位彻底改变，从寄人篱下的亲戚，变成了被奉为上宾的“周半仙”。他常常把“人生在世，无非吃喝玩乐，早日成仙才能坐享清福”挂在嘴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云甫夫妇。 原本勤劳肯干的包云甫，渐渐变得懒惰起来，小铺也很少开门，自行车修理摊更是直接撤了，每天跟着周春烧香拜佛，琢磨着如何才能早日成仙。包刘氏也不再操持家务，整日沉迷于周春描绘的成仙幻境，家里的田地渐渐荒芜，日子一天比一天拮据。 农历二月初，包云甫的两个孩子包青海和包淑华同时感冒，咳嗽不止，小脸烧得通红。包云甫没有想着带孩子去看大夫，反而第一时间找到周春，哀求他请仙治病。周春立刻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让包刘氏准备香案、朱砂、桃树枝和一把菜刀，随后焚香设案，闭上眼睛念念有词，很快就装作狐仙附体的模样。 他左手握着菜刀，右手拿着桃树枝，围着两个孩子转圈，时而用菜刀狠狠敲打炕沿，发出“咚咚”的声响，时而用桃树枝抽打孩子的胳膊和后背，嘴里喊道：“妖魔鬼怪快离开！狐仙在此护佑！”两个年幼的孩子被打得哇哇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包云甫夫妇却站在一旁，不仅不心疼，反而觉得周春是在为孩子驱邪，一个劲地磕头道谢。 打了一阵后，周春停下动作，让包刘氏把两个孩子的衣服脱光，故作高深地在孩子身上摸索。当摸到孩子腰间的两个小窝时，他眼睛一亮，立刻掐着手指，装模作样地念叨了几句，随后对包云甫夫妇说：“大喜啊！这两个孩子绝非凡人，男孩是黑虎星转世，女孩是仙女下凡，你们包家这地方，风水极好，乃是龙宫宝地，将来必定能龙门出天子，光宗耀祖！” 这番话彻底冲昏了包云甫夫妇的头脑。他们把周春的话奉若真理，到处向村民吹嘘，说自己的舅舅是狐仙附体，有通天彻地的神通，能治病消灾，还能预测未来。很快，周春“周半仙”的名声就传遍了石佛村及周边村落，不少村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纷纷来到包家，求周春看病、算命、祈福。 包云甫的岳母刘庞氏，本就是个迷信的老太太，听说女婿家有这么个“活神仙”，更是激动不已。她走亲访友，添油加醋地传播周春的神通，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还特意把自己的两个妹妹薛庞氏、王庞氏，以及两个妹妹的孩子，都领到包家拜见周春，让他们跟着周春“修炼成仙”。 薛庞氏和王庞氏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妇女，家里条件不算好，日子过得紧巴巴，听闻能升天成仙，摆脱尘世的苦难，立刻对周春深信不疑，天天带着孩子来包家，跟着周春烧香、念咒、“修炼”。从此，包家成了周春的“道场”，每天都有村民前来跪拜祈福，而周春，则借着“狐仙”的名义，开始肆无忌惮地骗财骗色。 农历二月中旬的一天，薛庞氏和王庞氏各自抱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再次来到包家，求周春给孩子算命，看看孩子将来的前程。周春坐在香案前，微闭双眼，掐着手指磨蹭了半天，突然睁开眼睛，语气郑重地说：“你们这两个孩子，都是大富大贵的命！一个将来能当大总统，一个能当大将军，统领四方，万人敬仰！” 薛庞氏和王庞氏听得喜出望外，脸上笑开了花。王庞氏忍不住追问：“半仙，那孩子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大官啊？我们做娘的，也能跟着沾沾光。” 周春捋了捋下巴上稀疏的胡须，故作深沉地说：“要想掌天下，必先修炼成仙。你们没听说过吗？那些帝王将相、大官大将，都是神仙下凡，不经过修炼，怎么能担此重任？” “那半仙，您可得帮帮我们！”王庞氏连忙拉着薛庞氏跪下，对着周春磕头，“我们愿意跟着您修炼，求您带我们和孩子一起成仙！” 周春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伸手扶起两人，语气温和地说：“咱们都是亲戚，互帮互助是应该的。既然你们有这份心，今晚我就请狐仙降临，帮你们开启修炼之路。” 当天晚上，包家的灯亮到了深夜。周春坐在香案前，双手合掌，嘴里念着晦涩难懂的咒语，语调忽高忽低，时而尖锐，时而低沉。包云甫夫妇、刘庞氏、薛庞氏、王庞氏带着孩子，围坐在香案旁，神情肃穆地看着周春的表演，眼神里满是敬畏。 突然，周春浑身剧烈抽搐起来，嘴里发出“嗷嗷”的怪叫，仿佛真的有狐仙附体。他猛地睁开眼睛，眼神变得凶狠而疯狂，一把抓过香案上摆放的生鸡肉，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嘴角沾满了鸡血；又抓起桌上的白酒，仰头猛灌，喝完后竟疯狂地将酒瓶咬碎，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嘴角，鲜血顺着下巴往下流，染红了胸前的衣襟。 众人被这一幕吓得不敢出声，却又觉得这是狐仙降临的正常表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过了一会儿，周春停下动作，抹了抹嘴角的血和酒渍，大声说道：“狐仙有令，你们三家要想得天下、成大业，必须先修成仙体！今日我便赐你们仙药，助你们早日修炼成功！” 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装着一颗颗褐色的药丸，散发着淡淡的山楂味。“这是狐仙派小搬运送来的仙药，”周春把药丸分给众人，“每人每天一颗，连服七七四十九天，就能脱胎换骨，具备仙体，日后便可顺利升天。” 众人深信不疑，连忙接过药丸，小心翼翼地收好，当天晚上就各自服下了一颗。服下药丸后没多久，众人就觉得浑身轻飘飘的，脑袋昏沉，浑身无力，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周春见状，得意地说：“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身体变轻了？这就是仙药起效了，再过几天，你们就能感受到仙气在体内流转了。” 周春的“神通”越传越广，周边村落的村民纷纷慕名而来，有的求药治病，有的求福消灾，有的甚至直接带着钱财前来供奉，希望能得到狐仙的庇佑。这些村民大多家境贫寒，平日里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心甘情愿地把一叠叠旧币、一个个金块、银镯子塞进周春的衣兜里。短短一个多月，周春就积攒了六百多万旧币，还有不少金块、金镯子、银镯子，这些钱财，都被他挥霍一空，要么买了烟酒，要么偷偷换成了鸦片，满足自己的毒瘾。 为了守住自己的骗局，周春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参与修炼的人，上不告父母，下不告丈夫（妻子），严禁外人进入包家，也不准向外人透露修炼的内容。他特意叮嘱包云甫：“咱们这是闭门修炼，不能让外人打扰，也不能让外人知道其中的秘密。要是有人来敲门，你们就说家里孩子生病，禁忌生人，把人打发走就行。” 包云甫心领神会，当即撕下一块红布条挂在门楣上，作为“禁忌生人”的标志。从此，包家彻底闭门谢客，每天大门紧闭，里面传来的只有烧香的烟雾、念咒的声音，以及偶尔夹杂的酒肉香气。 看着众人对自己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周春心中的邪念愈发膨胀。他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如今被一群女人奉为神明，便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一天晚上，他再次装神弄鬼，念完咒语后，故作严肃地说：“狐仙有旨，结过婚的女人，身上沾染了凡俗之气，无法顺利升天。” 这话让薛庞氏、王庞氏和孙侯氏（包云甫的七外甥女，刚结婚不久）顿时慌了神，纷纷跪下哀求：“半仙，求您想想办法，我们想升天，想和孩子一起成仙啊！” 周春见她们慌了手脚，便故意顿了顿，装作思索的样子，随后说道：“办法也不是没有，只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只要你们愿意侍奉大神，让大神为你们净化凡俗之气，就能重新变回处女之身，消除升天的障碍。” 刘庞氏年事已高，周春对她毫无兴趣，直接忽略了她；而薛庞氏和王庞氏年轻貌美，早已被周春垂涎已久。两人被成仙的执念冲昏了头脑，又畏惧周春的“神通”，犹豫再三后，还是答应了周春的要求。当晚，周春借着“净化之气”的名义，在香案旁的里屋，对两人行了不轨之事。 孙侯氏刚结婚不久，尚有几分羞耻之心，面对周春的要求，有些犹豫不定。周春见状，立刻又跳起大神，嘴里念念有词，说她若不肯顺从，不仅自己无法升天，还会连累家人遭天谴，堕入地狱。孙侯氏被这番话吓得魂飞魄散，最终还是被周春连蒙带唬地玷污了。 从此，周春彻底掌控了这些人。他一个无家可归的毒贩、骗子，不仅成了信徒们供奉的“活神仙”，还堂而皇之地占有了三个女人，过起了三妻四妾、挥霍无度的生活。而包云甫、刘庞氏等人，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觉得能侍奉“大神”，是自己的福气，对周春更加恭敬。 侦查员们梳理完这些线索，心中已然有了定论：周春以封建迷信为幌子，骗财骗色，长期控制包云甫等人。随着包家的钱财被挥霍一空，小铺倒闭，田地荒芜，他的骗局即将暴露，于是便以“升天成仙”为借口，策划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杀人灭口案。 可这九名被害人，到底是如何被杀害的？是周春一人所为，还是包云甫也参与其中？只有撬开两人的嘴巴，才能得知真相。 审讯室里，包云甫坐在椅子上，眼神依旧迷茫，脸上没有任何悲伤，反而带着几分困惑和不甘。面对侦查员的提问，他反复念叨着：“我都是按照大舅的要求做的，我们吃了仙药，净了身，举行了升天仪式，为什么没升天？我老婆、孩子都升天了，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显然，包云甫还沉浸在周春编织的成仙幻梦里，没有认清现实。侦查员们看他执迷不悟，决定先审讯周春。 周春被带到审讯室时，依旧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嘴角挂着不屑的冷笑。面对预审员的提问，他要么闭口不答，要么百般狡辩，甚至嘲弄道：“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也是受害者，昨晚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凭什么抓我？就凭那几把刀、几张破纸？纯粹是错捕错杀，冤枉好人！” 预审员不慌不忙，从桌上拿出一叠证据，一一摆在周春面前：“这把杀猪刀和剥皮刀，刀柄上的指纹经过鉴定，都是你的；这四份神榜和纸条，笔迹专家已经确认，纸条和神榜上的‘绳’字，都是你写的；还有这三块金块，是从你的粪便里找出来的，你吞金自杀，不就是想畏罪潜逃吗？” 每拿出一份证据，周春的脸色就苍白一分。当预审员说出金块的来历的时，他再也无法维持镇定，浑身剧烈颤抖起来，原本不屑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预审员见状，趁热打铁，语气严肃地说道：“周春，我们已经查清了你的所有罪行。你早年贩毒入狱，出狱后骗奸嫂子，被赶出家门后，又跑到包家，以封建迷信为幌子，骗财骗色，控制包云甫等人。后来眼看骗局即将暴露，就以升天成仙为借口，策划杀人灭口，残忍杀害了九名无辜者，其中还有四名年幼的孩子。你以为你能瞒天过海吗？证据确凿，你还不认罪伏法！” 预审员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周春的心上。他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去，双腿一软，瘫倒在椅子上，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浸湿了衣领。沉默了许久，他突然捂着脸，发出凄厉的哭声，嘴里喊道：“我坦白！我认罪！都是我干的！是我杀了他们！” 在预审员的追问下，周春终于交代了自己从骗财骗色到杀人灭口的全部过程。 原来，随着包家的钱财被周春挥霍一空，包云甫连开小铺的本钱都没了，家里的粮食也所剩无几。周春渐渐意识到，自己的骗局维持不了多久了，一旦包云甫等人清醒过来，发现所谓的“仙药”只是鸦片和吗啡，所谓的“成仙”只是谎言，他必定会遭到报复。而且，周边村民也开始有人怀疑他的身份，不少人因为求药无效，已经不再来包家供奉。 周春心里发慌，便想趁机逃走。他以“外出探亲，求狐仙赐更多仙药”为由，去找村长开路条，可村长早就听说包家的怪事，又觉得周春形迹可疑，当场拒绝了他的请求。逃走无望，周春便动了杀心，他要把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杀了，灭口了事，或许还能借着“血祭”的名义，掩人耳目。 于是，他开始编造“升天避灾”的谎言，不断给包云甫等人洗脑。他对众人说：“今年是荒时暴月，天下大乱，很快就要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洪水滔天，到时候所有凡人都会被淹死，只有修成仙体，早日升天，才能躲过这场浩劫。” 被成仙幻梦冲昏头脑的包云甫等人，对此深信不疑，纷纷哀求周春尽快安排升天仪式。周春故作为难地说：“升天需要机缘，也需要诚意。你们要把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值钱物件都变卖了，带着诚意去见天神，到了天上，要什么有什么，根本不需要这些凡俗之物。” 众人立刻照做，包云甫把自己的自行车、小铺的货物都低价变卖了，薛庞氏、王庞氏也把家里的首饰、衣物换成了钱财，然后全部交给了周春。周春拿着这些钱，买了大量的白酒、汽水、猪肉，让众人每天大吃大喝，说是“升天前的最后享乐”。包云甫对此毫无察觉，反而觉得周春想得周到，每天沉浸在升天成仙的憧憬里，早已失去了理智。 1948年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四，夜幕降临，石佛村被夜色笼罩，家家户户都熄灭了灯火，只有包家的灯还亮着，透着诡异的光。周春召集了包云甫、包刘氏、刘庞氏、薛庞氏、王庞氏、孙侯氏，以及四个孩子，一共十一口人，围坐在桌前。 “升天的良辰吉日到了，”周春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对众人说，“今晚，我就带你们上天，远离这凡俗乱世，永享清福。”他先让包云甫和自己一起，写了四份神榜，又在神榜下方画了四个弯弯曲曲的“绳”字，说是“狐仙印记”，能引天神前来接应。 随后，众人围着饭桌，吃了一顿所谓的“升天饭”。桌上摆满了猪肉、白酒、汽水，孩子们喝着汽水，大人们则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白酒，脸上都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没有丝毫察觉死亡的临近。 吃完饭，周春吩咐道：“升天前要净身，去除身上的凡俗之气。你们去烧两锅温水，每个人都要洗脚净身，然后换上新衣，扎上红布条，这样才能被天神接纳。”众人立刻照办，烧温水、洗脚、换衣服，一个个神情肃穆，仿佛真的即将开启一段全新的仙途。 等众人收拾妥当，周春再次点燃香烛，装作狐仙附体的模样，拿出两碗用朱砂和马匪（鸦片）混合制成的“仙丹”，对成年人说：“这是最后的仙药，你们就着白酒服下，立刻就能引来仙气；孩子们年纪小，不能喝酒，就着汽水服下即可。” 成年人毫不犹豫地接过“仙丹”，就着白酒吞了下去；包刘氏把“仙丹”碾碎，混在汽水里，喂给了两个孩子；薛庞氏和王庞氏也照着做，给各自的孩子喂了药。片刻之后，药力发作，四个孩子率先倒在被褥上，昏睡过去，呼吸微弱；几个成年人也浑身发软，头晕目眩，醉醺醺的，意识渐渐模糊，只能任由周春摆布。 周春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杀猪刀，走到包云甫面前，指着昏睡的包青海，冷冷地说：“要想升天，必须有诚意。你亲手杀了你的儿子，证明你斩断了凡俗牵挂，天神才会接纳你。” 包云甫浑身颤抖，眼神迷茫，嘴里喃喃道：“杀了……儿子？斩断牵挂……”他犹豫着，不肯动手。周春见状，厉声呵斥：“你是不是不想升天了？是不是想留在这凡间被洪水淹死？谁不杀自己的至亲，谁就是心不诚，永远也成不了仙！” 在周春的威逼利诱和药力的作用下，包云甫彻底失去了理智。他接过周春递来的刀，眼神空洞地走到儿子身边，看着熟睡的孩子，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可最终，还是狠下心，举起了刀。一声微弱的闷响后，包青海再也没有了呼吸，头颅被割了下来。 紧接着，周春又把刀递给刘庞氏，让她杀了自己的外孙女包淑华；递给薛庞氏，让她杀了儿子薛云楼；递给王庞氏，让她杀了儿子王代书。这三个女人，在成仙的执念和周春的威胁下，早已被扭曲了人性，她们看着自己熟睡的孩子，痛苦地哭喊着，却还是亲手举起了刀，终结了孩子的生命。 那天，恰好是公历6月1日，国际儿童节。四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最大的才四岁，最小的只有两岁，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就死在了自己母亲的手里，身首异处，悲惨至极。 杀了四个孩子后，薛庞氏、王庞氏和孙侯氏已经彻底崩溃，嘴里反复念叨着“我要升天”“我要成仙”。周春见状，拿起刀，毫不犹豫地朝三人砍去，刀光闪过，三颗头颅应声落地。随后，他又转向刘庞氏，一刀结束了她的生命。 周春把这四颗女人的头颅和之前四个孩子的头颅，一起拿到厨房，用温水清洗干净，然后呈半圆形摆放在饭桌的香炉两侧，又在香炉里插上香，装作祈祷的样子，嘴里念念有词：“八仙引路，众神接应，愿众信徒早日归位，升天成仙。” 此时，包刘氏已经杀了自己的女儿包淑华，正躺在北屋的单人炕上，等着周春帮她“升天”。她听到周春的祈祷声，急忙喊道：“大舅，快过来帮我！天快亮了，公鸡要是叫了，南天门就关了，我就升不了天了！” 周春走到北屋，把刀递给包云甫，语气冰冷地说：“她是你老婆，你亲手杀了她，证明你彻底斩断了凡俗情缘，咱们就能一起升天了。”包云甫眼神空洞，接过刀，走到妻子身边，看着妻子期盼的眼神，毫不犹豫地割断了她的喉咙和动脉血管。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炕席，包刘氏脸上的期盼渐渐消失，很快就没了气息。 至此，五家九口人，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周春看着满地的尸体和头颅，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有一种解脱的快感。他对还在发呆的包云甫说：“他们都已经升天了，咱们是至亲，不能互相残杀，要保全身体，到了天上还要办事。” 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两个金溜子，用刀切成六块，分给包云甫三块，自己留了三块，说道：“这是仙金，吞下去就能护住肉身，等天亮了，天神就会来接咱们。”两人各自吞下三块金块，躺在炕上，等待着“升天”。 可天快亮的时候，包云甫率先醒了过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身体，没有丝毫变化，周围还是满地的血迹和尸体，根本没有什么天神，也没有什么南天门。他这才隐隐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巨大的恐惧和绝望涌上心头，他怕被人发现，也怕面对自己亲手杀死孩子和妻子的事实，于是起身破门而出，一头跳进了村口的老井里，想一死了之。 可他没想到，井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深，只淹到了他的胸口。冰冷的井水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在井里挣扎着，最终被早起打水的江人才发现，救了上来。而周春，因为吞服了金块，又喝了大量的白酒，一直昏睡不醒，直到侦查员赶到，才被从炕上揪了起来。 这场由封建迷信引发的血案，最终以九人惨死、两人落网告终。五个家庭，因为一个骗子的谎言，家破人亡，身首异处，而那些死去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沉浸在升天成仙的幻梦里，实在令人唏嘘。 1949年4月3日，安东县召开公审大会，数千名村民前来参加。当周春被押上台时，台下的村民义愤填膺，纷纷高喊“杀了这个骗子”“为死者报仇”。经过审判，安东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周春死刑，立即执行；包云甫因受蛊惑，参与杀人，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审判大会结束后，周春被押赴刑场，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包云甫，在监狱里慢慢清醒过来，每当想起自己亲手杀死的妻子和孩子，就痛不欲生，整日以泪洗面。 第185章 长白山谜案：托梦寻尸的血色情仇 2008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燥热一些。长白山脚下的清风，卷着山林间特有的松针气息，掠过一个个散落的村落，却吹不散六月中旬那股突如其来的阴霾。对于吉林省长白山市湾沟镇的村民来说，这个夏天，注定要被一桩离奇的命案刻进记忆深处。 六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山间的雾气还未完全散去，湾沟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略显慌乱的声音，带着东北方言特有的厚重，每一个字都透着难以掩饰的紧张：“警察同志！快……快来我家！我家院子里发现了一件带血的衣服，不知道是咋回事！” 接到报案后，值班民警不敢耽搁，带着勘查工具火速驱车赶往现场。报案人的家在村子深处，背靠长白山余脉，院子不大，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柴垛，柴草都是刚从山上砍回来的，还带着新鲜的绿意。民警一进院子，就看到报案人正站在柴垛旁，脸色发白，双手紧紧攥着衣角，眼神里满是惊恐。 “就是这件衣服。”报案人指着柴垛底下露出的一角布料，声音有些发颤。民警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将衣服从柴草中抽了出来。那是一件军绿色的迷彩服上衣，布料厚实，磨损痕迹明显，看得出来已经穿了不少日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衣服前襟的位置，沾着几丝暗红色的印记，颜色深沉，不仔细看很容易被迷彩纹路掩盖。 老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简易检测工具，蘸取了一点暗红色印记进行初步检验。很快，检验结果就出来了，这是人类的血迹，从血迹的形态来看，不是滴落形成的，更像是在激烈搏斗过程中，血液喷溅上去的。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民警瞬间严肃起来，一件带血的迷彩服，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桩恶性案件。 就在民警仔细勘察这件迷彩服时，长白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队长宋少东也赶到了现场。宋少东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破过无数疑难案件，眼神毒辣，总能从细微之处发现线索。他接过迷彩服，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很快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衣服的前胸位置，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洞，洞口边缘布满了粗糙的毛茬，摸上去有些扎手。 “奇怪了。”宋少东眉头紧锁，低声自语，“如果是锐器刺出来的伤口，边缘应该是整齐的，绝不会有这么粗糙的毛茬。可要是不是刀刺的，这血迹又怎么解释？”他反复摩挲着那个小洞，试图从布料的磨损痕迹中找到答案，可无论怎么观察，都无法确定这个小洞的成因，这让这桩案子刚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民警转头看向报案人，轻声问道：“大姐，你认识这件衣服吗？知道是谁的吗？” 报案人定了定神，仔细看了看那件迷彩服，语气肯定地说：“认识！这是我邻居张永成的衣服！他都失踪一个星期了，我正着急呢，没想到会在我家柴垛底下发现这个！” 报案人名叫刘小林，是村里的一名普通妇女，模样清秀，性格看着温顺，和丈夫顾大海一起在村里生活。据刘小林介绍，她和张永成是合作伙伴，两人一起做山货生意，张永成每天都会来她家帮忙打理当天采到的山货，比如人参、木耳、蘑菇这些长白山特有的特产，打理好之后再一起运到市场上去卖。 “我们这村子靠山吃山，家家户户都多少做点山货生意。”刘小林在后来的笔录中，缓缓讲述着当时的情况，“吃的、喝的、用的，全靠长白山的馈赠。张永成是辽宁来的，两年前才到我们村，人勤快，也实在，跟村里人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他每天都来得特别早，凌晨三点半到四点之间准到我家，帮着把山货装车，有时候还会开车去厂区的小市场买些水果回来，分给我家孩子吃。” 刘小林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她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到张永成，是2008年6月11号晚上10点左右。那天晚上，两人一起把当天收来的山货分类打包好，张永成就离开了她家。走的时候，天有点凉，张永成就披了这件迷彩服上衣，脚步匆匆地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他家离我家也就不到二十米远，走路慢点儿，一分钟也能到了。”刘小林说着，眼神里满是疑惑，“我实在想不通，就这么点路，他能出什么事啊？” 与此同时，技术部门传来了迷彩服上血迹的详细鉴定报告。经过dNA比对，证实衣服上的血迹确实是张永成的。这个结果让警方的心头一沉，张永成失踪一周，如今出现了带他血迹的衣服，还带有搏斗痕迹，他的处境恐怕不容乐观。 警方立刻在村里展开了走访调查，结果证实，6月11号晚上之后，村里就再也没人见过张永成了。有人说，那天晚上好像听到过一阵吵闹声，以为是夫妻吵架，就没在意；还有人说，晚上起夜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黑影在村子里晃悠，速度很快，看不清模样。这些零散的线索，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按照刘小林的指引，民警很快来到了张永成的家。张永成的家是一间普通的农村土房，和刘小林家隔了几户人家，距离确实不到二十米。民警敲了很久的门，都没有人应答。就在这时，张永成的姐姐张燕匆匆赶了过来，她是接到警方电话，从辽宁老家连夜赶过来的。 张燕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六左右，身材瘦小，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脸上满是疲惫和焦虑。她拿出钥匙，打开了张永成的家门，门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锁芯完好，显然是正常打开的。民警走进屋里，立刻对屋内进行了仔细勘察。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火炕，一个炕琴，一台老式电视机，还有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炕琴”可能有些陌生，在东北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火炕，那是用青砖垒起来的，炕下面是空的，连接着屋外的灶台，烧火做饭的时候，热气会顺着通道钻进炕底，把炕烘得暖暖和和的。而炕琴，就是放在火炕一头的大柜子，用来存放衣服、被褥等杂物，功能和现在的衣柜差不多，只是造型更贴合火炕的结构，有点像榻榻米上的储物柜。 民警张克是第一个进入屋内勘察的人，他仔细检查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痕迹。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是从来没人动过；床头柜的抽屉敞开着，里面放着几百块现金，还有一些零钱，完好无损；窗户的玻璃没有破损，窗栓也牢牢地插着；墙角的衣柜里，张永成的换洗衣服都整齐地摆放着，没有翻动的痕迹。 “这不像是有人来过的样子啊。”张克皱着眉说，“既没有搏斗痕迹，也没有财物丢失，更没有收拾行李离开的迹象，他就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 据村民们介绍，张永成是两年前从辽宁老家来到湾沟镇的，独自一人在这里做山货生意。他人很热心，性格开朗，村里谁家有体力活，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从不计较得失。在村里的这两年，他从来没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他，根本没人把他当成外地人。 “永成这孩子，心眼实诚，待人好。”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娘抹着眼泪说，“前阵子我家劈柴，他看到了，二话不说就过来帮忙，劈了一下午，连口水都没喝。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失踪了呢？” 一个人缘极好、没有仇人、财物完好无损的人，突然失踪，还留下了带血的衣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警方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如果是仇杀，可张永成在村里没有任何矛盾纠纷；如果是财杀，他身上和家里的现金都完好无损；如果是情杀，目前也没有线索显示他有复杂的感情纠葛。 就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处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刘小林家门口距离十五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沙堆，那是村民们盖房子剩下的沙子，堆在路边已经有些日子了。民警路过沙堆的时候，发现有不少苍蝇在沙堆上空嗡嗡乱飞，围着沙堆打转，即使有人走近，也不愿意散开。 “不对劲。”宋少东立刻停下脚步，指着沙堆说，“这沙子堆在这这么久了，平时也没这么多苍蝇，肯定有问题。”他让人找来一根木棍，小心翼翼地扒拉着沙堆。刚扒开表层的沙子，就看到下面渗出了暗红色的痕迹，那痕迹渗透在沙子里，颜色已经变得有些暗淡，但依旧能看出是血迹。 “这血迹会不会是张永成的？”民警们立刻兴奋起来，连忙提取了沙堆里的血迹样本，送往技术部门检测。同时，警方也加大了对村民的走访力度，终于有一位村民犹豫着说，6月11号晚上10点多，他曾在沙堆附近听到过一阵激烈的吵闹声，还有东西倒地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打架。可他当时胆子小，不敢出去看，过了没多久，声音就消失了，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这个沙堆，正好在刘小林家到张永成家的必经之路上。结合刘小林所说的，张永成10点左右从她家离开，再加上沙堆里的血迹和村民听到的吵闹声，警方推测，张永成很可能是在从刘小林家回家的路上，经过沙堆时遭遇了袭击。 可线索到这里，又一次中断了。沙堆里的血迹还需要时间检测，凶手是谁？作案动机是什么？张永成现在是死是活？如果死了，尸体在哪里？如果活着，又被藏到了什么地方？一连串的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民警们的心头。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地寻找新线索的时候，张永成的姐姐张燕突然找到了派出所。她的眼睛红肿，显然是哭了很久，情绪也十分激动，一见到民警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哽咽着说：“警察同志，我弟弟……我弟弟他被害了！” 民警连忙把她扶起来，耐心安抚她的情绪：“大姐，你别激动，我们正在全力寻找你弟弟，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他被害了，你别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张燕摇着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弟弟给我托梦了！他在梦里告诉我，他被人杀了，埋在了火车站以西，沿着铁路线南侧的灌木丛里！你们快去找找他，他肯定在那儿！” “托梦？”民警们面面相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托梦这种说法，属于封建迷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根本不能作为办案的线索。可看着张燕悲痛欲绝的样子，民警们又不忍心直接拒绝她。毕竟，她是张永成唯一的亲人，此刻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可想而知。 宋少东沉思了片刻，对身边的民警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去看看。就算是为了安抚张大姐的情绪，也得去排查一下。”就这样，民警们带着张燕，驱车赶往了她所说的地点。 那个地方距离村子不算太远，靠近铁路线，周围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铁路旁边有一条狭窄的小道，小道两侧长满了半人高的灌木丛，再往前八百米左右，就是完全的无人区，平时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张燕指着一处灌木丛旁的沙土地说：“就是这儿！我弟弟在梦里告诉我，他就埋在这儿！” 民警们立刻下车，对这片沙土地进行勘察。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片沙土地的土质，和周围的明显不一样。周围的沙子颜色偏白，而这片土地的颜色却明显发黑，土质也更加松软，看起来像是被人翻动过。 “赶紧挖！”宋少东一声令下，民警们找来工具，开始挖掘这片土地。沙子很松软，但挖起来并不容易，越往下挖，土质越硬。挖了将近两个小时，当挖到距离地面两米多深的时候，一把铁锹突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民警们立刻放慢动作，小心翼翼地拨开周围的沙子。 很快，一具男尸的轮廓就显露了出来。尸体被塑料布包裹着，浑身沾满了泥土。民警们小心地将尸体抬了出来，解开塑料布。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面容有些模糊，但通过穿着的衣物和身材特征，张燕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正是她失踪了一周的弟弟张永成。 法医立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尸检。结果显示，张永成的前胸有8处伤口，其中一处伤口直接刺穿了心脏，是致命伤；腹部有2处伤口，左前臂和左肘部共有3处伤口，全身上下一共13处伤口，每一处都很深。他上身穿着一件短袖t恤，下身穿着迷彩裤，衣物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撕扯的痕迹，裤兜里还装着一部没电的手机和200多块现金，财物完好。 “这里不是第一作案现场。”法医站起身，对宋少东说，“尸体身上没有拖拽的痕迹，周围也没有打斗和大量血迹，说明凶手是在别处杀害张永成后，将尸体运到这里掩埋的。而且，掩埋尸体的地点很偏僻，凶手对这一带的环境肯定非常熟悉。” 民警们仔细勘察了埋尸现场周围的环境。这里是沙地，平时人迹罕至，按道理来说，人走在沙地上，一定会留下脚印。可奇怪的是，埋尸现场周围，除了民警们留下的脚印，没有任何其他脚印，显然是被凶手刻意清理过了。这说明凶手的反侦察意识很强，作案后做了充分的善后处理。 根据尸检结果，法医推断张永成的死亡时间，应该在6月11号晚上8点到11点之间。而刘小林说，张永成是晚上10点从她家离开的，这就意味着，张永成从刘小林家出来后，短短几分钟内就遭遇了袭击，被凶手杀害后，运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掩埋。 “这个凶手不简单。”宋少东脸色凝重地说，“第一，他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知道这个偏僻的埋尸地点；第二，他反侦察意识强，清理了现场的脚印；第三，掩埋尸体的坑有两米多深，一个壮劳力最少也得挖大半天，而且挖坑的时候，要把泥土从两米多深的坑里扔出来，要么个子极高，要么力气极大，普通人根本做不到。” 更让民警们疑惑的是，张永成身高一米八三，体重足足有两百斤，又高又壮。埋尸地点车辆根本开不进来，凶手是怎么把他的尸体运到这里来的？是扛过来的，还是用了什么工具？如果是扛过来的，那凶手的力气得大到惊人。还有，第一作案现场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就在沙堆附近？这些问题，都让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而最让民警们想不通的，还是张燕那个“托梦”的说法。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永成遇害的情况下，张燕不仅笃定弟弟已经被杀，还能准确说出埋尸地点，这也太离奇了。就算是巧合，也巧合得让人难以置信。 “张燕会不会有问题？”有民警提出了疑问，“她会不会是知情者？或者，她根本就参与了作案？”这个猜测虽然大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警方立刻对张燕展开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张燕一直生活在辽宁老家，这辈子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的集市，连县城都没去过，更别说长白山市的湾沟镇了。她根本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更不可能知道铁路线附近有这么一个偏僻的埋尸地点。而且，她身材瘦小，别说挖坑埋尸了，就算是搬动张永成的尸体，都不可能做到。 除此之外，警方还走访了张永成和张燕的亲友。亲友们都说，姐弟俩的感情非常好，张永成在外打工，经常给家里寄钱，对姐姐也十分孝顺；张燕也一直很疼爱这个弟弟，得知弟弟失踪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种种迹象表明，张燕没有作案动机，也不具备作案条件。 可就算这样，民警们还是没有放弃对张燕的询问。只是张燕情绪极不稳定，每次一提到弟弟，就泣不成声，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警方无奈，只能暂时停止询问，打算等她情绪稳定后再继续。 就在这时，另一路侦查员带来了新的线索。他们在走访张永成的邻居时，有村民透露，张永成之前曾和一个女人同居过，那个女人叫李梅，也是辽宁人，和张永成是老乡。在张永成失踪前一个月，有人看到两人在村里大吵了一架，吵得非常凶，甚至还差点动了手。 “会不会是因为感情纠纷，李梅杀了张永成？”民警们立刻将目光锁定在了李梅身上，火速赶往辽宁，找到了李梅。李梅看起来很年轻，面容憔悴，得知张永成遇害的消息后，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并没有太多悲伤。 面对民警的询问，李梅坦然地说，她和张永成确实在一起过，但在张永成失踪前一个月，两人就已经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她发现张永成在外边还有别的女人。“我发现他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的，就跟他吵了一架，之后就收拾东西回了老家，再也没见过他，也没联系过他。”李梅说，“他为什么会被害，我真的不知道。” 民警们对李梅的说法进行了核实，确认她回到辽宁老家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作案嫌疑。但李梅提到的“张永成在外边的女人”，却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这个女人是谁？会不会和张永成的死有关？ 在民警的反复追问下，李梅终于松了口，说出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刘小林。“就是他的邻居刘小林，两人天天在一起打理山货，早就好上了。”李梅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怨恨，“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他们俩的关系很隐蔽，村里没几个人知道。刘小林有丈夫，张永成那时候还和我在一起，他俩就是背着所有人在一起的。” 这个消息，让民警们十分震惊。之前刘小林只说她和张永成是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提过两人有不正当关系。她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难道她和张永成的死有关？ 警方立刻再次传唤了刘小林。面对民警的质问，刘小林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沉默了很久，终于承认了她和张永成的情人关系。“我和他是在做山货生意的时候慢慢产生感情的。”刘小林低着头，声音细小，“我丈夫顾大海常年在铁路上上班，很少回家，对我也不够关心。张永成不一样，他细心、体贴，对我很好，比我丈夫还疼我。我们俩都知道这样不对，我有丈夫，他那时候也有李梅，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刘小林说，她和张永成的关系一直瞒着所有人，包括她的丈夫顾大海和张永成的前女友李梅。两人平时除了一起打理山货，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只能趁着顾大海不在家的时候，偷偷见一面。张永成遇害后，她心里非常痛苦，但又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只能强装镇定，而且她也害怕这件事曝光，影响自己的家庭和名声，所以一开始才没有告诉警方两人的关系。 民警们接着询问刘小林，6月11号晚上张永成离开后，她在哪里，做了什么。刘小林说，张永成离开后，她就和弟妹一起在家看电视、聊天，之后就睡觉了，一晚上都没有出门。为了核实她的说法，民警们找到了刘小林的弟妹，弟妹证实了刘小林的话，说那天晚上刘小林确实一直在家，没有离开过。 这样一来，刘小林就有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作案嫌疑。可民警们总觉得，刘小林还有事情在瞒着他们。毕竟，张永成的迷彩服是在她家柴垛底下发现的，她家门前的沙堆里还有张永成的血迹，种种证据都表明，张永成的死和刘小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会不会是刘小林的丈夫顾大海？”有民警提出了新的猜测，“夺妻之恨，是男人最不能容忍的。顾大海会不会是发现了刘小林和张永成的关系，所以杀了张永成？” 这个猜测，让民警们眼前一亮。顾大海是刘小林的丈夫，在铁路上做维护工，平时很少回家，性格老实巴交，村民们都说他脾气好，对刘小林言听计从，百般呵护。可越是这样的人，一旦被激怒，爆发出来的力量就越可怕。而且，顾大海是铁路维护工，对铁路沿线的环境非常熟悉，而张永成的尸体，正好埋在铁路线附近，这一点也非常可疑。 更重要的是，张永成遇害当晚，顾大海正在单位值班，他们的值班通常是单人值班，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他是否一直在岗位上，他完全有作案时间。种种迹象表明，顾大海的嫌疑越来越大。 长白山市公安局局长孙春光，之前是一名物理老师，逻辑思维缜密，办案风格严谨。他因为工作原因，和家人一直两地分居，晚上不忙的时候，就会给女儿打电话，给女儿辅导物理功课。这天晚上，他给女儿讲完功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桩案子的细节。 “凶手应该是张永成的熟人，而且和他有很深的仇恨，不然不会捅他13刀，置他于死地。”孙春光在心里琢磨着，“顾大海有嫌疑，可他性格老实，会不会真的因为感情纠纷杀人？还有张燕的托梦，实在太离奇了，难道真的只是巧合？”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民警们再次在村里展开走访，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位知情的老大姐。老大姐犹豫了很久，才悄悄对民警说：“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张永成遇害，恐怕还是因为感情的事。除了刘小林，他好像还和别的女人有牵扯，只是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 老大姐的话，让民警们意识到，张永成的感情生活，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他们立刻对刘小林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调查，很快，一个叫韩志刚的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韩志刚是村里的村民，和刘小林也认识，两人之前也曾一起做过山货生意。警方了解到，张永成遇害的第二天，韩志刚就突然从村里消失了，手机也无法接通，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更可疑的是，韩志刚和刘小林之间，也有着一段不正当的关系，在张永成之前，韩志刚曾是刘小林的情人。 这个发现，让案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刘小林的丈夫是顾大海，情人先是韩志刚，后来又变成了张永成；韩志刚因为刘小林，和张永成之间很可能存在矛盾；顾大海则因为妻子的背叛，对张永成怀恨在心。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缠绕在一起，让人看不清真相。 警方再次传唤了刘小林，面对警方提出的韩志刚，刘小林再也瞒不住了，只能承认了她和韩志刚的过往。“我和韩志刚也是做山货生意认识的，相处久了，就在一起了。”刘小林说，“可我慢慢发现，韩志刚这个人心胸特别狭窄，占有欲极强，我哪怕和别的男人说一句话，他都会生气、嫉妒，甚至还会对我发脾气。我不想和他纠缠下去，也不想和顾大海离婚，就想和他分手，可他一直不答应，还总是缠着我。” 刘小林说，韩志刚为了纠缠她，甚至故意趁着顾大海在家的时候，去她家找她，言语和行为都很过分，让她非常反感和害怕。后来，她认识了张永成，张永成的温柔体贴，和韩志刚的心胸狭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很快就爱上了张永成，和韩志刚的关系也越来越淡。 “韩志刚应该是察觉到了我和张永成的关系。”刘小林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在张永成遇害前两个月的一天晚上，我都已经睡了，韩志刚突然闯进我家，跟我说，他知道我和张永成的事，让我们赶紧断了联系，不然他就对张永成不客气。我当时很害怕，劝他别冲动，可他根本不听，骂了一顿就走了。” 种种线索都指向了韩志刚，他的嫌疑瞬间上升到了第一位。警方立刻赶往韩志刚的家，韩家人说，韩志刚去青岛看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了，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可民警们觉得不对劲，6月中旬，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女儿很快就要回家了，根本没必要大老远地跑去青岛看女儿，而且韩志刚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这显然不合常理。 就在这时，韩志刚的弟弟找到了警方，为韩志刚辩解：“我哥不是凶手，那天晚上11点左右，我还在我家看到他了，他一直在家，根本没有出去过，不可能去杀人。”韩志刚的弟弟还提供了韩志刚当晚的活动轨迹，说韩志刚那天晚上在家吃饭、看电视，之后就睡觉了，有家人可以作证。 可仅仅是家人的证词，并不足以排除韩志刚的嫌疑。警方认为，韩志刚的弟弟很可能是在为他做伪证。想要弄清真相，必须尽快找到韩志刚。 此时，案件的线索变得异常混乱，张燕的托梦、刘小林复杂的感情关系、顾大海的嫌疑、韩志刚的失踪，每一条线索都看似有道理，却又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民警们决定重新梳理线索，将突破口再次放在刘小林身上。 在警方的反复问询和心理疏导下，刘小林终于又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我家里有两把刀不见了。”刘小林低着头，声音有些颤抖，“案发前两个月，我看到顾大海把两把钢刀放在衣柜里，当时我还问他放刀干什么，他说就是用来防身的。可张永成遇害后，我整理衣柜的时候，发现那两把刀不见了。我之前没敢说，是怕你们怀疑顾大海，我和他毕竟夫妻一场，还是有感情的。” 警方立刻找到了顾大海，询问两把钢刀的事情。可顾大海却矢口否认：“我没有刀啊，什么两把钢刀，我不知道。”顾大海的反应，让民警们更加怀疑他。如果刀不是他拿的，他为什么要否认？如果他真的没有杀人，就算有刀，如实说出来就行了，没必要刻意隐瞒。 民警们推测，这两把钢刀很可能就是杀害张永成的凶器，顾大海杀人后，将刀藏了起来，或者扔到了某个地方。而且，顾大海熟悉铁路沿线的环境，很可能把刀扔在了人迹罕至的地方，难以寻找。 结合之前的线索，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顾大海发现了刘小林和张永成的不正当关系，心生怨恨，决定杀害张永成。案发当晚，他利用单人值班的机会，从单位偷偷溜出来，躲在刘小林家门口的沙堆旁，等张永成从刘小林家出来后，就上前对他行凶，捅了他13刀，致其死亡。之后，他用提前准备好的工具，将张永成的尸体运到铁路线附近的偏僻处掩埋，还清理了现场的痕迹。 而张燕之所以能准确说出埋尸地点，很可能是因为她无意中得知了顾大海杀人的事情。张永成遇害后，张燕来找刘小林打听弟弟的下落，刘小林不小心泄露了口风，让张燕知道了是顾大海干的。顾大海得知后，害怕张燕报警，就找到张燕，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帮忙隐瞒。张燕收了钱，可心里一直不安，觉得对不起弟弟，就用“托梦”的说法，告诉了警方埋尸地点。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警方对顾大海和张燕展开了更细致的调查，可调查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经过核实，顾大海和张燕根本没有见过面，张燕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不明款项。而且，警方还找到了顾大海当晚的值班记录，虽然是单人值班，但有铁路沿线的监控录像显示，顾大海当晚大部分时间都在岗位上，只有短暂的离开，根本不足以完成杀人、运尸、埋尸一整套流程。 就在这时，顾大海的弟弟又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张永成被害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哥偷偷给了我一个包裹，让我收好，还嘱咐我别告诉任何人。我好奇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两把钢刀，上面好像还有点污渍，我哥让我把刀藏好，别弄丢了。” 警方立刻让顾大海的弟弟把那两把钢刀交了出来。这两把钢刀通体黝黑，刀刃锋利，看起来很锋利。可让人奇怪的是，钢刀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血迹和指纹，显然是被人刻意处理过。技术部门对钢刀进行了仔细检测，发现刀上没有任何人体组织和血迹，而且刀刃的形状和张永成身上的伤口也不吻合，这两把钢刀并不是杀害张永成的凶器。 真相大白，顾大海并不是凶手。他之所以把钢刀交给弟弟藏起来，是因为张永成的迷彩服在他家门口发现，他害怕警方怀疑自己，所以才把刀藏了起来。而这两把钢刀，是他平时在铁路上工作时用的工具，属于管制刀具，他不敢让警方发现，所以才刻意隐瞒。最终，因为非法持有管制刀具，顾大海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 排除了顾大海的嫌疑，警方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韩志刚身上。为了尽快找到韩志刚，民警们想出了一个计策——引蛇出洞。 他们对外宣布，案件已经告破，凶手是顾大海，顾大海已经被警方逮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都以为案子真的破了，纷纷议论着顾大海的所作所为。而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韩志刚的耳朵里。三天后，一直失踪的韩志刚，竟然偷偷回到了村里。他以为警方已经结案，不会再追查下去，想回来看看情况，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民警。 韩志刚被抓获后，依旧矢口否认自己杀害了张永成，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不是说凶手是顾大海吗？怎么又抓我？我没有杀人，你们别冤枉我！” 面对韩志刚的狡辩，警方并没有急于审讯，而是立刻申请了搜查令，对韩志刚的家进行了全面搜查。韩志刚的家很乱，院子里堆着各种杂物，墙角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沐浴棚，就是用几根木棍搭起架子，外面挂着一块塑料布，平时用来洗澡。 民警们在沐浴棚的底部，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袋子被藏在角落，上面盖着一堆杂物。打开塑料袋后，里面装着两把尖刀，刀刃上还残留着一点点暗红色的痕迹，看起来像是干涸的血迹。民警们立刻提取了刀刃上的痕迹，送往技术部门检测。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在走访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村里有一位村民说，6月11号晚上，韩志刚曾向他借过一辆独轮车，说要运点沙子。“大晚上的运沙子，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可他说有急用，我就借给他了。”村民说，“第二天他把车还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车被洗得干干净净，一点沙子都没有，连车轮上的泥都被刷掉了。平时这独轮车用来运沙子、水泥，从来都是脏兮兮的，他把车洗得这么干净，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可也没多想。” 警方立刻找到了那辆独轮车，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检测。在独轮车底部的一块胶片上，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点血迹，经过dNA比对，证实这血迹正是张永成的。这个发现，让民警们兴奋不已，独轮车上有张永成的血迹，说明韩志刚用这辆独轮车运送过张永成的尸体。 很快，两把尖刀上的血迹检测结果也出来了，刀刃上的血迹，同样是张永成的。铁证如山，韩志刚再也无法抵赖，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杀害张永成的犯罪事实。 据韩志刚交代，他从一开始就深爱着刘小林，为了刘小林，他可以付出一切。可当他发现刘小林爱上张永成，要和自己分手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嫉妒和愤怒。他觉得，张永成抢走了他最爱的女人，是他的仇人。从那以后，他就对张永成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 在张永成遇害前两个月，他闯进刘小林家，警告张永成离刘小林远点，可张永成根本不听，还和他发生了争执。这次争执，让韩志刚的杀意越来越浓，他下定决心，要杀了张永成，夺回刘小林。 案发前几天，韩志刚就开始提前踩点，在铁路线附近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提前挖好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坑，准备用来掩埋张永成的尸体。2008年6月11号晚上，韩志刚带着两把尖刀，偷偷来到张永成家附近，想等张永成回家后下手。可等了很久，都没看到张永成回来，他就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他看到张永成从刘小林家走了出来，身上披着那件迷彩服上衣。看到张永成和刘小林在一起的证据，韩志刚瞬间怒火中烧，失去了理智。他冲了上去，二话不说，就用手里的尖刀朝着张永成捅了过去。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想着杀了他。”韩志刚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我用那把窄一点的单刃刀，朝着他的前胸捅了好几刀，他转过身，一边往后退，一边和我厮打。可他虽然个子高、力气大，但我当时红了眼，下手很重，他没反抗多久，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张永成倒在地上后，身上的迷彩服上衣掉在了地上，在厮打和挣扎的过程中，被踢到了刘小林家的柴垛底下。而衣服前胸的那个小洞，并不是刀刺的，而是张永成倒地后，在沙地上挣扎时，被沙子里的碎石划破的，再加上和柴草摩擦，边缘就变得粗糙，形成了那些毛茬。 杀害张永成后，韩志刚看到沙堆上流了很多血，他害怕被人发现，就立刻回家，推来了向村民借的独轮车，又找了一块塑料布，把张永成的尸体裹起来，装到独轮车上，运到了提前挖好的坑里掩埋。掩埋好尸体后，他又清理了现场的脚印，把独轮车洗得干干净净，还给了村民，试图销毁所有证据。 而韩志刚的弟弟，当晚确实看到了韩志刚。韩志刚运完尸体、清理好现场回家时，正好被从外面回来的弟弟看到。弟弟只看到哥哥浑身是汗，手里拿着一些工具，并没有看到尸体，也不知道哥哥杀了人。所以，弟弟之前的证词并不是伪证，他确实不知道哥哥的犯罪行为，韩志刚是单独作案，没有帮凶。 至于张燕的“托梦”，韩志刚说，他根本不认识张燕，和张燕没有任何关系。张燕能准确说出埋尸地点，纯粹是巧合。那天晚上，张燕因为担心弟弟，辗转难眠，无意中梦到了弟弟，梦里弟弟告诉她自己被埋在了铁路线附近。她醒来后，心里不安，就告诉了警方，没想到真的找到了弟弟的尸体。 案件水落石出后，刘小林和顾大海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经历了这件事，两人都无法再面对彼此，顾大海拘留期满后，就和刘小林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两人都离开了湾沟镇，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或许，他们是想找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摆脱这件事带来的阴影。 感情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刘小林、张永成、韩志刚、顾大海，四个人因为一段扭曲的感情，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韩志刚因为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剥夺了张永成的生命，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张永成因一时的冲动，陷入了不正当的感情纠葛，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刘小林在几段感情中摇摆不定，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顾大海则成了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承受了背叛和伤害。 2009年3月17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韩志刚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站在被告席上的韩志刚，满脸悔恨，可再多的悔恨，也换不回张永成的生命，也弥补不了对两个家庭造成的伤害。 至于张燕那个离奇的梦，直到现在，都没有科学的解释。有人说，这是姐弟情深，心灵感应；也有人说，这只是单纯的巧合。 第186章 山城绝恋：警花与浪子的错位爱恋 1988年深秋的重庆，雾比往常更浓些。星期天的市郊沙坪公园，黄桷树的叶子被秋风染成深褐，一片片打着旋儿落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萧平靠在吴苑怀里，藏青色的会计制服外套被风掀起一角，吴苑下意识地把她往自己这边紧了紧，他身上的警服还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那是前几天出警处理意外事故时沾上的。 吴苑的心跳有些快，指尖摩挲着萧平微凉的手背，斟酌了半天才开口，声音带着青年警察少有的局促：“平平，咱们是不是把咱们俩人的事……” 话没说完就被萧平轻轻打断。她抬眼望着他，眼底映着远处湖面的波光，嘴角弯起温柔的弧度。她太懂吴苑了，这个木讷却实在的男人，憋了这么久，无非是想把婚事定下来。“缘分天注定，我都听你的。” 吴苑眼睛一亮，语气瞬间雀跃：“那咱们把婚期定在元旦行吗？” “你说了算。”萧平的声音软乎乎的。 这简单的四个字，让吴苑瞬间红了耳根。他猛地将萧平紧紧搂在怀里，力道大得像是要把她揉进自己骨血里，下巴抵在她的发顶，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平平，我一定对你好！”公园里的风似乎都停了，只剩下两人交叠的心跳声，和远处孩童嬉闹的隐约声响。 1989年元旦的重庆，鞭炮声从凌晨一直响到正午。吴苑家的老巷子被红绸和鞭炮碎屑装点得格外热闹，街坊邻居挤在门口道贺，打趣着一身警服、身姿挺拔的吴苑，说他娶了个模样周正、性子温柔的好媳妇。萧平穿着大红的新娘装，头上盖着红盖头，被吴苑牵着走进院门时，指尖都在微微发颤。 闹洞房的人走后，屋内只剩下一盏暖黄的台灯。吴苑抱着萧平坐在床沿，指尖小心翼翼地拂过她的脸颊，眼神虔诚又炽热：“平平，你是我的挚爱。我会对你、对这个家负责的，我将为你付出我的所有，让你一生幸福。” 他的话还萦绕在耳边，萧平突然伸出双手捂住了他的嘴。两行热泪毫无预兆地滑落，顺着脸颊砸在吴苑的手背上，烫得他心头一紧。他知道，萧平这是动了真心，就像他对这份感情一样，纯粹又坚定。 婚后的日子，像浸在蜜罐里的糖。两人住在吴苑单位分配的小单间里，不足二十平米，却被萧平收拾得一尘不染。书桌一角摆着两人的结婚照，墙上贴着手写的家规，每一处都透着烟火气。 日子虽甜，却也藏着细碎的烦恼。萧平在解放碑附近的一家国营酒店做会计，单位离家足有十几公里。重庆的山城地形堪称“魔幻”，往往地图上显示只有五百米的距离，实际要爬几百级石阶，明明站在一楼门口，转身却发现身后是十八楼的平台。萧平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倒三趟公交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单位，晚上下班回家时，天早就黑透了。 吴苑在市公安局机关当警车驾驶员，时间相对灵活。自从结婚后，他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每天下班，要么提前回家做好饭菜，坐在门口等萧平回来；要么开着警车绕路去酒店接她，哪怕要多跑十几公里也心甘情愿。 重庆的冬天没有暖气，湿冷的空气能钻到骨头缝里。有好几次萧平加班到深夜，吴苑就把做好的饭菜装进铝制饭盒，揣在胸口，外面裹上厚厚的军大衣，冒着寒风往酒店赶。等找到萧平时，饭盒里的菜还冒着热气，他的胸口却被烫出了淡淡的红印。萧平的女同事们每次看到这场景，都忍不住羡慕：“平平，你可真是好福气，吴警官对你也太贴心了！” 萧平每次都被吴苑的细心打动，靠在他怀里轻声说：“阿苑，你真好，我下辈子还做你老婆。”吴苑总是笑着揉她的头发，把她往大衣里又裹了裹：“这辈子就够了，我要把这辈子的好都给你。” 1991年2月，他们的女儿欣欣出生了。粉嫩的小丫头裹在襁褓里，眼睛像极了吴苑。本以为这个小家会因为孩子的到来更添圆满，可出院前的体检报告，却给了两人沉重一击，欣欣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 女儿的病像一块巨石，压得两人喘不过气。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欣欣确诊后不久，双方四位老人的身体也接连亮了红灯。吴苑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和胃出血，稍微吃点硬东西就疼得直不起腰；父亲突发肠梗阻，手术后只能吃流食，常年需要人照料；萧平的母亲有冠心病和气管炎，一到秋冬季节就咳嗽不止，连下床都困难；萧平的父亲本就有脉管炎，左腿皮肤渐渐溃烂恶化，后来连走路都成了问题。 一家七口人，五个常年患病，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吴苑身上。他的工资并不高，既要支付老人和孩子的医药费，又要维持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即便如此，吴苑从来没有一句埋怨，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他每天下班先去医院看望老人，再回家照顾萧平和孩子，常常忙到后半夜才能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准时起床上班。 有一次欣欣突然发病，小脸憋得发紫，吴苑从单位狂奔回家，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跑。那天雨下得很大，他浑身湿透，却死死护着怀里的孩子，生怕她受一点凉。好不容易把欣欣安顿好，刚想喘口气，又接到电话说岳父病情加重，也住进了医院。 那时候萧平正在成都参加西南财经大学的自学考试和全国会计师资格统考，这是她准备了很久的考试，对她的事业至关重要。吴苑怕影响她复习，硬是把所有事都扛了下来，每天在两个病房之间来回奔波，给孩子打针喂药，给岳父端屎端尿，累得眼睛里布满血丝。 每次萧平打电话回来，他都装出轻松的样子：“放心吧平平，家里一切都好，有我呢。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别委屈了自己。”那些难熬的日夜，那些藏在心底的疲惫，他从来没跟萧平提过一个字。直到萧平顺利通过考试，拿着成绩单回家，从岳母口中得知真相时，当场就哭了，抱着吴苑说不出一句话。 1995年4月，在吴苑的全力支持下，萧平拿到了自学考试文凭，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提拔为酒店财务主管兼餐饮部经理。事业蒸蒸日上，萧平成了别人口中“能干的女强人”，而吴苑，依然是那个默默付出的后盾，做她成功背后的男人。 可吴苑不知道，这份日复一日的付出，在萧平眼中渐渐变了味。随着职位的提升，萧平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身边的朋友穿名牌、戴首饰，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再看看家里紧巴巴的日子，看看吴苑一身洗得发白的警服，心里渐渐生出了落差。她觉得吴苑太过平凡，日子太过平淡，平淡到索然无味，曾经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和病痛的消磨中，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萧平像很多追求体面的女人一样，渴望有个体面的丈夫，有优渥的生活，有让人羡慕的地位。可现实告诉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在她内心纠结之际，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生活，打破了这份平静。而这个男人的出现，还和吴苑有着直接的关系。 1995年下半年，吴苑心疼萧平每天早出晚归太过辛苦，托了不少朋友，终于把她调到了一家离家较近的私营公司做财务经理。这家公司规模不大，但待遇优厚，最重要的是，离家只有三公里，萧平再也不用每天折腾几个小时赶公交车了。 萧平本身长得漂亮，气质温婉，又手握公司财务大权，一到新单位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公司的小车司机林某。林某四十多岁，身高一米八左右，浓眉大眼，穿着得体，身上带着成熟男人的韵味，说话做事也显得十分周到，在公司里很受女同事欢迎。可没人知道，这副温和的皮囊下，藏着怎样龌龊的心思。 萧平上班第一天，林某就注意到了她。看着这个气质清冷、自带疏离感的女人，林某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拿下。萧平在同事面前总是一副“冰公主”的样子，不爱说话，也不与人过多攀谈，这份清冷，反而让林某更加着迷。 从那以后，林某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萧平。每天准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要么递上一份报纸，要么笑着问一句：“肖经理，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吗？”工作上有上传下达的文件，他总是主动揽过来，小心翼翼地送到萧平桌上；萧平需要用车外出办事，他提前把车收拾干净，还会在车里放上一些精致的小零食，都是萧平无意间提过喜欢吃的。 林某很懂女人心，知道怎么恰到好处地关心人，怎么说好听的话。他会夸萧平穿得好看，夸她工作能力强，夸她比同龄人更有气质。哪个女人不喜欢被人认可和赞美？萧平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她对这个细心周到的男人，渐渐放下了戒备，偶尔也会让他帮忙办些私事。 一天傍晚，萧平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林某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笑容温和：“肖经理，能赏个脸吗？想请您吃顿晚饭，算是为您接风洗尘。” 萧平愣了一下，心里有些犹豫。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她对林某确实有几分好感，但她清楚自己是有家庭的人，不能和别的男人单独吃饭。她轻轻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今天还有事，下次吧。” 被拒绝后，林某脸上没有丝毫尴尬，反而笑着点了点头：“好，那我下次再约您。您路上注意安全。”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态度坦然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之后的日子，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关心萧平，那份殷勤没有丝毫减退，反而更加得体。 又过了一个多月，下班时分，林某再次拦住了萧平，语气依旧诚恳：“肖经理，这一次您就赏光吧，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请教一些财务上的小事，顺便感谢您平时对我的关照。” 萧平看着他真诚的眼神，心里犯了难。上一次已经拒绝过一次，这次再拒绝，未免太过不近人情。犹豫了片刻，她点了点头：“好吧，就这一次。” 林某选了一家藏在老巷子里的西餐厅，环境幽静，灯光柔和，空气中弥漫着牛排的香气和轻柔的爵士乐。餐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旁边还放着一瓶红酒，倒在高脚杯里，泛起淡淡的酒红色光晕。 吃饭的时候，林某很会找话题，从工作聊到生活，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感悟。他谈吐得体，见识广博，哪怕是一些萧平不熟悉的话题，他也能说得津津有味。萧平渐渐放松下来，和他聊得十分投机。酒过三巡，两人聊到了婚姻家庭，萧平不自觉地说起了家里的琐事，说起了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林某默默听着，时不时点头附和，眼神里满是理解和心疼。他趁机说：“平平，你这么好的女人，不该过这样的日子。”这一声亲昵的“平平”，让萧平心头一颤，却没有反驳。那天晚上，她被林某的能说会道和温柔体贴深深打动，心里忍不住拿他和吴苑对比。 吴苑木讷寡言，不懂浪漫，只会用行动表达关心；而林某，懂她的心思，能给她想要的情绪价值。 从那以后，萧平对林某的好感越来越深，对吴苑的不满也渐渐滋生。在林某的映衬下，吴苑的平凡和笨拙愈发明显，家里的日子也显得更加枯燥无味。那些曾经让她感动的付出，如今看来都成了“不懂情趣”的证明；家里的老人和患病的孩子，也渐渐成了她眼中的负担，让她心生厌烦。 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一点点小事就能引发争吵。吴苑察觉到了萧平的变化，却只当她是工作压力太大，依旧对她百般迁就，想让她开心一点。可他越是退让，萧平就越是得寸进尺，对这个家越来越冷淡。 林某把萧平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知道时机渐渐成熟了。他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意，对萧平的称呼也彻底变了，从“肖经理”变成了亲昵的“平平”。一天，他趁着两人单独相处，语气温柔地说：“平平，别为生活发愁。我有上百万的家产，还开了一家服装店，我有能力帮你摆脱现在的困境，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番甜言蜜语，再加上林某英俊的外表和成熟的气质，让比他小十四岁的萧平彻底沦陷了。她看着眼前的男人，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依靠。 又过了几天，林某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故意装出犹豫的样子，对萧平说：“平平，你太需要人照顾了。你又没有哥哥，不如我做你哥哥吧，以后我来照顾你。” 萧平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心跳快得像是要跳出胸腔。她低着头，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眼底满是羞涩和慌乱。林某见状，不再犹豫，伸手一把将她揽进怀里。萧平的身体僵了一下，想要推开他，却被他抱得更紧。紧接着，林某低头吻了上去，带着侵略性的气息包裹了她，让她瞬间失去了所有反抗的力气。 回到家后，萧平心里又愧疚又慌乱，却还是对吴苑说：“阿苑，我们单位有个林大哥，人特别好，也很能干，他说能帮我们找点钱，解决家里几万块钱的欠款。” 吴苑愣了一下：“你们单位的司机？” “对，你别看着他是司机，人家自己有生意，特别能挣钱，当司机就是图个充实。”萧平急忙解释道。 吴苑对萧平向来百分百信任，没有丝毫怀疑，当即点了点头：“那就好，要是真能帮上忙，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他从来没想过，这个所谓的“林大哥”，会成为摧毁他们家庭的导火索。 林某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和萧平的关系，也为了让吴苑彻底放下戒备，他特意带着自己的妻子，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到吴苑家，说是要认萧平的父母当干爹干妈。林某的妻子看起来温柔贤惠，对萧平十分热情，一口一个“妹妹”叫着，让吴苑和萧平的父母都放下了戒心。可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林某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没过多久，萧平就跟吴苑说：“阿苑，咱们筹点钱，跟林大哥一起做服装批发生意吧。他说这生意肯定能赚钱，等咱们赚了钱，就能还清欠款，还能给欣欣治病，给爸妈买药。” 这话其实是林某早就跟萧平说过的。他知道吴苑家里困难，故意用“赚钱”诱惑萧平，让她动员吴苑出钱。在林某的花言巧语和萧平的软磨硬泡下，吴苑四处借钱，凑了两万块钱交给了林某，满心期待着能靠这笔生意改善家里的生活。 从那以后，林某经常以“跑业务”为由，带着萧平下班后一起外出。有时候是去批发市场考察，有时候是去见所谓的“客户”，两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暧昧。吴苑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看着萧平满心欢喜的样子，再想到家里的困境，终究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半年后，林某一脸沮丧地找到萧平，语气沉重地说：“平平，对不起，生意亏了，一共亏了一万多。” 萧平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强装镇定地安慰他：“大哥，做生意哪有只赚不赔的，有赚有赔很正常。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关系的。” 林某一听，立刻露出感激的神色：“平平，你真是个好女人。虽然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这次是我没做好，责任在我，我担大头。”最后，他只让萧平承担了五千块钱的损失，剩下的都由他“承担”。 这件事让萧平更加觉得林某慷慨仗义，对他愈发信任。可她不知道，林某所谓的“服装批发生意”，根本就是传销。他拿着吴苑的钱，一部分用来讨好萧平，一部分自己挥霍，所谓的“亏损”，不过是他编造的谎言。在他的哄骗下，萧平又偷偷借了一笔钱，跟着他一起做“传销生意”，两人整天形影不离，甚至经常一起外出游玩，林某出手阔绰，对她有求必应，彻底俘获了她的心。 林某渐渐变得肆无忌惮，不仅经常在萧平家吃饭，有时候连星期天都赖在她家不走。一开始，吴苑还觉得没什么，可时间久了，他也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一个外姓男人，整天在自己家里出入，和自己的妻子过分亲密，换做谁都会心里不舒服。 一天，吴苑忍不住对萧平说：“平平，林大哥在咱们家走得太勤了，你说嫂子会不会有意见啊？” 萧平一听，立刻沉下脸来，语气不满：“吴苑，你什么意思？又不是我喊他来的，不就是添双筷子多个碗的事吗？你别没事找事。” 见萧平不高兴，吴苑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不想和萧平吵架，只能默默忍受。可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林某一把将萧平搂进怀里，萧平没有反抗，反而一脸依赖。这个梦让他彻夜难眠，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96年初春。一个深夜，已经十一点多了，吴苑刚从单位加班回来，一进门，客厅的电话就响了。他怕铃声吵醒萧平，赶紧冲过去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林某暧昧的声音，带着几分醉意：“平平，我的好妹妹，我好想你啊，没你在身边我都睡不着觉。” 吴苑的怒火瞬间冲上头顶，握着听筒的手忍不住发抖，咬牙骂道：“姓林的，你混账东西！” 林某却丝毫不惧，语气轻佻：“吴苑？你凶什么凶？我跟平平说着玩呢，你至于这么认真吗？” 吴苑气得浑身发抖，挂了电话后，立刻给林某的妻子打了电话，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林某的妻子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当即逼着林某去吴家说清楚。 大半夜的，林某和他的妻子匆匆赶到吴家。萧平见状，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摆出经理的架子，对着吴苑劈头盖脸地训斥：“吴苑，你这是干什么？没事生非是吧？林大哥就是跟我开玩笑，你至于闹成这样吗？” 最后，萧平逼着吴苑给林某和他的妻子道歉，这件事才勉强了结。那天晚上，吴苑一夜未眠，躺在床上，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全心全意爱着的女人，在关键时刻，竟然站在别的男人那边，反过来指责他。这份委屈和心酸，让他几乎崩溃。 经此一事，林某更加不把吴苑放在眼里，甚至经常故意羞辱他。有一次，林某拎着一条草鱼来到吴家，吃饭的时候，当着萧平的面，轻蔑地对吴苑说：“兄弟，不是我瞧不起你，当个小警察，又穷又没本事，你拿什么养活我妹妹？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妹妹是要换教的。” “换教”是重庆方言，意思是离婚。吴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两口子的事，不用你管。” 林某却像是没听见一样，继续嘲讽：“小兄弟，不怕你多心，我妹妹在外边见的男人多了，有权有钱的哪个不比你强？你自己不努力，到时候别怪我妹妹跟你离婚。” 吴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说了一句“你别太过分”，便起身摔门而去。那天晚上，他又是一夜无眠，心里的怒火和委屈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他吞噬。 第二天，吴苑正式跟萧平提出：“你以后不要再跟姓林的来往了，他心术不正，不是什么好人。” 萧平一听，立刻急了眼，大声反驳：“吴苑，你胡说八道什么？林大哥这么说，都是为了激发你的斗志，让你灵活点，多找点钱，早点还清家里的欠款。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你怎么好赖不分呢？” 萧平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扎在吴苑心上。他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场争吵，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僵。 199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重庆突降暴雨，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吴苑担心萧平淋雨着凉，拿着雨伞，又给她打了好几个传呼，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他放心不下，披上雨衣就往外走，准备去公司接萧平。 刚走出家门不远，一辆出租车溅着水花疾驰而来，猛地停在吴苑家楼下。吴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只见萧平从车上下来，而撑着伞、小心翼翼护着她的，正是林某。林某把萧平送到楼道口，还伸手帮她拂去肩上的雨水，动作亲昵无比。 吴苑的怒火瞬间直冲脑门，他气冲冲地冲回家，等萧平进门后，质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传呼？为什么要让姓林的送你回来？” 萧平见吴苑生气，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比他更凶，又哭又闹：“吴苑，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暗中监视我？是不是跟踪我？你根本就不信任我！” 一片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吴苑心里又气又委屈。他看着眼前蛮不讲理的萧平，突然觉得无比陌生。这是他第一次和萧平真正意义上的争吵，他气得浑身发抖，萧平也被他的样子吓住了，一时竟忘了哭闹。 见萧平安静下来，吴苑强压着怒火，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不要再认姓林的当哥哥；第二，以后不准再和他来往；第三，每天晚上八点之前必须回家。” 萧平怕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破天荒地答应了。从那以后，林某果然很少再出现，萧平也按时回家，主动做家务、照顾孩子，俨然又变回了以前那个贤妻良母。吴苑心里十分欣慰，以为日子能重回正轨，两人的感情也能破镜重圆。可他不知道，这平静的背后，隐藏着一场更大的阴谋。 1997年8月份开始，萧平总是在吴苑面前唉声叹气，抱怨家里负担太重，欠款太多，日子没法过。自从上次见识过吴苑发火的样子后，她不敢再和吴苑硬刚，转而采用软策略。每天晚上，两人独处的时候，她就依偎在吴苑怀里，温柔地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会绕到家庭负担上，语气里满是无奈。 一天晚上，萧平看着吴苑，语气平和地说：“阿苑，咱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四个老人都体弱多病，欣欣又要常年治病，照这么下去，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我想着，不如咱们离婚吧，重新组合家庭，或许对大家都好。” 一开始，吴苑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放在心上。可后来，萧平一次又一次地提起离婚，他才意识到，她是认真的。有一次，萧平直接跟他摊牌：“吴苑，我在单位大小也是个经理，别人都以为我活得潇洒，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活得有多窝囊、多无奈。你作为丈夫，除了勤劳持家、孝顺老人、照顾孩子，还能给我什么？其他女人该有的，我一样都没有。我并不比别人差，凭什么我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萧平的话，像一道惊雷，狠狠砸在吴苑心上。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结婚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这个家，为了妻子、孩子和老人，他拼尽全力付出，可到头来，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评价。他沉默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 那天晚上，吴苑彻夜未眠。他反复回想萧平的话，心里充满了自责。是啊，萧平长得漂亮，能力又强，跟着他确实受了不少委屈。这么多年，他没给她买过一件金首饰，没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皮衣，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旅行都没带她去过。他承诺过要让她幸福，可他却没能做到。 “既然我不能给她幸福，不如就放她一条生路吧。”吴苑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却始终不忍心主动提出来。又过了两个多月，萧平再次提出离婚，这一次，吴苑爽快地答应了。 “离婚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吴苑看着萧平，眼神里满是不舍，“为了不让欣欣和四位老人伤心，咱们悄悄办手续，任何人都不要告诉。” 萧平愣了一下，心里莫名一酸。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哪怕被伤害到这种地步，心里想的还是她的家人。那一刻，她想起了两人刚结婚时的甜蜜，想起了吴苑对她的种种好，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可这份感动，很快就被对林某的执念淹没了。 “离婚以后，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给你幸福的人。”吴苑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要是没合适的，我和女儿随时等你回来。” 1997年11月初，两人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同事、朋友都不知道，就连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萧平母亲，也没有看出丝毫破绽。为了弥补对萧平的愧疚，吴苑主动放弃了大部分财产，把家里值钱的电视机、录像机、电风扇等物件，都用警车送到了萧平的娘家。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算得上是“硬通货”，是吴苑省吃俭用好几年才攒钱买的。 送萧平回娘家时，萧平的父亲才知道两人已经离婚的消息。萧平的母亲一直把吴苑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得知消息后，老泪纵横，拉着吴苑的手问：“阿苑，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就离婚了？”吴苑和萧平都低着头，谁也不肯说话。 吴苑转身准备离开，车子刚发动，他又停下，探出头对萧平说：“平平，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说完，他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疾驰而去。后视镜里，萧平的身影越来越小，吴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怕自己再多待一秒，就会忍不住挽留。 本以为离婚后两人能各自安好，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电话，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1998年2月14号，西方情人节。傍晚时分，吴苑正在家里给欣欣补习功课，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 “喂，请问萧平在吗？”电话那头是萧平的一个好姐妹，语气带着几分随意。她并不知道吴苑和萧平已经离婚了。 “她不在。”吴苑的声音有些沙哑。 “不在？那她又去情人林那边了呗。”对方随口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说完就挂了电话。 “情人林”三个字，像一把尖刀，狠狠扎在吴苑心上。他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原来，萧平离婚，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她早就和林某勾搭在了一起。巨大的痛苦和愤怒席卷了他，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第二天，吴苑找到了林某的前妻。对方一见到他，就忍不住叹气：“哎，我们去年8月份就离婚了。那姓林的就是个骗子，他根本就没什么家产，我开个体户赚的钱，全被他榨干了。他骗完我的钱，就把目标盯上了你媳妇。” 从林某前妻口中，吴苑还得知了更多真相：萧平没和他离婚、林某也没和妻子离婚的时候，两人就已经在外边租了一套小房子，偷偷同居了；林某所谓的“家产”和“生意”，全都是骗萧平的；他之前对萧平的种种好，不过是为了骗取她的信任，想从她身上榨取更多的钱。 得知真相后，吴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睡不语。他没有怨恨萧平的背叛，反而满心都是担心。他太了解林某的为人了，知道萧平跟着他，肯定不会有好结果。他想方设法联系上萧平，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劝她赶紧和林某断绝关系：“平平，那姓林的已经结过三次婚了，就是个吃软饭的花花公子，你别再被他骗了。” 可此时的萧平，已经深陷林某的温柔陷阱，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告。她觉得吴苑是因为嫉妒林某，才故意诋毁他，反而对林某更加依赖。 阳春三月，萧平所在的公司组织员工去郊外团建。那天晚上，大家在度假村的舞厅唱歌跳舞，十分热闹。萧平一开始和林某待在一起，可没过多久，就发现林某不见了。她心里有些不安，四处寻找，路过一个小包房时，隐约听到里面传来暧昧的声响，还有林某的声音。 萧平的心跳瞬间加快，她猛地踹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崩溃，林某正和一个陌生女人搂在一起，举止亲昵。林某看到萧平闯进来，愣了一下，随即脸色一沉，对着她厉声呵斥：“你给我滚出去！谁让你进来的？” 萧平又气又恨，抬手就朝着林某的脸打过去。可她一个柔弱女子，根本不是林某的对手。林某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用力一推，萧平踉跄着摔倒在地上。巨大的羞耻和愤怒涌上心头，萧平再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当着闻声赶来的同事的面，又哭又闹。 这件事之后，萧平才幡然醒悟。她终于看清了林某的真面目，也开始怀念吴苑的好。那些曾经被她忽略的温柔和付出，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她后悔了，想和林某断绝关系，重新回到吴苑身边。 可林某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他见萧平想分手，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恶狠狠地说：“我碰过的女人，除非我主动放弃，否则谁也别想离开我。你想分手，没门！” 萧平被他的威胁吓住了，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萧平的父亲脉管炎恶化，逐渐向癌症转化，住进了离家很远的西南医院。 吴苑得知消息后，二话没说，主动和萧平的表哥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他每天下班就往医院跑，给老人喂饭、洗脸、擦身、端屎端尿，比亲儿子还要周到。有好几次，萧平去医院看望父亲，看到吴苑忙碌的身影，心里满是愧疚和感动。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再想想林某的绝情，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在医院照顾老人的日子里，吴苑和萧平有了更多的接触。两人之间的气氛渐渐缓和，曾经的隔阂也慢慢消散，两颗心重新靠近。吴苑看着萧平憔悴的样子，心里十分心疼，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从林某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1998年5月11号晚上九点多，吴苑、萧平和萧平的表哥正在医院陪伴刚做完手术的老人。就在这时，林某突然追到了医院，强行拉着萧平，让她跟自己回家。 “我爸刚下手术台，我不能走！”萧平拼命挣扎，语气带着哀求。 林某根本不管不顾，用力拉扯着萧平。争执中，他抬手就给了萧平一个耳光，萧平的脸瞬间红肿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吴苑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怒火中烧，立刻拨打了110。民警赶到后，林某才不甘心地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萧平鼓起勇气，正式跟林某提出分手。为了避开林某的纠缠，她还特意调到了一家远离之前单位的公司上班。可林某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5月12号下午，他偷偷溜进萧平的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双腿搭在办公桌上，态度嚣张：“萧平，你说不处就不处了？老子偏要跟你处，你休想摆脱我！” 从中午到下午，林某一直待在萧平的办公室里，不许她离开半步，还对她恶语相向。下午四点多，吴苑给萧平打电话，说下班后来接她一起去医院给老人送饭。萧平被林某缠得心烦意乱，对着电话吼道：“你别来烦我，我没空！” 吴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立刻给萧平的表哥打电话：“哥，你快去平平的公司看看，她好像出事了。” 萧平的表哥赶到公司后，果然看到林某在纠缠萧平。他知道林某性格野蛮，不讲道理，怕他狗急跳墙伤害萧平，立刻给吴苑打了电话。吴苑不敢耽搁，带着表哥12岁的儿子，开着警车赶了过去。 为了避免和林某发生正面冲突，吴苑把车停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让侄子以“补习功课”为由，上楼喊萧平下班。可林某根本不买账，不仅不许萧平走，还对着侄子破口大骂，把他赶了下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已经快七点了。萧平的表哥决定亲自上楼叫萧平。可林某依旧态度强硬，不许萧平离开，还和表哥吵了起来。吴苑在楼下等着，看着整栋办公楼只剩下萧平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隐约能看到林某和萧平争吵的身影，心里焦急万分。 他想起了这几年所受的委屈：林某的羞辱、萧平的背叛、家庭的破碎……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恨不得立刻冲上楼去，和林某拼命。可理智告诉他，自己是警察，不能冲动，否则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又过了十多分钟，楼上的灯灭了。萧平的表哥和林某怒气冲冲地走下楼，两人还在争吵。而萧平，被林某死死拽着胳膊，往另一个方向拖。她的脸上满是泪水，眼神里满是绝望，挣扎着想要挣脱，却被林某拽得更紧。 吴苑看着心爱的女人被如此对待，心疼得无以复加。他慢慢发动车子，跟在两人身后。当车子距离他们还有二十多米时，他对着萧平大喊：“平平！平平！” 林某听到声音，不仅没有松手，反而更加用力地拽着萧平，还恶狠狠地回头瞪了吴苑一眼，不许萧平回头。看着萧平痛苦的样子，感受着林某的挑衅，吴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真他妈欺人太甚！”他骂了一句，狠狠一脚踩下油门，警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 “砰！”一声巨响，林某被警车撞得贴在了墙上，当场死亡。萧平也被车头撞飞了好几米，重重地摔在路边，失去了意识。 吴苑急忙下车，连看都没看林某一眼，冲到萧平身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一边哭一边喊：“平平，你怎么样？平平，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想害你的……” 遗憾的是，萧平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因为伤势过重，成了植物人。一场因背叛引发的悲剧，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收场。 这起警员杀人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很多人都同情吴苑的遭遇，觉得他是被林某和萧平逼到了绝境。他性格内向，踏实肯干，对家庭负责，对妻子温柔，可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1998年7月底，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法庭上，吴苑满脸悔恨，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让旁听席上的人们唏嘘不已。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有多少苦衷，杀人偿命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1998年11月12号，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吴苑死刑。 这场悲剧，受伤的不仅仅是吴苑、萧平和林某三个人。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因此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六位老人悲痛欲绝，尤其是萧平和吴苑的父母，本就体弱多病，经此打击，身体更是一日不如一日。还有年仅七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欣欣，从此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只能由年迈的祖父母轮流照顾。 一场错位的爱恋，一次愚蠢的背叛，最终毁掉了三个家庭，留下了无尽的悔恨和伤痛。 第187章 老实屠夫6天屠12人，藏在温顺面具下的滔天恨意 2006年的吉林省通化市，秋意已浸透了长白山余脉的每一寸土地。山间的风卷着蒿草与庄稼的气息，掠过一个个散落的村落，本该是收获的安宁时节，一场足以震惊全国的血腥风暴，却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周六悄然酝酿。 谁也不会想到，那个平日里闷不吭声、杀猪手艺精湛的农民，那个守着新房新车、对妻儿眉眼带笑的男人，会在短短6天里，挥舞着冰冷的杀猪刀，将12条鲜活的生命送入黄泉，另有5人倒在他的刀下重伤垂危。 古稀老人的哀嚎、发小挚友的不解、乡邻的惊恐逃窜，都没能停下他失控的脚步。一个人人称道的老实人，为何会一夜之间沦为令人发指的杀人魔王？这起轰动全国的“石跃军通化连环杀人案”背后，藏着的是积压多年的屈辱，还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性格悲剧？ 2006年9月23日，夜色还未完全褪去吉林通化县二密镇的轮廓，寂静的街道上只有零星的犬吠，偶尔传来早起农户推门的吱呀声。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周六，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在雄鸡此起彼伏的啼鸣中苏醒，袅袅炊烟裹着淡淡的柴火与蒿草味，漫过家家户户的院墙。 村里的日子早已不是过去单一的农耕模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透了这片黑土地，党的好政策让农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种地不再是唯一的生计。有人搞起了家禽养殖，有人开起了村口的小卖店，还有人靠着一门手艺走南闯北，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村东头的石跃军家，便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靠着屠宰生猪、赶集贩卖的营生，石跃军硬生生攒下了家业，一个宽敞的大院，三间亮堂的砖瓦房在村里格外扎眼，右侧整齐排布着猪圈、屠宰作坊和猪肉储存间，血腥味与猪粪味常年交织，却在石跃军眼里是生活的底气；左侧的铁门车库里，停着他视若珍宝的福田牌白色半截子货车，那是他拉猪、赶集的得力帮手，也是家里日子红火的象征。大院外，还有几亩自家的田地，农忙时种些庄稼，农闲时便一心扑在杀猪卖肉的生意上。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石跃军就像往常一样，发动了那辆半截子货车，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头的宁静。他要赶去和平乡大力村收猪，足足买了4头肥壮的生猪，盘算着周日去通化县干沟乡赶集，这几头猪能卖个好价钱，足够给妻子添件新衣裳，给小儿子买些零食。 换作往常，拉着满车的生猪回家，石跃军脸上总会带着藏不住的笑意。他平生就两大爱好，一是爱听田震的歌，那略带沙哑却铿锵有力的嗓音，总能让他在疲惫时找到慰藉，仿佛所有的辛苦都能在歌声里消散；二便是杀猪，锋利的杀猪刀在他手里翻飞，从放血、褪毛到开膛破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每一次挥刀都像是在雕刻自己的生活，靠着这门手艺，他撑起了一家四口的生计，让妻子贤惠持家，让一双儿女衣食无忧。 可9月23日这一天，石跃军的脸上却看不到半分喜色，眉宇间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烦躁像无数条细小的蚯蚓，在他的心底钻来钻去，啃噬着他的理智。这份烦躁，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四个月前就埋下了种子，且愈演愈烈。 时间倒回当年5月初，通化县二密镇的个体屠宰户李振军，承包了镇上的屠宰点，成了手握实权的屠宰点管理员。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周边村屯所有的肉贩子，都必须将生猪送到这个屠宰点进行统一屠宰、检疫，拿到合格证明后才能上市销售。这本是规范市场的正常举措，可在石跃军眼里，却成了一道“抢钱”的门槛。 每头猪要缴纳63块钱的屠宰费和检疫费，看似不多，可对于靠薄利多销的石跃军来说，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让他无法忍受的，不是这笔费用，而是李振军这个人。在石跃军的口中，李振军仗着自己是屠宰点管理员，动辄高收费、乱罚款，靠着手中那点权力肆意刁难乡邻，把屠宰点变成了自己谋利的工具。 “本来一头猪就挣不了几个钱，经他这么一盘剥，几乎就没剩多少利润了。”石跃军不止一次地在妻子面前抱怨，语气里满是不甘与愤怒。可抱怨归抱怨，他不敢真的反抗，李振军在镇上有关系，要是得罪了他，以后连杀猪卖肉的门路都可能被断。 为了少交点费用，石跃军动起了歪心思。他每次去屠宰点，都会先在家里偷偷杀一头猪，把猪肉藏好，再拉着一头生猪去屠宰点“走个过场”。这样一来，就能省下一头猪的63块钱费用，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终究没能逃过李振军的眼睛。 有一次，石跃军又如法炮制，带着家里杀好的猪肉和一头生猪来到屠宰点，刚把猪肉从车上卸下来，就被李振军抓了个正着。李振军当场翻脸，不仅没收了他藏的猪肉，还撂下狠话，要罚他3到4万元。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石跃军大半年的收入，足以压垮整个家。 石跃军慌了神，连忙托了各种关系，找熟人给李振军说好话，软磨硬泡了好几天，又凑了几千块钱交了罚款，这才勉强了事。可这件事，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石跃军的心里。他固执地认为，李振军就是故意针对他、刁难他，是想把他逼上绝路。 石跃军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钱，那是他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底气，也是支撑他养活全家的支柱。李振军的没收与罚款，不仅让他损失了钱财，更让他觉得自己的尊严被踩在了脚下。从那天起，他就和李振军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怨，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滋生。 杀死李振军，报仇雪恨。 复仇的怒火在他胸腔里燃烧，让他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里魂不守舍。家里人很快就察觉到了他的异常，往日里虽沉默寡言，但总会主动和妻儿说话的石跃军，变得越来越孤僻，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两眼发直，不管谁叫他都不理不睬。 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遍遍追问他是不是有心事。石跃军偶尔会憋出几句，说有人欺负他，不让他好好做生意，语气里满是怨毒。担心他出什么事，家人带着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叮嘱他要放宽心，多出去走走，适应社会的规则，不要钻牛角尖。 为了缓解他的情绪，妻子拿出家里的积蓄，带着他去南方旅游了一大圈，辗转好几个城市，想让他散散心，忘掉那些烦心事。可温柔的亲情、沿途的风景，终究没能浇灭他心底的仇恨之火。从南方回来后，石跃军每次去屠宰点杀猪，只要看到李振军，就会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猪的身上，挥舞着杀猪刀，力道比往常大了数倍，每一刀都带着咬牙切齿的狠劲，仿佛刀下的不是生猪，而是他恨之入骨的李振军。 9月23日这一天，看着车上的4头生猪，石跃军知道，明天还要赶集卖肉，再不愿意，也得去李振军的屠宰点。一想到又要送上门去受气，又要看着李振军那副盛气凌人的嘴脸，他就觉得胸口发闷，一个声音在心底不断回响：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下午3点，石跃军在村里的理发店理了发，镜子里的男人头发整齐，面容憨厚，谁也看不出他心底的疯狂。理完发后，他径直走进了村里的药店，不动声色地买了两小瓶鼠药，揣进了口袋。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李振军这次再敢刁难他，他就亲手杀了李振军，然后喝药自杀，一了百了。 夜幕渐渐笼罩了二密镇，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只有几家饭店还亮着灯，传出零星的酒肉谈笑声。石跃军把4把磨得锋利的杀猪刀藏在车里，拉着两头生猪，缓缓驶向李振军的屠宰点。 卸下车后，他在屠宰点转了一圈，却没看到李振军的身影。几经打听，才得知李振军正在镇上的一家饭店里和人喝酒吃饭。石跃军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握着杀猪刀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一步步朝着那家饭店走去。 饭店里烟气缭绕，李振军正和两个朋友推杯换盏，桌上摆满了酒菜。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石跃军的心跳骤然加快，心底的恨意几乎要冲破胸膛。他平日里滴酒不沾，此刻却径直走了过去，拿起桌上的酒杯，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白酒，仰头一饮而尽。辛辣的白酒灼烧着他的喉咙，也点燃了他心底最后的理智。 李振军看到石跃军，脸上露出几分玩味的神色，却也没多说什么，任由他坐在一旁喝酒。几个人又喝了一阵子，李振军提议打麻将，丝毫没有要回去帮石跃军屠宰生猪的意思。石跃军压着心底的怒火，坐在一旁看着他们搓麻将，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煎熬，杀猪刀的寒意透过衣料，传到他的皮肤上。 这一场麻将，一直打到了半夜快12点。走出饭店时，夜色已深，街道上寂静无声，只有路灯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刚走出不远，两人就遇到了二密镇干沟村的另外两名个体屠宰户，几人又临时起意，走进了一家肉串店，点了肉串和啤酒，继续喝了起来。 酒过三巡，李振军带着几分醉意，当着另外两人的面，目光直视着石跃军，语气带着明显的威胁：“你小子，这回没带家里屠宰的肉来吧？”石跃军心里一紧，连忙陪着笑脸回答：“没带，真没带。” “我可告诉你，别跟我耍小聪明，你要是再敢私自带肉，小心老子收拾你！”李振军拍着桌子，语气颐指气使，眼神里满是不屑。石跃军低着头，重复着“我没带”，可心底的怒火已经彻底失控，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李振军还在不依不饶地呵斥：“我现在在喝酒，别惹我不高兴，不然老子现在就收拾你！” 李振军永远不会知道，他这番嚣张的话语，成了压垮石跃军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个平日里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的老实人，此刻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畏惧，只剩下冰冷的杀意。 凌晨时分，酒局终于散场。石跃军开车载着李振军和另外两名屠宰户，行驶在空旷的公路上。车子驶出去不远，石跃军以“顺路送你们回家”为由，把另外两名屠宰户劝下了车。车厢里只剩下他和李振军两人，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 就在两名屠宰户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后，石跃军猛地踩下刹车，从座位底下抽出一把杀猪刀，直指李振军的胸口，声音沙哑而冰冷：“你处处为难我，我忍你很久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振军瞬间清醒，酒意荡然无存。他看着石跃军眼中的杀意，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求饶：“跃军，别冲动！我错了，我不该刁难你，我给你办个合法的杀猪点，以后不收你的费用了，你别杀我！” 此刻的石跃军，早已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李振军的哀求在他耳边如同耳旁风。他没有丝毫犹豫，握着杀猪刀猛地刺了过去。李振军惨叫一声，倒在车厢里，鲜血瞬间染红了车厢的地板。石跃军红着眼，又补了几刀，直到李振军彻底没了气息，才停下手中的刀。 杀了李振军后，石跃军的呼吸异常急促，双手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他原本打算杀了李振军后就喝药自杀，可温热的鲜血溅在脸上，那种复仇的快感让他瞬间陷入了疯狂。他突然想起，二密镇畜牧站副站长王玉良，之前也经常无故扣押他的猪肉，随意对他罚款，和李振军一样，也是压在他头上的“大山”。 “既然杀了一个，那就干脆都杀了！”疯狂的念头在他心底蔓延，石跃军迅速冷静下来，拖着李振军的尸体，扔到了通柳快速公路距离二密镇约6公里处的排水沟里，用杂草掩盖好痕迹，随后开车朝着王玉良家疾驰而去。 此时已是9月24日凌晨1点多，大多数人家都已进入深度睡眠。石跃军开车返回到二密镇，来到王玉良家门前，以“缴纳检疫费”为由，敲开了王家的大门。王玉良毫无防备，刚打开门，就被石跃军手中的杀猪刀刺中了胸口。 屋内的王玉良妻子张丽丽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吓得魂飞魄散，刚要尖叫，就被石跃军一把抓住，尖刀再次落下。王玉良的父母听到声响从里屋出来，年事已高的两位老人根本不是石跃军的对手，也先后倒在了他的刀下。短短几分钟，王家四口人就惨遭杀害，屋内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就在石跃军准备逃离现场时，王玉良的哥哥王玉红听到弟弟家传来异常响动，连忙赶了过来。看到屋内的惨状，王玉红目眦欲裂，抄起门口的木棍就朝着石跃军冲了过去。石跃军见状，挥刀刺向王玉红的腹部，王玉红惨叫一声，却依旧没有退缩，忍着剧痛，死死抓住石跃军手中的杀猪刀，硬生生将刀掰断。 断裂的刀刃划伤了石跃军的腿部，鲜血瞬间渗了出来。石跃军见状，知道不能久留，连忙推开王玉红，踉跄着跑出了王家，开车逃离了现场。王玉红因为重伤倒地，后来被赶来的邻居发现，送往医院抢救，才侥幸保住了性命。 逃离二密镇后，石跃军并没有停下脚步。腿部的伤口传来阵阵剧痛，可心底的杀戮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他开车向北行驶了大约15公里，回到了自己所在的柳河县柳南乡南沟村，目标直指村里的刘国华家小卖部。 此时已是凌晨2点多，村里一片寂静，只有狗吠声偶尔划破夜空。石跃军停下车，走到刘国华家小卖部门前，用力敲着门，语气伪装得十分平静：“国华，开门，我买几袋面包。” 刘国华和石跃军是同村邻居，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他听到是石跃军的声音，便迷迷糊糊地起身打开了门。门刚一打开，石跃军就猛地冲了上去，手中的尖刀直刺刘国华的腹部，一刀接一刀，毫不留情。刘国华来不及反应，当场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杀害刘国华后，石跃军径直冲进了里屋。刘国华的妻子曹德琴被惊醒，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又看到石跃军手持尖刀、满脸是血的模样，吓得浑身发抖，想要躲闪，却被石跃军追上。尖刀刺向她的胸部、背部、双臂，曹德琴惨叫着倒在地上，身受重伤，侥幸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终身的阴影。 从刘国华家出来，石跃军的杀心依旧未减。他开车来到本村王刚家门前，以“请你帮忙杀猪”为由，敲开了王刚的家门。王刚没有多想，便让石跃军进了屋。就在王刚转身准备拿工具时，石跃军趁其不备，挥刀刺向他的腹部。王刚惨叫一声，转身和石跃军拼死搏斗。石跃军见状，知道短时间内无法制服王刚，又担心被邻居发现，只好仓皇逃离了现场。王刚被家人送往医院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 接连作案后，石跃军的身上沾满了鲜血，腿部和手部都受了伤，精神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开车朝着柳河县三元铺镇朱大院村驶去，那里住着他小时候唯一的好朋友——于洪友。 于洪友和石跃军是同岁，两人从小一起在村里长大，一起上山放牛、下地干活，是石跃军灰暗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光。后来于洪友家搬到了三元铺镇，两人见面的次数少了，但依旧保持着联系，是石跃军口中“最信任的人”。 此时已是凌晨3点多，于洪友家早已熄灯。石跃军敲开于洪友家的门，脸上带着几分疲惫，谎称自己“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急需用钱”，骗于洪友打开了房门。于洪友丝毫没有怀疑，连忙让他进屋，转身准备去拿钱。就在这时，石跃军突然抽出杀猪刀，朝着于洪友的腹部连刺数刀。 于洪友满脸震惊地看着石跃军，眼中满是不解和痛苦，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会对自己下此毒手。他想要开口质问，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缓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 于洪友的妻子谢红艳听到动静，从里屋跑了出来，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又看到石跃军手中的尖刀，吓得魂飞魄散。她没有选择退缩，而是抄起身边的板凳，朝着石跃军砸了过去，和石跃军拼死反抗。混乱中，石跃军的杀猪刀掉在了现场，手部也被谢红艳抓伤。 石跃军见状，连忙回到车里，又拿出一把杀猪刀，返回到屋内想要杀害谢红艳。可谢红艳的反抗异常激烈，加上石跃军手部受伤，动作有些迟缓，只将谢红艳划伤了几处，没能得逞。担心天亮后被人发现，石跃军不敢久留，仓皇逃离了现场，钻进了附近的深山之中藏匿起来。 石跃军连环杀人案的消息，如同惊雷般在通化各地炸开。9月25日，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还不到24小时，带有石跃军照片的通缉令就被广泛张贴在柳河县的城市、农村、大街小巷、文化娱乐场所及交通要道。通缉令上明确写明，对提供有效抓捕线索的人员，公开悬赏10万元。 一时间，整个通化地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屯层层召开通报会，发动群众自防联防，提醒大家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单独外出，发现石跃军的踪迹要及时报告。省市县三级电视台全天候滚动播出通缉令字幕，广播电台和省内各家报刊也纷纷刊发通缉令、石跃军的照片及悬赏消息，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转发，石跃军成了全国通缉的公安部挂牌督办A级逃犯。 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展开全面侦查。在通化市、通化县、柳河县、梅河口市等主要路段，警方设立了多个拦截卡，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排查。同时，一万多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及当地群众，组成了庞大的搜捕队伍，对石跃军可能藏匿的深山、林地、玉米地展开了拉网式搜捕。 搜捕工作异常艰难。此时正值秋季，长白山余脉的山林里，树木枝繁叶茂，杂草丛生，连成垄的玉米地长势喜人，粗壮的玉米秆织成了一片片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茫茫无际地延伸到山上，与山林交织在一起，地形复杂，视野受阻。石跃军常年在山里劳作，熟悉当地的地形，给搜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9月26日下午，藏匿在深山里的石跃军听到了搜山队伍的脚步声和犬吠声，知道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鼠药，没有立刻喝下去。 他心里还有几个“仇人”没来得及清算，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趁着搜捕队伍还未靠近，石跃军偷偷从山林的另一侧溜了出去，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9月27日早上6点，一夜未眠、饥肠辘辘的石跃军，沿着山路缓缓下行。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身上的伤口因为长时间的跋涉而隐隐作痛。他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间小房子，那是南山孙红莲夫妇的住处，孙红莲夫妇平日里在山上放牛、种地，偶尔会在小房子里暂住。 此时，公安机关的防范工作已经深入到了每个村屯，家家户户都提高了警惕。孙红莲的亲戚也曾劝过老两口，让他们暂时下山躲几天，等凶手被抓住后再上山。可孙红莲夫妇放心不下家里的牛，担心牛挨饿，还是坚持上山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杀人恶魔石跃军撞个正着。 孙红莲刚走出房门，就看到了满脸疲惫、眼神凶狠的石跃军，吓得浑身一哆嗦。她连忙稳住心神，语气带着哀求：“跃军，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杀了那么多人，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啊！你想要啥就拿啥，我们都给你，你可千万别杀我们！” 石跃军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盯着孙红莲，语气沙哑地问：“有没有吃的？”孙红莲连忙转身跑进屋里，拿出几袋面包和榨菜，递到石跃军手里，希望能以此换取自己和丈夫的性命。 可此时的石跃军，早已泯灭了人性。他接过面包和榨菜，心里想的不是感激，而是担心孙红莲夫妇会立刻报案，暴露自己的行踪。“既然看到了，就不能留活口。”石跃军心底默念着，猛地抽出随身携带的杀猪刀，朝着孙红莲刺了过去。 孙红莲的妻子刘继芬见状，吓得大喊一声，随手抡起身边一把砍柴的斧子，朝着石跃军的头部砍了过去。石跃军反应迅速，连忙侧身躲闪，可斧头还是划伤了他的头部，鲜血瞬间流了下来，模糊了他的视线。 剧痛让石跃军变得更加疯狂，他上前一把夺过刘继芬手中的斧子，朝着已经倒在地上的孙红莲，又狠狠砍了两斧，确保孙红莲彻底没了气息。刘继芬见状，转身就朝着山下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石跃军连忙追了上去，从身后举起斧子，朝着刘继芬的头部猛砍数下。刘继芬惨叫一声，当场倒地死亡。 杀害孙红莲夫妇后，石跃军拖着两人的尸体，扔到了距离小房子50多米远的荷塘里，用荷叶和杂草掩盖好痕迹，随后开车仓皇逃窜。他知道，杀人的动静可能已经被人听到，必须尽快转移阵地。 车子行驶到柳南乡荆家店公路立交桥时，石跃军停下了车。他掏出手机，朝着与自己逃跑方向相反的地方扔了出去，试图迷惑警方的追踪。随后，他开车返回通沟村，把车子停在村口的路旁，从车后座拿出一件黄棉袄穿在身上，用一个车座套把面包、饮料和两把杀猪刀包好，背着包钻进了通沟村南山的玉米地里。 石跃军本来打算潜入通沟村，杀掉那个多年前曾经打过他的村民，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可他刚钻进玉米地，就看到公路上有警察、武警巡逻，还有警犬在嗅探，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防守十分严密。他知道，想要进村行凶已经不可能了，只好顺着原路退回玉米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 他沿着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大河缓缓前行，走到吕家堡前的玉米地时，突然看到两辆警车从河床驶了过来。石跃军吓得魂飞魄散，连忙一头钻进玉米地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玉米地里一片寂静，只有秋风刮过玉米叶的哗啦啦声，像是死神的低语。石跃军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才缓缓松了口气。饿了，他就掰地里的生苞米啃着充饥；渴了，他就趴在河沟边喝几口浑浊的河水。他的饭量本来就大，之前从刘国华家抢来的四袋面包早已吃光，生苞米根本填不饱肚子，肚子饿得越来越厉害。 天渐渐黑了下来，秋风越来越凉，吹得石跃军浑身发抖。他趴在玉米地里，等到太阳完全落山，周围彻底陷入黑暗后，才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朝着通沟村南沟山上的闫红路家走去。闫红路家在山上有一间空房子，平日里很少有人去，石跃军打算去那里找点吃的，顺便休息一下。 来到闫红路家空房子门前，石跃军发现房门锁着。他四处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后，撬开了后窗，钻进了屋里，又从里面用绳子把窗户绑好，防止有人突然闯入。闫红路一家因为听从了乡党委的号召，增强了自防意识，这几天一直没敢上山，侥幸躲过了一劫。 石跃军在闫红路家的空房子里足足待了两天。这两天里，他把屋里能吃的东西全都一扫而空，猪油、咸鸭蛋、剩下的干粮，不管是什么，都被他吃得干干净净。为了取暖，他甚至把屋里的铁锹把、斧子把、镰刀把都劈成了柴火，点燃后取暖。屋里弥漫着烟火味和食物的残渣味，成了他暂时的“避风港”。 9月29日凌晨3点多，天还未亮，山间一片漆黑。石跃军已经弹尽粮绝，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身上的伤口也因为缺乏处理而发炎红肿。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警方层层包围，想要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最后的疯狂。 他翻墙窜入到赵玉福家院内房后的空屋里，想要找点吃的充饥，可翻遍了整个空屋，也没能找到一点食物。石跃军在玉米地里待了几天，鞋子早已被露水和泥水浸透，冰凉刺骨。他想起在闫红路家偷来的鞋子，连忙换上，躲在空屋里休息，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 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习惯早起的赵玉福就起床了。他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巡查，当走到房后的空屋门前时，突然看到门口放着一双陌生人的鞋子。赵玉福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家里可能进了人。他没有声张，转身回到屋里，拿起一根45厘米长的木棍，小心翼翼地朝着空屋走去。 躲在空屋暗处的石跃军，早已看到了赵玉福的身影。他屏住呼吸，握紧了手中的杀猪刀，趁着赵玉福推门进来、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猛地从暗处冲了出来，挥刀朝着赵玉福刺了过去。赵玉福来不及躲闪，被尖刀刺中要害，当场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了几下，就没了气息。 赵玉福的妻子管玉梅听到空屋传来动静，连忙跑出屋查看。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又看到石跃军手持尖刀、满脸凶光的模样，管玉梅吓得魂飞魄散，刚要大喊救命，就被石跃军回身刺中，当场死亡。 “救命啊！杀人了！” 距离赵玉福家仅有两公里的吕家堡子居民刘金平，听到了赵家传来的微弱呼救声。他连忙抄起身边的顶门杠，朝着赵家跑去。赶到现场时，他看到赵玉福和管玉梅已经倒在血泊中，石跃军正手持杀猪刀，在两人身上疯狂乱刺。 年仅14岁的刘金平，虽然心里充满了恐惧，但看着眼前的惨状，还是鼓起勇气，挥舞着顶门杠，朝着石跃军冲了过去，大声呵斥：“你住手！” 石跃军没想到会突然冒出一个孩子，愣了一下，随即挥刀朝着刘金平刺去。刘金平凭借着灵活的身手，不断躲闪，同时用顶门杠朝着石跃军猛砸。 石跃军连日来饥寒交迫，身上多处受伤，体力早已不支，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刘金平打得节节败退。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刘金平的对手，再僵持下去，只会被赶来的村民和警察抓住。无奈之下，石跃军只好转身，朝着村外的玉米地方向仓皇逃窜。 此时的石跃军，已经陷入了绝境。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彻底暴露，警方很快就会形成合围，他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包围圈。看着手中的杀猪刀，又摸了摸口袋里加了鼠药的饮料，石跃军露出了一抹绝望的笑容。他拧开饮料瓶，将带有鼠药的饮料一饮而尽，随后踉跄着窜入了吕家堡村的南玉米地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刘金平见状，立刻掏出手机报警，语气急促地向警方说明了情况和石跃军的逃跑方向。警方接到报警后，反应迅速，立刻调集兵力，将吕家堡村团团包围。在靠近村口的公路上，每隔几米就有一名民警和武警把守，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封锁线。 此时，参与搜捕的公安民警、武警官兵以及当地群众，已经多达2万多人。指挥部迅速部署，对吕家堡村展开地毯式搜查，逐家逐户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武警官兵在包围圈里连续进行了三次拉网式搜索，玉米地、林地、废弃房屋，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我们接到报告的时候是5点40分，部队5点50分就形成了全面围控，特别是对吕家堡子的后山，进行了严密封锁，石跃军根本没有时间逃入山区。” 武警吉林总队机动支队的支队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时间推算，石跃军肯定还在包围圈里，只是藏在了某个隐蔽的地方。 搜捕工作持续到9月29日中午12点多，一名武警战士在排查柳河县柳南乡吕家堡子村通煤一级公路附近的玉米地时，突然发现玉米丛中有一个人影在匍匐移动。“不许动！” 武警战士立刻端起枪，厉声呵斥。 那个人影正是石跃军。他听到呵斥声，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朝着玉米地深处疯狂逃跑。武警战士见状，立刻追了上去。玉米地地形复杂，但石跃军因为服用了鼠药，加上体力不支，跑了不到10米，就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武警战士迅速上前，将石跃军制服，戴上了手铐。 经过警方确认，被抓获的正是连环杀人恶魔石跃军。警方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一把杀猪刀，此时的石跃军，脸色苍白，浑身颤抖，鼠药已经开始发作，意识渐渐模糊。 石跃军被抓获的消息，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百姓们奔走相告，自发地聚集在道路两旁，把押解石跃军的道路围得水泄不通。看到杀人恶魔终于落网，大家纷纷鼓掌庆贺，拍手称快，一些曾经受到惊吓的百姓，更是喜极而泣，压在心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杀人恶魔落网，案件尘埃落定，可人们心中的疑问却越来越多：石跃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这场持续6天的血腥杀戮，真的只是因为李振军的刁难吗？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石跃军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他的疯狂，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童年屈辱、性格缺陷与现实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场早已注定的悲剧。 石跃军的童年，充满了苦难与屈辱。几十年前，在柳河南沟村的一个小院子里，4岁的石跃军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离世。40岁的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了母亲和5个儿女，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石家的生活瞬间陷入了冰封期。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石跃军本应得到更多的呵护，可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母亲和哥哥姐姐们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太多精力照顾他。年幼的石跃军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见人就躲，不爱说话，也正是因为这份懦弱，他成了村里顽皮孩子欺负的对象。 有人抢他的食物，有人把他推倒在泥坑里，有人嘲笑他没有父亲。每次被欺负，石跃军都只会默默忍受，不敢反抗，也不敢告诉家人。他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憋在心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敏感、多疑、记仇的性格。童年的屈辱，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也为他日后的疯狂埋下了伏笔。 于洪友，是石跃军童年里唯一的光。两人同岁，住在同一个村子，于洪友性格开朗，不嫌弃石跃军的孤僻，经常带着他一起上山放牛、下地干活，分享自己的食物。这份友谊，成了石跃军灰暗童年里为数不多的温暖。即便后来于洪友家搬到了20公里外的三元铺镇，两人也没有断了联系，石跃军经常会开车去看望于洪友，逢年过节也会送上祝福。可谁也没想到，这份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最终还是死在了石跃军的刀下。有人说，石跃军杀于洪友，是担心于洪友会出卖他；也有人说，长期的压抑让他丧失了理智，连最好的朋友都不放过。 早年丧父的经历，让石跃军在家里深受宠爱。大哥为了养家糊口，十多岁就做起了杀猪的营生，靠着这门手艺，拉扯着一家人长大。石跃军长大后，也跟着大哥学起了杀猪，渐渐练就了一手好手艺。大哥的宠爱、家人的包容，让石跃军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受不得一点委屈，遇到问题只会抱怨，不会想办法解决。 除此之外，一场失败的爱情，也给石跃军带来了不小的打击。有人说，10年前，刚结婚不久的石跃军，和一个小姑娘产生了感情，那个小姑娘非他不嫁，石跃军也动了离婚再娶的念头。为了这段感情，他和家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可最终，在家人的劝说和现实的压力下，石跃军选择了妥协，放弃了那段感情，和妻子重归于好。 这场爱情风波，让石跃军成了失败者和妥协者。他把这份不甘和遗憾藏在心里，性格变得更加孤僻。好在，妻子的温柔贤惠、一双儿女的出生，让他渐渐找回了生活的重心。他十分疼爱3年前出生的小儿子，女儿也被送进了当地一所不错的中学，他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一定要好好挣钱，把两个孩子培养成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可性格上的缺陷，终究难以掩盖。石跃军爱贪小便宜，心眼小，而且极其记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和邻居刘国华的恩怨。3年前，刘国华在石跃军那里买肉，发现石跃军把不好的肉卖给自己，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在石跃军家买肉了。这件事让石跃军怀恨在心，认为刘国华不给自己面子，竟然先后几次扔石头砸刘国华家的玻璃，以此发泄自己的不满。 石跃军的大姐回忆说，近一年来，杀猪卖肉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加上李振军、王玉良等人的刁难，石跃军的心情一直很不好。出事前两个月，家里人就发现他有些不对劲，经常一个人发呆，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怀疑他患上了抑郁症，便带着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后，石跃军的心情好了一些，也能正常做生意、照顾家人，家里人都以为他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假象。心理医生的叮嘱、家人的关爱、妻儿的期盼，都没能唤醒他心底的理智，积压多年的负面情绪，在李振军的再次刁难下，彻底爆发，最终酿成了这场惊天血案。 案件侦破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柳河县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震惊全国的“9·24特大系列杀人案”。法庭上，石跃军穿着囚服，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再也没有了当初挥舞杀猪刀时的疯狂。 公诉人在法庭上严肃地询问石跃军：“你已经杀死了12人，重伤5人，若不是被及时抓获，你是否还打算继续行凶？” 面对公诉人的询问，石跃军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我还准备再杀5个人，把那些欺负过我的人都杀了，然后再自杀。” 他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受害者的愧疚和对生命的敬畏。 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包括现场提取的指纹、凶器、证人证言等，铁证如山，石跃军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因为被李振军、王玉良等人刁难，心生怨恨，从而走上了杀人的道路，之后因为杀红了眼，便开始疯狂杀戮，不管是仇人，还是无辜的乡邻、甚至是最好的朋友，都成了他刀下的牺牲品。 2006年10月25日上午11点，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石跃军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判决结果，石跃军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微微低下了头，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判决生效后，石跃军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双手沾满12条生命鲜血的杀人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告慰了受害者的在天之灵。 石跃军连环杀人案，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留下了深刻的警示。一个老实本分的屠夫，为何会沦为杀人魔王？这背后，既有个人性格的缺陷、童年经历的影响，也有现实生活的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 如果当初李振军、王玉良等人能够公正执法、善待乡邻，没有肆意刁难石跃军；如果石跃军能够及时调整心态，学会用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极端的手段；如果家人和社会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心理疏导和关爱，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生命至上，法律不容侵犯。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个人恩怨或现实压力，就践踏他人的生命，挑战法律的底线。 第188章 离婚不离家酿惨剧！南京夫妻的末路悲歌 1979年8月1号，南京城的暑气还裹着几分未散的燥热，老城区的青砖巷弄里飘着饭菜香与鞭炮的余味，赵宇和曹越就在这天，踩着建军节的喜庆锣鼓，走进了属于他们的洞房。 那时候的婚礼不似如今这般铺张，几张红纸糊的喜字贴在门窗上，摆上两桌酒席请亲友邻里吃顿好的，新人换上洗得笔挺的衣裳，就算是把“夫妻”这两个字，稳稳当当地刻进了日子里。赵宇身着藏青色中山装，领口别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眉眼周正，透着工科男特有的沉稳内敛；曹越穿了件碎花的确良衬衫，乌黑的长发挽成发髻，发间别了朵绢花，眉眼弯弯，自带文科女的温婉灵动。 在那个物资匮乏、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这对新人的组合，足以让整条巷弄都艳羡不已,两人都是正经大学毕业生，是旁人嘴里“天之骄子”般的存在。如今街头巷尾大学生一抓一大把，可在七十年代末，能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来的荣耀，不仅意味着体面的工作，更代表着阶层与眼界的不同。赵宇学的是机械工程，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一家科研院所，握着铁饭碗；曹越读的是汉语言文学，进了市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清闲又雅致。这样的搭配，在当时就是“珠联璧合”的代名词。 就连结婚日期的选择，都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如今的年轻人爱挑5月20号、5月21号，图个“我爱你”的谐音浪漫；可赵宇和曹越选了8月1号，既是致敬这个承载着家国情怀的日子，也藏着两人朴素的期许,希望婚姻能像军人的信仰般，坚定而长久。没人能想到，这份看似稳固的期许，终究会在岁月的打磨中，碎成一地狼藉。 性格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埋在了这段婚姻里。赵宇是典型的工科男，话少、老实本分，做事一板一眼，凡事讲究逻辑与实用。他不会说甜言蜜语，情人节不知道送花，生日也只会煮碗鸡蛋面，可他会默默记住曹越怕冷，冬天提前把暖水袋灌好；会在曹越加班晚归时，在灯下等她，桌上摆着温好的饭菜。曹越却截然相反，她热爱浪漫，满脑子都是诗与远方，渴望丈夫能懂她的小情绪，能和她谈论文学、聊起风月。起初，这份互补还带着新鲜感，曹越贪恋赵宇的安稳，赵宇欣赏曹越的灵动，日子过得平淡却也踏实。 婚后第一年，他们的儿子赵磊出生了。小家伙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添了满溢的欢喜。赵宇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抱孩子，笨拙地学着换尿布、拍奶嗝；曹越则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孩子，图书馆的工作不忙，她就搜罗各种育儿知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两人都是单位的骨干，工作本就繁忙，照顾新生儿的琐碎渐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孩子夜里频繁哭闹，赵宇要早起赶去研究所，曹越也要按时到图书馆上班，连日的睡眠不足让两人脸上都挂着疲惫，偶尔也会因为谁起来哄孩子拌几句嘴，但转头看到孩子稚嫩的小脸，所有的怨气又都烟消云散。 等孩子满周岁断了奶，夫妻俩商量再三，终究是狠下心，把赵磊送到了赵宇父母在城郊的老房子里抚养。爷爷奶奶疼孙子，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赵宇和曹越每周周末过去探望，其余时间便又回归了二人世界。本以为卸下育儿重担后，日子能重拾往日的温情，可婚姻的真相，往往在褪去新鲜感后才慢慢浮现。 结过婚的人都懂，老夫老妻的二人世界，少了热恋时的轰轰烈烈，多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平淡。没有了孩子这个“粘合剂”，赵宇和曹越性格上的冲突愈发明显。曹越想周末去玄武湖散步、去新华书店买书，赵宇却只想在家看书、画图，说“出门折腾还不如在家清净”；曹越想和他分享书中的片段，赵宇只会敷衍几句“看不懂”“没意思”，转头又沉浸在自己的机械图纸里。 好在两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懂得包容与沟通。每次闹了矛盾，不会冷战到底，要么是曹越主动开口撒娇，要么是赵宇默默做一顿曹越爱吃的菜，几句心里话一说，疙瘩便也解开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算不上轰轰烈烈，却也算得上融洽和睦，谁都以为，这样的安稳会一直持续下去。 变故发生在1986年的夏天。这一年，赵宇牵头负责的一项机械改进科研项目，拿到了省级科技进步奖。这对他而言，是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压抑不住的喜悦，让这个素来沉稳的男人，主动提出要请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来家里庆祝。 那天下午，曹越特意提前下班，从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鱼虾、蔬菜，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她知道这个奖项对赵宇的意义，也想在同事面前，把家里打理得妥帖周到。傍晚时分，赵宇带着同事们来了，一共四个人，都是研究所里的骨干，其中一个叫吕德川的男人，格外惹眼。 吕德川比赵宇小两岁，长得眉清目秀，身材挺拔，说话风趣幽默，自带一种讨女人喜欢的机灵劲儿。他一进门，目光就被系着围裙、忙前忙后的曹越吸引住了，眼睛里瞬间泛起光亮，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欣赏。饭桌上，几杯白酒下肚，气氛愈发热烈，吕德川借着酒劲，看向赵宇打趣道：“老赵，你可真有福气，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模样娇俏得跟小姑娘似的，说你拐卖少女我都信！” 这话一出，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明着是调侃赵宇，实则是把曹越夸得透彻，既夸她漂亮，又赞她显年轻。曹越被说得脸颊泛红，心里却像抹了蜜似的甜。哪个女人不喜欢被人夸赞？更何况，这话从吕德川这么个英俊风趣的男人嘴里说出来，比赵宇几十年如一日的“还行”“挺好”，受用多了。她偷偷瞥了眼身边的赵宇，男人正低头给同事倒酒，对这话毫无反应，依旧是那副木讷的模样，仿佛妻子的美貌，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物品。 那天的酒局，吕德川成了全场的焦点。他妙语连珠，时而讲些单位里的趣事，时而聊些新鲜见闻，把气氛烘托得极好。他还时不时地给曹越夹菜，说“嫂子手艺真好，比饭店里的还香”，句句都说到曹越的心坎里。曹越很少被人这般殷勤对待，尤其是在赵宇长期的“情感忽视”下，吕德川的温柔与风趣，像一束光，照进了她平淡乏味的婚姻生活里。 酒局散后，赵宇和曹越送走同事，家里一片狼藉。曹越收拾碗筷时，脑子里全是吕德川的身影，他的笑容、他的话语、他看她时的眼神，都让她心跳加速。赵宇则坐在沙发上，还在回味获奖的喜悦，丝毫没察觉到妻子的异样。 这边曹越心绪难平，那边吕德川也同样魂牵梦绕。从见到曹越的第一眼起，他就被这个温婉漂亮、带着书卷气的女人迷住了。他见过不少女人，却从未有一个人，能像曹越这样，既有成熟女性的温婉，又有少女般的灵动。回到家后，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曹越泛红的脸颊和温柔的笑容，心里暗暗盘算着，要找机会再见到她。 从那以后，吕德川便开始隔三差五地找借口往赵宇家跑。有时是说“老赵，我上次借你的图纸忘拿了”，有时是说“嫂子，我妈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们送点过来”，有时干脆就是找赵宇探讨工作，实则目光总在曹越身上打转。曹越心里清楚他的心思，却没有拒绝，她享受这种被关注、被讨好的感觉，哪怕这份关注，带着几分不怀好意。 没过多久，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了。赵宇的单位推荐他去清华大学进修半年，主攻机械制造的前沿技术。这对赵宇而言，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时，他还反复叮嘱曹越：“家里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自己照顾好自己，周末记得去看磊磊。”他的语气满是关切，却丝毫没有察觉，妻子眼底藏着的，除了不舍，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期待。 赵宇走后，家里只剩下曹越一个人。偌大的房子，少了赵宇的气息，显得有些冷清，可这份冷清，却给了吕德川可乘之机。他来得更频繁了，有时会带着曹越去看电影，有时会请她去饭馆吃饭，有时只是来家里陪她聊聊天。他知道曹越喜欢浪漫，就给她买路边的野花，给她念情诗，说尽了赵宇这辈子都不会说的甜言蜜语。 曹越起初还在挣扎，她知道这样不对，知道自己是有夫之妇，可吕德川的温柔攻势，像潮水般将她淹没。赵宇的木讷、婚姻的平淡，与吕德川的热情、浪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曹越终究没能抵挡住诱惑，和吕德川越过了界限，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 吕德川早已成家，妻子在一家工厂上班，性格泼辣。起初，和曹越在一起的日子，对他而言是新鲜又刺激的。曹越的温柔懂事，和家里妻子的强悍截然不同，让他流连忘返。而曹越，也沉浸在这份偷来的浪漫里，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忘却了对赵宇的愧疚。 可这份狂热，终究没能持续太久。新鲜感褪去后，愧疚感像潮水般涌上曹越的心头。她想起赵宇对她的好，想起他为了这个家的奔波，想起他临走时的叮嘱，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她开始后悔，想要和吕德川断绝关系，回归正常的生活。可吕德川却不肯放手，他一边用甜言蜜语哄着曹越，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离不开你”，一边又死缠烂打，频繁出现在她身边。曹越心软，又架不住他的纠缠，只能一次次妥协，任由这段不正当的关系，在愧疚与沉迷中拉扯。 日子久了，曹越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的生活。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里满是疲惫与不安，她不想再戴着面具生活，不想再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面对赵宇。于是，她鼓起勇气对吕德川说：“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离婚吧，我们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吕德川闻言，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皱着眉说：“小月，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离婚？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妻子要是闹起来，我工作都保不住，我们现在这样，互不打扰家庭，不是更好吗？” “更好？”曹越的心凉了半截，“我每天都活在愧疚里，看着赵宇的照片就觉得对不起他，我不想再这样了！” 可无论曹越怎么说，吕德川都坚决不肯离婚，只一味地哄着她，让她再等等。曹越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他想要的，或许从来都不是和她长相厮守，只是一段刺激的婚外情罢了。可事到如今，她早已骑虎难下。 转眼间，半年的进修期就结束了。赵宇从北京回到南京，带着满满的收获，也带着对曹越的思念。他一进门就给了曹越一个拥抱，语气里满是欢喜：“我回来了，这半年辛苦你了。”曹越靠在他的怀里，心里五味杂陈，她既盼着他回来，又害怕他回来。赵宇的温柔宽厚，他对自己的信任与疼爱，都让她的负罪感愈发沉重。可另一边，她又无法彻底割舍和吕德川的关系，只能在两份情感里，痛苦地挣扎。 赵宇丝毫没有察觉到妻子的异样，依旧像从前一样，对她百依百顺。他会给她带北京的特产，会和她讲清华园里的趣事，会主动承担家务，想把这半年亏欠她的都补回来。可他对曹越越好，曹越心里就越难受，夜里常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有一次，吕德川约曹越见面，曹越本想拒绝，可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还是偷偷出去了。和吕德川见面后，曹越的心情更加低落，她再次提出让吕德川离婚，可依旧被他敷衍过去。分开时，天色已经不早，曹越匆匆赶回家，刚进门，就被赵宇抱住了。 分别半年，赵宇对曹越思念深切，此刻只想和她温存。曹越心里一紧，身体瞬间僵硬，短短几个小时内，她刚和吕德川有过牵扯，此刻面对赵宇的温柔，只觉得疲惫不堪，更充满了愧疚。她想拒绝，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若是说自己累了，赵宇必定会追问原因，一旦追问，她怕自己瞒不住；若是如实相告，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曹越僵持在原地，赵宇察觉到她的异样，关切地问：“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曹越看着他温柔的眼神，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她推开赵宇，走到床边坐下，双手抱膝，肩膀不停颤抖。 赵宇慌了，赶紧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背：“小月，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别一个人憋着。”在赵宇的反复追问和温柔安抚下，曹越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她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下去了，也不想再瞒了。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赵宇，把自己和吕德川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听完曹越的话，赵宇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站在原地，眼神空洞，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直以为，自己和曹越的婚姻虽然平淡，却足够稳固；他一直信任着自己的妻子，把她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没想到，自己视若珍宝的一切，早已被背叛玷污。在那个思想还相对保守的八十年代，婚姻里的背叛，是无法被原谅的耻辱，是足以摧毁一个人所有信念的打击。 赵宇沉默了很久，久到曹越都以为他会暴怒，会打她，会立刻提出离婚。可他最终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身走到阳台，背对着曹越，一言不发地抽起了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影显得格外落寞。 那天晚上，两人一夜无眠。曹越知道自己错了，她跪在赵宇面前，哭着道歉，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和吕德川来往，会好好伺候他，好好经营这个家。赵宇没有说话，只是一夜未眠，烟头扔了一地。 从那以后，曹越果然彻底断绝了和吕德川的联系。她辞掉了图书馆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赵宇的饮食起居，包揽了所有家务，试图用行动弥补自己的过错。可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愈合。赵宇虽然没有提离婚，也没有对曹越恶语相向，可他对她的态度，却彻底变了。他不再对她温柔，不再和她谈心，甚至很少和她说话，两人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毫无芥蒂地爱着这个女人，心里的那根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他，那场刻骨铭心的背叛。 日子就在这种冰冷而压抑的氛围中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曹越在家等赵宇回来，直到深夜，才听到敲门声。她打开门，看到赵宇醉醺醺的，被一个年轻女人扶着，浑身都散发着酒气。 那个女人看起来二十出头，穿着朴素的衬衫和裤子，眉眼间带着几分乡土气息，是赵宇的老乡，名叫黄荷花，名字里满是那个年代的印记。黄荷花在南京一家纺织厂上班，偶然和赵宇相识，知道两人是老乡，便多了几分照应。 黄荷花看到曹越在家，脸上瞬间露出尴尬的神色，赶紧把赵宇扶到沙发上，局促地说：“嫂子，赵哥今天和我们老乡聚会，喝多了，我送他回来。那你们先忙着，我先走了。”说完，就想转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赵宇借着酒劲，含糊不清地开口了，舌头打卷，声音却格外清晰：“荷花，你别走……让她走。” 这句话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曹越的心里。她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顺着脸颊滑落。黄荷花站在原地，进退两难，脸上的尴尬更甚，手足无措地说：“赵哥，嫂子还在呢……” 场面僵持了下来，空气里弥漫着尴尬与冰冷。曹越看着醉醺醺的赵宇，看着他眼底的疏离与厌恶，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她知道，赵宇心里的坎，终究是过不去了。她擦了擦眼泪，强忍着心痛，对黄荷花说：“荷花，听他的，你留下。我走。”说完，她没有再看赵宇一眼，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曹越没有回家。她没有去找吕德川，也没有去找朋友，只是一个人，躲在自家楼下的一堵矮墙后面。那堵矮墙不高，刚好能挡住她的身影，却能让她清楚地看到家里的窗户。窗户里的灯亮着，昏黄的灯光，映出两个模糊的身影，她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心像被撕裂一样疼。 夜风吹在身上，带着几分凉意，曹越蜷缩在矮墙后面，眼泪不停地掉下来，打湿了衣襟。她想起自己和赵宇刚结婚时的甜蜜，想起儿子出生时的欢喜，想起那些平淡却安稳的日子，再看看如今的局面，心里满是悔恨与绝望。她就那样坐着，从深夜等到天明，眼睛盯着那扇窗户，一刻也没有移开。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曹越看到黄荷花从楼道里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几分不自然的神色，匆匆离开了。直到黄荷花的身影消失在巷口，曹越才缓缓站起身，双腿早已麻木，她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回家。 家里的灯还亮着，赵宇已经醒了酒，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曹越走到他面前，平静地说：“我们离婚吧，这样下去，对彼此都是折磨，我们两不相欠。” 赵宇抬起头，看着曹越，眼神复杂。他沉默了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好。” 两人就这样达成了共识，决定结束这段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可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赵宇的父母，带着七岁的儿子赵磊来了。原来，赵磊到了上学的年纪，爷爷奶奶觉得，孩子不能一直留在乡下，得回到父母身边，接受更好的教育，也能拥有完整的父爱母爱。 看着儿子稚嫩的脸庞，看着他扑进自己怀里，甜甜地喊着“妈妈”，曹越的心瞬间软了。赵宇也看着儿子，眼神里满是愧疚——他不能让儿子从小就生活在单亲家庭里，不能让他承受父母离婚的痛苦。夫妻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犹豫与不舍。最终，他们私下商量决定，为了儿子，离婚不离家。 他们没有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只是在心里默默达成了约定：两人之间，再也没有夫妻之情，只是为了儿子，扮演一对和睦的夫妻。在外人眼里，他们依旧是那个令人羡慕的高知家庭，有体面的工作，有乖巧的儿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份和睦，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底下藏着的，是无尽的冰冷与疏离。 从那以后，一家三口开始了“假面婚姻”的生活。只要儿子在家，他们就会刻意扮演恩爱夫妻，一起陪儿子吃饭、做作业、散步，晚上甚至会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只是各自盖着一床被子，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再也没有过任何亲密接触。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就恢复了死寂，两人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互不打扰，仿佛对方只是一个合租的陌生人。 漫长的婚姻里，没有了爱情，连亲情也变得淡漠。为了排解内心的空虚，也为了解决生理上的需求，赵宇和曹越都开始在外寻找慰藉，各自有了情人。他们对此心照不宣，互不干涉，甚至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曹越偶尔还会和吕德川见面，只是两人之间，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浪漫与激情，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与敷衍；赵宇也找过几个情人，都是短暂相处，没有太深的牵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赵磊在父母的“精心伪装”下，健康快乐地成长，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明才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邻里眼中的好孩子。1999年夏天，赵磊不负众望，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当年进修的父亲成了校友。 送儿子去北京上学的那天，赵宇和曹越一起去了清华园。看着儿子走进大学校门的背影，两人心里都满是欣慰，可也有一种解脱，阻碍他们离婚的最后一道屏障，终于消失了。从北京回来后，家里再次变成了二人世界，没有了儿子这个“缓冲带”，两人之间的尴尬愈发明显。 几天后，他们心平气和地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没有争吵，没有撕扯，甚至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十几年的磨合，早已让他们对这段婚姻心灰意冷，没有了爱，也没有了恨，只剩下无尽的疲惫与麻木。 通常来说，离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财产分割，可赵宇和曹越却异常平静。他们都是工薪阶层，没有太多积蓄，唯一值钱的，就是这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两人的工资水平差不多，都没有多余的钱再去买房或租房，若是把房子判给一方，另一方就只能居无定所。 沉默了许久，曹越先开口了：“要不，我们还是离婚不离家吧，这房子一人一间，客厅共用，总比在外边漂泊好。”赵宇点了点头，他也正有此意。就这样，两人虽然离婚了，却依旧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开启了“合租”生活。 离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平静。两室一厅的房子，刚好一人一间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共用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两人约定，所有开销都AA制，买菜、交水电费、买生活用品，都各自分摊一半。他们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生活，互不干涉对方的私事，说话客气得像陌生人，平日里见面，也只是简单打个招呼，相安无事。 可平静的日子，终究没能持续太久。生理上的需求，依旧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两人偶尔还是会在外找情人，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隐瞒，有时情人会送到楼下，有时会短暂停留，彼此都假装看不见，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大概一个月后，有一天，曹越因为单位临时停电，提前下班回了家。可她拿出钥匙开门时，却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无论怎么拧，都打不开。她用力敲了敲门，喊着赵宇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任何回应。曹越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担心赵宇出事，只能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求助。 五分钟后，警察赶到了。了解情况后，警察正准备联系开锁师傅，门却“咔哒”一声，从里面打开了。赵宇探出头来，看到曹越和警察，脸上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曹越瞬间明白了什么，脸颊涨得通红，尴尬得无地自容。 她赶紧拉着警察解释：“警察同志，不好意思，误会了。这是我前夫，他昨天上夜班，回来把门反锁了，估计是睡得太沉，没听见我敲门。给你们添麻烦了。”警察看了看赵宇，又看了看曹越，见两人神色尴尬，也明白了大概是夫妻间的私事，便象征性地叮嘱了几句“以后注意点，别让人担心”，就离开了。 警察一走，曹越立刻冲进屋里，径直走到赵宇的卧室门口。卧室门没有关严，留着一条缝隙，她推开门一看，床上的被子凌乱不堪，除了赵宇，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正慌忙地穿着衣服。那个女人，是赵宇的第三个情人，名叫李文竹，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性格强势，做事泼辣。 看到这一幕，曹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委屈、愤怒瞬间爆发了。她指着赵宇，声音颤抖地说：“赵宇，你太过分了！就算我们离婚了，这也是共用的房子，你怎么能把人带到家里来？还把门反锁了！”赵宇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脸上带着几分愧疚。李文竹却毫不示弱，穿好衣服，抬起头瞪着曹越，语气尖锐地说：“你是谁啊？这是赵宇的房间，他想带谁来就带谁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没关系？”曹越冷笑一声，“这房子我也有份，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在这里撒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赵宇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想劝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劝。这场争吵，彻底打破了两人之间诡异的平衡，也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从那以后，曹越也豁出去了。你赵宇能把情人带回家，我曹越也能。她开始光明正大地把吕德川带到家里来，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示弱，家里彻底变成了一个荒唐的场所。赵宇带着李文竹在家时，曹越就故意在客厅里摔东西、看电视开大声，以此发泄不满；曹越带着吕德川在家时，赵宇也会故意制造噪音，表达自己的愤怒。 更让人难堪的是，有时一方带着情人在卧室里温存，声音大到整个屋子都能听见；有时房门没关，两人赤身裸体地穿过客厅去卫生间，遇见对方，不仅不觉得羞耻，还会若无其事地打个招呼。“哟，看书呢？”“嗯，你们忙。”这种荒唐的场景，一次次刷新着彼此的底线，也让两人之间的仇恨，一点点加深。 可这样荒唐的日子，虽然难堪，却还能勉强维持。真正让局面彻底失控的，是李文竹搬进来的那天。不知道赵宇是被李文竹迷昏了头，还是觉得曹越的存在让他不满，竟然同意让李文竹搬进来，和他一起住。原本的“合租”生活，变成了三个人的纠缠，这个小小的两室一厅，彻底变成了战场。 李文竹从搬进家门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女主人，处处针对曹越，故意找茬。她走进厨房，看到锅盖上沾着油污，就故意大声嚷嚷：“哎呦，这锅盖上怎么这么多油啊？这也太脏了吧，还怎么做饭？”看到菜刀有些钝，又阴阳怪气地说：“这菜刀都钝成这样了，也没人磨一磨，家里的女人是干什么吃的？” 她又走到卫生间，看到马桶有些污渍，立刻皱起眉头，声音尖利地说：“这马桶怎么这么脏？还能让人用吗？真是没见过这么邋遢的人！”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看着曹越放在沙发上的书、桌子上的水杯，都觉得不顺眼，嘴里不停念叨：“东西摆得这么乱，看着就心烦，一点规矩都没有。” 李文竹的话，明着是抱怨家里脏、乱、差，实则是在指桑骂槐，骂曹越没用、邋遢。曹越本就心里有气，听到这些话，再也忍不住了，立刻反驳道：“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你要是看不惯，就滚出去！” “我滚出去？”李文竹冷笑一声，“现在我和赵宇住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家，该滚出去的是你！”两人瞬间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互相撕扯着对方的缺点，骂得面红耳赤。赵宇下班回家，看到两人扭打在一起，顿时头大如斗。曹越跑到赵宇面前，哭着诉说李文竹的不是；李文竹也拉着赵宇的胳膊，添油加醋地告状。 赵宇看着眼前的两个女人，心里满是烦躁。以前曹越在的时候，虽然两人关系冷淡，却也清静；可李文竹来了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安宁过。他想劝曹越退让，可曹越受了委屈，不肯妥协；他想让李文竹收敛，可李文竹性格强势，根本不听。更让他无奈的是，李文竹早已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不仅管着他的工资，还限制他的自由，让他渐渐失去了主见。 曹越看着赵宇偏袒李文竹的样子，心里彻底凉了。她想起自己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想起自己的愧疚与挣扎，想起这些年所受的委屈，瞬间觉得心灰意冷。长期的压抑与愤怒，让她病倒了。她躺在床上，浑身无力，眼泪不停地掉下来，心里满是绝望。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吕德川，这个让她付出了一切，也让她痛苦了多年的男人。她想找他倾诉，想让他来看看自己，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丝安慰。 曹越颤抖着拿起电话，拨通了吕德川的号码。电话接通后，她虚弱地说：“德川，我病了，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可电话那头的吕德川，语气却格外冷淡：“我没时间，家里有事走不开。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吧。”说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曹越握着电话，听筒里传来忙音，眼泪掉得更凶了。她终于明白，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不过是一场笑话。吕德川从来没有真心爱过她，以前和她在一起，不过是图新鲜、图刺激；如今她人老珠黄，又没了利用价值，他自然懒得再理她。后来，吕德川偶尔也会来，但每次来，都只是为了发泄生理需求，来了之后二话不说，完事就走，前后不过半个小时，对她的身体状况、心里感受，没有丝毫关心。这种近乎羞辱的对待，让曹越彻底心死了，这哪里是情人，分明是把她当成了发泄的工具，和逛青楼没什么区别。 赵宇看着曹越病倒在床上，心里也有几分愧疚。他知道，曹越变成这样，自己也有责任。他偶尔会给曹越煮碗面、倒杯水，问问她的身体状况。可这一点点愧疚，在李文竹的哭闹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有一次，赵宇给曹越煮了碗面条，端到她的卧室门口，刚好被李文竹看见了。李文竹立刻冲了过来，一把抢过面条，假装疑惑地说：“这面条是给谁的呀？” 赵宇如实说：“曹越病了，给她煮点面条。”李文竹一听，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她拿起碗，猛地摔在地上，“啪”的一声，碗碎了，面条撒了一地。她指着赵宇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喊道：“好啊赵宇！你竟然还对她这么好！你不是说你跟她恩断义绝了吗？你骗我！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曹越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争吵声、摔东西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她对赵宇的最后一丝期待，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灭了。而李文竹，却愈发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挑衅曹越。她会故意把曹越的东西藏起来，会在买菜时只买自己和赵宇的份，会故意在曹越面前和赵宇亲热，甚至会当着曹越的面，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有一次，曹越在客厅里看电视，李文竹竟然故意打开卧室门，和赵宇在里面温存，声音大到故意让曹越听见。曹越再也忍不了了，她关掉电视，冲进卧室，和李文竹又吵了一架。可赵宇不仅不阻止，还拉着曹越，让她别无理取闹。 曹越想过搬走，眼不见心不烦。可她没有地方可去，吕德川不要她，她没有积蓄买房租房，亲戚朋友那里，她也不好意思去求助，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狼狈处境。更重要的是，她心里憋着一股气，一股不甘的气。她觉得，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凭什么要被李文竹这个外人赶出去？凭什么要让他们如愿以偿？ 恨意，像一颗种子，在曹越的心里生根发芽，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她看着赵宇和李文竹在她面前卿卿我我、耀武扬威，看着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毁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她要毁掉他们，毁掉这对让她痛苦不堪的男女，哪怕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1999年11月28号，南京城的夜晚，格外寒冷。巷弄里的灯光昏暗，行人稀少，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寂静之中。曹越坐在客厅里，看着赵宇和李文竹的卧室门紧闭着，里面传来两人熟睡的鼾声。她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她站起身，缓缓走到厨房，关掉了厨房里所有的门窗，又走到客厅、卫生间，把所有能通风的地方都封死。然后，她找到了放在厨房角落的煤气罐，双手颤抖着，慢慢打开了阀门。“嘶~”煤气顺着阀门，一点点泄漏出来，弥漫在空气中，带着刺鼻的气味。 曹越站在原地，看着煤气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想起了1979年的那个夏天，想起了自己和赵宇结婚时的模样，想起了儿子稚嫩的脸庞，想起了这些年的痛苦与挣扎。所有的回忆，都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最终化作了无尽的悲凉。她没有停留，转身走出了家门，关上了门，把那片弥漫着煤气的空间，和里面熟睡的两个人，彻底关在了里面。 一夜的时间，漫长而煎熬。曹越一个人在街头游荡，看着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心里没有丝毫恐惧，只有一种解脱般的平静。天亮后，她缓缓走回家，打开门，一股浓烈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她走进卧室，看到赵宇和李文竹躺在床上，脸色青紫，早已没了呼吸，神态安详，仿佛还在做着美梦。 曹越没有惊慌，也没有悲伤。她静静地看着两人，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转身走进卫生间，洗了把脸，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做完这一切，她锁好门，一步步走向附近的公安局。 走进公安局大门的那一刻，曹越抬起头，看着头顶的阳光，深深吸了一口气。她走到民警面前，平静地说：“警察同志，我杀人了，我来自首。” 第189章 摩托藏凶！1997 年警方追凶实录 1997年2月25号，湘北大地还裹在早春的料峭寒意里，冷风吹过临湘市白洋田派出所的青砖院墙，卷着枯草碎屑打了个旋。所里的一辆老式北京212警车“突突”地发动起来，排气管喷出两股灰白烟雾，载着三名年轻警官驶离了派出所大门，车轮碾过门前坑洼的土路，溅起细小的泥点。 这趟出门，不是例行巡逻，而是要去查一桩透着邪性的案子。驾车的是合同制民警易胜宝，副驾驶坐着时任所长汤建民，后座靠着民警张如平。三人脸上都没什么笑意，汤建民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眉头拧成了疙瘩，就在昨天，易胜宝在宋洞村开展治安普查时，从一个农户嘴里撬出了一条惊人线索。 那农户搓着粗糙的手，语气迟疑又后怕：“小易警官，前几天不是下了场雨吗？我去廖家山采野菜，听见有人在林子里哭，后来才敢打听，说是有个外乡姑娘，被个骑摩托车的人给害了……又抢东西又欺负人，那姑娘哭着跑了，也没人敢多问。” 易胜宝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抢劫加性侵，在九十年代的乡镇可是天大的案子，稍有拖延，凶手可能就逃之夭夭。他没敢怠慢，蹲在农户家门口聊了整整一下午，一点点抠细节：姑娘的穿着、摩托车的大致模样、案发的大概位置，哪怕是农户含糊其辞的“好像是红色摩托”，都被他记在了小本子上。回到所里，他第一时间把线索汇报给了汤建民。 “走，去廖家山。”汤建民当机立断，抓起警帽扣在头上，“既然是骑摩托，肯定离不开路，案发现场大概率就在路边隐蔽处。”三人沿着廖家山的盘山土路仔细勘察，路面还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泥泞湿滑。他们弯腰扒开路边的杂草，查看每一处可疑的凹陷，直到太阳西斜，才在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段停下，路边的草丛里，散落着几张被雨水泡得发皱的纸片。 易胜宝小心翼翼地捡起纸片，用袖口擦干上面的泥渍，是几张残缺的车票和一张包裹单。车票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但包裹单上，经过反复辨认，隐隐能看出地名和人名：湖北省崇阳县北港镇山湾村黎家组，周亚旺。 “这包裹单说不定就是突破口。”汤建民捏着包裹单，指节微微泛白，“明天一早就去崇阳，查清楚这个周亚旺是谁，这包裹单跟案子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警车就驶上了前往湖北崇阳的路。九十年代的跨省公路多是砂石路，警车一路颠簸，直到上午九点，才终于抵达崇阳县北港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李所长一听案情，当即放下手里的活，带着三人翻山越岭赶往山湾村。山路崎岖，几人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在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前见到了周亚旺。 周亚旺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头发花白，脸上刻满了风霜。一见到远道而来的民警，她先是愣了愣，随即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砸在衣襟上。她攥着汤建民的胳膊，声音哽咽，浑身都在发抖：“警官，你们可来了……那千刀万剐的家伙，把我们家害苦了啊！” 汤建民扶着老人坐在门槛上，递过一杯热水，轻声安抚：“大妈，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周亚旺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害了他们家的，是一个叫李修才的年轻人。 李修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却已是劣迹斑斑的“老江湖”。他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得了个“李秀才”的绰号，不是称赞，是街坊邻居背地里的嘲讽，笑他胸无点墨还爱装模作样，可李修才自己却当成了荣耀，逢人就自我介绍：“我叫李秀才。” 这人长得人高马大，方脸盘，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按老辈人的说法是副“好相貌”。更会伪装，见了谁都堆着一脸笑，说话也客客气气，不知情的人见了，都会觉得这是个憨厚踏实的小伙子。可没人知道，这副老实皮囊下，藏着一颗阴狠歹毒的心。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偷鸡摸狗，先后三次入狱，每次出狱都打扮得人模狗样，转头就重操旧业。 1997年春节前，李修才刚从牢里出来。他知道监狱里的日子难熬，再进去就是罪加一等，可又懒于劳作，总想走捷径发大财。在家闷了三天，他琢磨出一个“妙计”，租摩托车拉客，既能掩人耳目，又能在外地流窜作案，来无影去无踪。 李修才家住岳阳县茅田乡李家村，娶了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乔山君。他跟妻子说：“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也挣不到钱，咱们去岳阳城里，我给人拉活，肯定能过上好日子。”乔山君性格懦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敢反驳，只能跟着他收拾行李，在岳阳城里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又凑钱买了一辆二手红色摩托车。 正月初八，民间说这是出门挣钱的好日子。李修才骑着摩托车出了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拉活挣钱是幌子，找机会作案才是真。这天他运气“不错”，不仅拉活挣了几十块钱，还遇上了一个单独乘车的年轻女子。行至偏僻路段，他突然停下车，掏出藏在腰间的匕首，对着女子恶狠狠地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女子吓得浑身发抖，连连说自己身无分文。李修才不信，粗暴地搜了她的身，只找出50块钱。拿到钱还不满足，他又对女子实施了侵害。作案后，李修才反倒心安理得，他算准了，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对女人来说是天大的耻辱，受害者大概率会忍气吞声，不会报案。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女子最终选择了沉默，独自承受了这份伤痛。 初尝甜头的李修才愈发肆无忌惮。接下来几天，他骑着摩托车在岳阳城里东游西逛，对市区里的小生意毫无兴趣，靠拉活挣那点小钱，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贪欲。他一门心思盯着衣着光鲜的人，盼着能遇上“大款”，抢一笔狠的。可市区里人多眼杂，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元宵节那天，日头渐渐西斜，暮色开始笼罩城市。李修才在岳阳汽车站蹲点，一眼就盯上了刚下火车的黎秋燕，周亚旺的女儿，刚满18岁，长得眉清目秀，身上戴着金戒指、金耳环，脖子上还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提包，一看就像是“有钱主”。 可他不知道，黎秋燕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女。这姑娘从小聪明伶俐，觉得在家乡没奔头，就跟着同乡去珠海打工。春节期间工厂繁忙，她没能回家团聚，直到元宵节才急匆匆赶回来，想给家人一个惊喜。可下了火车才发现，岳阳开往崇阳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她正站在车站门口焦急万分，就遇上了主动搭话的李修才。 “妹子，去哪啊？我这摩托快，能送你回去，价钱比班车还便宜。”李修才堆着一脸笑，语气热情又诚恳，还故意编了几句崇阳的方言，装作是同乡。黎秋燕年纪小，社会阅历浅，又急于回家，没多想就答应了。她坐上摩托车后座，怀里抱着提包，心里还盘算着：包里有3000块现金，是她攒了大半年的工资，金戒指和耳环要给操劳一辈子的母亲，金项链给在县城工厂打工的妹妹，免得妹妹被人瞧不起。 摩托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风一吹，黎秋燕还觉得有些惬意。可就在这时，“吱啦”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响起，摩托车猛地停了下来。她吓了一跳，刚要开口询问，就感觉脖子上抵上了一把冰凉的匕首。“别动！把钱和首饰都交出来！”李修才的声音瞬间变得凶狠，没了半分之前的和善。 黎秋燕吓得魂飞魄散，只能眼睁睁看着李修才抢走她的提包和身上的金银首饰。随后，李修才又对她实施了侵害，发泄完兽欲后，他匆忙收拾好东西，骑着摩托车一溜烟消失在夜色里，只留下黎秋燕一个人在原地痛哭。 天越来越黑，四周荒无人烟，寒风呼啸着穿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黎秋燕又怕又委屈，挣扎着站起身，摸索着往附近的村子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户农家，哭着向房主说明了情况，借了10块钱车费。第二天一早，她才坐上回家的长途客车，一进家门就扑进母亲怀里，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久久说不出话来。 汤建民等人在周亚旺家，不仅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到了一个关键线索，黎秋燕虽然当时吓得脑子一片空白，但还是隐约记住了摩托车的车牌号后五位：。“太好了！这就是突破口！”汤建民难掩兴奋，当即决定返回临湘，顺着车牌号查起。 回到临湘市公安局，汤建民直接冲进了主管刑侦的政委冯家全的办公室。冯家全是个老刑侦，在岗位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脸上刻着常年办案留下的疲惫，眼神却格外锐利。他听完汤建民的汇报，当即拨通了中房派出所的电话，刑警大队二中队队长陈金刚正在那里办案。 接到电话后，陈金刚和侦查员尤利明不敢耽搁，火速赶回公安局。很快，由汤建民、张如平、陈金刚、尤利明、易胜宝五人组成的专案组正式成立。除了汤建民和易胜宝，另外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办过不少大案要案，面对这起恶性案件，几人都憋着一股劲，非要把凶手揪出来不可。 “车牌号是临湘本地的，先去交警大队车管科查车主。”汤建民把记着车牌号的纸条拍在桌上。专案组一行人立刻赶往车管科，顺着车牌号一查，车主信息很快就出来了，施小仁，不是他们要找的李修才。但黎秋燕回忆，凶手作案后还恐吓她：“我省里有亲戚，我哥在公安局，你敢报案，就是找死。” 专案组立刻围绕施小仁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施小仁的情况和黎秋燕的描述惊人地吻合：施家确实有亲戚在省城工作，他的哥哥施月良就在白云派出所任职，而且施小仁常年在岳阳跑生意，外貌特征也和黎秋燕说的“人高马大”相符。“难道凶手就是施小仁？”几人心里都泛起了嘀咕，当即决定对施小仁实施抓捕。 第三天一早，侦查员们荷枪实弹，找到了施小仁的住处。可见到施小仁本人后，专案组却大失所望，施小仁身材瘦小，和黎秋燕描述的“高高壮壮”完全不符。更重要的是，施小仁说，那辆摩托车早在一年前就卖给了杨楼斯开发公司的张阔。 线索不能断。警车立刻调转方向，朝着距离市区15公里的杨楼斯开发公司驶去。张阔是公司的业务员，常年在外跑业务，不在公司办公。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张阔家，可家里也没人。汤建民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办法：“呼他的bp机，就说有大生意要谈，约他一个小时后回家见面。” 那个年代，bp机还是稀罕物，张阔接到呼叫后，果然很上心。不到45分钟，他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匆匆赶回了家。可专案组一围上去就发现，他骑的根本不是车牌号为的那辆摩托。询问后才知道，张阔买下摩托车没多久，就又转手卖给了别人，至于买主是谁，他一时想不起来，只记得是两个年轻人。 “既然想不起来，就慢慢想。”陈金刚耐着性子和张阔沟通，反复提醒他当时的细节。直到天黑，张阔才突然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好像在市氮肥厂上班，说话带着厂里的口音。” 市氮肥厂属于城中派出所管辖，接到专案组的协查请求后，城中派出所立刻全员出动，连夜对氮肥厂展开全面排查。从正式工人到临时工，再到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勤杂工，逐一核对身份、询问情况，连厂区的角落都搜了个遍，可始终没找到买摩托车的人，也没见到那辆车牌号为的摩托。 排查陷入僵局，但专案组没有放弃。“摩托车是用来开的，不可能一直藏着。”汤建民召集大家开会，“咱们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氮肥厂周边排查，挖深线索；另一路去岳阳城里，大街小巷巡逻，碰运气找找这辆摩托。” 汤建民亲自带着一队人留在岳阳城排查。岳阳城虽不算大，但车水马龙，人流量不小。几人白天在街道、车站、码头来回转悠，眼睛死死盯着过往的摩托车，生怕错过目标。一开始，年轻人还凭着一股冲劲硬扛，可连续几天下来，每天腿着走几十公里，脚都磨起了水泡，实在撑不住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办案经费有限，住宿吃饭都成了问题。 “去我姑妈家吧，吃住都能凑活。”汤建民咬了咬牙，做出了决定。他姑妈的家就在岳阳城里，房子不大，几人晚上只能把客厅的桌椅撤掉，铺几张报纸和床单打地铺。即便条件艰苦，他们也没放松警惕，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而此时的李修才，正躲在暗处偷偷得意。他作案后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知道警方迟早会顺着摩托车追查，早就做好了伪装。他把摩托车的车牌拆了下来，送到修理行重新喷了漆，原本的红色，变成了不起眼的绿色；他还特意配了一副宽大的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之前留的齐肩长发，也被他剪得短短的，彻底改变了模样。 改变外形后，李修才暂时离开了市区，躲到了相思乡的一个朋友家。他表面上还是骑着摩托车拉客，三五块钱的生意也做，但心里始终惦记着“大买卖”。在乡下躲了三五十天，迟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他心里越来越烦躁，整天在当地的小酒楼喝闷酒。 这天，他又在酒楼里喝闷酒，邻桌的两个生意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两人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一边喝酒一边聊生意，语气豪迈，一看就像是赚了大钱的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修才悄悄竖起耳朵，眼睛死死盯着两人的钱包。等到两人买单时，钱包一打开，满满一沓百元大钞晃得李修才眼睛发直，在那个月工资普遍只有几百块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这个带巨款的生意人，名叫张含经，是湖北洪湖市人。三年前，他曾来大云山烧香拜佛求财，这几年生意越做越顺，赚了不少钱。这次来相思乡，一是看朋友，二是谈生意，三是来大云山还愿。张含经买完单后，和朋友还在酒楼里聊天，李修才却提前离开了，他去对门的商场，买了一个和张含经一模一样的钱包，又把摩托车停在酒楼门口，等着张含经出来。 张含经和朋友走出酒楼，发现这里位置偏僻，根本拦不到出租车。看到停在门口的摩托车，他没有多想，就接受了李修才的招揽。“老板，去大云山多少钱？”“好说，保证给您送到地方。”李修才脸上堆着笑，心里却早已盘算好了作案计划。 摩托车行驶在通往大云山的小路上，李修才一边开车，一边琢磨着怎么下手。想着想着，他一时走神，摩托车差点冲出路基，吓得他一身冷汗。也正是这一下，让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假装翻车。 快到大云山脚下时，对面驶来一辆东风大卡车。李修才故意猛打方向盘，摩托车晃了几下，直接栽进了路边的路沟里。趁着张含经惊魂未定的功夫，他一把抢过张含经的钱包，骑上摩托车就跑，还故意对着大卡车骂了几句，假装是因为会车才翻车，掩人耳目。张含经反应过来后，对着摩托车消失的方向大喊，可李修才早已没了踪影。 张含经立刻报了警，当地警方展开了全面排查，可李修才早已换了路线逃窜，最终一无所获。这一次，他又侥幸逃脱了，抢走的块现金，让他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边，专案组的排查还在继续。留在氮肥厂周边的侦查员们，再次对厂区及周边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几百名青年男工逐一过目，连厂区附近的小卖部、出租屋都没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他们终于查到了线索，当时从张阔手里买下摩托车的，是氮肥厂的临时工蒋祥同。 找到蒋祥同后，他却表示，摩托车他骑了没几天就厌烦了，转手卖给了白洋田镇方山村的廖永赞。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方山村，找到廖永赞，得到的答案却如出一辙：“我也没骑多久，就卖给夏红了。” 顺着线索找到夏红，夏红才说，摩托车不是他自己买的，是帮表哥红玉霞代买的。夏红介绍，他表哥红玉霞在岳阳市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年轻时混过黑道，还坐过牢，身材高大，外貌特征和黎秋燕描述的凶手十分相似。“难道红玉霞就是凶手？”专案组的人心里燃起了希望。 为了不走漏风声，专案组悄悄将廖永赞和夏红带上警车，一起赶往岳阳。到了岳阳后，几人简单部署了抓捕计划，红玉霞有前科，性格凶狠，必须小心谨慎，防止他狗急跳墙。一切准备就绪后，民警们步行前往红玉霞的修理店，悄悄包围了店铺。 修理店没有后门，民警们走进店里，向店员打听红玉霞的去向，得知老板出去进货了，还没回来。几人只好在店里等候，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在这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抱着摩托车配件，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正是红玉霞。 陈金刚和汤建民立刻亮出警官证：“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些事要问你。”红玉霞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起笑：“警官同志，快请坐，有什么事尽管问。”此时，其他几名民警已经悄悄守在了门口，堵住了他的退路。 “我们想了解一下车牌号为的摩托车的情况。”汤建民开门见山。听到这个车牌号，红玉霞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闪过一丝慌张，尽管只是一刹那，却没能逃过民警们的眼睛。他定了定神，支支吾吾地说：“那辆车……半年前就卖给郊区的小郑了。” 陈金刚盯着红玉霞的脸，发现他虽然身材高大，但肚子圆滚滚的，和黎秋燕描述的“高高瘦瘦”并不相符。但线索不能断，民警们放了廖永赞和夏红，让红玉霞带路，前往郊区寻找小郑。 找到小郑后，他倒是快人快语：“别提那辆车了，晦气！我骑了30天，就撞了三个人，差点把自己也搭进去，觉得这车跟我犯冲，就又卖给别人了。”买主名叫易小丹，专案组找到易小丹后，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凶手，易小丹身材微胖，个子不高，和凶手的特征完全不符。 更让人头疼的是，易小丹说，他把摩托车卖掉后，就再也没见过买主，也想不起来买主的模样，只记得对方说话是岳阳口音。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红玉霞跟着民警跑了一圈，确认自己没有嫌疑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从郊区回到家的路上，他脚步轻快，还特意在路边的小商店买了一包好烟，打算回家好好放松一下。可就在他点燃香烟，刚要吸一口时，手里的烟突然被人夺了过去。 红玉霞吓了一跳，转头一看，竟是李修才。他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慌张。李修才和红玉霞的交情不浅，几年前，李修才第二次出狱后，经同村朋友介绍，认识了红玉霞。两人一见如故，经常一起喝酒划拳，称兄道弟。那时候红玉霞还没改邪归正，两人臭味相投，干了不少坏事。 有一次，红玉霞和人打架吃了亏，找李修才帮忙出头。李修才心狠手辣，拿着刀就冲了上去，一刀砍断了对方四根手指，帮红玉霞出了气。可这件事，也让红玉霞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知道李修才的狠劲，若是哪天自己得罪了他，下场恐怕会很惨。从那以后，他对李修才又怕又敬，始终不敢得罪。 李修才叼着抢来的烟，跟着红玉霞进了家门，一进门就绷着脸，语气凶狠地问：“刚才那些人是公安局的？你跟他们说了什么？”红玉霞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摆手：“老兄，你放心，我什么都没说！咱俩是兄弟，我怎么可能出卖你？” 红玉霞心里清楚，李修才问的是抢劫强奸黎秋燕的事。那天，李修才作案后，特意找红玉霞喝酒庆祝，三杯酒下肚，就得意忘形地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了出来。说完后他才意识到失言，立刻威胁红玉霞：“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敢有第四个人知道，我先杀你，再杀你老婆孩子！那辆摩托车的事，你也敢乱说话，我绝不饶你！” 红玉霞一直记着这份威胁，所以刚才民警问起摩托车时，他才会神色慌张。李修才今天来找他，就是因为看到民警进了他的修理店，心里不踏实，特意来嘱咐他。听到红玉霞的保证，又观察了他的神色，李修才才放下心来，又警告了几句，才转身离开。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多月过去了，这起案件依旧没有突破性进展，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侦查员们连日奔波，个个累得眼窝深陷，瘦了一圈，只能暂时撤离一线，回到公安局休整。 冯家全看着疲惫的手下，心里十分心疼。他掏出烟，挨个递给大家，语气沉重地说：“我知道你们累，我恨不得放你们四十九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可咱们是警察，这是咱们的战场，没有硝烟，但处处是危险。咱们不主动进攻，歹徒就会更加疯狂，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 一番话，点燃了大家的斗志。侦查员们纷纷表态：“政委，您放心，不破此案，我们绝不收兵！”冯家全点了点头，下达了限期破案的死命令。他心里清楚，这不是盲目施压，凶手是岳阳口音，摩托车是大件物品，不可能凭空消失，只要顺着线索追查，一定能找到凶手。 领了军令，专案组几人再次回到白洋田派出所，召开案情分析会。张如平结合凶手的行驶路线分析：“凶手大概率是岳阳到甘甜一带的人，易小丹说买主是岳阳东南口音，咱们可以重点排查这一带。” 岳阳到白洋田不到一百里地，沿途有康王、庚口、西塘、毛田、甘田等乡镇，设有三个派出所。专案组决定，联合沿线派出所，在公路沿线明查暗访，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就在排查紧锣密鼓进行时，派出所里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黎秋燕和她的母亲周亚旺。母女俩一直记着当初雨天登门办案的民警，也忘不了借给黎秋燕10块钱车费的农家妇女。这次来，一是登门道谢，二是想问问案件的进展。 看到黎秋燕母女，侦查员们都有些不好意思，案件迟迟没有进展，他们觉得愧对受害者。可汤建民看着黎秋燕，突然眼前一亮，有了一个主意：“秋燕，你能不能跟我们再走一遍当初的路线？说不定回到现场，你能回忆起更多细节。” 汤建民认为，身临其境或许能唤醒黎秋燕遗忘的记忆，哪怕是凶手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黎秋燕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好，我跟你们去。” 当天下午，警车带着黎秋燕来到岳阳市汽车站广场。为了让她更好地回忆，几人特意等到了当初黎秋燕出发时的时辰，日头偏西，暮色渐浓。随后，警车沿着当初李修才行驶的路线，缓缓前行。黎秋燕坐在前排，瞪大了眼睛，紧紧攥着拳头，努力回忆着当天的场景，其他民警也屏住呼吸，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当警车行驶到一段公路时，前方出现了一座架在路面上的渡槽。渡槽是用石灰水泥砌成的，像一座空中桥梁，用来连接两侧的水源。看到这座渡槽，黎秋燕突然眼睛一亮：“我想起来了！那天，他在这里停过车，去路边的小卖部买了盒烟，还跟店里的老人说了几句话。” 民警们立刻停车，赶到渡槽下的小卖部。店里的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了，记忆力衰退，只记得每天卖货收钱的事，对几个月前的陌生人毫无印象。线索再次中断，几人只能继续往前走。 车子驶进吉祥开发区，这里有厂房、学校，还有一条小小的街道。走到街道口时，黎秋燕又停住了：“这里！他在这里停过车，去第一家食品店借了根摩托车专用的绳子，把我的提包绑在了车后座上，还说绳子很结实，让我放心。” 汤建民立刻让易胜宝假装修车，易胜宝打开车头引擎盖，拿着钳子、扳手在里面摆弄，其他民警则假装漫不经心地散开，观察着街道口的几家店铺。第一家是食品店，第二家是日杂店，第三家是摩托车修理店。按常理，摩托车专用绳子应该出自修理店，但黎秋燕肯定地说，绳子是从食品店借的。 专案组没有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他们悄悄返回公安局，请求刑警支队支援。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农队接到请求后，立刻派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刑警前来协助。当天晚上，两名刑警就将食品店的店主带到了刑警支队。 经过耐心询问，店主终于开口：“我记得！一个多月前，李秀才来借过绳子，就是摩托车用的那种。”“李秀才？他是谁？”民警们立刻追问。店主笑着说：“他是旁边摩托车修理店老板洪玉辉的朋友，经常来店里串门，我也就认识了。洪玉辉和他哥红玉霞一起开的修理店，就在街口第三家。” “他的车牌号你有印象吗？”“车牌号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后三位好像是385。”385，和黎秋燕记住的刚好吻合！民警们心里一阵激动，线索终于对上了！吉祥开发区是李修才往返的必经之路，他和红玉霞兄弟关系密切，经常去修理店，所以才敢直接去食品店借绳子。 而此时的李修才，正坐立不安。他的妻子回了甘田老家，他一个人在城里，总觉得眼皮跳得厉害，晚上还总做噩梦，梦见自己被警察抓。做贼心虚的他，决定逃离岳阳，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他谎称要去广东给朋友开车，收拾好东西，骑着那辆绿色摩托车，来到了红玉霞家，他要把摩托车交给红玉霞处理，顺便和他告别。 两人来到一家小吃店，点了几个小菜，喝了几杯酒。李修才把自己要去广东的事告诉了红玉霞，还把摩托车送给了他：“兄弟，这车子还值两三千块，你处理了吧，也算我谢谢你没出卖我。”红玉霞假意推辞了几句，就答应了下来。吃完饭，两人各自分开，李修才回旅社收拾行李，准备连夜离开。 专案组得知线索后，立刻行动，趁着夜色赶到吉祥开发区，敲开了红玉霞兄弟的修理店卷闸门。店里只有红玉霞在守着，洪玉辉出去进货了。民警们直接问起李修才，红玉霞却矢口否认：“李秀才？我不认识这个人啊。” 民警们早有准备，知道他会抵赖。一边在修理店里审查红玉霞，一边派几名民警穿着便装，前往红玉霞的家。到了家门口，民警们没有亮明身份，对着开门的红玉霞妻子笑着说：“嫂子，我们是洪师傅的老熟人，听说他跟李秀才关系好，我们来找李秀才，有辆好摩托车想卖给她。” 红玉霞的妻子没多想，立刻热情地说：“你们来巧了！李秀才下午刚来过，墙边那辆摩托车就是他的，他跟玉霞一块出去喝酒了，还没回来呢。”民警们心中一喜，立刻亮明身份。红玉霞的妻子瞬间脸色惨白，瘫坐在地上，后悔不已。 铁证如山，红玉霞再也无法抵赖。就在他准备交代全部情况时，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凌晨一点。他突然激动地大喊：“快！去火车站抓李秀才！他买了凌晨一点的火车票，要去重庆找他狱友！” 原来，李修才怕白天查得严，特意买了深夜的火车票，打算趁着夜色逃离。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程，只跟红玉霞说了一句。红玉霞原本想送他，却被李修才拒绝了。李修才在火车站附近的红楼旅社睡了一觉，直到临近发车，才慢悠悠地进站。 民警们立刻带着红玉霞赶往火车站，临走时，看到桌上有一袋晚上没吃完的水果，就塞给了红玉霞：“你去送他，别露馅。”红玉霞拿着水果，快步走进火车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此时，李修才正拿着车票，准备上车，看到红玉霞，还以为他特意来送自己，激动地跑过去：“好兄弟，你怎么来了？” 就在他靠近红玉霞的瞬间，几名民警从旁边冲了出来，一把钳住他的双手，将他按倒在地。冰凉的手铐铐在手腕上时，李修才还一脸不敢置信，他离火车只有几步之遥，却最终没能逃脱法网。 经过审讯，李修才对自己抢劫、强奸黎秋燕，以及抢劫张含经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民警们还顺藤摸瓜，查出了他之前的多起作案记录。这个伪装老实、心狠手辣的恶徒，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190章 消失的证婚人：枕边人酿惊天命案 2011年的神木，正借着煤炭资源的东风飞速发展，县城里的水泥路越修越宽，街边的小餐馆鳞次栉比，空气中除了黄土高原特有的风沙味，还混着烟火气和几分躁动的气息。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又热闹的小城里，一场即将举行的婚礼，却因为一个关键人物的失踪，搅乱了两家人的生活，也牵扯出一桩隐藏了两年多的命案。 但凡参加过婚礼的人都清楚，一场仪式的核心，毫无疑问是新郎新娘。他们身着盛装，接受所有人的祝福，是整场宴席的绝对焦点。紧随其后的，便是双方父母，忙着招呼宾客、应对人情往来，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与疲惫。而再往下数，证婚人绝对是分量极重的角色，他得有头有脸、说话得体，能为新人的婚姻添上一份郑重的见证，少了他，婚礼总显得缺了点章法。 这场婚礼的证婚人，名叫薛冰冰，是新娘的亲舅舅，当年刚满41岁。在神木当地，薛冰冰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为人还算活络，家里有几处房产，还和妻子开了一家小餐馆，日子过得不算差。当初外甥女定下婚期时，他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这证婚人的活儿他包了，一定风风光光地出席，给外甥女撑场面。 可谁也没料到，距离婚礼只剩几天，这位至关重要的证婚人，却突然凭空消失了。 薛冰冰和他弟弟是邻居，两家住得近，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来往十分频繁。2011年11月3号中午，薛冰冰的妻子刘有芳突然给小叔子打了个电话，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安：“你哥的电话怎么一直没人接？你有空去家里看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小叔子一听，心里也犯了嘀咕，放下手里的活就往哥哥家跑。他站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敲门，“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可屋里始终没有半点回应。他又绕到窗户边往里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试着给哥哥打电话，听筒里只传来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反复几次都是如此。 小叔子不敢耽搁，又折返回来跟刘有芳说了情况，两人心里都七上八下的。薛冰冰向来守时，也极少失联，好端端的人，怎么会突然联系不上？就在一家人焦灼等待的下午，小叔子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薛冰冰号码的短信，内容很简单：“我跟一个女的去铜川买房，勿念。” 这话一出，不光小叔子懵了，刘有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买房？多大的事能比外甥女的婚礼还重要？更何况他还是证婚人，这要是临时缺席，不光新人没面子，整个薛家都得被人戳脊梁骨。铜川离神木足足有几百公里，是陕西另一个地级市，这么远的路，说走就走，连句招呼都不打，这根本不是薛冰冰平时的行事风格。 更让人起疑的是，薛冰冰的一个朋友随后也带来了一段奇怪的经历。这位朋友说，在薛冰冰失踪当天下午，他也曾试着给薛冰冰打电话，电话倒是接通了，可接电话的不是薛冰冰本人，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朋友问对方薛冰冰在哪，女人语气显得十分不耐烦，只丢下一句“他没跟我在一起”，就“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没在一起？那薛冰冰的手机怎么会在她手里？这个细节，让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失踪案，更添了几分诡异。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接电话的女人，是曾经租住过薛冰冰房子的女租客。据刘有芳回忆，这个女人在自家房子里住了没几个月，她就觉得不对劲，薛冰冰常常以“修东西”“收房租”为由往出租屋跑，有时候去了就半天不出来，两人说话的语气也格外暧昧。刘有芳心里隐隐犯堵，直觉这两人之间肯定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但薛家人大多蒙在鼓里，她也没证据，只能把委屈憋在心里。 如今看到短信说薛冰冰跟这个女人去铜川买房，刘有芳的怒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又气又恨，只当丈夫是为了情人，连亲情和承诺都抛到了脑后。可气归气，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觉得薛冰冰说不定只是一时糊涂，等过两天气消了就回来了。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并没有朝着刘有芳预想的方向发展。薛冰冰刚失踪的那几天，还会时不时给家里发几条短信报平安，内容无非是“一切安好”“很快回来”，语气也还算正常。可渐渐地，短信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到最后，干脆彻底没了音讯。 这下，薛家人彻底慌了。就算是跟情人私奔，也不至于连个消息都没有吧？难不成是出了什么意外？为了找到薛冰冰，家人兵分几路打听消息，最终循着线索，找到了那个在铜川的女租客。 面对找上门的薛家人，女租客却一脸茫然，连连摆手：“我根本没来过铜川，也没跟薛冰冰在一起啊！他失踪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这话让薛家人彻底懵了，短信里明明说去铜川找她，朋友也说电话在她手里，怎么到了她这，就全不认账了？ 看着女租客不似作伪的样子，薛家人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货、团圆，薛冰冰却依旧杳无音信，连个电话都没有。难道说，他不是故意躲着，而是真的遭遇了不测？ 薛冰冰和刘有芳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6岁，正上高中，小儿子才8岁，还在上小学。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还算美满的家庭，可只有薛家人隐约知道，薛冰冰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刘有芳性子强势，薛冰冰腿脚不便，两人平日里就常常因为琐事争吵，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压抑。之前家人还猜测，薛冰冰或许是因为婚姻不顺，才跟情人跑了，想换个环境开始新生活。 可短信断了、女租客否认，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断了。距离薛冰冰失踪越来越久，转眼就过了两个多月，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薛家人的心也越来越沉。他们私下商量，要是过完年还找不到薛冰冰，就只能去报警了。 就在全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大年初六那天，家里有人上网时，突然发现薛冰冰的qq竟然上线了。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振奋起来，赶紧发消息过去询问。 对方很快回复，语气带着几分仓促：“我在外边做生意，钱都投进去了，现在没钱回来，等赚了钱就回去。” 家人急忙追问：“你在哪？具体地址发过来，我们给你打钱！” 可对方却避而不答，只反复强调“在外面挺好的”“不用管我”。家人又提出想视频通话，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平安，对方却拒绝了，说“在外边条件差，没有视频设备”。家人又恳求他把手机打开，哪怕只是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也好，对方只回了一句“不方便”，就匆匆下线了，之后再也没有上线过。 短暂的喜悦过后，是更深的疑虑。薛家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最关键的一点的是，薛冰冰只上过小学二年级，连基本的识字都费劲，更别说打字了。可刚才跟他们聊天的人，打字速度飞快，回复也十分流畅，完全不像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 “这会不会不是冰冰？”“是不是有人拿着他的qq，故意骗我们的？”“他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对方在拖延时间？”一个个疑问在薛家人心里盘旋，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一次，他们不再犹豫，当即决定去神木县公安局报案。 此时，距离薛冰冰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月。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薛冰冰到底是主动离家，还是被动失踪？如果是主动离开，为什么会突然断了联系？如果是遭遇不测，凶手又会是谁？ 民警调取了薛冰冰失踪前后的手机通话记录，很快就发现了两处反常之处。第一处，薛冰冰失踪后，他的手机号被设置了呼叫转移，所有来电都会自动转接到那个女租客的手机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朋友打电话时，是女租客接的电话。第二处，在薛冰冰失踪后的第二天，有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在神木当地的电信营业厅办理了一张新的手机号。 这张新手机号从11月4号下午4点多开始使用，主要用途就是给薛家人发短信报平安，内容和之前薛冰冰号码发的大致相同，都是说自己在外做生意、一切安好。可奇怪的是，这张手机号只发短信，从不接听任何电话，仅仅使用了五天，就突然停用了，像是完成了某种任务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太不正常了。”办案民警分析道，“如果真的是跟情人私奔，没必要刻意设置呼叫转移，更没必要办新号只发短信。这些举动，更像是有人在故意制造薛冰冰还活着、主动离家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家人，掩盖真相。” 结合这些线索，民警初步判断，薛冰冰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而凶手，大概率是熟悉他情况的人，毕竟能拿到他的身份证办新号，还知道他和女租客的关系，甚至能精准地设置呼叫转移，绝非陌生人能做到。 为了摸清情况，民警先对薛冰冰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薛冰冰是神木本地人，出生在县城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左腿落下了残疾，行动有些不便。1994年，他和刘有芳结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和妻子离开村子，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餐馆，靠着实惠的饭菜和热情的服务，生意还算红火。 2008年之后，神木的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煤炭资源的开发让当地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薛冰冰所在的村子被纳入了征地范围，家里的土地被征用后，每年都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土地分红，数额足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钱有了，日子好过了，可薛冰冰和刘有芳的感情，却渐渐出现了裂痕。 老话常说“能共苦，不能同甘”，这句话在薛冰冰夫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没钱的时候，两人齐心协力打拼，日子虽苦却也踏实；可有了钱之后，彼此的欲望都多了起来，矛盾也越来越多。刘有芳觉得薛冰冰长相普通、腿脚不便，还嗜酒如命，越看越不顺眼；薛冰冰则觉得刘有芳性子太强势，凡事都要压他一头，在家里感受不到半点温暖。 就在这段时间，薛冰冰认识了那个女租客。女租客温柔体贴，不像刘有芳那样对他呼来喝去，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件事被刘有芳发现后，家里彻底爆发了争吵，刘有芳气得要离婚，可看着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但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彻底降到了冰点，在薛冰冰失踪前半年，他们已经开始分居，刘有芳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餐馆楼上，薛冰冰则一个人回了老家的房子住，平日里很少见面，连话都懒得说。 梳理完这些情况，民警又重新询问了那个女租客。这一次，女租客终于松了口，承认自己和薛冰冰确实有过一段关系，但她强调，薛冰冰的失踪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有人在故意陷害我。”女租客皱着眉说，“把电话呼转到我这，就是为了把你们的视线引到我身上，让你们以为是我跟薛冰冰私奔了。” 接着，女租客还给民警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说，在薛冰冰失踪的头几天，薛冰冰曾经给她打过电话，说要去铜川找她。可她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薛冰冰的人影。直到薛冰冰失踪后的第五天，她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里自称是薛冰冰，让她去铜川火车站接他。 “我赶紧往火车站赶，到了之后给他发短信问具体位置，他只说了一个模糊的建筑名称，我根本找不到。”女租客回忆道，“我当时急了，就给那个陌生号码打了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听口音像是神木本地人。那个女人说薛冰冰喝醉了，没法接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再打，就没人接了。” 一个陌生的神木女人？这个新出现的角色，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民警判断，这个女人很可能和薛冰冰的失踪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极有可能是薛冰冰的熟人。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要冒充薛冰冰给女租客发短信？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再次走访了薛家人。当提到“神木女人”“熟悉薛冰冰情况”这些关键词时，薛家人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人，薛冰冰的妻子，刘有芳。 “肯定是她！”薛冰冰的姐姐情绪激动地说，“我弟弟失踪后，弟媳妇就一直跟我们说，他是跟情人跑了，还说她一直跟我弟弟有联系，让我们别担心。我们一开始还信了她，所以才没早点报警，现在想想，全是她编的瞎话！” 薛冰冰的姐姐告诉民警，刘有芳年轻的时候就很能干，当过裁缝、卖过衣服，后来又做豆腐、开三轮车、卖煤炭，不管什么活都能拿得起来，性子也格外强势。反观薛冰冰，因为腿脚不便，性格有些懦弱，家里的大小事几乎都是刘有芳说了算。“一开始弟媳妇还跟我们哭，说我弟弟走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可后来我们觉得不对劲，让她给我弟弟打电话，她总是推三阻四，一会儿说电话没人接，一会儿说我弟弟在忙，从来没让我们跟我弟弟说过一句话。” 更让薛家人怀疑的是，他们后来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不光薛冰冰有婚外情，刘有芳和餐馆的厨师张海峰之间，也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张海峰是1982年出生的，比刘有芳小五岁，是外地人，因为在餐馆打工，吃住都在餐馆楼上，和刘有芳一家住在同一层，房间离得很近。薛冰冰不在家的时候，张海峰常常以“帮忙”为由出入刘有芳的房间，两人之间的举止十分亲密，周围的邻居都看在眼里，私下里议论纷纷。 “我弟弟和弟媳妇本来就分居，弟媳妇又跟那个厨师走得那么近，难免让人多想。”薛冰冰的姐姐说，“我们怀疑，是不是弟媳妇和那个厨师合伙，把我弟弟害了，然后故意编造他跟情人私奔的假象，掩人耳目。” 民警顺着这条线索调查，发现刘有芳不仅有作案动机，还有充足的作案条件。通过询问薛冰冰失踪当晚和他一起喝酒的朋友，民警还原了当晚的情况：2011年11月2号晚上，薛冰冰在自家餐馆里和几个朋友聚餐，几个人喝了不少酒，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散场的时候，薛冰冰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连路都走不稳了。 当时，是刘有芳开车过来接薛冰冰的。她先把薛冰冰的朋友们一个个送回了家，最后车上就只剩下烂醉如泥的薛冰冰。后来民警询问刘有芳时，她是这样说的：“送完朋友，我就带着薛冰冰回了老家的房子，我们俩一起睡的。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起床回餐馆忙活，他还躺在床上睡觉，我以为他醒了之后会自己过来，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就发现他不见了。” “这明显不合常理。”办案民警说，“薛冰冰醉得那么厉害，根本不可能自己清醒地离开。而且刘有芳说两人一起回了老家，却没有任何证人能证明，她完全有时间和机会对薛冰冰下手。” 更可疑的是张海峰。薛冰冰失踪后，张海峰依旧像往常一样在餐馆打工，表现得十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当民警询问他当晚的情况时，他说自己下班后就回房间睡觉了，对刘有芳和薛冰冰的行踪一无所知，回答得滴水不漏，却总让人觉得刻意。 民警分析，刘有芳一个女人，要想谋害一个成年男性，还得处理尸体、掩盖痕迹，难度很大，大概率有帮手，而张海峰，无疑是最有可能的那个人。两人有不正当关系，刘有芳对薛冰冰积怨已久，张海峰又需要依附刘有芳，两人完全有理由联手作案。 但怀疑归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切都只是推测。民警既没有找到薛冰冰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作案现场，无法对刘有芳和张海峰立案侦查。为了打破僵局，民警决定用测谎仪对两人进行测试，一方面是想通过测谎结果印证推测，另一方面也是想给两人施加心理压力，逼他们露出马脚。 根据法律规定，测谎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不能强制进行。让民警意外的是，刘有芳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脸上没有丝毫犹豫；而张海峰却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说“我没做亏心事，没必要测谎”，语气中带着几分慌乱。 测谎过程中，民警针对薛冰冰失踪当晚的行踪、是否与张海峰合谋、是否知道薛冰冰的下落等敏感问题，对刘有芳进行了提问。测谎结果显示，刘有芳在多个关键问题上，生理反应异常强烈，极有可能说了谎话。 可遗憾的是，测谎结果只能作为辅助侦查的参考，不能作为法律上的定罪依据。要想认定刘有芳是凶手，必须找到直接证据。而刘有芳能坦然接受测谎，心理素质之强，远超民警的预期，这个女人，绝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刘有芳的女儿，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在接受民警询问时，16岁的女孩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我妈从小就心硬，特别狠，长这么大，我就见过她哭两次。我小时候受了委屈哭，她从来不会安慰我，还会骂我‘没出息，哭什么’，有时候我越哭，她打得越狠。”女孩说，在家里，妈妈说一不二，爸爸因为腿脚不便，又性格懦弱，从来不敢反驳妈妈，两人经常吵架，有时候爸爸还会被妈妈打。 从女孩的描述中，民警能感受到刘有芳的强势与冷漠。这样一个心理素质极强、做事果断的女人，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谋害丈夫，确实有可能做得天衣无缝。 尽管民警坚信刘有芳就是凶手，但没有证据，案件只能陷入僵局。之后的日子里，民警没有放弃，一直暗中关注着刘有芳和张海峰的动向，耐心等待突破口。 时间一晃就到了2013年，薛冰冰已经失踪一年多了。因为经营不善，再加上刘有芳心思不在生意上，她家的小餐馆最终倒闭了。刘有芳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而张海峰则离开了神木，去了外地打工，两人似乎断了联系。 但民警并没有放松警惕，依旧对两人进行暗中监视。他们发现，餐馆倒闭后，刘有芳没有找新的工作，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每天都会泡在麻将馆里。在麻将馆里，刘有芳认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两人来往密切，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刘有芳会不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这个新男朋友？”民警心里盘算着。如果能从这个男人身上找到线索，或许就能打破僵局。但直接接触这个男人，又怕惊动刘有芳，打草惊蛇。 经过一番打听，民警得知，刘有芳的这个新男朋友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因为知道了丈夫和刘有芳的事情，曾经多次跑到麻将馆大闹，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个发现，让民警看到了希望，或许，这个男人的妻子，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民警暗中找到了这个男人的妻子。一开始，女人还心存顾虑，不愿多谈，但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她最终松了口，说出了一件让民警振奋的事情：“我老公跟我说过，他曾经帮刘有芳删除过一段监控录像。刘有芳说，是因为她开车违章了，怕被扣分罚款，所以让我老公帮忙删掉。可我觉得不对劲，违章顶天了就是罚款扣分，没必要这么偷偷摸摸的，还特意找外人帮忙删监控。” 开车违章？民警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刘有芳的借口。她之所以要费劲心思删除监控，大概率是因为监控里记录了和薛冰冰失踪有关的关键画面，比如作案过程、运输尸体的路线等。而她让新男朋友帮忙删监控，两人关系密切，她很可能在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为了尽快找到证据，民警决定对刘有芳的新男朋友展开调查。通过跟踪侦查，民警发现，这个男人竟然是个瘾君子，经常偷偷吸食毒品。2014年4月的一天，民警趁着他吸食毒品的时候，果断出击，将他抓获，并以吸食毒品为由将其控制起来。 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的质问，再加上吸毒被抓的压力，男人很快就心理防线崩溃，主动交代了实情。他说，刘有芳确实跟他说过薛冰冰失踪的事情，但不是私奔，也不是意外，而是被刘有芳和张海峰联手害死了。 “刘有芳跟我说，薛冰冰是死于一场车祸，肇事者很有势力，她迫于压力，只能和对方私了，然后偷偷把薛冰冰埋了。”男人回忆道，“但我觉得她在撒谎，后来追问之下，她才含糊地说，是她和餐馆的厨师一起干的。她还让那个厨师带我去看过埋薛冰冰的地方，就在神木县城边上的一个山脚下，周围全是荒草，很隐蔽。” 民警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找到薛冰冰尸体的关键。刘有芳编造车祸的谎言，是为了掩盖杀人的真相，但她带着新男朋友去看掩埋地点，却成了暴露自己的致命破绽。 根据男人提供的地址，民警立刻组织警力，赶到了那个山脚下。这里荒无人烟，杂草丛生，地势偏僻，确实是个掩埋尸体的绝佳地点。民警分成几组，拿着工具开始挖掘，一寸一寸地排查，不敢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挖掘工作持续了整整三天。2014年4月25号下午，随着一声惊呼，一名民警挖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大家立刻围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拨开泥土，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渐渐显露出来。尸体被包裹在破旧的棉被里，身上还残留着一些衣物碎片。 民警立刻将尸体送到法医中心进行鉴定，通过dNA比对，最终确认，这具尸体正是失踪了两年零五个月的薛冰冰。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薛冰冰并非死于车祸，而是死于机械性窒息，颈部有明显的勒痕，生前曾遭受过暴力对待。 真相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民警立刻对刘有芳实施抓捕，面对薛冰冰的尸体和dNA鉴定报告，刘有芳依旧拒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还在为自己辩解。但民警早已掌握了关键线索，随后，他们又远赴外地，将正在打工的张海峰抓获归案。 面对民警的审讯，张海峰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主动交代了自己和刘有芳联手杀害薛冰冰的全过程。 张海峰说，他和刘有芳早在2010年就有了不正当的关系。薛冰冰性格懦弱，腿脚不便，对刘有芳言听计从，即使察觉到了两人的关系，也敢怒不敢言。而刘有芳对薛冰冰早已积怨已久，一方面嫌弃他长相普通、腿脚残疾，另一方面又恨他嗜酒如命、酒后家暴，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薛冰冰竟然背着她找情人，还打算用家里的钱给情人买房子。 2011年11月2号晚上，薛冰冰和朋友喝酒烂醉如泥，刘有芳觉得，这是除掉薛冰冰的最佳时机。她开车送完薛冰冰的朋友后，并没有带薛冰冰回老房子，而是把车开回了餐馆后院。随后，她打电话叫来了张海峰，在车上，她递给张海峰一根电线，眼神冰冷地说：“把他处理掉，事后我不会亏待你。” 张海峰说，他当时心里很害怕，不愿意动手，但刘有芳不断地威逼利诱，说如果不做掉薛冰冰，两人的关系就会暴露，到时候他不仅会丢了工作，还会身败名裂。在刘有芳的逼迫下，张海峰最终动了手，他趁着薛冰冰烂醉不醒，用电线紧紧勒住了他的脖子，直到薛冰冰不再动弹。 之后，刘有芳和张海峰趁着夜色，开车将薛冰冰的尸体运到了县城边上的山脚下，挖了一个深坑，将尸体包裹在棉被里埋了起来，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为了迷惑薛家人，制造薛冰冰主动离家的假象，刘有芳和张海峰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骗局。他们先将薛冰冰的手机号呼叫转移到女租客的手机上，把嫌疑引到女租客身上；然后用薛冰冰的身份证办了一张新手机号，给薛家人发短信报平安；后来又让张海峰冒充薛冰冰登录qq，和家人聊天。张海峰文化程度不高，但打字比薛冰冰熟练，本以为能蒙混过关，却没想到因为打字速度太快，引起了薛家人的怀疑，为后续的调查埋下了伏笔。 张海峰的供述，彻底击碎了刘有芳的心理防线。在铁证面前，她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指使张海峰杀害薛冰冰的罪行。当被问及杀人动机时，刘有芳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情，缓缓说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她从心底里看不起薛冰冰。“他长得不好看，腿还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真心爱过他。”刘有芳说，当初嫁给薛冰冰，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薛冰冰虽然残疾，但为人还算老实，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可随着日子越来越好，她对薛冰冰的嫌弃也越来越深，觉得薛冰冰配不上自己。 第二，薛冰冰嗜酒如命，酒后经常对她实施家暴。“他一喝酒就发疯，轻则骂我，重则打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了。”刘有芳说，每次被家暴后，她都想离婚，可看着两个孩子，又只能忍下来。长期的家暴，让她对薛冰冰充满了怨恨。 第三，薛冰冰的婚外情，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仅打我、嫌弃我，还背着我找情人，甚至想把家里的钱给情人买房子，这我绝对不能忍。”刘有芳说，她曾经提出过离婚，但一来女儿坚决反对，二来她知道，一旦离婚，家里的土地分红就没她的份了。神木的土地分红数额可观，她舍不得放弃这笔钱。 “我既想拿到钱，又不想再跟他过下去，想来想去，就只能杀了他。”刘有芳的语气平静得可怕，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摆脱这段不幸福的婚姻，竟然不惜痛下杀手，剥夺了丈夫的生命，也毁掉了整个家庭。 案件告破后，刘有芳和张海峰被依法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在看守所里，刘有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信里满是忏悔和愧疚，希望孩子们能原谅她的过错，好好生活。 可伤害已经造成，再深刻的忏悔也无济于事。刘有芳的女儿本来参加了2014年的高考，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这是她改变命运的机会。可看着年仅11岁、还不懂事的弟弟，再想想年迈的爷爷奶奶，她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选择留在家里打工赚钱，照顾弟弟和爷爷奶奶。 曾经充满希望的人生，因为母亲的罪行，彻底偏离了轨道。而刘有芳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离世、母亲的入狱，性格变得十分孤僻，不爱说话，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两个原本阳光开朗的孩子，一夜之间长大了，也背负起了不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沉重负担。 这起发生在神木的命案，最终落下了帷幕。刘有芳和张海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两个孩子的人生，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薛冰冰和刘有芳，从一无所有到衣食无忧，熬过了最苦的日子，却没能守住富裕后的平淡。婚姻里的矛盾、彼此的怨恨、无尽的欲望，最终将两人推向了深渊。他们只想着摆脱眼前的困境，却忘了考虑后果，忘了家里的孩子，忘了那些爱他们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很多夫妻能共患难，却不能同甘。当日子好过了，欲望也随之膨胀，彼此的包容和理解越来越少，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为了金钱、为了感情、为了一时的冲动，有些人不惜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做出无可挽回的事情。 可他们忘了，婚姻需要经营，生活需要包容，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心里有多少怨恨，都不该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一时的冲动，不仅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整个家庭，伤害最亲近的人。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多想想后果，多想想孩子，多想想那些牵挂自己的人，或许就能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 第194章 龙岗劫案～百万富姐的自导陷阱 1991年的五一节前夕，南国深圳早已褪去春寒，潮热的风裹着尘土与机遇的气息，扑在龙岗镇的街巷里。彼时的龙岗还带着城乡结合部的烟火气，低矮的砖房与零星崛起的小楼交错，港币黑市的暗流在熟人社会的缝隙里悄然涌动，有人靠着这笔灰色生意发了小财，也有人在欲望的漩涡里，正悄悄酝酿着一场足以倾覆一切的阴谋。 廖丽妍提着两大袋包装精致的水果与营养品，脚步轻快地踏进了黄大婶家的院门。阳光落在她藕粉色的连衣裙上，衬得她细皮嫩肉的脸庞愈发白皙，刚过三十岁的她格外会保养，每日清晨用进口雪花膏涂脸，发廊里的伙计总说她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娇小玲珑的身段裹在时髦衣裙里，活脱脱一副“富姐”派头。 “黄大婶，过节好呀！”廖丽妍的声音甜润，不等黄大婶起身迎客，就把一枚沉甸甸的金戒指往她手里塞，戒指圈上的花纹在阳光下闪着光，“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戴着玩。” 黄大婶连忙双手接住，指尖触到金子的冰凉与厚重，脸上的皱纹都堆成了花，连声道谢：“丽妍啊，你太客气了，总给我带东西。”她知道这位廖女士是镇上的能人，开着一家投资几十万的高档发廊，在居民区还有一栋三层别墅，听说手里还有不少股票，是实打实的百万富姐，平日里能和她攀上交情，对自家兄弟也是个照应。 在一旁抽烟的黄氏兄弟阿辉、阿良，眼睛死死盯着廖丽妍随手放在桌上的真皮手包，那包鼓鼓囊囊的，隐约能看出港币的轮廓。兄弟俩靠私下兑换港币赚差价过活，平日里见惯了零散的票子，这般气派的阵仗还是少见，脸上满是羡慕，嘴里不住地夸：“廖姐，您这是又发大财了吧？运气也太好了！” 阿辉凑上前两步，语气带着几分讨好：“廖姐，您手里这么多港币，还是换成人民币用着方便，在咱们这儿花起来也顺手。”他和弟弟阿良干这行有些年头了，摸透了黑市的行情，见廖丽妍这架势，心里已经打起了算盘，这要是能做成这笔生意，可比平日里兑那些零散港币赚得多太多。 廖丽妍抬眼扫了兄弟俩一眼，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故意把包往桌上推了推，那副财大气粗的模样，让阿辉兄弟俩的眼睛更亮了。她早就摸清了这兄弟俩的心思，知道他们对港币兑换的生意毫无抵抗力，这才故意带着“巨款”来黄家示好，一步步下着套。 “既然阿辉哥这么说，那我就成全你们。”廖丽妍语气爽快，仿佛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老熟人了，也该让你们赚点。兑换价就按1:1.0165来，怎么样？” 阿辉心里猛地一震，连忙在心里盘算起来。当时黑市上港币兑人民币的行情大概在1:1.00左右，廖丽妍给出的这个价格，足足能让他们赚上10%以上。他粗略估算了一下，要是能兑个两百万港币，光差价就能有二十万进账，在1991年，二十万足以在龙岗盖一栋两层小楼，这可是天大的诱惑。 阿辉脸上的笑容都快溢出来了，连忙拍着胸脯应下：“成交！廖姐果然够意思！”一旁的阿良也跟着点头，兄弟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狂喜。可欢喜劲儿没过多久，两人就犯了愁，要兑换两百万港币，得拿出两百多万人民币现金，他们平日里东拼西凑也就攒了些零散资金，一下子去哪弄这么多现款？ 廖丽妍将兄弟俩的神色变化看在眼里，心里暗自得意，嘴上却假意安慰：“不急，你们慢慢凑，我也不是等着用钱。”她说着，又和黄大婶拉了几句家常，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在澳门“手气极佳”，赢了不少港币，引得黄家母子更是深信不疑。 没人知道，这位风光无限的百万富姐，早已被赌博拖入了深渊。她的发廊生意确实红火，每日营业额最少也有两千块，好的时候能冲到四千，扣除房租、伙计工资和成本，每月净收入将近三万，一年下来盈利几十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顶流收入。她的丈夫阿阳是当地大公司的副总，手里有物业有车，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幸福家庭。 可廖丽妍嗜赌如命，澳门的赌场是她频繁光顾的“战场”。起初只是小打小闹，输赢几万块，她觉得无伤大雅，可越赌越上瘾，赌注越来越大，手头的钱也渐渐被掏空。为了翻本，她甚至借了高利贷，今年春节前，她一次豪赌就输了三十多万港币，被澳门黑帮扣下，还是弟弟阿强凑了二十万才把她赎回来。 这次她又盯上了宝安一片七千平米的厂房，想低价买下转手炒卖赚差价，已经交了五十多万定金，可剩余的款项迟迟凑不齐。偏偏她四月中旬又拉着镇上的何女士去了趟澳门，不仅输光了随身携带的两万多港币，还向阿辉借了八千五百港币应急。走投无路之下，她才想出了这个阴毒的主意，以兑换港币为诱饵，抢劫黄氏兄弟的现款，填补资金缺口。 黄氏兄弟自然不肯放过这块到嘴的肥肉。他们东拼西凑，把家里的积蓄、亲戚朋友那借的钱全都凑在一起，也只凑了六十三万人民币。无奈之下，兄弟俩只好求到了母亲黄大婶头上。黄大婶在镇上颇有人缘，平日里帮邻里调解纠纷、牵线搭桥，攒下了不少人情。她听说儿子们有这么一笔好生意，当即拍板，亲自去找关系要好的近邻老太太借钱。 那位老太太家底殷实，平日里也信得过黄家，一听是周转资金，还能有几分好处，当即一口答应，从家里的保险柜里取出八十万现金交给了黄大婶。那八十万被分成八捆，每捆十万，其中七捆用白色尼龙绳捆着，只有一捆用的是红色尼龙绳，格外显眼，这也成了日后破案的关键线索之一。 得知黄氏兄弟凑齐了款项，廖丽妍立刻敲定了交易时间。5月3号上午，她给阿辉打了个电话，让兄弟俩下午带着钱去她家里成交，语气里满是急切，仿佛生怕这笔生意黄了。 下午两点左右，阳光正烈，阿辉和阿良驾驶着自家的三菱吉普车，朝着廖丽妍的别墅疾驰而去。后座上放着一个大大的水果箱，里面装着六十三万自有资金和八十万借款，一共一百四十三万人民币现金，沉甸甸的箱子压得车后座微微下陷。兄弟俩一路上都紧绷着神经，时不时透过后视镜观察周围的动静，生怕出一点差错。 廖丽妍的三层别墅坐落在居民区深处，独门独院，院墙不高，院内种着几株三角梅，开得正艳。看到三菱吉普车驶来，廖丽妍早已在门口等候，脸上堆着热情的笑容，连忙迎了上去：“阿辉、阿良，快进来，钱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进屋后，廖丽妍指了指胸前挎着的黑色真皮包，那包胀得快要裂开，隐约能看到港币的红色票面：“你们看，港币都在这儿呢，一分不少。”说着，她突然抬手理了理头发，露出几分歉意的神色，“哎呦，对不起啊，早上忙到现在，脸都没洗，你们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洗个脸就来。” 阿辉不疑有他，叮嘱阿良在屋里等着，自己则返回车上取了计算器，他要当场核对款项、计算差价，确保万无一失。取完计算器，他顺手关上了别墅的大门，将装有一百四十三万现金的水果箱放在了客厅的座椅上，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这笔钱到手后该怎么花。 廖丽妍端着茶壶出来，忙着给兄弟俩斟茶倒水，手刚碰到胸前的黑皮包，还没等她做出下一步动作，别墅的侧门突然“哐当”一声被撞开。几名头戴黑布面罩的歹徒猛地冲了进来，为首的人手里端着一支雷明登长管猎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三人，另外几人手里握着明晃晃的砍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刚进门就把刀架在了廖丽妍和黄氏兄弟的脖子上。 “别动！敢出声就打死你们！”歹徒的声音粗哑，带着浓浓的地方口音，语气里满是凶狠。阿辉和阿良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计算器“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廖丽妍则立刻露出惊恐的神色，双手抱头，蜷缩在墙角，身体不停地打颤，演得惟妙惟肖。 歹徒动作迅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将黄氏兄弟的手脚紧紧捆绑，又用布条封住了他们的嘴，像拖麻袋一样把两人拖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扔在地上。随后，他们又将廖丽妍捆绑起来，架着她走出了别墅大门。临走前，歹徒搜走了兄弟俩身上的手机、bb机、钱包，还有三菱吉普车的钥匙，动作干脆利落，显然是早有预谋。 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黄氏兄弟急促的呼吸声和挣扎的呜咽声。过了足足半个多小时，兄弟俩才好不容易靠着身体的扭动挣脱了绳索，扯掉嘴里的布条，连滚带爬地冲到一楼客厅。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瞬间魂飞魄散，装有一百四十三万现金的水果箱不见了踪影，客厅里一片狼藉，廖丽妍和他们的三菱吉普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完了！钱没了！”阿良瘫坐在地上，声音都在发抖。阿辉也慌了神，连忙摸出藏在身上的备用手机，手抖着拨通了110报警电话，语无伦次地向龙岗公安分局报了案：“警察同志，快！我们被抢劫了！一百四十三万现金，还有一辆三菱吉普，人也被劫走了！” 光天化日之下，百万巨款被劫、人质失踪，这在1991年的龙岗可是天大的案子。接到报警后，龙岗公安分局立刻启动紧急预案，仅仅几分钟后，龙新派出所副所长林广文就率领值班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紧接着，分局局长刘国辉、副局长钱伟、曾桂芬，还有刑警大队副政委马远忠，带着二十多名刑侦技术人员也火速抵达，现场立刻拉起了警戒线，刑侦人员开始细致勘察。 “立刻通知沿线14个派出所，调动巡警力量，对劫匪可能逃窜的路线进行围追堵截！一定要尽快找到人质和被劫车辆！”刘国辉局长当场下达命令，语气严肃。与此同时，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严显照、副支队长廖顺平也驱车急赴龙岗，现场指挥部署侦破方案，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迅速展开。 刑侦技术人员对别墅内外进行了仔细勘察，发现门窗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撬动、破坏的痕迹。“歹徒显然对廖丽妍的家庭环境十分熟悉，知道侧门的位置，而且下手时间精准，刚好在交易即将进行时动手，说明这不是一起临时起意的抢劫案，而是早有预谋，有人在暗中窥测跟踪。”刑警大队副政委马远忠蹲在侧门口，看着地面上残留的微弱脚印，沉声分析道。 民警随后对周边邻居进行了走访调查，有一位老人反映，案发前曾看到一辆无牌白色小轿车，一直跟在黄氏兄弟的三菱吉普车后面，直到廖丽妍家别墅附近才停下，等三菱吉普车开进院子后，白色小轿车就停在不远处的巷口，形迹十分可疑。这一线索让办案民警立刻将排查方向锁定在了这辆白色小轿车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质的安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下午五点十五分，东莞警方传来消息，在东莞市凤岗镇凤岗加油站附近，发现了被抢走的三菱吉普车，车旁还躺着全身被捆绑的廖丽妍，神志清醒，但情绪十分不稳定。 民警立刻赶到现场，将廖丽妍解救下来。惊魂未定的她靠在警车上，脸色苍白，浑身还在发抖，见了龙岗分局的民警，立刻哭了起来，声音哽咽：“警察同志，那帮劫匪太凶了，一个个都跟凶神恶煞似的，抢了我的钱，把我扔在这儿就跑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人了……” 民警对三菱吉普车进行了细致检查，发现车辆没有明显损坏，只是一侧的车窗玻璃被摇下了几公分，在驾驶座下方，发现了一颗黑色外壳的猎枪子弹。廖丽妍哭着向民警报称，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百九十万港币全部被劫匪劫走，那是她在澳门赌博赢来的钱，本打算和黄氏兄弟兑换成人民币，用来购买宝安的厂房。 可黄氏兄弟的说法，却与廖丽妍的证词产生了矛盾。阿辉告诉民警，他们被抢走的一百四十三万里，有八十万是向邻居借来的，那八十万的捆扎特征十分明显，七白一红，绝不会记错。更重要的是，廖丽妍当时只当着他们的面拍了拍胸前的黑皮包，说里面是港币，根本没有打开让他们看过里面的现金，至于包里到底有没有一百九十万港币，他们也不确定。 越来越多的疑点浮出水面。办案民警坐在临时搭建的办案点里，梳理着案件的脉络，一个个疑问在脑海里盘旋：劫匪既然已经得手，为何不把廖丽妍和车辆扔到杳无人烟的僻静地方，反而放在加油站附近这种人流量较大的地方？还特意摇下车窗，仿佛就是为了让人发现，这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廖丽妍在和劫匪合演苦肉计？ 而且，歹徒作案时间精准到令人难以置信，从闯入别墅到抢劫得手、驾车逃窜，前后不过短短几分钟，若非有人里应外合，根本不可能做到如此顺利。更关键的是，廖丽妍声称自己在澳门赢了一百九十万港币，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她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港币现款？ 为了核实廖丽妍的证词，民警立刻找到了和她一同去澳门的何女士。何女士一见到民警，就打开了话匣子，语气里满是唏嘘：“丽妍在澳门的手气差到了极点，我们一起去的那几天，她输得一塌糊涂，不仅把带过去的两万多港币输光了，还向阿辉借了八千五百港币，最后实在没钱了，我就先回来了，她非要留在那儿接着赌，说要翻本。” 何女士还说，廖丽妍后来返回深圳时，特意找到她，兴高采烈地说自己福星高照，不仅捞回了本钱，还大赢了将近两百万港币，当时她还以为廖丽妍真的走了好运，现在想来，说不定都是假的。 民警随后又找到了廖丽妍的丈夫阿阳。作为当地大公司的副总，阿阳衣着得体，谈吐沉稳，可谈及妻子的财务状况，他却面露无奈：“我和她的钱都是各自管各自的，互不过问，也互不干预。她开发廊赚的钱，还有她去澳门赌博的事，我都很少过问，至于她有没有赢一百九十万港币，我真的不知道。”阿阳的话，让廖丽妍的证词更加可疑。 阿辉的回忆，更是给办案民警提供了新的突破口。他告诉民警，廖丽妍在四月中旬去澳门之前，曾找他借了八千五百港币，说是去澳门周转。案发前不久，他去廖丽妍的发廊洗头，刚坐下，廖丽妍就凑过来，神秘兮兮地问他：“你知道我去澳门了吗？”不等他回答，就笑嘻嘻地说自己赢了一百九十万港币。 “我当时还以为她在瞎扯，就跟她讨要之前借的八千五百港币。”阿辉回忆道，“她倒是大方，当场掏出一张五百元面额的港币塞给我，说这是奖励我的，过了几天，又把八千五百港币的借款还给了我。现在想来，她那时候就是在故意放风，让我们相信她真的赢了钱，好引我们上套。” 黄氏兄弟还补充说，最初廖丽妍提议的交易地点是一家银行，说成交后可以立刻把现款存进银行，既安全又保险。可后来她又突然变卦，说和弟弟阿强商量好了，交易后由阿强帮忙把钱存进银行，所以才把地点改到了她家里。 带着这个疑问，民警找到了廖丽妍的弟弟阿强。阿强年纪不大，性格有些内向，面对民警的询问，起初有些犹豫，在民警的耐心劝说和政策宣讲下，才慢慢吐露了实情。他说，这段时间姐姐手里根本没有什么巨款，反而手头十分拮据，因为她和别人在深圳宝安看上了一片七千平米的厂房，每平米三百块，已经交了五十多万定金，现在正急着筹集剩余的款项，想把厂房转手炒卖赚差价。 谈及姐姐赌博的事，阿强满脸无奈：“我姐过年前去澳门赌钱，输了三十多万港币，借了高利贷还不上，被澳门那边的人扣下了，还是我凑了二十万给他们，才把我姐赎回来。我劝过她好多次，让她别再赌了，可她根本不听。” 就在民警以为线索中断时，阿强无意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他说，案发前一晚九点到当天凌晨一点，姐姐曾用自己的摩托车，换走了他的小轿车，开车从自家别墅去了龙岗镇某村的27号楼，直到凌晨才把车还回来，至于去那里做什么，姐姐没说，他也没多问。 “27号楼是谁的？”民警立刻追问。阿强想了想，说那栋楼是姐姐和别人合建的，五楼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租给了几个福建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另一套平时没人住，最近好像有陌生人在那里进出，具体是谁，他也不清楚。 办案民警立刻驱车赶往某村27号楼，对这栋楼进行秘密排查。经过走访附近居民得知，五楼那套空置的房子，最近确实有陌生男子进出，而且都是晚上来、凌晨走，房门旁边还堆着不少用过的空饭盒，看样子是有人临时住在那里。 便衣民警悄悄摸到五楼，透过门缝往里窥探，只见房间里亮着灯，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也看不到有人活动的身影。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决定在楼下守候伏击，等待可疑人员返回。可一直等到5月3号子夜，房间里依旧毫无动静，没有任何人返回。 “不能再等了，立刻破门而入！”副局长钱伟当机立断。民警们拿出工具，小心翼翼地撬开房门，冲进房间里。房间里空无一人，地上散落着一些杂物，墙角堆着几个空矿泉水瓶和快餐盒，显然有人刚离开不久。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民警发现了一支雷明登猎枪的枪管，还有二十四颗子弹，其中一颗黑色外壳的子弹，与在三菱吉普车上发现的那颗子弹外观一模一样。房间的另一角，还放着一个上锁的保险柜，沉甸甸的，显然里面装着东西。 刑侦技术人员立刻对猎枪子弹进行细致鉴定，结果显示，搜获的黑色子弹与三菱吉普车上遗留的子弹，属于同一类型、同一批次的产品。种种迹象表明，劫匪作案时使用的雷明登猎枪及枪弹，正是从这个房间里取走的，这里极有可能是劫匪的窝点。 时间转眼到了5月4号凌晨三更时分，龙新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灯光依旧亮着。廖丽妍坐在审讯椅上，头发有些凌乱，脸上的妆容也花了，但依旧一口咬定自己是受害者，不停地哭诉自己被抢劫的经过，声称自己清白无辜，对27号楼的事绝口不提。 两名女民警轮流对她进行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她阐明利害关系，告诉她主动交代问题可以从轻处理，可廖丽妍要么拒不承认，要么就干脆沉默不语，显然抱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 “那个保险柜里，到底装着什么？”副局长钱伟站在审讯室外，看着里面沉默的廖丽妍，陷入了沉思。他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判断，这个看似普通的保险柜里，很可能藏着本案的关键证据，足以打破廖丽妍的沉默。思索片刻后，他决定：强行打开保险柜！ 切割机发出刺耳的声响，喷吐着红蓝交织的火舌，一点点切开保险柜坚固的外壳。随着“咔嚓”一声轻响，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让在场的民警都眼前一亮，里面存放着一百零七万九千元人民币和三千元港币，其中八十万人民币被分成八捆，每捆十万，七捆用白色尼龙绳捆扎，一捆用红色尼龙绳捆扎，与黄氏兄弟描述的借来的八十万现金特征完全一致！ 证据确凿，可廖丽妍依旧不肯开口。为了找到劫匪作案时使用的完整猎枪，龙新派出所刑侦组长黄培达、民警彭思明，隔天再次折返27号楼五楼，对房间进行仔细搜查。这一次，他们在床底下找到了一支完整的雷明登猎枪，枪身还残留着淡淡的火药味，与之前发现的枪管完全匹配。 当民警把猎枪、子弹和保险柜里的现金摆在廖丽妍面前时，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再也无法维持之前的镇定，沉默了许久，再也不像之前那样绘声绘色地描述被劫的惊险场面，干脆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办案民警早已摸清了她的心理，知道她只是在顽抗，于是与她展开了面对面的心理较量，一条条摆出证据，戳破她的谎言。四个小时后，廖丽妍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瘫坐在审讯椅上，长长地叹了口气，终于松口了。 可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百万富姐，在交代罪行之前，提出了两个小小的要求：一是要与丈夫阿阳离婚，二是要求所有亲人都不要来看她。“我做了这么丢人的事，没脸见他们，也不想我的事连累家人。”廖丽妍的声音沙哑，眼里满是悔恨与绝望。 民警按照她的要求，通知了阿阳。当阿阳走进审讯室，看到憔悴不堪的妻子时，平日里沉稳的他再也忍不住，两人抱头痛哭。哭声里，有悔恨，有无奈，也有对过往幸福生活的惋惜。哭了许久，廖丽妍才擦干眼泪，向民警提供了两个无关人员的名单，试图混淆视听，声称此案与她无关。 民警立刻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很快就证实了他们与本案无关，彻底粉碎了廖丽妍的谎言。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廖丽妍再也无法抵赖，终于如实交代了自己伙同堂弟廖奎等不法之徒，自导自演这起抢劫案的犯罪经过。 原来，廖丽妍在澳门输光钱后，又急需资金购买宝安的厂房，走投无路之下，才想到了以兑换港币为诱饵，抢劫黄氏兄弟的现款。为了让黄氏兄弟相信自己有巨款，她故意四处放风，说自己赢了一百九十万港币，还给阿辉发“奖励”、还清借款，甚至给黄大婶送金戒指，一步步编织谎言，让黄家母子彻底相信了她的话。 在策划这场阴谋的同时，廖丽妍早已联系了老家大埔县的堂弟廖奎。廖奎在老家靠种地为生，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手头十分拮据。廖丽妍在电话里告诉她，要找他干一宗“大买卖”，事成之后给她一大笔钱，足以让他这辈子衣食无忧。在金钱的诱惑下，廖奎立刻动了心，一口答应了下来。 5月2号，廖奎按照廖丽妍的安排，从大埔老家带来了三个精壮的老乡，直奔深圳龙岗。廖丽妍把他们带到了某村27号楼五楼的空置房间里，在这里商定抢劫方案。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廖丽妍甚至提前买来了二十多瓶洁厕灵，打算在作案后杀人灭口，用洁厕灵清洗血污。可她提出这个狠毒的计划后，廖奎等人吓得连连摆手，死活不肯答应：“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们可不干！”廖丽妍无奈，只好放弃了杀人灭口的想法。 随后，几人详细密谋了作案的每一个细节：廖丽妍负责把黄氏兄弟骗到家里，待两人携款进屋后，廖奎等人就蒙面从侧门冲进，控制住三人，抢走现金和车辆；得手后，将廖丽妍带到加油站附近“释放”，制造被抢劫的假象，廖奎等人则带着赃款返回27号楼分赃。廖丽妍还把事先买来的雷明登猎枪交给廖奎，让他用来威慑黄氏兄弟。 5月3号下午，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廖奎等人抢劫得手后，驾驶着三菱吉普车来到27号楼前，把一百零七万九千元人民币和三千元港币拿到五楼，锁进了保险柜里，剩下的三十三万一千元人民币，则由廖奎等四人瓜分，每人分到七万五千二百五十元。随后，几人销毁了部分作案痕迹，连夜逃离了龙岗。 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能瞒天过海的廖丽妍，终究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而她的同伙廖奎，在公安机关的强大震慑下，惶惶不可终日，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警方抓获。5月10号，在家人的劝说和陪同下，廖奎携带分得的赃款，主动到深圳警方投案自首，如实交代了自己参与抢劫的犯罪事实。截至案发后一周，其他三名涉案歹徒仍在逃，警方已发出通缉令，全力追捕。 一场由贪婪与赌博引发的闹剧，最终以悲剧收场。曾经拥有幸福家庭、百万身家的廖丽妍，从人人羡慕的富姐，沦为阶下囚，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第195章 熟人作案！德州老两口灭门真相 2014年5月4日晚上8点17分，时针刚跨过夜幕笼罩的临界点，山东省德州市的街头还飘着五一小长假残留的烟火气。 路边的烧烤摊支棱着棚子，孜然混着辣椒面的香味勾着晚归人的胃；小区里的广场舞音乐还没歇，大妈们踩着鼓点扭得正欢；放学的孩子追着跑，手里攥着没吃完的，糖丝黏在嘴角，笑得眯起了眼。 这座鲁北小城，正浸在节后难得的祥和里，连晚风都带着点慵懒的暖。 可一通突然炸响的报警电话，像一颗冰锥，狠狠扎进了德城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值班室。 “喂！警察同志！快！俺叔俺婶子联系不上了！都一天一夜了！电话打不通，家里没人应门！” 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发颤，带着哭腔，每一个字都裹着慌。接警的年轻民警刚端起泡面，筷子“啪嗒”掉在桌上，溅起几滴汤星。他瞬间绷直了脊背，语速快得像敲鼓：“别急！说清楚！你叔婶叫什么？住在哪？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叫刘强、李娟！都50多岁了，住郊区那个新盖的惠民小区！就是那个挨着锅炉厂的！最后一次联系是5月2号晚上，俺婶子还跟俺妈视频，说第二天要包饺子……结果5月3号俺妈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 惠民小区，锅炉厂退休职工，老两口，失联超过24小时。 这几个关键词像针一样，扎在了值班刑警老周的心上。他从警快20年，见过太多人间惨剧，对这种“老人失联”的警情，总有种说不清的不祥预感。他一把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吼了一嗓子：“备车！叫上技术队的！惠民小区！” 警笛声划破夜空的时候，烧烤摊的喧闹声弱了一瞬，广场舞的音乐也顿了顿。几个拎着啤酒的汉子探头看了看，嘀咕了句“又出事了”，又低头碰了碰杯子。没人知道，这声警笛，拉开的是一桩让整个德城都脊背发凉的灭门惨案的序幕。 警车在惠民小区门口停下，老周带着人三步并作两步往刘强家冲。这小区是新盖的拆迁安置房，楼体还泛着水泥的灰白，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黑黢黢的，只能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光往上爬。 爬到三楼的时候，老周的脚步猛地顿住了。 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顺着楼梯间的缝隙飘了过来。 那味道很淡，却很冲，混着新装修房子的甲醛味，透着股说不出的腥甜。老周皱紧眉头，示意身后的年轻民警别说话，他蹲下身，用手机照着楼梯的台阶。 就在刘强家门口的那级台阶上，有几滴暗红色的印记。 不是油漆，不是酱油，是血。 已经干涸了，边缘发暗，像几颗凝固的血泪。 “不对劲。”老周的声音沉得像铁块，“这老两口肯定出事了。” 年轻民警咽了口唾沫，手有点抖：“周队……要不要先叫开锁的？” “叫！赶紧叫！”老周掏出烟，手抖得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让技术队的人在楼下等着，别破坏现场！” 开锁师傅来得很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带着工具箱，看到门口的警察，脸都白了，手忙脚乱地掏工具。“咔哒”一声，门锁开了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猛地涌了出来，比楼梯间的味道重了十倍不止，直冲鼻腔，带着股让人作呕的甜腻。 老周第一个推门进去，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客厅，他的瞳孔猛地收缩。 乱。 是真的乱。 沙发被推倒在地上，抱枕被撕得稀烂，棉花撒了一地；茶几上的果盘摔在地上，苹果滚得到处都是，有的摔裂了，淌出的汁水和地上的血迹混在一起；电视柜的抽屉全被拉开，里面的dVd碟片、遥控器、零钱，撒了一地狼藉；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相框被砸得粉碎，玻璃碴子嵌进地板缝里，照片上的老两口笑得慈祥，却被溅上了几滴暗红的血。 而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地上的血迹。 不是一滴两滴，是大片大片的。有喷溅状的，像一朵朵狰狞的梅花，溅在墙上，溅在沙发扶手上；有拖拽状的，一道长长的血痕，从客厅门口一直延伸到南侧的阳台，像一条蜿蜒的毒蛇。 “都别动！”老周厉声喝道，“技术队的进来！小心脚下！” 技术队的民警提着勘查箱进来，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照亮了客厅里每一处触目惊心的细节。老周顺着那道拖拽的血痕往前走，每一步都走得极慢，脚下的地板像是沾了黏腻的胶。 阳台的门没关，晚风灌进来，带着点凉意，吹得窗帘“呼啦”作响。 老周的手电筒光柱，落在了阳台的地面上。 那一瞬间，见惯了生死的老周，后背也窜起一股凉气。 阳台不大，也就三四平米，窗台上摆着几盆花，现在全摔碎了，泥土混着碎花盆碴子铺了一地。而在那片狼藉之中，一个赤裸的妇人，蜷缩在地上，身下是一片早已凝固的血泊。 她的头发散乱，脸上沾着血污和泥土，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里映着窗外的夜色，满是惊恐和绝望。 “是李娟。”跟过来的死者侄子声音发颤，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是俺婶子……” 老周没说话，只是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妇人身上有多处伤口，深浅不一，有些伤口的边缘已经发黑，显然是失血过多导致的死亡。他从业近20年，经手的命案没有八十也有六十，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心里发沉。 “太惨了。”老周低声说了一句，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刘强呢？刘强在哪？” 死者侄子哭着摇头：“俺叔腿脚不方便，平时都坐轮椅……” 轮椅！ 老周猛地回头，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客厅。 果然，在客厅的角落里，停着一辆轮椅。轮椅很旧，轮子上沾着泥点，坐垫上，赫然溅着几滴血。 轮椅在，人呢？ 刘强是锅炉厂的老职工，年轻的时候在车间里被砸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这几年全靠轮椅代步。他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能去哪？ “搜！”老周咬着牙下令，“把两个卧室都搜一遍！仔细点！” 两个民警应声冲进卧室，很快，西边的卧室里传来一声惊呼：“周队！这里！” 老周立刻冲了过去。 西边的卧室，比客厅还要乱。 衣柜的门被扯掉了一扇，歪歪斜斜地挂在墙上；里面的衣服被翻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毛衣、秋裤、外套，搅成一团；床头柜的抽屉被拽出来，掉在地上，里面的降压药、老花镜、存折，撒了一地。 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床上的血迹。 那是喷溅状的血迹，溅在床单上，溅在枕头上，溅在床头的墙壁上，像一幅狰狞的抽象画。 老周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床上。 床，被人往衣柜的方向挪动了半米。 床和衣柜之间，原本是紧贴着的，现在却空出了一条八十公分左右的缝隙。缝隙里堆满了杂物，旧纸箱、空酒瓶、废报纸，堆得严严实实。 “把杂物清开！”老周说。 两个民警小心翼翼地搬开杂物，动作很轻，生怕破坏了什么。 纸箱搬开，报纸挪走，空酒瓶被放到一边。 当最后一堆杂物被清走的时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缝隙里的地板上，躺着一个男人。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褂子，正是锅炉厂的厂服。他蜷缩着身子，头歪向一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下的血迹已经发黑，和地板的颜色融在了一起。 他的腿，是蜷着的，那是常年坐轮椅留下的习惯。 是刘强。 老两口，都没了。 一个死在阳台，一个死在卧室的缝隙里。 这个发现，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都凝固了。闪光灯还在“咔嚓咔嚓”地闪，却照不亮每个人心里的寒意。 “周队，”年轻民警的声音带着颤音，“这……这是灭门啊……” 老周没说话，只是蹲下身，仔细观察着现场。他的目光，从凌乱的衣柜移到翻倒的床头柜，又从床上的血迹移到地上的尸体。 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是图财？看这满屋子的翻找，像是。可如果是图财，为什么要把人杀得这么惨？为什么要把刘强藏在床缝里？ 是仇杀？可老两口都是退休职工，平时待人温和，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还有，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老周走到门口，仔细检查了门锁。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门框也没有变形。窗户呢？客厅的窗户关着，插销是插好的；卧室的窗户也关着，玻璃完好无损。 门窗完好，没有暴力闯入的迹象。 熟人作案！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划过老周的脑海。 只有熟人，才能敲开老两口的门；只有熟人，才能让老两口放下戒备；只有熟人，才能在作案之后，从容地翻找财物，从容地离开。 可这个熟人，到底是谁？ 老周的目光，在凌乱的房间里扫过，突然，他的视线停住了。 在一片狼藉的客厅里，有一样东西，显得格格不入。 是那张茶几。 客厅里的沙发倒了，果盘碎了，电视柜翻了，唯独那张玻璃茶几，稳稳地摆在原地，纹丝不动。 茶几上，摆着一套茶具。 一个紫砂壶，两个白瓷茶杯。茶杯是干净的，里面没有茶水，却摆得整整齐齐。 除了茶具，茶几上还摆着一样东西。 一瓶白酒。 一瓶一斤二两装的白酒，瓶盖已经被打开了，瓶口朝上，里面的酒，只剩下了二三两。 更诡异的是，那瓶白酒的瓶身上，沾着几滴暗红的血。 老周走过去，蹲下身，仔细看着那瓶酒。 这酒，是本地产的白酒，不贵，也就几十块钱一瓶，是老人们常喝的那种。他拿起酒瓶，凑到鼻尖闻了闻，除了酒香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这酒不对劲。”老周皱着眉头，“你们想想，老两口喝茶，顶多摆两个杯子，这很正常。可这瓶酒，为什么会摆在茶几上？” 年轻民警想了想：“会不会是老两口晚上喝酒了？” “不可能。”老周摇了摇头，“你看这酒瓶的位置，摆在茶几的正中间，旁边就是茶具，不像是吃饭时喝的。而且，老两口都是五十多岁的人，李娟血压高，刘强腿不好，平时都不怎么喝酒，更别说喝一斤多了。”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更重要的是，酒瓶上有血。如果是案发前喝的，酒瓶上怎么会沾血？只有一种可能——这酒，是凶手喝的。” 凶手作案之后，在现场喝了将近一斤白酒？ 这个推断，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什么样的凶手，会在杀了人之后，还留在现场喝酒？ 是庆祝？不可能，杀了两个人，有什么好庆祝的？ 是害怕？有可能。人在极度紧张和恐惧的时候，会想喝酒壮胆。 还是……癫狂？ 老周的目光，又落在了那个被剪断的煤气管道上。 民警在勘查的时候，发现厨房的煤气报警器被拆了，煤气管道被人用钳子剪断了，断口很整齐。剪断的管道口，对着客厅的方向。 如果不是窗户被打开了一条缝，恐怕整个屋子都会充满煤气。 凶手想干什么？ 是想毁尸灭迹？用煤气爆炸，把现场炸得粉碎？ 还是想自杀？杀了人之后，畏罪自杀？ 可如果是想自杀，为什么又把窗户打开了？ 矛盾。 太矛盾了。 现场的一切，都透着一股说不通的诡异。 翻找财物，像是图财；杀人手段残忍，像是仇杀；作案后喝酒，像是情绪失控；剪断煤气管道，又像是想同归于尽。 这个凶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周感觉自己的头，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酒瓶带回去，仔细检验。还有，把现场所有的生物检材都提取出来，尤其是血迹，分清哪些是死者的，哪些是……可能存在的第三人的。” 技术队的民警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用物证袋把酒瓶装了起来。闪光灯依旧在闪，照亮了茶几上的那两个白瓷茶杯。 老周看着那两个茶杯，突然想到了什么。 两个茶杯。 老两口喝茶，用两个杯子，很正常。 可如果，当时有第三个人在场呢？ 如果，凶手是和老两口坐在这张茶几旁，喝着茶，聊着天，然后突然翻脸，痛下杀手呢？ 这个念头，让老周的后背又凉了一截。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凶手，和老两口的关系，恐怕不一般。 夜色越来越深，惠民小区的警笛声停了，可小区里的灯，亮了一夜。 德城公安分局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墙上的白板上，贴着刘强和李娟的照片，照片旁边，写着他们的基本信息： 刘强，男，56岁，锅炉厂退休职工，左腿残疾，性格温和，无不良嗜好。 李娟，女，54岁，锅炉厂退休职工，性格开朗，热心肠，邻里关系和睦。 两人的社会关系，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退休后，老两口很少出门，每天就是买菜、做饭、遛弯，偶尔和老同事聚聚。没得罪过人，没欠过债，没参与过任何纠纷。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老周坐在会议桌前，手里捏着一份笔录，是3月6日，刘强老两口的报警记录。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3月6日晚上9点多，余官屯派出所的民警董然接到了刘强的报警电话，说有人砸他们家的门，砸得砰砰响，老两口吓得不敢出声，不敢开门。 董然赶到的时候，砸门的人已经走了。他问刘强，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刘强支支吾吾，说不知道。他又问，有没有怀疑的对象，刘强犹豫了半天，才小声说，可能是王刚。 王刚？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里。 董然追问王刚是谁，和老两口是什么关系。刘强和李娟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怪。 他们的眼神躲闪，说话吞吞吐吐，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刘强说，王刚是他的老熟人，以前是收废品的，经常去锅炉厂收废铁，一来二去就认识了。董然问，是不是有什么矛盾，老两口却摇着头说，没有没有，就是随便猜的，可能不是他。 最后，老两口还特意嘱咐董然：“警察同志，你别去找王刚了，我们就是吓着了，没什么事。” 董然觉得不对劲，可老两口死活不肯多说，态度还很抵触，他也没办法，只能做了笔录，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就离开了。 这份笔录，当时没引起太大的重视。毕竟，只是一起普通的砸门骚扰，没造成什么损失，当事人又不愿意追究。 可现在，刘强和李娟死了，这份笔录，就变得耐人寻味了。 老周看着“王刚”这两个字，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这个王刚，到底是谁？ 他和老两口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老两口提到他，会那么害怕，那么抵触？ “查！”老周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铿锵有力，“立刻查王刚！查他的底细，查他和刘强老两口的关系，查他5月3号那天的行踪！”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技术队的民警拿着一份报告跑了进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周队！有结果了！酒瓶上提取到了dNA！不是死者的！是第三人的！而且，数据库比对上了！” 老周猛地站起身，眼睛亮了：“是谁？！” 民警深吸一口气，吐出三个字：“是王刚！” 王刚！ 果然是他！ 这个名字，像一颗炸雷，在会议室里炸开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是难以抑制的兴奋。 案件，似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可老周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王刚没有犯罪记录。 这是一个关键信息。 按照常理，没有犯罪记录的人，dNA信息是不会录入警方的数据库的。 那王刚的dNA，为什么会在数据库里？ 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民警们调查了王刚的背景，发现他的感情生活，一团糟。 王刚今年42岁，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离婚了，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了个女儿，今年6岁。可就在一年前，第二任妻子带着女儿，突然离家出走了，杳无音信。 王刚急疯了，到处找，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最后，他去公安局报了失踪案。 报失踪案，需要采集父母的血样，以备日后比对。 就是那一次，王刚的dNA，被录入了警方的数据库。 命运，就是这么巧合。 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女儿失踪，如果不是他报了案，如果不是他的dNA恰好被录入数据库，恐怕这起案子，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老周感慨了一句，随即又问道，“王刚现在在哪？” “还在查。”民警说，“我们已经联系了他的家人，他的儿子说，5月3号之后，就没见过他了。” 5月3号。 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正是5月3号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之间。 时间，完全吻合。 “调监控！”老周下令，“调惠民小区所有的监控！重点看5月3号那天，王刚有没有出现！” 监控室里，民警们盯着屏幕，眼睛都熬红了。 惠民小区的监控不算多，只有大门口和几个单元楼下有。民警们一帧一帧地看，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终于，在5月3号下午2点10分的监控里，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背着一个棕色的挎包，低着头，走进了刘强家所在的单元门。 虽然监控的视角有限，看不清他的正脸，但是从他的身形和走路的姿势来看，和王刚的照片，高度吻合。 死者的侄子也被叫来辨认，他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是他！是王刚！俺叔以前带他来过家里！” 可新的疑问又来了。 民警们把5月3号下午的监控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只看到王刚走进单元门，却没看到他走出来。 小区的每个出入口都有监控，他不可能凭空消失。 他是怎么离开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小区保安的话，提供了关键线索。 保安说，5月3号下午，小区里停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停在刘强家单元楼对面的空地上，停得很碍事，挡住了消防通道。他当时想去叫车主挪车，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人。 “那车不是小区业主的。”保安肯定地说，“我在这干了两年，业主的车我都认得。” 民警们立刻来了精神：“查那辆桑塔纳！查车牌！” 车牌的信息很快就反馈回来了。 车主，是王刚。 监控里显示，那辆桑塔纳2000，5月3号下午2点整进入小区，5点05分离开小区。 在小区里，逗留了整整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足够作案，足够翻找，足够……喝掉一斤白酒。 真相，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王刚是开车来的，不是走路来的。他作案之后，没有从单元门走出来，而是从别的地方，比如消防通道，或者楼梯间的窗户，翻到楼下，然后开车离开。 这样，就避开了单元门口的监控。 “追！”老周下令，“顺着桑塔纳的行驶路线追！看他去哪了！” 民警们顺着监控一路追踪，桑塔纳出了小区，沿着国道往西走，过了两个路口，就消失在了监控的盲区。 线索，又断了。 不过，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围绕王刚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地毯式的摸排。 王刚的儿子，成了重点询问对象。 王刚的儿子今年18岁，在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他说，5月4号早上，他爸给他打了个电话，语气很奇怪。 “我爸说，儿子，你以后要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小伙子红着眼圈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他说话的声音，像是在交代后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就关机了。” 民警又问，王刚有没有提到什么人，或者什么地方。 小伙子想了想，说：“他提到了我叔，王铁。说要去找他。” 王铁，王刚的弟弟，住在宁津县。 民警们立刻赶往宁津县，找到了王铁的家。 可王铁，也失踪了。 不过，路面的监控，记录下了王刚的行踪。 5月3号晚上，王刚的桑塔纳出现在了宁津县的街头。监控里显示，王刚下了车，走路一瘸一拐的，胳膊上似乎还缠着什么，像是受了伤。 他和王铁在路边碰了面，然后两人一起，打了一辆黑出租车，往河北方向去了。 出租车司机的话，更是印证了民警的猜测。 司机说，那天晚上，他拉了两个男人，一个胳膊受伤了，身上还有股血腥味。两人在车上没怎么说话，只听到受伤的那个男人说，要去南皮县人民医院包扎。 南皮县，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和山东宁津县搭界。 民警们立刻联系了南皮县警方，在南皮县人民医院的监控里，找到了王刚和王铁的身影。 监控时间是5月4号凌晨1点31分。 王刚和王铁出现在医院的北门，两人在门口徘徊了很久。王刚的脸色苍白，捂着胳膊，表情痛苦。王铁在一旁，不停地打电话，像是在找人。 可奇怪的是，两人徘徊了二十多分钟，最终，没有走进医院，而是转身离开了。 更诡异的是，在接下来的监控里，只有王铁一个人，在路边漫无目的地走着，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德州。 王刚，不见了。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南皮县的夜色里。 王铁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王刚去哪了？ 民警们在山东和河北两地，撒下了天罗地网，走访、排查、调监控，可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线索。 王刚，就像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德城公安分局的民警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死者的家属每天都来局里问进展，媒体也在关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起灭门案。 老周的头发，白了不少。他每天都盯着王刚的照片，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总觉得，王刚没跑远，就在附近。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6月9号。 这天下午4点多，一个电话，从河北省南皮县尹庄村打了过来。 电话那头，是尹庄村的村支书，声音很慌张：“喂！警察同志！俺们村的机井里，捞出来一具尸体！你们快来看看！” 南皮县警方立刻赶到了现场，随后，这个消息，传到了德城公安分局。 老周的心，猛地一跳。 他立刻带着法医和技术队的民警，驱车赶往尹庄村。 尹庄村的村口，围着一大群村民，议论纷纷。警车停在村口，老周挤开人群，走到机井旁边。 那是一口老式的机井，井口只有半米多宽，井深足足有十来米。井边围着消防官兵，正在用打捞工具，小心翼翼地打捞。 村民们说，是村里的一个老汉去打水，发现井里飘着东西，仔细一看，像是个人，吓得赶紧报了警。 打捞工作，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当尸体被捞上来的时候，现场一片寂静。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上身赤裸，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身上沾着淤泥和水草。 法医上前检查，摇了摇头：“死亡时间至少一个月了。初步判断，是溺水身亡。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反抗的迹象。” 没有外伤，没有反抗迹象。 像是自杀。 老周蹲下身，仔细看着尸体。尸体的脸已经看不清了，但是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 一块很旧的电子表，表带都裂了。 老周的心，又跳了一下。 他记得，王刚的儿子说过，他爸手上，就戴着这么一块表。 民警们在尸体的身上，找到了一些随身物品：一串钥匙，一盒皱巴巴的香烟，还有200多块钱现金。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把随身物品收好，立刻送检！”老周下令，“还有，这口井，再捞一遍！仔细点！说不定还有别的东西！” 消防官兵和打捞队的工人，都有些不耐烦了。 “警官，这井都捞了一遍了，底下都是淤泥，能有什么啊？”一个工人擦着汗说。 “捞！”老周的语气很坚定，“必须再捞一遍！” 工人没办法，只能继续打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渐渐落山了，余晖洒在机井旁边，拉出长长的影子。 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 工人都累得瘫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捞了。 老周咬着牙，说：“再捞最后十分钟！” 就在这最后十分钟里，打捞工具的铁爪，勾到了一样东西。 是一只男士的布鞋。 黑色的，胶底的，很旧。 接着，又捞上来了另外一只布鞋，和一件黑色的夹克衫。 夹克衫的口袋里，掉出来一个东西。 是一个吊坠。 一个用黄金和玉石打造的吊坠，吊坠的形状，是一个小小的佛像。 老周拿起那个吊坠，眼睛猛地亮了。 这个吊坠，王刚的儿子也提到过！ 王刚的脖子上，就戴着这么一个吊坠！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王刚！ 民警们立刻把这些随身物品拍了照，传回了德城，让王刚的儿子辨认。 小伙子看着照片，只看了一眼，就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是我爸！这手表，这钥匙，这吊坠！都是我爸的！” 为了确认，民警们拿着那串钥匙，去了王刚在德州的出租屋和他工作的废品收购站。 钥匙，打开了出租屋的门，也打开了废品收购站的仓库门。 没错，就是王刚的。 6月10号下午，德州市公安局dNA实验室传来了最终的鉴定结果。 经过比对，机井里的那具尸体，dNA和酒瓶上的dNA，完全吻合。 死者，就是王刚。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案件，终于告破了。 可是，新的疑问又来了。 王刚为什么会自杀？ 他和刘强老两口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作案之后，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要剪断煤气管道？ 这些问题，随着王刚的死，成了永远的谜。 老周和民警们，只能根据现场的痕迹和掌握的线索，进行推测。 王刚是收废品的，刘强是锅炉厂的退休职工，两人认识多年，可能存在经济往来。也许，王刚欠了老两口的钱，或者老两口手里有王刚的什么把柄。 3月6号的砸门，可能是王刚因为债务或者把柄的事，和老两口起了争执，恼羞成怒之下砸了门。 而5月3号那天，王刚再次找到老两口，想解决问题。两人坐在茶几旁，喝茶聊天，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 积怨已久的矛盾，在那一刻爆发。 王刚失去了理智，对老两口痛下杀手。 作案之后，他看着满屋子的血迹，害怕了，也崩溃了。他拿起茶几上的白酒，一瓶接一瓶地喝，试图麻痹自己。 他剪断煤气管道，可能是想毁尸灭迹，也可能是想自杀。 可最后，他还是怂了。 他选择了逃跑。 他去找了弟弟王铁，想让弟弟帮他。可王铁知道真相后，吓得魂飞魄散，两人在南皮县医院门口分道扬镳。 王刚走投无路，身上没钱，不敢住店，不敢进市区，只能躲在偏僻的地方。 他可能饿了好几天，胃里空空如也。 最终，在绝望之下，他走到了尹庄村的机井旁，跳了下去。 畏罪自杀。 第196章 长江浮尸，19岁少女的致命真相 2016年9月2日清晨，武汉的天刚蒙蒙亮，江风裹着初秋残留的燥热，卷着长江特有的腥气掠过江面。早上8点整，武汉市110指挥中心的电话突然响起，听筒里传来报案人带着颤音的声音，语气里满是惊恐与不安：“警察同志！快！长江里漂着一具女尸！就在江边码头附近！” 接到报警后，辖区民警火速赶往现场，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的警员也同步抵达。警戒线很快在江边拉起，隔绝了围观群众的议论声。办案民警蹲在江边浅滩处，目光落在那具漂浮的尸体上，心头瞬间一沉，尸体下身赤裸，脸部被一圈宽胶带死死缠绕，胶带覆盖了鼻子和嘴巴，只露出一双圆睁的、失去神采的眼睛。这般诡异的衣着状态，再加上封口的胶带，绝非意外落水所能解释，这分明是一起蓄意杀人抛尸案的迹象。 命案就是命令。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全局警力迅速调配，一场围绕这具无名女尸的侦破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当即制定了三大侦查方向，三条线同步推进，力求以最快速度突破案件。 第一路，法医与技术侦查人员率先对尸体展开全面检验。这是破解命案的基础，必须精准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死亡时间，以及尸体上是否残留凶手留下的痕迹。第二路，近40名警力被紧急抽调，沿着长江两岸展开拉网式排查，从发现尸体的码头向上游、下游延伸，逐一排查可能的抛尸地点，寻找凶手遗留的蛛丝马迹。第三路，侦查人员立刻展开地毯式走访，同时对接全市各派出所，调取近期失踪人员报案记录，当务之急，必须先确定死者身份，否则后续侦破工作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谁都清楚，水中浮尸的身份确认，向来是刑侦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彼时武汉仍处在“火炉”余威之下，气温居高不下，江水流动不息，尸体在水中长时间浸泡后，容貌、体态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皮肤肿胀发白，指纹等关键信息也极易被破坏。法医蹲在解剖台前，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检查尸体的皮肤状态、肌肉僵硬程度，结合水温、气温等环境因素综合判断，最终给出结论：死者死亡时间大致在3天左右。 顺着这个时间节点，专案组立刻调取了武汉市近三四天的失踪人员报案记录，逐一筛选比对。很快，一条报案信息进入了侦查人员的视线：8月31日，一名姓蔡的男子曾到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女朋友失踪多日，至今下落不明。 办案民警当即联系上这名报案人蔡某，将他接到派出所询问。灯光下，蔡某一脸憔悴，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双手不自觉地交握，指尖泛白。“你什么时候发现女朋友不见了？具体是什么情况？”民警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严谨。 蔡某深吸一口气，语气里满是懊悔与焦急：“是8月30号发现的。我那几天上夜班，30号凌晨下班回家，累得不行，躺在床上玩了会儿手机，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一睁眼就发现屋里空荡荡的，她不在家。我赶紧给她打电话，可手机一直关机，怎么打都打不通。” 蔡某说，他一开始以为女朋友只是出去逛街或者找朋友，没太放在心上，可直到8月31号晚上，女朋友依旧毫无音讯，既没回家，也没联系他，他这才彻底慌了神，连夜跑到附近派出所报了警。 为了确认身份，民警安排蔡某前往太平间辨认尸体。当太平间的冷藏柜被拉开，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蔡某只看了一眼死者身上的上衣，身体便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一边点头，一边哽咽着重复：“对对，就是她……是我的女朋友小兰……” 据蔡某交代，他和小兰是同居关系，两人在武汉租了一间小出租屋，平日里形影不离。确认身份线索后，专案组第一时间赶赴两人的出租屋，进行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屋里的微量物证，包括蔡某和小兰使用的牙刷、梳子、毛巾等，将这些物品送往实验室进行生物特征比对。最终，实验室给出的结果显示，出租屋提取的生物特征与死者完全匹配，死者正是19岁的小兰，蔡某的女朋友。 一个年仅19岁的花季少女，刚从老家来到武汉打拼，为何会惨遭横祸？凶手是谁？作案动机又是什么？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为了摸清小兰的社会关系，侦查人员对她的生平展开了详细调查。 据悉，小兰一年前从老家的技校毕业，怀揣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武汉打工，很快就和同样在武汉务工的蔡某相恋，两人随后同居，一起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上班。在同事和老乡眼中，两人感情不错，平日里总是一起上下班，相处十分和睦。可就在出事前不久，小兰却突然跟蔡某提出，想辞职换一份工作。 “七八月份的武汉太热了，跟个大火炉似的，我们在配件厂上班，整天站着干活，车间里又闷又热，我实在熬不住了，想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小兰当时跟蔡某抱怨道。蔡某自己也厌倦了上夜班的日子，可他觉得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能互相照应，便劝小兰：“要不别辞职了，咱们再熬一阵子，互相有个伴儿也安心。” 可小兰心意已决，没听蔡某的劝告，在8月25号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公司。谁也没想到，仅仅6天后，小兰就离奇失踪，最终竟以这样悲惨的方式出现在长江里。蔡某告诉民警，他和小兰来武汉的时间不长，平日里接触的都是公司同事和几个老乡，没和任何人结怨，小兰性格开朗温和，也从不与人争执，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对小兰下此毒手。 与此同时，法医的进一步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报告明确指出：小兰颈部有明显的掐痕，皮下组织存在出血现象，死亡原因系机械性窒息死亡，且尸体有被移动过的痕迹，确定是被人杀害后抛入长江的。这一结论，更加坚定了专案组侦破案件的决心。 小兰的尸体被发现于一处货运码头附近，这里的水流相对平缓，几乎是一片“死水湾”，平时除了往来的货船，很少有行人经过。侦查人员沿着江边勘察时发现，在尸体发现地点上游800米到1公里左右的位置，有几片长期固定在水中的渔网，若是有重物顺着江水流下，大概率会被渔网拦截。结合现场的地理环境和水流特点，专案组推断，抛尸地点应该就在发现尸体的码头附近，不会太远。 为了找到抛尸痕迹，办案民警顶着烈日，在江边的草丛、树林里反复搜寻。初秋的武汉依旧炎热，阳光炙烤着大地，地面温度高达三十多度，民警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江边的蚊虫疯狂叮咬，每个人身上都起了成片的红疹，可没有人叫苦叫累，一寸一寸地排查着每一个角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片茂密的树林深处，几片落叶的掩盖下，一枚精致的女性发饰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枚发饰样式新颖，上面还镶嵌着小小的水钻，不像是成年人会佩戴的款式，更符合年轻女孩的审美。民警小心翼翼地将发饰提取出来，随后联系蔡某和小兰的闺蜜辨认，两人均确认，这枚发饰正是小兰平日里经常佩戴的。 发饰的发现，印证了专案组关于抛尸地点的推断，小兰很可能就是在这片树林附近被凶手抛入长江的，这里或许就是凶手作案后的抛尸现场。那么，凶手究竟是谁？是小兰认识的人，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专案组调整侦查方向，一方面继续在抛尸现场周边排查，寻找更多线索；另一方面，围绕小兰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度走访，逐一排查她的同事、老乡、朋友，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可一番排查下来，侦查人员发现，小兰的社会关系十分简单，除了同事和老乡，几乎没有其他社交往来，也没有任何情感纠葛，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没有作案动机，也都能提供案发时间段的不在场证明。 既然排除了熟人作案的可能，凶手会不会是陌生人？专案组当即决定，从兰失踪当天的行踪入手，还原她最后的活动轨迹，寻找可疑人员。侦查人员再次询问蔡某，小兰失踪前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蔡某回忆道：“她辞职后一直在找工作，8月30号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说要去古河工业园那边的公司应聘。”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人员立刻赶赴古河工业园，逐一排查园区内及周边的企业。很快，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反映，8月30号上午，确实有一个叫小兰的年轻女孩来公司应聘，填写了求职登记表。为了核实情况，民警调取了这家公司门口的监控录像，画面中，小兰的身影清晰出现，8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她穿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包，走进了公司传达室，填写完求职表格后便转身离开，整个过程神态自然，没有任何异常。 可小兰离开公司后去了哪里？又遭遇了什么？监控录像只拍到了她进入和离开公司的画面，后续轨迹一片空白。侦查人员没有放弃，反复回看监控录像，试图找到蛛丝马迹。就在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在小兰进入传达室的时候，一名男子悄然跟在她身后，扒在传达室门口张望了片刻，随后便在不远处等候；小兰离开公司后，这名男子也跟了上去，两人一起离开了监控范围。 通过监控画面，侦查人员大致勾勒出了这名男子的外貌特征：年龄在40岁左右，身高约1米7到1米75之间，穿着一件白色t恤和一条蓝色牛仔裤，身材中等，长相普通，看上去十分不起眼。为了确认男子身份，民警将监控截图拿给蔡某、小兰的家人以及同事辨认，可所有人都摇着头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小兰认识这样一个人。 这名陌生男子是谁？他为什么要跟着小兰？他和小兰的死有没有关系？带着这些疑问，侦查人员调取了公司周边路段的监控录像，顺着两人离开的方向一路追踪。很快，监控画面再次捕捉到了两人的身影，这名男子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小兰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两人沿着马路一路前行。 很明显，这名电动三轮车司机，很可能就是小兰失踪前接触到的最后一个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可武汉汉南区一带，电动三轮车数量众多，仅登记在册的就有上千辆，再加上大量无牌无证的三轮车，想要从其中找到这辆车，无疑是大海捞针。更棘手的是，这些三轮车的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很难通过外观快速区分。 侦查人员没有气馁，将所有拍到这辆三轮车的监控画面汇总，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逐帧比对，试图找到这辆三轮车的独特特征。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一名细心的民警终于发现了破绽：这辆三轮车的车头位置，贴着一条白色的磁条广告，车身上印有“金鹏”两个大字，而且车的行李架被人私自改装过，焊接了两块木板，将行李架加高了不少。 这个独特的改装特征，成了寻找三轮车的关键线索。专案组立刻调取了汉南区海量的监控录像，沿着两人行驶的路线，对这辆改装三轮车的去向进行全面追踪。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汉南区一个十字路口的监控画面中，这辆三轮车再次出现，上午10点58分，红色的三轮车缓缓驶过路口，驾驶座上的男子正是那名陌生男子，后座上的小兰清晰可见。监控显示，小兰在这个路口下了车，站在路边等候，男子则驾驶着三轮车到附近的停车区域停放，随后返回小兰身边。 两人在路边停留了片刻后，一起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饭馆。监控画面显示，两人在饭馆内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一起走出饭馆，再次乘坐那辆电动三轮车离开，最终驶向了一片老旧的平房区。上午11点35分，这辆三轮车驶入平房区的一条小巷，监控画面再也没有捕捉到两人的身影，这，成了小兰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段影像。 这片老旧平房区地形复杂，里面布满了低矮的平房和杂乱的院落，大多是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道路狭窄曲折，如同迷宫一般。更重要的是，这里居住的大多是流动人口，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而且区域内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专案组当即决定，对这片平房区展开秘密走访，寻找那名电动三轮车司机的踪迹。侦查人员乔装成租客、废品收购员，挨家挨户地走访，耐心询问居民是否见过这样一名男子和一辆改装过的电动三轮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走访，一名居民向民警反映：“我见过这个人，经常在这一带开三轮车拉活，看着挺憨厚的，大家都叫他老阮，具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就知道姓阮，跟水浒传里阮小二、阮小七一个姓。” “老阮”？这个名字让侦查人员眼前一亮，可就在此时，另一个重磅消息传来，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技术人员从死者小兰的体内，提取到了一份完整的男性dNA分型，经过比对，这份dNA与小兰的男友蔡某完全不匹配。这意味着，小兰在遇害前，曾与另一名男性有过亲密接触，而这名男性，很可能就是凶手。 这名男性会不会就是那个姓阮的三轮车司机？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技术人员将提取到的dNA数据录入全国公安dNA数据库，进行比对排查。通常情况下，dNA比对只能比对出有犯罪前科的人员，专案组对此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可没想到，比对结果竟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这份dNA，与2010年广州番禺一起强奸案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完全吻合！ 案件瞬间有了新的突破。侦查人员立刻调取广州番禺那起强奸案的卷宗，卷宗显示，2010年，广州番禺发生一起恶性强奸案，受害人是一名19岁的广西女孩，案发后，凶手畏罪潜逃，警方经过侦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启松，并将其列为网上逃犯，展开全国通缉，可整整6年时间，始终没有找到吴启松的踪迹。 一边是骑三轮车的“老阮”，一边是网上逃犯吴启松，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人，还是存在某种关联？专案组召开紧急案情分析会，经过反复研判，大家一致认为，“老阮”很可能就是吴启松，他为了逃避警方追捕，隐姓埋名，躲在武汉以开三轮车拉活为生。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侦查人员继续在平房区周边走访，寻找“老阮”的下落。可居民们反映，最近几天，再也没有见过“老阮”出现，他的三轮车也不见了踪影。一个可疑人员，在案发后突然失踪，这无疑增加了他的作案嫌疑。侦查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老阮”平日里和另一名开三轮车拉活的杨师傅联系密切，两人经常一起在路边等活。 办案民警立刻找到杨师傅，向他了解“老阮”的情况。杨师傅犹豫了片刻，如实说道：“老阮前两天来找过我，说想把他那辆三轮车卖掉，要价6000块钱，让我帮他找个买主，现在车还在我那儿放着，没找到合适的买家。” 案发后突然要卖车，很明显是想套现跑路！事不宜迟，专案组当即制定抓捕方案，决定由民警化装成买车人，联系“老阮”交易，趁机将其抓捕。2016年9月4日，按照约定时间，“老阮”准时出现在了交易地点，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巷子里没有行人，十分隐蔽。 当化装成买车人的民警走上前，假意查看三轮车时，“老阮”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车辆的情况，可当他看到周围突然出现多名便衣民警时，脸色瞬间大变，转身就要逃跑。可民警早有准备，立刻上前将他控制住，冰凉的手铐铐在他的手腕上时，“老阮”的身体瞬间瘫软下来，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经过审讯，“老阮”终于卸下了伪装，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网上逃犯吴启松。2010年在广州番禺犯下强奸案后，他得知受害人没有死亡，担心自己被抓，便连夜逃离广州，辗转多个城市，最终躲到了武汉，隐姓埋名，对外宣称自己姓阮，靠开电动三轮车拉活维持生计，这一躲，就是6年。 面对民警的审讯，吴启松缓缓交代了杀害小兰的全部经过。据他供述，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左右，他像往常一样，开着电动三轮车在汉南区一个十字路口等活，这时候，小兰背着双肩包走了过来，询问他是否能送自己去古河工业园一带应聘。 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约定以40元的价格往返接送。随后，吴启松驾驶三轮车，将小兰送到了应聘的公司。小兰应聘结束后，告诉他自己还想再去其他几家公司看看，吴启松便又带着她去了附近的三家企业应聘，可都没有成功。 按照约定，吴启松本该将小兰送回原地，交易结束后各自离开。可看着眼前年轻单纯的小兰，吴启松心中却打起了歪主意。他假装热情地对小兰说：“小姑娘，这都到饭点了，我请你吃个饭吧，咱们都是外乡人，打工不容易，吃完午饭我再陪你接着找工作。” 年仅19岁的小兰，涉世未深，心思单纯，根本没有察觉到吴启松的异样。她只觉得，这个“阮师傅”看上去憨厚老实，还愿意陪自己找工作，十分热心，便没有多想，随口答应了他的邀请，和他一起走进了路边的小饭馆。 吃完饭，吴启松又编造借口，对小兰说：“咱们吃剩的菜别浪费了，我家就在附近，先把菜送回去，正好中午单位都休息，等下午2点上班了，我再陪你接着应聘，我给你当司机，带你到处看看，总能找到合适的。” 急于找到工作的小兰，完全相信了吴启松的话，跟着他坐上三轮车，前往他位于老旧平房区的出租屋。抵达出租屋后，吴启松让小兰在屋里休息，说等下午上班时间到了再出发。小兰此刻已经奔波了一上午，加上天气闷热，身心疲惫，便靠在床上玩起了手机，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看着熟睡中的小兰，吴启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恶念，对小兰实施了不法侵害。小兰被惊醒后，发现自己遭遇侵害，拼命反抗，一边挣扎一边哭着说要报警。可这句话，不仅没有吓到吴启松，反而彻底激起了他的杀心。 吴启松心里清楚，自己本就是网上逃犯，一旦小兰报警，他6年前的罪行就会暴露，到时候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想起自己这6年来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日子，吴启松眼神变得凶狠，他猛地扑上去，死死掐住小兰的脖子，直到小兰不再挣扎、失去呼吸。 杀害小兰后，吴启松十分慌张，担心事情败露，他找来一卷宽胶带，将小兰的嘴巴和鼻子死死封住，随后又出门买了编织袋等物品。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他将小兰的尸体装进编织袋，搬到电动三轮车上，趁着夜色，一路开到长江边的偏僻码头，将尸体抛入了长江，试图毁尸灭迹。 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3天后，小兰的尸体就被人发现，警方很快就顺着监控线索找到了他。案发后，看着街上频繁出现的警察和警车，吴启松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抓，便想卖掉三轮车套现，找机会逃离武汉，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逃跑，就被民警抓获。 经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吴启松因涉嫌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最终，法院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法判处其死刑。这个背负着两起恶性案件、逃亡6年的凶手，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197章 公斤毒品引发的血案 1999年4月10号，滇西边境的群山还浸在晨雾里，古道两旁的参天古木遮天蔽日，连阳光都难穿透层层叠叠的枝叶，只漏下几缕惨淡的光斑，落在泥泞的路面上。三个身影循着被杂草半掩的古道，从境外一步步朝艳阳村的方向挪动，脚下的落叶踩碎了山林的寂静，却惊不起半分多余的声响。 山高林密，鸟兽出没，这条古道本就人迹罕至，此刻更是连虫鸣都透着几分诡异。可即便如此，三人依旧如惊弓之鸟，昼伏夜行，每走几步便会驻足凝神，竖起耳朵捕捉周遭的动静，生怕暗处藏着窥探的眼睛。走在最前头的是个细高个，脊背微驼，肩上扛着一个沉甸甸的竹背篓，背篓表层铺着晒干的草药，草药的苦涩气味扑面而来，恰好掩盖了底下藏匿之物的异样。没人知道，这看似普通的背篓里，藏着足以让整个边境震动的克违禁货品，而这个细高个是缅甸人江三木，一辈子靠替人跑腿谋生，这次却被裹进了要命的勾当里。 紧跟在江三木身后的是个矮胖子，一头天然的卷发黏在脖颈间，显得有些邋遢，他便是另一个缅甸人家岩溶。岩溶的手始终握在腰间，那里藏着一把老式手枪，枪身早已磨损得发亮，却依旧是他保命的依仗。他的脑袋不停左右扫视，目光像毒蛇般掠过每一棵大树的枝干、每一块巨石的阴影，仿佛下一秒就会有危险从暗处窜出，随时准备扣动扳机应对突发的袭击。 走在最后的男人步伐沉稳，与前两人的慌乱形成鲜明对比，他便是段安洲，这两个缅甸人的雇主，也是背篓里违禁品的真正主人。段安洲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袖口随意挽起，露出结实的小臂，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深邃如寒潭，透着与年龄不符的阴鸷和算计。他偶尔会抬手拨开挡路的树枝，指尖划过枝干时带着几分用力，仿佛在压抑着某种情绪，也仿佛在盘算着即将到来的一切。 要说起段安洲，便不得不提他与艳阳村的渊源。二十七年前，他出生在艳阳村一户最底层的农家，土坯房漏风漏雨，家里连顿饱饭都难得吃上。八岁那年，母亲终究没能熬过贫穷的煎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着父子俩熟睡，收拾了简单的行囊，独自越过边境，去缅甸给一个富商做了四姨太，从此杳无音信。 母亲走后，父亲段明轩彻底垮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原本就不善言辞，如今更是整日沉湎在苦闷里，把酒精当作唯一的慰藉。每天天不亮就揣着几毛钱去村口的小铺打酒，喝到酩酊大醉后便躺在自家门槛上，要么哭着咒骂命运，要么喃喃呼唤着妻子的名字，浑浑噩噩度日，根本无暇顾及年幼的段安洲。 无依无靠的段安洲，成了村里的流浪儿，是同村比他大五岁的杨春华，把他拉进了自己家。从此，段安洲便在杨家扎根，吃杨家的饭，住杨家的屋，跟着杨春华放猪放牛，在田埂上打滚，在山野间奔跑。杨春华待他如亲弟弟，有好吃的先给他，有人欺负他也会替他出头，那段日子，是段安洲灰暗童年里仅有的光。他懵懵懂懂地跟着杨春华长大，把对方当作唯一的依靠，却也在潜移默化中，看着杨春华接触到了一些“偏门”的营生。 十八岁那年，段安洲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小伙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却依旧跟着杨春华在田里忙活。这天，杨家来了个陌生的阔老板，穿着体面的西装，手腕上戴着亮闪闪的手表，说话间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老板开门见山，邀请杨春华去境外的包包寨帮忙“背点货”回来，许诺给丰厚的报酬。 杨春华动了心，当即邀请了姐夫段朝荣，还有同村的段朝龙、姚福良一起入伙，老板则留在杨家等候。三人往返只用了三天时间，当他们把背着的货交给老板时，老板二话不说，从皮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人民币，“啪”地拍在杨春华手上。那沓钱被捆得整整齐齐，红色的票面晃得人眼睛发花，四个人平分下来，每人都拿到了2500块。 段安洲就站在角落里，看着那笔“巨款”，眼睛都直了。在那个年代，2500块足以抵得上普通农户大半年的收入，他长这么大，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羡慕之余，更多的是不甘，他跟着杨春华吃了这么多年苦，为何有这样的好事，却不带上他？ 等老板走后，段安洲拽着杨春华的胳膊，迫不及待地问：“杨大哥，你们背的到底是什么货？怎么这么值钱？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叫上我？” 杨春华拍了拍他的脑袋，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语气沉重：“什么货？是掉脑袋的货！你以为这钱来得容易？每一分都是用命换回来的。想挣这个钱，你还得再吃几年干饭，历练历练。”说完，便不再多言，转身进了屋，只留下段安洲愣在原地，心里却埋下了一颗种子。 往后两年，时不时就会有陌生人来找杨春华，每次杨春华都带着段朝荣几人外出，回来后总会揣着不少钱，花钱也变得大手大脚。段安洲渐渐摸清了门道，那些被杨春华称为“掉脑袋的货”，其实是违禁品海洛因。他比杨春华更有心计，看着杨春华几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却只是挣些辛苦钱，始终没能发大财，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心里便有了别的盘算。 他不甘心一辈子给别人当跑腿的贩夫走卒，看人脸色，担惊受怕，随时可能丢了性命。他清楚地知道，真正赚钱的是那些躲在背后的老板，他们不必亲自冒险，却能坐收渔利，钞票像流水一样淌进腰包。那一刻，段安洲在心里立下誓言：他要当老板，要去缅甸当大老板，要挣够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他自以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母亲在缅甸，只要找到母亲，靠着母亲的关系，他一定能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片天。彼时的段安洲，正处在爱幻想、好冲动的年纪，一旦滋生了野心，便像野草般疯狂生长，再也无法遏制。 说走就走。第二天一早，段安洲简单收拾了行李，提上一把磨得锋利的大砍刀，跟昏昏沉沉的父亲打了个招呼，又去杨家跟杨春华道别。杨春华得知他要去缅甸找母亲，再三劝阻，可段安洲心意已决，最终还是转身走进了茫茫山林，独自一人穿越蛮荒古道，朝着金三角的方向闯去。 古道崎岖难行，沿途不仅有悬崖峭壁，还有凶猛的野兽，更有不知名的毒虫瘴气。段安洲靠着一把砍刀开路，渴了喝山泉，饿了吃野果，夜里就蜷缩在大树下，靠着树皮抵御寒冷。一路上数次遭遇危险，有次甚至被一头野猪追了好几里地，幸好他反应快，钻进了狭窄的石缝里才得以脱身。历经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他终于踏入了缅甸境内。 几经辗转，段安洲终于打听出，母亲嫁在了缅甸掸邦果敢县红岩区。他又沿着红岩区的村落一路打听，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母亲嫁入的那户人家。可迎接他的，不是母子重逢的喜悦，而是一个冰冷的消息，母亲早在一年前就因病去世了，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投亲不遇，段安洲在母亲的坟前坐了整整一夜，泪水混着雨水滑落，心里满是酸楚和绝望。可悲伤过后，他并没有打道回府。在他看来，红岩区遍地是机会，就算没有母亲的扶持，他照样能闯出一番天地。 红岩区是金三角重要的违禁品产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在阳光下开得妖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香气。段安洲没读过书，却有着远超常人的精明和深谋远虑。他看准了当地一个种植罂粟的大户，这户人家有个待嫁的女儿，家境殷实，在当地颇有势力。段安洲主动找上门，表明自己愿意无偿为大户打工，只求管吃管住，不需要一分工钱。 彼时的段安洲二十出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做事勤快利落，不管是地里的重活累活，还是家里的杂活，他都抢着干，从不抱怨。为了将来能攀附这户人家，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每天天不亮就钻进罂粟地，顶着烈日劳作，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哪怕被长工们嘲笑、被管家呵斥，他也始终隐忍不发，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 两年时间，段安洲用日复一日的勤恳和踏实，打动了大户主人。主人见这小伙子心眼实诚，手脚麻利，而且为人沉稳，不像其他年轻人那般浮躁，心里十分满意，便主动提出，要招他做上门女婿。 听到这个消息时，段安洲强压着内心的狂喜，装作受宠若惊的样子答应了。两年的隐忍和伪装，终于换来了想要的结果，他如愿以偿地娶了大户的女儿，从此一步登天，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外来户，变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年后，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老丈人更是喜出望外，整日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对段安洲也愈发信任，干脆把家里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了他打理，包括罂粟地的种植、收割和加工。段安洲凭借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把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原本只有68亩的罂粟地，短短四五年时间，就扩展到了300多亩，家里不仅雇了成群的长工短工，还豢养了两名专职看家护院的家丁，配备了武器，势力日渐壮大。 1997年，段安洲加入缅籍的申请获得批准，他正式成为了缅甸国民，领到了当地的身份证。羽翼渐丰的他，不再满足于只做种植和加工的生意，他把目光投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批发和长途贩运环节。他不甘心让中间环节的巨额利润落入他人之手，决心亲自打通从金三角到中国内地的贩运路线，让自己的“产品”不经他人转手，直接送达内地的买家手中，赚取全链条的利润。 1999年春天，风调雨顺，段家的罂粟迎来了大丰收。段安洲挑选出120公斤优质鸦片，送到当地的加工厂，按照10:1的比例，换得了克高纯度违禁品。按照当地的规矩，加工厂还额外给了他3枚手榴弹，搭配他自家的一把手枪，用于贩运途中的防身。 4月10号，段安洲带着家丁江三木和岩溶，背上违禁品、手榴弹和手枪，趁着夜色踏上了贩毒入境的道路。主仆三人小心翼翼地避开边境的检查点，当天晚上就翻过了马蟒蛇山，第二天晚上又平安穿过了野猪林。途中虽数次遭遇野兽，发出的动静惊得三人一身冷汗，但好在有惊无险，并未发生正面冲突。 第三天半夜，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艳阳村边。段安洲示意两人停下，先将背篓里的违禁品藏在村口的树林里，用树枝和落叶仔细掩盖好，确认无误后，才带着江三木和岩溶进村。他没有回自己家，而是径直走向了杨春华的住处，抬手轻轻敲了敲杨家的木门。 开门的正是杨春华，看到多年不见的段安洲，又看到他身后两个陌生的缅甸人，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热情的笑容，一把拉过段安洲的手：“阿洲？真是你！你可算回来了！” 多年不见的好兄弟，此刻重逢，有说不完的话。杨春华连忙把三人让进屋里，端茶倒水，又吩咐妻子准备饭菜，气氛十分热烈。 饭桌上，段安洲故意炫耀起自己的发家史，说起自己在缅甸的产业，语气里满是得意。杨春华一边听着，一边连连赞叹，眼神里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段安洲才收起笑容，单刀直入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带来了一批“货”，想让杨春华帮忙联系以前的老主顾，卖掉后给杨春华分一份利润。 杨春华听后，心里又惊又喜。喜的是，昔日那个跟在自己身后蹭饭吃的小兄弟，如今竟然成了大老板，还给他带来了发财的机会；惊的是，中国公安这几年加大了对违禁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已经有十几名毒枭和毒贩在这条古道上落网，就连他的亲弟弟杨春林，也因为贩毒罪，在去年6月26号被依法处决了。段安洲偏偏在这个时候带着“货”回来，无疑是在闯地雷阵，凶多吉少。 段安洲看出了杨春华的犹豫，连忙催促他拿出以前老主顾的联系方式，还一个劲地许诺，等“货”卖出去，一定不会亏待他。可杨春华心里却不痛快起来，暗自思忖：这小子真是一阔就变脸，难道忘了当初穿着开裆裤，在我家蹭吃蹭喝的可怜样子了？如今翅膀硬了，神气了，不说利润对半分，只含糊地说“有一份”，这分明是想利用我给他铺路，等事成之后再一脚把我踢开，这点小把戏还想在我面前耍？没门！ 打定主意后，杨春华故意露出为难的神色，叹了口气说：“老弟啊，不是哥不帮你，你是不知道这些年国内的情况。平远街的据点被公安端了，以前的老板们都丢了窝子，我们也断了财路。那些老主顾，死的死，抓的抓，躲的躲，早就断了联系了，我都两年没敢碰这行了。你春林二哥去年就是因为这事失手，被公安抓去处决了，现在一提这事，我就心惊胆战。我看你们这事不能急，先在我家住下来，我找姚福良、段朝龙他们商量商量，大伙一起想办法。” 段安洲也没有起疑，心想既然杨春华这么说，也只能先住下来，慢慢等消息。就这样，三人在杨家住了下来，杨春华表面上热情款待，暗地里却开始盘算着别的心思。 第二天一早，段安洲抽空回了趟家，看望父亲段明轩。他隐瞒了自己贩毒的实情，只说在缅甸做了点生意，这次回来是专门看他的。段明轩看着眼前衣着光鲜、气度不凡的儿子，心里既欣慰又陌生，父子俩坐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气氛有些尴尬。这么多年来，父子俩聚少离多，感情早已淡漠，再也找不回昔日的亲近。 而另一边，杨春华趁着段安洲回家的空档，悄悄找到了姚福良、段朝龙、段明华和姐夫段朝荣，把段安洲带“货”回来的事告诉了几人，几人立刻围在一起，密商大计。 晚上，杨春华回到家，告诉段安洲：“我跟大龙、阿良商量好了，他们明天去永康一趟，那边有几个朋友以前做过这行，让他们去问问，看要不要货。” 顿了顿，他又装作十分担忧的样子，皱着眉说：“不过我有点不放心，东西藏在野外，万一被拾柴挖药的人发现了，那可就全完了。不如你们今晚把东西背到我家来，放在我家绝对安全，我亲自看着。” 段安洲心里一动，嘴上客气道：“我是怕连累大哥。” 杨春华连忙摆手：“咱们兄弟俩，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见杨春华如此“诚恳”，段安洲便答应了：“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们今晚就去把东西取回来。” 深夜，趁着村里一片寂静，段安洲带着江三木和岩溶，悄悄摸进树林，把藏在里面的违禁品背了出来，运回了杨家，藏在了后院的牛草垛里，用厚厚的干草掩盖得严严实实。 4月15号，段朝龙和姚福良兴冲冲地从永康回来，一进门就高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买主了！” 杨春华和段安洲连忙围上前，段朝龙接着说：“对方是个大老板，口气大得很，说有多少货要多少货，就是价格得卖家亲自去谈，我们做不了主。” 段安洲大喜过望，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去永康。4月16号清晨，天还没亮，段安洲就带着江三木和岩溶，悄悄离开了杨春华家，甚至没来得及跟父亲段明轩道别，便朝着永康的方向走去。他以为自己即将迎来一笔巨额财富，却不知道，一场致命的危机早已在前方等着他。 段安洲等人走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一连几天，段明轩都没等到儿子回来，心里有些不安，便拄着拐杖，慢慢走到杨春华家，想问问情况。杨春华见到段明轩，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他：“阿洲和他那两个缅甸朋友，16号那天说有急事，就赶回缅甸去了，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跟你道别。” 段明轩心里满是疑惑。虽然父子俩感情淡漠，但儿子明明说过，这次回来是专门看他的，就算有急事要走，也不至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匆匆离开。他心里反复琢磨，却始终想不明白，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转眼到了5月底，段安洲的妻子从缅甸托人捎来了口信，催促段安洲赶紧回缅甸，家里的生意离不开他。段明轩接到口信后，顿时大吃一惊，儿子离开已经一个多月了，竟然还没回到缅甸，难道是遇到了什么不测？ 老人心里焦急万分，当即跟着捎信人一起，再次穿越边境，赶往缅甸。见到儿媳妇后，儿媳妇哭着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4月10号，段安洲带着家里的两个家丁，背着全家一年的劳动成果，还有一把手枪、三颗手榴弹，去了中国，说好了最多半个月就回来，可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音信全无。 直到这时，段明轩才知道，儿子这些年在缅甸经营的，竟然是贩毒的勾当。他又惊又怕，心里五味杂陈。儿媳妇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三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会不会是被中国公安抓了？” 段明轩摇了摇头，安慰道：“不会的，如果真被公安抓了，肯定会通知家属的。” 他强压着内心的慌乱，安慰了哭哭啼啼的儿媳妇一番，便立刻启程返回家乡。他不敢报案，只能私下里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段安洲，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出艳阳村往永康方向走，大约6公里左右，有一片原始森林，这里古木参天，杂草丛生，阴森可怕，常年弥漫着雾气，就算是大白天，也能听到不知名野兽的奇怪叫声，当地群众都把这片森林叫做“鬼树林”，平日里没人敢轻易靠近。 1999年6月6号上午，艳阳村的扎正荣夫妇，想着去鬼树林采点蘑菇，拿到镇上卖些钱补贴家用。虽然知道鬼树林凶险，但为了生计，两人还是壮着胆子进了山。扎正荣的妻子沿着一条干沟慢慢搜寻，走到沟底时，看到一棵倒下的松树，树干上缠绕着不少枝叶，她便拿起随身携带的竹棍，扒拉开枝叶，想看看下面有没有蘑菇。 就在竹棍拨开松叶的瞬间，底下露出的东西让她浑身一僵，紧接着，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森林的寂静。扎正荣听到妻子的叫声，心里一紧，连忙快步跑了过去，用力挪开那棵松树。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松叶底下，赫然躺着一具没有头颅的人骨，白骨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冰冷的光泽，让人不寒而栗。 两口子哪里还有心思采蘑菇，吓得魂飞魄散，连竹篮都扔在了地上，跌跌撞撞地朝着山下跑。跑着跑着，扎正荣的妻子突然停下脚步，拉着丈夫的胳膊说：“老扎，你还记得吗？段明轩老爷子这阵子一直在找他儿子段安洲，会不会……会不会这具骷髅就是阿洲啊？” 扎正荣心里也正犯嘀咕，听到妻子这么说，心里咯噔一下：“莫非真是他？不行，我们得赶紧去告诉段老爷子。” 两人不敢耽搁，加快脚步跑回村里，第一时间找到了段明轩，把在鬼树林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听到这个消息，段明轩如遭五雷轰顶，身子晃了晃，差点摔倒。他凭着直觉断定，树林里的那具骷髅，一定是自己的儿子段安洲。巨大的悲痛和恐慌涌上心头，他强撑着身体，当天就赶到了永康镇派出所报案。 案情迅速层层上报，很快就传到了县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正东手中。李正东接到报案后，当即下令，让永康镇派出所所长杨必昌带人赶赴艳阳村，封锁现场，展开初步调查。同时，他亲自率领刑警大队长王国勇、法医陈荣华等8名民警，带着勘查工具，连夜冒雨出发，赶往艳阳村。 山间的道路崎岖不平，加上连日降雨，路面泥泞不堪，红泥沾满了鞋底，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雨水打在民警们的身上，冰冷刺骨，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李正东带着一行人，在雨夜中艰难跋涉，饿了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面包，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丝毫不敢停歇。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精疲力尽的8名民警才终于抵达艳阳村。 此时的民警们，浑身湿透，沾满了污泥，又累又饿，每个人都想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美美地睡上一觉。可一想到案情紧急，人命关天，时不我待，众人便强打起精神，就着浑浊的山泉水，匆匆啃了几口干面包，补充了点体力后，便让扎正荣带路，直奔鬼树林的案发现场。 抵达目的地时，天空已经放晴，阳光穿透树叶洒在地面上，驱散了些许雾气。众人顺着扎正荣指引的方向走去，在干沟底找到了那具无头尸骨。尸骨呈俯卧状，看得出来，尸体原先应该是被埋在土里的，进入雨季以来，山水冲刷掉了表面的土层，才让尸骨的一大半裸露在了地面上。 刚走进鬼树林时，李正东曾推测，这片遮天蔽日的林子里，潜藏着各种猛兽，这具骨架或许是猛兽吃人后留下的。可到了现场，他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推测。首先，野兽撕咬猎物时，会把尸骨弄得支离破碎，不可能留下如此完整的骨架，而眼前这具白骨，除了头颅不见了，其他部位都完好无损；其次，野兽只会啃食肌肉，不会把衣服也吃掉，可现场周围，连一丝布条都没有发现；第三，尸骨上方压着一棵被人砍倒的松树，很明显是人为掩盖的痕迹，野兽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 “会不会是这人砍树时，被树砸死了？” 有民警提出疑问。李正东摇了摇头：“如果是被树砸死，那他使用的砍刀应该就在附近，你们仔细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砍刀之类的工具。” 民警们立刻分散开来，在尸骨周围仔细搜寻，可翻遍了周围的杂草和泥土，也没有找到任何工具。 李正东蹲下身，仔细观察着尸骨，沉声道：“很明显，死者是被谋杀的。凶手故意转移了死者的头颅和衣服，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不让我们查清尸源。我敢肯定，头颅和衣服就埋在这片林子里，而且距离此地不会太远。” 众人纷纷点头，赞同他的推论。 法医陈荣华立刻拿出勘查工具，对尸体进行细致勘验。他测量了尸骨的长度，结合骨骼比例，推断出死者身高在一米六五至一米六七之间；通过观察骨盆特征，明确死者为男性。至于死亡时间，陈荣华却有些拿不准，从尸体完全没有肌肉组织这一点来看，他初步判断，尸体已经在这里放置了至少半年。 可没有头颅，无法通过牙齿、面部特征等判断年龄，给勘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陈荣华深知，尸体勘验是命案侦破的第一步，这一步的结论直接关系到后续侦查工作的方向，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他绝不妄下结论。为了慎重起见，他找来一块塑料布，小心翼翼地把整架尸骨包裹起来，不顾尸骨上的污渍和异味，不辞辛劳地扛在肩上，准备带回县公安局，求教法医出身的局长左翼。 左翼局长是资深法医，从事法医工作十多年，处理过无数起疑难命案，经验十分丰富。他见到尸骨后，立刻投入到勘验工作中，仔细检查了每一块骨骼，又详细询问了现场的环境、气候、温度等情况，认真查看了陈荣华拍回的现场照片，经过反复分析研判，提出了两条关键意见：第一，根据尸骨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变化以及骨骼的磨损程度等特征，综合分析，死者年龄在26岁左右；第二，结合骨骼的坚硬程度、外表色泽变化，以及现场气候、山水冲刷导致软组织快速剥离的因素，再参照覆盖尸体的松树干枯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左右。 左翼立刻将自己的勘验结论转告给李正东，并指示专案组：“围绕失踪的段安洲等三名缅甸人展开侦查。艳阳村一直是贩毒活动的重要转运点，这三名缅甸人来历蹊跷，很可能与贩毒有关，你们要把贩毒因素考虑进去。我已经派出缉毒队的4名队员赶赴艳阳村，协助专案组开展工作。” 正确的法医结论，为案件侦破指明了方向。专案组立刻展开初步调查，很快就掌握了关键信息：段安洲今年27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与鬼树林尸骨的特征基本相符；段安洲与两名缅甸随从于4月16号离开艳阳村后便失踪，截至目前，失踪时间将近两个月，与左局长推断的死亡时间也相吻合。种种迹象表明，鬼树林里的那具无头尸骨，很可能就是段安洲。 刑警大队长王国勇和民警杨明强负责询问段明轩，两人在与老人交谈时，发现他神情慌张，说话吞吞吐吐，眼神躲闪，明显有难言之隐，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王国勇和杨明强没有急于追问，而是耐心地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他讲明法律政策，帮他打消顾虑。 为了拉近与段明轩的距离，掌握更多实情，两位民警干脆住进了段家，每天帮老人砍柴、挑水、修篱笆、砌猪圈，把老人当作亲人一样对待。干活间隙，两人就陪老人聊天拉家常，从生活琐事聊到段安洲的童年，旁敲侧击地了解段安洲的情况。聊得越多，两人越觉得段安洲疑点重重，也越发肯定，鬼树林里的那具尸骨，就是段安洲。 终于，在两位民警的真诚打动下，段明轩犹豫再三，终于卸下了心理防线，把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他儿子段安洲，这些年在缅甸从事贩毒勾当，4月10号，带着两名家丁，武装贩运克违禁品入境，之后便失踪了。 果然不出左翼局长所料，这起凶杀案背后，还隐藏着一桩跨国武装贩毒大案，案中有案，错综复杂。得知真相后，侦查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更加坚定了破案的决心，抖擞精神迎接这场艰巨的挑战。很快，缉毒队的4名队员也赶到了艳阳村，加入专案组，与刑侦民警并肩作战。 当天晚上，艳阳村村委会那间低矮的瓦房里，灯火通明。全体办案民警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圆圈，李正东把当天掌握的所有情况、信息、线索进行汇总梳理后，向大家逐一通报，随后展开了深入分析。 “目前我们已经明确，段安洲和他的两名缅甸同伙，携带一把手枪、三枚手榴弹，贩运克违禁品入境，在杨春华家住了三天。据杨春华供述，4月16号，三人一起离开了杨家，之后便失踪了，至今没有回到缅甸。结合现有线索，我分析有三种可能。” 李正东的声音沉稳有力，打破了屋里的寂静。 “第一种可能，杨春华不知道段安洲等人此行的真正目的，段安洲等人离开杨家后，前往内地贩毒，要么已经被内地公安机关抓获，要么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至今仍滞留在内地。但这种可能性不大，毕竟两人失踪时间太长，而且段安洲的妻子说，他们约定好半个月就回去，不至于毫无音讯。” “第二种可能，三人离开杨家后，前往内地兜售违禁品，走到鬼树林时，两名缅甸随从早有预谋，或者临时起意，为了独占段安洲的违禁品，将段安洲杀害。从目前的勘查结果来看，尸骨的年龄、身高、死亡时间都与段安洲相符，这种可能性很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两名缅甸人既有杀人嫌疑，又有贩毒嫌疑，当务之急，是尽快查清这两个人的相貌特征，然后广发通缉令，寻踪觅迹，将他们抓捕归案。” “第三种可能，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种。杨春华是第一个接触段安洲等人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见过他们的人。据缉毒队的同志掌握，杨春华以前就有贩毒嫌疑，他的亲弟弟因为贩毒被处决，而且段安洲出国前，曾长期住在杨家，两人关系密切，说不定早就合伙干过贩毒的勾当。如果真是这样，段安洲带违禁品回来，肯定不会瞒着杨春华，那么杀人越货的凶手，很可能不是那两名缅甸人，而是杨春华。” 说到这里，李正东顿了顿，继续分析：“可如果是杨春华杀人越货，他不可能只杀段安洲一个人，必须把段安洲主仆三人全部杀掉，才能彻底灭口，独占违禁品，否则剩下的两个人绝不会放过他。然而，要杀害三个人，绝非他一人能办到，杨春华必然有帮手，而且至少需要三个人以上，这样才合乎逻辑。” 李正东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不管真相是哪一种，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一个问题，那一把手枪、三枚手榴弹和克违禁品，一旦流入社会，将会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哪怕不吃不睡，苦死累死，也必须尽快破案，追回违禁品和武器，将凶手绳之以法！” 随后，李正东对专案组进行了分工：王国勇带领一个小组，留在艳阳村走访群众，全面排查线索，了解段安洲、杨春华等人的社会关系和近期动向；杨明强带领一个小组，重点围绕杨春华展开侦查，密切监视他的行踪，必要时对杨家进行秘密搜查；杨必昌带领一个小组，前往临近的罗家坟村和蒙广村一带，开展调查访问，寻找目击者；缉毒队的4名队员，进驻鬼树林，以尸骨现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进行地毯式挖掘搜索，寻找死者头颅、衣服以及其他物证。 分工完毕后，各个小组立刻分头行动，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侦查工作中。短短几天时间，一条条有价值的线索，就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了李正东手中。 杨明强小组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杨春华与姚福良、段朝龙、段明华等人来往密切，关系非同一般。前几年，这几人曾多次结伙越境，每次回来后都花钱大手大脚，出手阔绰，行为十分可疑。为了获取更多证据，杨明强向李正东请示，希望对杨家进行秘密搜查，得到了批准。 趁着杨春华一家外出的空档，杨明强带领队员悄悄潜入杨家，进行细致搜查。虽然没有找到违禁品和枪支弹药，但在厨房灶角、墙角以及卧室床腿等隐蔽位置，发现了几处干涸的血迹。队员们立刻提取了这些血样，小心翼翼地封存好，交由李正东派人送回县局，进行法医化验比对。 王国勇小组也有了重大收获。艳阳村的段明哲和严礼成向民警反映，4月16号那天，他俩从县城办事回来，因为途中下雨，耽误了行程，直到深夜两点左右才回到村里。路过杨春华家院外时，他们意外发现，杨家院子里亮着蜡烛，还传来了哗哗的冲水声和大扫帚刷地的声音。 “当时我们心里就纳闷，半夜三更的，杨家怎么会洗院子？” 段明哲回忆道，“好奇心驱使，我们就轻手轻脚地走到院墙外边，扒着墙上的缺口往里瞅。烛光虽然昏暗，但我们还是看清楚了院子里的人，有杨春华、段朝荣、段朝龙、段明华和姚福良五个人，他们个个手忙脚乱，有的泼水，有的用扫帚刷地，神情十分慌张。” 严礼成补充道：“我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段明哲凑到我耳边问，闻到什么味没有，我一吸鼻子就闻到了。段明哲当时就说，杨家今晚肯定杀了什么大东西，我也觉得是。我们以为他们是偷杀了谁家的耕牛，毕竟这几个人平时就不老实。后来我们悄悄离开，回到家后，特意去看了看自家的猪牛，都好好的关在圈里。之后也没听说村里谁家丢了耕牛，直到前几天，才听说段明轩老爷子在找他儿子。” 杨必昌小组在罗家坟村的调查也有了突破。罗家坟村口开小杂货店的罗全林，向民警讲述了一段可疑的经历。4月16号上午9点多，杨春华和段安洲从他家店前经过，因为彼此都是熟人，而且段安洲多年没回村，罗全林便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店喝酒。 “可他们说要赶路去永康，没时间坐，就在柜台上各自喝了一盅酒，就匆匆走了。” 罗全林回忆道，“段安洲还跟我说，等他从永康回来，再过来跟我好好喝几杯。可奇怪的是，当天下午，我就看到杨春华搀扶着他姐夫段朝荣，从永康方向回来，却没见到段安洲的身影。我当时还问杨春华，段安洲怎么没跟他们一起回来，杨春华说段安洲在后面，马上就到。我就在门口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段安洲，现在想想，这事确实不对劲。” 6月13号，鬼树林方向传来了捷报。缉毒队的队员们在鬼树林里翻挖了三天三夜，克服了蚊虫叮咬、野兽出没的困难，终于在距离尸骨现场100多米的地方，挖出了一个人头和一包衣服。 李正东立刻通知段明轩前来辨认。由于人头已经高度腐烂，无法看清面部特征，但段明轩看到那包衣服时，立刻认出，那正是他儿子段安洲失踪前穿的衣服。他还告诉民警，段安洲小时候曾摔过一跤，把门牙摔掉了一颗，后来装了一颗假牙。民警们仔细查看那颗头颅，果然发现有一颗门牙是假牙。据此，专案组确认，鬼树林里的那具尸骨，就是段安洲。 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杨春华的嫌疑直线上升。如果从杨家提取的血迹，与段安洲的血型相吻合，那么就能直接证明杨春华在家中杀害了段安洲，之后将尸体转移到鬼树林掩埋。然而，这个推论很快就被科学化验结果否定了。 法医陈荣华带着化验结果，再次赶回艳阳村，向李正东报告：“从杨春华家提取的血样，经化验确认是人血，而且是两个人的血，但与鬼树林尸骨的血型不相符，也就是说，这是另外两个人的血。” 案情变得更加复杂，但也越发清晰起来。另外两个人的血，除了段安洲带来的那两名缅甸随从，还能是谁呢？李正东立刻做出推断：“我们可以假设，4月16号白天，凶手把段安洲骗到鬼树林杀害，这一点，罗全林反映的情况可以印证。到了夜里，凶手又在杨春华家，杀害了另外两名缅甸随从。段明哲和严礼成深夜看到杨家洗院子的场景，正是凶手杀人后，在清洗现场的血迹。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这两名缅甸人的尸体，才能进一步确认凶手。” 7名民警立刻再次进驻鬼树林，扩大搜索范围，展开新一轮的搜寻。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搜索，6月15号，民警们在树林深处的一片开阔地发现了一堆巨石，乱石堆中间，有一条长约一米七、宽约四十五厘米的石缝，石缝朝天张开，时不时有绿苍蝇从石缝里飞出来，还伴随着一股刺鼻的恶臭。 一名民警抱起一块石头，丢进石缝里，仔细听了半天，却没有听到石头落地的声音。“这是个洞穴，而且很深。” 民警沉声说道。绿苍蝇和恶臭都表明，洞穴里面有腐败物，很可能就是两名缅甸人的尸体。 “我下去看看！” 缉毒队员张鼎松主动请缨。大家立刻解开随身携带的帐篷绳，把几根绳子结在一起，一端固定在旁边的大树上，另一端系在张鼎松的腰上。张鼎松用嘴叼着手电筒，四肢岔开，紧紧扒住洞壁，像壁虎一样，慢慢向洞下移动。 洞穴里又闷又热，空气污浊，无数苍蝇扑在脸上、身上，让人难以忍受。洞壁并非规则的筒状，时而扁平，时而圆润，时而凸起，时而凹陷，整体呈宝塔形状，上小下大。张鼎松大约往下爬了15米左右，绳子就已经放完了。为了一探究竟，他干脆解开腰上的绳扣，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凭借手脚的力量，小心翼翼地继续往下挪动，每一步都试探着蹬踏牢固后，才敢移动身体。 又往下爬了五六米，洞壁突然扩大，双脚已经无法蹬到对面的洞壁。张鼎松用手电筒往下照了照，洞穴依旧深不见底，根本看不到洞底的情况。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继续下探，重新顺着洞壁爬回地面。 刚钻出洞口，张鼎松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对众人喊道：“我闻到臭味了！很浓的腐臭味，洞底肯定有东西！虽然没下到底，但根据臭味判断，洞深应该不会超过30米！” 李正东赶到后，立刻指挥侦查员们砍来粗壮的藤条，结成长长的藤索，再次让张鼎松下洞探查。当藤索放到28米的时候，张鼎松的双脚终于稳稳地落在了洞底。双脚落地的瞬间，他踩到了一堆软乎乎的东西，那种黏腻的触感让他毛骨悚然。 张鼎松打开手电筒，照亮了洞底的景象，两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被装在两只朽烂的麻袋里，尸体已经开始液化，恶臭的气味扑面而来，让人作呕。他解开腰上的藤索，把手电筒含在嘴里，腾出双手，试图将尸体捆好，以便向上提拉。可麻袋早已被污水腐蚀，一用力就碎成了碎片，尸体也腐烂得不成样子，稍一用力就可能扯断肢体。 张鼎松一边用手电筒照明，一边费力地捆扎尸体，腐尸烂肉被翻动后，恶臭变得更加浓烈，呛得他一口接一口地呕吐，胃里的食物早就吐光了，最后吐出来的全是黄疸水。洞底半天没有动静，李正东猜测张鼎松一定是遇到了困难，当即决定再派一个人下去帮忙。 “我去！” 侦查员李培安主动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把藤索系在自己腰上，被众人缓缓放下洞去。有了李培安的帮忙，又多了一把手电筒，两人很快就将两具尸体摞在一起，用藤索牢牢捆住，然后向上边发出信号，示意可以提拉。 当两具尸体被提拉到地面时，李正东看着张鼎松和李培安两人，他们浑身被汗水浸透，头上、脸上、身上都糊满了腐肉和污水，散发着刺鼻的恶臭，眼神却依旧坚定。李正东心里无比心疼，民警们也纷纷围了上来，争着递上毛巾、酒精棉，帮着两人冲洗身体，去除异味。 此时，天空又下起了滂沱大雨，法医陈荣华不顾雨水冲刷，立刻拿出解剖工具，在现场对两具尸体进行勘验。经过勘验，两具尸体均为男性，年龄在25岁至28岁之间，一具身高一米七七，身材瘦削，穿着灰衬衣、黑裤子；另一具身高一米六三，身材矮胖，穿着花格子衬衫、迷彩裤，而且矮胖者的头发为天然卷发，与群众描述的两名缅甸随从的特征完全吻合。 进一步勘验发现，两具尸体身上都有锐器贯通伤，致命凶器应为匕首一类的利刃。陈荣华分别提取了两具尸体的肌肉组织，立刻赶回县局，进行血型化验比对，确认死者身份。 李正东则蹲在地上，仔细翻看装尸体的麻袋和捆尸的藤索。麻袋和藤索都是普通的农家用品，看似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就在这时，李正东的目光停留在了藤索的锁扣上，这种锁扣是山区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的，专门用来捆柴火，形状像织网的梭子，大多为木质或牛角质，而且都是成对使用。而眼前这对锁扣，却是用自然生成的树杈制作而成，形状不像普通的梭扣，反而像连环画里的勾连枪头，十分独特。 李正东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独特的梭扣，很可能就是认定凶手的关键证据。当天晚上，在艳阳村支书的配合下，专案组请来了两位曾和杨春华一起砍过柴的村民，让他们辨认这对梭扣。 两名村民只对梭扣瞟了一眼，就异口同声地说道：“这是杨春华的！他的梭扣就是这样的，用树杈做的，形状特别，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段安洲及其两名缅甸随从，与杨春华等人早已勾结在一起，合伙贩毒。杨春华一伙为了独占那克违禁品，心生歹念，策划了这场黑吃黑的凶杀案，将段安洲主仆三人全部杀害。段明哲和严礼成4月16号深夜在杨家院子里看到的五个人，正是杨春华、段朝荣、段朝龙、段明华和姚福良，他们当时正在清洗杀人现场的血迹。 左翼局长接到汇报后，当即下达命令：立刻逮捕杨春华、段朝荣、段朝龙、段明华、姚福良五名犯罪嫌疑人！李正东迅速集合全体办案民警，将队伍分成五个抓捕组，每组负责抓捕一名嫌疑人，定于当天晚上零点，同时动手，确保将嫌疑人一网打尽。 深夜零点，当钟表的三根指针同时指向正上方时，五个抓捕组像五支利箭，从艳阳村村委会出发，直奔各自的目标。半小时后，抓捕段朝龙、段明华和姚福良的三个小组顺利告捷，成功将三名嫌疑人抓获归案。然而，抓捕杨春华和段朝荣的两组人马，却扑了个空，两人早已不见踪影，显然是提前察觉了风声，仓皇出逃。 李正东接到汇报后，当即下令封锁艳阳村及周边所有出入口，在通往境外、县城及邻近村寨的道路上设置临时卡点，对过往车辆、行人逐一排查，同时扩大走访范围，重点询问凌晨前后见过杨春华、段朝荣的村民。“他们跑不远！两人熟悉山林地形，大概率藏在附近的深山里，或是投奔了亲戚朋友，务必在他们逃出边境前将其抓获！”李正东的指令掷地有声，全体民警立刻投入到新一轮的追捕行动中。 与此同时，审讯工作同步展开。王国勇带领民警对段朝龙、段明华、姚福良进行突击审讯。起初，三人还心存侥幸，要么闭口不言，要么互相推诿，试图掩盖罪行。但当民警拿出从杨家提取的血迹、鬼树林找到的衣物、独特梭扣等关键证据时，三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经过。 原来，杨春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段安洲平分利润。得知段安洲带来克高纯度违禁品后，他便暗中召集姚福良、段朝龙、段明华、段朝荣密谋，计划“黑吃黑”，先假意帮忙联系买主，引诱段安洲放松警惕，再伺机将其主仆三人全部杀害，独占违禁品和武器。4月16日清晨，杨春华以“买主要求段安洲亲自面谈”为由，让段朝荣、姚福良陪同段安洲前往永康方向，实则将其引至鬼树林深处。 抵达预定地点后，早已埋伏在林中的段朝龙突然冲出，用匕首从背后刺向段安洲。段安洲猝不及防，挣扎片刻便倒在血泊中。为掩盖身份，几人合力砍下其头颅，脱下其衣物，用松树掩盖尸体，将头颅和衣物埋在不远处。随后，段朝荣、姚福良返回杨家，谎称“谈妥了价格，段安洲在后面等消息”，将江三木、岩溶骗至院内。早已备好凶器的杨春华、段明华立刻动手，两人虽有反抗，但终究不敌五人，当场被杀害。 深夜，五人分工合作，清洗院内血迹、处理作案凶器，随后将江三木、岩溶的尸体装入麻袋，连夜运往鬼树林深处的洞穴藏匿，用特制梭扣捆扎藤索固定尸体，自以为能做到天衣无缝。作案后，五人将克违禁品藏在杨家后院的隐秘地窖中，手枪和手榴弹则由杨春华保管，计划等风声过后再寻找买家。此次民警突袭抓捕前，杨春华察觉村里风声不对，便带着段朝荣和部分违禁品，逃向了与缅甸接壤的野猪林方向。 掌握逃窜路线后，李正东立刻调整部署，抽调十名精干警力，组成追捕专班，由自己亲自带队，循着野猪林的方向追去。野猪林山高谷深，林木茂密，加之近期降雨不断，山路湿滑难行，专班民警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林中跋涉，饿了就啃干馍，渴了就喝山泉水，昼夜不停追踪。途中，民警发现了新鲜的脚印和丢弃的干粮包装袋，判断两人就在前方不远处，便加快了行进速度。 次日午后，追捕专班在野猪林一处废弃的猎户小屋外发现了炊烟。李正东示意大家隐蔽，悄悄靠近小屋。透过窗户缝隙，民警清晰地看到杨春华和段朝荣正在屋内生火做饭，墙角还放着一个装有违禁品的包裹和一把手枪。李正东一声令下，民警们迅速破门而入，将两人当场抓获，毫无反抗之力的杨春华和段朝荣，耷拉着脑袋，被民警戴上了手铐。 随后，民警在杨家后院地窖中起获了剩余的违禁品，从杨春华藏匿处缴获了手枪一把、手榴弹三枚，彻底起获了全部涉案物品。至此，这起跨国武装贩毒凶杀案成功告破，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克高纯度违禁品、涉案武器被悉数追回，一场危及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被彻底消除。 经审讯，杨春华等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们因贪图巨额利润，铤而走险，实施黑吃黑凶杀，手段残忍，情节恶劣，触犯了我国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1999年12月，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杨春华、段朝荣、段朝龙、段明华、姚福良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第198章 梅花碎尸案 2007年4月9号下午，皖东大地的春风裹着河水的湿腥气，漫过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的街巷。时针刚过两点，天长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刺耳地响起，打破了午后的宁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说在白塔河新大桥底下，发现了用塑料袋包裹着的不明碎块，看着绝非寻常杂物。 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迅速在公安局内部漾开涟漪。而这起震惊全城的碎尸案，源头还要从一位放鹅的大姐说起。 这位大姐名叫吴兰英，是附近村子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家里养了十几只大鹅，几乎每天都会赶着鹅群到白塔河边觅食、遛弯。白塔河是天长人的母亲河，河水平缓，岸边草木葱茏，平日里也是村民们歇脚闲谈的好去处。吴兰英对这段河道的熟悉程度，堪比对自家院子的角落，哪里有水草，哪里有浅滩，都印在心里。 就在几天前，她赶着鹅群经过新大桥底下时，眼角余光瞥见河面上漂浮着一块白色的东西。当时风有点大，河水微微泛着波澜，那东西顺着水流慢慢漂动，远远望去模糊不清。吴兰英心里犯过一丝嘀咕，以为是哪家丢弃的破塑料布或者烂棉絮，赶着鹅群忙着找食，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可这一天下午，阳光格外明朗，河水也比往常清澈了些。吴兰英刚把鹅群赶到河边，就看见河面上又飘过来几块类似的白色物件，而且比之前看到的更大、更规整。她停下脚步，眯着眼睛仔细打量，那白色物件被水流托着，隐约能看出有一定的厚度，外面似乎还裹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膜。 “难道是哪家把病死的小猪仔扔河里了？”吴兰英心里琢磨着。在农村，偶尔会有村民为了图省事，把病死的家禽家畜偷偷丢进河里，可往常都是裹着草席或者破旧衣物，很少有这样用干净塑料布裹着的。她越看越觉得奇怪，心里的疑惑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总想一探究竟。 此时，大桥附近还有几位正在忙活的工人，有来自当地硫酸厂的，正在维修岸边的排污口，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酸腐味；还有几名瓦工师傅，趁着天气好，在岸边修补破损的石阶。这几个人都是常年在附近干活的，和吴兰英也算是点头之交。 吴兰英打定主意，快步走到工人跟前，把自己这几天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师傅们，你们快看看河里头那几块白东西，前几天就有了，今天又多了几块，看着怪不对劲的，你们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瞧瞧？” 工人师傅们听了，也来了兴致。几个人放下手里的工具，拿着铁锹当支撑，踩着岸边浅浅的河水，一步步朝着那几块白色物件走过去。春日的河水还带着寒意，没走几步，裤脚就被浸湿，冰凉的河水贴着皮肤，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越往前走，那白色物件的轮廓越清晰。领头的硫酸厂工人停下脚步，举起铁锹，小心翼翼地朝着白色塑料布挑了一下。就是这轻轻一挑，塑料布被掀开了一个角，一股淡淡的、难以言喻的腥气顺着风飘了过来。 紧接着，两只白森森、毫无血色的手臂从塑料布里露了出来，五指张开，指节僵硬，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那十根手指的指甲上，都涂着鲜艳的图案，不是简单的纯色，而是精致的、类似梅花的花纹，正是当时城里年轻女孩最流行的美甲样式。 “我的娘哎！”吴兰英吓得尖叫一声，腿一软差点瘫倒在水里，多亏身边的瓦工师傅扶了她一把。几位工人师傅也瞬间脸色惨白，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水里，再也顾不上冰冷的河水，转身就往岸上跑，心跳快得像是要冲出胸膛，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 跑到岸边，几个人惊魂未定，大口喘着粗气，手脚还在不停发抖。吴兰英缓了好一会儿，才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按下了110。“喂……110吗？白塔河新大桥底下，出事了……河里有……有死人的胳膊……” 天长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接线员的脸色瞬间凝重起来，立刻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民事案件，当即下达指令，让责任区刑警队和辖区派出所的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了公安局局长。 局长是有着三十年刑侦经验的老警察，从警以来，经办过无数大小案件，破案能力在全市公安系统都是出了名的。自从三年前调到天长任职，他带领干警接连攻克了好几起积压多年的大案要案，威望极高。听完汇报，老局长的眉头紧紧皱起，多年的刑侦直觉告诉他，这绝对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 不用直觉判断也能清楚，碎尸抛尸案，本身就意味着凶手的残忍与嚣张，这样的案件在天长市历史上极为罕见。消息传开，公安局上下瞬间进入紧急状态，局里的各级领导、刑侦骨干，几乎是同时朝着白塔河新大桥赶去，原本还算宽松的河道两岸，很快就被警车和民警占据。 刑警大队教导员李军，是队伍里的核心技术骨干。他毕业于国内顶尖的医科大学，不仅有着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还拥有副主任法医师的职称，在公安机关从事法医工作二十三年，亲手勘验过的尸体多达三千余具，经验极为丰富。可即便见惯了生死，当他赶到现场，看到河面上漂浮的尸块时，还是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以往勘验的都是完整尸体，如此棘手的碎尸案，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李军立刻指挥手下拉起警戒线，封锁现场，禁止无关人员靠近，随后戴上手套、穿上勘查服，小心翼翼地对河面上的两截尸块进行细致勘验。岸边的民警则分散开来，对周边环境进行排查，寻找可能残留的线索，同时询问吴兰英和几位工人师傅，记录下发现尸块的详细过程。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现场勘验和初步分析，李军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两截尸块均为女性裸体躯干部分，尸体头颅缺失，上半身被白色塑料餐布紧密包裹，下半身尸块内部脏器已被清理干净，膝盖以下部位也不见踪影。死者体态丰满，根据尸块的腐败程度、皮肤弹性以及骨骼状态推测，死亡时间大约在六天左右，年龄在25岁上下，身高约1米55，手指纤细修长，美甲样式独特，是重要的身份识别特征。 “这案子不简单，凶手心思缜密，反侦察能力极强，而且手段残忍，必须尽快破案，安抚民心。”老局长站在岸边，望着浑浊的河水，语气沉重地说道。当天下午，在白塔河新大桥底下的现场，临时专案组正式成立，案件被定性为“故意杀人碎尸抛尸案”。 这起罕见的碎尸案很快就通过当地媒体、街头巷尾的议论传遍了天长市的各个角落。天长的网民们根据死者指甲上的梅花图案，给这起案件起了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梅花碎尸案”。一时间，人心惶惶，各种谣言四起，有人说凶手是变态杀人狂，有人说死者是被仇家报复，甚至还有人编造出“连环杀手”的虚假消息，给当地警方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和侦破压力。 专案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却眼神坚定。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确定了接下来的五大侦破重点：第一，全力排查死者指甲上梅花美甲的来源，这种独特的样式，很可能是锁定死者身份的关键；第二，结合死者体态、美甲特征判断，其生前大概率不从事重体力劳动，活动范围可能集中在城市的美容美发店、美甲店、歌舞厅、茶社等休闲娱乐场所，需重点排查此类场所；第三，推测作案现场不在天长本地，凶手大概率来自扬州、高邮、仪征等天长周边县市，长途抛尸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打击；第四，作案现场应位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凶手因城市内无藏尸条件，才选择到天长野外抛尸；第五，尽快打捞其他尸块，尤其是死者头颅，只有确定死者身份，案件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侦破思路清晰后，天长市公安局立刻抽调精干警力，兵分三路，全面展开侦破行动。第一路人马由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社区网格员组成，对白塔河新大桥周边的村庄、居民区、商铺进行拉网式走访摸排，重点询问近一周内是否有人看到可疑人员、可疑车辆在河边停留，是否见过有人向河里丢弃物品；第二路人马由刑警队和消防官兵组成，配备专业打捞工具，对白塔河新大桥上下游三公里的河道进行全面打捞，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能的尸块和涉案物品；第三路人马则奔赴天长周边的扬州、高邮、仪征等地，一方面调取各交通要道的监控录像，排查可疑车辆轨迹，另一方面对当地的美甲店、KtV、足疗店、洗浴中心等场所进行逐一排查，同时对接当地警方，查找近期失踪的年轻女性。 除此之外，公安局还通过本地电视台、报纸以及网络平台，发布了协查通报，详细描述了死者的体貌特征、美甲样式，公开征集破案线索，并承诺对提供有效线索、协助破案的人员给予重金奖励。一时间，全城动员，一场与凶手的赛跑正式拉开序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各路人马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工作。负责打捞的第二路人马，顶着春日的寒风，在冰冷的河水里连续作业，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几口凉水，丝毫不敢松懈。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9号傍晚，就在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打捞人员在河中央一个泥沙冲击形成的小岛上，有了意外发现。 那是一个款式时尚的女士拎包，颜色为米白色，看起来不算陈旧，被丢弃在小岛的草丛里，上面沾了不少泥土和河水的污渍。打捞人员小心翼翼地拿起拎包，打开后发现，包里没有现金、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只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以及一张被水浸泡得有些模糊的身份证。 众人的精神瞬间振奋起来，立刻将身份证小心翼翼地取出，擦干上面的水渍。身份证上的信息渐渐清晰：姓名为范某，1988年出生，户籍地为天长市本地。“难道死者就是她？”现场的民警心里泛起一丝期待，只要确认了死者身份，案件就能迈出关键一步。 民警立刻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驱车赶往范某的家中。当民警说明来意后，范某的父母瞬间慌了神，脸色煞白，双手不停地发抖。“我女儿……我女儿怎么了？她没事吧？”范母抓住民警的胳膊，声音哽咽地问道。 民警一边安抚家属的情绪，一边让范父尝试给女儿打电话。电话拨通后，只响了两声，就被人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范某清脆的声音：“爸，怎么了？”范父听到女儿的声音，悬着的心瞬间落了下来，激动得声音都在颤抖：“没事没事，就是想问问你在学校好不好。” 原来，范某正在南方一所大学读书，并未发生意外。那她的身份证和拎包，怎么会出现在白塔河的小岛上呢？经过询问得知，早在2月22号晚上10点20分左右，范某在天长市城区逛街时，拎包被两名骑摩托车的飞车贼抢走。歹徒抢走包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后，为了防止拎包漂浮被人发现，就往包里塞了一块石头，随手扔到了白塔河的小岛上。 这条看似关键的线索，最终却与案件无关，彻底中断。负责走访摸排的第一路人马，也遭遇了瓶颈。连续走访了周边十几个村庄、上百家商铺，大部分人都表示没有见过可疑人员和物品，只有少数几人说曾在几天前见过陌生车辆在大桥附近停留，但由于距离远、光线暗，无法描述车辆型号和车牌号。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傍晚时分，围观的人群中，一个中年男子主动站了出来，表示有线索要向民警反映。民警立刻将他带到临时询问点，耐心倾听他的讲述。 男子说，他是附近的村民，几天前听自己的老乡陆某说，陆某的一个亲戚，曾在几天前的晚上，看到有人从白塔河新大桥上往河里扔东西。虽然这条线索辗转了好几层关系，可信度有待验证，但在目前没有任何有效线索的情况下，每一条信息都不能放过。 专案组立刻安排民警，跟着中年男子，连夜驱车赶往高邮湖畔的桥湾村，寻找那位姓陆的村民。夜色渐深，乡间小路崎岖不平，车辆在黑暗中缓缓前行，民警们的心都悬在半空，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希望。 找到陆某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听说民警的来意后，陆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说道：“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是我的亲戚魏女士，她就在附近住，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她。” 见到魏女士时，她的脸上还带着一丝惊魂未定的神色。得知民警的来意后，魏女士沉默了片刻，缓缓说起了那天晚上的经历。4月2号晚上7点50分左右，她下班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白塔河新大桥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桥上的路灯昏黄，只能勉强看清路面。就在她快要骑到桥中央的时候，突然看到桥边停着一辆汽车，一个男子正从汽车后备箱里搬起一个体积不小的物件，看模样像是用塑料布包裹着，准备往河里扔。 那男子听到动静，猛地转过头，看到魏女士后，动作瞬间僵住，双手紧紧抱着怀里的物件，背对着桥栏杆，眼神警惕地盯着她。魏女士说，那男子的动作看起来鬼鬼祟祟的，身上似乎还带着一股莫名的压迫感。而她之前曾经在晚上下班时被人抢劫过，那段经历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看到这一幕，心里瞬间升起一股恐惧，根本不敢多看，只能低下头，拼命蹬着自行车往前冲。 可就在她刚骑过大桥一半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扑通”一声重物落水的声音，紧接着就是河水溅起的涟漪声。魏女士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借着昏黄的路灯，只能看到河面上泛起一圈圈扩散的波纹，那辆汽车和男子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模糊。 “我当时吓得魂都快没了，只顾着往前骑，骑到家的时候，腿都软了，直接瘫坐在椅子上，缓了好长时间才平复下来。”魏女士说着，身体还忍不住微微发抖，显然那段记忆让她极为恐惧。 这条线索让民警们兴奋不已，这很可能就是锁定凶手的关键。民警立刻追问魏女士，是否记得那辆汽车的型号、颜色，以及男子的外貌特征。可魏女士因为当时过度紧张恐惧，加上天色昏暗，只记得那是一辆轿车，具体型号、颜色都无法说清，男子的外貌也只能模糊描述为中等身材、穿着深色衣服，其他细节一概记不起来。 这条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再次陷入僵局。案件侦破工作似乎走进了死胡同，民警们连续奋战多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熬得眼睛通红，却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来自舆论的压力、来自上级的期待、来自受害者家属（尚未找到）的潜在期盼，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每个民警的心头，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与疲惫。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甚至开始怀疑侦破方向是否正确的时候，4月12号下午，一则好消息从江苏仪征传来，正在当地排查的第三路人马，有了重大突破。 当时，民警正在仪征市城区一家不起眼的美甲店排查，店主是一位有着十年美甲经验的女士，当民警拿出死者美甲的模拟图案（根据吴兰英和工人描述绘制）时，店主立刻眼睛一亮，语气十分肯定地说：“这个图案我认识！这不是梅花，是紫荆花，是香港的区花，前段时间特别流行这种样式，我还做过好几例呢！” 民警们的精神瞬间振奋起来，连忙追问店主，是否记得具体给哪些人做过这种美甲。店主仔细回忆了片刻，说道：“差不多十天前吧，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来我店里，指定要做这种紫荆花美甲。那个女孩看起来二十多岁，打扮得比较时髦，说话声音细细的，感觉像是在娱乐场所工作的，不像是普通的上班族或者学生。” “那个男人和女孩是什么关系？你还记得他们的长相、穿着吗？有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民警连忙追问，生怕错过任何细节。 店主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看起来不像情侣，倒像是雇主和陪同人员。男人穿着比较普通，戴着帽子和口罩，说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店外等着，我没看清他的脸。女孩长得挺好看的，浓眉大眼，还戴着眼镜，长发披肩，体态有点丰满，手指细细长长的，很适合做美甲。他们没留下联系方式，做完美甲就直接走了。” 虽然没有获取到男子的具体信息，但这条线索已经足够关键。天长市公安局接到汇报后，立刻调整部署，老局长亲自带队赶往仪征，指挥排查工作。原本在其他县市排查的民警，也纷纷放下手头工作，迅速集结到仪征，一场针对娱乐场所的地毯式排查正式展开。 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对仪征市城区及周边的KtV、足疗店、洗浴中心、舞厅、酒吧等所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逐一排查，重点询问工作人员和从业人员，是否见过符合死者特征的年轻女性，是否有人在十天前陪同陌生男子做过紫荆花美甲。 排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民警们走遍了仪征市大大小小上百家娱乐场所，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矿泉水，脚上磨起了水泡，也只是简单处理一下就继续投入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排查到一家舞厅时，一位舞女向民警反映了一条重要信息。 这位舞女说，他们舞厅里有一个叫“星儿”的小姐，已经失踪十多天了，之前每天都会来舞厅上班，性格开朗，和大家相处得都不错，可从4月1号之后，就再也没来过，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大家都很担心她的安危。 “星儿的外貌特征是什么样的？她平时做美甲吗？”民警连忙问道。 “星儿二十多岁，身高差不多一米五五，体态丰满，戴着眼镜，长发披肩，下嘴唇还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她特别喜欢做美甲，前段时间还做了一款紫荆花样式的，和你们说的一模一样！”舞女的回答，让民警们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这条线索太关键了，星儿的特征与死者高度吻合，她很可能就是受害者。民警立刻向舞女要来了星儿的电话号码，当场拨打了过去，可电话响了很久，始终无人接听。为了确认星儿的安危，民警又通过舞厅工作人员，找到了星儿的qq号，尝试通过qq联系她。 让人意外的是，星儿的qq竟然显示在线。民警心里顿时升起一丝疑虑：是星儿本人在线，还是有人故意登录她的qq，迷惑警方的侦破视线？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找到了星儿的同学甜甜，让甜甜通过qq给星儿发起视频通话，确认屏幕那头的人是否是星儿本人。 甜甜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视频通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屏幕上，星儿的脸清晰地出现在屏幕里，神态自然，语气轻松，和甜甜有说有笑，看起来安然无恙。原来，星儿只是因为和舞厅老板闹了矛盾，偷偷换了地方工作，没有告诉任何人，才造成了“失踪”的误会。 这条看似板上钉钉的线索，最终还是落空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警们又先后排查了200多名符合年龄段、体貌特征的女青年，逐一核实身份、排查嫌疑，可最终都一一排除，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一条又一条线索出现，又一条又一条线索被排除，案件再次回到原点。民警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人都身心俱疲，却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心里清楚，多坚持一分钟，就多一分找到真凶的可能，受害者也就能多一分安息的希望。 转机发生在4月13号下午。天长市公安局突然接到扬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消息，让所有民警都重新燃起了希望。 扬州警方称，扬州市某大学三年级女学生陈永芳，已经失踪十多天了。据陈永芳的父母反映，4月1号那天，陈永芳曾给家里打过电话，说再过几天就是母亲的生日，生日当天会给家里打电话祝福。可到了母亲生日那天，陈永芳的父母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等到女儿的电话，拨打女儿的手机，也始终无人接听，后来甚至直接无法接通。 担心女儿出事，陈永芳的父母立刻赶到扬州，找到陈永芳所在的学校。同学们反映，自从4月1号下午陈永芳离开宿舍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大家也联系不上她。更奇怪的是，陈永芳宿舍的抽屉里，还存放着2000元人民币、1000元港币，以及她的日常生活用品、学习资料等，没有任何收拾行李外出的迹象，不像是主动离开学校的样子。 扬州警方立刻对陈永芳的失踪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学校监控发现，4月1号下午3点多，陈永芳独自一人走出学校南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画面里。就在这时，扬州警方看到了天长市公安局发布的“梅花碎尸案”协查通报，发现陈永芳的体貌特征，与死者高度吻合。 民警立刻调取了陈永芳的户籍资料：陈永芳，1982年10月15号出生，家庭住址为山东省安丘市红沙沟镇农村，血型为b型，身高1米56，2004年7月考取扬州市某大学，同年12月因升学将户口迁入扬州。资料显示，陈永芳的身高、年龄、血型，都与天长碎尸案的死者基本一致。更让民警在意的是，据陈永芳的同学反映，陈永芳平时很喜欢做美甲，失踪前，她的指甲上就做了一款紫荆花样式的美甲，和死者的美甲完全相同。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陈永芳，她很可能就是白塔河碎尸案的受害者。为了确认这一结论，民警立刻联系了已经赶到扬州的陈永芳父亲，采集了他的血样，送往法医鉴定中心，与死者的dNA进行比对。 可当时的dNA鉴定技术有限，要确定亲子关系，必须同时拥有父母双方的dNA样本，仅靠父亲的血样，无法准确判断。为了尽快获取陈永芳母亲的血样，民警立刻驱车赶往山东省安丘市红沙沟镇，连夜采集了陈永芳母亲的血样，马不停蹄地赶回扬州。 与此同时，民警还赶到陈永芳的宿舍，对她的床铺进行了细致勘查，剪裁了床单上的样本，送往鉴定中心进行dNA检测。经过紧张的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床单样本上的dNA与死者的dNA完全一致。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天长市白塔河新大桥底下发现的碎尸，正是失踪十多天的扬州某大学女学生陈永芳。尸源的确定，让案件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民警们压抑多日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丝缓解。接下来，排查凶手、缉拿真凶，成为了专案组的核心任务。 专案组立刻围绕陈永芳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排查，逐一梳理她的同学、老师、亲友、网友，以及所有有过交集的人员。通过调取陈永芳的手机通话记录、qq聊天记录、银行卡流水等信息，民警们从多达多条信息中，筛选出7名与陈永芳联系密切、有作案嫌疑的人员，随后对这7人展开逐一排查。 排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前三人经过核实，均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且与陈永芳的失踪时间、地点无任何关联，被逐一排除嫌疑。当排查到第四个人时，民警们发现了不对劲，这个网名叫“瘦西湖”的男子，身上有多处疑点，与整个案件高度吻合。 第一，聊天时间与内容存在关联。根据qq聊天记录显示，4月1号下午2点41分至3点23分，“瘦西湖”与陈永芳（网名“红梅花”）进行了长时间聊天，聊天内容暧昧，最后两人约定立即见面，见面地点就在陈永芳所在学校的南大门。这个时间点，与陈永芳离开学校的时间完全吻合。 第二，上网地点反常变更。通过排查“瘦西湖”的上网轨迹发现，4月1号之前，他的上网地点一直固定在自己家中；可自从4月1号陈永芳失踪后，他的上网地点就变得极为分散，大多集中在市区的公共网吧，且每次上网都更换不同的网吧，刻意躲避监控，行为十分可疑。 第三，上网行为异常。陈永芳失踪后，“瘦西湖”曾多次登录天长市政府网站、本地新闻网站，反复浏览关于“梅花碎尸案”的相关报道，显然在密切关注案件的侦破进展。种种迹象表明，即便“瘦西湖”不是凶手，也一定与陈永芳的失踪有着密切关联，很可能知晓案件的关键信息。 专案组立刻将“瘦西湖”列为重点嫌疑人，对其身份信息展开深入调查。经过技术手段排查，民警很快确定，网名叫“瘦西湖”的男子，真名叫顾兆安，1967年12月26号出生，大学专科文化，原是某国企职工，后来企业改制下岗，离婚后独自居住在扬州市邗江区某小区三楼，有一个儿子在寄宿制学校读书。 在对顾兆安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又发现了一条关键证据：4月1号下午3点57分，陈永芳离开学校后，一辆车牌号为苏KG0962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曾在学校南门附近停留，有接走陈永芳的重大嫌疑。经过核实，这辆白色桑塔纳轿车的车主，正是顾兆安。 更重要的是，顾兆安离婚后独自居住，其住所为三层楼房，带有阁楼和卫生间，具备杀人、分尸、处理现场的场所条件。结合之前的种种疑点，顾兆安的杀人嫌疑急剧上升，成为了案件的核心嫌疑人。 民警立刻对顾兆安的白色桑塔纳轿车运行轨迹展开排查，通过调取扬州、天长两地各交通要道的监控录像发现，4月2号下午，这辆白色桑塔纳轿车从扬州出发，沿着省道开往天长方向，当天傍晚抵达白塔河新大桥附近，停留约一个小时后，返回扬州；4月5号，这辆车再次从扬州出发，前往天长，之后返回扬州。监控录像完整地记录了车辆的运动轨迹，与魏女士描述的抛尸时间、地点高度吻合。 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顾兆安，抓捕行动刻不容缓。4月14号下午4点14分，安徽、江苏两地公安干警全副武装，荷枪实弹，驱车直奔扬州市邗江区顾兆安居住的居民小区。小区里很安静，干警们悄悄靠近顾兆安居住的单元楼，迅速控制了各个出入口，随后上楼敲门。 门开了，顾兆安穿着一身休闲装，站在门口，看到门口全副武装的民警，脸上没有丝毫慌张，反而显得十分平静。当民警拿出手铐，准备给他戴上时，顾兆安还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地说道：“不用这样，不必这样，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抓捕过程顺利得有些出乎意料。民警将顾兆安带回公安局后，立刻对其进行突审。审讯初期，顾兆安态度强硬，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对民警的提问要么沉默不语，要么避重就轻，试图蒙混过关。 但在民警摆出的dNA鉴定报告、车辆监控录像、qq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一系列铁证面前，顾兆安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沉默了许久，他终于低下了头，缓缓交代了自己杀害陈永芳、并碎尸抛尸的全部罪行。 顾兆安的人生，曾有过一段光鲜的时光。他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市农村，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顾兆安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到初中，始终是班级里的优秀学生，是村子里公认的“才子”。 在那个年代，大学专科文凭已经算是高学历人才。1988年7月，顾兆安从四川石油财经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先后在扬州、江都、金湖等地任职，工作稳定，工资待遇优厚。对于出身农村的顾兆安来说，这无疑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成为了村子里走出来的“出息人”，父母也为他感到骄傲。 2003年3月，为了上下班方便，顾兆安花了10万块钱，买了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当时在同龄人中，算是条件很不错的。可好景不长，2004年，企业进行改制，顾兆安不幸下岗，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只能领取1500块钱的生活费，生活质量一落千丈。 工作的变故，让顾兆安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变得消沉、颓废，整日在家无所事事。妻子无法忍受他的状态，加上生活压力的增大，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后，儿子跟着前妻生活，就读于寄宿制学校，顾兆安独自一人居住，内心的孤独与苦闷，让他渐渐走上了歪路。 下岗后的顾兆安，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电视、上上网，偶尔会在网上找女网友聊天，甚至花20块钱去小旅店开钟点房，寻求短暂的刺激。4月1号下午3点左右，顾兆安在家登录qq后，就把账号挂在一边，自己在网上下围棋。就在这时，一个网名叫“红梅花”的女孩主动发来消息，加他为好友。 那个年代，qq聊天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社交方式，大家喜欢在网上查找陌生好友，天南海北地闲聊。顾兆安通过了好友验证，两人很快就聊了起来。“红梅花”自称是扬州某大学的女学生，也就是陈永芳。几句客套话过后，顾兆安就直白地提出，要带她出去玩。陈永芳心领神会，故意问道：“玩什么呀？”顾兆安回答得十分直接：“睡觉。” 顾兆安原本只是随口一说，没指望对方会同意，毕竟当天是愚人节，他还调侃地问了一句：“今天是愚人节，你不会骗我吧？”没想到，陈永芳立刻表示自己是认真的，还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顾兆安，两人约定在陈永芳所在学校的南大门见面。 顾兆安又惊又喜，立刻开车赶往约定地点。抵达学校南门后，他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给陈永芳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一个打扮靓丽的女孩笑着朝他走了过来，正是陈永芳。她当时25岁，身高1米55左右，浓眉大眼，戴着一副眼镜，长发披肩，体态丰满，手指纤细修长，十个指甲上都涂着紫荆花样式的美甲，下嘴唇上的美人痣格外显眼。 顾兆安将陈永芳带上车，驱车返回自己位于邗江区的住所，把她带到了阁楼里，两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事后，两人先后下楼，在客厅里休息。陈永芳无所事事，随手拿起顾兆安放在桌上的手机，翻看起来。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顾兆安，他冲上前，一把夺过手机，厉声质问道：“你为什么翻看别人的手机？”陈永芳也不甘示弱，反驳道：“看一下怎么了？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两人顿时吵了起来，情绪越来越激动。 争执中，陈永芳放出狠话：“你等着，我要找人收拾你！”说着，她随手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指着顾兆安，眼神凶狠。看到陈永芳拿着菜刀威胁自己，顾兆安被彻底激怒，失去了理智。他猛地从鞋柜旁边拎起一个哑铃，朝着陈永芳的头上，疯狂地砸了下去。 陈永芳来不及躲闪，当场倒在地上，没了呼吸。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陈永芳，顾兆安瞬间清醒过来，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他慌慌张张地将陈永芳的尸体拖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用清水冲洗地面的血迹，小心翼翼地打扫现场，换下了自己身上沾血的衣服，随后若无其事地开车前往前妻家，接儿子去学校。 当天晚上，陈永芳的同学见她一直没回宿舍，纷纷给她发短信、打电话，催促她尽快回来。顾兆安看到陈永芳手机上的消息后，心生一计，用陈永芳的语气给她的同学回了一条短信：“我在仪征，要去外地用激光治疗近视眼，你们明天帮我跟老师请几天假。”同学们没有怀疑，以为陈永芳真的去外地了，也就没有再追问。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顾兆安决定毁尸灭迹。他找来白色塑料餐布和多个方便袋，在卫生间里将陈永芳的尸体肢解，分装成多份，随后将尸块放进后备箱。4月2号下午，他开着白色桑塔纳轿车，一路赶往天长市，将尸块抛到了白塔河新大桥底下的河水中，之后驾车返回扬州。 杀人抛尸后，顾兆安整日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他知道自己犯了滔天大罪，一旦被警方抓获，必死无疑。他不敢在家上网，刻意更换上网地点，时刻关注着案件的侦破进展，每天都被噩梦困扰，精神濒临崩溃。直到被警方抓获的那一刻，他才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在看守所里，顾兆安悔恨交加，常常对着墙壁发呆，泪水不自觉地滑落。他对管教民警说：“我对不起那个女孩，对不起她的父母，更对不起我的孩子和家人。我一时糊涂，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后悔了，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法律不会因为悔恨而留情。2008年2月18号，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鉴于顾兆安故意杀人、碎尸抛尸，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一审判处顾兆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顾兆安不服一审判决，当场提出上诉。2008年6月16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顾兆安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08年12月18号中午，阳光刺眼，顾兆安在天长市被依法执行死刑。随着一声枪响，这场震惊皖苏两地的“梅花碎尸案”终于尘埃落定。 第199章 小时破获情欲命案 2002年的武汉深秋，寒意比往年来得更沉一些。11月23号下午3点，江汉区长青路的老居民区里，烟火气正随着午后的暖阳慢慢消散，不少住户刚收拾完午饭碗筷，准备蜷在屋里避寒。突然，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划破了街区的宁静，由远及近直扑长青路主干道，打破了这片老城区惯有的慵懒。 报警电话来自江汉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报案人是负责这片居民区管道维修的师傅王建国，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语无伦次地说：“长青路……长青路中间的下水道里，有袋子……袋子里好像是尸体！” 王建国干维修这行快十年了，什么脏活累活都见过，可今天这事儿，差点把他的魂儿吓飞。事情的起因要从三天前说起，长青路这片老居民区住了上百户人家，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小商贩，房屋密集，管道也年久失修。三天前开始，不少住户反映家里下水道堵了，污水排不出去，厨房和卫生间积得满是脏水，臭味熏天。物业催了好几次，王建国才抽空带着工具赶了过来。 他沿着长青路挨个检查下水道井盖，最后锁定了主干道旁一个不起眼的窨井盖。这处井盖靠近一片城中村居民区，周围堆着些杂物，平时行人也不多。王建国拿起撬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沉重的井盖撬开，一股混杂着污水、腐臭和不明异味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呛得他连连后退，忍不住干呕了几声。他强忍着不适，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往井里照，这一照，让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下水道主管道的入口处，被三个黑色的大塑料袋死死堵着，袋子鼓鼓囊囊的，形状怪异，不像寻常的垃圾。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那股腐臭味的源头，正是这三个袋子。王建国壮着胆子用撬棍碰了碰袋子，触感坚硬又带着一丝诡异的柔软，还伴随着轻微的晃动。他越想越怕，不敢再细看，慌忙掏出手机拨通了110，连工具都忘了收拾，蹲在路边浑身发抖。 江汉分局接到报案后，局长立刻下达指令，刑侦大队大队长带着二十多名侦查员、法医、技术人员，连同辖区派出所的民警，火速赶往案发现场。抵达现场后，警方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疏散了围观群众，对现场进行封锁保护。刑侦大队长蹲在窨井盖旁，观察了片刻后，安排两名年轻民警穿戴好防护装备，下到下水道中将三个塑料袋逐一取出。 塑料袋被抬到地面时，围观群众中发出一阵骚动，不少人吓得捂住了嘴。民警小心翼翼地剪开塑料袋，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刑侦队员都心头一沉：袋子里装的并非杂物，而是被肢解的人体组织，其中一袋装着躯干，另外两袋分别装着两条大腿，尸体全身赤裸，腐败程度已经比较严重，边缘部位甚至出现了溃烂。 法医立刻在现场搭建了临时检验台，对尸块进行初步勘验。寒风中，法医戴着乳胶手套，仔细检查着尸块的每一处细节，眉头紧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初步尸检，法医向指挥部汇报了关键信息：“死者为男性，年龄大约在25至30岁之间，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10天左右。致命伤为颈部大动脉破裂，系失血过多死亡，肢解工具应该是斧子、刀子等锐器和钝器结合，手法粗糙但力度极大，可见凶手心理素质极强，或是作案时情绪极度激动。” 杀人碎尸，性质恶劣到了极点。在2002年的武汉，这样的恶性案件并不多见，尤其是在居民区附近抛尸，对社会造成的恐慌极大。江汉分局当即决定，抽调全局精干警力，成立“1123杀人碎尸案”专案组，由局长亲自挂帅，刑侦大队长担任副组长，全面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所有侦查员取消休假，全员投入案件调查，务必尽快锁定凶手，平息民愤。 现场勘查工作持续到傍晚时分，技术人员对窨井盖周围、下水道内部以及周边百米范围内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搜索，采集可疑痕迹、提取物证。但由于现场位于主干道旁，人员流动量大，加上前几天下过小雨，地面痕迹大多被破坏，除了塑料袋上残留的少量纤维外，没有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当晚8点，专案组在江汉分局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所有参与勘查和侦查的人员悉数到场，围绕现场情况、尸检结果展开激烈讨论。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分析研判，专案组得出了五个核心结论，为后续侦查工作划定了方向。 第一，长青路这处下水道仅为抛尸现场，并非第一案发现场。法医指出，尸块肢解痕迹规整，且塑料袋内无明显污水浸泡痕迹，说明凶手是在室内完成肢解后，将尸块运至此处抛尸，第一案发现场应为封闭的室内空间，大概率是凶手的住所或临时落脚点。 第二，凶手对周边环境极为熟悉。这处窨井盖位于长青路主干道旁，看似显眼，但周边有多处狭窄的城中村小巷，便于隐蔽逃窜。且该区域属于老居民区，外来人口密集，人员复杂，不易被察觉。由此推断，凶手很可能在这附近居住、工作，对周边的路线、监控分布、人员流动规律都了如指掌。 第三，凶手抛尸时刻意避开了主干道。长青路主干道晚上灯火通明，路灯齐全，往来行人、车辆较多，若凶手提着三个装着尸块的塑料袋走主干道，极易被人发现。专案组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从周边的城中村小巷绕行至抛尸点，且抛尸时间应在深夜至凌晨之间，此时行人稀少，便于作案。 第四，重点排查窨井盖正对面的城中村居民区。这处居民区在2002年属于典型的城中村，里面大多是村民私盖的两三层小楼，每栋楼都分割成多个小房间对外出租，租户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小商贩，人员流动性大，登记管理混乱。且居民区内部道路狭窄、弯弯绕绕，监控设备几乎为零，非常适合凶手隐藏行踪。结合前三点结论，凶手居住在这片居民区的可能性极大。 第五，凶手作案后有充足的时间清理现场。从死者死亡到尸块被发现，间隔了10天左右，凶手有足够的时间处理第一案发现场的痕迹、转移物品，甚至逃离现场。但考虑到抛尸地点距离居民区极近，凶手大概率没有走远，仍在武汉范围内活动。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专案组立刻制定了侦查方案，将主要警力投入到那片城中村居民区的走访摸排工作中。二十多名侦查员分成五个小组，挨家挨户进行询问，重点排查10天左右有异常情况的住户，尤其是有搬家、清理房屋、情绪反常等行为的人。 此时已是深夜，城中村的小巷里一片漆黑，只有少数住户还亮着灯。侦查员们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灯光，穿梭在狭窄的小巷中，敲开一扇又一扇房门。不少租户被深夜叫醒，带着几分不耐烦和警惕，但在得知警方正在调查一桩恶性案件后，大多主动配合询问。 走访摸排工作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就在侦查员们略显疲惫的时候，一组侦查员从一名中年女租户口中获得了一条关键线索。这名女租户住在居民区中部的一栋小楼里，她说：“大概十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睡得比较晚，大概快11点了，突然听到隔壁那栋楼的一楼传来一声‘救命’，声音不大，像是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没多久就没声了。我当时以为是夫妻吵架，没敢多管，现在想想，会不会和你们查的案子有关？” 这条线索让所有侦查员都精神一振。“十几天前”，正好与法医判断的死者死亡时间吻合；“男人的救命声”，也与死者为男性的信息相符。侦查员立刻追问了那栋楼的具体位置，随后带着女租户前往指认。 女租户指认的是一栋两层小楼，一楼的大门紧锁，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侦查员尝试敲门、呼喊，屋内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又走访了周边的住户，一名住在隔壁的小伙子透露：“这栋楼的一楼之前租给了一对男女，年纪差距挺大的，女的看着二十出头，长得挺清秀，男的看着快四十了，平时不爱说话，性格挺暴躁的。大概十来天前，这俩人突然搬走了，搬东西的时候慌慌张张的，还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墙都刮了一遍。” “搬走了？打扫得很干净？还刮了墙？”这些细节瞬间击中了侦查员的敏感神经。作案后清理现场、刻意掩盖痕迹，这对男女的嫌疑骤然上升。侦查员立刻询问小伙子是否知道这对男女的名字、联系方式，以及房东的信息。小伙子表示，他和这对男女不熟，只听别人喊那个女的“小秀”，男的名字不知道，房东姓冷，平时不住在这里，在市区有房子，很少过来。 专案组立刻调整侦查方向，一方面安排人员对这栋小楼进行布控，防止有人返回；另一方面，全力寻找房东冷先生，试图通过房东获取这对男女的身份信息。经过多方打听，侦查员终于联系上了冷先生。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冷先生接到警方电话后，连夜从市区赶来。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冷先生显得有些茫然，他说：“我这房子对外出租好几年了，平时很少过来，都是租户自己联系我交房租。那对男女是今年10月初租的房子，是一个叫老牛的人介绍来的。我当时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然没登记他们的身份证，但让他们签了租房协议，留了个凭证。” “租房协议呢？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侦查员急忙问道。冷先生面露难色：“他们搬走之后，我过来收拾了一下屋子，想着房子还要再租出去，就把租房协议随手放了，后来找不着了，我也没太在意。” 侦查员又追问这对男女的具体信息，冷先生摇了摇头：“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就听介绍人老牛喊那个女的小秀，男的我也没问过名字。平时我和他们没什么来往，就收房租的时候见过几次，那男的看着挺阴沉的，不爱说话，女的倒是挺客气，但感觉胆子很小。听周边租户说，男的好像没正经工作，女的天天在家待着，偶尔出去买东西。” 线索似乎在这里断了，但介绍人“老牛”的出现，又给案件带来了一丝希望。专案组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两名侦查员负责，立刻寻找介绍人老牛，核实这对男女的身份信息；另一路由技术人员带队，进入那栋出租屋进行现场勘查，寻找隐藏的物证。 技术人员打开出租屋的房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异常整洁的房间。地面的地砖擦得锃亮，几乎能当镜子用，家具摆放整齐，看不出任何凌乱的痕迹。但这种整洁，在侦查员眼中却显得格外刻意，正常租户搬家，不可能把房间打扫得如此彻底，甚至连地砖缝隙都清理过。 技术人员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拿着放大镜，对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仔细勘查。很快，他们就在卧室的墙壁上发现了异常：墙壁上有明显的刮刀铲过的痕迹，部分区域的墙面颜色比周围略浅，显然是被重新处理过。技术人员用试剂对墙面进行检测，很快就测出了残留的血迹反应，虽然血迹已经被清理得很干净，但试剂依然呈现出明显的阳性。 随后，技术人员又对地面、家具底部、床底等隐蔽部位进行勘查，在卧室地砖的缝隙中，提取到了少量暗红色的斑点。他们将这些斑点取样后，与之前从尸块上提取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比对。与此同时，技术人员还在房间的角落找到了几根不属于租户的毛发，以及一把带有细微划痕的铁锤子，锤子柄上残留着少量皮肤组织。 另一边，寻找老牛的侦查员也有了进展。经过走访排查，他们得知老牛本名牛某，就住在这片城中村，在附近一家服装公司打工。当晚凌晨4点，侦查员在牛某的出租屋中将其抓获。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牛某显得有些慌乱，眼神躲闪，说话也语无伦次。 侦查员将牛某带回分局进行询问，一开始，牛某还试图狡辩，说自己不认识那对男女，只是随口帮朋友介绍了房子。但在侦查员的反复追问和政策攻心下，牛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交代，介绍那对男女租房的并非他主动帮忙，而是受一个叫陈某华的朋友所托。 “陈某华也是这附近的租户，我们认识好几年了。今年10月初，他找到我，说有个朋友想在这边租个房子，让我帮忙找个偏一点、管理松的地方。我正好知道冷先生有房子要出租，就帮他们牵了线。我也不认识那对男女，就是帮陈某华一个忙，至于他们的名字、身份，我都不清楚。”牛某说道。 侦查员立刻追问陈某华的下落，牛某表示：“陈某华平时也不怎么在家，维修师傅发现尸块那天，我还在现场看到过他，他好像很紧张，看了几眼就走了，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电话也打不通了。” 陈某华的突然失踪，让他的嫌疑也大幅上升。专案组判断，陈某华要么是案件的参与者，要么是知情者，找到他，或许就能找到那对男女的下落。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专案组当晚又传唤了牛某的情妇徐某。 徐某比牛某年轻几岁，性格相对懦弱，面对侦查员的询问，很快就交代了实情：“大概一周前，陈某华找到我和老牛，神色慌张地说，如果公安局的人来问起一对租房子的男女，就让我们说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那对男女惹了点麻烦，不想被警察找到。我还想问更多，他就不耐烦地走了，说我们照做就行，不然会有麻烦。” 陈某华的嘱咐，更加印证了他与案件的关联。专案组立刻加大了对牛某的询问力度，同时调动警力，全面排查陈某华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寻找他的藏身之处。但牛某确实对陈某华和那对男女的核心信息了解不多，只知道陈某华平时靠打零工为生，没有固定住所，社交圈子也比较简单。 案件的侦破再次陷入僵局，就在侦查员们焦急万分的时候，11月24号凌晨1点，另一组负责走访摸排的侦查员带来了一个突破性进展。一名老租户反映，那对男女在租冷先生的房子之前，还在这片居民区的另一栋小楼里租过一段时间，大概住了一个多月，今年9月底才搬走。 侦查员立刻找到那栋小楼的房东。这位房东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做事非常细心，虽然那对男女已经搬走两个多月，但他依然保留着完整的租房协议和租户登记信息。老人从抽屉里翻出租房协议，递给侦查员。协议上清晰地写着租户的姓名：杨某茹、李某兰，还有一个联系电话。 专案组立刻将这两个名字输入户籍系统进行查询，结果却并不理想。户籍系统中，没有找到符合“杨某茹”年龄段、且有过武汉居住记录的人，显然，“杨某茹”大概率是个假名字。而“李某兰”这个名字，在武汉同名同姓的有几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一代身份证，户籍系统中没有照片，无法确认是否为涉案女子。 虽然名字的核查遇到了阻碍，但协议上的联系电话给了侦查员新的希望。技术人员立刻对这个电话进行溯源查询，发现该号码已经停机，但通过通话记录，查到了一个频繁联系的手机号。就在侦查员们对这个手机号进行核查时，被关押的牛某终于松了口，交代了陈某华的另一个手机号。 技术人员顺着陈某华的这个手机号进行深度侦查，通过后台数据比对，最终锁定了租房男子的真实身份，丁某国，1963年出生，湖北黄冈人，有犯罪前科，2000年因抢劫罪刑满释放。侦查员立刻调取了丁某国的户籍照片，拿给牛某辨认，牛某一眼就认出：“对，就是他！我之前帮他们介绍房子的时候，见过他一次，就是这个男的。” 身份锁定后，专案组立刻对丁某国的背景展开全面调查。调查发现，丁某国刑满释放后，没有稳定工作，一直在各地游荡，2002年初来到武汉，在黄冈老家的房子也早已变卖，长期在外租房居住。更让侦查员警惕的是，2002年8月，丁某国曾因携带自制手枪被巡警抓获，后被移送至另一个派出所处理，最终因证据不足，暂时没有被起诉，但此案已移交刑侦处备案。 11月24号上午8点，侦查员赶到丁某国被抓获时移交的派出所，调取了当时的案件材料，从材料中获取了丁某国曾经使用过的两个手机号。随后，侦查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市局行动技术处，请求协助调查丁某国、陈某华以及那个疑似李某兰使用的手机号的通话记录、定位信息。 技术处的工作人员立刻投入工作，经过几个小时的数据分析，得出了关键信息：丁某国的手机号在11月15号左右停机，此后再无使用记录；陈某华的手机号在11月23号（案发当天）频繁与一个138开头的手机号联系，而这个138开头的手机号，正是用“杨某茹”的名字登记的，显然，这个手机号实际使用者就是丁某国或李某兰。 专案组当即决定，申请对这个138开头的手机号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信号，立刻锁定位置，实施抓捕。技术处迅速启动监控程序，对该手机号进行24小时跟踪监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侦查员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技术处的反馈。11月24号晚上7点左右，市局行动技术处传来消息：该手机号有了信号，使用者正在与一个绰号“黑哥”的男子通话，内容涉及借钱，丁某国在电话中透露，他准备带着一个女人离开武汉，急需一笔路费。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所有人都振奋起来。侦查员立刻对“黑哥”的身份展开调查，经过连夜排查，终于在11月25号早上确认了“黑哥”的真实身份，徐某明，武汉本地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平时在武昌区活动，靠放贷、帮人跑腿为生。 专案组立刻联系市局刑侦处，请求协助抓捕徐某明。当天上午10点，侦查员在武昌区一处棋牌室将徐某明抓获。起初，徐某明还抱着“江湖道义”，不肯交代丁某国的下落，声称自己只是和丁某国认识，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 侦查员对徐某明进行了耐心的政策讲解，告诉他隐瞒案情、包庇凶手的法律后果，同时结合丁某国案件的恶劣性质，对其施加心理压力。一个小时后，徐某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丁某国的藏身地点：“丁某国现在躲在武昌区xx小区的一栋居民楼三楼，租了一个单间，和一个女的在一起。他昨天找我借钱，说要跑路，我还没来得及给他送过去。” 得知丁某国的藏身之处后，专案组立刻制定抓捕方案，抽调十多名精干侦查员，在市局刑侦处的配合下，火速赶往武昌区的那处居民楼。抵达现场后，侦查员首先对小区的各个进出口进行封锁，安排警力蹲守，防止丁某国和李某兰逃跑。随后，侦查员悄悄靠近那栋居民楼，对三楼的出租屋进行观察，发现屋内有灯光，隐约能听到男女对话的声音。 下午5点半，随着带队领导的一声令下，侦查员们破门而入，迅速控制了屋内的一男一女。经当场辨认，男子正是丁某国，女子则是李某兰。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丁某国没有反抗，只是眼神空洞地看着地面，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李某兰则吓得浑身发抖，当场哭了出来。 侦查员将丁某国和李某兰带回江汉分局，立刻对二人进行审讯。起初，丁某国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杀人碎尸的罪行，将所有责任都推到李某兰身上。而李某兰则情绪崩溃，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案发的经过，但对关键细节避重就轻。 审讯工作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侦查员们结合现场勘查获取的物证、dNA比对结果，以及掌握的所有线索，对丁某国进行层层追问，不断打破他的心理防线。最终，在铁证面前，丁某国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杀人碎尸的全部罪行。 死者姓周，名叫周某，27岁，武汉本地人，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性格开朗，收入稳定。而这起命案的起因，源于一场荒唐的婚外情。 丁某国和李某兰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在外地打工时相识，之后一起来到武汉。丁某国刑满释放后，一直没有正经工作，平时靠打零工、赌博为生，性格阴沉、脾气暴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李某兰发脾气，但李某兰却因为依赖丁某国，一直没有离开他。 无所事事的李某兰，平时喜欢在家上网聊qq，2002年10月，她在网上认识了周某。周某年轻帅气，有稳定工作，说话风趣幽默，和阴沉暴躁的丁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越聊越投机，很快就相约见面。第一次见面后，李某兰就对周某一见钟情，觉得周某无论是外形、性格还是条件，都比丁某国好太多，心中渐渐萌生了和周某在一起的想法。 周某也对年轻清秀的李某兰颇有好感，两人见面后频繁联系，私下里又约会了好几次。在一次约会吃完饭后，李某兰主动暗示周某，周某心领神会，两人一起去了宾馆，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从那以后，两人就保持着秘密的情人关系，李某兰一边瞒着丁某国，一边和周某偷偷来往。 2002年11月11号下午5点多，丁某国告诉李某兰，自己要去外地办事，需要两天才能回来，让李某兰自己在家注意安全。李某兰一听，心中暗自高兴，立刻给周某发消息，邀请他来出租屋过夜。周某很快就答应了，当天晚上7点多，周某赶到了丁某国和李某兰的出租屋。 两人见面后，情难自禁，立刻相拥着走进了卧室。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丁某国因为临时有事，没能成行，当天晚上8点左右就返回了出租屋。丁某国打开房门，听到卧室里传来不堪入耳的声音，推门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怒火中烧，李某兰和周某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丁某国虽然性格暴躁，但对李某兰有着极强的占有欲，也深爱着她，看到这一幕，他心中又恨又痛，却不忍心对李某兰下手。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找了个借口，让李某兰赶紧穿上衣服，去外面买些东西。李某兰知道自己闯了祸，不敢多言，慌忙穿好衣服离开了卧室。 周某见事情败露，吓得魂飞魄散，起身就想逃跑。但他刚走到卧室门口，就被丁某国拦住了。丁某国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转身从厨房抄起一把铁锤子，朝着周某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周某惨叫一声，当场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丁某国担心周某没死，又用铁丝将他的手脚捆住，藏在了床底下。随后，他带着李某兰，匆匆收拾了几件衣服，去了远房亲戚家暂住，不敢再回出租屋。 11月12号凌晨，丁某国放心不下，独自一人返回了出租屋，想确认周某是否已经死亡。可他刚走进卧室，就听到床底下传来周某微弱的“救命”声。周某的呼救声，彻底点燃了丁某国的杀心，他担心周某活着会报警，也无法忍受自己被背叛的屈辱。 丁某国再次拿起铁锤子，对着床底下的周某头部猛砸数下，随后又找来一把匕首，朝着周某的颈部捅了几刀，直到确认周某彻底死亡，才停下手来。杀死周某后，丁某国为了掩盖罪行，决定将尸体肢解，抛到隐蔽的地方。 他从厨房找来斧子和刀子，在卧室里将周某的尸体肢解成三大块，躯干和两条大腿。随后，他用黑色塑料袋将尸块分别装好，趁着凌晨三四点，街上没有行人，背着塑料袋，从城中村的小巷绕行至长青路主干道旁的窨井盖处，将尸块全部扔进了下水道，试图毁尸灭迹。 抛尸完成后，丁某国返回出租屋，用刮刀将墙壁上的血迹铲掉，把地面、家具彻底清理了一遍，试图抹去所有作案痕迹。随后，他联系了自己信任的朋友陈某华，将自己杀人碎尸的事情告诉了他，希望陈某华能帮忙留意警方的动向，如果警方调查，就帮他打打马虎眼，掩盖真相。 陈某华得知后，虽然心中害怕，但碍于和丁某国的交情，还是答应了。之后，丁某国带着李某兰，从亲戚家离开，准备逃离武汉。可他们在武汉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加上身上没有足够的钱，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暂时留在武汉，在武昌区租了一个隐蔽的单间，躲藏起来。 丁某国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警方不会那么快找到他。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从11月23号下午3点接到报案，到11月25号下午5点半将他抓获，江汉分局的民警仅用了55个小时，就锁定了他的身份，将他和李某兰成功抓获，彻底侦破了这起恶性碎尸案。 2003年8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审理认为，丁某国因情感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作案后肢解尸体、抛尸灭迹，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某兰明知丁某国杀人碎尸，却知情不报，还协助丁某国逃跑，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结合其认罪态度和在案件中的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陈某华作为知情者，故意隐瞒案情，帮助丁某国掩盖罪行，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第200章 渔湾双尸，潜伏18年的指纹密码 1998年7月6号，连云港的盛夏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太阳刚爬过渔湾风景区的山头，热浪就裹着草木的腥气往人骨头缝里钻。老徐扛着竹编农具，踩着被晒得发烫的碎石路往自家茶园走，这片茶园扎根在渔湾山脚，是他大半辈子的生计，晨露刚散，茶叶尖还挂着热气，风一吹就飘来淡淡的清香，可这份惬意没持续多久，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惊悚彻底击碎。 老徐今年五十出头，皮肤被常年的日晒雨淋浸成了深褐色，手上布满了茶枝磨出的厚茧。他打理完茶园前排的茶树，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黏得衣领都贴在了后背上。“这天儿也太热了。”他嘟囔着抹了把汗，打算往茶园后边的山坡上躲躲凉，那儿有片松树林，往常一到夏天就透着阴凉，是他歇脚的老地方。 顺着茶园的田埂往里走，越靠近山坡，周遭的人声就越淡，只剩下蝉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老徐踩着松针往前走，刚拐过一棵粗松树，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不远处神仙崖的凹处，似乎躺着两个东西。起初他没在意，只当是哪个游客落下的行李，或是山里的野物，可再往前走两步，那东西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是两具横亘着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里，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老徐的脚步猛地顿住，心脏“咚咚”狂跳起来，连呼吸都忘了。他攥着农具的手不自觉收紧，指节泛白，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眯着眼仔细打量。那确实是两个人，姿势僵硬，身上的衣服早已被草木勾扯得破烂不堪，紧贴在身上。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顺着风飘过来，钻进鼻腔里，老徐只觉得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冷汗“唰”地一下浸透了内衣，连后背都泛起了一层寒意。 “死人！”这两个字在他脑子里炸开，老徐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手里的农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在寂静的山林里格外刺耳。他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呜咽，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转身就往山下跑，一路上跌跌撞撞，被树枝刮破了胳膊也浑然不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报警！ 跑到山脚的村子里，老徐扶着墙大口喘气，脸色惨白如纸，说话都带着哆嗦：“死、死人了！神仙崖那儿有两具尸体！”村民们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中暑糊涂了，可看着他惊魂未定的模样，又不由得不信。有人赶紧找出村里唯一的一部固定电话，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警笛声划破了渔湾的宁静，市局刑警支队和原云台分局的警力迅速集结，载着侦查员、法医、技术民警的警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疾驰而来。警戒线很快在神仙崖周围拉起，将现场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无关人员一律不准靠近。侦查员们拿着手电筒和勘查工具，小心翼翼地走进现场，脚下的每一步都格外谨慎，生怕破坏了任何蛛丝马迹。 法医蹲下身，戴上手套仔细检查尸体，现场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经过初步勘察，两名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头部被毛巾层层包裹，外面还缠着好几圈胶带纸，胶带紧紧贴在皮肤上，即便尸体已经发生变化，也能看出当时胶带缠绕的力度。更让人揪心的是，尸体已经呈现出白骨化迹象，部分骨骼裸露在外，衣物腐烂严重，只能勉强看出大概的款式。 “法医同志，情况怎么样？”带队的侦查员压低声音问道，目光紧紧盯着尸体，脸上满是凝重。 法医站起身，摘下口罩，语气严肃：“初步判断是窒息死亡，头部的毛巾和胶带是致命原因之一。尸体白骨化程度不算特别严重，结合当前的气温和环境湿度，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半个月。” 窒息死亡、胶带缠绕、白骨化，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来，在场的民警都心里一沉，这显然不是意外，而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凶杀案。侦查员们随即对现场展开全面勘察，神仙崖地处荒郊野岭，人迹罕至，周围杂草丛生，除了尸体所在的位置，周围的草丛有被碾压、踩踏的痕迹，地面上还残留着一些模糊的足迹。结合现场环境和痕迹分布，警方初步判定，这里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月，这么近的时间，嫌疑人肯定会留下痕迹。”技术民警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以现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搜查，一寸都不能放过！” 十几个技术民警分成几组，拿着金属探测器、毛刷、放大镜等工具，有条不紊地对现场周围进行地毯式搜查。山坡上的杂草有半人高，民警们弯腰拨开杂草，仔细检查每一寸土地，衣服被刮破、皮肤被蚊虫叮咬都毫不在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太阳越升越高，热浪炙烤着大地，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布满了汗珠，可没人敢有丝毫松懈。 就在搜查进行到一个小时左右，一名技术民警在距离尸体几十米远的树林深处，发现了一个被杂草掩盖的黑色女士手提包。那只手提包看起来有些陈旧，上面沾着泥土和枯叶，边角已经磨损。民警小心翼翼地将手提包取出，用证物袋装好，带回临时勘查点进行检查。 经过仔细清理，手提包里面装着几样零碎物品：一支快用完的口红、一个小小的化妆盒、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传呼机号码纸条。“从包内物品来看，应该是女性用品，大概率是死者生前使用的。”技术民警一边说，一边用专业工具对包内物品进行痕迹提取，“大家仔细点，不要放过任何细微的痕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化妆盒的边缘和口红的外壳上，技术人员成功提取到了几枚残缺的指纹。这些指纹纹路模糊，部分区域受损，提取难度极大，但对当时的侦查工作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这很可能就是解开案件谜团的关键线索。 随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更细致的鉴定，结合骨骼发育情况和牙齿磨损程度，最终确定两名死者的年龄：一名在25岁左右，身材偏瘦；另一名在35岁左右，体型中等。可除了这些基本信息，再也无法从尸体上获取更多线索，衣物腐烂严重，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两名死者是谁、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岭，成了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当务之急，是确认死者身份。”办案组长召开案情分析会，语气坚定，“第一，立刻核对全市及周边地区的失踪人口档案，尤其是近半个月内失踪的年轻女性；第二，组织警力对渔湾风景区及周边村镇进行全面走访摸排，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名女性，或是在案发前后见过可疑人员、可疑车辆；第三，对手提包内提取的指纹进行录入比对，看看能否在指纹库中找到匹配信息。” 侦查工作迅速展开，办案民警分成多个走访小组，拿着根据尸体特征绘制的模拟画像，挨家挨户进行询问。渔湾周边的村镇不多，每个村子也就几十户人家，民警们白天走访村民，晚上整理线索，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与此同时，失踪人口档案的核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市各个派出所的民警都行动起来，将失踪人口信息与死者特征逐一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几天下来，走访工作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渔湾地处偏僻，平时除了游客很少有外人来，村民们大多互不相识，没人见过画像上的两名女性。失踪人口档案核对也陷入了僵局，近半个月内全市失踪的年轻女性不少，但要么年龄不符，要么体貌特征差异较大，始终没有找到匹配的对象。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则来自灌云县的失踪报案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报案人称，自家亲戚李某（25岁）和同村的尹某（35岁），半个月前从灌云县外出打工，之后就失去了联系，电话打不通，传呼也没人回，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消息，只好报了警。 办案民警立刻联系灌云县警方，调取了李某和尹某的身份信息及照片，又通知两人的家属前来辨认。家属赶到后，看到民警提供的衣物碎片和手提包，当场就哭倒在地，那只黑色手提包，正是李某平时常用的，包内的口红和化妆盒，也是尹某送给李某的礼物。经过进一步确认，两名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李某和尹某。 身份之谜终于解开，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据家属介绍，李某和尹某都在连云港南城镇的一家饭馆打工，平时性格开朗，与人无冤无仇，怎么会突然遇害，还被抛尸在渔湾的深山里？为了弄清真相，办案民警立刻前往南城镇，对两人打工的饭馆进行调查。 饭馆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得知李某和尹某遇害的消息后，脸上满是惊讶：“她们俩在我这打工快一年了，平时干活挺勤快的，也没跟谁闹过矛盾啊。”民警追问两人的日常行踪和社会关系，老板犹豫了片刻，才吞吞吐吐地说：“她们俩除了在饭馆当服务员，私下里还做点别的营生，接触的人比较杂，大多是一些来吃饭的客人。” 民警立刻察觉到不对劲，顺着老板的话进一步询问，才得知李某和尹某私下里从事着灰色营生，主要服务于饭馆的一些熟客，靠着这种不正当的兼职赚取额外收入。这个消息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结合两人的职业特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凶手很可能是她们服务过的客人，因纠纷、勒索或是其他原因痛下杀手。 侦查方向随即调整，民警们围绕李某和尹某生前的社会交往人员展开全面摸排，重点排查两人服务过的客人、饭馆的熟客以及平时接触频繁的人员。可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艰难，两人从事的营生隐蔽性强，接触的客人形形色色，且大多是一次性交易，交易结束后就断了联系，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饭馆老板只知道部分客人的样貌，却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具体身份，更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能提供有效线索。 “这个行当的特殊性，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办案民警无奈地说，“我们排查了近百名可疑人员，逐一核实身份、询问不在场证明，可要么是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是没有作案动机，线索一次次中断，嫌疑人的身份始终模糊不清。” 手提包内提取的残缺指纹比对工作也没有进展，当时的指纹库还不够完善，只能比对有犯罪记录人员的指纹，而这几枚指纹在库中没有找到任何匹配信息，凶手很可能是初犯。就这样，案件陷入了僵局，尽管办案民警付出了巨大努力，可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几年时间过去了。连云港市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调整，原云台分局被撤销，并入其他区域，这起1998年的双尸案也随着机构调整，从云台分局转到了新浦分局，之后又因辖区划分，转到了其他警区分局。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退休了，有的调去了其他岗位，可每一次工作交接，这起未破的凶杀案都会被郑重地移交下去，案卷上的每一页记录，都承载着办案民警的执着与坚守。 案卷被一次次翻开，线索被一次次梳理，可始终没有新的进展。曾经参与办案的老民警，退休后还时常念叨着这起案子，逢年过节遇到老同事，总会问一句：“渔湾那起双尸案，有眉目了吗？”每次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可没人愿意放弃，这不仅是对死者的交代，更是对警察这份职业的坚守。 2011年，原云台公安分局撤销后，云台山风景区公安分局正式成立，雷斌被任命为分局局长。雷斌是个老刑警，从警二十多年，破获了无数起大案要案，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上任伊始，他就把攻克积压命案、未破大案作为工作重点，在一次全局工作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不管案子过去多少年，不管难度有多大，只要是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我们就必须一查到底，绝不放弃。” 会后，雷斌找到了分局里几位资历较深的民警，其中就有曾经参与过1998年渔湾双尸案侦查工作的老民警。“把1998年神仙崖双尸案的所有材料都整理出来，包括现场勘查记录、法医鉴定报告、走访笔录、提取的痕迹物证，一点都不能落下。”雷斌的语气坚定，“我们重新成立小组，再好好研究研究这起案子，一定要找出突破口。” 接到命令后，分局刑警大队立刻行动起来，民警们从档案室里找出了尘封多年的案卷。厚厚的一叠案卷，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部分照片因年代久远已经褪色。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整理案卷，将现场勘查记录、走访笔录分类归档，把提取的指纹、足迹等痕迹物证重新梳理，逐一核对当年的侦查流程，不放过任何一个被遗漏的细节。 “当年的侦查工作已经很细致了，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多线索无法深入核查。”老民警拿着案卷，语气中满是遗憾，“尤其是那几枚残缺指纹，当时的比对技术有限，没能找到匹配信息，这可能是案件侦破的关键。” 雷斌听完汇报后，当即决定：“把提取的指纹送到市局刑警支队技术科，让他们用最新的技术进行再次比对。现在的指纹比对技术比十几年前先进多了，说不定能有新的发现。” 技术民警带着指纹样本赶到市局刑警支队，技术科的工作人员立刻投入到比对工作中。他们借助先进的指纹识别系统，对残缺指纹进行修复、放大，逐一与指纹库中的信息进行比对。可一次次比对，一次次失望，这几枚指纹太过残缺，即便经过修复，也难以找到完整的纹路，比对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五年，2016年，江苏省公安厅部署开展全省命案攻坚行动，集中力量攻克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要案。1998年渔湾双尸案因性质恶劣、影响重大，被省厅列为挂牌督办案件，要求连云港市公安局限期破案。 连云港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当即成立了以时任公安局长王永生为组长，云台山风景区公安分局牵头，刑警、网警、技侦等多部门联动的专案组。专案组抽调了全局的骨干力量，重新梳理案件脉络，对当年的侦查工作进行全面复盘，从现场勘查、走访摸排到痕迹比对，每一个环节都重新核查，力求找出被忽略的线索。 “这起案子已经过去18年了，很多证据可能已经消失，证人也可能记忆模糊，侦破难度很大，但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专案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王永生局长语气沉重，“大家要拿出攻坚克难的决心，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把所有能排查的线索都查透，一定要给死者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 专案组采取“老案新办”的思路，一方面重新走访当年的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包括报案人老徐、饭馆老板、死者家属等，试图从他们的记忆中挖掘新的细节；另一方面，加大技术侦查力度，再次将提取的残缺指纹送到市局技术科，组织技术骨干进行不间断比对，同时对现场提取的其他痕迹物证进行重新检验。 时任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汪一龙，负责牵头走访工作。他带着组员第一次找到老徐时，这位当年的茶农已经快70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可一提起1998年的那起案子，老徐的眼神还是瞬间凝重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悚的早晨。“我记得那天特别热，蝉鸣得厉害，我走到松树林那儿，一眼就看到了尸体，吓得我魂都没了。”老徐的声音有些颤抖，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旧心有余悸。 为了印证当年的现场细节，汪一龙带着老徐多次重返神仙崖案发地，让他回忆当时尸体的位置、周围的环境、发现尸体时的具体情景。有时候为了还原一个细节，他们会在现场反复模拟，直到老徐确认“和当年一模一样”。“老徐虽然年纪大了，但记忆很清晰，他提供的一些细节，补充了当年勘查记录的不足，为我们重新划定侦查范围提供了帮助。”汪一龙说。 技术比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市局刑警支队技术科民警张双印，主动承担起指纹比对的重任。他带着团队，借助最新的指纹修复与比对技术，将那几枚残缺指纹放大数百倍，一点点修复受损的纹路，然后与全省乃至全国的指纹库进行逐一比对。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眼睛盯着电脑屏幕都看花了，可张双印和团队成员没有丝毫懈怠，他们知道，这几枚指纹，可能是打开案件真相的唯一钥匙。 2016年4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加班比对指纹的张双印，突然眼前一亮。电脑屏幕上，经过修复的一枚残缺指纹，与指纹库中一名叫车琴的男子的指纹，在多个关键特征点上完全吻合！“匹配上了！终于匹配上了！”张双印激动地喊出声，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立刻将这一消息上报给专案组，整个专案组都为之振奋，潜伏了18年的嫌疑人，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 可兴奋过后，专案组也陷入了冷静。“只有指纹匹配还不够，不能贸然行动。”专案组组长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弄清楚，车琴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的手提包上？是与死者有过接触，还是真的就是凶手？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贸然抓捕会给审讯工作带来极大难度，甚至可能让嫌疑人趁机翻供。” 为了查清真相，专案组迅速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对车琴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经过初步核查，车琴，男，49岁，连云港云台乡渔湾人，长期从事货运驾驶员工作，平时早出晚归，跑遍了周边省市。更让民警意外的是，车琴在当地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老实本分的“老好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家里有妻子和孩子，平时很少与人发生争执，谁也想不到他会和18年前的一桩双尸案扯上关系。 “车琴的工作性质很特殊，常年在外跑车，行踪不定，这给我们的调查和抓捕带来了很大挑战。”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马腾介绍说，“而且他在当地的人缘极好，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不仅可能引起群众的误解，还可能被他的亲友通风报信，让他趁机逃跑。更重要的是，他住在一个开阔的村落里，周围都是邻居，一旦抓捕过程中出现差错，很容易让他趁机逃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抓捕方案和审讯策略。他们一方面继续跟踪车琴的行踪，摸清他的跑车路线、作息规律，掌握他的活动轨迹；另一方面，提前与海州区检察院沟通，邀请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案件，指导侦查取证工作，确保抓捕、审讯、起诉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做到稳、准、狠。 经过十几天的跟踪排查，专案组摸清了车琴的作息规律：他平时大多在周边省市跑货运，一般清晨出发，傍晚回来，偶尔会在外地过夜，但每隔几天一定会回家一次。2016年5月23号中午，专案组得到消息，车琴当天上午从外地跑车回来，在家中休息。这是一个绝佳的抓捕机会，专案组立刻决定实施抓捕。 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联合交警支队海州二大队，以处理交通事故为由，驱车前往车琴家中。车琴家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院门敞开着，车琴正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抽烟，看到穿着制服的民警，脸上没有丝毫异样，还主动站起身打招呼：“警官，你们找谁啊？” “你是车琴吗？我们是交警大队的，有一起交通事故需要你配合调查。”民警不动声色地走进院子，一点点靠近车琴。车琴没有丝毫怀疑，点了点头：“是我，什么交通事故啊？我没出事啊。”就在他说话的瞬间，两名民警迅速上前，一把将他摁倒在地，冰冷的手铐瞬间铐在了他的手腕上。 突如其来的抓捕让车琴瞬间愣住了，起初他还故作镇定，挣扎着喊道：“你们干什么？我没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可当手铐铐紧的那一刻，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上的冷汗“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刚才的镇定荡然无存，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和恐惧。 民警将车琴带回专案组审讯室，审讯工作随即展开。起初，车琴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一会儿说自己不认识李某和尹某，一会儿说不知道什么渔湾双尸案，试图用沉默和狡辩拖延时间。可面对专案组民警摆出的指纹比对结果，以及多年来排查到的种种线索，车琴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崩溃。 在审讯民警的强大心理攻势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车琴终于低下了头，长长的叹了口气，开口交代了18年前的犯罪事实。让民警意外的是，这起双尸案并非车琴一人所为，他还有一个同伙，名叫景才，两人当年联手作案，之后便分头逃窜，再也没有联系过。 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根据车琴提供的线索，全力追查景才的下落。经过调查，景才今年51岁，与车琴是同村人，案发后就离开了渔湾，四处流亡，这些年一直在外打零工，居无定所。直到近几年，才偷偷回到连云港，在海州区玉带新村附近租了房子，隐姓埋名生活。 2016年5月24号上午，专案组民警驱车赶到海州区玉带新村，按照事先掌握的地址，前往景才租住的小区。刚走进小区大门，就看到一个光头男子正迎面走来，男子身材高大，脸上带着几分沧桑，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民警们立刻认出，这个光头男子，正是他们要找的景才。 一名民警故意喊了一声：“景才！”光头男子听到声音，身体猛地一僵，脚步顿住了，虽然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但眼神里的慌乱却无法掩饰，他显然听出了这个名字，也意识到了危险。民警们抓住这个机会，迅速上前，将景才团团围住，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将他控制住。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景才面如死灰，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至此，潜伏18年的两名杀人嫌疑人全部归案，这起横跨18年的渔湾双尸案，终于迎来了侦破的曙光。 在审讯室里，景才供述了当年与车琴联手作案的全过程，一段尘封18年的罪恶往事，终于浮出水面。 1998年6月25号晚上，车琴和景才在村里的小卖部偶遇，两人凑在一起喝酒聊天。当时车琴刚买了一辆货车，欠了不少外债，景才也因为赌博输了钱，手头拮据得很。几杯酒下肚，两人都开始抱怨手头太紧，琢磨着找个“快速弄钱”的法子。 “最近手里实在太紧张了，再弄不到钱，债主都要找上门了。”景才端着酒杯，语气烦躁。车琴皱着眉思索了一会儿，突然压低声音说：“我有个主意，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手里一般都有钱，而且她们的工作见不得光，就算被抢了，也不敢报警。咱们找个机会，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弄点钱花花。” 景才一听，眼睛立刻亮了，他早就听说过这类营生，也知道这些女人大多有钱，而且不敢声张。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实施这个计划。车琴之前在南城镇的饭馆吃饭时，认识了在那里打工的李某，知道她私下里从事灰色营生，还留有她的传呼机号码。 当天晚上，车琴就用小卖部的公用电话，给李某发了一条传呼：“有个渔湾的老板，想找你过来玩玩，价钱好说。”李某看到传呼后，以为是来了生意，心里十分高兴，立刻回了传呼，答应了下来。她想着能多赚点钱，补贴家用，根本没多想其中有诈。 第二天上午，车琴又给李某发了传呼，约定当天傍晚在南城镇的路口见面，然后一起去渔湾。李某觉得渔湾距离南城不算近，一个人去有些害怕，就找来了同在饭馆打工的尹某，让她陪着自己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尹某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架不住李某的劝说，最终还是答应了。 当天傍晚，车琴和景才开着一辆借来的面包车，准时赶到约定的路口。看到李某和尹某两人，车琴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谎称是“老板派来接人的”，将两人请上了车。李某和尹某没有丝毫怀疑，高高兴兴地坐上了面包车，殊不知，这辆车正载着她们驶向死亡的深渊。 面包车沿着山路往渔湾方向开，越往山里走，周围的环境越偏僻。李某渐渐有些害怕，忍不住问：“老板怎么不在城里见面，要往这么偏的地方去啊？”车琴笑着敷衍道：“老板喜欢清静，在山里有个院子，咱们马上就到了。”景才则坐在副驾驶上，时不时回头打量两人，眼神里透着不易察觉的阴冷。 等到面包车开到渔湾风景区附近的山脚下，车琴将车停了下来，说：“老板就在上面的院子里，咱们步行上去。”李某和尹某只好跟着他们下车，沿着山路往山上走。当走到神仙崖附近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任何人影，只剩下茂密的树林和刺耳的蝉鸣。 就在这时，车琴和景才突然停下脚步，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狰狞的面目。景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对着李某和尹某，恶狠狠地说：“别废话，把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李某和尹某瞬间吓得魂飞魄散，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原来是遇到了劫匪。两人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将身上的金戒指、传呼机，还有几百块现金都掏了出来，递给车琴和景才。 车琴接过东西，翻来覆去看了看，发现只有这么点财物，顿时有些不满：“就这么点东西？肯定不止这些！快把藏起来的钱都交出来！”李某连忙摆手：“真的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钱了。”景才见状，上前一步，用刀抵住李某的脖子，威胁道：“老实点！不说实话，我一刀捅死你！” 冰冷的刀锋贴在脖子上，李某吓得大哭起来，为了保命，她只好说出家里还藏着一些现金和一张银行卡，以及银行卡的密码。车琴和景才一听，顿时来了兴致，商量着由景才连夜赶到新浦，去李某的住处取钱，车琴则留在山上，看管李某和尹某。 当天晚上，景才带着李某提供的地址，连夜赶到新浦。可当他摸到李某住处附近时，发现屋里还亮着灯，隐约能听到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景才心里咯噔一下，担心屋里有人，不敢贸然进去，只好悻悻地转身，连夜赶回了渔湾山上。 没能拿到钱，车琴和景才心里都十分烦躁，两人将怒火都发泄在李某和尹某身上，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带，将两人的手脚捆绑起来，头部也用毛巾和胶带紧紧缠住，只留下鼻子用来呼吸。他们把两人扔在神仙崖的凹处，打算等第二天再想办法。 6月27号早上，太阳升了起来，周围的村民开始上山干活，远处传来了村民说话的声音和农具碰撞的声响。被捆绑的李某和尹某听到声音后，拼命地扭动身体，想发出声音呼救。车琴听到她们的动静，又看到远处有村民走动，心里顿时慌了，他担心事情败露，一旦被村民发现，他们就再也跑不掉了。 “不能留活口！”车琴咬牙说道，眼神里充满了狠戾。他上前一把按住李某，用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同时拿起身边的石头，朝着她的头部猛砸。李某挣扎了几下，很快就没了动静。尹某吓得魂飞魄散，不停地扭动身体求饶，可车琴已经杀红了眼，紧接着又对尹某下了毒手，用同样的方式将她杀害。 不久后，景才从山下回来，看到李某和尹某已经被杀害，顿时吓得脸色惨白，双腿发软，瘫坐在地上。“你、你怎么把她们杀了？”景才的声音带着哆嗦，他只是想抢钱，从来没想过要杀人。车琴喘着粗气，眼神冰冷：“不杀她们，我们迟早会被抓住！事已至此，只能这样了。” 两人不敢多做停留，匆匆清理了现场的痕迹，捡起李某的手提包（里面的财物已被掏空，随手扔在了树林里），然后分头逃窜。车琴回到家后，很快就卖掉了货车，还清了外债，之后买了一辆新的货车，做起了货运生意，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再也不提当年的事情。景才则直接离开了渔湾，四处流亡，不敢回家，靠打零工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18年来，车琴表面上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地跑车赚钱，照顾家人，努力想把当年的罪恶彻底忘掉。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李某和尹某临死前的模样就会在他脑海里浮现，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总是担心东窗事发，担心警察找上门来，心里的石头压了他整整18年，让他喘不过气。 “被抓的那一刻，我反而觉得轻松了。”车琴在审讯室里，眼神空洞地说，“这18年，我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不敢和人深交，不敢提当年的事，生怕一不小心就暴露了。现在被抓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该还的，终究是要还的。” 而景才，这18年里过着流亡逃债的生活，不敢用真实身份，不敢回家，不敢联系家人，每天都活在惶恐和自责中。他说，这些年他无数次想过自首，可又没有勇气，直到被警察抓住，他才彻底解脱，终于可以结束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第201章 年新沂县涵洞无名尸案，乌龙冤狱背后的杀亲惨案 1983年7月21号下午3点半，江苏省新沂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电话铃突然急促地炸响起来，尖锐的铃声刺破了午后的沉闷，把正在整理卷宗的民警们都惊得抬起了头。接线员手忙脚乱地抓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棋盘乡派出所民警急促又沙哑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慌张和凝重，穿透电流砸了过来：“县局！不好了！紧急情况！冯庄村小鹿庄西边的骑行公路，那个公路桥的涵洞里头，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看着……看着不像是意外，倒像是他杀！” “他杀？”接线员心头一沉，不敢有半分耽搁，立刻将情况上报给局领导。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无名男尸加上他杀嫌疑，这可是天大的重大刑事案件，容不得丝毫马虎。局领导当即拍板，抽调刑侦队、技术科的骨干力量，带上勘察工具和法医器材，冒着瓢泼大雨，火速赶往案发现场。 那雨下得叫一个凶，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半尺高的水花，土路被冲刷得泥泞不堪，坑坑洼洼全是积水。警车在土路上艰难地前行，时不时就会陷进泥坑，干警们干脆跳下车，披着湿透的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地推着车往前走。雨水顺着他们的脸颊往下淌，模糊了视线，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又冷又沉，可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放慢脚步，人命关天，每多耽误一分钟，可能就会错过关键的线索。 等县公安局的侦查和技术人员冒雨赶到现场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雨势虽然小了一些，可现场的环境依旧恶劣。涵洞周围挤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交头接耳，神色慌张，议论声此起彼伏，给这场突如其来的惨案更添了几分诡异和压抑。民警们立刻拉起警戒线，驱散围观群众，保护现场，随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勘察工作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徐州市公安局的干警们也连夜赶了过来。毕竟是重大刑事案件，市级公安部门高度重视，抽调了经验丰富的刑侦专家和法医，与新沂县公安局的干警们汇合，两级公安机关联手，重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察，对尸体展开了严谨的检验。 经过一整天的忙碌，勘察和尸检工作终于有了初步结果。民警们结合现场环境，一点点梳理出了关键信息：现场的骑行公路是西南东北走向，横穿公路的那个涵洞，因为地势低洼，常年积水，平日里就阴暗潮湿，很少有人会靠近。据最早发现尸体的村民回忆，7月21号早上，他路过涵洞旁边，无意间瞥见涵洞口的积水中漂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凑近一看，才发现竟是一具尸体，吓得他魂飞魄散，立刻就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勘察过程中，民警们在涵洞内部的积水中，打捞出了一把镰刀，这把镰刀柄长52厘米，刃长21厘米，刀刃上还残留着一些模糊的污渍，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已经有些生锈。除此之外，在涵洞外边那条小河的东岸边上，民警们还发现了一条旧的蓝色裤头，裤头已经被水泡得发胀、褪色，看起来穿了有些年头了，上面同样没有任何能直接证明身份的标记。 最关键的还是尸体检验的结果，法医小心翼翼地对尸体进行了解剖和检验，每一个细节都不敢放过。可眼前的尸体，因为长时间浸泡在积水中，加上当时正值盛夏，气温偏高，已经高度腐败，模样惨不忍睹：全身的表皮和指甲已经全部脱落殆尽，用手一碰就会往下掉，脸部的软组织严重缺损，只剩下一团模糊的血肉，根本看不清原本的面容，连五官的轮廓都分辨不出来。 唯一能看清的，是死者头顶部的枕部，那里的头皮还勉强粘连在头骨上，上面稀疏地残留着几根干枯发黄的头发，显得格外诡异。除此之外，法医还发现了多处致命损伤：死者下颌骨正前方正中位置，以及右下颌角，都有横断性的骨折，骨折部位已经脱落，显然是受到了巨大的外力撞击；死者的右腋下有两处创口，创口边缘不规则，深浅不一；肚脐上方还有一处创口，这处创口深得吓人，竟然能够直达肾脏，显然是致命伤之一。 更令人费解的是，死者的下身隐私部位有明显的剥离损伤，直至顶端，这种反常的损伤，让办案民警心头泛起了嘀咕。另外，法医在死者右肩胛下边的内侧，发现了一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伤疤，这个伤疤颜色较浅，边缘平整，应该是小时候留下的，大概率是区分死者身份的关键特征。 法医还对死者的胃内容物进行了检验，发现胃里还有大约500克的食物残留，这些食物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呈现出西湖状，这里要说明一下，这并不是说死者生前喝了粥或者汤，而是食物进入胃部后，经过消化液的分解，自然形成的状态。胃内容物中，还能清晰地看到韭菜、辣椒等食物的残留，由此可以推断，死者生前最后一顿饭，吃的应该是带有韭菜和辣椒的家常饭菜。除此之外，法医还检测出，死者的血型是b型。 勘察和尸检工作全部结束后，已经是深夜了，可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依旧灯火通明。两级公安机关的干警们放弃了休息，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围着桌子坐在一起，烟雾缭绕，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可眼神却格外坚定。大家结合现场勘察和尸检的结果，一点点分析案情，最终得出了初步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从尸体的损伤情况来看，这起案件大概率是奸情杀人。为什么会这么判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死者下身隐私部位的剥离损伤，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损伤，通常只有在涉及情感纠纷、奸情报复的案件中才会出现，凶手的目的，大概率是为了泄愤，或者掩盖某种与情感相关的线索。 第二个判断，抛尸现场并非第一杀人现场。民警们分析，涵洞常年积水，而且位于公路旁边，人来人往，虽然平日里比较偏僻，但始终有村民路过，根本不具备隐蔽杀人的条件。所以，凶手大概率是在其他地方将死者杀害后，为了掩盖罪行，才将尸体转移到这个涵洞里抛尸，想要借助涵洞的积水和偏僻，掩盖尸体，拖延被发现的时间。 第三个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结合尸体的腐败程度，以及胃内容物的消化情况，法医初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被发现的时间，大约在4到5天左右，也就是说，死者大概是在7月16号到7月17号之间被杀害的。 第四个判断，凶手极其残忍，大概率有作案经验。民警们分析，死者从身高来看，虽然只有一米六左右，但根据骨骼发育情况，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可却被人打得遍体鳞伤，最终残忍杀害，还被抛尸、毁容（脸部软组织缺损大概率是凶手刻意为之），由此可以看出，凶手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大概率不是第一次作案，心理素质极强，下手毫不留情。 案情分析完毕，干警们都清楚，这起案子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差错，而当前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就是确定尸源，只有找到死者的身份，才能顺着线索，找到凶手，侦破案件。 于是，县公安局立刻下达通知，以棋盘乡为重点排查区域，辐射周边村庄，要求各个村庄的村干部配合，通知近期有家人失踪、去向不明的村民，尽快前往县公安局辨认尸体。通知下发后，前来辨认尸体的村民络绎不绝，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伤和忐忑，有的是来找失踪的儿子，有的是来找失联的丈夫，还有的是来找外出未归的亲人。 辨认尸体的过程，格外沉重。前来辨认的村民，大多是哭哭啼啼地走进停尸房，掀开尸布的那一刻，要么是连连摇头，语气沉重地说“不像，我儿子比他高多了”，要么是抹着眼泪，失望地说“不是他，我丈夫比他胖，而且没有这么深的伤疤”，一个个满怀希望而来，最终却失望而归。 就这样，一天下来，辨认了几十个人，没有一个人能确定死者的身份，案件陷入了僵局。可就在干警们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个来自佃户村的村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姓黄，是个老汉，大家都叫他黄老汉，他先后两次前来辨认尸体，神色格外反常。 黄老汉第一次来的时候，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被人搀扶着，脸色苍白，眼神躲闪，看起来十分紧张。他小心翼翼地掀开尸布，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手心全是冷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看着……看着身高体型有点像我家三儿子三宝，可……可我不敢确定，脸都看不清了，而且……而且他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说完，黄老汉抹着眼泪，摇着头，步履蹒跚地走了。 干警们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黄老汉的反应太反常了，不像是普通村民辨认不到亲人的失望，反而像是有什么心事，刻意隐瞒着什么。可当时没有其他线索，也只能任由他走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黄老汉又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这一次，他的神色比第一次更加激动，也更加痛苦，一走进停尸房，就直奔尸体而去，掀开尸布，只看了一眼，就当场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凄厉，让人听着心里发慌。 “是他！真的是他！这是我三儿子黄三宝啊！”黄老汉一边哭，一边用力拍打着地面，语气里满是愤怒、失望和悲痛，“这个畜生！不孝子！不学好！整天游手好闲，尽干些丢人现眼的事，辱没祖宗啊！现在好了，死得这么惨，还不如一条狗呢！哎呦……我的儿啊……” 黄老汉的哭声，在寂静的停尸房里格外刺耳，干警们连忙上前，把他搀扶起来，耐心安慰，同时也趁机询问，黄三宝到底是谁，为什么黄老汉会这么激动，又为什么会认定死者就是黄三宝。 经过黄老汉的哭诉，干警们终于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黄三宝当年24岁，从小就不爱读书，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正经工作，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村里的名声很不好，而且一直没有结婚，平日里就靠着家里的接济过日子。 黄老汉说，7月18号晚上，黄三宝趁着天黑，偷偷跑到了他们村兽医朝某的家里，意图不轨，对朝某的妻子和女儿耍流氓。结果被朝某的妻子陈爱英和两个女儿发现了，母女三人又打又骂，把黄三宝狠狠教训了一顿，黄三宝被打怕了，就连滚带爬地逃跑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下落不明。 黄老汉还说，他一开始不敢确定死者是黄三宝，是因为尸体面容被毁，看不清模样，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特意注意到了尸体身上的那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伤疤，还有尸体的身高、体型，都和黄三宝一模一样。除此之外，黄老汉还提到，警方在现场提取到的那条旧蓝色裤头，和黄三宝平时穿的裤头，无论是样式、布料，还是新旧程度，都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为了核实黄老汉的说法，干警们立刻前往佃户村，对黄三宝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过走访黄三宝的亲属和邻居，干警们确认，黄三宝的身高确实是一米六左右，平时穿38号的鞋，头发的长短和发型，也和尸体残留的头发特征基本吻合。而且，邻居们也证实，黄三宝平时确实爱穿一条旧的蓝色裤头，和警方在现场提取到的那条，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干警们还找到了兽医朝某的妻子陈爱英和两个女儿，对她们进行了询问。面对民警的询问，陈爱英和两个女儿没有隐瞒，坦然承认，7月18号晚上，黄三宝确实闯入了她们家，意图对她们耍流氓，她们母女三人出于自卫，才对黄三宝又打又骂，把他打跑了。陈爱英还说，黄三宝被打跑的时候，神色十分狼狈，而且眼神里满是怨恨，当时她还担心黄三宝会回来报复，没想到，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三宝。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涵洞里的无名男尸，就是黄三宝。干警们结合这些线索，再次分析案情，最终得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推断：黄三宝7月18号晚上闯入朝某家耍流氓，被陈爱英母女三人打跑后，并没有走远，而是伺机报复，或者再次试图闯入朝某家，结果在与陈爱英母女三人的争执和反抗中，被陈爱英母女三人失手杀害。之后，陈爱英母女三人担心事情败露，就将黄三宝的尸体转移到了涵洞里抛尸，想要掩盖罪行。 专案组的干警们还认为，黄三宝大晚上闯入民宅，图谋不轨，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行为，死不足惜；而陈爱英母女三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致人死亡，并不是故意杀人，和一般的杀人案件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在那个年代，社会治安相对混乱，这类流氓滋事案件频发，尽快侦破这起案件，不仅能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还能震慑那些意图滋事的流氓分子，搞好全县的社会治安。 于是，县公安局立刻抽调大批民警，投入到破案攻坚工作中，围绕朝某一家，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工作。干警们挨家挨户走访，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经过几天的努力，果然获取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进一步印证了之前的推断。 第一条线索，是朝家人打算弄死黄三宝的相关言行，这直接证实了朝家人和黄三宝之间的矛盾，也为“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的推断，提供了因果关系支撑。干警们走访朝家的邻居时了解到，黄三宝闯入朝家耍流氓之后，陈爱英母女三人先后几次找到黄老汉，对着黄老汉大吵大闹，指责黄老汉管教无方，骂黄三宝不怀好意，还放狠话：“你家小三子就是个畜生，再敢来我家耍流氓，不改邪归正，我们就不饶他了，就算是拼了命，也要弄死他！” 更关键的是，干警们还了解到，陈爱英曾经在黄三宝失踪后，找到过派出所的民警，语气十分强硬地说：“黄三宝那个畜生，多次来我家骚扰，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如果公家不处理这事，不把他抓起来，我们就自己动手，把他砸死，大不了一命抵一命！”这句话，被当时接待陈爱英的民警记在了心里，如今被翻了出来，成为了关键线索。 第二条线索，是朝家人的反常举动。经过调查，干警们发现，7月18号晚上，朝某因为要在兽医站值班，并不在家，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家。而朝某回家之后，朝家一家人就变得十分反常，整整几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院子里静悄悄的，连平时的鸡犬声都没有，就算是有人敲门，也没有人应答。 除此之外，干警们还发现，朝家的两个女儿，原本一直住在西堂屋，可自从朝某回家之后，就突然搬到了东堂屋，和她们的母亲陈爱英挤在一个屋子里睡觉，而西堂屋则被牢牢锁住，钥匙被陈爱英贴身保管，任何人都不准靠近，哪怕是朝某，想要进入西堂屋，也要经过陈爱英的同意。这种反常的举动，让干警们更加怀疑，西堂屋很可能就是杀害黄三宝的第一现场，朝家人锁住西堂屋，就是为了掩盖现场的血迹和痕迹。 第三条线索，也是最关键的一条线索，警方在朝家进行秘密搜查时，搜出了血衣和疑似作案工具。干警们趁着朝家人不注意，对朝家的院子、房屋进行了全面的搜查，最终在朝某大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件刚洗过不久的裤褂，裤褂的衣角和袖口，还残留着一些淡淡的血迹，虽然经过了清洗，但依旧能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出来。 除此之外，干警们还在朝家的厨房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斧头，这把斧头的刃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而且刃口的形状，和死者头部的骨折损伤形状，基本吻合，大概率就是击打死者头部的作案工具。更让干警们确定的是，朝家人在接受询问时，无意中提到，家里原本有一把镰刀，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不见了，而这把丢失的镰刀，无论是尺寸还是样式，都和警方在涵洞里打捞出的那把镰刀，一模一样。 三条线索叠加在一起，证据链看似已经完整，专案组的干警们当即判断：陈爱英母女三人，在黄三宝闯入家中耍流氓时，出于防卫反抗，将黄三宝杀害，而朝某回家之后，得知事情的真相，并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参与了毁容、抛尸等活动，帮助妻子和女儿掩盖罪行。 随后，县公安局当即决定，对陈爱英、朝某，以及朝家的两个女儿，依法实施拘留审查。经过审讯，陈爱英母女三人，在警方的政策攻心和证据面前，最终承认了杀害黄三宝、毁容抛尸的罪行（后来证实，这份口供是在诱供情况下作出的，存在诸多破绽），而朝某则始终否认自己参与了作案，声称自己回家之后，才知道妻子和女儿杀害了黄三宝，并没有参与抛尸和毁容。 案件侦查终结后，新沂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爱英、朝某和朝家两个女儿提起公诉，新沂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黄三宝深夜闯入朝某家中，实施流氓犯罪活动，意图侵犯陈爱英母女三人的人身权利，陈爱英母女三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致人死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考虑到陈爱英母女三人是出于自卫，而且黄三宝本身存在严重过错，法院依法对她们从轻处罚，最终于1983年9月26号作出判决：判处陈爱英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朝家的两个女儿，因未满十八周岁（当时朝家大女儿17岁，小女儿15岁），且属于防卫过当，免于起诉；朝某因没有参与作案，证据不足，依法释放。 判决结果出来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判决合情合理，既惩罚了“凶手”，也考虑到了案件的特殊情况，并没有过度追责。大家都以为，这起轰动一时的涵洞无名尸案，就此尘埃落定，再也没有波澜。可谁也没有想到，这起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一场更大的乌龙和尴尬，还在后面等着所有人。 县法院宣判仅仅8天之后，也就是1983年10月4号，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被大家一致认为已经死亡、被陈爱英母女三人杀害的黄三宝，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而且是由他的父亲黄老汉，还有几个亲属陪着，主动来到新沂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当黄三宝出现在公安局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所有在场的民警，都惊呆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大家看着眼前的黄三宝，身高一米六左右，留着平头，右肩胛下边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伤疤，穿着一条旧的蓝色裤头，和他们之前认定的“死者”，一模一样，可他却活生生地站在那里，眼神里满是愧疚和忐忑，根本不像是一个已经死去多日的人。 干警们连忙上前，仔细打量着黄三宝，确认他确实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幻觉，也不是有人冒充。随后，干警们将黄三宝和黄老汉请到办公室，耐心询问，这才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揭开了这场乌龙冤案的真相。 原来，7月18号晚上，黄三宝确实是趁着天黑，偷偷闯入了朝某家，意图对朝某的妻子和女儿耍流氓。可他刚一进门，就被陈爱英和两个女儿发现了，母女三人毫不畏惧，对着他又打又骂，还拿起家里的扫把、棍子，狠狠打了他一顿。黄三宝本身就游手好闲，胆子不大，被母女三人打得鼻青脸肿，疼得嗷嗷叫，当时就被打怕了，生怕母女三人真的会打死他，于是就连滚带爬地从朝家跑了出来。 跑出来之后，黄三宝心里十分害怕，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仅被朝家人打了一顿，而且如果朝家人报警，他肯定会被抓起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他也不敢回家，生怕黄老汉会打死他，骂死他，于是就干脆破罐子破摔，连夜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偷偷逃到了邻县的郫县，之后又辗转逃到了遥远的黑龙江省。 在黑龙江，黄三宝隐姓埋名，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在一个工地上搬砖、和水泥，干最苦最累的活，赚一点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可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警方发现，也生怕朝家人会找到他，报复他。而且，他孤身一人，在遥远的异乡，无依无靠，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委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就这样，黄三宝在黑龙江干了两个多月的临时工，实在是受不了这种逃亡的煎熬了，他想念家里的亲人，也不想再继续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于是就下定决心，偷偷返回家乡，主动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黄三宝回到家之后，黄老汉和家里的亲属们，看到他活生生地站在眼前，都吓傻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半天反应不过来。黄老汉先是愣了半天，然后上前，一把抓住黄三宝的胳膊，用力拧了一下，确认他不是鬼魂，才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骂：“你这个畜生！你没死啊？你知不知道，你吓死爹了！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朝家母女被抓起来了，还被判刑了！你这个不孝子，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黄三宝被黄老汉骂得低下了头，满脸愧疚，不停地磕头认错：“爹，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耍流氓，不该逃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朝家的人，我现在就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任凭警方处置！” 就这样，黄老汉带着满心的愧疚和愤怒，陪着黄三宝，主动来到了新沂县公安局，投案自首。黄三宝主动交代了自己7月18号晚上闯入朝某家耍流氓，然后逃跑的全部经过，还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 黄三宝这一“死而复生”，瞬间在新沂县公安政法机关掀起了轩然大波，也让所有参与这起案件的民警，陷入了巨大的压力和尴尬之中。大家都知道，这起案件，办砸了，办出了一起乌龙冤狱，明明黄三宝还活着，警方却错误地认定涵洞里的无名男尸是黄三宝，还将无辜的陈爱英母女三人送上了法庭，判处了刑罚，这不仅冤枉了好人，也严重影响了公安部门的声誉。 一时间，外界的质疑声、指责声，源源不断地传来。有人说，新沂县公安局的民警办事不力，草菅人命，连死者的身份都搞不清楚，就胡乱断案；有人说，民警们主观臆断，偏听偏信，才造成了这起冤假错案；还有人说，警方是不是收了好处，故意冤枉朝家母女三人。 朝某一家，得知黄三宝“死而复生”，而且主动投案自首的消息后，更是悲愤交加。朝某带着妻子陈爱英和两个女儿，直接跑到了新沂县公安局的办公室，坐在地上，不肯走，强烈要求公安局立刻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陈爱英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控诉：“我们根本没有杀人，我们只是自卫，把那个流氓打跑了，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们？为什么要判我的刑？我的女儿还那么小，你们为什么要毁了她们的一生？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 朝家两个女儿，也哭得梨花带雨，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委屈，她们本来是受害者，却被当成了凶手，被拘留审查，还被提起公诉，虽然最终免于起诉，但这段经历，给她们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也让她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被村民们指指点点。 而参与这起案件的民警们，一个个心情沉重，满脸愧疚和自责，觉得无地自容，没脸见人。平日里，他们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英雄，可这一次，他们却因为自己的失误，办出了冤假错案，冤枉了无辜的人，丢尽了公安部门的脸。很多民警，那段时间走路都抬不起头来，不敢见朝家人，也不敢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和指责，夜里常常失眠，心里充满了自责。 面对这种尴尬、难堪，又充满压力的局面，新沂县公安局的领导，没有逃避，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明确表示：有错必纠，绝不姑息！这起案件，确实是因为警方的工作失误，造成了冤假错案，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尽快为朝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同时，也要重新组建专案组，全力以赴，侦破真正的无名尸案，找到真凶，用胜利的成果，挽回公安部门的声誉，给死者一个交代，给全县人民一个交代。 会议结束后，新沂县公安局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步，就是公开向朝某一家赔礼道歉，宣读平反决定，为朝某一家恢复名誉，同时，依法赔偿朝某一家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弥补他们因为这起冤假错案，所遭受的伤害。第二步，就是由一位局领导亲自挂帅，抽调全局最精干的民警，重新组成专案组，全局一盘棋，全力以赴，展开新的侦查工作，务必侦破无名尸案。第三步，就是实行责任倒查和错案追究责任制，对参与这起案件的相关民警，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处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 可所有人都清楚，道歉、赔偿、处分，都只是次要的，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侦破真正的无名尸案，涵洞里的无名男尸，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被人残忍杀害？凶手是谁？作案动机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必须尽快找到答案，只有侦破了这起案件，才能真正挽回公安部门的声誉，才能真正给死者一个交代，也才能让朝家一家，真正放下心中的怨恨。 这起乌龙冤狱，不仅惊动了新沂县，也惊动了徐州市和江苏省的公安部门。江苏省公安厅、徐州市公安局，得知这起案件的情况后，高度重视，当即抽调了省、市两级最顶尖的刑侦专家、法医和技术人员，连夜赶到新沂县公安局，指导案件的侦查工作。 省、市、县三级公安民警，汇聚在一起，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大家放下身段，正视错误，认真梳理了之前侦查工作中的失误和漏洞，然后重新部署侦查工作，决定从头开始，重新勘察现场，重新对尸体进行检验，重新分析案情，确定侦查方向和对策，务必找到死者的身份，抓住真凶。 首先，省、市两级的法医专家，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重新的、更加细致的检验，结合先进的技术手段，推翻了之前的很多判断，对死者做出了全新的、更加准确的画像。 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死者的年龄和死亡时间。之前，法医初步推断，死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死亡时间距离被发现的时间，大约在4到5天左右。可经过省、市法医专家的重新检验和分析，结合尸体的骨骼发育情况、腐败程度，以及胃内容物的进一步检测，最终确定，死者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比之前推断的大了5岁；而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被发现的时间，应该在10天以上，比之前推断的时间，整整多了一倍还多，也就是说，死者大概是在7月10号左右被杀害的，比黄三宝闯入朝某家的时间，还要早8天。这个发现，彻底推翻了之前“黄三宝被陈爱英母女杀害”的推断，也让民警们更加意识到，之前的侦查工作，确实存在严重的失误。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死者头部损伤的成因。之前，法医只是简单地判断，死者头部的损伤，是受到外力撞击造成的，并没有深入分析损伤的具体成因。可经过省、市法医专家的仔细勘察和分析，发现死者头面部的损伤，主要集中在左右两侧的乳突部位，右侧颧骨、乳突，以及下颌骨，都有骨折，而且骨折的形态，十分规则。 法医专家解释说，这种规则的骨折形态，一般来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形成，死者的左侧脸部，被人牢牢按压在质地比较坚硬的平面物体上（比如地面、桌子、墙壁等），无法动弹，然后凶手用钝器，从死者的右侧脸部，用力击打，才能形成这种规则的骨折形态。说白了，就是凶手先把死者摁倒在地，或者摁在桌子上，让死者无法反抗，然后再拿起钝器，对着死者的右侧脸部，狠狠砸下去，才会造成这样的伤痕。结合这个发现，法医专家最终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就是头部受到钝器打击，造成颅脑损伤，最终死亡。 第三个不同之处，是对杀人凶器的判断。之前，民警们认为，杀人凶器，就是涵洞里打捞出的镰刀，以及朝家发现的斧头。可经过省、市法医专家的重新分析，结合死者身上的损伤特征，最终确定，杀人凶器，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钝器，一种是锐器，两者缺一不可。 法医专家解释说，根据死者头部的创伤形态特征，可以推断，致命的钝器，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重量、质地比较坚硬，而且带有棱边、棱角的钝性物体（比如方形铁棍、带棱角的石头、斧头的背面等）；而根据死者颈部、两腋下侧，以及下身隐私部位的损伤形态特征，可以推断，这些损伤，是锐器造成的，而这把锐器，应该是一把具有一定长度、刃口比较锋利的单刃尖刀。也就是说，凶手作案时，携带了两种凶器，先用钝器，将死者击打致死，然后再用锐器，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切割、伤害，意图毁容，或者掩盖线索。 第四个不同之处，是对死者身上锐器伤的判断。之前，民警们认为，死者身上的锐器伤，是在死者生前，与凶手搏斗时造成的。可经过省、市法医专家的重新检验和分析，发现死者身上的锐器伤，数目很多，而且部位比较分散，有的在颈部，有的在腋下，有的在下身隐私部位，可这些锐器伤，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没有一处是致命伤，任何一处损伤，都不足以让死者立刻丧命。 法医专家推断，人如果没有死亡，或者还有挣扎能力的话，受到锐器伤害时，肯定会本能地反抗、躲闪，不可能听任凶手，在自己身上的多个部位，随意切割、刺戳。所以，死者身上的这些锐器伤，应该是在死者死后，被凶手残忍切割造成的，凶手的目的，大概率是为了毁容，掩盖死者的身份，同时也是为了泄愤。这个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凶手是有预谋、有准备的作案，而且心狠手辣，极其残忍。 省、市、县三级公安民警，结合重新尸检的结果，以及重新勘察现场获取的线索，经过反复分析、讨论，最终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明确了侦查方向： 第一，死者面容被毁，遍体鳞伤，下身隐私部位还有特殊的剥离损伤，说明凶手和死者，很可能是熟人关系，凶手之所以要毁容，就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避免被人认出，进而找到自己。而且，从凶手的残忍程度来看，这起案件，大概率是奸杀，或者仇杀，凶手的作案动机，要么是情感纠纷，要么是私人恩怨，报复心理极强。 第二，凶手作案时，使用了两种凶器，钝器和锐器，而且作案手法娴熟，心理素质极强，说明凶手是有预谋、有准备的作案，不是临时起意，大概率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心狠手辣、不计后果的人。 第三，抛尸地点是公路旁边的涵洞，这个涵洞地势低洼，常年积水，而且比较偏僻，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涵洞的具体情况，说明凶手，应该是本地人，或者长期在这一带活动，熟悉现场的环境，知道这个涵洞隐蔽，适合抛尸，能够拖延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第四，死者的死亡时间，在7月10号左右，失踪时间，应该也在这个时间段，所以，侦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排查，在7月10号左右，新沂县及周边地区，失踪的30岁左右的男性，尤其是身高一米六左右、血型b型、右肩胛有铜钱大小陈旧性伤疤的男性。 侦查方向明确之后，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侦查工作中。这一次，民警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敢主观臆断，每一个线索，都仔细核实，每一个疑点，都深入排查，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万无一失。 专案组决定，以抛尸涵洞为中心，对周围15华里范围内的4个乡镇、33个村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工作。排查工作，要求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事”，无论是村里的常住人口，还是外来人员，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一一进行询问，详细登记相关信息，重点排查，在7月10号左右，有失踪人员的家庭，以及有可疑行为、可疑动机的人员。 为了加快排查进度，民警们分成了多个小组，每组3到5人，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在泥泞的土路上奔波，挨家挨户走访。白天，他们走村串户，询问村民，登记信息，搜集线索，汗水湿透了衣服，晒得皮肤脱皮，喉咙干得冒烟，也只是随便喝一口水，歇一会儿，就继续赶路；晚上，他们回到临时办公点，整理当天搜集到的线索，分析疑点，熬夜加班，有时候，甚至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只能啃几口干粮，喝几口凉水，继续工作。 民警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上一次，他们因为失误，办出了冤假错案，丢尽了脸，这一次，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侦破案件，抓住真凶，挽回名誉，给死者一个交代，给朝家一个交代，也给全县人民一个交代。他们常说：“上回，我们啪啪被打了脸，这一回，哪怕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针捞出来，案件不破，我们誓不罢休！” 就这样，排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民警们踏遍了4个乡镇的33个村庄，走访了上千户村民，登记了上万人的信息，排查出了各类可疑线索上百条，也发现了9名近期失踪的人员。可经过民警们的逐一核实、仔细比对，这9名失踪人员，要么是出走时间和死者的死亡时间对不上，要么是体貌特征、血型、疤痕等关键信息和死者不符，要么是后来被证实只是外出打工、走亲戚，并没有遇害，最终，这9名失踪人员全部被排除了嫌疑。 排查工作陷入了新的僵局，民警们一个个身心俱疲，脸上满是疲惫和失落。连续一个星期的高强度工作，白天顶着烈日奔波，晚上熬夜整理线索，很多民警都累得嗓子沙哑、双腿浮肿，有的甚至中暑晕倒，可醒来之后，依旧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死者的身份，依旧是一个谜团。 “难道我们的排查方向错了？”有民警忍不住提出疑问，“还是说，死者根本不是这4个乡镇的人？”面对这样的困境，专案组的领导没有慌乱，而是再次召开会议，结合之前的侦查线索，重新分析排查方向。最终，大家一致决定，扩大排查范围，将排查范围从原来的4个乡镇，扩大到全县的26个乡镇，同时，在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3个省份的24个相邻县城，张贴认尸通告，附上死者的体貌特征、疤痕、血型等关键信息，发动群众的力量，寻找线索，确定尸源。 认尸通告张贴出去之后，很快就引起了群众的广泛关注，很多村民都主动前来围观、打听，还有一些群众，主动给警方打电话，提供失踪人员的线索。民警们一边继续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拉网式排查，一边逐一核实群众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哪怕是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线索，他们也会亲自前往核实，绝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那段时间，新沂县公安局的电话，几乎被群众提供线索的电话打爆了，民警们分工明确，一部分人负责接听电话、登记线索，一部分人负责外出核实线索，一部分人负责整理排查信息，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为了核实一条线索，民警们要驱车几百里，辗转好几个村庄，哪怕最终发现线索无效，他们也毫无怨言，只是默默返回，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忙碌，民警们从几百名外出未归、下落不明的人员中，筛选出了13名重点可疑人员，这13名人员，年龄、身高、失踪时间，都和死者的特征有一定的吻合度。民警们立刻对这13名人员，展开了重点排查和核实，逐一走访他们的亲属、邻居，提取相关信息，和死者的特征进行比对。 排查工作依旧充满了波折，这13名可疑人员中，有12名被逐一排除了嫌疑，有的是血型不符，有的是没有死者身上那样的陈旧性伤疤，有的是失踪后被证实已经在外地定居，还有的是体貌特征和死者差距过大。就这样，13名可疑人员，只剩下最后一名，疑点越来越多，这个人，名叫王明凯。 王明凯，家住棋盘乡筛子村元虚村四队，距离抛尸的涵洞，大约有20里地左右，这个距离，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刚好符合凶手熟悉现场环境、便于抛尸的特征。为了核实王明凯的情况，民警们立刻驱车前往筛子村元虚村四队，走访了王明凯的左邻右舍、亲属，以及村里的村干部，详细了解王明凯的体貌特征、失踪时间、日常为人处世等情况。 经过走访，民警们了解到，王明凯当年38岁，和法医重新推断的死者年龄（30岁左右，存在一定误差，因尸体高度腐败，年龄推断有浮动）基本相近；王明凯的身高，刚好是一米六左右，和死者的身高完全吻合；更关键的是，王明凯的手指又尖又细，村里的人都戏称他是“鸡爪子手”，而法医在检验尸体时，也发现死者的手指骨骼特征，和“鸡爪子手”的特征十分相似。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线索，指向了王明凯。村民们反映，王明凯平时穿38号的鞋，和之前民警们推断的死者鞋码一致；王明凯失踪之前，留着一头高桩平头发型，发长和死者残留的头发长度、发型，也基本吻合；最让民警们振奋的是，王明凯的右背部（对应死者的右肩胛内侧），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伤疤，这个伤疤，是王明凯小时候调皮，被火烧伤留下的，村里很多人都知道，而这个伤疤的大小、形状、位置，和死者身上的那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伤疤，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更关键的是，王明凯的失踪时间，也和死者的死亡时间高度吻合。村民们反映，王明凯最后一次在村里出现，是在7月8号左右，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下落不明，家里人也没有报警，只是对外说，王明凯外出打工去了。而法医重新推断的死者死亡时间，是在7月10号左右，王明凯的失踪时间，刚好在死者死亡时间之前，这也符合凶手作案后，掩盖死者身份、谎称死者外出的逻辑。 还有一个疑点，让民警们格外重视，王明凯失踪之前，穿的是一条旧的蓝色裤头，村里的人都见过，而这条裤头的样式、布料、新旧程度，和警方在抛尸现场旁边的小河东岸，发现的那条旧蓝色裤头，完全一致。村民们还反映，王明凯平时十分节俭，那条蓝色裤头，他穿了很多年，一直舍不得扔，不可能轻易丢弃。 一条条线索，不断叠加，王明凯的嫌疑，越来越大，民警们几乎可以确定，涵洞里的无名男尸，大概率就是王明凯。可经过上一次黄三宝的乌龙事件后，民警们变得格外谨慎，不敢轻易下结论，哪怕线索再充分，他们也必须进一步核实，搜集更多的证据，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再次出现冤假错案。 就在民警们进一步排查王明凯情况的时候，一个更加惊人的线索，浮出了水面，王明凯的妻子袁庆荣，和王明凯的亲弟弟王明亮，关系十分暧昧，两人很可能勾搭成奸，而这，很可能就是王明凯被杀害的动机。 村民们私下里向民警反映，王明亮是王明凯的亲弟弟，当年35岁，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正经工作，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在村里的名声，十分不好，属于那种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人。1982年3月，王明亮因为在老家欠下了一屁股债，还得罪了人，实在待不下去了，就跑到了二哥王明凯家，投奔王明凯，想要跟着王明凯一起生活。 王明凯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心地善良，看着是自己的亲弟弟，不忍心拒绝，就收留了王明亮，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还帮他找了一些零活干。可王明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竟然是引狼入室，不仅毁了自己的家庭，还丢了自己的性命。 王明亮住进王明凯家之后，不仅不感恩，反而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整天无所事事，还经常偷偷摸摸地调戏自己的嫂子袁庆荣。一开始，袁庆荣还拒绝、反抗，可时间久了，看着王明亮能说会道，比老实本分的王明凯更懂得讨好自己，袁庆荣就渐渐动了心，最终，两人突破了伦理道德的底线，勾搭成奸，暗地里往来密切，还刻意隐瞒着王明凯。 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王明凯就察觉到了妻子袁庆荣和弟弟王明亮之间的异常。他发现，妻子和弟弟总是眉来眼去，举止暧昧，而且，两人经常趁着自己外出干活的时候，单独待在家里，关门闭户，不知道在做什么。王明凯心里十分生气，就找妻子和弟弟对质，可袁庆荣和王明亮，都矢口否认，还反过来指责王明凯胡思乱想，冤枉他们。 王明凯虽然老实，但也有自己的脾气，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会做出这样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可眼前的种种迹象，又让他不得不怀疑。之后，王明凯又多次发现两人的暧昧举动，甚至抓到过两人私下往来的现行，王明凯彻底被激怒了，他先是狠狠打了妻子袁庆荣一顿，然后，又对弟弟王明亮下了逐客令，逼着王明亮离开自己家，再也不要回来。 王明亮被王明凯赶出去之后，心里十分怨恨，他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王明凯破坏了自己和袁庆荣的关系，断了自己的后路。而袁庆荣，也因为王明凯的殴打和指责，对王明凯充满了不满和怨恨，她心里早就厌倦了老实本分、不懂情趣的王明凯，更喜欢能说会道、懂得讨好自己的王明亮。就这样，两人在私下里商量，既然王明凯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事情，还逼着王明亮离开，不如，干脆把王明凯杀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担惊受怕了。 民警们还了解到，王明亮这个人，不仅心术不正，而且心狠手辣，干过很多缺德事，根本没有人性。有一次，王明亮因为没钱花，就去找自己的大哥借钱，大哥因为知道他好吃懒做，不愿意借钱给他，王明亮就怀恨在心，偷偷把毒药扔进了大哥家的猪圈里，毒死了大哥家好几头猪，给大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一次，他趁着自己的堂哥王明友劳改服刑、不在家的机会，竟然丧尽天良，把堂哥的妻子拐卖到了外地，从中谋取私利，堂哥出狱后，得知妻子被拐卖，悲痛欲绝，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 更可疑的是，王明凯失踪之后，王明亮和袁庆荣的举动，十分反常。王明凯失踪没多久，王明亮就偷偷回到了王明凯家，和袁庆荣住在了一起，两人同吃同住，举止亲密，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在村里走来走去，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悲伤的情绪，反而十分开心，比一般的夫妻还要腻乎、甜蜜。 村里的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私下里议论纷纷，都说王明凯的失踪，肯定和王明亮、袁庆荣有关，可因为没有证据，再加上王明亮平时在村里横行霸道，没人敢轻易得罪他，也没人敢主动站出来，向警方反映情况。直到民警们前来走访排查，村民们才鼓起勇气，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民警。 种种迹象表明，涵洞里的无名男尸，就是王明凯，而王明亮和袁庆荣，有着重大的杀人嫌疑，两人很可能是因为勾搭成奸，被王明凯发现后，合谋杀害了王明凯，然后抛尸涵洞，毁容掩盖身份，之后，又谎称王明凯外出打工，企图蒙混过关。 虽然线索已经十分充分，嫌疑也已经锁定，但专案组的领导，依旧十分谨慎，要求民警们继续深挖细查，搜集更多的直接证据，比如作案凶器、血迹、衣物等，只有拿到铁证，才能对王明亮和袁庆荣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审讯，避免再次出现失误。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继续走访村民，搜集更多关于王明亮和袁庆荣的可疑线索，核实两人合谋杀人的相关情况；另一方面，对王明凯的家，进行了秘密搜查，寻找作案痕迹和罪证。同时，民警们还秘密提取了王明凯生前穿过的大衣口袋里的毛发、衬衣口袋里的烟头，以及棉衣领上的汗液斑痕，送到技术部门，进行检测化验，比对死者的血型。 几天后，检测化验结果出来了，王明凯的血型，是b型，和涵洞里无名男尸的血型，完全一致。这个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警们的判断，死者，就是王明凯，而王明亮和袁庆荣，就是杀害王明凯的凶手。这个发现，让所有的民警，都十分振奋，多日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他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省厅、市局的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十分重视，多次来到新沂县公安局，指导案件的侦查和审讯工作，要求民警们务必深挖细查，搜集齐全所有的罪证，确保案件办成铁案，不给凶手任何狡辩的机会。新沂县公安局党委，也在全局挑选了最精干、最有审讯经验的民警，组成了审讯小组，负责对王明亮和袁庆荣的审讯工作；同时，抽调专人，负责搜查和外调取证工作，全方位搜集罪证。 秘密搜查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民警们在王明凯的家里，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最终，在王明凯的大衣上、床框上、凉席上、被褥上，都发现了多处没有处理干净的血迹。这些血迹，虽然经过了清洗和擦拭，但依旧能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出来，经过比对，这些血迹的血型，都是b型，和王明凯（死者）的血型，完全一致，显然，这些血迹，就是王明凯被杀害时，留下的。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在王明凯家的棉袄上、毯子上，以及一些杂物上，发现了点片状的血迹，经过检测，这些血迹，也都是王明凯的血迹。这些血迹，分布在卧室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床框和凉席上的血迹，面积较大，显然，王明凯的家，就是杀害王明凯的第一现场，而卧室的床，很可能就是王明凯被杀害的具体位置。 罪证确凿，民警们再也没有犹豫，当即决定，对王明亮和袁庆荣，依法实施拘留审查，将两人带到公安局，进行审讯，揭开案件的全部真相。当民警们赶到王明凯家，出示拘留证，要将王明亮和袁庆荣带走的时候，两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满是慌张和恐惧，可他们还是试图狡辩，声称自己没有杀人，王明凯是外出打工去了，可他们慌乱的神情，早已暴露了他们的罪行。 审讯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王明亮和袁庆荣，早就订立了攻守同盟，统一了口径，无论民警们怎么审讯，他们都矢口否认自己杀害了王明凯，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胡言乱语，编造谎言，试图蒙混过关。王明亮甚至还嚣张跋扈，对着审讯民警大喊大叫，声称民警们冤枉他，要求民警们立刻放了他，否则，他就要投诉民警们。 袁庆荣则不一样，她性格懦弱，心理素质极差，面对民警们的审讯，以及民警们出示的血迹、毛发等证据，她的心理防线，渐渐开始崩溃，眼神躲闪，浑身发抖，说话也语无伦次，时不时就会露出破绽。审讯民警，抓住袁庆荣的这个弱点，一方面，对她进行政策攻心，向她讲解法律知识，告诉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她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就能争取宽大处理；另一方面，不断出示相关证据，打破她的心理防线，让她知道，自己的狡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警方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罪证。 与此同时，审讯民警，也对王明亮展开了猛烈的审讯攻势。他们一方面，严厉驳斥王明亮的狡辩，揭露他的谎言，让他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他和袁庆荣合谋杀人的全部线索和证据；另一方面，也向他讲解法律知识，告诉他，他干过的那些缺德事，以及杀害王明凯的罪行，都是不可饶恕的，只有主动交代，坦白自己的罪行，才能争取宽大处理，否则，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在审讯民警的强大攻势下，王明亮和袁庆荣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先是袁庆荣，再也忍不住，哭着交代了自己和王明亮，合谋杀害王明凯的全部经过；紧接着，王明亮，看着袁庆荣已经交代了罪行，再加上民警们出示的铁证，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狡辩，也只能低下头，坦白了自己和袁庆荣，杀害王明凯、抛尸毁容的全部罪行。 经过审讯，民警们终于揭开了这起杀亲惨案的全部真相，也还原了1983年7月7号晚上，那场残忍的谋杀案的全过程。 王明凯，原本是新沂县城岗乡起源村的农民，性格老实本分，为人善良，1975年，入赘到棋盘乡袁家，成为了袁庆荣的丈夫，婚后，两人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情，但也还算和睦，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王明凯的弟弟王明亮，从小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在老家得罪了人，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实在待不下去了，就于1982年3月，跑到了王明凯家，投奔王明凯。 王明凯，看着是自己的亲弟弟，不忍心拒绝，就收留了王明亮，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还帮他找了一些零活干，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可王明亮，却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反而变本加厉，好吃懒做，整天无所事事，不仅不干活，还经常偷偷摸摸地花王明凯的钱，调戏自己的嫂子袁庆荣。 袁庆荣，性格懦弱，而且比较贪图享乐，看着老实本分的王明凯，整天只会埋头干活，不懂情趣，也不会讨好自己，心里渐渐有了不满。而王明亮，能说会道，嘴甜，很懂得讨好袁庆荣，经常给袁庆荣买一些小礼物，说一些甜言蜜语，久而久之，袁庆荣就渐渐动了心，最终，突破了伦理道德的底线，和王明亮勾搭成奸，暗地里往来密切。 两人的暧昧举动，很快就被王明凯发现了。王明凯，性格老实，但也有自己的底线，他得知自己的妻子和弟弟，做出了这样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后，十分愤怒，多次找两人对质，还狠狠打了袁庆荣一顿，逼着王明亮离开自己家，再也不要回来。 王明亮被王明凯赶出去之后，心里十分怨恨，他觉得王明凯破坏了自己和袁庆荣的关系，断了自己的后路，于是，就产生了杀害王明凯的念头。他偷偷找到袁庆荣，和袁庆荣商量，既然王明凯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事情，还逼着自己离开，不如，干脆把王明凯杀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担惊受怕了。 袁庆荣，当时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再加上对王明凯的不满和怨恨，就答应了王明亮的提议，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密谋杀害王明凯的计划，还精心准备了作案凶器，一把单刃尖刀，以及一根前端是扁方形的大铁棍子。 1983年7月7号下午，袁庆荣，按照两人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一改往日对王明凯的冷淡，假装对王明凯十分温柔、体贴，主动上街，给王明凯买了酒和菜，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王明凯爱吃的饭菜，里面就有韭菜、辣椒等，也就是法医在死者胃内容物中，发现的那些食物残留。 晚上，王明凯收工回家，看到妻子袁庆荣，竟然给自己做了一桌子好酒好菜，还对自己十分温柔，心里十分纳闷，不知道袁庆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他也没有多想，以为袁庆荣是知道自己错了，想要弥补自己，于是，就放下了戒心，和袁庆荣一起，喝酒吃饭。 袁庆荣，一边陪着王明凯喝酒，一边不停的给王明凯倒酒，还说着一些讨好王明凯的话，故意让王明凯多喝酒，想要把王明凯灌醉，让他失去反抗能力。王明凯，本来就老实本分，不怎么会喝酒，再加上袁庆荣不停的劝酒，没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头晕目眩，浑身无力，瘫坐在椅子上，失去了反抗能力。 晚上11点左右，王明亮，按照事先和袁庆荣约定好的时间，偷偷溜进了王明凯的家，看到王明凯已经被灌醉，瘫坐在椅子上，失去了反抗能力，王明亮，立刻从怀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尖刀，毫不犹豫地，朝着王明凯的肚子，狠狠戳了一刀。 虽然王明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被尖刀戳中肚子后，剧烈的疼痛，还是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他疼得嗷嗷大叫，想要挣扎着站起来，反抗王明亮，可他浑身无力，根本站不起来，也无法反抗。王明亮，看着王明凯想要反抗，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立刻从门后，拿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扁方形大铁棍子，朝着王明凯的右耳朵部位，狠狠砸了几下。 几声沉闷的撞击声过后，王明凯，再也没有了动静，眼神涣散，脑袋一歪，彻底没了呼吸，当场死亡。就这样，王明凯，被自己最信任的弟弟，和自己的妻子，联手残忍杀害了，死在了自己的家里，死在了自己最放松、最没有戒心的时候。 杀害王明凯之后，王明亮和袁庆荣，并没有慌乱，而是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开始处理现场，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先是找来一条红色的棉毯，把王明凯的尸体，紧紧包裹住，然后，又找来一辆平板车，把包裹着尸体的棉毯，抬到平板车上，趁着夜深人静，村里的村民都已经熟睡，没有人发现，两人推着平板车，朝着冯庄村小鹿庄西边的骑行公路涵洞，慢慢走去。 两人推着平板车，一路小心翼翼，避开了所有的村民，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才终于赶到了抛尸地点，那个常年积水、偏僻隐蔽的涵洞。为了让人无法辨认出死者的身份，掩盖自己的罪行，王明亮，又找来一块石头，还有一把刀子，对着王明凯的脸，狠狠砸了几下，又用刀子，把王明凯的脸，划得血肉模糊，彻底毁容，让任何人都无法看清王明凯原本的面容。 毁容之后，王明亮和袁庆荣，一起把包裹着尸体的棉毯，扔进了涵洞的积水中，看着尸体慢慢沉入水中，被积水淹没，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罪行，没有人会发现，王明凯已经被他们杀害了，更没有人会找到他们头上。 抛尸结束后，两人推着平板车，沿着原路返回，在返回的路上，为了彻底掩盖罪行，王明亮，把包裹尸体的红色棉毯，以及王明凯身上穿的裤子，一起扔进了距离涵洞不远处的一口机井里，想要让这些物品，永远沉入井底，不被人发现。 回到家之后，两人又立刻投入到了清理现场的工作中，他们用清水，仔细清洗着卧室里的血迹，擦拭着床框、凉席、被褥上的血迹，还有地面上的血迹，试图把所有的作案痕迹，都清理干净。可无论他们怎么清洗、擦拭，还是留下了一些没有处理干净的血迹，这些血迹，最终，成为了指证他们罪行的关键证据。 清理完现场之后，王明亮和袁庆荣，又再次订立了攻守同盟，统一了口径，约定好，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说出杀害王明凯的事情，对外，就统一说，王明凯，是因为想要做生意，去山东买船了，等买完船，就会回来，以此来蒙混过关，欺骗村民，也欺骗警方。 第二天一大早，王明亮，又偷偷把王明凯生前穿的衬衣、裤子等衣物，装进一个黑色的提包里，再次跑到了那口机井旁边，把黑色提包，也扔进了机井里，和之前扔进的棉毯、裤子，放在一起，彻底销毁证据。之后，他又把作案凶器，那把单刃尖刀，用毛巾紧紧包裹住，扔进了村里的一条小河里，想要让尖刀，被河水冲走，永远不被人发现。 做完这一切之后，王明亮和袁庆荣，才彻底放下心来，他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没有人会发现他们杀害王明凯的罪行，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终究还是留下了破绽，他们犯下的罪行，终究还是被警方发现了，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审讯结束后，民警们，立刻押着王明亮，前往他交代的作案现场、抛尸现场，以及丢弃凶器、衣物的地点，进行指认。王明亮，一一进行了指认，每一个地点，都和他交代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偏差。随后，民警们，组织人员，对那口机井，进行了打捞，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从机井里，打捞出了王明亮交代的红色棉毯、黑色提包，以及王明凯的衣物等物品；同时，民警们，也在那条小河里，打捞出了那把单刃尖刀，经过比对，尖刀的刃口，和死者身上的锐器伤，完全吻合，这把尖刀，就是杀害王明凯的作案凶器之一。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找到了王明亮交代的那根扁方形大铁棍子，经过比对，铁棍子的前端，和死者头部的钝器伤，完全吻合，这根铁棍子，就是杀害王明凯的另一把作案凶器。至此，所有的罪证，都已齐全，铁证如山，王明亮和袁庆荣，杀害王明凯的罪行，再也无法狡辩，这起轰动一时的涵洞无名尸案，终于真相大白，成功告破。 案件成功告破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新沂县的大街小巷，村民们，得知真相后，都十分震惊，纷纷议论纷纷，没有人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一起残忍的杀亲惨案，更没有人想到，王明亮和袁庆荣，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为了私情，不惜杀害自己的亲人、丈夫。 后来，王明亮和袁庆荣，被新沂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新沂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明亮和袁庆荣，无视国家法律，违背伦理道德，勾搭成奸，合谋杀害王明凯，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罪行严重，构成故意杀人罪。结合两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王明亮之前犯下的其他恶行，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处王明亮死刑，立即执行；判处袁庆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结果出来后，得到了全县人民的一致认可，大家都认为，这个判决，合情合理，大快人心，为王明凯讨回了公道，也震慑了那些意图违法犯罪的人。而黄三宝，因为闯入朝某家，实施流氓犯罪活动，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态度较好，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第202章 潜伏20年的凶手，竟以千万富商身份逍遥法外 1997年的夏天，南京的暑气还没褪去，空气中弥漫着老城区特有的梧桐叶潮气和蝉鸣的聒噪。8月16号下午5点左右，夕阳把玄武区老巷子的墙皮染成了昏黄色，下班的人流渐渐稀疏，大多街坊都踩着余晖往家里赶，准备做一顿热乎的晚饭，没人能想到，一场血腥的劫难正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距离自家门口仅10米的地方。 当时，30多岁的乔某正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密码箱，慢悠悠地往家走。他身形不算高大，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脸上还带着几分疲惫——忙活了一天的邮票生意，任谁都会有些乏。可这份疲惫还没等他带进家门，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行永远定格在了那条狭窄的老巷子里。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住在附近的街坊，等有人惊呼着围过来时，乔某已经倒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是一片刺目的血泊，暗红色的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慢慢蔓延，浸湿了他的裤脚，也染红了旁边几片飘落的梧桐叶。他的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伤口还在微微渗血，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任凭周围的人怎么呼喊都没有一丝回应。 案发地点就在乔某家楼下的巷子口，距离他家的单元门也就短短10米的距离。换句话说，他再走几步就能踏进家门，就能见到等待他的妻子，可这几步路却成了他永远无法走完的归途。 后来，记者走访时找到了当时的目击群众李先生，如今已经年过花甲的他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旧难掩脸上的恐惧，说话时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仿佛那血腥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那天呐，我记得清清楚楚，下午5点来钟，我骑着那辆老永久自行车刚从厂里下班往家走。”李先生坐在自家小院的板凳上，手指着当年案发的方向，眼神有些恍惚，“那条巷子我走了十几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可那天拐进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心里头莫名的发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水，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说道：“我拐过来之后呢，就下意识地往巷子里头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这个位置，当时围着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巷子堵得严严实实。现场啊，乱得不成样子，有街坊邻居的议论声，有女人的惊呼声，还有人急得直跺脚的声音，叽叽喳喳的，乱得人心里发紧。” “我当时就赶紧下了自行车，把车停在巷子口的老槐树下，锁都没来得及锁好就挤到人群里头去看。这一看，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地面上就躺着一个人，脑袋底下全是血，顺着水泥地往下流都积成了一滩，那人一动不动的，看着就像是没气了。旁边有人小声嘀咕说‘打死了，打死了，这是被人打死了’，我这心里头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浑身发冷，连大气都不敢喘。” 李先生说，他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之后饭也没吃，觉也没睡好，一闭上眼睛就是乔某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吓得他好几次都从床上坐了起来，浑身是汗。 咱们现在出门，人人都有手机，有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可在1997年的时候，手机那可是稀罕物，堪比现在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老板或者当官的人才有，普通老百姓别说用手机了，就连见都少见。所以看到乔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李先生第一反应就是报警，可他身上没有手机，周围的街坊也没人有手机，情急之下他只能撒腿就跑，去找最近的公用电话。 “当时啊，我也顾不上害怕了，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赶紧报警赶紧救人。”李先生回忆道，“我从巷子里头冲出去，沿着街边一路跑，跑了差不多两百多米才在一个小卖部旁边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那电话是那种老式的拨号电话，机身都有些破旧了，我抓起话筒手都在发抖，拨号的时候好几次都按错了数字，好不容易才拨通了110。” 电话接通之后，李先生几乎是吼着把现场的情况说了一遍：“警察同志，快来啊！玄武区这边的老巷子里头有人被打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流了好多血，你们赶紧过来！”说完，他又急忙报上了具体的地址，生怕警察找不到地方。 报完警之后，李先生没有停留，又急匆匆地跑回了案发现场。这时候现场的人更多了，街坊邻居们都在议论纷纷，有人在猜测死者的身份，有人在惋惜，还有人在偷偷抹眼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经常和乔某打交道的街坊一眼就认出了躺在地上的人。 “哎，这不是乔老板吗？做邮票生意的那个乔某？”有人小声喊道，这话一出，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小了下去，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那个人，眼里满是惊讶。“对，就是他，我昨天还在邮票市场见过他，他每天收摊之后都会提着一个密码箱往家走，就是这个样子。” 紧接着，更多的人认出了乔某，街坊邻居们的议论声又再次响起：“原来是乔老板啊，他怎么会被人打成这样？”“听人说，他好像是被人家抢了，被抢走了一个密码箱，好像是什么牌子的密码箱，看着挺沉的。”“可不是嘛，他做邮票生意这么多年，手里肯定有不少值钱的邮票，估计是被人盯上了。” 有人补充道：“这个乔某啊，家就在前面，往前走10米那栋灰色的楼房就是他家，他和他妻子住在一起，没孩子，平时为人挺实在的，街坊邻居有什么事他也乐意帮忙，怎么就遭了这种毒手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得热火朝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惋惜和疑惑。而乔某是做邮票生意的这一点，几乎是周围街坊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大家纷纷猜测，他被抢走的那个密码箱里装的应该就是价值不菲的邮票，还有他当天的营业款。 听到街坊们的议论，李先生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大声说道：“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刚才在巷子口的时候碰见过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手里就拎着一个箱子，看着和大家说的那个密码箱差不多！”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纷纷围到李先生身边急切地问道：“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碰到的？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往哪跑了？” 李先生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了一番，眉头紧紧皱着，语气肯定地说道：“就是我拐进巷子之前，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往巷子里头拐，迎面就过来一个男的，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上还坐着另一个男的。他们俩骑得速度特别快，风风火火的，看起来慌慌张张的，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差点就撞到我了。” “我当时还吓了一跳，赶紧往旁边躲了一下，嘴里还嘀咕了一句‘这俩人怎么骑这么快，不要命了’。就在我躲避他们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坐在车后座上的那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箱子，箱子看起来挺沉的，他用两只手紧紧抓着，胳膊都绷得紧紧的，生怕箱子掉下来。” “我当时也没多想，只当是他们有什么急事就没太在意，直到现在听到大家说乔老板的密码箱被抢了，我才反应过来，那两个人手里的箱子说不定就是乔老板的！他们俩骑得那么快又那么慌张，肯定有问题！”李先生越说越激动，脸上也露出了懊悔的神情，“要是我当时多留意一下，记清楚他们的长相或者跟着他们，说不定就能找到线索了，也能帮上警察同志的忙。” 就在街坊们围着李先生追问细节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很快，几辆警车就停在了巷子口，南京市公安局和玄武区公安分局的民警，还有法医、技术勘查人员都匆匆下了车，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民警们第一时间疏散了现场的围观群众，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随后法医就立刻对乔某进行了初步的检验，技术勘查人员则拿着工具在现场仔细地勘查起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痕迹。 与此同时，120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乔某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街坊邻居们都围在救护车旁边不停地祈祷着，希望乔某能够平安无事，能够醒过来。可大家心里都清楚，乔某的伤势非常严重，头部流了那么多血，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遗憾的是，尽管医护人员拼尽全力抢救，可乔某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了。当这个消息传到老巷子里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大家纷纷为乔某惋惜，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就这样被人残忍地杀害了，实在是太令人气愤了。 接到报警之后，南京市公安局和玄武区公安分局两级公安刑侦部门高度重视这起案件，立刻成立了专案组，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开展侦查工作。这起案件发生在老城区的巷子里，距离受害人的家只有10米，性质极其恶劣，影响非常坏，警方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破案，抓获凶手，还受害人一个公道，给街坊邻居们一个交代。 法医通过详细的检验，最终确定乔某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导致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的。从伤口的形状和深度来看，凶手使用的钝器应该是一根比较粗壮的铁棍，或者是一块坚硬的石头，下手非常狠毒，没有丝毫留情，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一心想要置乔某于死地。 技术勘查人员在案发现场也提取到了多个可疑的物证。在乔某倒地的附近，他们找到了一根铁棍，这根铁棍大概有60公分长，宽度差不多五六公分，铁棍的表面很粗糙，上面还沾有少量的血迹和灰尘，经过检验，铁棍上的血迹正是受害人乔某的。除此之外，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墙角下，他们还找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石头的表面也有少量的血迹，同样是乔某的。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石头附近，技术勘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枚烟头和一个塑料袋。烟头已经被踩扁了，上面还残留着少量的烟丝，塑料袋则是一个很小的薄塑料袋，类似于那种平时去大众浴室洗澡用来装肥皂、毛巾的小袋子，袋子的表面很干净，看起来丢弃的时间并不长。技术勘查人员立刻把这些物证都收集起来，带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希望能够从这些物证上提取到凶手的指纹或者dNA，为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 警方通过走访周围的街坊邻居，还有乔某在邮票市场的同行，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乔某的情况。乔某在南京的邮票交易市场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当时的邮票市场就在大方向那边，相信很多老南京人，还有在南京待过十几年的人都应该比较熟悉。那个时候，邮票市场非常热闹，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买卖邮票，有的人是为了收藏，有的人是为了倒腾邮票挣钱，而乔某就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邮票市场里面，乔某的摊位是最大的，邮票的品种也是最多的，从普通的纪念邮票到稀有的珍贵邮票，他那里几乎都有。而且乔某为人实在，做生意也很讲信誉，从来不卖假邮票，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在他那里买卖邮票，他的生意也一直很好，每天都能挣不少钱。 据乔某的同行回忆，乔某有一个习惯，每天收摊之后都会把当天的营业款，还有一些价值不菲的邮票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密码箱里，然后提着密码箱骑自行车回家。他从来不会把这些钱和邮票放在摊位上，也不会交给别人保管，生怕出什么意外。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习惯让他被凶手盯上了，最终惨遭毒手。 案件发生在乔某回家的路上，距离他家只有10米，凶手得手之后就迅速逃离了现场，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线索。结合这些情况，警方分析认为这是一起精心预谋的抢劫杀人案件。凶手应该是早就盯上了乔某，摸清了他的行踪和习惯，知道他每天收摊之后都会提着装有现金和邮票的密码箱回家，所以他们提前在乔某回家的巷子里埋伏好，等乔某经过的时候就突然下手，击打乔某的头部，抢走密码箱，然后迅速逃离现场。 根据案发现场的示意图，受害人乔某倒在距离自家楼门口十几米远的地方，案发现场所在的这条巷子是一条典型的老南京巷子，闹中取静。巷子不算宽，大概也就两米多宽，两边是破旧的居民楼，墙皮都有些脱落了，巷子里头没有路灯，平时来往的人不多，但凡在这来来往往的，基本上都是住在这附近的住户，很少有陌生人经过。 但是，这条巷子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巷子的东西两边分别连接着两条主干道，主干道上人流、车流都很大，交通非常便利。这么一来，凶手实施抢劫之后就可以沿着主干道快速地逃离现场，要么打车，要么骑自行车，很容易就能摆脱追踪，这也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为了尽快找到凶手的线索，警方加大了走访排查的力度，在案发现场附近走访了大量的街坊邻居，寻找目击证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几名目击证人，他们都在案发前后看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其中一名目击证人是住在巷子东边的张大妈，她回忆说，案发当天下午她正在自家门口择菜，突然听到巷子里头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人被打倒在地的声音，紧接着就听到了几个人慌乱的脚步声，还有自行车的铃铛声。她赶紧抬起头往巷子里头看，就看到三个年轻男子慌慌张张地从巷子里头跑出来，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的密码箱，另外两个人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铁棍。 “那三个男的呀，年纪都不大，看着也就16岁到20岁左右，都穿着短袖衬衫，头发留得比较长，看起来流里流气的。”张大妈说道，“其中有一个人是长方脸，大鼻子，皮肤比较黑，看着挺壮实的；另一个人是小圆脸，长得比较瘦，眼睛小小的，说话的时候好像还带着一点外地口音；第三个人我没看得太清楚，只记得他个子不高，跟在另外两个人后面跑得很快。” 张大妈还说，那三个年轻男子跑出来之后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往主干道的方向跑了，速度非常快，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流之中。她当时也没多想，只当是几个调皮的小伙子打闹着跑过去了，直到后来听到街坊们说乔某被人打死了，她才反应过来，那三个年轻男子很可能就是凶手。 还有一名目击证人是住在巷子西边的王先生，他说他当天下午正好休假，在家门口晒太阳，看到三个年轻男子在巷子口的楼梯口逗留了很久，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他们三个人一会儿蹲在地上抽烟，一会儿又站起来往乔某家的方向张望，看起来鬼鬼祟祟的，形迹非常可疑。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不对劲，心想这几个小伙子不是咱们这附近的住户，怎么会在这里逗留这么久还鬼鬼祟祟的。”王先生说道，“我还特意多看了他们几眼，其中一个长方脸、大鼻子、皮肤黝黑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圆脸、比较瘦的男子，我看得很清楚，跟张大妈说的一模一样。他们蹲在地上抽烟的时候，还时不时地交头接耳，好像在商量着什么事情，看起来很神秘。” 可是，之前报案的李先生却有着不一样的说法。李先生说他在巷子口碰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坐着另一个人，那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密码箱，他们俩骑得很快，慌慌张张地冲出了巷子，并没有看到第三个人。 这就出现了一个疑问：到底是几个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呢？如果说是三个嫌疑人作案，那么李先生碰到的只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逃离，那另外一个嫌疑人是怎么逃离现场的呢？他是提前就离开了，还是跟着另外两个人，只是李先生没有看到？ 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警方。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警方再次找到了李先生，仔细询问了他当天碰到那两个人的细节，包括他们的长相、穿着、骑自行车的速度，还有他们逃离的方向。同时，警方也再次走访了张大妈和王先生，确认他们看到的三个嫌疑人的细节，希望能够找到其中的关联。 经过一番细致的询问和排查，警方推测当天实施抢劫杀人的应该是三个嫌疑人。这三个嫌疑人提前在巷子口埋伏好，等乔某经过的时候就一起下手，击打乔某的头部，抢走密码箱。得手之后，其中两个嫌疑人骑着自行车先逃离了现场，去约定的地点等候，而第三个嫌疑人则步行逃离现场，随后三个人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地方汇合，一起逃离了南京。 这个推测也得到了大多数民警的认可。为了尽快找到嫌疑人的踪迹，警方分成了两路，一路侦查员负责追查嫌疑人可能乘坐的出租车的去向，因为当时出租车已经逐渐普及，凶手逃离现场之后很可能会打车离开；另一路侦查员则继续在案发现场附近走访排查，寻找更多的目击证人，收集更多的线索。 与此同时，警方也找到了乔某的妻子，向她了解更多关于乔某的情况，还有那个被抢走的密码箱的情况。乔某的妻子姓刘，当时已经30多岁了，乔某的离世让她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整个人都变得憔悴不堪，眼睛红肿，脸上布满了泪痕，说起乔某的时候声音哽咽，几度说不下去。 刘女士回忆说，案发当天下午她和乔某一起在邮票市场收了摊，当时大概是下午4点半左右，比平时下班早了一点。因为家里还有很多家务要做，她就跟乔某说了一声，自己横穿马路，从一个护栏缺口那里抄了一个近道先回家了，而乔某一向很遵守交通规则，他没有跟她一起抄近道，而是规规矩矩地骑着自行车到前方的路口，过了马路之后再掉头往家走。 “我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开始做家务，一边做家务一边时不时地看一眼门口，心想我抄近道回来比他快一点，他顶多也就比我晚个半分钟、一分钟就能到家了。”刘女士抹了抹脸上的眼泪继续说道，“可我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没看到他回来，心里头就开始发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放下手里的家务赶紧出门去找他，刚走到楼底下就看到巷子里头围着好多人，我心里一紧赶紧挤过去，就看到他躺在地上，身下全是血，当时我就懵了，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说起那个被抢走的密码箱，刘女士的情绪更加激动了：“那个密码箱是乔某特意买的，很结实，上面还有密码锁，他每天都会把当天的营业款还有一些珍贵的邮票放在里面。那天，箱子里有2万多块钱的现金，1997年的时候，2万多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 “可这2万多块钱的现金还不算什么，最值钱的是箱子里的邮票。”刘女士说道，“那些邮票有很多都是稀有的珍贵邮票，是乔某辛辛苦苦攒了很多年才攒下来的，价值100多万。1997年的时候，100多万在南京河西那边买一套宽敞的房子都绰绰有余了。乔某把那些邮票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保管着，可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人抢走了，他自己也惨遭毒手。” 刘女士还说，乔某每天把邮票和现金放在密码箱里带回家保管的这个习惯，几乎整个邮票市场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同行还是经常来买卖邮票的顾客都清楚这一点。警方推测，凶手很可能就是因为知道了乔某的这个习惯，才特意盯上了他，实施了抢劫杀人。 为了找到凶手的线索，侦查员们又来到了大方向邮票市场，走访了乔某的同行和邻居商户，向他们了解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乔某的摊位附近逗留，或者有没有人和乔某发生过矛盾，有没有人对乔某的邮票和现金表现出异常的兴趣。 可是，经过一番细致的走访和排查，侦查员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线索。乔某为人实在，做生意讲信誉，和同行们的关系都很好，从来没有和谁发生过矛盾，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乔某的摊位附近逗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与此同时，另一路负责追查出租车去向的侦查员也有了新的进展。当时1997年的南京，监控摄像头非常少，只有在一些主干道的十字路口，还有一些大型商场、酒店门口才有少量的监控摄像头，而且监控的清晰度很低，很难看清人的长相和车辆的车牌号。所以，侦查员们只能通过走访出租车司机来寻找线索。 警方在全市范围之内对出租车司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排查，向他们描述了嫌疑人的长相、穿着，还有他们手里拎着的黑色密码箱，希望能够有出租车司机在案发当天载过这几个嫌疑人。 案发第二天，就有出租车司机主动联系了警方，说他在案发当天载过两个可疑的年轻男子，和警方描述的嫌疑人的特征非常相似。警方立刻赶到了这名出租车司机的家里，向他了解详细的情况。 这名出租车司机姓王，当时已经40多岁了，开出租车已经有好几年了。王师傅回忆说，案发当天下午5点多钟，他正在主干道上跑车，突然看到两个年轻男子慌慌张张地从一条老巷子里跑出来，挥手拦他的车。这两个年轻男子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另一个人坐在车后座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密码箱，他们看起来都很紧张，脸色苍白，眼神慌乱，身上还有一些灰尘，像是刚跑过步一样。 “他们俩上了我的车之后就坐在后排，一句话也不说，气氛很紧张。”王师傅说道，“坐在后座左边的那个男子就是拎着密码箱的那个，他把密码箱紧紧抱在怀里，胳膊绷得紧紧的，眼神不停地往车窗外看，好像在害怕什么东西。坐在右边的那个男子则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停地抠着衣角，看起来也很慌张。” 王师傅说，他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不对劲，形迹非常可疑，但是他也没有多问，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顺着主干道往前开。“他们俩也没说具体要去哪，就只说‘师傅，你顺着这条路往前开，越快越好’，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一路往前开，开了差不多两公里左右，他们俩就突然让我停车，然后匆匆忙忙地付了钱就下了车，拎着密码箱往路边的一条小巷子里跑了，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流之中。” 王师傅还说，他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这两个人很奇怪，直到后来看到警方发布的协查通报，看到警方描述的嫌疑人的特征还有那个黑色的密码箱，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载过的这两个年轻男子很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他赶紧回忆了一下当时的细节，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了警方，包括这两个男子的长相、穿着、说话的语气，还有他们下车的地点。 可是，王师傅提供的线索也只有这些。他说当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而且这两个男子一直低着头，或者往车窗外看，他没有看得太清楚他们的具体长相，也没有记住他们下车之后具体往哪个方向跑了，更没有看清他们的车牌号（当时他的车还没有安装计价器和车牌号识别装置）。 尽管如此，王师傅提供的线索还是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警方推测这两个年轻男子就是实施抢劫杀人的嫌疑人中的两个，他们下车之后很可能是去和第三个嫌疑人汇合，然后一起乘坐另一辆出租车继续逃离南京。 果然，没过多久警方就找到了第二名出租车司机，这名出租车司机姓李，他说他在案发当天下午载过三个年轻男子，和警方描述的嫌疑人的特征基本一致，而且其中一个男子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的密码箱。 李师傅回忆说，案发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他正在王师傅说的那个下车地点附近跑车，突然看到三个年轻男子从一条小巷子里跑出来，挥手拦他的车。这三个年轻男子年纪都不大，看起来也就16岁到20岁左右，都穿着短袖衬衫，头发留得比较长，看起来流里流气的。其中一个男子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密码箱，另一个男子是长方脸，大鼻子，皮肤比较黑，还有一个男子是小圆脸，长得比较瘦，和警方描述的嫌疑人的特征一模一样。 “他们仨上了我的车之后就坐在后排，气氛很紧张，谁也不说话。”李师傅说道，“拎着密码箱的那个男子把密码箱放在腿上紧紧抓着，眼神很慌乱，不停地往车窗外看。长方脸、大鼻子的那个男子看起来比较凶，他坐在中间时不时地咳嗽一声，还瞪着眼睛示意另外两个人不要说话。小圆脸、比较瘦的那个男子则低着头，一言不发，看起来很害怕。” 李师傅还说，这三个年轻男子说话都是北方口音，听起来像是河南、山东那边的口音，他们也没有说具体要去哪，就只说“师傅，你往城外开，越快越好”。他就按照他们的要求一路往城外开，开了差不多十几公里，到了一个偏僻的路口，他们仨就让他停车，匆匆忙忙地付了钱就下了车，拎着密码箱往路边的一片树林里跑了，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李师傅说，他当时也觉得这三个人很可疑，但是他也不敢多问，只能赶紧开车离开了。直到后来看到警方发布的协查通报，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载过的这三个人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于是他就赶紧联系了警方，向警方提供了这条重要的线索。 结合王师傅和李师傅提供的线索，警方终于理清了嫌疑人的逃离路线：案发之后，两名嫌疑人骑着自行车从案发现场逃离，在距离案发现场两公里的地方下了自行车，打了王师傅的出租车，往前开了两公里之后下车，和第三名嫌疑人汇合，然后三个人一起打了李师傅的出租车往城外逃离，最终在一个偏僻的路口下车，躲进了一片树林里，随后又逃离了南京。 同时，警方也初步刻画出了嫌疑人的脸谱：三名男性，年龄在16岁到20岁左右，其中一名男子长方脸，大鼻子，皮肤比较黑；另一名男子小圆脸，长得比较瘦；第三名男子个子不高，长相不详。三个人说话都是北方口音（疑似河南、山东口音），其中一名男子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密码箱，作案时使用的钝器是一根铁棍和一块石头，下手狠毒，有抢劫前科，且熟悉乔某的行踪和习惯，很可能是专门盯上邮票商人的抢劫团伙。 根据李师傅提供的线索，南京警方立刻对全市各道路，尤其是通往城外的道路设卡排查，严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寻找这三名嫌疑人的踪迹。可是1997年的南京，和绝大多数城市一样，监控摄像头非常少，而且当时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嫌疑人逃离城外之后很容易就能乘坐火车、汽车逃离南京，前往其他城市，所以警方的设卡排查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下车之后究竟去了哪？他们有没有逃离南京？有没有前往其他城市？这些疑问都没有办法解答。警方只能扩大排查范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寻找嫌疑人的踪迹，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身份，遗留在案发现场的物证就成为了警方的工作重点。案发现场是一条老巷子，往来的车辆和行人都不多，嫌疑人使用的凶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那根铁棍和那块石头，技术人员甚至把现场每一个可疑的物品都带回了实验室进行检验和分析，希望能够从这些物品上提取到凶手的指纹或者dNA。 首先，技术人员对那根铁棍进行了详细的检验。这根铁棍大概有60公分长，宽度差不多五六公分，材质很粗糙，上面还沾有乔某的血迹和灰尘。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铁棍的表面，试图提取到凶手的指纹，因为凶手使用铁棍击打乔某的时候，手上的指纹很可能会留在铁棍上。 可是，由于铁棍的材质非常粗糙，表面凹凸不平，而且案发当天天气比较炎热，现场有很多灰尘，凶手的指纹很容易就被灰尘覆盖，再加上20年前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指纹提取和比对的技术也比较落后，所以技术人员最终还是没有从这根铁棍上提取到清晰的指纹，也没有提取到凶手的dNA。 随后，技术人员又对那块石头进行了检验。石头的表面也沾有乔某的血迹，但是石头的表面同样很粗糙，而且石头是放在墙角下的，上面沾有大量的灰尘和泥土，凶手的指纹早就被覆盖了，所以技术人员也没有从石头上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接下来，技术人员又对那枚烟头进行了检验。烟头已经被踩扁了，上面还残留着少量的烟丝和唾液，技术人员试图从烟头上提取到凶手的dNA，可是由于烟头被踩扁，唾液已经干涸，再加上当时的dNA提取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技术人员也没有从烟头上提取到凶手的dNA，只能确定这枚烟头是案发当天丢弃的，烟的品牌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国产香烟，在当时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最后，技术人员对那个塑料袋进行了检验。这个塑料袋是一个很小的薄塑料袋，类似于那种平时去大众浴室洗澡用来装肥皂、毛巾的小袋子，袋子的表面很干净，看起来丢弃的时间并不长。一开始，技术人员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塑料袋，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满大街都是，不可能是什么重要的物证。 可就在技术人员对塑料袋进行仔细擦拭和检验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塑料袋的表面有一枚模糊的指纹！这枚指纹是因为出汗留下的汗液指纹，指纹的纹路虽然有些模糊，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新鲜的，应该是凶手丢弃塑料袋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 为了确认这枚指纹的来源，警方找到了负责打扫这条巷子的环卫工人。环卫工人告诉警方，他们每天都会对这条巷子进行三遍打扫，早上一遍，中午一遍，下午一遍，案发当天他们下午4点多钟刚对巷子进行过打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个塑料袋，所以这个塑料袋应该是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钟之后，也就是案发前后丢弃在那里的。 除此之外，还有目击证人曾经看到过那三个嫌疑人在警方提取塑料袋的位置逗留过，所以警方推测这枚指纹很可能就是三名嫌疑人中的其中一人不小心留下的。这枚指纹也成为了这起案件中唯一有价值的物证，警方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枚指纹锁定嫌疑人的身份。 可是，提取到的这枚指纹并没有那么清晰，纹路很模糊，而且20多年前我国的指纹比对工作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指纹上传到公安系统的指纹库，电脑就会自动进行比对，几分钟之内就能比对出结果，非常方便快捷。可在1997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指纹档案都是卡片式管理，也就是说，嫌疑人留下的指纹需要技术人员手动绘制在卡片上，然后再和指纹库里的指纹卡片一张一张地进行人工比对，非常繁琐，而且效率也非常低。 为了尽早弄清楚这枚指纹真正的主人，技术人员们加班加点地进行筛查比对，每天都坐在实验室里一张一张地查看指纹卡片，眼睛都看酸了，脖子都僵了也不敢休息一会儿。他们每天要查看几百张甚至上千张指纹卡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提取到指纹之后，警方就把这枚指纹在南京的指纹库里进行了全面的筛查比对，可是并没有比对中任何嫌疑人的指纹。警方分析认为，这三名嫌疑人很可能不是南京本地人，而是外地人流窜到南京实施抢劫杀人的，所以他们的指纹并没有录入南京的指纹库。 而且1997年的时候，我国的指纹库还没有实现联网，各个省市的指纹库都是独立管理的，没有互通，所以即使这三名嫌疑人在其他省市留下过指纹，录入过指纹库，南京警方也没有办法进行比对。那些未破获案件中的嫌疑人遗留的指纹，也不一定就会出现在本地现有的指纹库里。 当时警方也是没办法了，为了找到嫌疑人的线索，只能带着这枚指纹跨过长江，一路查到了苏北地区，随后又先后前往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进行指纹比对。因为根据之前出租车司机的描述，这三名嫌疑人说话都是北方口音，疑似河南、山东那边的口音，所以警方把重点排查的范围放在了这些地区。 那些年，负责这起案件的侦查员们几乎是常年在外奔波，足迹遍布了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调取当地的指纹库，然后技术人员就会一张一张地进行人工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他们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有时候为了比对一枚指纹要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好几天，有时候为了寻找一个线索要在陌生的城市里奔波好几个月，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在追查线索的过程中，警方发现，由于当时邮票的收藏热度很高，邮票的价格也一路飙升，很多稀有的珍贵邮票价值连城，所以不光是南京，全国很多地方针对邮票商人的抢劫案件都很多发。警方就把这些案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试图找到其中的关联，看看有没有哪一起案件和南京这起抢劫杀人案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可是经过一番细致的比对和分析，警方并没有找到一起案件和他们寻找的嫌疑人有关，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起案件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嫌疑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负责这起案件的侦查员们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每一批侦查员都没有放弃过这起案件，他们始终牢记使命，坚守岗位，一直在努力追查嫌疑人的线索，希望能够尽快破案，抓获凶手，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乔某的妻子刘女士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她每年都会去警方那里询问案件的进展，希望能够得到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可每次她得到的答案都是“我们还在追查，你再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女士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她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黯淡，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她坚信警方一定会尽快破案，凶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2000年。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科技发展得越来越快，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也陆续加强了指纹信息化建设，开始建立电子指纹库，取代了之前的卡片式指纹管理。随着各地警方指纹库的建立和完善，指纹比对的技术也实现了智能化，能够通过电脑自动进行比对，大大提高了指纹比对的效率和准确率。 虽然指纹比对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可南京这起1997年的邮票商劫杀案依旧没有任何进展。那枚从塑料袋上提取到的模糊指纹被警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技术人员也多次对这枚指纹进行了重新提取和修复，试图让指纹的纹路变得更加清晰，可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指纹的纹路始终没有办法变得清晰可见，所以依旧没有办法比对出嫌疑人的身份。 时间继续往前走，一转眼就到了2016年。这一年，距离1997年的那起抢劫杀人案已经过去了19年，将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里，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巷子被改造，新楼房拔地而起，监控摄像头遍布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刑事科学技术也发展得越来越先进，指纹比对、dNA比对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016年9月份，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民警在一次大数据指纹比对中突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河南一个姓齐的男子，他的指纹和1997年乔某被劫杀案现场提取到的那枚模糊指纹高度重合！这个发现让所有负责这起案件的民警都兴奋不已，他们努力追查了将近20年的线索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可令人疑惑的是，根据齐某现在的身份信息显示，他是1984年出生的，而1997年南京这起抢劫杀人案发生的时候，他才只有13岁。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这起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呢？要知道这起案件的凶手下手非常狠毒，使用钝器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一心想要置受害人于死地，而且还是三人团伙作案，一个13岁的孩子无论是体力还是心智都不可能实施这样一起精心预谋的抢劫杀人案件。 难道这只是一次巧合？这枚指纹只是和齐某的指纹长得比较相似，并不是他的？还是说齐某的身份信息有问题？他的实际年龄并不是1984年出生的？假如这起案件跟这个姓齐的男子没有关系，那么他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1997年南京的案发现场呢？一个13岁的孩子那么大老远从河南跑到南京，这也不太可能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疑问困扰着警方：当年实施抢劫杀人的是三名嫌疑人，除了这个姓齐的男子之外，另外两名嫌疑人又是谁呢？他们现在在哪里？这么多年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些疑问都需要警方一一去解开。 为了彻底查清其中的疑点，南京警方立刻组成了一支专案组，远赴河南对这个姓齐的男子进行秘密侦查。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警方得知这个姓齐的男子名叫齐刚，如今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在河南郑州经营着一家大型的家具店，生意做得非常好，名下有很多套房产，资产已经达到了上千万，而且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温柔贤惠，孩子活泼可爱，俨然是一个成功商人的形象。 这样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千万富商，会是1997年南京那起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吗？很多民警都对此表示怀疑。毕竟一个13岁的孩子不可能实施那样一起狠毒的抢劫杀人案，而且齐刚现在的生活非常美满，他没有理由去隐藏这样一起惊天大案，更没有理由去冒险犯下那样的罪行。 可是，指纹比对的结果是不会骗人的，齐刚的指纹和案发现场提取到的那枚指纹高度重合，这说明齐刚一定和这起案件有着某种联系，要么他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要么他的指纹是通过其他方式留在案发现场的。 而且在指纹比对中，民警们并没有找到其他和这起案件有关的线索，所以警方只能围绕着齐刚展开深入的调查，深挖细查，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解开其中的疑点。 专案组的民警在郑州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围绕着齐刚还有他的家人扩大了侦查范围，对他的社会关系、成长经历、工作经历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很快，警方就从郑州警方那里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齐刚一家是2004年从河南省信阳市迁到郑州的，在迁到郑州之前，他们一家人一直住在信阳市的一个老城区里。 为了查清齐刚的真实身份，专案组的民警又立刻赶到了河南省信阳市，调取了齐刚一家在信阳市的户籍资料。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信阳市的户籍资料里，警方只找到了齐刚的父母还有齐刚妹妹的户籍资料，却没有找到齐刚的户籍资料。也就是说，齐刚在信阳市根本就没有上过户口，他的人生在2004年之前就是一片空白。 这一发现让警方更加疑惑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在20岁之前都没有上过户口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难道齐刚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字？他的真实身份另有其人？ 警方没有放弃，继续在信阳市展开调查，调取了齐刚一家在信阳市的所有户籍档案还有相关的资料。可更蹊跷的一点是，齐刚家在信阳市的户籍记录上虽然没有齐刚的名字，但是却有一个叫齐云飞的人，而这个齐云飞与齐刚父母的亲属关系上面写着的是“长子”。 而在郑州，齐刚家的户籍资料里显示的是齐刚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齐刚的身份证上显示的是1984年出生，而齐云飞从信阳市的户籍档案上显示的是1980年出生，比齐刚大了4岁。 大家可以算一下，齐云飞是1980年出生的，1997年南京那起抢劫杀人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好是17岁，而当年目击证人描述的三名嫌疑人年龄就是在16岁到20岁左右，齐云飞的年龄正好符合这个范围！ 而且警方还发现，齐云飞是在1997年9月份，也就是南京那起抢劫杀人案发生之后一个月的时间，从信阳市的户籍档案上消失的，他的户籍被注销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1997年8月，南京发生抢劫杀人案；1997年9月，齐云飞的户籍被注销，从此消失；2004年，齐刚以“长子”的身份随父母迁到郑州，办理了户口，开始了新的生活。 结合这些线索，警方大胆地推测：齐云飞和齐刚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齐云飞在1997年实施了南京那起抢劫杀人案之后，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就注销了自己的户籍，改了名字，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4岁，从1980年出生改成了1984年出生，然后隐姓埋名跟着父母继续生活，直到2004年一家人从信阳迁到郑州，他就以“齐刚”这个全新的身份彻底开启了新的生活，把“齐云飞”这个名字还有1997年的那场血腥罪行永远地藏在了心底。 可推测终究是推测，想要证实这个猜想还需要确凿的证据。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开始在信阳市齐刚家以前居住的老城区展开大规模的走访调查。他们找到了齐刚家以前的邻居、老街坊，还有齐云飞小时候的同学、玩伴，一一上门询问，试图从他们口中找到齐云飞和齐刚之间的关联。 一开始，很多老街坊、老邻居因为时隔多年，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再加上齐刚一家搬走已经十几年了，很多人都记不清当年齐家孩子的具体情况了。可警方并没有放弃，他们耐心地引导，拿出齐刚现在的照片还有当年齐云飞的户籍登记信息，一点点唤醒大家的记忆。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警方找到了齐刚家以前的老邻居张大爷。张大爷今年已经70多岁了，在这片老城区住了一辈子，当年和齐家做了十几年的邻居，关系一直很好，对齐家的几个孩子印象也非常深刻。当警方拿出齐刚的照片递给张大爷看的时候，张大爷眯着眼睛看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地说道：“这不是云飞吗？齐家的大儿子齐云飞啊！怎么改名字了？” 警方一听，心里瞬间有了底，赶紧追问：“张大爷，您确定他就是齐云飞？您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认错？”张大爷笑着摆了摆手说道：“错不了，错不了！我怎么可能认错呢？当年云飞这孩子长得又高又壮，皮肤有点黑，眼睛大大的，小时候经常在院子里跑，还总来我家蹭饭吃，我怎么会记错呢？只不过这几年没见，比以前胖了点，也成熟了不少，可眉眼之间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就是同一个人。” 警方又问道：“张大爷，那您还记得吗？齐家还有一个小儿子叫齐刚？”张大爷皱了皱眉头仔细回忆了一番，然后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啊，齐家就两个孩子，一个大儿子齐云飞，一个小女儿齐娟，没有什么小儿子啊！当年我和齐家做邻居十几年的时间，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家还有一个叫齐刚的小儿子，更没见过这个人。” 紧接着，警方又找到了齐云飞小时候的玩伴李某。李某和齐云飞小时候是同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经常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玩耍。当警方拿出齐刚的照片让李某辨认的时候，李某只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这是齐云飞啊！我的老同学，我们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玩，怎么会不认识呢？他怎么改叫齐刚了？” 李某还补充道：“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云飞突然就不见了，再也没来上学，也没再见过他，我还特意去他家找过他，他妈妈说他去外地打工了，再也不回来了。那时候我还难过了好一阵子，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能再见到他的照片，只不过名字改了，人也变了不少。” 随后，警方又走访了更多的老街坊、老邻居，还有齐云飞小时候的同学、朋友，所有人的说法都出奇的一致——他们都确认照片上的齐刚就是当年齐家的大儿子齐云飞，而齐家从来没有一个叫齐刚的小儿子。到这里，警方的推测终于得到了证实：齐刚和齐云飞就是同一个人！ 真相似乎已经越来越近了。齐刚也就是当年的齐云飞，1997年的时候17岁，正好符合目击证人描述的嫌疑人年龄，而且他的指纹和案发现场提取到的那枚模糊指纹高度重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齐刚，他很可能就是1997年南京邮票商劫杀案的凶手之一。 可即便如此，警方也没有丝毫的松懈。毕竟所有的证据都还只是间接证据，指纹比对虽然高度重合，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走访得到的证言虽然一致，但也需要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最重要的是，警方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齐刚就是当年实施抢劫杀人的凶手，怀疑终究不能代替证据，想要将齐刚绳之以法，必须找到确凿的直接证据。 为了获取直接证据，专案组决定对於齐刚实施传唤，依法对其进行讯问。当民警出现在齐刚的家具店时，这个身价千万的富商依旧保持着镇定，衣着光鲜、谈吐得体，面对民警的到来，他甚至主动起身让座、倒茶，语气平和地询问民警的来意，仿佛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普通人，对1997年南京的那起血案一无所知。 “警察同志，不知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这店里生意忙，要是没什么大事，还请你们说明白，我也好安排时间配合你们。”齐刚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眼神看似平静，可民警还是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慌乱，只是那慌乱稍纵即逝，快得让人几乎无法察觉。 民警没有绕弯子，直接表明了身份和来意，拿出了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比对报告，还有齐云飞的户籍注销记录、老街坊和同学的证言，一一摆在齐刚面前，语气严肃地问道：“齐刚，你认识齐云飞这个名字吗？1997年8月16号，南京玄武区老巷子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受害人乔某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身亡，随身携带的密码箱被抢走，里面有大量现金和珍贵邮票，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听到“齐云飞”三个字，齐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双手不自觉地攥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刚才的镇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低下头，沉默了许久，始终没有说话，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只有墙上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 民警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思考。他们知道，齐刚隐姓埋名20年，从一个亡命徒变成千万富商，早已习惯了伪装自己，想要让他轻易认罪，绝非易事。但他们更清楚，铁证如山，再完美的伪装，也终有被撕破的一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齐刚才缓缓抬起头，脸上布满了疲惫和痛苦，眼底的慌乱再也无法掩饰，声音沙哑地说道：“我……我不认识齐云飞，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1997年的时候，我才13岁，还在河南信阳老家上学，怎么可能去南京作案？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指纹比对也可能有误差，天下相似的指纹太多了。” “搞错了？”民警拿出张大爷和李某的证言，还有齐云飞的户籍注销证明，“齐刚，你再仔细看看，这些老街坊和你小时候的玩伴，都确认你就是齐云飞，齐家根本没有一个叫齐刚的小儿子。1997年9月，也就是南京案发一个月后，齐云飞的户籍被注销，从此人间蒸发，而你在2004年以齐刚的身份办理户口，年龄改小了4岁，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 民警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已经对你的指纹进行了多次比对，无论是特征点还是纹路走向，都和案发现场塑料袋上提取到的指纹完全吻合，不存在任何误差。当年你丢弃塑料袋时，不小心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你以为20年过去了，这个指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以为你改了名字、改了年龄，就能彻底抹去自己的罪行？”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齐刚的心上。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双手抱头，趴在办公桌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中充满了悔恨、恐惧和绝望。20年来，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生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生怕当年的血案找上门来，他拼命赚钱，想要用财富填补自己内心的罪恶，想要用美满的家庭掩盖自己的过去，可他终究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哭了许久，齐刚才渐渐平静下来，他擦干脸上的眼泪，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缓缓供述了自己当年的罪行，还有另外两名嫌疑人的下落。原来，当年实施抢劫杀人的，确实是三个人，除了齐云飞（也就是现在的齐刚），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张某，一个叫王某，三个人都是河南信阳人，当年都只有十几岁，因为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心想要不劳而获。 齐云飞供述，1997年夏天，他们三个人一起从河南信阳来到南京，一开始只是想找份工作谋生，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有一天，他们在大方向邮票市场闲逛，看到乔某的摊位前摆满了各种珍贵邮票，而且每天收摊后都会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密码箱回家，通过打听，他们得知乔某是邮票市场的大户，密码箱里每天都有大量现金和珍贵邮票，价值不菲。 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顿时起了歹心，商量着抢劫乔某的密码箱。他们在邮票市场附近蹲守了好几天，摸清了乔某的行踪和习惯，知道他每天收摊后都会骑着自行车回家，必经之路就是玄武区的那条老巷子，而且那条巷子偏僻、没有路灯，很少有陌生人经过，非常适合下手。 1997年8月16号下午，他们三个人提前来到那条老巷子埋伏好，张某和齐云飞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铁棍和石头，王某则在巷子口望风。下午5点左右，乔某提着密码箱慢悠悠地走进巷子，当他走到巷子中间时，张某和齐云飞突然从埋伏的地方冲了出来，张某举起铁棍，狠狠砸在乔某的头部，乔某来不及反应，瞬间倒在了地上。 乔某倒地后，还在微微挣扎，齐云飞担心他没有死，又拿起石头，朝着他的头部砸了好几下，直到乔某彻底失去了呼吸，再也没有了动静。随后，齐云飞拿起乔某身边的密码箱，三人立刻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逃离现场。 张某和齐云飞骑着事先准备好的自行车，先逃离巷子，去约定的地点等候，王某则步行逃离，随后三人汇合，打车往南京城外逃去。 逃离南京后，他们三个人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打开了密码箱，里面果然有2万多块钱现金和大量珍贵邮票。他们平分了现金，邮票则由张某负责保管，打算日后找机会卖掉换钱。之后，三人分开逃窜，各自回到了河南信阳老家。 齐云飞回到老家后，整天心神不宁，生怕警方找到自己，于是他就和父母商量，注销了自己“齐云飞”的户籍，改名为“齐刚”，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4岁，从此隐姓埋名，过上了小心翼翼的生活。后来，他跟着父母搬到了河南郑州，凭借着当年分赃的现金，做起了家具生意，凭借着精明能干，生意越做越大，逐渐积累了千万身家，还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过上了看似美满的生活。 而另外两名嫌疑人，张某和王某，命运则截然不同。张某回到老家后，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恶行，反而继续作恶，参与了多起抢劫案件，1999年，他在一次抢劫过程中，被警方当场抓获，最终因为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王某则在分开后，回到了老家，没过多久就患上了重病，因为没钱医治，年仅20岁就病逝了，至死都没有受到法律的正式制裁。 齐云飞供述完所有罪行后，脸上充满了悔恨，他哽咽着说道：“这20年来，我每天都在忏悔，我对不起乔某，对不起他的家人，我知道我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只求能弥补一点点我的过错。” 为了核实齐云飞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展开调查，调取了张某的判决书和王某的死亡证明，经过核实，齐云飞的供述全部属实，和警方掌握的线索完全吻合。至此，这起尘封了20年的1997南京邮票商劫杀案，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全部落网（除王某病逝外），正义终于得以伸张。 当警方把案件告破、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告诉乔某的妻子刘女士时，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20年来，她日夜期盼着凶手被抓获，期盼着能为丈夫讨回公道，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压在她心头20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她握着民警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谢谢”，泪水模糊了双眼，那泪水里，有悲痛，有解脱，更有对丈夫的告慰。 2017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齐云飞（齐刚）、张某（已执行死刑）、王某（已病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致受害人乔某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鉴于齐云飞案发时年仅17岁，系未成年人，且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齐云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生效后，齐刚被送往监狱服刑，从此，这个潜伏了20年的千万富商，终于卸下了伪装，为自己当年的恶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曾经的他，妄图用财富和伪装掩盖自己的罪行，妄图逍遥法外，可他终究没有想到，20年前留下的一枚指纹，成为了锁定他身份的关键。 第203章 父亲节的不归路，美女老板郝佳轩失踪之谜 2011年的西宁，六月的风还带着一丝凉意，傍晚的霞光铺满湟水河畔，将这座西北小城染得温柔又热烈。华德花园公寓的一间落地窗内，郝佳轩对着穿衣镜轻轻拢了拢长发，镜中的女人身姿窈窕，眉眼精致，一身简约的米白色连衣裙衬得她气质温婉又干练，这是一个走到哪里都能吸引所有人目光的女人，28岁，青海第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创始人，年轻有为，相貌出众，手里握着别人打拼一辈子都未必能拥有的财富和光环，是亲戚朋友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更是无数人悄悄羡慕的对象。 没人能想到，这样一个光芒万丈的美女老板，会在6月19号那个看似平常的晚上，凭空消失在这座城市里，从此再无归期。而更让人揪心的是，那天不是普通的日子，正是2011年的父亲节，一个本该充满温情、阖家团圆的日子，却成了郝佳轩父母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噩梦开端。 下午三点多，郝佳轩处理完医院的最后一份病历，端起桌上的温水喝了一口，指尖下意识地划过手机屏幕，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她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铃声响了两声就被接了起来，听筒里传来父亲略显疲惫却依旧温和的声音：“佳轩，怎么这会儿打电话过来？医院不忙吗？” “爸，忙完啦，”郝佳轩的声音软了下来，褪去了工作时的强势，多了几分女儿的娇憨，“今天不是父亲节嘛，我订了您最爱的那家羊肉馆，晚上咱们父女俩一块吃个饭，我陪您喝两杯。” 郝佳轩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一辈子救死扶伤，性子执拗又负责，此刻正坐在诊室里，面前还摆着几个等候问诊的病人。他轻轻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歉意：“哎呀，佳轩，真不巧，我这儿还有好几个病人没看完，一时半会儿走不开，这看病的事不能耽误，人家都是冲着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孩子们该着急了。” 电话那头的郝佳轩脸上的笑意淡了些，但也没有丝毫抱怨，她太了解父亲的性子了，一辈子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从来都是先考虑别人，再想到自己。“那行吧爸，”她轻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您忙您的，别太累着了，注意身体。本来还想借着父亲节，好好陪您说说话呢，那下次我再陪您吃。” “好，好，委屈我闺女了，”父亲的声音里满是愧疚，“等我忙完这阵子，一定好好陪你吃顿饭，想吃什么爸请你。” “不用不用，爸，您好好看病就行，”郝佳轩笑了笑，掩饰住心底的失落，“那我不打扰您了，您忙完早点休息，记得吃晚饭。” “知道了，你也一样，工作别太拼。” 挂了电话，郝佳轩坐在椅子上愣了一会儿，指尖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遗憾。从小到大，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父亲是她的榜样，也是她最坚实的后盾。她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创办了青海第一家整形美容医院，就是想让父母过上更好的日子，想多陪陪他们，可总是被忙碌的工作绊住脚步。她暗暗下定决心，等忙完这阵子，一定要好好陪父母出去旅旅游，弥补这些年缺失的陪伴。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通充满温情的电话，会成为她和父亲之间最后的对话；那句简单的“您忙吧”，会成为她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夜幕渐渐降临，西宁的街头亮起了璀璨的灯火，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这座城市褪去了白天的喧嚣，多了几分烟火气。郝佳轩刚洗完澡，吹干头发，手机就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子强”两个字。 子强是郝佳轩的朋友，两人认识好几年了，性格相投，平时来往也比较密切。子强为人爽朗，重情义，郝佳轩性子也大大咧咧，爱交朋友，所以两人一直相处得很好，算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郝佳轩随手接起电话，听筒里立刻传来子强热闹又兴奋的声音：“佳轩，忙呢？跟你说个事，今天我女朋友生日，我在KtV订了个包间，喊了几个朋友一块热闹热闹，你也过来呗？大家都好久没聚了，就等你了！” 郝佳轩笑了笑，刚才因为没能陪父亲吃饭的失落感瞬间消散了不少：“行啊，在哪儿订的包间？我收拾一下就过去，给你女朋友带份生日礼物。” “就在市中心的星光KtV，302包间，”子强笑着说道，“不用带什么礼物，人来就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你快点啊，我们都等着呢！” “知道啦，马上就来，不耽误你们热闹。” 挂了电话，郝佳轩走到衣帽间，简单挑选了一件得体又不失精致的衣服，一件黑色的小礼裙，衬得她肌肤胜雪，身姿愈发窈窕。她又化了一个淡淡的妆容，描了眉，涂了一层淡淡的口红，原本就精致的眉眼更加动人了。最后，她拿起自己的手提包，检查了一下里面的手机、钱包和钥匙，确认无误后，便笑着走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华德花园公寓的晚风很轻，吹在脸上格外舒服。郝佳轩走出单元楼，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洒下温柔的月光，照亮了她前行的路。她步履轻快，脸上带着笑意，满心欢喜地朝着星光KtV的方向走去，心里还在盘算着，等会儿见到子强和他女朋友，该说些什么祝福的话。 公寓门口的保安大爷看到她，笑着和她打招呼：“郝小姐，出去啊？” 郝佳轩停下脚步，笑着点了点头：“是啊，王大爷，出去和朋友聚聚。您也早点休息。”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保安大爷笑着说道。 郝佳轩挥了挥手，转身走出了公寓大门，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保安大爷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还在暗暗赞叹，这么漂亮、这么能干的姑娘，真是太难得的。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郝佳轩，这个笑容明媚的姑娘，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郝佳轩的父母就起床了。按照往常的习惯，郝佳轩每天早上都会给父母打个电话，问一声早安，顺便说说自己当天的安排。可那天早上，直到八点多，郝佳轩的父母都没有接到她的电话，心里不由得有了一丝隐隐的不安。 郝佳轩的母亲拿起手机，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可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听，最后只传来一阵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怎么回事？佳轩的电话关机了？”母亲皱起眉头，语气里满是疑惑，转头看向身边的丈夫，“她从来都不关机的啊，就算是晚上睡觉，手机也是24小时开机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郝佳轩的父亲心里也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但他还是强装镇定，拍了拍妻子的肩膀，安慰道：“别胡思乱想，可能是她昨天晚上和朋友玩得太晚，手机没电了，还没来得及充电。等会儿再打打看，说不定就开机了。” 话虽如此，可郝佳轩的父亲心里也没底。他了解自己的女儿，郝佳轩做事一向稳重、细心，就算是玩得太晚，也一定会记得给手机充电，而且她从来不会不告而别，就算是不回家住，也会提前给父母打个电话说明情况。 夫妻俩坐立不安地等到了中午，期间又多次拨打郝佳轩的电话，可每次都是同样的提示音，手机关机。郝佳轩的母亲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一遍遍地念叨着：“佳轩到底去哪儿了？怎么会关机呢？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郝佳轩的父亲也渐渐慌了神，他拿起手机，再次拨打了女儿的电话，依旧是关机。他猛地想起，女儿昨天晚上说要去和朋友聚聚，他立刻拨通了子强的电话，电话很快就被接了起来。 “子强，我是佳轩的爸爸，”郝佳轩的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佳轩昨天晚上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她现在在哪儿？我们打她电话一直关机，找不到她人了。” 电话那头的子强听到这话，顿时愣住了，语气里满是惊讶：“叔叔？佳轩昨天晚上没过来啊！我昨天晚上给她打电话，她说很快就过来，可我们等了一晚上，她都没来，我还以为她临时有急事，就没再联系她。她没回家吗？” “没有啊，她昨天晚上就没回家，”郝佳轩的父亲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她昨天晚上从家里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电话也一直关机。子强，你再好好想想，她昨天晚上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有没有说她要去别的地方？” 子强仔细回想了一下，语气有些凝重：“没有啊叔叔，她就说很快就过来，没说别的，也没说要去别的地方。我还以为她是路上堵车，或者临时有工作要处理，就没多想。不行，我现在就联系我身边的朋友，问问有没有人见过佳轩。” “好，好，麻烦你了子强，有任何消息，立刻给我们打电话。” 挂了电话，郝佳轩的父亲再也忍不住了，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郝佳轩的母亲更是哭得撕心裂肺：“我的闺女啊，你到底去哪儿了？你可别吓妈妈啊！” “别慌，别慌，”郝佳轩的父亲强撑着站起身，扶着妻子，语气坚定，“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一定要找到佳轩，一定要找到她！” 夫妻俩来不及多想，匆匆收拾了一下，就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家门，朝着附近的派出所跑去。一路上，他们不停地拨打郝佳轩的电话，可始终都是关机，夫妻俩的心里，只剩下无尽的恐慌和不安。 到了派出所，郝佳轩的父亲颤抖着向民警说明了情况，讲述了郝佳轩昨天晚上失踪的经过，还有他们多次拨打女儿电话都无法接通的事情。民警听完之后，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立刻给夫妻俩做了笔录。 可就在这时，民警却说出了一句让夫妻俩心凉半截的话：“大爷，大妈，根据咱们国家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人口失踪的报警，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失踪者可能遇害、遭到绑架或者被拐卖，否则的话，对于这种正常的失踪报警，我们一般是不予立案的，只能作为普通的求助来处理。” “什么？不予立案？”郝佳轩的父亲一下子激动起来，抓住民警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道，“民警同志，我闺女绝对不是正常失踪！她从来都不关机，从来都不会不告而别！而且她今天上午还有一台重要的手术，她是医院的老板，最看重的就是病人，就算是天塌下来，她也不会缺席手术的！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肯定是被人绑架了，你们一定要立案调查，一定要找到她啊！” 郝佳轩的母亲也哭着附和道：“是啊，民警同志，我们的闺女很懂事，从来都不让我们操心，她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失踪的！你们就发发善心，帮帮我们，找找我们的闺女吧！” 看着夫妻俩悲痛欲绝的样子，民警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虽然按照规定不能立案，但他们也知道，郝佳轩的情况确实有些反常，不能掉以轻心。民警拍了拍郝佳轩父亲的肩膀，安慰道：“大爷，您别激动，我们理解您的心情。虽然现在不能立案，但我们会把这件事当成重点求助来处理，立刻派人去郝小姐的住处看看，调取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听到这话，夫妻俩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了一些，不停地对着民警道谢：“谢谢民警同志，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我们的闺女！” 随后，民警立刻带领着工作人员，跟着郝佳轩的父母，赶到了郝佳轩居住的华德花园公寓。此时，距离郝佳轩离开家，已经过去了整整17个小时，这17个小时里，郝佳轩到底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民警立刻联系了公寓的物业，调取了6月19号晚上郝佳轩离开家时的所有监控录像。监控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紧紧地盯着监控屏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很快，监控屏幕上就出现了郝佳轩的身影。录像显示，6月19号晚上11点01分，郝佳轩一个人走进了公寓的电梯间，她穿着那件黑色的小礼裙，挎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身姿窈窕，神情十分放松，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意，看不出来有任何异常的情绪，就像平时出去和朋友聚会一样，从容又自在。 电梯缓缓下降，11点02分，电梯门打开，郝佳轩从容地走出了电梯，步履轻快地朝着公寓的出口走去。一分钟之后，也就是11点03分，郝佳轩的身影出现在了华德花园公寓的出口处，她的脚步有些匆匆，显然是急着要去赴子强的约会，不想让朋友们等太久。 十几秒钟之后，郝佳轩的身影走出了公寓的大门，渐渐消失在了门外的夜色中，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录像里。 民警反复观看了这段监控录像，又调取了公寓周围的其他监控录像，却再也没有找到郝佳轩的身影。结合监控录像和郝佳轩父母提供的情况，民警初步排除了郝佳轩正常失踪的可能性。 首先，郝佳轩的经济条件十分优越，她自己创办了青海第一家整形美容医院，这家医院在当地名气很大，生意十分火爆，平时的收入十分可观，她根本不需要为了钱而外出打工，更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离家出走。 其次，郝佳轩的为人很好，性格爽朗，待人谦和，重情重义，平时和朋友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没有任何恩怨情仇，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债务纠纷。据她的医院员工反映，郝佳轩虽然是老板，但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时和员工们就像姐妹一样，对员工十分照顾，员工们都很敬重她、喜欢她，根本没有人会因为仇恨而伤害她。 再者，根据郝佳轩父母提供的情况，郝佳轩当时有一个交往稳定的男朋友，两人感情很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平时很少发生矛盾，更没有任何争执的征兆，郝佳轩也不可能因为感情问题而离家出走。 最重要的是，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郝佳轩离开家的时候，神情自然、放松，没有任何犹豫和不舍，也没有任何紧张和恐惧的情绪，显然是自愿出去的，绝对不是正常的离家出走。综合这些情况来看，郝佳轩的失踪，一定不是偶然，背后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很可能是遇到了意外，甚至有可能遭到了绑架。 民警们立刻召开了临时会议，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郝佳轩经营着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社会关系比较广泛，平时接触的人形形色色，有有钱有势的老板，也有普通的员工和顾客，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结合她的身份和经济条件来看，她遭到绑架的可能性最大，毕竟，对于一些不法分子来说，郝佳轩就是一个“移动的宝库”，绑架她，就意味着可以拿到巨额的赎金。 那么，谁最有可能知道郝佳轩失踪当天晚上的行踪呢？民警们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人，子强。子强是郝佳轩失踪当天晚上最后一个和她联系的人，也是邀请她去KtV聚会的人，他一定知道一些关于郝佳轩离开家之后的情况，哪怕是一点点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侦破此案的关键。 随后，民警立刻派人找到了子强，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面对民警的询问，子强显得十分配合，他再次详细地讲述了当天晚上的情况：“我昨天晚上确实给佳轩打了电话，邀请她来星光KtV，给我女朋友过生日，佳轩当时就答应了，说很快就过来。大概晚上11点左右，佳轩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让我们再等她一会儿。可我们等了一晚上，从11点等到凌晨，佳轩都没有过来，我给她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我还以为她临时有急事，或者是路上出了什么小意外，就没再联系她，也没多想，没想到她竟然失踪了。” 为了核实子强所说的话是否属实，民警立刻赶到了星光KtV，调取了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和消费记录。经过核实，民警发现，子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监控录像显示，当天晚上，子强确实和一群朋友在星光KtV302包间里聚会，给女朋友过生日，聚会从晚上10点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子强全程都没有离开过包间，期间也没有任何异常的行为。消费记录也显示，子强当天晚上确实在KtV消费过，和他所说的情况完全吻合。 同时，民警还调取了星光KtV周围的监控录像，仔细查看了当天晚上11点之后所有进出KtV的人员，可监控录像里，始终没有出现郝佳轩的身影。这就意味着，郝佳轩当天晚上确实没有到达星光KtV，她在前往KtV的路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正是这件事，让她彻底失踪了。 民警们的心里充满了疑惑：郝佳轩在电话里说自己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KtV，可她为什么没有到达目的地？她在前往KtV的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是被人绑架了？还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 如果郝佳轩真的是被人绑架了，那么绑架她的人是谁？为什么要绑架她？按照常理来说，绑架案的嫌疑人，一般都会在绑架之后，很快就给受害者的家属打电话，索要赎金。可郝佳轩失踪已经整整一天了，她的父母并没有接到任何索要赎金的电话，这不符合常理。 对于郝佳轩的父母来说，那段时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他们整天守在电话旁，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期盼着能接到女儿的电话，期盼着能接到绑匪索要赎金的电话，哪怕是索要赎金，至少也能证明，他们的女儿还活着。 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郝佳轩的父母始终没有接到任何电话，郝佳轩的手机依旧是关机状态。夫妻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郝佳轩的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女儿的名字，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郝佳轩的父亲强撑着身体，四处奔波，寻找女儿的下落，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他的头发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白了大半。 “我的闺女啊，你到底在哪儿？你要是还活着，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吧，妈妈好想你啊！”郝佳轩的母亲哭倒在丈夫的怀里，声音嘶哑，“就算是绑匪，你也给我们打个电话啊，要多少钱我们都给，只要你能放了我们的闺女，我们什么都愿意做！” 郝佳轩的父亲紧紧地抱着妻子，泪水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他的声音颤抖着，却依旧坚定：“佳轩一定会没事的，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一定会的！”话虽如此，可他自己心里也清楚，郝佳轩失踪这么久，没有任何消息，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与此同时，西宁警方也丝毫没有放松侦查工作。他们成立了专门的专案组，围绕着郝佳轩的所有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的排查工作，她的朋友、同事、顾客、亲戚，甚至是她交往过的异性，每一个人都被纳入了排查范围，民警们挨个儿进行询问、核实，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 郝佳轩的整形美容医院里，民警们仔细查看了她的办公场所，调取了她的工作记录、客户名单，询问了她的员工，试图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可经过几天的排查，民警们发现，郝佳轩的社会关系虽然复杂，但所有人都对她评价很高，没有一个人有伤害她的动机，也没有一个人有作案的嫌疑。 民警们又围绕着郝佳轩的男朋友展开了排查，询问了他当天晚上的行踪，核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经过核实，郝佳轩的男朋友当天晚上一直在自己的公司加班，有多名同事可以作证，他全程都没有离开过公司，也没有任何异常的行为，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排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民警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围绕着郝佳轩社会关系的排查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案件的侦破工作也陷入了瓶颈。 此时，距离郝佳轩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7天。7天的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短暂的一周，但对于郝佳轩的父母来说，却是煎熬的7个日夜；对于办案民警来说，却是争分夺秒的7天。茫茫人海之中，郝佳轩到底在哪里？她还活着吗？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 对于一起人口失踪案件来说，失踪7天杳无音讯，往往意味着有着不好的结局。办案民警们的心里，其实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郝佳轩很可能在6月19号晚上离开家之后，就已经遇害了。可他们不愿意放弃，不愿意让这个年轻漂亮、前途光明的姑娘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不愿意让郝佳轩的父母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更不愿意让凶手逍遥法外。 为了打破案件的僵局，专案组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所有办案民警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重新梳理了整个案件的所有细节，重新分析了收集到的每一条信息，把能够排除的无效信息、没有价值的线索全部排除出去，将侦查重点重新放在了“郝佳轩6月19号晚上离开家之后，是否遭到了侵害”这一核心问题上，重新展开了侦查工作。 民警们一致认为，郝佳轩离开家之后，前往KtV的路上，一定留下了一些痕迹，只是他们之前没有发现而已。于是，他们决定扩大侦查范围，调取郝佳轩离开家之后，可能经过的所有路段的监控录像，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则在外围进行调查，围绕着郝佳轩的消费记录、出行轨迹，展开了全面的排查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侦查工作重新展开的第二天，这路在外围调查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成为了侦破此案的关键突破口。 民警们在调取郝佳轩的银行流水时发现，6月19号晚上11点11分左右，郝佳轩曾经在位于七一路的一家建设银行网点出现过，并且从Atm自动取款机上取了钱。这个发现，让所有办案民警都十分兴奋，他们立刻赶到了这家建设银行网点，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当天晚上11点11分，郝佳轩走进了这家建设银行的自助银行。她依旧穿着那件黑色的小礼裙，挎着手提包，神情十分自然，没有显示出任何受到胁迫的迹象，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紧张、害怕、恐惧的神色，就像平时取钱一样，从容又镇定。 只见她走到Atm自动取款机前，熟练地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然后点击了取款按钮，从取款机里取出来了900块钱。随后，她又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来了100块钱，将这1000块钱放在一起，仔细清点了一遍，确认无误后，便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里，然后转身走出了自助银行。整个取款过程，只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没有任何异常。 民警们反复观看了这段监控录像，心里充满了疑惑，但同时也多了一丝希望。疑惑的是，郝佳轩去KtV聚会，为什么要特意去取1000块钱？希望的是，从这段监控录像可以看出，郝佳轩在11点11分的时候，还是安全的，这就意味着，她遭到侵害的时间，应该是在11点11分之后，这就缩小了侦查范围。 随后，民警们对这段监控录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推测郝佳轩取这1000块钱，应该是为了给子强的女朋友送生日礼物，或者是给她发红包。毕竟，那天是子强女朋友的生日，郝佳轩作为朋友，去参加聚会，肯定要准备一份礼物或者红包，而1000块钱，对于经济条件优越的郝佳轩来说，并不算多，很符合她的消费水平。 可紧接着，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让所有办案民警都百思不得其解，却也成为了侦破此案的关键突破口。民警们将郝佳轩的家、她取钱的建设银行网点，以及她要去的星光KtV这三个地点，标记在地图上，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郝佳轩居住的华德花园公寓门口，就有一家建设银行网点，距离她的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十分方便。而且，从她的家到星光KtV的这段路上，还有好几家建设银行网点，不管是哪一家，都比七一路的这家建设银行网点更近，更方便。 既然如此，郝佳轩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特意绕到七一路的这家建设银行网点去取钱呢？要知道，七一路的这家建设银行网点，和星光KtV的方向完全相反，从郝佳轩的家到七一路的建设银行网点，再到星光KtV，要多走很多冤枉路，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民警们反复琢磨着这个问题，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推测：郝佳轩舍近求远去取钱，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她自己的自主行为，她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或许，她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去七一路办理，顺便去取了钱；或许，她对七一路的这家建设银行网点比较熟悉，习惯去那里取钱；又或许，是有人让她去那里取钱的。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郝佳轩在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取钱的时候，还是安全的，没有受到任何侵害。这就意味着，她遭到侵害的时间，应该是在她从建设银行网点出来之后，前往KtV的路上。 随后，民警们又调取了郝佳轩父母的证词，得知郝佳轩当天晚上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开车，也没有让朋友陪同，是一个人出去的。那么，她从自己的家到七一路的建设银行网点，距离大约有9公里左右，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她不可能步行到达，也不可能乘坐公交车（晚上11点多，公交车已经停运了），所以，她一定是搭乘了出租车。 这个推测，让所有办案民警都十分兴奋。他们立刻再次调取了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门口的监控录像，仔细查看了郝佳轩从自助银行出来之后的画面。监控录像显示，郝佳轩走出自助银行之后，朝着路边的方向走去，很快就走出了监控摄像头的拍摄范围。而在她走出拍摄范围之后不久，一辆出租车慢慢发动，缓缓驶出了画面，朝着远离KtV的方向驶去。 民警们根据时间来推算，这辆出租车驶出画面的时间，正好是郝佳轩走出自助银行之后的一两分钟，所以，郝佳轩很可能就上了这辆出租车。也就是说，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很可能就是当天晚上最后一个见到郝佳轩的人，他一定掌握着郝佳轩离家之后的一些情况，甚至有可能就是伤害郝佳轩的凶手。 找到了这辆出租车，就等于找到了侦破此案的关键，就有可能找到郝佳轩的下落。可就在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民警们的面前，当时，那家建设银行网点的监控摄像头，分辨率很低，并不是高清摄像头，能够从中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 监控录像里，只能模糊地看到那辆出租车的大概车型，看起来像是一辆普通的捷达出租车，至于车牌号、车身颜色的细节，以及车内乘客的体貌特征，根本看不清楚，就像是打了一层马赛克一样。想要凭借这样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找到这辆出租车，难度可想而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民警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了解到，当时西宁市一共有6000多辆出租车，而案发时间是6月份，正是西宁的旅游旺季，哪怕是在晚上11点多，也有将近4000辆出租车在路上行驶，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要想从这4000辆出租车中，找到一辆没有任何清晰特征的出租车，难度极大，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捞出来！”专案组的负责人坚定地说道，“郝佳轩还生死未卜，她的父母还在苦苦等待，我们不能放弃，哪怕是一辆一辆地查，我们也要找到这辆出租车，找到凶手，给郝佳轩的父母一个交代！” 就这样，办案民警们分成了多个小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他们调取了西宁市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尤其是郝佳轩从家出发，到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再到可能前往的方向的所有监控录像，仔细查看每一辆经过的出租车，逐一进行比对、核实。 那段时间，办案民警们几乎没有休息过，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就吃一口泡面，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眼睛熬得通红，嗓子也沙哑了，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为了找到那辆神秘的出租车，找到郝佳轩的下落。 而另一边，郝佳轩的父母，依旧在苦苦等待着女儿的消息。他们整天守在电话旁，不吃不喝，不眠不休，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恍惚。在他们的眼里，郝佳轩从小就懂事、乖巧，不让他们费心，作为家里的长女，她更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家里遇到什么大事小情，都是她来拿主意，都是她来照顾他们老两口。 郝佳轩从小就很优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学的是医学专业。毕业后，她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西宁，创办了青海第一家整形美容医院。创业初期，十分艰难，她每天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可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总是一个人默默承受，只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只为了让父母过上更好的日子。 如今，女儿一连多天音讯全无，生死未卜，郝佳轩的父母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常常坐在女儿的房间里，看着女儿的照片，一遍遍地念叨着女儿的名字，泪水无声地滑落。“佳轩，你快点回来吧，爸爸妈妈不能没有你啊，”郝佳轩的母亲抱着女儿的照片，哭得撕心裂肺，“你答应过爸爸妈妈，要陪我们变老，要给我们养老送终，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民警们每次看到郝佳轩父母悲痛欲绝的样子，心里都十分难受，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破案的决心。他们知道，只有尽快找到那辆出租车，找出郝佳轩的下落，才能给这对年迈的父母一点点安慰，才能让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 经过几天几夜的不懈努力，民警们终于有了收获。他们通过对大量监控录像的比对、核实，对全市6000多辆出租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终划定了一个排查范围，在案发时间段内，经过郝佳轩家、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附近的出租车，一共有238辆。 从6000辆出租车，缩小到238辆，这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民警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终于将排查范围大幅度缩小了。但他们并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侦查工作，需要更加细致、更加认真，每一辆出租车都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都要核实清楚。 民警们调取了郝佳轩出事当晚，沿路经过的所有路口的监控资料，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比对，最终断定，郝佳轩当天晚上从家里出来，到后来从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取钱，再到离开，一直乘坐的是同一辆出租车，中间并没有换乘其他的交通工具。 这个结论，让所有办案民警都十分兴奋。这就意味着，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是当天晚上唯一一个和郝佳轩有过接触的人，他一定知道郝佳轩的下落，也一定掌握着案件的关键线索。只要找到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就能揭开郝佳轩失踪之谜。 随后，民警们对这238辆出租车，展开了逐一的排查工作。他们找到了每一辆出租车的司机，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核实了他们当天晚上的行踪，查看了他们的行车记录仪，比对了监控录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 排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民警们每天都要奔波在各个地方，询问不同的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细节，他们还要往返多次。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为了尽快找到凶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细致排查，民警们终于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出租车。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为青At5056，车型是捷达，和监控录像中看到的那辆出租车的大概车型完全一致。而且，这辆出租车当天晚上的行驶轨迹，和民警们当初确定的时间、路线，几乎完全一致。 更让民警们感到可疑的是，这辆出租车当天晚上从郝佳轩家出发，到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这段短短9公里的路程，正常行驶时间也就不到10分钟，就算是晚上堵车，最多也不会超过15分钟。可这辆出租车，却行驶了整整半个小时，比正常行驶时间多了两倍多。 为了准确起见，专案组的民警们在同一时间、同一路段，进行了多次模拟实验。他们驾驶着和青At5056同款的出租车，按照正常速度行驶，也按照最慢的速度行驶，甚至故意放慢车速，可每次的行驶时间，都不超过10分钟。也就是说，这辆出租车当天晚上的行驶时间，明显反常，十分可疑。 更让办案民警感到不祥的是，这辆出租车当天晚上在离开七一路建设银行网点之后，并没有朝着星光KtV的方向行驶，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往了天居宾馆附近。天居宾馆位于西宁市的郊区，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空地，还有一座立交桥，平时人迹罕至，尤其是在晚上，更是偏僻得可怕，很少有人会去那里。 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深夜的时候，拉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乘客，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郊区立交桥，而且还在那里停留了整整半个多小时，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要知道，作为正常的出租车司机，晚上开车的时候，都很害怕去那些偏僻的地方，担心遇到抢劫、伤害等危险情况，可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却偏偏去了那里，还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民警们立刻将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列为重大作案嫌疑人，展开了重点调查工作。他们调取了这辆出租车的所有信息，包括司机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很快就掌握了司机的基本情况。 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名叫曾永强，1991年8月3号出生，当时还不满20岁，是西宁市本地人。据了解，曾永强身上有点功夫，之前练过擒拿和散打，性格十分暴躁、偏激，而且还有过前科，曾经因为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处罚。 得知这些情况之后，民警们更加确定，曾永强就是本案的重大作案嫌疑人。他的性格暴躁、偏激，有过前科，而且当天晚上的行为十分反常，很有可能就是他，在拉载郝佳轩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伤害了郝佳轩，然后将她的尸体藏匿起来，导致郝佳轩失踪。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抓捕计划，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曾永强抓获归案，查明真相。2011年7月2号下午4点，距离郝佳轩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13天。此时，曾永强正驾驶着青At5056出租车，在西宁市的街头营运，丝毫没有察觉到，民警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正等着他落入法网。 当曾永强驾驶着出租车，行驶到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时，早已埋伏在周围的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迅速上前，将出租车包围。民警们敲了敲出租车的车窗，大声说道：“曾永强，开门！我们是警察，你涉嫌一起故意杀人案，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的调查！” 曾永强听到民警的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知道，自己的事情暴露了，再也无法抵赖了。他缓缓地打开车门，双手抱头，走了下来，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民警们立刻上前，给曾永强戴上了手铐，将他带上了警车。随后，民警们对曾永强的出租车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试图找到一些和案件相关的证据，比如郝佳轩的物品、血迹等。虽然最终没有找到明显的证据，但民警们并没有气馁，他们知道，只要对曾永强进行审讯，一定能查明真相。 审讯室里，灯光昏暗，气氛十分凝重。曾永强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民警们坐在他的对面，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语气严肃地说道：“曾永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知道郝佳轩是被你伤害的。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如实交代你的作案经过，或许还能从轻处罚。如果你继续抵赖，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曾永强沉默了很久，缓缓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悔恨。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再怎么抵赖，也没有任何意义。最终，他放弃了抵赖，如实交代了自己伤害郝佳轩的全部作案经过。 据曾永强交代，2011年6月19号晚上11点左右，他驾驶着青At5056出租车，在华德花园公寓门口拉上了郝佳轩。当时，郝佳轩穿着一件黑色的小礼裙，长得十分漂亮，气质也很好，曾永强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 上车之后，郝佳轩告诉曾永强，她要去市中心的星光KtV，和朋友聚会。曾永强点了点头，就驾驶着出租车，朝着星光KtV的方向驶去。可就在行驶到半路的时候，郝佳轩突然发现，自己随身带的钱不够，无法给子强的女朋友送生日礼物，于是就跟曾永强说，她要去银行取点钱。 曾永强问郝佳轩，要去哪家银行，郝佳轩说，她不知道附近有哪家银行，只知道七一路有一家建设银行网点，就让曾永强开车，把她拉到七一路的建设银行网点去取钱。曾永强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因为七一路的方向和星光KtV的方向完全相反，要多走很多冤枉路，但他还是答应了郝佳轩的要求，驾驶着出租车，朝着七一路的方向驶去。 很快，出租车就到达了七一路的建设银行网点，郝佳轩下车，走进自助银行取了钱，然后又回到了出租车上，让曾永强继续开车，送她去星光KtV。可就在这时，两人因为行驶路线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曾永强说，从七一路到星光KtV，走环城路更快，也更方便；可郝佳轩却说，她不想走环城路，想走市中心的主干道，因为她担心环城路晚上不安全，而且她也想顺便看看夜景。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执越来越激烈。 曾永强的性格本来就十分暴躁、偏激，被郝佳轩这么一说，顿时就火了。他觉得，郝佳轩一个女乘客，竟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而且还故意刁难自己，让自己多走冤枉路。一时之间，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失去了理智，不再听郝佳轩的辩解，而是猛地一打方向盘，驾驶着出租车，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也就是天居宾馆附近的郊区立交桥。 郝佳轩看到曾永强的举动，顿时就慌了，她不停地大喊大叫，让曾永强停车，让他送自己去星光KtV，可曾永强却置若罔闻，依旧疯狂地驾驶着出租车，朝着郊区驶去。郝佳轩害怕极了，她试图打开车门，跳车逃跑，可车门早就被曾永强锁死了，她根本打不开。 很快，出租车就到达了天居宾馆附近的郊区立交桥下。这里人迹罕至，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传来几声微弱的虫鸣，显得格外阴森、可怕。曾永强停下出租车，转身看向郝佳轩，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疯狂。 郝佳轩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她不停地向曾永强求饶：“师傅，我错了，我不该跟你吵架，我不该刁难你，你送我回去吧，我给你加钱，多少钱都可以，求你了！” 可此时的曾永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根本不听郝佳轩的求饶，而是猛地伸出手，死死地掐住了郝佳轩的脖子。郝佳轩拼命地挣扎着，双手不停地抓挠着曾永强的手臂，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练过散打和擒拿的曾永强的对手。 几分钟之后，郝佳轩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她的眼睛渐渐失去了光彩，呼吸也越来越微弱，最后，彻底停止了挣扎，倒在了出租车的座位上，再也没有醒过来。曾永强感觉到郝佳轩不再挣扎了，才慢慢松开了手，他探了探郝佳轩的鼻息，发现她已经没有呼吸了，彻底死了。 看到郝佳轩的尸体，曾永强顿时就清醒了过来，他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杀人了，杀了一个无辜的人，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可他并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选择自首，而是想着如何掩盖自己的罪行，如何将郝佳轩的尸体藏匿起来，避免被别人发现。 随后，曾永强将郝佳轩的尸体，从出租车的座位上拖了下来，放在地上。他四处看了看，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下水道的井盖，井盖旁边有一些泥土和石块。于是，他就用力掀开下水道的井盖，将郝佳轩的尸体，小心翼翼地扔了进去，然后又将井盖盖好，用泥土和石块，将井盖掩埋起来，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做完这一切之后，曾永强又仔细清理了出租车内的痕迹，确保没有留下任何和郝佳轩相关的物品和痕迹，然后才驾驶着出租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回到了市区，继续营运，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在之后的13天里，曾永强一直提心吊胆，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他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害怕被警察抓获，可他又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人会发现。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民警们会这么快就找到他，会掌握他杀人的所有证据。 曾永强在交代完自己的作案经过之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恐惧和恐慌，也没有玩世不恭，只有一种麻木的冷漠。他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得可怕，这种冷漠，让询问他的民警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和不解。 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刚步入社会，本该有着光明的前途，本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别人的生命，可他却因为一点小小的争执，一时的冲动，就残忍地剥夺了一个无辜女孩的生命，而且在作案之后，还表现得如此冷漠，这到底是为什么？ 当民警们问起曾永强，为什么会如此冷漠的时候，曾永强缓缓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声音沙哑地开口说道：“我从小就没有感受到过家的温暖，父母常年吵架，不管我的死活，我早早地就辍学出来打工，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欺负。我练散打、练擒拿，不是为了伤害别人，只是为了能保护自己，不再被人欺负。后来开出租车，每天起早贪黑，挣的钱也不多，还要看各种各样乘客的脸色，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一直都憋在心里，没地方发泄。” 他顿了顿，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冰冷的审讯椅上：“那天晚上，郝佳轩跟我吵架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些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的日子，我觉得她也在看不起我，也在刁难我，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一时冲动杀了她，她那么优秀，那么无辜，可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对不起她，更对不起她的父母。” 曾永强的忏悔，虽然充满了悔恨，却再也换不回郝佳轩年轻的生命，也再也弥补不了对郝佳轩父母造成的伤害。审讯结束后，民警们立刻根据曾永强的交代，赶到了天居宾馆附近的郊区立交桥下，寻找郝佳轩的尸体。 当时正值六月下旬，西宁的天气已经有些炎热，郊区的杂草长得很高，给尸体的打捞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顶着烈日，在立交桥下的空地上仔细搜寻，一点点清理杂草，排查每一个可能藏匿尸体的地方。郝佳轩的父母得知消息后，也匆匆赶到了现场，他们不顾民警的劝阻，跪在地上，一边哭喊着女儿的名字，一边用双手刨着泥土，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和杂草，鲜血顺着指尖流淌，可他们却浑然不觉。 “佳轩，妈妈来接你了，你出来好不好？”郝佳轩的母亲哭得几乎晕厥，被郝佳轩的父亲紧紧抱着，“我的闺女，你怎么能在这里受这种罪，妈妈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郝佳轩的父亲脸色苍白，眼神空洞，他没有哭，只是死死地盯着地面，身体不停地颤抖着，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他仿佛苍老了十几岁，满头的白发在烈日下显得格外刺眼。 经过几个小时的不懈搜寻，民警们终于在曾永强交代的下水道井盖下，找到了郝佳轩的尸体。由于藏匿时间较长，尸体已经出现了腐烂的迹象，身上的黑色小礼裙沾满了泥土和污渍，原本精致的脸庞也变得面目全非，可郝佳轩的父母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女儿，那是他们从小疼到大、引以为傲的闺女，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今却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到女儿的尸体，郝佳轩的母亲再也支撑不住，当场晕厥过去，被民警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郝佳轩的父亲抱着女儿冰冷的尸体，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那哭声悲痛欲绝，响彻了整个郊区，让在场的每一位民警都忍不住红了眼眶。他们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可这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依旧让他们心痛不已。 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将郝佳轩的尸体打捞上来，进行了法医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郝佳轩系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与曾永强交代的作案时间完全吻合，进一步证实了曾永强的犯罪事实。随后，民警们将郝佳轩的尸体妥善安置，通知郝佳轩的亲友前来见她最后一面。 郝佳轩的亲友们得知消息后，纷纷赶到现场，看到郝佳轩的尸体，所有人都悲痛万分。她的医院员工们哭着说，郝佳轩是一个好老板，更是一个好朋友，平时对他们无微不至，就像大姐姐一样照顾他们，他们还等着郝佳轩回来，一起把医院做得更好；她的朋友们红着眼眶，回忆着和郝佳轩相处的点点滴滴，想起她爽朗的笑容、善良的性格，想起她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孩，竟然会以这样悲惨的方式离开人世。 几天后，郝佳轩的亲友们为她举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葬礼。葬礼上，没有喧嚣的锣鼓，没有热闹的仪式，只有无尽的悲伤和思念。郝佳轩的父母穿着黑色的丧服，跪在灵前，一遍遍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泪水无声地滑落，浸湿了灵前的白布；她的员工们、朋友们静静地站在一旁，手里捧着白色的菊花，默默地为她送行，祈祷她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痛苦，没有伤害，能够安然无恙。 而另一边，曾永强的案件也在快速推进。2011年9月，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曾永强对自己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有任何辩解，只是反复地忏悔，请求郝佳轩父母的原谅，请求法律的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曾永强因琐事与被害人郝佳轩发生争执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考虑到曾永强作案时未满20周岁，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曾永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曾永强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地低下了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将在监狱里度过，再也没有机会走出监狱的大门，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错，再也没有机会向郝佳轩的父母说一声“对不起”。而郝佳轩的父母，坐在法庭的原告席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无尽的麻木和悲伤，判决结果再严厉，也换不回他们的女儿，也抚平不了他们心中的伤痛。 第204章 黑帮火拼连环爆炸，白德安凭一己之力硬撼黑帮 澳门，这座镶嵌在南海之滨的小城，天生就带着一种矛盾的气质。这里有鳞次栉比的豪华酒店，有彻夜不息的霓虹灯火，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怀揣着梦想与侥幸，在赌桌前一掷千金。旅游娱乐业的兴盛，让这座小城常年沉浸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喧嚣里，仿佛连空气里都飘着金钱与享乐的味道。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份繁华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黑暗与血腥，自1996年开始，澳门的治安状况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路急转直下，黑社会势力如同毒藤般疯狂蔓延，各类恶性案件频发，让这座曾经安宁的小城，彻底沦为了人人谈之色变的“危险之地”。 抢劫、杀人、绑架，这些只在电影里出现的情节，成了澳门街头的常态。黑社会组织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抢占利益，厮杀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火拼事件时有发生，街头巷尾常常能看到残留的血迹与弹壳。更令人发指的是，黑帮的魔爪甚至伸向了政府与警方，澳督府的大门被土制炸弹袭击，司警司司长的座驾被炸成一堆废铁；15名记者与警察在采访勘察现场时，遭到连环炸弹伏击，多人受伤；就连手无寸铁的政府公务员，也成了黑帮分子报复刺杀的目标。那段时间，在澳门，只要一提起“黑帮”二字，无论是街头小贩还是豪门富商，都会下意识地压低声音，面露惧色，“谈黑色变”四个字，是当时澳门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夜幕如期降临，澳门的霓虹次第亮起，将整座城市映照得如同白昼。葡京大酒店，这座标志性的圆形建筑，矗立在城市的核心地带，10层高的楼体散发着浓郁的葡萄牙风情，外墙的霓虹灯流光溢彩，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张扬，仿佛在无声地彰显着它的权势与财富。作为澳门最负盛名的娱乐场所，葡京大酒店早已超越了普通酒店的范畴，这里是赌徒的天堂，也是黑帮势力角逐的核心战场。 很多人以为葡京的赌场规模庞大，遍布整栋大楼，实则不然，真正的赌场区域只有两层。每层都设有一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堂，大堂中央摆放着数十张赌桌， roulette轮盘的转动声、骰子撞击碗具的清脆声、赌客们的欢呼声与叹息声交织在一起，日夜不绝。大堂旁边环绕着几个小型大厅，分别设有不同的赌种，满足不同层次赌客的需求。除此之外，每层还配有专属的贵宾室，装修奢华，私密性极强，专门供那些一掷千金的高级赌徒使用，在这里，一局赌局的输赢，可能就是普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从第三层开始，便是酒店的客房区域，一共有1000多间，大多供酒店员工住宿，也有少量对外出租。而酒店内部的生活设施，更是一应俱全：高端夜总会里夜夜笙歌，保龄球场里人声鼎沸，超级市场、中西餐厅、酒吧间应有尽有，真正实现了“赌博与娱乐一体化”，让每一位进入这里的人，都能沉浸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就在这时，一辆价值百万港元的超豪华总统级轿车，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驶入了葡京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车身漆黑发亮，线条流畅，即使在昏暗的停车场里，也难掩其尊贵的气质。负责看守停车场的保安，一眼就认出了这辆车的来历，连忙挺直了腰板，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好，行注目礼，眼神里满是敬畏，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能乘坐这种级别的轿车，绝非普通人。 轿车的车门缓缓打开，首先下来的是三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彪形大汉。他们清一色地留着平头，穿着黑色西装，领口系着领带，袖口露出精致的手表，双手自然下垂，却始终保持着警惕的姿态。三人下车后，没有丝毫停顿，立刻呈品字形散开，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停车场的每一个角落，仔细排查着可能存在的危险。确认周围安全后，其中一名大汉抬起右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紧接着，轿车的后排车门被缓缓推开，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慢悠悠地走了下来。 这个中年人，穿着一套量身定制的咖啡色名牌西装，面料高档，剪裁得体，将他不算魁梧的身材衬托得格外挺拔。他同样留着小平头，国字脸，宽嘴巴，鼻梁高挺，眼神平静而深邃，脸上始终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看上去温和而儒雅，仿佛是一位气质出众的商人，谁也不会将他与“黑帮大佬”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可只有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份温和的外表下，隐藏着怎样的心狠手辣，就算是处死身边不忠的叛逆，他脸上也很难找到一丝凶悍之色，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他，就是当时臭名昭着的港澳黑社会大佬，尹国驹，江湖人称“崩牙驹”。 尹国驹今天晚上来葡京，目的很简单，与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富翁进行一场豪赌。在澳门的赌场里，尹国驹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出手阔绰，赌注极大，平日里能与他同台过招的，要么是身价亿万的豪门望族，要么是声名显赫的高级赌客，普通赌徒连靠近他的资格都没有。据知情人士透露，尹国驹的财富早已达到了天文数字，他名下拥有多辆价值百万以上的高级轿车，款式各异，足以组成一个小型车队；收藏的名牌手表就有12块，其中仅仅一只昆仑表，价值就高达128万港币；此外，他在澳门、香港等地还有好几处豪宅，总价值超过上亿港币，堪称“富可敌国”。 无论尹国驹走到哪里，身边都少不了贴身保镖的身影，今天也不例外，刚才下车的三个彪形大汉，就是他最信任的贴身护卫，平日里寸步不离，负责他的人身安全。除此之外，关于尹国驹的私生活，也一直是江湖上热议的话题，有人说他四度结婚，生有6个子女，家庭关系复杂；也有人说他心思缜密，从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家人，那些所谓的“子女”，不过是他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真相究竟如何，无人知晓，只知道尹国驹在江湖上的地位，如同泰山般稳固，无人敢轻易挑衅。 熟悉澳门黑帮历史的人都知道，澳门的两大黑帮，14K和水房，多年来一直势同水火，而他们矛盾的核心，从来都离不开“赌场利益”这四个字。澳门的赌场大多会将赌厅包租给帮派人物，由帮派负责招揽赌客，并且在赌厅内为那些赌输了想要翻本的赌徒放高利贷，从中谋取巨额利润，而这些包租的赌厅，也就成了帮派的“地盘”，谁能掌控更多的赌厅，谁就能获得更多的财富与权力。 当时，掌管14K黑帮势力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尹国驹，另一个是绰号“皆世伟”的吴伟。皆世伟在澳门江湖上的资历比尹国驹更老，早年就已经在赌场领域站稳了脚跟，而尹国驹，最初只是皆世伟手下的一个小弟，两人曾经是宾主合作关系，尹国驹靠着皆世伟的扶持，才逐渐在江湖上崭露头角。可随着尹国驹的势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屈居人下，想要独自掌控14K的话语权，更想要抢占皆世伟手中的赌场利益，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越来越深，最终彻底反目成仇，从昔日的合作伙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场浴血火拼，在所难免。 皆世伟的实力不容小觑，他在澳门的葡京、回力、凯悦假日等多家大酒店，一共开设了4家钻石赌场，规模庞大，客源稳定，是当时澳门最大的赌场厅主，每年从中赚取的利润，不计其数。而尹国驹和他的手下，当时每个月只能在皆世伟的钻石厅领取百万元的薪水，虽然这笔钱在普通人看来已经是天文数字，但对于野心勃勃的尹国驹来说，远远不够。不过，皆世伟给了尹国驹一个特权，允许他和他的手下在钻石厅为客人换取筹码，从中赚取差价，这也让尹国驹获得了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可尹国驹的性格，天生暴戾，而且极其好赌，这也成了他与皆世伟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他经常在自己负责的赌厅里亲自下场赌博，而且赌注极大，一旦输了钱，就会当场发火，摔牌砸椅子，脾气暴躁到了极点。赌场里的员工和赌客，都知道尹国驹的脾气，就算看到他大闹赌厅，也没有人敢上前制止，只能默默忍受。尹国驹的这种行径，让皆世伟越来越不满，心中的怨气也越来越深。 雪上加霜的是，那段时间，皆世伟投资的房地产和伯爵牌香烟生意，遭遇了重大挫折，亏损了巨额资金，资金链一度断裂。为了弥补亏损，皆世伟不得不削减各项开支，其中就包括给尹国驹手下“叠马仔”的回佣。叠马仔是赌场里负责招揽赌客、放高利贷的核心人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回佣，回佣被削减后，尹国驹手下的人怨声载道，纷纷向尹国驹抱怨。尹国驹借此机会，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了皆世伟身上，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一场席卷澳门的黑帮火拼，就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的葡京赌场贵宾室内，尹国驹正与那位马来西亚富翁赌得不亦乐乎。赌桌上，筹码堆积如山，尹国驹神情淡然，每一次押注都胸有成竹，时而眉头微蹙，时而嘴角上扬，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周围人的目光。那位马来西亚富翁虽然也出手阔绰，但在尹国驹的气场压制下，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周围的保镖和侍从，都安静地站在一旁，不敢有丝毫打扰，整个贵宾室内，只剩下骰子转动的声音和两人的交谈声。 就在这时，尹国驹的贴身保镖匆匆推开贵宾室的门，脸色冷峻，神情慌张，连敲门的礼节都忘了。他快步走到尹国驹身边，微微俯身，压低声音，语气急促地说道：“驹哥，不好了，文祥出事了！” 尹国驹听到“文祥”两个字，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神骤然变得冰冷，心中猛地一沉，石永祥，外号文祥，是他最心腹的手下，在14K中担任“白纸扇”，也就是军师的职位，负责为他出谋划策，处理帮中的各类大小事务，深得他的信任。文祥出事，无疑是对他的沉重打击。 尹国驹强压下心中的怒火与不安，缓缓站起身，对着那位马来西亚富翁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地说道：“抱歉，有点急事，失陪一下。”说完，不等对方回应，就转身快步走出了贵宾室，身后的三个保镖立刻紧随其后，不敢有丝毫怠慢。 走出葡京大酒店，尹国驹一把推开想要为他开车门的保镖，自己亲自拉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座。他双手紧握方向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眼神冰冷刺骨，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和与淡然。发动机启动，黑色的总统轿车如同离弦之箭般，悄无声息地疾驰而去，轮胎碾压在路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仿佛在诉说着主人心中的愤怒与焦急。 尹国驹之所以如此焦急，不仅仅是因为文祥是他的心腹，更因为这段时间，澳门的黑帮仇杀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就在几天前，另一位与他有过节的江湖人物，也惨遭杀害。那人名叫林培争，外号细成，是澳门赌场里数一数二的知名人物，早年就跟随尹国驹在澳门打天下，立下了不少功劳。可后来，林培争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与尹国驹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两人彻底反目，林培争自立门户，在澳门经营着旅游公司、珠宝店、酒楼以及赌场等多种生意，势力也逐渐壮大。 林培争的野心很大，不仅想要在赌场领域分一杯羹，还暗中与水房黑帮有联系，甚至与被赶离澳门的新义安黑帮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往来。这一切，尹国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两人之间的仇恨，也越来越深。林培争也知道自己树敌太多，担心遭到报复，专门聘请了两名身手不凡的泰国保镖，贴身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平日里出行更是小心翼翼，戒备森严。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几天前的一个中午，林培争在一个停车场准备取车时，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突然出现，趁着他不备，近距离对他连射三枪。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要害，林培争当场倒地，鲜血染红了地面，虽然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年仅44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案发时，林培争聘请的两名泰国保镖，竟然都不在他的身边，仿佛是被人故意调开了一样。而尹国驹心里清楚，林培争的死，必然与皆世伟有关，这是皆世伟在向他宣战，也是在挑衅他的权威。 黑色的总统轿车，很快就抵达了事发地点，澳门闹市南湾街八角亭附近。此时，现场已经被警察封锁，警戒线拉了一圈又一圈，周围围满了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恐惧与好奇。几辆警车停在路边，警灯闪烁，刺耳的警笛声已经停止，但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紧张而压抑的气氛。尹国驹看到，几名警察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抬上救护车，白布下面，隐约能看到渗出的血迹，触目惊心。 尹国驹知道，这三具尸体中，有一具就是文祥。据现场的目击者透露，这宗血腥枪杀案，是澳门十多年来，帮派仇杀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宗，而且三名死者都非等闲之辈，除了文祥之外，另外两人也都是尹国驹手下的亲信，平日里负责保护文祥的安全，没想到这一次，竟然一同惨遭毒手。 文祥，37岁，香港人，早年曾经是香港警察，因为在工作中触犯了警队的纪律，被开除警籍。两年前，他来到澳门，投奔了尹国驹，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智慧，很快就得到了尹国驹的赏识和信任，被提拔为14K的“白纸扇”，成为了尹国驹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他心思缜密，善于谋划，尹国驹的很多重要决策，都离不开他的出谋划策；而且他忠诚不二，对尹国驹死心塌地，就算面对生死考验，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为了敌对帮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了他们首先想要铲除的目标。 根据现场警察的初步勘察和目击者的描述，案发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傍晚，天空下着毛毛细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不高。文祥带着两名亲信，驾驶着一辆日产小轿车，沿着南湾街往东行驶，因为天气原因，车子开得并不快。当车子行驶到路中央，经过一个穿便装的男子身边时，那个男子突然停下脚步，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毫不犹豫地向着驾驶座上的司机连开三枪。 司机来不及反应，当场中枪，身体猛地一歪，双手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小轿车瞬间失控，狠狠地撞向了路边的护栏，发出一声巨响。那个枪手见状，没有丝毫停顿，快步冲到轿车旁边，一把拉开车门，对准坐在司机旁边的文祥，又连开三枪，子弹击中了文祥的胸部和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紧接着，枪手的枪口一转，对准了坐在后座的另一名亲信，同样连开三枪，将其当场击毙。 为了确保三人都已经死亡，枪手又重新回到驾驶座旁，对准司机的头部，补了一枪，随后才将手枪插回腰间，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盔，骑上停在路边的一辆铃木王摩托车，发动引擎，如同幽灵般飞驰而去，很快就消失在了茫茫的雨幕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案发突然，周围的行人来不及反应，纷纷惊慌失措地四处闪避，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有人想要上前帮忙，却被现场的混乱和恐惧吓住，只能远远地观望。当警车鸣着警笛，匆匆赶到现场时，枪手早已逃之夭夭，现场只留下了一辆被撞坏的小轿车、三具冰冷的尸体，以及散落的弹壳和血迹。 尹国驹让保镖把车子停在案发现场旁边的一条小巷里，没有下车，只是缓缓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根雪茄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透过前窗玻璃，静静地看着警察们忙碌的身影，有的警察在勘察现场，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弹壳和血迹；有的警察在询问目击者，记录着案发的细节；还有的警察在维持现场秩序，驱散围观的群众。 雪茄烟的烟雾，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的腮帮子微微蠕动了一下，牙齿紧紧咬着雪茄，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般即将爆发，却又被他强行压制了下去。良久，他缓缓吐出一口烟雾，对着身边的保镖，语气平淡却带着刺骨寒意地说道：“开车，回去。”声音不大，却让身边的保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连忙点了点头，发动车子，缓缓驶离了现场。 文祥等人的被杀，如同一个导火索，彻底点燃了14K与皆世伟势力之间的火拼。仅仅过了几天，14K中一名转投水房黑帮的叛徒陈建宝，就被人伏击枪杀，尸体被丢弃在街头，身上布满了弹孔，死状凄惨。陈建宝的被杀，无疑是尹国驹发出的报复信号，他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背叛他、挑衅他的人，背叛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从那以后，澳门就彻底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澳门的大街上、赌场里、夜总会里、游戏机中心等地，接连发生多起凶案，死者大多是两大黑帮的成员，有的被乱枪打死，有的被残忍肢解，有的被毁容，面目全非，让警方难以辨认身份。这些凶案的发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地点场合，黑帮分子如同疯魔一般，肆意挥舞着屠刀，残害着生命，整个澳门，人心惶惶，百姓们白天不敢出门，晚上更是闭门不出，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为了黑帮仇杀的牺牲品。 更令人发指的是，有消息传出，14K黑帮竟然公然悬赏，鼓励杀手刺杀敌对帮派的成员。悬赏金额十分诱人：凡是枪杀对方一个小头目，奖励5万港元；枪杀大头目，奖励10万港元；枪杀高级头目，奖励30万港元；而枪杀对方最高级的核心人物，奖励则高达50万港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多亡命之徒，为了赚取这笔巨额赏金，纷纷加入到这场血腥的厮杀之中，成为了黑帮分子手中的杀人工具。这些凶徒们肆无忌惮，目无法纪，在街头公然开枪杀人，根本不把警方放在眼里，让澳门的社会治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人们不禁感叹：这些凶徒如此猖狂，这社会还怎么保持安宁？ 澳门黑帮的内讧与仇杀，不仅让普通百姓深受其害，就连澳门的官员，也难以幸免。黑帮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不再满足于帮派之间的厮杀，开始将魔爪伸向了澳门的政府机构和执法机关，试图用暴力手段，操控澳门的社会治安，挑战政府的权威。而作为澳门最高权力象征的澳督府，也成为了黑帮分子袭击的目标。 澳督府位于澳门最具东南亚风情的南湾街，面对波平浪静的海滩，风景优美。这座澳督府是一座二层楼房，始建于19世纪中叶，由建筑师约瑟杜马士阿基努设计，1849年正式建成，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南欧特色，红墙白窗，石阶露台，拱门回廊，装修奢华，颇显一派雍容华贵，是澳门历史的重要见证。多年来，澳督府一直是澳门总督的办公和居住场所，是澳门的权力中心，平日里安保森严，无人敢轻易靠近。 可即便如此，黑帮分子还是铤而走险，对澳督府发动了炸弹袭击。那是7月30号的凌晨，0点20分左右，整个澳门都沉浸在熟睡之中，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就在这时，一个神秘的黑影，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闪进了澳督府的后花园，他动作敏捷，神色慌张，四处扫视了一圈，确认周围没有保安巡逻后，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个土制炸弹，放在了后花园的墙角，然后立刻转身，快速逃离了现场。 几秒钟后，一声轰然巨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震耳欲聋。土制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瞬间将澳督府后花园的围墙炸塌了一大片，地面上被炸出了一个大坑，碎石、泥土四处飞溅，周围的花草树木，也被炸毁殆尽，一片狼藉。在夜深人静之际，这声爆炸显得格外惊心动魄，周围的居民被爆炸声惊醒，纷纷起床，透过窗户，惊恐地看着澳督府的方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爆炸案，并不是孤立的。就在爆炸发生的20分钟之前，氹仔新世纪酒店，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枪击案件。多名手持AK自动步枪、套着毛织头套的暴徒，突然闯入新世纪酒店的大堂，对着酒店门口的保安和过往的行人，一阵狂扫。枪声密集，如同雨点般落下，3名保安公司的外籍保安员，来不及反应，当场应声倒下，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生死未卜。酒店的玻璃大门，也被密集的子弹打裂，碎片散落一地，整个酒店大堂，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几名暴徒在扫射完毕后，没有丝毫停留，迅速乘坐一辆事先准备好的面包车，发动引擎，逃遁于夜色之中，很快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新世纪酒店枪击案和澳督府被炸案，接连发生，间隔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无疑是对澳门警方的公然挑衅，也让澳门警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之中。 案件发生后，澳门警方立刻行动起来，几十辆警车鸣着警笛，飞速赶往案发现场，上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云集在澳督府和新世纪酒店周围，封锁了所有的出入口，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仔细的勘察，试图在一片狼藉的现场，找到匪徒留下的蛛丝马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弹壳、炸弹碎片等物证，询问着现场的目击者，记录着案发的每一个细节，忙碌到天亮，也没有休息片刻。 澳门总督韦奇利，得知这两起案件的发生后，大为恼火，脸色铁青，心中的愤怒难以抑制。他万万没有想到，黑帮分子竟然如此猖狂，竟然敢公然袭击澳督府，枪杀保安，这无疑是对澳门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韦奇利立刻亲自召见了司警司司长白德安，限令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作案匪徒擒获归案，给澳门百姓一个交代，否则，就引咎辞职。 白德安，47岁，身材魁梧，身高一米八五以上，肩膀宽阔，络腮胡子满脸都是，眼神锐利，不怒自威，给人一种十分强悍的感觉。他有着纯正的葡萄牙血统，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放纵不羁、行事狠辣的作风，在澳门警队中，威望极高，司警们都私下里称他为“兰博”，以此来形容他的勇猛和强悍。 白德安的警队生涯，十分辉煌。1990年至1992年，他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警察法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和刑侦经验；1992年，他被调往澳门，出任刑事起诉法庭检察官，同时兼任澳门司法学校刑事调查科主任，负责培养澳门警队的刑侦人才；1995年，他正式接任司法警察司司长一职，成为了澳门警队的核心人物之一。 自从担任司警司司长以来，白德安就一直致力于打击澳门的黑帮势力，他性格刚正不阿，敢于与黑帮势力硬碰硬，从不畏惧黑帮分子的威胁和报复。也正因为如此，他被澳门的黑帮组织列为了首要暗杀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澳督韦奇利特批，为他配备了4名身怀绝技的飞虎队队员，贴身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无论他走到哪里，这4名飞虎队队员都会寸步不离。 面对韦奇利的怒火和命令，白德安没有丝毫退缩，他挺直了腰板，郑重地向韦奇利保证，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侦破案件，将作案匪徒绳之以法，绝不辜负韦奇利的信任和澳门百姓的期望。说完，白德安就转身离开了澳门政府大厦，在4名飞虎队队员的簇拥之下，立刻坐上了自己的防弹专用指挥警车，向着司警总部飞速驶去，他要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侦破工作。 了解澳门警队的人都知道，司法警察司，可谓是澳门警察的“大哥大”，在刑事侦查方面，享有特定的职权，地位十分重要。司警主要负责侦查各类重案要案，包括毒品交易案、伪造货币案、绑架劫持人质案、信用机构或公共财政机构抢劫案、文物失窃案、集团犯罪案、赌博场所犯罪案等，其行动直接向司法政务司，甚至澳督府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干预。 当天上午，经过警方的全力侦查，司警在穆拉什马路，查获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经过警方的查证，这辆面包车，正是承载着袭击新世纪酒店暴徒的车辆，而且这辆车是一辆更换了车牌的失盗车辆，车主早已报案，却一直没有找到。警方在对车辆进行仔细检查时，发现车里面尚且遗存有5枚失效的自动步枪子弹，车门上有明显的弹孔，挡风玻璃也受到过枪击，布满了裂痕。 警方推测，这些弹孔和失效的子弹，应该是暴徒在使用AK47自动步枪扫射时，由于枪支的后坐力过于强大，不小心失火造成的。而暴徒在澳门公然使用火力如此强大的AK47自动步枪，这着实令警方大伤脑筋，这种枪支威力巨大，杀伤力极强，一旦被黑帮分子大量使用，将会给澳门的社会治安和百姓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据有关情报透露，AK47自动步枪，首次在香港的抢劫案中使用，是在1991年6月上旬的观塘协和街五家金铺连环劫案中。当时，几名悍匪手持AK47自动步枪，闯入金铺，乱枪扫射，抢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现金，并且在逃跑过程中，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终成功冲破警网，逃之夭夭。这起案件，震惊了香港警方高层，也让人们第一次见识到了AK47自动步枪的强大威力。在此之后，在香港和澳门的多宗持枪抢劫案之中，匪徒们也多次使用AK47自动步枪，凭借着强大的火力，屡屡逃脱警方的追捕。 AK47自动步枪，是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研制成功的一种军用冲锋枪，也是世界上最着名、最普及的枪支之一。这种枪支火力强劲，使用7.62毫米口径子弹，有效射程达到400米，既可以进行单发射击，也可以进行全自动连续扫射，每分钟可以发射600发子弹，威力巨大，杀伤力极强，是世界上最猛烈的枪械之一。而且这种枪支结构简单，造价低廉，易于制造和携带，深受黑帮分子和亡命之徒的青睐。 除此之外，根据警方线人提供的情报得知，最近一段时间，澳门的14K和水房两大黑帮，都在暗中购置大批火力强大的武器，其中不仅包括杀伤力强劲的AK47自动步枪，还有苏制菠萝手雷等重型武器。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个黑帮，竟然扬言，他们在某军火库中，还藏有榴弹炮，并且已经从异地招聘了几百名训练有素的敢死队队员，这些敢死队队员，个个身手不凡，悍不畏死，必要的时候，他们将会像巴勒斯坦游击队一样，采取自杀式行动，置对方帮派的头目于死地。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形势，白德安虽然有铲除黑帮势力的决心和勇气，但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资料表明，当时澳门的黑帮势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500多人，他们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行事狠辣，而且在澳门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势力十分庞大。而澳门的警力，却只有3000人左右，其中，特警只有500名，相当于香港cId的司警，也只有300名。 更令人无奈的是，特警和司警，两个部门隶属不同的上级，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合作十分不利，很难形成打击合力。这也导致，在与黑帮势力的对抗中，警方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甚至被迫从黑社会的主要盘踞点，赌场，撤出驻警。而黑帮分子一看到警方退缩，变得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在赌场里公然进行非法活动，放高利贷、聚众赌博、寻衅滋事，无恶不作，根本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从1997年开始，澳门就连续发生多起司警探员被袭事件，多名司警探员在执行任务时，遭到黑帮分子的伏击，死伤多人。这些袭击事件，无疑是黑帮分子对警方的公然报复，也让澳门警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警方不得不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对付黑帮活动，并且重新进驻各大赌场，实行24小时监视，试图遏制黑帮分子的嚣张气焰。可即便如此，黑帮分子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变得更加猖狂。 不久之后，一位主管澳门赌业的葡萄牙籍政府高官，阿布里纳·李忠孝，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在繁华的南湾街，遭到了黑帮分子的伏击。几名枪手埋伏在路边的小巷里，趁着阿布里纳·李忠孝停车的瞬间，突然冲了出来，对着他的车辆，一阵狂扫。阿布里纳·李忠孝来不及反应，被枪手打成重伤，虽然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起袭击事件，再次震惊了澳门政府和警方。白德安深知，想要彻底打击黑帮势力，就必须集中所有的警力，统一指挥，形成打击合力，否则，仅凭目前的警力和分散的指挥体系，根本无法与强大的黑帮势力抗衡。于是，白德安草拟了一份报告，面呈澳督韦奇利，请示在全澳门范围内，实现警力集权指挥，并且将警方的精英部队，特别行动组（简称飞虎队），归由司警司直接调遣，以便更好地应付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全力打击黑帮势力。 韦奇利看完白德安的报告后，深知事情的严重性，也明白白德安的良苦用心。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批准了白德安的报告，授权他统一指挥全澳门的警力，并且将飞虎队，正式划归司警司调遣。得到授权后，白德安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他将飞虎队，打造成了自己扫黑手中的一张王牌，准备对澳门的黑帮势力，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澳门警方的特别行动组，也就是飞虎队，成立于多年前，是澳门警队中的精英部队，约有40名队员。这些队员，都是从澳门警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身怀绝技，具备各种特殊的行动技能，无论是格斗、射击，还是爆破、水上突击，都有着过人的本领。队中拥有15名神枪手，他们枪法精准，百发百中，能够在远距离内，精准击中目标；还有3名爆破专家，擅长拆卸各种炸弹，精通爆破技术；另外还有17名能担当水上突击行动的能手，能够在复杂的水上环境中，执行各种突击任务。 为了提升飞虎队的战斗力，澳门警方为每位队员，都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支装有激光瞄准器、图像增强器、电筒及消音器的德国造mp5型轻机枪，这种机枪威力强大，射速快，可连续发射800至900发子弹，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火力压制。除此之外，飞虎队还负责保护澳门政要和贵宾的安全，每当有重要政要或贵宾到访澳门，飞虎队都会全程负责安保工作，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飞虎队实施行动时，只需经过保安委员会批准，在行动之中，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以及产生何种效果，都不会追究队员的责任。这种特殊的授权，让飞虎队的队员们，在执行任务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放手一搏，有效地制服罪犯，打击黑帮势力。 应该说，澳门警方的反应，是颇为快捷的。自从澳督府及新世纪酒店被袭之后，澳门警方就立刻加强了各个重要场所的安保工作。除了新世纪酒店与澳督府加强保安力量，增加巡逻次数之外，南湾的澳督官邸，也加派了大量的特警驻守，周围巡查的特警，也明显增多。 在澳督府门口，有多名特警24小时驻守，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还有多名特警，手端轻机枪，在澳督府附近来回看守，密切关注着周围的一举一动；每隔1到2分钟，就有一辆防弹巡逻警车，在澳督府附近经过，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安保防线。警方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遏制黑帮分子的嚣张气焰，防止类似的袭击事件再次发生。 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当澳门警方正欲大规模发动反黑之战，全力打击黑帮势力的时候，又一起枪杀案，再次发生了。距离澳督府不远处的一个停车场里，一名31岁的中国籍男子，在取车的时候，突然遭到了独行枪手的伏击。枪手埋伏在停车场的角落，趁着男子不备，突然开枪，子弹精准地击中了男子的头部和胸部，一共中了4枪。男子当场倒地，鲜血染红了地面，被送往医院之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得知，这名男子，有着深厚的帮会背景，是水房黑帮的一名小头目，平日里在赌场里负责放高利贷，作恶多端。警方推测，这名男子的被杀，应该是帮派之间的仇杀，而凶手，很可能是14K黑帮的成员，目的是为了报复水房黑帮，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特定的时间内，又在澳督府附近制造枪杀案，显然是有预谋的，黑帮分子想要用这种方式，再次挑衅警方的权威，向警方示威。 黑云压城之际，白德安充分显示了他敢作敢为的个性色彩。他没有被黑帮分子的嚣张气焰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打击黑帮势力的决心。他腰佩一把澳大利亚产的clock型手枪，摇晃着魁伟的身躯，亲自出现在灯光闪烁的街头，视察安保工作，鼓舞警队的士气。而他的周围，有4名身手不凡的飞虎队队员，身穿防弹衣，手提轻机枪，做他的贴身护卫，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举一动，防止黑帮分子的伏击。 与此同时，白德安下令，上百名司警和特别行动组的探员，在清晨和深夜，对尹国驹、水房赖等黑帮大佬在澳门的15个巢穴，发动突然袭击。这次袭击行动，目的很明确，擒贼先擒王，将这两名江湖大佬缉获归案，彻底摧毁两大黑帮的核心势力，从而遏制澳门的黑帮仇杀，恢复澳门的社会治安。 为了确保这次袭击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做了充分的准备，制定了严密的行动方案，并且严格保密，不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可令人遗憾的是，警方的行动消息，还是早早地被泄露了出去，黑帮分子在警方内部安插了眼线，得知了警方的行动计划后，立刻通知了尹国驹和水房赖。尹国驹和水房赖得知消息后，不敢有丝毫停留，立刻带着自己的亲信和家人，逃离了自己的巢穴，并且带走了所有的重要证据和财物。 当警方的探员和飞虎队队员，突袭黑帮巢穴的时候，发现这些巢穴早已人去楼空，空荡荡的，没有留下任何重要的嫌疑人和证物。警方的这次突袭行动，可谓是一无所获，唯一让警方觉得有所收获的是，在其中一个黑帮巢穴中，搜出了几张神秘的光碟。这些光碟，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任何标记，其中只有一张可以轻易打开，其余的几张，都需要用电脑密码解锁，无法打开。 警方立刻对那张可以打开的光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可令人失望的是，这张光碟里面，只存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阿拉伯数字，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既没有黑帮成员的名单，也没有黑帮犯罪的证据。可警方坚信，这些光碟之中，必然隐藏着澳门黑帮的核心秘密，那些无法打开的光碟，里面很可能存储着黑帮的犯罪记录、成员名单、军火藏匿地点等重要信息。 由于澳门警方的电脑技术有限，无法破解这些光碟的密码，白德安只好向葡萄牙警方求助，希望葡萄牙警方能够派遣专业的电脑专家，前来澳门，协助警方破解光碟的密码，揭开澳门黑帮的秘密。葡萄牙警方得知情况后，十分重视，立刻派遣了6名顶尖的电脑专家，从里斯本飞到澳门，全力协助澳门警方，进行电脑解密工作，力求早日破解这些光碟的密码，获取黑帮犯罪的证据。 夜深人静，澳门司警总部的灯光，依旧亮着。白德安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放着案发现场的照片、收集到的物证，以及那几张神秘的光碟。他的脸上，布满了疲惫，连日来的忙碌，让他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没有丝毫懈怠。他和几位警方高层人物，围坐在一起，彻夜研究，制定更加严密的围捕黑帮的作战方案，准备再次对黑帮势力，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时间一天天过去，电脑专家们的解密工作，依旧没有任何进展，那些神秘的光碟，如同一个谜团，始终无法被解开。但白德安并没有放弃，他一边等待着电脑专家的解密结果，一边继续部署扫黑行动，收集黑帮犯罪的证据，寻找尹国驹和水房赖的踪迹。 8月中旬的一天，白德安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突袭行动，这一次，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力求将尹国驹和水房赖，一举擒获。当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整个澳门都还沉浸在熟睡之中，100多位警员，兵分五路，悄无声息地出发了，他们的目标，是14K和水房两大黑帮的龙头大佬，以及他们的得力骨干的住所。 白德安今天打扮得格外精神，他一改往日上穿粗布衬衫、下着大号牛仔裤的惯例，穿上了一身铁青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橘红色的领带，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整个人看起来，既庄重又威严。他要用这身庄重的打扮，迎来围剿黑帮的胜利，也要用这种方式，向黑帮分子宣告，警方打击黑帮势力的决心，绝不退缩。 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消息不被泄露，白德安下令，所有参战的警员，事先都不知道行动的目的和地点。在行动开始之前，警员们被通知，必须交出所有的手提电话、寻呼机等通讯工具，由高级警官统一保管，等到行动结束之后，再统一发还。这样一来，就彻底切断了警员与外界的联系，防止了消息的泄露。 在晨曦之中，澳门的海风吹来，带着咸涩的味道。参战的警员们，身穿防弹衣，配备轻机枪，头戴黑色面罩，只露出双眼，迈着整齐的步伐，跑步前进，神情严肃，眼神坚定，没有丝毫声音，如同幽灵般，向着目标住所靠近。为了确保行动的合法性，一名法官，破例参与了现场指挥，负责签署搜查令等相关文件；消防人员，也随队行动，一旦遇到目标住宅无人开门的情况，消防人员就会动用烧焊器材和爆破器材，强行将大门炸开，协助警员入屋搜查。 行动开始后，警员们按照预定的方案，分别对各个目标住所，发动了突袭。对于那些开门配合的住户，警员们立刻入屋，进行仔细的搜查，寻找犯罪嫌疑人、武器弹药以及犯罪证据；对于那些拒不开门的住户，法官当场签署搜查令，消防人员立刻动用烧焊器材和爆破器材，强行将大门炸开，警员们迅速冲入屋内，进行搜查。 整个行动，持续了7个小时，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中午。在这次行动中，警方搜查了数十处住所，查获了大量的文件和旅游证件。警方表示，这些文件和证件，里面很可能隐藏着黑帮犯罪的重要线索，有利于警方调查近期发生的多宗罪案。另外，司警还在一个住宅单元里，发现了几百发手枪和猎枪的子弹，这些子弹，显然是黑帮分子藏匿起来的，准备用于帮派火拼和犯罪活动。 虽然这次行动，仍然没有抓获到狡诈如狐的尹国驹和水房赖，他们再一次提前得到了消息，逃离了自己的住所，但也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在14K的一座海边别墅里，司警们在搜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碉堡型的地库。这个地库，隐藏得十分隐蔽，入口被伪装成了一个储物柜，不仔细观察，根本无法发现。 警员们强行打开地库的铁门后，发现地库内部，装修坚固，如同一个碉堡，里面有一条长20多米、带有运输带的滑板，地库的铁门出口，直通海边的一个小码头，交通十分便利，显然是黑帮分子用来运输货物和逃避警方追捕的通道。警方推测，修建这个地库，至少需要耗资几十万港币，可见黑帮分子的财力，十分雄厚。 除此之外，警方还在地库里面，发现了1000多箱没有交税的香烟，这些香烟，都是高档香烟，总价值高达600万港币。很显然，这些香烟，是黑帮分子走私进来的，他们想要通过走私香烟，赚取巨额利润，用于购置武器装备，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警方当场将这些走私香烟，全部查封没收，这也给了14K黑帮，一个沉重的打击。 澳门警方接二连三的扫黑行动，虽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没有抓获到尹国驹和水房赖这两大黑帮大佬，但也给澳门的黑帮势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极大地遏制了黑帮分子的嚣张气焰。可这也彻底惹怒了在澳门呼风唤雨惯了的江湖大佬们，尹国驹和水房赖，不甘心自己的势力受到打击，不甘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决定，对澳门警方，发动一系列近乎疯狂的报复行动，用暴力手段，回应警方的扫黑行动。 1998年5月1号，当天正是澳门的公众假期，很多澳门百姓，都趁着假期，出门游玩、休闲，享受难得的安宁。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针对白德安的报复行动，正在悄然酝酿之中。当天上午10点左右，没有带保镖的白德安，独自一人来到嵩山跑步，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他都会抽出时间，来到嵩山跑步，锻炼身体，缓解工作压力。 白德安将自己驾驶的一辆白色的5座旅行车，停泊在山脚下的羽毛球场附近，然后就独自一人，向着嵩山山顶跑去。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行踪，早已被黑帮分子盯上了，尹国驹的手下，一直在暗中跟踪、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上午10点15分左右，几名黑帮分子，趁着白德安跑步离开的间隙，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的旅行车旁边。他们动作敏捷，神色慌张，四处扫视了一圈，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之后，迅速从怀里掏出一枚炸弹，小心翼翼地安放在了旅行车的底盘下面，然后立刻按下了引爆按钮，转身快速逃离了现场。 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白色的旅行车，瞬间被一团熊熊大火吞噬，火焰冲天，浓烟滚滚，照亮了整个嵩山脚下。车子的玻璃，在高温和爆炸冲击波的作用下，纷纷碎裂，飞溅的碎片如同锋利的刀刃，散落在周围的地面上，留下一片狼藉。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得周围的树木剧烈摇晃，树叶簌簌掉落，远处正在晨练的路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惊慌失措，纷纷四散奔逃，尖叫声、呼喊声混杂着火焰燃烧的噼啪声，打破了嵩山脚下的宁静。 正在半山腰跑步的白德安，听到身后传来的巨响，身体猛地一僵，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回头望去，只见山脚下浓烟滚滚，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而那火光升起的位置，正是他停车的地方。白德安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来不及多想，立刻转身，迈开大步，向着山脚下狂奔而去，魁梧的身躯在山间小路上快速穿梭，平日里沉稳的步伐，此刻变得慌乱而急促，他心里清楚，这场爆炸，绝不是意外，而是黑帮分子针对他的报复。 短短几分钟，白德安就冲到了山脚下。眼前的一幕，让他怒火中烧：他那辆白色的旅行车，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车身扭曲变形，如同一块废铁，火焰还在疯狂燃烧，浓烟呛得人无法靠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烧焦味和炸药的硝烟味，令人作呕。周围的路人早已被疏散到安全地带，远远地观望，脸上满是恐惧与不安，几名路过的交警，正匆忙拉起警戒线，试图保护现场，防止意外发生。 白德安快步走到警戒线旁，不等交警上前询问，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交警见状，连忙收起警戒线，恭敬地让他通过。白德安走到燃烧的车辆旁，停下脚步，双手叉腰，死死地盯着那团熊熊烈火，络腮胡子因愤怒而微微颤抖，眼神锐利如刀，里面燃烧着滔天的怒火，却又强压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后怕，若是他晚走几分钟，若是他没有下车跑步，此刻葬身火海的，就是他自己。 “一群狂妄之徒！”白德安咬牙切齿地低吼一声，声音沙哑，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他从事警队工作多年，遭遇过无数次威胁与暗算，却从未像今天这样，被黑帮分子如此公然挑衅，对方竟然敢在公众假期，在人流相对密集的嵩山脚下，公然对他发动炸弹袭击，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报复，更是对澳门警方、对澳门政府权威的极致蔑视。 没过多久，几十辆警车鸣着刺耳的警笛，飞速赶到了现场，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司警和飞虎队队员，迅速下车，封锁了整个嵩山脚下的道路，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飞虎队队员身穿防弹衣，手提轻机枪，在现场周围来回巡逻，密切关注着周围的一举一动，警惕着黑帮分子的二次袭击；司警则立刻投入到现场勘察工作中，小心翼翼地收集着炸弹碎片、车辆残骸等物证，询问着现场的目击者，记录着案发的每一个细节。 白德安的4名贴身飞虎队队员，也匆匆赶到了现场，看到白德安安然无恙，几人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连忙围到他身边，神色慌张地询问情况。“我没事。”白德安摆了摆手，语气冰冷地说道，“立刻通知司警总部，全力排查现场，找出炸弹的类型、引爆方式，另外，调动所有可用警力，封锁澳门所有的出入口，严查可疑人员和车辆，一定要把作案的匪徒揪出来，碎尸万段！” “是，驹哥！”几名飞虎队队员齐声应道，立刻转身，快速投入到工作中。 经过警方的初步勘察，现场的炸弹，是一枚威力巨大的遥控土制炸弹，里面填充了大量的烈性炸药，威力足以将一辆汽车彻底炸毁。警方在现场收集到了大量的炸弹碎片，经过技术人员的初步分析，这枚炸弹的制作工艺十分粗糙，但威力却不容小觑，应该是黑帮分子自行制作的，而引爆方式，则是通过遥控操作，凶手在安放好炸弹后，远距离按下引爆按钮，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更令人震惊的是，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枚特殊的弹壳，这枚弹壳，并非普通的手枪或步枪弹壳，而是一种专门用于遥控炸弹引爆装置的弹壳，根据弹壳的型号和材质，警方推测，这种引爆装置，在香港的黑帮犯罪中曾经出现过，而使用者，正是与尹国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黑帮分子。种种迹象表明，这起炸弹袭击案，必然是尹国驹指使手下所为，目的就是为了报复白德安的扫黑行动，警告澳门警方，不要再继续针对黑帮势力。 消息传到司警总部，整个警队都陷入了一片愤怒之中。警员们纷纷请战，想要立刻出击，将尹国驹及其手下一网打尽，为白德安报仇，也为澳门百姓扫清祸害。而白德安，在短暂的愤怒之后，也逐渐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尹国驹此刻必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若是贸然出击，不仅无法将其擒获，反而可能会让警员们遭受不必要的伤亡。 当天下午，白德安在司警总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澳门警队的所有高层人物，以及飞虎队的核心队员，全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白德安面色凝重地通报了嵩山炸弹袭击案的初步勘察结果，然后语气坚定地说道：“尹国驹的嚣张气焰，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公然袭击警方高层，挑衅政府权威，残害百姓，我们绝对不能再容忍下去！” 白德安顿了顿，继续说道：“从今天起，全澳门警方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全员上岗。我命令，飞虎队全员出动，秘密排查尹国驹及其手下的所有藏身之处，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踪迹，立刻上报，切勿擅自行动；司警负责全面梳理近期的黑帮犯罪案件，整合所有线索，重点排查与尹国驹有关的人员，深挖黑帮的内部网络，找出他们的军火藏匿地点和资金往来渠道；另外，加强与香港警方的合作，请求香港警方协助排查尹国驹在香港的联络点和同伙，严防尹国驹逃离澳门，逃往香港。”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擒获尹国驹，彻底摧毁14K、水房等黑帮势力，还澳门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白德安的声音，铿锵有力，回荡在整个会议室里，眼神中的坚定，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警员。 会议结束后，澳门警方立刻行动起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行动，再次在澳门拉开了序幕。飞虎队队员乔装打扮，分散到澳门的各个角落，秘密排查黑帮的藏身之处；司警则加班加点，梳理着堆积如山的案件线索，走访了上百名目击者和知情人士，试图找出尹国驹的踪迹；与此同时，澳门警方与香港警方取得了密切联系，双方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扫黑行动，封锁了两地的所有出入口，形成了一张严密的围捕大网。 而此时的尹国驹，正躲在自己的秘密藏身之处，澳门一处隐蔽的海边别墅里。得知炸弹袭击白德安的行动成功，尹国驹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端起桌上的红酒杯，轻轻抿了一口，对着身边的手下，语气嚣张地说道：“白德安以为，凭借他的警力，就能把我尹国驹扳倒？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一次，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若是他再敢继续扫黑，下次被炸死的，就不是他的车，而是他本人！” 身边的手下纷纷附和，夸赞尹国驹英明神武，可尹国驹的脸上，却渐渐收起了笑容，眼神变得凝重起来，他心里清楚，白德安绝不会善罢甘休，这次的炸弹袭击，必然会彻底激怒白德安，澳门警方接下来的扫黑行动，一定会更加猛烈，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应对警方的围捕。 “通知下去，所有手下，全部隐蔽起来，不要轻易露面，暂停所有的帮派活动，尤其是军火交易和赌场放贷，避免被警方抓住把柄。”尹国驹语气严肃地说道，“另外，加强别墅的安保，安排足够的人手，24小时巡逻，严防警方突袭；再给香港的同伙传个信，让他们密切关注香港警方的动向，一旦有任何异常，立刻通知我。” “是，驹哥！”手下们齐声应道，立刻转身，去传达尹国驹的命令。 尹国驹走到别墅的窗边，推开窗户，海风呼啸着吹了进来，带着咸涩的味道。他望着远处漆黑的大海，眼神深邃，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一边是势在必得、誓要铲除黑帮的澳门警方，一边是嚣张跋扈、手握重兵的黑帮势力，双方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而这场较量的结果，不仅将决定尹国驹和白德安的命运，更将决定澳门这座城市的未来。 夜幕再次降临，澳门的霓虹依旧闪烁，可这座城市，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华，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紧张与压抑。警灯在街头来回闪烁，警员们的身影穿梭在各个角落，他们眼神坚定，步履匆匆，只为了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宁；而黑帮分子，则如同幽灵般，隐藏在黑暗之中，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动新的报复。 血雨腥风，尚未停歇；警匪较量，愈演愈烈。澳门，这座镶嵌在南海之滨的小城，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织中，迎来了最艰难的时刻。而白德安与尹国驹，这两个站在对立面的男人，也将在这场殊死较量中，展开最终的对决，究竟是警方能够铲除黑帮，还澳门一片安宁；还是黑帮能够嚣张到底，继续掌控这座城市的黑暗？答案，即将在接下来的血与火中，缓缓揭晓。 第205章 七旬奶奶家中遇害，凶手竟是17岁亲孙子 2014年7月11号下午，四川南充的太阳正毒得厉害，毒辣辣的阳光炙烤着高坪区偏远乡村的土路，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蔫头耷脑地垂着，连一丝风都吹不起来，空气闷得像一口密不透风的锅，吸一口都带着灼烧般的热气。 唐大爷，今年七十二岁，头发已经花白得像落了一层厚厚的霜，背也有些驼了，走路的时候脚步慢悠悠的，带着老年人特有的迟缓。这天他一大早就揣着个蒲扇，去邻村的亲戚家串门，亲戚家热闹，一大家子人说说笑笑，拉着他聊家常、忆往事，还留着他吃了午饭、喝了两杯小酒。唐大爷本就爱热闹，一来二去，就忘了时间，直到夕阳西下，天边染上一层昏黄的余晖，才恋恋不舍地和亲戚道别，慢悠悠地往自己家走。 这段路不算近，唐大爷走得满头大汗，后背的粗布褂子都被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他一边走，一边用蒲扇扇着风，嘴里还念叨着：“老婆子，等着我回去，今晚可得给我煮碗凉面，解解暑气。” 往常啊，只要他一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老伴陈奶奶准会迎上来，要么手里拿着擦汗的毛巾，要么嘴里念叨着“你可回来了，饭都快凉了”，那种细碎的唠叨，是唐大爷一辈子听惯了的温暖。陈奶奶比唐大爷小十岁，身子骨还算硬朗，就是性子急了点，爱念叨，却一辈子勤勤恳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更把唐大爷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今天，唐大爷费劲地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院子里安安静静的，连鸡犬声都没有，只有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子里的石板路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显得格外冷清。“老婆子？陈桂兰？”唐大爷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回荡，却没有得到丝毫回应。 他心里犯了嘀咕，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走进堂屋，堂屋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连碗筷都没有摆，显然没有做晚饭的痕迹。“这老婆子，去哪了？”唐大爷又喊了两声，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可依旧只有自己的回声。他不死心，把家里的每一间屋子都找了一遍，卧室、厨房、堂屋，甚至连院子里的柴房都看了，连陈奶奶的影子都没见着。 找了一圈下来，唐大爷累得直喘粗气，一屁股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眉头皱得紧紧的。他琢磨着，难道老伴是去隔壁邻居家串门了？还是去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了？可往常就算串门，也会提前给他留个话，不至于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连晚饭都不做啊。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肚子“咕咕咕”地叫了起来，一阵接一阵的饥饿感袭来。唐大爷这才想起，自己中午在亲戚家虽然吃了饭，但喝了酒，又走了这么远的路，早就消化得一干二净了。此时此刻，对于一辈子被陈奶奶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唐大爷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老伴没在家，没人给他做饭，他自己也不会做，这晚饭可怎么解决？ 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想着去杂物间找点米或者面，自己煮一碗简单的粥或者面条凑活一下。可转身走到杂物间门口，他却愣住了，那扇平时从来不上锁、一推就开的杂物间门，今天竟然挂了一把锁，锁芯紧紧地扣着，显然是被人特意锁上的。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唐大爷伸手拉了拉锁，锁纹丝不动。他皱着眉头，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这老婆子，出去也不说一声，还把杂物间给锁了，米面都在里面，我想吃口热的都不行，这日子没法过了！” 唐大爷本身就是个随性的人，性子也有些大大咧咧，没什么烦心事，就算有，喝两杯小酒也就忘了。他郁闷地搓了搓手，看着紧锁的杂物间门，又摸了摸饿得咕咕叫的肚子，最终还是放弃了找吃的念头。“得了得了，不吃就不吃了，省得麻烦。” 他转身走进自己的卧室，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散装的白酒，是他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没事就喝两口解解馋。他拧开瓶盖，一股辛辣的白酒味扑面而来，倒了满满一杯，仰起头，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烧得喉咙火辣辣的，却也暂时压下了饥饿感和心里的那点郁闷。 喝了一杯酒，唐大爷的头有些晕乎乎的，玩了一天，又走了远路，累意和酒意交织在一起，让他眼皮都开始打架。他脱了鞋，往炕上一躺，炕是凉的，却也能勉强歇着。“不管了，先睡一觉，等老婆子回来了，自然有饭吃。”他心里这么想着，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全然没有把老伴失踪的事情放在心上，更没有多想那扇被锁住的杂物间门，背后藏着怎样可怕的真相。 要说起来，这唐大爷的心是真的大，老伴一夜没回来，他竟然睡得安安稳稳，一夜无梦。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唐大爷就醒了，酒意也散得差不多了，肚子又开始不争气地叫了起来。他揉了揉眼睛，坐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喊老伴：“老婆子，醒醒，该做饭了，我快饿死了。” 依旧没有回应。 唐大爷这才慢悠悠地起身，穿上鞋，走到陈奶奶的卧室门口。陈奶奶和他一样，年纪大了，觉浅，平时这个点早就醒了，要么在厨房做饭，要么在院子里收拾东西。可今天，陈奶奶的卧室门却紧紧地关着，而且和往常一样，挂着锁，他们老两口一辈子习惯了分屋睡，各自住一间屋子，也各自保管着自己屋子的钥匙，互不干涉，却也相濡以沫了一辈子。 唐大爷伸手敲了敲门，“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老婆子，你醒了没？开门啊，我饿了。” 门里面没有任何动静，静得可怕。 唐大爷又敲了敲，力道比刚才重了些，“陈桂兰！你听见没有？开门！” 还是没有回应。 这时候，唐大爷的心才稍微提了起来。他皱着眉头，心里开始犯慌：“不对啊，这老婆子平时不是这样的，就算生气，也不会不理我啊，难道是出什么事了？”他又拉了拉卧室的锁，锁得紧紧的，显然里面没有人开门。 他这才意识到，老伴可能真的出事了，她昨天一夜都没回来，卧室门也一直锁着，杂物间也被锁了，这一切都太反常了。唐大爷的手脚一下子就慌了，平时慢悠悠的动作也变得急促起来，他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手指因为紧张而不听使唤，按了好几次，才拨通了大儿子唐建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没几声，就被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大儿子急促的声音：“爸，怎么了？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建国，建国，你快过来，你妈……你妈不见了！”唐大爷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还有难以掩饰的慌乱，“我昨天下午从亲戚家回来，就没见着你妈，喊了她好几声都没人应，找了一圈也没找着。昨天晚上我就睡了，以为她今天早上能回来，可现在她卧室门还锁着，喊她也没人应，杂物间也被锁了，我……我有点慌。” 电话那头的唐建国一听，语气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几分：“什么？我妈不见了？爸，你别慌，我马上就过去！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去邻居家串门了？或者去哪个亲戚家没回来？” “找了，都找了，邻居家我也问了，都说没见着你妈，亲戚家也打电话问了，也没去！”唐大爷急得直跺脚，“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这杂物间平时从来不上锁，昨天也被锁了，我连米面都拿不出来，昨天晚上都没吃饭！” “好好好，爸，你别着急，也别乱走动，我现在就开车过去，半个小时就到！”唐建国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唐大爷依旧站在陈奶奶的卧室门口，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想着老伴是不是走丢了，一会儿又想着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双手不停地搓着，脚步也来回踱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老婆子，你可千万别出事啊，你快点回来吧……”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院子里传来了汽车刹车的声音，唐建国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他的媳妇。“爸，我来了，我妈呢？还是没消息吗？”唐建国一边跑，一边急切地问道，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 “没有，还是没消息，卧室门还锁着，喊她也没人应。”唐大爷指着陈奶奶的卧室门，声音依旧颤抖。 唐建国快步走到卧室门口，拉了拉门锁，锁得紧紧的。他皱着眉头，脸色越来越难看：“爸，我妈昨天什么时候不见的？你昨天回来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比如有没有陌生人来？有没有打斗的声音？” 唐大爷仔细回想了一下，摇了摇头：“我昨天下午回来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反常的地方，也没见着陌生人，也没听见什么打斗的声音。就是没见着你妈，杂物间被锁了，其他的都和平时一样。” “那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唐建国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爸，我妈一夜没回来，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万一出什么事，可怎么办？” 唐大爷被儿子这么一说，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色，低着头，小声地说道：“嗨，我哪知道会这样啊，我以为你妈就是去谁家串门了，忘了时间，以前也有过一次，她去邻居家串门，聊得忘了时间，晚上住邻居家了，我以为这次也是这样，就没太在意，也没给你打电话……” 看着父亲愧疚又慌乱的样子，唐建国心里的埋怨也消了大半，他知道父亲的性子，大大咧咧的，没什么心眼，也想不到那么多。“行了爸，别说这些了，先把门撬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说完，唐建国从车里拿了一把螺丝刀，走到陈奶奶的卧室门口，小心翼翼地撬着锁。他的手也有些颤抖，心里既害怕又着急，害怕门打开之后，会看到什么不好的画面。唐大爷站在一旁，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扇门，大气都不敢喘，手心全是冷汗。 “咔哒”一声，锁被撬开了。 唐建国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推开了卧室门。门一打开，一股杂乱的气息扑面而来，紧接着，眼前的一幕让唐建国和唐大爷都惊呆了，唐大爷更是倒吸一口凉气，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卧室里乱得一塌糊涂，像是被人洗劫过一样。陈奶奶平时最宝贝的衣柜被拉开了，里面的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扔得满地都是；床头柜也被翻倒在地，抽屉里的东西散落一地，有梳子、有手帕，还有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床上的被子也被扯得乱七八糟，枕头掉在地上，整个卧室一片狼藉，哪里还有平时干净整洁的样子。 “坏了，出大事了！”唐大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唐建国赶紧伸手扶住了他。 唐建国的脸色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他快速地在卧室里扫了一圈，没有看到陈奶奶的身影，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爸，我妈不在屋里，这屋里被翻成这样，难道是进小偷了？” 唐大爷缓了缓神，颤抖着说道：“小偷？不可能啊，咱们家这么偏，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你妈平时很节俭，家里的钱都藏得好好的，小偷怎么会来咱们家？对了，建国，咱家的杂物间，平时从来不上锁，昨天不知道怎么被锁了，你赶紧去把杂物间也撬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唐建国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赶紧扶着唐大爷走到一旁，让媳妇看着父亲，自己则拿着螺丝刀，急匆匆地跑到杂物间门口，用力地撬着锁。杂物间的锁很简单，没一会儿就被撬开了。 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了杂物间的门。杂物间里黑漆漆的，光线很差，只有一丝光线从门缝里透进来，隐约能看到里面堆放的杂物，米面、柴火、破旧的家具，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在他准备开灯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在了地上，只见地上卷着一卷厚厚的棉被，棉被鼓鼓囊囊的，像是裹着什么东西。 唐建国的心跳瞬间加速，双手不停地发抖，他一步步地走到棉被面前，每走一步，都觉得脚下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伸出颤抖的手，轻轻的掀开了棉被的一角，紧接着，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那是他的母亲，陈桂兰。 陈奶奶静静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地闭着，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没有一丝血色，嘴角似乎还残留着一丝痛苦的痕迹，身上的衣服也有些凌乱。 “妈，！”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从唐建国的嘴里爆发出来，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抱住陈奶奶的身体，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哭得肝肠寸断，“妈，你醒醒啊，妈，你怎么了？妈，你别吓我啊……” 唐大爷听到儿子的哭喊，心里一下子就慌了，他挣扎着站起来，踉跄着跑到杂物间门口，当看到地上躺着的陈奶奶时，整个人都傻了眼，眼睛瞪得大大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婆子，老婆子，你怎么了？你醒醒啊，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他伸出手，想要去摸陈奶奶的脸，可手伸到一半，就颤抖着停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相伴了一辈子的老伴，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躺在自己面前。他双腿一软，倒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一样，那种绝望和痛苦，瞬间淹没了他。 唐建国哭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冷静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他必须冷静下来，查明真相。他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声音哽咽着说道：“喂，警察同志，快来，快来！我家出事了，我妈被人害死了，就在我家的杂物间里，你们快来啊！” 电话那头的民警听到这话，语气瞬间变得严肃起来，连忙问道：“同志，你别慌，请问你家具体地址在哪里？我们马上就派人过去！” 唐建国哽咽着报出了自己家的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一边守着母亲的尸体，一边安慰着哭得撕心裂肺的父亲，自己的眼泪却依旧不停地往下掉。他知道，这一天，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一天，他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接到派出所的警情通报之后，南充市局高坪区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刻行动起来，带上勘查工具和法医，驱车赶往案发现场。唐大爷家所在的村子很偏僻，离市区有差不多30多公里的路程，土路崎岖不平，车子走得很慢，一路上，民警们心里都很焦急，恨不得立刻赶到现场，查明真相。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民警们终于赶到了唐大爷家。此时，唐大爷家的院子里已经围满了闻讯赶来的邻居，大家都议论纷纷，脸上满是震惊和惋惜的神色。民警们立刻疏散了围观的群众，拉起警戒线，保护好案发现场，然后分成两组，一组由法医负责对尸体进行初步尸检，另一组则由勘查人员负责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查。 法医小心翼翼地对陈奶奶的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死者陈桂兰，年龄62岁，身高一米五五左右，死亡时间大概在7月10号下午至晚上之间，死因是机械性窒息，颈部有明显的扼压痕迹，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推测凶手是在死者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对其实施了扼压，导致其窒息死亡。 与此同时，现场勘查的民警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勘查工作。他们仔细地检查了唐大爷家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陈奶奶的卧室和杂物间，不放过任何一丝蛛丝马迹。勘查人员发现，唐大爷家的大门和其他房间的门锁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任何撬盗的痕迹，这说明凶手不是强行闯入室内的，要么是死者主动开门让凶手进来的，要么是凶手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室内。 另外，现场除了陈奶奶的卧室外，其他房间都没有明显的翻动痕迹，唐大爷住的那间卧室，更是整整齐齐，连翻都没被翻过。只有陈奶奶的卧室，被翻得乱七八糟，衣柜、床头柜、抽屉，全都被拉开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显然凶手是有备而来，目标明确，就是冲着陈奶奶的卧室来的。 民警们找到了唐大爷，此时的唐大爷已经哭得没有力气了，脸色苍白，眼神空洞，整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民警们耐心地安慰了他几句，然后开始询问他相关的情况。 “唐大爷，您好，我们是刑侦大队的民警，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民警的语气很温和，“请问您家平时谁管钱？存款、存折之类的东西，都放在哪里？” 唐大爷缓缓地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民警，声音沙哑地说道：“家里的钱，存款、存折，都是我老伴管着，我从来不管这些，我也不知道她把这些东西放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平时我花钱，都是跟她要，她给我多少，我就花多少。” 民警们一听，心里顿时有了头绪。凶手作案目标非常精准，直奔陈奶奶的卧室，而唐大爷的卧室连翻都没翻，显然凶手知道，唐大爷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陈奶奶手里，知道陈奶奶的卧室里有值钱的东西，也知道唐大爷不管钱。这就说明，凶手很有可能是熟人，而且是对唐大爷家的情况非常了解的熟人。 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民警们立刻展开了走访调查，围绕唐大爷家的邻居、亲戚，还有村子里的村民，进行逐一走访，一方面了解陈奶奶平时的为人处世，看看她有没有什么结仇结怨的人，另一方面则排查村子里有侵财嫌疑的人，尤其是案发时间段，有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唐大爷家。 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每走访一户，都详细地询问相关情况，认真地做好记录。经过一整天的走访，民警们得到了一致的反馈：陈奶奶这个人，为人老实、善良，性格虽然有些急躁，爱念叨，但心眼很好，平时乐于助人，不管是谁家有困难，她都会主动帮忙，从来没有和谁结过仇、红过脸，村子里的村民们对她的评价都很好，都说她是个好人。 而且，根据村民们的反映，案发时间段，也就是7月10号下午至晚上，没有看到任何陌生人出入唐大爷家，村子里也没有出现什么可疑人员。唐大爷家所在的村子很偏僻，平时很少有陌生人来，就算有，也会被村民们注意到。所以，民警们越来越倾向于，这起案件是熟人作案，而且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村子里的人，或者是唐大爷家的亲戚。 与此同时，现场勘查的民警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在陈奶奶的卧室和杂物间的地面上，他们发现了一些清晰的鞋印，这些鞋印不是唐大爷和唐建国的，也不是其他村民的，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这些鞋印，经过技术比对和分析，初步判断出，留下鞋印的嫌疑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五左右，年龄大概在16至20岁之间，体型中等。 有了这个线索，民警们立刻调整了调查方向，围绕村子里16至20岁之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中等的年轻人，进行重点排查，同时结合之前的走访情况，排查对唐大爷家情况了解的熟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各种线索不断汇集，民警们经过反复讨论、分析，终于锁定了一个嫌疑最大的人选，唐大爷的孙子，小辉，今年17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中等，完全符合嫌疑人的特征，而且他对唐大爷家的情况非常了解，知道陈奶奶管钱，也知道陈奶奶的卧室里有值钱的东西。 当民警们把这个怀疑对象告诉唐大爷和唐建国的时候，唐大爷和唐建国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杀害陈奶奶的凶手，竟然会是小辉，会是陈奶奶的亲孙子。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唐大爷激动地喊道，声音沙哑，“小辉是我的孙子，是她的亲孙子，他怎么可能杀害他的亲奶奶？不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唐建国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摇着头，说道：“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小辉虽然平时调皮了一点，爱上网，不爱干活，但他怎么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他可是我妈的亲孙子，我妈的亲孙子啊！” 民警们理解他们的心情，也知道，这个结果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民警们还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道：“唐大爷，唐先生，我们也知道你们不愿意相信，但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小辉的嫌疑最大。我们了解到，7月10号早上11点半左右，唐大爷您离开家的时候，家里只有陈奶奶和小辉两个人，这一点，邻居们也能作证。而且，根据村民们的反映，陈奶奶和小辉的关系并不和睦，每次小辉来爷爷奶奶家，陈奶奶都会发脾气，骂他、赶他，让他去找他的妈妈，让他离开这个家。” 唐大爷和唐建国听着民警的话，沉默了。他们知道，民警说的是真的，陈奶奶和小辉的关系，确实一直不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僵硬。唐大爷回忆起，自己7月10号早上离开家的时候，确实看到小辉在院子里坐着，当时陈奶奶还在骂他，让他走。他当时还劝了两句，说小辉好不容易来一次，就让他多待几天，可陈奶奶不听，依旧不停地骂小辉。 而且，唐大爷7月10号下午从亲戚家回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小辉的身影，他当时还以为，是陈奶奶又发脾气，把小辉给赶走了，之前也有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没太在意，根本就没有多想。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太反常了，小辉很有可能，在他离开家之后，就对陈奶奶下了毒手，然后逃跑了。 尽管心里不愿意相信，但唐大爷和唐建国也知道，民警们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小辉的嫌疑，确实是最大的。现在，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找到小辉，只有找到小辉，才能查明真相，才能还陈奶奶一个公道。 民警们立刻展开行动，全力抓捕小辉。他们分析，小辉今年17岁，年纪还小，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而且平时最喜欢去网吧上网，作案之后，很有可能会逃跑，要么离开南充，要么就躲在某个网吧里。所以，民警们一方面派人前往南充的火车站、汽车站，调取监控录像，排查小辉的踪迹，因为2014年的时候，坐火车、坐汽车都已经实行实名登记了，只要小辉购买了车票，就一定能查到他的踪迹；另一方面，民警们则对南充市区内的所有网吧，进行逐一排查，尤其是小辉平时经常去的网吧。 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抓捕工作。负责排查火车站、汽车站的民警，调取了7月10号下午至7月12号的所有监控录像，仔细地查看每一个进出站的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可经过一整天的排查，民警们并没有发现小辉的踪迹，这说明，小辉并没有离开南充，他很有可能还藏在南充市区内。 与此同时，负责排查网吧的民警们，也在紧张地工作着。他们首先了解到，小辉是案发前两周，也就是6月23号，从外地回到南充的。但他6月23号回到南充之后，并没有直接去爷爷奶奶家，而是在南充市区待了10天，直到7月4号，才去了爷爷奶奶家。 民警们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了小辉的上网记录，发现这10天里，小辉一直在南充某大学旁边的网吧上网，几乎天天不出网吧门，白天晚上都在网吧里，要么玩游戏，要么睡觉，很少离开网吧。小辉的家人也向民警反映，小辉从小就特别喜欢上网，沉迷于网络游戏，经常泡在网吧里，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连家都不回。 既然小辉作案之后没有离开南充，那么他很有可能又去了网吧，继续上网，逃避现实。可民警们调取了案发之后，也就是7月10号下午至7月12号的所有上网记录，却再也没有找到小辉的身影。这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小辉作案之后，确实没有去网吧上网，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是小辉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尽管去了网吧上网，但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而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所以没有留下上网记录。 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们又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在整理陈奶奶的遗物时，他们发现，陈奶奶的身份证不见了，无论是卧室里，还是杂物间里，都没有找到陈奶奶的身份证，推测很有可能是被凶手拿走了。 民警们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小辉平时喜欢上网，而上网需要身份证，他自己的身份证很有可能不在身边，或者他担心用自己的身份证上网会被民警发现，所以就拿走了陈奶奶的身份证，用陈奶奶的身份证去网吧上网。 基于这个推测，民警们立刻对陈奶奶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全网络的信息监控，重点监控网吧的上网登记信息，看看有没有人用陈奶奶的身份证登记上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监控，民警们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7月10号下午5点左右，有人用陈奶奶的身份证，在小辉平时经常去的那家网吧，也就是南充某大学旁边的那家网吧，办理了一张上网卡，并且登记上网了。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驱车赶往那家网吧，对网吧进行布控，同时调取了网吧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拿着陈奶奶身份证办理上网卡、登记上网的，不是别人，正是17岁的小辉！ 而且，民警们在查看监控录像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小辉不是一个人去上网的，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男生，两个人形影不离，一起走进网吧，一起办理上网卡，一起找位置坐下上网，看起来关系很好。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陷入了沉思：如果小辉真的是杀害陈奶奶的凶手，那么他身边的这个男生，有没有可能也参与了作案？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对陈奶奶实施了杀害，然后一起逃跑，一起去网吧上网？ 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一边继续在网吧布控，等待小辉再次出现，一边展开对那个男生的调查。民警们通过网吧的登记信息，找到了那个男生的身份信息：男生姓荣，叫小荣，今年17岁，和小辉是同龄人，也是南充本地人，平时也经常在这家网吧上网。 民警们立刻找到了小荣，将他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在询问过程中，小荣显得很平静，他如实地向民警们交代了自己和小辉的关系，以及7月10号当天的行踪。小荣说，他和小辉是在网吧里认识的，两个人因为都喜欢玩网络游戏，所以聊得很投机，很快就成了朋友。7月10号下午，小辉突然找到他，说自己身上没钱了，想让他请自己上网、吃饭，他就答应了，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那家网吧，小辉用一张老太太的身份证办理了上网卡，两个人一起上网、吃饭，直到晚上才分开。 小荣还说，他不知道小辉用的是谁的身份证，也不知道小辉做了什么事情，案发时间段，他一直在自己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有家人可以作证，他并没有参与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也不知道小辉杀害了自己的奶奶。 民警们对小荣的话进行了核实，调取了小荣家的监控录像，也询问了小荣的家人，证实了小荣所说的都是真的。案发时间段，小荣确实一直在自己家里，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参与杀害陈奶奶的案件，他和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单纯地和小辉是网吧里认识的朋友。 排除了小荣的嫌疑之后，民警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抓捕小辉的身上。他们继续在那家网吧布控，同时加大了对周边网吧的排查力度，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 就在民警们布控了几个小时之后，网吧的前台传来了消息：小辉又来了！民警们立刻警觉起来，悄悄地靠近网吧，小心翼翼地查看网吧内的情况。监控录像显示，小辉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把自己之前留的一头长头发给剪短了，还专门戴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压低了帽檐，似乎不想被别人认出来。 小辉走进网吧之后，四处看了看，确认没有什么异常之后，才走到前台，用陈奶奶的身份证登记上网，然后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准备开机玩游戏。就在他刚刚坐下，手指还没有碰到键盘的时候，埋伏在网吧里的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快速地冲到小辉的身边，一把将他按住。 “不许动！警察！”民警们的声音威严有力。 小辉被民警们按住之后，顿时慌了神，情绪变得异常激烈，拼命地挣扎、反抗，手脚不停地乱动，嘴里还大喊着：“你们是谁？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快点放开我！” “我们是刑侦大队的民警，怀疑你涉嫌故意杀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抓捕，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民警们一边按住挣扎的小辉，一边严肃地说道。 小辉依旧在挣扎，嘴里还不停地喊道：“你们骗人，你们不是警察，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你们赶紧放开我！” “我们是不是警察，你看了工作证就知道了。”民警们说着，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给小辉看。 小辉看了看民警们的工作证，知道自己再也跑不掉了，挣扎的力度渐渐小了一些，但情绪依旧很激动，嘴里还是不停地念叨着：“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民警们不再和他废话，拿出手铐，将他的手铐住，然后将他带回了派出所。从7月12号陈奶奶的尸体被发现，到7月13号小辉被顺利抓获，仅仅用了20多个小时，这起震惊乡村的故意杀人案，就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小辉被带回派出所之后，被直接带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严肃，四周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发出沉闷的声音。小辉坐在审讯椅上，双手被手铐铐着，低着头，头发凌乱，眼神空洞，之前的嚣张和反抗，此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显得格外颓废。 一开始，小辉还在抵赖，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陈奶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我奶奶，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怎么可能杀我的亲奶奶……” 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耐心地对小辉进行审讯，向他宣讲法律知识，告诉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他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认罪认罚，就可以从轻处罚。同时，民警们还拿出了现场提取的鞋印、网吧的监控录像等证据，摆在小辉的面前。 看着眼前的证据，小辉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住了，再也抵赖不了了。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悔恨的神色，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然后，他缓缓地张开嘴，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陈奶奶的全部经过，也说出了自己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亲奶奶，说出了他和陈奶奶之间的矛盾，说出了这个家庭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心酸和无奈。 小辉说，他的童年，没有温暖，没有关爱，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冷漠。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而这一切，都要从他爸爸妈妈相识的时候说起。 小辉的爸爸妈妈，是在外边打工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小辉的爸爸唐建军，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一家饭店里当厨师，手艺还不错，虽然工资不高，但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小辉的妈妈李娟，当时在一家工厂里打工，性格温柔，长得也清秀。两个人在打工的时候，偶然相识，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彼此都还不错，就慢慢走到了一起，谈起了恋爱。 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就结婚了，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昂贵的彩礼，只是简单地办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就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小家庭。结婚之后没多久，李娟就怀孕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小辉顺利出生了。 有了小辉之后，李娟就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在家里专心照顾小辉，当起了全职妈妈。那时候，唐建军一个人打工挣钱，养活一家三口，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但也还算安稳，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小辉也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幸福的时光。 可这样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小辉一岁的时候，李娟觉得，只靠唐建军一个人打工挣钱，实在是太辛苦了，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光靠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而且，她也不想一直在家当全职妈妈，想出去打工，多挣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给小辉更好的成长环境。 于是，李娟就和唐建军商量，把小辉留给爷爷奶奶照顾，两个人一起去外地打工，多挣点钱，等挣够了钱，就回来接小辉，一家人团聚。唐建军也觉得，李娟说得有道理，就答应了。就这样，在小辉一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开了他，一起去了外地打工，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也就是唐大爷和陈奶奶照顾。 从那以后，小辉就成了一名留守儿童。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在外地打工，离家里很远，来回一趟的路费很贵，而且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只想多挣点钱，所以，他们很少回来，有时候，隔个一两年，才能回来一次，见小辉一面。每次回来，也只是匆匆待几天，就又匆匆离开了。 小辉的童年，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爸爸妈妈的关爱，只有爷爷奶奶的照顾。可唐大爷本身就爱玩，性子大大咧咧的，不懂得照顾孩子，平时总是喜欢出去找村里的老兄弟们聊聊天、吹吹牛、下下棋，有时候会带着小辉，有时候就把小辉一个人关在家里，不管不顾。 而陈奶奶，虽然勤劳、节俭，会照顾小辉的饮食起居，但她的性子很急躁，爱念叨，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有些严重，一开始，她还很疼小辉，可时间长了，看着小辉调皮捣蛋，不爱听话，就渐渐失去了耐心，经常骂小辉、打小辉，对小辉也越来越冷漠。 所以，小辉从小到大，都没有体会过过多的关爱，无论是来自爸爸妈妈的，还是来自爷爷奶奶的，他的童年，充满了孤独和冷漠。也正是因为这样，小辉从小就养成了冷漠、孤僻的性格，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不喜欢说话，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待着，心里也渐渐变得扭曲起来。 唐大爷后来在接受民警询问的时候，也说过，小辉小时候，其实还是挺懂事的，长得也很可爱，说话也甜甜的，很招人喜欢。上学之后，小辉的学习成绩也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优秀，但也能跟上，每次考试，都能考及格，有时候，还能考个中等成绩。 可在小辉1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的心里，变得更加扭曲，更加冷漠。 在小辉10岁之前，他的爸爸妈妈虽然已经很少回来，但他们毕竟没有离婚，还是夫妻，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回来，看看小辉，给小辉买一些衣服、零食和玩具。对于小辉来说，只要爸爸妈妈能一起回来，能陪他几天，他就很满足了，在他的心里，家庭还是完整的，他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可在他10岁那年，他的妈妈李娟，突然一个人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回来，她不是来看看小辉，而是来和唐建军办理离婚手续的。 小辉后来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的时候，感情就已经破裂了。唐建军这个人，好吃懒做，不愿意好好干活，平时总是偷懒耍滑，挣的钱，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够花，更别说养活家里人了。而且，他还喜欢喝酒、打牌，有时候，喝了酒，还会对李娟发脾气、动手打人。 李娟一开始，还想着忍一忍，为了小辉，为了这个家，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唐建军越来越过分，不仅不干活，还经常打骂她，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争吵也越来越多，到最后，两个人实在是无法再继续相处下去了，就选择了分居。 分居之后，唐建军更是变本加厉，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反而在外地，又认识了一个女人，并且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了，甚至已经开始组建新的家庭了。李娟彻底心死了，她知道，自己和唐建军之间，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她就回来了，决定和唐建军，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彻底摆脱这个痛苦的家庭。 一般来说，就算夫妻两个人感情破裂，要离婚，对于自己的孩子，也会有感情，都会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都会想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可对于小辉的爸爸妈妈来说，却不是这样的。 在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愿意争取小辉的抚养权，都不想带着小辉一起生活。唐建军当着李娟和村干部的面，冷漠地说道：“你要孩子，你就带走，你不要孩子，他爱去哪去哪，让他自生自灭去，我不管，我也不会管他的。” 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刺进了小辉的心里。那时候，小辉已经10岁了，他已经懂事了，他能听懂爸爸说的话，能明白爸爸的意思，爸爸不要他了，爸爸不想管他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而李娟，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看着冷漠的唐建军，又看了看一脸茫然、满眼恐惧的小辉，心里虽然有一丝不舍，但还是冷漠地说道：“一般来说，男孩都是跟着爸爸的，我也不想带着孩子，这个孩子，不应该让我来抚养，应该由他来抚养。” 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意抚养小辉，谁也不想管小辉的死活。最后，还是村干部出面调解，劝说李娟，让她暂时抚养小辉，等以后，唐建军想通了，再让唐建军接手。李娟实在没办法，只能答应了，带着小辉，离开了爷爷奶奶家，去了外地生活。 小辉后来回忆说，其实，他知道，他的妈妈，并没有他的爸爸那么心硬，她心里，还是有一丝不舍的。只是，她被唐建军伤透了心，又不愿意一个人带着他，吃苦受累，所以，才会那样说，才会那样做。 而唐建军，在和李娟办理完离婚手续之后，就彻底解放了，他立刻回到了外地，和那个女人正式组建了新的家庭，领取了结婚证，过上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彻底把小辉这个儿子，抛到了九霄云外，再也没有管过他，再也没有问过他的情况，仿佛，他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一样。 小辉跟着李娟，去了外地生活之后，李娟很快就又找了一个男人，组建了自己的新家庭，那个男人，就是小辉的继父。继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性格很好，对李娟也很好，一开始，对小辉，也还算不错，没有虐待他，也没有欺负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让小辉重新上学，好好读书。 李娟也觉得，自己对不起小辉，没有给小辉一个完整的家，没有好好照顾小辉，所以，她也想弥补小辉，想让小辉重新上学，好好读书，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因为小辉之前在老家的时候，断断续续地上学，基础很差，所以，李娟就让小辉，重新从三年级开始上，怕他直接上四年级，跟不上课程，跟不上其他同学的脚步。 小辉表面上，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适应了新的家庭，适应了新的学校。在李娟的眼里，小辉表现得很好，学习成绩也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优秀，但也能跟上，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也还算融洽，看起来，和其他的正常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可只有小辉自己知道，他并没有真正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也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新的家庭。他的心里，充满了孤独和冷漠，充满了自卑和叛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外人，闯入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他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他。 此时此刻的小辉，早已经不是那个小时候，懂事、可爱的小辉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年，一个内心扭曲、叛逆不羁的问题少年。他不喜欢上学，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他唯一喜欢的，就是去网吧上网，去游戏厅玩游戏，只有在网络世界里，他才能找到一丝归属感，才能找到一丝快乐，才能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孤独和痛苦，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到了第二年，小辉的这些反常行为，终于被李娟发现了。李娟发现，小辉下课之后，总是偷偷地溜出去，去网吧上网，去游戏厅玩游戏，有时候，甚至会逃课，一整天都不回学校，不回家。 一开始，李娟还很有耐心，她劝小辉，批评小辉，教育小辉，告诉小辉，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不要整天泡在网吧里，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不要让她失望。可李娟的劝说和教育，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进一步刺痛了小辉的内心。 李娟有时候，教育小辉的时候，不注意方式方法，说出来的话，很伤人。比如，她会对小辉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跟着我，来到这个新的家庭，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最起码，你要好好表现，不要惹事，不要让人看笑话，不要让我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来。” 这些话，在李娟看来，是为了小辉好，是希望小辉能够懂事，能够好好表现。可在小辉看来，这些话，充满了嫌弃和不满，充满了指责和抱怨。他觉得，李娟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不喜欢他，就是觉得他是一个累赘，就是觉得他给她丢脸了。他心里的想法是：“我原本就不属于这个家庭，我来到这里，就是给你添麻烦的，就是让你被人笑话的，既然你这么嫌弃我，那我就偏不如你意，我就偏要惹事，我就偏要让你丢脸。” 就这样，小辉的逆反心理，越来越严重，李娟越是劝他，越是批评他，他就越是不听，越是叛逆，越是变本加厉。他不仅经常偷偷地去网吧上网、去游戏厅玩游戏，还开始偷偷地拿家里的钱，拿家里的东西，拿去卖钱，然后用卖来的钱，去网吧上网、买零食、买玩具。 小辉偷偷拿钱的事情，很快就被李娟发现了。李娟得知真相之后，非常生气，也非常失望，她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地照顾小辉，真心实意地想弥补小辉，可小辉却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争气，竟然偷偷地拿家里的钱，做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 第一次发现小辉偷偷拿钱的时候，李娟气得浑身发抖，她忍不住，狠狠地打了小辉一顿，啪啪啪地打了小辉五六巴掌，还踢了小辉几脚，那一次，打得非常厉害，小辉的脸上、身上，都留下了伤痕，疼得小辉直哭。 李娟本来以为，这一次狠狠地打小辉一顿，能够让小辉吸取教训，能够让小辉改掉偷偷拿钱的坏毛病，能够让小辉懂事一点，争气一点。可她没有想到，这一顿打，不仅没有让小辉吸取教训，反而让小辉的心里，更加怨恨她，更加叛逆，更加变本加厉。 从那以后，李娟打小辉，就成了家常便饭。只要小辉不听话，只要小辉偷偷去网吧上网，只要小辉偷偷拿家里的钱，李娟就会打他，而且打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会拿着鸡毛掸子、棍子，对着小辉的身上一顿乱打，嘴里还不停地骂着难听的话，骂他不懂事、不争气，骂他是个累赘、是个废物。 小辉渐渐麻木了，不再哭，不再闹，也不再反抗，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可他的心里，怨恨的种子却在一点点生根、发芽，他恨爸爸的冷漠无情，恨妈妈的暴躁打骂，恨继父的冷眼旁观，更恨这个对他没有一丝善意的世界。他觉得，所有人都抛弃了他，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他活着，就是一种煎熬。 在他15岁那年，他终于忍无可忍，趁着一个深夜，偷偷地离开了李娟的家，没有留下一句告别，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饿了就捡别人扔掉的剩饭剩菜吃，渴了就喝路边的自来水，累了就蜷缩在桥洞下、网吧门口睡觉。那段日子，他过得像个流浪汉，受尽了白眼和欺负，可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终于摆脱了那个让他痛苦不堪的家。 他就这样在外边游荡了两年，这两年里，他没有给李娟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给爷爷奶奶、爸爸打过一个电话，仿佛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这两年，他依旧沉迷于网络游戏，每天泡在网吧里，没钱上网了，就去偷、去抢，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渐渐地，他走上了歪路，性格也变得更加冷漠、残暴，没有一丝同情心，只要有人得罪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哪怕是大打出手，也丝毫不会手软。 直到2014年6月23号，他身上的钱花光了，又不敢再去偷、去抢，实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了远在四川南充老家的爷爷奶奶。他知道，爷爷奶奶虽然对他不算好，但好歹不会让他饿死，于是，他就辗转回到了南充，可他并没有立刻去爷爷奶奶家，而是在市区的网吧里待了10天，直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才不得不去了爷爷奶奶家，想从爷爷奶奶那里要点钱，继续去网吧上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回到爷爷奶奶家之后，等待他的，依旧是陈奶奶的打骂和指责。陈奶奶看到他回来，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不停地骂他：“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还知道回来？你在外边游荡了这么多年，不管不顾，现在没钱了，就想起我们来了？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你赶紧走，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子！” 小辉本来就一肚子怨气，被陈奶奶这么一骂，心里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他忍不住和陈奶奶吵了起来，对着陈奶奶大喊大叫：“我就是没钱了，我就是来要钱的！你们既然生了我爸爸，就该养我，你们凭什么不给我钱？凭什么赶我走？” 陈奶奶性子急躁，哪里容得下小辉这样顶撞她，她随手拿起身边的扫帚，就朝着小辉打了过去，一边打，一边骂：“我打你这个不孝子！我打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我看你还敢不敢顶撞我！” 扫帚落在小辉的身上，火辣辣地疼，可这一次，小辉没有再默默承受，他猛地一把夺过陈奶奶手里的扫帚，狠狠地扔在地上，然后一把抓住陈奶奶的胳膊，眼神凶狠地盯着她，恶狠狠地说道：“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陈奶奶被小辉的样子吓坏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辉，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可她依旧不肯服软，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难听的话。小辉看着陈奶奶依旧不依不饶的样子，心里的怨恨和怒火彻底爆发了，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起了爸爸的抛弃、妈妈的打骂、继父的冷漠，想起了陈奶奶平时对他的刻薄和无情，所有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失控了。 他失去了理智，双手猛地扼住了陈奶奶的脖子，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扼压着，陈奶奶拼命地挣扎着，双手不停地抓着小辉的手，嘴里发出“呜呜呜”的求救声，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哀求，可小辉的眼神，却越来越凶狠，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丝毫的怜悯，他只想让陈奶奶闭嘴，只想让所有欺负他、伤害他的人，都付出代价。 陈奶奶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脸色渐渐变得苍白，眼神也渐渐失去了光彩，到最后，她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了挣扎，再也没有了呼吸。小辉松开手，看着倒在地上的陈奶奶，愣了好一会儿，才渐渐清醒过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奶奶时，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他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慌慌张张地在陈奶奶的卧室里翻找着，他想找到一些钱，然后立刻逃跑，他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他不能被警察抓住。可他翻遍了陈奶奶的衣柜、床头柜、抽屉，却只找到了一点点零钱，根本不够他逃跑和上网用。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陈奶奶放在床头柜上的身份证，他突然想起，自己可以用陈奶奶的身份证去网吧上网，也可以用身份证去火车站、汽车站买票，逃离南充。 于是，他随手拿起陈奶奶的身份证，然后慌慌张张地把陈奶奶的尸体拖到了杂物间，用一卷厚厚的棉被把尸体裹了起来，然后锁上了杂物间的门，又把陈奶奶的卧室收拾了一下，尽量掩盖自己作案的痕迹，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匆匆离开了爷爷奶奶家，朝着市区的网吧跑去。 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只要他逃离南充，就不会被警察抓住，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继续泡在网吧里，忘记这一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民警们凭借着现场留下的鞋印、网吧的监控录像，还有陈奶奶的身份证信息，仅仅用了20多个小时，就将他成功抓获，他终究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小辉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之后，脸上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他哭着对民警说：“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杀死奶奶，我不该一时冲动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我对不起奶奶，对不起爷爷奶奶，对不起所有关心我的人。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再沉迷于网络游戏，一定不会再叛逆，一定好好孝敬奶奶，好好做人。” 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一旦犯下错误，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小辉今年17岁，已经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他故意杀害自己的亲奶奶，情节恶劣，罪行严重，但鉴于他未满十八周岁，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最终，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故意杀人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小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法官宣判判决结果的时候，小辉再也忍不住，哭得肝肠寸断，他知道，自己的一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他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错，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做人。 这起案件，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可它带来的震撼和反思，却远远没有结束。一个17岁的少年，本该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在学校里读书，本该享受青春的美好，可他却因为家庭的破碎、父母的抛弃、缺乏关爱和教育，一步步走上了歪路，最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奶奶，毁掉了自己的一生，也毁掉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唐大爷失去了相伴一生的老伴，又得知杀害老伴的凶手竟然是自己的亲孙子，遭受了双重打击，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好几岁，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陈奶奶的照片，默默流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婆子，对不起，是我没看好你，是我没教育好孙子，我对不起你……” 唐建国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也失去了自己的侄子，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常常自责，如果自己平时多关心一下小辉，如果自己多和小辉沟通交流，如果自己能早点发现小辉的异常，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是不是母亲，就不会离开？是不是小辉，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小辉的父母，得知小辉的所作所为，得知小辉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也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之中。唐建军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冷漠和抛弃，对小辉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他常常独自一人来到监狱门口，想看看小辉，想对小辉说一句对不起，可他却没有勇气，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没有脸见小辉，没有脸面对死去的陈奶奶。 李娟也后悔不已，她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好好照顾小辉，后悔自己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小辉，后悔自己没有多关心小辉的内心世界，她常常对着远方，默默流泪，她知道，自己的一时冲动和错误的教育方式，亲手毁掉了小辉的一生，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对孩子的一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父母能够多关心一下孩子的内心世界，多给孩子一些关爱和陪伴，多用正确的方式教育孩子，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像小辉一样的问题少年，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唏嘘的悲剧发生？ 第206章 养继子 40 年盖楼，临终前连一口热饭都没吃上 1946年的秋天，桂花香还没漫过湖北省汉川市东北部的岗地，郭振生就降生在一个叫郭家湾的偏远小村庄里。那时候的郭家湾，还沉在抗战胜利后的疲惫里，家家户户都是低矮的土坯房，墙根爬着青苔，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田埂上的泥泞里，嵌着一代代庄稼人踩出来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郭振生的家，在村子最东头，算是村里少有的几间砖瓦房之一，他是地主家庭出身，这身份，在那个年代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从他落地的那一刻起，就死死压在了他的胸口，压了一辈子。 郭振生记事起，家里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紧巴。虽说祖上留下过几亩薄田，可架不住成分不好，处处被人盯着、排挤着。小时候的他，长得周正，眉眼清秀，一双眼睛亮得像村边的湖水，脑子也比同龄孩子灵光，大人说的话一学就会，不管是村里老人讲的古话，还是偶尔听到的几句诗文，他都能记在心里，张口就能说出来，妥妥的一副聪明模样。可这份聪明，在他的地主成分面前，一文不值。 六岁那年，别的孩子还在田埂上疯跑打闹，郭振生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小小的身子扛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学着挖地、除草，手上磨出了一个个通红的水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最后结出厚厚的老茧。那时候，村里的孩子都被大人叮嘱，不准和他一起玩，说他是“地主崽子”，身上带着“坏根”。有一次，他在河边捡田螺，几个同龄的孩子冲过来，把他推倒在泥水里，一边踢他的身子，一边骂：“地主崽子，不准捡我们村的田螺，滚远点！”郭振生攥着拳头，想反抗，可看着对方人多势众，再想起父母平日里“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叮嘱，终究还是把眼泪咽回了肚子里，默默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水，低着头慢慢走回了家。 家里的日子，更是过得小心翼翼。父母总是低着头做人，不管遇到谁，都陪着笑脸，哪怕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吭声。那时候，粮食紧张，家家户户都吃不饱，他们家因为成分问题，分的粮食比别人少一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郭振生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有半尺厚，家里没有煤，也没有足够的柴火，土坯房里冷得像冰窖。他和弟弟蜷缩在一张破草席上，身上盖着打满补丁的旧棉被，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把仅有的一小块红薯，掰成两半，分给兄弟俩，自己则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吃，眼里满是愧疚和无奈。“振生，安子，委屈你们了，等日子好了，娘给你们做白米饭吃。”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郭振生捧着手里冰凉的红薯，咬一口，又干又涩，可他不敢说，只是用力点了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努力，让父母和弟弟过上好日子。 可他的誓言，终究没能实现。随着那段特殊年月的到来，他们家的日子，更是坠入了深渊。父亲因为地主成分，被拉去做苦工，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暖，久而久之，就落下了一身病根。有一次，父亲在工地干活时，突然晕倒在地，被人抬回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脸色苍白得像纸，呼吸微弱。家里没有钱请大夫，也没有药，母亲只能守在父亲床边，日夜不停地流泪，一遍遍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郭振生和弟弟，跪在床边，紧紧攥着父亲的手，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脸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们四处去求村里的人，希望能借点钱，请个大夫来看一看，可村里人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冷言冷语，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父亲在睡梦中咽了气，临走前，他紧紧攥着郭振生的手，声音微弱地说：“振生，好好照顾你娘和弟弟，忍一忍，日子总会好起来的……”话没说完，手就垂了下去。母亲看着父亲冰冷的尸体，当场就哭晕了过去，郭振生抱着弟弟，强忍着眼泪，一边安慰母亲，一边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那时候，没有棺材，没有葬礼，他们只能找几块木板，钉了一个简易的木匣子，把父亲埋在了村外的荒坡上。站在父亲的坟前，郭振生看着那小小的土堆，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他不知道，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父亲走后，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缝补衣服、做饭，日夜操劳，身体也越来越差。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拼尽全力，照顾着郭振生和弟弟。可命运的捉弄，从来没有停止过。弟弟郭安子（和后来的侄子同名，此处为区分，暂称小安子）从小就敏感脆弱，看着家里的困境，看着母亲的辛苦，看着哥哥被人欺负，心里渐渐埋下了自卑和绝望的种子。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流泪，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和人接触，有时候，甚至会对着墙壁发呆一整天。 郭振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常常安慰弟弟，说：“安子，别怕，有哥哥在，以后哥哥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他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点好吃的，都留给弟弟，自己则啃树皮、挖野菜充饥。可他的安慰，终究没能驱散弟弟心里的阴霾。在一个冰冷的清晨，郭振生起床后，发现弟弟不见了，他四处寻找，最后在村边的小河边，找到了弟弟的尸体。弟弟的手里，攥着一个小小的药瓶，瓶子里的药已经空了，那是村里卫生室最便宜的安眠药，不知道他攒了多久的钱，才偷偷买了一瓶。 郭振生抱着弟弟冰冷的身体，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嘶哑又绝望，在空旷的河岸边回荡，惊飞了岸边的水鸟，也撕碎了清晨的宁静。母亲闻讯赶来，看到弟弟的尸体，当场就瘫倒在地，哭得肝肠寸断，嘴里一遍遍喊着：“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傻啊，娘还没让你过上好日子，你怎么就走了……”那天，母子俩在河边坐了一整天，从清晨到日暮，泪水哭干了，嗓子喊哑了，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把弟弟埋在了父亲的坟旁。 短短几年时间，父亲离世，弟弟自杀，家里就只剩下郭振生和母亲两个人。母亲经此打击，精神彻底垮了，常常对着空气发呆，嘴里念叨着父亲和弟弟的名字，有时候，甚至会认不出郭振生。郭振生一边下地干活，维持家里的生计，一边悉心照顾母亲，给她喂饭、穿衣、洗脸，一遍遍地呼唤着她，希望能唤醒她的意识。可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精神也越来越恍惚，最终，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母亲靠在郭振生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临走前，她紧紧抓着郭振生的手，嘴里还在念叨：“振生，别委屈自己……” 母亲走后，郭振生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偌大的院子，只剩下他一个人，空荡荡的，没有一点烟火气。白天，他下地干活，累得腰酸背痛，回到家，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晚上，他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看着漆黑的屋顶，耳边全是风吹过窗户的呜咽声，就像父亲、母亲和弟弟在呼唤他一样。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父母和弟弟的坟方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劣质的白酒，喝到酩酊大醉，才能暂时忘记心里的痛苦和孤独。 那时候的郭振生，已经长成了一个身材挺拔、五官端正的小伙子，依旧是那副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的模样，说起话来出口成章，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孩子，要是成分好点，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可偏偏，他是地主成分，这个身份，就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把他和村里的人隔离开来，也让他迟迟娶不到媳妇。 村里有不少姑娘，其实都看在眼里，觉得郭振生踏实、能干、聪明，心里也有几分好感，可一想到他的地主成分，一想到嫁给她之后，可能会被人排挤、欺负，就都打了退堂鼓。有媒人试着给郭振生说过几次亲，可对方一听说他的成分，要么直接拒绝，要么就找各种借口推脱，到最后，连媒人都不愿意再上门了。 郭振生心里清楚，自己的成分，就是他最大的绊脚石。他也难过，也委屈，有时候，他会对着父母和弟弟的坟，大声呐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我？就因为我是地主出身，我就活该孤独一辈子吗？”可呐喊过后，换来的，依旧是无边无际的寂静和孤独。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样能说会道，脸上也很少再有笑容，眼里只剩下麻木和绝望。 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郭振生过了一年又一年，从懵懂的小伙子，熬成了沉稳的中年人。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只能这样孤孤单单地过下去，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守着父母和弟弟的坟，直到老去、死去。可他没想到，那段特殊的十年岁月，终于迎来了尽头，村里的气氛，渐渐变得宽松起来，他的成分问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人揪着不放，日子，似乎终于有了一丝光亮。 1978年，村里换届选举，村干部觉得郭振生聪明、能干、踏实，又有文化，就推荐他当了村里的干部。一开始，郭振生还有些犹豫，他怕自己的成分，会遭到村里人的反对，可没想到，村里的人，大多都表示支持，都说，郭振生这些年，受了太多委屈，他有能力，也有资格当这个干部。 就这样，郭振生正式走上了村干部的岗位，先后干过技工员、管过财务。他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管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从不敷衍了事。当技工员的时候，他每天都泡在地里，帮村里人种田、修农具，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新的耕种技术，不管天气多热、多冷，从不间断；管财务的时候，他一丝不苟、公私分明，每一笔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不贪占村里的一分一毫，深得村里人的信任和认可。 可那时候，郭振生已经三十出头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男人大多二十出头就结婚生子，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就算是“老光棍”了，想要再娶媳妇，更是难上加难。看着村里和自己同龄的人，大多都已经儿女双全，一家人其乐融融，郭振生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他也渴望爱情，渴望有一个家，渴望能有一个人，陪在自己身边，知冷知热，可他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年纪，再加上以前的成分，想要娶媳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渐渐地，郭振生那颗渴望爱情的心，彻底冷却了下来，凉得像寒冬里的冰。他不再奢望能娶到媳妇，不再奢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每天只是埋头工作，下班之后，就回到空荡荡的院子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喝酒，常常在深夜里，对着漆黑的屋顶，默默叹息，怨天尤人。“我命苦啊，这辈子，怎么就这么命苦呢？”“算了，就这样吧，我就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一辈子吧，也省得再受那些委屈。”这样的话，他常常在心里默念，念着念着，就忍不住流下眼泪。 郭振生以为，自己的这辈子，就会这样平淡而孤独地结束，可命运，再一次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个转折，让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却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个转折，发生在1979年。 那一年的秋天，郭振生接到了一个噩耗，他在隔壁镇上的一个远房堂弟，得了癌症，救治无效，去世了。堂弟比他小几岁，平日里，两家来往虽然不算密切，但也算是血脉相连，堂弟的突然离世，让郭振生心里也十分难过。他特意请假，去堂弟家吊唁，可当他走进堂弟家的那一刻，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堂弟家的院子，简陋而破败，依旧是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已经脱落，屋顶的茅草也漏着天，院子里，堆满了杂物，一片狼藉。堂弟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堂弟媳，正抱着四个孩子，坐在院子里的门槛上，哭得撕心裂肺。那四个孩子，最大的是大闺女，也就十岁出头，最小的是儿子，只有两岁，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脸上沾满了灰尘和泪水，怯生生地靠在母亲身边，不敢说话，眼里满是恐惧和无助。 郭振生看着眼前这孤儿寡母，心里一阵发酸。堂弟媳年轻貌美，本来正是享受生活的年纪，却遭遇了中年丧夫的打击，还要独自抚养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儿子，连话都说不大利索，这日子，该怎么过啊？他走上前，安慰了堂弟媳几句，可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再多的安慰，在这样的苦难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堂弟去世后，郭氏家族的人，都聚到了一起，商量着堂弟媳和四个孩子的出路。“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又没有收入，这日子，根本没法过啊。”“是啊，这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要是没人帮衬，迟早得饿死、冻死。”“咱们都是郭家人，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落到这般境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最后，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得给堂弟媳再找一个男人，最好，还是郭家人，这样一来，四个孩子，就还是郭家人，堂弟媳，也还是郭家的媳妇，孩子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不至于被人欺负。 商量来商量去，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郭振生的身上。郭振生至今未婚，没有妻子，没有孩子，而且为人踏实、能干、善良，这些年，在村里当干部，也有一定的威望，最重要的是，他是郭家人，把堂弟媳嫁给她，既不会让孩子们离开郭家，也能让堂弟媳和孩子们，有一个依靠。 家族里的长辈，特意找到了郭振生，把大家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长辈们拍着他的肩膀，说：“振生，我们知道，委屈你了，可你看，你堂弟媳，一个女人家，带着四个孩子，实在是太难了。你至今未婚，要是你能娶了她，既帮了她，也帮了咱们郭家，以后，你也有个家，有个伴，有几个孩子，老了也能有人送终，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郭振生沉默了。他看着堂弟媳孤苦伶仃的模样，看着四个孩子怯生生的眼神，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长辈们说的是对的，堂弟媳和四个孩子，确实需要一个依靠，而自己，这辈子，或许也很难再遇到一个愿意嫁给自己的女人了。再者，他从小就孤独，渴望有一个家，渴望能有孩子，哪怕这些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他也愿意好好照顾他们，好好呵护他们。 那一刻，郭振生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而且，堂弟媳年轻貌美，温柔善良，四个孩子，也十分可爱，能娶到这样一个媳妇，能有这样几个孩子，对他来说，或许，已经是上天的眷顾了。他点了点头，答应了长辈们的提议，语气坚定地说：“各位长辈，你们放心，我愿意娶她，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好好照顾这四个孩子，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待，绝不会让他们受一点委屈。” 长辈们听到他的话，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连连称赞他懂事、有担当。堂弟媳得知消息后，也停止了哭泣，抬起头，看着郭振生，眼里满是感激和愧疚，哽咽着说：“振生，委屈你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伺候你，好好跟你过日子，绝不会拖你的后腿。”郭振生看着她，摇了摇头，笑着说：“不委屈，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该互相扶持，好好过日子。” 1979年10月份，天气渐渐转凉，郭振生没有举办盛大的婚礼，没有宴请亲朋好友，只是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院子，就上门，和堂弟媳结了婚。那天，没有鞭炮，没有锣鼓，没有喜庆的氛围，只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饭菜，就算是完成了婚礼。可郭振生的心里，却充满了温暖和期待，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孤独一人。 那时候，郭振生的日子，过得也十分艰苦。他既要忙着村里的工作，又要下地干活，还要照顾家里的五口人，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累得腰酸背痛，常常是天不亮就起床，到深夜才能休息。可他一点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只要看到堂弟媳温柔的笑容，看到四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模样，他就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堂弟媳也十分贤惠、能干，她知道郭振生辛苦，每天都早早起床，做饭、洗衣、打扫院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管郭振生忙到多晚回家，都能吃上一口热饭，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她从不抱怨生活的艰辛，也从不嫌弃郭振生，总是默默陪伴在他身边，支持他、鼓励他，在他累的时候，给她捶捶背、揉揉肩，在他难过的时候，安慰他、开导他。 夫妻俩患难与共，相互扶持，日子，虽然艰苦，却也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郭振生常常牵着堂弟媳的手，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笑着说：“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干活，让你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再也不让你们住这样的土坯房。”堂弟媳靠在他的肩膀上，眼里满是幸福的泪水，点了点头，说：“我相信你，不管日子多苦，只要能和你、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直到这时候，郭振生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家，什么叫幸福。原来，家，不是宽敞明亮的房子，不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是有人陪伴，有人牵挂，有人相互扶持，有人真心相待。这种家的温暖，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给了他幸福，给了他力量，让他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堂弟生病的时候，为了治病，欠下了一大笔债务，那些债主，常常上门催债，要么冷言冷语，要么恶语相向，有时候，甚至会动手砸东西，让一家人不得安宁。郭振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当着债主们的面，拍着胸脯说：“各位，你们放心，我堂弟欠下的债务，以后，都由我来还，不管多久，不管多辛苦，我一定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你们，绝不会让你们为难我媳妇和孩子们。” 从那以后，郭振生更加努力地干活了。他除了忙着村里的工作、下地干活之外，还利用休息时间，去镇上打零工，不管是搬砖、扛水泥，还是挖土方，只要能赚钱，他都愿意去做，哪怕再苦、再累、再危险，他也从不退缩。他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还债，用来养活一家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郭振生起早贪黑，日夜辛劳，含辛茹苦，整整用了五年时间，终于把堂弟前夫欠下的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了。当他还完最后一笔债务的时候，夫妻俩坐在院子里，相拥而泣，这泪水，有辛酸，有委屈，但更多的，是解脱和幸福。他们终于，不用再被债主催债，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好好过日子了。 还清债务后，郭振生没有停下努力的脚步，他还记得自己对堂弟媳的承诺，还记得要让一家人，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那时候，他们一家人，还住在堂弟留下的那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雨，地面上全是泥泞，冬天的时候，冷得像冰窖，夏天的时候，又闷又热，十分难受。 郭振生下定决心，要翻盖房子。他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忙碌，他每天都下地干活，去镇上打零工，省吃俭用，一点点地积攒盖房子的钱。堂弟媳也全力支持他，她一边照顾家里的孩子和家务，一边也下地干活，帮着郭振生分担压力。四个孩子，也渐渐长大了一些，他们懂事、乖巧，从不调皮捣蛋，放学回家后，都会主动帮着父母做家务、喂猪、放牛，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郭振生终于积攒够了盖房子的钱。他请来了村里的工匠，买来了砖块、水泥、瓦片，开始翻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郭振生每天都守在工地，亲自搬砖、扛水泥、和泥，不管天气多热、多冷，从不间断，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身上的衣服，总是沾满了灰尘和汗水，可他一点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只要想到一家人，很快就能住上宽敞明亮的大砖房，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动力。 几个月后，一栋宽敞明亮的大砖房，终于盖好了。房子一共有三间，墙壁洁白，屋顶整齐，窗户宽敞，阳光可以透过窗户，洒进屋子里，温暖而明亮。院子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围上了院墙，种上了几棵树，远远望去，十分气派。当一家人搬进新房子的时候，四个孩子，高兴得蹦蹦跳跳，围着院子跑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喊着：“我们有新房子住啦！我们有新房子住啦！” 堂弟媳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看着身边勤劳、能干的郭振生，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模样，眼里满是幸福的泪水，她走到郭振生身边，紧紧抱住他，哽咽着说：“振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家，谢谢你给了我们好日子。”郭振生抱着她，笑着说：“傻瓜，跟我说什么谢谢，我们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住进新房子后，郭振生依旧没有停下努力的脚步，他依旧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干活，他想，要赚更多的钱，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更好，让孩子们，能读更多的书，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对四个孩子，视如己出，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悉心照顾、严格要求。 大闺女和二闺女，懂事、乖巧，学习也十分努力，郭振生省吃俭用，供她们读书，希望她们能考上大学，走出农村，摆脱贫困的命运。小女儿和小儿子，年纪还小，郭振生对他们，更是疼爱有加，不管自己多忙、多累，都会抽出时间，陪他们玩耍、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买好吃的、买新衣服，从不委屈他们。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几年时间又过去了。1991年，郭振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劳，又积攒了一笔钱，他决定，再盖一栋两层小楼。那时候，在汉川郭家湾这样并不富裕的农村，两层小楼，算是十分稀罕的东西，算得上是一流的房子了，村里，很少有人能盖得起这样的小楼。 消息传出去后，村里的人，都十分羡慕，纷纷称赞郭振生能干、有本事。盖小楼的时候，郭振生更加忙碌了，他每天都守在工地上，亲自监督工程质量，亲自帮忙干活，生怕哪里出了问题。堂弟媳，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帮着他打理工地的琐事，照顾家里的孩子和家务，夫妻俩，相互扶持，齐心协力，一起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着。 几个月后，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楼，终于盖好了。小楼外墙贴着洁白的瓷砖，屋顶盖着整齐的琉璃瓦，窗户宽敞明亮，里面装修得干净整洁，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卧室，还有一个宽敞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村里的田野和风景，十分气派。当一家人搬进两层小楼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村民们，都上门来道贺，称赞这栋小楼，漂亮、气派。 那天，郭振生特意宴请了村里的亲朋好友和郭氏家族的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聊天，气氛十分热闹。郭振生看着身边温柔的妻子、懂事的孩子，看着宽敞明亮的小楼，看着村民们羡慕的目光，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幸福。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没有白费，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让妻子和孩子们，过上了好日子，让他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房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堂弟媳坐在郭振生的身边，轻轻握着他的手，凑到他耳边，温柔地说：“振生，这些年，辛苦你了。你放心，你养他们的小，他们以后，一定会养你的老，好人，自然会有好报的。”这句话，郭振生听得清清楚楚，也记在了心里，这句话，像一股暖流，温暖了他的心房，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从那以后，郭振生更加用心地照顾着孩子们，更加努力地干活，他盼着，孩子们能快点长大，盼着，儿子能早点撑起这个家，盼着，自己和老伴，能早点卸下重担，多享几天清福，能在晚年的时候，有人陪伴，有人照顾，能安安稳稳、幸幸福福地度过余生。他常常对着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努力，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以后，不管你们有多大的本事，都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顺，不要忘了，是谁，把你们拉扯大的。” 在郭振生和老伴的全心全意的关照之下，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大闺女，考上了镇上的高中，后来，又考上了大学，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好工作，嫁在了城里；二闺女，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也十分懂事、能干，毕业后，留在了镇上，找了一份工作，也嫁在了当地，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大闺女和二闺女出嫁的时候，郭振生的心里，既高兴，又舍不得。高兴的是，两个闺女，终于长大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终于可以摆脱农村的贫困，过上好日子了；舍不得的是，两个闺女，从小在自己身边长大，朝夕相处，如今，就要嫁出去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出嫁那天，郭振生看着两个闺女穿着漂亮的婚纱，笑着走向自己的幸福，眼里，忍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他拉着两个闺女的手，一遍遍地叮嘱：“以后，到了婆家，要懂事、要贤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公婆，好好和自己的丈夫过日子，有什么困难，就给家里打电话，爹，永远是你们的后盾。” 大闺女和二闺女，抱着郭振生，哭得泣不成声，哽咽着说：“爹，我们知道了，谢谢你，这些年，辛苦你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常回家看你和娘的，一定会好好孝顺你和娘的。”看着两个闺女孝顺的模样，郭振生的心里，满是欣慰，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没有白费，孩子们，都懂事了。 大闺女和二闺女出嫁后，家里，就只剩下郭振生、老伴，还有小女儿郭芳和小儿子郭安了。小女儿郭芳，渐渐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性格活泼、开朗，十分乖巧、懂事，对郭振生，也十分孝顺，常常帮着父母做家务、下地干活，从不调皮捣蛋；小儿子郭安，也渐渐长大成人，长成了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郭振生发现，儿子郭安，对自己，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敌视，甚至，连一句“爹”，都不愿意再叫他了。 一开始，郭振生以为，儿子是长大了，性格变得叛逆了，不愿意和大人沟通了，他也没有太在意，依旧像以前那样，悉心照顾着儿子，对儿子，有求必应，尽量满足儿子的所有要求，希望能化解儿子心里的隔阂，能让儿子，重新接纳自己。可他没想到，儿子对自己的冷漠和敌视，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郭安从不主动和郭振生说话，不管郭振生怎么主动和他打招呼、和他聊天，他都只是冷冷地瞥一眼，要么，就敷衍地应一声，要么，就干脆不理不睬，转身就走，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里，满是冷漠和厌恶。有时候，郭振生想，好好教育一下儿子，让他懂得尊重长辈，可每次，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郭安冷冷地打断了，甚至，还会被郭安恶语相向。 更让郭振生心寒的是，他的老伴，也越来越把自己的天平，倾斜到了自己的儿女一边。以前，老伴总是公平公正，不管什么事，都会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会安慰他、支持他、鼓励他，可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老伴都会偏袒自己的儿女，哪怕，是儿女做错了，老伴也不会批评他们，反而，会反过来指责他、埋怨他。 有一次，郭安因为一点小事，和郭振生发生了争执，郭安恶语相向，甚至，还动手推了郭振生一把，郭振生十分生气，就批评了郭安几句，可老伴看到后，不仅没有批评郭安，反而，还拉着郭安，护在他的身后，对着郭振生，大声地指责：“振生，你干什么呀？安子还小，不懂事，你跟他计较什么呀？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 郭振生看着老伴，心里一阵心寒，他难过地说：“他还小吗？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应该懂得尊重长辈，应该懂得孝顺父母，他动手推我，恶语相向，难道，我还不能批评他几句吗？”可老伴，却依旧偏袒郭安，冷冷地说：“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我的儿子，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你又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你凭什么批评他？” 这句话，像一把尖刀，狠狠刺进了郭振生的心里，让他疼得无法呼吸。他看着老伴，眼里满是失望和绝望，他没想到，自己和老伴，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起患难与共，一起努力奋斗，一起撑起了这个家，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这个家，似乎，自己，始终都是这个家庭里，一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 郭振生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难过，他想，自己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为了这四个孩子，付出了多少辛苦，付出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他起早贪黑，日夜辛劳，省吃俭用，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奉献给了这四个孩子，可到最后，他换来的，却是儿子的冷漠和敌视，换来的，却是老伴的偏袒和指责，换来的，却是自己依旧是一个局外人的结局。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的角落里，默默抽烟，默默流泪，心里充满了不甘和委屈。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得不到一丝回报？为什么自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待，却换不来他们的一丝尊重和孝顺？为什么自己和老伴，一起患难与共这么多年，她却会偏袒自己的儿女，而忽略自己的感受？ 可郭振生，依旧没有放弃，他还在努力，还在坚持，他还在盼着，儿子能早日醒悟，能早日懂得尊重长辈，能早日懂得孝顺自己；他还在盼着，老伴能早日看清，能早日公平公正地对待自己，能早日回到以前，和自己一起，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可他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也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他，始终都是这个家庭里，一个多余的局外人。 这件事，发生在2000年的下半年。那时候，小女儿郭芳，已经十六岁了，正是叛逆的年纪，她看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都出去打工，赚钱，买新衣服，买好吃的，心里也十分羡慕，于是，她就吵吵着，要出去到餐馆打工，不想再待在家里，不想再下地干活，不想再受父母的约束。 郭振生得知消息后，坚决反对。他觉得，郭芳年纪还小，还没有成年，外面的世界，太复杂，太混乱，她一个女孩子，出去打工，太危险了，而且，她正是读书的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好好努力，将来，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而不是，早早地就出去打工，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 那天，郭芳又在郭振生面前，吵吵着要出去打工，郭振生十分生气，一边骂女儿不听话、不懂事，一边随手，就在她的头上，轻轻打了一下。他打女儿，并不是真的想伤害她，只是，恨铁不成钢，只是，想让她清醒一点，想让她放弃出去打工的念头，好好读书，好好过日子。 可他没想到，就是这轻轻的一下，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正在一旁的儿子郭安，看到郭振生打了自己的妹妹，瞬间就火了，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满是愤怒和狰狞，对着郭振生，大声地咆哮：“你这个老杂种，敢打老子的妹妹，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话音刚落，郭安就随手，拿起身边的一根扁担，朝着郭振生，就追了过去，一边追，一边打，嘴里，还不停地骂着难听的脏话。郭振生，被郭安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轻轻打了女儿一下，郭安，竟然会对自己，如此凶狠，竟然，会动手打自己。他一边躲闪，一边对着郭安，大声地喊：“安子，你疯了吗？我是你爹，你怎么能打我？” 可郭安，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依旧拿着扁担，追着他打，眼里，满是仇恨和厌恶，仿佛，郭振生，不是他的继父，而是，他的仇人一样。更让郭振生心寒的是，他的老伴，就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郭安，拿着扁担，追着自己打，不仅不制止，不劝说，反而，还从中推波助澜，对着郭安，大声地喊：“安子，打得好，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芳芳，不是他亲生的，他凭什么打芳芳？振生，你也真是的，芳芳又不是你亲生的，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可你也不能下手这么重啊！” 郭振生听完这句话，整个人，都傻了，都僵在了原地，再也没有力气，躲闪郭安的扁担了。扁担，狠狠打在了他的身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却感觉不到身体上的疼痛，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里，疼得无法呼吸，就像被一把把尖刀，狠狠刺着一样。 他看着老伴，眼里满是震惊、失望和绝望，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句话，竟然是从自己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伴嘴里说出来的。二十多年来，他为了这个家，为了这四个孩子，付出了多少辛苦，付出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他把这四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待，把老伴当成自己最亲的人一样珍惜，可到最后，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竟然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外人，竟然会偏袒自己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儿子打，甚至还从中推波助澜。 那一刻，郭振生的心彻底碎了，碎得像玻璃一样，再也无法拼凑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坚持，都是徒劳的，都是多余的。他就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人蒙在鼓里，被人利用，被人欺骗，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家，找到了幸福，可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都只是一个虚假的梦。 从那以后，郭振生就彻底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再像以前那样悉心照顾着这个家，照顾着老伴和孩子们，他不再主动和老伴孩子们说话，不再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每天只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抽烟，默默喝酒，默默流泪，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里只剩下麻木和绝望。 他和这个家的感情，彻底破裂了，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频繁。以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可现在家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温馨和热闹，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冷漠、争吵和敌视。只要郭振生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就会遭到老伴和郭安的指责和谩骂，有时候甚至还会遭到郭安的殴打。 郭振生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自卑，越来越绝望，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愿意出去，不愿意看到老伴和郭安的嘴脸，不愿意听到他们难听的脏话。他觉得这个家不再是他的家，这个家充满了冷漠、仇恨和敌视，在这里他感受不到一丝温暖，感受不到一丝幸福，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孤独。 有一回，正是夏天，天气十分炎热，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地面上都快要被太阳烤焦了。郭振生在地里干了一上午的活，累得腰酸背痛，浑身是汗，口干舌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坐在厨房前面的树荫下擦汗乘凉，想休息一会儿，喝一口水，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 就在这时，儿子郭安从外面回来了，他浑身是泥，脸上满是不耐烦的表情，一进门就对着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大声地喊：“娘，家里的手扶拖拉机没油了，你赶紧去买一桶柴油回来，我还有事要出去呢！” 当时郭振生的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锅里正煮着饭菜，浓烟滚滚，她一边做饭，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十分忙碌。郭振生听到郭安的话，又看了看老伴忙碌的身影，心里有一丝不忍，于是就随口插了一句：“安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你没看到你娘正在烧饭吗？她那么忙，哪来的空去给你买柴油啊？你自己去买一趟不行吗？” 可他没想到，就是这随口的一句话，却再一次激怒了郭安。郭安听到郭振生的话，顿时就恼羞成怒，脸色瞬间变得狰狞起来，他转过身恶狠狠地盯着郭振生，用手指着郭振生的眼睛，对着他大声地咆哮：“你这个野汉，老子的事用得着你来管吗？你又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你给我闭嘴，少在这里多管闲事！” 话音刚落，郭安就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郭振生的胳膊，用力把郭振生推进了厨房。厨房里面浓烟滚滚，温度很高，十分闷热，郭安抓住郭振生的头发，用力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下又一下，嘴里还不停地骂着难听的脏话：“我让你多管闲事，我让你多管闲事，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管老子的事！” 郭振生，被郭安撞得头晕目眩，头破血流，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流进了他的眼睛里、嘴里，又咸又疼。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反抗，可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硬朗了，根本就不是年轻力壮的郭安的对手。他一边挣扎，一边对着郭安，大声地喊：“安子，你住手，我是你爹，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打我！” 可郭安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依旧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下手越来越重，越来越狠。而郭振生的老伴，就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郭安把郭振生的头往墙上撞，看着郭振生头破血流，看着郭振生拼命地挣扎和反抗，她不仅不制止不劝说，反而还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郭振生看着老伴冷漠的嘴脸，看着郭安凶狠的模样，心里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希望了，再也没有盼头了，这个家再也不会有他的容身之地了，老伴和郭安再也不会对他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和善待了。他放弃了挣扎，放弃了反抗，任由郭安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任由鲜血不停地流淌，他的眼里没有了泪水，只剩下麻木和空洞，仿佛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只剩下一具空荡荡的躯壳。 不知道过了多久，郭安才渐渐停下手，他松开了抓住郭振生头发的手，狠狠地把郭振生推倒在地上，对着他吐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老杂种，以后再敢多管老子的闲事，老子就打死你！”说完，郭安就转身，扬长而去，留下郭振生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地上，头破血流，浑身是伤，动弹不得。 老伴直到郭安走后，才缓缓地走了过来，她蹲下身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郭振生，看了看他头上的伤口，看了看地上的鲜血，依旧没有一丝心疼，没有一丝怜悯，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活该，让你多管闲事，这都是你自找的！”说完，她就转身回到了灶台边，继续忙着做她的饭，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郭振生躺在冰冷的地上，看着天花板，看着厨房里老伴忙碌的身影，听着锅里饭菜沸腾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他想自己这一辈子，真是太可悲了，太可怜了，他从小就因为成分问题，被人排挤、被人欺负，父母离世，弟弟自杀，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家，好不容易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温暖，可到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被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当成仇人一样对待，被自己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伴，当成外人一样冷漠。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他？为什么他付出了这么多却得不到一丝回报？为什么他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却换来这样的结局？他常常，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可他始终都找不到答案。 这样的日子，郭振生又艰难地熬了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活在痛苦和孤独之中，活在郭安的殴打和老伴的冷漠之中，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恍惚，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常常自己扇自己的耳光，骂自己傻，骂自己窝囊，骂自己活该被人欺负。 而郭安，对他的殴打和谩骂，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凶狠，有时候只是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郭安就会对他大打出手，老伴依旧还是那样偏袒郭安，冷漠地对待他，从不关心他的身体，从不关心他的感受。郭振生，就像一个被人抛弃的垃圾一样，被他们随意地打骂，随意地践踏，没有一丝尊严，没有一丝地位。 2001年5月28号，这一天是郭振生，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这一天，也是他彻底走向绝望，彻底走向罪恶的，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乌云密布，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也仿佛预示着郭振生悲惨的命运。 那天，郭振生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帮着老伴做家务，收拾院子。就在这时，儿媳妇，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和郭振生发生了争执。儿媳妇，性格泼辣，口齿伶俐，对着郭振生大声地指责和谩骂，嘴里说着各种难听的脏话，指责郭振生，好吃懒做，指责郭振生没用，指责郭振生占着他们的房子，浪费他们的粮食。 郭振生十分生气，他觉得自己虽然不是郭安的亲生父亲，虽然不是儿媳妇的亲生公公，但他辛辛苦苦拉扯郭安长大，辛辛苦苦撑起这个家，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儿媳妇不应该这样对他，不应该这样指责他，谩骂他。于是郭振生就和儿媳妇争辩了几句，反驳了她几句。 可他没想到，就是这几句争辩，却引来了，杀身之祸。正在房间里休息的郭安，听到了外面的争吵声，顿时就火了，他猛地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看到郭振生正在和自己的妻子争辩，看到自己的妻子气得浑身发抖，郭安瞬间就变得狰狞起来，眼里满是仇恨和愤怒。 郭安二话不说，转身就冲进了厨房，随手拿起一把铁锹，朝着郭振生就迎头劈了过来。郭振生被郭安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他来不及躲闪，只能下意识地用自己的右胳膊挡了一下。 “咔嚓”一声，铁锹狠狠劈在了郭振生的右胳膊上，锋利的铁锹刃瞬间就割开了郭振生胳膊上的静脉血管，一股鲜红的血液一下子就喷了出来，喷得满地都是，喷得郭安和儿媳妇身上都是鲜血。剧烈的疼痛让郭振生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身体也踉跄了一下，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可郭安看到这个场景，看到郭振生胳膊上鲜血直流，不仅没有一丝害怕，没有一丝心疼，没有一丝怜悯，反而还变得更加凶狠，更加狰狞，他依旧不依不饶，上前一步，抬起脚，就对着郭振生的腰猛踢了过去，一脚又一脚，下手越来越重，越来越狠，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老杂种，我让你骂我媳妇，我让你骂我媳妇，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骂我媳妇！” 郭振生被郭安踢得腰酸背痛，疼得龇牙咧嘴，浑身是汗，他的右胳膊鲜血直流，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没有力气，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反抗，可他根本就不是郭安的对手，只能任由郭安随意地殴打他，践踏他。 郭安打了一会儿，似乎还不解气，他停下了脚，一把抓住郭振生的衣领，用力把他按倒在地上，对着他大声地咆哮：“老杂种，给我跪下，快点，给我跪下，给我媳妇道歉，不然，老子就打死你！” 郭振生，不愿意跪下，他还有一丝尊严，他不愿意向一个不尊重自己，肆意殴打自己的人跪下道歉。可郭安，看到他不愿意跪下，顿时就更生气了，他抬起脚，又对着郭振生的头，猛踢了过去，一边踢，一边骂：“老杂种，我让你跪下，你就跪下，别给脸不要脸，不然，老子就打死你！” 剧烈的疼痛让郭振生，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被迫慢慢地跪了下来，跪在了郭安和儿媳妇的面前，他的右胳膊鲜血直流，染红了他的衣服，染红了地上的泥土，他的脸上，满是泪水和鲜血，眼里满是屈辱和绝望。他想自己这一辈子，真是太窝囊了，太可悲了，竟然被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这样肆意地殴打，这样肆意地践踏，竟然，被迫跪在了自己的儿媳妇面前，丧失了所有的尊严。 郭安看到郭振生跪了下来，看到他狼狈的模样，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他又对着郭振生吐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老杂种，这就是你，敢骂我媳妇的下场，以后再敢对我媳妇，说一句难听的话，老子，就打死你！”说完，郭安，就拉着自己的妻子，转身，走进了房间，关上了房门，再也没有出来，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郭振生的老伴，当时也在家里，她听到了外面的争吵声，听到了郭振生的惨叫声，听到了郭安的咆哮声，可她依旧没有出来，依旧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制止郭安，不愿意看看郭振生的情况，不愿意给郭振生一丝一毫的帮助和安慰。 郭振生跪在冰冷的地上，跪了很久，很久，直到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没有力气，直到意识越来越模糊，他才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拖着浑身是伤，虚弱不堪的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了二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了床上。 这一次，郭振生在自己的房间里，整整躺了三天，三天的时间，没有人上楼，给他送过一口饭，没有人上楼给他倒过一杯水，没有人上楼给他看过一眼伤口，没有人上楼给他一句问候，一句安慰，甚至，没有人上楼确认一下，他是不是还活着。 这三天，郭振生过得生不如死，他的右胳膊，鲜血直流，伤口越来越严重，剧烈的疼痛让他日夜难眠，食不下咽，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消瘦，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他好几次都差点失去了意识，差点就死去了。可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随意地践踏，随意地抛弃，他不甘心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 这三天，他躺在冰冷的床上，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出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和委屈，浮现出父母离世的场景，浮现出弟弟自杀的场景，浮现出自己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模样，浮现出自己辛辛苦苦拉扯郭安长大的模样，浮现出郭安对自己冷漠、敌视、凶狠的模样，浮现出老伴对自己冷漠、偏袒的模样。 他想自己真是太傻了，太窝囊了，自己就像一个工具一样，被人利用了二十多年，帮人养家糊口，帮人养儿育女，帮人还债，帮人盖房子，可到最后，自己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被人用完了，就随意地抛弃，随意地践踏，没有一丝尊严，没有一丝地位，甚至连一句问候，一句安慰都得不到。 第三天的下午，郭振生自己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来到了他家找他有事，可他在楼下喊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应他，他觉得有些奇怪，就顺着楼梯爬上了二楼，来到了郭振生的房间，推开了房门。当他看到躺在床上，浑身是伤，虚弱不堪，奄奄一息的郭振生，看到他右胳膊上严重的伤口，看到地上，干涸的鲜血时，顿时就被震惊到了，也被心疼到了。 这个远房亲戚，赶紧跑到郭振生的床边，轻轻地喊着他的名字：“振生，振生，你醒醒，你醒醒啊！”郭振生听到了亲戚的呼唤声，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看到，眼前的亲戚，眼里满是心疼和担忧，他的心里，一阵温暖，这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人，心疼他，有人关心他，有人在乎他的死活。 郭振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说不出话来，只能眼里流下了泪水，那泪水，有委屈，有痛苦，有绝望，但更多的，是感动。这个远房亲戚，看到郭振生醒了过来，心里十分欣慰，他赶紧拿出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又赶紧，给郭振生倒了一杯水，小心翼翼地喂他喝了一口，又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下他胳膊上的伤口，眼里满是心疼。 没过多久，急救车就赶到了，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郭振生抬上担架，紧急送往了镇上的医院。一路上，远房亲戚紧紧握着郭振生冰冷的手，不停地安慰他，说一定会好起来的，可郭振生只是微微睁着眼，眼神空洞地望着车顶，嘴里喃喃地念着：“为什么……为什么……”那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满是无尽的悲凉和不甘。 到了医院，医生紧急对郭振生进行了抢救，检查后却无奈地摇了摇头，对远房亲戚说：“送来太晚了，胳膊上的伤口严重感染，加上失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亲戚听后，忍不住红了眼眶，他掏出手机，拨通了郭振生老伴和郭安的电话，告知了他们郭振生的情况，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郭安不耐烦的呵斥：“死不了就别烦我，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没关系！”说完，就猛地挂断了电话，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老伴倒是来了医院，可她站在病房门口，看着病床上插满管子、奄奄一息的郭振生，脸上没有一丝心疼，反而皱着眉头抱怨：“真是麻烦，好好的人，怎么就弄成这样，还得耽误我做饭、照顾家里。”远房亲戚看着她冷漠的模样，再也忍不住，当场就发了火：“你还有点良心吗？振生为了你们这个家，辛辛苦苦几十年，掏心掏肺，现在他都成这样了，你就是这么对他的？”可郭振生的老伴只是撇了撇嘴，不耐烦地说：“我又没让他做那些，是他自己愿意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几天，远房亲戚放下自己的事情，一直在医院照顾郭振生，端水喂药、擦身洗脸，忙前忙后，而郭振生的老伴，只来了一次，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借口家里有事，匆匆离开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郭安和儿媳妇，自始至终，都没有踏过医院的门槛一步，仿佛这个辛辛苦苦拉扯他们长大、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的继父，从来就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出现过。 郭振生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七天，这七天里，他偶尔会清醒过来，每次清醒，都会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可当他看到只有远房亲戚在身边，而没有老伴和孩子们的身影时，眼里的光就会一点点熄灭，随之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他们，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期待和失望，却透过眼神，暴露得一览无余。 第八天的凌晨，天还没有亮，窗外一片漆黑，只有病房里的灯光，微弱地照亮着郭振生苍白憔悴的脸庞。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神突然变得清亮了一些，他看着守在床边熟睡的远房亲戚，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亲戚察觉到动静，立刻醒了过来，连忙凑上前：“振生，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郭振生微微摇了摇头，声音微弱却清晰：“谢谢你……这辈子，只有你……真心对我……”他顿了顿，眼里泛起一层水雾，“我这辈子，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我……”说完这句话，他的手慢慢垂了下去，眼睛也永远地闭上了，脸上还残留着未干的泪水，嘴角却带着一丝解脱般的释然，他终于，不用再承受那些无尽的痛苦和冷漠，不用再做那个多余的局外人了。 远房亲戚抱着郭振生冰冷的身体，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里，有心疼，有惋惜，更有愤怒和不甘。他没想到，这个一生坎坷、心地善良的男人，最终会落得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下场，辛苦了一辈子，付出了一辈子，却连一个体面的告别，都没有得到。 郭振生死后，远房亲戚牵头，帮他办理后事，他再次联系郭安和他的老伴，可郭安依旧态度恶劣，说自己没时间，让亲戚随便处理，还说家里的房子和郭振生的一点积蓄，都是他的，不准亲戚多管闲事。老伴也只是敷衍地来了一趟，全程没有掉一滴眼泪，脑子里想的，还是家里的琐事和那些钱财。 办理葬礼的那天，冷冷清清，没有亲朋好友的悼念，没有儿女的送别，只有远房亲戚和几个心地善良的村民，来送郭振生最后一程。他们把郭振生埋在了他父母和弟弟的坟旁，立了一块简单的木碑，上面没有多余的文字，只刻着“郭振生之墓”五个字，就像他这一辈子，默默无闻，卑微到尘埃里。 郭振生死后没多久，郭安就霸占了他盖的两层小楼，拿走了他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积蓄，对他的老伴，也渐渐变得冷漠起来，常常对她恶语相向，就像当初对待郭振生一样。他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若不是郭振生，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们，早就饿死、冻死在那个破败的土坯房里，若不是郭振生，他也不可能住上宽敞明亮的小楼，过上好日子。 村里的人，提起郭振生，都忍不住叹息，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苦命人，一辈子都在付出，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他们也常常指责郭安和他的老伴，忘恩负义，狼心狗肺，可郭安却毫不在意，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仿佛那些指责，都与他无关。 岁月流转，日子一天天过去，郭振生的坟墓，渐渐长满了杂草，很少有人再去看望他，仿佛这个曾经在村里勤勤恳恳、为家家户户着想的村干部，这个辛辛苦苦拉扯四个孩子长大的继父，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第207章 岁男童喝了捡来的饮料，12小时后不幸离世 很多年以后，每当小豪的父母想起2014年那个周日，心脏还是会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那一天的阳光，好得太不真实，真实到后来他们无数次午夜惊醒，都以为是一场荒唐又残忍的梦，一场永远醒不来的噩梦。 这事发生在北京，日子是2014年1月5号，一个普普通通的礼拜天。但凡在北京待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的冬天，北京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雾霾，灰蒙蒙的天能连着飘好几天，出门必须戴口罩，呼吸都觉得呛得慌，大人小孩都很少愿意出门瞎溜达。可偏偏1月5号那天，老天爷像是开了恩，刮了一夜的风，把漫天的雾霾全吹散了，露出了久违的蓝天白云，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没有一点冬天的凛冽，连空气里都带着一股干净的味道，闻着就让人心里舒服。 小豪就是在这样好的天气里，疯玩了一整天。他那时候才5岁半，正是五六岁小男孩最调皮、体力最旺盛的时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像个小炮弹似的，跑起来一阵风。小豪的爸妈是安徽人，来北京做废品回收的小生意已经三十多年了，虽说挣的都是辛苦钱，但一家三口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也算安稳。他们不是北京本地人，没什么亲戚朋友，平日里除了忙活生意，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小豪身上，小豪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在这座大城市里打拼的全部希望。 那天天气好，小豪一大早吃完早饭，就拉着妈妈的手要出门玩。妈妈看着外面晴空万里，也不忍心扫孩子的兴，就陪着他在附近的小区广场上玩。小豪一会儿追着小鸟跑，一会儿蹲在地上玩石子，一会儿又拉着妈妈的衣角要举高高，笑声清脆又响亮，传遍了整个广场，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两眼。中午回家吃了午饭，小豪也没闲着，歇了没半个小时，又吵着要出去，爸妈拗不过他，只好又让他出去疯玩，想着孩子玩累了，晚上就能睡个好觉。 就这么玩了一整天，从早上太阳刚出来，到下午夕阳西下，小豪的脸上沾着灰尘，额头上全是汗珠，衣服都湿透了，可眼神里依旧满是兴奋，一点都看不出疲惫。直到晚上7点来钟，天渐渐黑了下来，气温也降了，妈妈喊他回家，他才恋恋不舍地跟着妈妈回去。或许是真的玩累了，回到家之后，小豪连晚饭都没吃，就揉着惺忪的睡眼，拉着妈妈的手要上床睡觉。妈妈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帮他脱了衣服，盖好被子，看着他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发出了轻轻的呼吸声，心里还想着：这孩子，今天是真玩疯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安稳的睡眠，竟然成了小豪生命倒计时的开始。 小豪上床睡觉还没到十来分钟，原本安安静静躺着的他，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疼醒了似的，猛地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身体不停地抽搐，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紫，眼神涣散，连站都站不稳，直直地就要往地上倒。小豪的妈妈当时正在旁边收拾家务，听到动静回头一看，吓得魂都飞了，连忙冲过去抱住小豪，声音都在发抖：“小豪！小豪你怎么了？你别吓妈妈啊！” 她用力摇晃着小豪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可小豪就像是失去了意识一样，眼睛紧紧地闭着，嘴角微微抽搐，不管妈妈怎么喊、怎么摇，他都没有一点反应，连哼一声都没有。刚才还活蹦乱跳、笑声朗朗的孩子，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倒就倒了？ 小豪的爸爸听到妻子的哭喊声，也连忙从外面跑了进来，看到怀里奄奄一息的小豪，瞬间就慌了神，大脑一片空白，浑身都在发抖。他平日里在外面收废品，再苦再累都不喊一声，可此刻，看着儿子发紫的嘴唇、毫无生气的脸庞，这个常年在外打拼、被生活磨得无比坚强的男人，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来不及多想，也来不及问原因，一把从妻子怀里抱过小豪，裹上一件厚衣服，就往门外冲，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小豪，坚持住！爸爸带你去医院！马上就到医院了！”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天已经完全黑了，外面的风也渐渐大了起来，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小豪的爸爸抱着小豪，拼命地往小区门口跑，妻子跟在后面，一边哭一边喊着小豪的名字，夫妻俩慌得手忙脚乱，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整齐。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小豪到底怎么了，只知道必须尽快赶到医院，必须把儿子救回来，哪怕付出一切代价，都要让儿子好好活着。 一路上，小豪的爸爸跑得飞快，怀里的小豪身体越来越凉，嘴唇的紫色也越来越深，呼吸越来越微弱，连抽搐都渐渐少了。他的心一点点往下沉，那种绝望感，就像是潮水一样，一点点将他淹没。他不敢停，也不能停，哪怕跑得双腿发软、气喘吁吁，哪怕胸口疼得快要炸开，他也只是拼命地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只要再快一点，小豪就有救了。 好不容易赶到附近的医院，夫妻俩连挂号都来不及，直接抱着小豪冲进了急诊室，对着医生大喊：“医生！医生！快救救我的孩子！救救他！”急诊室的医生听到喊声，连忙跑了过来，看到小豪的样子，脸色也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他快速检查了一下小豪的状况，手指搭在小豪的手腕上，又看了看他发紫的嘴唇和苍白的脸色，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语气凝重地说：“不好，这孩子情况很危急，看样子像是中毒了，赶紧准备抢救，快！” 医生的话，像是一道惊雷，狠狠砸在小豪父母的头上。中毒？怎么会中毒？小豪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玩，除了吃家里的饭菜，就没吃别的东西，怎么会突然中毒呢？夫妻俩瘫坐在急诊室门口的椅子上，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小豪怎么会中毒呢？医生，你一定搞错了，求你救救他，求你了……” 急诊室的灯亮了起来，医生和护士们忙碌的身影在灯光下穿梭，小豪的父母坐在门口，心急如焚，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煎熬。他们不敢离开，也不敢大声说话，只能死死地盯着急诊室的门，心里默默祈祷着，祈祷小豪能够平安无事，祈祷这场噩梦能够快点结束。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心里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能够发生在他们的儿子身上。 与此同时，医生已经开始对小豪进行全面的检查，抽血、化验、洗胃，一系列的抢救措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很快，化验结果就出来了，当医生看到化验报告上的结果时，眉头皱得更紧了，小豪的血液里和胃内容物里，都检测出了大量的亚硝酸盐，浓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毒剂量，情况非常危险。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亚硝酸盐是一种有毒物质，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有毒物质之一。它外观看起来，和我们平时吃的食用盐一模一样，都是白色的晶体，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但就是这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东西，却含有剧毒，成年人只要食用0.3克到0.5克，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头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要是食用剂量过大，或者抢救不及时，就会直接导致死亡，而小豪只是一个5岁半的孩子，身体还那么脆弱，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剂量的亚硝酸盐。 医生拿着化验报告，走到小豪父母面前，语气依旧凝重：“我们已经查出来了，孩子是亚硝酸盐中毒，现在情况很危险，我们会尽力抢救，但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毒发作很快，尤其是对小孩子，抢救的窗口期很短，我们会全力以赴，但能不能救回来，就看孩子的造化了。” “亚硝酸盐……”小豪的爸爸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大脑一片空白，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更不知道这种东西会有这么大的毒性。他猛地一下反应过来，突然抓住医生的手，眼睛里满是急切：“医生，是不是饮料？小豪今天晚上没吃晚饭，睡觉之前，喝了一盒饮料，是不是那盒饮料有问题？” 医生点了点头：“不排除这种可能，亚硝酸盐有可能会被人为添加到饮料里，也有可能是饮料变质产生的。你们赶紧把剩下的饮料拿过来，我们化验一下，看看是不是饮料的问题，这样也能更好地针对性抢救。” 听到医生的话，小豪的爸爸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连忙对妻子说：“你在这儿守着小豪，我现在就回家拿饮料，很快就回来！”说完，他就转身冲出了医院，又开始拼命地往家里跑。那时候，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把剩下的饮料拿过来，找到中毒的原因，让医生能够更好地抢救小豪。 一路上，他跑得比刚才还要快，心里的急切和绝望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快要崩溃。他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快点，再快一点，只要找到原因，小豪就有救了。好不容易跑回家，他来不及喘口气，就开始在屋里翻找起来，很快，就找到了剩下的两盒饮料，和小豪晚上喝的那盒一模一样，还没有拆开包装。 他小心翼翼地把两盒饮料装进袋子里，又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医院，把饮料递给了医生。医生接过饮料，立刻安排人去化验，与此同时，抢救工作还在继续，小豪依旧躺在病床上，毫无生气，嘴唇依旧是深深的紫色，呼吸微弱得几乎快要感觉不到。小豪的父母守在病床边，紧紧地握着小豪冰凉的小手，眼泪不停地掉在小豪的手背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小豪的名字，希望能够唤醒他，可小豪依旧没有一点反应。 没过多久，饮料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和医生猜测的一样，这两盒饮料里，都检测出了大量的亚硝酸盐，和小豪血液里的亚硝酸盐成分一模一样。真相已经很明显了，小豪之所以会中毒，就是因为喝了这盒含有亚硝酸盐的饮料。 可此刻，找到中毒的原因，并没有让小豪的父母松一口气，反而让他们更加绝望。他们不明白，好好的一盒饮料，怎么会含有这么剧毒的物质？是谁这么狠心，要在饮料里下毒？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为什么要对他们无辜的孩子下手？ 医生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依旧在全力以赴地抢救小豪，洗胃、输液、吸氧，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了，可小豪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他的心跳越来越微弱，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身体一点点变得冰凉，嘴唇的紫色，已经蔓延到了脸颊。 那一夜，对于小豪的父母来说，是他们这辈子最漫长、最煎熬的一夜。他们守在急诊室里，一夜未眠，眼睁睁地看着医生们忙碌的身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一点点走向死亡，却无能为力。他们想替儿子承受所有的痛苦，想把儿子从死神的手里拉回来，可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祈祷奇迹能够发生。 可奇迹，并没有发生。 2014年1月6号，距离小豪入院，仅仅过去了12个小时，经过医生们一整晚的全力抢救，小豪还是没能挺过来。当医生摘下口罩，对着小豪的父母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地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孩子……没能救回来”的时候，小豪的妈妈瞬间就崩溃了，她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声音凄厉又绝望，让人听着心疼不已：“小豪！我的小豪！你怎么能丢下妈妈不管啊！你回来！你快回来啊！” 小豪的爸爸，这个坚强的男人，此刻也再也忍不住了，他抱着小豪冰凉的身体，把头埋在小豪的胸口，压抑的哭声从喉咙里挤出来，泪水浸湿了小豪的衣服。他紧紧地抱着小豪，仿佛这样，就能把小豪留住，仿佛这样，这场噩梦就能醒来。可他心里清楚，他的小豪，那个活泼可爱、喜欢疯玩的小豪，那个他视若珍宝的小豪，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好好的一个家，因为这一盒有毒的饮料，瞬间破碎了。小豪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在这座大城市里唯一的希望，现在，希望没了，他们的世界，也彻底崩塌了。他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小豪生前的点点滴滴，回忆着他的笑声，回忆着他的调皮，每回忆一次，心里就疼得厉害，那种失去孩子的痛苦，像是一把钝刀，一遍又一遍地割着他们的心，永无止境。 悲伤过后，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愤怒和疑惑。这盒有毒的饮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饮料里下了毒？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一定要查明真相，一定要为自己的儿子讨回公道，不能让小豪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 2014年1月6号，也就是小豪离世的当天，小豪的爸爸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和愤怒，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到报警后，非常重视这起案件，立刻派人赶到医院，了解情况，随后便正式介入了调查。而调查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查明这盒有毒饮料的来源，小豪喝的饮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面对警方的询问，小豪的妈妈强忍着泪水，慢慢回忆起了饮料的来历。她告诉警方，他们夫妻俩来北京做废品回收生意已经三十多年了，平日里为人老实本分，也认识一些同样捡废品、收废品的熟人，其中就有一个李大娘，也是安徽人，平日里经常会把捡来的废品卖给他们，一来二去，就熟悉了，也算是半个老乡，平日里互相照应着。 小豪出事的那天中午，大概11点多钟，李大娘像往常一样，蹬着三轮车，拉着一车捡来的废品，来到他们家卖废品。卖完废品之后，李大娘并没有立刻走，而是从三轮车上拿下来三盒饮料，递给小豪的妈妈，笑着说：“大妹子，我这儿有几盒饮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也不喜欢喝，你拿回去，给小豪喝吧，小孩子都喜欢喝这个。” 小豪的妈妈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连忙推辞：“大娘，不用不用，这多不好啊，您自己留着喝吧。”可李大娘却很热情，硬是把饮料塞到她手里，说：“没事没事，我一个老太太，喝不惯这东西，放着也是放着，给小豪喝，不浪费。”说完，李大娘就蹬着三轮车走了。 小豪的妈妈看着手里的三盒饮料，包装完好，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就收下了，放在了家里的桌子上。当天晚上，小豪玩累了，没吃晚饭，就吵着要喝饮料，她想着反正也是李大娘送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拆开了一盒，递给了小豪。小豪喝完饮料之后，没多久就上床睡觉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盒饮料，竟然成了夺走小豪生命的毒药。 警方听完小豪妈妈的叙述后，立刻意识到，李大娘可能是解开案件的关键人物，这三盒饮料是李大娘送的，而李大娘说是别人送给她的，那么，送给李大娘饮料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下毒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疑问：这饮料里有毒，李大娘自己有没有喝？她是不是也知道饮料里有毒？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立刻带着小豪的父母，赶到了李大娘的住处，想要找到李大娘，了解更多的情况。可当他们赶到李大娘住处的时候，却发现李大娘并不在家，邻居告诉他们，李大娘昨天晚上突然晕倒了，被她的儿子送到医院抢救了，现在还在医院里。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李大娘也晕倒了？难道她也喝了有毒的饮料？警方不敢耽搁，立刻带着小豪的父母，赶到了李大娘所在的医院。当他们见到李大娘的时候，李大娘已经醒过来了，脸色还有些苍白，身体也比较虚弱，正在医院里输液调理。 李大娘看到警方和小豪的父母，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当警方问起她送饮料给小豪妈妈的事情，以及她晕倒的原因时，李大娘的脸上露出了愧疚和后怕的表情，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她叹了口气，慢慢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而这个真相，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李大娘告诉警方，她根本就没有什么熟人送饮料给她，那三盒饮料，是她捡来的。 原来，1月5号中午，她像往常一样，蹬着三轮车，在附近的小区里捡废品。大概11点多钟的时候，她来到了一个小区的垃圾箱旁边，准备捡一些纸箱、塑料瓶之类的废品。就在她整理废品的时候，突然看到垃圾箱旁边放着一箱饮料，箱子是打开的，里面装着好几盒饮料，每一盒都包装完好，看起来崭新崭新的，没有一点破损，也没有过期的痕迹。 李大娘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么好的饮料，怎么会有人随便扔在垃圾箱旁边呢？她心里想着，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浪费了，这么好的饮料，放着也是放着，扔了多可惜啊。于是，她就从箱子里拿出了三盒饮料，放进了自己的三轮车里，想着回去之后，要么自己喝，要么送给熟人，不浪费。 后来，她蹬着三轮车，来到了小豪家，卖完废品之后，就想着把这三盒饮料送给小豪妈妈，给小豪喝。可她觉得，自己捡来的饮料，送给别人，有点不好意思，怕别人嫌弃，于是就撒谎说，这饮料是别人送给她的，她不喜欢喝，就送给小豪喝。 而她之所以会晕倒，就是因为她自己也喝了一盒捡来的饮料。李大娘说，她卖完废品，回到家之后，觉得有点口渴，就想起了捡来的饮料，于是就拆开了一盒，喝了下去。可喝完饮料没一会儿，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头晕、恶心、肚子痛，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后来就眼前一黑，晕倒在了地上。 她的儿子下班回家，看到她晕倒在地上，吓得魂都飞了，连忙把她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她也是亚硝酸盐中毒，只不过，她喝的剂量比小豪少一些，再加上抢救及时，所以才没有生命危险，慢慢醒了过来。 “我真的不知道这饮料里有毒啊……”李大娘拉着小豪妈妈的手，不停地道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要是知道这饮料有毒，就算是扔了，我也不会送给小豪喝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小豪，对不起你们一家人啊……” 小豪的妈妈看着李大娘愧疚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悲痛和无奈，她知道，李大娘也是无辜的，她也不知道饮料里有毒，她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可她的儿子，却因为李大娘捡来的一盒饮料，永远地离开了她，这份痛苦，她这辈子都无法释怀。 警方听完李大娘的叙述后，并没有立刻相信她的话，毕竟，李大娘一开始撒谎说饮料是别人送的，现在又说饮料是捡来的，她会不会是在撒谎？会不会是她为了包庇某个送她饮料的人，才故意这么说的？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决定，按照李大娘所说的时间和地点，调取相关的监控录像，看看李大娘说的是不是实话。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李大娘所说的那个小区，调取了小区垃圾箱旁边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下了1月5号中午发生的一切，也证实了李大娘说的都是实话。 监控录像显示，2014年1月5号中午11点50分左右，李大娘戴着口罩，蹬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来到了这个小区。她停好三轮车之后，就开始在垃圾箱旁边翻找废品，陆陆续续地把捡来的纸箱、塑料瓶放进三轮车里，动作很熟练，看得出来，她经常在这里捡废品。 到了11点56分的时候，李大娘的目光落在了垃圾箱旁边的那箱饮料上，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弯腰看了看饮料，又四处看了看，见没有人，就伸手从箱子里拿出了三盒饮料，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的三轮车里，然后又继续翻找了一会儿废品，才蹬着三轮车，离开了这个小区。 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切，和李大娘所说的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偏差。这就说明，李大娘并没有撒谎，那三盒饮料，确实是她从小区的垃圾箱里捡来的，她也不知道饮料里有毒，她也是无辜的。 既然饮料是李大娘从垃圾箱里捡来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箱有毒的饮料，是谁扔在垃圾箱里的？这个人，为什么要把有毒的饮料扔在垃圾箱里？他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毒害别人？ 警方决定，继续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顺着时间线往回查，看看是谁把这箱有毒的饮料扔在垃圾箱里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仔细的排查，警方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就在李大娘捡走饮料的8分钟之前，也就是1月5号中午11点48分，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中年女士，从垃圾箱旁边的一个单元门里走了出来，她的手里，正捧着一箱饮料，和李大娘捡走的那箱饮料一模一样。 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这个穿着红色外套的中年女士，走到垃圾箱旁边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手里的一箱饮料，扔在了垃圾箱旁边的地上，然后转身，空手走进了单元门，再也没有出来过。从她的动作来看，她扔饮料的时候，很随意，仿佛这箱饮料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垃圾一样，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不舍。 警方判断，这个穿着红色外套的中年女士，应该就住在这个单元楼里，而且，她很有可能就是这箱有毒饮料的主人，毕竟，她是从单元楼里走出来的，而且这箱饮料，是她亲手扔的。只要找到这个中年女士，就能查明，这箱饮料里的毒，到底是谁下的，也能查明，她为什么要把有毒的饮料扔在垃圾箱里。 随后，警方根据监控录像显示的信息，找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了解了这个单元楼的住户信息，然后逐一排查，很快就找到了这个穿着红色外套的中年女士。经过询问，警方得知，这位女士姓周，今年43岁，是这个单元楼的住户，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 警方立刻找到了周女士，将她带回了派出所，进行问询和笔录。面对警方的问询，周女士显得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慌乱，当警方问起她1月5号中午扔饮料的事情时，她很坦然地承认了，说那箱饮料，确实是她扔的。 周女士告诉警方，那箱饮料，是她儿子四个月之前买的，一直放在家里，没人喝。1月5号中午，她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这箱饮料还放在角落里，落了一层灰尘，想着放了这么久，也没人喝，再放下去，可能就过期了，于是就想着把它扔了，省得占地方。她也没有多想，就抱着饮料，从家里走了出来，扔在了小区的垃圾箱旁边，然后就回家了，根本不知道这箱饮料里有毒，更不知道，自己随手扔的一箱饮料，竟然会夺走一个5岁小男孩的生命。 “我真的不知道这饮料里有毒啊，”周女士看着警方，一脸无辜地说，“要是我知道有毒，就算是烂在家里，我也不会把它扔出去的，我怎么可能会害别人呢？尤其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警方看着周女士平静的表情，一时之间，也分不清她到底是在撒谎，还是真的不知道饮料里有毒。如果周女士说的是真的，那么，这箱饮料里的毒，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她儿子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毒了？还是说，是别人后来添加进去的？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决定，找到周女士的儿子，了解一下情况。根据周女士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周女士的儿子，他名叫吴小军，今年18岁，是北京一所职业学院的学生，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 当警方找到吴小军的时候，他正在学校里上课，面对警方的问询，吴小军显得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可以说是坦然。当警方问起那箱饮料的事情，问起饮料里的亚硝酸盐是谁添加进去的时候，吴小军没有丝毫的隐瞒，很直接地承认了，饮料里的毒，是他加的。 吴小军的话，让在场的所有警方人员都感到非常震惊。一个18岁的职业学院学生，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前途一片光明，他为什么要在饮料里下毒？他下毒的目的是什么？ 面对警方的疑问，吴小军很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不可思议，甚至是令人发指，他往饮料里下毒，是为了毒死自己的奶奶。 吴小军告诉警方，案发前四个多月，也就是2013年国庆节前后，他从网上买了一箱饮料，然后又找到了一家卖化工品的小店，买了一些亚硝酸盐。回到家之后，他找来了一根针头，把亚硝酸盐溶解在水里，然后用针头，一点点地注入到了每一盒饮料里。他本来是想，把这些有毒的饮料，送给自己的奶奶，让奶奶一天喝一盒，慢慢的中毒，慢慢的死去，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是他干的。 他说，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恨自己的奶奶，他觉得，奶奶的存在，影响了他的生活，阻碍了他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他想要摆脱奶奶，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他才想到了这个办法，想要害死奶奶。 吴小军还告诉警方，他把有毒的饮料送给奶奶之后，奶奶一开始还挺高兴的，以为是孙子孝顺自己，特意给自己买的饮料，还笑着夸了他几句。奶奶把饮料的包装拆开之后，并没有立刻喝很多，只是拆开了一盒，喝了一点点。可没想到，喝完之后，奶奶就觉得不舒服，开始呕吐，当时奶奶也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身体不好，吃坏了东西，或者是没睡好，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自己孙子送给自己的饮料里下了毒。 后来，奶奶因为觉得不舒服，就再也没有喝过那些饮料，把剩下的饮料，又还给了吴小军，说自己不喜欢喝，让他自己喝，或者送给别人。吴小军知道饮料里有毒，他肯定不敢自己喝，也不敢送给自己认识的人，就把那些饮料，放在了家里的角落里，一直没人管。 直到1月5号中午，他的妈妈周女士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这箱放在角落里的饮料，以为没人喝，就随手扔在了小区的垃圾箱旁边。而这箱有毒的饮料，被捡废品的李大娘捡到了，李大娘又送给了小豪的妈妈，小豪喝了之后，就中毒身亡了。 说到这里，吴小军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后悔，反而带着一丝无所谓的语气，仿佛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仿佛夺走一个5岁小男孩的生命，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他甚至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精心策划的“杀人计划”，竟然会出错，竟然会害死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毫不认识的无辜孩子，他本来，是想害死自己的奶奶的。 一箱有毒的饮料，从一个18岁的在校学生手里，经过多次转手，最终，落在了一个5岁半的无辜小男孩手里，夺走了他幼小的生命。这是一场蓄意的投毒，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可最终，却阴差阳错地，害死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孩子，毁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小豪的死，真相大白了。可这个真相，却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愤怒和痛心，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仅仅是因为想要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仅仅是因为对奶奶的不满，就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不惜用剧毒的亚硝酸盐，想要害死自己的奶奶，最终，却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这样的行为，简直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 可随之而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吴小军和自己的奶奶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他为什么要这么狠心，想要害死自己的奶奶？仅仅是因为想要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吗？这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也成了这起案件最引人关注的地方。2015年4月2号，这起轰动一时的“5岁男童饮料中毒身亡案”，在法院公开审理，这起案件，因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来到了法庭，想要亲眼看看，这个18岁的年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听听，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吴小军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奶奶，也成了庭审的关键问题，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在法庭上，吴小军再次陈述了自己下毒的原因，他说，这一切，都和他们家紧张的居住条件有关。他说，他们家一共有五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可他们家居住的房子，面积只有39平米，非常狭小，拥挤不堪。 吴小军说，他们家的房子，是一套老旧的两居室，只有两个卧室，一个主卧，一个次卧。爷爷奶奶住在面积相对大一些的主卧里，而他和爸爸妈妈，则住在狭小的次卧里。各位朋友可以想象一下，39平米的房子，除去厨房、卫生间，剩下的空间，分成两个卧室，每个卧室的面积，可想而知有多小。次卧里，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连一张单人床都摆不下，更别说摆放书桌、衣柜之类的家具了。 吴小军说，他从小就和爸爸妈妈睡在同一张床上，一直睡到了18岁。小时候，他还不觉得有什么，可随着他渐渐长大，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隐私，和爸爸妈妈同睡一室，就成了他最大的心病。他说，从16岁那年开始，他就特别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哪怕房间很小，哪怕只有一张床，他也心甘情愿。 “我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要是我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就好了，”吴小军在法庭上，语气平淡地说，“我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玩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害怕被爸爸妈妈看到，不用束手束脚。可我没有，我只能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每天都觉得很压抑，很不舒服，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慢慢的，就成了我的心病，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吴小军说，他也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不可能再买一套房子，也不可能再租一套房子，所以，他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家里的那间小储藏室上。他说，他们家的两个卧室中间，还有一个很小的储藏室，虽然没有窗户，光线很暗，也很潮湿，面积也很小，但那毕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只要收拾一下，放一张小单人床，就可以住人了。 他说，他不止一次地跟爸爸妈妈提起过，想要搬到那间小储藏室里住，爸爸妈妈也很理解他，也跟爷爷奶奶提起过这件事，就连他的姑姑，也帮着他说话，跟爷爷奶奶商量，让他搬到储藏室里住，说他已经长大了，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爷爷奶奶却坚决不同意，不管他们怎么说，爷爷奶奶都不愿意把那间储藏室腾出来，给他住。吴小军说，他不明白，爷爷奶奶为什么要这么狠心，为什么不愿意满足他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对爷爷奶奶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慢慢的，就产生了害死奶奶的念头。 可仅仅是因为爷爷奶奶不同意他搬到储藏室里住，仅仅是因为想要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精心策划一场谋杀，想要害死自己的奶奶，这听起来，实在是太牵强了，太不可思议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媒体记者，还有旁听的群众，都不敢相信，一个18岁的年轻人，竟然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走上犯罪的道路，就变得这么丧心病狂。 所有人都觉得，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那么，吴小军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到底是不是他下毒的真正原因？为了查明真相，法官传唤了吴小军的奶奶，让她出庭作证，想要听听，她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想要了解一下，他们祖孙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吴小军的奶奶，出事那年已经71岁了，头发花白，身体也不是很好。当她走进法庭的时候，脸色苍白，眼神里充满了悲伤和不解，当她看到站在被告席上的吴小军时，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浑身都在发抖。 面对法官的问询，吴小军的奶奶，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告诉法官，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从小带大的孙子，竟然会想要害死自己，她从来没有对不起过吴小军，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她实在是不明白，吴小军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吴小军的奶奶，一边哭，一边说，“不光是我没想到，我们整个院子里的人，都被惊到了，谁也不敢相信，小军这孩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小军这孩子，从小就是我带大的，他小时候，很调皮，也很黏人，整天跟在我身后，一口一个‘奶奶’地喊着，我对他，比对自己的亲孙女还要亲，我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先给他，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要想要害死我。”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吴小军的奶奶，还从包里拿出了很多老照片，递给了法官和在场的媒体记者。照片上，有吴小军小时候和爷爷奶奶的合影，有吴小军小时候被奶奶抱在怀里的照片，有吴小军和奶奶一起玩耍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他们祖孙之间的亲密时光，看得出来，小时候的吴小军，确实和奶奶非常亲近，非常黏人。 吴小军的奶奶说，那些有毒的饮料，是2013年国庆节前后，吴小军送给她的。当时，吴小军拿着一箱饮料，来到她的房间里，笑着对她说：“奶奶，我给你买了一箱饮料，你平时在家，渴了就喝一盒，补充补充水分。”她当时还特别高兴，以为是孙子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孝顺自己了，还笑着夸了吴小军几句，说他是个好孩子。 她拆开包装，拿出一盒饮料，喝了一点点，可喝完之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头晕、恶心，还开始呕吐。当时，她也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身体不好，吃坏了东西，或者是没休息好，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自己孙子送给自己的饮料里下了毒。她更没有想到，自己疼爱的孙子，竟然会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 后来，她因为觉得不舒服，就再也没有喝过那些饮料，把剩下的饮料，又还给了吴小军，说自己不喜欢喝这种饮料，让他自己喝，或者送给别人。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无心的举动，竟然会间接导致一个5岁小男孩的死亡，竟然会酿成这样的悲剧。 吴小军的爷爷，那年已经79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当他得知自己的孙子，竟然想要害死自己的老伴，竟然间接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时，也是难过至极，整日以泪洗面。在法庭上，吴小军的爷爷，也向法官陈述了他们家的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不愿意把储藏室腾出来，给吴小军住。 吴小军的爷爷说，他们现在住的这套39平米的房子，原来是单位的公房，上世纪90年代，房改的时候，才花钱买了下来，变成了自己的房子。那时候，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吴小军的爸爸身体有残疾，不能干重活，挣不到什么钱，家里的开销，全靠他一个人支撑，所以，买这套房子，几乎花光了他们老两口所有的积蓄，甚至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后来，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吴小军的爸爸和妈妈，身体都有残疾，挣钱不容易，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再买房子，也没有再租房子，一家人，就挤在这套39平米的小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吴小军，也是在这套小房子里，慢慢长大的。 至于为什么不愿意把储藏室腾出来，给吴小军住，吴小军的爷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储藏室里，堆了很多东西，都是他们老两口子，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杂物，有旧衣服、旧家具、旧电器，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乱七八糟的，堆得满满当当，根本就收拾不出来，就算是想要收拾，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他们老两口子，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收拾那个储藏室。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吴小军的父母，不要再过度依赖他们老两口子了。吴小军的爷爷说，这么多年来，他们老两口子，为了照顾吴小军一家三口，付出了太多太多。吴小军的爸爸，是个残疾人，成年之后，身高也只有一米二，和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差不多高，根本就不能干重活，也不能正常工作，只能在家做点简单的家务，挣不到什么钱。 吴小军的妈妈，也是个残疾人，患有严重的驼背，身体也很虚弱，同样不能干重活，也不能正常工作，家里的开销，全靠他一个人，还有吴小军的姑姑们接济。这么多年来，他们老两口子，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吴小军一家三口，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压力非常大。 吴小军的爷爷说，他之所以不愿意把储藏室腾出来，给吴小军住，就是希望，吴小军的父母，能够有点上进心，能够努力工作，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能够不再过度依赖他们老两口子，能够学会独立生活。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份苦心，竟然被吴小军误解了，竟然让吴小军对他们产生了不满，甚至产生了害死奶奶的念头。 说到这里，吴小军的爷爷，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希望吴小军能够健康成长，能够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可他没有想到，最终，竟然会变成这样，竟然会酿成这样的悲剧，他对不起那个无辜的孩子，对不起小豪的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老伴。 可就在吴小军的爷爷，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之后，吴小军的姑姑，却当庭否认了他的说法。吴小军的姑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吴小军的爷爷，说的不是实话，储藏室里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难收拾，那个储藏室，虽然小，但是可以住人，她自己，在出嫁之前，就一直住在那个储藏室里，住了很多年，并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吴小军的姑姑说，她的父母，之所以不愿意把储藏室腾出来，给吴小军住，并不是因为东西多，收拾不出来，也不是因为希望吴小军的父母能够独立，而是因为，她的母亲，也就是吴小军的奶奶，并不是吴小军的亲奶奶，她和吴小军一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她不愿意真心对待吴小军一家，不愿意把储藏室腾出来，给吴小军住。 吴小军的姑姑的话，再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吴小军的奶奶，不是他的亲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才是吴小军想要害死奶奶的真正原因？ 面对所有人的疑问，吴小军的姑姑，慢慢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她告诉法官和在场的所有人，吴小军的亲奶奶，早年间，因为患有重病，不幸去世了，而现在的这个奶奶，是她的父亲，也就是吴小军的爷爷，在1993年的时候，重组家庭，娶回来的老伴，也就是吴小军的继奶奶。 吴小军的姑姑说，1993年，她的亲妈妈去世之后，她的父亲，一个人带着她和她的哥哥，也就是吴小军的爸爸，生活得非常艰难，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奶奶，两个人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就重组了家庭，结了婚。那时候，吴小军还没有出生，吴小军的爸爸，也还没有结婚，所以，吴小军的继奶奶，是在吴小军出生之前，就嫁给了他的爷爷，走进了他们的家庭。 吴小军的姑姑说，一开始，他们一家人的关系，还算是比较和睦，继奶奶，对她和她的哥哥，也还算不错，对后来出生的吴小军，也还算照顾。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十年来，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僵硬，矛盾也越来越多，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因为房子，因为居住空间的问题。 而吴小军，随着渐渐长大，也知道了，现在的这个奶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他心里，就渐渐有了隔阂，他觉得，继奶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不会真心对待自己一家，不会真心疼爱自己，她之所以不愿意把储藏室腾出来，给自己住，就是因为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一家，就是想故意刁难他们。 吴小军的姑姑说，其实，她的继妈妈，也就是吴小军的继奶奶，也并不是像吴小军想的那样，不真心对待他们一家。当年，她的哥哥，也就是吴小军的爸爸，因为身体有残疾，不好找对象，是她的继妈妈，四处托人，帮忙张罗，才找到了吴小军的妈妈，也就是她的嫂子，两个人才得以结婚。后来，吴小军出生的时候，也是她的继妈妈，衣不解带地伺候嫂子坐月子，照顾吴小军，帮着他们照顾孩子，付出了很多。 可就算是这样，吴小军，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继奶奶，还是觉得，她对自己一家不好，还是因为居住空间的问题，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不满，慢慢的，就产生了害死她的念头。 吴小军的姑姑还说，在这个家里，关于房子的争吵，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重组家庭之间的隔阂，是吴小军对继奶奶的不信任，是一家人之间的互不理解，互不包容。也正是因为这些矛盾和隔阂，才让这个家庭，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对立。 她说，以前，逢年过节，她和她的妹妹，都会回到家里，和父母、哥哥一家，一起吃团圆饭，一家人，热热闹闹的，非常和睦。可近十年来，因为家里的矛盾越来越多，争吵越来越频繁，她和她的妹妹，都不愿意再回到家里了，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就算是回来了，也待不了多久，就会因为各种矛盾，吵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到了后来，吴小军的爷爷奶奶，干脆就自己做饭，自己吃，吴小军一家，也自己做饭，自己吃，虽然住在同一个房子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就像是两家人一样，两个房间的门，经常都是紧闭着的，彼此之间，很少交流，很少沟通，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在这个39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两个小家庭，就这样对立着，冷漠着，互不打扰，也互不包容。 而吴小军，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慢慢长大的。他看着一家人之间的矛盾和争吵，看着继奶奶和自己一家的对立和冷漠，看着自己和爸爸妈妈，挤在狭小的次卧里，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心里的不满和怨恨，一点点地积累，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偏激，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想要害死自己的继奶奶，可最终，却阴差阳错地，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在法庭上，吴小军，也承认了，自己之所以要对继奶奶下毒，而不对亲爷爷下毒，就是因为，爷爷是自己的亲爷爷，而奶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他觉得，继奶奶，不会真心对待自己一家，不会真心疼爱自己，他甚至还担心，将来，爷爷去世之后，继奶奶，会继承这套房子，会把他们一家，赶出家门，所以，他才想要害死继奶奶，永绝后患。 可吴小军不知道的是，当年，他爷爷买这套39平米的小房子的时候，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大部分的钱，都是他的继奶奶，四处向亲戚朋友借的，都是他的继奶奶，省吃俭用，一点点攒下来的。这套房子，之所以能够买下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一家人的安身之所，离不开他继奶奶的付出。如果不是他的继奶奶，他们一家人，可能连一个安身之所都没有，可能还要一直租房住。 当法官，把这件事，告诉吴小军的时候，吴小军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错愕的表情，他愣了很久，才缓缓地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或许，那一刻，他的心里，有过一丝愧疚，有过一丝后悔，或许，他终于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终于明白，自己害死的，是一个曾经为自己家，付出过很多的人，终于明白，自己的一时冲动，自己的极端偏激，不仅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毁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庭审结束之后，经过法官的慎重审理，综合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考虑到吴小军，作案时已经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考虑到他的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最终，2015年，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判处吴小军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吴小军，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是故意要害死小豪，只是过失，而且，自己作案时刚满18周岁不久，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再加上家庭矛盾的诱因，判决过于严厉，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与此同时，小豪的父母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吴小军及其家人，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他们不求多少赔偿，只求能为死去的儿子，争得一份应有的公道，只求吴小军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二审法院受理了吴小军的上诉和小豪父母的附带民事诉讼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全面的审理。合议庭仔细查阅了案件的全部卷宗，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核实了案件的所有证据，包括监控录像、化验报告、证人证言，以及吴小军本人的供述和辩解，同时也考虑了吴小军提出的上诉理由，以及小豪父母的诉求。 经过慎重审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吴小军明知亚硝酸盐是剧毒物质，仍故意将其注入饮料中，意图杀害其继奶奶，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因其投毒行为，导致无辜的5岁男童小豪中毒身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吴小军作案时已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一审法院的量刑并无不当，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小豪父母的附带民事诉讼，二审法院依法进行了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吴小军的家人与小豪的父母达成了调解协议，吴小军的家人自愿赔偿小豪父母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0万元，这笔钱，是吴小军的家人四处筹措而来，包含了他们所有的积蓄，也包含了吴小军姑姑们的资助。当小豪的父母拿到这笔赔偿款时，没有丝毫的喜悦，只有无尽的悲伤，他们知道，再多的钱，也换不回他们的小豪，也抚平不了他们心中的伤痛，这笔钱，承载着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也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破碎。 2015年10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吴小军的上诉，维持原判，吴小军将在监狱中度过15年的时光，剥夺政治权利1年。当法官宣判的那一刻，吴小军终于忍不住哭了，这一次，他的哭声里，没有了之前的无所谓和冷漠，只有深深的愧疚和后悔，他终于明白，自己一时的极端和偏激，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他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一生，毁掉了小豪的一生，也毁掉了两个家庭，伤害了所有爱他、关心他的人。 第208章 一年40多名留守妇女受害，采花大盗的疯狂与落幕 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估计听完之后，不管是男同胞还是女同胞，都会气得牙痒痒，更会为那些受害者心疼不已。这案子不是什么陈年旧案里的小打小闹，而是轰动整个安徽省的惊天系列强奸抢劫案，发生在2009年，地点就在安徽省宿州市。 2009年2月9号，那天晚上，宿州市的夜空特别黑，连星星都躲得没了踪影，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熟睡，享受着深夜的宁静。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正悄悄降临在一位独居的女士身上。就是这一天，宿州市发生了一起让人毛骨悚然的强奸事件，而谁能料到，这仅仅是个开始，这个男人，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疯狂作案，先后强奸了40多名留守妇女，堪称丧心病狂。 各位算一笔账，一年也就52个星期，他倒好，一年就祸害了40多名女同志，平均下来，一周多一点就要犯下一起不可饶恕的罪行。可想而知，这个人有多疯狂，有多肆无忌惮。这案子一经发生，没用几天就传遍了宿州的大街小巷，上到老人，下到小孩，都在议论这个神秘又恶毒的“采花大盗”，一时间，整个宿州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不慌不忙，从头一点点来说，把这起案子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地讲给大家听。 2009年2月9号晚上12点多，正是人们睡得最沉、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家住安徽省宿州市某小区的王女士，独自一人躺在卧室的床上，踏踏实实的睡着觉，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后的安详，她的丈夫是个普通工人，那天正好轮到上夜班，家里就只剩下她和年幼的女儿两个人。 突然之间，王女士感觉到眼前有一束刺眼的强光，尽管当时她闭着眼睛，睡得也比较沉，但那种突如其来的强光，还是穿透了眼皮，让她瞬间有了知觉。这一下子，王女士就被惊醒了，脑子还有点昏沉，迷迷糊糊之中，她以为是上夜班的丈夫提前下班回来了，可能是忘了带钥匙，自己开门进来了，还开了手电筒或者什么照明的东西。 她也没多想，甚至都没睁开眼睛，只是习惯性地翻了个身，随口就说了一句：“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这么早？” 可这句话刚说出口，王女士就觉得不对劲了，耳边传来的，根本就不是她丈夫那熟悉又憨厚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的、低沉又沙哑的男声，带着一丝冰冷的寒意，听得她浑身一麻。 “嗯。”那个陌生男人只是冷冷地应了一声，声音里没有任何温度，甚至还带着一丝诡异的平静。 王女士当时一个激灵，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刚才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下子就彻底醒盹了，脑子也瞬间清醒了过来。她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不好，家里进贼了！ 还没等王女士反应过来，还没等她睁开眼睛看清眼前的人是谁，紧接着，一把冰冷刺骨的刀子，就紧紧地抵在了她的脖子上，那种金属的寒意，顺着皮肤直接钻进了骨子里，让她浑身发冷，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不许开灯，不许出声，敢喊一声，我就杀了你！”陌生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语气里多了几分威胁，还有一丝不耐烦，刀子又往王女士的脖子上抵了抵，力道不大，但足够让人胆寒。 王女士当时心里可就凉了半截，浑身控制不住地嘚嘚瑟瑟起来，牙齿都开始打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她心里清楚，自己一个女人家，手无缚鸡之力，身边还有年幼的女儿，根本不是这个持刀歹徒的对手，现在只能乖乖听话，先保住自己和女儿的性命再说。 慌乱之中，王女士的手悄悄摸向床头，她的手机就放在那里，她想趁着歹徒不注意，悄悄摸出手机报警。可她心里也清楚，现在是深夜，屋子里一片漆黑，手机一旦打开屏幕，就会发出亮光，在漆黑的屋子里，那种亮光会特别明显，一下子就会被歹徒发现。 可事到如今，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一点点地挪动着手，朝着手机的方向摸去。可她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也太明显了，歹徒似乎察觉到了她的意图，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把她的骨头捏碎，然后猛地一扯，就把她手里还没摸到的手机抢了过去，随手扔在了一边的沙发上，屏幕瞬间碎裂，发出“咔嚓”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手机被抢走，报警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王女士更是被吓破了胆，浑身抖得更厉害了，几乎要瘫软在床上。但她很快就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慌，绝对不能慌，孩子还在旁边的小床上睡觉，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就算自己受在大的委屈，也不能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 王女士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带着一丝哀求的语气，对着歹徒说道：“我求求你了，大哥，你想要什么你直接拿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你，我不会报警的，我也不会跟别人说的，你放心吧，我刚才也没看见你长什么样子，求你不要伤害我们母女俩就行，行不行？” 为了让歹徒相信自己，也为了尽快让歹徒离开，王女士还一边哀求，一边详细地告诉了歹徒，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分别都放在什么地方：“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有我和我丈夫攒的现金，还有我的金项链、金耳环；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块手表，还有一些银饰；客厅的电视柜下面，还有一个存折，虽然里面钱不多，但也都给你，密码我告诉你……” 说来也奇怪，这个歹徒倒也“听话”，王女士说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就拿着手里的手电筒，一步步地走到那个地方，把那些值钱的财物一个个都翻了出来，装进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布袋里。他的动作很麻利，看得出来，似乎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而且心思也比较缜密，翻东西的时候，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也没有乱翻乱砸，就只是捡着值钱的东西拿。 很快，歹徒就把王女士家里所有值钱的财物都搜刮干净了，那个黑色布袋也被装得鼓鼓囊囊的。王女士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她以为，歹徒拿到了钱，就会赶紧离开，她和女儿也就安全了。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歹徒搜刮完财物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转身，再次来到了王女士的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丝诡异的光芒，让人不寒而栗。 王女士的心跳瞬间又加速了起来，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再次变得强烈起来，她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哥，你……你都拿完了，你快走吧，我不会报警的，真的……” 歹徒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盯着她，看了足足有十几秒钟，才缓缓开口，说出了一句让王女士彻底崩溃的话：“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把你的女儿交给我，让她陪我睡一觉；另一个就是，你代替你的女儿，陪我一次。你自己选，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不要逼我动手。” 这句话，就像一把尖刀，狠狠的刺进了王女士的心里，让她瞬间崩溃了。她猛地睁开眼睛，不顾脖子上的刀子，朝着旁边小床的方向望去，她的女儿还在熟睡之中，小小的脸蛋，睡得那么香，根本不知道，一场致命的危险，正在朝着她逼近。 王女士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怎么可能让自己年幼的女儿，遭受这样的屈辱和伤害？那是她的心头肉，是她的命啊！别说让女儿陪歹徒，就算是歹徒碰女儿一根手指头，她都愿意拼了自己的性命去阻止。 那一刻，王女士心里已经有了决定，就算自己遭受再多的屈辱，就算自己以后抬不起头来，也要保护好女儿。她咬着牙，强忍着心里的痛苦和绝望，眼含热泪，对着歹徒点了点头，声音哽咽地说道：“我选我，我代替我的女儿，求你……求你不要碰我的女儿，不要吵醒她，好不好？” 歹徒看到王女士答应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脖子上的刀子也稍微松了一些，但依旧没有拿开。紧接着，歹徒就对王女士实施了残忍的性侵犯，整个过程，王女士都在默默流泪，不敢出声，不敢反抗，她只能紧紧地咬着嘴唇，忍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结束，快点结束，只要女儿安全，只要歹徒能尽快离开，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场屈辱的折磨终于结束了。歹徒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又看了一眼床上依旧熟睡的小女孩，没有再多做什么，然后拎着那个装满财物的黑色布袋，转身就朝着门口走去，没有回头，也没有再说一句话，轻轻打开门，又轻轻关上，很快就消失在了深夜的楼道里。 直到听到楼道里再也没有了脚步声，直到确认歹徒真的已经离开了，王女士才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种压抑已久的痛苦、恐惧和屈辱，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她一边哭，一边小心翼翼地起身，走到女儿的床边，仔细地看了看女儿，确认女儿没有被吵醒，依旧睡得很安稳，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些。 她擦干眼泪，颤抖着拿起被歹徒扔在沙发上、屏幕已经碎裂的手机，凭着记忆，按下了报警电话的号码。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王女士的声音再次哽咽起来，断断续续地向警方说明了自己的遭遇：“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快来……我家进贼了，他不仅抢了我的东西，还……还强奸了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他，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宿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刻意识到了这起案子的严重性，不敢有丝毫的耽搁，迅速组织警力，带着勘查工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王女士的家中。民警赶到的时候，王女士依旧在不停地哭，脸色苍白，浑身还在不停地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让人看了心疼不已。 民警一边安抚王女士的情绪，一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同时，也对王女士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记录下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这起案子的性质实在是太恶劣了，持刀入室抢劫，还伴随着强奸，甭管是抢劫，还是强奸，单独拿出来，都是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而这起案子，竟然把这两种罪行合二为一了，可见歹徒的嚣张气焰有多盛，也可见这起案子对社会的危害性有多大。 因此，警方对这起案子无比的重视，成立了专门的侦查小组，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之中。可让人无奈的是，通过询问王女士，警方能够获取的线索，却微乎其微。 王女士告诉民警，当时屋子里没有开灯，她为了省电，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歹徒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的是手电筒，光线很集中，只照她的脸和家里放财物的地方，根本没有照到自己的脸，再加上当时她被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仔细看歹徒的样子，所以，到底这歹徒长什么模样，身高多少，体型怎么样，王女士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一点也没看出来。 不过，王女士倒是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细节，这名歹徒在强奸完她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坐在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跟她唠了足足30分钟的嗑，东一句西一句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有时候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有时候又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气也变得没有那么冰冷了，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孤独。 民警们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歹徒作案之后，都会尽快逃离现场，生怕被人发现，可这个歹徒，竟然在作案之后，还敢留下来，跟受害者聊半个小时的天，这实在是太反常了，也太嚣张了。可就算知道了这个细节，对案件的侦破，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不知道歹徒的相貌、体貌特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警方根本就无法实施逮捕，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力使不出。 之后，警方在调查过程之中，又发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歹徒太聪明了，心思也太缜密了。王女士居住的小区，楼道里和小区门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本来，民警们以为，通过监控录像，总能找到一些歹徒的蛛丝马迹，比如歹徒的进出路线、体貌特征等等。 可民警们调取了小区所有的监控录像，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查看，看了整整一个通宵，却根本就看不到歹徒的影踪。也就是说，歹徒在进入小区、进入楼道、离开小区的时候，都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监控摄像头，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影像资料，他的相貌、体貌特征，依旧是一个未知数。 这起抢劫强奸案，侦破难度一下子就变得极高，几乎陷入了僵局。估计听到这，有听友会说了，那强奸案啊，歹徒肯定会留下精液之类的生物痕迹，警方可以做dNA比对呀，只要把精液的dNA录入数据库，没准就能比中嫌疑人，就能抓住他了。 各位听友，你们说得没错，dNA检测确实是侦破强奸案、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现在，dNA检测技术越来越成熟，再加上天眼系统的普及，只要歹徒留下一点生物痕迹，警方就能通过dNA比对锁定嫌疑人，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也插翅难逃，根本跑不了。 可问题是，这起案子发生在2009年，那时候，dNA检测技术刚刚开始运用到刑侦破案之上，还没有普及，而且，光有dNA检测结果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庞大的dNA数据库作为支撑，才能进行比对，锁定目标。可那时候，我国的dNA数据库还没有完善，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条件，就算警方提取到了歹徒的精液，做了dNA检测，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比对，只能把这份dNA样本保存起来，等待后续的机会。 警方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之中，侦查小组的民警们，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在王女士居住的小区及周边地区，进行走访摸排，询问周边的居民，查看周边的监控，寻找任何可能与案件有关的蛛丝马迹。可让人失望的是，找到的线索却是寥寥无几，根本找不到案件的突破口，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民警们也都感到十分的头疼和无奈。 就在警方的调查陷入僵局，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意外发生了，2月16号，也就是王女士报案后的第七天，宿州警方再次接到了一起报案，报案人也是一位女士，同样是遭遇了入室抢劫强奸案，而且，整个作案过程，跟王女士的遭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复制粘贴过来的。 这一次，受害者是刘女士，她也是独自一人居住，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那天晚上，刘女士也是睡得正沉的时候，歹徒悄悄潜入了她的家中，先是用手电筒照亮，然后用刀子抵住她的脖子，威胁她不许出声、不许开灯，接着就开始搜刮家里的值钱财物，等把财物搜刮干净之后，就对刘女士实施了性侵犯，而最让人感到诡异的是，强奸完之后，歹徒依旧没有立刻离开，还是拉着刘女士，跟她聊了足足半个钟头的天，聊的内容也是乱七八糟，跟王女士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起案子的发生，让警方更加确定，这两起案子，绝对是同一个人所为，歹徒的作案手法、作案时间、作案目标，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歹徒在作案之后，都有跟受害者聊天的奇怪习惯。虽然这起案子的发生，让警方再次感受到了压力，但也让警方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这一回，刘女士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这个线索，虽然不算是什么决定性的线索，但也给警方的调查工作，指明了一个方向。 刘女士告诉警方，她在遭受歹徒侵犯的过程之中，因为太过害怕，身体不停地发抖，无意间，她的手碰到了歹徒的脸和身体。虽然当时屋子里一片漆黑，她没有看清歹徒的样子，但从手感上，她能清晰地判断出来，歹徒的脸很瘦，而且颧骨很高，摸起来硬硬的，很硌手；另外，从碰到的身体来看，歹徒的身材也比较瘦，身上没有多少肉，而且个子似乎也不算太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这个线索，警方初步判断，歹徒的体型应该是比较瘦的，脸型是瘦脸，颧骨很高，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可各位听友，你们想一想，天底下的人，除了瘦子就是胖子，长得瘦的人多了去了，颧骨高的人，也不在少数，仅仅凭借“瘦脸、颧骨高、体型瘦、身高一米七左右”这样模糊的特征，警方想要找到嫌疑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难度依旧很大。 尽管如此，警方也没有放弃，侦查小组的民警们，再次加大了调查力度，把刘女士居住的小区、周边的村庄、乡镇，还有王女士居住的小区及周边地区，都进行了仔细的排查，挨家挨户地询问居民，查看每一个可能隐藏嫌疑人的角落，寻找任何可能与嫌疑人有关的线索。可就算民警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依旧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这两起报案，前后也就隔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犯罪手法一模一样，性质同样恶劣，可警方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没有找到嫌疑人的任何踪迹。而这件事，也在不经意之间，在宿州当地传开了，一时间，宿州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个神秘的“采花大盗”，传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离奇，有的人说，这个歹徒长得青面獠牙，有的人说，这个歹徒会飞檐走壁，有的人说，他专门挑选独居的妇女下手，无恶不作。 一时间，宿州当地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很多自己一个人居住的女孩、留守妇女，都变得战战兢兢的，大晚上根本不敢出门，就算是在家里，也不敢睡得太沉，心里总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这两起案子，都是入室抢劫强奸，歹徒是悄悄潜入家中作案的，根本防不胜防，所以，很多独居的女士，到了晚上，都会反复检查家里的门锁好没锁好，窗户有没有关严，有的甚至还会在门后放一把椅子、一个柜子，用来加固房门，生怕歹徒会悄悄潜入家中。 出了这样的事，而且是连续出了这样的事，大伙没法不害怕，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歹徒，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次作案。一时间，整个宿州的夜晚，都变得格外的安静，也格外的压抑，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生怕惹祸上身。 可奇怪的是，就在警方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全力投入到侦破工作之中，加大排查力度，并且在各个小区、村庄张贴安全提醒，提醒居民注意防范的时候，这个嚣张跋扈的歹徒，竟然突然终止犯罪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宿州警方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入室抢劫强奸报案，就好像这个歹徒，凭空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他为什么会突然收手呢？难道是他良心发现，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主动改邪归正了？还是说，他已经察觉到了警方的排查力度越来越大，害怕自己被警方抓住，所以暂时隐姓埋名，不敢再作案了？ 其实啊，也不是他想收手，而是他不敢再作案了。警方在这一段时间里，始终在做安全提醒，在各个小区、村庄张贴海报，通过广播、电视等渠道，宣传安全防范知识，提醒独居妇女晚上一定要锁好门窗，不要给歹徒可乘之机；同时，周边的村庄、小区，也无比重视这个事情，纷纷组织了村民、物业人员，加大了夜间巡逻的力度，昼夜不停的巡逻，排查可疑人员；另外，大家也都提高了警惕，尤其是那些一个人居住的女同志们，更是谨小慎微，提前做好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有的甚至还找了亲戚朋友来陪伴自己，晚上也不再独自一人居住。 很可能，正是因为警方不断的宣传、排查，还有村民、居民们的加强防范，让这个歹徒没有了可乘之机，他就算想作案，也找不到合适的目标，也害怕自己在作案的时候，被巡逻的人员发现，被警方抓住。所以，他只能暂时隐姓埋名，收敛自己的嚣张气焰，不敢再露头作案，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看到这种情况，警方也没有放松警惕，依旧在继续排查线索，依旧在加强安全宣传，因为民警们心里都清楚，这个歹徒只是暂时收手了，他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只要风头一过，只要防范力度一减弱，他肯定还会再次作案，继续祸害百姓。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过了几个月，到了2009年5月份的时候，在宿州市，又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案，受害者依旧是一位独居的留守妇女。根据这位受害者的描述，歹徒的作案手法、作案习惯，和之前两起案子一模一样，都是先持刀威胁，再抢劫财物，然后实施性侵犯，最后还会跟受害者聊上半个小时的天。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提取到了歹徒留下的精液样本，经过dNA检测，发现这份dNA样本，和之前王女士、刘女士案发现场提取到的dNA样本，属于同一个人。因此，警方更加确定，这起案子，依然是那个神秘的歹徒所为，他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暂时隐藏起来了，现在，他看到风头过去了，防范力度也有所减弱，就再次出来作案了。 这一次作案之后，这个歹徒变得更加疯狂，也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往往是歇一阵，就继续作案，再歇一阵，再继续作案，作案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也越来越广，不仅仅局限于宿州市区，还蔓延到了宿州周边的乡镇、村庄，专门挑选那些独居的留守妇女下手，因为这些留守妇女，大多独自一人居住，身边没有男人的保护，而且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更容易得手，就算被侵犯了，也可能因为顾及自己的名声，不敢报警。 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宿州警方陆陆续续接到了20多起类似的报案，每一起案子的作案手法，都和之前的案子一模一样，每一位受害者，都遭受了同样的屈辱和伤害。警方对这20多起案子的dNA样本进行了比对，最终证实了先前的猜测，所有案发现场提取到的dNA样本，都属于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这20多起入室抢劫强奸案，都是同一个歹徒所为。 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作案40多起，侵犯了40多名留守妇女，抢劫了大量的财物，这个案子，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在宿州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引起了安徽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为了尽快抓住这个嚣张的歹徒，还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宿州警方正式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全市最精锐的警力，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之中，同时，还邀请了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前来指导破案。 刑侦专家对这40多起案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梳理，结合所有受害者的描述，还有案发现场的勘查情况，对歹徒的身份和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推断。专家分析，从歹徒的作案时间、作案习惯来看，基本上能确定，歹徒应该是一个30岁到40岁之间的独居男性。 为什么这么推断呢？首先，歹徒每次作案，都是在凌晨时分，也就是人们睡得最沉、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如果他是有工作的，有正儿八经事业的，那么晚上肯定要早点睡觉，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根本不可能经常在凌晨时分出来作案；其次，他作案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一周就要作案好几起，这也说明，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有充足的时间去踩点、去作案。因此，专家推断，这个歹徒，应该是个无业游民，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另外，专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每一次，歹徒强奸完受害人之后，都会持刀威胁着，搂着受害人聊上半个小时的天，东一句西一句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专家分析，这一行为，恰恰说明，这个歹徒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他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的关爱，心里有很多的委屈和不满，却没有人可以倾诉，所以，他才会在作案之后，强迫受害者听他聊天，把受害者当成自己的倾诉对象，以此来缓解自己内心的孤独和空虚。 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专家还发现，这个歹徒，虽然每次作案都带着刀子，而且语气很凶狠，总是用刀子威胁受害者，但在这40多起案件里面，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的性命，也没有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那把刀，仅仅是用来吓人的，是用来威胁受害者，让受害者乖乖听话的，而不是用来伤人、杀人的。 因此，专家推断，这个歹徒，虽然罪行累累，无恶不作，但他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人，他的内心，还有一丝残存的良知，他只是想抢劫财物，想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想找个人倾诉自己的孤独，并没有想过要伤害别人的性命。 除此之外，专家还推断，这个歹徒，是个心思缜密、有点头脑的人。每一回作案，他都能很好地避开监控摄像头，不留下任何一点影像资料；他挑选的作案对象，也都是独居的留守妇女，这些人防范意识薄弱，更容易得手；而且，他在犯罪之后，除了留下精液之外，不会留下任何一丝痕迹，作案之后，会迅速逃离现场，从不拖泥带水；更狡猾的是，他绝不会在同一个村子、同一个小区连续作案，往往是在一个地方作案之后，就立刻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等到警方赶到现场，展开排查的时候，他早就逃之夭夭了，就算警方在这个地方蹲点守候，他也绝不会再回来。 根据专家的这些分析和推断，警方再次调整了侦查方向，对宿州及周边的乡镇、村庄，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排查，重点排查那些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业、体型偏瘦、颧骨较高、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男性，尤其是那些有盗窃、抢劫前科的人员，更是排查的重点。 民警们不分白天黑夜，挨家挨户地走访排查，走遍了宿州周边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区，询问了成千上万的居民，排查了大量的可疑人员。尽管这期间，警方也锁定了几十个嫌疑对象，对这些嫌疑对象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调查，还提取了他们的dNA样本，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dNA样本进行比对，但最终，所有的嫌疑对象，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排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民警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吃了很多的苦，熬了很多的夜，可依旧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锁定真正的嫌疑人。这起系列抢劫强奸案，再次陷入了僵局，民警们也都感到十分的疲惫和无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排查，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抓住这个神秘的歹徒。 而就在这个时候，警方再次接到了一起报案，这一起报案，成为了这起系列案件的转折点，也让警方终于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顺利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这回报案的，是一位姓沈的女士，沈女士今年30多岁，也是一位留守妇女，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居住，住在宿州周边的一个乡镇上。2010年7月31号凌晨，沈女士和往常一样，在床上踏踏实实的睡着觉，突然之间，她听到里屋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嚓”声，像是有人在撬门锁，又像是有人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 沈女士本来就睡得不沉，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瞬间就被惊醒了，她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悄悄地睁开眼睛，朝着里屋的方向望去，屋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她能清晰地听到，里屋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一步步地朝着卧室的方向走来。 沈女士的心跳瞬间加速了起来，心里充满了恐惧，她立刻就想到了那个在宿州当地臭名昭着的“采花大盗”，她早就听说过这个歹徒的恶行，知道他专门挑选独居的留守妇女下手，心里也一直很害怕，没想到，现在，这个歹徒竟然找上门来了。 但沈女士和其他的受害者不一样，她的性格比较刚烈，胆子也比较大，虽然心里很害怕，但她并没有慌乱，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子里快速地思考着应对的办法。她知道，自己现在不能慌，不能出声，一旦出声，就会激怒歹徒，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沈女士胡思乱想的时候，卧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黑影悄悄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光线很集中，照在了沈女士的脸上，让她睁不开眼睛。紧接着，一把冰冷的刀子，就抵在了她的脖子上，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不许出声，不许开灯，敢喊一声，我就杀了你！想活命，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 沈女士眯着眼睛，稍微适应了一下手电筒的光线，她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体型偏瘦，个子大概一米七左右，脸上戴着一个口罩，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眼神里带着一丝冰冷的寒意和诡异的光芒。沈女士心里清楚，这个人，就是那个臭名昭着的“采花大盗”。 沈女士知道，自己一个女人家，根本不是歹徒的对手，硬碰硬肯定不行，只能先假装顺从，稳住歹徒的情绪，再寻找合适的机会反击。于是，她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地说道：“我不喊，我也不开灯，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你不要伤害我就行。” 说着，沈女士就慢慢起身，假装要去拿家里的财物，歹徒见状，也没有多想，只是用刀子紧紧地抵着她的脖子，跟在她的身后，警惕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沈女士一边走，一边悄悄地观察着歹徒的一举一动，她发现，这个歹徒虽然看起来很嚣张，但眼神里，似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而且，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物上，对自己的防备，并没有那么严密。 很快，沈女士就把家里值钱的现金、金饰等财物，都拿了出来，递给了歹徒。歹徒接过财物，放进自己的布袋里，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沈女士心里清楚，歹徒拿到财物之后，肯定不会立刻离开，接下来，他肯定会对自己实施性侵犯，就像其他的受害者一样。 果然，歹徒搜刮完财物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转身，一把抓住沈女士的胳膊，用力把她拽到床上，眼神里带着一丝邪恶的光芒，说道：“财物我拿到了，现在，该你陪我一次了，乖乖听话，我就不伤害你。” 沈女士本来就性格刚烈，听到歹徒的这句话，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她可以忍受被抢劫，可以忍受恐惧，但她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本来，她还想假装顺从，寻找机会反击，可现在，歹徒的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她。 就在歹徒准备对她实施侵犯的时候，沈女士突然爆发了，她猛地用力，推开了身边的歹徒，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伸手按下了卧室墙上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卧室里的灯瞬间亮了起来，整个卧室都被照得灯火通明。 这一下，可把歹徒给吓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这么大胆，敢突然开灯。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想要躲避灯光，嘴里还厉声喊道：“把灯关了！快把灯关了！” “我不关！”沈女士一边大声喊道，一边死死地盯着歹徒，眼神里充满了怒火和不屈，“你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种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这是犯罪！是要坐牢的！你赶紧滚，你再不滚，我就喊人了，我就让邻居们都来抓你！” 沈女士的声音很大，很有气势，一下子就把歹徒给整蒙了。歹徒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沈女士，大脑一片空白，按他之前的经验，所有的受害者，被他持刀威胁之后，都会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听话，不敢反抗，更不敢像沈女士这样，敢突然开灯，还敢大声呵斥他。 他心里开始慌乱起来，他害怕沈女士真的喊人，害怕邻居们听到声音之后，都跑过来抓他；他更害怕，灯光会照出他的样貌，被沈女士记住，以后警方会通过沈女士的描述，找到他。他站在原地，愣了足足有几秒钟，大脑之中，一开始是捏呆呆发愣，到后来，就是不停的飞速运转，翻江倒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好，这个女人太厉害了，我弄不过她，赶紧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想到这里，歹徒再也不敢停留，也顾不上自己的布袋，转身就朝着卧室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慌乱地摘下自己的口罩，扔在了地上，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沈女士的家，朝着外面的田野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深夜里，连自己抢来的财物，都忘在了沈女士的家里。 直到看到歹徒真的跑远了，直到听到外面再也没有了脚步声，沈女士才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浑身不停地发抖，眼泪也瞬间掉了下来，刚才的她，看似勇敢、刚烈，可实际上，她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只是，她不愿意忍受那样的屈辱，不愿意向歹徒低头。 在这里，咱们多岔开一嘴，沈女士的这种做法，虽然很勇敢，很让人敬佩，但咱们并不鼓励大家这样做。沈女士之所以能成功吓走歹徒，是因为她遇到的这个歹徒，虽然罪行累累，但并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人，他只是想抢劫财物、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并没有想过要伤害别人的性命，所以，沈女士的勇敢呵斥，才会起到作用。 可如果，遇到的是那种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歹徒，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些连环杀人犯，那么，沈女士的这种做法，不仅不会起到作用，反而会激怒歹徒，很可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各位听友，不管是男同胞还是女同胞，在面对危险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命安全，这才是最前提、最最终的追求目标。至于其他的，尤其是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只要人活着，就有机会再挣，可如果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不要硬碰硬，要学会随机应变，寻找合适的机会，保护好自己，然后再想办法报警，寻求帮助。 咱们再说回这案子，歹徒离开之后，沈女士稍微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擦干眼泪，立刻起身，拿起自己的手机，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刻赶到了沈女士的家中，这一次，民警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因为沈女士开了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歹徒的样貌，这，就是最关键的线索！ 直到这时候，沈女士才从民警的口中得知，自己遇到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宿州当地臭名昭着的“采花大盗”，就是那个一年多时间里，疯狂作案40多起，侵犯了40多名留守妇女的歹徒。沈女士也听说过这个歹徒的恶行，这一听，自己竟然真的遇到了他，吓得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心里也一阵后怕：“哎呀，我刚才太冲动了，现在想想，真的好害怕，如果他当时没有跑，而是反过来伤害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也得亏沈女士当时开了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歹徒的样貌，并且，她还记住了歹徒的很多细节，歹徒体型偏瘦，身高大概一米七左右，瘦脸，颧骨很高，眼睛不大，单眼皮，鼻梁比较塌，嘴唇有点厚，而且，脸上还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左脸颊的颧骨旁边，很是明显。 民警们根据沈女士的详细描述，立刻联系了刑侦画像专家，让画像专家，根据沈女士的描述，画出歹徒的模拟画像。画像专家凭借着丰富的经验，一边听沈女士描述，一边一点点地修改，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画出了歹徒的模拟画像，画像上的男人，瘦脸、颧骨很高，眼睛不大，单眼皮，左脸颊有一颗黑痣，体型偏瘦，和沈女士描述的一模一样。 画像画好之后，警方立刻大量印发，把歹徒的模拟画像，张贴在了宿州市区及周边的每一个小区、村庄、乡镇，张贴在菜市场、超市、公交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同时，还把画像分发给每一位民警、村干部、物业人员，让大家一起留意，寻找与画像相似的可疑人员。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民警们，也在进一步分析歹徒的作案习惯和心理，寻找新的破案线索。民警们想到，歹徒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疯狂作案40多起，抢劫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现金等财物，这些金银珠宝，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他一个无业游民，整天游手好闲，根本不会戴这些金银珠宝，留着也没用，所以，他肯定会把这些金银珠宝卖掉，换成现金，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想到这里，民警们立刻调整了侦查方向，拿着歹徒的模拟画像，在宿州市区及周边的各大金店、首饰店、废品收购站，进行走访摸排，逐一询问店老板和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人见过与画像相似的男人，有没有人来卖过大量的金银珠宝，尤其是那些没有正规发票、来路不明的金银珠宝。 民警们走遍了宿州市区及周边的所有金店、首饰店，走访了上百位店老板和工作人员，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走访摸排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一位金店的店老板，看到民警手里的模拟画像之后，立刻眼前一亮，对民警们说道：“哦，这个人，我认识，他最近经常来我这卖首饰，来过好几回了，每次来，都卖一些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之类的首饰，而且，这些首饰，都没有正规发票，来路不明，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奇怪，想问他，可他态度很不好，不愿意多说，我也就没敢多问。” 民警们听到这话，都无比的兴奋，终于找到了线索！他们立刻向店老板详细询问了这个男人的情况，店老板告诉民警，这个男人，大概30多岁，体型偏瘦，瘦脸，颧骨很高，左脸颊有一颗黑痣，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丝安徽固镇县的口音，每次来卖首饰的时候，都戴着口罩，很是警惕，卖完首饰，拿到钱之后，就立刻匆匆离开，从来不多停留。 另外，店老板还告诉民警，这个男人，最近一次来他店里卖首饰，是在昨天下午，卖了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拿到钱之后，就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了。根据店老板提供的这些线索，民警们立刻展开了调查，通过金店门口的监控录像，确认了这个男人的身份，监控录像清晰地拍到了这个男人的样貌，和沈女士描述的、画像上的男人，一模一样，而且，监控录像还拍到了他离开金店之后的行走路线。 民警们顺着监控录像的线索，一路追踪，同时，还调取了火车站周边的监控录像，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锁定了这个男人的落脚点，他住在宿州市区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个小旅馆，环境简陋，人员复杂，很多无业游民、外来务工人员，都在这里居住，不容易被人发现。 锁定落脚点之后，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刻组织警力，悄悄包围了这个小旅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们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先安排了几名民警，乔装成旅馆的客人，进入旅馆，确认了这个男人的房间号，并且确认，他此刻就在房间里，没有离开。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带队的民警，下达了抓捕命令：“行动！”随着一声令下，几名民警立刻冲了上去，一脚踹开了房间的门，冲进了房间里。房间里的男人，正在床上睡觉，听到动静之后，瞬间被惊醒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民警们死死地按在了床上，戴上了手铐，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民警们抓住这个男人之后，立刻拿出歹徒的模拟画像，还有案发现场提取到的dNA样本，与这个男人进行比对。经过比对，民警们确认，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在一年多时间里，疯狂作案40多起，侵犯了40多名留守妇女的“采花大盗”！ 那么，这个作恶多端、臭名昭着的采花大盗，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经过民警的审讯，这个男人终于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所有的犯罪事实。这个男人，名叫单春，1974年生人，是安徽固镇县人，今年36岁，无业游民，常年在外游荡，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随后，警方对单春提取了dNA样本，与之前40多起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精液dNA样本，进行了详细的比对，最终结果显示，所有的dNA样本，全部比对成功，这就意味着，单春，就是这40多起入室抢劫强奸案的真凶，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再也无法抵赖。 在面对警方的审讯时，单春一开始还试图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编造各种谎言，欺骗民警。但在警方出示的dNA检测报告、模拟画像、金店老板的证词、监控录像等大量证据面前，单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终于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犯罪事实，从2009年2月份到2010年8月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宿州市区及周边的乡镇、村庄，疯狂作案40多起，持刀入室抢劫、强奸，侵犯了40多名留守妇女，抢劫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现金等财物，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单春告诉民警，他每回作案的时候，都会特意把灯关掉，或者只开手电筒，避免受害人看见自己的真实样貌，然后，用刀子抵住受害人的脖子，威胁她们不许出声、不许反抗，先抢劫她们家里的财物，然后，再对她们实施性侵犯。 而至于为什么每次强奸完受害人之后，还要拉着她们聊上半个小时的天，单春也做出了交代，他说，自己常年一个人游荡，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的关爱，心里非常孤独，也非常空虚，有很多的委屈和不满，却没有人可以倾诉。所以，他才会在作案之后，强迫受害人听他聊天，东一句西一句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把受害人当成自己的倾诉对象，以此来缓解自己内心的孤独和空虚，也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民警们还询问单春，为什么他敢这么为所欲为，为什么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疯狂作案40多起，难道就不怕被警方抓住吗？单春听到这个问题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他告诉民警：“我有什么好怕的？女人嘛，一般都很在意自己的名声，她们被我侵犯了之后，都会觉得很丢人，很屈辱，就算心里很痛苦，也不会敢报警，不会敢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知道了之后，嘲笑她们，看不起她们。所以，我就算作案再多，也没有人会报警，警方也找不到我，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听到单春的这番话，民警们都气得咬牙切齿，他竟然把受害者的善良和顾及名声，当成了自己为所欲为的资本，简直就是丧尽天良，无可救药！ 那么，单春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又抢劫，又强奸，到底是为了抢钱，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警方带着这个疑问，对单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也对他的成长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了解，随着调查的深入，单春的人生经历，也一点点地呈现在了民警们的面前，而他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也和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单春出生在安徽固镇县的一个偏远农村，从小，他的家庭就非常贫困，家里条件很差，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他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本事，只能靠种地，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家里太穷，单春从小就没有上过学，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是个典型的文盲。 再加上，单春的性格，从小就比较软弱、老实，不爱说话，也不爱与人交流，在村里，经常遭到其他小朋友的欺负和嘲笑，有的小朋友，会嘲笑他家里穷，嘲笑他没上过学，有的小朋友，会故意欺负他，抢他的东西，打他、骂他，而单春，因为性格软弱，从来都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和不满，都憋在心里。 久而久之，单春就变得更加内向、更加自卑，也更加不爱说话了，他不愿意与人交流，不愿意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默的发呆，心里充满了孤独和自卑。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关心他，久而久之，他的心理，就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阴暗。 长大之后，在家人的安排之下，单春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结婚了，婚后，还生了一个孩子，本来，单春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就此改变，会变得越来越好，他也想好好努力，好好挣钱，养活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 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因为他没有文化，没有什么本事，只能靠卖力气挣钱，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干最苦、最累的活，可就算这样，他的收入也非常微薄，远远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孩子要上学，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需要看病、吃药，所有的家庭重担，都压在了单春一个人的身上。 单春每天都拼命地干活，起早贪黑，累得腰酸背痛，可就算这样，也依旧无法改变家里贫困的现状。而他的妻子，本来就对他不太满意，觉得他没本事、没出息，挣不到钱，看到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穷，心里的不满也越来越多，经常和单春吵架，骂他没用，看不起他。 两口子的感情，越来越差，婚后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幸福，每天都是争吵不断，冷战不断。单春心里很委屈，也很无奈，他何尝不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他没文化、没技能，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糊口，那种无力感，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单春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认识了一群社会上的闲散小混混。那些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整天靠偷鸡摸狗、坑蒙拐骗过日子，却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出手阔绰。看着那些人轻松就能赚到钱，不用像自己这样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单春心里的天平，渐渐失衡了。 一开始，单春还能守住底线，只是远远看着，不敢参与。可那些小混混不断引诱他，说“凭力气挣钱太慢，不如跟我们干，轻松就能发大财”“不用受气，不用看别人脸色，想花就花”。久而久之，在生活的重压和欲望的驱使下，单春彻底动摇了，他放弃了自己仅存的底线，跟着那些小混混，走上了偷盗的道路。 第一次偷盗得手后，单春拿到了一笔不算多的钱，那种不劳而获的快感，让他彻底迷失了自己。他发现，原来挣钱可以这么容易，比起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偷盗不仅轻松，还能快速拿到钱，再也不用忍受妻子的指责和生活的窘迫。从那以后，单春彻底沉沦了，他不再去工地干活，整天跟着那些小混混四处游荡、疯狂偷盗，越陷越深。 可他心里清楚，偷盗终究是违法的事情，纸终究包不住火，干这一行，或早或晚，总会被抓。只是那时候的他，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只顾着享受当下的轻松，早已把“危险”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 果然，没过多久，单春就在一次偷盗过程中，被警方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单春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偷盗罪行，因为涉案金额不算特别巨大，但情节也较为恶劣，最终，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投入监狱服刑。 单春入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老家。在那个封闭保守的小农村，家里出了一个坐牢的人，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情，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单春的父母本来就因为家里贫困而抬不起头，如今儿子入狱，更是觉得颜面尽失，在村里再也没脸见人。 而单春的妻子，本就对他不满，早就有了离婚的念头，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如今单春入狱，刑期长达3年，她再也不想继续这样煎熬的日子，也不想被人贴上“罪犯妻子”的标签，更不想让孩子跟着自己被人嘲笑。所以，在单春出狱的那一天，她没有去接他，而是直接拿着离婚协议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态度坚决地提出了离婚。 单春出狱后，本就满心愧疚和茫然，他以为，就算自己犯了错，家人也会原谅他，会给她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不是家人的接纳和安慰，而是妻子决绝的离婚和父母冰冷的态度。 他苦苦哀求妻子，希望她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希望能陪着孩子长大，可妻子心意已决，无论他怎么哀求，都不肯回头，只留下一句“我们不是一路人了，以后各自安好”，就转身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妻子走后，单春回到了老家，本想向父母忏悔，好好孝顺父母，弥补自己的过错。可他的父母，却因为觉得他丢人现眼，不愿意原谅他，甚至不愿意让他进门，对着他破口大骂，说他“不争气”“丢尽了家里的脸”，还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这个儿子，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 那一刻，单春彻底绝望了。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孩子，失去了父母，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成了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在乎他，没有人愿意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其实，当时的单春，心里还有一丝挣扎，还有一丝重新做人的念头。如果那时候，他的妻子能多给他一点包容，他的父母能多给他一点关爱和鼓励，能拉他一把，也许，他就不会彻底自暴自弃，也许，后面的一系列悲剧，就不会发生。可现实，却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被家人抛弃后，单春彻底心死了，他开始自暴自弃，整天酗酒，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不再想未来，不再想对错，只想用酒精麻痹自己，忘记所有的痛苦和绝望。他四处游荡，居无定所，身上的钱花光了，就靠乞讨度日，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 就这样游荡了一段时间后，单春觉得老家再也待不下去了，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嘲笑、被人指点，于是，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老家，辗转来到了安徽宿州，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重新开始。 可他没文化、没技能，还有盗窃前科，找工作屡屡碰壁，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收留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打零工的活，干最苦最累的活，挣最少的钱，勉强能糊口。可他早已习惯了偷盗那种不劳而获的快感，觉得打工挣钱太慢、太辛苦，远远没有偷来的快，也没有偷来的多。 再加上，他在宿州无亲无故，没有朋友，每天干完活，就一个人待在破旧的出租屋里，孤独和空虚再次席卷了他。那种无人陪伴、无人倾诉的滋味，比贫穷更让他难以忍受。久而久之，他内心的阴暗面，再次被激发出来，他又开始干起了偷盗的老本行，而且，这一次，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开始滋生出更邪恶的念头。 他偷盗的时候，经常会潜入独居妇女的家中，看着那些独自居住、看似柔弱的女人，他内心的扭曲和欲望，渐渐失控了。他不仅想抢她们的钱，还想通过侵犯她们，来发泄自己内心的委屈、不满和孤独，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每次侵犯完受害人之后，都不会立刻离开，而是要拉着受害人聊上半个小时的天。因为他太孤独了，太渴望有人能听他说话、能理解他了，哪怕，那个人是他用暴力逼迫来的，哪怕，那个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憎恨，他也不在乎。他只想找一个倾诉的对象，哪怕只是自言自语，哪怕只是东拉西扯，也能稍微缓解一下他内心的空虚和孤独。 从2009年2月第一次作案开始，单春就像一头失控的野兽，疯狂地在宿州及周边地区作案，抢劫、强奸，无恶不作。他以为，只要受害人碍于名声不敢报警，他就可以一直逍遥法外，一直这样为所欲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的嚣张跋扈，他的丧尽天良，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2011年6月3号，经过法院的公开审理，单春因抢劫罪、强奸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将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余生，为自己所有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209章 一个军人用21年，亲手找回“被杀”的妻子 蜀地多山，在四川凉山雷波县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村子里，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村口。溪水清澈见底，夏日里总有两小无猜的孩童在其中嬉戏。罗开友和李培香便是这些孩童中的一对。 罗开友生于1964年立夏那天，李培香则比他小三个月，是七夕节出生的。两家相隔不过百步，门前都种着李子树，花开时节，两片李花云连成一片，分不清你我。 从上小学起，两人便同在一所乡村小学。学校是土坯房，窗户上糊着泛黄的报纸，阳光透过破洞洒在斑驳的课桌上。罗开友坐在第三排，李培香在第二排，他一抬头就能看见她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后脑勺。那时节物资匮乏，孩子们常饿肚子。罗开友总会从家里多带半个玉米饼，趁课间偷偷塞进李培香的抽屉。李培香则用作业本纸折成小青蛙、小兔子回赠。 小学毕业那天，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李培香忽然说：“开友，我们要上初中了，听说中学在镇上，要走十里山路呢。” 罗开友拍着胸脯：“怕啥，我每天陪你走。” 初中三年，无论刮风下雨，那条山路上总有一前一后两个身影。春天路边的杜鹃花开得热烈，罗开友会采最大的一朵别在李培香的辫子上；秋天野柿子熟了，李培香会挑最红的那个揣在兜里，等到学校再分给罗开友一半。 罗开友话不多，性子实诚得像山里的石头。李培香则灵秀些，读书用功，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念。村里老人看见他俩，总会眯着眼笑：“这俩娃娃，真真是竹马绕青梅，天生的一对。” 初中毕业后，罗开友的父亲生了场大病，家里少了劳动力，他只得辍学回家。离校那天，李培香送他到村口，眼睛红红的：“你真不念了？” 罗开友低头踢着石子：“家里这样，我是长子，得担着。”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种地呗，还能咋样。”罗开友故作轻松地笑笑，眼睛却望向远山。 李培香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塞到他手里：“这个给你，我抄了些农业技术的文章，也许用得上。” 本子的扉页上，娟秀的字迹写着：“知识改变命运，但勤劳也能创造生活。” 罗开友握着那本子，觉得手心发烫。 罗开友在家种了三年地。十九岁那年冬天，村里的大喇叭广播征兵消息。那天傍晚，他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烟，父亲咳着嗽从屋里出来：“开友，去试试吧，在部队总比在山沟沟里有出息。” 罗开友闷头抽完那支烟，踩灭烟头：“好。” 体检、政审一路顺利。而此时的李培香已考上县里的高中，是村里少有的女高中生。周末回家时，她听说了罗开友要参军的事，特意绕路从罗家门前经过。 两人在李子树下相遇，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李培香先开口：“听说你要去当兵了？” “嗯，通知书下来了，下个月就走。” “去多久？” “三年，也许更久。”罗开友看着眼前的姑娘，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麻花辫变成了齐肩短发，眼睛里有着他看不懂的深邃。 李培香低头绞着衣角：“那……你好好干。” “你也是，好好读书。”罗开友顿了顿，“等我回来。” 就这四个字，让李培香的脸颊飞上两朵红云。 罗开友入伍前，两家人正式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席间，李父举起土碗装的苞谷酒：“开友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实诚、靠谱。培香能跟他，我们放心。” 罗父则红着眼眶：“培香是文化人，不嫌弃我们家开友，是我们的福气。” 一顿饭的功夫，两人的婚事就算定下了。没有彩礼，没有繁琐的仪式，只有一纸婚约和两家人的承诺。 1983年春，罗开友穿上崭新的军装，胸前别着大红花。全村人都来送行，敲锣打鼓一直送到村口。李培香站在人群里，看着他上了拖拉机，尘土飞扬中，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盘山公路的拐角。 她站在原地很久，直到母亲来拉她：“回吧，姑娘，他会回来的。” 罗开友被分配到云南边境的某部。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边境局势紧张，他们部队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 出发前，部队给了参战人员十天探亲假。罗开友连夜坐车、转车，三天三夜才回到村里。得知他回来，李培香从学校请了假，一路小跑着回家。 两人在溪边见面，罗开友黑了、瘦了，但肩膀宽了，眼神坚毅了。李培香看着他，忽然就哭了。 “哭啥，我这不是好好的。”罗开友笨拙地给她擦眼泪。 “我听说……你们要去打仗。”李培香的眼泪止不住。 罗开友沉默片刻，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本：“培香，我们结婚吧。” 李培香愣住了。 “这次去前线，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让你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妻子，万一我……你也能有个名分，部队会照顾烈士家属。” “不许胡说！”李培香捂住他的嘴，眼泪却流得更凶，“你会平安回来的，一定会的。” 第二天，两人走了二十里山路到公社，领了结婚证。那张结婚证上，两人都穿着最体面的衣服——罗开友是军装，李培香是姐姐出嫁时穿的的确良衬衫。照相师傅按下快门时，罗开友挺直了腰板，李培香则微微侧身，靠向他的肩膀。 领完证回家，两家人简单吃了顿饭。夜里，按照习俗，新娘子该住进婆家。可罗开友第二天一早就要归队，李培香红着脸说：“开友不在家，我还是住娘家吧，反正就在一个村。” 这一住，就成了往后所有矛盾的伏笔。 罗开友回到部队后不久，就随部队开拔了。前线的生活艰苦而危险，猫耳洞里潮湿闷热，压缩饼干吃到反胃，更要命的是不知道下一秒子弹会从哪个方向飞来。 他给李培香写信，写在皱巴巴的信纸上，字迹因为潮湿而晕开： “培香，见字如面。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代我向爹娘问好。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 信寄出去后，要等一两个月才能收到回信。李培香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讲村里的事，学校的事，末了总会问：“你何时能回来？” 可是战事紧张，罗开友自己也说不准。时间一长，信越来越短，间隔越来越长。有时一封信在路上丢失，就断了几个月的联系。 两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在个人的生命里却足够改变许多东西。罗开友在前线经历生死，李培香在村里教书育人，两个世界渐行渐远。 1985年秋，罗开友终于得到探亲假。他背着军绿色挎包，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踏上了回乡的路。 越靠近村子，他的心越忐忑。两年了，七百多个日夜，他想念妻子，想念父母，想念村口那棵老槐树。可当熟悉的村口出现在眼前时，他却迟疑了脚步。 几个在溪边洗衣服的妇人看见他，先是一愣，随即热情地招呼：“开友回来啦！哎哟，可算回来了！” 罗开友笑着点头，正要继续往家走，一个远房婶子拉住他，压低声音：“开友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您说。” “你常年不在家，有些事啊……唉，算了算了，你还是自己回去看吧。” 罗开友心里咯噔一下。接下来这一路，又有两三个人欲言又止地提起李培香，话里话外都透着暧昧不清的意思。有人说看见她和隔壁村的单身汉在镇上一待就是半天，有人说深更半夜见她从别人家出来。 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进罗开友心里。他是军人，是上过前线见过生死的人，本不该被这些闲言碎语动摇。可他和李培香两年没见，通信又少，那些积压的不安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 他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回到自家院子。推开院门，母亲正在喂鸡，见他回来，惊喜得差点打翻鸡食盆：“开友！你咋不提前说一声！” “妈，培香呢？”罗开友急声问。 “在她娘家啊，还能在哪。”母亲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你这一路累了吧，先进屋歇歇。” 罗开友哪有心思歇，转身就往李家去。两家相隔不过百步，他却觉得这段路格外漫长。李家的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看见李培香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两年不见，她变了。头发烫了卷，穿着城里流行的碎花裙子，脚上是塑料凉鞋。听见动静，她转过身，看见罗开友的瞬间，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 两人对视着，没有久别重逢的拥抱，没有互诉衷肠的情话。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沉默。 最后还是罗开友先开口，声音干涩：“我回来了。” “嗯，看见了。”李培香弯腰捡起衣服，继续晾。 “我路上听人说……”罗开友的话堵在喉咙里，“听说你跟隔壁村的王老五，在镇上一待就是半天？” 李培香的动作停住了，她缓缓转过身，脸色发白：“你说什么？” “我还听说，有人深更半夜看见你从别人家出来。”罗开友的声音越来越高，“李培香，我不在家，你就是这么当人媳妇的？” “罗开友！”李培香把手里的衣服狠狠摔进盆里，水花溅了一地，“你听谁胡说八道的？我在家教书、照顾老人，哪点对不起你了？你两年不回来，一回来就听信谣言，你对我有一点信任吗？” “无风不起浪！要是你行得正坐得端，别人能这么说你？” “我行得正坐得端？我在这个村子里清清白白教书，村里哪个孩子我没教过？就因为我没住你们罗家，就因为我是高中毕业你是初中辍学，就因为我比你多认识几个字，你们就觉得我不安分？”李培香的眼泪涌出来，“罗开友，我在家等你两年，等来的就是你的猜忌？” 两人的争吵引来了李家人。李父出来打圆场：“开友刚回来，有啥话好好说，别吵吵。” “好好说？他怎么跟我好好说的？”李培香哭喊着跑回屋里，砰地关上门。 罗开友站在院子里，气得浑身发抖。他转身离开李家，回到自己家，一连三天没出门。 三天后，假期还没结束，他就收拾行李要提前归队。母亲拦着他：“开友，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怎么又要走？” “部队有事，催我回去。”罗开友撒了谎。他无法面对李培香，无法面对那些流言，更无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也许那些话是真的，也许他真的失去了她。 临走前，他在村口碰见了李培香。她眼睛红肿，显然也哭过。 “你真要走？”她问。 “嗯。” “我们……我们还能好好过吗？” 罗开友看着远处的山，沉默了很久：“等我下次回来再说吧。” 罗开友回到部队后，把全部精力投入训练。他试图用身体的疲惫麻痹内心的痛苦，可夜深人静时，李培香的脸总会浮现在眼前。 一个月后，连队指导员找到他：“小罗，你爱人来部队了，在招待所。” 罗开友愣住了。他没想到李培香会来。 在部队招待所那间简陋的房间里，两人再次见面。李培香瘦了很多，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 “我来是想跟你解释清楚。”她开门见山，“那些传言都是假的。王老五是我学生的家长，他孩子生病辍学，我去家访劝学，一坐就是半天，是为了做通家长的工作。深更半夜从别人家出来，是因为那家老人突发急病，我去帮忙照顾，等医生来了才走。” 她看着罗开友的眼睛：“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你可以去问，去查。罗开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不知道吗？” 罗开友坐在床边，双手抱头。他该相信她吗？那些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村里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可眼前这个女人，是他从小喜欢到大的姑娘，是他在前线生死关头最想念的人。 “我相信你。”他最终说，但语气里的迟疑出卖了他。 李培香听出来了。她苦笑一声：“你不信。罗开友，如果你真的信我，就不会是这种语气。” “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在前线打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在家里被人说闲话，我能怎么办？” “所以是我的错？”李培香站起来，“是我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我该辞了工作在家等你，是我该活成旧社会的小媳妇？”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李培香的眼泪又流下来，“罗开友，我们离婚吧。”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两人心上。 罗开友猛地抬头：“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李培香擦干眼泪，“既然你不信我，既然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这日子还怎么过？离婚吧，对你对我都好。” 1986年春，两人在部队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拿到离婚证时，罗开友的手在发抖，李培香则异常平静。 “我明天就回去。”她说。 “我送你。” “不用了，我自己能走。” 临别前，罗开友忽然问：“培香，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李培香看着他，眼神复杂：“开友，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粘不回去了。” 她走了，留下罗开友一个人在民政局门口站了很久。 李培香回到村里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她没有回娘家，而是住进了罗开友父母家。 罗母看着提着行李站在门口的前儿媳，愣住了：“培香，你这是……” “妈，我和开友和好了。”李培香脸上带着笑，“他说了，等下次回来，我们就复婚。在那之前，我先住家里，替开友照顾你们二老。” 罗母将信将疑，但李培香已经提着行李进了屋，熟门熟路地收拾起罗开友以前住的房间。 这个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李培香痴情，离婚了还等着前夫；有人说她傻，都离了还住进婆家；也有人说，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罗父罗母心里不踏实，给儿子写了封信询问。半个月后，罗开友的回信到了，信上白纸黑字写着：“爸妈，我和李培香已经离婚了，她为什么还住咱家？赶紧让她回自己家去！” 老两口拿着信，手都在抖。当天晚上，罗父把信拿给李培香看：“培香啊，开友来信了，说你们已经离了。你看这……你再住这儿，不合适啊。” 李培香看完信，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爸，妈，离婚是离了，但我和开友还有感情。他说了气话，等他想通了，我们会复婚的。你们就让我住这儿吧，我保证好好照顾你们。” 无论老两口怎么劝，李培香就是不走。她白天去学校教书，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村里人看在眼里，说什么的都有。 罗父罗母这两年本就因为那些流言对李培香有看法，如今她又这样不明不白地住在家里，老两口心里憋着火。罗母出门碰上李母，忍不住抱怨：“你家培香是怎么回事？都离婚了还住我们家，这传出去像什么话？” 李母也不是好惹的：“咋了？我闺女好心好意去照顾你们，还照顾出不是来了？你们罗家就是这么对待媳妇的？” 一来二去，两家人从亲家变成了仇家，经常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在村口碰上，都能吵起来，引来一群人围观。 这些事，远在部队的罗开友并不知道。他以为离婚后，两人就桥归桥路归路了。 1986年底，罗开友再次获得探亲假。这一次，他心情复杂。他想回家，又怕回家。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李培香，面对那一团乱麻的关系。 回到村里时，天色已晚。他推开家门，看见李培香正在厨房做饭，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背影单薄而熟悉。 听见动静，李培香转过身，看见他时，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 两人对视着，谁也没说话。 最后还是罗开友先开口，声音冰冷：“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等你回来。”李培香轻声说。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干什么？我们都离婚了，你还住我家，你让村里人怎么说？让我爸妈怎么做人？” “开友，我们好好谈谈……” “谈什么？谈你怎么骗我爸妈说我们会复婚？谈你怎么赖在我家不走？”罗开友积压了一年的怒火爆发了，“李培香，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李培香哭喊出来，“开友，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提离婚，我不该那么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二十多年的感情，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是你提的离婚！”罗开友吼道，“是你不信我能给你信任！现在又说要重新开始？李培香，感情不是儿戏，婚姻不是过家家！” 争吵声引来了罗父罗母。罗母拉着儿子：“开友，别吵了，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怎么好好说？”罗开友甩开母亲的手，指着李培香，“你问问她，离婚后为什么还住我家？为什么骗你们说我们会复婚？她到底安的什么心？” 李培香哭得浑身发抖：“我安的什么心？我就想等你回来，我想挽回我们的婚姻，我想和你好好过日子！这也有错吗？” “挽回？用欺骗的方式挽回？用赖在我家的方式挽回？”罗开友气极反笑，“李培香，我真是看错你了！” 争吵越来越激烈，从房间里吵到院子里。左邻右舍都听见了，有人扒着墙头看热闹。 在极度的愤怒中，罗开友失控了。他上前抓住李培香的手臂：“你现在就给我走！滚回你李家去！” “我不走！这也是我的家！” 拉扯中，罗开友用力过猛，李培香摔倒在地，头磕在院子的石磨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罗开友看着手上的血，看着倒在地上的李培香，大脑一片空白。 “快！快送医院！”罗父最先反应过来。 李培香被送到县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罗开友守在病房外，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李家人闻讯赶来。李母看见女儿头上缠着纱布，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罗开友的鼻子骂：“姓罗的！你敢打我女儿！我跟你拼了！” 罗开友低着头，一言不发。他知道自己错了，大错特错。 李培香住院一周，罗开友每天都在医院照顾。两人很少说话，但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出院那天，罗开友办完手续，对李培香说：“我送你回家。” 他说的“家”，是指李家。 李培香看着他，眼神复杂，最终点了点头。 罗开友把李培香送到李家门口，看着她进门，才转身离开。他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李培香回了娘家，他们之间再无瓜葛。 可他错了。 三天后的傍晚，罗开友正在家里劈柴，忽然听见门外吵吵嚷嚷。他放下斧头出去看，只见李家人浩浩荡荡地来了，为首的是李父李兴发。 “罗开友！你把培香交出来！”李兴发吼道。 罗开友一愣：“培香？她不是回家了吗？我三天前亲自送她回来的。” “放屁！培香根本没回来！肯定是你把她藏起来了！”李母哭喊着，“我苦命的女儿啊，刚出院就被你这畜生害了！” “我真不知道她在哪儿。”罗开友试图解释，“我送她到门口，看着她进去的。” “你胡说！邻居都说看见你那天又把她带走了！”李家一个亲戚喊道。 争吵声引来了罗家人和越来越多的村民。两家人就在罗家门口对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 罗开友被围在中间，百口莫辩。他确实不知道李培香去哪儿了。那天他亲眼看着她走进李家院子，怎么就失踪了呢？ 争吵持续到深夜，最后在村干部的调解下暂时平息。但李家人撂下狠话：“罗开友，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李培香失踪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她跟人跑了，有人说她被罗开友害了，还有人说她受不了闲言碎语自杀了。 罗开友成了众矢之的。走在村里，总有人对他指指点点，眼神里有怀疑、有鄙夷。他去找李家人解释，李家人根本不听，一口咬定是他害了李培香。 半个月后，更大的风波来了。 一个清晨，有村民在村口小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但从衣着和体型看，很像李培香。 消息传到李家，李家人赶到现场，只看了一眼就哭天抢地：“是培香！就是培香！她死得好惨啊！” 李母当场昏厥，李父红着眼指着闻讯赶来的罗开友：“杀人凶手！你还我女儿！” 罗开友看着桥下那具尸体，脑子嗡嗡作响。那不是李培香，他三天前还见过她，她还活着。可尸体身上的衣服，又确实是李培香常穿的那件碎花衬衣。 很快，警察来了。现场被封锁，尸体被带走尸检。罗开友作为第一嫌疑人，被带到公安局问话。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他的父亲和哥哥——李家人指控他们是帮凶。 审讯室里，罗开友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没有杀李培香，我三天前还送她回家，她可能只是离家出走了。” “那为什么她的衣服会穿在尸体上？”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和李培香为什么离婚？” “因为……因为一些误会。” “什么误会？是不是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怀恨在心？” “没有！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那些都是谣言！”罗开友激动起来。 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罗家人一口咬定不知道李培香的下落，不知道尸体是谁。但警方没有放人，因为案件还没有查清。 与此同时，部队也收到了消息。罗开友所在的部队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对他做强制退伍处理。一个涉嫌杀人的军人，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部队。 当退伍通知送到看守所时，罗开友哭了。他十八岁入伍，在部队六年，立过功，受过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如今，却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罗开友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法医对那具女尸进行了多次尸检，发现了几个关键疑点： 第一，根据骨骼和牙齿判断，死者年龄在35岁左右，而李培香当时只有22岁。 第二，死者骨盆显示有过生育史，而李培香没有生过孩子。 第三，死者血型为o型，而根据李培香的医疗记录，她是A型血。 这些证据表明，死者很可能不是李培香。警方重新梳理案件，发现李培香失踪前后，附近乡镇确实有一个35岁的妇女失踪，家人报过案，特征与女尸吻合。 基于这些新证据，罗开友和他的父亲、哥哥被释放了。走出看守所那天，罗开友抬头看着天，觉得阳光格外刺眼。 他以为，洗清嫌疑后，生活可以回到正轨。可他错了。 回到村里，他发现一切都变了。虽然警方已经证实死者不是李培香，但村里人看他的眼神依然充满怀疑。李家人更是坚决不认可尸检结果。 “那就是培香！”李父李兴发在村里逢人就说，“什么法医？什么科学？都是骗人的！就是罗开友害了我女儿，他买通了警察！” 更过分的是，李家人把女尸埋在了罗家的院子里。他们在罗家正屋前挖了个坑，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爱女李培香之墓”。 罗开友回家看见那个坟头，气得浑身发抖。他要去刨坟，被父亲拦住了：“开友，算了，让他们闹吧。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可是爸，他们在咱家院子里埋个坟，这日子还怎么过？” “过不下去也得过。”罗父老泪纵横，“谁让咱们摊上这事了呢。” 那天晚上，罗开友坐在院子里，对着那个坟头喝了一夜的酒。天亮时，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找到李培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只有找到她，才能真正洗清自己的冤屈。 寻找一个失踪的人，在大山深处，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无异于大海捞针。 罗开友开始四处打听。他走遍了附近的乡镇，问遍了所有可能认识李培香的人。有人说看见过她，有人说没看见，线索零零碎碎，真假难辨。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罗开友从22岁的年轻小伙，变成了30岁的中年男人。他花光了所有积蓄，耽误了工作，错过了再婚的机会，只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村里人都觉得他疯了。“人都死了，还找个啥？”“就算没死，这么多年了，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开友啊，算了吧，好好过日子吧。” 罗开友不听。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李培香还活着，而且李家人知道她在哪儿。 1992年，事情终于有了一点转机。罗开友从隔壁村一个老人口中得知，李培香失踪前，曾经和一个独眼男人在一起。 “独眼？”罗开友追问，“哪个眼睛是瞎的？” “左眼，我记得很清楚，左眼是个窟窿，看着吓人。” 罗开友立即开始调查附近村子的独眼男人。经过多方打听，他发现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光棍，另一个是李培香的表哥李坤华。 李坤华比李培香大十岁，左眼小时候被鞭炮炸瞎了。这个人游手好闲，名声不好。 罗开友找到李坤华时，他正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打牌。看见罗开友，他眼神闪烁，起身就要走。 “坤华哥，等等。”罗开友拦住他，“我想问问培香的事。” “我不知道。”李坤华想绕开。 “你肯定知道点什么。”罗开友盯着他那只瞎掉的眼睛，“有人看见，培香失踪前和你在一起。” “谁看见的？让他来对质！”李坤华急了。 “你不说，我就天天来找你，直到你说为止。” 接下来的一个月，罗开友真的天天来找李坤华。早上堵在他家门口，晚上堵在他回家的路上。李坤华被缠得没办法，最后松了口：“我是见过培香，但她就跟我待了一会儿，后来……后来跟罗中华走了。” “罗中华？哪个罗中华？” “还能是哪个？就是那个人贩子罗中华！” 罗开友的心沉了下去。罗中华是这一带臭名昭着的人贩子，专门拐卖妇女儿童。如果李培香真的跟罗中华走了，那凶多吉少。 他赶紧去打听罗中华的下落，却得知罗中华早在三年前就因为拐卖人口被判刑，现在还在监狱里服刑。 线索又断了。 罗开友坐在村口的石头上，看着远山，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八年了，他找了八年，花光了钱，耗尽了精力，却连李培香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时间进入21世纪。罗开友已经四十多岁了，依然单身，依然在找李培香。村里人都把他当成了笑话，说他被鬼迷了心窍。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开友认识了一个叫姚良军的人。姚良军曾经是警察，因为犯错误坐了牢，表现好提前释放了。出狱后，他开了一家私家侦探所，专门帮人找失散的亲人。 罗开友找到姚良军，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姚良军听完，沉默了很久，说：“这个忙我帮了，不收你钱。” “为什么？”罗开友问。 “因为我也是被人冤枉过的人。”姚良军说，“我知道被冤枉是什么滋味。” 两人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姚良军伪装成省里来的调查组工作人员，来到村里找李兴发。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夹着公文包，说话带着官腔。 “老李啊，我们是省里专案组的。”姚良军一本正经地说，“关于你女儿李培香的案子，我们重新调查了，有重大发现。” 李兴发将信将疑：“什么发现？” “我们发现，李培香很可能没有死。”姚良军压低声音，“而且我们掌握了一些线索，证明当年的事另有隐情。” 李兴发的脸色变了。 姚良军趁热打铁：“老李，我知道你们李家这些年不容易，女儿失踪了，凶手还没抓到。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李培香还活着，如果她能出来作证，你们家可以获得几十万的赔偿。国家有政策，对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家属，有专项补偿。” “几十万？”李兴发眼睛亮了。 “对，几十万。”姚良军说，“你们和罗开友已经没关系了，何必还替他瞒着？把真相说出来，既能还你女儿清白，又能拿到补偿，何乐而不为呢？” 李兴发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松口：“我……我是知道一些事。” “培香她……她确实没死。” 原来，当年李培香从医院出来后，确实回了娘家。但她对罗开友已经彻底死心，对这个村子也失望透顶。她想离开，去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 这时，她的表哥李坤华给她出了主意：假死。 “你假装失踪，我们找具尸体冒充你，让罗开友背上杀人的罪名。这样你既能摆脱他，又能报复他。”李坤华说。 李培香起初不同意，但想到罗开友对她的不信任，想到罗家人对她的刁难，想到村里那些流言蜚语，她心一横，答应了。 正好那时附近乡镇有个妇女落水身亡，尸体无人认领。李坤华和罗中华（那个人贩子）合伙，把尸体偷来，穿上李培香的衣服，扔在村口桥下。 李培香则在亲戚的帮助下，连夜离开村子，辗转到了天津。她在天津隐姓埋名，重新生活，后来还结了婚，生了孩子。 李家人起初真以为李培香被罗开友害了，但后来李培香悄悄跟家里取得了联系，说明了真相。李家人知道后，决定将错就错，一口咬定就是罗开友杀了人。 “我们想着，反正都闹成这样了，不如闹到底。”李兴发说，“罗家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 姚良军把这些话都录了下来。拿到录音后，他立即和罗开友一起报了警。 2010年底，在天津警方的协助下，失踪21年的李培香终于被找到。当警察敲开她家门时，她已经是一个45岁的中年妇女，有了新的家庭，新的生活。 面对警察的询问，李培香承认了一切。她说她当年太年轻，太冲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才想出假死报复的办法。 “我没想到会闹这么大，没想到会害罗开友这么多年。”她哭着说，“我就是气不过，气他不信我，气他打我，气他们罗家欺负我。” 李培香和李家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李培香诬告陷害，导致罗开友及其家人被错误羁押；李家人包庇犯罪，隐瞒真相，给罗开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最终，李培香因诬告陷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李兴发等参与策划的亲属，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罗开友站在法院门口，看着李培香被带出来。21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李培香看见他，低下头，匆匆上了警车。 罗开友没有追上去。他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到此为止了。 法院判决李培香赔偿罗开友经济损失20万元。但罗开友知道，这20万，远远弥补不了他21年的损失。 他失去了军人的身份，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成家的机会，背上杀人犯的恶名，受尽白眼和嘲笑。这21年，他活得像一个影子，没有尊严，没有希望，只有一个执念：找到李培香，证明自己的清白。 如今清白证明了，可他也已经46岁了，一无所有。 村里人知道了真相，纷纷来向他道歉。罗家人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可罗开友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2011年春节，罗开友一个人在家里贴春联。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去了哥哥家。偌大的院子，只有他一个人。 贴完春联，他坐在门槛上抽烟。阳光照在院子里，那个坟头早就被平掉了，可痕迹还在。 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春天，他和李培香在溪边玩水。她穿着花裙子，赤脚站在水里，笑得像山里的杜鹃花。 “开友，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吗？” “会，当然会。”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烟烧到了手指，罗开友回过神，把烟头踩灭。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进屋里。 生活还要继续。虽然迟了21年，但正义终究来了。他还有时间，还能重新开始。 只是有些东西，永远也回不来了。就像那条小溪，还在流，可水已经不是当年的水了。就像那棵李子树，还在开花，可花也不是当年的花了。 但至少，他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阳光下了。至少，他可以告诉所有人：我罗开友，没有杀人。 这就够了。 第210章 一锄头挖出带麻袋的人头骨！现场气味直冲天灵盖 讲述这起离奇案件之前，不得不先提一个地名——沈阳市苏家屯红菱铺镇。 这起案件的发生地，具体在红菱铺镇南红菱铺村。但必须说明白，案子发生在1985年，那会儿还是“红菱铺镇”的建制。时光流转，行政区划几经调整，如今此地已改称“八一红菱街道”。名字变了，道路拓宽了，新房建起来了，唯有那片土地下曾经发生的故事，在岁月里刻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1985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变革的前夜。土地承包责任制推行不久，农民们刚刚尝到“多劳多得”的甜头，家家户户铆足了劲在田地里创收。沈阳周边这些村庄，离城市不算远，有些胆大的已经开始做些小买卖，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面朝黑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实生活。那时候的刑侦技术远不如今天，没有dNA数据库，没有天网监控，破案靠的是公安人员的双脚、双眼，还有那份不破案不罢休的韧劲。 1985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刚过两天。 辽沈平原的夏日来得虽不比关内那般迅猛，但一到六月，晌午的日头也毒得很。庄稼人都懂得“趁凉快”的道理，清晨和傍晚是干活的好时辰。 那天，天刚蒙蒙亮，东方才泛出鱼肚白，远近的公鸡开始此起彼伏地打鸣。南红菱铺村的李支书习惯性地早起了。老李五十出头，在村里当了多年干部，是个勤快人。他披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趿拉着自家媳妇纳的千层底布鞋，推开通往后院的木门。 后院原本是片荒地，长满了苘麻、苍耳和狗尾巴草。1984年老李从村里老宅搬出来后，选在这村南头盖了三间砖瓦房。闲不住的他，用了大半个月工夫，把后院拾掇出来，开成个小菜园。方方正正一块地，东西向约莫十五米，南北向十来米。他精心规划：东边种着紫莹莹的茄子、绿油油的辣椒，西边是搭了架的黄瓜和豆角，北边墙根栽了几垄小葱和香菜。老李伺候菜园像伺候孩子，每天早晚都要看一遍。 连日下雨，菜园低洼处积了水，几棵茄子的叶子已经开始发黄。老李心疼，决定挖条排水沟。他抄起靠在墙角的镐头——那是一把老镐，木柄被手掌磨得光滑锃亮，铁头有些锈迹，但刃口依然锋利。 地上湿漉漉的，泥土吸饱了雨水，泛着黑亮的光，踩上去软绵绵的。老李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抡起镐头。“嘿”一声，镐头切入泥土，翻起一块潮湿的土坯。土腥味混着青草味扑鼻而来，这是老李熟悉且喜欢的味道。 他干得顺手，一镐接一镐，沟已挖出大半，深约一尺，宽不过八寸。估摸着再有个把钟头就能完工，老李盘算着：挖完沟，回屋吃早饭，然后去村部看看今天有什么工作。 干累了，老李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额头的细汗。他从兜里掏出牛皮烟袋，解开系绳，捏出一撮自家种的旱烟叶，仔细按进黄铜烟锅。划一根火柴，“刺啦”一声，火苗窜起，凑近烟锅，“吧嗒吧嗒”吸了几口。辛辣的烟雾涌进喉咙，提神醒脑。淡蓝的烟在晨雾里袅袅升起，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村庄在晨曦中渐渐苏醒。 歇够了，老李在鞋底磕掉烟灰，把烟袋别回腰间，又抡起镐头。这一镐下去，感觉不太对劲——先是顺畅地切入土层，随即“咯噔”一声，碰到了硬物。 “嗯？”老李皱眉，以为是石头。这地方以前是荒地，有几块碎砖烂瓦不稀奇。他双手用力，镐头往上一提—— “噗噔”。 带出来一截灰白色的东西，约有半尺长，沾满黑泥，在潮湿的土堆上格外显眼。 老李弯腰捡起，凑到眼前，用粗糙的手指抹去表面的泥土。是骨头，看形状像是腿骨的一部分。骨头上还粘着几片破烂的麻袋布，布纹粗糙，已经糟朽，一碰就掉渣。 “谁家埋的骨头，也不埋深点。”老李嘟囔一句。在农村，这不算稀奇事——杀猪宰羊后的骨头、死鸡死鸭，常有人埋在地里当肥料。他随手把骨头扔到旁边的杂草丛里，没多想，继续挖。 站稳，抡镐，落下。 “噗——” 这次带出来的东西圆滚滚的，有碗口大小，裹着泥土，在地上滚了半圈。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猛地冲上来，不是泥土的腥，不是粪便的臭，而是一种甜腻中带着腐败的、直冲脑门的怪味。老李被呛得后退半步，本能地屏住呼吸。他眯着眼，用镐头尖小心翼翼地把那物件扒拉过来。 晨光又亮了些，东方泛出橙红。那东西在泥土里滚动半圈，停下时，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正对着老李的脸。 老李浑身一激灵，后背瞬间冒出冷汗。 骷髅头。 一颗人的头骨。 时间仿佛凝固了。老李僵在原地，耳朵里嗡嗡作响，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咚咚”的狂跳声。他活了大半辈子，经历过战争年代、饥荒岁月，见过生死，算是个有胆识的人。可当一颗真真切切的人头骷髅出现在自家菜园时，那种冲击力还是让他脑袋发懵。 他没有喊叫，也没瘫软，只是站在原地，眼睛死死盯着那颗头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这地方，我搬来前问过老人，说是荒地，从没听说谁家在这埋过人。就算是无主坟，也该有棺材板、坟头桩，怎么就用破麻袋裹着？埋得也不深，一镐就刨出来了…… 不对劲。 老李猛地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推开屋门时，他老伴正在灶台边拉风箱烧火做饭，锅里熬着小米粥，蒸汽氤氲。见他脸色煞白，额头冒汗，老伴问：“咋了？碰上长虫了？” “后园子……”老李声音发干，“挖出人骨头了。” “啥？”老伴手一抖，柴火差点掉出来，“人骨头？你别瞎说！大早上的不吉利！” “我能拿这事瞎说？”老李摆摆手，声音压得很低，“一个头骨，还有别的骨头……用麻袋片裹着。怕是有事，我得去派出所。” 老伴慌了神：“那、那早饭……” “不吃了。”老李从墙上摘下草帽戴上，推开门，“你把门关好，这事先别往外说。” 院子里停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三角梁上的红漆已经斑驳。老李蹬开车撑，推车出院，翻身骑上。车轮碾过村里的土路，扬起细细的尘埃。路上碰到早起拾粪的老孙头，招呼了一声“李支书这么早上哪去”，老李只含糊应了句“去镇上办点事”，脚下蹬得更快了。 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老李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夏日清晨，他和他熟悉的村庄，怕是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平静了。 红菱铺镇派出所是一排红砖平房，门脸不大。值班民警小陈刚打好洗脸水，就看见李支书慌慌张张地骑车冲进院子。 “陈、陈同志……”老李喘着粗气，“我家后园挖出人骨头了！人的头骨！” 小陈一愣，立刻放下脸盆：“李支书，慢慢说，怎么回事？” 听完老李语无伦次的叙述，小陈意识到事情严重。他一边安抚老李，一边叫上另一名民警，三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匆匆赶往南红菱铺村。到了现场，小陈看到菜园里翻开的土和那个显眼的骷髅头，倒吸一口凉气。 “保护现场！”小陈对同事说，“你在这守着，任何人不得靠近。李支书，麻烦你跟我回所里，详细做个笔录。” 上午九时许，两辆草绿色的警用吉普车卷着滚滚尘土开进南红菱铺村。那时候的警车还是北京吉普212，方头方脑，引擎声粗犷。车子在老李家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七八个人，有穿白色制服的，有穿便衣的。为首的是一名四十多岁、身材精干的警官，皮肤黝黑，目光锐利——沈阳市公安局刑侦队长，姓林，大家都叫他林队。 林队是刑警队的老人了，从警二十多年，经手过大大小小数百起案子。他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办案沉稳，再复杂的现场也难让他慌乱。 “现场什么情况？”林队戴上白手套，问先期到达的派出所民警。 听完汇报，林队点点头，开始环视现场。这是一处典型的东北农村院落：三间砖瓦房坐北朝南，红砖墙，黑瓦顶，木格子窗户上糊着窗户纸。后院菜园约莫三分地，收拾得整齐，靠西墙处挖开一条浅沟，翻出的潮湿泥土堆在两侧。发现骨头的地方已经用树枝做了标记，几块灰白的骨片在黑土中格外刺眼。 “画平面图，记录周边环境。”林队声音沉稳，“小张，你带人拍照，多角度，特别是尸骨发现点和周边关系。老王，你带两个人，以发现点为中心，半径二十米内仔细勘查，看看有没有其他可疑物品。”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皮尺拉开，相机快门“咔嚓”作响，绘图板上铅笔沙沙。法医老周蹲在沟边，用毛刷和小铲子小心清理浮土。更多骨头被挖出来：一根完整的大腿骨、几节脊椎骨、散乱的肋骨……骨骼散乱分布，部分已经缺失，混杂着已经糟朽成絮状的麻袋碎片和一团团黏连的、灰白色的头发。 林队蹲下身，捡起几片稍大的麻袋布。布是粗麻的，编织粗糙，原本应该是灰白色，现在被泥土染成了深褐色。他用戴手套的手指捏住布片两端，用力扯了扯。布片发出“嘶啦”声，边缘绽开，但并没有立刻断裂。 “埋的时间不会太长。”林队对身旁一个年轻的侦查员说，“如果是多年前埋的，这种粗麻袋在潮湿土壤里早就烂成絮了，一扯就碎。现在还能扯开，说明腐败程度有限。” 旁边那个二十出头、满脸稚气却眼神热切的年轻侦查员凑过来：“林队，能看出是男是女不？多大年纪？怎么死的？我刚听李支书说，这儿不是坟地，村里也没听说谁失踪……” 连珠炮似的问题。林队看他一眼，是队里新来的小张，警校毕业刚一年，有冲劲，有热情，但缺经验，看什么都新鲜。 “这些问题，都得等法医鉴定。”林队说着，抬头看看天，“先把尸骨全部起出来，一块不能少，小心包装，送回局里检验。小张，你带两个人，走访周边村民，特别是老邻居，问问近几年有没有失踪人口，尤其是女性。注意问话方式，别引起恐慌。” “是！”小张挺直腰板，带着两个人去了。 林队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六月的阳光已经开始灼热，照在后背上暖烘烘的。他眯着眼看向这片菜园，看向更远处的村庄和田野。一具无名尸骨，埋在村边菜园，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三个巨大的问号悬在心头。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 沈阳市公安局法医室位于主楼后侧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里。那晚，二楼最大的一间检验室灯火通明。 三盏无影灯从不同角度投下冰冷的光线，将检验台照得亮如白昼。检验台上铺着白色塑料布，上面摆放着从红菱铺运回的尸骨。三名法医——老周、大刘和小王，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正在紧张工作。 尸骨已经初步清洗，但还沾着不少泥土和腐殖质。骨骼散乱，部分缺失，尤其是手足的小骨头，很难找全。但主要部分——颅骨、躯干骨、四肢长骨——基本完整。 法医老周五十多岁，干这行快三十年了，是局里的技术权威。他拿着放大镜，一寸寸查看骨骼特征。检验室里静悄悄的，只有镊子、刷子碰撞的轻微声响，以及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盆骨宽而浅，耻骨弓角度大于90度……”老周低声说，旁边的小王迅速记录，“这是典型的女性骨盆特征。死者是女性。” 他用卡尺仔细测量股骨、肱骨和胫骨的长度，一边测量一边心算。“股骨长42厘米，结合其他长骨比例……死者身高大约在1米4到1米5之间。在女性中属于偏矮小的体型。” 接着是年龄判断。老周拿起耻骨联合面，对着灯光观察。“耻骨联合面隆起明显，背侧缘已形成，但腹侧缘尚未完全形成……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他又检查了颅骨缝的愈合情况、牙齿的磨损程度，结论基本一致。 最触目惊心的是颅骨损伤。老周小心翼翼地将颅骨摆正。颅骨顶部有多处破损，右耳后的乳突骨被整齐地砍掉，切面平整光滑；左颅顶有一处明显的缺损性砍伤，骨头向内凹陷；整个头顶密密麻麻分布着三十多处条状砍痕，长短不一，深浅不等，最深的几乎砍穿颅骨。 “致命伤在头部。”老周指着颅顶那道最深的裂缝，“颅骨被砍穿，导致严重颅脑损伤。从砍痕的形态看，凶器应该是有一定重量、刃口较厚的锐器，比如斧头、砍刀之类，菜刀也有可能，但需要更大力量。” 另一名法医大刘正在检查麻袋碎片和随骨骼一起送检的土壤样本。“麻袋是粗麻编织，编织密度一般，属于农村常见的装粮食的袋子。”他用镊子夹起一片布，“腐败程度中等，纤维还有一定韧性。结合骨骼表面出现的海绵状骨松质——这是埋藏数年后，骨骼与土壤中酸性物质长期作用才会形成的特征——初步推测死亡时间在4到5年前，也就是1980到1981年左右。” 记录员小王抬头问：“周老师，能判断是死后埋尸还是活埋吗？” 老周摇摇头：“骨骼上没有挣扎造成的额外损伤，但埋藏时间太长，软组织完全腐败，很难判断。不过从颅骨损伤的严重程度看，死者生前遭受了极其凶残的攻击，大概率是死后埋尸。” 窗外，夜色浓重，城市渐渐安静下来。检验室里，灯光亮了一整夜。三名法医和两名助手几乎没合眼，清洗、拼接、测量、分析、记录……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终于完成。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刑警队会议室。 房间不大，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方形会议桌旁，显得有些拥挤。窗户开着，但屋里依然烟雾缭绕，几个老烟枪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生产”牌香烟。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 林队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着那份还带着油墨味的尸检报告。他脸色凝重，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侦查员。 “基本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林队开口，声音略显沙哑，“一具女性尸骨，25到30岁，身高1米4到1米5，死于4到5年前，头部遭砍击致死，埋尸于南红菱铺村李支书家后园。现在的问题是：她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 他顿了顿，看向小张：“走访组先说说情况。” 小张翻开笔记本，清了清嗓子：“林队，我们走访了南红菱铺村及周边三个村子，近五年内没有上报的失踪人口。我们重点问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常年在村里住的，都说没听说谁家闺女、媳妇不见了。李支书家那块地，以前是荒地，靠近村边，不是坟地，从没听说谁家在那埋过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死者很可能是外地人。有两种可能：第一，凶手是本地或附近的人，杀人后移尸到此埋藏；第二，凶手和死者都是过路的，临时起意杀人，埋尸后逃离。凶手选择那里，可能是因为偏僻，当时没人注意。” 老侦查员王师傅磕了磕烟灰，慢条斯理地开口：“小张说的有道理，但我补充一点：还有一种可能，凶手跟曾经住在这房子里的人有仇，故意埋尸嫁祸。大家想想，尸体埋在哪？就在房子后面。如果这房子以前住的人有仇家，把尸体埋他屋后，一旦被发现，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房主。” 小张年轻气盛，急着论证自己的观点：“王师傅，如果是过路杀人，凶手完全可以把尸体埋在更偏僻的山沟、树林，为什么选在村子边上？虽然当时是荒地，但毕竟离人家近，容易被发现。如果是嫁祸，为什么不把尸体扔在明面上？埋起来反而增加了被发现的风险，万一永远没人发现，不是白忙活了？” 另一个年轻侦查员小赵插话：“会不会是这样：凶手就住在附近，对这里非常熟悉。他知道这片荒地平时没人来，埋尸不易被发现。而且他可能认为，就算将来有人在这盖房，挖地基时发现尸骨，也只会以为是以前的无主坟，不会深究。但他没想到几年后这里不仅盖了房，还开了菜园，更没想到李支书挖排水沟挖得那么‘准’。” 会议桌上争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有人支持小张的“外地人”说，有人觉得王师傅的“嫁祸”说值得考虑，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情杀或财杀，凶手就是本地人。 林队静静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敲了敲桌子，会议室安静下来。 “大家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我们现在线索太少，不能轻易下结论。”林队总结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尸体埋在这里，说明凶手对此地熟悉。他至少知道这里是荒地，短时间内不会有人动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死者身份。只有知道她是谁，才能找到她的社会关系，才能知道杀她的动机和凶手。” 他布置任务：全队分成四组，第一组以红菱铺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重点排查1980至1981年间失踪的年轻女性，尤其是身高1米4到1米5左右的；第二组深入调查曾经住在老李家现住房里的人，从最早住户查起，弄清每一个住户的情况；第三组排查当地有前科的人员，特别是曾有暴力犯罪记录或行为不端的；第四组由林队亲自负责，梳理现有线索，协调各组工作。 “同志们，”林队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案子过去四五年了，取证难，找人难。但我们穿着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帽檐上的国徽，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死者含冤地下，我们要还她一个公道。大家辛苦，散会。” 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八十年代的刑侦，没有电脑，没有数据库，全靠侦查员的两条腿、一张嘴、一个本子、一支笔。 小张那组跑得最勤。他们骑着自行车，顶着六月的日头，穿梭在红菱铺镇周边的村庄。每到一个村子，先找村干部，再访老人，问有没有年轻女性在八十年代初失踪。一个星期下来，笔记本记了大半本，有价值的线索却寥寥无几。 不过在张粮铺村，他们发现一条线索：村民王老歪的女儿精神不太正常，时好时坏，近两三年村里人没怎么见过她。年龄据说二十七八，身高也差不多。但进一步了解，有人说那女孩被送到沈阳市里精神病院治病去了，具体情况不明。 另一组由老侦查员带队，重点排查当地有前科的人员。在武阵营村，他们查到一个外号“李小麻子”的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游手好闲，曾因调戏妇女被拘留过十五天。村民反映这人手黑，好打架，经常在附近几个村子闲逛，有时夜不归宿。还有个惯偷，但都是偷鸡摸狗的小事，不像敢杀人的主。 林队这边也有收获。他亲自找李支书和村里几位老人长谈，弄清了现在这房子几十年来的变迁。这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 最早住在这里的是童宗清一家，河北人，五六十年代搬来的。1978年，童宗清在城里找到工作，举家搬走了。童宗清有个女儿，据说后来死了，但村民说是得急性胃炎死的，有医院证明，也有坟墓，应该没问题。 童宗清搬走后，房子空了一段时间，后来住进一个叫郭殿军的人。这人三十来岁，无固定职业，社会关系复杂，家里常来些不三不四的男女，喝酒打牌，吵吵嚷嚷。郭殿军后来因为参与团伙盗窃被判了刑，现在还在沈阳监狱服刑。 郭殿军被捕后，房子又搬进两户人家，分住南北屋。北屋住的是老两口，郭全英夫妇，本分庄稼人；南屋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李忠林，女的叫尹立昌。但两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忠林四十多，尹立昌不到三十），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郭全英老伴回忆，尹立昌离婚后还回来过一次，说是取东西，后来听说嫁给了辽阳一个姓张的裁缝。 林队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在本子上，画了一张关系图。童宗清、郭殿军、李忠林和尹立昌……这几户人家，谁和死者有关联？谁是凶手？或者，凶手根本不在其中？ “这么多线索，哪条有用？”汇报会上，小张挠着头，有些沮丧。一个星期的高强度工作，晒黑了一圈，却感觉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都查。”林队斩钉截铁，“办案就像筛沙子，一遍不行筛两遍，两遍不行筛三遍。看上去没用的信息，可能藏着关键线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条线索都查清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侦查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对现有线索进行逐一核实、排除。 第一站是童宗清。侦查员根据村民提供的模糊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一片老居民区找到了他。童宗清已经六十多岁，退休在家。听说警察来打听他女儿的事，老人有些激动。 “我闺女是病死的，急性胃炎，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童宗清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珍藏着女儿的死亡证明、病历，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十八九岁，圆脸，笑容灿烂。“这是她十八岁照的……要是活着，今年该三十一了。” 侦查员又去了童宗清女儿埋葬的公墓，看到了墓碑，碑文清晰，死亡日期是1979年。时间对不上，死因明确，童宗清的嫌疑被排除。 第二站是沈阳监狱。郭殿军因盗窃罪被判七年，已经在监狱服刑三年。在审讯室里，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面色苍白，眼神躲闪。听说警察来问红菱铺老房子的事，他紧张地搓着手。 “我、我住那儿的时候……是结交过一些朋友。”郭殿军吞吞吐吐，“有男有女，都是社会上认识的。有个女的是我远房表妹，从河北老家来找工作，在我那住过一阵……但她早回河北了，真的！” 侦查员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姓名，发函到河北当地公安局协查。几天后回函证实，确有其人，一直在老家生活，从未失踪。郭殿军的嫌疑也被排除。 第三站是王老歪的女儿。侦查员跑到沈阳市精神病院，在厚厚的住院记录中翻找。找到了——王老歪的女儿1982年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期间病情反复，但一直在医院治疗，从未离开。医院提供了详细的病历和探视记录。这条线索也断了。 一条条线索被查清、排除。侦查员们的心情从最初的亢奋渐渐变得沉重。每天早出晚归，自行车胎磨薄了，鞋底磨破了，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可案件的突破口在哪里？ 只剩下李忠林和尹立昌这条线了。 林队决定亲自调查尹立昌的下落。这个离婚后又回来取东西的女人，失踪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接近，年龄、身高也吻合，是目前最有价值的线索。 他带着侦查员小刘和大张，先找到村里一位李老太太。李老太太的女儿过去和尹立昌年纪相仿，两人常在一起做针线活、唠家常。 “尹立昌啊……”李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眯着眼回忆，手里纳着鞋底，“那闺女模样挺周正，就是命不好。嫁了个大她十几岁的，过不到一块去。81年夏天离的婚，我记得可清楚了，那天特别热。” “后来呢？” “离了婚，她就搬走了。隔了一个来月吧，天还没凉快，她又回来过一趟。”老太太停下针线，“路过我家门口，还进来喝了口水。我看她穿戴得挺光鲜，不像离婚时那样灰头土脸的。” 林队精神一振：“她当时说什么了？” “说她又嫁人了，嫁到辽阳吴家沟，男人是个裁缝，对她挺好。”老太太想了想，补充道，“她穿一条蓝漆卡裤子，一双黄皮鞋，半高跟的。手上戴着金镯子和手表——我们这儿叫‘金溜子’。她说回来取放在李忠林那的旧衣服，还要迁户口。” “她那天住哪了？” “我闺女还想留她住我家呢，她说不用，取了东西就走，赶晚上的火车回辽阳。”老太太忽然皱眉，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不过说来也怪……第二天我没见她从门口过。我们村去火车站就这一条大路，她要是走了，我坐在门口纳鞋底，该看见啊。可我愣是没见着。” 林队心里咯噔一下。他不动声色地问：“大娘，您记准了？会不会是您一时没注意？” “不能。”老太太摇头，“那天我在门口坐了大半晌，就为了赶那双鞋底。要是大活人走过去，我还能看不见？” 从李老太太家出来，林队立刻布置：小刘和大张去调查村子通往火车站的其他小路，问问沿线住户有没有见过尹立昌。 晚上，两人回来了，带回的消息让林队心头更沉：村子另外两条通往外界的路都是田间小道，绕远不说，那个季节玉米高粱长得一人多高，一个女人单独走那种路不安全，可能性不大。而且沿线几户人家都说，那段时间没见有陌生女人经过。 尹立昌进了村，没人见她出去。 林队派侦查员小刘和大张立即赶往辽阳吴家沟。那时候交通不便，两人先坐火车到辽阳，再转长途汽车，颠簸了大半天才到吴家沟。 村子不大，打听姓张的裁缝很容易。在村东头一间临街的铺面里，他们找到了张生显。这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高个，戴着副黑框眼镜，正踩着老式缝纫机做衣服。铺子里挂满了做好的成衣，空气中飘着棉布和浆糊的味道。 听说沈阳来的警察打听尹立昌，张生显先是一愣，手里的活计停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时，眼圈已经红了。 “她……她跑了。”张生显声音发颤，带着浓重的辽阳口音，“不跟我过了。” 小刘温和地问：“张师傅，别着急，慢慢说。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 “我们81年夏天结的婚，经人介绍的。”张生显抹了抹眼睛，“她比我小几岁，模样挺好，也勤快，会做饭，能持家。刚结婚那阵，我觉得日子有奔头。” 他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翻出一张黑白结婚照。照片上的尹立昌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容羞涩。张生显站在她身边，挺直腰板，一脸幸福。 “结婚一个多月，她说要回沈阳红菱铺迁户口、取放在前夫那的旧东西。”张生显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两个妹妹送她去的车站，她还给妹妹买了头绳和糖块……哪知道，一去就没回来。” “你没去找？” “找了啊！”张生显激动起来，声音提高，“我等了半个月，没信儿，坐不住了，就去红菱铺找。到了那儿，老乡说她早不住那了，房子换了人住。我又找到她娘家，正赶上她爹因为倒卖粮票被判了两年，家里没人。我上哪找去？” “她走时穿什么衣服？戴什么东西？” “蓝漆卡裤子，黄皮鞋，半高跟的。结婚时我给她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一个金镯子，她都戴着。”张生显突然抓住小刘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同志，你们是不是有她的消息？她人在哪？我不怪她，只要她回来，好好过日子就行……” 看着这个老实巴交、真情流露的男人，小刘和大张心里都不是滋味。他们又走访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说尹立昌自那回走后，再没回来。张生显等了一年多，渐渐死心，再没娶亲，一个人守着裁缝铺过日子。 尹立昌失踪的时间、衣着，与李老太太的描述完全吻合。而她失踪的地点，正是红菱铺。这个女人，像一滴水蒸发在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辽阳回来后，侦查重点自然转向了尹立昌的前夫——李忠林。 小刘和大张来到李忠林现在住的四方台村。这是个比红菱铺更偏远的小村庄，土路坑洼，房屋低矮。巧的是，两人刚进村口，就碰见一个男人低头匆匆往外走。 这人四十多岁，矮胖身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黑色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不时回头张望，神情慌张。 小刘眼尖，一把拉住大张，两人闪身躲进路边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一人多高，密不透风，正好藏身。 “就是他，李忠林。”小刘压低声音，“农忙时候，他不在田里干活，慌慌张张往哪去？” “我跟着他。”大张说，“你一个人进村，找村干部和邻居打听情况。小心点，别打草惊蛇。” 两人分头行动。大张悄悄尾随李忠林，发现他出了村子后，沿着乡间土路往红菱铺方向去了，走得急，不时擦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小刘这边，找到四方台村的村长。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听说是市公安局来调查的，很配合。 “李忠林啊……”村长抽着旱烟，沉吟道，“这些天不对劲，跟丢了魂似的。也不下地干活，也不跟人说话，老是一个人闷在屋里。三天两头的往外村跑，也不知道干啥去。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说走亲戚。” “他在这有亲戚吗？” “没听说。他是从红菱铺搬来的，在这儿就他一个人。”村长忽然想起什么，“对了，王二生跟他住一个院，可能知道得更清楚。” 小刘在田里找到了正在锄地的王二生。这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小刘接过锄头，一边帮着他干活，一边闲聊。 “李忠林啊……”王二生看看四周，压低声音，“前些天，我们不少人在村头大槐树底下乘凉唠嗑。不知谁说起，红菱铺挖出死人骨头了，公安局都来了。李忠林当时也在，他那脸呐，‘唰啦’一下子就白了，跟纸似的。大伙唠得热闹，他一言不发，蹲在墙角抽烟，一根接一根。” 小刘问：“他平时也这样？” “平时不！”王二生摇头，“平时他虽然话不多，但也能聊几句。打那天以后，他就变了个人，整天心神不定的，坐也坐不稳，站也站不直。大前天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天擦黑才回来，说是上红菱铺了。今儿个一早又走了，我估计又去了。” “他去红菱铺干什么？” “谁知道呢。不过……”王二生犹豫了一下，“我猜他是去打听消息了。红菱铺挖出骨头的事，传到我们这，大伙都当稀奇事说，只有他听了跟见了鬼似的。” 小刘接着问：“他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比如女人的衣物、首饰？” 王二生想了想：“他日子过得不像样，屋里就一铺炕，一床破被，一个破箱子，还有一把杀猪刀——他以前干过杀猪的营生。没见有女人用的东西。他离婚这么多年，按理说前妻的东西该处理了，可他那个破箱子从不让人看，锁得严严实实，钥匙整天挂在裤腰带上。” 小刘心里一动，请王二生帮忙，找机会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几天后，王二生无奈地告诉小刘：“不行啊同志，他警惕性太高了。我说我家孩子学校要演戏，想借件破衣裳当道具，他死活不借，还盯着我看，好像怀疑我了。现在他整天待在屋里，我在家时他寸步不离，我根本没机会。” 大张那边跟踪李忠林到了红菱铺，发现他并没去亲戚朋友家，而是在老余家和老孟家附近转悠，鬼鬼祟祟的，有时趴在墙头往里看，有时在巷口徘徊，像在观察什么。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凝重。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死者就是尹立昌。”林队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名字，“1981年夏天，她回红菱铺取东西，失踪。死亡时间吻合，年龄、身高吻合，衣着特征吻合。她进了村，没人见她出去。而她最后出现的地方，正是前夫李忠林家。” “凶手就是李忠林。”小张接着说，“他有作案条件：单独在家，熟悉环境。他有作案动机：两人离婚，可能有积怨；尹立昌穿戴值钱，可能见财起意。案发后他行为异常：听到挖出尸骨的消息惊慌失措，频繁返回红菱铺打探，对箱子里的东西严防死守。这一切都说明他心里有鬼。” “但这些都是推测。”林队敲着桌子，目光扫过每一位侦查员，“法庭讲证据。命案过去四五年了，尸体已成白骨，直接证据难找，但我们必须找到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侦查员小赵思索良久，提出一个思路：“林队，尹立昌回来时穿戴整齐，那些衣物、手表、金镯子值不少钱。凶手处理尸体后，这些财物怎么处置？留着风险大，很可能变卖了，或者送人了。只要找到这些东西，就能锁定凶手。” 林队眼睛一亮：“对！这些东西是突破口。小赵，你带人重点查红菱铺和四方台村的集市、旧货摊，还有村民间有没有突然出现来路不明的女式衣物首饰。特别是黄皮鞋、手表、金镯子，特征明显，好辨认。” 另一路侦查员老刘在红菱铺老孟家大院走访时，从住在西厢房的蔡大娘那里得到重要线索。 蔡大娘六十多岁，耳朵有点背，但记性好。老刘跟她唠家常，慢慢把话题引到李忠林身上。 “李忠林啊，前阵子是来过。”蔡大娘大声说，“鬼鬼祟祟的，在老孟家门口转悠。后来我听说，他卖给老孟家一双黄皮鞋和一双白袜套，说是女人穿的，八成新，卖得可便宜了。老孟家买给大闺女穿，那闺女稀罕得不得了，平时舍不得，就过年过节穿一两天。” 老刘立刻警觉：“大娘，那皮鞋还在吗？” “在啊！我闺女跟孟家闺女要好，常一块玩。要不，我让闺女借来看看？” “那太好了！”老刘压低声音，“不过大娘，这事得保密，千万别声张。” 第二天，蔡大娘的女儿悄悄把一双用报纸包着的黄皮鞋拿来了。那是一双女式半高跟皮鞋，黄色漆皮，鞋头有些磨损，但整体保养得不错。鞋码不大，正符合尹立昌的身高特点。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四方台村的老贾家发现一块女式手表。老贾媳妇说，这是几年前从李忠林手里买的，“他说是前妻留下的，用不着了，便宜处理。我看走得挺准，就买了。” 手表是上海牌，表带是金属链，有些划痕，但表面完好。 关键证据一件件浮现。林队当机立断，申请了搜查证。 1985年8月17日，下午三点。 李忠林正在自家屋里睡觉——这是王二生悄悄告诉侦查员的，李忠林最近晚上失眠，白天常补觉。 两辆吉普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四方台村外，林队带着六名侦查员步行进村。村长和王二生已经等在村口。 “人在屋里。”王二生低声说，“刚睡着。” 林队点点头，一挥手，侦查员们迅速包围了李忠林住的院子。这是一处典型的东北农家院，土坯墙，木栅栏门，三间正房，李忠林住东屋。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屋里一阵窸窣，李忠林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谁啊？” “派出所的，查户口。” 门开了，李忠林穿着背心短裤，睡眼惺忪。看到门外站着七八个穿制服和便衣的人，他瞬间清醒，脸色“唰”地白了。 “李忠林同志，我们依法对你的住所进行搜查。”林队出示搜查证，“请你配合。” 李忠林嘴唇哆嗦，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两名侦查员进屋，直奔那个一直锁着的破箱子——一个深褐色、掉漆严重的樟木箱，上面挂着一把黑色铁锁。 “钥匙。”林队伸手。 李忠林下意识捂住腰间，那里挂着一串钥匙。在侦查员的目光逼视下，他颤抖着手，解下钥匙串，找出其中一把小钥匙。 “咔嚓。”锁开了。 箱子盖掀开的一刹那，一股陈旧的霉味混着樟脑丸的气味涌出。箱子里东西不多：几件叠放整齐的男式衣物，下面压着一个蓝布包袱。 侦查员小心地取出包袱，放在炕上打开。 一件大翻领的浅蓝色女式小褂，一条深蓝色漆卡女裤，一双白色尼龙袜套。小褂的领口和袖口处，有几处暗褐色的污渍，已经渗入布料纤维。 李忠林看到这些东西，腿一软，瘫坐在炕沿上，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 林队戴上白手套，拿起小褂，对着窗户的光线仔细看。那些污渍呈喷溅状，分布不均匀。“老王，你看这像什么？” 法医老王接过，凑近看了看，又闻了闻——虽然过去多年，但血迹特有的铁锈味依稀可辨。“很可能是血迹。” 侦查员将衣物仔细打包，连同从老孟家借来的黄皮鞋、从老贾家拿到的手表，一起作为物证带走。李忠林被依法传唤到县公安局接受讯问。 审讯室灯火通明。李忠林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他低着头，不敢看对面的林队和小张。 审讯没有立即开始。林队让人给李忠林倒了杯水，等他情绪稍微平复。 “李忠林，”林队开口，声音平稳，“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不、不知道……”李忠林声音干涩。 “你前妻尹立昌，81年夏天回红菱铺取东西，后来去了哪里？” 李忠林浑身一颤：“她……她取了东西就走了啊。我、我不知道她去找谁了。” “有人看见她进了你家，没人看见她出来。”林队直视他的眼睛，“我们在你家后面菜园挖出一具女尸，死亡时间就是81年夏天。年龄、身高，都和尹立昌吻合。” “不、不是她……”李忠林声音发抖，“怎么可能……” 林队不疾不徐，一件件出示证据：从老孟家找到的黄皮鞋，从老贾家拿到的手表，从李忠林箱子里搜出的衣物，特别是那件带有可疑污渍的小褂。 “这些衣物，经尹立昌现任丈夫张生显辨认，确认是尹立昌81年夏天回红菱铺时穿的。这件小褂上的污渍，初步检验是人血。我们正在做进一步化验。” 听到“张生显”三个字，李忠林猛地抬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怨恨，有嫉妒，也有恐惧。 “李忠林，”林队身体前倾，声音低沉，“尹立昌已经死了，死了四年了。她现在就躺在那，只剩一堆白骨。你瞒得了活人，瞒不过死人。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长时间的沉默。审讯室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李忠林的脸在灯光下惨白如纸，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终于，他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我说……是我杀的。” 1981年8月的一个下午，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只记得天很热，知了叫得人心烦。 尹立昌回来了。她穿着崭新的蓝裤子、黄皮鞋，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金镯子和手表，整个人容光焕发。李忠林看着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离婚才一个多月，她就嫁了人，过得这么好，而自己还是个光棍，守着破房子过日子。 “我来取我的东西。”尹立昌语气平淡，像对陌生人说话。 李忠林闷声不响，看她收拾。其实东西不多：几件旧衣服，一些零碎物品。尹立昌把它们包成一个包袱。 “户口本呢？我要迁户口。”她说。 李忠林从柜子里翻出户口本，扔给她。尹立昌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放进随身带的布包里。 “我走了。”她提起包袱，转身就要出门。 就在那一刻，李忠林压抑许久的情绪爆发了。他想起结婚这些年，尹立昌嫌弃他年纪大、没本事；想起她跟别的男人说笑，让他丢尽脸面；想起离婚时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而现在，她穿戴光鲜地回来，像在炫耀她的好日子。 “站住！”李忠林低吼一声。 尹立昌回头，眼神里带着警惕和厌恶：“干什么？” “你就这么走了？”李忠林一步步逼近，“这些年我白养你了？说离就离，说走就走？” “婚都离了，你还想怎样？”尹立昌后退一步，“让开，我要赶火车。” 李忠林看到她手腕上的金镯子，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一个恶念突然窜上心头：要是这些钱物是他的……要是没有她，就不会有这些年的屈辱…… 他猛地扑上去，抓住尹立昌的胳膊。尹立昌尖叫，挣扎，包袱掉在地上。 “你放开我！救命——” 李忠林慌了，怕邻居听见。他死死捂住尹立昌的嘴，另一只手狠狠朝她肚子捅了一拳。尹立昌疼得弯下腰，李忠林趁机又踢了两脚。 尹立昌瘫倒在地，痛苦地呻吟。李忠林红了眼，把她拖到外屋——那里是厨房，案板上放着切菜刀。他抄起刀，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喊，不能让人知道。 第一刀砍在头上，尹立昌的叫声戛然而止。血喷出来，溅到墙上、地上，也溅到李忠林身上。他愣住了，看着尹立昌抽搐的身体，看着越来越多的血…… 不知砍了多少刀，直到尹立昌一动不动。 李忠林瘫坐在地，浑身是血，手里的刀“当啷”掉在地上。屋里死一般寂静，只有他自己的粗重喘息。 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天快黑了，郭全英老两口下地还没回来。他必须处理尸体。 李忠林把尹立昌的衣服扒下来——那些值钱的东西不能浪费。金镯子、手表、黄皮鞋、好衣服……他找了个麻袋，把尸体塞进去，又裹了几层破布。等到夜深人静，他在房后荒地挖了个坑，把麻袋埋了。埋得不深，因为那时他已经筋疲力尽。 血衣被他藏进箱子底层，打算以后烧掉，但一直没敢动。金镯子和手表后来陆续卖掉，黄皮鞋和白袜套卖给了老孟家，手表卖给了老贾家。他不敢在本地卖，都是跑到外村处理的。 “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李忠林双手捂脸，声音里带着哭腔，“四年了，没人问，没人找。我以为……她娘家没人管，她新丈夫找不着，这事就烂在地里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那里会盖房，会开菜园……更没想到，骨头会被挖出来……” 审讯室里寂静无声。李忠林的供述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四年前那个血腥下午的全貌。一个因怨恨和贪婪而起的恶念，终结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生命，也毁掉了两个家庭。 案件告破，真相水落石出。 尹立昌的尸骨被重新收敛，安葬在辽阳的一处公墓。张生显得知噩耗后，在坟前坐了整整一天。这个老实巴交的裁缝，等来的不是妻子的归来，而是一纸死亡通知。他后来终身未再娶。 李忠林因故意杀人罪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6年初，判决执行。临刑前，他说想见见尹立昌的父亲尹永泰，但尹永泰拒绝见面——“我闺女死得惨，我不想见杀人犯。” 第211章 奥拓车下的替身与150万骗保阴谋 2003年的3月，四川成都还裹在初春的微凉里。不像现在的双流区这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那时候的双流还叫双流县，九江镇更是一片实打实的乡村模样，一条条狭窄的乡村公路纵横交错，两旁栽着高大的白杨树，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夜里除了偶尔传来的狗吠，便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寂静。 3月15号，这个后来被无数人铭记的日子，白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九江镇的村民们照样下地干活、赶集唠嗑，麻将馆里依旧人声鼎沸，谁也不会想到，夜幕降临后，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上，会发生一起看似普通、实则暗藏血腥阴谋的“车祸”，这起案件，不仅震惊了整个双流县，更牵扯出一段令人发指的骗保杀人案。 那天晚上，九江镇的麻将馆里，李跃民正和三个朋友打得热火朝天。李跃民是土生土长的九江镇人，今年三十出头，没什么固定工作，平时就爱凑个热闹，打打麻将消磨时间。那天运气还算不错，几局下来赢了小几百块，脸上一直挂着笑，嘴里还时不时跟朋友调侃两句，麻将牌碰撞的清脆声响，混着几个人的吆喝声、笑声，在不大的麻将馆里飘得老远。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指针悄悄指向了晚上11点多。最后一局麻将散场，李跃民揣好赢来的钱，跟朋友们笑着道别，顺手裹了裹身上的外套，初春的夜里还是有点凉，尤其是乡村的小路，没有路灯，黑黢黢的一片，只有偶尔从农户家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勉强能照出脚下的路。 “跃民，路上慢点啊，黑灯瞎火的，注意脚下！”朋友站在门口朝他喊了一声。 “放心吧，都是老路子了，能出啥事儿！”李跃民挥了挥手，脚步轻快地踏上了回家的小路。他住的村子离朋友家不算太远，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平时走惯了，哪怕没有路灯也不觉得害怕。 可那天晚上，刚走了大概五六分钟，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李跃民突然停下了脚步，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他隐约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不是狗吠，也不是风声，像是汽车零件破碎后残留的摩擦声，又像是有人微弱的呻吟，断断续续的，夹杂在夜色里，显得格外诡异。 “啥声音啊？”李跃民心里犯了嘀咕，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这是一条很偏僻的乡村公路，平时来往的车辆就很少，到了深夜更是几乎没有车经过。借着远处农户家里透出的一点微光，他眯着眼睛仔细打量，这一看，可把他吓了一大跳，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只见前方不远处的路边，停着一辆车，准确地说，是一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那辆车歪歪扭扭地停在路边，车头死死地抵在路边的石墩子上，车头部分已经完全撞瘪了，挡风玻璃碎得稀碎，玻璃渣子散落一地，车身周围还沾着不少泥土和暗红色的痕迹，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头被打伤的野兽，狼狈不堪。 李跃民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他定了定神，壮着胆子慢慢走了过去。越走近，看得越清楚，这是一辆红色的奥拓轿车，平时在村里偶尔能见到，小巧玲珑的，可此刻，这辆红色奥拓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模样，车头凹陷进去一大块，车灯碎了，保险杠掉在地上，车门也有点变形，怎么看都像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撞击。 “我的妈呀，这撞得也太惨了吧……”李跃民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脚步又往前挪了挪，目光落在了驾驶座上。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看穿着打扮像是个女人，头发乱糟糟的，脑袋歪靠在椅背上，脸上沾着不少灰尘和淡淡的血迹，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不动。 李跃民心里一紧，连忙走上前，轻轻敲了敲变形的车窗，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哎！大姐！大姐你醒醒！你有事吗？能听见我说话不？” 他敲了好几下，喊了好几声，驾驶座上的女人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既不睁眼，也不说话，就连呼吸都显得格外微弱，若不是胸口还有一点点起伏，李跃民都要以为她已经没气了。看这模样，大概率是撞车的时候受了重伤，昏迷过去了。 李跃民虽然平时爱凑热闹、有点贪玩，但骨子里是个热心人，而且他也清楚，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耽误不得。他来不及多想，连忙掏出身上的手机，那时候的手机还不是智能手机，是那种按键手机，信号也不算太好，他手忙脚乱地按了110，手指都有点发抖。 “喂！110吗？出事了！出事了！”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李跃民的声音都带着哭腔，“在双流县九江镇的乡村公路上，有一辆红色奥拓车撞车了，车头撞在石墩子上，车里面有个女司机，好像昏迷了，你们快过来啊！地址我也说不太准，就是九江镇往村里走的那条小路，靠近铁门村那边，你们赶紧来！” 接线员的声音很沉稳，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详细询问了具体位置，让他不要离开现场，保护好现场，民警很快就会赶到。挂了电话，李跃民又连忙打了120急救电话，把现场的情况又说了一遍，之后便守在车旁边，时不时地喊两声女司机，又不敢轻易去碰她，他怕自己不懂急救知识，万一碰坏了她，反而耽误了救治。 夜里的风越来越大，吹在身上凉飕飕的，李跃民裹紧了外套，心里又紧张又害怕。他看着那辆撞得稀碎的奥拓车，又看了看昏迷不醒的女司机，心里犯嘀咕：这么偏僻的路，半夜里怎么会有车经过？而且还撞得这么惨，到底是不小心撞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他不敢多想，只能在原地焦急地等待着，眼睛死死地盯着远方，盼着民警和救护人员能快点来。大概十几分钟后，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李跃民心里一喜，连忙挥了挥手，朝着警车的方向大喊：“这边！这边！车祸现场在这边！” 很快，两辆警车停在了现场，车上下来了几名民警，穿着警服，手里拿着手电筒和勘察工具，神色严肃。为首的民警走到李跃民面前，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随后便安排民警对现场进行勘察，另外两名民警则走到奥拓车旁边，小心翼翼地打开变形的车门，查看女司机的情况。 没过多久，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急救设备，快速对女司机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和止血处理，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抬上担架，送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鸣着警笛，飞快地朝着双流县人民医院的方向驶去，留下几名民警继续在现场勘察。 民警们分工明确，有的用手电筒照射着现场的每一个角落，仔细查看地面上的痕迹；有的对着撞坏的奥拓车拍照取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还有的在询问李跃民，再次核实他发现车祸的时间、经过，以及他看到的一切。 “民警同志，我就是晚上打完麻将回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发现的，当时就看见这车撞在石墩子上，女司机昏迷在里面，我喊了她好几声都没反应，就赶紧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李跃民一边回忆，一边认真地回答着民警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撞的，这路虽然偏，但平时也没人开这么快啊，怎么会撞得这么惨。” 民警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继续专注地勘察现场。他们先仔细检查了那辆红色奥拓车，车头凹陷严重，石墩子上也有明显的撞击痕迹，看起来确实像是车辆失控，撞上了路边的石墩子，属于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可就在民警检查车辆内部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发现，让原本平静的勘察现场，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一名民警在驾驶座旁边的储物格里，发现了一把牵引锤。牵引锤这东西，很多车上都会备着，用来应急，比如车辆陷在泥里的时候，用来牵引车辆，本来没什么稀奇的，民警一开始也没太在意，可当他拿起牵引锤的时候，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这把牵引锤的手柄上，沾着一些暗红色的痕迹，痕迹不算太多，但很明显，不像是泥土，也不像是车辆撞击后留下的油污。民警心里一动，下意识地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痕迹有点粘稠，凑近了闻，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类似血腥味的味道，虽然不浓烈，但在深夜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不对劲啊。”这名民警低声说了一句，连忙把牵引锤递给了为首的民警，“队长，你看这个，牵引锤上有血。” 为首的民警接过牵引锤，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暗红色痕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女司机只是昏迷受伤，牵引锤上怎么会有血？”他低声呢喃着，心里泛起了嘀咕，“而且这血迹，看起来不像是女司机身上的，女司机脸上的伤不算太重，只是轻微擦伤和磕碰，出血量根本不可能沾到牵引锤上，还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一瞬间，所有民警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可这把带血的牵引锤，却像是一个疑点，打破了原本的平静，让这起车祸变得不再简单。 “大家仔细点，扩大勘察范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首的民警沉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警惕，“重点查看车祸现场周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痕迹，或者其他的线索。” 接到命令后，民警们立刻分散开来，拿着手电筒，沿着公路往两边勘察，灯光在夜色里来回晃动，格外认真。这条乡村公路不算宽，两边都是农田和灌木丛，夜色漆黑，勘察起来格外困难，可民警们没有丝毫懈怠，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仔细查看地面上的每一寸地方，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线索。 就这样，大概勘察了十几分钟，距离车祸发生地点大约500米左右的地方，一名民警突然停下了脚步，压低声音大喊：“队长！你们快过来！这里有情况！” 其他民警听到喊声，连忙快步赶了过去。顺着这名民警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公路旁边的草丛里，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的，身上盖着一些杂草，隐约能看到一头棕红色的卷发，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扎眼。 民警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蹲下身，轻轻拨开覆盖在那人身上的杂草，这一看，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躺在草丛里的是一具女尸，年纪看起来大概三十多岁，身上穿着一件外套，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和暗红色的痕迹，最让人揪心的是她的面部，被严重损毁，看不清具体的样貌，只能隐约看出是一张女性的脸，一头棕红色卷发沾满了污渍，凌乱地贴在脸上，身上还有明显的碾压痕迹，看得出来，生前遭受过不小的伤害。 为首的民警脸色铁青，他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下女尸的状态，发现尸体已经没有了体温，四肢僵硬，显然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不好，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他沉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这具女尸身上有明显的碾压痕迹，而且面部损毁严重，再加上刚才那辆奥拓车上的带血牵引锤，这两起事情，绝对有关联！” 民警们立刻对女尸周边进行了细致的勘察，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也没有找到死者的随身物品，只有她身上的那件外套，还有一头显眼的棕红色卷发。现场的气氛变得格外压抑，夜色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严肃的神情，谁也没有说话，只有手电筒的灯光，在女尸周边来回晃动。 “队长，你说会不会是这样？”一名年轻的民警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那个奥拓车的女司机，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这名女子，然后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就想逃逸，结果慌乱之下，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石墩子，自己也昏迷了？” 这个推测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在场的民警们都点了点头，可为首的民警却摇了摇头，眉头依旧紧紧皱着：“不对劲，你仔细看看死者身上的碾压痕迹。如果是女司机不小心撞死人，然后逃逸时撞石墩，那死者身上的碾压痕迹应该是一次性形成的，而且是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小心碾压造成的。可你们看，死者身上的碾压痕迹很规整，不像是慌乱中不小心造成的，反而像是……像是有人故意开车碾压的。” 他顿了顿，又指了指女尸的面部：“还有，死者的面部损毁严重，不像是车祸撞击造成的，更像是被钝器击打造成的。再加上奥拓车上的带血牵引锤，我怀疑，这名女子根本不是被车撞死的，而是被人杀害后，再被车碾压，伪造出车祸死亡的假象，而那辆奥拓车的车祸，很可能也是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起凶杀案。” 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民警们都愣住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起案件就太可怕了，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背后竟然隐藏着一起蓄意谋杀案。 “立刻保护好现场，通知法医过来勘验尸体！”为首的民警沉声下达命令，“另外，再仔细检查一下死者的身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能证明她身份的线索，比如身份证、手机之类的，只有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我们才能进一步展开调查。”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一边保护好女尸现场，一边小心翼翼地检查死者的身上。很快，一名民警在死者外套的口袋里，找到了两样东西，一张身份证，还有一本小小的通讯录。身份证被揉得有点变形，上面沾满了泥土，民警小心翼翼地擦干净，仔细看了起来。 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高华，出生于1970年，住址是温江区柳城镇太平街181号，照片上的高华，留着一头长发，笑容温和，看起来很文静。而那本通讯录，里面记着不少电话号码，大多都标注了姓名，看起来都是高华的亲戚和朋友。 “高华？温江区柳城镇的？”为首的民警看了看身份证，点了点头，“太好了，终于有死者的身份线索了。立刻联系温江区警方，核实高华的身份信息，另外，尽快联系高华的家属，通知他们过来认尸，同时也向他们了解一下高华的情况，看看她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奥拓车车祸现场，民警们也继续进行着勘察，可并没有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那辆红色奥拓车的车主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那个昏迷的女司机，还在双流县人民医院进行急救，暂时无法询问情况。民警们也没工夫一直等她醒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核实死者高华的身份，找到她的家属，了解相关情况，进而展开调查。 那天夜里，双流县交警大队的民警们几乎一夜没合眼。一边是法医对女尸进行勘验，一边是联系温江区警方核实高华的身份，一边是派人在医院守着那个昏迷的女司机，等待她醒来，还有一部分民警，继续在车祸现场和女尸现场进行细致勘察，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夜色渐深，乡村公路上的灯光依旧亮着，民警们的身影在灯光下忙碌着，只为尽快揭开这起案件的真相。 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间，天就亮了。3月16号的清晨，双流县的天气依旧有些微凉，经过一夜的忙碌，民警们的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神色依旧严肃。就在这时，温江区警方传来了消息，核实了高华的身份信息，高华确实是温江区柳城镇太平街181号的居民，今年33岁，平时无固定职业，性格比较内向，身边的朋友不算太多。 与此同时，民警们也联系上了高华的家属。高华的父母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还有一个妹妹，名叫高丽，比高华小两岁，在一家超市上班。接到民警的电话后，高华的父母和妹妹高丽都吓坏了，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向好好的高华，竟然会突然遭遇不测。 挂了电话，高华的父母和高丽来不及多想，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下东西，坐上了前往双流县的车。一路上，高华的母亲哭得撕心裂肺，不停地念叨着高华的名字，高华的父亲则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焦急，而高丽坐在一旁，脸色也很难看，眼神里除了悲伤，还隐约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赶到了双流县公安局。民警们先安抚了他们的情绪，然后带着他们前往停尸间认尸。停尸间里冷冰冰的，寒气刺骨，高华的母亲一走进停尸间，就忍不住浑身发抖，被高华的父亲紧紧扶着。 民警小心翼翼地掀开了覆盖在女尸身上的白布，露出了那具面部损毁严重的尸体。高丽第一个冲了过去，只看了一眼，就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哭喊着：“姐！姐！这是我姐姐高华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啊！姐！” 她一边哭喊，一边想要扑上去抱住尸体，被民警连忙拦住了：“女士，你冷静一点，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请你不要破坏现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勘验。” 高丽挣扎着，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声音嘶哑地喊道：“那是我姐姐啊！你们让我抱抱她！让我抱抱她好不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是谁害了她！” 而高华的父母，在看到尸体的时候，脸色变得更加苍白，高华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高华的父亲则死死地盯着尸体，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犹豫，他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摸尸体的脸，却又停在了半空中，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民警同志……”过了好一会儿，高华的父亲才勉强稳住情绪，声音沙哑地说道，“这……这尸体的衣服，看着确实很熟悉，跟我们家华华平时穿的衣服差不多，还有这身高、体型，也跟华华很像……可是……可是她的脸，我们实在看不清，面目全非了，我们……我们也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华华。” 这话一说出来，民警们都愣住了，高丽也停止了哭喊，转过头，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高华的父亲：“爸！你怎么能这么说！这就是我姐啊！你怎么会不确定呢！你看她的头发，她的衣服，都是我姐的啊！”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像……”高华的父亲叹了口气，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可华华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怎么能随便确认呢？万一……万一认错了，那我们对不起华华，也对不起死者啊！她的脸毁得太严重了，我们真的看不清，不敢确定。” 高华的母亲也停下了哭声，点了点头，哽咽着说道：“是啊，民警同志，我们……我们真的不敢确定，虽然看着很像，但脸看不清，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 一边是妹妹高丽一口咬定死者就是高华，哭得撕心裂肺；一边是父母犹豫不定，不敢确认死者的身份，这截然不同的反应，让民警们心里的疑点越来越多。按理说，至亲之人认尸，就算面部损毁严重，也能通过一些细微的特征辨认出来，可高华的父母却始终不敢确定，而高丽的反应，又显得过于激动，甚至有些反常，她不仅一口咬定死者是高华，还一个劲地追问尸体什么时候能火化，什么时候能出具死亡证明。 “民警同志，我姐都已经死得这么惨了，你们就别再折腾她了，赶紧让她入土为安吧！”高丽拉着民警的手，眼泪不停地往下掉，语气急切地说道，“你们快出具死亡证明，我们好把我姐火化，带回家安葬，好不好？” 民警们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疑惑。一般来说，至亲之人去世，家属都会沉浸在悲痛之中，会希望尽快查明死因，找到凶手，而高丽却迫不及待地想要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高小姐，请你冷静一点。”为首的民警沉声说道，“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定死者的身份，而且这起案件疑点很多，死者的死因也还没有查明，不能随便出具死亡证明，也不能火化尸体，我们需要进一步勘验和调查，还死者一个公道。” “为什么不能？”高丽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不少，“这就是我姐高华啊！你们怎么还不确定？你们是不是故意刁难我们？我姐死得这么惨，你们不让她入土为安，良心过得去吗？” 民警们耐心地安抚着她的情绪，跟她解释，可高丽根本听不进去，依旧一个劲地哭闹，催促着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看着高丽反常的举动，民警们心里的怀疑越来越深，他们更加确定，这起案件绝对不简单，高丽的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 “既然你们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那我们就采取dNA比对的方式，进行最终的身份确认。”为首的民警沉声说道，“我们会提取你们的人体细胞，再提取死者的人体细胞，通过dNA比对，就能确定死者到底是不是高华了。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请你们耐心等待，配合我们的工作。” 高华的父母点了点头，答应了民警的要求，而高丽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勉强答应。随后，民警提取了高华父母和高丽的人体细胞，送去进行dNA鉴定，而高华的家属，则被安排在公安局的休息室里等待结果，民警们也趁机向他们询问高华最近的情况。 “民警同志，我姐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啊？比如，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或者跟谁有矛盾？”高丽率先开口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高华的父亲想了想，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啊，华华这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跟人发生矛盾，也没什么仇人。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好像变得有些奇怪，经常出去，有时候很晚才回来，问她去干什么了，她也不说，只是说有事，而且看起来好像很缺钱的样子，有时候还会跟我们要钱。” “缺钱？”民警心里一动，连忙问道，“她跟你们要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她要钱干什么用吗？” “前后大概要了几万块钱吧。”高华的母亲叹了口气，说道，“我们问她要钱干什么，她也不说，只是说有急用，我们心疼女儿，就给她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她从来不说。” 高丽在一旁连忙补充道：“是啊，民警同志，我姐最近确实好像很缺钱，有时候还会跟我借钱，我也给了她一些。我问她干什么用，她也不肯说，我还以为她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没想到……没想到她竟然会遭遇不测。” 民警们点了点头，把这些信息都记录了下来。高华最近缺钱、行踪诡异、不肯透露去向，这些信息，都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可疑。他们隐隐觉得，高华的死，可能和她最近的反常举动有关，而高丽的反常反应，也让他们不得不怀疑，高丽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也前往了双流县人民医院，想要询问那个昏迷的女司机，了解一下车祸的情况，还有她和死者高华之间的关系。可当他们赶到医院，找到女司机所在的病房时，却发现病房里空荡荡的，那个昏迷的女司机，竟然不见了！ 民警们一下子就慌了，连忙找到医护人员询问情况。医护人员也是一脸疑惑，说道：“我们也不知道啊，昨天夜里把她送过来的时候，她还处于昏迷状态，我们给她做了急救处理，安排了护士值班看护。可是刚才护士查房的时候，发现她不见了，我们也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正准备报警呢。” “怎么会不见了呢？你们怎么看护的？”民警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她身受重伤，还处于昏迷状态，怎么可能自己离开？是不是有人把她接走了？” “我们也不知道啊，值班护士一直守在病房门口，没有离开过，也没有看到有人来接她。”医护人员无奈地说道，“她的伤势确实很重，头部有外伤，还有轻微的脑震荡，按理说，不可能自己醒来离开的，我们也很纳闷。” 民警们立刻对病房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发现病房的窗户是打开的，窗户外面是一片空地，地上有淡淡的脚印，显然，那个女司机，是从窗户跳出去逃走的。“她身受重伤，竟然还能从窗户跳出去逃走，看来，她根本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虚弱，甚至，她的昏迷，都可能是装的！”为首的民警沉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更加确定，这起案件绝对是一起蓄意策划的凶杀案，那个女司机，绝对和这起案件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凶手之一。她逃走了，无疑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立刻封锁医院周边，展开搜索，一定要找到那个女司机！”为首的民警沉声下达命令，“另外，尽快核实那辆红色奥拓车的车主信息，找到车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辆车到底是谁在开，那个女司机，到底是谁。”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一边在医院周边展开搜索，一边查询奥拓车的车主信息。很快，奥拓车的车主信息就查询到了，车主名叫杨艳，是成都市区的一名普通职员，今年32岁，和高华是朋友关系。 民警们立刻联系上了杨艳，让她尽快赶到双流县公安局配合调查。杨艳接到电话后，也很着急，很快就赶到了公安局。当民警们问起那辆红色奥拓车的情况时，杨艳的回答，让民警们心里的疑团又加深了一层。 “民警同志，那辆红色奥拓车确实是我的，但是，3月15号那天，我并没有开车，我把车借给我的朋友高华了。”杨艳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和担忧，“我和高华是很好的朋友，3月14号那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有急事，需要用车，让我把车借给她用几天，我就答应了，把车钥匙给了她。我也不知道她要用车干什么，她也没说。怎么了？民警同志，我的车怎么了？高华她怎么了？” “你的车发生了车祸，撞在了路边的石墩子上，而高华……”民警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高华的事情告诉了她，“我们在车祸现场不远处，发现了一具女尸，身份疑似高华，我们已经联系了高华的家属，正在进行dNA比对，确认死者的身份。而车祸现场的驾驶座上，有一个女司机，身受重伤，但是她今天早上从医院逃走了。” “什么？！”杨艳一下子就惊呆了，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车祸？女尸？高华她……她可能出事了？这怎么可能！我借给她车的时候，她还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个逃走的女司机，是谁啊？是不是害了高华的人？” 杨艳的情绪很激动，不停地追问着，民警们耐心地安抚着她的情绪，又向她询问了一些关于高华的情况。杨艳说，高华最近确实变得有些奇怪，经常跟她抱怨没钱，还说想要快速发财，有时候还会跟她打听一些关于保险的事情，问她有没有买人身意外险，理赔流程是什么样的。 “保险？”民警心里一动，连忙问道，“她具体跟你打听了哪些保险的事情？她有没有说她要买保险？” “她说她想给自己买一份人身意外险，问我哪家保险公司好，理赔快不快，最高能赔多少钱。”杨艳回忆着说道，“我还劝她，买保险要慎重，而且她也没什么钱，没必要买太贵的，可她不听，还说她有办法弄到钱，一定要买一份高额的人身意外险。我也没再多问，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没想到……没想到她竟然会遭遇不测。” 民警们点了点头，把这些信息都记录了下来。高华最近缺钱、想要快速发财、打听人身意外险，这些信息，和之前高华父母所说的情况结合起来，一个可怕的推测，在民警们的心里渐渐形成了，高华会不会是为了骗保，才策划了这起案件？而那个逃走的女司机，会不会就是高华本人？死者，只是一个替身？ 可这个推测，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等待dNA鉴定的结果，找到那个逃走的女司机，还有，进一步调查高华的情况，看看她到底有没有买人身意外险。 另一边，高丽依旧没有放弃催促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她每天都会跑到双流县公安局，找到民警，反复催促，语气越来越急切，有时候还会哭闹不止，甚至指责民警办事效率太低。而且，民警们还发现，高丽在催促火化尸体的同时，还偷偷联系了几家保险公司，咨询人身意外险的理赔事宜，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还刻意隐瞒了一些情况。 “民警同志，dNA鉴定结果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我姐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你们还不让她入土为安，你们到底想怎么样？”3月20号，高丽又一次来到公安局，找到民警，语气激动地说道，“我不管，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必须出具死亡证明，让我把我姐火化！” “高小姐，请你耐心等待，dNA鉴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也在尽快推进，一旦有结果，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民警耐心地跟她解释，“另外，在没有确定死者身份、没有查明死因之前，我们确实不能出具死亡证明，也不能火化尸体，这是规定，也是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请你理解。” “我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高丽大喊道，“这就是我姐高华，我不需要什么dNA鉴定，你们就是故意刁难我！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不让我火化我姐，我就去告你们！我就去上访！” 看着高丽歇斯底里的样子，民警们心里的怀疑越来越深。他们知道，高丽这么急切地想要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又偷偷咨询理赔事宜，绝对不是单纯的想要让高华入土为安，她的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可能，她也参与了这起骗保杀人案，想要尽快火化尸体，销毁证据，然后拿到理赔款。 就在这时，保险公司那边传来了消息。民警们通过调查得知，高华在2002年8月到12月之间，先后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平安保险、泰康人寿保险等4家保险公司，购买了多份人身意外保险，总保额高达150多万元，受益人是高华本人和她的儿子。而且，高华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行为也很反常，多次投保，还刻意隐瞒了自己的收入情况。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高华投保的细节，民警们找到了当时负责给高华办理投保业务的太平洋人寿保险的业务员郭小姐。郭小姐今年二十多岁，从事保险行业已经两年多了，当民警们问起高华投保的情况时，郭小姐回忆了一下，向民警们讲述了当时的详细经过。 “我记得高华女士，她第一次来我们公司投保，是在2002年8月份的时候。”郭小姐说道，“那天，她一个人来的，穿着很普通，看起来也没什么钱，但是她一上来，就问我人身意外险最高能赔多少钱，想要买一份高额的人身意外险。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一般来说，普通人买人身意外险，保额都不会太高，而且她看起来也不像是能承担高额保费的人。” “我就问她，她的职业是什么，收入情况怎么样，因为投保高额人身意外险，需要核实投保人的职业和收入，确保投保人有能力承担保费，也避免出现骗保的情况。”郭小姐继续说道，“可她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一会儿说自己是中介公司的职员，一会儿又说自己在做服装生意，前后回答不一致，收入情况也不肯详细说，只说自己收入不稳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我觉得她的情况有点可疑，就没有答应给她办理高额的投保业务，而是给她推荐了一份保额30万以内的人身意外险，跟她说，根据她的情况，这个保额比较合适，她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办理了投保手续。” “可是没过多久，大概一个多月后，她又来我们公司了，还是想要办理高额的人身意外险，依旧说自己有急事，需要高额的保障。”郭小姐说道，“我又一次核实了她的职业和收入情况，她还是含糊其辞，不肯说实话，我就又一次拒绝了她的高额投保要求，还是把保额控制在了30万以内，她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还是办理了。” “这之后，大概过了半个月，她第三次来到我们公司，依旧坚持要办理高额的人身意外险，语气还很急切。”郭小姐回忆道，“我跟她说，想要办理高额的投保业务，必须出具财产证明，证明她有能力承担保费，也证明她没有骗保的嫌疑。她听了之后，就回去了，过了几天，她又过来了，出示了一张60万的存单，还有她自己的房产证明，以及一套写着她父亲名字的房产证明，说这些都是她的财产，有能力承担高额保费。” “我看了她出示的财产证明，虽然觉得有些可疑，但也没有找到什么问题，就勉强答应了她的投保要求，但还是把保额控制在了50万以内，没有给她办理更高保额的业务。”郭小姐说道，“没想到，到了2002年12月份的时候，她第四次来到我们公司，还是想要办理高额的人身意外险，而且要求保额越高越好。” “我们公司就对她的投保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核查，结果发现，她不仅在我们公司购买了人身意外险，还在平安保险、泰康人寿保险等另外两家保险公司，购买了相同的险种，总保额已经很高了。”郭小姐继续说道，“我们觉得她的行为非常可疑，很可能存在骗保的嫌疑，就拒绝了她的投保要求，并且提醒她，故意骗保是违法行为，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她听了之后，脸色很难看，没说什么，就生气地离开了我们公司。” 郭小姐的这番话，让民警们心里的推测，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高华先后四次在不同的保险公司投保，总保额高达150多万元，而且投保时行为反常，刻意隐瞒收入情况，还出示财产证明想要办理更高保额的业务，被拒绝后还很生气，这一切，都表明她很可能早就预谋好了骗保，想要通过某种方式，骗取这150多万元的理赔款。 而那个逃走的女司机，越来越有可能就是高华本人。她策划了这起“车祸”，杀害了一个和自己身形、样貌相似的女人，把那个女人伪装成自己，伪造出自己车祸身亡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高额的保险理赔款。而她自己，则假装昏迷，被送到医院后，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偷偷逃走，躲藏起来，等待风头过去，再和高丽一起，领取理赔款。 高丽的反常举动，也就能解释得通了。她之所以急切地想要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就是为了销毁证据，避免被民警发现死者不是高华的真相；她之所以偷偷咨询理赔事宜，就是为了尽快拿到理赔款，完成这场骗保阴谋。而且，很可能，高丽从一开始就知道高华的骗保计划，甚至参与其中，帮助高华策划这场阴谋。 就在民警们梳理线索，进一步展开调查的时候，dNA鉴定的结果，终于出来了。这份鉴定报告，彻底揭开了死者的身份谜团，也证实了民警们的推测。 鉴定报告显示，死者的血迹，和红色奥拓车后排座位上的血迹、以及那把带血牵引锤上的血迹，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牵引锤上的血，就是死者的血。但让人震惊的是，死者的dNA，和高华父母、高丽的dNA，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就是说，这具女尸，根本就不是高华！ 除此之外，鉴定报告还显示，红色奥拓车方向盘上的血迹，和高华父母、高丽的dNA，存在血缘关系，也就是说，那个从医院逃走的女司机，很可能就是高华本人！ 拿到鉴定报告的那一刻，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心里的谜团，终于解开了。这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果然是一起蓄意策划的骗保杀人案，死者是一个无辜的替身，而高华，就是这起案件的主谋，她伪造了自己的死亡，想要骗取150多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而高丽，则很可能是她的同伙，帮助她掩盖真相，催促火化尸体、办理理赔。 民警们立刻拿着dNA鉴定报告，找到了高丽。当高丽看到鉴定报告上的结果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之前的嚣张和激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不可能……”高丽颤抖着说道，声音嘶哑，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民警的眼睛，“这……这份鉴定报告是假的！死者就是我姐高华！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高小姐，我们没有搞错，这份dNA鉴定报告，是权威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绝对不会出错。”为首的民警沉声说道，语气严肃，“死者的dNA，和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根本就不是高华，而那个从医院逃走的女司机，才是高华本人！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也不要再隐瞒了，如实交代你的罪行吧！你和高华，到底策划了什么？那个死者，到底是谁？” “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高丽依旧在狡辩，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声音颤抖着，“我真的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姐在哪里，我以为死者就是我姐，我只是想让她入土为安，我没有骗你们，我真的没有！” 民警们早就料到高丽会狡辩，他们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跟她讲道理，给她讲解法律知识，告诉她，故意隐瞒罪行、做伪证，都是违法行为，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如实交代，主动认罪悔罪，才能从轻处罚。 可不管民警们怎么劝说，高丽依旧不肯如实交代，始终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死者就是高华，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看着高丽顽固不化的样子，民警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暂时把她放回休息室，继续对她进行监视，同时，加大对高华的搜索力度，想要尽快找到高华，找到更多的证据，打破高丽的心理防线。 可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1号，双流县公安局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封匿名信是打印出来的，没有署名，也没有寄信地址，信里的内容很简单，大概意思是说，高华是被人绑架谋杀的，希望警方能够尽快侦破案件，抓住凶手，还高华一个公道，信里还模糊地提到了几个所谓的“嫌疑人”，但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没有任何价值。 民警们看完这封匿名信后，都觉得很可疑。他们已经通过dNA鉴定，确定了死者不是高华，高华本人还活着，而且是这起骗保杀人案的主谋，怎么可能会被绑架谋杀？很明显，这封匿名信，是有人故意写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警方的视线，掩盖真相，让警方以为高华真的被绑架谋杀了，从而放弃对高华的搜索，也让高丽的说法，看起来更可信一些。 “这封匿名信，很可能就是高丽写的。”为首的民警沉声说道，“她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了dNA鉴定报告，也知道我们怀疑她和高华串通一气，所以就想出了写匿名信这个办法，故意混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以为高华真的被绑架谋杀了，这样一来，她之前一口咬定死者是高华的说法，就显得更合理，也能拖延时间，给高华争取更多的逃亡机会。” 在场的民警们都点了点头，纷纷赞同这个推测。“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立刻传唤高丽，质问她匿名信的事情？”一名民警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毕竟，高丽的狡猾和顽固，已经让民警们耗费了不少精力，如今找到了匿名信这个突破口，大家都想尽快打破僵局。 为首的民警（大家都习惯叫他王队）摇了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沉稳和笃定：“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是高丽写的，贸然传唤她，只会打草惊蛇，让她更加警惕，甚至可能会和高华断了联系，到时候我们想要找到高华，就更难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她继续伪装下去吗？”另一名年轻民警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甘。这段时间，大家没日没夜地侦查、监视，熬了无数个通宵，就是为了尽快抓住高华，揭开案件的全部真相，给无辜的死者一个公道，可高丽的顽固和高华的隐匿，让案件陷入了停滞。 “当然不能。”王队的语气很坚定，“我们继续对高丽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不光要监视她的行踪，还要监听她的所有电话，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只要她和高华有任何联系，我们就一定能抓住线索。另外，派人去调查这封匿名信的来源，查看周边的打印店，问问有没有人见过高丽去打印过类似的信件，同时排查信件的纸张、墨水，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是！”民警们齐声应道，立刻行动起来。一部分民警继续留在公安局，梳理之前的所有线索，核对高华的投保记录、樊女士（此时还未确认身份）的相关信息，以及匿名信的细节；另一部分民警，则分成两组，一组继续对高丽进行跟踪监视，另一组则前往九江镇、温江区周边的打印店，展开排查工作。 接下来的十多天里，民警们几乎没有休息过，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跟踪监视高丽的民警，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跟在高丽身后，不敢有丝毫懈怠。高丽依旧像往常一样，每天按时去超市上班，下班之后就回家，偶尔会去菜市场买些菜，或者去高华父母家看看，言行举止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既没有异常的行踪，也没有和陌生人员接触，甚至连电话都很少打，偶尔接几个电话，也都是和超市同事、高华父母相关的，语气也很正常，看不出任何破绽。 负责排查匿名信来源的民警，也跑遍了周边所有的打印店，询问了每一位打印店老板和员工，可始终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这封匿名信是用最普通的A4纸打印的，墨水也是最常见的黑色墨水，没有任何特殊的标记，而且打印店的人流量很大，老板和员工也记不清，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打印过类似的信件，更记不清打印人的样貌和身份。 一时间，案件又陷入了僵局。民警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疲惫的神情，连续十多天的高强度工作，加上没有任何新的线索，让大家都有些泄气。有几名年轻的民警，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错了，这封匿名信，会不会真的不是高丽写的？高华，会不会已经逃离了成都，再也找不到了？ 王队看着大家疲惫的样子，心里也很着急，但他知道，越是这个时候，就越不能放弃。他召集了所有参与案件的民警，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给大家打气：“同志们，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熬了很多通宵，也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起案件，性质非常恶劣，高华残忍杀害无辜女子，伪造车祸骗保，高丽协助她掩盖真相，她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们必须抓住她们，还死者一个公道，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高丽现在的平静，很可能只是伪装出来的，她心里一定很慌，也一定会和高华联系，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再细心一点，就一定能找到线索。排查匿名信的工作，也不能放弃，哪怕是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都不能放过。大家再坚持坚持，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王队的话语，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大家的斗志。 民警们纷纷打起精神，重新投入到工作中。跟踪监视的民警，更加细心，哪怕是高丽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个异样的眼神，都会记录下来；排查匿名信的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不仅排查了打印店，还排查了周边的网吧、照相馆等所有可能有打印设备的地方；留在公安局梳理线索的民警，则重新核对了所有的信息，试图找到之前遗漏的细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大家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4月21号下午，负责监听高丽电话的民警，突然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高丽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这个号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是一个临时购买的匿名手机号，没有任何身份登记信息。 民警们立刻集中精神，仔细监听着电话内容。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女人微弱的声音，声音压得很低，听起来很沙哑，还带着一丝疲惫和警惕，隐约能听出，这是一个三十多岁女人的声音。“喂，丽儿，是我。” 高丽听到这个声音，原本平静的神情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她连忙走到超市的储物间，关上房门，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和慌乱：“姐？是你吗？你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事？警察有没有找到你？” 听到这里，监听的民警们都精神一振，心里一阵激动，这个女人，果然是高华！她还活着，而且和高丽一直保持着联系！王队立刻下达命令，让跟踪监视高丽的民警，密切关注高丽的一举一动，一旦她离开超市，就立刻跟上，同时定位这个匿名手机号的位置，争取一举抓获高华。 电话那头的高华，沉默了几秒钟，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和焦急：“我没事，警察没有找到我，我现在躲在龙泉驿区的一个出租屋里，很安全。但是我身上的钱快用完了，伤势也还没好，需要钱买药、买吃的，你赶紧给我准备一万块钱，送到龙泉驿区的一个废弃工厂门口，晚上八点，我在那里等你，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不能告诉任何人，也不能被警察发现，否则，我们两个人都完了！” “好！好！姐，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给你准备钱，晚上八点，我一定准时到，就我一个人，不会被警察发现的，你放心！”高丽连忙答应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慌张，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挂了电话之后，高丽又在储物间里待了几分钟，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慢慢走了出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继续上班，但她的眼神，却始终有些飘忽不定，时不时地看向窗外，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监听结束后，民警们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抓捕计划。“高华现在躲在龙泉驿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但具体位置还不确定，不过她和高丽约定，晚上八点在龙泉驿区的一个废弃工厂门口见面，高丽会给她送一万块钱，这是我们抓捕她们的最好机会！”王队沉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 “我们分成两组，一组跟着高丽，她去取钱、送钱，我们就悄悄跟着她，不要打草惊蛇，等到她和高华见面的时候，再立刻行动，一举抓获她们两个人；另一组，立刻前往龙泉驿区，根据匿名手机号的大致定位，排查周边的废弃工厂，确定她们见面的具体地点，提前埋伏好，做好抓捕准备。” “另外，提醒所有参与抓捕的民警，高华非常狡猾，而且手上很可能还带有凶器，下手狠毒，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安全，不要轻易惊动她，确保抓捕工作万无一失！”王队反复叮嘱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毕竟，高华是一个杀害了无辜女子的凶手，为了自保，她很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是！”民警们齐声应道，立刻按照王队的部署，行动起来。跟踪高丽的民警，悄悄跟在高丽身后，密切关注着她的行踪；前往龙泉驿区的民警，则立刻驱车赶往目的地，根据定位，排查周边的废弃工厂，寻找她们见面的具体地点。 下午五点多，高丽提前下班，离开了超市。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附近的银行，取了一万块钱，然后又去了一家药店，买了一些感冒药和外伤药，显然，高华的伤势还没有好，而且可能还感冒了。取完钱、买完药之后，高丽又打车回了一趟家，换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戴上了帽子和口罩，尽量掩盖自己的样貌，然后才打车，朝着龙泉驿区的方向驶去。 跟踪高丽的民警，立刻开车跟了上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敢靠得太近，生怕被高丽发现。一路上，高丽显得格外警惕，时不时地从车窗里探出头，查看身后的情况，还换了好几次车道，试图确认自己有没有被跟踪。但民警们早有准备，始终小心翼翼地跟在她身后，巧妙地避开了她的视线，没有被她发现。 与此同时，前往龙泉驿区的民警，也已经排查了周边的好几家废弃工厂，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了高华和高丽约定见面的废弃工厂。这家废弃工厂，已经荒废了很多年，厂房破旧不堪，周围长满了杂草，很少有人来往，非常隐蔽，确实是一个适合秘密见面的地方。 民警们立刻在废弃工厂周边埋伏好，有的躲在杂草丛里，有的躲在破旧的厂房里，手里拿着手铐和警棍，密切关注着工厂门口的动静，做好了抓捕准备。王队亲自坐镇现场，指挥着抓捕工作，眼神紧紧地盯着工厂门口，神情严肃，大气都不敢喘，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间，就到了晚上七点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幕笼罩着整个废弃工厂，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杂草的沙沙声，显得格外阴森恐怖。埋伏在周边的民警，依旧一动不动，眼神紧紧地盯着工厂门口，耐心地等待着高华和高丽的出现。 晚上七点五十分左右，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在了废弃工厂门口，高丽从车上走了下来。她依旧戴着帽子和口罩，左右看了看，确认四周没有人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废弃工厂，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给高华准备的一万块钱和药品。 民警们屏住呼吸，没有立刻行动，而是继续等待着高华的出现。大概过了五分钟，一个穿着黑色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女人，从废弃工厂的破旧厂房里走了出来。这个女人，脸上带着一道明显的疤痕，脸色苍白，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和疲惫，走路的时候，脚步有些蹒跚，显然，她的伤势还没有好，正是民警们苦苦寻找的高华！ 高华左右看了看，确认四周没有异常之后，才朝着高丽的方向走了过去，压低声音说道：“丽儿，钱带来了吗？药品呢？” “姐，钱带来了，药品也带来了，都在这包里。”高丽连忙把黑色塑料袋递了过去，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姐，你赶紧拿着钱，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警察现在还在找你，你千万不要轻易露面，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太危险了。” 高华接过黑色塑料袋，打开看了看，确认钱和药品都在之后，才松了一口气，眼神里带着一丝贪婪和庆幸：“放心吧，我知道，等我伤势好了，我就立刻离开成都，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就能拿到那150多万的理赔款，再也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就在这时，王队猛地大喊一声：“不许动！警察！双手抱头，蹲下！” 埋伏在周边的民警们，立刻从杂草丛和破旧厂房里冲了出来，快速包围了高华和高丽，手里拿着手铐和警棍，眼神严肃地盯着她们，防止她们反抗。 高华和高丽听到民警的喊声，瞬间脸色惨白，吓得浑身发抖，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高华下意识地想要逃跑，却被身边的民警一把抓住，死死地按在了地上；高丽则吓得浑身僵硬，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不停地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我没有罪，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姐逼我的……” 民警们动作迅速，拿出手铐，分别将高华和高丽铐了起来，然后缓缓地将她们扶了起来。高华挣扎着，眼神里带着一丝凶狠和不甘，大喊道：“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有罪！你们放开我！” “高华，你还敢说你没有罪？”王队走到高华面前，语气严肃地说道，“你蓄意策划骗保，残忍杀害无辜女子樊某，伪造车祸现场，伪造自己的死亡，试图骗取150多万元的保险理赔款；高丽，你协助高华掩盖罪行，故意做伪证，催促火化尸体，试图销毁证据，还写匿名信混淆警方视线，你们两个人的罪行，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听到“樊某”两个字，高华的身体猛地一震，眼神里的凶狠，瞬间被恐惧取代，挣扎的力度也小了很多，但她依旧不肯认罪，嘴里还在狡辩：“我没有，我没有杀人，那个女人不是我杀的，车祸也是意外，我没有骗保，你们冤枉我！” 高丽蹲在地上，听到王队的话，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声音嘶哑地说道：“民警同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是故意的，都是我姐逼我的，是她让我帮她掩盖真相，让我催促火化尸体，让我写匿名信的，我不敢不帮她，我害怕她杀了我……” 民警们没有理会她们的狡辩和哭诉，将她们带上了警车，然后对废弃工厂周边进行了细致的勘察，在破旧厂房里，找到了高华逃亡期间使用的衣物、药品，还有一把带有微弱血迹的水果刀，经过后续鉴定，这把水果刀上的血迹，正是死者樊女士的血迹，也是高华杀害樊女士时使用的凶器之一。 警车鸣着警笛，飞快地朝着双流县公安局的方向驶去。车厢里，高华和高丽低着头，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甘。她们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了，等待她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那150多万的理赔款，不仅没有让她们实现“快速发财”的梦想，反而将她们推向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回到双流县公安局之后，民警们立刻对高华和高丽进行了审讯。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压抑，王队和几名民警，坐在高华和高丽的对面，眼神严肃地盯着她们，试图让她们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可没想到，高华依旧顽固不化，不仅不肯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还想出了一个荒唐的招数，试图蒙混过关。第一次审讯的时候，高华看着面前的民警，突然开口说道：“我不是高华，我是高丽，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公安局来？你们抓错人了！” 这番话，让在场的民警们都愣住了，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大家面面相觑，心里都很纳闷，眼前这个女人，明明就是高华，她怎么会说自己是高丽？而且，高丽就在旁边的审讯室里，被民警看着，她这明显是在使诈，想要混淆民警的视线，蒙混过关。 王队皱了皱眉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屑和愤怒，沉声说道：“高华，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也不要再耍这种荒唐的把戏了，我们已经通过dNA鉴定，确认了你的身份，你就是高华，不是高丽！高丽就在旁边的审讯室里，我们已经把她抓获了，你以为你这样狡辩，就能蒙混过关吗？不可能！” 高华听到王队的话，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依旧一口咬定：“我不是高华，我是高丽，你们抓错人了，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是高华！” 民警们看着高华顽固不化的样子，都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暂时停止审讯，先去审讯高丽，试图从高丽口中突破，找到更多的证据，打破高华的心理防线。 在另一边的审讯室里，高丽已经彻底崩溃了，面对民警的询问，她再也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和高华的犯罪事实。高丽说，高华早在2002年年初，就开始预谋骗保了，那时候，高华好吃懒做，不愿意上班，整天游手好闲，却又一心想要快速发财，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过得比自己好，心里就充满了嫉妒和怨恨，仇富心理越来越严重。 “我姐她，从小就好吃懒做，不愿意干活，整天就想着不劳而获，快速发财。”高丽一边哭，一边说道，“她看到身边的人，有的上班挣钱，有的做生意发财，心里就特别不平衡，经常跟我抱怨，说凭什么别人那么有钱，凭什么自己就这么穷，还说她不想再辛苦，想要走捷径，实现‘弯路超车’。” 后来，高华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电影里有骗保的情节，就一下子动了心，心里琢磨着，自己也可以通过骗保的方式，快速发财，骗取高额的保险理赔款，从此过上好日子。从那以后，高华就开始精心策划骗保计划，她查阅了很多关于人身意外险的资料，咨询了很多保险公司，了解了理赔流程和相关规定，然后就开始一步步实施自己的计划。 2002年8月，高华第一次去太平洋人寿保险投保，想要办理高额的人身意外险，但因为她无法提供真实的职业和收入证明，被业务员郭小姐拒绝了高额投保，只给她办理了保额30万以内的人身意外险。但高华并没有放弃，她先后四次在不同的保险公司投保，想方设法地提高保额，还伪造了财产证明，试图办理更高保额的业务，最终，在四家保险公司，购买了总保额高达150多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是她自己和她的儿子。 “我姐她，为了骗保，真的是不择手段。”高丽哽咽着说道，“她伪造财产证明，隐瞒自己的收入情况，多次去保险公司投保，被拒绝之后，还特别生气，跟我说，一定要拿到那150多万的理赔款，哪怕是做违法的事情，也在所不惜。我当时就劝她，不要这样做，骗保是违法的，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她根本不听，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帮她，她就杀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害怕，只能答应帮她。” 投保之后，高华就开始寻找替身，想要找一个和自己身形、样貌相似的女人，杀害她之后，伪造出自己车祸身亡的假象，从而骗取保险理赔款。她在成都市区、温江区、双流县周边，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直到2003年3月10号，她在双流县的一个劳务市场，遇到了来自外地的樊女士。 樊女士当时刚从农村来成都打工，没有文化，也没有熟人，身材、样貌都和高华非常相似，而且性格比较老实、单纯，容易被骗。高华看到樊女士之后，心里一阵窃喜，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替身，当即就上前，假装好心，邀请樊女士去自己家里做保姆，给她开高额的工资，还承诺，会好好照顾她，樊女士因为刚到成都，没有工作，又急需用钱，就答应了高华的邀请，跟着高华回了家。 “我姐把樊女士带回家之后，一开始对她很好，给她买衣服、买吃的，还跟她以姐妹相称，一口一个‘樊姐’，把樊女士哄得团团转，樊女士真的把她当成了亲人，对她毫无防备。”高丽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愧疚，“可我知道，我姐这都是装的，她只是想让樊女士放松警惕，方便后续下手。” 3月11号，也就是樊女士去高华家做保姆的第二天，高华就以“姐妹同心”为由，带着樊女士去了一家美容院，让樊女士做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发型，还染成了和自己一样的颜色。之后，高华又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樊女士，让樊女士每天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模仿自己的言行举止，樊女士因为单纯，没有多想，就按照高华的要求做了。 接下来的几天，高华一边假装对樊女士很好，一边暗中观察樊女士的言行举止，模仿自己的程度，同时，也在策划着杀害樊女士的计划，准备好的牵引锤、水果刀等凶器，还偷偷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讯录，藏在了樊女士的包里，为后续伪造身份做准备。 “我姐跟我说，等到她把樊女士训练得和自己一模一样，就找机会，把她带到偏僻的地方，杀害她，然后伪造车祸现场，把她伪装成自己，之后，她再假装昏迷，被送到医院，然后趁机逃走，等到风头过去，我们就一起去保险公司，领取理赔款。”高丽说道，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当时真的很害怕，可我不敢反抗，只能按照她的要求，配合她，帮她隐瞒计划，帮她准备凶器。” 3月15号晚上，高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假装要搬东西，骗樊女士上了自己借来的红色奥拓轿车，然后开车，带着樊女士，朝着双流县九江镇的偏僻乡村公路驶去。一路上，高华都很少说话，眼神里带着一丝凶狠和紧张，樊女士因为单纯，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还以为高华真的是要带她去搬东西，一路上，还和高华有说有笑。 晚上十点多，高华开车，把樊女士带到了九江镇铁门村的乡村公路上，这里非常偏僻，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周围一片寂静，正是高华早就选定的作案地点。高华猛地一脚刹车，停下了车，假装无奈地说道：“樊姐，不好意思，车好像出了一点小问题，需要修一下，我们下车看看吧。” 樊女士没有多想，就点了点头，打开车门，走了下去。就在樊女士弯腰，准备查看车辆情况的时候，高华突然从汽车的储物格里，拿出了准备好的牵引锤，朝着樊女士的头部、脸部，猛地砸了过去。樊女士来不及反应，闷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挣扎了几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当场死亡。 “我姐杀害樊女士之后，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第一次杀人，也很害怕，但她为了拿到理赔款，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高丽说道，声音颤抖着，“她把樊女士的尸体，拖到了公路旁边的草丛里，又担心樊女士没有死透，就开车，倒车，故意碾压在樊女士的身上，伪造出樊女士被车撞死的假象。之后，她又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讯录，塞进了樊女士的外套口袋里，仔细整理了现场，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做完这一切之后，高华就准备逃离现场，可她因为第一次杀人，过于紧张，加上心里害怕，开车的时候，心神不宁，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石墩子，自己也因为撞击，头部受伤，当场昏迷了过去。这一幕，正好被晚上打完麻将，路过这里的李跃民看到，李跃民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民警和救护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把高华送到了双流县人民医院进行急救。 3月16号早上，高华在医院里醒了过来，一醒来，就想起了自己杀害樊女士、伪造车祸现场的事情，心里一阵恐慌，害怕自己被民警发现，就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偷偷从医院的窗户跳了出去，逃离了医院。因为头部受伤比较严重，高华不敢去正规的医院医治，就用一个假名字，去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住院治疗了几天。 住院期间，高华一直很警惕，害怕被民警发现，每天都躲在病房里，不敢出门，就连吃饭，都是让护士送到病房里。住了几天之后，她觉得医院太危险，就偷偷离开了医院，躲到了龙泉驿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一边养伤，一边和高丽保持联系，让高丽帮她打听警方的侦查进度，还让高丽催促民警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同时，让高丽咨询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为后续领取理赔款做准备。 “我按照我姐的要求，每天都去公安局，催促民警火化尸体、出具死亡证明，还偷偷联系了几家保险公司，咨询理赔事宜，假装自己是受害者家属，急于拿到理赔款，掩盖真相。”高丽说道，“后来，民警拿出dNA鉴定报告，告诉我，死者不是我姐，我姐还活着，我当时就慌了，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就按照我姐之前教我的方法，写了一封匿名信，打印出来，寄到了公安局，故意说我姐被绑架谋杀了，混淆警方的视线，让警方以为我姐真的死了，从而放弃对她的搜索。” 之后的十多天里，高丽一直按照高华的要求，假装平静，正常上班、生活，暗中给高华送钱、送药品，和高华保持着秘密联系，直到4月21号，高华给她打电话，让她送一万块钱到龙泉驿区的废弃工厂，她按照高华的要求，送钱过去，结果被民警当场抓获。 高丽交代完所有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们立刻拿着高丽的供词，再次来到审讯室，审讯高华。这一次，面对高丽的供词，面对民警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带血的牵引锤、水果刀、dNA鉴定报告、高华的投保记录、郭小姐的证词、李跃民的证词，还有废弃工厂里找到的衣物、药品等，高华再也无法狡辩，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在审讯室里，沉默了整整六个小时之后，高华终于抬起头，脸色苍白，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缓缓地开口，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犯罪事实，和高丽交代的内容，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出入。 高华说，她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因为自己的仇富心理，因为想要快速发财，想要不劳而获，才会想出骗保杀人的荒唐念头，才会残忍地杀害无辜的樊女士，才会把自己和妹妹高丽，推向犯罪的深渊。 “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高华哭着说道，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不该那么贪婪，不该那么懒惰，不该仇富，不该杀害无辜的樊女士，她那么老实、那么单纯，我却残忍地结束了她的生命，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的家人，也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对不起我的儿子。我知道，我错了，错得离谱，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只求能给樊女士的家人，一个交代。” 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高华的悔恨，来得太晚了。她残忍地杀害了无辜的樊女士，剥夺了樊女士的生命，破坏了樊女士的家庭，她的罪行，令人发指，不可饶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民警们根据高华和高丽的供词，找到了樊女士的家人，将樊女士被杀害的真相，告诉了她们。樊女士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悲痛欲绝，哭着说道：“我们家樊樊，那么老实、那么善良，她只是来成都打工，想要挣点钱，补贴家用，没想到，竟然会遭遇这样的不幸，被那个恶毒的女人杀害，我们一定要让她血债血偿！” 民警们安抚了樊女士家人的情绪，承诺一定会依法严惩高华和高丽，还樊女士一个公道，给她们家人一个交代。之后，民警们又对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收集了更多的证据，确保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确保高华和高丽，受到应有的惩罚。 经过几个月的侦查和审理，案件终于有了结果。2003年5月27号，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包庇罪，将高华、高丽两个人批准逮捕，依法对她们提起公诉。 在法庭上，高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高丽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辩称自己是被高华威胁，才被迫协助高华掩盖罪行，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法庭经过审理认为，高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蓄意策划骗保，残忍杀害无辜女子樊某，伪造车祸现场，伪造自己的死亡，试图骗取高额保险理赔款，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高丽明知高华实施了故意杀人、骗保的犯罪行为，仍协助高华掩盖罪行，故意做伪证，写匿名信混淆警方视线，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依法应予惩处。 考虑到高丽是被高华威胁，被迫参与犯罪，且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认罪悔罪，有坦白情节，法庭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而高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没有任何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法不予从轻处罚。 最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高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高丽，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高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高华的上诉，维持原判。 第212章 他亲手把儿子绑成团，推下了江。村民：不意外。 广西龙安县，榕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自北向南蜿蜒穿过全境。这条河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千百年来滋养着两岸的村庄与田野。2013年的春天，雨水格外丰沛，连绵数日的春雨将榕江灌得满满当当，江水浑黄湍急，拍打着长满青苔的河岸石阶。 4月3日，持续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歇，久违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湿漉漉的大地上。正值清明前夕，空气中还残留着雨水的清新气息，榕江水面泛着粼粼波光。 中午1时许，雅士村的老渔民黄伯撑着他那艘用了十几年的小木船，缓缓划向江心。他要去收前一天布下的渔网，这场春雨应该让江里的鱼活跃了不少。黄伯今年六十二岁，在榕江上打鱼已经四十多年，对这条河的每一处漩涡、每一片浅滩都了如指掌。 渔网比预想的要沉。黄伯费力地拉起网绳，心里正盘算着今天能有多少收获，眼角余光却瞥见上游漂来一团异物。那东西随着江水起伏，时隐时现，看上去像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又是哪个缺德的往江里扔垃圾。”黄伯嘟囔着，将渔网固定在船边，划桨向那团漂浮物靠近。 距离渐渐拉近，黄伯眯起眼睛仔细打量。那东西的颜色深暗，表面似乎有什么纹路……突然，他心脏猛地一紧，那纹路，怎么越看越像是一件衣服的褶皱？再近些，编织袋的一角破损，露出里面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黄伯手中的船桨停了。他屏住呼吸，盯着那团东西随波起伏的节奏。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脑海：那形状，那轮廓，分明是个人形！ 他的手开始发抖，差点没握住船桨。定了定神，黄伯颤抖着从裤兜里掏出那部老式诺基亚手机，这是儿子去年给他买的，说是有急事方便联系——按下三个数字：1-1-0。 “喂，公安局吗？榕江……榕江里好像有死人……” 龙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时，副队长李正刚吃完午饭。听到“浮尸”两个字，他立刻放下手中的茶杯，召集人手赶往现场。 警车沿着榕江边的土路颠簸前行，李正望着窗外奔流的江水，眉头紧锁。龙安县民风淳朴，治安一向不错，已经好几年没出过命案了。如果真的发现尸体，恐怕不是简单的溺水事件。 现场已经围了不少村民。黄伯的小船靠在岸边，他蹲在船头，脸色发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到警察到来，村民们自动让开一条路。 “在哪儿？”李正问。 黄伯指向江心：“漂下去了，大概往那个方向。” 李正立即指挥两名年轻干警乘摩托艇沿江搜寻，同时让技术科的小王准备好打捞工具。春天的榕江水依然寒冷，打捞工作并不轻松。二十分钟后，下游约五百米处，摩托艇上的民警发现了目标。 那确实是一具被包裹在编织袋里的尸体。打捞上岸后，李正蹲下身仔细查看：编织袋是常见的化肥袋，已经破损严重；尸体被麻绳捆绑，呈现出一种极不自然的蜷曲姿态，像是被人故意折叠起来。 “拍完照再解开。”李正对法医老陈说。 老陈点点头，手里的相机咔嚓作响。编织袋被小心剪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弥漫开来。围观的村民纷纷掩鼻后退。 尸体为男性，身材中等，衣着朴素：上身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袖工装，下身是条膝盖处打着补丁的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垢的解放鞋。从穿着看，像是个干农活的。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尸体的头部，颅骨大面积缺损，面部几乎无法辨认。老陈初步检查后低声对李正说：“致命伤应该在头部，被钝器反复击打。死亡时间……至少两个月了。” 李正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尸体被捆绑、折叠，这显然是为了方便运输；抛尸江中，是希望水流将证据带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抛尸案。 “仔细检查尸体上的物品。”李正命令道。 干警们小心翼翼地将死者衣物一件件取下检查。在脱到最后一件，一条洗得变形的灰色内裤时，小王突然喊道：“李队，有东西！” 内裤内侧缝着一个小口袋，不仔细摸根本发现不了。小王用镊子从里面夹出一张照片，一张三寸的彩色合影，边角已经磨损，但图像依然清晰：一对穿着大红礼服的男女，背景是某家照相馆粗糙的布景。这是一张结婚照。 照片上的男人约莫三十多岁，方脸，浓眉，笑得有些拘谨；女人看上去年轻些，圆脸，扎着马尾，笑容腼腆。两人肩并肩站着，中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这男的是死者吗？”李正拿着照片，对比着地上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摇了摇头，根本无法辨认。 “查！查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李正将照片交给技术科，“先做清晰化处理，然后复印，发到各个乡镇派出所。” 榕江两岸散布着上百个自然村，如果盲目排查，无异于大海捞针。李正召集专案组开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尸体是从哪里漂来的？ “榕江主干流从北向南，但在发现尸体上游20公里处，有一条支流叫浪西江，自东向西汇入榕江。”老民警杨建国摊开地图，用红笔圈出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如果尸体是从主干流漂下来的，按照水流方向和惯性，应该会漂到河西岸。但实际发现尸体的地点在河东岸。” 李正眼睛一亮：“所以尸体很可能是从浪西江漂下来的？” “我和几个老渔民聊过，他们都这么说。”杨建国点头，“浪西江水流较缓，在汇入榕江时会产生一个向东的推力，把漂浮物推到东岸。” 这个判断大大缩小了侦查范围。浪西江沿岸只有十来个村庄，排查工作量减少了八成以上。 4月5日，清明节，天空又飘起了细雨。李正带着一组民警，沿浪西江逆流而上，开始了走访。他们拿着那张结婚照的复印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问。 头两天毫无收获。村民们看着照片，大都摇头说不认识。直到4月7日下午，民警们来到浪西江上游的雅士村。 这是个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依山傍水，大部分村民以种植金桔为生。时值春季，山上的金桔树开满了白色的小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 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前，几个老人正围坐着下棋。李正走上前，拿出照片：“老人家，请问你们见过这两个人吗？” 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人接过照片，眯着眼看了半晌，突然“咦”了一声：“这……这不是赵家大谋吗？” 旁边另一个老人凑过来看：“还真是赵大谋！旁边这女的……是他媳妇郭凤娇吧？有好些年没见了。” 赵大谋？郭凤娇？李正精神一振：“老人家，你们认识他们？他们是这个村的人吗？” “是啊，赵大谋就是咱雅士村的。”戴老花镜的老人说，“不过他好像出去打工了，年前还见着，年后就没影了。” “他媳妇郭凤娇呢？” “跑了！”一个嗑瓜子的老太太插嘴，“两年前就走了，说是出去打工，再也没回来。留下个孩子，可怜哟……” 李正迅速记下这些信息：“赵大谋家在哪里？他父母在吗？” 老人们指向村子东头：“就那边，青砖房那家。他爹赵嘉怡应该在家，他妈袁淑秀身体不好，不怎么出门。” 赵家的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青砖瓦房，三开间，带个小院。院墙有些斑驳，墙角长着青苔。李正敲响木门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开了门。 老人身材瘦小，背微驼，脸上皱纹深刻，眼神有些浑浊。他就是赵嘉怡。 “你们是……”老人疑惑地看着门外的警察。 李正出示证件：“我们是县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下您儿子赵大谋的情况。” 赵嘉怡的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情绪，他侧身让开：“进来吧。” 院子里收拾得还算整洁，左侧有个露天灶台，右侧晾着几件衣服。堂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已经泛黄的山水画和几张奖状，都是“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之类，署名是“赵大帅”，应该是赵家小儿子。 “赵大谋在家吗？”李正开门见山。 “不在。”赵嘉怡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他年前就出去打工了。” “具体什么时候走的？” “1月26号。” “去哪打工了？” “没说，就说出去找活儿。” 李正注意到，赵嘉怡回答问题时不看他的眼睛，目光总盯着地面，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腿，这是紧张的表现。 “他媳妇郭凤娇呢？” “走了两年了，不知道去哪了。”赵嘉怡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不自然。 “你们最近一次联系赵大谋是什么时候？” “没有联系，他没手机。” 李正又问了些其他问题，赵嘉怡的回答都很简短，滴水不漏。但当李正提到“我们在榕江发现一具尸体，可能是赵大谋”时，老人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 “不……不可能吧。”赵嘉怡的声音有些发干，“大谋是出去打工了。” 李正没有多说，只是采集了赵嘉怡和他妻子袁淑秀的dNA样本。袁淑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说是心脏病犯了。看到警察，她只是虚弱地点点头，没说话。 离开赵家时，李正回头看了一眼。赵嘉怡站在门口，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久久没有动。 dNA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技术科的小王拿着报告冲进李正办公室：“李队，匹配上了！死者就是赵大谋！” 虽然早有预感，但确认的那一刻，李正心里还是一沉。他立即带队再次前往雅士村。 这次，他们直接去了村委会，召集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了解情况。关于赵大谋，村民们的说法出奇地一致： “大谋啊……脾气古怪，不爱跟人打交道。” “独来独往的，见了面也不打招呼。” “跟家里人关系也不好，经常听见他们家吵架。” “种金桔的，但不好好干活，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他媳妇就是受不了他才跑的，留下个孩子，才五岁。” 一个村民悄悄告诉李正：“赵大谋跟他爹妈矛盾可深了，经常为钱吵架。有次村里有人来买木材，赵大谋非要分一半钱，买主都看不下去了。” “他弟弟赵大帅呢？关系怎么样？” “更差！”村民摇头，“赵大帅结婚时，赵大谋大闹婚宴，差点把婚事搅黄了。还砸了赵大帅的摩托车和新房玻璃。” 正说着，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村委会。他看上去三十出头，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村干部介绍：“这就是赵大帅，在镇卫生院当医生。” 赵大帅听说哥哥可能遇害，显得很震惊：“怎么可能？他不是出去打工了吗？” “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dNA比对确认是赵大谋。”李正盯着他，“你知道你哥哥可能和谁结仇吗？” 赵大帅苦笑：“李警官，不瞒你说，我哥那人……跟谁都处不好。但要说到深仇大恨，应该不至于。他就是脾气坏，好吃懒做，爱占小便宜，但杀人放火的事，他干不出来——也没那个胆子。” “你们兄弟关系不好？” “不好。”赵大帅直言不讳，“他曾经在我结婚时大闹，还砸了我的东西。但要说我因此杀他……不可能。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怎么可能杀人？” 李正询问了赵大谋遇害时间段赵大帅的行踪，他拿出值班记录：1月25日至2月5日，他都在卫生院值班，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线索似乎断了。不是仇杀，赵大谋没跟外人结那么大的仇；不是情杀，妻子两年前就走了；不是财杀，一个年收入几千块的果农，身上能有多少钱？ 李正的目光重新投向赵家。如果外人都没有作案动机，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家庭内部矛盾。 4月10日，李正第三次来到赵家。这次，他带着技术科的全面勘察组。 “我们要对您家进行详细检查，希望您配合。”李正对赵嘉怡说。 老人的脸色有些发白，但还是点了点头：“查吧。” 勘察从院子开始。露天灶台旁堆着柴火，灶台表面是水泥抹的，已经熏得发黑。小王蹲在灶台边，用强光手电一寸一寸地照。突然，他停住了。 “李队，这里有发现。” 灶台旁有一个矮木凳，凳面有三处极小的深色斑点，每个只有针尖大小，呈喷溅状分布。小王用棉签轻轻擦拭，棉签头染上淡淡的褐色。 “可能是血迹，带回去化验。”李正说。 就在小王提取样本时，李正注意到赵嘉怡一直站在堂屋门口，眼睛紧紧盯着他们的动作，双手背在身后，手指不停地搓着。 “赵叔，您这麻绳挺多的。”李正指着墙角堆放的一捆麻绳，和捆绑尸体的麻绳是同一类型。 “农村嘛，家家都有。”赵嘉怡的声音有些发紧。 李正又注意到院子里有一辆独轮车，木制的，车斗里还沾着干涸的泥巴。他脑海里浮现出画面：夜晚，一个人推着独轮车，车上绑着一具折叠的尸体，悄悄走向河边…… “赵大谋失踪后，您为什么没有报警？”李正突然问。 赵嘉怡愣了一下：“我……我以为他打工去了。” “儿子两个月没消息，也不联系家里，您不担心？” “他以前也这样，一出去就半年不联系。” 李正不再追问。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血迹的化验结果第二天就出来了：三处微小斑点都是人血，dNA与赵大谋匹配。更重要的是，血迹的喷溅形态表明，这应该是在击打过程中形成的，赵大谋很可能就是在这个灶台边遇害的。 就在李正准备传唤赵嘉怡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出现了。 4月12日上午，雅士村一个猪肉摊主主动来到派出所。他叫阿贵，在村里卖了十几年猪肉。 “警察同志，我听说赵大谋死了？”阿贵神情紧张。 “是的，你有什么线索吗？” 阿贵咽了口唾沫：“年前，大概是腊月二十八吧，赵大谋给我打过电话，说要订点猪肉做腊肉。我还问他今年怎么做这么晚，他说前几天忙，没顾上。” 李正心中一动：“腊月二十八？你确定？” “确定！我手机上有通话记录。”阿贵掏出手机，翻出记录：1月29日，下午5点47分，来电显示“赵大谋”。 这个时间点太关键了。赵嘉怡说赵大谋是1月26日外出打工的，但如果1月29日他还在打电话订猪肉，显然没有外出计划。 李正立即派人核实。又有几个村民反映，腊月二十八、二十九那两天，见过赵大谋在村里活动。也就是说，赵嘉怡对儿子“外出打工”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为什么要撒谎？除非他知道赵大谋已经死了，并且想掩盖这个事实。 4月13日上午，赵嘉怡被传唤到县公安局。 审讯室里，老人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一言不发。李正没有急着问话，只是将几张照片推到他面前：灶台边的血迹化验报告、浪西江抛尸现场照片、捆绑尸体的麻绳特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终于，赵嘉怡抬起头，眼圈发红：“是我……是我干的。” 他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李正没有打断，示意他继续说。 “1月29号，腊月二十八，下午6点多。”赵嘉怡的声音开始颤抖，“大谋从地里回来，我们……又吵起来了。” “为什么吵？” “村里有个算命先生说，大谋这几年不顺，是因为家里风水有问题。我就想请人来做个法事。大谋知道了，说我装神弄鬼，想害他妻离子散……他说郭凤娇就是被我逼走的。” 赵嘉怡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黄昏：“他骂得很难听，骂我老不死，骂我偏心，说我所有的钱都给大帅了……这些年，他一直是这么骂的。” “后来呢？” “后来他去灶台边洗头。天快黑了，院子里就我们俩……还有小孙子在屋里看电视。”赵嘉怡的呼吸急促起来，“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些年，他骂我，打我老伴，抢我们钱，还说要烧房子……我受够了，真的受够了。” 他睁开眼睛，泪水顺着皱纹流下来：“我把他孙子支开，让他进屋去。然后……我抄起灶台边的木棍，走到大谋身后。他弯着腰洗头，没看见我。我……我举起棍子，打了下去。” 审讯室里一片寂静。李正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老人，很难想象他会有那样的力气和决心。 “打了几下？” “三四下……记不清了。他倒在地上，血……喷得到处都是。”赵嘉怡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看着他不动了，知道……他死了。” “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赵嘉怡苦笑，“报警我能怎么说？说我杀了我儿子？再说了，大谋死了，对我们全家……也许是个解脱。” 李正沉默。他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绝望。 “尸体怎么处理的？” “我想背到山上埋了，但背不动。后来就想，扔河里吧，让水冲走，干干净净。”赵嘉怡抹了把脸，“晚上10点多，等孙子睡着了，我用麻绳把他捆起来，捆成一小团，放到独轮车上，推到浪西江边……推下去了。” “那些血迹，你没清理干净。” “我以为那么小的点，没人会发现。”赵嘉怡长叹一声，“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该做饭做饭，该睡觉睡觉，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第二天，还去买了阿贵的猪肉——大谋订的，不能浪费。” 他抬起头，看着李正：“同志，我没退路了。从拿起棍子那一刻，我就没退路了。” 案件告破后，李正去见了赵嘉怡的老伴袁淑秀。这个患有心脏病的老人躺在床上，听完丈夫的供述，只是默默地流泪。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她声音虚弱，“大谋……是我们害了他。” 在随后的走访中，李正渐渐拼凑出赵大谋三十九年的人生轨迹。 赵嘉怡和袁淑秀结婚后，先后生了四个孩子：赵大谋是长子，后面是两个女儿，最小的是赵大帅。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比较严重的年代，作为长子的赵大谋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大谋小时候可聪明了。”一个老邻居回忆，“但他调皮，不爱上学。赵嘉怡就惯着他，说不去就不去吧，反正家里有地。” 另一个邻居说：“赵大谋想要什么，他爸妈就给什么。两个妹妹要是跟他争，挨骂的肯定是妹妹。” 小学三年级，赵大谋彻底辍学。赵嘉怡用皮带抽他，他就跑到姥姥家，一住就是一个月。最后，赵嘉怡妥协了，还让赵大谋写了份保证书：“我自愿不上学，以后不怪父母。” 那是赵大谋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没有文化，没有技能，他就在村里游荡，偶尔帮家里干点农活，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父母忙于农活和照顾更小的孩子，对这个大儿子渐渐放任自流。 成年后的赵大谋依然没有正经工作。家里给他安排了相亲，他嫌姑娘不好看；介绍他去打工，他嫌活太累。三十岁那年，他放出话：找不到媳妇，就怪父母没本事。 赵嘉怡和袁淑秀急了，托遍所有亲戚，终于在赵大谋三十三岁那年，给他找了个媳妇——邻村的郭凤娇，比他小十岁。两人匆匆结婚，一年后生了个儿子。 “我们以为他成家了，就会懂事。”袁淑秀哭着说，“可他还是那样，好吃懒做，不挣钱，还动不动就打骂凤娇。” 郭凤娇忍了三年，在孩子两岁那年，借口外出打工，一去不回。 妻子走后，赵大谋变本加厉。他认为父母偏心，把所有钱都给了弟弟赵大帅——其实赵大帅上大学的钱是助学贷款，工作后自己还的；结婚的钱是自己攒的。但在赵大谋看来，父母就是偏心的。 矛盾在赵大帅结婚时彻底爆发。婚礼当天，赵大谋大闹宴席，砸东西，骂父母，吓得新娘差点悔婚。从那以后，他动不动就威胁要烧房子，杀全家。 村干部调解过，派出所也来过人，但赵大谋的行为始终在“家庭纠纷”和“违法犯罪”的灰色地带，够不上立案标准，但又确实严重干扰了家庭正常生活。 “我们没办法啊。”一个村干部对李正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赵大谋是混，但他也没真的杀人放火，我们能怎么办？教育、调解，都没用。”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赵大谋对五岁儿子的态度。孩子发烧，赵大谋不管，是赵嘉怡半夜背去卫生院的；孩子饿了，赵大谋不给做饭，是袁淑秀拖着病体做的。 “有时候我想，也许大谋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教好他。”袁淑秀说，“可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啊，就觉得他是长子，要宠着……” 2014年3月，赵嘉怡故意杀人案在龙安县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庭上，赵嘉怡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辩护律师提出了几点辩护意见：一是赵嘉怡年事已高，且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二是被害人赵大谋长期对父母实施家庭暴力，存在重大过错；三是赵嘉怡系临时起意，并非预谋杀人。 公诉人则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都是严重犯罪，应当依法惩处。 法庭最终认定：赵嘉怡犯故意杀人罪，但鉴于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且系初犯、偶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时，赵嘉怡表情平静。他转头看向旁听席上的老伴和孙儿，点了点头，被法警带离法庭。 袁淑秀搂着五岁的孙子，泣不成声。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用小手给奶奶擦眼泪：“奶奶不哭，爷爷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人回答。 第213章 “挚友”的屠刀：百万赌债让一个“好人”变成表演者 2017年10月31日，霜降已过，内蒙古敖汉旗南郊的早晨，空气里掺着刮脸的寒意。天刚蒙蒙亮，五十多岁的村民老李便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踩着满地枯黄的落叶，像往常一样上了村后的小山。这座山不高，长满了杨树和松树，是附近村民惯常拾柴火的地方。深秋时节，山林里弥漫着一股草木腐烂与泥土混合的独特气味。 老李一边弯腰捡拾着干燥的树枝，一边盘算着今天得多备些柴火，天气预报说这几日恐有寒流。就在他走到一处相对平坦的林间空地时，眼角余光瞥见了不远处树丛间的一点异色，那不是自然该有的颜色。 他直起身，眯着有些老花的眼睛仔细望去。透过疏朗的枝条，依稀能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的轮廓，静静地停在几棵粗大的杨树中间。老李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地方偏僻，离最近的村道也有一段距离，平时除了捡柴火的，很少有人来，更别说把车开进这坑洼不平的林地了。 “估摸着是哪对野鸳鸯，找这僻静地方谈事情来了。”老李摇摇头，心里这般想着。这年头，城里人花样多，偶尔有车开到这山旮旯里，也不算太稀奇。他也没太在意，继续手里的活计，只是下意识地避开了那个方向，免得撞见尴尬。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老李收拾好捆扎结实的柴火，扛在肩上，顺着来路往家走。再次经过那片空地时，他不由自主地又朝那辆黑车瞥了一眼。这一看，他心里那点原本没当回事的疑惑，陡然变成了不安。 那辆车竟然还停在原地，纹丝未动。车窗似乎没有完全关上，留着不小的缝隙。内蒙古十月底的清晨，气温已在零度上下徘徊，呵气成霜。什么人会在这四面透风的野地里，待上这么久？就算真有什么事，也不该把车丢在这里不管。 老李放下柴火，犹豫着往前走近了几步。黑色的轿车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显得格外突兀，车身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轮胎压陷在枯草和落叶中。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呜咽。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顺着老李的脊梁骨爬了上来。这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他想起村里开会时派出所民警宣传的，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告。虽然觉得可能只是自己多心，但那种如芒在背的不安感驱使他做出了决定。老李掏出他那部老旧的手机，有些笨拙地拨通了110。 “喂，派出所吗？我是在南梁村后山捡柴火的……对，我跟你们说个事儿，这儿有辆车，停得古怪……” 谁也没有想到，包括老李自己，这个出于朴素警惕心的电话，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即将揭开一桩令人心悸的罪案帷幕。 同一天，敖汉旗城里，王凤杰一家被一种逐渐蔓延的焦虑笼罩着。 27岁的儿子王迪，从前一天晚上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电话打不通，消息也不回，这在他们家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王迪是个顾家的年轻人。虽然家里经营着一个小工厂，条件还算宽裕，但他身上并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早早就在父亲的厂里帮忙，做事踏实肯干，是王凤杰得力的帮手。除了偶尔和几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聚聚，王迪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社交应酬。每天不管忙到多晚，他一定会回家。家里有牵挂他的父母，更有他年轻的妻子和刚满两岁、咿呀学语的女儿。为了不打扰妻女休息，他常常深夜回来后就悄声睡在次卧。第二天清晨，一家人总能一起吃上热气腾腾的早饭。 可这一次，不同了。 前一天晚上，王迪出门时说是和两个发小，博某和小刘，聚会，给小刘接风洗尘。王凤杰夫妇没多想，只叮嘱儿子少喝点酒，早点回来。然而，一夜过去，次卧的床铺整整齐齐，毫无睡过的痕迹。打他手机，先是无人接听，后来干脆变成了关机。 “兴许是玩得太晚，在哪个朋友家睡下了，手机又没电了。”王凤杰这样安慰着坐立不安的老伴和儿媳，但他自己心里也开始打鼓。儿子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就算临时有事不回来，也会想办法给家里报个信。 时间在焦灼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流逝。到了下午，王凤杰坐不住了，正准备发动亲戚朋友帮忙打听，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喂，是王凤杰吗？这里是敖汉旗公安局。请问车牌号蒙E J998的黑色轿车，是你的吗？” 警察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平稳却带着公事公办的审视意味。王凤杰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这车确实是登记在他名下的，但平时都是儿子王迪在开。 “是……是我的车。警察同志，这车怎么了？是不是我儿子……”王凤杰的声音有些发颤。 “请你先联系一下你儿子王迪，我们需要确认一些情况。”警方没有直接回答。 王凤杰慌忙挂断，立刻拨打儿子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依旧是那句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祥的预感如同潮水般淹没了王凤杰。他哆嗦着手指回拨了公安局的电话。 得知王迪依旧联系不上，电话那头的警察沉默了一下，随即语气严肃地要求：“王先生，请你现在马上到公安局来一趟。” 在两位民警的陪同下，王凤杰驱车来到了南郊那片让他后半生都难以忘怀的小树林。远远地，他就看到了自家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歪斜地停在林木之间，像一个被遗弃的黑色铁盒子，散发着孤寂而诡异的气息。 走近了看，车子外观并无明显撞击或损坏的痕迹。四个车窗都降下了一半，像是有人特意为之。车内的情况，让王凤杰的心一点点凉透。 驾驶座和副驾驶座还算整洁，没有翻找或打斗的凌乱迹象。王迪常挂在后视镜上的平安符，还在微微晃动。可是，车后牌照被人为地向上弯折，遮住了部分号码；前牌照则被整个拆卸下来，塞在了副驾驶的座椅下面。这绝不是王迪会做的事。儿子爱车如命，平时有点小刮蹭都心疼得不行，第一时间就要去修补保养，怎么会如此粗暴地对待车牌，还把车丢在这荒郊野外？ 警方技术人员正在仔细勘查。他们告诉王凤杰，根据最早发现车辆的村民描述和初步判断，这辆车至少在凌晨5点之前就已经停在这里了。车内没有血迹，没有明显的抵抗痕迹，方向盘、仪表盘、车门内侧等关键部位，都被反复擦拭过，显得异常“干净”。这种“干净”，在刑侦人员眼里，恰恰是最可疑的，它意味着有人刻意抹去了可能存在的指纹、皮屑或其他生物痕迹。 “王先生，”一位年长的刑警面色凝重地对王凤杰说，“从目前情况看，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很低。你儿子……很可能遇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但眼下证据不足，我们只能先按失踪立案。不过你放心，局里非常重视，已经抽调人手专门调查。” 王凤杰呆呆地站在车边，初冬的风吹透了他的夹克，他却感觉不到冷，只觉得一颗心在不断下坠，坠入无底寒渊。儿子那开朗的笑容，小孙女要找爸爸的哭闹声，妻子和儿媳红肿的双眼……种种画面交织在一起，最后都凝固在这辆冰冷的、空空如也的黑车上。 敖汉旗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排除了交通肇事的可能后，侦查方向自然转向了王迪失踪前最后接触的人。 根据王凤杰提供的线索，侦查员首先找到了当晚与王迪聚会的两个发小：博某和小刘。 小刘是从外地回来的，那天的酒局本就是为他接风。在公安局的询问室里，小刘显得有些紧张和难过。“我们仨从小一块长大，感情一直很好。那天晚上在歌厅，就是喝酒唱歌，迪子（王迪）情绪挺好的，还跟我聊他闺女呢。后来他开车先送我回宾馆，我下车时大概……快一点了吧。他自己接着送博子（博某）回去。之后我就没联系他了，以为他早到家了。” 博某的叙述与小刘基本吻合。他表现出的担忧和焦虑看起来十分真切：“迪子送我到家门口，我还让他上楼坐坐，他说太晚了怕家里担心，直接就开车走了。谁能想到……警察同志，你们一定得找到他啊！” 警方调取了大量的路面监控，还原了王迪当晚的行车轨迹。监控画面显示，三人离开歌厅后，确实先到了小刘暂住的宾馆，小刘下车。随后王迪驾车，送博某回家。在博某家小区门口附近的道路上，车辆停留了大约一分多钟，然后离开。之后的监控捕捉到，王迪的车在附近几个路口有多次往返、兜圈子的迹象，最后朝着城外南郊的方向驶去，消失在凌晨2点16分的监控画面里。从这时到清晨5点被村民发现，这两个多小时成了空白。 细心的侦查员反复观看博某家小区门口的监控。由于距离较远，又是夜间逆光拍摄，画面中只能看到车辆停下、尾灯亮着，无法清晰辨认博某是否下车、何时下车，更无法判断王迪离开时，车上是否还有其他人。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对王迪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进行了彻底排查。结果令人困惑：王迪生活轨迹简单，主要围绕家庭和工厂，社会交往面不广，为人踏实，没有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是偶尔玩玩电子游戏）。母亲每年给他几万块零花钱，他也多半交给妻子保管，自己身上现金不多，信用卡额度也只有区区三百元。既无复杂的经济纠纷，也未见与谁结下深仇。绑架勒索？似乎缺乏动机；仇杀？找不到合理的对象。 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条意外的线索浮出水面：大约在失踪前一个多月，王迪曾私下通过宾馆服务员，联系过两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试图花钱请他们帮忙，删除某宾馆的一条住宿记录。深入调查后，一个敏感的关系暴露出来，王迪曾与一位有夫之妇有过一段婚外情，并且此事似乎已被女方丈夫知晓。据知情人反映，就在不久前，那位丈夫曾持菜刀找过王迪，还发过带有威胁意味的短信：“你们家在哪我知道，厂子在哪我也知道，这事必须给我说清楚！”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精神一振。情杀？报复？动机似乎非常充分。然而，经过严密核查，案发当晚（10月30日晚至31日凌晨），这位丈夫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嫌疑被排除。 那么，王迪找的那两个“社会人”呢？侦查员顺藤摸瓜。原来，王迪曾支付给他们一万元，请他们处理那条“记录”，但事情没办成。王迪出事后，曾向他们索要这笔钱，但未果。债务纠纷？但深入调查发现，这两个人同样不具备作案时间。 线索再次中断。时间一天天过去，王迪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王家人濒临崩溃，专案组压力巨大。 一个月快过去了，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但专案组没有放弃，他们决定回到起点，重新梳理所有细节，不放过任何一点微光。 侦查员再次来到那片发现车辆的小树林，反复审视现场环境。一个此前被忽略的细节，此刻在侦查员的脑海中变得异常清晰：这个抛车地点，距离博某家实在太近了！直线距离可能不到三公里。结合监控中无法确认博某是否下车、以及王迪车辆随后在附近兜圈的反常行为，博某身上的疑点骤然放大。 专案组立即调整侦查重心，围绕博某展开深入调查。这一查，揭开了这个“挚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博某，家境原本不错，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且沉迷极深。调查显示，他因赌博已欠下巨额债务，累计超过一百万元。近期债主逼上门来，他东躲西藏，焦头烂额。更令人震惊的是，为了获取赌资，博某曾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案”，敲诈勒索的对象，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当他从惊恐万分的父亲那里拿到东拼西凑的97万元现金后，竟坦然承认这是自己设计的骗局，钱就是他要的。 一个为了赌债可以无情算计亲生父亲的人，在面对同样家境优渥的发小时，会做什么？一个被巨额债务逼到墙角、走投无路的赌徒，是否会铤而走险？ 博某的作案动机和潜在风险，陡然升至最高。然而，这一切仍然是基于间接证据的推理。王迪失踪已逾一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博某。 为了打破僵局，专案组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引蛇出洞。他们需要王凤杰的密切配合。 当王凤杰从警方那里得知，最大的嫌疑人可能是儿子视若兄弟的博某时，他如遭雷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忆这段时间，博某时常来家里，陪着他们一起着急，一起分析各种可能，还主动帮忙四处打听，那份关切之情看起来丝毫不似作伪。如果真的是他……那这张人皮下面，该是怎样一副魔鬼心肠？ 悲愤与查明真相的渴望压倒了一切。王凤杰强忍心痛，同意了警方的计划。 按照部署，王凤杰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博某面前流露这样的信息：只要有一线希望能找回儿子，花多少钱他都愿意，哪怕倾家荡产。他表现出对博某的充分信任，多次恳求这位“好兄弟”帮忙想想办法，多留意线索。 这一招，似乎精准地戳中了博某的“痒处”。博某变得更加“积极”了，往王家跑得更勤，话题也总是绕着“如何寻找王迪”、“可能去哪里找”打转。但他很谨慎，始终没有实质性动作，更像是在观察和试探。 这场耐心的博弈持续着。直到2017年12月9日晚上，博某再次主动来到王家。那个晚上，他显得比平时更坐立不安，和王凤杰东拉西扯，说些过去的趣事，却总在关键点上欲言又止。快到晚上十点，王凤杰的手机响了，他起身去接电话。博某见状，便提出告辞。 王凤杰送他出门。楼道里灯光昏暗，博某走在后面，装作看手机，有意无意地落在了后面。当王凤杰走到楼梯转角时，突然听到博某在后面惊讶地喊道：“叔！你快来看，这是啥？” 王凤杰心头一跳，急忙返身上楼。只见自家防盗门的门缝和对联之间，赫然插着一个用普通A4纸折叠成的信封。信封上，用僵硬而工整的字体写着几个字：“王迪父亲 亲启”。 王凤杰的手有些发抖，他取下信封，强作镇定地打发走一脸“好奇”的博某，迅速关上门，在妻子紧张的注视下打开了这封信。 果然是一封勒索信！信中声称王迪在他们手中，要求准备160万元赎金，并特别强调：必须由王迪的“博姓朋友”开他自己的皮卡车，单独进行交付。信中的字迹显然经过刻意伪装，横平竖直，像是用尺子比着描画出来的。 王凤杰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儿子可能还活着一丝极其微弱的幻想，更有对博某可能就是幕后黑手的冰冷愤怒。他立刻联系了警方。 这封勒索信的出现，以及信中明确指定“博姓朋友”交付赎金的要求，几乎坐实了警方的判断。笔迹虽难辨认，但写这样一封需要极度耐心伪装字体的信，必然耗费时间。警方很快查明，博某在近期曾入住一家小宾馆，并有向前台借用胶水的记录。监控显示，他在房间里待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同时，侦查员在一家小卖部得到确认，博某曾花一元钱只买了一张A4纸，这种怪异行为让店主印象深刻。 证据链逐渐闭合。警方一面指导王凤杰继续“表演”，四处张罗“筹钱”，并故意让博某知晓，以麻痹对方；一面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收网。 201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博某驾驶车辆进入一个加油站时，被埋伏已久的民警当场抓获。 最初的审讯异常艰难。博某百般抵赖，咬定自己与王迪失踪和勒索信毫无关系。直到警方将宾馆监控、小卖部老板的证言、勒索信纸张的鉴定比对结果等一系列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才开始崩溃。他承认了制作、投放勒索信，意图敲诈王凤杰160万元的事实，但依然拒不交代王迪的下落，声称自己只是想弄钱还债，并不知道王迪在哪。 “王迪到底在哪里？！”审讯民警目光如炬，紧紧逼视。 长时间的沉默后，博某终于扛不住了，颓然低下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死了。我干的。” 根据博某的指认，警方在郊区另一处更为偏僻的树林里，挖出了王迪已经腐烂的遗体。至此，王迪失踪案真相大白，性质确定为故意杀人。 在后续的审讯中，博某交代了案发经过。10月30日深夜，在王迪先后送走小刘和他之后（他实际上并未在家门口下车），博某以没烟了为借口，让王迪开车带他去买烟。于是有了监控中车辆在附近兜圈的画面。当车开到僻静处，博某趁王迪不备，用早已准备好的、两端缠好胶带便于抓握的钢丝绳，从后座勒住了王迪的脖子…… 关于杀人动机，博某最初辩称是因为王迪欠他30万元不还，争执所致。但这30万元，据他说是来自之前敲诈父亲所得97万元的一部分，因是“兄弟”间借款，无任何凭据。然而，王迪的另一位好友小刘及家人均证实，王迪并无大额资金需求，相反，博某挥霍无度，购车就花了五十多万，不可能有30万闲钱借给王迪。警方也查明，那根作为凶器的钢丝绳，明显经过事先加工处理，绝非临时起意所能准备。 在确凿证据和警方追问下，博某最终承认，他最初的计划就是绑架王迪，向王凤杰勒索钱财。因为他深知王迪的性格绝不会同意，也不会配合，所以一开始就打算杀人灭口。那天晚上，从王迪送他开始，罪恶的剧本就已经写好。 案件告破，但带给王家人以及所有知情者的震撼与寒意，久久难以消散。最亲密的朋友，为钱设下致命陷阱，杀人抛尸后，还能若无其事地出入受害人家中，表演着关切与悲伤。这种极致的虚伪与冷酷，挑战着人们对人性底线的认知。 反思博某的堕落轨迹，其成长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父母离异，缺乏管束与正确引导，父亲用金钱弥补关爱却助长了其挥霍与索取无度的性格。赌博如同深渊，将他本就扭曲的价值观彻底吞噬。从勒索亲生父亲，到谋杀发小，每一步都在坠向更深的黑暗。如果在他初次滑向歧途时，能有人拉他一把，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约束，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但人生没有如果，法律的审判和道德的谴责，是他必须承担的代价。 王迪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留给家人无尽的伤痛。而博某，也将用余生去赎罪，在铁窗之内咀嚼自己种下的苦果。此案如同一面残酷的镜子，映照出贪婪如何吞噬人性，也警示着世人：有些路，一旦踏上，便难再回头；有些错，一旦铸成，便是万劫不复。 第214章 年追凶，扭曲爱恋下的三条人命 1998年的5月20日，初夏的风刚吹到山东枣庄东鲁村，带着麦田里尚未成熟的麦香，也裹着一丝让人不安的燥热。这座坐落于山东南部的小村庄，世代以种植玉米、小麦为生，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平淡而拮据，家家户户的院墙都是土坯砌成，屋顶铺着厚厚的麦秸，傍晚时分，炊烟袅袅，本该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夜晚，会成为东鲁村永远的噩梦，一场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悄无声息地降临在村里一户普通的母女三人身上，打破了村庄多年的宁静，也让无数村民在往后的日子里，谈及此事便不寒而栗。 案发的民房坐落在东鲁村的村西头，是一处典型的北方农家院落，有着两排土坯房，院墙不高，门口栽着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却在那个夜晚，见证了最血腥、最残忍的一幕。报案人是住在隔壁的村民王老汉，那天晚上，他起夜时，隐约听到隔壁王家传来几声微弱的叫喊，起初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毕竟王家平日里向来安静，母女三人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可没过多久，他又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顺着风飘过来越来越浓，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王老汉壮着胆子走到王家院门口，轻轻推了一下院门，院门竟然虚掩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北侧的房间里，似乎有微弱的光亮，血腥味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他试探着喊了一声“二妮”，没有回应；又喊了一声“秀云”，依旧没有动静，只有自己的回声，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恐惧像藤蔓一样紧紧缠住了王老汉的心脏，他不敢再往前走，连忙转身跑回自己家，哆嗦着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声音颤抖地说：“警察同志，快来！东鲁村西头，王二妮家，好像出事了，有血腥味，还没人应声！” 接到报警后，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的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与此同时，刑警大队的大队长王向坤也带着侦查员和法医连夜赶了过来。当民警们踹开王家北侧那间房屋的木门时，眼前的一幕，让在场所有见惯了凶案现场的老刑警都倒吸一口凉气，甚至有年轻的侦查员忍不住转过脸干呕起来。 这里就是案发的中心现场，现场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两间相连的土坯房里，地面上、墙壁上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凝固发黑，有的顺着墙壁往下流淌，形成了一道道狰狞的血痕，连屋顶的椽子上、墙角的蛛网里都沾着点点血星。那股浓重的血腥味混杂着尘土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呛得人胸口发闷，让人窒息。 警方在房间里发现了两具赤裸的女尸，分别躺在两张土炕上，身体扭曲，显然死前遭受过剧烈的痛苦和折磨。经过现场辨认，死者正是住在这座院子里的王二妮和王秀云姐妹俩。姐姐王二妮时年33岁，身材中等，平日里是个性格有些刚硬的女人，她的手臂被一根细细的电线紧紧捆绑着，手腕处的皮肤已经被勒得发紫甚至有些破损，可见捆绑时用了很大的力气。 法医初步勘察后发现，王二妮不仅遭到了凶手的不法侵害，身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还遭到了凶手用钝器的多次打击，头部和面部伤痕累累，骨头碎裂，面部已经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只有凭借她身上的一件旧毛衣碎片，还有村民们的辨认，才能确定她的身份。妹妹王秀云年纪比王二妮小几岁，性格温顺，她的身上也有多处钝器打击的伤痕，致命伤在头部，倒在姐姐身边，眼神圆睁，似乎还残留着生前的恐惧和不甘。 技术人员迅速对现场进行勘察，小心翼翼地收集每一个可能有用的证据，生怕破坏了任何一丝线索。在王二妮的大腿内侧，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份可疑的生物检材，初步判断为凶手遗留，这或许会成为侦破此案的关键。 刑警大队大队长王向坤今年40多岁，从事刑侦工作已经快20年了，破过无数起疑难杂案，经验丰富，性格沉稳。他蹲在地上眉头紧锁，目光紧紧盯着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手指轻轻拂过墙壁上的血迹，神情严肃得可怕。侦查员们也都各司其职，有的在拍照取证，有的在测量血迹的分布，有的在仔细检查房间里的每一件物品，大家都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声音，希望通过细致的勘察找到死者无法说出的真相，找到指向凶手的线索。 可越是勘察，王向坤的心里就越是沉重，他很快就意识到这起案件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棘手得多。凶手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反侦查意识极强，在现场留下的凶器上，比如一根断裂的木棍、一个生锈的熨斗，警方只提取到了一枚残缺不全的右手食指指纹，指纹的纹路模糊，只能看清一点点轮廓，根本无法进行准确的鉴定。 除此之外，地面上还发现了三个血足迹，足迹杂乱无章，显然是凶手在行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留下的，但这三个血足迹也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只剩下半个鞋底的印记，有的纹路已经被破坏，同样不具备鉴定的价值，无法通过足迹判断凶手的身高、体重和身份。 王向坤站起身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语气沉重地对身边的侦查员说：“不对劲，凶手肯定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行凶之后对现场进行了刻意的伪装和清理。你看，这些血迹虽然多，但分布很杂乱，显然是凶手故意翻动现场试图掩盖线索；还有这些凶器，上面的指纹被刻意擦拭过，只剩下这一枚残缺的，足迹也被破坏了，这说明凶手不是一个鲁莽的人，反而很细心很狡猾。” 侦查员们纷纷点头，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王二妮的家是一个有着两排房的院落，北侧的两间房是母女三人平日里居住和做饭的地方，南侧还有一间小小的偏房，平日里用来存放杂物，门上挂着一把旧锁。报案的王老汉说，平日里王家的男人都外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只剩下王二妮姐妹和她们的母亲高金凤三个人，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平日里很少和村里人发生矛盾，口碑极好。 “既然姐妹二人被害了，那她们的母亲高金凤呢？”一个年轻的侦查员忍不住开口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和不安。是啊，现场只有两具尸体，王家母女三人还差一个母亲高金凤，她到底在哪里？是侥幸逃脱了，还是遭遇了和女儿们一样的不幸？ 王向坤的脸色更加凝重了，他沉声说道：“不好，高金凤老太太恐怕也凶多吉少，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对整个院落进行仔细的搜索，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找到高金凤老太太的下落！” 接到命令后，侦查员们立刻分散开来对王家的院落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北侧的两间房已经勘察完毕，除了两具女尸和散落的物品没有其他发现；院子里的柴房、厕所也都仔细搜查过了，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的踪迹。 紧张的气氛一点点蔓延开来，每个人的心里都提着一口气，大家都不愿意相信高金凤老太太也会遭遇不测。很快，侦查员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院落南侧那间小小的偏房上，那间房的门上挂着一把旧锁，锁芯已经有些生锈，而就在木门的下方，侦查员们发现了许多暗红色的血迹，血迹顺着门缝延伸到木门的一角，像是有人从里面往外流淌过血液一样。 藏在办案民警心中的那种惴惴不安再次汹涌而来，每个人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木门背后会不会就是高金凤老太太的尸体？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意外？寂静的夜晚，乡村里没有任何杂音，只有风吹过麦秸屋顶的“沙沙”声，还有民警们沉重的呼吸声，木门被开启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格外刺耳。 一个侦查员小心翼翼地拿出工具轻轻撬开了那把旧锁，“咔哒”一声，锁开了，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突兀。那一刻，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紧紧盯着那扇破旧的木门，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侦查员缓缓伸出手轻轻推开了木门，木门“吱呀吱呀”地作响，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悲凉。 屋子里很黑，光线昏暗，只有一丝月光透过窗户上的破洞照射进来，勉强能看清房间里的轮廓。房间很小，里面堆满了杂物，有破旧的农具、废弃的衣物还有一些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侦查员们打开手电筒，光束在房间里缓缓移动，仔细地搜索着每一个角落。 很快，一道微弱的光束照到了房间中央的地面上，那里躺着一个身影一动不动，身下是一大片凝固的血迹，血腥味比北侧的房间还要浓重。侦查员们连忙走过去蹲下身仔细一看，正是王家姐妹的母亲，时年60岁的高金凤。 高金凤老太太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上衣，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身体蜷缩在地上，头部有一个巨大的伤口，伤口周围的头发被血迹浸透紧紧贴在头皮上，鲜血顺着伤口流淌到地面上，形成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渍。法医初步推断，高金凤是被凶手用钝器突然打击头部一击致命，倒地后就再也没有动过。 在高金凤的尸体旁边，警方提取到了两件带血的凶器，一件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砖块，砖块上沾满了血迹还有几根灰白色的头发，显然是高金凤老太太的；另一件是一把生锈的镢头，镢头的头部也沾满了血迹，刃口处还有一些细小的毛发和衣物纤维。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和北侧房间里的凶器一样，这两件凶器上警方依然没有能够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任何指纹和有用的线索，显然凶手在行凶后已经仔细擦拭过这些凶器，刻意掩盖了自己的痕迹。 第三具尸体的发现彻底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测，也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惨烈，这是一起灭门惨案，王家宅院内已经没有一个活口了。王向坤蹲在高金凤的尸体旁边，脸色阴沉得可怕，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愤怒和自责：“凶手太残忍了，连60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简直是丧心病狂！” 侦查员们也都面色凝重，心里充满了愤怒，他们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找到凶手，将其绳之以法，为这三条无辜的人命讨回公道。大家继续对高金凤的房间进行勘察，发现这个房间和北侧的房间一样也显得格外凌乱，一地散落的衣物、杂物还有被翻动过的木箱、抽屉，很显然凶手在杀害高金凤之后也在这个房间里仔细地翻动过，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最让警方感到奇怪的是，在高金凤房间的桌面上还残留着少量的现金，大概有几十块钱，整齐地放在那里没有被拿走。除此之外，警方在房间里没有发现其他的财物，既没有存折、银行卡也没有贵重的首饰。结合现场被翻动的痕迹，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有可能是一起因财杀人案件，凶手的作案动机就是为了抢劫王家的财物。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打破了警方的这一推测。一名侦查员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些烧焦的东西，黑乎乎的粘在一起，像是被大火焚烧过的纸张和布料。侦查员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烧焦的东西收集起来一点点梳理，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经过仔细的整理，一张烧得只剩下一角的纸片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这张纸片质地坚硬，边缘被烧得卷曲发黑，上面还能隐约看到一些模糊的字迹还有一个红色的印章印记。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展开纸片仔细辨认，越看心里就越是震惊，这竟然是一张存折的残片，从残片上的字迹和印章来看，这张存折的存款金额竟然有5万元！ 5万元！在1998年的东鲁村，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要知道，东鲁村位于山东省南部，村民们世代都以种植玉米、小麦务农为生，收入微薄，在案发的1998年，村民们的年均收入大都不足2000元，很多家庭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千块钱，有的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对于王家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家来说，能积攒下5万元的积蓄，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民警们立刻走访了村里的村民，向他们了解王家的情况。村民们纷纷表示，王家母女三人都是非常勤劳能干的人，尤其是姐姐王二妮，心灵手巧，从小就跟着别人学习裁缝手艺，手艺非常好，妹妹王秀云和母亲高金凤也跟着王二妮学习裁缝，母女三人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铺，平日里帮村民们做衣服、缝缝补补，收费合理手艺又好，在村民中间口碑极好。 “二妮她们母女三人太能干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衣服、赶集，从不闲着，”一位年迈的村民叹了口气说道，“那个年代，做一件衣服能赚个块八毛的，她们母女三人省吃俭用一点点攒钱，没想到竟然攒下了5万元，可也正是因为这笔钱招来了杀身之祸啊！” 还有村民表示，王家母女三人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她们攒下5万元钱的事情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只有少数几个和她们关系比较好的村民偶尔听她们提起过，说想攒点钱给王二妮找个对象，再盖一间新房子。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王二妮当时已经33岁了，在那个年代，33岁的女人早就已经结婚生子，可王二妮却一直没有出嫁，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对象都没有找到。 “二妮长得不差，手艺又好，家里条件也不错，怎么就一直没找到对象呢？”有村民疑惑地说道，“以前也有人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可要么是她看不上，要么是相处了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清楚，二妮这个人性格有点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心里的事情也从不跟别人说。” 警方结合村民们的证词还有现场的勘察情况，心里产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假设，凶手或许不是为了图财害命。因为如果凶手的目的是抢劫财物，那么他既然找到了这张5万元的存折，就应该想办法把钱取出来，而不是将其付之一炬；而且桌面上的几十块现金，凶手没有拿走，这也不符合因财杀人的逻辑。 更重要的是，死者王二妮遭到了凶手的不法侵害，还被凶手毁容，这种极端的行为显然不是单纯的因财杀人所能解释的。一般来说，因财杀人，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财，得手后会尽快逃离现场，不会做出如此极端、残忍的行为。而王二妮的遭遇，更像是凶手对她有着极大的怨恨，或者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爱恨情仇，才会对她下此毒手。 枣庄警方不得不重新调整侦查方向，他们推测，凶手或许和尚未出嫁的王二妮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感情纠葛，因为感情上的矛盾，比如被拒绝、被欺骗，凶手心生怨恨，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杀害了王二妮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制造了这起灭门惨案。而且凶手杀了三个人，唯独对王二妮做出了不法侵害和毁容的行为，这更加印证了情杀的可能性。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根据村民们的反应，村里没有人知道王二妮曾经和谁谈过恋爱，又和谁处过朋友，她的感情生活一直非常神秘，从不跟别人提及。这就给警方排查嫌疑人带来了巨大的难题，茫茫人海没有任何线索，他们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寻找那个和王二妮有感情纠葛的凶手。 时间一点点流逝，案发已经过去了一夜，天渐渐亮了，东鲁村的村民们也都得知了王家母女三人被害的消息，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村民们人心惶惶不敢出门，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生怕凶手再次作案。为了迅速找出真凶，安抚村民们的情绪，1998年5月21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二天，民警们特意调来了警犬，协助案件的侦破。 这些警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嗅觉异常灵敏，能够捕捉到常人无法察觉的气味，在很多疑难案件的侦破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凶手在行凶时几乎翻遍了屋里所有的角落，身上肯定沾染了现场的血腥味和其他气味，警方希望警犬能够通过嗅觉捕捉到凶手的踪迹，找到凶手的藏身之处。 警犬被带到现场后，训练员解开了它们的牵引绳，警犬立刻兴奋地在现场来回跑动，鼻子不停地嗅着，仔细捕捉着空气中的每一丝气味。没过多久，几只警犬都同时朝着一个方向发出了低沉的叫声，眼神变得异常坚定，显然它们捕捉到了凶手的气味。 “跟上！”训练员大喝一声率先跟了上去，荷枪实弹的民警们也立刻提高警惕紧紧跟在警犬身后，小心翼翼地往前追踪。警犬在前面狂奔，速度很快，民警们也不敢怠慢一路小跑紧紧追赶，心里既紧张又兴奋，难道警犬已经发现了凶手的痕迹，很快就能找到凶手了吗？ 短短两分钟的路程，警犬就带着民警们冲出了王家的院落，朝着村子的另一头跑去，最终停在了一间破败的民房跟前。这间民房和王家的距离不过500米左右，也是一处土坯房，院墙已经坍塌了一部分，屋顶的麦秸也散落了不少，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显得格外荒凉。 民警们立刻围了上去，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间民房的四周，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但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和案发现场的血腥味有些相似。“凶手很有可能就在这家民房里，大家小心，慢慢靠近！”王向坤压低声音对身边的民警们说道，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民警们纷纷点头握紧了手中的枪支，小心翼翼地靠近民房，一点点挪动脚步，生怕惊动了里面的凶手。很快，民警们就来到了民房的院门口，院门没有关，只是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冲！”王向坤大喊一声率先冲进了院子里，其他民警们也立刻跟着冲了进去，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冲进院子里之后，民警们仔细搜查了整个院落和房间，却发现这户人家已经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的踪迹，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具和散落的杂物堆放在房间里，布满了灰尘。 “奇怪，警犬怎么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一位民警忍不住开口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和失望，“这里空无一人，难道凶手已经逃走了？”王向坤也皱起了眉头，心里充满了疑惑，他相信警犬的嗅觉不会出错，警犬既然把他们带到这里，就说明凶手一定来过这里，而且停留过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一条一路追踪而来的警犬突然又有了剧烈的反应，它猛地跳到了房间里的一张破旧的土炕上，对着炕上的一条裤子不停地狂吠，鼻子不停地嗅着，显得异常兴奋。民警们连忙走过去朝着炕上看去，只见炕上放着一条深蓝色的男人长裤，裤子上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血迹已经凝固，看起来和案发现场的血迹非常相似。 这条裤子是谁的？是凶手的，还是这户人家主人的？或者说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凶手？民警们的心里充满了疑问，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这条带血的长裤收集起来，作为重要的物证带回实验室进行检验。 随后，民警们开始对这间民房进行仔细的勘察，希望能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很快，一名侦查员在房间斑驳的墙壁上有了更为重要的发现，墙壁上被人刻下了许多歪歪斜斜的文字，有的是完整的句子，有的只是零散的几个字，字迹潦草力道很大，看得出来刻字的人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 民警们凑过去仔细辨认着墙壁上的文字，只见上面写着：“王二妮，我爱你”“王二妮，我恨你”“我不想活了”“你为什么要骗我”“死吧，都死吧”……这些文字杂乱无章地刻在墙壁上，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爱恨交织的情绪，还有一丝绝望和疯狂。 通过向村里的村民打听，民警们得知，这间破败民房的主人是本村的村民于三春，时年35岁，和王二妮是同龄人。于三春的家里条件非常贫穷，父母早亡，独自一人生活，性格有些孤僻，不爱说话，也不怎么和村里的村民来往，平日里靠打零工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结合墙壁上的文字还有那条带血的长裤，警方推断，于三春曾经和王二妮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只不过这段恋情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王二妮在这段恋情的最后时刻放弃了于三春，或许是欺骗了他的感情，这才让于三春心生怨恨，写下了这些爱恨交织的文字。 种种迹象表明，于三春是王家宅院灭门血案的重要嫌疑人。警方推测，于三春因为感情纠纷对王二妮心生怨恨，最终在1998年5月19日的夜晚潜入王家，杀害了王二妮姐妹和她们的母亲。行凶之后，他匆匆忙忙地从现场逃到了自己的家中，慌乱之中把带血的裤子扔在了床上，连门都没有来得及关就仓皇地出逃了，藏匿了起来。 “立刻调查于三春的下落，发动村民们四处寻找，一定要尽快找到于三春！”王向坤立刻下达命令，语气坚定，“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不能让他逃走了！”接到命令后，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一边在村里进行排查，询问村民们是否看到过于三春的踪迹；一边扩大搜索范围，在村子周边的树林、农田、废弃房屋里寻找于三春的身影。 可于三春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村民们也都表示最近几天没有看到过于三春。此时的民警们心里都非常着急，他们知道于三春一旦逃走，想要再找到他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起案件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 而且更让民警们感到棘手的是，当年我国的刑侦技术还比较落后，没有网上追逃系统，也没有全国联网的dNA数据库，想要抓捕一个潜逃的嫌疑人，只能依靠人工排查和走访，难度非常大。王向坤和侦查员们都倍感压力，他们心里清楚这起灭门惨案影响恶劣，必须尽快破案，给死者家属和村民们一个交代。 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天之后，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原本已经无影无踪的嫌疑人于三春竟然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了东鲁村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这一幕被正在附近排查的民警偶然看到了，民警们顿时大喜过望，立刻冲了上去将于三春控制住。 此时的于三春看起来非常憔悴，头发凌乱衣衫褴褛，脸上布满了灰尘和疲惫，眼神恍惚，像是已经很久没有睡觉也没有吃饭了。民警们仔细观察后发现，于三春的身上还有一些轻微的划伤，身上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 “于三春，你可知罪？”民警们将于三春带到了派出所的审讯室，审讯室里灯光昏暗气氛压抑，王向坤坐在审讯桌前目光紧紧盯着于三春，语气严肃地问道。于三春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抬起头，眼神空洞语气沙哑地说道：“我有罪，人是我杀的，王二妮、王秀云、高金凤都是我杀的。” 于三春的交代让在场的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原本以为这起棘手的灭门惨案终于可以告破了。于三春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说自己和王二妮相恋了很多年，他一直深爱着王二妮想要和她结婚，可王二妮却一直敷衍他，后来还背叛了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心生怨恨，最终才下定决心杀害了她们母女三人。 他的交代和警方勘察现场发现的情况几乎别无二致，比如他交代了杀害王二妮姐妹和高金凤的具体位置、使用的凶器还有现场的布置，甚至一些细节都和警方勘察的结果完全吻合。“谁死了，在哪一个屋，怎么死的，他都说得很清楚没有一点偏差，”一位负责审讯的侦查员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都以为案子已经破了，心里都非常高兴，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功了。” 接连发生的意外让负责审讯的侦查员一时难以置信，于三春家床上的带血长裤经过初步检验，上面的血迹和案发现场中两名女死者的血型一致，都是b型，而于三春的血型是A型，这说明这条裤子上的血迹确实是死者的；警犬也追到了他的家中找到了这条带血的长裤；墙壁上的文字也证明了他和王二妮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感情纠葛；再加上他主动招供，而且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现场勘察的结果完全吻合，这一切都指向于三春就是这起灭门惨案的凶手。 很多民警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没有白费，终于可以给死者家属和村民们一个交代了。村子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准备庆功酒，庆祝警方成功破获这起灭门惨案。可就在这个时候，副局长鲁卫东却突然把所有的民警都叫了回来，语气严肃地说道：“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凶手可能另外有人，于三春或许不是真凶。” 鲁卫东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所有民警的头上，大家都感到非常疑惑甚至有些不解。“副局长，于三春都已经招供了，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怎么可能不是他呢？”一位年轻的侦查员忍不住开口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和不满，“我们辛辛苦苦找到了他，他也交代了一切，现在您却说凶手另有其人，这不是白费功夫吗？” 其他的民警也都纷纷点头，他们也都无法理解鲁卫东的判断。鲁卫东今年50多岁，也是一名老刑警，出身于痕迹技术人员，对现场的痕迹、物证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他办案严谨从不轻易下结论，在刑侦系统里有着很高的威望。 面对民警们的疑惑和不解，鲁卫东没有生气，而是缓缓开口语气严肃地说道：“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也都希望案子能够尽快告破，但是我们办案讲究的是证据是严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于三春虽然招供了，但是他的口供当中有一个让人难以解释的奇怪之处，那就是被害人的死因。” 鲁卫东顿了顿继续说道：“法医的鉴定报告显示，三名死者都是被电熨斗、砖块、木棍等钝器杀害的，头部和身体都有多处钝器打击的伤痕，致命伤也都是钝器造成的。但是于三春在交代的时候却一口咬定，三名被害女子都是被他掐死的，他没有使用任何凶器。大家想一想，他都已经承认自己杀人了，为什么还要隐瞒作案手段？这根本就没有必要，除非他根本就没有动手杀人，他的口供都是假的，是他编造出来的。” 民警们听了鲁卫东的话都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仔细一想觉得鲁卫东说得有道理。是啊，于三春都已经主动招供承认自己杀害了三名死者，根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作案手段，这不符合常理。而且鲁卫东出身于痕迹技术人员，对现场的痕迹、物证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的判断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 除此之外，鲁卫东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依据让他坚信凶手另有其人。这个依据就是在现场勘查之初就已经被办案民警排除在外的一个废弃信息，那枚附着在凶器上的残缺的右手食指指纹。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现场的凶器上提取到的那枚残缺的右手食指指纹吗？”鲁卫东看着在场的民警们缓缓开口说道，“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枚指纹残缺不全，不具备鉴定的价值，就把它搁置在了一边没有重视。但是我仔细研究过这枚指纹，虽然它残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确定它的类型和指位。” 鲁卫东继续说道：“人的指纹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箕纹，一种是斗纹，这两种指纹有着明显的区别，很容易分辨。现场那枚残缺不全的指纹虽然纹路模糊，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是一枚箕纹。而我们刚才提取了于三春的右手食指指纹，经过比对发现他的右手食指指纹是一枚斗纹，和现场提取到的那枚指纹类型完全不同。这就说明现场那枚指纹不可能是于三春留下的，也就是说动手杀人的绝对不是于三春。” 鲁卫东的话让在场的民警们都恍然大悟，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过于急于破案，忽略了现场的一个重要线索。原本以为已经破案等待着庆功的刑警们被鲁卫东浇了一盆冷水，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愧疚和自责。 “副局长，对不起，是我们太粗心了，忽略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一位老刑警满脸愧疚地说道，“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于三春既然不是凶手，那他为什么要主动招供？真凶又会是谁呢？” 鲁卫东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语气沉重地说道：“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讯于三春，弄清楚他为什么要主动招供，他的口供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他和真凶到底是什么关系。另外我们还要重新复勘现场，包括命案现场和于三春家这样的关联现场，不能放过任何一丝线索，真相或许依然掩埋在那些扑朔迷离的现场之中。” 民警们纷纷点头，立刻按照鲁卫东的命令行动起来。一方面，侦查员们重新来到审讯室审讯于三春，希望能从他的口中套出更多有用的信息，弄清楚他主动招供的原因；另一方面，鲁卫东亲自带队重新复勘现场，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被忽略的线索。 可无论侦查员们怎么审讯于三春，他都一口咬定人是自己杀的，作案手段却依然坚持说是掐死的，和法医的鉴定报告完全不符。而且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有时候还会突然大喊大叫语无伦次，看起来像是精神有些失常。侦查员们知道于三春肯定是在隐瞒着什么，可无论他们怎么追问，于三春都不愿意多说一句，只是反复强调人是自己杀的。 与此同时，鲁卫东带领着侦查员们重新复勘现场，经过几天几夜的仔细勘察，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于三春家的一个角落里，散落着一些被撕碎的小纸条，纸条上有字迹，看起来像是一封信，被撕碎以后顺手扔在了地上，上面还沾着一些灰尘，显然已经被扔在这里很久了。 这些耐人寻味的碎纸条究竟会透露出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会不会和这起灭门惨案有着密切的关联？会不会从这些碎纸条中能够找到真凶的线索？鲁卫东和侦查员们压抑住心中越来越急迫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碎纸条一张张收集起来，带回了实验室。 技术人员立刻对这些字条进行了拼接和修复，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每一张碎纸条按照字迹和纹路一点点拼接起来，生怕弄坏了任何一丝痕迹。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字条的内容终于慢慢还原了出来。 警方经过鉴定，证实了这些字条是于三春的笔迹，上面的字迹和他刻在墙壁上的字迹完全一致。但字条的内容却让警方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于三春的绝笔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绝望和悲伤，看得出来他当时已经有了轻生的念头。 残缺的纸条上断断续续地记录着于三春和王二妮的感情纠葛。“二妮，我深爱着你，从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我攒了很久的钱想要给你，想要和你结婚想要给你一个家，可你却一直敷衍我一直欺骗我，”“我知道我家里穷我配不上你，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欺骗过你，”“我不想活了，我没有脸再活下去了，我无法再见到你无法再面对这一切，”“我亲爱的王二妮，再见了，希望下辈子我们能够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这些文字充满了深情也充满了绝望，让人看了心里不禁一阵唏嘘。然而信的最后部分，于三春却提到了一个人，武中伟。“武中伟，你为什么也要和我抢二妮？你为什么要欺骗二妮的感情？”“我们都被她玩弄了，我们都是受害者，”“二妮，你对不起我也对不起武中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武中伟？这个名字让在场的所有民警都感到非常陌生。鲁卫东立刻下令让侦查员们走访村里的大量村民，询问他们是否知道武中伟是谁，是否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此人住在哪里，是做什么的。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在东鲁村还有周边的村庄进行了全面的走访和排查，询问了上百名村民，可无论是村里的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武中伟这个名字，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住在哪里。这就让警方感到非常疑惑，武中伟到底是谁？他和王二妮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和于三春又有着怎样的纠葛？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鲁卫东决定再次提审于三春，询问他武中伟到底是谁。这一次，于三春似乎没有那么抗拒，在鲁卫东的耐心询问下，他终于缓缓开口说出了武中伟的身份。 于三春说，武中伟是王二妮的现任恋人，也是邹城市爆电煤矿的一名工人，家是邹城市的，不是东鲁村的，所以村里的村民都不认识他。于三春还说，他和王二妮相恋了很多年，一直深爱着王二妮想要和她结婚，可王二妮却一直敷衍他，不愿意和他确定关系。后来他才发现，王二妮竟然和武中伟也处上了男女朋友，两个人经常偷偷见面，王二妮一直瞒着他欺骗他的感情。 “我发现二妮和武中伟搞对象之后，我就去找过二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三春低着头语气沙哑地说道，“可二妮却告诉我，她从来没有爱过我，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对她好，只是想要利用我，她真正爱的人是武中伟。我还去找过武中伟问他为什么要和我抢二妮，可武中伟却嘲笑我说我家里穷配不上二妮，还说二妮本来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于三春继续说道：“我心里非常痛苦也非常愤怒，我那么爱二妮，为了她我付出了那么多，可她却这样欺骗我背叛我。而且我还感觉王二妮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男人，她不仅仅欺骗了我也欺骗了武中伟，我们两个人都被她玩弄于鼓掌之间，所以我才在绝笔信中写下了我和武中伟都被她玩弄了的话。” 听了于三春的话，警方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结合王二妮被害时被毁容、又遭到不法侵害的情况，警方更加坚信情杀的因素很大。而且无巧不成书，在追求王二妮的过程中，于三春竟然遇到了一个和他一样同病相怜的人，武中伟，两个人都被王二妮欺骗了感情，都对王二妮心生怨恨。 此时，警方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会不会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于三春和武中伟两个人凑到了一起，谈起了王二妮的事情，越说心里就越是愤怒，越说就越是怨恨，他们觉得自己的感情竟然被一个女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心里的怒火无法平息，于是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把怒火投向了王二妮，合谋杀害了王二妮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制造了这起灭门惨案。 警方进一步推测，1998年5月19日的夜晚，武中伟和于三春一起来到了王二妮家，于三春在门口望风防止有人发现，武中伟趁机潜入屋内动手杀人。等武中伟杀害了王二妮姐妹和高金凤之后，于三春才进屋，所以虽然他对凶杀现场的情况很清楚，能够准确地描述出谁死在了哪个房间，但是武中伟杀人的手段他并不了解，所以他在招供的时候才会说错，把钝器杀人说成是掐死。 而且两个人在行凶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把现场伪造成了盗窃的现场，翻动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试图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可他们却没有料到，于三春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把死者的血迹沾到了自己的裤子上；而动手杀人的武中伟也不小心把自己半枚残缺的指纹留在了凶器上，成为了指向他的重要线索。 结合目前掌握的线索，警方推断出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于三春协助武中伟杀害了这母女三人，两个人是共犯；第二种可能是武中伟本人直接做了这起案子，于三春只是知情者，他主动招供是为了掩护武中伟，替武中伟承担罪责。 而绝笔信上武中伟的出现，似乎也可以侧面证明武中伟就是于三春背后的那个真凶，就是这起灭门惨案的真正凶手。于三春的主动招供会不会就是为了掩护他，替他承担所有的罪责呢？这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需要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和证实。 然而就在警方决定再次提审于三春，询问他和武中伟是否合谋杀人，是否在掩护武中伟的时候，让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在审讯的间隙，一名侦查员进去给于三春倒了一杯水，就在侦查员把水杯递给于三春的时候，于三春突然“噗通”一声跪了下来，痛哭流涕地大喊道：“不是我，不是我杀的人，我没有杀人，我是被冤枉的，求求你们相信我，求求你们了！” 于三春的突然翻供让在场的侦查员都感到非常意外，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侦查员连忙上前扶起于三春，安抚住他语无伦次的情绪，耐心地对他说：“于三春，你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你放心，我们警方一定会查明真相，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杀了人？你为什么要主动替人顶罪？” 在侦查员的耐心安抚下，于三春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他擦干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真相。原来，案发当晚，他确实和武中伟见过面，两个人因为王二妮的欺骗，在村头的老槐树下争执不休，越吵越凶，都对王二妮充满了怨恨。后来武中伟突然提出，要去“教训”一下王二妮，让她付出代价，于三春当时虽然愤怒，但也只是想发泄一下，并没有杀人的念头，就劝说武中伟冷静下来。 可武中伟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说，趁着夜色就朝着王二妮家的方向走去。于三春放心不下，就悄悄跟在后面，想要阻止武中伟做出极端的事情。可等他赶到王二妮家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了，武中伟已经杀害了王二妮和王秀云，正准备对高金凤下手。于三春吓得浑身发抖，想要逃跑，却被武中伟发现了。 武中伟手持带血的砖块，威胁于三春说，如果他敢报警，就杀了他，还要毁了他的名声，让他身败名裂。更让于三春恐惧的是，武中伟还说，他知道于三春深爱着王二妮，也知道于三春因为被欺骗而心生怨恨，只要他一口咬定人是自己杀的，警方就不会怀疑到别人头上。而且武中伟承诺，只要他替自己顶罪，就会给于三春的远房亲戚一笔钱，保障他们的生活。 “我当时太害怕了，武中伟下手太狠了，我知道他说到做到，”于三春低着头，声音颤抖地说道，“而且我心里也恨二妮，恨她欺骗我的感情，再加上武中伟的威胁和诱惑，我就答应了替他顶罪。他还告诉我，杀人用的是钝器，让我记住现场的细节，但是我太紧张了，记混了，就说成是掐死的。那条带血的裤子，是我在现场不小心蹭到的，我逃回家后，慌乱中就扔在了炕上，还没来得及处理，就被你们找到了。” 于三春还交代，武中伟在行凶之后，就带着自己的行李，连夜逃离了东鲁村，临走前还特意嘱咐于三春，让他尽量拖延时间，等他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会兑现承诺。而于三春之所以选择主动现身被警方抓获，一方面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和愧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武中伟大概率不会兑现承诺，他不想一辈子背着杀人的罪名，更不想替一个恶魔承担罪责。 得知真相后，侦查员们立刻将情况上报给鲁卫东和王向坤。鲁卫东当机立断，立刻下达命令，成立抓捕专班，全力抓捕真凶武中伟。警方根据于三春提供的线索，得知武中伟是邹城市爆电煤矿的工人，家在邹城市区，于是立刻派人赶往邹城市，对武中伟的老家和工作单位进行排查。 可当民警们赶到邹城市爆电煤矿时，却得知武中伟在案发后第二天就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再也没有出现过。民警们又赶到武中伟的老家，发现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只说他案发前几天回过一次家，神色匆匆，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还说要去外地打工，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武中伟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踪迹。警方扩大了搜索范围，在邹城市周边的城市、乡镇进行全面排查，走访了武中伟的亲戚、朋友和同事，可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身影。由于当年刑侦技术有限，没有监控录像，没有全国联网的追逃系统，也没有dNA数据库，抓捕工作陷入了僵局。 这一查，就是14年。14年间，枣庄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武中伟的抓捕，历任刑侦民警都把这起灭门惨案记在心里，每年都会抽出时间，重新梳理案件线索，走访相关人员，排查武中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于三春因为包庇罪、伪证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监狱里，他也多次提供武中伟的相关线索，希望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时间来到2012年，随着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国联网的dNA数据库和网上追逃系统逐渐完善，这给这起尘封14年的悬案带来了转机。枣庄警方重新整理了案件的所有物证，将当年在王二妮身上提取到的可疑生物检材，送到了省公安厅法医鉴定中心，进行dNA比对。 经过几天几夜的比对，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当年提取到的生物检材，与一名在江苏省徐州市因盗窃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dNA完全吻合，而这名犯罪嫌疑人，正是警方追捕了14年的真凶武中伟！原来，武中伟逃离东鲁村后，辗转多个省市，靠打零工、盗窃为生，2012年，他在徐州市盗窃时被当地警方抓获，采集了dNA信息，录入了全国dNA数据库，这才被枣庄警方锁定。 枣庄警方得知消息后，立刻组成抓捕小组，连夜赶往徐州市，将武中伟抓获归案。当民警们将于三春的照片和当年的案发现场照片摆在武中伟面前时，这个潜逃了14年、已经49岁的男人，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杀害王二妮、王秀云、高金凤母女三人的犯罪事实。 武中伟交代，他和王二妮是在一次赶集时认识的，王二妮的漂亮和能干吸引了他，他主动追求王二妮，王二妮也欣然接受了。可相处一段时间后，他才发现，王二妮不仅仅和他在一起，还和于三春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还在和其他男人暧昧不清。他多次和王二妮对峙，可王二妮始终敷衍他，一边承诺会和他结婚，一边继续欺骗他的感情，甚至还以各种理由，向他索要钱财。 “我那时候在煤矿上班，工资不算低，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王二妮，就盼着她能真心跟我过日子，”武中伟低着头，声音里满是不甘和怨毒，“可我没想到，她就是在玩弄我，把我的真心当成儿戏，把我的钱当成她讨好别人的资本。我去找她理论，她不仅不认错，还反过来嘲笑我傻，说我心甘情愿被她骗，甚至威胁我说，要是我再纠缠，就把我们的事情闹大，让我在煤矿待不下去。” 长期的欺骗和羞辱，让武中伟的心理逐渐扭曲，怨恨像毒藤一样在他心底疯狂生长。案发当晚，他本来是想去找王二妮做个了断，要么让她彻底和自己在一起，要么就索要回自己付出的钱财。可当他赶到王二妮家时，正好看到王二妮和另一个陌生男人有说有笑，举止亲密，那一刻，他所有的理智都被怒火吞噬，杀人的念头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武中伟悄悄潜入王家院落，趁着夜色掩护，先摸到了北侧的房间。当时王二妮和王秀云正在房间里做针线活，毫无防备，武中伟随手拿起墙角的生锈熨斗，猛地朝着王二妮的头部砸去。王二妮来不及惨叫，就倒在了炕上，鲜血瞬间喷溅出来。王秀云吓得浑身发抖，想要逃跑，却被武中伟一把抓住，用木棍狠狠击打她的头部，直到她不再动弹。 杀害姐妹二人后，武中伟的双眼已经被鲜血染红，他想起高金凤平日里也常常帮着王二妮敷衍自己，甚至帮她隐瞒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怒火更甚，又拿着砖块，找到了南侧偏房里的高金凤。当时高金凤正在整理杂物，看到浑身是血的武中伟，吓得魂飞魄散，刚要大喊，就被武中伟一砖块砸中头部，当场倒地身亡。 “我杀了她们之后，心里也很害怕，就想着赶紧掩盖自己的罪行，”武中伟交代道，“我翻遍了整个院子，就是想找到王二妮骗我的那些钱财，还有她和其他男人往来的证据，可找了半天，只找到了那张5万元的存折。我知道存折取不出钱，又怕它成为指向我的线索，就把它烧了。桌面上的几十块现金，我当时太慌乱，根本没注意到，也没心思拿。” 他还供述，在行凶过程中，他不小心将自己的右手食指指纹留在了凶器上，发现后赶紧用衣物擦拭，可还是留下了一枚残缺不全的指纹。就在他准备逃离现场时，正好遇到了悄悄跟过来的于三春。看到于三春，武中伟心里一慌，立刻拿起带血的砖块威胁他，又编造谎言、许下承诺，逼着于三春替自己顶罪。 “我知道于三春深爱着王二妮，也知道他被王二妮欺骗，心里也有怨恨，而且他性格孤僻，没什么依靠，容易被拿捏，”武中伟坦言，“我威胁他说，要是他敢报警，我就杀了他的远房亲戚，还说只要他替我顶罪，等我逃到安全的地方，就给她亲戚一笔钱，让他们衣食无忧。我还特意嘱咐他，记清楚现场的细节，说杀人用的是钝器，可他太紧张，还是记混了，说成了掐死。” 案发当晚，武中伟连夜逃离了东鲁村，不敢停留片刻。他先是回到邹城市的煤矿，递交了辞职报告，然后回家拿走了所有积蓄，辗转于江苏、安徽、河南等多个省市，隐姓埋名，靠打零工、干苦力为生，后来又走上了盗窃的道路，只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 这14年里，武中伟从来没有回过家，不敢和家人联系，甚至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每天都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他不敢看新闻，不敢和陌生人深交，只要听到警笛声，就会吓得浑身发抖，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王二妮母女三人来找他索命。他说，这14年，他没有一天真正安心过，看似逃掉了法律的制裁，实则承受着无尽的心理折磨，比坐牢还要痛苦。 “我知道，我迟早会被抓住的，”武中伟的声音里满是悔恨，“这些年，我也常常反思自己，要是当初能冷静一点，没有被怒火冲昏头脑，就不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也不会毁掉三个无辜的生命，毁掉自己的一生，更不会连累于三春，连累我们两个的家庭。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犯下的罪行，终究要付出代价。” 案件真相大白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武中伟因感情纠纷和被欺骗，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于三春明知武中伟是杀人凶手，仍受其威胁，替其顶罪，作虚假供述，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伪证罪，鉴于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提供武中伟的相关线索，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武中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于三春犯包庇罪、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与此前羁押期限折抵后，已服刑完毕）。判决后，武中伟没有提出上诉，他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用自己的生命，为死去的母女三人赎罪。 2013年，武中伟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死刑执行命令下达的那一刻，这个潜逃了14年、背负三条人命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215章 主持人被劫持：4小时生死较量，她用冷静赌赢性命 2008年12月5号晚上8点左右，四川省宜宾市的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刺骨的寒风裹着江边的湿气，顺着街道的缝隙钻来钻去，吹得路人忍不住裹紧了身上的外套，搓着双手加快了脚步。毕竟已经是深冬腊月，宜宾的冬天不比北方的干冷，那种湿冷是钻骨头缝的，哪怕穿得再厚，也能感觉到寒气一点点往身体里渗，连呼吸都带着白雾，刚吐出来就被冷风打散，消散在漆黑的夜色里。 这时候的宜宾市中心城区，却依旧是另一番景象——旭府商场门口的霓虹灯光璀璨夺目，红的、黄的、绿的灯光交相辉映，把周边的街道照得如同白昼。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有下班匆匆赶路的上班族，有牵着孩子出来散步的夫妻，还有三五成群结伴逛街的年轻人。欢声笑语混着小贩的吆喝声、车辆的鸣笛声，交织成一幅热闹的都市夜景图，暂时冲淡了冬日的寒意。 贺敏杰就是这热闹人群中的一员。作为宜宾电视台的着名主持人，她在当地可是实打实的“名人”，提起她的名字，几乎家家户户都能说出一二。贺敏杰长得格外漂亮，柳叶眉、丹凤眼，皮肤白皙细腻，身材匀称高挑。平日里在电视上，她穿着得体的服装，说话温柔婉转，口齿伶俐清晰，无论是主持新闻节目，还是大型文艺晚会、各类公益活动，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能展现出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又带着一股亲和力，深受宜宾老百姓的喜爱，就连大爷大妈见了她，都忍不住夸一句：“我们宜宾的好主持人。”2008年这一年，她还成功入选了观众评选的“最喜欢的主持人”，人气更是居高不下。 这天下午下班后，贺敏杰没有直接回家，想着难得不用加班，又恰逢商场有年末促销活动，便打算去旭府商场逛一逛。女孩子嘛，尤其是长得漂亮、气质出众的女孩子，大多都喜欢逛商场，哪怕什么都不买，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感受着热闹的氛围，心里也会觉得格外舒畅，一天的工作疲惫也能一扫而空。贺敏杰也不例外，她褪去了电视上的职业装扮，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扎着简单的马尾，脸上化着淡淡的妆容，看起来比电视上更显温婉亲切。一路上，不少认出她的路人，都会悄悄多看她两眼，还有人忍不住小声和身边的人嘀咕：“那不是贺敏杰吗？比电视上还好看。” 贺敏杰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目光，依旧从容自在地在商场里逛着，从女装专柜到饰品店，再到护肤品柜台，每一处都看得格外仔细。逛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手里拎着两个购物袋，里面装着一件心仪已久的针织衫，还有一瓶常用的护手霜，都是趁着促销活动买的，不算贵重，却足够让她心情愉悦。 走出旭府商场，寒风瞬间又裹了上来，贺敏杰忍不住缩了缩脖子，随手把购物袋拎得更紧了些，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闺蜜的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闺蜜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几分打趣：“敏杰，逛完了？买着什么好东西了？” 贺敏杰笑着回应，语气里满是轻松：“刚逛完，没买什么贵的，就一件毛衣和一瓶护手霜。这边风好大，我准备上车回家了，等周末有空，咱们再一起出来逛。” “行啊，那你赶紧上车，注意安全，晚上天冷，路上慢点开。”闺蜜的叮嘱温柔又贴心。 “知道啦，放心吧。”贺敏杰笑着应着，一边讲电话，一边朝着商场停车场的方向走去，目光很快就锁定了自己的那辆白色富康车。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少见过富康车了，甚至连听都没听过，但在2008年的时候，富康可是国内汽车市场“老三样”里的佼佼者，和桑塔纳、捷达齐名，甚至比那两款车更显时尚。作为一款两厢白色小车，它车身小巧灵动，颜值在线，在当时可是不少年轻美女的“标配”，开在大街上，回头率一点都不低。贺敏杰的这辆白色富康，是她工作几年攒钱买的私家车，平日里格外爱惜，车身擦得干干净净，哪怕已经开了两年，依旧崭新如初，停在停车场里，一眼就能认出来。 挂了和闺蜜的电话，贺敏杰走到车旁，腾出一只手拉开驾驶座的车门，弯腰坐了进去，把购物袋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顺手系上安全带，伸手去拧车钥匙，准备启动车辆回家。可就在她的手指刚碰到车钥匙，车辆还没来得及发出启动的声响时，一件让她毕生难忘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只见一双粗糙、宽大的大手，突然从旁边伸了过来，“砰”的一声，猛地拉开了她身后的车门，力道大得几乎要把车门拽下来。贺敏杰浑身一僵，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感觉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一闪，紧接着，一个穿着深色上衣、身材壮硕的男人，一转身就钻进了富康车的后座。车门被“砰”地一声关上，隔绝了外面的霓虹和喧嚣，车厢里瞬间变得压抑又沉闷。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贺敏杰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嗓子眼，浑身的血液仿佛在一瞬间凝固了。她下意识地扭过头，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吃惊地看着后座的男人，嘴唇动了动，想要开口问问对方是谁、想要干什么，可还没等她发出任何声音，就感觉到一个坚硬、冰冷的圆形金属物体，紧紧地抵在了自己的后脑勺上。那种冰冷的触感，顺着头皮一路传到心底，让她浑身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不许出声，快开车！”后座的男人开口了，声音沙哑低沉，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凶狠，语气里还透着几分慌乱和急躁，每一个字都像冰锥一样，扎在贺敏杰的心上。 贺敏杰当时就吓傻了，大脑一片空白，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的挡风玻璃，连眨眼都忘了。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抵在自己后脑勺上的那个金属物体，还在微微发烫，不用想也知道，那绝对是一把枪——一把能瞬间夺走她性命的枪。长这么大，她从来没有离枪这么近过，哪怕是在电视上看到枪战场景，也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恐惧过。那种死亡就在眼前的窒息感，让她浑身发抖，手心瞬间冒出了冷汗，浸湿了手心的车钥匙。 她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不敢大口呼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遇上持枪抢劫的了。她太清楚了，眼前这个男人看起来穷凶极恶，而且情绪不稳定，只要自己稍微有一点反抗，或者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对方手一哆嗦，自己的命就没了。在生命面前，所有的骄傲和从容，都变得不堪一击。贺敏杰只能强压下心底的恐惧，听从对方的命令，手指颤抖着拧动了车钥匙。 “嗡——”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声响，白色富康车缓缓地启动了。贺敏杰握着方向盘的手，因为过度紧张而微微发抖，车辆行驶得有些不稳，慢慢的，顺着停车场的出口，开上了宜宾市的人民路。 夜晚的人民路，依旧是人流如织，霓虹闪烁，街道两旁的商铺灯火通明，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可这热闹，却和车厢里的压抑格格不入。贺敏杰一边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透过前挡风玻璃的反光，偷偷观察着后座的男人——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衣领立着，遮住了大半张脸，只能看到他线条硬朗的下颌和紧抿的嘴唇，眼神凶狠，双手紧紧地握着枪，枪口依旧死死地抵在她的后脑勺上，身体微微前倾，看起来十分警惕，时不时地抬头看向窗外，像是在观察什么，又像是在躲避什么。 贺敏杰的心跳越来越快，咚咚咚的声音，在寂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她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也能听到后座男人粗重的喘息声。恐惧如同潮水一般，一次次淹没她的心底，可慢慢的，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她是贺敏杰，是宜宾电视台的主持人，她见过大场面，她有智慧，她必须想办法自救，必须想办法联系上外界，让别人知道自己被劫持了。 她一边稳稳地开着车，一边在心里快速地琢磨着：现在手机就在副驾驶座上，刚才和闺蜜挂了电话之后，就随手放在那里了，可后座的男人一直用枪抵着自己，自己根本不敢伸手去拿手机；而且外面人多车杂，如果自己大喊大叫，万一激怒了对方，对方很可能会当场开枪，到时候不仅自己活不成，还可能伤到路边的无辜群众。不行，不能冲动，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悄悄地联系上别人。 贺敏杰开的这辆富康车，是手动挡的——在2008年的时候，手动挡的汽车还是主流，自动挡的汽车很少见，而且价格昂贵，大多数人开的都是手动挡。手动挡的汽车，行驶的时候需要频繁地换挡，一档换二档，二档换三档，每次换挡的时候，右手都要从方向盘上挪开，去拨动挡杆，这个动作很自然，也很隐蔽，后座的男人大概率不会太在意。 想到这里，贺敏杰的心里泛起一丝希望。她悄悄调整了一下呼吸，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更加平静，然后趁着车辆行驶到一个路口，需要从二档换到三档的机会，右手顺势从方向盘上挪开，假装换挡的动作，手指以最快的速度，轻轻按了一下副驾驶座上手机的拨通键。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那时候的手机，没有指纹解锁，没有密码锁，更没有复杂的App，就是最简单的按键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操作起来十分方便。而且大多数按键手机，都有一个“快速拨通”功能，只要按下拨通键，就会自动拨打最近一次通话的号码——而贺敏杰最近一次通话，就是刚才和闺蜜的通话。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贺敏杰的动作很快，很隐蔽，后座的男人只顾着警惕地观察窗外的动静，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这个细微的动作。按下拨通键之后，贺敏杰迅速把右手挪回方向盘上，继续稳稳地开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她的心里，却紧张得要命，手心的冷汗越来越多，紧紧地攥着方向盘，指节都泛白了。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听筒里传来闺蜜熟悉的声音：“敏杰？怎么了？刚挂了电话怎么又打过来了？是不是忘了说什么了？” 贺敏杰的心脏猛地一跳，她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被后座的男人发现，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她只能假装没有听到闺蜜的话，依旧专注地开着车，任由电话接通着，把车厢里的声音，一点点传到闺蜜的耳朵里。 后座的男人，果然不耐烦了，看到贺敏杰半天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开车，语气变得更加凶狠，用枪又用力抵了抵她的后脑勺，低吼道：“开快点！老实点！别磨磨蹭蹭的，再慢一点，老子毙了你！” 这句话，清晰地通过电话，传到了闺蜜的耳朵里。闺蜜的声音瞬间就停住了，电话那头变得一片寂静。贺敏杰能感觉到，闺蜜应该是意识到不对劲了——她太了解贺敏杰了，贺敏杰性格温柔，从来不会和人发生争执，而且刚才通话的时候，语气还很轻松，怎么可能突然出现这么凶狠的男人的声音？ 闺蜜很聪明，也很冷静，她没有在电话里大喊大叫，没有追问贺敏杰怎么了，更没有说“你是不是被劫持了，我马上报警”这样的话——她知道，一旦自己乱说话，被电话那头的歹徒听到，贺敏杰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她只是静静地拿着手机，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电话那头的动静，把每一个声音都记在心里，同时，悄悄起身，快步走到客厅，拿起另一个电话，颤抖着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喂，110吗？我要报警，我的朋友贺敏杰，她可能被人劫持了！”闺蜜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但依旧尽量保持冷静，快速地向接线员说明情况，“她刚才给我打电话，我听到有个凶狠的男人在威胁她，让她开车。我不确定她现在在哪里，她开的是一辆白色的富康车，是手动挡的，她是宜宾电视台的主持人，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救她！” 接线员听到“持枪劫持”“主持人”这样的关键词，立刻提高了警惕，一边耐心地安抚闺蜜的情绪，一边快速地记录下所有有用的信息，同时，第一时间将这起恶性持枪劫持人质案件，上报给了宜宾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宜宾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之后，顿时炸开了锅。这可不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案，而是持枪劫持人质案件，而且被劫持的，还是宜宾市知名的主持人贺敏杰。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人质的生命安全，还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接到报告的第一时间，就迅速向宜宾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同时，立刻启动了应急预案，将情况通报给了武警宜宾支队、翠屏区公安分局等相关部门，要求所有相关单位，立刻行动起来，全力解救人质，捉拿歹徒。 宜宾市委书记、市长得知案情之后，更是高度关注，当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公安机关迅速处置，科学制定解救方案，调动一切可用力量，全力保障人质安全，务必将歹徒捉拿归案，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随后，宜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坐镇指挥中心，下达命令：立刻启动暴力案件处置快速反应机制，调集全市300多名特警、刑警和武警官兵，紧急赶赴现场，对被劫持车辆进行围追堵截；同时，组织警力，在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设卡拦截，严防歹徒驾车逃窜出市区；另外，安排技术部门，通过贺敏杰的手机信号，对被劫持车辆的位置进行实时追踪，为围追堵截提供精准的线索。 此时，贺敏杰依旧在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她的手机依旧处于通话状态，只是她始终没有说话，只是偶尔趁着换挡的机会，悄悄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后座的男人，同时，故意放慢车速，给警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她知道，闺蜜一定已经报警了，警方一定在全力寻找她，她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持冷静，不要激怒歹徒，尽量拖延时间，等待警方的救援。 后座的歹徒，依旧没有发现贺敏杰的手机处于通话状态，他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贺敏杰开快点，时不时地指挥她往偏僻的路段开，嘴里还时不时地骂骂咧咧，语气里满是焦躁和不安。贺敏杰一边听从他的指挥，一边不动声色地和他周旋着，偶尔还会假装害怕，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大哥，你别拿枪指着我，我害怕，我开快点，我开快点，你别生气，千万别开枪。” 作为一名主持人，贺敏杰有着得天独厚的职业优势——她善于沟通，善于套话，懂得如何安抚别人的情绪，也懂得如何在不经意间，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她一边开车，一边假装不经意地和歹徒聊着天，语气卑微又害怕：“大哥，我看你也不像坏人，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要是你有难处，你跟我说，说不定我能帮你呢？你别这样，持枪劫持是犯法的，要是被警察抓住了，后果就严重了。” 歹徒听到贺敏杰的话，身体微微一僵，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很凶狠：“少废话！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别多管闲事，好好开车，只要你听话，老子就不伤害你，等老子安全了，自然会放了你！” 贺敏杰没有再追问，只是轻轻应了一声，继续稳稳地开车，心里却在快速地分析着：从歹徒的语气和状态来看，他应该是遇到了什么急事，而且很可能是犯了什么大罪，正在逃窜，劫持自己，大概率是为了抢一辆车，方便他逃跑。而且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时而凶狠，时而焦躁，说明他的心里也很害怕，这对自己来说，或许是一个机会。 此时，警方的技术部门，已经通过贺敏杰的手机信号，成功锁定了被劫持车辆的位置——贺敏杰驾驶的白色富康车，已经开出了宜宾老城区的繁华路段，驶上了岷江桥，正从长江北岸，朝着象鼻镇的方向快速行驶。岷江桥横跨岷江，连接着宜宾老城区和象鼻镇，桥面不宽，夜晚来往的车辆不算多，而且桥的两侧，都是空旷的江面。一旦歹徒驾车冲过岷江桥，进入象鼻镇的山区，那里地势复杂，树林茂密，道路狭窄，将会给警方的围追堵截和解救人质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宜宾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立刻调整部署，下达命令：调集200名特警、刑警，迅速驱车赶往岷江桥，沿着象鼻镇的方向，对被劫持车辆进行追击；同时，命令武警宜宾支队，派出100多名官兵，赶赴象鼻镇，在象鼻镇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设卡布控，封锁歹徒的逃跑路线；另外，通知象鼻镇派出所，立刻组织警力，在辖区内的主要公路、乡间小道设卡拦截，密切关注可疑车辆和人员，一旦发现被劫持的白色富康车，立刻上报，严禁擅自行动，避免危及人质安全。 一时间，宜宾市区到象鼻镇的公路上，警灯闪烁，警笛声此起彼伏，一辆辆警车风驰电掣般地朝着岷江桥的方向驶去，车灯划破漆黑的夜色，形成一道壮观而紧张的风景线。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看到这一幕，都纷纷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了惊讶和担忧的表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只能远远地看着警车疾驰而过。 象鼻镇派出所接到警情通报之后，所长立刻召集全所民警和治安员，召开紧急会议，快速部署设卡布控工作。考虑到大麦坝公路是象鼻镇的主要公路，也是歹徒逃窜的必经之路，所长当即安排治安员吕后成和民警李记，带领两名治安员，立刻赶赴大麦坝公路，在公路中间设卡拦截，密切关注来往车辆，一旦发现被劫持的白色富康车，立刻上报指挥中心，同时，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大部队赶来支援。 吕后成和李记接到命令之后，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带上停车牌、对讲机等装备，跳上警车，拉响警笛，快速地赶往大麦坝公路。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夜色越来越浓，大麦坝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已经很少了，只有零星的几辆货车，在缓慢地行驶着。吕后成和李记赶到之后，立刻下车，在公路中间设置了路障，吕后成手里拿着停车牌，站在路障旁边，李记则带着两名治安员，埋伏在路边的草丛里，密切关注着公路两端的动静，对讲机始终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远处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吕后成立刻提高了警惕，握紧了手里的停车牌，目光紧紧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很快，一辆白色的富康车，从市区方向飞快地行驶而来，车速很快，看起来十分急躁，车灯亮得刺眼，朝着设卡的方向疾驰而去——正是贺敏杰驾驶的、被歹徒劫持的那辆车。 吕后成一眼就认出了这辆车，他立刻举起手里的停车牌，朝着白色富康车大声喊道：“停车！立刻停车！接受检查！” 后座的歹徒，看到前方设卡的民警，顿时变得焦躁起来，他心里清楚，一旦停车接受检查，自己就彻底暴露了，不仅逃不掉，还会被警方抓获，到时候等待自己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所以，他根本没有减速，反而对着贺敏杰低吼道：“快！冲过去！别停车！快！” 贺敏杰心里一惊，她知道，一旦冲卡，很可能会撞到设卡的民警，也可能会发生车祸，到时候自己和民警，都可能会受伤。可她没有办法，歹徒的枪依旧抵在她的后脑勺上，她只能听从歹徒的命令，脚下猛地踩下油门，白色富康车的速度瞬间加快，朝着路障和吕后成的方向，冲了过去。 吕后成看到白色富康车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了过来，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往旁边躲闪。就在他躲闪的瞬间，白色富康车“砰”的一声，撞开了路边的路障，飞快地冲了过去，车轮溅起的石子，打在路边的护栏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就在白色富康车冲过设卡地点的瞬间，埋伏在路边草丛里的李记，迅速从草丛里跳了出来，目光紧紧地盯着白色富康车的车牌号，一边大喊，一边快速地记下车牌号：“车牌号！川qxxxx！就是这辆车！快！追！” 记下车牌号之后，李记立刻跳上警车，拉响警笛，对着对讲机大声汇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目标车辆已经冲卡，车牌号川qxxxx，正朝着关斗山温泉的方向行驶，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汇报完毕之后，李记对着旁边的吕后成大喊：“老吕！快上车！我们追！” 吕后成立刻跳上警车，李记脚下猛地踩下油门，警车瞬间启动，拉着警笛，朝着白色富康车的方向，快速地追了过去。警笛声在寂静的夜色里，显得格外刺耳，李记一边追击，一边对着前方的白色富康车，大声喊话：“前方车辆！立刻停车！接受检查！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后座的歹徒，听到身后的警笛声和喊话声，变得更加焦躁起来，他不停地催促贺敏杰：“快！开快点！再快一点！把他们甩掉！快！” 贺敏杰一边加快车速，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身后的警车，心里暗暗着急——她知道，关斗山温泉附近，有一条小路，那条小路是一条死路，尽头是一片空旷的空地，周围都是树林，如果车子开到那条死路上去，就再也没有办法逃跑了，到时候，歹徒很可能会狗急跳墙，伤害自己。可她没有办法，只能听从歹徒的指挥，朝着关斗山温泉的方向驶去。 李记和吕后成，驾驶着警车，紧紧地跟在白色富康车的后面，不敢有丝毫放松。他们很有经验，没有一味地猛追，而是巧妙地调整车速和路线，一点点地逼近白色富康车，同时，故意把白色富康车，朝着关斗山温泉那条死路的方向逼去——他们知道，只有把歹徒逼到绝境，才能有机会解救人质。 就这样，白色富康车在前，警车在后，两辆车在漆黑的公路上，飞快地行驶着，警笛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夜色的寂静。大约追了十几分钟，白色富康车，终于驶入了关斗山温泉附近的那条死路。这条路很窄，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光线昏暗，只能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片空旷的空地，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 贺敏杰驾驶着白色富康车，一直开到了路的尽头，再也没有办法往前开了，只能被迫停下了车。李记和吕后成，驾驶着警车，缓缓地停在了离白色富康车大约两米远的地方，没有再往前逼近——他们怕自己的举动，会激怒歹徒，危及贺敏杰的生命安全。 停车之后，李记和吕后成，慢慢推开车门，下车之后，双手放在身前，做出没有武器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朝着白色富康车逼近，目光紧紧地盯着白色富康车的后座，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同时，李记对着对讲机，大声汇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目标车辆已经被我们逼到关斗山温泉附近的死路尽头，请求立刻派支援过来！请求派谈判专家和狙击手过来！” 就在李记和吕后成，逼近白色富康车，距离车辆还有大约三米远的时候，突然，白色富康车的后门，“砰”的一声被猛地拉开了，紧接着，三声清脆的枪响：“砰！砰！砰！”在寂静的夜色里，显得格外刺耳，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子弹呼啸着射了过来，其中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了吕后成手里的停车牌上，“哐当”一声，停车牌被打坏了，碎片溅得四处都是；另一颗子弹，擦着吕后成的胳膊飞了过去；还有一颗子弹，“砰”的一声，打在了吕后成的手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顺着手指缝，滴落在地上，染红了脚下的泥土。 “老吕！”李记大喊一声，下意识地想要冲过去，可就在这时，歹徒从白色富康车的后座跳了下来，一把抓住贺敏杰的头发，用力将她从驾驶座上拖了下来，右手紧紧地握着枪，死死地抵在贺敏杰的后脑勺上，左手则紧紧地挽住贺敏杰的脖子，将她当成了人质，挡在自己的身前。 “别过来！都别过来！”歹徒对着李记和吕后成，大声嘶吼着，语气里满是疯狂和凶狠，“你们再过来一步，老子就打死她！打死这个人质！快！让开！给老子准备一辆车，让老子离开！否则，老子现在就开枪！” 李记和吕后成，立刻停下了脚步，不敢再往前逼近。吕后成的手上，还在不停地流着血，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可他依旧死死地盯着歹徒，目光坚定，没有丝毫退缩。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人质的安全，不能贸然行动，否则，一旦歹徒狗急跳墙，贺敏杰就会有生命危险。 “好！好！我们不过去！我们不过去！”李记立刻举起双手，做出妥协的姿势，语气尽量缓和，对着歹徒大声说道，“兄弟，你别激动，别伤害人质，我们答应你，我们给你准备车，让你离开，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 说完，李记对着对讲机，快速地说道：“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歹徒已经挟持人质下车，情绪十分激动，要求我们准备一辆车，让他离开，请求指示！” 与此同时，李记和吕后成，一边远远地盯着歹徒和人质，不敢有丝毫放松，一边慢慢往后退，和歹徒保持着安全距离，同时，随时向指挥中心，汇报事态的发展情况。夜色越来越浓，周围的树林里，传来阵阵风声和虫鸣声，显得格外阴森恐怖。歹徒挟持着贺敏杰，一步步地向路边的树林方向退去，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目光紧紧地盯着李记和吕后成，生怕他们突然冲过来。 李记和吕后成，紧紧地跟在后面，不敢靠得太近，也不敢离得太远，只能远远地跟踪着，心里暗暗着急——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关斗山温泉附近，地势复杂，树林茂密，如果歹徒把贺敏杰挟持到树林里，那么警方的搜索和解救工作，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贺敏杰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就在这时，宜宾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已经带领着大批支援警力，赶到了现场。在此之前，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分管特警的副局长，还有翠屏区的副区长、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也已经赶到了现场，所有人迅速组成了现场指挥部，在路边的空地上，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解救方案。 现场指挥部的领导们，一边听取李记和吕后成的汇报，一边观察着现场的情况，神色都十分严肃。“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歹徒情绪激动，而且持有枪支，人质被他紧紧挟持，一旦我们采取强制措施，人质很可能会受到伤害。”市公安局局长，对着现场的领导和民警，严肃地说道，“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人质的安全，其次，才是捉拿歹徒。现在，立刻安排谈判专家，和歹徒进行谈判，安抚歹徒的情绪，拖延时间；同时，安排狙击手，隐蔽在周围的树林里，随时做好准备，如果谈判无效，歹徒执意要伤害人质，就立刻采取行动，将歹徒击毙，确保人质安全；另外，调集更多的警力，封锁现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同时，对周围的树林，进行全方位的搜索，防止歹徒有同伙，或者趁机逃窜。” “是！”所有民警和武警官兵，齐声应道，立刻按照现场指挥部的命令，行动了起来。 此时，歹徒挟持着贺敏杰，已经退到了路边的树林边缘，他靠在一棵大树上，依旧用枪抵着贺敏杰的后脑勺，左手挽着她的脖子，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嘴里时不时地对着李记和吕后成，大喊大叫，催促他们快点准备车。 贺敏杰的脖子，被歹徒勒得紧紧的，几乎喘不过气来，后脑勺上，依旧能感觉到枪身的冰冷和坚硬，脸上布满了冷汗，头发也被扯得乱七八糟，显得十分狼狈。可她依旧保持着冷静，没有哭闹，没有挣扎，只是微微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心里暗暗祈祷着：警方快点来，快点救我，我一定能坚持住。 歹徒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警车，听着越来越近的警笛声，心里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害怕。他猛地低下头，对着贺敏杰，恶狠狠地质问道：“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报的警？不然，警察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贺敏杰的心脏猛地一跳，她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报了警，一旦承认，歹徒一定会激怒，到时候，自己就会有生命危险。她立刻抬起头，脸上露出了害怕和无辜的表情，声音颤抖着，对着歹徒说道：“大哥，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没有报警，我怎么敢报警啊？我一直都很听话，我按照你说的做，我没有报警，警察怎么会来，我也不知道啊。” “你骗人！”歹徒怒吼一声，用枪又用力抵了抵贺敏杰的后脑勺，“肯定是你报的警！你这个贱人！快！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如果让我发现你报了警，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贺敏杰心里一紧，她知道，自己的手机，还处于通话状态，而且通话记录里，还有刚才和闺蜜的通话记录，如果让歹徒看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悄悄报了警。可她没有办法，只能听从歹徒的命令，慢慢抬起手，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刚才冲卡的时候，手机从副驾驶座上掉了下来，她趁着歹徒不注意，悄悄捡了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在拿出手机，递给歹徒的一瞬间，贺敏杰的大脑，快速地转动着，她趁着歹徒低头看手机的瞬间，手指以最快的速度，轻轻按了一下手机的关机键——“咔哒”一声，手机瞬间黑屏，关机了。她知道，自己的手机，开机的时候，是有密码锁的，只要关机了，歹徒就打不开手机，就看不到里面的通话记录，也就不会发现自己报了警。 歹徒接过手机，用力按了一下开机键，可手机没有任何反应，他皱了皱眉头，又用力按了几下，依旧没有反应。“怎么回事？手机怎么打不开？”歹徒对着贺敏杰，恶狠狠地质问道。 “我不知道，大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刚才开车的时候，手机掉在地上，摔坏了，也可能是没电了，我真的不知道。”贺敏杰依旧装作害怕和无辜的样子，声音颤抖着说道。 “给老子打开！立刻给老子打开！”歹徒怒吼着，把手机扔回给贺敏杰，“要是打不开，老子就打死你！” 贺敏杰接过手机，假装慌乱地按了几下开机键，然后，慢慢按下了密码，打开了手机。她的心跳得飞快，手心全是冷汗，手指因为过度紧张而微微发抖，可她依旧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打开手机的一瞬间，快速地点开通话记录，找到刚才和闺蜜的通话记录，手指飞快地按了几下，将那条通话记录，彻底删除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贺敏杰的动作很快，很隐蔽。歹徒因为心里紧张，又急于知道答案，只是死死地盯着贺敏杰的手，没有仔细看手机屏幕上的内容，所以，并没有发现贺敏杰删除通话记录的动作。 删除完通话记录之后，贺敏杰把手机递给歹徒，脸上露出了讨好的表情，说道：“大哥，你看，手机打开了，你看，我真的没有报警，通话记录里，都是我之前打的电话，没有报警电话，你相信我，好不好？” 歹徒接过手机，快速地翻了翻通话记录，果然，没有看到任何报警电话，也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里，都是一些贺敏杰和朋友、家人的通话记录，而且都是下午和晚上早些时候打的。看到这里，歹徒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他把手机扔回给贺敏杰，冷哼一声，说道：“算你识相，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老子饶不了你！” “是是是，大哥，我不敢骗你，我绝对不敢骗你。”贺敏杰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道，心里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刚才那几秒钟，简直就是生死较量，稍微有一点疏忽，自己就会暴露，幸好，自己足够冷静，足够迅速，成功地删除了通话记录，骗过了歹徒。 歹徒安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挟持着贺敏杰，继续向树林深处退去。他知道，现在警方已经把这里包围了，自己想要活着离开，已经很难了，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想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和警方周旋，寻找逃跑的机会。 就在这时，当地的很多干部群众，听到了警笛声，也得知了贺敏杰被持枪劫持的消息，都纷纷主动赶来，加入到了追击和搜索歹徒的队伍之中。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关斗山温泉附近的地势、道路、建筑物，都非常熟悉，他们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详细地向警方说明了，哪里有小路，哪里有隐蔽的山洞，哪里的树林比较茂密，哪里容易藏身，为警方的搜索和解救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其中，一个住在附近的村民，找到了翠屏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教导员，神色紧张地说道：“警官，警官，我刚才在大麦坝附近，温泉引道边的草丛里，看到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男的，手里拿着一把枪，紧紧地挟持着那个女的，看起来鬼鬼祟祟的，非常可疑，我看那个女的，长得好像就是电视上的主持人贺敏杰，你们快过去看看吧！” 教导员听到村民的话，立刻眼前一亮，连忙对着对讲机，大声汇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有村民反映，在大麦坝附近温泉引道边的草丛里，发现了歹徒和人质的踪迹，请求立刻调集警力，向该地点包围过去！” 现场指挥部接到汇报之后，立刻下达命令：所有参战民警和武警官兵，立刻向大麦坝附近温泉引道边的草丛，快速集结，实施包围；谈判专家和狙击手，立刻赶到该地点，做好谈判和狙击准备；同时，通知李记和吕后成，继续跟踪歹徒，配合大部队，实施包围。 接到命令之后，所有参战民警和武警官兵，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们分成多个小组，沿着不同的路线，悄悄地向大麦坝附近温泉引道边的草丛，快速集结。他们的动作很轻，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生怕惊动了歹徒，危及人质的安全。 象鼻镇派出所的所长，带领着一组民警，率先赶到了村民所说的地点。他悄悄地拨开草丛，探头一看，果然，在草丛深处，歹徒正挟持着贺敏杰，靠在一棵大树上，神色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手里的枪，依旧抵在贺敏杰的后脑勺上，左手挽着她的脖子。 所长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悄悄地后退了几步，对着身边的民警，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慢慢向前逼近。可就在他逼近到距离歹徒还有大约十米远的时候，歹徒突然察觉到了动静，他猛地抬起头，目光紧紧地锁定了所长，蹭的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右手紧紧地握着枪，对准了所长，左手依旧紧紧地挽着贺敏杰的脖子，另一只手里，还多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死死地抵在贺敏杰的脖子上——那把刀，应该是他随身携带的。 “不许过来！都不许过来！”歹徒对着所长和身边的民警，大声嘶吼着，语气里满是疯狂和绝望，“你们再过来一步，老子就先杀了她！再杀了你们！快！给老子准备车！让老子离开！立刻！马上！” 所长立刻停下了脚步，他快速地从腰间拔出枪，对准了歹徒，双手紧紧地握着枪，指节都泛白了，目光紧紧地盯着歹徒，神色严肃，没有丝毫退缩。他和歹徒，近在咫尺，双方对峙着，气氛瞬间变得无比紧张，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连周围的风声和虫鸣声，都消失了，只剩下双方粗重的呼吸声，和歹徒疯狂的嘶吼声。 所长清楚地看到，歹徒手里的水果刀，已经紧紧地贴在了贺敏杰的脖子上，刀刃很锋利，已经在贺敏杰的脖子上，划出了一道小小的伤口，鲜血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脖子，滴落在地上。贺敏杰的脸色，变得苍白如纸，嘴唇也失去了血色，可她依旧没有哭闹，没有挣扎，只是微微低着头，眼神里，依旧带着一丝坚定，没有丝毫退缩。 “兄弟，你别激动，别伤害人质。”所长的语气，尽量缓和，对着歹徒，耐心地劝说道，“我们已经答应你了，我们会给你准备车，让你离开，你先冷静下来，把刀和枪放下，好不好？只要你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我们可以对你从轻处理，你别再一条路走到黑了。” “从轻处理？”歹徒冷笑一声，语气里满是嘲讽和绝望，“我杀了人，我持枪劫持人质，你们还会对我从轻处理？别骗我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完了，要么，你们让我活着离开，要么，我就和这个人质，同归于尽！” 说完，歹徒又用力勒了勒贺敏杰的脖子，水果刀又往贺敏杰的脖子上，贴近了几分，伤口变得越来越大，鲜血也流得越来越多。 “住手！你快住手！”所长大声喊道，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我们不逼你，我们给你准备车，你别伤害人质，好不好？你再这样，人质会有生命危险的！” 就在这时，现场指挥部的领导，还有谈判小组、狙击手，都已经赶到了现场。谈判小组，由市局刑警支队支队长肖建新、禁毒支队支队长黄勇，还有翠屏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一兵组成——这三个人，都是有着丰富的反劫持谈判实战经验的专家，曾经成功处置过多起恶性劫持人质案件，心理素质极强，善于和歹徒进行沟通，安抚歹徒的情绪。 现场指挥部，立刻下达命令：让所长慢慢撤退，由谈判小组，接替所长，和歹徒进行谈判；同时，安排狙击手，隐蔽在周围的树林里，瞄准歹徒，随时做好准备，一旦谈判无效，歹徒执意要伤害人质，就立刻采取行动，将歹徒击毙，确保人质安全。 所长接到命令之后，对着谈判小组，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向后退去，一边后退，一边对着歹徒，大声说道：“兄弟，你别激动，我们的谈判专家来了，他会和你好好谈的，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让你活着离开，你别伤害人质。” 说完，所长就退到了民警的队伍里，和其他民警一起，密切关注着现场的情况，随时准备配合谈判小组，采取行动。 谈判小组的三个人，肖建新、黄勇、宋一兵，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慢慢地向歹徒逼近。他们双手摊开，高高举起，浑身上下都摸了一遍，故意展示给歹徒看——他们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没有任何恶意，只是来和他好好谈判的。 他们一步步地逼近，距离歹徒越来越近，直到距离歹徒大约五米远的地方，才停下了脚步。肖建新作为谈判小组的组长，率先开口，语气温和而真诚，对着歹徒，耐心地劝说道：“兄弟，你好，我们是来和你好好谈的，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也不想伤害你，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人质的安全，同时，也希望你能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歹徒警惕地盯着肖建新三个人，眼神里满是怀疑和凶狠，没有说话，只是把枪和刀，握得更紧了，依旧死死地抵在贺敏杰的身上。 肖建新没有在意歹徒的态度，依旧耐心地说道：“兄弟，我知道，你一定是遇到什么难处了，要是日子好过，谁也不会走上这条路。你说说，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我们尽力帮你解决，别再拿自己和人质的性命赌气了，不值得。” 沉默了许久，歹徒的肩膀微微颤抖起来，眼神里的凶狠渐渐被绝望取代，喉咙里发出一阵沙哑的呜咽，像是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了……”他喃喃自语着，手里的枪和刀微微松动了几分，“我欠了高利贷，他们天天逼我还钱，还威胁要杀了我的家人，我走投无路，才失手杀了催债的人，我只想找辆车，逃去外地，再也不回来……” 肖建新心中一沉，瞬间明白了歹徒的处境——他不是天生的恶人，而是被债务和恐惧逼上了绝路，只是一时冲动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肖建新放缓了语气，语气里多了几分共情：“兄弟，我懂你的难处，被人逼到绝境的滋味不好受，可你要知道，劫持人质、杀人跑路，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会让你的家人更加担心，只会让你自己陷入更深的绝境。” “那我能怎么办？”歹徒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嘶吼道，“我杀了人，警察不会放过我，高利贷也不会放过我，我除了跑，别无选择！” “你有选择。”肖建新语气坚定，一字一句地说道，“放下武器，释放人质，主动向我们自首。我向你保证，我们会依法处理你的案件，考虑到你的处境，会向法院说明情况，争取对你从轻处罚；至于你的高利贷问题，我们也会依法介入，帮你解决，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害你的家人。你想想，你现在这样，就算逃出去了，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要活在恐惧里，不如勇敢面对，争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贺敏杰听到这里，心中微动，她知道，这是说服歹徒的最佳时机。她微微抬起头，声音依旧带着一丝颤抖，却异常平静：“大哥，肖警官说得对，你别再冲动了。你也是被逼无奈，只要你主动自首，一定能得到从轻处理，你的家人也不会因为你，一直活在恐惧里。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别再拿自己的性命和我的性命赌气了，好不好？” 贺敏杰的话，像是一根稻草，戳中了歹徒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看着贺敏杰苍白脸上的血迹，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眼神里的疯狂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迷茫和悔恨。他手里的枪，慢慢垂了下来，水果刀也离开了贺敏杰的脖子，只是依旧紧紧地攥在手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肖建新敏锐地捕捉到了歹徒的变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他没有贸然上前，只是继续耐心地劝说：“兄弟，相信我，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也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人质最好的交代。放下武器，过来，我们不会伤害你，一定会兑现我们的承诺。” 黄勇和宋一兵也适时开口，语气温和地附和着，一边安抚歹徒的情绪，一边慢慢向他逼近，始终与他保持着安全距离，眼神里没有丝毫敌意，只有真诚的劝说：“兄弟，肖支队长说得没错，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你越陷越深。你想想你的家人，他们还在等你，如果你真的和人质同归于尽，或者被警方击毙，你的家人该怎么办？他们还要承受失去你的痛苦，还要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这不是你想看到的吧？” “家人……”歹徒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眼神瞬间变得空洞起来，脸上的绝望和疯狂，渐渐被悲伤取代。他想起了家里年迈的父母，想起了年幼的孩子，想起了妻子苦苦哀求他不要再借高利贷的模样，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家人，可现在，他所做的一切，却只会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泪水，顺着歹徒粗糙的脸颊，缓缓地流了下来，滴落在地上，与贺敏杰脖子上流下的鲜血，交织在一起。他手里的枪，垂得更低了，水果刀也彻底离开了贺敏杰的脖子，双手不停地颤抖着，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身体微微摇晃着，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肖建新看到这里，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歹徒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了，这是解救贺敏杰的最佳时机。但他依旧没有贸然上前，只是继续耐心地劝说着，语气里满是共情：“兄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知道你后悔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放下武器，释放人质，主动自首，好好改造，等到你刑满释放的那一天，你还能和你的家人团聚，还能好好照顾他们，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 贺敏杰也感受到了歹徒的变化，她微微抬起头，看着歹徒泪流满面的模样，心中没有了恐惧，反而多了一丝惋惜。她轻声说道：“大哥，你别再坚持了，肖警官他们说得对，你的家人还在等你，你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也是被逼无奈，只要你放下武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贺敏杰的话，像是一剂强心针，彻底击溃了歹徒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猛地吸了一口气，泪水流得更凶了，然后，他缓缓地松开了紧紧挽着贺敏杰脖子的左手，双手高高举起，将手里的枪和水果刀，猛地扔在了地上——“哐当”一声，枪和水果刀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夜色里，显得格外醒目。 “我……我自首……”歹徒的声音沙哑而微弱，带着深深的悔恨和绝望，“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被我杀死的催债人，也对不起你，对不起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 话音刚落，歹徒双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双手抱头，失声痛哭起来，哭声里满是自责和悔恨，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发泄出来。 肖建新、黄勇、宋一兵三人，对视一眼，立刻快步上前，分工明确——肖建新和黄勇，快速地捡起地上的枪和水果刀，仔细检查确认没有危险后，递给了旁边待命的民警；宋一兵则小心翼翼地走到贺敏杰身边，轻轻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语气关切地问道：“贺女士，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贺敏杰摇了摇头，紧绷了四个多小时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放松了下来。她的身体，因为过度紧张和恐惧，不停地颤抖着，脸色依旧苍白如纸，嘴唇也没有丝毫血色，脖子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着血，可她的眼神里，却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和坚定。她看着宋一兵，声音微弱却清晰地说道：“我没事，谢谢你，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救了我。” 与此同时，隐蔽在周围树林里的狙击手，还有待命的民警和武警官兵，也都纷纷从隐蔽处走了出来，快速地围了过来，将跪倒在地上痛哭的歹徒，牢牢地控制住。民警拿出手铐，“咔哒”一声，将歹徒的双手铐了起来，然后，慢慢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押着他向警车的方向走去。 歹徒被押走的时候，依旧在不停地痛哭着，不停地念叨着：“我对不起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人……”他的声音，渐渐远去，最终，被警笛声和车辆发动机的轰鸣声，彻底淹没。 医护人员也早已赶到了现场，看到贺敏杰安全获救，立刻快步上前，拿出急救药品和纱布，小心翼翼地为她处理脖子上的伤口。消毒水的刺痛感，让贺敏杰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可她却没有哼一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忙碌的医护人员，看着周围为了解救她而奔波的民警和武警官兵，看着主动赶来提供帮助的干部群众，心中充满了感激。 吕后成被医护人员扶到了救护车上，他的手上，依旧在不停地流着血，伤口经过简单的处理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经过医生的检查，吕后成的手部被子弹击中，造成了粉碎性骨折，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却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才能慢慢恢复。面对前来探望的领导和同事，吕后成只是笑着说道：“我没事，只要人质安全，只要歹徒被抓获，我受这点伤，不算什么。” 现场指挥部的领导们，看到贺敏杰安全获救，歹徒被成功抓获，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宜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走到贺敏杰身边，语气温切地说道：“贺女士，你真的很勇敢，在被劫持的四个多小时里，你始终保持冷静，不仅成功自救，还为我们警方解救人质、捉拿歹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你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贺敏杰笑了笑，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我勇敢，是你们太给力了，是你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解救我，是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距离贺敏杰被劫持，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多小时。这四个多小时，对于贺敏杰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四个多小时，是她毕生难忘的四个多小时；对于参与解救行动的民警、武警官兵来说，是惊心动魄的四个多小时，是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的四个多小时；对于所有关心贺敏杰的人来说，是焦急等待的四个多小时，是提心吊胆的四个多小时。 夜色依旧深沉，寒风依旧刺骨，但关斗山温泉附近的空地上，却充满了温暖和喜悦。警灯依旧闪烁，却不再让人感到紧张和恐惧，反而让人感到安心和踏实。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得知贺敏杰被成功解救、歹徒被抓获的消息后，都纷纷停下脚步，对着民警和武警官兵，竖起了大拇指，嘴里不停地说道：“警察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太棒了！” 贺敏杰被医护人员扶上了救护车，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临走之前，她隔着救护车的窗户，看着周围的民警、武警官兵，看着主动赶来帮助她的干部群众，眼里含着泪水，用力地挥了挥手——那是感激的挥手，是致敬的挥手，也是劫后余生，对生命敬畏的挥手。 后来，经过警方的进一步调查得知，歹徒名叫张启明，是宜宾市翠屏区人，因为欠下了巨额高利贷，被催债人多次威胁、殴打，还被威胁要伤害他的家人，走投无路之下，才失手杀死了催债人，随后，为了逃跑，才在旭府商场停车场，劫持了贺敏杰，企图抢一辆车，逃去外地。 最终，张启明因为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劫持人质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第216章 从身价千万到死刑犯，他的沉沦值得所有人警醒 1969年4月，皖东大地还浸在暮春的微凉里，安徽省全椒县最偏僻的一个山坳村里，一声啼哭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阚玉发降生在了这个世代务农、家徒四壁的农户家。 村子坐落在群山褶皱里，泥土路蜿蜒曲折，下雨天泥泞不堪，连自行车都难以通行。阚玉发的家里，土坯墙斑驳脱落，屋顶的瓦片缺了角，一到雨天就漏雨，盆盆罐罐摆得满地都是接水。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靠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馒头，穿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补丁摞着补丁，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难题。 阚玉发从小就懂事，看着父母起早贪黑、面容憔悴，看着弟弟妹妹吃不饱穿不暖，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渴望读书，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上学的时候格外刻苦，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可现实的贫穷就像一座大山，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也压碎了阚玉发的求学梦。 初中还没熬到毕业，家里实在凑不齐他的学费，就连弟弟妹妹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看着父母唉声叹气的模样，听着邻居家孩子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的消息，阚玉发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辍学外出打工。 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既有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对贫穷的不甘。他知道，自己才刚满13岁，还没到真正踏入社会的年纪，可他别无选择。第二天一早，他揣着母亲偷偷塞给他的两个白面馒头，背着一个缝满补丁的粗布包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沿着那条泥泞的土路，走出了大山。 走出村子的那一刻，阚玉发回头望了望熟悉的家，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打工，多挣钱，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受穷挨饿。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条打工路，既有逆袭的荣光，也有沉沦的深渊。 初入社会，阚玉发一无背景，二无学历，三无技术，只能在建筑工地找最苦最累的小工活干。那些日子，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搬砖、和泥、扛水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工地的条件极差，夏天顶着烈日暴晒，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汗水浸透了衣服，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冬天迎着寒风刺骨，手脚冻得红肿开裂，连握工具的力气都没有。晚上，他和十几个工友挤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工棚里阴暗潮湿，蚊虫叮咬，一到下雨天就漏雨，根本睡不安稳。 尽管日子过得如此艰辛，阚玉发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知道，自己能有一份活干，能挣一口饭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刚刚步入社会的他，性子单纯，为人老实，与人相处时总是表现得谦虚谨慎，不管是师傅安排的活，还是工友托付的事，他都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地去完成。 工地上的师傅们都很喜欢这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有时候会主动教他一些砌砖墙、粉刷水泥的手艺活。阚玉发学得格外认真，一边干一边看，一边记一边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向师傅请教，哪怕被师傅训斥几句，也从不气馁。慢慢地，他的手艺越来越熟练，从一开始只会干杂活的小工，逐渐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技术工。 在打工的第一年，阚玉发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他每天吃的都是最便宜的窝头和咸菜，穿的还是出门时带的那身旧衣服，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攒起来。年底的时候，他竟然积攒下了150多元钱。当他把这笔钱寄回家的时候，父母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一个劲地夸他懂事、能干。拿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看着家人欣慰的模样，阚玉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也更加坚定了他好好打工、发家致富的决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阚玉发在工地上摸爬滚打，手艺越来越精湛，为人处世也越来越圆滑。他不仅学会了砌砖墙、粉刷水泥，还掌握了简单的工程核算和管理技巧，得到了工地方和工友们的一致认可。转眼间，四年过去了，阚玉发也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长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眼神坚定的小伙子。 18岁那年，阚玉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机遇。他跟随了四年的师傅，接到了一个在淮北盖鸭棚的工程，可师傅嫌弃这个工程太小，利润微薄，又不愿意远道奔波，就把这个工程介绍给了阚玉发。当师傅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阚玉发又惊又喜，他知道，这是他独立承接工程的第一步，也是他改变命运的好机会。 阚玉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他知道，自己一个人难以完成这个工程，就力邀自己的二姐一起，又从家乡召集了十几位有经验的泥木师傅和小工，收拾好行李和工具，浩浩荡荡地向淮北出发。一路上，阚玉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工程做好，不辜负师傅的信任，也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到了淮北之后，阚玉发立刻投入到了工作中。他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工地，亲自指挥施工，检查工程质量，核算工料，有时候忙到深夜才能休息。他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每一块砖、每一抹水泥，都要做到精益求精，绝不敷衍了事。遇到施工过程中的难题，他就和师傅们一起商量，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工友们有困难，他也主动伸出援手，关心照顾大家的生活。 在淮北的日子里，阚玉发的能耐得到了极致的发挥。他不仅手艺精湛，而且善于管理，懂得精打细算，把整个工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他的带领下，工人们干劲十足，工程进展十分顺利。第一个鸭棚盖好之后，业主十分满意，又把自己亲戚家的几个鸭棚工程也交给了阚玉发。 就这样，阚玉发在淮北一连承接了好几家的鸭棚工程，整整忙碌了半年时间。工程竣工结算的时候，他一算，竟然净赚了2800多元。在那个年代，2800多元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拿着这笔钱，阚玉发心里乐开了花，他终于摆脱了贫穷的困境，也终于有能力为家里减轻负担了。 回到家乡之后，阚玉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清了家里所有的旧债。看着家里的债务一笔勾销，父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后，他又特意去了镇上的供销社，给父亲买了一瓶红星二锅头酒，还有两条当时十分稀罕的大前门香烟。当他把烟酒递到父亲手里的时候，一向坚强的父亲，眼眶瞬间红了，接过烟酒，双手都在微微颤抖。那天晚上，父亲喝着儿子买的酒，抽着儿子买的烟，话格外多，一个劲地夸儿子有出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那是阚玉发从小到大，见过家里最热闹、最温馨的场景。 1988年，年仅19岁的阚玉发，尝到了当包工头的甜头，也渐渐不满足于承接这些小工程。他野心勃勃，渴望承接更大的工程，赚更多的钱。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宿州市某党校要建员工宿舍楼，这个消息让他欣喜若狂，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能承接下这个工程，他的事业就能更上一层楼。 为了能拿下这个工程，阚玉发立刻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党校的相关负责人，主动推荐自己。可刚开始，学校负责人见阚玉发年纪轻轻，一脸稚气，又没有承接过大型工程的经验，对他这支施工队伍并不信任，甚至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 遭到拒绝的阚玉发，并没有气馁。他知道，自己年纪小、没名气，想要获得校方的信任，必须想办法。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当天下午，他就在街头雇请了一位穿着整洁、戴着眼镜，具有学者风范的长者，对外宣称这位长者是自己的叔叔，多年来一直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经验丰富。 随后，阚玉发带着这位“叔叔”再次来到党校，拜访负责人。这一次，有了“叔叔”在一旁帮腔，讲述建筑工程的相关经验和注意事项，校方负责人对阚玉发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再加上阚玉发事先挂靠了一家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校方在验过资质之后，终于放下了心，顺利地把这一工程承接给了他。 拿到这个工程之后，阚玉发更加努力了。他亲自驻扎在工地，日夜操劳，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生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在施工过程中，他虚心听取“叔叔”和师傅们的意见，不断改进施工方法，优化工程方案。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忙碌，员工宿舍楼顺利竣工。校方验收的时候，对工程质量十分满意，还特意对阚玉发提出了表扬。 有了此次承接党校宿舍楼工程的经历，阚玉发在当地建筑行业渐渐有了名气。他不仅壮大了自己的施工队伍，招收了更多有经验的师傅和工人，自己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紧接着，他又陆续承接了一系列的建筑工程，每一个工程都做得精益求精，赢得了业主的一致好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阚玉发的钱包也日益鼓胀起来，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小子了。他成了村里的名人，每当他回到村里，都会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和羡慕的目光。看着乡亲们羡慕的眼神，阚玉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他决定，在村里建一栋最现代、最气派、设施一流的楼房，既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能彰显自己的实力。 说干就干，阚玉发立刻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积蓄，聘请了最好的设计师和施工队伍，选用了最好的建筑材料，在村里最显眼的位置，开始建造楼房。这栋楼房一共有三层，外墙贴着明亮的瓷砖，窗户都是宽大的铝合金窗，室内装修豪华，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家电和家具，还修建了院子和车库，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显得格外耀眼，就像一座“小别墅”。 为了建造这栋楼房，阚玉发前前后后一共投入了100多万元，把自己这些年积攒的资金几乎全部花光了。楼房建好之后，他把父母和弟弟妹妹都接了进去，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宽敞明亮、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可看着空荡荡的银行账户，阚玉发又感到了一丝不安和生存的危机，他知道，手里没有资金，事业就很难继续发展，一旦遇到什么困难，就会陷入绝境。 就在阚玉发感到迷茫和焦虑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给无数创业者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阚玉发敏锐地意识到，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建筑市场潜力巨大，这是他再次崛起、挣大钱的好机会。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阚玉发毅然决定，离开自己奋战了十年的淮北建筑市场，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寻找新的发财契机。临走之前，他安抚好家人，嘱咐二姐帮忙照看家里和施工队伍，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仅有的一点资金，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1997年3月，阚玉发抵达了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辉煌，一切都让他感到陌生而又向往。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到了上海之后，他身上就只剩下几百块钱，连住宿都成了问题。他租住在狭小潮湿的出租屋里，每天吃着最便宜的盒饭，四处奔波，寻找建筑工程的机会。 可上海的建筑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和淮北截然不同。这里讲究建筑公司的资质，更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大凡工程承包，都要先垫资包工包料，没有资金，就等于没有机会。阚玉发虽然在淮北有多年的建筑经验和管理经验，但他在上海毫无名气，既没有资质过硬的公司，也没有雄厚的资金，更没有可靠的人脉关系，寻找工程的过程屡屡碰壁。 他跑遍了上海的各个区县，拜访了无数家建筑公司和相关单位，每次都满怀希望地去，失望而归。有时候，他甚至会被门卫拦在门外，连负责人的面都见不到；有时候，好不容易见到了负责人，人家一听他没有资金、没有资质，就直接拒绝了他，连给他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日复一日，阚玉发的资金越来越少，日子也越来越艰难，他甚至一度想过放弃，回到淮北继续做自己的小工程。可每当他想起自己的誓言，想起家人的期盼，想起自己不甘平庸的野心，他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他知道，想要在上海立足，就必须学会隐忍，学会等待，寻找合适的机会。 别无选择之下，阚玉发只好暂时折服，重新回到建筑工地，当起了泥瓦工，挣那四五块钱一天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虽然再次沦为打工者，可阚玉发并没有消沉，他和当年刚出来打工时一样，踏实肯干，任劳任怨，而且他处处留心，认真观察上海建筑行业的运作模式、工时工料、工程结算、质量监督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默默积累经验，拓展人脉。 阚玉发天生就善于察言观色，为人圆滑，懂得投人所好。在工地上，他不仅干活勤快，还经常主动帮助工友们，不管是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工友们遇到困难，他也主动伸出援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乖巧和仗义，博得了工友们的尊重和喜爱，大家都愿意和他相处，也愿意帮助他。 同时，他也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建筑经验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公司老板的器重。老板发现，这个来自安徽的小伙子，不仅手艺精湛，而且头脑灵活，善于思考，对建筑行业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其他只会埋头干活的工人截然不同。慢慢地，老板开始信任他，经常交给一些重要的活让他去做，有时候还会让他协助处理一些公司的日常事务。 期间，阚玉发借助老板的信任，在协助公司与建材供应商、工程质检、工程审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交往中，既注重认真完成公司交给的事务，尽心尽力地为公司着想，又竭力拓展自己的私人关系。他待人真诚，出手大方，经常请大家吃饭、喝茶，慢慢和这些人熟悉起来，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知道，这些人脉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成为他事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隐忍和等待，阚玉发终于逮住了一个机会。闵行区有一栋4间两层楼的民用工程，业主不需要太高的资质，也不需要太多的垫资，双方约定包工包料，竣工前结清所有工程款。这个机会虽然不大，但对于当时的阚玉发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阚玉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和业主签订了工程合同。随后，他马不停蹄地从家乡精选了一队手艺精湛、踏实肯干的工人，又凭借着自己之前积累的人脉关系，从熟悉的建材供应商那里，赊来了一些旧材料，节省了一部分开支。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工程正式开工了。 这一次，阚玉发再次拿出了当年在淮北干活的劲头，亲自指挥施工，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每天都泡在工地上，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他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工料，尽量减少浪费，最大限度地降低工程成本。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忙碌，工程顺利竣工。业主验收之后，对工程质量十分满意，按照约定，结清了所有工程款。 结算的时候，阚玉发一算，竟然净赚了3万元。虽然3万元对于后来的他来说，并不算多，但在当时，却是他在上海挣到的第一桶金，也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就这样，幸运之神再次光顾了阚玉发，凭借着这3万元，他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开启了自己在上海建筑行业的逆袭之路。 在他的精心运作下，施工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着他干活，越来越多的业主愿意把工程交给她。后来，他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施工队伍和管理团队，终于摆脱了打工者的身份，再次成为了一名包工头，而且是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包工头。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阚玉发的公司发展迅猛，业务蒸蒸日上，经营足迹踏遍了上海浦东的各个角落。其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上海火车站附近的3栋33层高楼工程。这个工程规模宏大，施工难度大，工期紧，很多建筑公司都不敢承接，可阚玉发却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为了完成这个工程，阚玉发带着他的200多号工人，连续奋战了近两年时间。这两年里，他几乎没有回过家，每天都泡在工地上，日夜操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他关心每一位工人的生活，为工人们改善住宿和伙食条件，工人们干劲十足，齐心协力，终于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这个宏大的工程。 这个工程的顺利完成，让阚玉发的公司在上海建筑行业名声大噪，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财富。公司就这样在上海稳稳地站住了脚，积攒了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验。随后，公司的业务又逐渐涉足江苏、安徽等地的建筑市场，承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阚玉发的财富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可立志挣大钱的阚玉发，并不满足于已有的事业和财富。他野心勃勃，渴望挣更多的钱，成为更大的富翁。他敏锐地抓住了上海外环工程建设的有利时机，知道这个工程规模宏大，利润丰厚，一旦承接下来，就能让自己的财富再上一个台阶。 为了能够承建外环工程，阚玉发费尽了心思，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千方百计地运作，最终成功承建了10公里的土方工程。可他并不满足，他眼光独到，事先不惜一切代价，把整个外环沿线5公里范围内的开挖土方工程，全都承揽了下来。他知道，外环工程开工之后，各标段工地肯定会需要大量的泥土回填，到时候，他的土方工程就会变得十分抢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果然，外环线工程正式开工以后，各标段工地急需要大量的泥土回填，可近距离无土可挖采，纷纷向阚玉发的开挖土方工程订购泥土，用于填方。这时候，阚玉发早已准备好了4台挖掘机和3台土方车，日夜不停作业，每天有200多车次运土，场面十分壮观。 而且，这里的工程款结算十分及时，每10天就结一次账，每次结账，他都能获得20多万元的利润。那段时间，阚玉发可谓是春风得意，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几乎只顾得上数钱了。他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就成为了身价超过千万元的千万富翁。 2000年，身价已经超过千万元的阚玉发，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花费重金购买了一块地皮，建造了一栋3000平方米的楼房。这栋楼房集办公、住宿、机械停放于一体，装修豪华，设施齐全，既是公司的办公地点，也是他和家人在上海的住所。此时的阚玉发，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业务不断拓展，成为了上海建筑行业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阚玉发的眼光也越来越长远，他不再局限于建筑行业，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后来，他又成立了自己的玉松园林绿化公司，把业务拓展到了园林绿化领域，生意越做越大，财富也越来越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过上了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 2003年5月，就在阚玉发事业辉煌、家庭幸福，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让他从千万富翁的巅峰，一步步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人，就是他的同乡李青根。 说起李青根，就不得不提起10年前的一件往事。10年前，阚玉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经落魄街头，身无分文，生活十分窘迫，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那时候的他，无依无靠，孤独无助，一度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李大根、李青根哥俩，他们都是来自安徽全椒的老乡。在异地他乡，遇到老乡，那种亲切感难以言喻，阚玉发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了下来，忍不住向哥俩诉说了自己的困境。 李大根、李青根哥俩为人十分热情，见老乡如此落魄，心里十分同情，当即就决定帮助他。当天晚上，李大根在一家小酒店，十分热情地招待了失魂落魄的阚玉发。酒桌上，李大根不停地给阚玉发夹菜、倒酒，安慰他不要灰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阵酒酣耳热之际，李大根看着阚玉发愁眉苦脸的模样，压低声音问他：“玉发，你现在口袋空空，日子不好过，想不想弄点钱花？”那时候的阚玉发，口袋空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面对李大根的询问，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他当时只想着能尽快弄到钱，缓解自己的困境，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件事背后的风险。 当天晚上，在李大根的带领下，阚玉发跟着十几位老乡，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一家工厂附近。李大根等人悄悄潜入工厂，倒出了一批铜材，而阚玉发则被安排在工厂外面望风。他当时心里十分紧张，手心全是汗，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生怕被人发现。 很快，李大根等人就带着铜材出来了，他们迅速把铜材运走，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一共卖得了5000多元。拿到钱之后，李大根分给了阚玉发一部分，虽然钱不多，但也解了阚玉发的燃眉之急。可阚玉发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东窗事发了。 没过几天，警方就找到了他们，李青根等十几人被警方抓获，后来被判刑入狱。而跟随望风的阚玉发，得知消息后，吓得魂不附体，连夜收拾行李，躲了起来。幸运的是，李青根等人并没有把他供出来，他才得以侥幸逃脱，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经历过这件事之后，阚玉发心有余悸，再也不敢触碰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洗心革面，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建筑行当，靠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挣干净的钱，再也不做那些投机取巧、违法犯罪的事情。随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一番苦苦的挣扎和努力，果真有了大的起步，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 而李青根，在监狱里蹲了7年之后，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终于释放回来了。出狱之后，李青根一无所有，又刚刚经历了离婚的打击，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当年侥幸逃脱、如今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同乡阚玉发，于是就找上门来，希望阚玉发能帮助他。 昔日的难兄难弟再次见面，场面十分感人。阚玉发看着眼前形容枯槁、满脸沧桑的李青根，想起了当年自己落魄时，李青根哥俩对自己的帮助，心里十分感慨，也十分同情李青根的遭遇。阚玉发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他没有忘记当年的恩情，当即就决定收留李青根，还安排他在自己的工地上负责一些管理工作，给了他一份稳定的收入。 刚刚走出监狱，又经受了离婚打击的李青根，得知阚玉发愿意收留自己，还给自己安排工作，感激得痛哭流涕。他紧紧握住阚玉发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干活，报答阚玉发的恩情。 从此以后，李青根在工地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管是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对待工作十分认真负责。阚玉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李青根也越来越信任。他发现，李青根虽然曾经犯过错误，但为人忠厚老实，对自己十分忠心，对待工作也认真负责，慢慢的，他就把李青根当成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甚至把整个公司的财务，全都交给了李青根管理。 从此，他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形影不离。在李青根的启发下，阚玉发觉得自己每天辛辛苦苦打理公司业务，太过劳累，于是就雇佣了20多个管理人员，让他们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自己则从此退到了公司的幕后，不再亲自打理公司业务。 退居幕后之后，阚玉发再也没有心思打理公司业务，而是开始贪图享乐，挥霍无度。他每天穿着名牌衣服，戴着名牌手表，出入高档酒店、KtV、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过起了纸醉金迷、风花雪月的日子。他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人，每天花天酒地，挥霍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渐渐迷失了自己，也渐渐忘记了当年的誓言和创业的艰辛。 2003年的年底，阚玉发在一家高档酒店里，结识了一位浙江籍的少妇，名叫翟任梅。翟任梅年纪不大，长得十分漂亮，高挑的身段，精致的面容，而且性格爽直，作风精干，再加上温柔体贴的话语，一下子就吸引了阚玉发的目光，让他神魂颠倒，无法自拔。 可阚玉发不知道的是，翟任梅虽然外表漂亮，性格爽直，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嗜赌如命。她每天无所事事，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不管是麻将、扑克，还是其他各种赌博方式，她都十分精通，而且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自从结识翟任梅之后，阚玉发就像着了魔一样，整天陪伴在她左右，翟任梅去赌博，他就跟着去观战，在一旁悉心呵护，寸步不离，给她端茶倒水，加油打气，只要翟任梅有什么需求，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 有一次，翟任梅手气不佳，在赌桌上惨败，输了不少钱，心情十分不好，脸色阴沉得可怕。看着翟任梅沮丧的模样，阚玉发心里十分心疼，不停地安慰她。可翟任梅却不依不饶，一个劲地抱怨自己手气差，还怂恿阚玉发：“玉发，你运气一直都很好，不如你替我试试，说不定能把输掉的钱赢回来。” 阚玉发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赌博是不好的事情，而且风险很大，可看着翟任梅期盼的目光，再加上自己一时的虚荣心作祟，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坐在赌桌上，拿起牌，心里十分紧张，可没想到，他一出手就赢了4万多元。 尝到了甜头的阚玉发，兴奋不已，他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竟然可以这么容易，仅仅一会儿的功夫，就赢了4万多元。从那以后，他就彻底沉迷上了赌博，再也无法自拔。他一连十几天，天天跟随翟任梅去赌钱，运气出奇的好，一共赢了90多万元。那段时间，他在赌桌上所向披靡，几乎逢赌必赢，一时间风光无限。 从此，阚玉发彻底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踏实肯干、勤俭节约的企业家，而是变成了一个沉迷赌博、挥霍无度的赌徒。只要他一有空，就会携手翟任梅去赌博，赌桌上的输赢，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把公司的业务抛到了九霄云外，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在赌桌上赢更多的钱。 可幸运之神并不会一直眷顾着他，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阚玉发带着翟任梅，和几个赌友相约聚赌，约定的时间到了，可原本约定好做庄的人，却迟迟没有来。在赌友们的起哄和怂恿下，阚玉发一时头脑发热，也当仁不让地做起了庄家。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坐上去，就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好运气。仅仅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输掉了120多万元。看着眼前输掉的巨款，阚玉发心有不甘，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总想着再赌一把，扳回本钱。 从那以后，阚玉发就变得更加疯狂，他天天泡在赌桌上，一门心思只想扳回本钱。可赌钱的结果，基本全都是输，而且他下的赌注越大，输的就越多。有时候，一次输个40万元、8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都是常事。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赌桌上，像流水一样挥霍着。 输红了眼的阚玉发，早已失去了理智，他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开始向别人借钱赌博，希望能凭借借来的钱，扳回本钱，可到头来，却是越输越多，欠下了一屁股债。身边的朋友和亲戚，都被他借遍了，大家都知道他沉迷赌博，不愿意再借钱给他，有些人甚至还刻意躲避他。 到了2004年的年底，阚玉发静下心来，仔细一算，这前前后后，他在赌桌上一共输掉了上千万元。上千万元的巨款，就这样被他挥霍一空，公司的资金周转也变得捉襟见肘，渐渐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很多工程款无法结清，工人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公司的运营也变得越来越艰难，随时都有可能倒闭。 就在阚玉发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2004年12月，经过一位熟人的介绍，一个总造价5000万元的大型工程，主动找上门来，愿意交给阚玉发的公司来做。这个消息，让陷入绝境的阚玉发，再次看到了希望。他知道，只要能承接下这个工程，顺利完成，拿到工程款，他就能够还清债务，让公司起死回生，重新回到当年的辉煌。 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承接这个5000万元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垫资，可此时的他，早已身无分文，公司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根本无法承接这个工程。看着到手的机会，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无法把握，阚玉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整天愁眉苦脸，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可却始终一无所获。 此时的阚玉发，已经彻底慌了，他知道，要是再筹集不到资金，不仅无法承接这个工程，公司也会倒闭，自己也会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还会欠下巨额债务，无法偿还。他拼命地想，如何才能够迅速聚集丰厚的财富，摆脱目前的困境。 赌博已经行不通了，只会让他输得更惨；向别人借钱，也已经借不到了。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这些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承接了很多工程，还有一些“钉子户”的账务没有清理，还有不少钱没有收回来。要是能把这些该要的钱都要回来，说不定就能缓解目前的资金危机，甚至有可能承接下那个5000万元的工程。 多年来，在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让阚玉发变得十分自负，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认为只要自己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没有想过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索要债务，而是一意孤行，萌生了暴力讨债的念头。他认为，只有采取极端的方式，绑架债主，逼其还钱，才能快速筹集到资金，摆脱目前的困境。 于是，阚玉发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李青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李青根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绑架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一旦被警方发现，就会身败名裂，锒铛入狱。可他想起了阚玉发对自己的恩情，再加上阚玉发的不断劝说和怂恿，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决定和阚玉发一起，走上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就这样，阚玉发和李青根的罪恶计划，正式出台了。他们首先在郊区租好了一幢偏僻的房子，用来安置被绑架的债主；然后，他们又准备了胶带、绳索、匕首等绑架工具；接着，他们又纠集了李存亮等一伙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打手，许诺给他们高额的报酬，让他们一起参与暴力讨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暗中盯梢、跟踪那些拖欠债务的债主，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可没想到，他们整整跟踪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无法下手。有时候，债主身边保镖众多，他们没有机会；有时候，债主出行路线不固定，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下手时机；有时候，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却因为担心被人发现，最终放弃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债务，反而花费了不少钱。安置一帮打手的工资、房租、伙食费，还有购买绑架工具的费用，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将近10万元。此时的阚玉发，已经是焦头烂额，资金危机越来越严重，公司的运营也越来越艰难，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整天对李青根和那些打手们发脾气。 2005年1月24日，临近农历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可阚玉发却没有丝毫的节日氛围，他带着李青根和几个打手，来到了浙江，准备绑架一个拖欠他巨额债务的债主。可没想到，这一次，他们依然没有成功，绑架债主未果，几个人心情都十分糟糕，烦恼不安，只好准备返回上海，再做打算。 当天晚上12点左右，在返回上海的路上，夜色漆黑，寒风呼啸，路上的车辆十分稀少。就在这时，一辆奥迪A6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牌号十分熟悉，映入了阚玉发的眼帘。他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上海某区一位副职领导的车，阚玉发曾经在承包工程的时候，和这位领导有过一些交往，也知道这位领导手里有不少钱。 此时的阚玉发，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看着这辆奥迪A6轿车，脑子里突然萌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绑架这位领导的司机，劫持车辆，抢夺财物，以此来缓解自己的资金危机。他立刻对身边的李青根等人说道：“跟上前面的那辆奥迪车，车主欠了我60万，今天我们就把这笔钱要回来！” 李青根等人虽然有些犹豫，但看着阚玉发凶狠的眼神，也不敢多问，立刻开车，紧紧跟在了那辆奥迪车的后面。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不敢靠得太近，生怕被对方发现。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巧红灯亮起，奥迪车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绝佳的下手时机，李青根按照阚玉发的指示，猛地踩下油门，故意朝奥迪车的尾部撞了一下。“砰”的一声巨响，奥迪车的尾部被撞得凹陷了进去。奥迪车的驾驶员戴某，听到响声之后，立刻下车查看情况，嘴里还不停地抱怨着。 就在戴某弯腰查看车辆损坏情况的时候，早已准备好的李青根等人，立刻从车上下来，一拥而上，捂住戴某的嘴，按住他的手脚，强行把他推上了自己的面包车。上车之后，他们立刻用胶带缠绕，封住了戴某的眼睛和嘴巴，防止他喊叫和辨认路线。随后，他们又把奥迪车开走，带着戴某，一起劫持到了阚玉发的公司。 到了公司之后，他们把戴某拖到了办公室里，用绳子和铁丝，紧紧地把他捆绑在床上，让他动弹不得。然后，他们开始在戴某身上搜索财物，把戴某身上的手机、金戒指、现金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搜了出来，据为己有。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就把戴某独自留在了办公室里，派人轮流看守，自己则躲在一旁，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1月25日下午，阚玉发等人因为有事情，需要外出，就安排了一个打手留在办公室里，看守戴某。可他们没想到，那个打手因为太过疲惫，竟然睡着了。戴某趁机挣扎，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了捆绑在身上的绳子和铁丝，然后悄悄打开办公室的门，逃离了公司，一路狂奔，找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报了警。 当阚玉发等人回到公司，发现戴某已经逃走的时候，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知道，戴某逃走之后，一定会报警，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到时候，他们就会身败名裂，锒铛入狱。阚玉发自知祸已闯大，不敢直接咨询自己公司的法律顾问，也不敢留在上海，只好和李青根一起，开着劫持来的奥迪车，连夜逃离了上海，前往安徽、江苏等地，暂避风头。 逃亡的日子，十分艰难。他们不敢用身份证住宿，不敢在人多的地方露面，只能躲在偏僻的小旅馆里，惶惶不可终日。可即便如此，喜好炫耀的李青根，还是改不了自己的毛病。在逃亡期间，他两次开着那辆劫持来的奥迪车，在路边肇事，引发了交通事故。 每次肇事后，李青根都吓得不知所措，只好告诉阚玉发。阚玉发虽然十分生气，不停地训斥李青根，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四处找人，花钱疏通关系，把事情摆平，每次都要花费不少钱。这两次肇事，不仅让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也让他们的行踪变得更加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警方发现。 安徽、江苏等地也不敢再待下去了，他们只好继续逃亡，最后，他们逃到了遥远的广东。到了广东之后，他们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没有了生活来源，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们不敢找正式的工作，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每天过着提心吊胆、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2005年3月8日，看着身上越来越少的钱，阚玉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饿死，或者被警方抓获。于是，他就让李青根，通过之前认识的李存亮，把那辆劫持来的奥迪车销赃，换取一些钱财，维持他们的生活。 可阚玉发怎么也没想到，心怀叵测的李存亮，竟然趁机忽悠他，把奥迪车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而真正拿到手的赃款，竟然不足2万元。李存亮把大部分赃款都占为己有，只分给了阚玉发和李青根一小部分。得知真相之后，阚玉发气得暴跳如雷，可他也没有办法，毕竟他们现在是逃亡之身，不敢去找李存亮算账，只能自认倒霉。 2005年3月28日，身上的钱又快花光了，如丧家之犬一样的阚玉发和李青根，再也无法在广东待下去了。他们商量之后，决定潜回上海，寻找机会，再干一票大的，筹集一些钱财，然后找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度过余生。 为了行动便捷，也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阚玉发决定，再抢一辆轿车，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他知道，抢劫轿车是违法犯罪的事情，风险很大，但此时的他，已经走投无路，彻底失去了理智，为了筹集钱财，他已经不择手段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抢劫之前，善于动脑筋的阚玉发和李青根，做了周密的计划，精心的准备。他们提前准备好了绳子、匕首等工具，还特意打听了当地的路况和车辆行驶情况，寻找合适的抢劫目标和下手时机。 3月31日晚上8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广东和平县的街头，灯火稀疏，路上的行人十分稀少。阚玉发和李青根，乔装打扮了一番，来到了和平县的一个街头，寻找抢劫目标。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一辆面包车，车主巫某正坐在车里，等待客人。 阚玉发立刻走了过去，装作租车的样子，和巫某谈好了租车价格，谎称自己要租车，前往广东连平。巫某没有丝毫怀疑，立刻答应了下来，发动车辆，带着阚玉发和李青根，朝着连平的方向驶去。 车子开出县城，行驶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周围荒无人烟，只有昏暗的路灯，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就在这时，坐在后座的李青根，突然拿出了事先备好的绳子，迅速套在了车主巫某的脖子上，使劲地勒了起来。 巫某毫无防备，突然感到脖子一紧，呼吸困难，他拼命地挣扎，想要挣脱绳子，嘴里发出了微弱的呼救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阚玉发，见状，立刻伸出手，按住了巫某的手脚，不让他挣扎。巫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几分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 看着巫某的尸体，阚玉发和李青根，心里十分紧张，手心全是汗，但他们并没有慌乱。他们立刻停车，把巫某的尸体，拖下车，扔在了路边一个长满杂草的斜坡上，用杂草把尸体掩盖好，防止被人发现。然后，他们又回到了车上，把巫某身上的夹克、现金、手机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搜了出来，据为己有。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立刻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假车牌，苏E，然后发动车辆，迅速逃离了现场，朝着安徽的方向驶去。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停留，生怕被警方发现。后来，李青根又通过自己的狱友汪小二、汪小三的介绍，把这辆抢劫来的面包车，销赃给了安徽贵池的一个人，一共得到赃款4800元。 有了这4800元，阚玉发和李青根，暂时缓解了生活的困境。可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手，他们已经彻底沦为了嗜血凶残的杀人魔鬼，为了筹集更多的钱财，他们决定，再次下手，抢劫轿车，销赃获利。 2005年4月10日，阚玉发和李青根，得知李存亮自己想要一部轿车，而且愿意出一定的价钱购买。这个消息，让他们十分高兴，他们决定，再抢一辆轿车，销赃给李存亮，既能换取钱财，又能“顺理成章”地处理掉赃物，避免引起怀疑。两人不敢耽搁，当天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和作案工具，从安徽悄悄辗转到了江西上饶，他们觉得江西地处华东腹地，交通便利，且远离上海、广东等案发地，警方追查难度大，适合作案后快速撤离。 抵达上饶后，阚玉发和李青根找了一家极其偏僻的小旅馆落脚，白天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只在傍晚时分，乔装成普通务工人员，悄悄上街寻找合适的抢劫目标。他们不敢选择高档轿车，一来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注意；二来销赃难度高，怕引火烧身；也不敢选择太破旧的车辆，担心李存亮看不上，卖不上价钱。两人商量后，决定寻找一辆成色中等、性价比高的桑塔纳轿车，这种车在当时普及度高，销赃方便，且李存亮之前就提过，想要一辆代步的桑塔纳。 一连两天，两人在饶城的街头巷尾来回游荡，观察着过往的车辆和车主，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要么是车主身边有人陪同，要么是车辆行驶在人多繁华的路段，要么是车主警惕性太高，根本不给他们下手的空隙。看着手里越来越少的钱，阚玉发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整天对着李青根发脾气，指责他办事不力；李青根也满肚子委屈，却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忍受，更加卖力地寻找目标。 4月12日下午，两人依旧像往常一样，在街头游荡寻找目标，不知不觉就从上饶辗转到了瑞金市。瑞金市地处赣东南，当时城市建设还不算发达，街头的监控摄像头很少，偏僻路段居多，这让阚玉发和李青根看到了机会。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头的行人越来越少，两人在一条偏僻的城郊公路旁，发现了一辆成色不错的桑塔纳轿车，车主胡某正坐在车里打电话，身边没有其他人陪同，而且车辆停在路边的树荫下，位置隐蔽，正是他们理想的抢劫目标。 阚玉发和李青根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贪婪和凶狠，两人悄悄绕到车辆两侧，做好了作案准备。阚玉发深吸一口气，装作问路的样子，走到驾驶座旁，轻轻敲了敲车窗。胡某听到敲门声，挂断电话，摇下车窗，疑惑地看着阚玉发，问道：“你找谁？有什么事吗？” 就在胡某摇下车窗的瞬间，阚玉发猛地伸手，一把抓住胡某的胳膊，用力往车外拽；坐在后座的李青根也立刻行动起来，迅速拉开车门，拿出事先备好的绳子，绕到驾驶座旁，趁着胡某被阚玉发牵制、惊慌失措之际，将绳子紧紧套在了胡某的脖子上，使出浑身力气勒了起来。胡某毫无防备，瞬间陷入了绝境，他拼命地挣扎，双手死死抓住绳子，想要挣脱，嘴里发出了凄厉的呼救声，可这条城郊公路太过偏僻，根本没有人听到他的呼救。 阚玉发见状，立刻按住胡某的手脚，不让他挣扎，嘴里还恶狠狠地说道：“别乱动！再动弄死你！”胡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脸色从通红渐渐变得发紫，双眼圆睁，充满了恐惧和不甘，几分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和之前的巫某一样，成了这两个恶魔手下的冤魂。 确认胡某已经死亡后，阚玉发和李青根才松了口气，两人的脸上都沾满了汗水，眼神里既有杀人后的恐惧，也有即将拿到钱财的贪婪。他们不敢停留，立刻将胡某的尸体拖下车，塞进了后备箱，然后阚玉发坐上驾驶座，李青根坐在副驾驶，发动车辆，迅速逃离了现场。一路上，两人一言不发，车厢里弥漫着诡异的寂静，只有车辆行驶的轰鸣声，还有后备箱里尸体带来的阴森气息，让李青根忍不住浑身发抖，可阚玉发却面无表情，眼神冰冷，仿佛刚才杀死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物品。 两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路线，驾驶着抢劫来的桑塔纳轿车，从瑞金市一路辗转，朝着宁都县的方向驶去，他们知道，宁都县山多林密，梅江沿岸杂草丛生，是抛尸的绝佳地点。当天深夜，车辆抵达宁都县梅江岸边，夜色漆黑，江风呼啸，岸边空无一人，只有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显得格外阴森恐怖。阚玉发和李青根下车，打开后备箱，拖着胡某冰冷的尸体，一步步走到梅江岸边的一处偏僻斜坡上，随手将尸体扔了下去，尸体顺着斜坡滚进了岸边的杂草丛中，被茂密的杂草彻底掩盖，远远望去，根本看不到任何痕迹。 抛尸完毕后，两人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现场，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脚印等痕迹后，才放心地回到车上，发动车辆，再次逃离。此时的他们，早已被贪婪和凶残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痕迹，都已经被无形的网牢牢锁住，警方很快就会循着这些线索，找到他们的踪迹。 逃离宁都县后，阚玉发立刻联系了李存亮，告知他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轿车，让他准备好钱，约定在江西和安徽交界的一个偏僻小镇交易。李存亮接到电话后，心里十分警惕，他知道阚玉发和李青根一直在逃亡，手里的车大概率是赃车，但贪婪最终战胜了警惕，他想着能以低价买到一辆桑塔纳轿车，不管车子的来历如何，先拿到手再说，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几天后，阚玉发、李青根和李存亮在约定的小镇碰面。李存亮仔细检查了一下桑塔纳轿车，确认车辆成色不错，没有太大的问题后，就和阚玉发谈好了价钱，最终以7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辆抢劫来的赃车。拿到7000元赃款后，阚玉发和李青根心里十分高兴，他们终于又有了一笔钱，能够暂时维持逃亡的生活，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笔沾满鲜血的赃款，不仅没有让他们摆脱困境，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李存亮买下轿车后，并没有敢明目张胆地使用，而是悄悄换上了一副假车牌，偶尔在偏僻路段行驶。可他终究还是太过大意，一次开车外出时，被当地的交警拦下检查，交警发现车辆的车架号有打磨痕迹，涉嫌盗抢，立刻将李存亮控制起来，随后联系了当地派出所，对车辆的来历展开调查。面对警方的审讯，李存亮心里十分害怕，生怕自己受到牵连，很快就如实交代了车辆是从阚玉发和李青根手中购买的，还交代了阚玉发和李青根之前抢劫奥迪车、面包车，以及杀人抛尸的罪行，他知道，只有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才能减轻自己的刑罚。 与此同时，2005年4月20日，宁都县公安局接到了群众的报案，称在梅江沿岸的杂草丛中，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刻组织警力，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明显的勒痕，身上有被拖拽的痕迹，初步判断为他杀，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周左右。警方在现场仔细搜索，找到了死者身上残留的一枚钥匙，还有一件带有血迹的夹克衫，这些都成为了重要的破案线索。 警方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围绕无名男尸展开侦查工作。通过对尸体的法医鉴定，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正是瑞金市的胡某，随后，警方围绕胡某的社会关系、出行轨迹展开调查，很快就排查到了阚玉发和李青根的踪迹。与此同时，警方结合李存亮的供述，以及之前广东和平县巫某被杀案、上海奥迪车被劫持案的线索，发现这一系列案件，都指向了阚玉发和李青根两人，一个横跨上海、广东、江西、安徽四省的系列绑架、劫车、杀人案，逐渐浮出水面。 专案组立刻展开抓捕行动，根据李存亮交代的阚玉发和李青根的逃亡路线，以及警方排查到的线索，得知两人在销赃给李存亮后，又辗转到了安徽、上海等地，想要寻找机会再次作案，或者潜回上海收拾东西，远走他乡。警方立刻联系了上海、安徽两地的警方，请求协助抓捕，形成了一张全方位的抓捕大网，将阚玉发和李青根的逃亡路线牢牢封锁。 2005年5月初，警方在上海警方的大力支持下，在上海市虹桥机场附近的一处偏僻出租屋里，将阚玉发和李青根成功抓获。当警方冲进出租屋的时候，阚玉发和李青根正在收拾行李，身边还放着一把匕首和一些现金，他们看到警方的瞬间，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终于来了。 被捕后，阚玉发和李青根被警方依法押回宁都县公安局，接受审讯。面对警方的审讯，一开始，阚玉发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的罪行，可当警方拿出确凿的证据，现场留下的痕迹、李存亮的供述、赃物的下落，以及两起杀人案的尸体鉴定报告时，阚玉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和李青根从2005年1月开始，实施绑架、劫车、杀人、销赃等一系列犯罪行为的全部经过。 审讯室里，阚玉发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过错。他说，自己从一个山村少年，一步步打拼，成为身价千万的企业家，本来拥有幸福的家庭和辉煌的事业，可却因为沉迷赌博，输掉了所有的财富，然后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富翁，沦为了一个嗜血凶残的杀人魔鬼，不仅害死了无辜的人，也毁了自己的一生，毁了自己的家庭。他说，他后悔自己当初的贪婪和愚蠢，后悔没有坚守自己的初心，后悔没有听从父母的教诲，可一切都晚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接受法律的制裁。 李青根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说，自己出狱后，得到了阚玉发的帮助，本来应该好好悔改，好好干活，报答阚玉发的恩情，可却因为一时糊涂，听从了阚玉发的怂恿，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参与了绑架、杀人等罪行，害死了无辜的人，他对不起那些被他害死的家庭，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他说，他知道自己罪该万死，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随着阚玉发和李青根的供述，这起横跨上海、广东、江西、安徽四省，涉及绑架、劫车、杀人、销赃等多项罪名的系列恶性案件，终于真相大白。这起案件，共造成2人死亡，多辆车辆被劫持、被盗，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引起了当地政府和警方的高度重视。 2006年11月24日，随着系列杀人案主犯阚玉发被警方押回宁都县，这起震惊四省的系列绑架、劫车、杀人案，正式告破。当天，宁都县的街头，很多群众自发前来围观，大家得知这两个凶残的杀人魔鬼被抓获后，都拍手称快，纷纷称赞警方办案神速，为无辜的死者讨回了公道。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阚玉发、李青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实施绑架、抢劫、杀人行为，致两人死亡，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李存亮明知车辆是赃物，仍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阚玉发犯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青根犯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存亮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一审判决后，阚玉发、李青根不服，提出上诉，可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他们的上诉，维持原判。 2007年4月20日，罪孽深重的杀人抢劫恶魔阚玉发，在江西省宁都县看守所，度过了自己38岁的生日。这一天，没有鲜花，没有祝福，没有家人的陪伴，只有冰冷的铁窗和无尽的忏悔。他穿着囚服，坐在狭小的牢房里，望着屋顶那盏有些发黄的电灯泡，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那个偏僻的山坳村，想起了父母的艰辛和期盼，想起了自己13岁那年，背着粗布包袱，走出大山时的誓言；他想起了自己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的日子，想起了自己承接第一个工程时的喜悦，想起了自己成为千万富翁时的风光，想起了家人团聚时的温馨；他也想起了自己沉迷赌博后的疯狂，想起了自己杀人时的凶残，想起了那些被自己害死的无辜者，想起了自己逃亡时的惶惶不可终日。 第217章 条人命、16 年杀戮、绿河成坟场！ 1982年8月15号，西雅图的夏末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傍晚的风卷着普吉特湾的湿润气息，掠过绿河两岸的芦苇丛，留下一阵沙沙的轻响。这天不是周末，河面上没有太多游船，只有零星几个钓鱼爱好者，趁着暮色还没完全笼罩，做着最后的尝试。 41岁的罗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西雅图本地的一名机械工，平时话不多，最大的爱好就是周末或者下班后，带着鱼竿和小船，来绿河上钓钓鱼，放空自己。这天他下了早班，吃过晚饭就扛着小船来到了河边，一口气划到了河中央的浅滩附近，钓了快两个小时，收获寥寥，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河面上的风也越来越凉，他便收起鱼竿，准备划船靠岸。 罗伯特的小船是那种简易的木质划艇，吃水不深，划起来很轻便。他握着船桨，慢悠悠地朝着岸边划去，船底划过水面，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混合着远处岸边树林里传来的鸟鸣，原本应该是十分惬意的场景，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是靠近岸边，罗伯特心里就越觉得不对劲，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自己，后脖颈一阵阵发凉。 这种感觉很奇怪，他在绿河上钓了十几年鱼，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直觉。他皱了皱眉，以为是自己钓了一下午鱼，太疲惫了才会胡思乱想，于是摇了摇头，加快了划桨的速度。可就在小船距离岸边还有不到十米远，快要撞到岸边的石头滩时，他清晰地感觉到，水底好像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船底的去路，小船猛地顿了一下，再也划不动了。 “奇怪，这底下怎么会有东西？”罗伯特低声嘀咕了一句，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绿河这一片的水底，他熟悉得很，大多是碎石和泥沙，很少有大块的障碍物，更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小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侧过头，朝着水下看了一眼。 这一眼，差点让罗伯特魂飞魄散。 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河水虽然清澈，但水下还是有些昏暗，可他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水下的碎石缝里，嵌着一双眼睛，正死死地、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眼神空洞、冰冷，没有一丝生气，像是来自地狱的凝视，直直地刺进他的心里。罗伯特的心脏猛地一缩，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呼吸瞬间停滞，手里的船桨“哐当”一声掉在了船上，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身子，差点从船上摔下去。他告诉自己，肯定是看错了，说不定是水里的鱼，或者是岸边的树影倒映在水里，产生了错觉。绿河上经常有钓友看错东西，大惊小怪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 罗伯特深吸了一口气，用力咬了咬嘴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壮起胆子，又侧过头，眯着眼睛，再次朝着水下看去。这一次，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是什么错觉，水下的碎石缝里，确实卡着一个人，一个全裸的姑娘。 姑娘的身体被卡在两块巨大的碎石之间，动弹不得，两只眼睛瞪得极大，眼球几乎要突出眼眶，眼神依旧是那种空洞冰冷的凝视，死死地盯着水面上的罗伯特。她的头发很长，乌黑的头发散开在水里，像一团缠绕的水草，随着水流的波动，一飘一摇，显得格外诡异。她的皮肤苍白得像纸，在昏暗的水下，泛着一种不正常的冷光，身上没有任何衣物，浑身都沾满了泥沙和水草。 罗伯特的大脑一片空白，愣在原地，半天反应不过来。他活了41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诡异的场景，一时间，各种念头在他脑海里疯狂闪过。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会不会是谁家不要的塑胶模特？毕竟，绿河岸边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丢弃垃圾，说不定是哪个服装店，把废弃的塑胶模特扔到了河里，被水流冲到了碎石缝里，又碰巧被他遇到了。 这个念头一出，罗伯特心里的恐惧稍微减轻了一些。是啊，肯定是塑胶模特，不然怎么会一动不动地卡在水里，眼神还那么诡异？一定是自己太紧张，太疲惫了，才会把塑胶模特当成了真人。他自我安慰着，弯腰捡起掉在船上的船桨，心里想着，既然船被挡住了，那就用船桨怼一下，把那个“塑胶模特”怼开，或者把船挪开，赶紧靠岸。 他握着船桨，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朝着水下的“模特”怼了两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力气不大，可这两下怼下去，原本就不太稳定的木质小船，瞬间失去了平衡，“哗啦”一声，直接翻了过来。罗伯特来不及反应，身体一沉，整个人掉进了水里，冰冷的河水瞬间淹没了他的头顶，呛得他连连咳嗽。 西雅图的八月，河水依旧很凉，尤其是傍晚时分，冰冷的河水顺着衣领钻进衣服里，冻得罗伯特浑身发抖。他挣扎着从水里探出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慌乱地朝着岸边的方向划去，可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撞到了什么东西。 他低头一看，吓得浑身一僵，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竟然正好掉在了那个“塑胶模特”的旁边，距离那个姑娘的身体，只有不到半米远。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水下更是漆黑一片，他只能隐约看到姑娘的轮廓，依旧是那双瞪得极大的眼睛，空洞地盯着他。 尽管已经近距离接触了，可罗伯特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真人。他心里依旧抱着一丝侥幸，觉得这肯定是个做得非常逼真的塑胶模特，不然怎么会这么冰冷，这么僵硬？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一下那个姑娘的手臂。 就是这一摸，彻底打破了他所有的侥幸，也彻底让他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指尖触碰到的，不是塑胶的硬挺和光滑，而是一种冰凉刺骨的触感，同时还带着一种奇怪的滑腻感，像是泡发了很久的馒头，软乎乎的，又带着一丝黏腻，指尖甚至能隐约摸到皮肤下微微塌陷的肌理，还有那种属于人体的、淡淡的腐朽气息，顺着水流，飘进他的鼻腔里。 这绝对不是塑胶！绝对是真人！是一具尸体！ 罗伯特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手里的力气瞬间消失，整个人再次沉入水中。他疯狂地挣扎着，想要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想要远离这具冰冷的尸体。他一边挣扎，一边慌乱地朝着四周看了一眼，可这一眼，让他的崩溃，达到了顶点。 就在距离这具女尸半米远的另一个石缝里，还卡着另一具尸体。那是一具半裸的少女尸体，看起来年纪不大，只有十几岁的样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内裤，身体同样被卡在碎石之间，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脸上还带着一丝痛苦的神情，胳膊和大腿上，隐约能看到一些伤痕。 两具尸体，一高一矮，一裸一半裸，静静地卡在水下的碎石缝里，被冰冷的河水浸泡着，那种诡异而恐怖的场景，让罗伯特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连哭都哭不出来。他再也顾不上什么小船，顾不上什么鱼竿，顾不上自己掉在水里的衣服和鞋子，什么都顾不上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赶紧跑！逃离这个魔鬼之地！ 他拼尽全身的力气，朝着岸边的方向疯狂地游去，冰冷的河水阻碍着他的动作，可他丝毫不敢放慢速度，哪怕呛得满脸通红，哪怕浑身酸痛，哪怕心脏跳得快要跳出胸腔，他也不敢停下。他像是被魔鬼追赶着一样，拼命地划水，终于，在挣扎了几分钟之后，他的脚踩到了岸边的浅滩，他连滚带爬地冲上了岸，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死人……两具死人……救命……快救命……” 罗伯特瘫在地上，缓了足足十几分钟，才勉强恢复了一丝力气。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瘫在这里，必须赶紧报警，必须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踉跄着朝着岸边不远处的电话亭跑去，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普通人想要打电话，只能去路边的公用电话亭。 他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按错了号码，好不容易才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罗伯特的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喊道：“警察……警察同志，快来！绿河岸边，有死人！有两具女尸！就在水下的石缝里，太可怕了！你们快过来！” 电话那头的警察，一开始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可听着罗伯特颤抖的声音，还有他语无伦次的描述，不像是在撒谎，于是立刻严肃起来，询问了具体的位置，告诉罗伯特，他们马上就到，让他在原地等待，不要轻易离开，也不要靠近河边，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罗伯特靠在电话亭的墙上，依旧浑身发抖，脑海里反复浮现出那两具冰冷的尸体，浮现出那双空洞的眼睛，那种恐惧，像是藤蔓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他的心脏，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不敢再看河边的方向，只能低着头，双手抱在胸前，不停地发抖，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不到二十分钟，几辆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现场，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了绿河岸边的宁静。警察们下车后，立刻找到了罗伯特，向他询问了具体的情况。罗伯特一边发抖，一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发现尸体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包括自己划船靠岸、发现水下的眼睛、用船桨怼尸体、小船翻了、掉进水里摸到尸体、发现第二具尸体，还有自己拼命游上岸报警的全过程。 负责带队的警察，是西雅图警察局的一名老刑警，名叫汤姆，他从事刑侦工作十几年，见过各种各样诡异的案件，可听到罗伯特的描述，还是皱起了眉头，神色变得格外严肃。他知道，这件事绝对不简单，两具女尸同时出现在绿河的石缝里，绝对不是意外，很可能是一起恶性凶杀案。 汤姆立刻安排手下的警察，在绿河岸边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同时疏散了岸边剩下的几个钓鱼爱好者和路人，避免现场被破坏。紧接着，他带着几名警员，穿上防水服，小心翼翼地走到河边，朝着罗伯特所说的位置看去。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们打开手电筒，光柱照射在水面上，顺着水面往下看，果然看到了水下石缝里的两具女尸。 警员们小心翼翼地下水，把两具女尸从石缝里抬了出来，放在岸边的防水布上。汤姆蹲在尸体旁边，用手电筒仔细地查看了起来。第一具女尸，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全裸，身材中等，长发，双目圆睁，脸上带着一丝惊恐的神情，身上没有明显的致命伤痕，但皮肤苍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浮肿，显然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尸体被河水浸泡了不短的时间。 第二具女尸，年纪要小很多，大约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半裸，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内裤，头发较短，双目紧闭，脸上带着痛苦的神情，胳膊和大腿上有很多明显的伤痕，有的是划痕，有的是淤青，看起来像是被人殴打所致，颈部有一道淡淡的勒痕，隐约能看出来，很可能是被人勒死的。 汤姆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知道，这绝对是一起凶杀案，而且很可能是连环凶杀案，两具尸体，死亡时间可能不一样，但都被抛尸在绿河的石缝里，手法虽然不算完全一致，但大概率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就在他准备安排手下的警员，对现场进行进一步勘查，寻找更多的线索时，一名警员突然大喊道：“汤姆警官！快来！这边还有一具尸体！” 汤姆心里一惊，立刻站起身，朝着那名警员指的方向跑去。那名警员所说的位置，就在距离第一具、第二具尸体不到五十米远的岸边芦苇丛里，光线昏暗，不容易被发现。汤姆打开手电筒，朝着芦苇丛里一看，果然看到了第三具女尸。 这第三具女尸，看起来大约二十多岁的样子，身上只穿着一件胸罩，下身赤裸，脖子上紧紧地缠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牛仔裤勒得很紧，几乎嵌进了她的脖颈里，显然，这就是她的致命伤，被人用牛仔裤勒死的。她的胳膊和大腿上，有很多明显的伤痕，有的是抓痕，有的是殴打所致的淤青，甚至还有几处细小的伤口，看起来，她在死之前，曾经和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搏斗，拼尽了全力想要反抗，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凶手的魔爪。 三具女尸，同时出现在绿河岸边，相隔不远，死亡方式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都是女性，而且身上的衣物都不完整，显然，凶手是有针对性地作案，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连环杀手。汤姆的心里沉甸甸的，他意识到，西雅图的绿河附近，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连环杀手，而这个杀手，很可能还在附近徘徊，随时可能再次作案。 警方立刻加大了勘查力度，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搜索，寻找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比如指纹、毛发、脚印，还有任何可能和凶手有关的物品。同时，他们也开始对三具女尸进行身份核查，通过指纹比对、失踪人口档案查询，还有发布认尸启事等方式，尽快确认三名受害者的身份，以便进一步展开调查。 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警方终于确认了三名受害者的身份。她们分别是16岁的帕米尔、17岁的新西娅，还有31岁的查普曼。通过调查得知，这三名姑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在西雅图的脱衣舞街工作，也就是当地有名的红灯区，从事着特殊的职业。 帕米尔和新西娅，年纪还很小，都是因为家里贫穷，早早地就辍学了，无奈之下，才来到脱衣舞街工作，希望能赚点钱，养活自己，甚至补贴家用。她们俩性格都比较内向，不善言辞，在脱衣舞街里，也算是比较不起眼的存在，平时很少和人来往，居无定所，有时候住在廉价的旅馆里，有时候住在朋友家，身边没有固定的亲人，也没有太多的朋友。 而31岁的查普曼，已经在脱衣舞街工作了很多年，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因为丈夫出轨，两人离婚了，没有孩子，也没有亲人，只能靠着在脱衣舞街工作，勉强维持生计。她性格比较外向，平时喜欢和人打交道，但也因为从事的职业，被很多人看不起，身边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同样是居无定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更让警方头疼的是，因为这三名受害者都居无定所，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且从事的职业比较特殊，平时接触的人很杂，所以没有人知道她们具体是什么时候失踪的，也没有人知道她们失踪之前，接触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她们的失踪，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她们的尸体被罗伯特发现，人们才知道，这三个可怜的姑娘，已经惨遭杀害，抛尸绿河。 警方围绕着三名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排查了她们在脱衣舞街认识的人，包括老板、同事、客人，还有她们平时偶尔来往的朋友，甚至排查了绿河附近的居民和钓友，可调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凶手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时间，整个西雅图都陷入了恐慌之中。绿河连环杀手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人心惶惶，尤其是女性，更是不敢轻易出门，尤其是不敢靠近绿河附近，甚至不敢在傍晚或者晚上单独出门。家长们更是叮嘱自己的女儿，放学之后赶紧回家，不要在外边逗留，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要轻易上陌生人的车。 警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民众们对警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很多人都指责警方办事不力，连一个连环杀手都抓不到，让无辜的姑娘白白送命。负责此案的汤姆警官，更是焦头烂额，他带领着手下的警员，没日没夜地调查，排查了一个又一个嫌疑人，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没有任何进展。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又一个坏消息传来，又有一个年轻姑娘失踪了。 这个失踪的姑娘，名叫玛丽，当时22岁，和之前的三名受害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玛丽出生在西雅图的富人区，家境优渥，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按照常理来说，玛丽应该有着光明的前途，可她的性格，却十分随心所欲，不受约束，从小就叛逆，不喜欢被父母管教，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翘课，和一些社会上的人来往，后来更是不顾父母的反对，放弃了学业，和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搬到了廉价的旅馆里居住，和父母断绝了联系。 失踪的时候，玛丽已经怀孕8个月了，肚子高高隆起，行动十分不便。1982年9月15号早上，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玛丽和男朋友一起，住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一家廉价旅馆里。那天早上，玛丽醒来之后，觉得有些饿，就对着男朋友撒娇，语气软糯地说道：“亲爱的，我好饿，你去超市给我买点东西吃好不好？我想吃点水果，还有一些小零食。” 玛丽的男朋友，名叫杰克，比玛丽大两岁，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性格憨厚老实，十分疼爱玛丽，尤其是知道玛丽怀孕之后，更是对她百依百顺，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眼看就要当爹了，杰克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听到玛丽的撒娇，他怎么可能拒绝？于是，他立刻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好，宝贝，你乖乖在家里等着，不要乱跑，我很快就回来，给你买你爱吃的东西。” 杰克叮嘱了玛丽几句，又摸了摸她的肚子，才拿起钱包和钥匙，转身走出了旅馆，朝着附近的超市走去。杰克走了之后，玛丽一个人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觉得有些无聊，房间里又小又闷，她坐了一会儿，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她便穿上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旅馆，想在街边溜达溜达，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等杰克回来。 玛丽挺着大肚子，慢悠悠地走在街边，步伐有些缓慢，脸上带着一丝孕妈的温柔。她走了没多远，就觉得有些累了，正准备转身，回到旅馆里休息，等着杰克回来的时候，一辆绿色的卡车，突然停在了她的身边，挡住了她的去路。 玛丽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抬头看了一眼这辆绿色的卡车。这是一辆普通的货运卡车，看起来有些旧了，车身上面有一些喷漆的痕迹，显然是经常使用的。卡车的车窗摇了下来，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探出头来，脸上带着一丝温和的笑容，看起来十分友善。 那个男人，留着一脸整齐的八字胡，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看起来很温和，说话的语气也很轻柔，给人一种文静、老实的感觉，一点都不像坏人。他看着玛丽挺着大肚子，脸上露出了关切的神情，说道：“姑娘，我看你挺着个大肚子，走路这么不方便，我就住在附近，正好顺路，我捎你一段吧？你要去哪里，我送你过去。” 玛丽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觉得他看起来很老实，不像是坏人，而且她确实也走累了，挺着大肚子，走路十分费劲，能有个人捎她一段，确实是一件好事。她犹豫了一下，又看了看四周，街边有不少路人，心里的防备心，就放下了不少。于是，她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好的，谢谢你啊，先生，我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旅馆住，麻烦你了。” “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男人笑了笑，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说道，“姑娘，快上车吧，小心点，别碰着肚子。” 玛丽道谢之后，小心翼翼地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座上，关上了车门。男人等到玛丽坐好之后，才缓缓地发动了卡车，朝着前方驶去。一路上，男人不停地和玛丽唠嗑，说话的语气依旧很温和，不停地询问着玛丽的情况，分散她的注意力。 “姑娘，你怀孕多长时间了？看起来快生了吧？” “快8个月了，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生了。”玛丽笑着回答道，脸上露出了孕妈的幸福笑容。 “真好，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很期待？”男人又问道，眼神依旧很温和，看起来十分真诚。 “是啊，很期待，希望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玛丽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向她逼近，身边这个看起来温和老实的男人，其实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男人一边和玛丽聊着天，一边不动声色地转动方向盘，把卡车，朝着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开去。这条小路，远离市区，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很少有车辆和路人经过，路面坑坑洼洼，十分难走。玛丽一开始并没有注意，等到她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卡车已经开到了小路的深处，周围一片荒凉，看不到任何人家，也看不到任何路人。 “先生，你这是要开去哪里啊？这不是我住的旅馆的方向啊。”玛丽皱了皱眉，心里泛起了一丝不安，语气也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听到玛丽的话，男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诡异的神情，眼神也变得阴狠起来，和之前那个温和老实的样子，判若两人。他没有回答玛丽的问题，而是猛地一脚踩下刹车，卡车瞬间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让玛丽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倾，差点撞到前面的仪表盘上。 玛丽吓得浑身一僵，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下意识地想要打开车门，逃离这里，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身边的男人，就猛地扑了过来，用一只粗壮的胳膊，紧紧地勒住了她的脖子，力道大得惊人，几乎要把她的脖子勒断。 “你……你干什么？放开我！快放开我！”玛丽拼命地挣扎着，双手不停地抓挠着男人的胳膊，嘴里不停地大喊着，声音因为窒息，变得越来越微弱。她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根本没有力气反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用胳膊，一点点地勒紧她的脖子，剥夺她的呼吸。 男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阴狠，勒着玛丽脖子的力道，丝毫没有减弱。他看着玛丽拼命挣扎的样子，看着她脸上痛苦的神情，不仅没有丝毫的怜悯，反而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那种笑容，冰冷、残忍，让人不寒而栗。 玛丽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她的脸色，从红润，变得苍白，再到青紫，呼吸越来越困难，眼睛也开始变得涣散，她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地流逝，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越来越微弱，也能听到男人沉重的呼吸声，还有他嘴角那诡异的笑声。 她不甘心，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宝宝出生，她还没有和杰克好好地生活，她还没有来得及和父母和解，她怎么能就这么死在这里？可无论她怎么挣扎，怎么哀求，男人都没有丝毫的动摇，依旧紧紧地勒着她的脖子，直到玛丽的身体，彻底停止了挣扎，眼睛瞪得极大，脸上带着痛苦和不甘的神情，彻底失去了生命的气息，男人才缓缓地松开了自己的胳膊。 确认玛丽已经死亡之后，男人脸上的诡异笑容，才慢慢消失，恢复了之前那种冰冷的神情。他打开车门，下车之后，又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小心翼翼地把玛丽的尸体，从车上抱了下来，他很小心，没有碰到玛丽的肚子，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或许是觉得，一个未出生的孩子，不该受到牵连，或许，只是单纯地不想破坏自己的“杰作”。 男人抱着玛丽的尸体，走进了旁边的树林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用铁锹挖了一个土坑，显然，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切，车上，一直放着铁锹等工具，显然是有预谋地作案。他把玛丽的尸体，小心翼翼地放进土坑里，然后用泥土，一点点地把土坑填满，掩盖住所有的痕迹，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才转身走出树林，坐进了卡车里，缓缓地发动卡车，离开了这条偏僻的小路，消失在了远方。 另一边，杰克买完东西，拎着一大袋玛丽爱吃的水果和零食，开开心心地回到了旅馆。他推开房间的门，却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玛丽的身影，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玛丽的包，还放在桌子上，里面的手机、钱包，都还在，显然，玛丽没有走远。 杰克心里泛起了一丝不安，他以为，玛丽只是觉得无聊，在旅馆附近溜达，还没有回来。于是，他便坐在房间里，耐心地等待着，一边等，一边心里默念着，玛丽一定要平安无事，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可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直到中午，玛丽还是没有回来，电话也打不通，玛丽的手机，放在桌子上，根本没有带出去。 杰克的心里，越来越慌，他再也坐不住了，立刻站起身，冲出了旅馆，沿着街边，一边跑，一边大喊着玛丽的名字，询问着路边的路人，有没有看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姑娘。可无论他怎么找，怎么问，都没有人见过玛丽，没有人知道玛丽去了哪里。 杰克找了整整一下午，跑遍了旅馆附近的大街小巷，累得浑身是汗，嗓子也喊哑了，可还是没有找到玛丽的身影。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不敢想象，玛丽挺着大肚子，一个人在外边，会遇到什么危险。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杰克再也忍不住了，只能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报警电话，报了警。 警察接到报警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向杰克询问了具体的情况。杰克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把玛丽失踪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包括早上玛丽让他去买东西，他回来之后，玛丽就不见了，他找了一下午，都没有找到玛丽的身影，还有玛丽怀孕8个月，行动不便的事情。 负责接待杰克的，还是汤姆警官。汤姆警官听到杰克的描述，心里咯噔一下，立刻联想到了之前的绿河连环杀人案。可当他了解到玛丽的身份和背景之后，又有些犹豫了。玛丽出生在富人区，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叛逆，但并没有从事特殊职业，和之前那三名受害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玛丽是怀孕8个月的孕妇，凶手之前的目标，都是年轻的女性，没有孕妇，所以，汤姆警官心里猜测，玛丽的失踪，或许和绿河连环杀手没有关系，说不定，是玛丽一时任性，离家出走了，或者是去找她的父母了。 毕竟，玛丽和父母断绝了联系，而且性格十分叛逆，说不定，她是因为和杰克闹了小矛盾，或者是觉得怀孕太辛苦，一时想不开，就自己走了，去了别的地方，没有告诉杰克。而且，玛丽失踪的时候，是在市区的街边，人流量很大，如果是被绿河连环杀手掳走，不可能没有任何人看到，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于是，汤姆警官便安慰杰克，让他不要太着急，再等等，说不定玛丽只是一时兴起，去了别的地方，过几天就会回来了。他还安排手下的警员，在旅馆附近进行了简单的排查，询问了附近的居民和商家，可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人见过玛丽失踪当天，和什么陌生人接触过，更没有人见过那辆绿色的卡车。 杰克虽然心里很着急，很担心玛丽的安全，但听到汤姆警官的安慰，也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耐心地等待着。他每天都守在旅馆里，不敢离开一步，生怕玛丽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他。他还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玛丽的下落，可无论他怎么做，都没有任何消息，玛丽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半。 1983年11月，西雅图已经进入了深秋，天气很冷，树叶都落光了，树林里一片荒凉。一群猎人，趁着天气晴朗，来到了玛丽被抛尸的那片树林里打猎。就在他们四处寻找猎物的时候，其中一名猎人，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松软的泥土，脚下一滑，差点摔倒。他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旁边的一棵小树，稳住了身体，低头一看，却发现，脚下的泥土，有些不对劲，像是被人翻动过的样子。 这名猎人觉得很奇怪，于是便蹲下身，用手里的猎枪，小心翼翼地拨开了脚下的泥土。可他拨开泥土之后，却吓得浑身一僵，尖叫了一声，连猎枪都掉在了地上。原来，在泥土下面，露出了一截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人的骨头。 其他的猎人，听到他的尖叫，立刻围了过来，看到泥土下面的骨头，也都吓得脸色苍白。他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具尸体，于是，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向警察报告了情况。 警察接到报警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汤姆警官也亲自带队赶了过来。警员们小心翼翼地挖掘着泥土，很快，一具完整的尸体，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只剩下了一堆白骨，身上的衣物，也已经腐烂殆尽，只剩下一些残破的碎片。但通过尸体的骨骼形态，还有旁边残留的一些衣物碎片，以及尸体腹中，那具未出生的胎儿骨骼，警方很快就确认了，这具尸体，就是失踪了一年半的玛丽。 杰克接到警察的通知，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那堆白骨，还有腹中的胎儿骨骼，瞬间崩溃了。他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嘴里不停地喊着玛丽的名字，一遍又一遍，那种绝望和痛苦，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苦苦等待了一年半，等到的，竟然是玛丽的尸体，等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结局。他更想不到，玛丽怀着他们的孩子，竟然会惨遭杀害，抛尸在这片荒凉的树林里，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 汤姆警官看着眼前的白骨，脸色也变得格外凝重。他知道，自己之前的猜测，错了。玛丽的死，和绿河连环杀手，绝对脱不了干系。虽然玛丽的身份和背景，和之前的三名受害者不一样，但她的死因，和之前的受害者，有着相似之处，都是被人勒死，然后抛尸在隐蔽的地方，而且凶手都有着很强的反侦察意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汤姆警官意识到，绿河连环杀手，并没有停止作案，他的目标，也不仅仅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任何年轻的女性，只要被他盯上，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猎物。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无辜女性，惨遭他的毒手。 果然，自从玛丽失踪之后，西雅图就像是倒了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地有年轻女性失踪，不断地有尸体被发现，而且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被人勒死的，抛尸地点，大多在绿河附近，或者是绿河周边的树林里、荒地里，凶手的手法，越来越熟练，反侦察意识，也越来越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982年9月20号，也就是玛丽失踪后的第五天，15岁的黛比，失踪了。黛比是一名初中生，性格活泼开朗，平时喜欢交朋友，经常放学后，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那天下午，黛比放学之后，和同学们分开，说自己要去街边的小卖部买东西，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她的父母发现她失踪之后，立刻报了警，警方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直到几个月后，她的尸体，才在绿河附近的一片荒地里被发现，尸体被人勒死，身上有很多伤痕，显然，她在死之前，曾经和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搏斗。 1982年9月26号，也就是黛比失踪后的第六天，16岁的琳达，也失踪了。琳达和黛比一样，也是一名初中生，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平时很少和同学们来往，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准时回家。可那天下午，她放学之后，却没有回家，她的父母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她的身影，只能报了警。警方排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直到第二年春天，她的尸体，才在绿河的河底被发现，同样是被人勒死的，身上没有太多的伤痕，看起来，她可能是被凶手突然袭击，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被勒死了。 就这样，失踪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被发现的尸体，也越来越多。到1982年底，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有15名年轻女性失踪，其中有10名女性的尸体，被警方找到，所有的尸体，都是被人勒死的，抛尸地点，都在绿河附近，凶手的作案手法，越来越残忍，越来越肆无忌惮。 整个西雅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人们白天不敢单独出门，晚上更是闭门不出，尤其是年轻女性，更是吓得不敢踏出家门一步。家长们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寸步不离，生怕自己的孩子，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民众们对警方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很多人举行游行抗议，指责警方办事不力，无能，要求警方尽快抓住凶手，还西雅图一个安宁，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警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汤姆警官带领着手下的警员，没日没夜地调查，排查了一个又一个嫌疑人，分析了一条又一条线索，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凶手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在西雅图的街头徘徊，随时随地都可能作案，可警方却始终抓不到他的踪迹，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不知道他的年龄，不知道他的身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无辜女性，惨遭杀害。 警方不知道的是，这个不停勒死年轻女性，制造了多起连环凶杀案，让整个西雅图陷入恐慌的凶手，其实就在他们的身边，是一个被所有人都认为是老实人、好人的男人。 这个凶手，名叫加里·李奇伟。 加里·李奇伟，1949年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案发的时候，他33岁，在西雅图的一家卡车喷漆厂，从事卡车喷漆的工作。他身材中等，长相普通，留着一脸整齐的八字胡，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平时说话的语气很温和，看起来文静、老实，不善言辞，无论是在同事眼里，还是在邻居眼里，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一个好人，没有人会把他，和那个残忍无情、杀人如麻的绿河连环杀手，联系在一起。 可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从1982年开始作案，到1998年停止作案，整整16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杀害了48名年轻女性，这还只是找到尸体，可以确认的人数。他自己在被捕之后，一共交代了71起凶杀案，也就是说，还有23名受害者的尸体，没有被警方找到。除此之外，警方通过调查分析认为，至少还有20名受害者，没有被李奇伟交代出来，也没有被警方发现，她们的尸体，可能被抛在了更加隐蔽的地方，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她们的冤屈，也可能永远都无法昭雪。 16年，71起凶杀案，至少91名受害者，平均每年杀害3名女性，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杀害了5名女性。加里·李奇伟，用他的残忍和无情，在西雅图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黑暗、血腥的记忆，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连环杀手之一，被人们称为“绿河杀手”。 而这个残忍无情的连环杀手，之所以会走上杀人的道路，之所以会对女性有着如此深的仇恨，之所以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杀害年轻女性，这一切，都和他的童年经历，和他的家庭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对女性的憎恨，源于他的母亲，在他眼里，每杀掉一个女性，尤其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都是在杀掉他的母亲，都是在发泄他心中的愤怒和不满。 那么，加里·李奇伟和他的母亲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从一个普通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残忍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 1949年，加里·李奇伟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他的父亲，名叫托马斯·李奇伟，是一名公交司机，性格憨厚老实，不善言辞，平时话很少，每天早出晚归，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自己的孩子，虽然很疼爱，但不善于表达，和孩子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他的母亲，名叫玛丽·李奇伟，是一名家庭主妇，平时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同时，还在当地的一家百货商店，做兼职售货员，补贴家用。 李奇伟家里，一共有三个孩子，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在这个家庭里，李奇伟，从来都不是被重视的那一个，他是家里的“受气包”，无论是父母，还是哥哥、妹妹，都不怎么喜欢他。哥哥性格强势，经常欺负他，抢他的东西，打他、骂他；妹妹性格娇气，喜欢撒娇，经常在父母面前，打他的小报告，诬陷他，而父母，从来都不会听他的解释，只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他、打骂他。 而对李奇伟伤害最大的，还是他的母亲，玛丽·李奇伟。 李奇伟的母亲，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脾气暴躁，性格强势，易燃易爆，一点小事，就能让她大发雷霆，和丈夫托马斯吵架的时候，更是毫不留情，能动手，就绝对不吵吵，从来都不会给丈夫留任何情面。李奇伟从小，就经常看到母亲和父亲吵架，看到母亲对父亲又打又骂，那种场景，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李奇伟还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和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又吵了起来，争吵的声音很大，整个家里，都充满了他们的争吵声。他吓得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从厨房里，抄起一口做饭用的铁锅，朝着父亲的脑袋，就狠狠扔了过去。父亲反应及时，赶紧躲开了，铁锅“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母亲，依旧不依不饶，朝着父亲扑过去，又打又骂，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 从那以后，李奇伟就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觉得，母亲是一个可怕的女人，脾气暴躁，冷酷无情，而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也以为，所有的女人，都和他的母亲一样，脾气暴躁，容易激怒，冷酷无情，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想法，从小就扎根在他的心里，随着他慢慢长大，越来越强烈，最终，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憎恨，憎恨所有的女性。 更让李奇伟痛苦的是，他的母亲，虽然脾气暴躁，性格强势，但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都会祈祷，每周都会去教堂做礼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仁慈、宽恕”，可她的所作所为，却和她的信仰，截然不同，充满了暴力和冷酷。 除此之外，他的母亲，穿着还十分大胆，和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份，格格不入。她喜欢穿超短裙和低胸装，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里，都化着浓浓的妆容，涂着鲜红的口红，穿着暴露的衣服，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妖娆，一点都不像一个已婚的女人，一点都不像三个孩子的母亲。 邻居们，经常在背后议论她，说她是走在时尚前列的女人，说她不安分，说她不像一个母亲，说她的穿着和举止，太过轻浮。这些议论，李奇伟都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他觉得，母亲的所作所为，让他很丢脸，让他抬不起头来，他越来越讨厌母亲，越来越憎恨母亲。 更可怕的是，他的母亲，对他的照料，充满了羞辱和不正常的亲密。李奇伟从小，就有尿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持续到他十几岁的时候，都没有改掉。而他的母亲，不仅没有耐心地引导他，帮助他改掉这个毛病，反而经常嘲笑他、羞辱他，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每当李奇伟尿床的时候，他的母亲，都会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地嘲笑他，说他长不大，说他没用，说他是个废物，然后，强行把他拽到浴室里，一边继续嘲笑他，一边脱光他的衣服，给他洗澡。那时候，李奇伟已经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了，已经有了自己的羞耻心，已经懂得男女有别，可他的母亲，却丝毫没有在意这些，依旧肆无忌惮地脱光他的衣服，给他洗澡，甚至，还会亲手，帮他清洗生殖器官。 这种近乎羞辱的照料，让李奇伟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阴影和自卑。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沉默，不敢和同龄人交流，更不敢和女性说话，哪怕是学校里的女同学，他也会刻意躲避，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再次遭到嘲笑和羞辱。在学校里，他因为沉默寡言、性格孤僻，经常被其他同学欺负，有人嘲笑他是“尿床鬼”，有人辱骂他是“废物”，还有人故意把他的书本扔在地上，看着他狼狈地弯腰去捡，以此取乐。 而这一切，他从来都不敢告诉父母。他知道，告诉父亲，父亲只会沉默不语，不会为他撑腰；告诉母亲，只会遭到更严厉的嘲笑和打骂，甚至可能会被母亲当着全家人的面，再次揭开他的伤疤。久而久之，李奇伟就把所有的委屈、愤怒和自卑，都埋在了心底，他开始厌恶自己，厌恶这个世界，更厌恶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尤其是女性，在他的认知里，是母亲这个女性，带给了他所有的痛苦和羞辱，而其他女性，要么是像母亲一样冷酷无情，要么是会像同学一样嘲笑他、欺负他。 他的童年，没有温暖，没有关爱，只有无尽的嘲笑、打骂和羞辱，只有冰冷的家庭和孤独的自己。这种长期的心理压抑和创伤，一点点扭曲着他的性格，让他的心理变得越来越阴暗，越来越极端。他开始变得冷漠、自私，甚至有些残忍，小时候，他会偷偷虐待家里的小猫小狗，看着它们痛苦挣扎的样子，他心里不仅没有丝毫怜悯，反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那是一种掌控他人命运、发泄心中愤怒的快感，这种快感，让他暂时忘记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 上学之后，李奇伟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心思去学习，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阴暗的念头。他经常逃课，躲在偏僻的树林里，一个人发呆，或者对着树木发泄自己的愤怒，有时候，他会捡起地上的石头，疯狂地砸向树木，直到自己精疲力尽，直到双手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他才会停下。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缓解自己心中的压抑和痛苦，才能找到一丝存在感。 16岁那年，李奇伟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辍学，离开了那个让他痛苦不堪的家，独自一人，来到了西雅图谋生。那时候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心里已经充满了阴暗和扭曲，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对所有的女性，都充满了深深的憎恨。他以为，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他就能摆脱过去的痛苦，就能开始新的生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童年的创伤，就像是一颗毒瘤，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疯狂生长，最终，将他彻底吞噬。 刚到西雅图的时候，李奇伟一无所有，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只能靠打零工谋生，他做过搬运工，做过清洁工，做过餐厅服务员，每份工作，他都做不长久。因为他性格孤僻，不善言辞，不愿意和同事交流，而且脾气越来越古怪，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同事一句无心的话，他就会大发雷霆，甚至会和同事发生争执，久而久之，没有哪个老板愿意雇佣他，没有哪个同事愿意和他来往。 孤独和无助，再次笼罩了他。他独自一人住在廉价的出租屋里，每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白天，他出去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晚上，他就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脑子里反复浮现出童年被嘲笑、被打骂的场景，浮现出母亲冷酷无情的样子，心中的愤怒和憎恨，一点点积累，越来越强烈。他开始酗酒，用酒精麻痹自己，试图忘记过去的痛苦，可酒精只能暂时让他忘记一切，等到清醒过来，那种痛苦和愤怒，会变得更加剧烈，更加难以忍受。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了一家卡车喷漆厂，找到了一份给卡车喷漆的工作。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交流，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和技能，只要踏实肯干，就能拿到一份稳定的工资，这对于性格孤僻的李奇伟来说，无疑是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虽然他依旧沉默寡言，不和同事过多交流，但因为他工作认真，老板和同事，对他也多了几分认可，不再像以前那样排挤他。 工作稳定之后，李奇伟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颠沛流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酗酒成性，他开始学着享受生活，甚至爱上了旅游。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独自一人，开车去西雅图周边的地方旅游，去山林里，去河边，去那些偏僻、安静的地方，发泄自己心中的情绪，寻找那种掌控一切的快感。可即便如此，童年的创伤，依旧没有消失，他对女性的憎恨，依旧没有减轻，只是被他暂时隐藏了起来，伪装成了一个老实、文静、和善的男人。 也就是在一次旅游中，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那时候的他，伪装得很好，说话温和，举止得体，看起来就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很快，就赢得了第一任妻子的好感，两人相识、相恋，不久之后，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李奇伟本以为，婚姻能治愈他心中的创伤，能让他感受到温暖和关爱，能让他彻底摆脱过去的痛苦，可他错了，他的性格，已经被童年的创伤彻底扭曲，他不知道如何去爱，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一段婚姻，他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妻子。 他对妻子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不允许妻子和其他男性说话，不允许妻子穿暴露的衣服，不允许妻子有自己的社交圈，他希望妻子能完全属于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可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有自己思想、有自己性格的人，她无法忍受李奇伟的控制欲，无法忍受他的古怪脾气，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争吵，也越来越频繁。 而这一切，都让李奇伟心中的愤怒和憎恨，再次爆发。他觉得，自己付出了真心，想要好好对待妻子，想要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可妻子却不理解他，不包容他，甚至还要和他争吵，还要反抗他。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母亲对他的冷酷无情，想起了自己所遭受的所有痛苦，他开始把对母亲的憎恨，转移到了自己的妻子身上，他开始辱骂妻子，甚至动手殴打妻子。 最终，这段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而让李奇伟彻底崩溃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和自己的朋友搞到了一起。那一刻，他心中的愤怒和憎恨，达到了顶点，他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都背叛了，觉得所有的女性，都是不值得信任的，都是虚伪、放荡的，都是像他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一样，只会伤害他。 他当众辱骂自己的妻子，骂她是妓女，威胁要杀了她，那种疯狂的样子，和平时那个老实、文静的他，判若两人。这段失败的婚姻，不仅没有治愈他心中的创伤，反而加剧了他的心理扭曲，让他对女性的憎恨，变得更加深刻，更加极端。他开始坚信，所有的女性，都是邪恶的，都是应该被惩罚、被毁灭的，而他，就是那个执行惩罚的人，就是那个毁灭邪恶的“救世主”。 离婚之后，李奇伟变得更加孤僻，更加冷漠，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再和任何人来往，每天只是上班、下班，偶尔出去旅游，其余的时间，就一个人待在家里，脑子里反复谋划着，如何惩罚那些“邪恶”的女性，如何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和憎恨。他开始留意那些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留意那些独自出门、容易下手的年轻女性，他把她们当成了自己发泄愤怒、实施报复的目标，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沦为了一个残忍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 他的第一起杀人案，发生在1982年，也就是他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的那一年。那时候的他，已经被心中的愤怒和憎恨，彻底冲昏了头脑，他不再伪装自己，不再隐藏自己心中的阴暗，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一个个年轻无辜的女性，成为了他刀下的冤魂，成为了他发泄愤怒的工具。 他选择的受害者，大多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还有一些独自出门、缺乏防备心的年轻女性。在他看来，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都是放荡、虚伪的，和他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一样，都是应该被惩罚的；而那些独自出门的年轻女性，缺乏防备心，容易下手，能让他轻易地掌控一切，能让他感受到那种掌控他人命运的快感。 他的作案手法，十分娴熟，而且反侦察意识极强。每次作案之前，他都会精心策划，选择偏僻、隐蔽的地点，伪装成老实、友善的样子，降低受害者的防备心，然后趁机下手，用胳膊、丝袜或者牛仔裤，将受害者勒死，之后，再将受害者的尸体，抛到绿河附近的树林里、荒地里，或者绿河的河底、石缝里，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还会故意留下一些无关的线索，误导警方的调查，比如，在抛尸现场，留下别人嚼过的口香糖、抽过的烟头，因为他自己既不抽烟，也不嚼口香糖，这样一来，警方就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抽烟、嚼口香糖的嫌疑人身上，而忽略了他这个真正的凶手。他还会把受害者的遗物，跨州运到俄勒冈州，还会剪掉受害者的指甲，以免留下自己的皮肤组织，不给警方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除此之外，他还十分擅长伪装，在同事和邻居眼里，他依旧是那个老实、文静、和善的男人，上班勤勤恳恳，下班之后，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去院子里除草、养花，要么就独自出去旅游，从来都不会做出任何反常的举动，没有人会把他，和那个残忍无情、杀人如麻的绿河连环杀手，联系在一起。 他的第二任妻子马西亚，在和他结婚之初，也一直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两人刚开始的时候，感情很好，很甜蜜，可久而久之，马西亚就发现了李奇伟的异常，他的性欲太过旺盛，而且性格古怪，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冷漠、阴狠，让人不寒而栗。更让马西亚感到恐惧的是，后来她发现，有好几次，警方通报的抛尸地点，竟然是她和李奇伟，经常去发生性关系的野外。 那一刻，马西亚的心里，泛起了一丝恐惧，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丈夫，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可能和那些连环凶杀案，有着某种联系。可李奇伟伪装得太好了，他总是用温和的语气，安抚马西亚，告诉她，那些都只是巧合，让她不要胡思乱想。马西亚虽然心里怀疑，但没有任何证据，只能强迫自己相信李奇伟的话，可心中的恐惧，却越来越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因为李奇伟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他开始迷上了招妓，甚至会把妓女，带回自己的家里，这让马西亚无法忍受，最终，在1981年，两人结束了长达8年的婚姻，马西亚带走了他们的儿子，离开了李奇伟。 儿子的离开，对李奇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扭曲的心里，儿子，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他这一生中，唯一感受到的一丝温暖，可就连这一丝温暖，也被剥夺了。他觉得，自己再次被背叛了，再次被抛弃了，心中的愤怒和憎恨，变得更加剧烈，更加难以忍受。也就是在同一年，他彻底爆发，开始了自己的杀戮之路，而且变得越来越残忍，越来越肆无忌惮。 1982年，他骗20岁的站街女瑞贝卡，来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特意在卧室里，放了自己和儿子的合影，就是为了降低瑞贝卡的防备心。瑞贝卡，果然没有丝毫的疑虑，以为李奇伟，只是一个普通的客人，于是，就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放松了警惕。可就在这时，李奇伟，突然从后面，扑倒了瑞贝卡，把丝袜，缠到了她的脖子上，还假意安慰她，说自己只是爱好这个，让她不要紧张。 这，不过是他的谎言罢了。他用丝袜，死死地勒住瑞贝卡的脖子，力道越来越大，看着瑞贝卡拼命挣扎的样子，看着她脸上痛苦的神情，李奇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那种掌控他人命运、发泄心中愤怒的快感，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直到瑞贝卡，彻底停止了挣扎，彻底失去了生命的气息，他才缓缓地松开了手。 之后，他趁着夜色，把瑞贝卡的尸体，抛到了树林里，仔细地清理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起案件，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大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20年之后的2002年，瑞贝卡的尸体，才被人发现，而此时，她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只剩下了一堆白骨，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消失殆尽。 而李奇伟，在杀害瑞贝卡之后，心中的愤怒和憎恨，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贪婪，更加疯狂。他开始频繁地作案，不断地寻找新的受害者，一个个年轻无辜的女性，惨遭他的毒手，抛尸在绿河附近，绿河，也因为他，变得阴森恐怖，成为了所有人都不敢靠近的地方，而“绿河杀手”这个名字，也渐渐传遍了整个西雅图，成为了恐惧的代名词。 他的第三任妻子朱迪斯，直到和他结婚，都不知道，自己每天睡在枕边的丈夫，竟然是那个让整个西雅图陷入恐慌的绿河连环杀手。在朱迪斯眼里，李奇伟，是一个温文尔雅、和善老实的男人，他说话温和，举止得体，对她也十分体贴，从来都不会对她发脾气，更不会动手打她。朱迪斯一直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好男人，以为自己能拥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嫁给了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凶手。 直到2001年，李奇伟被警方逮捕，朱迪斯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才知道，自己的丈夫，竟然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女性。那一刻，朱迪斯彻底崩溃了，她无法相信，自己爱了那么久、信任了那么久的丈夫，竟然是一个如此残忍无情的恶魔，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这个打击中走出来。 李奇伟被捕之后，面对警方的审讯，他一开始，还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还对着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朱迪斯，苦苦哀求，让她相信自己，说自己真的没有杀人。可他心里清楚，警方既然能逮捕他，就一定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他的抵抗，不过是徒劳的。 后来，警方为了让他早点开口交代自己的罪行，承诺他只要他承认自己的杀人行为，讲清楚自己杀了多少人，抛尸地点在哪里，就不会被判死刑，只会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李奇伟，本身就十分害怕死亡，听到警方的承诺之后，他终于松了口，开始一点点交代自己的罪行，那些被他隐藏了十几年的黑暗秘密，那些被他杀害的无辜受害者，终于一一浮出了水面。 他交代，自己杀人，只是为了释放心中的压力，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和憎恨，只是为了感受那种掌控他人命运的快感。他一开始，是用胳膊勒死那些受害者，可后来他发现，这样很容易被受害者抓伤，留下自己的皮肤组织，于是他就改用丝袜，或者牛仔裤勒死那些受害者，这样一来就不会留下太多的线索。 更让人恶心和愤怒的是，他还承认，自己在杀害那些受害者之后，会侮辱尸体。他说，他会在受害者的尸体，出现苍蝇和蛆之前，回到抛尸地点，侮辱尸体，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害者的尸体，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摆布，这种感觉，能让他感受到极大的满足，能让他彻底释放心中的压抑和愤怒。 更残忍的是，有好几次，他回去侮辱尸体的时候，他的儿子，就睡在卡车的后排座位上。他丝毫没有在意，自己的儿子，就在身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变态，丝毫没有一丝愧疚和悔改之心。在他扭曲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快感，只有自己的愤怒和憎恨，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包括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自己儿子的身心健康。 他还交代，从1982年到1985年，他一共杀害了至少60名女性，从1985年到2001年，他至少还杀害了10名女性，因为杀害的人数太多，时间太久远，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具体杀了多少人，记不清，那些受害者的具体样子，记不清，那些抛尸地点的具体位置。他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肆意地剥夺着那些无辜女性的生命，丝毫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悔改之心。 2003年11月5号，时隔21年，西雅图法院，终于开庭审理了这起震惊全美国的绿河连环杀人案。法庭上，气氛十分凝重，受害者的家属，一个个悲痛欲绝，他们看着被告席上的李奇伟，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憎恨，他们恨不得，将这个残忍无情的恶魔，千刀万剐，为自己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 而李奇伟，坐在被告席上，依旧面无表情，仿佛，那些被他杀害的无辜女性，那些悲痛欲绝的受害者家属，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法官，一一念出那些受害者的名字，听着受害者家属，对他的谴责和控诉，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没有丝毫的悔改，仿佛，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2003年12月18号，西雅图法院，做出了最终的判决，判处加里·李奇伟，48个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个判决，虽然无法让那些死去的无辜受害者，死而复生，无法彻底抚平受害者家属心中的伤痛，但至少，给了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给了那些受害者家属，一个慰藉，也让这个残忍无情的恶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法庭上，法官，依次念出了48名受害者的名字，每念出一个名字，法官都会问李奇伟一句，你承认，你杀害了她吗？而每一次，李奇伟，都会面无表情地，说出那句冰冷的话：“我有罪。”法官就这样，整整念了8分钟，才把所有受害者的名字，全部念完，而这8分钟，对所有的受害者家属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 李奇伟被捕之后，成为了美国犯罪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犯罪学者们，纷纷对他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普通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残忍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想要知道，他的心理，到底扭曲到了什么程度；想要知道，如何才能预防，类似的连环凶杀案，再次发生。 除了学术界，好莱坞，也盯上了他的故事。从案发到现在的37年里，绿河杀手的故事，成为了一个热门的Ip，频繁出现在各种犯罪美剧、电影和小说里面，被无数人演绎，被无数人讨论。其中，有一个真实的桥段，曾经多次，在关于他的作品里出现，让人印象深刻。 在对李奇伟的审判结束之后，法官，让每一位受害者的家属，都对李奇伟，说一句话。大部分的受害者家属，都对着李奇伟，发出了最愤怒的谴责，他们骂他残忍，骂他变态，骂他没有人性，希望他，在监狱里，过得生不如死，希望他，永远都得不到救赎。 而李奇伟，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地听着，没有丝毫的反应，仿佛，那些谴责和控诉，都只是耳边风，都无法触动他冰冷的心。可就在这时，一个受害者的爸爸，走到了他的面前，看着他，平静地说道：“我原谅你，因为上帝告诉我，要宽恕每一个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原本面无表情的李奇伟，嘴角，突然微微抽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竟然，哭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眼泪，是发自内心的悔改，还是因为，这句话，触动了他心中，那一丝早已被遗忘的温暖；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能得到救赎。 第218章 年悬案告破！上海酒店 309 房，女子惨遭割颈 这个案子发生在2000年的上海，一桩尘封了21年的悬案，一桩让人脊背发凉的命案。那时候的上海，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风口上，外滩的灯火已经开始璀璨，陆家嘴的高楼还在拔地而起，而上海火车站周边，更是鱼龙混杂，人流密集，有背着行囊南下淘金的打工人，有西装革履谈生意的商人，也有藏在人群里，心怀不轨的恶人。 时间回到2000年6月20号，这一天是星期二，天气不算太热，有点闷，像憋着一场大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老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中小型酒店，名字我就不具体说了，毕竟过去这么多年，酒店早就换了好几波老板，改了好几次名字。就是这家看似普通、甚至有些简陋的酒店，309号房间里，却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警方的命案，一个28岁的年轻女子，在这个房间里，惨遭杀害，死状凄惨。 死者名叫小玉，湖北人，当年刚好28岁。据后来老乡回忆，小玉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个子不算特别高，但身材匀称，平时爱打扮，穿得也比较时髦，一看就不是那种常年干重活的打工人。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鲜活的姑娘，会以那样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第一个发现小玉被杀的，是她的老乡，也是她在上海唯一的好姐妹，小霞。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就认识，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好得像亲姐妹一样。后来小玉先一步离开湖北老家，来到上海谋生，没几年就站稳了脚跟，还经常给小霞写信、打电话，说上海机会多，能赚到钱。小霞在老家过得不算好，日子紧巴巴的，听小玉这么说，心里也动了心，没多久就带着自己的老公，也来到了上海，投奔小玉。 6月20号早上，天刚蒙蒙亮，小霞就接到了小玉丈夫的电话，电话那头，小玉丈夫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和不安：“小霞，你知道小玉去哪了吗？她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我打她bb机也没人回，你有没有见过她？” 小霞一听，心里也咯噔一下。她清楚地记得，6月19号下午，小玉还带着她去了那家酒店的309房间，当时小玉跟她说：“小霞，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住了，你帮我跟我老公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小霞当时还打趣了小玉几句，说她又要“忙生意”，小玉只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挂了电话，小霞心里越来越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公，又联系了小玉的丈夫，三个人急匆匆地赶到了那家酒店的309房间。小玉因为长期在这边“做事”，早就跟酒店的服务员打好了招呼，不用登记，直接就能开门。小霞熟门熟路地拿出小玉之前给她的备用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哒”一声，门开了。 就是这一扇门，隔开了生死，也揭开了一场惨剧的序幕。门开的瞬间，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夹杂着一丝淡淡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小霞和两个男人直犯恶心，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小霞的老公胆子比较小，往后退了一步，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小玉的丈夫也愣住了，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嘴里喃喃自语：“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血腥味？” 小霞强忍着心里的恐惧，眯着眼睛往房间里看。房间不大，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破旧的衣柜，地上铺着廉价的地板革。而那张双人床上，景象惨不忍睹，让小霞一辈子都忘不了，白色的毯子、身下的席梦思、甚至是床垫里面，全都被鲜血浸透了，暗红色的血迹干涸后，变得发黑、发硬，紧紧地粘在被褥上，有的地方还结了厚厚的血痂，看起来触目惊心。 而小玉，就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一丝不挂，身体已经变得僵硬，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发紫，眼睛圆睁着，仿佛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恐惧和不甘。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参差不齐的伤口，伤口边缘还残留着些许未干涸的血迹，看得出来，下手非常狠辣，一刀致命。 “啊，！”小霞再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幸好被她老公及时扶住了。小玉的丈夫冲过去，看着床上的小玉，整个人都傻了，愣了足足有十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抱着头，蹲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那种绝望和痛苦，隔着很远都能感受到。 小霞虽然吓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但她知道，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她赶紧掏出自己的bb机，跑到酒店楼下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11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小霞的声音已经哽咽得不成样子，语无伦次地说：“警察同志，快来！快来！上海火车站附近的那家酒店，309房间，有人被杀了！是我姐妹，她死得好惨啊！” 接到报警后，上海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刑侦队的民警、法医、技术人员，一下子就把这家小小的酒店围了起来，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周边的路人听到消息，也都围了过来，议论纷纷，有人说“肯定是仇杀”，有人说“说不定是图财害命”，还有人小声嘀咕，说这家酒店平时就不怎么干净，经常有陌生男女进进出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民警们迅速进入309房间，对现场进行封锁和勘查。法医先对小玉的尸体进行了初步尸检，经过仔细检查，法医得出了初步结论：小玉是被人用锋利的凶器，割断了颈动脉，导致失血过多而死，死亡时间大概在6月19号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 咱们都知道，脖子上的颈动脉，那是人体最粗的动脉之一，一旦被割断，鲜血会像喷泉一样喷出来，根本止不住。所以才会出现床上、被褥上、床垫上全是血的景象，那个场面，就算是常年办案的老民警，看了都忍不住皱眉头，可见凶手是一个极其凶残、冷血无情的人，下手没有丝毫犹豫，根本没有给小玉留任何活命的机会。 勘查现场的过程中，民警们发现，房间里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门窗也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这就说明，凶手要么是小玉认识的人，小玉主动给她开的门；要么就是凶手作案手段非常高明，趁小玉不注意，突然下手，小玉根本来不及反抗。 看着眼前的惨状，办案民警的心里充满了疑问：小玉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杀？她一个28岁的湖北姑娘，在上海无冤无仇，谁会对她下这么狠的毒手？按照常理来说，命案无非就是三种可能：仇杀、情杀、财杀。到底是因为什么？是有人跟她有仇，故意报复她？还是因为情感纠纷，被情人或者仇人杀害？又或者，是凶手见财起意，为了抢她的钱，才痛下杀手？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们继续在现场仔细勘查，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很快，他们就在小玉尸体不远处的床边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小背包，背包的拉链是打开的，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散落了一地。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这些物品，一一进行清点，发现里面有小玉的身份证、一把梳子、一块手帕、几包纸巾，还有一个bb机。 2000年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随时随地都能打电话、发消息。那时候，能用得起手机的，都是有钱人，要么是老板，要么是当官的，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在上海谋生的打工人、做生意的小商贩，用的都是bb机，也叫寻呼机，收到呼叫后，还要找公用电话回过去，非常不方便。 很显然，这个黑色的小背包，肯定是被人翻动过的，而且翻动它的人，大概率就是凶手。因为如果是小玉自己翻的，不可能翻得这么乱，而且不会把东西散落一地。那么，凶手翻小玉的背包，目的是什么？肯定是为了找值钱的东西。但是，民警们清点下来，发现背包里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既没有现金，也没有金银首饰，只有一些常用的日用品和那个bb机。 这时候，小霞缓过神来，对民警说：“警察同志，小玉平时身上会带很多值钱的东西，比如金项链、金手镯，还有现金，她昨天下午还跟我说，她身上有几千块钱现金，说是最近生意不错，赚了点钱。而且她的金项链和金手镯，是她经常戴在身上的，怎么现在都不见了？还有她的背包里，平时也会放一些现金，怎么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小霞的话，给民警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民警们再次仔细检查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包括床底、衣柜、床头柜的抽屉，甚至是地板革的缝隙里，都检查了一遍，但始终没有找到小玉的金项链、金手镯和现金。结合现场的情况，民警们初步推测，凶手的作案动机，很可能就是图财害命，凶手看到小玉身上有值钱的东西，又或者知道小玉有钱，于是找到小玉，趁她不注意，抢走了她的财物，然后为了灭口，残忍地将她杀害。 这个推测，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新的疑问又出现了：小霞不是这家酒店的服务人员，也不在这家酒店上班，她为什么会知道小玉在309房间？而且还能拿到309房间的备用钥匙？她和小玉之间，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民警们把小霞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详细的问询。面对民警的问询，小霞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她和小玉之间的事情，也说出了小玉在上海的谋生方式。 小霞说，她和小玉是老乡，从小一起长大，关系非常好。小玉比她先一年来上海，刚来的时候，也和很多打工人一样，在工厂里打工，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个月，也只能赚几百块钱，日子过得很艰难。后来，小玉换了一份工作，去了一家发廊上班，从那以后，她的收入就越来越高，短短一年时间，就赚了不少钱，不仅自己穿得时髦，还经常给老家寄钱。 小霞说，小玉在发廊上班，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块钱。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万多块钱，在2000年的时候，这绝对是天文数字！那时候，上海的平均工资也就一千块钱左右，就算是在工厂里当技术工，一个月也只能赚一千多块钱，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到一万块钱。小玉一个女孩子，在发廊里上班，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可想而知，她做的肯定不是什么正经营生。 小霞虽然没有明说，但民警们心里都清楚，那时候的很多发廊，表面上是剪头发、做发型的地方，实际上藏着很多见不得光的勾当，很多年轻女孩在发廊里上班，并不是靠剪头发赚钱，而是靠陪客人聊天、应酬，做一些不正当的交易，以此来赚取高额的报酬。小玉能赚这么多钱，毫无疑问，也是做着这样的营生。 小霞说，她当时在老家过得不好，看到小玉在上海赚了这么多钱，心里非常羡慕，就主动给小玉打电话，说想来上海投奔她。小玉很爽快地答应了，还跟她说：“小霞，你来就行，我这边有路子，保证你也能赚到钱，咱们姐妹俩一起干，赚了钱五五分账，以后一起在上海站稳脚跟，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小霞带着自己的老公，离开了湖北老家，来到了上海，投奔了小玉。小玉也没有食言，把自己的“路子”告诉了小霞，带着小霞一起在发廊里“做事”，两个人一起赚钱，一起分工合作，关系也一直很好。 民警们又问小霞，小玉为什么会在这家酒店长期包下309房间。小霞说，发廊只是她们平时“接客”的地方，人多眼杂，不方便，而且很多客人不想在发廊里，就想找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所以，小玉就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这家酒店，长期包下了309房间，相当于她们的第二个“工作间”。平时，只要有客人要求，小玉就会带着客人，从发廊来到这家酒店的309房间，在这里和客人交易。 小霞还说，她也经常和小玉一起在309房间“做事”，所以她才有309房间的备用钥匙，也知道小玉经常在这里过夜。6月19号下午，小玉带着她来到309房间，就是为了整理一下房间，然后告诉她，晚上要在这里接待客人，不回去住了，让她跟自己的老公说一声。 说到这里，小霞的声音又哽咽了，她哭着说：“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想到，小玉会出事，她那么好的一个人，虽然做的营生不怎么光彩，但她心地不坏，对我也很好，从来没有对不起过谁，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下这么狠的毒手啊？” 听完小霞的讲述，民警们终于弄清楚了小玉的身份和谋生方式，也弄明白了小霞为什么会第一个发现小玉被杀。结合之前的勘查结果，民警们更加坚定了“图财害命”的推测，凶手很可能是小玉的客人，或者是知道小玉有钱、做着不正当营生的人，看到小玉身上有金项链、金手镯，还有现金，就起了贪念，在和小玉交易之后，或者趁小玉不注意的时候，抢走了她的财物，然后残忍地将她杀害，之后逃离了现场。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是小玉的客人，还是其他心怀不轨的人？民警们知道，要想找到凶手，首先要找到6月19号晚上，和小玉在一起的那个人。因为法医在尸检的时候，发现小玉死前有过亲密接触，这就说明，6月19号晚上，小玉确实接待了客人，带着一个男人来到了309房间，而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小玉的凶手。 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酒店管理非常不规范，不像现在，酒店入住必须实名登记，每个楼层、每个走廊都有监控摄像头，一举一动都能拍下来。那时候的中小型酒店，根本没有监控摄像头，客人入住的时候，也不需要登记身份证，只要交钱，就能住进去。而且，309房间是小玉长期包下来的，酒店的服务员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是谁，只要跟着小玉来，都能进入309房间，服务员也不会多问一句，更不会登记信息。 民警们找到了酒店的服务员，进行问询，希望能从她们口中得到一些线索。但是，服务员们都说，309房间是小玉长期包的，平时经常有不同的男人跟着小玉来这里，她们也不知道那些男人是谁，长得什么样，只知道有的个子高，有的个子矮，有的胖，有的瘦，具体的特征，她们也记不清了。毕竟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那么多，她们也不可能一个个都记下来。 这下，民警们犯难了。没有监控，没有入住登记，服务员也提供不了有用的线索，怎么才能找到6月19号晚上和小玉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难道这个案子，就要这样陷入僵局吗？ 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不如看看小玉的bb机。那个年代，bb机是人们主要的通讯工具，小玉平时接客人、联系生意，肯定都是通过bb机。如果能看看小玉的bb机，看看6月19号晚上，都有谁跟她联系过，说不定就能找到线索，找到那个杀害她的凶手。 民警们立刻拿出小玉的bb机，仔细查看里面的呼叫记录。经过一番查看，民警们发现，在6月19号晚上，一共有14个人联系过小玉，其中有一个人，是小玉的丈夫，剩下的13个人，都是小玉的固定客户。小霞也证实，这13个人，都是经常找小玉的老客户，都是回头客，平时对小玉也挺不错，有的还经常给小玉买衣服、买首饰。 小霞说，小玉长得漂亮，人也比较随和，所以很多客人都愿意找她，都是固定的熟客，很少有陌生客人。而且这些熟客，大多都比较有钱，对小玉也很大方，小玉身上的金项链、金手镯，还有很多衣服，都是这些熟客给她买的。小玉还有一张照片，是和其中一个熟客一起拍的，照片上小玉穿的那条裙子，就是那个熟客给她买的，当时小玉还高兴了好几天。 既然这些熟客经常找小玉，而且对小玉也很了解，那么，杀害小玉的凶手，会不会就在这14个人之中？毕竟，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小玉，也知道小玉身上有值钱的东西，而且也有作案时间。尤其是小玉的丈夫，民警们也没有排除他的嫌疑。 为什么会怀疑小玉的丈夫？因为小玉做的是不正当的营生，是皮肉生意，这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小玉的丈夫虽然知道小玉在上海赚钱，但他可能并不知道小玉具体做的是什么生意，或者说，他虽然知道，但一直隐忍不发，心里早就积满了怨气和不满。而且，小霞也说，小玉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丈夫，自己在酒店长期包下了309房间，也没有告诉过他，自己每天到底在做什么。 民警们推测，小玉的丈夫，可能早就知道了小玉的营生，心里非常愤怒，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所以一时冲动，杀害了小玉。也有可能，他是为了独吞小玉赚的钱，才痛下杀手。不管是哪种情况，小玉的丈夫，都有作案动机和作案可能。 所以，民警们决定，将这14个人，全部列为犯罪嫌疑人，一一进行排查，提取他们的生物检材，和小玉体内提取的精斑dNA进行比对。因为法医已经从小玉的体内，成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精斑，只要能提取到这14个人的dNA，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谁才是那个和小玉发生亲密接触的人，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时候，可能有老铁会问，2000年的时候，就能测dNA了吗？答案是，能！只不过，那时候的dNA检测技术，和现在比起来，相差甚远。全世界第一例用dNA技术破获的案件，是1985年在英国，而咱们国家，从1987年开始，就已经将dNA技术运用到刑侦工作中了。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dNA检测技术还不够成熟，耗时很长，而且成本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检测条件，只有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才有能力进行dNA检测和比对。 民警们兵分多路，拿着dNA采样工具，一个个找到这14个嫌疑人，耐心地向他们说明情况，提取他们的血液、毛发等生物检材。有的嫌疑人很配合，主动提供了生物检材；有的嫌疑人则比较抵触，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不愿意配合，民警们只能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只有配合调查，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提取完所有嫌疑人的生物检材之后，民警们立刻将这些检材送到了专业的实验室，进行dNA检测和比对。那时候的dNA比对，非常繁琐，非常耗时，一台检测仪器，一天也只能检测几个样本，而且比对的过程，需要人工一步步操作，不能有丝毫差错。民警们每天都守在实验室门口，盼着能有结果，心里既焦急，又期待。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半个多月就过去了。终于，dNA检测和比对的结果出来了。当民警们拿到结果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这14个人的dNA，没有一个和小玉体内提取的精斑dNA比对成功！也就是说，这14个嫌疑人，都不是杀害小玉的凶手，他们的嫌疑，全部被排除了。 这个结果，让所有办案民警都泄了气，忙活了这么久，排查了这么多人，竟然一个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找到，凶手到底藏在哪里？难道凶手不是小玉的熟客，而是一个陌生的路人？又或者，是小霞记错了，还有其他的人联系过小玉？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小霞突然拍了一下大腿，大声说道：“警察同志，我想起来了！我有可能见过那个凶手！我刚才太紧张了，一下子忘了这件事！” 民警们一听，眼前一亮，赶紧问道：“你见过凶手？他长什么样？什么时候见过他？快跟我们说说！” 小霞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了一会儿，说道：“就是6月19号下午，小玉带着我去309房间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有一个男的，直接来到了309房间门口，敲门，小玉打开门，看到他，还笑着跟他打招呼，看起来很熟的样子，应该也是小玉的熟客。那个男的看到我在房间里，愣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就跟小玉说了一句‘我改天再来’，然后就转身走了。” 小霞接着说：“我当时还问小玉，那个男的是谁，小玉说，是她的一个熟客，经常来找她，让我不用在意。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没再问。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男的，看起来有点奇怪，眼神阴沉沉的，而且身上穿得很普通，不像其他的熟客那样，穿得西装革履，看起来很有钱。” 民警们赶紧追问：“那个男的，具体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个子多高？胖瘦怎么样？脸型、眼型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比如疤痕、纹身之类的？” 小霞仔细回忆着，一点点说道：“那个男的，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八左右，长得很瘦，脸色有点发黄，看起来营养不良的样子。脸型是长脸，眼睛不大，单眼皮，眉毛很浓，鼻梁不算太高，嘴唇有点薄。身上穿的是一件灰色的短袖t恤，一条黑色的长裤，裤子看起来有点旧，鞋子是一双白色的球鞋，也有点脏。我没看到他身上有疤痕或者纹身，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口音不是上海本地的，也不是我们湖北的，听起来像是北方口音。” 虽然小霞的回忆，不是特别详细，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了！这是警方目前为止，得到的唯一一个关于凶手的具体特征。民警们立刻找来专业的模拟画像专家，让模拟画像专家根据小霞的回忆，一点点描画出嫌疑人的大致样貌。 模拟画像专家一边听小霞描述，一边在纸上勾勒，画完之后，又让小霞看，让她指出哪里不像，然后一点点修改。就这样，改了好几次，小霞终于说：“对！就是这个样子！虽然不是百分百像，但大概就是这个轮廓，尤其是他的眼睛和脸型，太像了！” 嫌疑人的模拟画像终于出来了。民警们拿着画像，复印了很多份，分发到上海火车站周边的各个社区、街道、网吧、小卖部，还有各个工地、工厂，发动群众，一起寻找嫌疑人的踪迹。同时，民警们也带着画像，走访了上海火车站周边的所有发廊、酒店、网吧，排查所有符合特征的人。 那段时间，办案民警们几乎没有休息过，每天天不亮就出去走访、排查，晚上很晚才能回到派出所，累得倒头就睡。他们走访了无数的地方，排查了上百名嫌疑人，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和画像相似的人。有时候，他们以为找到了线索，以为某个男人就是嫌疑人，但是经过核实，发现只是长得相似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没有高铁，没有网约车，人们出行主要靠火车、汽车、自行车，一旦凶手离开了上海，或者藏到了某个偏僻的地方，想要找到他，就难如登天。再加上当时没有监控摄像头，凶手作案后，只要逃离现场，就很难留下其他的线索。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案件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上海警方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他们把这个案子列为重点督办案件，每年都会组织民警，重新梳理案件线索，重新排查嫌疑人，希望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每一年，民警们都会拿着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再次走访上海火车站周边的地区，询问当年的目击者，查看当年的案卷，希望能有新的发现。有时候，他们会收到一些群众的举报，说看到了和画像相似的人，他们就会立刻赶过去，不管路途多远，不管天气多差，但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 时间一晃，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转眼间，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到了2021年。这21年里，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监控摄像头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dNA检测技术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准，比对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公安部也建立了全国统一的dNA数据库，只要留下一丝一毫的生物检材，就能通过数据库，快速比对出嫌疑人的身份。 21年里，当年办理这个案子的民警，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已经调离了刑侦岗位，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这起命案，没有忘记那个惨死的28岁女子小玉，没有忘记那个逍遥法外的凶手。2021年，上海警方再次启动了“陈年积案攻坚行动”，将这起尘封了21年的309命案，再次拿出来，组织精干力量，重新进行梳理和勘查。 民警们重新翻阅了当年的案卷，仔细查看了当年提取的所有证据，包括嫌疑人的精斑dNA样本。虽然过去了21年，但是，当年的dNA样本，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没有损坏，也没有变质。民警们决定，将这份dNA样本，上传到公安部的全国dNA数据库，进行全面比对，看看能不能找到匹配的人。 这一次，民警们没有失望。经过数据库的全面比对，竟然真的比对上了一个人！这个人的dNA，和当年从小玉体内提取的精斑dNA，完全匹配！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当年杀害小玉的凶手！ 民警们看到比对结果的时候，所有人都激动不已，21年了，整整21年，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终于可以给死去的小玉一个交代，给小玉的家人一个交代了！ 经过查询，民警们得知，这个人名叫蔡明，请注意，这个蔡明，不是咱们耳熟能详的、演小品的蔡明老师，只是重名而已。这个蔡明，当年作案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到2021年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是江苏人，常年在上海打工。 虽然dNA比对成功了，但是，民警们并没有立刻行动，他们知道，必须谨慎行事，必须先核实清楚，这个蔡明，到底是不是当年杀害小玉的凶手，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才能将他逮捕，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民警们开始倒查蔡明的过往，仔细调查21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蔡明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作案动机。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民警们发现，蔡明在2000年的时候，就在上海的一个工地上干苦力，每天搬砖、扛水泥，赚的钱非常少，勉强够自己糊口。 为了弄清楚蔡明当年的情况，民警们辗转多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当年蔡明所在工地的老板。虽然过去了21年，但是，这个老板对蔡明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老板说：“我记得那个蔡明，他当年在我工地上干苦力，人长得很高，很瘦，话不多，性格有点孤僻，平时也不怎么和其他工人说话。而且，他这个人，手脚不太干净，有点好吃懒做，赚的钱不够他花，就经常偷工地上的建材，比如钢筋、水泥、木板之类的，偷出去卖钱。” 老板接着说：“那时候，社会上刚有很多发廊，很多工人没事的时候，就会去发廊里消遣，蔡明也不例外。他赚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去发廊消费，也不够他自己花，所以他就偷工地上的建材去卖，本来值5000块钱的东西，他急着出手，3000块钱就卖掉了。后来，这件事被我发现了，我就报了警，蔡明因为盗窃，被法院判处了一年多的有期徒刑。” 民警们追问：“那蔡明是什么时候出狱的？”老板想了想，说道：“大概是2000年5月份左右出狱的，出狱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我工地上上班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这个消息，让民警们更加确定，蔡明就是当年杀害小玉的凶手！因为蔡明是2000年5月份出狱的，而小玉是2000年6月19号被杀的，出狱后没多久，小玉就被杀害了，他有充足的作案时间。而且，蔡明手脚不干净，有盗窃前科，好吃懒做，缺钱花，有强烈的作案动机，图财害命。另外，蔡明的外貌特征，和当年小霞描述的、模拟画像上的嫌疑人，非常相似，个子很高，很瘦，脸型也符合。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蔡明。民警们决定，立刻对蔡明实施逮捕，将这个逍遥法外21年的凶手，绳之以法。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民警们得知，蔡明出狱后，并没有离开上海，而是在上海一家医院，找了一份护工的工作，这一干，就干了十几年，一直干到2021年。 民警们迅速赶到蔡明所在的医院，制定了详细的逮捕计划。当民警们找到蔡明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给一位老人擦身体，看起来非常老实、本分，根本看不出，他就是一个杀害了人的凶手，一个逍遥法外21年的恶人。 民警们走到蔡明面前，出示了逮捕证，严肃地说道：“蔡明，我们是上海公安局刑侦队的民警，你涉嫌故意杀人罪，现在，我们依法对你实施逮捕，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听到民警的话，蔡明的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毛巾掉在了地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但是，他并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只是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民警，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我已经等了你们21年了，我早就不想再这样煎熬下去了。” 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蔡明没有任何隐瞒，一五一十地供述了自己当年杀害小玉的全部经过，还原了21年前那场惨剧的真相。 蔡明说，他当年出狱之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手里一分钱都没有，而且因为有盗窃前科，很多工地、工厂都不愿意录用他，他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糊口，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他好吃懒做，不愿意干重活，又喜欢挥霍，很快就入不敷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有一天，他在上海火车站附近闲逛，看到了小玉所在的发廊，看到很多年轻女孩在发廊里上班，穿着时髦，而且经常有男人进出，他就知道，这家发廊里，肯定藏着不正当的勾当。他当时缺钱缺得厉害，就动了歪心思，想找机会，从这些女孩身上抢点钱。 后来，他就经常去发廊附近闲逛，观察小玉的一举一动，慢慢的，他知道了小玉做的是皮肉生意，也知道了小玉经常在那家酒店的309房间接待客人，而且身上经常带着金项链、金手镯，还有现金，看起来很有钱。他还知道，小玉大多接待的是熟客，很少有陌生客人，所以，他就假装成熟客，找机会接近小玉。 2000年6月19号下午，蔡明来到了那家酒店的309房间门口，敲门，小玉打开门，看到他，以为他是熟客（可能是小玉接待的客人太多，记混了，也可能是蔡明装得太像），就笑着跟他打招呼，让他进去。但是，就在这时候，蔡明看到了房间里的小霞，心里一下子就慌了，他担心人多眼杂，不好下手，就跟小玉说了一句“我改天再来”，然后就转身走了。 蔡明没有走远，他就在酒店楼下的角落里，一直等着，等着小霞离开，等着机会下手。等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他看到小霞离开了酒店，就立刻上楼，再次来到309房间门口，敲门。小玉打开门，看到是他，也没有多想，就让他进去了。 蔡明进去之后，就假装成客人，和小玉谈好了价格，然后和小玉发生了亲密接触。完事之后，小玉因为太累了，加上可能喝了点酒，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过去，没有丝毫的防备。 蔡明看着熟睡的小玉，看着她身上的金项链、金手镯，想到自己窘迫的处境，心里的贪念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环顾了一下房间，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把老式的刮胡刀，刮胡刀的刀片是可以取下来的，非常锋利。他就走过去，拿起刮胡刀，取下刀片，然后走到床边，趁着小玉熟睡的时候，猛地用刀片，割向了小玉的颈动脉。 小玉在睡梦中，突然感到一阵剧痛，想要挣扎，想要呼救，但是，颈动脉被割断，鲜血瞬间喷了出来，她根本来不及反抗，也来不及呼救，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 蔡明看到小玉死了，心里非常害怕，但是，他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而是赶紧取下小玉身上的金项链、金手镯，又翻了小玉的背包，拿走了背包里的现金，然后，他又仔细清理了一下现场，擦掉了自己留下的指纹和痕迹，之后，才慌慌张张地逃离了现场。 逃离现场之后，蔡明非常害怕，他担心被警方抓住，就立刻离开了上海，跑到了外地，隐姓埋名，四处逃亡。在逃亡的这两年里，他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和家人联系，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糊口。 两年之后，蔡明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警方应该不会再找他了，就偷偷地返回了上海。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找了一份护工的工作，在医院里照顾老人，这一干，就干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煎熬之中，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小玉来找他索命，梦见自己被警方抓住，送上刑场。他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当年的事，也不敢交朋友，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沉默寡言。 蔡明说，这21年里，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心里的愧疚和恐惧，每天都在折磨着他。他也想过自首，但是，他又害怕被判处死刑，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一直犹豫不决，就这样，煎熬了21年。直到警方找到他，他才终于解脱了，他说，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罪该万死，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为自己当年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案件告破之后，民警们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小玉的家人。小玉被害的时候，只有28岁，她的孩子，那时候还很小，只有几岁大。21年过去了，小玉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当小玉的家人，得知杀害小玉的凶手，终于被抓住了，终于可以瞑目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和开心，反而显得非常平静，甚至有些冷漠。 民警们后来才知道，因为小玉做的是不正当的营生，是皮肉生意，所以，这么多年来，小玉的家人，一直觉得脸上无光，觉得很丢人，不愿意提起小玉，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起这起命案。他们之所以平静，不是因为不难过，而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悲伤和委屈，早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已经麻木了。而且，他们也不想再被这件事打扰，不想再回忆起当年的惨剧，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 所以，当很多新闻媒体，得知这起尘封21年的悬案告破之后，想要采访小玉的家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小玉的事情的时候，都被小玉的家人拒绝了。他们不愿意公开露面，不愿意接受采访，只想让这件事，彻底翻篇，只想让小玉，安安静静地安息。 说说蔡明，他仅仅是为了一条金项链、一个金手镯，还有几千块钱现金，就残忍地杀害了一个28岁的年轻女子，剥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毁掉了一个家庭。这21年里，他虽然逍遥法外，但是，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煎熬之中，内心的痛苦，比任何刑罚都要残酷。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惩罚，他终将为自己当年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219章 岁少年惨遭好友杀害焚尸，1 万赎金毁掉 3 个家庭 湖北省丹江口市，这座被汉江和丹江口水库紧紧环抱的小城，常年萦绕着山水的清冽气息，街头巷尾都是烟火气十足的吆喝声。清晨的早点铺飘着油条和豆腐脑的香气，傍晚的江边有老人摇着蒲扇闲谈，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追逐打闹，一切都显得平和而安宁。可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座看似与世无争的小城，会在2014年的夏天，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彻底打破平静。 这场悲剧的主角，是一个刚满17岁的小伙子，名叫李强，是当地一所高中的高二学生。17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浑身都透着未经世事的青涩与蓬勃的朝气，而李强，更是这青涩年华里最耀眼的那一个。 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身形挺拔得像初春的白杨树，浓眉大眼，眼尾微微上挑，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扯出两个浅浅的梨涡，瞬间冲淡了眉宇间的英气，多了几分少年的软萌。他的皮肤是常年在阳光下奔跑晒出的健康小麦色，不像有些同龄男生那样白皙瘦弱，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爽朗劲儿，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总能吸引不少女生偷偷的目光，算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帅气小伙。 更难得的是，李强不仅长得周正，性子也格外讨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到大，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一点都不夸张。在那个年代，独生子大多会被宠得有些娇纵，可李强却偏偏没有半点娇气，反而格外懂事。 对于李强的父母来说，这唯一的儿子，就是他们全部的希望与寄托。夫妻俩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没什么文化，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能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将来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用像他们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只为一口饭吃。为了这个心愿，李强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在李强妈妈的眼里，自家的强强从来都是个性格温和、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平时街坊邻居有个小事，比如搬个东西、买个菜，只要喊一声，李强从来都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脱；对待同学，他也十分真诚，别人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从来不会与人争执打闹，更不会欺负弱小。 可李强的妈妈也坦诚，孩子毕竟到了青春期，性子里多多少少带了点叛逆。有时候她念叨得多了，李强就会忍不住跟她拌几句嘴，语气不耐烦，偶尔也会耍点小脾气，赌着气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不肯出来。每当这时候，李强的妈妈就又气又无奈，气儿子不懂事，可转念一想，这都是青春期孩子的通病，也就只能默默叹气，等儿子气消了，再小心翼翼地去哄他。 可即便如此，李强在学习上却从来没有松懈过。他知道父母的辛苦，知道父亲在外打工不容易，也知道母亲一个人照顾他的难处，所以他格外努力，想要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的付出。平时上课，他总是坐得笔直，认真听老师讲课，手里的笔从来没有停过，密密麻麻地记着笔记；下课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出去打闹玩耍，他却常常坐在座位上，要么刷题，要么复习功课，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他的成绩在班里不算顶尖，但也始终稳定在中上游，每次考试结束，都会主动把成绩单拿给母亲看，哪怕进步一点点，也会像个孩子一样邀功。每当这时候，李强的妈妈就会笑得合不拢嘴，所有的辛苦和疲惫，在看到儿子的进步时，都会烟消云散。 因为李强是独生子，家里的经济压力全都压在了父亲身上。为了多挣点钱，给李强攒学费、攒未来的彩礼钱，李强的父亲常年在武汉打工，做着最辛苦的体力活，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钱都寄回了家里，自己却舍不得花一分钱。所以，平时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李强的饮食起居，陪伴他成长。 对于李强的母亲来说，她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奢望，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儿子照顾好，看着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踏踏实实读书学习，将来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每天早上，她天不亮就起床，钻进厨房，给李强做热腾腾的早饭，要么是包子豆浆，要么是面条鸡蛋，换着花样让儿子吃好；晚上，无论多晚，她都会等李强下晚自习回家，客厅里永远留着一盏暖黄的灯，有时候还会提前准备好宵夜，要么是一碗热腾腾的馄饨，要么是几块糕点，生怕儿子饿着、累着。 李强也格外心疼母亲，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还在忙碌，就会主动上前帮忙，帮母亲洗碗、拖地，陪母亲说说话。母子俩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却平淡而温馨，充满了烟火气。李强的母亲常常坐在沙发上，看着儿子认真学习的背影，心里就充满了希望，她总觉得，只要儿子好好努力，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他们一家人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原本，这样平淡而温馨的日子，应该一直持续到李强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像一场狂风暴雨，瞬间打破了这个家庭所有的平静，也彻底摧毁了这对母子的幸福，将这个平凡的家庭，拖入了无尽的深渊。 那是2014年5月25号的晚上，已经八点多了，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丹江口市的街头亮起了零星的路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晚风轻轻吹过，带着一丝凉意，透过半开的窗户飘了进来，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李强的母亲忙完了一天的家务，擦完了桌子，拖完了地，又把李强的房间收拾了一遍，终于可以歇口气了。这一天，她从早上忙到晚上，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息，浑身都透着一股疲惫，突然觉得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眼皮沉重得快要抬不起来，连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 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打了个哈欠，心里盘算着：“哎呀，今天太累了，我先睡一会儿吧，就眯一小会儿，等强强下晚自习回来，我再起来给他做宵夜。”她太清楚了，李强上高二，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都要学到很晚，晚上还要上晚自习，直到9点50分才能放学，从学校到家，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到家的时候，差不多是10点10分左右。 每次儿子回来，经过一天的学习，都会又累又饿，脸上满是疲惫，这时候，吃点东西补充点能量，才能更好地复习功课。所以，无论多累，李强的母亲都会等儿子回来，给儿子做一顿热腾腾的宵夜，看着儿子吃完，她才能安心去睡觉。 这么想着，李强的母亲就走到沙发边，躺了下来，盖上了一条薄毯子。本来想着就眯一会儿，可没想到，这一觉睡得格外踏实，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心里太安心，她不知不觉就睡到了凌晨2点多。 突然，一阵凉意袭来，李强的母亲猛地从睡梦中惊醒，脑子还有点发懵，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睡着了。这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起身，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坏了坏了，强强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是不是已经睡着了？我还没给她做宵夜呢！” 她揉了揉太阳穴，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快步走到李强的房间门口，轻轻推开房门，房间里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动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她连忙打开房间里的灯，刺眼的灯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床上的被子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根本没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书桌前也干干净净，书本摆放得整整齐齐，没有李强学习的身影，也没有他回来过的痕迹——李强根本就没回家！ 一瞬间，李强母亲的困意全无，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像藤蔓一样紧紧缠在她的心上，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的心跳瞬间加速，“砰砰砰”地跳个不停，几乎要跳出胸膛，手心也冒出了冷汗，连手脚都开始发抖。 她连忙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李强的电话。电话拨号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敲在她的心上。可遗憾的是，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电子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这冰冷的提示音，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李强母亲的头上，让她浑身发冷。可她没有放弃，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李强的电话，从凌晨2点多，一直打到凌晨3点多，手指都按酸了，手机屏幕都快被她按碎了，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依旧是那冰冷的提示音。 这时候，李强的母亲心里开始胡思乱想，各种不好的念头在她的脑子里盘旋。“这孩子，是不是趁我睡觉，偷偷跑出去玩了？”“他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不听话，竟然偷偷跑出去夜不归宿？” 一想到这里，李强的母亲又气又急，气的是儿子竟然这么不懂事，这么大了还让她操心，气的是自己竟然睡着了，没有看好儿子；急的是，这么晚了，外面漆黑一片，儿子一个人在外边，会不会出什么事？会不会遇到坏人？会不会发生意外？ 可生气归生气，着急归着急，她也没有任何办法。毕竟孩子到了青春期，性子叛逆，有时候你说再多，他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适得其反，跟你对着干。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也许儿子只是一时贪玩，偷偷跑出去和同学玩了，等玩累了，就会回来了。 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膝盖，脑子里一片混乱，不停地琢磨着：“强强能去哪呢？这么晚了，街上都没什么人了，网吧？对，网吧！”突然，她想到了什么，心里一紧。她经常听街坊邻居说，现在很多中学生，都喜欢偷偷跑到网吧去玩游戏，有时候玩起来就忘了时间，甚至会玩个通宵，连家都不回。 可转念一想，她又摇了摇头，心里安慰自己：“不可能的，强强平时从来没有这样过。他平时很懂事，知道我一个人照顾他不容易，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从来不会偷偷去网吧，更不会玩到深更半夜不回家。每次放学，他都是按时回家，从来没有迟到过，更没有夜不归宿过。” 就这样，李强的母亲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了一整夜。她坐在沙发上，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机，生怕错过儿子的任何一个电话、一条信息，一夜未眠，眼底布满了红血丝，脸色也变得苍白憔悴，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仿佛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地板上，带来了一丝暖意，可李强依旧没有回来，电话也依旧无法接通。李强的母亲的心，越来越沉，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像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头，让她喘不过气来。 她起身走到厨房，习惯性地做起了早饭，做的是李强最喜欢吃的水煮肉片。她一边切肉，一边忍不住掉眼泪，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滴落在案板上，浸湿了肉片。她心里琢磨着：“昨天晚上孩子在外边玩了一宿，肯定没吃好。我看电视里都说，那些孩子在网吧里，也就只能喝瓶可乐、干嚼一袋方便面，顶多再弄包辣条垫垫肚子，根本吃不饱、吃不好，肯定饿坏了。” 她小心翼翼地做着水煮肉片，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认真，就像平时一样，希望儿子回来的时候，能吃到最热乎、最好吃的饭菜。早饭做好了，香喷喷的水煮肉片摆放在桌子上，还有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可李强还是没有回来，桌子上的饭菜渐渐变凉，就像李强母亲的心一样，一点点变得冰冷，没有一丝暖意。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转眼间，就到了中午12点半，距离李强失踪，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可他依旧杳无音信，没有一点消息，电话依旧无法接通。这时候，李强的母亲再也坐不住了，她的心里，已经被不安和恐惧填满了，她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尽快找到儿子。 她拿起手机，颤抖着拨通了李强班主任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小心翼翼地问道：“老师，您好，我是李强的妈妈，请问强强今天去学校上课了吗？” 电话那头的班主任愣了一下，随即说道：“哎呀，李强妈妈，你还不知道吗？李强今天一上午都没来学校上课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呢！我还以为他家里有什么事，或者是生病了，没想到你也在找他。” 听到这句话，李强的母亲如遭雷击，浑身一软，差点摔倒在地，手里的手机也差点掉在地上。她连忙扶住身边的桌子，强撑着身体，声音颤抖得更加厉害，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什……什么？强强没去学校？老师，他昨天晚上就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我找了一整夜，都没找到他……他到底去哪了啊？” 班主任也慌了神，他教了李强两年，知道李强平时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不去学校，更不会夜不归宿。他连忙安慰道：“李强妈妈，你别着急，你先冷静一下，也许孩子只是去同学家了，忘了跟你说，也忘了跟我说。你再找找，问问他的同学，有什么消息，咱们及时联系，一定会找到孩子的。” 挂了电话，李强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双腿一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凄厉而绝望，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让人听了心疼不已。她知道，事情可能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强强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不去学校，更不会一夜不回家、电话关机，他一定是出事了。 哭了一会儿，她擦干眼泪，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心里清楚，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她必须尽快找到儿子，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她也不能放弃。于是，她站起身，匆匆换了件衣服，就冲出了家门，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李强。 她先去了李强学校附近的所有网吧，一家一家地排查，每进一家网吧，她都睁大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角落，生怕错过儿子的身影。网吧里烟雾缭绕，嘈杂不堪，充满了键盘敲击声和游戏音效，可她丝毫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轻声喊着：“强强，强强，你在吗？” 可无论她怎么找，都没有发现李强的踪迹。网吧的老板们看到她憔悴的样子，看到她眼角的泪痕，也都十分同情，纷纷表示没有见过这个孩子，还主动帮她打听，让她别太着急，慢慢找。 随后，她又去了李强平时常去的几个同学家，每到一家，她都急匆匆地敲门，脸上满是焦急和期盼，可每到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阿姨，我没见过李强，他昨天晚上没来找我，今天也没联系我。”“阿姨，李强是不是出事了？您别太着急，我们也帮您一起找。” 同学们的安慰，让她心里稍微有了一丝暖意，可更多的，还是不安和绝望。她又沿着李强下晚自习回家的路线，一遍又一遍地走着，目光不停地扫视着路边的每一个店铺、每一个角落，嘴里不停地喊着：“强强，强强，你在哪啊？你快出来，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太阳渐渐升高，阳光越来越刺眼，晒得她头晕目眩，浑身是汗，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很不舒服。可她丝毫没有停下脚步，依旧不停地寻找着，一遍又一遍地走着那条熟悉的路，仿佛这样，就能找到她的儿子。 就这样，她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累得双腿发软，几乎快要走不动路了，嗓子也喊得沙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依旧没有找到李强的任何消息。她手足无措，焦头烂额，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该找谁帮忙。那种绝望和无助，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让她几乎要崩溃。 就在她快要崩溃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在寂静的街头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耳。她猛地掏出手机，手指因为激动而不停地发抖，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激动得浑身发抖——来电显示，是李强的手机号！ 她连忙按下接听键，声音沙哑而急切地喊道：“儿子！强强！你终于给妈妈打电话了！你在哪啊？你怎么没回家？你是不是出事了？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快告诉妈妈，你没事吧？” 她一边喊，一边忍不住掉眼泪，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几乎要冲昏她的头脑。她以为，儿子终于有消息了，终于可以找到儿子了，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可就在她的话还没说完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让她瞬间僵在了原地，所有的喜悦，瞬间被无边无际的恐惧所取代，连呼吸都变得停滞了。 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她熟悉的、儿子温和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人粗哑、冰冷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像寒冬里的冰水，浇得她浑身发冷。“别喊了，他不在。”那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冰冷而冷漠，带着一丝不耐烦。 李强的母亲浑身一软，双腿一沉，差点瘫倒在地，她颤抖着声音，不敢置信地问道：“你……你是谁？我儿子呢？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你快把他还给我！”她的声音，带着绝望的哀求，几乎要跪下来求情。 对面的男人没有兜圈子，也没有丝毫废话，直截了当、语气冰冷地说道：“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上，被我们绑架了。想要你儿子活命，就乖乖听话，别耍什么花样，也别想着报警，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绑架？”这两个字，像两把冰冷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李强母亲的心脏，让她痛得无法呼吸。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绝望，所有的思绪都停滞了，只剩下那个陌生男人冰冷的话语，在她的耳边不停地回响。她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来：“不……不可能……你们别吓我，我求求你们，别伤害我的儿子，他还只是个孩子，才17岁，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放过他吧！” 她不停地哀求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可电话那头的男人，却始终不为所动，语气依旧冰冷：“少废话，我们要的是钱，不是你的哀求。没过多久，你就会收到两条彩信，看看你的儿子，好好考虑清楚，别想着耍小聪明。” 说完，男人就挂了电话，只留下电话那头冰冷的忙音。李强的母亲瘫坐在路边，手里紧紧攥着手机，浑身不停地发抖，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强强，我的强强，你别怕，妈妈一定会救你的，一定会救你的……” 没过多久，她的手机果然收到了两条彩信，她颤抖着手指，点开了彩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张李强的照片，照片上的李强，咧着嘴，哭得撕心裂肺，脸上满是恐惧和无助，眼睛红肿得像核桃一样，脸上还有淡淡的泪痕，嘴角似乎还有一丝血迹，看起来十分可怜。 而照片的背景，一片漆黑，看不清任何东西，没有门窗，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很明显，现场是经过刻意布置的，照片也被处理过，根本无法从照片中看出李强所在的位置，也无法看出他身边有什么人。 看到儿子痛苦的样子，李强的母亲更是心急如焚，心如刀绞，仿佛自己的心，也被人狠狠揪住了一样，痛得无法呼吸。她抱着手机，哭得肝肠寸断，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强强，我的强强，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一定救你，一定救你……你再等等妈妈，妈妈很快就会救你出来的……” 就在这时，那个陌生男人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语气依旧冰冷，没有一丝温度：“看到照片了吧？你儿子现在就在我们手上，活得好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听话，他就会立刻没命。要是你想要他活命，就给我们拿20万赎金。记住，不许报警，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20万！这个数字，对于李强的母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她瞬间就懵了，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没有工作，平时就靠丈夫在外边打工挣点钱，家里的条件本来就不富裕，省吃俭用，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别说20万了，就算是2万，她也拿不出来啊！ 她哽咽着，带着哀求的语气，跟对方解释道：“大哥，我求求你们，我真的拿不出20万啊。我没有工作，我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家里的条件很差，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家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多钱啊？你们行行好，少要一点，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别伤害我的儿子……”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竟然意外地“好说话”，没有过多地讨价还价，直接把赎金从20万降到了5万。“5万，不能再少了，要是你还拿不出来，那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男人的语气，依旧冰冷，带着一丝威胁。 可即便如此，李强的母亲依旧拿不出来，5万块钱，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依旧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又继续哀求道：“大哥，5万我也拿不出来啊，我家里真的太穷了，平时连吃顿好的都舍不得，求求你们，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好不好？我一定尽力凑钱，求求你们了……” 就这样，赎金的数额一降再降，从20万到5万，再从5万降到3万。可3万块钱，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依旧是一笔天文数字。李强的母亲急得团团转，一边是儿子的性命，一边是拿不出来的赎金，她感觉自己快要被逼疯了，那种绝望和无助，让她几乎要放弃。 “大哥，我真的拿不出来3万，我家里确实没有钱，我求求你们，再通融一下，好不好？我一定尽力凑，哪怕是借钱，我也会凑一点，求求你们，别伤害我的儿子……”她的声音带着绝望的哀求，几乎要跪下来求情，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无助和痛苦。 就在这时，那个陌生男人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李强的母亲大吃一惊，浑身都冒出了冷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男人冷笑着说道：“听说你今天过生日？还摆了6桌酒席，收了不少礼钱吧？别跟我说你没钱，赶紧把钱凑齐，别逼我们对你儿子下手！你要是再敢讨价还价，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李强的母亲愣了一下，随即连忙说道：“是……是，大哥，我今天确实过生日，摆了6桌酒席，也收了一点礼钱，可总共也就一万多块钱。酒席也花了不少钱，买菜、买酒、请人，花了一大半，我还给我儿子买了几件衣服，这笔钱已经花了小一半了，现在只剩下七八千块钱了，我真的拿不出更多的钱了，我求求你们了……我没有骗你们，我说的都是真的……” 她不停地解释着，语气带着哀求，生怕对方不信，生怕对方会伤害她的儿子。她不知道，对方怎么会知道她今天过生日，怎么会知道她摆了酒席、收了礼钱，这让她心里更加不安，也更加恐惧——这个绑匪，似乎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太可怕了。 对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既然这样，那我就再退一步，就要1万。明天晚上这个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交钱的地点。记住，这是最后的底线，不许再讨价还价，也不许报警，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丈夫，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 听到赎金降到了1万，李强的母亲再也不敢讨价还价了，她生怕自己再多说一句，对方就会改变主意，伤害她的儿子。她连忙连连点头，哽咽着说道：“好，好，大哥，我答应你，我一定凑齐1万块钱，我不报警，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不告诉任何人，求求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我的儿子，别伤害他，求求你们了……” 挂了电话，李强的母亲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依旧不停地往下流。虽然赎金降到了1万，但这1万块钱，对她来说，依旧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可她心里清楚，无论多难，她都必须凑齐这笔钱，因为这是救她儿子的唯一希望，只要能救回儿子，就算是砸锅卖铁，她也愿意。 这时候，她的心里也隐隐约约泛起了一丝疑惑：这绑架案，怎么会这么“便宜”？一般来说，绑匪都是狮子大开口，一旦定了赎金，就不会轻易降价，可这个绑匪，从20万降到1万，连讨价还价都没有，是不是太反常了？这会不会是一场恶作剧？ 她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李强自己参与其中，故意跟她开玩笑，想要骗点钱出去玩？毕竟，李强现在正是青春期，有时候会有点叛逆，会不会一时糊涂，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可一想到照片上李强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她又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她的儿子，从来不会用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更不会让她如此担心和绝望，他不是这样的孩子。 虽然心里有疑惑，虽然没有立刻报警，但李强的母亲知道，这件事事关儿子的生命安全，是天大的事，她一个人根本扛不住。于是，她连忙拨通了远在武汉打工的丈夫的电话，电话拨通的那一刻，她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丈夫，从李强失踪，到接到绑匪的电话，再到收到彩信、赎金谈判，每一个细节，都没有落下。 电话那头的丈夫，听到儿子被绑架的消息，瞬间就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连手里的工具都掉在了地上。他在外地打工，每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能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是为了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强撑着冷静，一边安慰着妻子，一边说道：“老婆，你别着急，别害怕，你先冷静下来，我现在就请假，立刻赶回去。强强不会有事的，我们一定会救他的。赎金的事情，你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就算是借钱，我们也要凑齐1万块钱，保住儿子的性命。” 夫妻俩在电话里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先按照绑匪的要求，凑齐1万块钱赎金，先保住儿子的性命，至于报警的事情，等儿子安全回来之后，再做打算。他们都害怕，一旦报警，绑匪会恼羞成怒，伤害他们的儿子，他们赌不起，也不敢赌。 挂了电话，李强的母亲立刻开始四处借钱。她挨家挨户地找街坊邻居、找亲戚朋友，一边借钱，一边不停地道歉、道谢，那种卑微和无助，让人看了心疼不已。“张婶，求求你，借我点钱吧，我儿子被绑架了，我需要钱救他，等我丈夫回来了，我们一定尽快还你……”“李叔，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只要能救回我的儿子，我做什么都愿意……” 好在，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都十分同情她的遭遇，纷纷伸出援手。大家都知道，李强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也知道李强的母亲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不忍心看着他们家遭遇这样的不幸。有人借一千，有人借两千，有人借五千，一点点地凑，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凑齐了1万块钱的赎金。 拿着这沉甸甸的1万块钱，李强的母亲心里既欣慰又不安——欣慰的是，她终于凑齐了赎金，有希望救回儿子了；不安的是，她不知道绑匪会不会说话算话，不知道儿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不知道这1万块钱，能不能真的换回儿子的平安，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接下来的时间，对于李强的母亲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她守在电话旁边，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机，不敢离开一步，生怕错过绑匪的电话，生怕错过救儿子的最佳时机。她坐立不安，来回踱步，脑子里不停地胡思乱想，一会儿想着儿子是不是安全的，一会儿想着绑匪会不会耍花样，一会儿想着儿子是不是在哭，是不是在害怕，那种忐忑和恐惧，几乎要将她逼疯。 她不敢看电视，不敢玩手机，甚至不敢大声说话，整个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她时不时地拿起手机，看看有没有未接来电，看看有没有短信，哪怕是一条垃圾短信，她也会认真地看一遍，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关于儿子的消息。 时间一点点流逝，一分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到了2014年5月27号晚上11点多，也就是李强失踪的第二天晚上，守在电话旁边的李强的母亲，终于听到了手机的铃声。那铃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耳，瞬间点燃了她所有的希望。 她猛地扑过去，抓起手机，手指因为激动而不停地发抖，看到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她的心跳瞬间加速，几乎要跳出胸膛。她连忙按下接听键，声音沙哑地说道：“大哥，我……我准备好了，钱都准备好了，一分不少，我求求你们，让我听听我儿子的声音，好不好？我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安全的……只要让我听听他的声音，我就立刻把钱送过去，我什么都听你们的……” 可电话那头的绑匪，根本没有理会她的要求，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语气显得十分焦躁，不耐烦地说道：“别废话，钱准备好了就赶紧过来，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地点，你把钱送到那里去，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不许带任何人，不许报警，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说完，绑匪就报了一个地点，是当地的一个叫“敬乐宫”（也有人说是“敬月宫”）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去，晚上更是漆黑一片，阴森恐怖。随后，不等李强的母亲再说一句话，就“啪嗒”一声挂了电话，只留下电话那头冰冷的忙音。 挂了电话，李强的母亲心里更加不安了。绑匪的焦躁，让她心里泛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她不知道绑匪是不是要耍什么花样，也不知道儿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不知道自己这一去，能不能顺利救回儿子，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遇到危险。 她拿不定主意，这么大的事情，她一个人去，心里实在是害怕，可如果不按照绑匪的要求去做，儿子又可能会有危险。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停地发抖，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那种无助和恐惧，再一次将她淹没。 犹豫了片刻，她还是拨通了丈夫的哥哥，也就是她的大伯子的电话。在丹江口当地的方言里，大伯子被称为“大掰子”。她颤抖着声音，把绑匪打电话来、让她去送赎金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伯子，希望大伯子能给她出出主意，能陪她一起去。她实在是太害怕了，她一个人，根本没有勇气去那个偏僻的地方。 大伯子听到事情的经过后，也十分着急，连忙说道：“弟妹，你别害怕，也别着急，孩子的安全最重要。这样，你先别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我陪你一起去送赎金。1万块钱不算多，就当是买个孩子的平安，只要强强能安全回来，比什么都强。记住，到了那里，一定要听话，别跟绑匪起冲突，千万不能让绑匪伤害到强强，也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没过多久，大伯子就赶到了李强家，随后，又找了一个李强母亲的朋友，一起陪同前往。为了不引起绑匪的怀疑，他们没有开车，而是由李强的母亲骑着电瓶车，带着赎金，大伯子和朋友则跟在后面不远处，小心翼翼地护送着她，不敢靠得太近，也不敢离得太远，生怕被绑匪发现。 那天晚上，天格外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像是被一块黑色的幕布遮住了一样，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的路灯也有些昏暗，灯光忽明忽暗，偶尔有几辆车经过，车灯划破黑暗，又很快消失在夜色中，留下一片死寂。晚风轻轻吹过，带着一丝凉意，吹在身上，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路边的树枝随风摆动，影子在灯光下摇摇晃晃，像是一个个狰狞的怪兽，让人不寒而栗。 一路上，李强的母亲双手紧紧握着电瓶车的车把，手心全是冷汗，心跳得飞快，“砰砰砰”地跳个不停，几乎要跳出胸膛。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回我的儿子，一定要救回我的儿子，强强，你再等等妈妈，妈妈很快就会救你出来的。 她骑得很快，电瓶车的车灯在漆黑的夜色中，只能照亮前方一小片路，周围都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电瓶车的轰鸣声，还有晚风的呼啸声。大伯子和朋友跟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她，不敢有丝毫懈怠，时不时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绑匪指定的地点——敬乐宫（或敬月宫）。可到了那里之后，他们才发现，这里一片漆黑，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一丝灯光，也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屋，墙壁斑驳，门窗破旧，看起来十分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栗。风吹过破旧的门窗，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鬼哭狼嚎一样，让人毛骨悚然。 李强的母亲停下电瓶车，心里瞬间就慌了神，她四处看了看，没有发现李强的身影，也没有发现绑匪的身影，周围一片死寂，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她拿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绑匪的电话，声音急切地问道：“大哥，我已经到你说的地方了，这里一片漆黑，没有人，你让我把钱放在哪里啊？我儿子呢？你把我儿子交出来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见见我的儿子……” 电话那头的绑匪，语气依旧冰冷，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废话，把钱放在大门口，然后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好，不许偷看，不许停留，放好钱之后，立刻离开，不许回头！等我们拿到钱，自然会告诉你儿子的下落。记住，别耍花样，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 李强的母亲不敢违抗，连忙按照绑匪的要求，下车走到大门口，从包里拿出那1万块钱赎金，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好，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轻轻放了下去，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不会被别人发现。然后，她又按照绑匪的要求，躲到了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不敢偷看，也不敢说话，心脏砰砰直跳，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浑身不停地发抖，那种恐惧，让她几乎要窒息。 过了一会儿，她感觉绑匪应该已经拿到钱了，就又拨通了绑匪的电话，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哥，钱我已经放好了，你们拿到钱了吗？我儿子呢？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儿子交出来？能不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见见他……” 可电话那头的绑匪，依旧没有提李强的下落，只是不耐烦地说道：“钱我们已经拿到了，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不许停留，等会儿我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去找你儿子的地点。记住，不许耍花样，不许报警，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 说完，绑匪就挂了电话。李强的母亲心里直打鼓，怎么钱都给了，绑匪还是不告诉她儿子的下落？难道他们要言而无信？难道他们还要伤害她的儿子？无数个不好的念头，在她的脑子里盘旋，让她无比担心和恐惧。 可她也不敢停留，生怕惹恼了绑匪，伤害到儿子。于是，她连忙骑着电瓶车，和大伯子、朋友一起，匆匆离开了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一路上，他们没有目的地，只是漫无目的地骑着车，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焦虑，不停地等待着绑匪的电话，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绑匪已经安全离开了，李强母亲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她连忙按下接听键，急切地问道：“大哥，你们拿到钱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我儿子在哪里了吧？我求求你们，别再折磨我了，好不好？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只想见见我的儿子……” 电话那头的绑匪，语气依旧冰冷，淡淡地说道：“你现在去大坝二路的铁路口那边，到了那里之后，就在原地等着，我们会让你见到你儿子的。记住，只能你一个人去，不许带任何人，不许报警，否则，后果自负！” 听到这句话，李强的母亲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稍稍放了下来。既然绑匪让她去铁路口找儿子，那就说明，儿子应该是安全的，他们没有打算伤害儿子，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她连忙连连点头，说道：“好，好，大哥，我马上就去，我一个人去，我不报警，我什么都听你的，求求你们，一定要让我见到我的儿子，求求你们了……” 挂了电话，李强的母亲立刻调转车头，骑着电瓶车，急匆匆地朝着大坝二路的铁路口赶去。大伯子和朋友担心她的安全，依旧跟在后面不远处，小心翼翼地护送着她，不敢靠得太近，生怕被绑匪发现。一路上，李强的母亲心里充满了期待，期待着能立刻见到儿子，期待着能抱住儿子，期待着这场噩梦能尽快结束，期待着一切都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又是绑匪的一个骗局，一个用来拖延时间、方便他们逃跑的骗局。当李强的母亲急匆匆地赶到大坝二路的铁路口时，这里依旧一片漆黑，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一丝人影，只有冰冷的铁轨，延伸向远方，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根本没有李强的踪迹。 她停下电瓶车，四处寻找着，嘴里不停地喊着：“强强，强强，你在哪啊？妈妈来了，你快出来啊！妈妈救你来了，你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可无论她怎么喊，怎么找，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没有发现李强的任何身影，周围一片死寂，只有她的呼喊声，在空旷的铁路口回荡，显得格外凄凉。 就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绑匪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语气带着一丝戏谑和嘲讽：“怎么？没找到你儿子？别急，我再告诉你一个地点，你现在去河对面，到了那里，你就能见到你儿子了。记住，赶紧去，别耽误时间，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听到这句话，李强的母亲的情绪瞬间就崩溃了。她对着电话，哭着嘶吼道：“你们到底想怎么样？钱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骗我？你们把我儿子交出来，我求求你们了，别再折磨我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只想见见我的儿子，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一个孩子？” 可电话那头的绑匪，根本没有理会她的嘶吼和哀求，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少废话，赶紧去河对面，要么，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说完，就又挂了电话，只留下电话那头冰冷的忙音，还有李强母亲绝望的哭声。 李强的母亲瘫坐在电瓶车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凄厉而绝望，在空旷的铁路口回荡，让人听了心疼不已。她知道，自己被绑匪耍了，可她没有任何办法，为了救儿子，她只能按照绑匪的要求，继续寻找。河对面的地方很偏僻，晚上没有路灯，路况也不好，坑坑洼洼的，十分危险，可她根本顾不上这些，擦干脸上的泪水，咬着牙扶起电瓶车，颤颤巍巍地朝着河对面驶去。 电瓶车行驶在漆黑的小路上，颠簸得厉害，车轮时不时地碾过石子，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像是要散架一般。李强的母亲紧紧握着车把，浑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手心的冷汗浸湿了车把，视线也因为泪水和夜色变得模糊不清，好几次都差点摔倒在路边的沟里。可她不敢停，哪怕多耽误一分钟，她都害怕儿子会遭遇不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快一点，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能找到强强了。 就这样，她跌跌撞撞地骑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绑匪所说的河对面。可眼前的景象，依旧让她心凉如水——这里比铁路口还要偏僻，四周都是荒草和废弃的土坯房，荒草长得比人还高，风吹过荒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暗处窥视，阴森得让人头皮发麻。没有灯光，没有人影，甚至连一声虫鸣都听不到，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将她紧紧包裹。 她停下电瓶车，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进荒草堆里，一边走，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强强！强强！你在哪啊？妈妈来了！你快出来好不好？妈妈真的找不动了……”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喊着喊着，就双腿一软，跪倒在荒草里，双手不停地扒拉着身边的杂草，指甲被划破了，渗出血来，她也浑然不觉。 不知找了多久，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一夜的折腾，让她浑身酸痛，疲惫不堪，嗓子彻底喊哑了，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眼泪也流干了，眼睛红肿得像核桃一样，脸上布满了灰尘和泪痕，狼狈不堪。可她依旧没有找到李强的任何踪迹，绑匪的电话也再也打不通了，无论她怎么拨号，传来的都是冰冷的“无法接通”。 这时候，大伯子和朋友也赶了过来，看到瘫倒在荒草里、浑身是伤的李强母亲，两人心里都十分难受，连忙上前把她扶了起来。“弟妹，别找了，别再折磨自己了，”大伯子红着眼眶劝道，“绑匪就是在耍我们，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把强强还给我们，再等下去也没用，我们报警吧，只有警方才能帮我们找到强强，才能抓住那些坏人！” 李强的母亲摇了摇头，眼神空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不能报警，万一报警，绑匪伤害强强怎么办？万一……万一强强还活着呢？我们再找找，再找找好不好……”她还在抱有一丝幻想，幻想绑匪只是一时兴起，只是想骗点钱，幻想儿子还活着，只是被藏在了某个地方，等着她去救。 “弟妹，醒醒吧！”李强母亲的朋友也忍不住劝道，“绑匪拿了钱，还一次次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性，再等下去，强强就算还活着，也会有危险的！报警吧，这是唯一的办法了，相信警方，他们一定会找到强强的！” 在两人的反复劝说下，李强的母亲终于崩溃地点了点头，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这一次，是绝望和无助的泪。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力气找下去了，也知道，只有报警，才有一丝希望。就这样，在2014年5月28号清晨，李强的母亲在大伯子和朋友的陪同下，颤抖着走进了丹江口市公安局，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刻高度重视，毕竟这是一起绑架案，还涉及到一个17岁少年的性命，容不得半点马虎。办案民警立刻赶到李强家，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从李强失踪，到接到绑匪电话、收到彩信，再到送赎金被欺骗的每一个细节，李强的母亲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她也没有遗漏。 民警一边安抚李强母亲的情绪，一边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首先调取了李强的手机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发现李强失踪前，最后一次通话是和他的同班同学吕志伟，通话时间很短，只有不到一分钟。紧接着，民警又调取了李强下晚自习回家路线的监控录像，可由于当时天色较暗，监控画质模糊，再加上人流量较大，根本无法看清李强是否和吕志伟在一起，也无法看清他之后的去向。 “吕志伟？”办案民警记下了这个名字，立刻前往李强所在的高中，对吕志伟进行调查。可到了学校才知道，吕志伟已经好几天没来上学了，和李强一样，也失踪了。这个发现，让办案民警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两个同班同学，先后失踪，而且李强失踪前最后一次通话是和吕志伟，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民警随后找到了李强和吕志伟的同学，向他们了解情况。同学们纷纷表示，吕志伟在学校里的名声很差，有个外号叫“大炮”，平时表现得吊儿郎当，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经常逃学旷课，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浑身都透着一股混社会的“大哥”范儿，说话做事都十分张扬，很多同学都怕他。 “他平时就喜欢欺负同学，还经常拉着别人一起逃学，”有个同学小声说道，“不过，他和李强走得特别近，按理说，李强性子温和，学习也不错，不该和他混在一起的。我们都觉得奇怪，李强怎么会和吕志伟成为好朋友。” 另一个同学补充道：“李强的妈妈好像也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之前还来学校找过李强，劝他别和吕志伟走太近，可李强根本不听，有时候还会和他妈妈吵架，甚至赌气不吃饭、不回家。” 同学们的话，让办案民警的怀疑越来越深。一个是懂事听话的好学生，一个是声名狼藉的问题少年，两人看似格格不入，却走得格外亲近，如今又先后失踪，这绝对不是巧合。难道，李强的失踪，和吕志伟有关？这个叛逆的少年，会不会就是绑架李强的绑匪之一？ 就在民警对吕志伟展开深入调查的时候，一个更让人意外的消息传来了——吕志伟的父亲，也收到了几条可怕的短信，发短信的号码，正是吕志伟本人的手机号。短信里说，吕志伟被人绑架了，被人控制着，不让出门，语气十分急切，甚至还说了一句让民警格外重视的话：“我感觉他们马上也要把我杀了。” “也？”办案民警反复琢磨着这个字，心里咯噔一下，“‘也要把我杀了’，为什么是‘也’？难道，在吕志伟之前，已经有人被他们杀了？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强？”这个猜测，让所有办案民警的心都沉了下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李强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 民警立刻调取了吕志伟手机号的短信记录和定位，可让人失望的是，短信里没有任何关于吕志伟所在位置、被谁控制的信息，定位也显示，这个手机号在发送完短信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信号，像是被人丢弃了一样。更奇怪的是，吕志伟的父亲并没有收到任何索要赎金的电话，这和一般的绑架案截然不同。 “吕家做生意多年，有一定的积蓄，家庭条件比李强家好很多，如果是绑架，绑匪不可能不索要赎金，”办案民警分析道，“而且，绑匪一般不会让被绑架者用自己的手机给家人发短信，这太反常了。难道，吕志伟并没有被绑架，而是和别人一起，编造了被绑架的谎言？或者，他们是被人控制了，但不是被绑架，而是被卷入了其他事情，比如传销？”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公安局又接到了一起报案——另一个少年失踪了，这个少年名叫杜宗泽，是吕志伟初中时候的同学，也是在几天前失踪的。杜宗泽的父亲说，儿子失踪后，他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 三个少年，接连失踪，而且彼此之间都有关联：李强和吕志伟是高中同班同学，吕志伟和杜宗泽是初中同学，三个少年年纪相仿，都是18岁左右，而且都是各自家里的独生子。这个发现，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三起独立的失踪案，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三个少年的失踪，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尽快找到线索，办案民警立刻对杜宗泽展开调查，可这一调查，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杜宗泽虽然只有18岁，却有过刑事案件记录。2012年，还未满18岁的杜宗泽，因为替别人讨债，非法拘禁他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杜宗泽被学校开除学籍，之后辗转找了几个学校，都没有人愿意收留他，只能在家待着，无所事事。 “杜宗泽有暴力犯罪前科，而且性格偏激，再加上他和吕志伟关系密切，这三个人的失踪，杜宗泽很可能是关键人物，”办案民警皱着眉头说道，“三个18岁左右的少年，一个有犯罪前科，一个是问题少年，一个是懂事学生，他们到底一起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接连失踪？” 结合之前的线索，办案民警推测，这三个少年很可能已经离开了丹江口市，于是立刻组织警力，调取了丹江口市所有车站、路口的监控录像，同时安排民警，拿着三个少年的照片，走访全市的大小车站、网吧、宾馆，逐一排查。 排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丹江口市的车站不算少，再加上人流量较大，要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三个少年的身影，无疑是大海捞针。可办案民警没有放弃，日复一日地查看监控、走访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办案民警在排查一个城郊的中巴车车站时，找到了一个关键线索。中巴车司机看到吕志伟和杜宗泽的照片后，立刻说道：“我见过这两个人，大概是几天前的晚上，他们两个人一起坐我的车，去了邻市的方向，当时他们看起来神色有些慌张，还不停地看手机，好像在躲避什么人。” “那你见过这个人吗？”民警拿出李强的照片，递给司机看。司机摇了摇头，肯定地说道：“没见过，当时就他们两个人，没看到第三个人。”这个线索，让办案民警的心里再次沉了下来——吕志伟和杜宗泽一起离开了丹江口，却没有带上李强，而李强的手机、qq等联系方式，自失踪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结合吕志伟短信里的“也”字，李强遭遇不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办案民警立刻顺着中巴车的路线，继续追查吕志伟和杜宗泽的下落，可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了——吕志伟的父亲，接到了一个来自武汉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正是失踪多日的吕志伟。 电话里，吕志伟的声音显得十分慌张，语气急促地说道：“爸，我在武汉，我逃出来了，你快来接我，他们还在找我，我好害怕！”吕志伟的父亲听到儿子的声音，又惊又喜，连忙答应下来，同时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办案民警。 民警立刻意识到，这是找到真相的关键，连忙叮嘱吕志伟的父亲，路上一定要小心，到了武汉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协助保护吕志伟的安全，同时不要打草惊蛇，尽量套取吕志伟更多的信息。随后，办案民警也立刻启程，赶往武汉，准备对吕志伟进行问询。 吕志伟的父亲赶到武汉后，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很快就找到了神色慌张、衣衫褴褛的吕志伟。此时的吕志伟，头发凌乱，脸上布满了灰尘，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平时那个张扬跋扈的“大炮”判若两人。看到父亲的那一刻，吕志伟再也忍不住，扑进父亲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爸，我错了，我好害怕，他们差点杀了我……” 随后，吕志伟被父亲带回了丹江口市，办案民警立刻对他依法进行问询。面对民警的询问，吕志伟显得十分镇定，有条不紊地讲述着自己的“遭遇”：5月25号晚上，杜宗泽突然找到他，说要找李强去京港山上说点事，他找到刚放学回家的李强，带着李强去了京港山，可到了山上之后，李强就下落不明了，而他自己，也被杜宗泽用刀控制住，蒙上眼睛，带上一辆车，囚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直到有一天，趁着杜宗泽和另一个看守他的人喝醉，他才趁机逃了出来，辗转逃到武汉，给父亲打了电话。 吕志伟的讲述，听起来十分流畅，甚至可以说是对答如流，无论民警问什么，他都能立刻回答出来，仿佛早就提前准备好了一样。可办案民警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吕志伟的讲述，虽然看似合理，但细节上却漏洞百出，前后矛盾。 “杜宗泽用刀控制你，为什么不直接伤害你？”民警问道，“他囚禁你的地方，具体在哪里？周围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另一个看守你的人，长什么样子？”面对这些细节问题，吕志伟的眼神开始闪烁，回答得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镇定，甚至开始沉默不语。 民警知道，吕志伟一定在撒谎。为了打破僵局，民警突然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5月21号和5月23号晚上，你两次去加油站买汽油，买汽油做什么？”听到这个问题，吕志伟浑身一震，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浑身不停地发抖，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这个细节，他根本没有提前想好怎么编造谎言。 看到吕志伟的反应，办案民警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知道，吕志伟的心理防线，已经快要崩溃了。民警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耐心地对他进行劝说，告诉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说出真相，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责，才能给李强的家人一个交代。 沉默了许久，吕志伟终于崩溃了，他瘫坐在椅子上，嚎啕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我对不起李强，我不该杀他，我不该……”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吕志伟终于放下了心理防线，坦白了自己和杜宗泽绑架、杀害李强，并焚尸勒索的全部真相。 吕志伟说，他和杜宗泽，都是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少年，杜宗泽因为和父亲吵架，一气之下想要离家出走，而他自己，因为在学校经常犯事，抽烟打架，被老师要求叫家长，他不敢上学，也不敢回家，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离家出走。可他们手里没有钱，无法离开丹江口，于是就萌生了绑架勒索的念头。 他们想来想去，决定绑架吕志伟的好朋友李强——他们觉得，李强性格单纯，容易控制，而且李强的父亲是包工头，家里应该比较有钱，最重要的是，李强家离京港山的防空洞很近，方便他们作案和藏匿。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杀害李强，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李强活着下山，无论赎金能不能拿到手，李强都必须死，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5月25号晚上，吕志伟以“有急事”为由，将刚放学回家的李强骗到京港山，早已在山上等候的杜宗泽，立刻上前用刀控制住李强，将他带到山上的一个废弃防空洞里。在防空洞里，他们用李强的手机，拍下了那两张李强哭泣的照片，随后，残忍地将李强捅死，又用之前买的汽油，将李强的尸体焚烧，试图毁灭证据。 焚尸之后，他们用李强的手机，给李强的母亲打了绑架电话，发送了彩信，开始勒索赎金。他们之所以从20万赎金，一路降到1万，并不是因为“好说话”，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李强的家里并不富裕，拿不出太多的钱，只要能拿到1万块钱，够他们离家出走的路费和生活费，就足够了。 拿到赎金后，他们故意编造多个地点，欺骗李强的母亲，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方便他们逃离丹江口。随后，他们带着赎金，乘坐中巴车，前往江苏，投奔杜宗泽在当地打工的朋友邓刚。可到了江苏之后，吕志伟越来越害怕，他害怕自己的罪行会被发现，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于是就编造了被杜宗泽控制、趁机逃出来的谎言，辗转逃到武汉，给父亲打了电话，想要伪装成受害者，逃避罪责。 吕志伟坦白真相后，办案民警立刻组织警力，前往江苏省苏州市，缉拿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杜宗泽。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民警很快就找到了杜宗泽，并将他成功抓获。面对民警的审讯，杜宗泽一开始还试图抗拒，可在吕志伟的供述和警方掌握的证据面前，他也只能低下了头，坦白了自己和吕志伟共同作案的全部经过，和吕志伟的供述，完全一致。 随后，吕志伟和杜宗泽，带着办案民警，来到了京港山上的那个废弃防空洞，指认了被他们遗弃在那里的李强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尸体确实是李强，由于尸体被焚烧严重，只能通过dNA比对，确认了身份。至此，这起令人震惊的绑架杀人焚尸案，终于真相大白。 当李强的母亲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整个人彻底崩溃了，她瘫倒在地，哭得肝肠寸断，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强强，我的强强，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该相信那些坏人，妈妈不该让你一个人出去，妈妈对不起你……”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心心念念想要救回来的儿子，竟然早就被自己儿子最信任的“好兄弟”残忍杀害，而且还被焚尸，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 她更想不到，自己平时反复劝说儿子，别和吕志伟走太近，可儿子却始终不听，最终，竟然惨遭吕志伟的毒手。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那种被最信任的人背叛的绝望，像一把把尖刀，狠狠扎进她的心脏，让她痛不欲生。而李强的父亲，得知儿子的死讯后，从武汉匆匆赶回来，看到儿子的尸体，这个常年在外打工、坚强如山的男人，也忍不住崩溃大哭，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几岁。 吕志伟和杜宗泽，最终因为犯绑架罪、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重刑。 第220章 民宿藏尸！男子被欺骗后，亲手终结女友性命 2017年12月28号这天，三亚的太阳依旧挂得老高，暖烘烘的海风裹着一丝咸湿的气息，吹遍了这座海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不同于北方的冰天雪地，十二月末的三亚依旧暖意融融，街头巷尾还有不少穿着短袖短裤的游客，手里拎着沙滩帽和泳衣，说说笑笑地朝着海边走去，空气中都飘着度假的松弛感。 上午9点多，位于三亚湾附近的一家小民宿里，老板老王正挎着清洁篮，慢悠悠地在二楼走廊上走着。这家民宿不大，一共就两层楼，十几个房间，都是老王夫妻俩亲手打理的，装修不算豪华，但干净整洁，价格也实惠，平时来住的大多是情侣和散客，生意也算安稳。 老王今年快五十岁了，皮肤被三亚的太阳晒得黝黑，性子憨厚，待人也热情，来住过的客人大多都愿意跟他聊上两句。今天他按着客房清单挨个检查，走到206房间门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按照入住登记，这个房间的客人今天退房，约定的退房时间是上午10点，现在已经9点半了，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既没有收拾行李的声响，也没有说话的声音。 老王心里犯了点嘀咕，抬手在门板上轻轻敲了三下，声音不轻不重，刚好能让房间里的人听见：“客人，您好，已经九点半了，请问您今天退房吗？要是还需要续住，跟我说一声就行。” 房间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应。 老王皱了皱眉，又加大了点力气，连着敲了五六下，语气也提高了一些：“客人？您在里面吗？听见请应一声~” 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这一下，老王心里的嘀咕变成了不安。他做民宿这么多年，也遇到过客人睡过头的情况，但大多敲个两三下就会有回应，像这样敲了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的，还是头一次。他又侧着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里面没有呼吸声，没有脚步声，甚至连空调运行的声音都听不见，整个房间安静得有些诡异。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老王心里咯噔一下，越想越慌。他赶紧转身跑下楼，冲到吧台后面，拉开最下面的抽屉，翻出了一串备用钥匙。这串钥匙上挂着各个房间的门牌挂件，206的钥匙就在最中间，冰凉的金属触感握在手里，老王的手心却冒出了一层冷汗。 他又急匆匆地跑回二楼206房间门口，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好几次都没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试了三四次，“咔哒”一声轻响，门锁终于被打开了。老王深吸一口气，轻轻推开房门，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顺着门缝飘了出来。 房间里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光线昏暗，只能隐约看清里面的陈设。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看样子应该是没人睡过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空矿泉水瓶，还有一支女士口红，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杂物。老王的目光快速扫过房间，客厅、卧室都没人，只有卫生间的方向，似乎隐约飘来一丝奇怪的味道，说不上难闻，但就是让人心里发毛。 他壮着胆子，一步步朝着卫生间走去，脚步放得极轻，心脏“咚咚咚”地跳个不停，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卫生间的门没有关严，留着一条小缝，老王伸手，轻轻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同时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适应里面的光线。 这一眼，让老王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手里的清洁篮“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抹布、清洁剂散落一地，发出刺耳的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吓人。 卫生间的洗手盆下面，侧身躺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浅色的棉质睡衣，长发散乱地铺在地上，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苍白的脖颈，四肢僵硬地蜷缩着，一动不动。 老王吓得浑身发抖，腿肚子直打颤，连后退都忘了，就那样僵在原地，眼睛死死地盯着地上的女人，喉咙发紧，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过了足足十几秒，他才猛地回过神来，转身就往门外跑，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大喊：“死人了！杀人了！206房死人了！” 他跑下楼，瘫坐在吧台后面，手抖得连手机都拿不稳，好几次按错了号码，好不容易才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嘶哑，语无伦次地说：“警察同志，快来！快来！我这里死人了！在三亚湾这边的民宿，206房间，一个女的，躺在卫生间里，一动不动！” 挂了报警电话，老王又赶紧拨通了120急救电话，语气依旧慌乱：“急救中心！快来！我民宿里有个人晕倒了，好像不行了，地址是……” 挂完电话，老王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冷汗淋漓，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脑子里一片混乱，只剩下刚才看到的那一幕，那个女人苍白的脖颈、僵硬的四肢，像一根刺，扎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想起，这个206房间，是四天前，也就是12月24号下午，一男一女一起来办理的入住手续。 他还记得，那天下午，天气也很好，那个男人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个子不算太高，皮肤偏黑，看起来沉默寡言的，全程都是那个女人在说话。女人长得很漂亮，长发披肩，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脸上带着笑容，说话温柔，两个人并肩站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偶尔还会对视一眼，眼神里满是亲昵，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恩爱的情侣，要么就是结婚多年的夫妻。 当时老王还笑着跟他们聊了两句，问他们是不是来三亚度假的，那个女人笑着点点头，说“是啊，过来放松几天”，那个男人也跟着挤出一个笑容，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女人。办理入住的时候，男人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女人也出示了身份证，老王仔细登记了信息，还特意嘱咐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他说。 这四天里，老王也偶尔在走廊上碰到过他们，有时候是男人陪着女人去楼下买东西，有时候是女人一个人回来，手里拎着水果和零食，每次碰到老王，都会笑着打个招呼。可就在昨天下午，他还看到那个男人一个人背着双肩包离开了民宿，当时他还以为男人是去海边玩了，或者去买东西了，也没多想，没想到，今天就发现女人躺在卫生间里，一动不动，而那个男人，却不见了踪影。 老王越想越害怕，他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那个男人去哪里了，更不知道这四天里，这个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能坐在吧台后面，焦急地等待着警察和急救人员的到来，耳边不停地回响着自己刚才的呐喊声，还有清洁篮掉在地上的声响，心脏依旧跳得飞快。 大概十几分钟后，远处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和急救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很快就停在了民宿门口。老王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朝着警车和急救车的方向挥手：“警察同志！急救医生！在这里！在二楼206房间！” 几名穿着警服的民警快速从警车上下来，为首的民警个子高大，神情严肃，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还有两名民警带着手套、鞋套和勘察工具，紧随其后。急救人员则抬着担架，拿着急救箱，快步跟着老王往民宿里走。 “老板，别慌，慢慢说，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为首的民警一边走，一边安抚老王的情绪，语气沉稳，让人稍微安定了一些。 老王喘着粗气，一边带路，一边断断续续地说：“警察同志，我……我今天早上来叫客人退房，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我就拿备用钥匙打开了门，然后就看到……看到卫生间里躺着一个女的，一动不动，那个跟她一起来的男的，昨天下午就走了，至今没回来。” 民警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加快脚步，跟着老王来到了二楼206房间。为首的民警示意大家不要乱动，先对房间进行初步勘察，然后自己率先走进房间，目光快速扫过整个房间，仔细观察着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两名勘察民警则戴上手套、鞋套，开始对房间进行细致的勘察，拍照、提取指纹、收集线索，一举一动都格外谨慎。 急救人员则快步走进卫生间，此时，卫生间的灯已经被老王打开了，光线充足，地上的女人看得清清楚楚。她依旧侧身躺在洗手盆下面，长发遮住了脸庞，脸色苍白得像纸，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发紫，双目圆睁，像是在临死前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挣扎。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她的脖子上，死死地勒着一根白色的数据线，数据线紧紧地嵌进她的脖颈皮肤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看上去触目惊心。 一名急救人员蹲下身，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摸了摸女人的颈动脉，又把耳朵贴在她的胸口，听了听心跳，然后又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最后缓缓地摇了摇头，站起身，对着为首的民警语气沉重地说：“警察同志，人已经没了，没有生命体征，死因初步判断是机械性窒息，应该就是被这根数据线勒死的。” 为首的民警点了点头，神情变得更加严肃了。他走到卫生间门口，目光紧紧地盯着地上的女人，又看了看脖子上的数据线，沉声道：“看来，这不是一起意外，很可能是一起他杀案件。” 此时，老王站在房间门口，听到急救人员的话，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后怕。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经营的民宿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命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 民警们继续在房间里进行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仔细检查了卧室、客厅、阳台，还有卫生间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门窗也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说明凶手很可能是熟人，而且是在女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下手的。 随后，民警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女人的钱包、银行卡、身份证，还有一部手机。打开钱包一看，里面的现金、银行卡都完好无损，身份证也在，手机虽然已经没电关机了，但也没有被损坏的痕迹。也就是说，女人的财物没有任何损失，排除了凶手为了抢劫财物而杀人的可能。 “看来，凶手的目的不是财物，很可能是因为情感纠纷或者其他私人恩怨。”为首的民警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道。他转过身，对着身边的一名民警说：“去，把民宿老板登记的入住信息拿过来，还有，调取民宿门口的监控录像，看看那个跟死者一起来的男人，昨天下午是几点离开的，离开之后去了哪里。” “是！”民警应声而去。 很快，民警就拿着老王登记的入住信息回来了。登记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四天前，也就是12月24号下午，办理入住的一男一女，女人名叫张雨桐，30岁，江西省南昌市人，身份证号码也登记得清清楚楚；男人名叫沈浩，32岁，云南省昭通市人，同样登记了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 “张雨桐……”为首的民警念着这个名字，把信息记在笔记本上，“立刻联系江西南昌警方，核实张雨桐的身份信息，了解她的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看看她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情感纠纷。另外，根据沈浩的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立刻查询他的下落，尤其是昨天下午离开民宿之后的行踪。” 几名民警立刻行动起来，有的联系江西南昌警方，有的查询沈浩的身份信息和行踪轨迹。经过一番查询，民警们得知，沈浩在昨天下午，也就是12月27号下午3点多，乘坐飞机从三亚凤凰机场出发，飞往了云南昆明，然后又转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云南省昭通市的一个小山村。 “什么？他昨天就坐飞机回云南了？”为首的民警皱起眉头，“死者张雨桐应该是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被杀害的，而沈浩在昨天下午就离开了三亚，回到了云南，这也太巧合了。而且，他是和张雨桐一起入住的人，现在张雨桐死了，他却突然不辞而别，回到了老家，嫌疑非常大。” “队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立刻派人飞往云南，抓捕沈浩？”身边的民警问道。 为首的民警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地说：“立刻联系云南昭通警方，请求他们协助我们，监控沈浩的行踪，不要打草惊蛇。另外，我们这边立刻派出警力，飞往云南，尽快将沈浩抓捕归案，查明真相。” 就在三亚警方准备派出警力，飞往云南抓捕沈浩的时候，云南昭通市当地派出所，却传来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沈浩自己主动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这个消息传来，三亚警方的民警们都有些意外，但也在意料之中。为首的民警松了一口气，说道：“看来，沈浩就是凶手没错了。他应该是作案之后，心里害怕，知道自己逃不掉，所以才主动投案自首的。” 很快，三亚警方的民警就赶到了云南昭通市当地派出所，见到了沈浩。此时的沈浩，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外套，头发乱糟糟的，眼神空洞，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上去十分憔悴，整个人瘦了一圈，身上没有一点生气，和老王描述的那个沉默寡言但还算精神的男人，判若两人。 见到三亚警方的民警，沈浩没有反抗，也没有辩解，只是缓缓地抬起头，眼神麻木地看着民警，声音沙哑地说：“我杀人了，我杀了张雨桐，我来自首。” 民警们没有多问，立刻给沈浩戴上了手铐，将他带回了派出所的审讯室，准备对他进行详细的审讯，查明他杀害张雨桐的真正原因，还有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压抑。沈浩坐在审讯椅上，双手被手铐铐着，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开始缓缓地讲述起自己和张雨桐的故事，讲述起那场因欺骗而起，因冲动而终的致命悲剧。 这事，还要从2017年3月份说起。 在这之前，沈浩一直在海口的一家五金加工厂里开叉车。沈浩出身贫寒，小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因为家里穷，他没有读多少书，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了，辗转各地，最后来到了海口，在这家五金加工厂找到了一份开叉车的工作，才算稳定下来。 开叉车的工作很枯燥，也很辛苦，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搬运货物、整理仓库，流水线一样的工作，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沈浩的性格本身就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加上常年一个人在外打工，没什么朋友，下班之后，他就一个人回到厂里安排的宿舍，四人间的宿舍，其他工友要么出去喝酒、打牌，要么谈恋爱、出去玩，只有他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孤零零的，十分孤单。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也为了排解心里的孤单，沈浩下载了一款武侠类的网络游戏，每天下班之后，就打开手机，玩这款游戏，不知不觉，就玩了两年多。这款游戏和其他网络游戏一样，有帮派、有家族这样的社交属性，玩家可以加入帮派，和其他玩家一起组队打怪、做任务，还可以加入帮派的qq群、微信群，和其他玩家聊天、交流。 沈浩加入了一个名叫“江湖故人”的帮派，帮派不算大，但里面的人都还算热情。沈浩平时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和其他玩家组队打怪，只是偶尔在游戏里做一做日常任务，在帮派群里，也只是默默地看着别人聊天，很少发言，就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到他。 而张雨桐，也是这个帮派里的一员。 张雨桐是江西省南昌市人，30岁，是一名导游，做导游已经五年多了，主要带国内长线团，有时候，也会带团去海南。张雨桐的性格和沈浩截然相反，她性格外向，活泼开朗，能说会道，很善于与人交流，平时空闲的时候，她就会玩这款网络游戏，打发时间。她加入“江湖故人”帮派的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但她很活跃，经常在帮派群里分享自己带团的时候遇到的好玩的事、有趣的人，有时候，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偶尔还会在群里吐槽一下工作的辛苦，很快，就和帮派里的很多玩家熟悉起来。 在认识张雨桐之前，沈浩和她毫无交集，甚至都不知道帮派里还有这样一个人。他们之所以能产生联系，完全是因为一场意外的水患。 2017年3月份，江西省南昌市周边的几个县城，遭遇了罕见的水患，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很多村庄被淹没，村民们无家可归，只能转移到安置点，场面十分凄惨。当时，张雨桐刚好在家休息，没有带团，看到老家那边的灾情，心里十分着急，也十分心疼。她拍摄了一些灾区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江湖故人”的帮派qq群里，还配文说：“老家这边发水患了，好多人无家可归，看着真心疼，想献点爱心，却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 当时，沈浩正好下班回到宿舍，打开手机玩游戏，看到了群里的消息，还有张雨桐发的照片和视频。看着照片里被淹没的村庄，看着安置点里流离失所的村民，沈浩的心里也泛起了一丝酸楚。他虽然话少，性格内向，但心地不坏，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易，看到别人有困难，就想伸出援手。 他犹豫了一下，点开了张雨桐的qq头像，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张雨桐发消息，心里还有点紧张，手指在屏幕上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才缓缓打出一行字：“你老家那边没事吧？我看你发的照片，灾情挺严重的，要是有能帮忙的地方，你跟我说。” 消息发出去之后，沈浩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生怕张雨桐不回复他，毕竟他们素不相识，他只是帮派里一个不起眼的透明人。没想到，没过几分钟，张雨桐就回复了消息，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激：“谢谢你呀，我老家那边还好，我家人都安全，就是好多乡亲们无家可归，看着太揪心了。” 沈浩看到回复，心里一下子松了口气，又赶紧回复：“没事就好，你别太担心了。我也没什么能帮上忙的，这100块钱你收着，算是我一点心意，你帮我捐给灾区的乡亲们，买点水和食物也好。” 发完这句话，沈浩直接给张雨桐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对别人来说，100块钱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沈浩来说，这相当于他一天的工资，他每个月工资不多，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剩下的也没多少，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 张雨桐很快就收下了红包，又发来消息，语气里满是感动：“太谢谢你了！真的特别感谢，没想到你这么有爱心。我一定会把钱捐给灾区的，等我去当志愿者，拍视频给你看，让你看看乡亲们收到帮助的样子。” 沈浩看到这句话，心里暖暖的，长这么大，很少有人这样真诚地感谢他，也很少有人能看到他内心的善良。他回复道：“不用谢，应该的，你注意安全，当志愿者别太累了。” 那天晚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很久。张雨桐跟他聊灾区的情况，聊自己当志愿者的想法，聊自己带团时的趣事；沈浩虽然话少，但也很认真地听着，偶尔会回应几句，跟她聊自己的工作，聊自己的生活，聊自己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打工的孤单。 他发现，跟张雨桐聊天的时候，自己一点都不紧张，也不觉得孤单，张雨桐很会倾听，也很会开导他，不管他说什么，张雨桐都能耐心地回应，偶尔还会安慰他，鼓励他，说他踏实、善良，一定会越来越好。 没过两天，张雨桐真的去了灾区当志愿者，她果然拍了视频发给沈浩。视频里，张雨桐穿着志愿者的马甲，脸上沾着一点灰尘，头发也有些凌乱，但笑容依旧灿烂，她正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搬运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有条不紊地分发给灾区的乡亲们，语气温柔又有力量，一边分发物资，一边叮嘱乡亲们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就跟志愿者说。 看着视频里的张雨桐，沈浩的心里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情愫。他觉得，张雨桐不仅漂亮、活泼，还很有爱心、有责任感，这样的女人，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以前，他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没文化、工作普通，一直很自卑，从来不敢主动追求女孩子，甚至连跟女孩子说话都觉得紧张，但现在，他却对张雨桐产生了好感，那种好感，越来越强烈，像一颗种子，在他的心里慢慢发芽、生长。 从那以后，沈浩变得主动起来，每天下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找张雨桐聊天。他会跟张雨桐分享自己一天的工作，比如今天搬运了多少货物，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甚至会跟张雨桐吐槽工作的辛苦、工友的难处；张雨桐也会跟他分享自己的日常，带团的时候遇到的奇葩游客、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时候带团累了，也会跟他抱怨几句，沈浩总会耐心地安慰她，陪着她，哪怕只是默默听她说话，也觉得很安心。 他们的聊天越来越频繁，从白天聊到晚上，从工作聊到生活，从过去聊到未来，有时候，哪怕没有什么话题，也不会觉得尴尬，就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也觉得很温暖。沈浩越来越依赖张雨桐，越来越喜欢她，他觉得，张雨桐就是那个能读懂他、理解他、陪伴他的人，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 他开始变得不再沉默寡言，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有时候，工友们会调侃他，说他最近像是变了一个人，变得开朗了很多，沈浩只是笑着不说话，心里却暖暖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张雨桐。 就这样，两人聊了大半年，一直没有真正见过面，只是通过手机聊天、发照片、发视频，虽然隔着遥远的距离，但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深，沈浩对张雨桐的喜欢，也越来越坚定。他开始鼓起勇气，想要试探一下张雨桐的心意，想要知道，张雨桐对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有一天晚上，两人聊到很晚，气氛也很融洽，沈浩深吸一口气，鼓起毕生的勇气，在屏幕上打出一行字，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打完之后，他紧紧地盯着手机屏幕，心跳得飞快，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着张雨桐的回复，又害怕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答案。 他发的是：“雨桐，我有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我喜欢你。还有，你……你有男朋友吗？” 消息发出去之后，沈浩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漫长，每一秒都像是煎熬，他紧紧地握着手机，手心都冒出了冷汗，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生怕错过张雨桐的任何一条回复。 大概过了几分钟，张雨桐的消息终于发了过来，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没有。” 看到这两个字，沈浩瞬间激动得跳了起来，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那种喜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就像是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样，他高兴得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着张雨桐，想着两人的未来，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赚钱，以后一定要娶张雨桐为妻，好好照顾她，再也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就像是真正的情侣一样，每天都会说早安、晚安，沈浩会给张雨桐发红包、买礼物，虽然礼物不贵重，但都是他的一片心意；张雨桐也会给沈浩发自己的照片、视频，偶尔也会给沈浩寄一些江西的特产，两人的感情，在手机屏幕的两端，慢慢升温。 沈浩开始期待着和张雨桐见面，他无数次在心里想象着见面的场景，想象着张雨桐真实的样子，想象着自己第一次见到她，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他甚至开始计划着，等两人见面之后，就带她去海口的海边，去看日出、看日落，带她去吃海口的特色美食，好好陪她玩几天。 这个愿望，终于在2017年11月份，实现了。 11月初的一天，张雨桐突然给沈浩发消息，语气里带着一丝委屈和烦躁，说自己最近遇到了很多烦心事，工作不顺利，家里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心里特别难受，不想待在江西了，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逃离现在的生活。 沈浩看到消息，心里一下子就慌了，他赶紧安慰张雨桐，让她别难过，别着急，有什么事就跟他说，他会一直陪着她。安慰了半天，张雨桐的情绪还是没有好转，沈浩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对张雨桐说：“雨桐，要不，你来海南吧，来海口，我陪着你，带你去海边放松放松，散散心，这里的天气很好，风景也很美，说不定，你来了之后，心情就会好了。” 他本来以为，张雨桐不会答应，毕竟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海南离江西也很远，但没想到，张雨桐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好，我去海南找你，麻烦你了。” 听到张雨桐答应了，沈浩又一次激动不已，他赶紧开始准备，提前请假，打扫自己的宿舍，虽然宿舍很简陋，但他还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又去超市买了很多水果、零食，还有一些生活用品，生怕张雨桐来了之后不习惯。他还特意查了江西到海口的航班，提前去机场等着张雨桐，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沈浩的心跳得飞快，他紧紧地盯着出口，目光不停地搜索着张雨桐的身影。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长发披肩、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身材高挑，容貌娇美，笑容灿烂，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张雨桐。 张雨桐也看到了他，笑着朝他走了过来，语气温柔地说：“沈浩，我到了。” 沈浩看着眼前的张雨桐，比视频里还要漂亮、还要温柔，一时间竟然看呆了，忘了说话，脸颊也变得通红，直到张雨桐又喊了他一声，他才猛地回过神来，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雨桐，欢迎你，一路辛苦了，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因为宿舍太简陋，沈浩不好意思让张雨桐住宿舍，就特意在工厂附近找了一家小宾馆，环境还算干净整洁。那天下午，沈浩带着张雨桐去吃了海口的特色美食，晚上又带她去海边散步，海风轻轻吹拂着，带着一丝咸湿的气息，两人并肩走在沙滩上，聊着天，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 沈浩发现，现实中的张雨桐，和手机里的一样，活泼开朗、温柔善良，而且很会照顾人，一点都不嫌弃他工作普通、出身贫寒，反而还一个劲地安慰他，鼓励他，说他踏实、肯干，以后一定会有出息。 那一刻，沈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心意，他觉得，自己没有喜欢错人，张雨桐就是那个能陪他一辈子的人。晚上，两人聊到很晚，因为聊得太投机，加上彼此都有好感，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分开，在宾馆里发生了亲密关系。 第二天早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张雨桐依偎在沈浩的怀里，语气温柔地说：“沈浩，我知道你现在条件不好，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本事，但我不嫌弃你，真的，我喜欢你的踏实、你的善良、你的真诚，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好好赚钱，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能照顾你，也能陪着你，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听到这句话，沈浩的心里暖暖的，眼眶也变得湿润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从来没有人不嫌弃他的出身、不嫌弃他的工作，愿意陪着他、照顾他、鼓励他。他紧紧地抱着张雨桐，声音哽咽地说：“雨桐，谢谢你，谢谢你不嫌弃我，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赚钱，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我向你保证。” 那段时间，是沈浩这辈子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张雨桐在海口待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沈浩每天都陪着她，带她去海口的各个景点游玩，吃各种特色美食，两人形影不离，感情越来越深，就像是真正的夫妻一样，恩爱无比。 张雨桐离开海口的时候，沈浩去机场送她，两人依依不舍，张雨桐抱着他，说：“沈浩，我回去之后，会尽快处理好家里和工作上的事，等我处理好了，就过来找你，我们再也不分开，好不好？” 沈浩用力地点了点头，紧紧地抱着她，说：“好，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发消息。” 看着张雨桐乘坐的飞机起飞，渐渐消失在天空中，沈浩的心里充满了期待，他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加点，只为了能多赚一点钱，为了能给张雨桐更好的生活，为了能早日和张雨桐团聚，组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家。 他每天都会和张雨桐聊天、视频，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张雨桐也会跟他分享自己的近况，说自己正在处理家里和工作上的事，很快就能过来找他，沈浩的心里，一直充满了希望，他每天都在憧憬着两人的未来，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要迎来光明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份看似美好的感情，这份他小心翼翼呵护、无比期待的未来，竟然会在一个月之后，变成一场致命的悲剧，把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7年12月24号，也就是圣诞节那天，张雨桐突然给沈浩发消息，说自己已经处理好了家里和工作上的事，要来海南找他，不过，她不想直接去海口，想先去三亚玩几天，放松放松，让沈浩陪她一起去三亚，沈浩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他特意请了几天假，收拾好行李，从海口坐高铁赶到三亚，和张雨桐汇合。见面的时候，沈浩发现，张雨桐的脸色不太好，没有了之前的笑容，眼神也有些躲闪，说话的语气也怪怪的，不像以前那样温柔、开朗，也不像以前那样和他有说有笑，反而显得有些冷漠、烦躁，甚至有些不耐烦。 沈浩心里有些疑惑，也有些不安，他问张雨桐：“雨桐，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还是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好不好？” 可张雨桐只是摇了摇头，淡淡地说：“没什么，可能是坐车太累了，有点不舒服，休息一下就好了。” 看到张雨桐不愿意多说，沈浩也没有再多问，他以为，张雨桐真的是坐车太累了，就想着，让她好好休息一下，等她休息好了，心情就会好了。随后，两人一起找到了那家位于三亚湾附近的小民宿，也就是老王的那家民宿，办理了入住手续，住进了206房间，这也是后来发生命案的房间。 办理入住的时候，张雨桐依旧是一脸冷漠，很少说话，全程都是沈浩在和老王沟通，老王还以为，两人只是偶尔闹点小矛盾，也没有多想，还笑着嘱咐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他说。 住进房间之后，张雨桐就一直坐在床上，玩手机，脸色依旧不好，一言不发，不管沈浩跟她说什么，她都只是敷衍地回应一句，甚至都不抬头看他一眼。沈浩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他能感觉到，张雨桐有心事，而且，这件心事，一定不小，可她就是不愿意告诉自己。 到了晚上，沈浩想着，带张雨桐出去吃点东西，顺便去三亚湾海边散散心，说不定，她的心情就会好了。他走到张雨桐身边，温柔地说：“雨桐，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三亚的海鲜很新鲜，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吃完之后，我们去海边散步，好不好？” 可张雨桐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语气不耐烦地说：“我不去，没胃口，你自己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沈浩心里有些失落，但也没有勉强她，他知道，张雨桐现在心情不好，需要一个人静静。于是，他就一个人出去，找了一家海鲜大排档，点了一些张雨桐平时喜欢吃的菜，打包带回了民宿，他想着，等张雨桐饿了，就可以吃了。 回到民宿206房间的时候，张雨桐依旧坐在床上玩手机，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房间里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沈浩把打包回来的饭菜放在床头柜上，温柔地说：“雨桐，我给你打包了你喜欢吃的菜，快趁热吃一点吧，就算没胃口，也吃两口，不然身体会受不了的。” 张雨桐终于放下了手机，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饭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淡淡地说：“放那儿吧，我等会儿吃。” 沈浩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坐在床边，默默地看着她，心里满是疑惑和不安，他不知道，张雨桐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和之前那个温柔、开朗、善解人意的张雨桐，判若两人。 就这样，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张雨桐才慢悠悠地拿起筷子，夹了两口菜，可刚吃了两口，她就放下了筷子，脸上露出了一丝厌恶的表情，然后，突然说了一句，语气冰冷，带着一丝嘲讽：“你们男人，都不靠谱。” 这句话，像一根针，猛地扎进了沈浩的心里。他愣了一下，心里一下子就火了，他看着张雨桐，语气有些激动地说：“雨桐，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男人都不靠谱？我怎么不靠谱了？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不清楚吗？我每天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就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就是想好好照顾你，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也从来没有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沈浩越说越激动，他本来就因为张雨桐这几天的冷漠而心里不安、疑惑，现在听到张雨桐说这样的话，所有的委屈、愤怒、不安，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他不明白，自己掏心掏肺地对待张雨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感情，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句话。 张雨桐看着激动的沈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反而露出了一丝冷笑，语气冰冷地说：“我没说你一个人，我说的是你们所有男人，都不靠谱，都是骗子，嘴里说着真心实意，心里想的，却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骗子？”沈浩愣住了，他看着张雨桐，眼神里满是不解和痛苦，“雨桐，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一点虚假，你为什么要说我是骗子？” 张雨桐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沈浩，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歉意，只有一丝冷漠和无所谓，她缓缓地开口，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狠狠地劈在沈浩的头上，让他瞬间崩溃，让他觉得，自己这大半年来的深情和期待，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张雨桐说：“沈浩，我骗了你，我不是没有男朋友，我早就结婚了，我有丈夫，还有一个孩子。” “你……你说什么？”沈浩浑身一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他摇了摇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不可能，你骗人，你明明说你没有男朋友的，你怎么可能结婚了？你怎么会有丈夫和孩子？雨桐，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我经不起这样的玩笑。” 他抱着一丝侥幸，希望张雨桐只是在跟他开玩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可张雨桐的眼神，却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丝毫的玩笑成分。 张雨桐淡淡地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确实结婚了，我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我们聚少离多，夫妻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日子过得很无聊，很压抑，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找个人，放松一下，玩玩而已，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 “玩玩而已？”沈浩的声音开始颤抖，眼神里充满了痛苦、愤怒和绝望，“我对你掏心掏肺，我把你当成我这辈子唯一的希望，我拼命努力，就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感情，我甚至规划好了我们的未来，可你告诉我，这一切，都只是你的一场游戏？都只是你用来打发时间、寻求刺激的工具？” “不然呢？”张雨桐的语气依旧冷漠，甚至带着一丝嘲讽，“沈浩，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喜欢你这样一个没文化、没本事、没 money 的穷小子吧？你开叉车，一个月赚那么一点钱，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你还想给我更好的生活？还想娶我？你别白日做梦了，我跟你在一起，不过就是觉得你老实、好骗，能陪我解解闷，能满足我一时的新鲜感而已。” 这些话，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扎进了沈浩的心里，把他的心，扎得千疮百孔，鲜血淋漓。他想起了自己这大半年来的深情付出，想起了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想起了张雨桐曾经说过的那些温柔的话、那些坚定的承诺，想起了自己为了她，变得开朗、变得努力，想起了自己在机场苦苦等待她的身影，想起了两人在海口海边并肩散步的美好时光……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骗局；原来，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被玩弄的傻瓜；原来，他所有的深情和期待，都只是一个笑话。 沈浩的脸色越来越惨白，身体开始不停地发抖，眼神里的痛苦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他的理智，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毁灭。他本来就性格内向、自卑，心里敏感又脆弱，从小就缺乏关爱，张雨桐的出现，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让他看到了希望，可现在，这道光，却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你……你这个骗子！”沈浩嘶吼着，声音嘶哑，充满了绝望和愤怒，“我对你那么好，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张雨桐看着嘶吼的沈浩，脸上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更加冷漠，甚至还翻了个白眼，语气不耐烦地说：“骗你又怎么样？是你自己傻，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被骗，跟我有什么关系？沈浩，我告诉你，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了，等我在三亚玩完，就会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你以后，别再来烦我了。” 这句话，彻底压垮了沈浩最后的理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和绝望，猛地站起身，朝着张雨桐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张雨桐的脖子，死死地勒住，眼神里充满了血丝，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嘶吼着：“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消失！你骗了我，你伤害了我，你不能就这么走了！我要你陪着我，我要你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张雨桐被沈浩勒住脖子，瞬间就慌了，她脸色涨得通红，呼吸困难，双手不停地挥舞着，拼命地挣扎着，想要推开沈浩，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想要说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沈浩那双充满血丝、充满绝望和愤怒的眼睛，心里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玩大了，沈浩是真的生气了，是真的想要杀了她。 她拼命地向沈浩使眼色，拼命地挣扎，嘴里不停地发出求饶的声音，可此时的沈浩，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心里只有愤怒、痛苦和绝望，他只知道，张雨桐骗了他，伤害了他，他要报复，他要让张雨桐永远都不能再欺骗别人，永远都不能再伤害他。 他的手，越来越用力，勒得越来越紧，张雨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她的脸色，从通红变成了苍白，嘴唇也变成了紫色，眼神里的恐惧，越来越浓，最后，渐渐失去了光彩，双手也慢慢地垂了下来，不再挣扎，一动不动了。 沈浩勒着张雨桐的脖子，又僵持了几分钟，直到他感觉到，张雨桐的身体越来越软，没有了丝毫的动静，他才缓缓地松开了手，理智，也在这一刻，慢慢恢复了过来。 他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张雨桐，看着她苍白的脸庞、发紫的嘴唇，还有那双圆睁着、充满恐惧的眼睛，沈浩的心里，瞬间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他猛地后退了几步，瘫坐在地上，身体不停地发抖，嘴里喃喃自语道：“我……我杀人了？我真的杀人了？不……不可能，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杀她的，是她骗我，是她逼我的，是她逼我的……” 他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一片混乱，只剩下恐惧和绝望。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去世的母亲，想起了自己这一辈子的坎坷和不易，他不想坐牢，他不想就这样毁了自己的一生，他想逃，他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好好躲起来，逃避这一切。 可他又害怕，害怕张雨桐没有死，害怕她醒过来之后，报警抓他，害怕自己逃不掉。于是，他颤抖着身体，站起身，走到卫生间里，看到洗手盆旁边放着一根白色的数据线，那是张雨桐的手机数据线，他拿起数据线，又走到张雨桐的身边，咬了咬牙，再次把数据线缠在了张雨桐的脖子上，双手用力，又勒了一遍，直到他确认，张雨桐真的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他才松开了手。 做完这一切，他的双手沾满了罪恶，心里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他知道，自己杀了人，已经触犯了法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可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想要逃，想要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快速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房间，尽量抹去自己留下的痕迹，然后，他看了一眼倒在卫生间里的张雨桐，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一丝悔恨，转身，悄悄地离开了民宿，没有惊动任何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民宿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赶到三亚凤凰机场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赶紧逃，逃得越远越好。他匆匆买了一张当天下午飞往云南昆明的机票，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三亚，心里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悔恨，他知道，从他勒死张雨桐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彻底毁了，他再也回不去了。 飞机降落在昆明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转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云南省昭通市的一个小山村。他的老家很偏僻，交通不便，村里的人也不多，他回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里干农活，看到他突然回来，而且脸色惨白、神情慌乱，父亲心里很疑惑，问道：“小浩，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在海口上班吗？怎么这个时候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看着父亲苍老的脸庞，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双手，沈浩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他再也忍不住，扑到父亲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杀人了，我杀了人，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妈，对不起……” 父亲听到这句话，瞬间就懵了，他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双手颤抖着，抓住沈浩的胳膊，语气激动地说：“小浩，你……你说什么？你杀人了？你怎么会杀人？你是不是跟爸开玩笑？你老实告诉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沈浩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和张雨桐的故事，把自己被欺骗、被伤害，最后冲动杀人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完之后，脸色惨白，身体不停地发抖，他叹了口气，老泪纵横，嘴里喃喃自语道：“造孽啊，真是造孽啊，你怎么能这么冲动，怎么能杀人啊……” 父亲没有责怪他，也没有打骂他，只是抱着他，不停地叹气，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性格内向、自卑，从小就可怜，他也知道，儿子不是故意要杀人的，是被人逼急了，可他也清楚，杀人偿命，儿子犯下的错，必须要承担后果。 那天晚上，沈浩一夜没睡，他和父亲聊了一整夜，父亲不停地安慰他，劝他投案自首，说自首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投案自首，才能争取宽大处理，才能减轻自己的罪孽，才能对得起被他杀死的张雨桐，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去世的母亲。 第二天一早，沈浩就跟着父亲，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母亲的坟，在村外的一座小山坡上，很简陋，坟前长满了杂草。沈浩跪在母亲的坟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嘴里不停地说：“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丢脸了，我杀人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那么冲动，不该那么傻，妈，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现在就去投案自首，我会承担自己的后果，妈，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做傻事了……” 他在母亲的坟前，跪了很久很久，直到太阳升到了头顶，他才缓缓地站起身，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和绝望，只剩下悔恨和坚定。他知道，自己不能再逃了，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他必须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犯下的错，必须要投案自首，承担自己的后果，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告别了父亲，告别了母亲的坟，沈浩独自一人，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张雨桐的全部经过，没有丝毫的隐瞒。 审讯室里，沈浩说完这一切，眼泪又不停地往下掉，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绝望，他喃喃自语道：“我真的很后悔，我不该那么冲动，不该那么傻，如果当初，我能冷静一点，能一走了之，能不那么较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张雨桐就不会死，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的家人，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去世的母亲，我真的错了，可是，一切都晚了，再也回不去了……” 后来，经过警方的进一步调查，张雨桐的家庭情况，也渐渐浮出水面。张雨桐，30岁，江西省南昌市人，确实已经结婚，而且有一个5岁的儿子，她的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两人聚少离多，夫妻之间矛盾重重，感情早已破裂，日子过得十分平淡、压抑，没有丝毫的激情和乐趣。 张雨桐本身，就是一个不甘于平淡的女人，她喜欢刺激，喜欢新鲜感，不愿意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于是，她就开始在外面寻求刺激，在网络游戏里，和不同的男人聊天、暧昧，玩情感游戏，甚至和别的男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以此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光，寻求一时的新鲜感和满足感。 她和沈浩认识之后，发现沈浩老实、憨厚、善良，而且对她一往情深，很好骗，于是，她就故意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假装自己没有男朋友，和沈浩展开了一段虚假的感情，把沈浩当成了自己打发时间、寻求刺激的工具，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有什么未来。 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像玩弄其他男人一样，玩弄完沈浩，就可以潇洒地转身离开，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沈浩是一个极其重感情、又极其敏感自卑的人，她的欺骗，她的背叛，她的嘲讽，彻底压垮了沈浩的理智，让沈浩走上了极端，最终，亲手结束了她的生命，也毁了自己的一生。 第221章 黑帮内讧酿血案！重庆网吧喋血，警方布网擒凶 2005年的重庆，三月的春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尤其是清晨时分，渝北区龙溪街道的小巷里还飘着淡淡的雾气，路边的早点摊刚支起来，蒸笼里的热气混着麻辣小面的香气，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寻常的烟火气，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血腥杀戮彻底打破。 早上8点整，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的值班室里，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叮铃铃——叮铃铃——”，那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值班室里格外突兀，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值班民警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抓起电话，听筒里立刻传来新牌坊派出所民警带着喘息和焦急的声音，语气里满是凝重：“张局，不好了！龙溪街道五零路的聚友网吧里，有个男的上网的时候被人砍伤了头部，送医院抢救无效，人死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哪怕是常年处理各类警情的值班民警，听到“杀人”两个字，心脏也猛地一沉。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放下电话，一路小跑着冲进了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张正贵的办公室。 张正贵今年五十多岁，鬓角已经染上了霜白，脸上刻着常年熬夜办案留下的疲惫，却依旧眼神锐利，透着一股老刑警的沉稳和威严。听到值班民警的汇报，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手里的保温杯“咚”地一声放在办公桌上，声音洪亮而急促：“备车！通知刑警支队所有领导和侦查员，立刻赶往现场！速度要快，封锁现场，不许任何人进出！” 短短十分钟，三辆警车呼啸着驶出渝北区公安分局大院，警灯闪烁，警笛长鸣，划破了渝北城区的清晨。张正贵坐在领头的警车里，双手紧握，眉头紧锁，脑子里飞速运转着——龙溪街道是渝北的繁华地段，网吧又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光天化日之下（虽说是凌晨，但网吧里依旧有不少人），凶手竟然敢公然持刀杀人，手段还如此残忍，这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激情杀人案，背后一定有不简单的隐情。 二十分钟后，警车抵达了聚友网吧门口。此时的网吧门口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议论声、叹息声此起彼伏，还有几个胆子小的女生，捂着嘴不敢看网吧里的场景，眼神里满是恐惧。民警们立刻下车，拉起警戒线，驱散围观群众，迅速封锁了网吧的前后门，禁止任何人进出，同时保护好现场的每一处痕迹。 张正贵率先走进网吧，一股混杂着烟味、泡面味和血腥味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皱起眉头。2005年的网吧，还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模样，狭小的空间里，一台台略显笨重的电脑显示器闪烁着幽蓝的光，塑料座椅在长久的使用下已经有些磨损，墙面因常年被烟雾熏染而微微泛黄，张贴着《热血传奇》《反恐精英》等游戏的海报，边角已经卷起，却依旧挡不住往日的热闹痕迹。可此刻，这份热闹早已被死寂和恐惧取代，网吧里的电脑大多已经被关掉，只剩下几台还亮着，屏幕上的画面定格在游戏界面，显得格外诡异。 案发地点在网吧的36号桌，那张桌子周围已经被鲜血染红，地面上、电脑键盘上、显示器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迹，还有一些白色的脑组织混在血迹中，场面惨不忍睹，连常年办案、见惯了生死的老侦查员，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36号桌的椅子倒在地上，键盘被碰掉在一边，鼠标滚到了墙角，显然，案发时这里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张局，初步勘查结束，现场发现一把疑似凶器的砍刀痕迹，但凶器已经被凶手带走，现场提取到了几枚陌生的指纹和脚印，正在进行比对。另外，我们询问了网吧的收银员和在场的其他上网人员，初步了解到了案发时的情况。”一名侦查员快步走到张正贵身边，低声汇报着，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 张正贵点了点头，目光扫过现场的每一处细节，沉声道：“继续仔细勘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哪怕是一根头发、一个烟头，都要收集起来进行检验。另外，安排人对网吧的收银员、在场人员逐一进行询问，详细记录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凶手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逃跑方向，一定要问清楚！通知法医，立刻赶到现场，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初步检验，然后带回殡仪馆进行解剖，尽快查明死因和死亡时间。” “是！”侦查员们齐声应道，立刻分头行动起来。有的继续在现场细致勘查，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每一寸地面和桌椅；有的则带着笔记本，逐一询问网吧里的相关人员；还有的民警，以案发现场为中心，迅速展开走访调查，询问周边的商铺老板、环卫工人，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凶手的行踪。 与此同时，分局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325专案组正式成立，张正贵担任组长，刑警支队的骨干力量全部加入专案组，一场声势浩大的侦破工作，就此拉开序幕。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明白，这起案件性质极其恶劣，凶手公然在公共场所持刀杀人，无视法律和生命，若是不能尽快将凶手抓获归案，不仅无法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还会引起群众的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 时间一点点过去，各项调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中午11点左右，法医的初步检验结果和侦查员的询问记录，陆续反馈到了专案组。死者名叫蔡国华，41岁，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人，无固定职业，常年在龙溪街道一带活动。根据网吧收银员和在场人员的回忆，案发时间大概在3月25号凌晨3点左右，当时网吧里还有十几个上网人员，大多在玩游戏或者聊天，突然，一个穿着黑色皮衣、高高大大的男人，手里拎着一把半米多长的大砍刀，猛地推开网吧的大门，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那个男人身材高大，大约有一米八以上，留着短发，眼神凶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冲进网吧后，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朝着36号桌正在上网的蔡国华冲了过去。当时蔡国华正低着头，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似乎在聊天或者玩游戏，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直到那个男人走到他面前，他才抬起头，脸上还带着一丝疑惑，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把冰冷的大砍刀就已经朝着他的脑袋砍了下去。 “咔嚓——”一声沉闷的响声，伴随着蔡国华的一声惨叫，鲜血瞬间喷溅而出，染红了电脑屏幕和键盘。那个男人没有停下，紧接着，又朝着蔡国华的脑袋猛砍了一刀，两刀下去，蔡国华当场就倒在了桌子上，再也没有了动静，白色的脑组织混着鲜血，顺着桌子流到地上，场面惨不忍睹。 网吧里的其他人，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都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往网吧外面跑，有的甚至吓得腿软，摔在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那个凶手，在砍倒蔡国华之后，站在原地，低头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蔡国华，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冷笑，然后朝着混乱的人群，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你嫖我老婆！”说完，便拎着大砍刀，转身冲出了网吧，消失在凌晨的夜色中，逃跑速度极快，没有人看清他具体的逃跑方向。 “嫖我老婆？”张正贵看着侦查员汇报上来的这句话，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句话很关键，说明凶手和蔡国华之间，很可能存在情感纠纷，或者说，蔡国华和凶手的妻子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或许就是凶手的杀人动机。” 随后，专案组召开了紧急会议，对目前掌握的线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民警们一致认为，要侦破这起案件，首先要摸清蔡国华的社会关系，了解他平时的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尤其是要找到凶手口中的“老婆”，弄清楚蔡国华和她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凶手的线索。 于是，专案组立刻安排民警胡坤良、王小科等人，牵头围绕蔡国华本人及其社会关系，展开全面的调查走访工作。胡坤良和王小科都是有着多年刑侦经验的老民警，办事干练，心思缜密，接到任务后，两人立刻带领队员，分头行动起来。 民警们先是赶到了蔡国华的老家——江北区大石坝，找到了蔡国华的家人和邻居，进行询问。可让人意外的是，蔡国华的家人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形同陌路。据蔡国华的邻居介绍，蔡国华常年不回家，很少和家人联系，平时在外面游手好闲，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来往，也不知道他平时在做什么，认识哪些人。 线索似乎一下子断了，但胡坤良和王小科并没有气馁。他们知道，蔡国华常年在龙溪街道一带活动，那里一定有他的熟人，也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于是，两人又带领队员，赶到了龙溪街道，对周边的商铺、网吧、美容美发厅、火锅店等场所，进行逐一走访，询问每一个可能认识蔡国华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走访，民警们终于从一个曾经和蔡国华一起上过网的年轻人口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蔡国华平时在龙溪街道一带活动，经常和一个姓叶的女人在一起，两人关系暧昧，形影不离，而且案发当天晚上，那个姓叶的女人，也在聚友网吧里，就在蔡国华的身边，只是案发时，她吓得浑身发抖，趁着混乱，偷偷溜走了，没有敢露面。 “找到这个姓叶的女人，就是侦破这起案件的关键！”胡坤良兴奋地说道。可重庆这么大，龙溪街道又是鱼龙混杂之地，人员流动性极大，人海茫茫，想要找到一个只知道姓氏、不知道名字和具体住址的女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采取了“以人找人”的办法，围绕着那个提供线索的年轻人，进一步询问，了解到那个姓叶的女人，平时喜欢穿碎花外套，扎着马尾辫，经常去龙溪街道的一个菜市场买东西，而且说话带着一点外地口音。得到这个线索后，胡坤良和王小科立刻带领队员，赶到了那个菜市场，安排民警轮流蹲守，仔细排查每一个进出菜市场的女人。 三月的重庆，清晨依旧很冷，民警们穿着警服，裹着外套，在菜市场门口蹲守了整整两天，每天天不亮就赶到菜市场，直到天黑才离开，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几口矿泉水，双腿冻得发麻，也没有丝毫怨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三天早上，民警们终于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了一个穿着碎花外套、扎着马尾辫的女人，长相和那个年轻人描述的一模一样，说话也带着外地口音。 民警们立刻上前，拦住了那个女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个女人看到民警，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浑身发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民警的目光，显然，她心里有鬼。民警们见状，知道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叶某，于是，便将她带回了专案组，进行询问。 一开始，叶某还百般抵赖，不愿意承认自己认识蔡国华，也不愿意透露任何关于蔡国华的事情。但民警们并没有急于追问，而是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向她宣讲法律知识，告诉她隐瞒线索、包庇凶手，也是违法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如实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说，叶某的心理防线终于被攻破了。她低着头，眼泪不停地掉下来，缓缓地向民警们交代了自己和蔡国华的关系，以及蔡国华平时的所作所为。通过叶某的交代，民警们对死者蔡国华的情况，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也掌握了一条又一条重要的线索。 据叶某交代，她和蔡国华认识已经有两年多了，两人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平时一起在龙溪街道一带生活。蔡国华以前在龙溪街道开了一家美容美发厅，门面不大，看起来和普通的美容美发厅没什么区别，表面上是剪发烫发、做美容的生意，背地里却干着介绍妇女从事不正当交易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蔡国华对龙溪街道一带的人、事、物都非常熟悉，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不乏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不法分子。 叶某还说，蔡国华的美容美发厅，生意一开始还不错，靠着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赚了不少钱。可到了2004年下半年，重庆市的公安机关加大了扫黄打非的力度，龙溪街道一带的美容美发厅、KtV、网吧等场所，都被民警们逐一排查，很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场所，都被依法查封了，相关人员也被依法抓获。蔡国华的美容美发厅，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生意越来越差，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干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无奈之下，只好把美容美发厅关了门。 关门之后，蔡国华并没有闲着，也没有想着找一份正当的工作，而是一心想着赚快钱。后来，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外号叫“川哥”的男人，这个“川哥”出手大方，为人凶狠，平时在龙溪街道一带很有势力。两人相识之后，一拍即合，很快就勾结在一起，干起了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贩卖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 据叶某透露，蔡国华和“川哥”的贩毒生意，一开始做得风生水起，两人分工明确，蔡国华负责联系买家、送货，“川哥”负责提供毒品、掌管资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赚了不少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尤其是在案发之前，两人因为贩卖毒品的分赃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闹得不可开交，关系一下子就僵了下来，甚至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除此之外，叶某还向民警们交代了一件重要的事情：2005年年初，蔡国华还跟着“川哥”，一起去了梁平县，绑架了一个人，并且向被绑架者的家人索要了4万块钱赎金，等到赎金到手之后，两人才把被绑架者放了。这件事情之后，蔡国华就变得非常谨慎，似乎在躲着什么人，每天都待在聚友网吧里，很少出门，也很少和外人联系，甚至还把自己的手机设置成了呼入限制，不是谁都能打得通他的电话，只有他主动联系别人，别人才能联系到他。 “那个‘川哥’，你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吗？是哪里人？长什么样子？”胡坤良连忙问道，眼神里满是急切。叶某皱着眉头，仔细回忆了一会儿，说道：“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大家都叫他‘川哥’，听他说话的口音，像是重庆市长寿区一带的人，长得高高壮壮的，大约有一米七五左右，留着寸头，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平时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看起来很凶。” 得到叶某提供的这些线索后，专案组立刻召开了会议，对线索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民警们一致认为，蔡国华的被杀，很可能和他自身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关，尤其是和他与“川哥”之间的矛盾，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蔡国华常年从事介绍妇女不正当交易、贩卖毒品、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树敌众多，但最有可能杀害他的，就是那个外号叫“川哥”的男人——两人因为分赃不均反目成仇，“川哥”很可能因为怀恨在心，所以才对蔡国华痛下杀手。 “下一步，我们的侦查工作，就围绕蔡国华的犯罪经历展开，重点排查那个外号叫‘川哥’的男人，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这个‘川哥’找出来！”张正贵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语气坚定地说道，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随后，专案组立刻调整了侦查方向，安排大量民警，围绕“川哥”的线索，展开全面的排查工作。民警们先是赶到了长寿区，对长寿区的各个乡镇、街道，进行逐一走访，询问当地的群众和民警，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外号叫“川哥”、脸上有疤痕、常年在龙溪街道一带活动的男人。同时，民警们还调取了蔡国华的通话记录、行踪轨迹，排查他生前联系过的人，尤其是和长寿区相关的人员，希望能找到“川哥”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民警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走遍了长寿区的各个角落，也走访了上百名群众和相关人员，可始终没有找到“川哥”的下落，甚至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找到。就在民警们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调查组又获取到了一条新的线索，这条线索，进一步印证了民警们之前的猜测，也让“川哥”的身份，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这条线索是从一个曾经和蔡国华一起贩卖过毒品的闲散人员口中得到的。据这个闲散人员交代，蔡国华在被杀之前，确实和一伙长寿人一起贩卖毒品，这伙长寿人平时在龙溪街道一带活动，团伙成员众多，为人凶狠，而这伙长寿人的老大，就是那个外号叫“川哥”的男人，真实名字好像叫杨正川，常年在龙溪街道金岛花园一带活动，平时很少露面，行踪诡秘。 这个闲散人员还说，蔡国华和这伙长寿人，在贩卖毒品的过程中，因为分赃不均，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蔡国华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心里很不平衡，甚至萌生了脱离这伙人、自立门户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蔡国华担心这伙人会报复他，所以在被杀之前，一直躲躲藏藏，很少露面，每天都待在聚友网吧里，连手机都不敢随便接听。 “杨正川！长寿区人！金岛花园一带活动！”得到这个线索后，民警们都兴奋不已，觉得侦破案件的希望就在眼前。张正贵立刻安排民警，赶到龙溪街道金岛花园一带，展开全面的排查工作，重点排查金岛花园的小区、商铺、网吧、美容美发厅等场所，寻找杨正川及其团伙成员的踪迹。 可让人意外的是，当民警们赶到金岛花园一带，展开排查的时候，却发现这伙长寿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音讯全无。他们平时经常活动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询问周边的群众，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仿佛从来没有在金岛花园一带出现过一样。 线索再一次断了，侦查工作也陷入了停滞状态。连续多日的忙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民警们都感到有些疲惫，脸上也露出了沮丧的神情。但张正贵并没有气馁，他召集专案组的民警们，召开了动员大会，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不要灰心，“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走别的路，凶手既然敢杀人，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仔细排查，就一定能找到凶手的线索，将凶手抓获归案！” 在张正贵的鼓励下，民警们重新振作起精神，调整了侦查思路，一边继续排查杨正川及其团伙成员的踪迹，一边重新梳理案件的所有线索，寻找被遗漏的细节，希望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龙溪街道一带，又发生了一起血腥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竟然和325杀人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月6号晚上8点左右，夜幕已经降临，龙溪街道金岛花园一带，灯火通明，人流涌动，路边的火锅店、KtV、美容美发厅，都热闹非凡，透着一股繁华的气息。可就在这时，金岛花园附近的一家美容美发厅里，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和打斗声，紧接着，就是几声惨叫，打破了这里的热闹和宁静。 附近的群众听到动静后，都吓得不敢靠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新牌坊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刻驱车赶到了现场，此时的美容美发厅里，已经一片狼藉，桌椅被砍得粉碎，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几个年轻人倒在地上，浑身是伤，其中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呼吸，脸色苍白，浑身是血，显然是被人砍伤致死。 民警们立刻封锁现场，展开勘查和调查工作，同时通知了渝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和325专案组。张正贵接到汇报后，立刻带领专案组的民警，赶到了现场。经过初步勘查和询问，民警们了解到，这是一起聚众持械斗殴事件，死者名叫周强，而参与斗殴的几个人，都是长寿人，分别叫周强、孙勇、黄洋、刘成、高原红，这些人，常年在金岛花园一带活动，平时游手好闲，经常惹是生非。 “长寿人？常年在金岛花园一带活动？”张正贵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这起聚众持械斗殴事件，会不会和325杀人案有关系？参与斗殴的这些长寿人，会不会就是杨正川团伙的成员？ 带着这个疑问，张正贵立刻安排民警，将参与46聚众持械斗殴事件的嫌疑人孙勇、黄洋、刘成、高原红等人，全部抓获归案，带回专案组，进行审查和讯问。民警们知道，这很可能是打破325杀人案僵局的关键，所以在讯问的时候，格外认真，仔细排查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这些嫌疑人的口中，得到关于325杀人案和杨正川的线索。 一开始，这些嫌疑人还百般抵赖，不愿意承认自己参与了聚众持械斗殴，更不愿意透露任何关于自己团伙的事情。但民警们并没有急于追问，而是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宣讲法律知识，同时，结合他们的犯罪行为，逐一摆出证据，打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讯问，嫌疑人孙勇的心理防线，终于被民警们攻破了。他低着头，缓缓地向民警们交代了自己参与聚众持械斗殴的经过，同时，也透露了一条震惊全场的重要线索，这条线索，将325杀人案和46聚众持械斗殴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让杨正川的身份，彻底浮出了水面。 据孙勇交代，他和周强、黄洋、刘成、高原红等人，都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而这个团伙的老大，就是那个外号叫“川哥”、曾经和蔡国华一起贩卖毒品的杨正川。但杨正川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字，他的真实名字叫杨小林，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人，平时大家都叫他“杨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孙勇还说，2月28号晚上，他和杨小林等人，一起在龙溪街道的一家火锅店里吃火锅，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听到杨小林和几个核心成员聊天，杨小林当时非常生气，拍着桌子，用一口地道的长寿方言骂道：“那个华子（长寿话里“子”读平舌音），真是给脸不要脸，竟然敢跟老子拆台，敢想着自立门户，老子一定要找人教训一下他，让他知道老子的厉害，让他一辈子都坐轮椅yi42！”（长寿话中“你”读yi42，“轮椅”的“椅”也读yi42） 当时孙勇还不知道杨小林口中的“华子”是谁，后来才从团伙其他成员的口中得知，这个“华子”，并不是大家抽的中华烟，而是蔡国华的外号，因为蔡国华平时喜欢抽中华烟，所以团伙里的人，都习惯叫他“华子”。听到这里，民警们都兴奋不已，他们终于确认，杨小林（杨正川），就是325杀人案的重大嫌疑人，他因为和蔡国华分赃不均、产生矛盾，所以才萌生了教训蔡国华的想法，最终残忍地将蔡国华杀害。 除此之外，孙勇还向民警们交代了另一条重要线索：3月22号晚上，杨小林曾经安排一名手下，带着两个小姐，去江北区的一家歌厅里陪客人，而那两个客人，是两名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身材高大，其中一个留着长头发，一个留着平头，说话语气凶狠，看起来不像好人。而这两个外地人的体貌特征，和蔡国华被害当天晚上，出现在聚友网吧里的两个外地行凶者，非常相似。 “两名说普通话的外地人，一个长头发，一个平头，体貌特征和凶手高度吻合！”这条线索，让民警们更加确定，杨小林就是325杀人案的幕后指使者，他很可能是花钱，从外地雇请了这两个杀手，让他们去杀害蔡国华，而他自己，则躲在幕后，运筹帷幄。 至此，杨小林雇凶杀人的嫌疑，迅速上升。张正贵立刻将这个重要进展，向渝北区公安分局和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度重视，立刻调集了精干警力，加入325专案组，指导、协调和参与案件的侦破工作，加大对杨小林及其团伙成员的排查和追捕力度。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下一步的侦查工作，重点围绕杨小林的社会关系、团伙成员、活动规律和落脚地点展开，全面排查杨小林平时联系的人，调取他的通话记录、行踪轨迹、资金流水，摸清他的团伙结构和犯罪事实，同时，加大对江北区那家歌厅的排查力度，寻找那两名外地杀手的线索，争取尽快将杨小林及其团伙成员、雇请的杀手，全部抓获归案。 侦查工作再次全面展开，民警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走遍了重庆的各个区县，排查了上百名相关人员，调取了大量的监控录像和通话记录，一点点摸清了杨小林团伙的基本情况。就在民警们全力排查杨小林行踪的时候，4月13号，一条让整个专案组都兴奋不已的消息，传来了。 梁平县警方打来电话，称他们在办理一起绑架案的时候，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叫王石义、吴丹，而这两名犯罪嫌疑人，经过核实，正是325杀人案的重要关系人员，也是杨小林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曾经和杨小林、蔡国华一起，参与过贩卖毒品、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 张正贵接到电话后，立刻安排胡坤良、王小科等人，带领队员，连夜赶往梁平县，了解情况，并且对接梁平县警方，准备将王石义、吴丹两人，带回重庆市渝北区，进行进一步的讯问。当民警们赶到梁平县看守所，见到王石义、吴丹两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人神情冷漠，眼神躲闪，显然，他们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也知道民警们找他们的目的。 可让人遗憾的是，由于专案组当时掌握的关于王石义、吴丹两人参与325杀人案和杨小林团伙犯罪的直接证据不多，加上王石义、吴丹两人拒不配合，百般抵赖，所以对他们两人的突审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两人始终不愿意透露任何关于杨小林、蔡国华以及325杀人案的线索。 为了让侦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尽快突破王石义、吴丹两人的心理防线，在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协调之下，专案组的民警们，于5月19号，将王石义、吴丹两人，从梁平县看守所，转移到了重庆市看守所关押。重庆市看守所的监管条件更好，讯问环境也更有利于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民警们希望，在这里，能够从王石义、吴丹两人的口中，得到有用的线索。 转移到重庆市看守所之后，专案组的民警们，并没有急于对王石义、吴丹两人进行讯问，而是先对他们两人的性格、心理状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针对性的讯问方案。随后，民警们再次对他们两人进行讯问，一边向他们宣讲法律知识，一边摆出他们参与绑架、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证据，同时，也向他们表明，只要他们如实交代，配合民警办案，就能够争取宽大处理，从轻处罚。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民警们和王石义、吴丹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斗智斗勇。民警们耐心地劝说，巧妙地引导，一点点打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而王石义、吴丹两人，则时而抵赖，时而沉默，时而编造谎言，试图蒙混过关。就这样，讯问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民警们没有休息，没有合眼，始终坚守在讯问岗位上，一点点寻找着突破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三天晚上，王石义、吴丹两人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他们看着民警们疲惫却坚定的眼神，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便如实交代了自己伙同杨小林等人，雇请杀手将蔡国华杀害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也交代了杨小林犯罪团伙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至此，325杀人案，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照理说，案件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找到了幕后指使者，也掌握了犯罪事实，民警们应该感到高兴，应该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可专案组的民警们，并没有洋洋得意，也没有丝毫放松，更没有自满。因为他们通过王石义、吴丹两人的交代，以及进一步的分析发现，325杀人案，并不是一起简单的雇凶杀人案，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据王石义、吴丹两人交代，这起杀人案件，从3月24号晚上8点开始，就有人对蔡国华的活动情况，进行跟踪、踩点和守候，跟踪的人，正是杨小林安排的团伙成员，他们一直跟踪蔡国华，摸清了他的行踪规律，知道他每天都待在聚友网吧里，很少出门。直到3月25号凌晨3点左右，杨小林雇请的两名外地杀手，才按照事先约定好的计划，冲进聚友网吧，将蔡国华残忍杀害。 整个过程，分工明确，计划周密，有条不紊，显然，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在操控。而且，王石义、吴丹两人还交代，杨小林的团伙，成员众多，不仅仅是他们几个人，还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常年跟随杨小林，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手段凶狠，无恶不作。 所以，专案组的民警们，并没有放松力度，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对王石义、吴丹两人的审讯力度，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杨小林犯罪团伙的情况，摸清团伙的组织结构、成员名单、活动规律和犯罪事实，将这个犯罪团伙，彻底摧毁，还社会一个安宁。 此时的王石义、吴丹两人，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只有如实交代，配合民警办案，才能争取宽大处理。所以，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自己知道的关于杨小林犯罪团伙的所有事情，都一一交代了出来。通过他们两人的供述，一个以杨小林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终于彻底浮出水面，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这个犯罪团伙，组织严密，成员众多，核心成员就有十几个人，外围成员更是多达几十人，团伙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就像是一个“正规公司”一样。杨小林作为团伙的老大，统管团伙的一切事务，掌握着团伙的人、财、物，是团伙的绝对核心；其他核心成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分别负责贩卖毒品、组织妇女不正当交易、放高利贷、寻衅滋事、绑架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产业链。 这个团伙，长期在渝北区、江北区、渝中区、九龙坡区等地，大肆从事贩卖毒品、杀人、绑架、组织妇女不正当交易、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敛财，为非作歹，残害老百姓，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专案组立刻将这一重要情况，详细地汇报给了重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度重视，立刻将此案列为重庆市公安局挂牌督办案件，要求专案组加大侦查和追捕力度，尽快将杨小林犯罪团伙的所有成员，全部抓获归案，依法严惩，坚决摧毁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同时，公安部也对这起案件高度关注，将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杨小林、熊建碧，列为b级逃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捕。 追捕工作，全面展开。专案组的民警们，分成多个追捕小组，分别前往杨小林可能藏身的地方，展开全面的排查和追捕工作。民警们调取了杨小林的所有通话记录、行踪轨迹、资金流水，排查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走访了他曾经活动过的所有场所，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全力寻找杨小林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天的连续排查和追捕，民警们终于获取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杨小林及其团伙成员何寿英、李思勇等人，近期一直在高新区一带活动，经常在高新区的一家火锅店里吃饭、聚会，行踪相对固定。 张正贵接到线索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安排大量民警，分成多个抓捕小组，在高新区公安分局的配合之下，前往那家火锅店，进行埋伏，准备伺机抓捕杨小林等人。 5月27号晚上8点左右，夜幕降临，高新区的那家火锅店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到处都弥漫着火锅的麻辣香气。杨小林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和何寿英、李思勇等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吃着火锅，一边聊天，神情放松，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悄然降临。 埋伏在火锅店周围的民警们，看到杨小林等人已经全部到齐，并且没有任何防备，张正贵立刻下达了抓捕命令。“行动！”随着张正贵一声令下，埋伏在火锅店门口、周围小巷里的民警们，立刻冲了进去，迅速控制了火锅店的各个出口，防止杨小林等人逃跑。 杨小林等人，看到突然冲进来的民警，顿时慌了神，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纷纷起身，想要逃跑，有的甚至想要伸手去摸藏在身上的砍刀和匕首。可民警们动作迅速，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冲了上去，将他们死死地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杨小林、何寿英、李思勇等人，全部被民警们成功抓获归案。 杨小林被抓获之后，民警们立刻将他带回了专案组，进行讯问。一开始，杨小林还百般抵赖，不愿意承认自己雇凶杀害蔡国华的犯罪事实，也不愿意透露任何关于自己团伙的事情。但民警们并没有急于追问，而是摆出了王石义、吴丹两人的供述，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一点点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在铁证面前，杨小林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他低着头，缓缓地向民警们交代了自己雇凶杀害蔡国华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也交代了自己犯罪团伙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另外两名杀手的下落。 据杨小林交代，杀死蔡国华的那两名杀手，并不是重庆人，也不是他的团伙成员，而是他从四川省西昌市雇请来的。他当年在西昌搞传销的时候，认识了这两名杀手，知道他们两人为人凶狠，出手利落，而且胆子很大，只要给钱，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在和蔡国华产生矛盾，想要教训蔡国华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两名杀手，于是，便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重庆，帮自己教训一下蔡国华，并且答应给他们一笔丰厚的报酬。 杨小林还说，那两名杀手，一个留着长头发，外号叫“国海”，一个留着平头，外号叫“鲁毅”，他也不知道他们两人的真实名字和具体住址，只知道他们两人是四川西昌人，平时靠帮别人“办事”为生。3月21号，“国海”和“鲁毅”两人，从西昌来到了重庆，杨小林亲自接待了他们，并且给他们安排了住宿，随后，又开了两次会，和他们商量教训蔡国华的具体方案，并且做了明确的分工，告诉他们蔡国华每天都待在聚友网吧里，让他们趁机下手。 3月25号凌晨3点左右，“国海”和“鲁毅”两人，按照事先约定好的计划，手持大砍刀，冲进了聚友网吧，将蔡国华残忍杀害。杀人之后，两人立刻逃离了现场，赶到了和杨小林约定好的汇合地点。杨小林亲自开车，将他们两人送到了成都，并且给了他们2000块钱的车船费，让他们先回老家避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再给他们剩下的报酬。 “我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蔡国华，让他一辈子坐轮椅，没想到，那两个杀手下手这么狠，竟然直接把他砍死了……”杨小林低着头，声音低沉地说道，脸上没有任何愧疚之情，只有一丝慌乱和后悔，后悔自己雇请了这样残忍的杀手，也后悔自己一时冲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得知两名杀手的下落之后，专案组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追捕组，由胡坤良、王小科带队，前往四川省西昌市，追捕“国海”和“鲁毅”两名杀手，争取尽快将他们抓获归案，彻底侦破325杀人案，将所有犯罪嫌疑人，全部绳之以法。 5月28号早上，追捕组的民警们，收拾好行装，登上了前往四川西昌的火车。民警们都知道，西昌地处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地形复杂，人员流动性极大，而且他们只知道两名杀手的外号，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和具体住址，想要在西昌找到这两名杀手，无疑是大海捞针，难度极大。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追捕组的民警们，终于抵达了四川省西昌市。抵达西昌之后，民警们没有丝毫休息，立刻和当地的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请求当地警方的配合和支持。当地警方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立刻安排精干警力，配合追捕组的民警们，展开排查和追捕工作。 追捕组的民警们，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深入西昌市的各个社区、街道、网吧、旅馆、菜市场等公共场所，进行逐一排查，仔细询问每一个可能认识“国海”和“鲁毅”的人，同时，调取了西昌市的大量监控录像，排查两名杀手的行踪轨迹。 西昌的天气炎热，而且地形复杂，山路居多，民警们每天顶着烈日，穿梭在西昌的大街小巷，走访群众，排查线索，身上的警服被汗水浸湿了一遍又一遍，鞋子也磨破了，可他们并没有丝毫怨言，依旧坚持着，只为能够尽快找到两名杀手的线索，将他们抓获归案。 日子一天天过去，追捕组的民警们，在西昌排查了整整五天，走访了上百名群众，调取了大量的监控录像，可始终没有找到“国海”和“鲁毅”两名杀手的下落，甚至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找到。就在民警们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当地警方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让追捕组的民警们，重新看到了希望。 当地警方通过排查，找到了一个曾经和“国海”、“鲁毅”两人一起待过的闲散人员，据这个闲散人员交代，“国海”和“鲁毅”两人，并不是四川西昌人，而是云南省昌宁县人，他们只是常年在西昌一带活动，靠帮别人“办事”为生。而且，就在几天之前，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西昌，收拾好东西，回老家云南昌宁县去了，说是要避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云南昌宁县！”得到这个线索后，追捕组的民警们都兴奋不已，虽然又要长途跋涉，前往云南，但他们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收拾好行装，连夜驱车，赶往云南省大理市。因为昌宁县隶属于云南省保山市，距离大理市不远，而且大理市是通往昌宁县的必经之路，民警们计划先赶到大理市，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然后再前往昌宁县，展开追捕工作。 从西昌到大理，全程都是山路，路况复杂，崎岖不平，而且晚上天黑路滑，视线不好，开车非常危险。追捕组的民警们，轮流开车，不敢有丝毫停顿，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几口矿泉水，困了就用冷水洗一把脸，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只为能够尽快赶到大理，抓住两名杀手。据后来民警们回忆，这段路程，全程大约260多公里，正常情况下需要3个多小时，可因为是晚上，路况不好，他们整整开了5个多小时，才终于抵达了大理市。 抵达大理市之后，追捕组的民警们，立刻和大理市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请求当地警方的配合和支持。当地警方得知情况后，立刻安排精干警力，配合追捕组的民警们，展开排查和追捕工作，同时，调取了大理市通往昌宁县的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排查两名杀手的行踪轨迹，防止他们逃离昌宁县。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追捕组的民警们，迅速赶到了云南省昌宁县，深入昌宁县的各个乡镇、街道、村庄，进行逐一排查。民警们根据那个闲散人员提供的两名杀手的体貌特征，仔细排查每一个进出村庄、街道的人，同时，询问当地的群众和村干部，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国海”和“鲁毅”两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排查，追捕组的民警们，终于在昌宁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两名杀手的下落。据当地的村干部介绍，几天前，有两名外地男人，来到了他们村庄，一个留着长头发，一个留着平头，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住在村庄边缘的一间破旧的民房里，平时很少出门，行踪诡秘，看起来很不正常。 追捕组的民警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到了那个小村庄，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了那间破旧的民房。民警们悄悄地包围了民房，确认两名杀手就在民房里之后，立刻冲了进去。此时的“国海”和“鲁毅”两人，正坐在民房里，无所事事地看电视，看到突然冲进来的民警，顿时慌了神，想要起身逃跑，可民警们动作迅速，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冲了上去，将他们死死地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民警们当场对两名杀手进行了讯问，经过核实，确认他们两人，就是杨小林雇请来杀害蔡国华的杀手。“国海”的真名叫史国海，“鲁毅”则是卢永军，两人都是云南省昌宁县人，常年在外游荡，没有固定职业，平时就靠帮别人“出头”“办事”赚取不义之财，手上早已沾满了恶习。面对民警们摆出的证据和严厉的讯问，两人心理防线彻底崩塌，没有丝毫抵抗，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受杨小林指使、残忍杀害蔡国华的全部经过。 据史国海和卢永军交代，他们当年在西昌游荡时，偶然结识了正在搞传销的杨小林，当时杨小林出手阔绰，对他们两人颇为“关照”，一来二去，三人便有了来往。后来杨小林离开西昌，几人便断了联系，直到2005年3月中旬，杨小林突然给史国海打来电话，语气急切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承诺给他们每人一笔丰厚的报酬，让他们来重庆帮自己“教训”一个人，还特意强调“往狠里打，让他再也不能嚣张”。 两人当时正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急需用钱，听到有丰厚报酬可拿，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3月21号，他们两人凑了点路费，从西昌动身赶往重庆，抵达重庆后，杨小林亲自开车到车站接他们，将他们安排在龙溪街道一家偏僻的小旅馆里，还给了他们一笔生活费，叮嘱他们暂时不要出门，耐心等待指令。 随后的几天里，杨小林先后两次召集他们开会，详细告知了他们目标人物蔡国华的体貌特征、活动规律，反复强调蔡国华每天都会在聚友网吧上网到深夜，而且身边很少有人陪同，是下手的最佳时机。杨小林还特意给他们准备了两把半米多长的大砍刀，反复叮嘱：“只许教训他，别闹出人命，不然咱们都得完蛋。”可史国海和卢永军两人，平时就好勇斗狠，加上杨小林的反复怂恿和丰厚报酬的诱惑，早已将“别闹出人命”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只想着尽快完成“任务”，拿到报酬就逃离重庆。 3月25号凌晨2点多，史国海和卢永军按照杨小林的安排，偷偷溜出旅馆，手持大砍刀，一路摸索着赶到了聚友网吧。当时网吧里灯光昏暗，大部分上网的人都沉浸在游戏或睡眠中，十分安静。两人按照事先记住的特征，很快就找到了坐在36号桌的蔡国华，看到他正低头盯着电脑屏幕，毫无防备，两人对视一眼，立刻下定了决心。 “就是他，动手！”史国海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率先拎着砍刀冲了过去，卢永军紧随其后。没等蔡国华反应过来，史国海手中的砍刀就已经狠狠砍在了他的头部，沉闷的撞击声在安静的网吧里格外刺耳。蔡国华惨叫一声，身体猛地一震，头部瞬间涌出大量鲜血，染红了电脑屏幕和键盘。卢永军担心蔡国华没有断气，又上前朝着他的头部补砍了一刀，看着蔡国华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动静，两人才停下了手。 混乱中，史国海想起杨小林事先交代的，要找一个借口掩人耳目，便朝着惊慌失措的人群恶狠狠地喊了一句“你嫖我老婆”，随后两人拎着砍刀，趁着网吧里的人混乱逃窜之际，迅速冲出网吧，按照约定的路线，赶到了和杨小林汇合的地点。 接到两人后，杨小林看到他们身上沾着的血迹，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追问之下得知两人竟然失手杀了蔡国华，顿时也慌了神。他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蔡国华，出口恶气，没想到史国海和卢永军下手如此之狠，闹出了人命。但事已至此，杨小林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亲自开车将两人送到了成都，给了他们2000块钱的车船费，反复叮嘱他们尽快回老家避风头，千万不要露面，等风头过了，再给他们剩下的报酬。 史国海和卢永军两人也知道杀人是滔天大罪，不敢有丝毫停留，拿到钱后，立刻买了前往云南的车票，一路辗转回到了昌宁县老家，躲在村庄边缘的破旧民房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和外人联系，本以为这样就能躲过警方的追捕，却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就被专案组的民警们找上门来，落入了法网。 “我们知道杀人偿命，也知道躲不掉，这些日子，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中，生怕你们找到我们……”讯问室里，史国海低着头，声音颤抖，脸上布满了悔恨，卢永军则坐在一旁，浑身发抖，眼神空洞，再也没有了当初杀人时的凶狠模样。他们此刻终于明白，一时的贪念和凶狠，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最严厉的惩罚。 6月7号，在确认两人身份、固定好全部证据后，追捕组的民警们押解着史国海和卢永军，踏上了返回重庆的路程。火车一路疾驰，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就像这起案件中那些罪恶的过往，终将被抛在身后。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民警们顺利将两名凶手押解回渝，当火车抵达重庆火车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专案组民警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对连日来辛苦追捕的致敬，也是对正义终将到来的坚信。 史国海和卢永军的落网，让325杀人案的侦破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彻底摧毁了杨小林犯罪团伙的侥幸心理。专案组的民警们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一鼓作气，趁着这股势头，继续加大对杨小林犯罪团伙剩余成员的排查和追捕力度。根据杨小林、史国海、卢永军以及王石义、吴丹等人的供述，民警们梳理出了团伙所有成员的名单和行踪线索，分成多个抓捕小组，奔赴重庆各个区县，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民警们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凭借着缜密的侦查和顽强的毅力，先后将犯罪团伙的骨干成员熊建碧、刘建平、杨勇、周磊等人一一抓获归案。截至2005年7月初，以杨小林为首的犯罪团伙，共计18名核心成员和外围骨干，全部被警方抓获归案，无一漏网。当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专案组的民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多日来的疲惫，在这一刻都化为了欣慰。 随着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落网，这起横跨重庆、四川、云南三地，涉及杀人、贩毒、绑架、组织妇女不正当交易、放高利贷、寻衅滋事等多项罪名的重大有组织犯罪案件，终于彻底水落石出。民警们在整理案件材料时发现，仅仅警方向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就多达48本，摞起来足足有一人多高，团伙成员涉及的罪名更是达到了11项之多，每一本案卷，每一项罪名，都记录着这个犯罪团伙的累累罪行，也记录着民警们为了伸张正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据统计，从2004年杨小林纠集人员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到2005年7月团伙被彻底摧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团伙在重庆的渝北、江北、渝中、九龙坡等多个区域，大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敛财数百万元，残害群众数十人，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无法无天，丧心病狂。 在审讯过程中，杨小林犯罪团伙的成员们，纷纷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从最初的传销诈骗，到后来的贩毒、绑架、杀人，每一项罪行，都令人发指。杨小林本人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坦言，自己从刑满释放后，就一心想着发大财，想着呼风唤雨，却不愿意走正道，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还纠集了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组建犯罪团伙，大肆为非作歹，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身边的人，更伤害了无数无辜的群众。 “我后悔了，如果当初我刑满释放后，能找一份正当的工作，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会犯下这么多不可饶恕的罪行……”审讯室里，杨小林低着头，声音低沉，眼里满是悔恨，可再多的悔恨，也无法挽回那些被他伤害的生命，无法弥补他犯下的滔天罪行。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任何触犯法律的人，无论他多么嚣张跋扈，无论他多么狡猾诡秘，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后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对以杨小林为首的犯罪团伙提起公诉，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过审理，法院认定，杨小林犯罪团伙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绑架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罪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杨小林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史国海、卢永军犯故意杀人罪、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熊建碧、刘建平、王石义等其他团伙成员，根据其参与犯罪的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他们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222章 同校校友互杀？背后真相，远比想象中更悲凉 02年的初春，老天爷像是没睡醒似的，把一股子化不开的浓雾，死死裹在了厦门岛上。不同于南方盛夏的湿热，这乍暖还寒的雾，带着海水的咸腥气，黏糊糊地贴在人的皮肤上，吸进肺里都觉得发沉，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凉。路边的灌木丛挂着细密的水珠，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把石板路浸得发深，踩上去咯吱作响，稍不留意就会打滑。 远处的海平面被雾蒙成了一片灰蒙蒙的混沌，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只有每隔十几分钟，就会传来一声沉闷的轮船汽笛声，呜呜地穿透浓雾，带着几分悲凉，慢悠悠地飘过来，又慢悠悠地消散在雾里，像是在诉说着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 濒临大海的槟榔东里住宅楼，在这片浓得化不开的雾中时隐时现，像一群沉默的巨人，低着头，俯瞰着脚下这片被雾气笼罩的烟火气。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被雾模糊，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亮着的灯光，在雾中晕开一圈微弱的暖黄，勉强驱散了些许寒意。 就在这片寂静与朦胧之中，116号楼的602室，却正上演着一场足以让人头皮发麻的殊死肉搏，打破了整个小区的沉寂。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勉强能看清两个扭打在一起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混杂着雾天的潮湿气息，呛得人喘不过气。 一个身材稍矮些的青年，头上、脸上全是粘稠的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衣领上、手臂上，把浅色的衣服染成了暗红色。鲜血糊住了他的眼睛，视线变得模糊，可他的双手却死死地架住另一个高个青年砸下来的铁锤，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手臂上的青筋暴起，像是要随时断裂一般。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呼呼地喘着粗气，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刺骨的疼痛，胸口剧烈起伏，额头上的冷汗混着鲜血，不断往下滴落。 那个高个青年，长得白净偏瘦，个子比矮个青年高出小半头，此刻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龇牙咧嘴，双眼通红，里面布满了血丝，像是一头失控的野兽，脸上写满了疯狂与决绝。他双手紧握铁锤的木柄，用尽全身的力气，死死地往下压，铁锤的铁头悬在矮个青年的头顶，只要再往下沉一寸，就能砸碎他的头骨。他的嘴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像是在压抑着什么，又像是在宣泄着极致的疯狂。 矮个青年咬着牙，强忍着头部的剧痛和身体的疲惫，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他猛地攒起全身的力气，腰腹发力，手臂猛地一抬，硬生生地将高个青年的力道挡了回去，紧接着，他脚下一绊，身子顺势一推，只听“咚”的一声闷响，高个青年重心不稳，被他推倒在了身后的床上，床垫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呻吟。 不等高个青年反应过来，矮个青年立刻扑了上去，伸手就去夺他手里的铁锤，指尖死死攥住了铁锤的木柄，与高个青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高个青年被推倒后，怒火更盛，他死死攥着铁锤不放，另一只手挥了过来，狠狠砸在矮个青年的背上，矮个青年闷哼一声，后背传来一阵钝痛，可他的手却丝毫没有松开，反而攥得更紧了。 情急之下，高个青年猛地抡起铁锤，在身前乱砸一通，铁锤撞到墙壁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溅起一阵细小的墙灰。矮个青年根本不躲闪，哪怕铁锤擦着他的肩膀划过，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他也浑然不觉，只是拼尽全力，扑到床上，用自己的身子死死压住了高个青年，双腿死死缠住他的腰，不让他动弹。 高个青年被压住后，疯狂地挣扎起来，双腿猛地蹬踹着，脚后跟狠狠砸在床板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床板摇晃不止，像是要随时散架一般。矮个青年被他蹬得一个趔趄，重心不稳，从床上摔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后脑勺磕在床腿上，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眼前瞬间发黑，差点晕过去。 就是这一瞬间的空隙，高个青年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眼神里的疯狂丝毫未减，他双手抡起铁锤，朝着摔在地上的矮个青年就砸了过去，嘴里嘶吼着：“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矮个青年凭着本能，猛地一侧身，铁锤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地面上溅起一阵细小的石子，震得高个青年的手都发麻。不等高个青年再次举起铁锤，矮个青年立刻扑了上去，双手死死抱住他的双腿，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掀，高个青年再次失去重心，“噗通”一声，被他掀翻在地上，铁锤也从他手中滑落，滚到了墙角。 两个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翻滚厮打起来，衣服被扯得粉碎，身上布满了灰尘和血迹，脸上全是伤痕。矮个青年的头部伤口越来越疼，鲜血越流越多，视线越来越模糊，浑身的力气也在一点点流失，他知道，再这样下去，死的一定是自己。 情急之中，矮个青年什么也顾不上了，一张嘴，就死死咬住了高个青年的右手，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一咬，像是要把他的手指咬断一般。“啊——！”高个青年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叫，右手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手指像是要断了似的，他再也握不住铁锤，铁锤“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滚到了一边。 疼痛让高个青年变得更加疯狂，他伸出另一只手，朝着矮个青年的双眼就抠了过去，眼神里满是狠戾，想要把他的眼睛抠出来。矮个青年下意识地偏过头，同时松开嘴，伸手一把抓住了高个青年的手腕，用力一拧，高个青年又是一声惨叫，手腕传来一阵剧痛，动作瞬间慢了下来。 矮个青年抓住这个机会，猛地翻身，爬到了铁锤旁边，一把捡起了铁锤，双手紧紧握住木柄，此刻的他，脸上布满了鲜血，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决绝，像是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他抡着铁锤，朝着高个青年的面门，就要狠狠砸过去。 高个青年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上手上的疼痛，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爬起来，朝着客厅的方向疯狂跑去，想要逃离这个地方。矮个青年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视线稍微清晰了一些，他咬着牙，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拎着铁锤，一步步朝着高个青年追了过去，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疼痛难忍，可他的脚步却丝毫没有停顿。 客厅里一片昏暗，高个青年慌不择路，不小心撞到了沙发上，踉跄了一下，速度慢了下来。就在这时，矮个青年追了上来，双手抡起铁锤，朝着高个青年的后背，狠狠砸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高个青年闷哼一声，身子一软，再次倒在了地上，向前爬了几步，想要挣扎着站起来。 可矮个青年已经不给他任何机会了，他站在高个青年的身后，眼神空洞，双手紧紧握着铁锤，一次又一次，朝着高个青年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每一次砸下去，都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暗红色的粘稠液体顺着高个青年的头部流淌出来，溅在地板上、沙发上，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刺鼻难闻。 高个青年在地上浑身抽搐着，手脚不断蹬踹，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彻底没了动静，身体软软地趴在地上，再也不动了。矮个青年也站在原地，僵住了，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把染血的铁锤，铁锤上的鲜血，像一条条细小的蚯蚓，顺着木柄往下蠕动，“吧嗒、吧嗒”地滴落在他脚边的水泥地上，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 他像做了一场无比真实的噩梦，呆呆地站在原地，双目空洞，眼神呆滞，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刚才激烈打斗的画面，还有高个青年那疯狂的眼神和凄厉的惨叫。他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恐惧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彻底淹没。 就在这时，地上的高个青年，身体突然蜷缩了一下，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还有呼吸。矮个青年像是被狠狠刺了一下似的，浑身猛地哆嗦起来，吓得魂飞魄散，他以为高个青年还没死，还要来杀他。他再也不敢停留，转过身，疯了一般，扑向了房间的铁门，双手拼命地扭动着门的扶手，想要打开门，逃离这个地狱一般的地方。 可铁门已经被牢牢锁上了，无论他怎么扭动扶手，铁门都纹丝不动，只有扶手发出一阵“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诡异。他顿时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深入骨髓的惊惧和恐慌，他不顾一切地用自己的身体，狠狠撞击着铁门，“duang、duang、duang”，撞击声沉闷而有力，传遍了整个楼道，打破了小区的宁静。 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声和隐约的惨叫声，惊动了楼上的住户。很快，从楼上跑下来一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两个人一边跑，一边朝着602室的方向张望，脸上满是疑惑和紧张。跑到602室门口，他们看到那个浑身是血的矮个青年，正疯狂地撞击着铁门，脸上布满了鲜血，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样子十分吓人。 “你、你在干什么呀？”中年人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问道，声音里带着几分胆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吓人的场景，生怕激怒了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青年。 听到有人问话，矮个青年停下了撞击铁门的动作，他气喘吁吁，胸口剧烈起伏，脸上的鲜血还在不断往下淌，他抬起头，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我有个人要杀我，我、我把他杀了……你们快、快帮我报警……” 中年人听到这话，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身子猛地一哆嗦，他下意识地凑上前，透过铁门的栏杆，朝着房间里看了一眼，果然，看到客厅的过道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地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液体，场面惨不忍睹。中年人也紧张坏了，连忙问道：“这、这到底咋回事啊？你是哪个单位的？” 矮个青年此刻已经彻底慌了神，他沙哑着嗓子，十分着急，说话的声音都在不停颤抖，带着哭腔说道：“您、您别问那么多了，我是三联公司的，麻烦您快去报警，我、我被锁在屋里了，快、快一点！” 中年人不敢耽搁，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稍有延误，就可能出更大的乱子。他连忙拉着跟他一块下来的年轻人，转身就往楼上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咱们赶紧上去打电话报警啊！快！” 看着两个人跑远，矮个青年又一次扑到铁门上，用身体狠狠撞击了几下，可铁门依旧纹丝不动，丝毫没有要被撞开的迹象。他彻底绝望了，眼神里充满了无助，他猛地抬起手里的铁锤，朝着门锁的位置，狠狠砸了下去，“duang、duang、duang”，一下、两下、三下……每一次砸下去，他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门锁发出一阵刺耳的断裂声，最后，“哗啦”一声，门锁被彻底砸坏了，铁门终于被他砸开了一道缝隙。 矮个青年见状，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他用力一推，铁门被彻底推开了。他拎着那把染血的铁锤，不敢停留，三步并作两步，飞身下楼，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浓浓的浓雾之中，只留下楼道里那刺眼的血迹，和房间里那惨不忍睹的命案现场。 3月5号傍晚6点半，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厦门岛上的浓雾依旧没有散去，反而越来越浓，把整个城市裹得严严实实。厦门市公安局开元分局云当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卫东正坐在值班室里，整理着当天的值班记录，桌上的台灯亮着，晕开一圈暖黄的光，驱散了值班室里的寒意。 就在这时，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叮铃铃、叮铃铃”地响了起来，铃声急促而刺耳，打破了值班室的宁静。黄卫东连忙放下手里的笔，拿起电话，语气严肃地说道：“您好，云当派出所，请问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急促而紧张的声音，说话的语气带着几分慌乱，断断续续地说道：“民、民警同志，不好了，杀人了！槟榔东里116号602室，发生杀人案了，你们快过来！” 黄卫东的心猛地一沉，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他连忙追问：“同志，你冷静一点，慢慢说，具体是什么情况？死者是谁？凶手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西明，是这里的住户，我刚才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在602室门口撞门，他说他杀了人，里面还有一个死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你们快过来吧，太吓人了！”李西明的声音依旧十分紧张，甚至带着几分颤抖，显然是被刚才的场景吓坏了。 “好的同志，我们马上就到，请你在现场附近等候，不要随意进入现场，保护好现场，我们很快就到！”黄卫东说完，立刻挂了电话，一边迅速向分局汇报案情，一边拿起警帽和对讲机，招呼着值班的同事，迅速赶赴案发现场。 警车呼啸着驶出派出所，冲破浓浓的浓雾，朝着槟榔东里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路上，黄卫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从事民警工作多年，处理过不少案件，可如此紧急的杀人案，还是很少遇到。他不断催促着司机加快速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赶到现场，查明情况，抓住凶手。 十几分钟后，警车终于赶到了槟榔东里小区，小区里的浓雾依旧很大，能见度不足一米，黄卫东和同事们下车后，凭着李西明提供的地址，小心翼翼地朝着116号楼走去。一路上，他们看到不少住户探出头来，脸上满是疑惑和紧张，显然是听到了动静。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116号楼602室门口，李西明正站在门口，脸色惨白，浑身微微发抖，看到民警赶来，他像是看到了救星，连忙迎了上去，急切地说道：“民警同志，你们可来了，里面、里面死人了！” 黄卫东点了点头，示意李西明退后，不要靠近现场，他和同事们戴上手套和鞋套，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只见602室的防盗门，门锁已经被砸得稀烂，门锁上还沾着暗红色的血迹，显然是刚才那个矮个青年砸门时留下的。 一走进房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刺鼻难闻，黄卫东和同事们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强忍着胃里的翻涌，继续往里走。客厅通往卧室的门道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尸体趴在地上，头部朝下，暗红色的粘稠液体顺着头部流淌出来，染红了整个地板，甚至溅到了旁边的墙壁上，场面惨不忍睹，黄卫东从事民警工作多年，见过不少命案现场，可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是忍不住心头一紧，差点没吐出来。 他强忍着不适，定了定神，仔细地巡视着整个房间，开始对现场进行初步的勘察。这套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格局，还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屋子里面的布置很简单，没有太多的家具和家电，看起来不像是家庭住房，更像是一间出租屋。客厅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一张小小的茶几，茶几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东西，沙发上沾着几滴血迹，显然是打斗时留下的。 卧室里放着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衣柜，床上的被褥凌乱不堪，床垫上沾着不少血迹和灰尘，显然是刚才打斗的主战场。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支笔，还有一碗没有吃完的康师傅方便面，已经凉透了，面汤洒了一些在桌子上，风干后留下了一圈印记。 黄卫东一边勘察现场，一边让同事去联系房主，了解情况。很快，房主就匆匆赶了过来，房主是一个中年男人，名叫张通，个子不高，身材微胖，脸上满是焦急和慌乱，一走进房间，看到地上的尸体，他吓得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声音颤抖地说道：“民、民警同志，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地上的人，就、就是租我这房子的房客，怎么、怎么在我房子里出这么大事啊？我、我可怎么办啊……” 黄卫东扶了张通一把，示意他冷静下来，语气严肃地问道：“张通同志，你冷静一点，慢慢说，这个死者是什么人？你什么时候把房子租给他的？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张通定了定神，擦了擦脸上的冷汗，断断续续地说道：“民警同志，我、我也不太清楚他具体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看着白白净净的，说话带着东北口音，大概是1月中旬的时候，通过一家房地产公司租的我的房子。他租房子的时候，说他是来厦门考察的，准备在厦门投资办厂，其他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平时也很少来这里，和他也没有什么来往。” 黄卫东点了点头，一边记录着张通所说的话，一边走到尸体旁边，蹲下身，仔细地观察着尸体。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尸体头上的头发，只见死者的后脑勺上，有一个大大的血洞，伤口不规则，显然是被钝器敲开的，暗红色的粘稠液体和一些碎骨渣，从血洞里溢出来，脸上布满了绝望的神情，双眼圆睁，像是在临死前，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 黄卫东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房间的门窗，除了铁门有被撞击的痕迹，门锁有被砸坏的痕迹之外，卧室的木门和窗户都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窗户也关得紧紧的，没有任何异常。房间里面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衣柜、抽屉都完好无损，里面的东西也没有丢失，显然，凶手不是为了抢劫而来。 他继续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很快，他就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提取到了两个身份证，一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赵鹤峰，另一个叫任旭东，两个人的户籍地址，都是吉林省长春市，看起来像是同乡。 除此之外，他还在写字台上，找到了两张包裹单和两张汇款单，无论是收件地址，还是收款地址，都是长春市，收件人和收款人的名字，都写着“姐姐”，而寄件人和汇款人的名字，都是赵鹤峰。黄卫东拿起身份证，仔细比对了一下死者的面容，发现死者的长相，和赵鹤峰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模一样，显然，死者就是赵鹤峰，而那两张包裹单和汇款单，都是他寄给他姐姐的。 就在这时，分局的刑侦人员也赶到了现场，他们带着专业的勘察工具，迅速投入到了现场勘察和初步尸检的工作中。黄卫东也跟着忙活起来，一边协助刑侦人员勘察现场，一边询问张通和李西明，了解更多的情况，希望能尽快找到凶手的线索。 就在现场勘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时候，黄卫东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里面传来了值班室同事的声音，语气急促地说道：“黄哥，黄哥，不好了，中山医院保卫科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年轻人，到中山医院包扎脑袋，那个年轻人跟医生说，他杀了人，让医院赶紧报警，你们快过去看看！” 黄卫东的心猛地一动，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602室杀人案的凶手。他连忙跟身边的刑侦人员交代了几句，让他们继续在现场勘察，自己则带着一个同事，迅速赶往中山医院。 十几分钟后，黄卫东和同事赶到了中山医院，他们直接来到了医院的保卫科。一走进保卫科，就看到一个头扎绷带的青年，正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脸上还有未擦干的血迹，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身上的衣服也沾满了灰尘和血迹，看起来十分狼狈。 黄卫东仔细看了看这个青年，又看了看手里的身份证，发现这个青年，并不是另一张身份证上的任旭东，而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他走上前，语气严肃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在槟榔东里116号602室，杀了人？” 青年听到这话，身体猛地一哆嗦，抬起头，看着黄卫东，眼神里充满了惊惧和不安，眼里甚至闪着泪花，他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地说道：“我、我叫陈连东，是、是我杀了人……他、他要杀我，我是被逼无奈，才、才失手把他打死的……” 黄卫东点了点头，他仔细打量着陈连东，只见陈连东长得很壮实，身高大约一米七左右，白净的面孔上，有两道浓黑的眉毛，厚厚的嘴唇紧紧抿着，平时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朴实老实的人。可此刻，他的脸上却布满了恐惧和绝望，浑身发抖，显然是被刚才的事情吓坏了。 黄卫东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录本，语气严肃地问道：“陈连东，你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杀人？杀人之后，为什么要高喊救命？又为什么要到医院来包扎伤口？” 陈连东的眼睛里，顿时蓄满了泪水，他哽咽着，声音颤抖地说道：“民警同志，我、我没有故意要杀他，是、是他先动手要杀我的，他用铁锤砸我的头，我、我是为了自卫，才、才失手把他打死的……我、我杀了人之后，很害怕，想要逃跑，可是门被锁上了，我、我砸开门跑出来，头上流了很多血，很疼，就、就来医院包扎了，我、我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所以、所以就让医生报警了……” 黄卫东眨了眨眼睛，语调里面带着几分疑惑，他看着陈连东，问道：“你的意思是，他先侵犯了你，对你动手，你是为了自卫，才将他杀死的？” “嗯嗯嗯！”陈连东一边用力点头，一边哽咽着说道，“是、是这样的，民警同志，我、我真的没有故意要杀他，我、我是被逼无奈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黄卫东继续追问，语气严肃地说道：“那他为什么要杀你？你们是什么关系？他认识你吗？你认识他吗？” 陈连东脸上露出了一丝迷茫，他摇了摇头，哽咽着说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我、我和他根本就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手……” 黄卫东的心里，更加疑惑了，他加重了语气，问道：“你们并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你为什么会跑到槟榔东里116号602室？那个地方，是他租的房子，你不认识他，怎么会去他的住处？总不至于，是他绑架了你吧？” 陈连东连忙辩解，语气急切地说道：“民警同志，我、我的确不认识他，我、我是被他邀请过去的。他、他遇到我之后，说他有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资料，需要翻译，想请我帮忙，我、我一时心软，就答应了，跟着他一块去了他的住处，我、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杀我……” 黄卫东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看着陈连东，语气里带着几分不信任，说道：“他和你素不相识，无仇无怨，却要特意把你招到他的住处，然后对你加以谋害？陈连东，你是在跟我讲神话故事吧？编的也太玄乎了，简直是天方夜谭！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故意编造谎言，想要逃避法律的制裁？” 陈连东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浑身发抖，哆嗦着嘴唇，急切地说道：“民警同志，我、我说的全是实情，我、我没有编造谎言，我、我真的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你们、你们可以去调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黄卫东看着陈连东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可他所说的话，又实在是太不合常理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邀请一个陌生人去自己的住处，然后对他下手呢？他心里充满了疑惑，决定先将陈连东带回派出所，再慢慢审讯，查明事情的真相。 随后，黄卫东让人喊来了报案人李西明，让他辨认一下陈连东。李西明一看到陈连东，就立刻认了出来，他指着陈连东，语气肯定地对黄卫东说道：“民警同志，就是他，就是这个年轻人！3月5号晚上6点半，我在槟榔东里116号602室门口看到的，就是他，他当时浑身是血，手里举着一把铁锤，拼命地撞击铁门，嘴里还喊着救命，说他杀了人，让我快去报警！” 确认了陈连东就是案发当晚在现场的年轻人之后，黄卫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陈连东很可能就是这起杀人案的凶手。他不再犹豫，立刻让人将陈连东带回了派出所，准备对他进行详细的审讯，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3月6号，经过初步的审讯和调查，厦门市公安局开元分局，正式对陈连东执行刑事拘留。陈连东虽然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但他仍然坚持说，自己是在先受到槟榔东里116号602室的租户赵鹤峰袭击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才被迫奋力反抗，失手将赵鹤峰打死的，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随后，厦门市检察院经过审查，批准了对陈连东的逮捕申请。3月16号，厦门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正式对陈连东执行逮捕，将他关押在了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里，陈连东成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精神状态十分不好。他每天都坐在牢房的角落里，眼神空洞，神情呆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没有故意要杀他，我是被逼无奈的，我是自卫，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他仍然不停地上诉，坚称自己是正当防卫，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判决。 可问题是，赵鹤峰已经死了，当时在现场的，只有陈连东和赵鹤峰两个人，没有其他的目击者，俗话说，死无对证，陈连东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人能确定。这起看似简单的杀人案，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一道难题，摆在了厦门市公安机关的面前。 厦门市公安局局长欧局长，在得知这起案件的情况之后，十分重视，他专门召开了案件分析会，在会上，他严肃地指出：“同志们，我们公安机关，处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把守着法律的第一道关口，我们绝不允许在我们手里出现差错，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里面有很多疑点，我们一定要查实查准，深入调查，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为检察院、法院的定性，提供有力的支撑。案子越难，越能衡量出我们公安部门的执法水准，这是对我们最严峻，也同时是最好的考验，希望大家全力以赴，尽快查明案件的真相！” 最后，欧局长亲自点了预审处一科科长陈天福的将，让他负责此案的审讯和调查工作，务必尽快查明案件的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正，给社会一个交代。 陈天福，是厦门市公安局预审处的老科长，从事预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心思缜密，办事严谨，曾经处理过很多疑难杂案，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接到任务之后，陈天福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全身心投入到了案件的工作中。他和预审员段丽琴一起，披挂上阵，决心要攻克这起疑难重重的杀人案，查明事情的真相。 在办公室里，陈天福斜倚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案件的卷宗，仔细地翻阅着，眉头紧紧皱着，脸上露出了沉思的神情。他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一边翻阅，一边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圈圈画画，标注出疑点和重点。段丽琴坐在他的对面，也在认真地翻阅着卷宗，时不时地抬头，和陈天福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 过了很久，陈天福放下卷宗，把卷宗推给段丽琴，语气严肃地说道：“丽琴，你也看完了，说说你的看法。我觉得，从卷宗上看，这起案件，有很多地方违反常规，不像是一起简单的故意杀人案，也不像是陈连东所说的正当防卫那么简单，最重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段丽琴点了点头，拿起卷宗，说道：“陈科长，我也觉得这起案件很可疑。我看了陈连东的供述，他说他和赵鹤峰素不相识，是赵鹤峰主动邀请他去住处，帮忙翻译计算机方面的资料，然后赵鹤峰突然对他下手，他是自卫失手杀了人。可我觉得，这太不合常理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邀请陌生人去自己的住处，还突然对他下手呢？” 陈天福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对，这就是第一个疑点。陈连东反复交代，他是3月5号，也就是案发当天中午，才第一次认识赵鹤峰的，他的口供，到底可信不可信？还有，赵鹤峰来自吉林长春，而陈连东，在吉林工业大学读过书，两个人都和吉林有着联系，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我觉得，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 “第二个疑点，”陈天福继续说道，“陈连东杀赵鹤峰的动机，除了他所说的防卫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理由，显得非常模糊，不明确。如果他真的是故意杀人，那他的动机是什么？抢劫？仇杀？情杀？都不像。现场没有被翻动的痕迹，赵鹤峰身上的财物也没有丢失，显然不是抢劫；两个人素不相识，无仇无怨，也不可能是仇杀；而且两个人都是男性，也不存在情杀的可能。这一点，非常可疑。” “第三个疑点，”陈天福顿了顿，继续说道，“陈连东为什么在杀人之后，不仅没有逃跑，反而高喊救命，还主动到医院，让医生报警，投案自首？如果他是故意杀人，想要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应该立刻逃跑，隐藏起来，而不是主动投案自首。如果他不是故意杀人，是正当防卫，那他高喊救命，主动投案自首，倒是说得通。可问题是，他所说的正当防卫，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而且还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也非常可疑。” 段丽琴点了点头，深有同感地说道：“陈科长，你说得太对了。我也觉得，这三个疑点，是解开这起案件的关键。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无论是赵鹤峰杀陈连东，还是陈连东杀赵鹤峰，都缺乏最重要的一条——动机，没有必要的因果关系。赵鹤峰为什么要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陈连东如果不是自卫，为什么要杀赵鹤峰？这一点不弄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下结论，也没有办法给案件定性。” 陈天福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这起案件，疑点重重，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必须深入调查，找到确凿的证据，才能查明事情的真相。经过我和你的研究，我们决定，采取三条措施，开展调查工作。” “第一条，”陈天福说道，“我们立刻向长春市公安机关发函，请求他们协助调查，查明死者赵鹤峰的身份背景、社会关系、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等情况，看看赵鹤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来厦门，为什么会租住在槟榔东里116号602室。” “第二条，”陈天福继续说道，“我们再对杀人现场，也就是槟榔东里116号602室，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勘察。第一次勘察，我们可能有遗漏的地方，这一次，我们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仔细搜查现场的每一个角落，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比如赵鹤峰的遗留物品、作案工具的其他痕迹，或者是一些能证明陈连东供述真假的证据。” “第三条，”陈天福说道，“我们再次提审陈连东，对他进行详细的审讯，耐心细致地询问他案发当天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他和赵鹤峰相遇的过程、一起去住处的过程、打斗的过程，等等，看看他的供述，有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有没有漏洞，同时，也观察他的神情和反应，判断他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段丽琴点了点头，说道：“好的陈科长，就按你说的办。我们分工合作，尽快开展调查工作，争取早日查明案件的真相。” 随后，陈天福立刻亲自起草了协查函，向长春市公安机关发去了请求协查赵鹤峰的传真件，请求长春警方，协助调查赵鹤峰的相关情况。紧接着，他和段丽琴一起，带着勘察工具，再次赶往槟榔东里116号602室，对现场进行重新勘察。 他们赶到现场之后，找到了房主张通，让他打开了房门。张通依旧是一脸的焦急和慌乱，他看着陈天福和段丽琴，说道：“民警同志，你们怎么又来了？这房子，我一直都没有动过，里面的东西，也都和案发当天一样，一点都没有少。” 陈天福点了点头，语气严肃地说道：“张通同志，辛苦你了。我们这次来，是想再对现场进行一次细致的勘察，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好的好的，民警同志，我一定配合，我一定配合！”张通连忙点头说道，“你们放心，我绝对不打扰你们的工作，你们想怎么勘察，就怎么勘察。” 随后，陈天福和段丽琴走进了房间，开始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察。他们从客厅开始，一点点地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沙发底下、茶几旁边、墙角旮旯，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 接着，他们走进了卧室，重点对卧室进行了勘察。卧室的写字台，是他们勘察的重点，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写字台的每一个抽屉，仔细地检查着里面的每一件物品，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把堆放在桌面上的每一本书，都细细地翻了一遍，希望能找到一些夹在书里的线索。 就在这时，段丽琴在写字台的一角，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远东英汉词典》，另一本是《新编英汉计算机缩略语大词典》，两本书都有些陈旧，看起来像是经常被翻阅。段丽琴拿起两本书，仔细地翻了翻，没有发现任何夹在书里的线索，她把书递给陈天福，说道：“陈科长，你看，这里有两本词典，一本是普通的英汉词典，另一本是计算机专业的英汉缩略语词典，不知道和案件有没有关系。” 陈天福接过词典，仔细地看了看，说道：“这两本词典，很可能和陈连东所说的，帮赵鹤峰翻译计算机方面的资料有关。陈连东说，赵鹤峰请他帮忙翻译计算机方面的说明书，他因为计算机专业英语词汇不熟，还问赵鹤峰有没有词典，看来，这两本词典，就是赵鹤峰当时拿出来的，或者是陈连东带来的。我们先把这两本词典收好，作为物证，回去之后，再仔细检查。” 随后，他们又对卧室的床、衣柜、墙角等地方，进行了细致的勘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卧室，去厨房和卫生间勘察的时候，段丽琴在客厅的沙发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袋，手提袋看起来很普通，上面没有任何图案和标志。 段丽琴拿起手提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份个人简历，还有一张厦门市人才市场交流信息表。她把手提袋递给陈天福，说道：“陈科长，你看，这里有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个人简历和人才市场的信息表，不知道是谁的。” 陈天福接过手提袋，仔细地看了看里面的个人简历和信息表，个人简历上的名字，没有填写，信息也不完整，只有一些基本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介绍，厦门市人才市场交流信息表上，也没有填写名字和相关信息。他皱了皱眉头，转身对站在门口的张通，以严肃的口吻问道：“张通同志，这个手提袋，是你的吗？房间里的东西，你有没有动过？” 张通连忙摇了摇头，紧张地说道：“民警同志，这个手提袋，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手提袋。房间里的东西，我也什么都没有动过，自从案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这个房间，除了你们第一次来勘察的时候，我跟着进来过一次之外，我就再也没有进来过。不过，民警同志，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要隐瞒。”陈天福说道。 张通犹豫了一下，说道：“民警同志，我说实话， 如果你们晚来一天，我就准备让捡破烂的，来处理掉这些杂物了。我觉得，这个房子里发生了杀人案，太不吉利了，我想赶紧把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然后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再租出去，不然，以后肯定没有人愿意租我的房子了。” 陈天福听到这话，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语气沉重地说道：“张通同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是杀人案的现场，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可能是重要的物证，哪怕是一张纸片，都可能成为解开案件真相的关键，你怎么能随便让捡破烂的来处理呢？如果这些物证被破坏了，我们就很难查明案件的真相了！” 张通被陈天福说得满脸通红，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民警同志，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没有想到这么多，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一定好好保护现场，绝对不随便动里面的任何东西，直到案子结了为止。” 陈天福点了点头，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好了，知道错了就好。我现在郑重地叮嘱你，在案子没有结之前，现场有关死者的物件，哪怕是一张纸片、一根头发，都不能拿出房门，也不能随便翻动、破坏，更不能让任何人进入现场，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明白吗？” “明白明白，民警同志，我明白了，我一定记住你的话，绝对不违反，一定好好保护现场！”张通连忙点头说道，语气十分诚恳。 随后，陈天福和段丽琴又对厨房和卫生间，进行了细致的勘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勘察完现场之后，他们收好勘察工具和提取到的物证，离开了槟榔东里，返回了派出所，准备对陈连东进行再次审讯。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十分严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陈天福和段丽琴，坐在审讯桌的对面，静静地望着坐在对面凳子上的陈连东。陈连东穿着一身囚服，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眼神空洞，神情呆滞，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憔悴，和刚被逮捕时相比，又瘦了一大圈。 陈连东长得很壮实，身高大约一米七左右，白净的面孔上，有两道浓黑的眉毛，厚厚的嘴唇紧紧抿着，平时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朴实老实的人。可此刻，他的脸上却布满了疲惫和绝望，双手局促不安地搓着，双腿微微发抖，抬起脸时，眼中露出紧张而又怯惧的目光，不敢直视陈天福和段丽琴的眼睛。 陈天福定了定神，语气严肃而缓和地问道：“陈连东，你是何时、何故，被公安机关拘留的？” 陈连东听到问话，身体微微一哆嗦，他抬起头，看了陈天福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声音沙哑地说道：“我、我是3月6号，因为杀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 “你在这之前的交代，是否属实？”陈天福继续问道。 “是、是属实的，民警同志，我、我之前所说的，都是实话，我、我没有撒谎，我、我真的是被逼无奈，才失手杀了他的……”陈连东一边说，一边用力点头，眼里又泛起了泪水。 “好，既然你说你之前的交代是属实的，那你再把杀人的经过，如实的交代清楚，每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尽量讲得详细一些，明白吗？”陈天福说道，语气缓和了一些，希望能让陈连东放松下来，说出更多的细节。 陈连东犹豫了一会儿，低下头，陷入了沉思，像是在回忆案发当天的每一个细节。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陈天福，眼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惧，说道：“民警同志，我、我可以从头讲起吗？案发当天的事情，太可怕了，我、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陈天福往前倾了倾身子，语气缓和地说道：“当然可以，你慢慢讲，不要着急，每一个细节，都要讲清楚，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不要遗漏，我们会认真听的，也会相信你所说的实话。” 陈连东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一边回忆，一边缓缓地说道：“3月5号中午1点05分左右，我从单位，也就是厦门三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来，因为我下午没有什么事，就打算出去办点事。我先坐中巴车，到了宝龙中心，然后转乘210路公交车，到祥云站下车，然后步行，走到了厦门市人才交流中心。” 陈天福听到这里，打断了陈连东的话，问道：“你到人才交流中心，干什么去？” 陈连东抬起头，说道：“我去人才交流中心，是因为我的两个同学，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他们分在了北方工作，他们觉得北方的工作环境不好，工资也不高，就想到厦门来工作，让我去人才交流中心，帮他们联系一下工作，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抄一份招聘信息回去，方便他们参考。我到了人才中心之后，就在大厅里的招聘展板前，一点点查看招聘信息，一边看，一边把合适的岗位、公司地址和联系电话，抄在我的笔记本上。” “大概下午两点半左右，我正抄到一半，一个身材偏高、白白净净的男青年，就走到了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就是后来要杀我的赵鹤峰。他脸上带着笑，语气很客气，问我是不是懂计算机，说他有一份计算机相关的英文资料，急着要翻译出来，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懂，看我一直在关注技术类岗位，觉得我可能懂，想请我帮忙。” 陈连东咽了口唾沫，眼神里闪过一丝后怕，继续说道：“我当时也没多想，想着举手之劳，而且他说话很客气，还说会给我一点翻译费。我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虽然不是纯计算机，但基础的计算机知识还是懂的，英文也能看懂个大概，就答应了他。我跟他说，我计算机专业的英文词汇不是很熟，可能翻译起来有点慢，他说没关系，他那里有词典，可以帮我参考，还说他的住处就在附近，走路十几分钟就能到，让我跟他一起过去拿资料和词典。” “我当时看他穿着干净，说话也斯文，不像是坏人，就没多想，跟着他离开了人才交流中心。一路上，他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比如我在厦门哪个单位工作、老家是哪里的，我都如实跟他说了，我说我在三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班，老家是福建本地的，在吉林工业大学读的书。他听到吉林工业大学的时候，眼神愣了一下，停顿了几秒，又接着跟我聊别的，说他也是东北来的，老家在长春，来厦门考察项目，暂时租住在槟榔东里。” “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反应就很反常，只是我那时候没在意。我们走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槟榔东里小区，小区里的雾很大，能见度很低，他带着我拐了几个弯，就走到了116号楼，然后带我上了6楼，打开了602室的房门。开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用的是一把普通的铜钥匙，开门之后，房间里黑漆漆的，他没有开灯，只说了一句‘屋里有点暗，你将就一下，资料在卧室的写字台上’。”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明明是白天，就算雾大，开个灯也能看得清楚，可他却不开灯，而且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混杂着一点说不清的味道，不像有人长期住在这里的样子。我跟着他走进卧室，他指了指写字台，说资料就在上面，我刚走到写字台旁边，准备伸手去拿，突然就感觉后脑勺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眼前瞬间发黑，差点栽倒在地。” “我下意识地转过身，才发现他手里多了一把铁锤，刚才就是他用铁锤砸的我。他脸上的笑容早就没了，眼神变得通红，布满了血丝，跟疯了一样，朝着我就抡起铁锤砸过来，嘴里还嘶吼着‘你去死吧！你去死吧！’。我当时吓得魂飞魄散，根本来不及多想，只能下意识地抬手去挡，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陈连东的声音越来越颤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节泛白，脸上布满了痛苦的神情：“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我跟他无冤无仇，只是好心帮他翻译资料，他怎么能突然对我下这么狠的手。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去，我知道，我不反抗，就一定会被他打死。” “打斗的时候，我看到写字台上放着两本词典，就是你们后来找到的那两本，一本普通英汉词典，一本计算机专业的缩略语词典，我当时还下意识地想，他果然有词典，可那时候根本没时间多想，只能拼尽全力跟他争夺铁锤。他力气很大，一开始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头上被砸了好几下，鲜血一直流，视线都变得模糊了。” “我记得我好几次都被他推倒在地，他每次都趁机抡起铁锤要砸我，我都是凭着本能躲开的。后来我实在被逼急了，就咬了他的右手，他疼得叫了起来，动作慢了一点，我才趁机抢到了铁锤，然后反过来追他。我当时已经被打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知道他要杀我，我要保护自己，所以才会一次次砸下去，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动了。” 陈连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哽咽着说道：“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砸倒他之后，还以为他死了，吓得浑身发抖，想要赶紧逃跑，可没想到铁门被锁上了，我怎么也打不开，只能拼命撞门、砸锁。后来我砸开了门，头上的血越流越多，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想到了去中山医院包扎，我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我也不敢跑，就跟医生说了实话，让他们报警，我愿意承担后果，但我真的是自卫。” 陈天福静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审讯桌，眉头依旧紧紧皱着，眼神里的疑惑丝毫没有减少。他看了一眼身边的段丽琴，段丽琴也正皱着眉，手里快速记录着陈连东的供述，时不时抬头看一眼陈连东，观察着他的神情。 等陈连东说完，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陈天福才缓缓开口，语气严肃地问道：“陈连东，你再仔细想一下，赵鹤峰带你去出租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比如一路上不停看四周，或者开门的时候很谨慎？还有，他砸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别的话？除了‘你去死吧’，有没有提到其他人，或者什么事情？” 陈连东闭上眼睛，用力回想了一会儿，眉头紧紧皱着，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像是在努力回忆着那些可怕的细节。过了几分钟，他才缓缓睁开眼睛，说道：“反常的举动……好像有。一路上，他确实时不时地回头看，像是在提防什么人，而且走到116号楼楼下的时候，他还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确认没人跟着，才带我上楼。开门的时候，他也是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然后才拿出钥匙开门。” “还有，他砸我的时候，除了喊‘你去死吧’，好像还说了一句‘都是你害的’，但声音很小，我当时被打懵了，也不确定是不是我听错了。另外，他拿出的那份资料，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全是英文，上面有很多计算机相关的术语，我也看不懂，后来打斗的时候，那份资料好像被撕烂了，散落在地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 陈天福点了点头，在笔录本上记了下来，然后继续问道：“那份资料，我们第一次勘察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可能是打斗过程中被撕烂、散落，或者被其他东西覆盖了，我们后续会再去现场仔细搜查。另外，你再想一下，赵鹤峰的右手，被你咬得有多严重？他的穿着打扮，除了白白净净、偏高，还有没有其他特点？比如身上有什么味道，或者戴着什么饰品？” “他的右手，被我咬得很重，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应该是咬到了他的手指，我能感觉到牙齿咬到骨头的声音，他疼得叫得特别凄厉。”陈连东回忆着当时的场景，身体又开始微微发抖，“他穿着一件浅色的夹克，深色的裤子，鞋子是白色的运动鞋，看起来很干净。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有一点淡淡的烟味，不重。至于饰品，他手上没有戴戒指，脖子上也没有戴项链，耳朵上也没有耳钉，看起来很普通。” 段丽琴这时开口问道：“陈连东，你说你帮同学抄招聘信息，你的笔记本呢？上面有没有你抄的招聘信息？还有，你和赵鹤峰在人才交流中心相遇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看到？比如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找工作的人？” “我的笔记本，当时落在了人才交流中心的展板旁边，因为赵鹤峰催得比较急，我一时大意，就忘了拿。”陈连东说道，“至于有没有其他人看到，我不清楚，当时人才中心里有不少人，大家都在忙着看招聘信息、填表格，没有人特意注意我们，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我们说话、一起离开。” 陈天福放下笔录本，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盯着陈连东，语气严肃地说道：“陈连东，你今天所说的这些，我们都会一一核实。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我们一定会还你一个公正；但如果你敢编造谎言，隐瞒实情，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我们也一定会查明真相，依法处理，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明白！”陈连东连忙用力点头，眼里满是恳求，“民警同志，我说的全是实话，没有一句谎言，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好好调查，查明他为什么要杀我，证明我的清白，我真的是被逼无奈才还手的。” 陈天福点了点头，示意身边的民警把陈连东带回牢房，然后拿起桌上的笔录本，和段丽琴一起走出了审讯室。回到办公室，两人坐在椅子上，都陷入了沉思，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浓雾，依旧在缓缓弥漫，像是要把所有的真相，都裹在这朦胧之中。 “陈科长，你觉得陈连东说的是真的吗？”段丽琴率先打破了寂静，语气里带着几分疑惑，“他的供述，虽然细节很详细，也能和我们找到的一些物证（比如词典）呼应上，但还是有很多疑点，比如赵鹤峰为什么要提防别人？为什么要说‘都是你害的’？还有那个手提袋里的空白简历，到底是谁的？” 陈天福揉了揉眉心，缓缓说道：“不好说。他的供述，看起来很真实，情绪也很到位，尤其是回忆起被袭击的细节时，那种恐惧和无助，不像是装出来的。而且他提到的赵鹤峰的反常举动，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痕迹——赵鹤峰是主动邀请他进去的，目的就是要袭击他。” “但疑点也确实很多。”陈天福顿了顿，继续说道，“第一，赵鹤峰说‘都是你害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陈连东说和他素不相识，那赵鹤峰为什么会觉得陈连东害了他？第二，那个空白简历和人才市场信息表，到底是谁的？如果是赵鹤峰的，他为什么不填写信息？如果是别人的，那个人又和这起案件有什么关系？第三，陈连东说的笔记本，落在了人才交流中心，我们必须尽快去取回来，核实他所说的‘帮同学抄招聘信息’是否属实，同时也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目击者。” “还有，长春警方那边，还没有传来协查反馈。”段丽琴补充道，“我们必须尽快拿到赵鹤峰的详细背景信息，看看他的社会关系里，有没有和陈连东有交集的人，有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他来厦门，到底是真的考察项目，还是有其他目的。另外，我们还要再去现场一次，重点搜查那份被撕烂的英文资料，还有赵鹤峰被咬伤的右手痕迹，进一步核实陈连东的供述。” 陈天福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地说道：“没错，这些都要尽快落实。你现在立刻带人去厦门市人才交流中心，找到陈连东所说的笔记本，询问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当时在场的人，看看有没有人记得陈连东和赵鹤峰，有没有人看到他们一起离开。我留在单位，联系长春警方，催促他们尽快反馈协查信息，同时再梳理一下现场提取的物证，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细节。” “好的陈科长，我马上就去！”段丽琴立刻站起身，拿起警帽和对讲机，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陈天福坐在椅子上，拿起桌上的卷宗，再次翻到了现场勘察的部分，目光落在了那两本词典和黑色手提袋的照片上。窗外的浓雾依旧没有散去，汽笛声偶尔传来，带着几分悲凉，像是在诉说着这起命案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知道，这起案件，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而那个隐藏在浓雾背后的真相，或许就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之中，等待着他们一点点去揭开。 与此同时，段丽琴已经带着民警赶到了厦门市人才交流中心。此时的人才中心，依旧有不少人在大厅里查看招聘信息，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接待着前来咨询的人。段丽琴找到人才中心的负责人，表明了身份和来意，说明要寻找陈连东遗落的笔记本，同时询问相关的目击者。 负责人得知情况后，十分配合，立刻召集了当天下午值班的工作人员，逐一进行询问。一开始，工作人员都表示没有印象，毕竟当天来的人很多，没有人特意留意两个陌生青年的谈话。就在段丽琴快要失望的时候，一位负责整理招聘展板的保洁阿姨，突然开口说道：“我好像记得这两个人，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在东边的展板旁边打扫卫生，看到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个子青年，拍了拍一个正在抄招聘信息的小伙子的肩膀，两个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就一起离开了。” 段丽琴眼前一亮，连忙上前一步，语气急切却温和地问道：“阿姨，麻烦您再仔细想想，那个抄招聘信息的小伙子，是不是长得壮实一些，穿着浅色的工作服？还有那个高个子青年，是不是穿着浅色夹克、白色运动鞋，说话带着一点东北口音？” 保洁阿姨皱着眉头，仔细回想了片刻，缓缓点头说道：“对对对，你说的没错！那个抄信息的小伙子，是挺壮实的，穿的好像是浅色的衣服，低着头一直在写写画画，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那个高个子的，确实穿的浅色外套，鞋子是白的，说话有点东北腔，声音不高，挺斯文的样子。他们俩站在展板旁边说了也就两三分钟，高个子的一直在摆手，好像是在请那个小伙子帮忙，然后那个小伙子就合上笔记本，跟着他从大门出去了。” “那您还记得，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吗？还有，那个小伙子的笔记本，您有没有看到落在展板旁边？”段丽琴继续追问，手里的笔快速记录着阿姨的每一句话，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离开的时候，好像是往西边走的，那边就是槟榔东里的方向，走路也就十几分钟。”保洁阿姨指了指人才中心大门西侧的方向，又说道，“笔记本啊……我想想，他们走了之后，我去打扫那块儿，确实看到展板底下掉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封皮有点磨损，我以为是哪个找工作的人不小心落下的，就捡起来放在了展板旁边的服务台，想着有人回来找，就没敢动。” 段丽琴心中一喜，连忙向保洁阿姨道谢，随后立刻带着民警赶到服务台，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询问那个黑色笔记本的下落。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核对了段丽琴的身份后，很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递了过来说：“民警同志，你说的应该是这个，昨天下午保洁阿姨捡过来的，一直没人来认领，我就收起来了。” 段丽琴接过笔记本，入手沉甸甸的，封皮确实有明显的磨损，上面没有任何名字和标记。她小心翼翼地翻开笔记本，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招聘信息，字迹工整，标注的大多是机械类、技术类的岗位，公司地址也多集中在厦门岛内，还有一些备注的联系方式，和陈连东供述的“帮同学抄招聘信息”完全吻合。更让她惊喜的是，笔记本最后一页，还写着两个东北的手机号码，备注着“同学”二字，显然就是陈连东所说的，让他帮忙找工作的两位同学。 “太好了！”段丽琴低声说道，她立刻让身边的民警拍下笔记本内页的照片，留存证据，随后又向服务台工作人员和保洁阿姨做了详细的笔录，留下联系方式，叮嘱他们如果再想起任何相关细节，立刻联系警方。做完这一切，段丽琴带着笔记本和笔录，匆匆离开了人才交流中心，赶往单位，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天福。 与此同时，陈天福的办公室里，传真机正“嗡嗡”地运转着，长春警方的协查反馈终于传了过来。陈天福快步走到传真机旁，拿起刚打印好的协查函回复，目光快速扫过，眉头却越皱越紧，脸上的神情也变得愈发严肃。 协查反馈上写着：死者赵鹤峰，男，26岁，吉林省长春市人，无固定职业，曾在长春当地从事过计算机配件销售生意，两年前因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被多名债权人追讨，期间曾有过一次故意伤害他人的记录，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赵鹤峰的社会关系简单，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姐姐，长期在长春生活，两人联系不多，其姐姐表示，赵鹤峰半年前离开长春，说要去南方“闯一闯”，具体去了哪里、做什么，她并不清楚，也没有收到过赵鹤峰的任何消息，包括那两张包裹单和汇款单，她也从未收到过。 更关键的是，协查反馈中提到，赵鹤峰在离开长春前，曾多次向身边的人打听一个名叫任旭东的男子的下落，言语间充满了怨恨，甚至扬言“找到他，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而这个任旭东，正是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另一张身份证的主人，男，27岁，同样是吉林省长春市人，和赵鹤峰是同乡，两人曾合伙做过计算机配件生意，后来因账目纠纷反目成仇，任旭东卷走了两人合伙的剩余资金，从此失踪，下落不明。更让人震惊的是，任旭东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和陈连东是同校校友！ 陈天福拿着协查反馈，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深邃，脑子里快速梳理着这些线索。赵鹤峰找任旭东复仇，任旭东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而陈连东也毕业于这所学校，又恰好被赵鹤峰在人才交流中心遇到——难道，赵鹤峰是把陈连东当成了任旭东？所以才会主动邀请他去出租屋，趁机下手？那句“都是你害的”，也根本不是对陈连东说的，而是对他误以为的“任旭东”说的？ 这个推测，似乎能解开之前的所有疑点。赵鹤峰来厦门，根本不是为了考察项目，而是为了寻找任旭东；他租住在槟榔东里，是为了隐藏行踪，方便寻找；他在人才交流中心主动搭话陈连东，是因为陈连东和任旭东同校，或许身形、气质有相似之处，再加上陈连东当时在看技术类岗位，和任旭东的专业也契合，让赵鹤峰彻底认错了人；他一路上提防别人、开门前仔细倾听，是因为他本身身负债务，又在寻找仇人，内心充满了警惕；而那两张包裹单和汇款单，或许是赵鹤峰故意伪造的，目的是为了伪装自己的身份，迷惑他人。 就在陈天福陷入沉思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段丽琴拿着黑色笔记本，快步走了进来，脸上带着难掩的兴奋：“陈科长，太好了！我们找到陈连东遗落的笔记本了，上面的招聘信息，和他供述的完全一致，最后一页还有他两位同学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核实他帮同学找工作的事情。另外，我们还找到了一位目击者，就是人才中心的保洁阿姨，她亲眼看到赵鹤峰和陈连东在展板旁谈话，然后一起离开，证词也和陈连东的供述能对应上！” 段丽琴一边说，一边把笔记本和笔录递给陈天福，可当她看到陈天福脸上严肃的神情时，兴奋的语气渐渐缓和下来：“陈科长，怎么了？是不是长春警方那边有消息了？” 陈天福点了点头，把长春警方的协查反馈递给她，说道：“你看看这个，长春警方那边有重大发现。赵鹤峰来厦门，根本不是考察项目，而是为了寻找一个叫任旭东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另一张身份证的主人，和赵鹤峰合伙做生意，后来卷款失踪，赵鹤峰一直想找他复仇。而且，任旭东和陈连东，是同校校友，都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的。” 段丽琴快速看完协查反馈，眼睛瞬间睁大，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情：“您的意思是……赵鹤峰认错人了？他把陈连东当成了任旭东，所以才对陈连东下手？” “没错，这应该就是真相。”陈天福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地说道，“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赵鹤峰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下手，为什么要说‘都是你害的’，为什么陈连东的供述看似不合常理，却能和所有的物证、目击者证词对应上。赵鹤峰因为复仇心切，再加上陈连东和任旭东同校，又在人才交流中心看技术类岗位，让他产生了误判，把陈连东当成了任旭东，才精心策划了这场袭击。” 段丽琴恍然大悟，脸上的疑惑彻底消散：“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核实任旭东的身份，还有他和陈连东的关系，看看两人是不是真的有相似之处，也看看任旭东现在到底在哪里。另外，我们之前安排人再去现场搜查那份被撕烂的英文资料，说不定也能找到新的线索，比如资料上有没有任旭东的名字，或者和他们生意相关的内容。” “你说得对。”陈天福说道，“你现在立刻安排两件事，第一，联系陈连东笔记本上的两位同学，核实陈连东帮他们抄招聘信息的事情，同时询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任旭东这个人，看看陈连东和任旭东有没有交集。第二，通知勘察人员，重点搜查案发现场的卧室和客厅角落，尤其是写字台附近，务必找到那份被撕烂的英文资料碎片，看看能不能提取到有用的信息。” “好的陈科长，我马上就去安排！”段丽琴立刻站起身，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陈天福叫住了她，补充道，“另外，再给长春警方发一份协查函，请求他们协助调查任旭东的下落，查明任旭东最近几年的行踪，看看他有没有来过厦门，和赵鹤峰有没有过接触，还有，他和陈连东之间，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 “明白！”段丽琴点了点头，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陈天福再次拿起那份协查反馈，目光落在了赵鹤峰和任旭东的信息上，眉头又微微皱了起来。虽然目前的线索已经能初步还原案件的真相，但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黑色手提袋，里面的空白简历和人才市场信息表，到底是谁的？如果是赵鹤峰的，他为什么要准备空白简历？如果是任旭东的，任旭东又为什么会把简历落在赵鹤峰的出租屋里？ 窗外的浓雾，依旧没有散去，反而比之前更浓了，将整个厦门岛裹得严严实实，仿佛要把所有的秘密都隐藏在这片朦胧之中。陈天福知道，虽然他们已经找到了案件的关键线索，但调查还没有结束，那个隐藏在浓雾背后的最终真相，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和挖掘。而任旭东的下落，无疑是解开所有疑点的关键。 当天下午，好消息接连传来。首先，段丽琴联系上了陈连东的两位同学，两位同学均表示，确实曾委托陈连东帮忙在厦门寻找工作，让他抄录招聘信息，两人也都证实，陈连东确实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但他们从未听说过任旭东这个人，也不清楚陈连东和任旭东之间有任何交集。 紧接着，勘察人员传来消息，他们在案发现场卧室的写字台底下，找到了一些被撕烂的英文资料碎片，碎片大多残缺不全，但经过拼接，能隐约看到上面有“计算机配件”“货款”“合作”等字样，还有一个模糊的名字缩写——“Ren x.d”，结合现场找到的任旭东身份证，基本可以确定，这份英文资料，就是赵鹤峰和任旭东合伙做生意时的相关文件，也是赵鹤峰寻找任旭东的重要线索。 而最让人振奋的是，长春警方传来了最新的协查反馈，他们找到了任旭东的下落。任旭东卷走赵鹤峰的资金后，并没有离开长春，而是隐姓埋名，在长春当地打零工，从未去过厦门。而且，长春警方核实后发现，任旭东的身形和陈连东有几分相似，都是中等身材、偏壮实，再加上两人都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从事的都是和技术相关的行业，也难怪赵鹤峰会在人才交流中心，把陈连东误认成任旭东。 至于那个黑色手提袋里的空白简历和人才市场信息表，长春警方也给出了答案——经过核实，那份空白简历和信息表，确实是赵鹤峰准备的。赵鹤峰来厦门寻找任旭东时，得知任旭东曾在厦门的人才市场找过工作，于是就准备了空白简历和信息表，伪装成找工作的人，在人才市场蹲守，寻找任旭东的踪迹，只是没想到，还没找到任旭东，就误把陈连东当成了他，从而引发了这场悲剧。 所有的疑点，终于全部解开了。 陈天福和段丽琴再次提审了陈连东，当他们把赵鹤峰的背景、任旭东的情况，以及赵鹤峰误认他的真相，一一告诉陈连东时，陈连东整个人都愣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积压多日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哽咽着说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没有撒谎，我真的不认识他，我真的是被逼无奈才还手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认错人，把我当成了别人……” 看着陈连东崩溃大哭的样子，陈天福和段丽琴的心里，也充满了唏嘘。一场因复仇心切引发的误认，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身陷囹圄，原本可以拥有各自的人生，却因为一场荒唐的误会，彻底改写了命运。 随后，陈天福和段丽琴整理了所有的证据——陈连东的供述、保洁阿姨的目击者证词、黑色笔记本、英文资料碎片、长春警方的协查反馈、现场勘察记录等，所有的证据都能相互印证，清晰地还原了案件的全部真相：赵鹤峰因生意失败，被任旭东卷走资金，心生怨恨，前往厦门寻找任旭东复仇，在人才交流中心，误将同校校友陈连东认成任旭东，以请其翻译计算机资料为由，将陈连东骗至出租屋，意图用铁锤将其杀害，陈连东为了自保，奋力反抗，失手将赵鹤峰打死，随后主动投案自首。 案件侦查终结后，厦门市公安局开元分局将案件移送至厦门市检察院，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陈连东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赵鹤峰死亡的严重后果，构成防卫过当，依法以故意伤害罪（防卫过当）对陈连东提起公诉。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事实和证据，认可了陈连东的防卫意图，同时认为其防卫过当，结合其主动投案自首、认罪认罚、系初犯偶犯等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陈连东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判决生效后，陈连东走出了看守所。那天，厦门的浓雾终于散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驱散了多日的阴霾。陈连东站在阳光下，看着眼前的大海，脸上没有丝毫喜悦，只有无尽的唏嘘和悔恨。虽然他洗清了“故意杀人”的嫌疑，获得了从轻处罚，但那场惊心动魄的袭击，那条逝去的生命，还有这段身陷囹圄的经历，都成了他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疤。 而赵鹤峰，这个因复仇心切而走上极端的年轻人，最终也为自己的冲动和鲁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复仇之路，从未真正开始，就以一场荒唐的误认，画上了悲剧的句号。 第223章 三任伴侣接连失踪，56岁女子的致命谎言 2010年3月23号，春风刚掠过新疆伊宁的枝头，带着一丝未散的寒意，拂过团结街的青砖黛瓦，也拂过托克拉克乡的荒滩戈壁。这一天和这座边境小城的无数个日子一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清晨的集市上，摊贩们吆喝着新鲜的瓜果蔬菜，上班族匆匆赶路，老人牵着孩子在巷口晒太阳，没有人会想到，这看似平静的一天，会揭开一桩埋藏了五年、牵扯三条人命的惊天血案。 上午十点多，伊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突然打破了宁静，尖锐的铃声在略显嘈杂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值班民警随手接起电话，语气里带着常年办案的沉稳，“您好，伊宁刑侦大队，请问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男子慌乱又焦急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我表哥！他失踪好几天了，到处都找不到，一点消息都没有！” 值班民警一边安抚男子的情绪，一边快速拿起笔录本，一笔一划地记录着关键信息。“你别慌，慢慢说，你表哥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家住哪里？什么时候失踪的？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男子深吸了几口气，勉强平复了心情，断断续续地说道：“我表哥叫罗某，今年58岁，汉族，家住伊宁市团结街7巷46号。他四个儿子都在乌鲁木齐打工，平时就他一个人在家，哦不对，还有他媳妇，叫李清香。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上个月月底，后来给他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去他家找，也只有他媳妇在家，说他去乌鲁木齐看儿子了。可我问了他四个儿子，都没有见过他啊！这都快一个月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报警！” 挂了电话，值班民警皱了皱眉，将笔录本放在桌上。在伊宁，失踪案不算少见，大多是年轻人外出打工未及时联系家人，或是老人记性不好走失，一开始，他和同事们都以为，这只是一起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失踪案，大概率是罗某去了乌鲁木齐，没来得及跟儿子们说清楚，或是手机出了问题。 按照流程，刑侦大队立即安排民警对接报案人，对罗某失踪的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起看似普通的失踪案，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诡异的疑点接连浮现，而一个小小的举报线索，更是直接将这起失踪案，推向了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边缘。 接到报案后的当天下午，刑侦大队的民警就驱车赶往了伊宁市团结街7巷46号，罗某的家。那是一间不大的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株果树，枝条光秃秃的，还没抽出新芽，院子角落堆着一些杂物，显得有些凌乱。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身材中等的女人，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她就是罗某的妻子，李清香，当年56岁。 “警察同志，你们来啦？”李清香的语气显得十分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笑意，仿佛早就知道民警会来，“是不是为了我家老罗的事？我都说了，他去乌鲁木齐看儿子了，可能是路上手机没电了，或是忙着赶路，没来得及给家里打电话，你们放心，过几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民警们走进院子，目光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一边询问李清香罗某失踪前的状态、出行的准备，一边观察着她的神情。可越是询问，民警们就越发感觉到不对劲，李清香回答问题时，语气太过流畅，眼神总是不自觉地躲闪，从不与民警直视，而且对于罗某失踪前的细节，要么含糊其辞，要么说得过于笼统，没有一点丈夫失踪后的焦急和担忧，反而显得格外淡定，甚至有些不耐烦。 “罗大哥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跟谁吵过架？有没有说过去乌鲁木齐要带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走的？坐的什么车？”民警继续追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严肃。 李清香皱了皱眉，语气敷衍起来：“能有什么异常啊？他就是突然说想儿子了，要去乌鲁木齐看看，具体什么时候走的，坐什么车，我也记不清了，他走的时候我没在家。你们也别太较真了，他一大把年纪了，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不会出事的，等他回来了，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 民警们没有再多问，在院子里和屋里简单勘察了一番，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便暂时离开了罗某的家。可走出团结街7巷，带队的民警就沉下了脸，对身边的同事说道：“不对劲，这个李清香，太反常了。丈夫失踪快一个月，一点都不着急，回答问题也漏洞百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咱们得好好查查这个女人。” 随后，民警们立即启动了进一步的调查，一方面联系罗某在乌鲁木齐的四个儿子，再次确认他们是否见过罗某，另一方面，着手调查李清香的背景、人际关系，以及罗某失踪前后的行踪轨迹。而这一查，民警们彻底被眼前的发现震惊了，李清香这个名字，竟然牵扯出了另外两起尘封已久的失踪案，而这两起失踪案的受害者，都是李清香曾经的伴侣。 经过户籍调查和外围走访，民警们了解到，李清香的户籍所在地是农四师七十一团场，年轻时一直在团场生活，后来辗转来到伊宁，性格孤僻，脾气暴躁，跟邻居的关系一直很恶劣，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跟邻居吵架，甚至动手。而更令人诡异的是，在嫁给罗某之前，李清香还先后跟两个男人同居过，可这两个男人，都在与她同居一段时间后，神秘失踪了，而李清香，从来没有报过案。 第一个失踪的男人，叫陈某，安徽人，是伊宁县拜石墩农场的职工。民警们通过走访当年李清香和陈某同居时的邻居，了解到，李清香和陈某是1998年在农四师七师团场承包鱼塘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已经中年，各自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2002年，两人再次相遇，此时的李清香已经离开了团场，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打工，而陈某也离开了农场，两人一拍即合，于2005年底，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租了一间房子，正式开始同居。 据当年的邻居回忆，李清香和陈某的关系并不好，经常吵架，有时候吵得很大声，甚至能听到摔东西、打骂的声音。“那个女人脾气太爆了，一点小事就跟老陈吵，老陈性格有点软，有时候被她骂得狗血淋头，也不吭声，有时候急了，两人就动手打起来，我们都劝过好几次，可没用。”一位年迈的邻居坐在门口，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大概是2006年秋天的时候，我就再也没见过老陈了，问李清香，她说老陈欠了别人的钱，外出打工还债去了，以后不回来了。我们当时也没多想，毕竟那个年代，外出打工不打招呼的人也不少，可现在想来，太奇怪了，老陈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连自己常用的一件外套都留在了出租屋。” 民警们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调查，找到了当年李清香和陈某租住房屋的房东闵大哥。闵大哥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说起当年的事，依旧记忆犹新：“2006年秋天，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那天下午，我媳妇去集市上买菜，正好碰到李清香，就随口问了一句，‘清香，好几天没见老陈了，他去哪了？’李清香当时笑了笑，说得挺轻松，‘嗨，老陈啊，欠了人家不少钱，没办法，只能出去打工挣钱还债了，估计得出去好几年才能回来。’我媳妇当时还劝她，让她别太着急，等老陈挣了钱就回来了，她也只是应付着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那老陈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跟你说过要外出打工，或者收拾东西之类的？”民警问道。 闵大哥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没有，一点异常都没有。老陈平时挺节俭的，要是真要外出打工，肯定会提前收拾东西，还会跟我打个招呼，毕竟房租还没到期。可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带，我后来去收房租的时候，看到屋里乱糟糟的，像是被人翻过一样，我问李清香，她说是老陈走得急，没来得及收拾，我也没多想，现在看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调查完陈某的失踪情况，民警们的心情越发沉重，他们隐约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李清香的身上，藏着太多的秘密。而紧接着，第二个失踪男人的线索，更是让民警们坚定了这个想法，这个男人，叫刘某，甘肃灵台人，是李清香的老乡，也是在陈某失踪后，李清香认识的第二个伴侣。 据调查，2007年初，陈某失踪后没多久，李清香就经一个老乡介绍，认识了同为甘肃人的刘某。刘某当时也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生活，靠着承包一小块土地，种点庄稼和家禽谋生，性格老实本分，话不多。两人认识后，聊得还算投机，毕竟是老乡，有很多共同话题，再加上两人都孤身一人，没过多久，就搬到了一起，开始同居。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两人同居还不到一年，刘某就神秘失踪了，时间是2007年12月25号，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可对于李清香来说，这一天，似乎只是她掩盖罪行的一个普通日子。和陈某失踪时一样，李清香没有报案，对外依旧是一套说辞：“我家老柳啊，借了我8万块钱，他老家的老母亲得了癌症，急需用钱治病，他就拿着钱回甘肃老家了，等他母亲病好了，就回来还给我。” 为了让这个谎言更可信，李清香还特意拿出了一张“借据”，上面写着“今借到李清香现金8万元整，用于母亲治病，待母亲病愈后归还，借款人：刘某”，落款日期是2007年12月24号，也就是刘某失踪的前一天。当时，身边的老乡和邻居都信了她的话，还纷纷安慰她，让她别担心，刘某一定会回来的。 可民警们并没有轻易相信这个说辞，8万块钱，在2007年，对于一个靠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刘某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他母亲真的得了癌症吗？他有没有回到甘肃老家？带着这些疑问，专案组决定，专门派人奔赴甘肃灵台县，实地调查刘某的情况。 负责前往甘肃调查的民警，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好几次汽车，终于赶到了甘肃灵台县刘某的老家。那是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村民们大多靠种地为生。民警们找到了刘某的弟弟，说明了来意后，刘某的弟弟显得十分惊讶，也十分疑惑：“警察同志，你们说什么？我哥失踪了？不可能啊！我哥从来没有回过老家，也从来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更没有说过我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我母亲身体一直很好，吃嘛嘛香，连个感冒都很少得，怎么可能得癌症呢？” 民警们又走访了村里的其他村民，以及刘某的其他亲属，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刘某自2007年离开伊宁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也没有和家里有过任何联系，他的母亲身体健康，从未得过癌症，更不需要花8万块钱治病。而且，据刘某的弟弟回忆，刘某性格老实，为人本分，平时很少和人借钱，就算真的有困难，也会先跟家里人说，绝不会向一个同居不到一年的女人借8万块钱。 更让民警们震惊的是，刘某的弟弟还告诉民警：“我哥离开伊宁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和李清香相处得不好，李清香脾气太爆，经常骂他、打他，他想和李清香分开，可李清香不同意，还威胁他，说要是敢分开，就弄死他。我当时还劝他，实在不行就赶紧回来，可他说，他再想想办法，没想到，那竟是我和我哥最后一次通话，从那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调查到这里，刘某失踪的疑点彻底浮出水面，李清香所说的“刘某借8万块钱给母亲治病”，完全是谎言，那张借据，大概率也是假的。而刘某的失踪，显然也和李清香脱不了干系。 咱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失踪的男人，也就是报案人所说的表哥，罗某。罗某和李清香是2008年经婚介所介绍认识的，当时，罗某的妻子已经去世多年，四个儿子都在乌鲁木齐打工，他一个人生活，十分孤单，就想找个伴，互相照顾。而李清香，在刘某失踪后，也一直孤身一人，靠着打零工谋生，经婚介所介绍，两人认识了。 据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李清香报名征婚的时候，说自己是丧偶，无儿无女，性格温和，想找一个老实本分、有稳定收入的男人共度余生。而罗某，性格老实，为人诚恳，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两人见面后，都觉得对方还不错，相处了几个月后，就于2008年9月份，正式登记结婚，住在了伊宁市团结街7巷46号，也就是罗某的家里。 刚开始，两人的感情还算不错，罗某老实本分，对李清香也十分照顾，家里的家务大多是罗某做，还经常给李清香买好吃的、买新衣服。可没过多久，两人就开始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吵架，李清香性格暴躁，好吃懒做，不愿意做家务，还经常花钱大手大脚，罗某虽然老实，但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两人就经常为了这些小事争吵不休。 而真正让两人矛盾激化的，是李清香收养前夫孩子的事。李清香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有两个女儿，离婚后，两个女儿跟着前夫生活，可后来，前夫去世了，两个女儿就无依无靠，李清香就想把两个女儿接到身边照顾。可罗某不同意，他觉得，自己已经有四个儿子了，负担已经很重了，再加上李清香的两个女儿，家里的负担会更重，而且，他也担心，李清香的两个女儿会分走他的财产。 从那以后，两人就经常因为这件事吵架，吵得越来越凶，有时候甚至动手打起来。罗某的邻居回忆说：“罗某平时挺老实的，很少跟人吵架，可自从和李清香结婚后，家里就经常传来吵架的声音，有时候，李清香还会把罗某骂到大街上，罗某也不吭声，只是低着头，看着挺可怜的。” 2010年1月27号，也就是罗某失踪的那天，两人又因为一件小事吵架了，李清香的二女儿要结婚，李清香想让罗某拿出一笔钱，给二女儿当嫁妆，还想让罗某去参加二女儿的婚礼，可罗某不同意，他觉得，自己和李清香的二女儿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义务给她拿嫁妆，也不愿意去参加她的婚礼。 两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手打了起来，李清香脾气火爆，下手很重，罗某被她打得鼻青脸肿。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争吵，竟然成了罗某生命的终点。第二天，罗某就“失踪”了，而李清香，依旧是那套说辞：“我家老罗呀，去乌鲁木齐看儿子去了，他儿子们都在乌鲁木齐打工，他想他们了，就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可民警们经过调查发现，罗某的四个儿子，在2010年1月27号之后，都没有见过罗某，也没有接到过罗某的电话。罗某的手机，在他失踪后没多久，就停止了使用，可令人诡异的是，2010年2月24号，也就是罗某失踪快一个月的时候，他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伊宁市的二手手机市场上，被一个摊贩收购了，后来又转卖给了别人。 “罗某既然是去乌鲁木齐看儿子，怎么会把自己的手机卖掉？”民警们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就算他想换手机，也应该在乌鲁木齐卖掉，或者带着手机去乌鲁木齐，不可能在失踪快一个月的时候，让自己的手机出现在伊宁的二手手机市场上。这只有一种可能，罗某根本就没有去乌鲁木齐，他的手机，是被别人卖掉的，而这个人，大概率就是李清香。” 随后，民警们立即对伊宁市的二手手机市场进行了调查，找到了收购罗某手机的摊贩。据摊贩回忆，2010年2月24号上午，一个头发花白、身材中等的女人，拿着罗某的手机来卖给她，女人说话的语气很平淡，问她多少钱能收，她报了一个价格，女人没有讨价还价，直接就卖了，拿了钱就走了，她当时也没多想，直到民警们找到她，她才知道，这部手机的主人，竟然是一个失踪人员。 民警们拿出李清香的照片，让摊贩辨认，摊贩一眼就认了出来：“对，就是她！就是这个女人，卖给我的手机，我记得很清楚，她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皱纹，眼神冷冷的，看起来很不好惹。”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发现了一个更可疑的情况，2010年3月8号，也就是罗某失踪一个多月，李清香报警之前，李清香竟然在伊宁市的另一家婚介所，化名“郭秀珍”，进行了征婚登记。征婚信息上写着：“丧偶，56岁，无儿无女，性格温和，身体健康，想找一个55-65岁之间，老实本分、有稳定收入、无不良嗜好的男士共度余生，要求对方有自己的住房，无子女负担。” 这一下，所有的疑点都串联起来了，自己的丈夫刚“失踪”不到两个月，还没有任何音讯，李清香不仅不着急，反而化名去婚介所征婚，这说明，她很清楚，罗某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甚至，她早就知道罗某的下落！ 陈某、刘某、罗某，三个和李清香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先后神秘失踪，失踪时，李清香都没有报案，而且都编造了看似合理的谎言，掩盖他们失踪的真相；罗某失踪后，他的手机出现在了伊宁的二手手机市场，而卖手机的人，正是李清香；罗某失踪不到两个月，李清香就化名征婚，显然是早有准备。 这些疑点，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李清香紧紧包裹，也让这起看似普通的失踪案，变得越发复杂、诡异。民警们的外围调查情况，很快就上报给了伊宁市公安局的领导，领导们高度重视，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系列杀人案，案情重大，影响恶劣。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伊宁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了阵容强大的专案组，由州公安局副局长、伊宁市市委常委担任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抽调了刑侦大队、技侦大队、网安大队等多个部门的骨干民警，组成了一支近50人的侦查队伍。 成立专案组之后，因为案情复杂，时间跨度大（前后长达五年），而且只有嫌疑人，没有作案现场，没有尸体，没有直接证据，办案难度极大，专案组又立即请求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技侦支队增援。随后，州市公安局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形成了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侦查格局，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 接到通知后，州刑侦支队时任支队长夏伟，心里立刻就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夏伟经办过无数起刑事案件，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可从来没有一起案件，像这起案件一样棘手，时间跨度长达五年，涉及三个失踪人员，没有作案现场，没有尸体，没有直接证据，只有一堆疑点和一个高度可疑的嫌疑人，这在当时伊宁市公安局侦办过的所有刑事案件里面，是头一份。 “这起案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夏伟在专案组第一次会议上，严肃地对所有民警说道，“没有作案现场，没有尸体，没有直接证据，我们只能靠着这些疑点，一点点排查，一点点取证，一点点还原真相。三个受害者，三条人命，我们不能让他们含冤九泉，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把这起案子侦破！” 夏伟的话，点燃了所有民警的斗志。近50名民警，在专案组的统一指挥之下，撒开了一张巨大的侦查天网，分多路开展工作：一路民警继续围绕李清香展开调查，密切监视她的行踪轨迹、手机通话记录、银行账户流水，排查她的社会关系，寻找她作案的蛛丝马迹；一路民警重新走访陈某、刘某、罗某失踪前后的邻居、老乡、亲友，收集更多的证人证言；一路民警前往李清香曾经生活、居住、打工的地方，包括农四师七十一团场、伊宁市托克拉克乡等地，实地勘察，寻找可能的作案现场和尸体；还有一路民警，负责对李清香提供的“借据”进行笔迹鉴定，对罗某家中可能存在的痕迹物证进行提取和检测。 侦查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当时的伊宁，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尤其是托克拉克乡，大多是农村和荒滩，地形复杂，给实地勘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民警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穿梭在乡村小道和荒滩戈壁上，风吹日晒，忍饥挨饿，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路，脚上磨起了水泡，也没有一个人抱怨。 为了尽快找到证据，民警们对李清香曾经租住过的房屋、承包过的土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他们用专业的工具，对房屋的墙面、地面、墙角，进行了仔细的检测，寻找可能存在的血迹、毛发、指纹等痕迹物证；他们对李清香承包过的土地，进行了大面积的排查和挖掘，哪怕是一小块异常的泥土，都要仔细检查，寻找尸体的踪迹。 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李清香银行账户和手机轨迹的民警，也有了新的发现。通过对李清香及其女儿、女婿的银行账户进行全面分析，民警们发现，李清香的账户在刘某失踪后，有一笔5万2千块钱的入账，入账时间是2009年4月29号，而这笔钱，正是李清香卖掉刘某院子所得的款项。除此之外，民警们没有发现李清香的账户有任何大额现金支出的记录，也没有发现她有借给刘某8万块钱的痕迹，这进一步证明，李清香所说的“刘某借她8万块钱”是谎言，那张借据，大概率是假的。 随后，民警们提取了刘某的笔迹样本（从刘某的老家找到的书信），与李清香提供的“借据”上的笔迹进行了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借据”上的笔迹，并不是刘某的笔迹，而是模仿刘某的笔迹所写，而模仿者的笔迹，与罗某的笔迹有很高的相似度。结合之前的调查，民警们推断，这张假借据，很可能是李清香让罗某模仿刘某的笔迹写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刘某失踪的真相，同时，也为了将刘某的院子卖掉，占为己有。 越来越多的疑点和间接证据，都指向了李清香，可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直接证据，没有作案现场，没有尸体，没有李清香作案的直接目击证人，也没有她承认犯罪的口供。面对这种情况，专案组的民警们十分焦急，他们知道，想要将李清香绳之以法，必须找到直接证据，必须让她开口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此时，一个新的问题，萦绕在民警们的心头：是不是应该立即实施对李清香的抓捕？赞成抓捕的民警认为，李清香疑点重重，而且很可能存在再次作案的风险，应该尽快将她抓捕归案，进行审讯，寻找突破口；反对抓捕的民警则认为，现在没有铁证，一旦抓捕，李清香拒不交代，反而会打草惊蛇，破坏之前的侦查布局，甚至可能让她销毁更多的证据。 经过专案组的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决定，先对李清香进行传唤，要求她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了解情况，寻找她口供中的破绽，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她的反应，为后续的抓捕和审讯做准备。 可没想到，当民警们打电话给李清香，要求她到公安局接受询问时，李清香却编造了谎言，拒绝配合：“警察同志，对不起啊，我现在不在伊宁，我回农四师七十一团场老家了，家里有急事，走不开，等我处理完家里的事，再回去找你们，行吗？” 民警们早就料到李清香会拒绝配合，并没有相信她的谎言，立即对她的行踪进行了全面侦查。通过技侦手段和外围走访，民警们很快就找到了李清香的下落，她并没有回农四师七十一团场，而是躲在伊宁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和她的二女儿在一起。 2010年6月6号，天气阴沉，下起了小雨，仿佛在为这起血案哀悼。专案组的民警们，趁着夜色，悄悄包围了李清香藏身的出租屋，做好了抓捕准备。“行动！”随着带队民警的一声令下，民警们立即破门而入，冲进了出租屋。 出租屋里光线昏暗，杂乱不堪，李清香正坐在床边，和她的二女儿聊天，看到突然冲进来的民警，李清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和恐惧，下意识地就想站起来逃跑，可很快就被民警们控制住了。“你们……你们干什么？我没有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李清香一边挣扎，一边大喊大叫，试图反抗，可她的力气太小，根本不是民警们的对手。 民警们将李清香控制住后，依法对她进行了搜查，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发现了700块钱的假币，这些假币，仿真度很高，不仔细看，很难分辨真假。随后，民警们又前往李清香女儿的住处，进行了全面搜查，在她女儿的衣柜里，搜出了6500块钱的假币，加上李清香包里的700块钱，李清香一共持有7200块钱的假币。 看到搜出来的假币，李清香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挣扎的力气也小了很多，眼神里的慌乱，再也掩饰不住。民警们心里清楚，虽然还没有找到她杀人的直接证据，但持有假币，已经触犯了法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至少，可以先将她依法拘留，为后续的审讯和取证争取时间。 2010年6月8号，伊宁市公安局以“持有假币罪”，将李清香依法刑事拘留，关押在伊宁市看守所。将李清香拘留后，专案组的工作重心，立即转移到了审讯上，如果李清香拒不交代自己的杀人行为，那么，所有的工作都将陷入僵局，三个受害者的冤屈，也无法昭雪。 审讯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民警们很快就发现，李清香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只读了几年小学，但绝对不是一般人，她社会经历丰富，婚姻情况复杂，见多识广，反应十分灵敏，而且，心理素质极强，比很多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人，还要难以对付。 据负责审讯的民警回忆，李清香平时特别喜欢看一些法制类的节目，比如《今日说法》《天网》《一线》，还有一些关于案件侦破、犯罪心理的书籍，要是放到今天，说不定还会喜欢听一些大案纪实类的音频。多年来，她通过这些节目和书籍，或多或少地积累了一些反侦查的知识，而且，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她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从她第一次动手杀人开始，她就一直在琢磨，万一哪天被警察抓住，该怎么说，该怎么掩盖自己的罪行，她甚至精心编制了一整套谎言，用来应付民警的审讯。 “这个人，确实是我经办过的最难对付的嫌疑人之一。”伊宁市刑侦大队当时的干警江克飞，后来在回忆这起案件时，依旧感慨万千，“在我们审讯她、观察她的同时，她也在观察我们的表情变化，揣摩我们的心理，试图从我们的表情和语气中，判断我们掌握了多少证据。她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好，哪怕面对我们的追问，哪怕眼神慌乱，也能很快镇定下来，还经常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来干扰我们的思路，用真真假假的口供，试图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让我们多走弯路，找错方向。” 第一次审讯，李清香就表现得十分镇定，对于民警提出的关于陈某、刘某、罗某失踪的问题，她一概否认，依旧重复着自己之前编造的谎言：“老陈是外出打工还债了，老柳是回甘肃给母亲治病了，老罗是去乌鲁木齐看儿子了，他们的失踪，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没有害他们。” 对于持有假币的问题，李清香则辩解道：“那些假币，不是我的，我不知道怎么会在我的包里，可能是别人放进去的，我是被冤枉的。” 面对李清香的狡辩和抵赖，民警们没有气馁，他们知道，对付这样的嫌疑人，不能急于求成，只能一点点地攻破她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地揭穿她的谎言。每天，民警们都会提审李清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围绕着三个受害者失踪的细节，反复追问，寻找她口供中的破绽。 审讯的过程，十分艰难，也十分漫长。每天提审结束后，民警们都不能休息，哪怕已经疲惫不堪，也要立刻召开会议，对李清香的供词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辨别供词的真伪，梳理案件的线索，制定第二天的审讯计划。有时候，为了一个细微的破绽，民警们会争论到深夜；有时候，为了验证李清香供词的真假，民警们会立刻驱车赶往现场，进行取证，哪怕是深夜，哪怕是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 提审组的民警，后来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开玩笑说：“那段时间，我们简直就是连轴转，10天加起来，睡觉的时间都不超过6个小时，每天不是在审讯，就是在去审讯的路上，要么就是在分析供词、取证，整个人都快熬垮了。” 可玩笑归玩笑，实际上，那段时间，民警们的辛苦，远超常人的想象。因为长时间熬夜、高强度工作，加上精神高度紧张，提审组的女民警，有三四个都病倒了，有的发烧感冒，有的血压升高，有的因为长期坐着审讯，腰椎、颈椎出现了问题，但她们仅仅休息了一两天，稍微好转，就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继续投入到审讯工作中。 “我们不能倒下，三个受害者还在等着我们还他们公道，凶手还没有认罪伏法，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当时所有民警的心声，也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审讯李清香的同时，专案组的民警们，也没有放弃现场勘察和取证工作。他们再次来到罗某的家，进行了更加细致、全面的勘察，这一次，他们有了重大的发现，在罗某家的墙面角落、地面缝隙里，发现了一些细微的、已经干涸发黑的斑点，看起来像是血迹。 民警们立即将这些斑点提取下来，送到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dNA提取和比对。等待鉴定结果的那几天，所有的民警都十分紧张，他们心里清楚，这些斑点，很可能就是解开案件真相的关键。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些干涸发黑的斑点，确实是血迹，而且，经过dNA比对，这些血迹，正是罗某的血迹！更令人振奋的是，民警们还在罗某家的厨房角落里，提取到了一些细微的毛发和组织，经过鉴定，也属于罗某。 这些喷溅血迹和毛发组织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直接证明，罗某很可能是在自己的家里，遭遇了不测，而李清香，作为罗某的妻子，又是最后一个见到罗某的人，无疑是最大的嫌疑人。 有了这些物证，民警们再次提审了李清香。这一次，面对民警们拿出的dNA鉴定报告和现场提取的血迹样本，李清香的心理防线，终于出现了裂痕。她的眼神，不再像之前那样镇定，反而充满了慌乱和恐惧，回答问题时，也变得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从容地编造谎言、狡辩抵赖了。 民警们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继续追问，一边耐心地对她进行法律宣传和思想疏导，告诉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才能争取宽大处理，才能对得起那些被她伤害的人，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李清香，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知道罗某是在你家里被伤害的，也知道，陈某和刘某的失踪，都跟你有关。”负责审讯的民警，语气严肃地说道，“你不要再狡辩了，也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了，谎言终究是谎言，迟早会被揭穿的。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争取宽大处理，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在民警们的反复追问和思想疏导下，在大量的事实和物证面前，李清香紧绷了五年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她低着头，肩膀不停地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我对不起他们，我不该杀他们，我不该……” 沉默了许久之后，李清香终于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缓缓地交代了自己杀害陈某、刘某、罗某三个人的全部犯罪行为，以及作案的动机和过程。 据李清香供述，她和陈某是1998年在农四师七师团场承包鱼塘时认识的，当时，她刚刚离婚，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十分艰难，而陈某，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孤身一人，两人互相慰藉，就熟悉了起来。2002年，两人再次相遇，此时的李清香，已经离开了团场，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打工，靠着养殖一些鸡、鸭、羊，勉强维持生计，而陈某，也离开了农场，没有固定的工作，两人一拍即合，就搬到了一起，开始同居。 可同居之后，两人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陈某性格懒惰，不愿意干活，整天游手好闲，还经常以做小生意、周转资金为由，多次骗取李清香的钱财。李清香靠着辛辛苦苦养殖鸡、鸭、羊挣来的钱，大多都被陈某骗走了，有时候，陈某还会偷偷把李清香养殖的鸡、鸭、羊卖掉，把卖来的钱，全部用来喝酒、赌博，根本不管李清香的死活。 “我那时候，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养鸡、养鸭、养羊，挣点钱不容易，可他呢，整天不干活，就知道骗我的钱，卖我的东西，我跟他吵了无数次，可他就是不改，还反过来骂我、打我。”李清香回忆起当年的事，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委屈，“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觉得，只要他活着，我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就永远挣不到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苦日子。” 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李清香正在院子里喂羊，突然发现，陈某又在偷偷地联系买家，准备把她辛辛苦苦养了大半年的20只羊卖掉。那一刻，李清香积压已久的愤怒，彻底爆发了，她冲上去，一把拉住陈某，和他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两人就动手打了起来。 李清香脾气火爆，下手很重，陈某被她打得连连后退，情急之下，陈某也反过来打李清香，两人扭打在一起。混乱之中，李清香看到院子角落里放着一把铁锹，她眼睛一红，冲过去，一把拿起铁锹，朝着陈某的身上，狠狠砸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陈某倒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 打死陈某之后，李清香整整一夜没合眼，恐惧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她害怕被别人发现，害怕被警察抓住，可转念一想，事已至此，再害怕也没有用，只能想办法掩盖自己的罪行。于是，她找来了一些汽油，浇在陈某的尸体上，点火焚烧，等到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之后，她又在自己承包的一片土地里，挖了一个大坑，将焚烧后的残骸，全部埋了进去，然后，又把院子里的血迹、痕迹，全部清理干净。 处理完陈某的尸体后，李清香就对外编造了谎言，说陈某欠了别人的钱，外出打工还债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因为当时，陈某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的亲友，所以，没有人怀疑她的话，这起杀人案，就这样被她掩盖了下来。 陈某失踪后，李清香一个人生活，依旧靠着养殖鸡、鸭、羊为生，可她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改，反而觉得，除掉了陈某，自己终于可以安心过日子了。2007年初，经一个老乡介绍，李清香认识了同为甘肃人的刘某，刘某性格老实本分，靠着承包一小块土地，种点庄稼和家禽谋生，为人诚恳，话不多，对李清香也十分照顾。 两人认识后，相处得还算不错，毕竟是老乡，有很多共同话题，再加上两人都孤身一人，没过多久，就搬到了一起，开始同居。李清香本以为，自己这次可以遇到一个真心对自己的人，好好过日子，可没想到，两人同居后，很快就因为一件事，产生了矛盾，而且，矛盾越来越深。 刘某这辈子，没有孩子，一直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同居之后，他就经常跟李清香说，让李清香给他生一个孩子，可李清香，当时已经54岁了，年纪很大了，而且，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根本不想再生孩子，就一次次地拒绝了刘某。 “他整天就知道让我给他生孩子，我都那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再生孩子？我跟他说，我不想生，可他就是不听，还经常因为这件事，跟我吵架、打我，说我不给他留后，说我自私。”李清香的语气里，充满了不满，“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我觉得，他跟陈某一样，都是来折磨我的，只要他活着，我就没有好日子过。” 2007年12月25号，那天天气很冷，李清香和刘某，正在刘某承包的土地里，拆鸡圈的棚板，准备重新搭建一个鸡圈。干活的时候，刘某又提起了生孩子的事，让李清香给他生一个孩子，李清香再次拒绝了他，两人又吵了起来，吵得越来越凶。 刘某被李清香吵得心烦意乱，一时气急，就想动手打李清香，可他刚抬起手，脚下一滑，不小心被手推车上的木板子碰倒了，摔在了地上。李清香看到刘某摔倒在地，不仅没有扶他，反而心里涌起了一股恶念：“你想打我？现在摔倒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于是，李清香冲过去，捡起鸡棚架上的一块木板，朝着刘某的身上，狠狠砸了过去，直到刘某再也没有了动静。打死刘某之后，李清香和上次一样，找来了汽油，浇在刘某的尸体上，点火焚烧，等到尸体被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又把没有烧光的骨头和骨灰，装进了一个袋子里，趁着夜色，偷偷跑到伊犁河边，把袋子扔进了伊犁河，让河水将骨灰冲走，彻底掩盖自己的罪行。 处理完刘某的尸体后，李清香就对外编造了谎言，说刘某借了她8万块钱，回甘肃老家给母亲治病去了，还特意让后来认识的罗某，模仿刘某的笔迹，写了一张8万块钱的借据，用来掩人耳目。2009年4月29号，李清香又把刘某的院子，以5万2千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别人，将卖院子所得的钱，占为己有。 2008年6月底，李清香通过婚介所，认识了罗某。罗某性格老实，为人诚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四个儿子都在乌鲁木齐打工，经济条件还算不错，而且，罗某对李清香也十分照顾，经常给她买好吃的、买新衣服，主动承担家里的家务。李清香本以为，自己这次终于可以安稳下来，好好过日子了，可没想到，两人结婚后，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刚开始，两人的感情还算不错，可自从李清香提出，要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接到身边照顾后，两人就开始经常吵架。罗某觉得，自己已经有四个儿子了，负担已经很重了，再加上李清香的两个女儿，家里的负担会更重，而且，他也担心，李清香的两个女儿，会分走他的财产，所以，坚决不同意李清香把两个女儿接到身边。 除此之外，两人还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吵架，李清香好吃懒做，不愿意做家务，还经常花钱大手大脚，罗某虽然老实，但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两人就经常为了这些小事，争吵不休，有时候甚至动手打起来。罗某性格老实，下手很轻，可李清香，脾气火爆，下手很重，每次吵架，罗某都会被她打得鼻青脸肿。 “我觉得，罗某跟陈某、刘某一样，都是来折磨我的，他不同意我接女儿过来，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吵架、打我，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不想再被人折磨了，我想彻底解脱。”李清香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道。 2010年1月27号，李清香的二女儿要结婚，李清香想让罗某拿出一笔钱，给二女儿当嫁妆，还想让罗某去参加二女儿的婚礼，可罗某，依旧坚决不同意，他觉得，自己和李清香的二女儿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义务给她拿嫁妆，也不愿意去参加她的婚礼。 两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手打了起来，李清香被罗某气得火冒三丈，积压已久的愤怒，再次彻底爆发了。那天晚上，等到罗某熟睡之后，李清香悄悄起身，从厨房拎起一把菜刀，走到罗某的床边，朝着罗某的身上，狠狠砍了下去，罗某在睡梦中，没有来得及反抗，就失去了生命。 打死罗某之后，李清香并没有慌张，她有了前两次的作案经验，已经变得麻木和冷漠。她找来了一些汽油，淋在罗某的尸体上，点火焚烧，试图将尸体烧得面目全非，掩盖自己的罪行。同时，为了给罗某的家人一个交代，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李清香就对外编造了谎言，说罗某去乌鲁木齐看儿子去了。 几天后，李清香趁着夜色，将罗某焚烧后的残骸一点点清理干净，一部分埋在了自家院子的角落，一部分悄悄装进袋子里，扔到了托克拉克乡的荒滩戈壁中，试图让风沙彻底掩盖这起罪行。她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不知，那些残留的焚烧痕迹、未清理干净的细微组织，早已为民警后续的取证，埋下了伏笔。 根据李清香的完整供述，专案组立即兵分多路，开展最后的取证和核实工作。一路民警驱车赶往伊宁市托克拉克乡黑水沟，也就是李清香承包的那片土地，这里，是她掩埋陈某尸体的地方。那片土地荒芜已久，长满了杂草和低矮的灌木，风吹过荒滩，卷起阵阵尘土，仿佛在掩盖着五年前的罪恶。 民警们带着专业的挖掘工具，按照李清香供述的位置，一点点清理杂草、挖掘泥土。戈壁滩的泥土坚硬，夹杂着碎石，民警们的手上磨起了血泡，汗水浸透了警服，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手中的动作。经过整整一天的挖掘，当天傍晚，民警们终于在地下一米多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残缺不全的尸体残骸，残骸周围还残留着少量未完全焚烧干净的衣物碎片。 民警们立即将尸体残骸提取出来，送到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dNA提取和比对。几天后，鉴定结果正式出炉，这具尸体残骸，正是失踪近四年的陈某。至此，三个失踪人员中，陈某的尸体被找到，罗某的血迹和组织被提取，刘某的失踪有其弟弟的证言、假借据等证据佐证，再加上李清香的亲笔供述，这起横跨五年、牵扯三条人命的系列杀人案，终于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所有的罪恶，都被一一揭开。 而李清香手中持有的7200块钱假币，经调查核实，是她在2009年底，通过非法渠道购买的，原本打算用来欺骗身边的老乡和熟人，没想到还没来得及使用，就被民警当场查获。结合她的杀人罪行，持有假币的罪行，不过是她众多恶行中的冰山一角。 2010年7月，伊宁市公安局将李清香系列杀人案，依法移送至伊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经过详细审查，认为李清香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持有假币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向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当天，伊宁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李清香对自己杀害陈某、刘某、罗某三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有任何辩解。当法官询问她，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时，李清香低着头，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声音沙哑地说道：“我后悔了，我不该一时冲动，杀了他们，我对不起他们的家人，也对不起我自己的女儿，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她的后悔，来得太晚，也太苍白。三条鲜活的生命，因为她的自私和残暴，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三个家庭，因为她的恶行，变得支离破碎，亲人阴阳相隔，留下了无尽的痛苦和思念。陈某的家人，得知陈某的尸体被找到，悲痛欲绝，他们等待这个真相，等了整整四年；刘某的弟弟，在法庭上，看着李清香，字字泣血，诉说着这些年寻找哥哥的艰辛，以及失去哥哥的痛苦；罗某的四个儿子，从乌鲁木齐赶回伊宁，参加庭审，他们无法原谅，这个看似温和的女人，竟然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老实本分的父亲。 法庭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详细的评议，结合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李清香的犯罪情节，最终作出判决：被告人李清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持有假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李清香接到判决书后，没有提出上诉，她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死刑，是她应得的惩罚。后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李清香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背负三条人命、编织了无数谎言的女人，终于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第224章 从小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最终把对方埋进了土坑 家人们，今天咱聊的这起案子，可不是什么虚构的小说，是实打实发生在2005年的真实案件，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唏嘘，透着人心的复杂，尤其是那对从小好到大的兄弟，最后闹出来的结局，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里发堵。 先跟大伙说下受害人，这人在当年的内蒙古，那绝对是响当当的人物，说家喻户晓一点都不夸张。他叫云全民，是西远服饰的老板，同时还是内蒙古齐泰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可能现在年轻点的朋友，对“西远”这个品牌没什么印象，但在2000年前后，西远那可是国内服装界的一匹黑马，牛到什么程度？ 咱这么说吧，西远主要做西裤、夹克、西装，主打中高端商务风，质量过硬，款式也跟得上潮流。那时候不管是机关单位的领导、企业老板，还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能有一条西远的西裤、一件西远的夹克，都觉得特别有面儿。而且这牌子不光在国内畅销，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商场里常年断货，还远销海外，日本、韩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西远的经销商，每年出口的订单都能堆成山。 云全民本人，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明星企业家。除了两家服饰公司的掌舵人，他还当着内蒙古服装协会的会长，经常出席各种省级、国家级的商业活动，报纸、电视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那时候的他，风光无限，有钱有势，身边围着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谁能想到，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会栽在自己从小认识的兄弟手里，落得个被活埋的下场？ 说到这，大伙肯定好奇了：绑架他的到底是谁？能近身绑架这么一位有头有脸的富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吧？没错，这起绑架案的主谋，不光认识云全民，俩人的关系还亲得不能再亲，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工作，曾经是能穿一条裤子、不分你我的铁哥们。 这主谋，名叫潘永忠，比云全民大两岁，俩人都是蒙古族人，老家都在呼和浩特周边，当年还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中学的校友。可能是缘分天注定，上中学的时候，俩人的宿舍正好门对门，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时候的他们，还都是懵懂的少年，没有后来的名利纠葛，没有人心的算计，关系好得没法说。 潘永忠比云全民大两岁，平时也总以哥哥自居，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总能护着云全民。那时候学校条件不算太好，冬天宿舍里没有暖气，俩人就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互相取暖；食堂的饭菜不好吃，潘永忠家里条件稍微好点，带了干粮，总会分一半给云全民；有人欺负云全民，潘永忠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哪怕自己吃亏也不退缩。而云全民，也特别敬重这位哥哥，不管什么事，都愿意听潘永忠的意见，俩人一起逃课去看电影，一起偷偷抽烟，一起在操场的角落里聊未来的梦想，那些青春岁月里的点点滴滴，后来都成了俩人心中最珍贵的回忆，也成了后来最锋利的刀刃，一刀刀扎在彼此的心上。 中学毕业之后，俩人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原本以为会就此渐行渐远，没想到缘分又一次把他们绑在了一起，俩人竟然都被分配到了内蒙古民族商场工作。要知道，在当年，内蒙古民族商场可是呼和浩特市最繁华、最气派的商场，能在里面上班，是很多人羡慕的事情，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 曾经的同学，如今又成了同事，这份情谊，更是显得格外珍贵。那时候的他们，都年轻气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而且俩人都特别有能力，脑子活、肯吃苦，在商场里做销售，业绩年年名列前茅，很快就成了商场里的骨干人物，深受领导的器重。 工作上，他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一起对接客户，一起加班整理货物，一起应对商场里的各种突发情况；生活上，他们还是无话不谈的兄弟，谁家里有困难，另一个人肯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谁遇到了烦心事，另一个人就陪着喝酒聊天，排忧解难。那时候的他们，经常一起下班，一起去路边的小饭馆吃一碗面，喝一瓶啤酒，聊着工作上的收获，聊着未来的打算，眼里都闪着光，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们会反目成仇，从兄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时间一晃，就到了90年代初期。那时候，咱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思想也越来越开放，对于穿衣打扮的要求，也不再像80年代那样单调。80年代的时候，大伙穿衣服，不是黑色就是蓝色、灰色，款式也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装、解放装，不管男女老少，穿得都差不多，根本没有什么“时尚”可言。 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港台影视剧、国外的电视剧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大伙看着电视里的明星，穿着笔挺的西装、帅气的西裤，一个个风度翩翩，心里都特别羡慕，也开始追求时尚、追求个性。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务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出席各种场合，都需要穿正装，而西装、西裤，就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服饰。 云全民在民族商场工作了好几年，一直做服装销售，对服装行业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当时国内的服装品牌虽然不少，但大多是小作坊生产，质量参差不齐，款式也比较落后，真正能做到知名、能走向全国的品牌，寥寥无几，尤其是在内蒙古，更是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本土服装品牌。 于是，云全民就动了创业的念头：他想创立一家自己的服装企业，主打西裤、西装，打造一个属于内蒙古的本土服装品牌，让中国人穿上自己生产的优质正装，甚至让中国的服装走向世界。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再也压不下去。 但创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当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市场竞争虽然不如现在激烈，但想要站稳脚跟，也绝非易事。云全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铁哥们潘永忠。他知道，潘永忠脑子活、有能力，而且为人豪爽，做事果断，要是能有潘永忠的支持，自己的创业之路，肯定能顺利很多。 那天晚上，云全民特意请潘永忠去了呼和浩特市一家有名的蒙古包饭店，点了手把肉、烤羊腿，还拿了两瓶好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云全民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想创业的念头说了出来。他本来还担心潘永忠会反对，毕竟当时他们在民族商场的工作很稳定，待遇也不错，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铁饭碗”，去冒创业的风险。 可没想到，潘永忠听完之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拍着桌子说道：“全民，好样的！我早就觉得，咱们不能一辈子困在商场里打工，得自己干一番大事业！你这个想法，我举双手支持！不就是创业吗？有什么困难，咱们兄弟俩一起扛，我跟着你干！” 看着潘永忠真诚的眼神，云全民心里特别感动。那时候的他们，互相赏识，互相认可，都相信对方的能力，都坚信，只要他们兄弟俩齐心协力，就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潘永忠还跟云全民详细分析了市场形势，帮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应该怎么找厂房、找工人、找货源，怎么打开市场，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面面俱到。 有了潘永忠的支持，云全民更加坚定了创业的决心。1993年，云全民毅然决然地从内蒙古民族商场辞职，拿出自己多年攒下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正式创立了内蒙古齐泰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而潘永忠，虽然没有立刻辞职，但也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云全民，利用自己的人脉，帮他对接资源，帮他招聘员工，只要云全民有需要，他随叫随到，哪怕耽误自己的工作，也毫无怨言。 公司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厂房是租来的，面积不大，设备也都是二手的，员工也只有几十个人，而且大多是没有经验的农民工。云全民和潘永忠，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厂房，和员工们一起干活，一起加班，吃在厂房，睡在厂房，有时候忙起来，一连好几天都回不了家。云全民负责公司的整体规划、设计和销售，潘永忠则负责生产管理、质量把控和后勤保障，俩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退缩过。 当时，云全民结合市场需求，给公司定下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专门做西裤。他认为，西裤的市场需求大，而且门槛相对较低，只要质量过硬、款式时尚，就一定能打开市场。为了做出优质的西裤，云全民亲自去南方考察，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面料，还聘请了专业的设计师，根据中国人的体型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人穿着的西裤款式。 潘永忠则在生产环节严格把关，每一道工序，都亲自检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针脚不合格，他也会要求工人重新制作，绝不允许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有一次，一批西裤因为面料的问题，出现了轻微的褪色，虽然不影响穿着，而且成本已经投入了不少，但潘永忠还是坚决要求把这批西裤全部销毁，他说：“咱们做企业，做品牌，靠的就是信誉，要是因为这点小事，砸了咱们的招牌，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头客了！” 事实证明，云全民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兄弟俩的努力，也没有白费。短短三年时间，到了1996年，齐泰公司生产的西裤，就在呼和浩特市小有名气了。他们的品牌，取名为“西远”，寓意着“走向远方，走向世界”。西远西裤，凭着过硬的质量、时尚的款式和合理的价格，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不仅在呼和浩特市畅销，还逐渐打开了内蒙古其他城市的市场，订单越来越多，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这时候，云全民意识到，光靠内蒙古的市场，公司很难有更大的发展，想要把西远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品牌，甚至走向世界，就必须开拓外地市场，甚至海外市场。而开拓市场，需要一个得力干将，这个人，不仅要有能力、有经验，还要足够忠诚，能独当一面。思来想去，云全民再一次想到了潘永忠。 那时候，潘永忠也已经从内蒙古民族商场辞职，自己开了一家小的服装门店，虽然生意不算特别大，但也做得有声有色，衣食无忧，吃喝不愁，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番小事业。为了请潘永忠出山，加入自己的公司，一起开拓市场，云全民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颇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劲头。 那段时间，云全民几乎每天早上都早早地起床，开着自己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轿车，来到潘永忠的家门口，等潘永忠起床。有时候，潘永忠故意躲着他，不想答应，云全民也不生气，就一直等在门口，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等潘永忠起床之后，云全民就陪着他，先把他门店的生意安顿好，然后拉着他，去自己的厂房参观，跟他讲自己的规划，讲西远的未来，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他。 中午的时候，云全民会请潘永忠去吃饭，点的都是潘永忠爱吃的菜，喝的都是潘永忠爱喝的酒，趁着酒兴，就又开始劝说：“忠哥，咱们兄弟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工作，我知道你的能力，只要你加入公司，咱们兄弟俩齐心协力，一定能把西远做得更大更强，一定能实现咱们当年的梦想，让中国人都知道西远，让世界都知道西远！” 晚上的时候，云全民又会把潘永忠送回家，一路上，还在不停地劝说，跟他分析加入公司的好处，承诺会给她丰厚的待遇。一开始，潘永忠确实不愿意答应，他舍不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门店，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加入公司之后，会因为利益问题，影响到他和云全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他跟云全民说：“全民，兄弟，哥哥知道你有本事，也知道你是真心想让我加入，但我这门店，也是我辛辛苦苦做起来的，我舍不得放弃，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吧。” 可架不住云全民三番五次的邀请，日复一日的坚持。云全民的真诚和执着，最终打动了潘永忠。潘永忠心里清楚，云全民是真心想做一番大事业，也真心想让他一起分享成功的果实，而且他们兄弟俩这么多年的情谊，也值得他去付出，去冒险。最终，潘永忠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门店转让给了别人，正式加入了内蒙古齐泰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一加入公司，就被云全民任命为副总经理，成为了公司的高层领导。 那时候，齐泰公司的高层，一共就三个人：董事长云全民，云全民的弟弟云全甫，还有副总经理潘永忠。云全甫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行政工作，潘永忠则负责市场开拓和销售管理，云全民统筹全局，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公司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 潘永忠加入公司之后，也确实没有辜负云全民的信任和期望。他凭借着自己多年在服装行业的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全身心地投入到市场开拓工作中。他亲自带队，奔赴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对接经销商，开设门店，不管是炎热的南方，还是寒冷的北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有时候，为了谈成一个订单，他会连续好几天陪着客户喝酒、聊天，直到客户满意为止；有时候，为了考察一个市场，他会坐车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也毫无怨言。 在潘永忠的努力下，西远品牌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门店越开越多，不仅覆盖了内蒙古全境，还打开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市场，甚至远销到了日本、韩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销量一路飙升。1997年，也就是潘永忠加入公司的第二年，西远品牌的销量就实现了翻番，公司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云全民和潘永忠，也成为了内蒙古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受到了很多人的敬仰和羡慕。 那时候的他们，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每天都充满了干劲，都想着把西远这个品牌做得更大、更强，都想着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他们经常一起加班到深夜，一起在厂房里吃泡面，一起分享工作中的喜悦和困难，兄弟情谊，似乎比以前更加深厚了。 1998年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氛围。有一天，潘永忠来到云全民家里喝酒，俩人好久没有好好聚聚了，都特别高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聊着天，从工作聊到生活，从过去聊到未来，越喝越高兴，越聊越投机，一直喝到深夜，把其他来拜年的朋友都喝走了，家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云全民趁着酒兴，拉着潘永忠的手，眼神真诚地说道：“忠哥，这么多年，辛苦你了，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西远的今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心里清楚，你为公司付出了太多太多。这样，忠哥，我跟你承诺，要是来年，咱们公司的销售额再能翻番，我就把公司纯利润的5%直接奖给你，另外，我再给你买一套大房子，买一辆好车，让你和嫂子、孩子，以后都能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这么辛苦打拼了！” 家人们，你们想想，那可是1998年啊，距离现在已经快30年了。那时候，一套房子，在呼和浩特市，也就十几万、二十几万，一辆好车，也就几十万，而公司纯利润的5%，对于当时快速发展的齐泰公司来说，更是一笔天文数字。云全民的这个承诺，在当时来说，绝对是非常丰厚的，足以让任何人都心动。 潘永忠听完之后，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拍着云全民的手，激动地说道：“全民，好兄弟，谢谢你！你放心，哥哥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来年，我一定拼尽全力，让公司的销售额翻番，甚至翻几番，不辜负你的信任和期望！” 那天晚上，俩人喝了很多酒，聊了很多话，直到深夜才各自睡去。潘永忠把云全民的这个承诺，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也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实现公司销售额翻番的目标，拿到属于自己的奖励，不辜负云全民的信任，也不辜负自己的努力。 潘永忠说到做到，从那天之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了，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公司的工作中。他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公司，深夜才回家，有时候，甚至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家，吃住都在公司。那时候，潘永忠的妻子已经怀孕了，身体不方便，非常需要人照顾，但潘永忠为了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很少有时间陪伴在妻子身边，甚至连妻子去医院做产检，他都没能陪同。 付出就有回报，在潘永忠的拼尽全力之下，齐泰公司的发展，再一次迎来了爆发期。1999年，公司的销售额，不仅实现了翻番，还超出了云全民当初承诺的标准很多，纯利润也大幅增长。按照当初的承诺，潘永忠应该拿到公司纯利润5%的奖金，还有一套大房子和一辆好车。 按理说，老板承诺了员工，员工也圆满完成了目标，老板就应该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也是老板留住人才、凝聚人心的关键。可谁也没想到，云全民当初的这个承诺，竟然成为了他们兄弟俩矛盾的起点，成为了后来悲剧的导火索。 1999年，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云全民指派潘永忠，前往甘肃兰州，负责开拓兰州及周边地区的市场。兰州，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服装市场的潜力巨大，云全民希望潘永忠能够在兰州打开局面，建立稳定的销售网络，为公司的发展再添一份力量。 接到任务之后，潘永忠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收拾行李，奔赴兰州。他知道，兰州市场对于公司来说，非常重要，也知道，云全民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来到兰州之后，潘永忠没有休息，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他亲自考察兰州的服装市场，了解当地消费者的穿衣习惯和需求，对接当地的经销商，开设西远品牌的门店，开展广告宣传活动，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汗水。 那时候，潘永忠的妻子已经快要生产了，他非常想念妻子，也非常想陪在妻子身边，见证孩子的出生，但为了工作，他只能把这份思念埋在心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中。有时候，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给妻子打电话，听着妻子的声音，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愧疚，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回去，一旦回去，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就会受到影响，自己当初对云全民的承诺，也可能无法实现。 潘永忠后来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当时，把这几年来，云全民给我的工资、红包，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中了，我自己搭钱，就是想把兰州市场做好，不辜负全民的信任，也想拿到他当初承诺给我的奖励。” 潘永忠不仅肯吃苦、肯付出，还有很强的市场敏锐性。他发现，兰州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当地消费者对于中高端服装的需求很大，只要西远品牌能够做好宣传，保证质量和款式，就一定能够在兰州市场站稳脚跟，甚至有希望超过呼和浩特市场，成为公司的核心市场之一。 所以，潘永忠非常重视广告宣传工作。他知道，“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产品，要是没有好的宣传，也很难被消费者知道和认可。于是，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向公司申请了一部分资金，在兰州当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上，投放了大量的广告，宣传西远品牌的产品，提高西远品牌在兰州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潘永忠的努力下，西远品牌在兰州市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门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订单越来越多，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成效。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也开始出现了，齐泰公司的发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咱们都知道，不管什么行业，只要有人做得好，赚了钱，就一定会有很多人跟风模仿。西远品牌的成功，让很多人看到了服装行业的商机，尤其是在内蒙古，很多人都看到，云全民和潘永忠，靠着做西裤，赚了大钱，创办了大公司，成为了知名企业家，于是，就有很多人跟风，纷纷创办服装制造企业，也开始生产西裤、夹克、西装，试图分一杯羹。 就像现在，很多人看到别人开奶茶店赚了钱，就纷纷开奶茶店，最后，满大街都是奶茶店，竞争激烈，很多人都赚不到钱，甚至亏本倒闭，是一个道理。那时候的服装行业，也是这样，一下子冒出了好几家服装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设计团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完全模仿西远品牌的成功经验，也打出了“生产一流西裤”的口号，跟风生产西裤，甚至直接抄袭西远西裤的款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出现，服装行业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些新成立的服装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为了拉拢客户，纷纷降低价格，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而且，这些企业，为了拉拢人才，尤其是有经验的营销人员，还推出了非常诱人的奖励政策，甚至有一些企业，直接承诺，会把公司纯利润的10%拿来奖励有功人员，这个奖励比例，比云全民当初承诺给潘永忠的，高出了一倍。 这件事，后来被潘永忠知道了。作为齐泰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市场开拓和销售管理，他必须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动态，了解竞争对手的政策，这样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应对市场竞争。当他知道，其他竞争对手给营销人员的奖励政策，比自己的还要优厚很多的时候，他的心里，开始变得不平衡了。 他心里想：“我为了西远品牌，为了齐泰公司，付出了这么多，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承诺给我的奖励，到现在都没有兑现。而那些竞争对手，他们的营销人员，还没有干出什么成绩，就能拿到这么优厚的奖励，凭什么？我这么多年，为了公司，抛家舍业，辛辛苦苦，拼尽全力，开拓了那么多市场，为公司赚了那么多钱，我应该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才对！”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就像一颗毒种子，在潘永忠的心里生根发芽，越来越强烈。他开始频繁地想起云全民当初的承诺，想起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想起自己搭进去的钱，想起自己没能陪伴妻子生产的愧疚，心里的怨气，也越来越重。 于是，潘永忠就找到了云全民，跟他谈起了奖励的事情，并且提出，希望能够把当初的承诺，落到笔头上，签一份正式的协议，这样，双方都有保障，也避免以后出现不必要的纠纷。潘永忠跟云全民说：“全民，咱们兄弟俩，虽然关系好，但有些事情，还是落到笔头上比较好，你当初承诺给我的奖励，咱们签一份协议，这样，我也能更安心地工作，也能更好地为公司打拼。” 可没想到，面对潘永忠的请求，云全民的答复，却一直模棱两可，既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明确答应。他总是笑着跟潘永忠说：“忠哥，咱们兄弟俩，这么多年的情谊，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说过的话，肯定会算数的，奖励的事情，你放心，等公司的效益再好一点，我一定会兑现的，签协议就没必要了，太见外了，伤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不管潘永忠怎么劝说，云全民都不愿意签协议，只是一味地敷衍、拖延。其实，云全民之所以不愿意签协议，也有自己的顾虑：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和潘永忠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感情深厚，没必要搞那么正式，签协议太伤感情；另一方面，随着公司的发展，股东越来越多，公司的决策，也不能再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纯利润的5%，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需要和其他股东商量，而且，公司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他也担心，一旦兑现了奖励，会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影响公司的发展。 可云全民的敷衍和拖延，在潘永忠看来，却是一种失信，一种欺骗。他觉得，云全民是故意不想兑现承诺，是想耍赖，是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了，所以就不愿意履行当初的约定。就这样，俩人之间，开始出现了隔阂，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也开始变得生疏起来，说话做事，都开始小心翼翼，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坦诚和默契。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着奖励的事情，公司里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有人说，潘永忠因为云全民不兑现承诺，心里不满，想要架空云全民，夺取公司的控制权；也有人说，云全民觉得，潘永忠的权力太大了，而且功劳太大，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所以，他想卸磨杀驴，等潘永忠把市场开拓好之后，就把潘永忠挤走，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和弟弟云全甫的身上。 这些谣言，越传越凶，很快就传到了云全民和潘永忠的耳朵里。人就是这样，不管关系再好，一旦有了隔阂，一旦听到一些抹黑对方的谣言，心里就会产生猜忌，就会忍不住多想。云全民听到谣言之后，心里就开始犯嘀咕：“难道忠哥真的想架空我？难道他真的对公司的控制权有想法？” 而潘永忠听到谣言之后，心里也充满了猜忌和不满：“难道全民真的想卸磨杀驴？难道他真的觉得，我现在已经没用了，想把我挤走？难怪他一直不兑现承诺，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自己的约定！” 其实，他们两个人，一开始都没有完全相信这些谣言，毕竟，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一起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一起打拼过那么多艰难岁月，他们都不愿意相信，对方会真的对自己下手。可谣言这东西，最伤人的地方，就是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判断，会一点点侵蚀你们之间的信任和情谊。久而久之，俩人心里的隔阂，越来越深，心里的别扭，也越来越大，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着兄弟的情面，但私下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亲密，甚至开始互相提防。 家人们，矛盾的积累，总有爆发的一天。云全民和潘永忠之间的矛盾，在2000年的时候，彻底激化了，而这一年，也成为了他们兄弟情谊的转折点，成为了后来悲剧的开端。那么，在2000年，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彻底反目成仇，让潘永忠最终走上了绑架杀人的不归路呢？ 咱们接着往下说。2000年的8月份，潘永忠还在兰州，全身心地投入到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中。那时候，想要做好广告宣传，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当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合作，投放广告，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西远品牌，才能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潘永忠就一直在和兰州当地的电视台洽谈广告合作的事情。 那时候，很多企业，因为现金流紧张，或者为了节省成本，在和媒体合作的时候，都会采用“以物抵费”的方式，也就是用自己公司的产品，来抵扣广告费。比如说，广告费需要10万块钱，企业现金紧张，就会用价值15万块钱的产品，来抵扣这10万块钱的广告费，这样，企业既节省了现金，又能推广自己的产品，媒体也能拿到产品，要么自己使用，要么转手卖掉，双方都不吃亏。 潘永忠和兰州电视台洽谈的时候，也提出了用西远的服装，来抵扣一部分广告费的想法，兰州电视台方面，也表示愿意考虑。为了能够顺利达成合作，也为了让兰州当地的媒体朋友和客户，能够更好地了解西远品牌的实力，能够更好地推广西远的产品，潘永忠就邀请了兰州当地一些媒体的朋友，还有一些重要的客户，一起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参观西远的厂房和生产基地，顺便，也带他们去草原上观光旅游，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潘永忠觉得，只要这些媒体朋友和客户，能够亲眼看到西远的实力，看到西远产品的生产过程，感受到西远品牌的魅力，就一定会愿意和西远合作，就一定会帮助西远推广产品，这样，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就会更加顺利。 接到邀请之后，兰州当地的媒体朋友和客户，都非常乐意前往呼和浩特，一方面，他们确实想了解一下西远品牌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内蒙古的草原上观光旅游，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光和蒙古民族的风情。就这样，潘永忠就带着一群媒体朋友和客户，从兰州来到了呼和浩特。 来到呼和浩特之后，潘永忠先带着他们去了草原，欣赏草原的美景，骑蒙古马，喝马奶酒，吃手把肉，参加蒙古民族的特色活动，让他们尽情地游玩，放松心情。这些媒体朋友和客户，都非常开心，对潘永忠的安排，也非常满意，双方之间的感情，也增进了不少。 游玩了几天之后，潘永忠就带着他们，来到了西远的厂房和生产基地，参观西远产品的生产过程，向他们介绍西远品牌的发展历程、生产规模和产品优势。这些媒体朋友和客户，看到西远的厂房宽敞明亮，设备先进，工人操作规范，产品质量过硬，都对西远品牌的实力，有了很高的评价，也更加坚定了和西远合作的信心。 为了招待这些媒体朋友和客户，也为了表示西远品牌的诚意，云全民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在呼和浩特市一家有名的酒店举行。作为齐泰公司的董事长，云全民必然要参加这场宴会，而且，作为主人，他也应该主动招待客人，和媒体朋友、客户们多交流、多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可没想到，在宴会上，云全民的表现，却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也让潘永忠感到非常难堪。宴会上，云全民几乎全程都在和自己的助理说话，要么就是和自己的弟弟云全甫聊天，对于前来的媒体朋友和客户，却显得非常冷淡，既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也没有主动和他们交流，甚至有人主动上前和他敬酒、打招呼，他也只是敷衍了事，脸上没有丝毫的热情，全程都摆着一张冷脸。 这些媒体朋友和客户，心里都非常生气，也非常不舒服。他们心里想：“我们大老远从兰州来到呼和浩特，一方面是为了了解西远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潘永忠面子，想和西远合作，可云全民作为董事长，竟然这么冷淡，这么不给面子，这分明就是不重视我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是来帮他推广产品的，他这是有事求我们，怎么能是这种态度？” 潘永忠看到这一幕，心里也非常着急，也非常难堪。他一边陪着笑脸，向媒体朋友和客户道歉，解释说云全民最近工作太忙，太累了，所以情绪不太好，一边不停地给云全民使眼色，示意他主动和客户、媒体朋友交流，可云全民却像是没看到一样，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和自己的助理、弟弟聊天。 潘永忠心里又急又气，他心里想：“全民啊全民，你怎么能这样？这些人，都是我辛辛苦苦邀请来的，都是来帮咱们推广产品、开拓市场的，你这样冷淡的态度，不仅会得罪他们，还会影响咱们西远的名声，影响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你这是在拆我的台啊！” 宴会结束之后，有几位客户，就直接找到了潘永忠，语气不满地说道：“潘总，我们看，这草原也没什么好玩的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不在这里多打扰了。”潘永忠一听，心里就慌了，他知道，这些客户是真的生气了，要是就让他们这么走了，不仅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兰州市场的开拓工作，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彻底失败。 于是，潘永忠赶紧陪着笑脸，不停地劝说：“各位兄弟，实在对不起，今天是我们董事长不对，他最近确实太忙了，太累了，所以招待不周，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各位兄弟，来都来了，再玩几天，草原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我陪着你们，咱们好好玩玩，就当是我给各位赔罪了，好不好？” 潘永忠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终于把这些客户给留下来了。他心里清楚，要是想挽回这些客户的心，就必须做出一些弥补，必须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于是，第二天一早，潘永忠就带着这些媒体朋友和客户，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特产市场，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很多内蒙古的特色特产，牛肉干、奶豆腐、马奶酒、奶酪等等，花费了不少钱，就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挽回他们的心。 就在他们在特产市场逛得正开心，潘永忠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打电话过来的，正是云全民。潘永忠赶紧接起电话，笑着说道：“全民，怎么了？我正在陪着媒体朋友和客户，在特产市场买特产呢，他们都挺开心的。” 可电话那头，云全民的语气，却非常冷淡，而且带着一丝不耐烦，说道：“永忠，别玩了，赶紧回公司来，有急事找你，快点！”潘永忠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能感觉到，云全民的心情不太好，而且，这件急事，肯定不简单。他赶紧说道：“全民，我这陪着客户呢，能不能等一会？等我把他们送回去，我就立刻回公司。” “不行，有急事，必须马上回来，别废话，快点！”云全民的语气，更加不耐烦了，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潘永忠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不满。他心里想：“我辛辛苦苦邀请来客户，辛辛苦苦陪着他们，就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了开拓兰州市场，可你却这么不理解我，这么不耐烦，还让我立刻回公司，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有没有考虑过公司的利益？” 可不满归不满，委屈归委屈，云全民是公司的董事长，是他的老板，他不能不听云全民的话。于是，潘永忠只能又一次陪着笑脸，跟媒体朋友和客户道歉，解释说公司有急事，他必须立刻回去，等忙完事情，再陪他们好好玩。然后，他安排了公司的员工，陪着媒体朋友和客户继续逛，自己则急匆匆地赶往公司。 赶到公司之后，潘永忠立刻找到了云全民，着急地问道：“全民，什么急事？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云全民坐在办公桌前，抬起头，看了潘永忠一眼，语气平淡地说道：“永忠，是这样，兰州市场，我打算让全甫过去负责，你以后，就不用再去兰州了。” 听到这句话，潘永忠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他看着云全民，声音颤抖地说道：“你说什么？让全甫去兰州负责？那我呢？兰州市场，是我辛辛苦苦开拓出来的，是我抛家舍业，拼尽全力，一点点做起来的，现在，市场已经慢慢步入正轨，马上就要盈利了，你却让全甫过去负责，把我调回来，你什么意思？” 云全民看着潘永忠激动的样子，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依旧语气平淡地说道：“没什么意思，就是公司的正常人事调动。全甫是我弟弟，也是公司的高层，让他去负责兰州市场，我也放心。你在兰州辛苦了这么久，也该回来休息休息了，回来之后，我再给你重新安排岗位。” “正常人事调动？”潘永忠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指着云全民，大声地说道：“云全民，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这真的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吗？兰州市场，是我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里面凝聚了我多少心血，多少汗水？我搭进去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抛家舍业，连妻子生产，我都没能回去陪伴，我这么努力，这么付出，就是为了把兰州市场做好，为了公司的发展。可现在，市场快要盈利了，你却让你弟弟过去摘桃子，抢夺我的劳动成果，把我调回来，你这分明就是卸磨杀驴，你这分明就是觉得，我现在已经没用了，想把我挤走！” 云全民听到潘永忠的话，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不耐烦，他皱了皱眉头，说道：“永忠，你别无理取闹，我怎么可能是卸磨杀驴？我怎么可能抢夺你的劳动成果？全甫去兰州，也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为了让兰州市场发展得更好，这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我不能理解？”潘永忠冷笑一声，说道：“我怎么理解？让我理解你，让你弟弟抢走我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市场？让我理解你，不兑现当初的承诺，还反过来卸磨杀驴？云全民，你别忘了，当初，是你三番五次地邀请我，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加入公司，是你承诺我，只要我把公司的销售额做上去，就给我奖励，给我买房买车，可现在呢？你承诺我的一切，都没有兑现，反而还要把我挤走，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 “我怎么对不起你了？”云全民也被潘永忠的话激怒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声地说道：“这些年，我待你不薄吧？给你副总经理的职位，给你丰厚的工资和待遇，公司的很多事情，我都听你的意见，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奖励的事情，我不是说了吗？等公司的效益再好一点，我一定会兑现的，你怎么就不能再等等？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想架空我，想夺取公司的控制权？” 就这样，俩人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他们把这些年积压在心里的怨气、不满、猜忌，都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此刻，就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互相指责，互相谩骂，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坦诚和默契，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兄弟情谊。 潘永忠越吵越生气，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欺骗，他为了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可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被自己最信任的兄弟，最要好的朋友，卸磨杀驴，抢夺劳动成果，不兑现承诺。他看着云全民，心里充满了怨恨，他知道，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从这一刻起，彻底结束了，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争吵过后，潘永忠的心，彻底凉了。他看着云全民，语气冰冷地说道：“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既然你想把我挤走，那我也不稀罕在你这公司待着了，我走！”说完，潘永忠就转身，朝着办公室门口走去。 就在潘永忠快要走出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云全民突然开口，说道：“永忠，你别走得这么急，以后，你要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个三万五万的，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的。”潘永忠听到这句话，脚步顿了一下，然后，他冷笑一声，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走出了齐泰公司的大门。 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潘永忠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他站在公司门口，看着齐泰公司的招牌，看着这座自己曾经为之奋斗、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和汗水的地方，看着这座承载着他和云全民当年梦想的地方，心里充满了委屈、不甘和怨恨。 他想起，几年之前，自己有自己的生意，过得衣食无忧，是云全民，三番五次地邀请他，是云全民，真诚地劝说他，是云全民，承诺他，只要他加入公司，就一定会给她丰厚的回报，就一定会和他一起，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强，实现当年的梦想。他想起，自己为了公司，抛家舍业，搭进去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拼尽全力，开拓市场，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甚至连妻子生产，都没能回去陪伴。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想起自己对云全民的信任，想起他们之间曾经的兄弟情谊，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 他心里想：“云全民，我潘永忠，待你不薄，把你当成自己最要好的兄弟，最信任的朋友，为了你，为了公司，我付出了这么多，可你呢？你却欺骗我，背叛我，卸磨杀驴，抢夺我的劳动成果，不兑现自己的承诺，你太对不起我了！我们之间的恩怨，从此刻起，一笔勾销，不，是从此刻起，我和你，势不两立！” 从这一刻起，潘永忠的心里，就埋下了深深的怨恨，这份怨恨，就像一颗毒瘤，在他的心里慢慢生长，越来越强烈，最终，让他走上了绑架杀人的不归路。当然，这些，都是潘永忠自己的说法，都是他在接受审讯的时候，讲述的事情的经过。对于潘永忠离开齐泰公司的原因，云家人，却有着不一样的说法，有着不一样的解释。 云家人说，潘永忠之所以离开齐泰公司，并不是因为云全民卸磨杀驴，也不是因为云全民不兑现承诺，而是因为潘永忠在兰州开拓市场的时候，并不成功。虽然他一开始很努力，但兰州市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根本就没有盈利，而且，亏损的金额，越来越大，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云家人还说，云全民看到兰州市场一直亏损，就计划撤掉兰州的机构，停止在兰州市场的投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可这时候，潘永忠却坚决不同意撤销兰州的机构，他坚持认为，兰州市场的潜力巨大，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只要加大投入，就一定能够盈利。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潘永忠还带着一帮媒体朋友和客户，从兰州来到呼和浩特旅游，花费了公司不少的钱，云全民对此，非常反感，也非常不满，所以，在宴会上，才没有给那些媒体朋友和客户好脸色看。 除此之外，云家人还表示，云全民在检查公司账目的时候，发现潘永忠在兰州负责市场开拓期间，账目一直有问题，有贪污公司公款的嫌疑，而且，潘永忠在兰州的很多操作，都不规范，比如，广告投放的费用过高，远超公司规定的预算，还有一些报销单据，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很多花费，都没有明确的用途，也没有对应的凭证。云家人说，云全民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本来想找潘永忠当面核对，好好谈谈，可潘永忠却一直回避，不愿意面对，甚至还反过来指责云全民不信任他，这才导致了后来的争吵，也让潘永忠主动提出了离职。 一边是潘永忠的“委屈控诉”，一边是云家人的“有理辩解”，到底谁是谁非，咱们外人很难说得清。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潘永忠离开齐泰公司的那一刻起，俩人就彻底反目成仇，曾经的兄弟情谊，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尽的怨恨和猜忌。 离开齐泰公司之后，潘永忠的生活，一落千丈。他原本以为，凭借自己在服装行业的经验和人脉，就算离开西远，也能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他先后开了几家服装门店，可因为没有稳定的货源，没有成熟的销售渠道，再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生意做得一塌糊涂，没多久就纷纷倒闭了，不仅亏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而与此同时，云全民和他的西远品牌，却依旧蒸蒸日上。虽然遭遇了同行的跟风模仿，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云全民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精准的市场定位，还有弟弟云全甫的辅佐，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西远品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市场份额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国内中高端服装行业的标杆品牌，云全民本人的身家也水涨船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内蒙古富豪，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风光无限。 一边是自己的一败涂地、负债累累，一边是曾经的兄弟锦衣玉食、风光无限，这种巨大的落差，像一把把尖刀，日夜扎在潘永忠的心上。他看着电视上、报纸上云全民的身影，看着西远品牌越做越大，心里的怨恨，越来越深，曾经的兄弟情谊，早已被嫉妒和仇恨彻底吞噬。他开始疯狂地嫉妒云全民，嫉妒他的成功，嫉妒他的财富，更恨他当年的“背叛”和“卸磨杀驴”。 潘永忠后来在审讯时说：“我那时候，每天都在想，为什么成功的是他云全民？为什么他能风光无限，而我却要负债累累、一无所有？当年要是没有我，他能有今天吗？是他骗了我，是他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一定要把他欠我的，全部拿回来！”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潘永忠的心里慢慢成型，绑架云全民，勒索巨额赎金，既能还清自己的债务，也能报复云全民，出一口积压了多年的恶气。可他也清楚，云全民是富豪，身边肯定有保镖，而且防范意识极强，想要绑架他，绝非易事，必须好好策划，一步都不能出错。 为了实施绑架计划，潘永忠开始暗中准备。他先是四处打听云全民的行踪，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出行路线，知道云全民平时工作繁忙，经常往返于公司和家之间，而且有时候为了谈生意，会单独出行，身边不会带太多保镖，这就是他下手的最佳时机。 可仅凭潘永忠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绑架，他需要帮手。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两个远房亲戚，潘建军和潘建明，这两个人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也欠了不少外债，一直想找机会赚一笔快钱。潘永忠找到他们，把自己绑架云全民、勒索赎金的计划一说，还承诺他们，只要事成之后，就分给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彻底摆脱负债的日子。 潘建军和潘建明一听，既能赚钱，又能“帮”潘永忠报仇，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就这样，三人组成了一个绑架团伙，开始进一步策划绑架细节，他们分工明确：潘永忠负责统筹全局，打探云全民的行踪，制定具体的绑架方案；潘建军和潘建明负责准备绑架所需的工具，绳子、胶带、麻醉剂，还有一辆没有牌照的破旧面包车，用来接送和藏匿云全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潘永忠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暗中跟踪云全民，记录他的出行时间、路线，摸清他的生活规律。他不敢靠得太近，生怕被云全民发现，只能远远地观察，有时候甚至会蹲守在云全民的公司门口、小区门口，一等就是一整天，饿了就吃点泡面，渴了就喝点矿泉水，只为了找到最佳的下手时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暗中观察，潘永忠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2005年9月的一天，他得知，云全民当天下午要独自一人前往呼和浩特市郊区的一个服装厂，视察生产情况，而且当天没有带保镖，出行路线也比较偏僻，沿途没有太多的监控，正是下手的好时候。 潘永忠立刻召集潘建军和潘建明，敲定了当天下午的绑架计划。他们提前把那辆没有牌照的破旧面包车，停在了云全民前往郊区服装厂的必经之路，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又把绳子、胶带、麻醉剂等工具准备好，躲在面包车里，静静等待云全民的出现。 下午三点多，云全民驾驶着自己的奔驰轿车，如期出现在了这条乡间小路上。因为这条路比较偏僻，平时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云全民也没有多想，依旧正常行驶。就在他的奔驰轿车，快要驶过潘永忠等人藏身的面包车时，潘永忠突然下令，潘建明立刻发动面包车，猛地冲到了云全民的奔驰轿车前面，逼停了他的车。 云全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踩下刹车，探出头，想要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潘永忠、潘建军和潘建明就立刻推开车门，冲了下来，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棍，猛地砸向云全民的奔驰轿车车窗。 “哐当”一声，车窗被砸得粉碎，玻璃碎片溅了一地。云全民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劫匪，他想要锁上车门，发动车子逃跑，可已经来不及了。潘建军一把拉开了云全民的车门，手里的木棍，狠狠砸在了云全民的头上，云全民疼得大叫一声，脑袋瞬间流出了鲜血，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潘永忠趁机钻进车里，一把按住了挣扎的云全民，潘建明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醉剂，对着云全民的胳膊，狠狠扎了下去。没过多久，麻醉剂就起了作用，云全民的挣扎越来越弱，眼神也变得模糊起来，最后，彻底失去了意识，瘫倒在了座位上。 确认云全民已经失去意识后，潘永忠、潘建军和潘建明，立刻把云全民拖出奔驰轿车，塞进了他们的面包车后备箱，用绳子牢牢地绑住他的手脚，用胶带封住他的嘴，防止他醒来后挣扎、呼救。然后，潘永忠又快速清理了现场的玻璃碎片、血迹等痕迹，坐上云全民的奔驰轿车，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藏了起来，避免被别人发现。 做完这一切后，潘永忠、潘建军和潘建明，立刻驾驶着那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带着昏迷的云全民，逃离了现场，朝着呼和浩特市更远的郊区驶去。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走一些偏僻的乡间小路，避开监控和行人，一路上，几个人都一言不发，气氛十分紧张，只有面包车的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声音。 面包车行驶了大约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潘永忠事先找好的藏匿地点，一片偏僻的荒地里，这里人迹罕至，周围都是杂草和树木，平时根本没有人来，非常隐蔽。他们把面包车停在荒地旁边的树林里，然后把后备箱里的云全民，拖了出来，扔在地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云全民慢慢醒了过来。他的脑袋依旧很疼，手脚被绳子牢牢地绑着，嘴也被胶带封住，说不出话来，只能睁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三个人。当他看清，眼前的人竟然是潘永忠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他怎么也想不到，绑架自己的，竟然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曾经并肩作战的铁哥们，潘永忠。他拼命地挣扎着，想要挣脱绳子，想要质问潘永忠，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眼里充满了不解和绝望。 潘永忠看着挣扎的云全民，脸上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有冰冷的仇恨。他蹲下身，一把撕掉了云全民嘴上的胶带，语气冰冷地说道：“云全民，没想到吧？绑架你的，竟然是我。你现在是不是很惊讶？是不是很不解？” 云全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因为长时间被胶带封住，变得沙哑不堪，他看着潘永忠，声音颤抖地说道：“永忠，真的是你？为什么？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你说，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只要你放了我，好不好？” “钱？”潘永忠冷笑一声，指着云全民，大声地说道：“我现在确实很缺钱，可我要的，不仅仅是钱！我要的，是你欠我的一切！当年，是你三番五次地邀请我，是你承诺我，只要我好好干，就给我奖励，给我买房买车，可你呢？你兑现你的承诺了吗？你不仅没有兑现承诺，还卸磨杀驴，把我辛辛苦苦开拓的兰州市场，交给你弟弟，把我挤走，让我一无所有！” “我那时候，为了公司，抛家舍业，搭进去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连我妻子生产，我都没能回去陪伴，我这么努力，这么付出，可最后，却落得个负债累累、一无所有的下场，而你，却风光无限，成为了富豪，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潘永忠越说越激动，眼里充满了血丝，语气里满是怨恨和不甘。 云全民看着情绪激动的潘永忠，心里充满了无奈和委屈，他急忙解释道：“永忠，你误会我了，当年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想过要卸磨杀驴，也没有想过要欺骗你，奖励的事情，我是真的想兑现，可那时候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股东太多，资金周转紧张，我也是身不由己啊！还有兰州市场，那时候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我让全甫过去，也是为了挽回公司的损失，不是为了抢夺你的劳动成果啊！” “误会？身不由己？”潘永忠冷笑一声，根本不相信云全民的解释，“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还在欺骗我！云全民，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这么多年，我受的苦，受的委屈，不是你一句误会、一句身不由己，就能抵消的！今天，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我要让你尝尝，一无所有、绝望无助的滋味！” 说完，潘永忠就拿出手机，给云全民的弟弟云全甫，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潘永忠的语气冰冷，带着一丝威胁，说道：“云全甫，我是潘永忠，你哥哥云全民，现在在我手里，想要救你哥哥，就准备500万赎金，现金，一分都不能少！” 云全甫接到电话后，整个人都懵了，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谁在恶作剧，可当他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哥哥云全民微弱的“救命”声时，他才意识到，这不是恶作剧，哥哥真的被绑架了。他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说道：“潘永忠，你别冲动，千万别伤害我哥哥，500万赎金，我给你，我一定给你，你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就去凑钱，求你，千万别伤害我哥哥！” 潘永忠冷冷地说道：“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会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交赎金的地点，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交赎金，不能报警，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要是让我发现你报警了，或者来了其他人，我就立刻杀了你哥哥，到时候，你就算凑够了赎金，也见不到你哥哥的尸体了！” 说完，潘永忠就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他又用胶带，重新封住了云全民的嘴，把他拖到了荒地旁边的一个土坑旁边，这个土坑，是他早就挖好的，一开始，他只是想用来藏匿云全民，可此时，看着云全民，他心里的仇恨，越来越强烈，一个更邪恶的念头，又冒了出来，杀了云全民，一了百了，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能“欠”他了，也没有人能再让他嫉妒、怨恨了。 云全民似乎察觉到了潘永忠的恶意，他拼命地挣扎着，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停地摇头，想要恳求潘永忠，放过自己，可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泪水和汗水，混合着脸上的血迹，流了下来，曾经叱咤风云的富豪，此刻，却显得那么渺小、无助。 可潘永忠，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他看着挣扎的云全民，脸上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有冰冷的冷漠。他对着身边的潘建军和潘建明，说道：“你们两个，过来帮忙，把他扔进去，埋了！” 潘建军和潘建明，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们只是想勒索赎金，并没有想过要杀人，可看着潘永忠冰冷的眼神，还有他的威胁，他们不敢反抗，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和潘永忠一起，把挣扎的云全民，拖进了那个土坑里面。 云全民躺在土坑里，拼命地挣扎着，想要爬出来，可他的手脚被绳子牢牢地绑着，根本爬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潘永忠、潘建军和潘建明，拿起身边的泥土，一铲一铲地，朝着土坑里扔去。泥土落在他的身上、头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他最后看了一眼潘永忠，眼里充满了不解、怨恨和绝望，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从小一起长大、曾经并肩作战、能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竟然会亲手把自己埋进土坑，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起了他们年轻时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一起创业的艰难岁月，想起了当年的承诺和情谊，心里充满了唏嘘和不甘，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没过多久，泥土就彻底淹没了云全民的身体，只剩下一片平整的土地，仿佛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潘永忠看着这片平整的土地，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可他不知道的是，他亲手埋葬的，不仅仅是自己曾经的兄弟，更是自己的一生，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另一边，云全甫挂了电话之后，并没有按照潘永忠的要求，不报警，而是第一时间，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向警方求助。他知道，潘永忠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就算凑够了500万赎金，潘永忠也不一定会放过自己的哥哥，只有报警，才有希望救出哥哥。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破这起绑架案。专案组的民警，一方面安抚云全甫的情绪，让他配合警方的工作，假装按照潘永忠的要求，凑赎金，等待潘永忠的电话，另一方面，又立刻展开调查，根据云全甫提供的线索，排查潘永忠的行踪，寻找云全民的下落。 警方通过调取云全民失踪当天的监控录像，排查沿途的车辆和行人，很快就锁定了潘永忠等人藏身的大致范围。又通过对潘永忠的社会关系、行踪轨迹进行排查，最终，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就找到了潘永忠、潘建军和潘建明藏身的地方，将三人一举抓获。 面对警方的审讯，潘永忠、潘建军和潘建明，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绑架、杀害云全民的罪行，可在警方强大的证据面前，他们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绑架、杀害云全民的全部罪行，还带领警方，找到了云全民被埋葬的地点。 警方立刻组织人员，在潘永忠的带领下，来到了那片偏僻的荒地，挖开了那个土坑，找到了云全民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云全民是被泥土掩埋，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正是案发当天下午。当云家人，看到云全民的尸体时，悲痛欲绝，尤其是云全甫，更是哭得撕心裂肺，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哥哥，竟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2006年，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绑架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潘永忠、潘建军、潘建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并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而且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主犯潘永忠，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犯潘建军、潘建明，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潘永忠、潘建军、潘建明，均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可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他们的上诉，维持原判。 后来，潘永忠被依法执行死刑。在被执行死刑之前，潘永忠，终于露出了悔恨的泪水，他在狱中，写下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他忏悔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被嫉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亲手杀害了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对不起云全民，对不起他的家人，也对不起我自己的家人，我后悔了，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第225章 岁打工妹惨遭杀害，胶带封嘴抛尸江中，警方3天破案 2016年9月2号，武汉的清晨还带着一丝未散的潮热，刚过早上8点，武汉市110指挥中心的电话就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清晨的短暂宁静，也拉开了一桩恶性杀人抛尸案的侦破序幕。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慌张和恐惧，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接线民警一边快速记录，一边耐心安抚，好不容易才听清了对方禀报的惊天消息，长江江面上，漂着一具女尸，下身没有穿衣服，脸部还被宽胶带死死粘住，连鼻子和嘴都没能幸免，一看就不是正常溺水身亡的样子。 “警察同志，你们快过来看看吧！太吓人了，就在江边那个货运码头附近，我也是早上出来钓鱼，远远就看见江面上漂着个东西，凑近了一看，才发现是人……”报警人的声音里满是颤抖，听得出来，那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挂了报警电话，110指挥中心立刻将情况同步给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异常的衣着、封口的胶带，还有江中漂浮的状态，所有细节都在指向一个可怕的结论，这不是意外，死者很可能是被人杀害后，抛尸长江的！ 命案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接到指令后，没有丝毫耽搁，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专项专案组，抽调全局精干力量，对这起江中女尸案展开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排查工作。 专案组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明确了三大侦破方向，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高效推进。 第一个方向，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赶赴现场，对尸体进行全面的检验鉴定。只有通过尸检，才能确定死者的具体死亡原因、死亡时间，还有身上是否留有凶手的痕迹，这些都是侦破命案的核心线索，容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个方向，抽调近40名民警，组成搜寻小组，沿着长江两岸，从尸体发现地开始，上下游反复排查，寻找凶手的抛尸地点。抛尸地点往往会留下凶手的蛛丝马迹，比如脚印、衣物碎片、作案工具等，找到抛尸点，就能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 第三个方向，同步开展调查走访工作，全力寻找尸源。办案民警都清楚，侦破命案，第一步必须确定死者是谁，连死者身份都搞不清楚，后续的排查嫌疑人、还原作案过程，都无从谈起。只有找到尸源，才能顺着死者的社会关系，挖出背后的凶手。 可所有人都知道，水中浮尸的尸源确认，历来都是刑侦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武汉这样的“火炉”城市，9月初的天气依然炎热，江水流动速度快，尸体长时间在江水中浸泡，皮肤会出现肿胀、腐烂，面部特征会严重模糊，再加上江水的冲刷，很多能证明身份的线索都会被破坏殆尽。 法医赶到现场后，立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现场条件十分艰苦，江边风大，蚊虫成群，空气中还夹杂着江水的腥臭味和尸体腐烂的异味，可法医和技术人员丝毫没有退缩，蹲在江边，一点点细致地检查着尸体的每一个部位。 经过初步尸检，法医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在3天左右，也就是说，遇害时间应该在8月30号前后。除此之外，法医还在死者的颈部发现了明显的掐压痕迹，皮下有出血现象，结合脸部被胶带封口的情况，初步判断，死者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人活活掐死，之后又被胶带封嘴，抛入长江的。 “死亡时间3天左右，机械性窒息死亡，颈部有掐痕，脸部胶带封口，下身衣物缺失，初步判断是他杀后抛尸。”法医一边记录，一边向专案组汇报，“我们会把尸体运回实验室，做进一步检验，提取更多生物检材，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的dNA线索。”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已经开始围绕“3天内失踪人员”展开排查。他们调取了武汉市近三天所有的失踪人口报警记录，逐一梳理、比对，重点排查年轻女性失踪人员，尤其是和死者年龄、体型相近的人。 排查工作进行得十分繁琐，民警们坐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堆失踪人口登记表，一个个仔细核对信息、查看照片，连一个细节都不敢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排查，民警们发现，8月31号，有一名姓蔡的男子，曾经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女朋友失踪了，失踪时间大概在8月30号，和法医判断的死者遇害时间高度吻合。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民警眼前一亮，所有人都精神一振，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尸源线索！专案组立刻安排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这名报警人蔡某。 见到民警的时候，蔡某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眼眶通红，脸上满是疲惫和焦虑，头发乱糟糟的，双手不停地搓着，看得出来，这几天他一直处于极度的煎熬之中。 “同志，你们是不是有我女朋友的消息了？”民警刚一坐下，蔡某就迫不及待地开口，声音沙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又带着一丝恐惧，他生怕从民警口中听到不好的消息。 民警看着他憔悴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不好受，但还是强压下情绪，耐心地询问：“你先别着急，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如实回答，有助于我们找到你女朋友。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女朋友不见了？具体是怎么回事？” 蔡某深吸了一口气，揉了揉通红的眼睛，缓缓开口，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语气里满是懊悔和自责：“是8月30号那天发现的……我是上夜班的，8月29号晚上上班，到30号早上才下班，下班之后我特别累，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手机，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睡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屋里黑漆漆的，我喊了几声我女朋友的名字，没人答应，我才发现，她不在家里。” “我当时以为她就是出去逛逛，或者跟我赌气，因为她之前说要辞职，我劝了她几句，我俩吵了两句嘴。”蔡某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神里满是懊悔，“我当时太累了，睡醒了之后也没多想，就又玩了一会儿手机，想着她玩够了就会回来的。可是等到半夜，她还是没回来，我给她打电话，发现她的手机一直关机，这时候我才有点慌了。” “我沿着出租屋附近的街道，找了一整夜，问了路边的摊贩、邻居，还有我们的同事，都没人见过她。”蔡某的声音开始哽咽，“就这样，一直找到8月31号晚上，整整一天一夜，还是没有她的消息，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赶紧去派出所报了警。同志，她到底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找到她了？” 民警看着蔡某悲痛的样子，没有立刻说出真相，而是先安抚了他几句，然后缓缓说道：“我们在长江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体型和你女朋友大致吻合，我们希望你能跟我们去一趟太平间，辨认一下，看看是不是她。” 听到“女尸”两个字，蔡某的身体猛地一僵，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民警赶紧伸手扶住了他。他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眼里的期待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和绝望。 “不……不可能……不会是她的……”蔡某喃喃自语，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但还是在民警的搀扶下，跟着民警去了太平间。 太平间里寒气逼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当民警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露出死者身上的上衣时，蔡某的身体瞬间颤抖起来，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死死地盯着那件上衣，嘴唇哆嗦着，反复确认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哽咽着说道：“对……对，就是她！这是我给她买的上衣，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她……小兰，我的小兰啊……” 蔡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里满是悲痛和自责，听得在场的民警都忍不住心头一酸。他一遍遍地喊着小兰的名字，一遍遍地忏悔：“都怪我，都怪我，如果我当时睡醒了就去找你，如果我不跟你吵架，如果我多关心你一点，你就不会出事了……” 民警等蔡某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才继续询问相关情况。据蔡某介绍，他本名叫蔡晓，“春眠不觉晓”的晓，他和死者小兰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从老家一起来到武汉打工，已经同居了一段时间，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平时出入成双成对，感情一直还不错。 民警随后立刻赶到了蔡晓和小兰同居的出租屋，对出租屋进行了全面的现场勘查。出租屋里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得出来，小兰是一个勤快、爱干净的姑娘。 技术人员在出租屋里仔细搜寻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他们提取了蔡晓和小兰的日用品，比如牙刷、梳子、毛巾等，这些物品上可能会留有两人的生物特征，用于后续的dNA比对。 很快，dNA比对结果就出来了，出租屋里提取的小兰的生物特征，和长江中发现的女尸的生物特征完全吻合。经过正式确认，长江中发现的那具女尸，就是蔡晓失踪的女朋友，小兰，遇害时，她只有19岁。 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孩，正值青春年华，本该有着美好的未来，却惨遭杀害，抛尸江中，这样的悲剧，让每一位办案民警都十分痛心。所有人都在心里默念：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还小兰一个公道，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专案组再次召开会议，围绕小兰的社会关系、生活轨迹，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据蔡晓介绍，小兰一年前从技校毕业，毕业后就跟着他一起，从老家来到了武汉打工，两人一起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上班，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朝夕相处，很少分开。 “小兰是个很单纯、很勤快的姑娘，平时话不多，性格也比较内向，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蔡晓回忆着小兰的样子，眼里满是思念，“我们来武汉的时间也不长，平时接触的人不多，就只有几个同事和老乡，她从来没有跟谁发生过矛盾，也没有什么仇人，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下这么狠的毒手。” 蔡晓还告诉民警，出事前不久，小兰突然跟他说，不想再在汽车配件公司上班了。“那时候是七八月份，武汉的天气特别热，号称‘火炉’，一点都不假，整天待在车间里，又闷又热，还要一直站着干活，特别累。”蔡晓说道，“小兰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干了几个月，就实在熬不住了，就跟我说，想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 “我当时也劝过她，我说我也上夜班，也觉得累，但是我俩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互相有个照应，而且这份工作的工资还算稳定，不如再坚持坚持，别辞职了。”蔡晓说道，“可是小兰很固执，不听我的劝，非要辞职，8月25号那天，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公司。我当时还跟她吵了几句，说她太任性，现在想想，我真不该跟她吵架，如果我当时顺着她，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小兰辞职后，就一直待在出租屋里，每天琢磨着找工作的事情，蔡晓因为要上夜班，平时也没太多时间陪她。8月30号那天，蔡晓上完夜班回家睡觉，醒来后就发现小兰不见了，他一开始以为小兰是跟他赌气，出去找工作了，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进一步了解小兰的情况，民警又先后走访了小兰的同事、老乡，还有出租屋附近的邻居。据小兰的同事反映，小兰平时在公司里很勤快，干活很认真，和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从来没有跟谁红过脸、闹过矛盾，也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更没有接触过什么陌生人员。 “小兰这个人很单纯，说话也很温柔，平时除了上班，就跟着她男朋友一起回家，很少单独出去，也不喜欢玩手机、聊微信，社交圈特别小。”小兰的一个女同事说道，“她辞职那天，还跟我说，等找到轻松一点的工作，就请我吃饭，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就听到了这样的噩耗，太可惜了。” 民警又走访了小兰的母亲，当小兰的母亲得知女儿遇害的消息时，当场就崩溃了，哭得晕了过去，醒来后，一遍遍地喊着女儿的名字，悲痛欲绝。“我女儿从小就很乖，很懂事，从来不会惹事，怎么会有人这么狠心，杀了她啊……”小兰的母亲哽咽着说道。 据小兰的母亲介绍，8月27号，她还和女儿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小兰只是跟她说了自己辞职，想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的事情，语气很正常，没有提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说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我还劝她，找工作别着急，慢慢来，实在不行，就回老家来，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女儿最后一次通话……” 小兰的母亲还告诉民警，她觉得小兰和蔡晓的关系，并不像蔡晓说的那么好，两人平时也会经常吵架，大多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她也表示，两人吵架归吵架，肯定不会到杀人的地步，蔡晓平时对小兰也还算照顾，应该不会是蔡晓干的。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民警排除了蔡晓、小兰的同事、老乡的作案嫌疑，他们都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蔡晓在8月29号晚上到30号早上一直在上班，有同事可以作证；小兰的同事、老乡，在小兰遇害的时间段里，也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专案组民警们都很着急，武汉市有上千万人口，茫茫人海，凶手到底是谁？如果凶手和小兰不熟悉，没有任何社会关系，那么想要找到凶手，无疑是大海捞针。 “既然排查社会关系没有线索，那我们就从小兰失踪那天的行踪着手调查。”专案组组长说道，“小兰8月30号失踪，法医判断她是当天遇害的，我们就围绕8月30号那天，小兰的行踪轨迹，一点点排查，看看她当天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只要找到她失踪前接触的最后一个人，就有可能找到凶手。” 随后，专案组民警再次找到了蔡晓，详细询问了小兰失踪前的行踪。蔡晓回忆道：“8月30号早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小兰还在出租屋里睡觉，我跟她说了一句‘我睡了，你出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她嗯了一声，我就睡着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后，发现她的手机、钱包都放在出租屋里，只有钥匙不见了，应该是出去找工作了。” 民警又走访了出租屋附近的邻居，询问他们在8月30号早上，有没有见过小兰。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兰的一个同事反映，8月30号早上，她下夜班回家的时候，在出租屋附近的路口，碰到了小兰。 “那天早上，我是8点半下的夜班，路过路口的时候，就看到了小兰，她背着一个小包，看起来是要出去的样子。”那个同事说道，“我就问她，‘小兰，你这是要去哪啊？’她笑着跟我说，‘我去古河那边应聘。’我又问她，‘应聘什么工作啊？’她就说，‘去一家公司应聘文员，轻松一点的。’我当时还跟她说，‘那祝你应聘成功’，她点了点头，就走了，那时候，大概是9点左右。” 民警听到“古河那边应聘”这句话，立刻来了精神。他们判断，小兰口中的“古河”，很可能是口误，应该是“汉南”，因为汉南工业园区有很多公司，经常招聘文员，而且距离小兰的出租屋也不算太远，符合小兰找工作的需求。 随后，专案组民警立刻驱车赶往汉南工业园区，围绕“8月30号，小兰前来应聘”这一线索，展开了排查。民警们逐一走访了汉南工业园区的各家公司，询问接待人员，有没有见过小兰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前来应聘。 排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过多久，就有一家公司的接待人员反映，8月30号上午，确实有一个和小兰描述相符的年轻女孩，前来公司应聘文员，还填写了求职登记表。 “那天上午，大概10点左右，那个女孩就来了，穿着一件浅色的上衣，一条牛仔裤，看起来很单纯，说话也很温柔。”接待人员回忆道，“她进来之后，就问我，你们公司是不是在招聘文员，我说是的，就让她填写了一张求职登记表，她填写得很认真，填完之后，就跟我说，‘麻烦你了，等你们的通知’，然后就离开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跟其他人接触过。” 民警立刻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求职登记表，当看到登记表上“小兰”两个字，还有她填写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没错，前来应聘的，就是小兰！ 为了找到小兰离开公司后的行踪，民警立刻调取了这家公司门口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小兰的身影：8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小兰背着小包，走进了公司的传达室，填写完求职登记表后，就转身离开了传达室，朝着路口的方向走去。 民警没有放弃，反复查看监控录像，一点点梳理小兰的行踪。就在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在小兰走进传达室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悄悄扒在传达室的门口，看了一眼里面，然后就站在不远处的路边，一直盯着传达室的方向，等到小兰离开后，这个中年男子就跟了上去，一直跟在小兰的身后。 民警立刻放大监控画面，仔细观察这个中年男子的特征：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身高大概在1米7到1米75之间，年纪看起来40岁左右，身材中等，头发有些凌乱，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有些飘忽，看起来有些可疑。 监控录像显示，小兰离开公司后，沿着路边往前走，那个中年男子就一直跟在她的身后，保持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既不靠近，也不远离，时不时地打量着小兰。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小兰和那个中年男子，一起朝着路口的方向走去，随后就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 “这个男人很可疑！”专案组组长说道，“小兰刚离开公司，他就一直跟在身后，而且两人一起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他很可能就是小兰失踪前接触的最后一个人，也很可能就是杀害小兰的凶手！” 随后，民警立刻调取了汉南工业园区周边路段的监控录像，顺着小兰和那个中年男子消失的方向，一点点排查，寻找两人的行踪。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在另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里，再次看到了两人的身影，那个中年男子，开着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小兰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朝着汉南区城区的方向驶去。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民警十分兴奋，电动三轮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只要找到这辆电动三轮车，就能找到那个中年男子，就能揭开小兰遇害的真相。 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汉南区的电动三轮车，有成千上万辆，大多都是用来载客、拉货的，颜色、外观都大同小异，尤其是红色的电动三轮车，更是随处可见，想要在这么多电动三轮车中，找到小兰乘坐的那一辆，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但办案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调取了汉南区海量的监控录像，分成多个小组，24小时不间断地查看，一点点比对，仔细寻找那辆电动三轮车的特征。民警们眼睛都看酸了，脖子都看僵了，也没有丝毫怨言，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这辆车，抓住凶手！ 经过两天两夜的不懈努力，细心的侦查人员，终于在监控画面里，发现了那辆电动三轮车的特别之处：这辆红色电动三轮车的车头前方，贴着一条白色的磁条，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广告；车身上，印着“金鹏”两个字，很是明显；除此之外，这辆三轮车的行李架上，还被人自行焊接了两块板子，把行李架加高了，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特征，在其他电动三轮车上，很少能看到。 “找到了！就是这个特征！”民警们兴奋地喊道，所有人的疲惫都一扫而空。随后，民警们围绕“红色、金鹏牌、车头白色磁条、行李架加高”这几个特征，再次展开排查，调取了汉南区所有路段的监控录像，追踪这辆电动三轮车的去向。 很快，民警就在汉南区一个十字路口的监控画面里，再次看到了那辆电动三轮车。监控画面显示，8月30号上午10点58分左右，这辆红色电动三轮车，出现在了这个十字路口，骑车的正是那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而三轮车的后座上，坐着的，正是小兰。 监控画面里，小兰坐在后座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看起来有些疲惫，而那个中年男子，一边骑车，一边时不时地从后视镜里打量着小兰，眼神有些诡异。随后，电动三轮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小兰从后座上下来，站在路边等着，那个中年男子，则开着电动三轮车，跑到旁边的一个空地上停好车，然后又走了回来，和小兰站在一起，说了几句话，随后，两人就一起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饭馆。 民警立刻找到了这家小饭馆，询问饭馆的老板和服务员，有没有见过小兰和那个中年男子。饭馆老板回忆道：“那天中午，大概11点左右，确实有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中年男子，一起来我们饭馆吃饭，那个女孩看起来很单纯，那个中年男子，穿着白色t恤、蓝色牛仔裤，看起来40岁左右。他们点了两个菜、一碗汤，吃了大概半个小时，就付了钱离开了，当时没什么异常，就是那个中年男子，看起来有些心事重重的，时不时地盯着那个女孩看。” 民警调取了饭馆里的监控录像，确认了老板的说法。监控画面显示，小兰和那个中年男子，在饭馆里坐在一起，小兰吃得很少，看起来没什么胃口，而那个中年男子，一边吃饭，一边和小兰说话，语气看起来很热情，但眼神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恶意。 吃完饭之后，两人一起走出了饭馆，再次坐上了那辆红色电动三轮车，朝着汉南区一片老旧的平房区驶去。民警继续追踪监控，发现这辆电动三轮车，在8月30号上午11点35分左右，驶入了那片老旧的平房区，这也是小兰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画面，从那之后，小兰就彻底消失在了警方的监控范围之内，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片老旧的平房区，地理位置十分偏僻，环境也很复杂。里面大多都是一些老旧的平房，还有很多违规私搭乱建的棚子，道路狭窄、泥泞，错综复杂，像一个迷宫一样。而且，这片区域里，居住的大多都是流动人口，人员繁杂，鱼龙混杂，很多人都是租房子住，彼此之间互不相识，给排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这里很可能就是小兰遇害的地点，也是那个中年男子的落脚点。”专案组组长说道，“立刻安排民警，对这片老旧平房区，进行秘密走访排查，一定要找到那个中年男子的下落，还有小兰的踪迹。” 随后，专案组民警分成多个小组，乔装成租客、小贩，悄悄进入了这片老旧平房区，展开了秘密走访排查。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询问，仔细观察每一户人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开电动三轮车的住户，更是重点排查对象。 排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这片区域里的住户，大多都很警惕，不愿意配合民警的询问，还有一些人，干脆就闭门不见。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耐心地解释，说明情况，一点点争取住户的信任，继续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天的秘密走访，有一位住户，向民警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经常在这片区域里看到一个开红色电动三轮车的中年男子，和你们描述的样子很像，他平时就在这一带载客为生，经常在路口等生意，大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阮，就是‘阮小二、阮小七’那个阮。”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民警立刻问道，语气里满是期待。 “不知道具体住在哪一户，但是我经常看到他把电动三轮车停在东边那片棚子附近，应该就在那一片住。”住户说道，“他平时话不多，看起来有些孤僻，很少和其他人说话，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三轮车上，发呆很久，看起来有些奇怪。” 民警立刻赶到了住户所说的东边棚子附近，展开了进一步的排查。可经过仔细排查，民警们并没有找到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也没有看到那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随后，民警又询问了周边的住户，得知这个姓阮的中年男子，这几天，一直没有出现过，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对劲，他怎么偏偏在案发之后，就不见了？”专案组组长皱起了眉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姓阮的中年男子，肯定有问题，他很可能就是杀害小兰的凶手，现在畏罪潜逃了！” 随后，民警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围绕这个姓阮的中年男子，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这个姓阮的中年男子，和另一个姓杨的电动三轮车司机，联系十分密切，两人经常一起在路口等生意，还经常一起吃饭、聊天。 专案组立刻安排民警，找到了这个姓杨的电动三轮车司机。见到民警的时候，杨师傅有些慌张，眼神飘忽不定，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民警。 民警看出了杨师傅的不对劲，耐心地对他进行劝说：“杨师傅，我们知道你和那个姓阮的男子关系不错，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杀人案，那个姓阮的男子，是重要的嫌疑人，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配合我们的工作，如果你隐瞒不报，就是包庇罪，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听了民警的话，杨师傅心里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我说，我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们。那个姓阮的，前两天，还来找过我，他看起来很慌张，神色也很不对劲，跟我说，他想把他那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卖掉，要价6000块钱，让我帮他找个买主，他说他急着用钱，要走了。” “他没说他要去哪里吗？”民警问道。 “没说，我问他，他也不肯说，就说急着走，让我尽快帮他把车卖掉，钱到手之后，他就立刻离开武汉。”杨师傅说道，“我当时还觉得奇怪，他平时很看重那辆车，那是他谋生的工具，怎么会突然要卖掉车，还要离开武汉呢？我也没多问，就答应帮他找买主，现在，那辆车还在我那里，还没卖掉。” 听到这里，民警们心里都明白了：这个姓阮的中年男子，肯定就是杀害小兰的凶手！他在杀害小兰之后，心里十分害怕，知道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所以就想卖掉电动三轮车，换点钱，畏罪潜逃！ 事不宜迟，专案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抓捕方案。民警们决定，乔装成买车人，联系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约定好交易地点，然后趁机将他抓捕归案。 随后，杨师傅按照民警的安排，给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打了电话，谎称找到了买主，愿意以6000块钱的价格，买下他的电动三轮车，约定好，2016年9月4号，在汉南区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交易。 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果然没有怀疑，一口答应了下来，说他会准时赴约。 9月4号下午，专案组民警提前赶到了约定的偏僻小巷子，进行布控。小巷子很窄，两边都是高墙，人迹罕至，十分适合抓捕。民警们隐藏在小巷子的各个角落，密切关注着周边的动静，做好了充分的抓捕准备，只等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出现。 下午3点左右，一个穿着白色t恤、蓝色牛仔裤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小巷子，他四处张望了一下，神色慌张，看起来十分警惕，正是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 “就是他！”隐藏在角落里的民警，立刻认出了他，悄悄做好了抓捕准备。 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走进小巷子之后，看到了乔装成买车人的民警，脸上露出了一丝放松的神色，快步走了过去，说道：“你就是买主吧？钱带来了吗？我的车，就在那边，你可以先去看看。” 乔装成买车人的民警，点了点头，说道：“钱带来了，我先看看车。”就在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转身，准备带民警去看车的时候，隐藏在周边的民警，立刻冲了上去，一把将他按倒在地，死死地控制住了他。 “你们是谁？！你们干什么？！放开我！”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瞬间慌了神，拼命地挣扎着，大喊大叫，试图挣脱民警的控制。 民警拿出手铐，将他牢牢地铐住，冷冷地说道：“我们是警察！你涉嫌故意杀人罪，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抓捕，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听到“警察”两个字，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挣扎的力度瞬间小了下来，脸色变得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知道，自己再也跑不掉了，一切都结束了。 随后，民警将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审讯。一开始，他还百般狡辩，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小兰，一口咬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小兰，也没有杀害任何人，说自己卖车，只是因为想回老家，不想再在武汉打工了。 但民警们早就掌握了大量的证据，面对民警的审讯，还有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那个姓阮的中年男子，心理防线一点点崩溃，最终，他再也无法狡辩，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也揭开了一个隐藏了6年的秘密，他根本不姓阮，他的真实名字，叫吴启松，是一名在逃了6年的强奸案逃犯！ 吴启松，41岁，老家在外地，2010年，他在广州番禺，犯下了一起强奸案，当时，他强奸了一名19岁的广西女孩，和小兰的年龄一样。案发后，他本来想杀死那个女孩，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最终杀人未遂，那个女孩被路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 吴启松得知那个女孩没有死，害怕自己被警方抓获，就立刻收拾了东西，仓皇逃跑，从此隐姓埋名，四处漂泊，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名字，也不敢和家人联系。6年来，他辗转多个城市，最终来到了武汉，靠开电动三轮车载客为生，并且谎称自己姓阮，让周围的人都称呼他为“老阮”，就这样，潜伏了下来。 吴启松如实交代，他和小兰，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8月30号那天，他只是偶然遇到了小兰，然后见色起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据吴启松回忆，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左右，他像往常一样，开着自己的红色电动三轮车，在汉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生意。这时候，出门找工作的小兰，背着一个小包，慢慢走了过来，走到他的三轮车旁边，问道：“师傅，请问，去古河工业园多少钱？我去那边应聘。” 吴启松抬头看了一眼小兰，只见小兰长得年轻、漂亮，皮肤白皙，眼神单纯，一看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而且身上没有多少钱，看起来很好欺负。那一刻，吴启松心里，就冒出了一丝邪恶的念头，但他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而是装作很热情的样子，和小兰讨价还价。 “去古河工业园有点远，一来一回，40块钱吧。”吴启松说道。小兰当时急着去应聘，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下来，随后，就坐上了吴启松的电动三轮车。 吴启松开着三轮车，带着小兰，来到了她要应聘的那家公司。小兰下车后，走进了公司应聘，吴启松并没有离开，而是开着三轮车，在公司门口等着，他心里的邪恶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决定，等小兰出来之后，就对她下手。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小兰从公司里走了出来，看起来有些失落，应该是应聘没有成功。吴启松看到后，立刻热情地凑了上去，说道：“小姑娘，应聘没成功啊？没关系，我在这一带跑了很久了，知道附近还有几家公司，也在招聘文员，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不收你额外的钱，就当帮你一个忙。” 小兰当时确实很着急找工作，而且她觉得，吴启松看起来很憨厚，年纪也不小了，不像是坏人，再加上吴启松主动提出帮她，她心里很是感激，就没有多想，再次坐上了吴启松的电动三轮车。 随后，吴启松就带着小兰，去了附近的另外三家公司应聘，但都没有成功。小兰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吴启松则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安慰她，时不时地打量着她，眼神里的恶意，越来越明显，但单纯的小兰，却丝毫没有察觉，还一直把吴启松当成了“好心的老大哥”。 应聘失败后，吴启松就带着小兰，回到了汉南区城区。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吴启松看了一眼时间，说道：“小姑娘，都到中午了，也该吃饭了，我请你吃顿饭吧，咱们吃饱了，下午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小兰心里很是感动，她觉得，吴启松真是个好人，自己只是一个陌生人，他不仅免费带自己去应聘，还要请自己吃饭。她根本没有想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启松的热情背后，隐藏着致命的恶意。当时的小兰，只有19岁，涉世未深，心思单纯，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随口就答应了吴启松的提议。 随后，吴启松就带着小兰，走进了路边的那家小饭馆，点了两个菜、一碗汤。吃饭的时候，吴启松不停地给小兰夹菜、倒水，热情得过分，还时不时地和小兰聊天，询问她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还有她和男朋友的情况，小兰没有丝毫防备，一一如实回答了他。 吃完饭之后，吴启松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装作很为难的样子，说道：“小姑娘，实在不好意思，我家里还有点事，我得先回趟家，把咱们吃剩的菜，给我家里人带回去，不浪费。咱们都是外乡人，在武汉打工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我把菜送回去之后，就立刻回来，接着带你去应聘，下午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你看行吗？” 小兰当时一心想着找工作，而且她已经完全信任了吴启松，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说道：“没关系，师傅，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不着急。” 吴启松心里暗自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随后，他就带着小兰，坐上了电动三轮车，朝着自己居住的那片老旧平房区驶去。小兰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还在憧憬着下午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 很快，电动三轮车就驶入了那片老旧的平房区，停在了吴启松租住的出租屋门口。吴启松带着小兰，走进了自己的出租屋。出租屋很小，很简陋，阴暗、潮湿，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看起来十分破旧。 “小姑娘，你先坐一会儿，我把菜放好，咱们休息一下，等下午2点，各个公司上班了，我再带你去应聘。”吴启松说道，语气依旧很热情。 小兰点了点头，就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拿出手机，玩了起来。当时，虽然已经是初秋时节，但武汉的天气依然十分闷热，再加上来回奔波了一上午，应聘又屡屡失败，小兰心里有些疲惫，玩着玩着手机，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小兰，吴启松心里的邪恶念头，彻底爆发了。他悄悄地走到小兰的身边，仔细打量着她熟睡的脸庞，眼神里充满了贪婪和恶意。他知道，这是他下手的最好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随后，吴启松就对熟睡的小兰，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小兰被惊醒后，发现吴启松的恶行，吓得大声尖叫起来，拼命地挣扎、反抗，想要逃离出租屋。但小兰只是一个瘦弱的小姑娘，根本不是吴启松的对手，吴启松一把抓住小兰的胳膊，死死地按住她，不让她动弹。 小兰拼命地哭喊着，哀求着吴启松开过她，但吴启松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根本不听小兰的哀求。为了不让小兰的哭声被别人听到，吴启松伸出手，死死地掐住了小兰的脖子，小兰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哭声也越来越小，最后，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晕了过去。 随后，吴启松对失去反抗能力的小兰，实施了不法侵害。在实施侵害之后，没过多久，小兰就醒了过来，她醒来后，一边哭，一边对着吴启松大喊：“你这个坏人！我要报警！我一定要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判你的刑！” 听到“报警”两个字，吴启松瞬间慌了神，脸色变得惨白。他心里清楚，自己是一名在逃了6年的强奸案逃犯，如果小兰真的报警，那么他6年前在广州番禺犯下的强奸案，就会被彻底揭发，到时候，他肯定会被判处重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不能让她报警！绝对不能让她报警！”吴启松在心里默念着，那一刻，他心里产生了杀心，只有杀死小兰，才能掩盖自己的罪行，才能继续隐藏下去，才能不被警方抓获。 恼羞成怒的吴启松，再次扑向小兰，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这一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不管小兰怎么挣扎、哀求，他都没有松手，直到小兰彻底停止了呼吸，再也没有了动静。 杀死小兰之后，吴启松心里十分害怕，他坐在地上，浑身发抖，不知所措。他冷静了一会儿，才想起，必须尽快处理掉小兰的尸体，否则，一旦尸体被发现，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 随后，吴启松从出租屋里，找出了一卷宽胶带，死死地粘住了小兰的嘴和鼻子，他以为，这样就能掩盖小兰被掐死的痕迹。之后，他又趁着夜色，偷偷地走出出租屋，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一个编织袋，还有一些绳子，回到出租屋之后，他把小兰的尸体，装进了编织袋里，用绳子紧紧地捆住，然后，搬到了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上。 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江边上再也没有行人的时候，吴启松开着电动三轮车，一路小心翼翼地，朝着长江边驶去。他特意选择了一个人迹罕至的码头附近，那里水流相对平缓，而且有一个“勺窝子”，水流几乎不流动，上游还有渔网，他以为，把尸体抛在这里，尸体不会被轻易发现，就算被发现，也会被江水冲刷得面目全非，警方根本无法确认尸源，更无法找到他。 来到江边之后，吴启松拖着装有小兰尸体的编织袋，走到江边，用力一推，将编织袋推进了长江里。看着编织袋慢慢沉入江水中，被江水冲走，吴启松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但他并没有想到，罪恶终究是无法掩盖的，他的恶行，终究会被揭穿，他终究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小兰被害3天之后，她的尸体，就被江边的钓鱼人发现了，警方很快就介入了调查。吴启松看到街上，时不时地有警察巡逻，还有警车呼啸而过，他心里越来越害怕，他知道，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他整天坐立不安，食不下咽，夜里也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小兰那张充满恐惧和哀求的脸，耳边也会响起小兰的哭声和呐喊声，那声音像魔咒一样，日夜折磨着他。 他不敢再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也不敢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出去拉活，只能躲在一个偏僻的破旧棚子里，惶惶不可终日。他甚至想过立刻逃离武汉，找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继续隐藏起来，可他又怕，一旦离开武汉，就会被警方盯上，反而更容易被抓获。而且，他身上没有多少钱，根本没有能力长途逃亡，思来想去，他只能想到卖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电动三轮车，换点钱，再做打算。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举动，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他以为，卖掉三轮车，就能顺利逃离，就能掩盖自己的罪行，却不知道，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他自投罗网。当民警在小巷子里将他按倒在地，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他心里的最后一丝侥幸，也彻底破灭了。 在审讯室里，吴启松彻底放下了所有的伪装，他一边哭，一边忏悔，诉说着自己6年来的逃亡之苦，也诉说着自己杀害小兰后的悔恨。他说，这6年来，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之中，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揭发，害怕被警方抓获，更害怕面对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他以为，隐姓埋名，换一个地方生活，就能重新开始，却不知道，罪恶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一定会生根发芽，终究会结出恶果。 “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一时糊涂，见色起意，更不该杀死那个小姑娘，她才19岁，本该有美好的未来，都是我的错，是我毁了她，也毁了我自己。”吴启松痛哭流涕地说道，“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对不起小兰，对不起她的家人，也对不起我自己的家人，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只求能减轻一点我的罪孽。” 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将从小兰体内提取到的dNA，与吴启松的dNA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显示，两者完全吻合，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吴启松就是杀害小兰的凶手，同时，他也是6年前广州番禺强奸案的在逃犯。 警方随后联系了广州番禺警方，核实了吴启松在2010年犯下的强奸案细节。据番禺警方介绍，2010年，吴启松在番禺一家工厂打工，与当时19岁的广西女孩李某是同事，他见李某年轻漂亮，就心生歹念，将李某诱骗至偏僻处，实施了强奸行为，之后，为了掩盖罪行，他试图将李某杀害，幸好有路人经过，及时发现，救下了李某，吴启松则趁机逃跑，这一逃，就是6年。 6年来，番禺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吴启松的追捕，将他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排查，可吴启松隐姓埋名，行踪诡秘，一直没有被抓获。直到2016年，小兰被害案发生，警方通过dNA比对，才意外发现，武汉这起杀人案的凶手，竟然就是番禺警方追捕了6年的逃犯吴启松，这起跨越6年、横跨两个城市的案件，终于得以串联侦破。 案件侦破之后，警方第一时间将案件的进展，告知了小兰的家人和蔡晓。小兰的母亲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再次痛哭流涕，她一边哭，一边说：“小兰，我的女儿，凶手被抓住了，你可以安息了，警方为你讨回公道了……”虽然凶手被抓获，可失去女儿的痛苦，却永远刻在了她的心里，这辈子，都无法磨灭。 蔡晓得知消息后，更是悲痛欲绝，他来到小兰的尸体旁，跪在地上，一遍遍地忏悔，一遍遍地道歉。“小兰，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如果我当时多关心你一点，多陪你一点，你就不会遇到那个坏人，就不会出事了。”他说，这辈子，他都不会原谅自己，小兰的离去，会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他会用自己的余生，来纪念小兰，来忏悔自己的过错。 2017年，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以吴启松涉嫌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吴启松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且吴启松系在逃期间再次犯罪，主观恶性极深，依法应予严惩。 最终，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吴启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启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核，认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了吴启松的死刑判决。不久之后，吴启松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背负着两条人命（未遂一条、既遂一条）、逃亡6年的亡命之徒，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226章 瞒天过海 3 年！弟媳与堂弟的奸情，藏着致命阴谋 在四川省会理县福乐镇的深山坳里，藏着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海草洼村。这村子小得可怜，地图上都未必能找到标记，顺着蜿蜒崎岖的土路往山里走，翻过两道山梁，穿过一片茂密的野松林，才能看见几户散落的土坯房和青砖房，错落有致地依偎在山脚下，被成片的石榴园和蔬菜大棚环绕着。 村子不大，人口也少，加起来一共才30多户人家，说句夸张的话，在村子里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见回声。更有意思的是，这村子里的人，姓氏特别集中，要么姓郑，要么姓殷，祖辈几代人都在这里扎根，互相联姻，沾亲带故，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全村人都会凑过来帮忙。按说这样的小村子，本该是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模样，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这里几十年的宁静，也撕开了村民们隐藏在和睦外表下的畸形与丑恶。 时间回到2019年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城里的人们还在享受假期的悠闲，可海草洼村的村民们，依旧按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忙碌着。深秋的山区，白天还算暖和，可一到晚上，寒风就顺着山坳往里钻，吹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家家户户早早地就关上了房门，围在火塘边取暖，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在漆黑的山夜里，显得格外单薄。 晚上八点多，村民郑财的家里，气氛却异常紧张，丝毫没有节日的暖意。郑财的妻子杨梅，坐在炕沿上，双手紧紧攥着手机，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神里满是焦急和不安，脚底下不停地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怎么还不回来？怎么电话还是打不通？” 郑财今年42岁，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皮肤被山里的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下地干活留下的印记。他和杨梅结婚十几年，生了两个女儿，日子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过得踏实安稳。郑财脑子活络，不像村里其他村民那样只种粮食，他在村子半山腰的地方，开了一片石榴园，种着当地有名的会理石榴，每到秋天，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能卖个好价钱；除此之外，他还弄了两个大棚，种着青菜、黄瓜、番茄之类的蔬菜，平时除了自己吃，剩下的就拉到镇上的集市去卖，补贴家用。靠着这股勤劳劲，夫妻俩的日子慢慢有了起色，近几年更是还清了之前欠下的外债，家里的土坯房也翻新成了青砖房，在这个小村子里，也算是过得不错的人家。 按照往常的习惯，郑财下午去石榴园干活，傍晚时分就该回来了，可今天，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外面的寒风越来越大，郑财却连个人影都没有。杨梅一开始还安慰自己，说不定是石榴园的活太多，耽误了时间，又或者是山里信号不好，电话打不通。可她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郑财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始终是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一遍、两遍、三遍……连续打了七八遍，都是同样的结果，杨梅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住她的心脏，让她喘不过气来。 她不敢再往下想，慌乱之中，想起了郑财的侄女郑红梅。郑红梅今年28岁，嫁在本村，平时和郑财、杨梅的关系还算亲近，为人也热心肠，遇到点事，只要喊一声，她肯定会帮忙。杨梅颤抖着手指，拨通了郑红梅的电话，电话刚响了两声，就被接了起来，听筒里传来郑红梅清脆的声音：“大娘，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呀？” 听到郑红梅的声音，杨梅再也忍不住，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和慌乱，语速也快了不少：“红梅啊，你快想想办法，你大爷……你大爷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几个了，都打不通，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郑红梅一听，心里也咯噔一下，连忙安慰道：“大娘，您先别着急，别慌，山里晚上信号不好，说不定是您大爷的手机没信号，又或者是放在一边没听见。您先坐着等一会儿，我这就给我大爷打几个电话试试，说不定就能打通了。” 挂了电话，郑红梅不敢耽搁，立刻拨通了郑财的电话，可和杨梅一样，听筒里传来的，依旧是无法接通的提示音。她又连续打了五六遍，依旧没有任何回应，郑红梅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她知道，郑财是个做事踏实的人，从来不会无缘无故不回家，更不会不接电话，除非是真的出了什么事。 她连忙又给杨梅回了电话，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大娘，我也给我大爷打了，还是打不通。对了，大娘，我大爷下午出去的时候，跟您说过要去干什么吗？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杨梅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仔细回想了一下，说道：“他下午吃过午饭，就说要去石榴园干活，还说晚上要给石榴树浇水，让我不用等他吃饭，忙完了就回来。他走的时候，还拿了水壶和手电筒，别的就没说什么了。” 郑红梅心里一动，石榴园？浇水？她立刻想到了郑财在石榴园里挖的那个水窖。那个水窖，是郑财为了方便给石榴树浇水，特意挖的，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说起这个水窖，村里的人都知道，它不像普通的水池那样平平坦坦，反而长得跟个大烟囱似的，圆圆的井口，直径也就一米左右，往下越来越宽，最底下的直径能有三米多，深度足足有五六米。通俗点说，就是一个竖在地上的巨大圆柱形水池子，井口周围只围了一圈半米高的石头，没有任何遮挡，平时看着就有些吓人，尤其是到了晚上，黑灯瞎火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下去。 郑财的石榴园在半山腰，离村子不算太远，但山路崎岖，晚上没有路灯，黑漆漆的一片，加上深秋的晚上寒风刺骨，山里还经常有蛇、老鼠之类的东西出没，平时村民们晚上都很少往山上走。杨梅胆子小，平时更是不敢一个人上山，哪怕是白天，让她一个人去石榴园，她都得犹豫半天，更别说这漆黑的夜晚了。 一想到那个深不见底的水窖，杨梅的腿都开始发抖，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红梅啊，你说……你大爷会不会是在水窖那边出事了？那个水窖那么深，黑灯瞎火的，万一……万一不小心掉下去了，可怎么办啊？” 郑红梅听到这话，心里也跟着一紧，她也想到了那个水窖，连忙说道：“大娘，您先别胡思乱想，说不定我大爷只是在忙，没注意时间。这样吧，大娘，您别一个人在家瞎琢磨，我和我老公这就过去找您，然后我们一起上山，去石榴园看看，说不定我大爷还在那边干活呢。” 挂了电话，郑红梅立刻拉上自己的丈夫，简单穿了件厚外套，拿上手电筒，就匆匆朝着杨梅家赶去。另一边，杨梅也给郑财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公公打了电话，老爷子今年快70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一听儿子晚上还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顿时就急了，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好，就召集了家里的几个亲戚和邻居，一边往杨梅家赶，一边嘴里念叨着：“财儿，你可别出事啊，你要是出事了，我可怎么活啊……” 没过多久，郑红梅夫妇就赶到了杨梅家，此时，郑财的父亲和几个亲戚也已经到了，一屋子的人，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老爷子坐在凳子上，脸色苍白，双手不停地发抖，眼神里满是担忧；杨梅站在一旁，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其他人也都面色凝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能再等了，”郑财的堂弟郑军，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今年39岁，比郑财小3岁，长得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平时在村里为人也算豪爽，和郑财的关系更是亲近，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下地干活，一起上山放牛，两家的往来也十分密切，“咱们现在就上山，去石榴园看看，说不定我哥真的是在水窖那边出了什么事，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郑军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大家纷纷点头，各自拿上手电筒，又找了几根木棍，作为防身和探路的工具，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半山腰的石榴园出发。深秋的夜晚，山里的风越来越大，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暗处低语，偶尔还能听到几声不知名野兽的嚎叫，让人不寒而栗。手电筒的光柱，在漆黑的山路上来回晃动，照亮了脚下崎岖的土路，也照亮了路边密密麻麻的杂草和树木，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在地上扭曲晃动，显得格外诡异。 杨梅胆子小，走在队伍的中间，紧紧抓着郑红梅的手，浑身不停地发抖，嘴里还时不时地念叨着：“财儿，你可一定要没事啊，一定要没事啊……”郑红梅一边安慰着她，一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心里也十分忐忑，她真的很害怕，害怕看到最坏的结果。 一行人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终于快要走到郑财的石榴园了。按照往常的习惯，这个时候，石榴园里应该早就黑灯瞎火了，郑财也应该早就回家了，可今天，当他们远远望去的时候，却发现石榴园里，有一盏微弱的灯光亮着，那是郑财平时干活用的手电筒，挂在石榴树的枝干上，灯光微弱，却在漆黑的夜里，格外显眼。 “你们看，那不是我大爷的手电筒吗？亮着灯呢！”郑红梅指着那盏灯光，语气里带着一丝惊喜，以为郑财只是在忙，没注意时间。 可当他们走近石榴园，却发现不对劲。灯光依旧亮着，挂在石榴树上，可石榴园里，却看不到一个人影，静悄悄的，只能听到风吹过石榴树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风声，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动静。郑财平时干活的时候，总是会哼着小调，或者发出一些干活的声响，可今天，这里安静得可怕，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财儿？财儿？你在吗？”老爷子率先开口，朝着石榴园里喊了一声，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颤抖，可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风声，没有任何回音。 “哥？哥？你在哪儿？我是郑军！”郑军也跟着喊了几声，声音在空旷的石榴园里回荡，却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语气里都充满了担忧和不安。“不对劲啊，按理说，我哥要是在干活，不可能不答应我们啊？”“是啊，这灯亮着，人却不在，会不会真的是掉进水窖里了？”“那个水窖那么深，黑灯瞎火的，要是真掉下去，可就麻烦了！”“不行，我们得去水窖那边看看，不管怎么样，都得确认一下人在不在里面。” 大家议论纷纷，最终达成了一致，朝着石榴园角落的水窖走去。水窖就藏在石榴园的西北角，周围长满了杂草，平时很少有人靠近，只有郑财浇水的时候，才会来这里。走近水窖，一股潮湿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水窖的井口，黑漆漆的，像是一张巨大的嘴巴，等着吞噬一切，手电筒的光柱照下去，只能看到水面泛起的微弱涟漪，再往下，就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财儿？你在里面吗？你要是在里面，就应一声！”老爷子趴在井口，朝着里面喊了一声，声音里满是绝望，可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回应，只有他的回声，在水窖里回荡，显得格外凄凉。 “不行，这样喊也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确认一下，人到底在不在里面。”郑军说道，他的脸色也有些苍白，眼神里满是担忧，可还是强装镇定，“我这里有一根木棍，我先用木棍探探，看看能不能碰到人。” 说着，郑军从手里拿出一根木棍，这根木棍大约有三米多长，是他上山的时候，特意找的。他趴在井口，小心翼翼地将木棍伸进水窖里，一边搅动，一边试探着，嘴里还念叨着：“哥，要是你在里面，就碰一下木棍，让我们知道你还活着。” 木棍在水里搅动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可搅动了半天，除了水面的涟漪，什么也没有碰到。这根木棍只有三米多长，而水窖足足有五六米深，木棍根本够不到水底，也够不到水面以上的位置，根本无法确认，郑财到底在不在里面。 “不行，这木棍太短了，够不到底，根本没用。”郑军把木棍拉了上来，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这样吧，我们找一根绳子，吊一块砖头下去，探探水深，也看看能不能碰到什么东西。” 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找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又找了一块沉甸甸的砖头，把砖头绑在绳子的一端，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砖头吊进水窖里。砖头顺着绳子，一点点往下沉，“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溅起一圈涟漪。大家握着绳子，一点点往下放，直到绳子再也放不动了，才知道，砖头已经沉到了水底。 他们小心翼翼地拉动绳子，试探着，感受着绳子另一端的动静，可拉了半天，除了砖头的重量，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既没有碰到人的身体，也没有碰到其他什么东西。“怎么办？还是什么都没探到，这可怎么办啊？”有人着急地说道，语气里满是绝望。 “按理说，我哥水性很好，从小就会游泳，就算是不小心掉进水窖里，也应该能浮上来啊。”郑红梅的丈夫开口说道，“你们看，这水面距离井口的边缘，也就三四十公分，只要他能浮上来，伸手扒住井口的石头，就能爬上来，不应该出事啊。” 他说的是实话，郑财的水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小时候经常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游泳，就算是在深水区域，也能游得很自在。而且这个水窖的水面，确实离井口不远，只要稍微用力，就能扒住井口爬上来，按照常理来说，就算是掉下去，也不应该出什么大事，更不应该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可现在，水窖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绝望。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郑军突然站了出来，眼神坚定地说道：“不行，不能再等了，我下去看看！不管我哥在不在里面，我都得下去确认一下，就算是真的出事了，我也得把他救上来！” “不行！不能下去！”老爷子立刻阻止道，“这水窖那么深，黑漆漆的，谁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你要是下去了，再出点事，可怎么办啊？我们不能再失去你了！” “是啊，郑军，你别冲动，这水窖太危险了，不能轻易下去！”其他人也纷纷劝阻道，大家都知道，水窖太深，而且里面的水又凉又浑，下去之后，很容易发生危险。 可郑军却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说道：“各位长辈，各位乡亲，我哥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出事，不管有多危险，我都得下去看看。我年轻，身体好，水性也不错，不会有事的。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说着，郑军就开始脱外套，深秋的晚上，山里的气温很低，水窖里的水更是冰冷刺骨，可他丝毫没有犹豫，脱下外套和鞋子，只穿着里面的秋衣秋裤，就走到了水窖井口边。大家见状，也知道劝不动郑军，只能连忙找来了一根更粗更长的绳子，绑在郑军的腰上，一边叮嘱道：“郑军，你一定要小心，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就立刻喊我们，我们马上把你拉上来！” “放心吧！”郑军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双手抓住井口的石头，小心翼翼地顺着井壁，一点点往下爬。水窖的井壁是用石头砌成的，常年被水浸泡，十分光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下去。郑军爬得很慢，很小心，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他的身上，也照在光滑的井壁上，一点点往下移动。 很快，郑军就爬到了水面附近，冰冷的河水，瞬间没过了他的膝盖，刺骨的寒意，顺着双腿蔓延到全身，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可他没有停下，继续往下探，一边用手在水里摸索着，一边喊着：“哥？哥？你在吗？我是郑军，我来救你了！” 他在水里摸索了半天，左找右找，可除了冰冷的河水，什么也没有摸到，水窖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河水流动的微弱声响。他又往下潜了一点，试图摸到水底，可水底的淤泥很深，摸上去软软的，什么也没有。没人知道，此刻的郑军，内心早已慌乱不堪，他不是没摸到东西，而是摸到了郑财冰冷的手臂，却故意隐瞒，假意摸索许久，只为掩饰自己的罪行。 岸上的人，都紧紧握着绳子，大气都不敢喘，眼神紧紧盯着水窖井口，生怕郑军出什么事。“郑军，怎么样？找到人了吗？”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语气里满是焦急。 郑军在水里挣扎了一下，刻意让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绝望：“没有……我找不到我哥，水里什么也没有，我再找找！”他故意拖延了几分钟，双手在水里胡乱搅动，假装依旧在寻找，实则是在平复自己的心跳，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伪装。 说着，他又在水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装作体力不支的样子，对着岸上喊道：“好，我上来！”岸上的人，连忙用力拉动绳子，小心翼翼地将郑军拉了上来。郑军一上岸，就浑身瘫软在地，嘴唇发紫，浑身不停地发抖，说话都变得断断续续的：“没……没找到……我哥……水里……什么也没有……”他刻意表现得悲痛又无力，骗过了在场所有沉浸在担忧中的村民。 大家连忙把郑军扶起来，给他披上外套，又拿来干毛巾，给他擦身上的水，一边安慰道：“没事没事，找不到就找不到，说不定你哥已经回家了，只是我们没注意而已。你先暖和暖和，别冻感冒了。” 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郑财要是回家了，杨梅肯定会给他们打电话的，不可能一直联系不上。就在大家再次陷入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村里的一个村民，突然眼前一亮，说道：“对了！我平时喜欢钓鱼，家里有鱼竿，鱼竿很长，而且鱼钩很结实，我们可以把鱼竿拿过来，把鱼钩吊进水窖里，试试看，能不能勾到什么东西，说不定就能勾到郑财的衣服，或者他身上的什么东西！”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大家一听，都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希望，“快！快去拿鱼竿！越快越好！” 那个村民不敢耽搁，立刻转身，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跑去，一路上跑得飞快，生怕耽误了时间。没过多久，他就拿着鱼竿跑了回来，这是一根很长的钓鱼竿，足足有五六米长，正好能伸到水窖的水底。大家连忙围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将鱼竿组装好，又在鱼钩上，挂上了一个大大的鱼坠，确保鱼钩能够沉到水底。 郑军此时已经稍微暖和了一些，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回避，只能主动站了出来，说道：“我来！我刚才下去过，知道水窖里面的情况，我来操作鱼竿，试试看能不能勾到什么东西。”他心里清楚，鱼竿大概率能勾到郑财的尸体，与其让别人发现，不如自己来操作，也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继续伪装。 大家点了点头，让郑军握住鱼竿，小心翼翼地将鱼钩，一点点吊进水窖里。郑军握着鱼竿，眼神看似专注，实则心神不宁，他一点点往下放，直到感觉到鱼钩沉到了水底，才停下了动作。他轻轻地晃动着鱼竿，试探着，让鱼钩在水底来回移动，刻意避开郑财尸体的位置，可越刻意，越容易出错。 时间一点点过去，岸上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紧紧盯着郑军的动作，心里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着能够勾到郑财的东西，找到郑财的下落；又害怕勾到的，是不好的结果。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郑军突然感觉到，鱼竿的另一端，传来了一股微弱的拉力，鱼钩勾到了郑财的外套。他心里一紧，脸上却装作兴奋又紧张的样子，连忙喊道：“有了！勾到东西了！勾到东西了！” 岸上的人，听到这话，都立刻围了过来，一个个都显得格外激动，“真的吗？勾到什么了？是不是郑财的东西？快！拉上来看看！” 郑军点了点头，双手紧紧握住鱼竿，一点点往上拉，动作缓慢而小心，刻意表现得很吃力，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一半是真的吃力，一半是伪装的紧张。岸上的几个人，也连忙上前，帮忙扶住鱼竿，一起往上拉。 一点点，鱼钩被拉了上来，随着鱼钩一点点上升，大家看到，鱼钩上，勾着一件深色的外套，那是郑财平时下地干活，经常穿的外套！“是我大爷的外套！是我大爷的外套！”郑红梅一眼就认了出来，忍不住哭了出来，语气里满是绝望。 大家的心，也瞬间沉了下去，勾到了郑财的外套，就说明，郑财肯定是掉进水窖里了。郑军继续用力，一点点往上拉，很快，外套被拉了上来，紧接着，大家看到，外套下面，还勾着一个人！ “是人！是人！快！快拉上来！”有人大声喊道，语气里满是慌乱和急切。 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用力拉动鱼竿，小心翼翼地将那个人拉了上来。当那个人被完全拉上岸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郑财！ 郑财躺在地上，浑身湿透，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发紫，双目紧闭，一动不动，身上还不停地往下滴水，冰冷的河水，顺着他的头发、衣服，流到地上，汇成一滩水渍。“财儿！财儿！你醒醒！你醒醒啊！”老爷子扑到郑财的身上，抱着他的身体，失声痛哭起来，声音沙哑而绝望，“你怎么能丢下我，丢下你的老婆孩子，就这么走了啊！财儿！” 杨梅也扑了过去，抱着郑财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之前强装的镇定，瞬间崩塌，“财儿，我错了，我不该让你一个人上山来，我不该让你去浇水，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我们还有两个女儿，她们还等着你回家，等着你陪她们长大，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啊！”她的哭声里，除了悲痛，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愧疚，她知道，郑财的死，和自己脱不了干系。 郑红梅和其他的亲戚、村民，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石榴园里，哭声一片，夹杂着呼啸的风声，显得格外凄凉。可就在大家悲痛欲绝的时候，有人突然发现，不对劲，郑财的死，似乎有些蹊跷。 “等等！你们看！郑财的头上，怎么有血？”一个村民，指着郑财的头部，语气里满是惊讶和疑惑。 大家听到这话，都停止了哭泣，纷纷朝着郑财的头部看去。只见郑财的额头，有一个很大的伤口，伤口周围，沾满了血迹和淤泥，虽然被水浸泡过，可依旧能看到，血迹还在一点点往外渗，伤口狰狞可怖，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 “是啊！怎么会有伤口？”“难道不是不小心掉进水窖里淹死的？”“要是不小心掉下去，怎么会伤到头部？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伤口？”“不对劲，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郑财的死，绝对不简单！” 大家议论纷纷，脸上都露出了疑惑和惊恐的表情。按照常理来说，要是不小心掉进水窖里，就算是淹死，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头部伤口，而且伤口看起来，不像是磕碰造成的，反而像是被什么东西砸出来的。 “不行，这事绝对不简单，我们得赶紧报警！”郑军率先反应过来，语气坚定地说道，他刻意表现得义愤填膺，仿佛真的在为堂兄的死感到悲痛，“郑财肯定不是意外掉进水窖里的，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必须报警，让警察来查明真相，还我哥一个公道！”他心里清楚，报警是必然的，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提议，更能打消别人的怀疑。 大家纷纷点头，都觉得郑军说得对，郑财的死，太蹊跷了，肯定是被人害死的。有人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声音颤抖地说道：“喂！警察同志，快来！我们是会理县福乐镇海草洼村的，我们村有一个村民，被人害死了，就在半山腰的石榴园里，你们快来啊！” 报警电话打完之后，大家就在原地等待着警察的到来，一边守护着郑财的尸体，一边议论着这件事，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恐惧和疑惑，大家都在猜测，到底是谁，竟然这么狠心，杀害了老实本分的郑财。而郑军和杨梅，一个站在人群边缘，眼神躲闪，时不时地观察着众人的表情；一个坐在地上，低头哭泣，肩膀不停地颤抖，两人都各怀心事，却没人敢轻易对视。 海草洼村虽然偏僻，但警方的出警速度很快，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几辆警车，顺着蜿蜒的山路，开到了石榴园附近，车灯照亮了漆黑的山路，也照亮了石榴园里的一片狼藉。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的刑侦民警，迅速下车，赶到了现场，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紧接着，技术民警和法医，也陆续赶到了现场。法医立刻上前，对郑财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技术民警则拿着工具，在石榴园里，在水窖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痕迹和物证。带队的民警，一边安抚村民们的情绪，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工作，分工明确，神色严肃，他们从现场的反常情况来看，就知道，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 另一边，杨梅因为过度悲痛，加上受到了惊吓，在看到郑财的尸体，并且发现他头上的伤口之后，情绪彻底崩溃，“哐当”一声，晕倒在了地上。“大娘！大娘！你醒醒！”郑红梅连忙上前，抱住杨梅，大声呼喊着。几个村民也连忙围了过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揉太阳穴，忙活了好一会儿，杨梅才慢慢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依旧不停地哭泣，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郑财的名字，精神状态十分不好。民警见状，安排了一名女民警，暂时陪着杨梅，安抚她的情绪，同时，也悄悄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老爷子也因为过度悲痛，身体开始发抖，脸色苍白得吓人，随时都有可能晕倒。大家担心老爷子和杨梅再出什么事，连忙安排了四五个村民，陪着杨梅，把她送回家，先稳住她的情绪；另外几个人，则陪着老爷子，在现场等候，一边安慰他，一边防止他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法医蹲在郑财的尸体旁，仔细地检查着，手里拿着工具，一点点查看郑财的伤口，还有他的身体状况。经过初步的检查，法医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死者郑财，头部有多处伤痕，衣物完好无损，颅骨大面积骨折，颅脑严重损伤，从伤口的形状和程度来看，这些伤痕，明显是被钝器反复打击造成的，绝非意外磕碰所致。 听到法医的这个结论，现场的村民们，都惊呆了，大家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更加确定，郑财是被人害死的。而刑侦民警们，脸色也变得格外严肃，他们知道，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而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法医同志，死者的死因，确定是颅脑损伤导致的吗？有没有可能是溺水身亡？”带队的刑侦民警，对着法医问道，语气严肃。 法医摇了摇头，说道：“目前还不能确定最终的死因，虽然死者头部有严重的颅脑损伤，足以致命，但死者浑身湿透，口鼻处有少量水渍，不排除溺水的可能。而且，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死者头部有这么多伤口，流了不少血，但现场周围，竟然没有发现一丁点的血迹，这很不符合常理。” 法医的话，让在场的民警们，都陷入了沉思。是啊，死者头部有这么严重的伤口，肯定会流很多血，可现场的地面上，无论是水窖周围，还是石榴园里，都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干净得有些反常。 “难道说，这里不是案发现场？凶手是在其他地方，杀害了死者，然后把死者的尸体，扔到了这个水窖里，伪造了意外落水的假象？”一个民警，提出了自己的猜测。 他的猜测，得到了不少民警的认同，“很有这个可能，不然的话，现场不可能没有血迹。凶手肯定是在其他地方，用钝器打死了死者，然后趁着夜色，把尸体运到这里，扔进水窖里，想让人以为，死者是不小心掉进水窖里淹死的。” 大家纷纷议论起来，都觉得这个猜测很合理。可就在这时，带队的民警，却摇了摇头，说道：“不对，这个猜测，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你们想，这里是深山坳里，位置偏僻，山路崎岖，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要是凶手在其他地方杀害了死者，再把尸体运到这里，扔进水窖里，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而且很容易被村民发现。除此之外，凶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要是想伪造意外，在其他有水源的地方，伪造落水的假象，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非要跑到这个偏僻的石榴园里，把尸体扔进水窖里？这不符合常理。” 带队民警的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仔细一想，确实是这样，凶手要是想伪造意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麻烦，跑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扔尸体。“那会不会，凶手是在水下，杀害了死者？”另一个民警，又提出了自己的猜测，“比如说，死者不小心掉进水窖里，凶手趁机在水下，用钝器打击死者的头部，导致死者死亡，这样的话，现场周围，自然就不会有血迹了。” 这个猜测，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带队民警点了点头，说道：“这个可能性很大，我们必须进一步勘察现场，尤其是水窖里面，一定要找到更多的痕迹和物证，确认案发现场到底是不是在这里，凶手到底是怎么作案的。” 说完，民警立刻安排技术民警，联系相关的专业人员，调来了抽水设备，准备把水窖里的水，全部抽干净，仔细勘察水窖里面的情况，寻找可能的痕迹和物证。抽水设备很快就调来了，民警们立刻动手，将抽水设备连接好，开始抽水。水窖里的水，源源不断地被抽了出来，顺着水管，流到石榴园的地里，一点点渗透进土壤里。 抽水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水窖里的水，终于被抽干净了。水窖的底部，布满了淤泥，显得十分浑浊，民警们，穿着防水服，小心翼翼地走进水窖里，拿着工具，仔细地勘察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很快，技术民警就在水窖的池壁上，发现了异常的痕迹。在水窖内壁，距离水面不远的地方，有明显的攀爬痕迹，那些痕迹，像是人的手和脚，在池壁上抓挠、蹬踏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显然是不久之前留下的。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攀爬痕迹！”技术民警，对着上面的民警，大声喊道。 带队民警和法医，立刻凑了过去，仔细查看那些攀爬痕迹。“这些痕迹，应该是死者生前留下的，”法医说道，“从痕迹的形状和力度来看，死者生前，应该是掉进了水窖里，然后试图抓住池壁，往上攀爬，想要自救，这些攀爬痕迹，就是他自救的时候，留下的。” 民警们继续勘察，在攀爬痕迹的旁边，他们发现了两根长长的水管，那两根水管，是郑财平时用来往水窖里加水，还有给石榴树浇水用的，水管很长，一端连接着水窖，另一端，延伸到石榴园的角落里。这两根水管，平时都是放在水窖旁边的，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掉在了水窖里面，靠在池壁上。 “结合这些攀爬痕迹，还有这两根水管，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带队民警，对着大家说道，“死者郑财，应该是不小心掉进水窖里，或者是被人推进水窖里之后，没有立刻死亡，他试图自救，抓住了池壁，想要往上攀爬，同时，他也可能抓住了这两根水管，想要借着水管的力量，爬上岸。可就在这个时候，凶手出现了，在岸上，用钝器，反复打击死者的头部，导致死者颅脑严重损伤，失去了力气，无法继续攀爬，最终，沉入了水窖底部，溺水身亡。这样一来，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死者头部有钝器伤，而现场周围，却没有血迹，因为血迹，都留在了水窖里面，被水浸泡、冲刷，所以我们在岸上，看不到任何血迹。” 大家纷纷点头，都觉得这个推测，十分合理，符合现场勘察到的情况。“既然凶手是用钝器，打击死者的头部，那么，凶手使用的钝器，到底是什么？”一个民警问道，“我们在现场，进行了初步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钝器，也没有发现任何可能作为凶器的东西。” 带队民警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找到凶手使用的凶器，还有其他的痕迹物证，这样才能锁定凶手。立刻安排人手，对整个石榴园，还有周边的区域，进行拉网式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定要找到凶器，还有其他可能的线索！”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分成几组，拿着手电筒和搜查工具，对整个石榴园，还有石榴园周边的山林、土路，进行了仔细的拉网式搜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痕迹，哪怕是一根细小的木棍，一块带有血迹的石头，都要仔细检查，确认是不是和案件有关。 搜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民警们才结束了搜查，可结果，却让他们十分失望。经过一夜的拉网式搜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钝器，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痕迹物证，现场，除了水窖里的攀爬痕迹和那两根水管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可谓是一无所获。 “难道说，凶手在作案之后，把凶器带走了？”一个民警，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说道。 带队民警点了点头，说道：“很有这个可能。凶手作案之后，十分冷静，带走了凶器，并且清理了现场的痕迹，所以我们才找不到任何线索。不过，结合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使用的钝器，应该不是什么特殊的工具，很有可能，就是现场随手捡起的一根木棒，或者一块石头，作案之后，随手扔在了山林里，或者带到了其他地方，想要找到，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与此同时，法医也对郑财的尸体，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检验，经过层层比对、检验和讨论，最终，得出了明确的死因结论：死者郑财，系头部反复遭受钝器打击，导致颅脑严重损伤，合并溺水，最终窒息死亡。简单来说，就是郑财先是被人用钝器，反复砸伤头部，身受重伤，然后又掉进水里，溺水身亡，凶手下手狠毒，显然是想要置他于死地，一点活口都不留。 这个结论，让民警们更加确定，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凶手的手段，十分残忍，必须尽快将凶手抓获归案，还死者一个公道，也安抚村民们的情绪。 海草洼村，一共就只有30多户人家，人口稀少，平日里，村民们都互帮互助，很少发生矛盾，更别说杀人案件了。郑财的死，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成为了村民们议论的焦点。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议论着这件事，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恐惧和疑惑，大家都在猜测，到底是谁，竟然这么狠心，杀害了老实本分的郑财。 民警们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发生这样一起杀人案件，排查起来，相对来说，应该会容易一些。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杀人案件，无非就是三种可能性：为情、为钱、为仇。民警们决定，就从这三个可能性入手，开始排查，锁定凶手的范围。 首先，排查的第一个可能性：为财杀人。郑财这些年，靠着种石榴、种大棚蔬菜，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收入稳定，在村子里，虽然不算特别富裕，但也比一般的村民，过得好一些。而且，郑财平时，也会开货车，帮别人运点货，补贴家用，手里，应该也有一些积蓄。 可民警们，经过仔细的排查和走访，发现，为财杀人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首先，郑财虽然日子过得不错，但并不张扬，平时为人低调，很少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的财富，村子里的人，虽然知道他过得不错，但并不知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积蓄。其次，郑财是在下午，去石榴园干活的时候，出事的，他下地干活，身上，一般不会带太多的财物，最多，就是带一些零花钱，还有手机、钥匙之类的东西，石榴园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凶手要是为了钱财，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对郑财下手，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郑财被打捞上来之后，民警们，对他的衣物，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他的衣物，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在他的口袋里，民警们，找到了22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一部手机、一把摩托车钥匙，这些东西，都是郑财平时，随身携带的，也是他身上，最值钱的物件，可这些东西，都完好无损地留在了他的身上，凶手，并没有拿走任何东西。 如果凶手，真的是为了钱财，杀害了郑财，那么，他不可能，不拿走郑财身上的现金、手机这些值钱的物件，毕竟，这些东西，随手就能拿走，而且，也不容易留下痕迹。所以，结合这些情况，民警们，排除了为财杀人的可能性。 排除了为财杀人的可能性之后，民警们，又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外来人员，流窜作案。海草洼村，位置偏僻，山路崎岖，平时，很少有外来人员，进入村子，除了每年秋天，收石榴的商贩，会偶尔来村子里，收购石榴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外来人员。 而且，村子里的山路，十分难走，就算是熟悉路况的村民，晚上，也很少往山上走，更别说，不熟悉路况的外来人员了。外来人员，想要进入村子，并且，准确地找到郑财的石榴园，在晚上，对郑财下手，然后，顺利地逃离村子，不被村民发现，难度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外来人员，和郑财，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也没有任何情感纠葛，根本没有理由，杀害郑财。所以，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性，也被民警们，彻底排除了。 排除了为财杀人和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性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了：为仇杀人，或者，为情杀人。而结合之前的排查情况，凶手，大概率就是海草洼村的本村人，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壮年男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郑财，今年42岁，身材高大，身体硬朗，常年下地干活，力气很大，一般的老弱病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想要用钝器，反复打击他的头部，将他杀害，难度非常大。只有壮年男性，才有足够的力气，能够制服郑财，并且，下手狠毒，将他杀害。所以，民警们，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了海草洼村的本村人身上，尤其是，村子里的壮年男性。 接下来，民警们，开始对死者郑财，还有他的妻子杨梅，进行详细的社会关系摸排，重点排查，他们有没有什么邻里纠纷、经济矛盾，或者，情感纠葛。民警们，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和村子里的每一个村民，都进行了谈话，仔细询问，他们平时，和郑财、杨梅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矛盾，有没有发现，郑财，或者杨梅，和什么人，有过争执，或者，不正常的往来。 走访摸排工作，持续了整整两天，民警们，几乎问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可得到的答案，却出奇的一致。村民们都说，郑财这个人，老实本分，勤劳善良，性格内向，平时话不多，和谁都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和村里的人，发生过什么矛盾，更没有和谁，红过脸、吵过架，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无论是邻里之间，还是亲戚之间，郑财都做得面面俱到，乐于助人，谁家有困难，只要他能帮上忙，从来不会推辞，所以，在村子里，郑财的口碑，非常好，没有人会因为仇恨，杀害他。 至于经济矛盾，民警们，也仔细排查了一遍，郑财这些年，虽然欠下过外债，但近几年，已经全部还清了，没有拖欠任何人的钱，也没有和任何人，有过经济上的往来纠纷；杨梅平时，也很少和村民们，有经济上的牵扯，所以，经济矛盾导致杀人的可能性，也被彻底排除了。 排除了为仇、为财杀人的可能性之后，民警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为情杀人”这个可能性上。他们开始重点排查，郑财和杨梅，有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纠葛，比如，郑财有没有在外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者，杨梅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感往来。 民警们，再次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这一次，他们没有直接询问，而是旁敲侧击，小心翼翼地打探着，关于郑财和杨梅，情感方面的事情。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愿意多说，毕竟，郑财刚死，议论他的妻子，不太合适，而且，这种事情，涉及到别人的隐私，村民们，也不想惹祸上身。 可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耐心地劝说村民们，告诉他们，只有说出真相，才能尽快抓住凶手，还郑财一个公道，让他能够安心上路。终于，有一个和杨梅，平时关系还算不错的老妇人，在民警们的反复劝说下，犹豫了很久，才悄悄地拉着民警，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道：“警察同志，这事，我本来不想说，毕竟，郑财都已经死了，杨梅也挺可怜的，可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对不起郑财。” 民警们，连忙说道：“大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密的，您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是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有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老妇人，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村里，早就有关于杨梅的风言风语了，只是，大家都瞒着郑财，毕竟，郑财是个老实人，大家都不忍心，伤害他。我们也不知道，郑财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或许，他知道一点，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 “大娘，您说的风言风语，是什么事？”民警们，连忙追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他们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案件的突破口。 老妇人，又犹豫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就是……就是杨梅，她和别的男人，走得很近，关系，不太正常。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谣言，可后来，大家，经常看到，那个男人，偷偷摸摸地，去杨梅家，有时候，郑财去石榴园干活，那个男人就趁着这个空档，悄悄溜进杨梅家，待上一两个小时，等郑财快要回来的时候，再偷偷溜走。一开始，我们都不敢确定，可次数多了，大家心里就都有数了，只是没人敢跟郑财说，也没人敢当面问杨梅，毕竟这种事，传出去不好听，而且郑财性子老实，要是知道了，指不定会出什么事。” “大娘，您能确定，那个男人是谁吗？”民警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追问的语气也变得更加急切，他们隐约感觉到，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关键，甚至有可能就是杀害郑财的凶手。 老妇人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凑到民警耳边说道：“能确定，怎么不能确定？那个男人，就是郑财的亲堂弟，郑军啊！村里的人，大多都见过一两次，只是大家都碍于亲戚情面，加上怕惹祸上身，所以都装作没看见，也没人敢多嘴。有时候，两人还会趁着去山里干活的空档，在石榴园附近的小树林里碰面，动作亲昵得很，根本不避人，只是山里平时人少，没多少人能撞见。我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是老实本分的郑财，一边是他的堂弟和弟媳，都是沾亲带故的，传出去，整个郑家都没面子。” “郑军？”听到这个名字，在场的民警们都愣住了，随即恍然大悟。回想起来，从寻找郑财，到打捞尸体，再到报警，郑军一直表现得格外积极，甚至主动下水寻找，主动操作鱼竿打捞，看似对堂兄情深义重，可现在想来，他的所有举动，都透着一股刻意的伪装，刻意表现得悲痛，刻意表现得热心，只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打消所有人的怀疑。 之前的种种疑点，此刻瞬间串联起来：郑军主动下水，明明摸到了郑财的尸体，却故意隐瞒，假装找不到；他主动操作鱼竿，看似熟悉水窖情况，实则是想掌控尸体被发现的过程；打捞尸体时，他刻意表现得吃力和紧张，一半是伪装，一半是内心的慌乱；报警时，他率先提议，看似义愤填膺，实则是想掌握主动权，避免被人怀疑。除此之外，郑军是壮年男性，身材高大，有足够的力气制服郑财，并用钝器反复打击其头部，符合凶手的特征；而且他和郑财是堂弟，熟悉郑财的作息习惯，知道他每天下午会去石榴园干活，也知道水窖的位置和情况，有足够的条件实施作案。 “大娘，太感谢您了，您说的这些，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民警们连忙向老妇人道谢，“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抓住凶手，还郑财一个公道。另外，这件事，还请您暂时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起，以免打草惊蛇，影响我们的办案。” 老妇人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警察同志，我不会跟别人说的，我只希望你们能尽快抓住凶手，别让郑财死得不明不白。” 得到这个关键线索后，民警们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结合之前的现场勘察、尸体检验和排查情况，一致认为，郑军和杨梅，有重大作案嫌疑，两人很可能是因为奸情败露，或者害怕奸情被郑财发现，而联手杀害了郑财，之后伪造了郑财意外掉进水窖的假象。 会议结束后，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安排人手，密切监视郑军和杨梅的一举一动，防止两人畏罪潜逃；另一方面，调取两人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寻找两人奸情和作案的相关证据；同时，再次对石榴园周边的山林进行仔细搜查，寻找凶手使用的钝器，也就是杀害郑财的凶器。 与此同时，民警们找到了杨梅，对她进行了第一次询问。此时的杨梅，虽然依旧表现得悲痛欲绝，但面对民警的询问，眼神却总是躲闪，神色慌张，回答问题时，也总是支支吾吾，前后矛盾，尤其是问到她和郑军的关系，以及郑财出事当天下午的行踪时，更是语无伦次，破绽百出。 民警们看出了杨梅的慌乱，并没有急于追问，而是耐心地对她进行劝说，告诉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她能说出真相，交代自己的罪行，就能得到从轻处理，否则，等到证据确凿，等待她的，将会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可无论民警们怎么劝说，杨梅始终不肯开口，要么低头哭泣，要么沉默不语，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和郑军的奸情，更不肯承认自己参与杀害了郑财。 另一边，民警们也对郑军进行了询问。和杨梅不同，郑军表现得十分镇定，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无论是寻找郑财的过程，还是打捞尸体的细节，他都叙述得十分详细，看似天衣无缝，可越是这样，民警们就越觉得可疑，太过镇定的表现，本身就是一种反常。 当民警们问到他和杨梅的关系时，郑军的眼神，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闪烁，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笑着说道：“警察同志，您说笑了，杨梅是我嫂子，我是她堂弟，我们就是普通的亲戚关系，平时往来比较密切，毕竟我和我哥从小一起长大，两家走得近，也是应该的。村里那些风言风语，都是谣言，都是村民们瞎猜测的，您可不能当真。” 民警们继续追问，问到郑财出事当天下午，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没有人能为他作证。郑军回答道：“当天下午，我一直在家里干活，收拾院子，喂牲口，后来，听到杨梅给我打电话，说我哥还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我就赶紧赶到了杨梅家，然后和大家一起上山，去石榴园寻找我哥。全程，我都和大家在一起，没有离开过，村里的乡亲们，都能为我作证。” 民警们立刻核实了郑军的证词，询问了当天和郑军一起上山寻找郑财的村民，村民们都说，当天下午，郑军确实是和他们一起上山的，全程没有离开过。可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知道，郑军很可能是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或者是利用了时间差，实施了作案。 就在询问陷入僵局的时候，技术民警那边，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仔细的搜查，他们在石榴园周边的小树林里，找到了一块带有血迹的石头，这块石头，大约有拳头大小，表面粗糙，上面的血迹，经过法医的检验，确认是死者郑财的血迹；而且，石头的形状和大小，与郑财头部的伤口，完全吻合，初步确认，这块石头，就是凶手使用的钝器。 更让人振奋的是，技术民警在这块石头上，提取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经过比对，这枚指纹，正是郑军的！除此之外，民警们还调取了郑军和杨梅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发现，两人在案发前，有过频繁的通话和聊天，聊天内容暧昧不清，充满了对郑财的不满和担忧，甚至在案发前一天，两人还在聊天中，商量着“如何摆脱郑财”“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之类的话语。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郑军和杨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民警们立刻再次传唤了郑军和杨梅，这一次，民警们没有再耐心劝说，而是直接拿出了所有的证据，带有郑军指纹和郑财血迹的石头、两人暧昧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老妇人的证词，还有现场勘察到的种种疑点。 面对这些铁证，郑军和杨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郑军再也无法维持之前的镇定，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双手抱头，失声痛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我对不起我哥，我不该一时糊涂，做出这样的事情……” 杨梅也彻底崩溃了，她不再沉默，不再躲闪，一边哭泣，一边交代了自己和郑军的奸情，以及两人联手杀害郑财的全部真相。 原来，郑军和杨梅，早在三年前，就产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三年前，郑军的妻子，因为一场意外，不幸去世，留下郑军一个人，孤苦伶仃，平日里，难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而杨梅，虽然和郑财结婚十几年，生了两个女儿，日子过得也算安稳，但郑财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平日里只顾着下地干活，很少关心杨梅的情绪，也很少和她沟通交流，久而久之，杨梅就感到了厌倦和空虚。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军因为家里的事情，去找杨梅帮忙，两人独处一室，一时冲动，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一开始，两人都感到十分愧疚和自责，害怕被郑财发现，也害怕被村里的人知道，只能偷偷摸摸地来往，趁着郑财去地里干活，或者去镇上赶集的空档，悄悄见面。 可时间一长，两人就越来越放纵，越来越肆无忌惮，不再刻意隐瞒，甚至有时候，还会趁着去山里干活的空档，在石榴园附近的小树林里碰面，村里的人，虽然有不少人看到过，可碍于亲戚情面，加上怕惹祸上身，都装作没看见，也没人敢跟郑财说。 两人都知道，这种不正当的关系，终究是纸包不住火，早晚有一天，会被郑财发现。他们也想过，彻底断绝这种关系，各自回归自己的生活，可他们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尤其是杨梅，她觉得，郑军比郑财更懂她，更关心她，更能给她想要的温暖，所以，她越来越离不开郑军，甚至萌生了和郑财离婚，和郑军在一起的念头。 可他们心里清楚，郑财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肯定不会同意离婚，而且，一旦这件事曝光，他们两人，都会被村里的人唾骂，都会身败名裂，郑军更是对不起死去的哥哥，对不起郑家的祖宗。所以，两人就一直拖着，一边偷偷摸摸地来往，一边小心翼翼地隐瞒着郑财，祈祷着这件事，永远不要被发现。 案发当天下午，郑财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就去石榴园干活，临走前，他跟杨梅说，晚上要给石榴树浇水，可能会回来得晚一些。郑财走后，杨梅就立刻给郑军打了电话，让他来家里，两人见面后，又聊起了“如何摆脱郑财”的事情，越聊越着急，越聊越绝望，他们害怕，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被郑财发现，到时候，他们就会一无所有。 郑军一时冲动，就提出了“杀了郑财”的想法，他对杨梅说：“只要郑财死了，我们就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再也不用害怕被别人发现，也不用害怕被别人唾骂了。”一开始，杨梅还有些犹豫，她虽然厌倦了和郑财的生活，虽然想和郑军在一起，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害郑财，毕竟，郑财是她两个女儿的父亲，是和她生活了十几年的丈夫。 可在郑军的反复劝说和怂恿下，杨梅的心理防线，慢慢松动了。郑军不停地对她说，郑财就是他们两人幸福的绊脚石，只要郑财死了，他们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能永远在一起，而且，只要他们做得干净利落，伪装成郑财意外掉进水窖的假象，就不会有人发现，警察也不会查到他们头上。 最终，杨梅被郑军说动了，她一时糊涂，答应了郑军的提议，决定和郑军联手，杀害郑财。两人商量好，趁着郑财在石榴园浇水的空档，郑军先去石榴园，找到郑财，然后将郑财推进水窖，再用石头，将郑财砸死，伪装成郑财不小心掉进水窖，意外身亡的假象。 商量好之后，郑军就立刻动身，朝着石榴园的方向赶去。此时，郑财正在石榴园里，给石榴树浇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郑军悄悄走到郑财身后，趁着郑财不注意，猛地伸出手，一把将郑财，推到了水窖里。 郑财猝不及防，掉进了水窖里，冰冷的河水，瞬间将他淹没，他挣扎着，想要爬上来，双手紧紧抓住水窖的池壁，留下了清晰的攀爬痕迹，同时，他也抓住了旁边的两根水管，想要借着水管的力量，爬上岸。可郑军，并没有给郑财任何自救的机会，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趴在水窖井口，对着水窖里的郑财，反复打击他的头部，郑财发出了微弱的惨叫声，可由于山里人少，加上风声很大，没有人听到他的呼救声。 郑财的头部，被郑军反复打击，鲜血直流，很快，就失去了挣扎的力气，颅脑严重损伤，缓缓沉入了水窖底部，之后，又因为溺水，最终窒息死亡。郑军看着水窖里，再也没有动静的郑财，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他连忙将手里的石头，扔到了石榴园周边的小树林里，然后，又将水窖旁边的两根水管，扔进了水窖里，伪装成郑财浇水时，不小心碰掉水管，自己也不小心掉进水窖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之后，郑军又仔细清理了现场的痕迹，确保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线索，然后，才悄悄离开了石榴园，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之后，当杨梅给他打电话，说郑财还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的时候，他就立刻赶到了杨梅家，主动提议，和大家一起上山，寻找郑财，之后，又主动下水寻找，主动操作鱼竿打捞，刻意表现得热心和悲痛，只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打消所有人的怀疑。 郑军和杨梅，原本以为，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只要伪装得好，就不会有人发现，警察也不会查到他们头上，他们就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纸终究包不住火，他们的所作所为，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老妇人的证词，带有指纹和血迹的石头，暧昧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还有现场勘察到的种种疑点，最终，将他们的罪行，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 交代完所有的真相后，郑军和杨梅，都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之中。郑军悔恨自己，一时糊涂，为了一时的私欲，杀害了自己的亲堂兄，背叛了自己的亲情，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杨梅悔恨自己，经不起诱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杀害了自己孩子的父亲，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庭，也毁掉了两个女儿的未来。他们都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民警们听完两人的交代后，心里五味杂陈。一场畸形的孽缘，一段无法言说的私欲，让两个原本应该和睦相处的亲戚，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也让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无辜丧命，让一个原本幸福安稳的家庭，瞬间破碎，让两个年幼的孩子，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只能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慢慢长大。 案发后不久，郑军和杨梅，被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依法逮捕，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公正审判。而那块带有血迹和指纹的石头，两人暧昧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老妇人的证词，还有现场勘察到的种种证据，都成为了指控他们罪行的铁证，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海草洼村的这场命案，终于真相大白，凶手被绳之以法，死者郑财，也终于得以安息。可这场命案，给这个小小的山村，带来的伤害，却远远没有结束。村里的和睦氛围，被彻底打破，村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互帮互助、亲密无间，取而代之的，是猜忌和疏远。每当村民们路过郑财的石榴园，路过那个夺走郑财生命的水窖，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心生寒意，想起这场荒唐而残忍的命案，想起那个老实本分的郑财，想起郑军和杨梅的背叛与残忍。 郑财的父亲，因为儿子的惨死，一夜白头，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差。深秋的风，依旧顺着山坳，吹进海草洼村，吹过空荡荡的石榴园，吹过水窖冰冷的井口，吹过郑财的坟前，带着一丝悲凉，带着一丝悔恨，也带着一丝警示。 欲望是魔鬼，贪婪和背叛，终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亲情和爱情，都需要用心呵护，坚守底线，不能因为一时的私欲，就背叛自己的良心，背叛自己的亲人。 第227章 女医生深夜失踪，8天破案，真相令人发指 2014年7月4号，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一场罕见的暴风骤雨毫无预兆地席卷了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 从当天傍晚开始，豆大的雨点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窗户和街道上，伴随着轰隆隆的惊雷，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狂风裹挟着雨水，疯狂地抽打着路边的树木，枝叶乱颤，像是在徒劳地挣扎。这场雨下得又急又猛，整整持续了一夜，仿佛要把这座小城所有的尘埃都冲刷干净，也仿佛要悄悄掩盖住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暴雨终于渐渐停歇，最后一丝狂风掠过树梢，留下一片湿漉漉的静谧。当第一缕微光穿透云层，洒在大化县城的街巷里，早起的人们推开房门，一股清新到骨子里的空气扑面而来，那是混杂着泥土的芬芳、草木的清香和雨后湿润水汽的味道，沁人心脾，让人瞬间神清气爽，所有的疲惫和烦躁，仿佛都被这场暴雨冲刷殆尽。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大化瑶族自治县有着“中国观赏石之乡”的美誉。这座依偎在红水河畔的小城，因独特的地质地貌，孕育出了无数形态各异、色泽温润的观赏石，那些石头或玲珑剔透，或雄浑大气，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也成为了大化人引以为傲的名片。平日里，街头巷尾偶尔能看到当地人摆卖观赏石的小摊，往来的游客驻足端详，总能被这些天然形成的艺术品所吸引。只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所有的喧嚣都暂时沉寂，街头只剩下积水倒映的晨光，和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 这天早上，临近8点，天已经完全亮了，大化瑶族自治县某医院的葛大夫，像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医院。作为一名责任心极强的医生，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早到的节奏，既能提前整理好自己的工位，也能做好接诊前的一切准备，不耽误任何一位病人的就诊时间。 换上白大褂，消毒、整理诊疗器械，再逐一核对前一天留下的病历，葛大夫的动作熟练而有条不紊。他一边忙碌着，一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隔壁的工位，那是周大夫的位置，桌椅整齐，办公用品摆放有序，可座位上却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 眼瞅着再过十几分钟，就到了病人正式就诊的时间，此时此刻，葛大夫已经清理好了所有的病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可周大夫却依旧没有出现。 这周大夫当时才28岁，是广西上林县人，和葛大夫是大学同学，两人从同一所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同样的行医梦想，一起应聘到了这家医院上班，平日里既是同事，也是关系最要好的朋友。葛大夫比周大夫大两岁，一直以来都像哥哥一样照顾着这个活泼开朗、认真踏实的小师妹。 葛大夫心里清楚，周大夫是个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较真”，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更别说无故旷工了。平日里哪怕是身体不舒服，她都会提前打电话跟科室请假，绝不会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不来上班。 “难道是路上出什么事了？”葛大夫心里犯起了嘀咕，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先是走到护士站，问了问值班的护士，有没有见过周大夫，或者接到过她的电话，护士们都摇了摇头，说一早上都没见过周大夫，也没接到过她的请假电话。 葛大夫又赶紧联系了医院的行政部门，询问周大夫有没有向单位请假，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没有任何请假记录。 这一下，葛大夫的心瞬间沉了下去。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周大夫不是那种做事鲁莽、不负责任的人，她不可能无缘无故不来上班，更不可能不打招呼就消失。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瞬间缠绕住了葛大夫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不敢多想，立刻拿起手机，拨通了周大夫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却不是周大夫熟悉的声音，而是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一遍，两遍，三遍……葛大夫连续拨打了好几次，电话那头始终是同样的提示音。关机？周大夫平时手机从来不会关机，哪怕是晚上睡觉，也会把手机调成静音，确保有紧急情况能联系到她，更何况是上班时间，她怎么可能关机？ 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葛大夫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向科室主任请假，语气急切地说明了情况，不等主任多问，就拿着包急匆匆地冲出了医院，赶往周大夫的住处，他必须去看看，周大夫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周大夫租住的房子离医院不算太远，是一栋老式的居民楼，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葛大夫一路小跑，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脑子里不停地闪过各种不好的念头：她会不会是路上遇到车祸了？会不会是突发疾病晕倒了？还是说，家里出了什么急事，来不及打招呼就回去了？ 几分钟后，葛大夫赶到了周大夫租住的居民楼，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他有周大夫房间的钥匙，那是之前周大夫担心自己偶尔会忘记带钥匙，特意给葛大夫配的一把，说万一有什么情况，让他能帮忙照看一下。 插入钥匙，轻轻转动，“咔哒”一声，房门开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因为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丝微弱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中透进来。葛大夫下意识地按下了电灯开关，“啪”的一声，灯光亮起，照亮了整个房间。 房间里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桌椅摆放整齐，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周大夫常用的水杯，旁边还有几本摊开的复习资料，那是她为了函授学历考试准备的。地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杂物，看起来就像主人只是暂时出去了一样。 葛大夫站在门口，扫视着整个房间，心脏狂跳不止。他走进房间，一边呼喊着周大夫的名字，一边四处查看：“小周？周大夫？你在吗？” 没有人回应，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显得格外空旷。 葛大夫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卧室、卫生间、厨房，甚至是阳台，都查了个遍，可始终没有看到周大夫的身影。他的目光落在了床头柜上，周大夫的钱包、手机、钥匙都不在那里，可她的衣服、鞋子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柜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也没有缺少任何一件。 “难道她是因为什么急事突然出门了？”葛大夫心里琢磨着，“可是，就算是急事，也不至于不打招呼，还关机吧？难道是在半路上，手机没电了，所以没法联系上？” 另一个念头瞬间闪过他的脑海：会不会是家里的老人生病了，情况紧急，她来不及打招呼就急匆匆地回上林老家了？ 想到这里，葛大夫立刻拿出手机，找到了周大夫家人的联系方式，拨通了她母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葛大夫急切地询问周大夫有没有回老家，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周大夫的母亲语气疑惑地说：“没有啊，小周没有回来，我们家里也一切都好，没有人生病，也没有出什么事。我昨天晚上还跟她通了电话，她还说，再过两天要去金城江照相，准备7月6号的函授考试，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吗？” 听到这话，葛大夫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没有回老家，家里也没有出事，手机关机，人不在住处，钱包、手机、钥匙都带走了，衣服却留在了家里……种种迹象都让他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这周大夫到底去哪里了？她会不会已经遭遇了什么不测？ 一股寒意从葛大夫的后背升起，顺着脊椎蔓延到全身。他不敢再往下想，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向警方报了案，详细说明了周大夫失踪的情况，希望警方能介入调查，尽快找到周大夫的下落。 报案的时候，葛大夫突然想起了周大夫母亲说的话，连忙补充道：“民警同志，周大夫7月6号有一场函授学历的考试，她说7月6号要去金城江照相，现在已经是7月5号了，离考试就剩一天了。我怀疑，她会不会是提前去了金城江，想在那里住一晚上，等待第二天的考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记错了时间，或者有其他和考试相关的事情需要办理，提前去了学校？” 葛大夫的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对于失踪人员的调查，任何一点细微的线索都可能成为突破口。民警立刻记录下了这一关键信息，随后便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首先，民警需要核实的是，周大夫到底有没有前往金城江。通过调查，民警了解到，周大夫名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电动车、自行车，平日里出门，乘坐班车是她的首选出行方式。 那么，周大夫有没有搭乘大化前往金城江的班车，离开大化瑶族自治县呢？ 为了核实这一情况，办案民警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前往大化瑶族自治县汽车站，对大化到金城江线路的所有班车司乘人员进行全面的走访调查；另一路则调取了汽车站附近的所有监控录像，仔细查看7月5号上午整个车站的人员流动情况，寻找周大夫的身影。 汽车站里，民警们逐一找到每一辆大化到金城江的班车司机和售票员，拿出周大夫的照片，耐心地询问他们7月5号上午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乘车。每一位司乘人员都仔细地辨认着照片，认真地回忆着当天的情况，可一番调查下来却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一位司乘人员见过周大夫，也没有人记得有这样一位女孩乘坐过他们的班车前往金城江。 与此同时，负责调取监控的民警也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仔细查看了7月5号上午车站入口、出口、候车室、售票窗口等所有区域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里，来来往往的乘客络绎不绝，每个人都步履匆匆，可民警们睁大眼睛，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查看，始终没有发现周大夫的身影。 “看来，周大夫并没有乘坐班车前往金城江。”办案民警皱起了眉头分析道，“她没有离开大化的迹象，这就意味着，她很有可能还在大化县城里。” 可大化县城虽然不算太大，但要在一个县城里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人，无疑是大海捞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会不会是去了大化的什么朋友家？”有民警提出了疑问。 葛大夫立刻摇了摇头，语气肯定地说：“不可能。周大夫是外地人，从大学毕业后来到大化工作才两年多的时间，她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朋友圈也很小。平日里，她除了上班就是在住处复习功课，很少出去应酬，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更没有在大化认识什么可以留宿的朋友。而且，她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每天都是两点一线，上班、回家，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去别人家里留宿。” 既然没有离开大化，也没有去朋友家，那么周大夫到底在哪里？ 在警方对周大夫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调查的同时，民警和法医也一同来到了周大夫的租住地，对现场展开了全方位、细致入微的勘察。他们知道，任何一起失踪案件，案发现场往往隐藏着最关键的线索，只要仔细勘察，就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 勘察工作从门窗开始。民警们仔细检查了周大夫租住房间的房门，发现房门完好无损，门锁上没有留下任何撬压、撬动的痕迹，锁芯也没有被破坏的迹象，看起来不像是有人强行闯入的样子。 随后，民警们又检查了房间的窗户。窗户是老式的推拉窗，处于半开放的状态，窗户的玻璃完好无损，没有被打碎的痕迹。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对窗户进行了检查，在窗户的边缘和玻璃上提取到了多处生物检材，经过初步判断，这些生物检材很有可能是人体的毛发和皮屑，或许就是解开周大夫失踪之谜的关键。 勘察工作继续进行。民警们的目光落在了房间里的电脑桌上，周大夫的笔记本电脑还摆放在电脑桌上，屏幕是黑的，处于关闭状态，旁边还放着几本复习资料和一支笔，看起来像是她刚刚复习完，就关掉电脑起身离开了一样。 民警们没有轻易触碰电脑，而是先对电脑桌周围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勘察，提取了可能存在的指纹和痕迹，随后才将电脑封存，准备带回警局进行技术检验，查看电脑的使用记录，寻找相关线索。 接下来，民警们又对周大夫的床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就在这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在床铺的中间位置，有一块不规则的深色斑痕，大约有手掌大小，颜色暗沉，和周围干净的床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民警小心翼翼地凑近，用鼻子轻轻闻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头，语气严肃地说：“这不是水留下的痕迹，也不是饮料洒了留下的，这是尿斑。” 尿斑？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周大夫是一个28岁的成年人，而且还是一名医生，平日里非常爱干净，性格也很内敛、自律，怎么可能会在自己的床铺上留下如此大的一块尿斑？ 民警们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常理来说，一个身体健康、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更何况周大夫还是一名医生，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更不可能有尿床的毛病。 这时候，随行的法医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现场遗留的这块尿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判断。法医语气严肃地说：“结合现场的情况，还有周大夫的身份和年龄来看，这块尿斑极有可能是周大夫在遭遇不测，或者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的前提下遗留下来的。” 紧接着，法医又补充道：“结合医学常识，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人在遭遇突如其来的、严重的惊吓时，精神会高度紧张，身体会失去控制，从而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第二种就是窒息，当人遭遇窒息时，身体的各项机能会逐渐紊乱，失去控制，也会导致小便失禁。” 窒息？ 这两个字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在场的民警中间炸开了。如果真的是窒息导致的小便失禁，那么周大夫遇害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一时间，整个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格外沉重。民警们的心里都升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周大夫或许已经遭遇了不幸。 可到底，周大夫在失踪前遭遇了什么？她的失踪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她现在究竟是失踪了，还是已经遇害了？ 目前，警方掌握的线索只有窗户上提取到的生物检材，还有床铺上的这块尿斑，这些线索还不足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也不足以确定周大夫的下落和安危。 为了尽快获得有关周大夫的线索，找到周大夫的下落，警方立刻印制了大量的协查通告，通告上印着周大夫的照片、基本信息，还有她失踪的相关情况，随后组织民警，在周大夫的租住地、医院、汽车站，还有大化县城的各个街巷、社区进行广泛的张贴和宣传，寻找目击者和知情者，希望有知情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帮助警方破案。 民警们一边张贴协查通告，一边向周围的居民耐心地询问情况，可大多数居民都说没有见过周大夫，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毕竟，7月4号晚上下着罕见的暴风骤雨，又打雷又闪电，大多数人都早早地就关上了门窗，躲在家里，根本没有出门，自然也不会看到什么异常。 咱们常说，任何案件的侦查都离不开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是寻找线索、侦破案件的关键。所以，民警们并没有放弃对周大夫租住房屋的勘察，而是再次静下心来，对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丝蛛丝马迹。 就在勘察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民警在房间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枚非常模糊的足迹。这枚足迹没有穿鞋，是光着脚留下的，因为地面有些潮湿，所以足迹虽然模糊，但大致的形状和大小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 民警们立刻对这枚足迹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和分析。从足迹的形状、大小比例，还有足迹的纹路来看，这枚足迹应该是一名男性遗留在现场的，而且这名男性的身高大约在1米75左右，体型中等。 那么，现场留下这枚男性足迹的人到底是谁？他和周大夫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如果周大夫真的是在房间里被害的，那么这名嫌疑人又是怎么进入房间的？ 要知道，周大夫租住房间的房门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被撬压的痕迹，窗户虽然是半开放的，但窗户的位置在四楼，距离地面有十几米高，正常人根本不可能从窗户爬进来，也不可能从窗户爬出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就说明，这名嫌疑人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平平静静地进入周大夫房间的，并不是强行闯入。 针对这名男子以和平方式进入现场的可能性，专案组的民警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和讨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民警们一致认为，通常情况下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这名男子是周大夫的熟人。他通过敲门的方式，让周大夫打开了房门，然后进入了房间。毕竟，周大夫性格温和，待人热情，如果是熟人敲门，她大概率会开门，不会有任何防备。 第二种可能性：这名男子拥有周大夫租住房间的钥匙。他不需要敲门，也不需要撬锁，只需要用钥匙就能打开房门，自行进入房间。 第三种可能性：这名男子懂得技术开锁。他通过技术开锁的方式打开了周大夫房间的门锁，然后进入了房间。 这三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立，但也都需要逐一核实，排除不合理的选项。 首先，民警们针对第三种可能性进行了核实。如果门锁是通过技术开锁的方式被打开的，那么锁芯里面必定会留下一些摩擦、撬动的痕迹，哪怕是非常细微的痕迹，也能通过专业的工具检测出来。 于是，民警们再次仔细检查了周大夫房间的房门，还有门锁的锁芯，他们用专业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拆卸了锁芯，进行了细致的检测和观察。可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民警们发现，锁芯里面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任何摩擦、撬动的痕迹，锁芯的结构也完好无损，没有被破坏的迹象。 这就意味着，技术开锁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那么，就只剩下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性了，这名男子要么是周大夫的熟人，要么就拥有周大夫房间的钥匙。 接下来，警方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和周大夫关系密切的男性朋友身上。民警们通过调取周大夫的手机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她的社交软件记录，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排查。 经过一番细致的排查，民警们发现，周大夫的社交圈子确实非常简单，平日里联系最多的就是她的家人和医院的同事，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交往来。而且，她的手机通话记录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陌生号码的通话记录，也没有和任何男性有过长时间的通话或者频繁的联系。 民警们还了解到，周大夫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4年7月4号下午5点39分，通话的对象就是报案人葛大夫。当时，葛大夫约周大夫晚上下班后一起出去逛街、吃饭，可因为当天傍晚下起了暴雨，两人商量后就取消了约定，各自回家了。 除此之外，民警们没有发现周大夫有任何关系密切的男性朋友，也没有发现她有谈恋爱的迹象。葛大夫也向民警证实，周大夫平日里工作非常忙碌，下班之后大多时间都是在住处复习功课，准备函授考试，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没有什么异性朋友。 种种迹象表明，熟人敲门进入房间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了，这名男子拥有周大夫租住房间的钥匙。 民警们立刻调整了调查方向，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了拥有406房间（周大夫租住的房间）钥匙的人身上。 经过询问房东，民警们了解到，周大夫租住的406号房间是一套出租屋，在周大夫入住之前，先后有两名租客，一名姓韦，一名姓杨。而且，这套房子入住之后，周大夫并没有更换房间的锁芯，所以上一任租客还有房东本人，都有可能拥有这套房间的钥匙。 也就是说，拥有406房间钥匙的人主要有三类：第一，以前的两名租客（韦某和杨某）；第二，出租屋的老板，也就是房东；第三，周大夫本人（已失踪）。 民警们首先对以前的两名租客韦某和杨某展开了调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韦某和杨某的联系方式，并且联系上了他们，询问他们的下落和行踪。 经过调查，民警们了解到，韦某和杨某早就在几年前就离开了大化瑶族自治县，前往外地打工了，而且两人都在外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7月4号、5号这两天，他们都在外地打工，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而且他们也都表示，离开大化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来没有动过回到大化的念头，更不可能去周大夫的房间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核实了韦某和杨某的dNA信息，发现他们的dNA和从周大夫房间窗户上提取到的生物检材并不一致。所以，韦某和杨某的嫌疑被排除了。 排除了前两名租客的嫌疑之后，民警们又把随后的调查重点放在了房东的身上。 房东姓韦，是大化本地人，今年40多岁，平日里性格比较开朗，为人也比较随和，名下有几套出租屋，靠收房租为生。民警们找到了韦某，向他询问了7月4号晚上还有7月5号凌晨他的行踪和活动情况。 韦某告诉民警，2014年7月4号晚上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法国队对德国队的电视直播，那场比赛非常精彩，他是一个十足的球迷，自然不会错过。当天晚上，他邀请了几个朋友一起来自己家里看球，从晚上8点多一直看到了凌晨3点多，比赛结束之后，他和朋友们又聊了一会儿球，然后朋友们才离开，他也才上床睡觉。 为了核实韦某的说法，民警们找到了当时和韦某一起看球的几个朋友，逐一进行了询问。这些朋友都一致证实，7月4号晚上他们确实和韦某一起在韦某家里看球，从晚上8点多一直到凌晨3点多，韦某全程都没有离开过看球的房间，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除此之外，民警们也提取了韦某的dNA信息，和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进行了比对，发现两者并不一致。而且，韦某也表示，他虽然有406房间的钥匙，但从来没有私自进入过周大夫的房间，也没有动过任何歪心思。 于是，房东韦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前两名租客排除了嫌疑，房东也排除了嫌疑。那么，还有谁会拥有406房间的钥匙呢？ 民警们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展开调查，对租住在房东韦某家里的所有租客进行了逐一的排查。房东韦某的这套出租屋一共有六层，每层有四个房间，一共有24套出租屋，当时大部分房间都租出去了。 民警们挨家挨户，对每一个房间的租住人员进行了仔细的询问和核实，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信息，询问他们7月4号晚上、7月5号凌晨的行踪，提取他们的dNA信息，和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 排查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也非常繁琐，民警们连续奋战了一整天，终于完成了对所有租客的排查。可遗憾的是，经过一番细致的排查，民警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所有租客的dNA信息都和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不一致，而且他们也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或者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 就在民警们感到一筹莫展，陷入僵局的时候，房东韦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皱着眉头对民警们说：“民警同志，我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对你们的调查有没有帮助。” “您说，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和案件有关，对我们的调查就有帮助。”民警们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说道。 韦某仔细回忆了一下，说道：“7月5号凌晨2点钟左右，也就是世界杯比赛法国队对德国队，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隐约听到四楼的方向传来了一声尖叫声，声音不大，而且很短暂，大约持续了几秒钟。除此之外，我还听到了一声像是玻璃瓶打碎的声音。不过，当时外面下着暴风骤雨，又打雷又闪电，雨声和雷声都非常大，而且我们正在看球，情绪也都非常激动，所以我也没听太清楚，也没太在意，以为是哪个租客不小心打碎了东西，或者是做梦听错了。” 尖叫声？玻璃瓶打碎的声音？ 民警们立刻眼前一亮。7月5号凌晨2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周大夫失踪的时间段之内，而且声音是从四楼传来的，周大夫就住在四楼406房间，这很有可能就是周大夫遭遇不测时发出的声音！ 民警们立刻追问韦某：“您再仔细回忆一下，那声尖叫声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声音听起来大概多大年纪？还有，玻璃瓶打碎的声音是在尖叫声之前，还是之后？” 韦某皱着眉头仔细回忆了半天，说道：“因为当时雨声和雷声太大了，又有球赛的声音，我真的没听太清楚。不过，隐约感觉那声尖叫声像是女性的，声音听起来挺年轻的，大概二十几岁的样子。至于玻璃瓶打碎的声音，好像是在尖叫声之后，紧接着就传来了，声音不大，一下子就被雨声和雷声盖住了。” 为了核实韦某的说法，民警们再次走访了租住在四楼的其他租客，询问他们7月5号凌晨有没有听到尖叫声，或者玻璃瓶打碎的声音。 果然，有几位租客也表示，当天凌晨他们隐约听到了一声尖叫声，还有玻璃瓶打碎的声音，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又在看世界杯比赛，情绪比较激动，所以并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多想，以为是哪个租客不小心打碎了东西。 民警们立刻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他们了解到，2014年7月5号凌晨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法国队对德国队的电视直播，这场比赛关注度非常高，很多球迷都熬夜观看。而且，当比赛进入到第11分钟的时候，德国队踢入了第一个进球，这也是整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 进球的那一刻，所有看球的球迷都变得异常兴奋，欢呼雀跃，大声呐喊，整个出租屋都被这种狂欢的情绪所笼罩。“德国战车，太厉害了！”“加油，德国队！”“送法国队回家！”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盖过了外面的雨声和雷声。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四楼传来尖叫声还有玻璃瓶打碎的声音时，所有人都沉浸在看球的兴奋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异常的声音，也没有人会想到，这声短暂的尖叫声背后，竟然隐藏着一场可怕的谋杀。 经过两天的侦破工作，警方在周大夫的租住地虽然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还有一枚男性足迹，也了解到了一些零星的线索，但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找到周大夫的下落。失踪的周大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杳无音信。 办案民警们都感到非常焦虑，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知道，失踪人员失踪的时间越长，遭遇不幸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线索，尽快破案，找到周大夫的下落，给周大夫的家人一个交代。 可就在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技术民警通过对周大夫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技术检验，成功提取到了电脑的使用记录，确定了周大夫关闭电脑的时间是2014年7月4号晚上的11点06分。 结合报案人葛大夫发现周大夫失踪的时间是7月5号早上8点，民警们基本确定了周大夫失踪的时间段，那就是从7月4号晚上11点06分到7月5号早上8点，这整整9个小时的时间范围之内。 这个时间段的确定，给警方的调查缩小了范围，也提供了新的方向。民警们立刻调整了调查策略，以周大夫租住的房屋所在的方位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调取了这个时间段之内周围所有路段、小区、商铺的城市监控录像，希望能够在监控录像里找到周大夫的身影，或者找到其他可疑的线索。 上期咱们说到，警方已经分析出来了周大夫失踪的大致时间段，于是立刻组织警力，以周大夫租住的房屋为中心，调取了周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的所有监控录像。 可这项工作远比民警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因为周大夫租住的小区是一个老式小区，周围的监控设施并不是很完善，而且当时正赶上暴雨天气，那是大化瑶族自治县那一年里面下的最大的一场雨，雨水倾盆而下，能见度非常低。 监控画面和往常相比，清晰度下降了很多，很多画面都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根本看不清人的面部特征和衣着细节。而且，很多路段的路灯也因为暴雨的冲刷出现了故障，停止了工作，整个街道一片漆黑，监控录像根本无法捕捉到有效的画面。 即便如此，民警们也没有放弃。他们分成多个小组，每组两个人，轮流熬夜查看监控录像，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比对，生怕错过任何一丝蛛丝马迹。他们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变得红肿、酸涩，有的民警甚至熬出了黑眼圈，可他们依旧没有休息，依旧在坚持着，他们心里清楚，监控录像里很有可能就隐藏着侦破案件的关键线索，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下，再仔细一点，就有可能找到突破口。 就这样，民警们连续奋战了四天四夜，一共调取了100多个摄像头的监控录像，加起来将近一个t的视频内容，可依旧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在监控录像里发现周大夫的身影，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员和车辆。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民警们都感到非常疲惫，也非常沮丧，可他们并没有放弃，依旧在积极地寻找线索，调整调查方向，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突破口，打破这个僵局。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周大夫已经失踪五天了。周大夫的家人得知周大夫失踪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日夜守在派出所，期盼着能够得到周大夫的消息，期盼着周大夫能够平安归来。葛大夫也无心工作，每天都在医院和周大夫的租住地之间来回奔波，协助警方寻找周大夫的下落，他心里一直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周大夫只是暂时失踪，并没有遭遇不幸。 2014年7月9号下午，就在所有人都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警情再次让警方瞬间紧张了起来。 警方接到了一个群众的报案，报案人语气急切地说：“民警同志，不好了，我在我家旁边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你们快过来看看吧！” 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们立刻带上勘查工具和法医，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报案人所说的现场。一路上，民警们的心里都升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具尸体和失踪五天的周大夫究竟有没有关系？这具尸体会不会就是周大夫？ 发现尸体的现场位于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文昌西路尽头，是一处非常偏僻的水渠。这条水渠平日里很少有人经过，周围长满了杂草和树木，环境非常荒凉，而且因为前几天的暴雨，水渠里的水位上涨了很多，水流也变得非常湍急。 民警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报案人正站在水渠旁边，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看起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民警们先安抚了报案人的情绪，然后立刻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保护好现场的完整性，随后技术民警和法医就立刻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勘察工作。 当时天气比较热，气温已经达到了30多度，尸体在水渠里已经浸泡了很长时间，已经高度腐败，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恶臭，让人难以忍受。即便如此，法医和技术民警们也没有丝毫退缩，依旧小心翼翼地对尸体还有现场的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经过初步的勘察，警方认定死者是一名女性，年龄大约在25岁到30岁之间，身高大约在1米65左右，体型偏瘦，和周大夫的基本信息非常吻合。尸体的手上、脚上都绑着一些破旧的布条，布条的质地比较粗糙，看起来像是从旧衣服上撕扯下来的。布条的外面还包着一个破损的塑料袋，类似于那种用来装杂物的编织袋，编织袋已经被水流冲刷得破损不堪，上面沾满了泥土和污渍。 种种证据表明，这名女性死者并不是意外落水身亡，而是被他人杀害之后抛尸到了这个偏僻的水渠里，如果是意外落水，手上和脚上不可能会被绑着布条，也不可能会被包裹在编织袋里。 随后，法医结合现场的环境，还有天气变化的情况，对死者的死亡时间进行了初步的推断。法医表示，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还有水渠里的水流速度、水温等因素，初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4天左右，也就是说，死者大约是在7月5号左右被人杀害的。 这个死亡时间和周大夫失踪的时间段高度吻合！ 民警们的心里更加确定，这具女性尸体很有可能就是失踪五天的周大夫。可遗憾的是，经过细致的勘察，民警们并没有在尸体身上提取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死者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也没有任何首饰，只有一些破旧的布条和那个破损的编织袋。 民警们又对包裹在尸体外面的编织袋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这个编织袋是白底红点的，尺寸比较大，看起来像是用来装粮食或者杂物的。民警们在编织袋里面发现了一件男士上衣，这件男士上衣已经被水流浸泡得发白，质地粗糙，款式也比较老旧。 经过仔细的比对，民警们发现，绑在死者手上、脚上的布条和这件男士上衣的颜色、质地高度一致，甚至布条的纹路都和男士上衣的布料纹路完全吻合。所以，民警们初步判断，绑在死者身上的布条应该是从这件男士上衣上面撕扯下来的。 这件男士上衣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关键证据，也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穿的衣服。 随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进一步的解剖检验，最终给出了死者的明确死亡原因，死者有明显的玫瑰齿特征。 什么叫玫瑰齿？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玫瑰齿就是牙齿因为牙髓血管破裂出血，血液渗透到牙齿的表面，从而在牙齿的表面出现玫瑰色的斑点或者纹路，这种特征在法医学上被称之为玫瑰齿。而通常情况下，只有窒息而死的人才会出现玫瑰齿这种特征。 也就是说，这名女性死者是被他人窒息杀害的。这和之前法医对周大夫床铺上尿斑的分析完全吻合，周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窒息，导致小便失禁，从而在床铺上留下了那块尿斑。 到了这个时候，民警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这具女性尸体就是失踪五天的周大夫。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为了给周大夫的家人一个明确的交代，民警们立刻提取了失踪者周大夫家人的血液样本，还有死者的生物检材，一起送到了dNA实验室，进行dNA比对鉴定，确认死者的身份。 等待鉴定结果的时间是漫长而煎熬的。民警们一边等待着鉴定结果，一边再次对周大夫的社会关系还有生前的活动情况展开了更加全面、细致的调查，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经过深入的调查，民警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周大夫的事情。周大夫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广西工作，而是先前往了广东，在一家医院从事医护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2012年8月份，在同学葛大夫的介绍之下，周大夫报考了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这家医院，顺利通过了考试和面试，成功考入了这家医院，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医生。 参加工作之后，周大夫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病人热情耐心，不管是同事还是病人，都对她评价很高。她和同事们相处得都非常融洽，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和争执，社会关系非常单一，没有任何仇家，也没有任何债务纠纷。 葛大夫在回忆起周大夫的时候，语气悲痛地说：“小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对生活充满着热情，为人善良，性格开朗，而且非常努力，非常上进。她平日里工作非常忙碌，经常加班加点，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放弃学习，利用下班之后还有周末的时间，报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有更多的收获，在工作上有更好的发展。” 葛大夫还告诉民警，周大夫是一个非常节俭的女孩，平日里从来不乱花钱，衣服都是买最便宜、最实用的，吃饭也都是简单对付一下，省下来的钱一部分寄给家里的父母，一部分用来支付函授考试的学费和生活费。 “7月4号傍晚，我还约她晚上下班后一起出去逛街、吃饭，她一开始还答应了，可没想到当天傍晚突然下起了暴雨，而且雨下得非常大，根本没法出门。”葛大夫回忆着当时的情景，眼里充满了遗憾和悲痛，“我们俩就在电话里商量，说算了，不逛街、不吃饭了，各自回家，等雨停了再约。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我和她最后一次通话，最后一次联系。我更没有想到，在那天晚上，她竟然遭遇了那样可怕的事情。” 就在葛大夫悲痛不已的时候，dNA实验室传来了鉴定结果，经过比对，死者的生物检材和周大夫家人的血液样本dNA完全一致。 这个鉴定结果虽然在民警们的预料之中，但当他们真正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还是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失踪五天的周大夫确实已经遇害了，那个在水渠里发现的女性尸体就是她。 周大夫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彻底崩溃了，悲痛欲绝，哭得撕心裂肺，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活泼开朗、认真上进、孝顺懂事的女儿，那个怀揣着行医梦想的年轻医生，竟然会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民警们看着悲痛欲绝的周大夫家人，心里也非常不好受。他们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侦破案件，找到杀害周大夫的犯罪嫌疑人，将他绳之以法，为周大夫报仇雪恨，给周大夫的家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警方再次调整了调查方向，将所有的警力都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之中。他们一边对那件从编织袋里发现的男士上衣进行全面的调查，寻找相关的线索；一边再次投入到海量的监控录像之中，进行更加细致的查看，希望能够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先说那件男士上衣，民警们将上衣带回警局后，进行了细致的检验。这件上衣是深蓝色的纯棉布料，领口和袖口都已经磨损发白，左胸口有一个模糊的logo印记，经过技术还原，确定是一个早已停产的廉价服装品牌，这种品牌的衣服大多在当地的小商品市场售卖，价格低廉，受众广泛，想要通过衣服直接锁定嫌疑人，难度极大。 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拿着这件男士上衣的照片，前往大化县城的小商品市场、农贸市场，还有各个老旧小区的裁缝铺、废品收购站，进行广泛的走访调查，询问摊主和居民，有没有见过有人穿过这件衣服，或者有没有人售卖过这种款式的衣服。 走访调查的过程异常艰难。大化县城的小商品市场摊位众多，人员复杂，而且这种廉价上衣穿的人很多，很多摊主和居民都没有印象。民警们顶着烈日，每天穿梭在街巷之中，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一遍又一遍地展示照片，哪怕是有一丝线索，他们也不会放过。 与此同时，负责查看监控录像的民警也有了重大的突破。之前因为暴雨天气，监控画面模糊，很多线索都被掩盖，但民警们没有气馁，他们调整了监控查看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周大夫租住小区附近，而是扩大范围，重点查看7月5号凌晨3点到5点之间，从周大夫租住的兴隆巷前往文昌西路水渠抛尸路线上的所有私人监控，这些私人监控多为沿街商铺、居民家门口自行安装，虽不如公共监控清晰，却恰好弥补了公共监控的盲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排查到兴隆巷路口一家老旧小卖部的私人监控时，民警们发现了一段模糊却关键的画面。监控画面显示，7月5号凌晨3点40分左右，暴雨依旧未停，一个身材中等、身高约1米75左右的男子，推着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艰难地行走在积水的街巷中。男子穿着一件深色上衣，戴着帽子，低着头，刻意用衣领遮挡着脸，看不清具体容貌，但他的步态有些急促，三轮车的车斗上盖着一块破旧的塑料布，塑料布下方隐约能看到一个鼓鼓囊囊的物体，大小与人体轮廓相似，被绳子紧紧捆绑着，雨水打在塑料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更显得诡异。 民警们立刻放大画面，反复回放，发现这辆三轮车的车斗边缘，挂着一小块白底红点的编织物，这与包裹周大夫尸体的编织袋材质、花色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这段监控拍摄的路线，正是从周大夫租住的兴隆巷，通往文昌西路水渠抛尸现场的捷径，全程不足2公里，步行加上推车的时间，与法医推断的抛尸时间完全吻合。 这个发现让所有办案民警都振奋不已，这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尸时的画面！民警们立刻以这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为突破口，继续排查周边所有私人监控，顺着男子行走的路线逆向追踪，试图找到他的出发地和落脚点。 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排查，民警们顺着监控线索，一路追踪到了兴隆巷附近的一个老旧棚户区。监控画面显示，这名男子推着三轮车，最终走进了棚户区的一条小巷深处，再也没有出来。民警们立刻赶往这个老旧棚户区，进行实地走访排查，重点寻找这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以及与监控中男子体型、衣着相符的可疑人员。 棚户区环境杂乱，房屋密集，大多是低矮的小平房，居住的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群体，人员流动复杂，排查工作难度极大。民警们挨家挨户走访，一边展示男士上衣的照片，一边询问居民，有没有见过这样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有没有见过穿着类似深色上衣、身高1米75左右的男子。 就在排查进行到一半时，一位常年在棚户区收废品的老人，看到民警手中的男士上衣照片后，突然眼前一亮，对民警们说：“民警同志，这件衣服我见过！前几天，我在棚户区里看到一个叫黄某的年轻人穿过，一模一样，领口和袖口都发白了，左胸口还有个模糊的标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件衣服太旧了，辨识度很高。” 民警们立刻追问老人黄某的具体信息，老人仔细回忆道：“这个黄某，大概20多岁，身高差不多有1米75，体型中等，平时话不多，性格有点孤僻，经常独来独往，就在这棚户区里租房子住，平时靠打零工、收废品为生，偶尔会推着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出去，和你们监控里看到的三轮车很像。” 得到这个关键线索后，民警们立刻调整排查方向，重点寻找名叫黄某的年轻人。通过棚户区房东的协助，民警们很快找到了黄某的租住地，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平房，房门紧锁，门口堆放着一些废品和破旧的衣物，看起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居住了。 民警们立刻对黄某的租住地进行布控，防止他偷偷返回，同时联系房东，打开了房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刺鼻的霉味和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与周大夫尸体上的恶臭有所不同，却依旧让人不适。房间里杂乱不堪，地上散落着破旧的衣物、塑料袋和一些生活垃圾，在墙角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民警们找到了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正是监控画面中，男子用来抛尸的那一辆！ 民警们立刻对房间进行细致勘察，在床头的柜子里，找到了一件与死者编织袋中发现的男士上衣一模一样的深蓝色纯棉上衣，只是这件上衣的袖口和领口有明显的撕扯痕迹，缺失的部分，恰好与绑在周大夫手上、脚上的布条尺寸、纹路完全吻合！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在房间的地面上提取到了少量血迹和毛发，经过初步比对，血迹和毛发的dNA与周大夫的dNA高度一致。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黄某，他就是杀害周大夫的犯罪嫌疑人！民警们立刻对黄某展开全网追捕，通过排查黄某的社会关系、务工记录，以及周边的监控线索，最终得知黄某在案发后，并没有离开大化县城，而是躲在县城边缘的一个废弃仓库里。 2014年7月12号凌晨，也就是周大夫失踪后的第8天，办案民警们兵分三路，悄悄包围了那个废弃仓库。仓库里一片漆黑，弥漫着灰尘和腐朽的味道，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潜入仓库，借着微弱的光线，发现黄某正蜷缩在仓库的角落，身上依旧穿着一件深色上衣，头发凌乱，眼神浑浊，满脸的疲惫和恐慌，看到突然出现的民警，他瞬间浑身发抖，想要起身逃跑，却被民警们迅速控制住。 “别动！警察！”冰冷的手铐铐在黄某的手腕上，那一刻，黄某所有的伪装和侥幸都彻底崩塌，他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随后，黄某被民警们带回了派出所，进行审讯。一开始，黄某还试图狡辩，拒不承认自己杀害周大夫的罪行，编造谎言，声称自己案发当晚一直在出租屋睡觉，从未离开过，三轮车和上衣都是别人放在他那里的，他对周大夫的死一无所知。 但民警们早已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床铺上的尿斑、地面的男性足迹、监控中的抛尸画面、人力三轮车、带有撕扯痕迹的男士上衣，还有黄某与足迹吻合的身高体型，每一个证据都像一把尖刀，戳破了他的谎言。 在民警们的耐心审讯和铁证面前，黄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低下了头，如实供述了自己杀害周大夫，并抛尸水渠的全部罪行。 黄某，当年27岁，大化本地人，无固定工作，平时靠打零工、收废品为生，因为好吃懒做，经常入不敷出，还欠下了一笔小额债务。案发前几天，黄某在周大夫租住的出租屋楼下收废品时，偶然看到周大夫独自回家，得知她是一名医生，觉得她经济条件不错，便动了抢劫的歪心思。 黄某早就知道，周大夫租住的出租屋是老式居民楼，安保措施薄弱，而且她平日里独来独往，社交圈子简单，很少有人关注她的行踪。更关键的是，黄某曾经帮房东韦某修理过出租屋的水管，趁机偷偷配了一把406房间的钥匙，他当时只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以后或许能用得上，却没想到，这把钥匙最终成为了他作案的工具。 2014年7月4号晚上，暴雨倾盆，雷声滚滚，黄某觉得这样的天气是作案的绝佳时机，暴雨和雷声可以掩盖任何异常的声音，不会被别人发现。晚上11点多，黄某趁着周大夫关闭电脑、准备休息的间隙，拿着偷偷配好的钥匙，悄悄打开了406房间的房门，潜入了房间。 当时周大夫正在整理复习资料，突然看到一个陌生男子闯入，吓得浑身发抖，刚要开口尖叫，就被黄某冲了过去，死死地捂住了嘴。黄某压低声音，凶狠地威胁道：“别出声！把你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周大夫拼命反抗，想要挣脱黄某的控制，呼喊求救，可黄某的力气很大，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紧紧地勒住她的脖子，不让她发出任何声音。周大夫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因为窒息，她的身体逐渐失去控制，小便失禁，在床铺上留下了那块尿斑，最终，周大夫因为机械性窒息，停止了呼吸，年仅28岁。 黄某看到周大夫已经死亡，心里瞬间慌了神，他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便决定毁尸灭迹。他在房间里翻找了一圈，找到了周大夫的钱包，里面只有几百块现金和一些证件，黄某拿走了现金，扔掉了证件，随后又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拿来了自己的旧上衣、编织袋和绳子。 黄某将周大夫的尸体装进编织袋，用自己旧上衣撕扯下来的布条，紧紧地捆绑住她的手脚，防止尸体滑落，然后将编织袋搬到人力三轮车上，盖上塑料布，趁着凌晨暴雨、天色漆黑，推着三轮车，沿着兴隆巷，一路赶往偏僻的文昌西路水渠，将尸体扔进了水渠里，试图让暴雨和湍急的水流，将尸体冲走，掩盖自己的罪行。 抛尸完成后，黄某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清理了身上的痕迹，将作案时穿的衣服换了下来，却没有勇气将带有撕扯痕迹的旧上衣和编织袋的碎片扔掉，只是藏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暴雨可以掩盖一切线索，监控也拍不清他的容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民警们凭借着细致入微的勘察和坚持不懈的排查，仅仅用了8天时间，就找到了所有的线索，将他绳之以法。 审讯室里，黄某泪流满面，痛哭流涕地忏悔道：“我对不起周大夫，对不起她的家人，我一时鬼迷心窍，为了几百块钱，就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我知道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可再多的忏悔，也换不回周大夫年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对她家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案件告破后，所有办案民警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连续奋战8天8夜，顶着巨大的压力，克服了暴雨、监控模糊、线索稀缺等诸多困难，终于找到了真凶，为周大夫报了仇，给她的家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周大夫的家人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后，悲痛之余，也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们特意来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送上了锦旗，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公正执法。 葛大夫得知案件真相后，悲痛欲绝，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活泼开朗、认真上进的小师妹，竟然会被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歹徒，因为几百块钱就残忍杀害。很长一段时间里，葛大夫都无法走出悲痛，他常常坐在周大夫的工位上，看着空荡荡的座位，回忆着两人一起上学、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满心都是遗憾和惋惜。 2015年，当地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黄某因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黄某为自己的贪婪和残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228章 尘封 40 年铁矿命案：老实矿工被害，枕边人竟是帮凶 这起案子发生在1983年的河北武安县，距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全国上下都在搞生产、抓建设，武安县境内的韩行冶金矿山管理局马家脑铁矿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铁矿上班，拿着稳定的工资，戴着“工人阶级”的帽子，那可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事儿。 但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这座矿山常年的平静，也让一个老实本分的矿工永远倒在了自家的院子里。今天，咱们就从头到尾，把这起尘封四十年的命案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地讲给大家听，每一个细节都不遗漏，每一个疑点都慢慢拆解，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亲手终结了那个老实人的性命。 时间拉回到1983年1月11号，腊月初六。北方的冬天来得早也冷得透骨，尤其是到了晚上，寒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武安县的山里更是冷得哈气成霜，连路边的枯草都冻得硬邦邦的，一踩就脆响。 马家脑铁矿的生产区里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深夜十点多，马达声隆隆作响，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微微发颤，远处的矿道入口灯火通明，运输矿石的卡车来回穿梭，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长长的光影。采掘区的工人们穿着沾满矿粉的棉袄，戴着安全帽，还在埋头苦干，那时候的矿工干活都实打实的，没有偷奸耍滑的心思，毕竟拿着国家的工资，就得对得起这份差事，更得对得起家里等着吃饭的老婆孩子。 距离生产区只有一里多路的生活区，却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围墙的呜咽声。80年代的矿山生活区条件很简陋，大多是一排排整齐的土坯房，少数几间砖瓦房是矿上的领导和老工人住的。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糊着旧报纸，灯光透过报纸在墙上映出昏黄的光斑，显得格外冷清。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甚至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整个矿山生活区说不定也就矿部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晚上偶尔会放一些新闻或者样板戏，挤着一群人围着看。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任何消遣娱乐方式。工人们累了一天，回到家吃一口热饭，洗一把热水脸（有时候水都是凉的，只能硬扛），就赶紧上床睡觉，毕竟第二天天不亮还得起床下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容不得他们有半点懈怠。 所以到了晚上十点以后，生活区里的灯光就渐渐熄灭了，家家户户都陷入了沉睡，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打破这份沉寂，过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平静。谁也不会想到，这份平静会在深夜十一点多，被一场血腥的杀戮彻底撕碎。 矿上规定的夜间交接班时间是晚上11点40分。运输区的工人邓守路刚好上完一个夜班，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往自家走去。邓守路今年32岁，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是常年下矿晒出来的黝黑，手掌粗糙得布满了老茧和裂口，那是常年搬运矿石、操作机器留下的印记。他性格老实巴交，不爱说话，在矿上干了五年多，从来没有和人红过脸、吵过架，不管是领导安排的活儿，还是同事托付的事，他都任劳任怨、踏踏实实，是矿上出了名的“老好人”。 这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运输区忙活了一整夜，装卸矿石、检查车辆，一刻都没有停歇。北方的冬夜，矿道里又湿又冷，寒风顺着矿道的缝隙灌进来，冻得人浑身发抖，可他依旧咬牙坚持着，直到交接班的铃声响起，他才卸下身上的工具，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 为什么说他的双腿沉重呢？一来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耗光了他全身的力气；二来是他最近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连走路都觉得费劲。他手里攥着一个手电筒，电量已经不太足了，光线昏昏暗暗的，只能勉强照亮脚下的路。路边的杂草丛生，影子被手电筒的光拉得长长的，在寒风中摇曳，显得有些诡异。 邓守路的家就在生活区的西南角，是一间普通的土坯房，围着一圈不太高的土墙，大门是用木头做的，已经有些破旧，边缘被磨得光滑发亮，那是常年开关留下的痕迹。他走到家门口停下脚步，习惯性地抬起手电筒照了照街门两边的墙根，矿山附近常有野狗出没，有时候还会有小偷小摸的人，所以每次回家，他都会习惯性地检查一下，确保没有异常才能放下心来。 手电筒的光扫过墙根，杂草丛生，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身影。邓守路松了口气，伸出冻得僵硬的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里“咔哒”一声打开了大门。他又把手电筒伸进院子里来回照了照，院子不大，左边是一个鸡窝，里面养着几只母鸡，平时用来下蛋补贴家用；右边是一个小小的灶台，平时做饭就在这里；正对着大门的就是他住的土坯房，房门紧闭着。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鸡窝里的母鸡蜷缩着身子睡得正香，没有一点动静。邓守路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转过身准备关上大门，再栓好门栓，那时候的农村和矿山，晚上睡觉都要把大门栓好，不然不踏实。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转身的动作，竟然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动作。 就在他转身、双手抓住门栓准备往下栓的时候，忽然听见墙的犄角旮旯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动静，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挪动，又像是有人在偷偷摸摸地喘气。邓守路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刚才的疲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满满的警惕和恐惧。 他“蹭楞”一下猛地转过身，手里的手电筒下意识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照过去，嘴里同时喊出了一声：“谁呀？！”他的声音因为紧张和恐惧有些沙哑，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甚至还没有看清黑影的模样，只看到一道模糊的黑影从墙根的草丛里猛地窜了出来，速度快得惊人。紧接着，他就感觉到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头砸中，又像是被一根粗壮的木棍狠狠抡中，“嘭”的一声闷响，眼前瞬间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手电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光线熄灭，整个院子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 邓守路的意识瞬间模糊了大半，但他骨子里的倔强和求生的本能，让他强忍着后脑勺的剧痛，下意识地朝着那道黑影扑了过去。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打他，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倒下，他还有四岁的孩子，还有远在唐山遵化娘家的妻子，他还没有等到妻子回来，还没有看着孩子长大成人。 可他已经挨了一棒子，脑袋昏昏沉沉，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哪里还是对方的对手？就在他扑过去的瞬间，那道黑影又抡起了手里的东西，狠狠砸在了他的身上，一下又一下。第二棍砸在了他的后背，剧痛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身体踉跄了一下；第三棍又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的胳膊瞬间失去了力气，整个人往前踉跄着摔倒在了地上。 但邓守路没有放弃，他咬着牙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伸手想去抓对方的衣服，想看清对方的脸。可对方比他更凶狠、也更有力气，趁着他还没有站稳的瞬间，又抡起了手里的木棍，狠狠砸在了他的头上，这是第四棍。 这一棍比之前的任何一棍都要用力，邓守路只觉得后脑勺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像是颅骨被砸碎了一样，鲜血瞬间从头顶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音穿透了寂静的深夜，却没有惊动附近熟睡的邻居，毕竟那时候的人睡得都很沉，再加上寒风呼啸，谁也没有想到，这声惨叫是一个人生命最后的哀嚎。 惨叫声过后，邓守路的身体晃了晃，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了头，试图挡住对方的攻击，可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双腿一软，踉跄着往前走了两步，然后“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了院子里的泥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鲜血从他的头下蔓延开来，染红了身边的泥土，在寒冷的冬夜里渐渐凝固。 那道黑影看到邓守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没有再停留，甚至没有再检查一下邓守路是否还活着，转身就朝着围墙的方向跑去，脚步很快，几下就翻过了围墙，钻进了旁边的树林里，瞬间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只留下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最终被寒风的呼啸声淹没。 整个院子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寒风刮过围墙的呜咽声，还有鸡窝里偶尔传来的几声母鸡的惊鸣。地上的鲜血渐渐冻成了暗红色的冰，邓守路的身体也在寒冷的冬夜里慢慢变得冰冷僵硬。他到死都没有看清凶手的模样，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又为什么会被杀害。 邓守路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了。发现他的是他的邻居，也是矿上的同事，名叫李建国。李建国也是运输区的工人，本来打算起来上厕所，路过邓守路家门口的时候，无意间瞥见院子里躺着一个人，黑乎乎的一团。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邓守路喝醉了躺在院子里睡着了，毕竟有时候矿上的工人会一起喝几杯，偶尔会有人喝醉了倒在路边。 可他仔细一看，不对劲儿，邓守路平时从来不喝酒，更不会喝醉了躺在院子里。而且，他隐约看到那个人身边有一片暗红色的东西，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李建国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赶紧快步走过去，试探着喊了一声：“守路？守路？你咋躺在这儿了？” 没有回应，院子里依旧静悄悄的，只有寒风的呼啸声。李建国越发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回自己家，拿起手电筒，又喊上了自己的老婆，一起匆匆赶到邓守路家的院子里。他把手电筒的光照在邓守路的身上，这一看，吓得他魂飞魄散，手里的手电筒差点掉在地上，邓守路趴在地上，头下全是鲜血，血肉模糊，已经看不清五官了，双手还保持着抱头的姿势，身上的棉袄被鲜血染红，冰冷僵硬。 “杀人了！杀人了！”李建国的老婆吓得尖叫起来，声音颤抖，脸色惨白，浑身直发抖。李建国也慌了神，手心全是冷汗，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赶紧转身朝着矿部的方向跑去，矿部有保卫科，必须赶紧报案，让保卫科的人过来，再通知公安局。 矿部的保卫科晚上有值班人员。接到李建国的报案后，值班人员也吓了一跳，赶紧带上人，拿着手电筒和工具，匆匆赶到邓守路家的院子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也不敢相信，平日里老实巴交的邓守路，竟然会被人残忍杀害在自家的院子里。 保卫科的科长赶紧让人保护好现场，不准任何人进去，然后立刻拿起电话向邯郸市公安局报案。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很落后，矿山上的电话还是手摇式的，信号不好，打了好几遍才打通邯郸市公安局的电话，把这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上去。 邯郸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高度重视，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故意杀人案，而且发生在国营矿山，影响非常不好。局长亲自下令，带领刑侦队的侦查人员、技术人员还有法医，连夜驱车赶往马家脑铁矿。那时候的公路大多是土路，坑坑洼洼非常难走，再加上是深夜，寒风呼啸，能见度很低，车子颠簸得厉害。一路上，所有人都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赶到现场，查明真相。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公安局的一行人终于赶到了马家脑铁矿。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邓守路家的院子里已经围了不少矿工和家属，大家都议论纷纷，脸上满是震惊和恐惧，还有人在偷偷抹眼泪，邓守路为人老实，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谁也没想到他会遭遇这样的横祸。 局长立刻下令，疏散围观的群众，保护好现场，然后让技术人员和法医立刻开展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工作。技术人员穿着白大褂，拿着放大镜、镊子等工具，小心翼翼地在院子里勘察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法医则蹲在地上，仔细地检验着邓守路的尸体，脸上表情严肃。 经过仔细的勘察和检验，法医得出了初步的结论：邓守路已经死亡，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11点50分左右；死者趴在院子里，头部有7处钝器伤，脑颅骨粉碎性骨折，血肉模糊，这是致命伤，也就是说，凶手是用钝器反复击打邓守路的头部，导致他颅脑损伤最终死亡；死者的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损伤，显然是在生前和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技术人员在现场也发现了不少线索：尸体距离大门的位置大约有4米左右，距离院子里鸡窝的位置大约有2米左右；在大门的内侧还有鸡窝旁边的地上，都发现了喷溅状的血迹，经过初步检验，这些血迹都是死者邓守路的；从鸡窝旁边到尸体倒地的位置，有一串滴落状的血迹，显然是邓守路被打伤后，挣扎着移动时从头上滴落下来的。 除此之外，现场还遗留下来三样东西：一串死者邓守路的钥匙，就掉在大门旁边，钥匙串上还挂着矿上的工牌；一个手电筒，就是邓守路回家时拿着的那个，玻璃已经被打碎了，外壳上沾有血迹和泥土，掉在尸体旁边；还有一块被打坏的手表，手表的表盘已经碎裂，表针死死地定格在了晚上11点50分，这个时间和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完全吻合，显然，这块手表是邓守路在和凶手打斗的时候被打坏的，表针定格的时间就是他被害的准确时间。 现场勘察结束后，局长立刻召集刑侦队的侦查人员、矿保卫科的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案情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判断。侦查队长首先发言：“从现场遗留的线索来看，死者的手表、钥匙都没有被拿走，房门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而且凶手也没有用掉在地上的钥匙打开房门，拿走屋里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邓守路是矿上的普通工人，家里也不富裕，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即便如此，凶手也没有动他家里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性。” 紧接着，另一位侦查人员补充道：“我们刚才已经初步走访了一些矿工和家属，了解到邓守路这个人性格老实巴交，不爱说话，在矿上干了五年多，从来没有和人红过脸、吵过架，更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没有任何仇家。而且他平时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不管是同事还是邻居，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忙，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好。所以‘仇杀’的可能性，也可以初步排除。” “排除了财杀和仇杀，那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情杀。”局长皱着眉头，语气严肃地说道，“一般来说，杀人案无非就是财杀、仇杀、情杀这三种情况。现在财杀和仇杀都排除了，那就只能从‘情杀’这个角度入手，重点调查邓守路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他的妻子刘秀芬。” 说到这里，局长顿了顿继续说道：“邓守路的妻子刘秀芬现在不在矿山上，听说回唐山遵化娘家了。我们刚才了解到，邓守路在被害前几天情绪很反常，而且还连续给刘秀芬发了电报和信件，催她赶紧回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侦查重点就要放在刘秀芬的身上，查明她和邓守路的夫妻感情到底怎么样，她在遵化娘家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她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会议结束后，按照局长的部署，邯郸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二科，联合韩行冶金矿山管理局保卫处、马家脑铁矿保卫科等单位，抽调了20多名公安保卫干部，组成了专案组，专门负责侦破这起故意杀人案。专案组成立后，立刻召开了专题会议，对案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大家一致决定，要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调查走访工作，收集线索，尽快查明真相，抓住凶手，给死者一个交代，也给矿山的矿工和家属一个安心。 家人们，你们想想，80年代初没有监控，没有dNA技术，没有先进的侦查设备，侦破案件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查走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收集线索。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很淳朴，也很有正义感，看到有人被残忍杀害，都很气愤，都愿意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抓住凶手。 1月12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后的第二天晚上，专案组的20多名公安保卫干部没有一个人休息，分成了多个小组，深入到马家脑铁矿的各个部门，开展调查走访工作。有的小组去了运输区、开拓区、掘进区，走访邓守路的同事，了解邓守路生前的工作情况、人际关系，还有他被害前几天的反常表现；有的小组去了矿工宿舍、机关科室，走访矿上的干部职工，收集相关线索；还有的小组去了生活区的家属院，走访邓守路的邻居，了解邓守路和刘秀芬的夫妻感情，还有他们家平时的情况；另外，还有一组人去了矿山附近的村庄，走访附近的群众，看看有没有人在案发当晚看到过可疑的身影，或者听到过可疑的声音。 那一夜，整个马家脑铁矿灯火通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顶着刺骨的寒风，挨家挨户地走访，耐心地和群众交谈，记录每一条线索。而矿山的矿工和家属们也都非常配合，不管是深夜被叫醒，还是已经睡下了，都主动起床配合工作人员的询问。有的群众还主动回忆起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些细节，主动提供线索；还有的群众担心工作人员饿肚子，主动拿出家里的馒头、白开水，让工作人员吃一点、喝一点，补充体力。 说实话，那时候的警民关系真的非常好，老百姓信任警察，警察也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尽快抓住凶手，还邓守路一个公道，让矿山恢复往日的平静。 经过一夜的调查走访，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收集到了大量的线索，虽然大部分线索都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没有价值的，但其中有两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工作人员的高度注意，也为后续的侦破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一条线索是邓守路的几位同事提供的。他们说，邓守路在被害前几天情绪非常反常，整天愁眉苦脸，眼神发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平时，邓守路虽然也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但工作起来非常认真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脸上也会偶尔露出笑容。可被害前几天，他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按时上班、卖力工作，没有迟到早退，也没有偷懒耍滑，但整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吃饭也没有胃口，有时候坐在矿上的角落里一个人抽烟，抽完一根又一根，别人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了摇头说“没事，有点心事”，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有一位和邓守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回忆说：“1月9号那天，我们一起下班，我看他愁眉苦脸的，就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他犹豫了半天，才说了一句‘秀芬那边有点不对劲’，然后就再也不愿意多说了。我当时还想再问问，可他已经转身走了，看起来很疲惫，也很无奈。现在想来，他那时候肯定是知道了什么，心里着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那么反常。” 第二条线索是矿上电报室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他说，在1月10号到1月11号这两天，邓守路曾经先后两次来到电报室，给远在唐山遵化县的妻子刘秀芬发了两封电报，另外还寄了两封信，催刘秀芬赶紧回到矿山。尤其是1月11号那天，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天，他发的那封电报是加急电报，当时他的表情非常阴沉，脸色很难看，语气也很急切，反复叮嘱电报室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尽快把电报发出去，让刘秀芬尽快收到，赶紧回来。 电报室的工作人员还回忆说：“邓守路平时很少发电报，毕竟那时候发电报很贵，一字千金，一般没有急事不会轻易发电报。而且他这两次发电报间隔时间很短，尤其是11号的加急电报，看起来他真的是有急事，非常着急让他妻子回来。我当时还纳闷，到底是什么急事让他这么着急，现在想来，这件事肯定和他的被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两条线索对于专案组分析案情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也让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更加坚定了“情杀”的判断。邓守路的反常情绪显然是和他的妻子刘秀芬有关；而他连续发电报、写信催刘秀芬回来，也说明他可能已经发现了刘秀芬的一些秘密，想要和刘秀芬当面对质，或者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因为害怕邓守路发现了秘密，或者是为了阻止邓守路和刘秀芬见面，才会对邓守路下此毒手。 所以，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自然而然地就把邓守路的死和他的妻子刘秀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邓守路的死很可能和刘秀芬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于是，专案组立刻决定，把侦查重点全部放在调查刘秀芬的身上，查明她的一切情况，包括她的人际关系、她在遵化娘家的所作所为，还有她和邓守路的夫妻感情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刘秀芬到底是谁？她和邓守路的夫妻感情到底怎么样？她身上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咱们接着往下说。 刘秀芬当年29岁，是唐山遵化县人，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净，个子中等，五官清秀，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她在1978年经人介绍和邓守路认识，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刘秀芬就跟着邓守路来到了马家脑铁矿，和邓守路一起住在生活区的土坯房里。婚后不久，刘秀芬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邓守路的儿子，案发的时候孩子已经4岁了，活泼可爱。 按理说，一家三口虽然不富裕，但也应该过得幸福美满，邓守路老实本分，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刘秀芬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夫妻和睦，邻里和睦。可实际上，邓守路和刘秀芬的夫妻感情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甚至可以说很平淡，平淡得像一潭死水。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秀芬的性格和邓守路的性格反差太大了。邓守路老实巴交，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为人本分，一辈子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赚钱养家，照顾老婆孩子；而刘秀芬却不一样，她性格外向，爱打扮，爱热闹，不甘心一辈子困在矿山的小角落里，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而且她的作风，在那个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年代来说，算得上是非常开放，甚至有些出格，用矿上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安分”。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走访邓守路的邻居和矿上的职工时，很多人都反映，刘秀芬的作风不太好，和矿上的不少异性都有着不正当的来往，而且来往非常密切，远超普通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一开始，大家只是私下里议论，不敢明着说，毕竟这是别人的家事，而且邓守路为人老实，大家也不想让他伤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过分，甚至毫不避讳，所以矿上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她的事情。 有一位邓守路的老邻居偷偷地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刘秀芬这个人长得是漂亮，可就是太不安分了。邓守路每天辛辛苦苦地下矿干活，赚钱养家，她却在家闲着没事，到处招惹男人。有时候邓守路上班去了，就会有男人偷偷摸摸地来到她家，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晚上，直到邓守路快下班了才偷偷地走。我们有时候看到了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在心里替邓守路不值，他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还有一位矿上的女职工也补充道：“我有时候会和刘秀芬一起去矿上的小卖部买东西，经常会看到她和矿上的一些男职工说说笑笑、动手动脚的，语气也很暧昧。那些男职工也经常会给她买一些小零食、小礼物，她也从来不拒绝。有一次，我还看到她和一个男职工在生活区的巷子口抱在一起，看起来非常亲密，当时还有不少人路过，都看到了，大家都私下里议论纷纷。” 更让人震惊的是，根据群众的反映，刘秀芬在矿上竟然和14个异性都有着不正当的来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结交情人”“找男朋友”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滥情”，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收藏”的地步，毕竟在那个年代，思想保守，人们对男女关系看得很重，一个已婚女人和这么多异性有着不正当的来往，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让人不齿的。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邓守路知道刘秀芬的这些事情吗？他如果知道了，为什么不生气，不跟刘秀芬吵架，不离婚呢？根据专案组的走访调查，邓守路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他每天辛辛苦苦地下矿干活，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在家，也很少关注刘秀芬的行踪，再加上他性格老实，不善言辞，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闲言碎语，所以刘秀芬的所作所为，他一开始并没有察觉。 但后来，矿上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私下里议论刘秀芬的事情，邓守路也渐渐听到了一些风声。一开始，他不愿意相信，他觉得刘秀芬虽然性格外向、爱热闹，但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毕竟他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可随着听到的风声越来越多，看到的一些细节越来越可疑，他也渐渐开始怀疑，开始不安，心里也越来越难受。 有一位和邓守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回忆说：“大概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邓守路就开始变得心事重重的，有时候会一个人发呆、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犹豫了半天，才说他听到了一些关于刘秀芬的闲话，心里很不舒服，也很担心。我当时还劝他别多想，说不定是别人造谣，可他只是摇了摇头说‘希望是吧’，看得出来，他心里很不安。” 而刘秀芬在矿上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平时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偶尔会去矿上的小卖部买东西，或者和邻居聊聊天。她和邓守路之间虽然谈不上感情深厚，但也没有发生过太大的矛盾，没有大吵大闹过，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对正常的夫妻。可实际上，刘秀芬早就对这段婚姻、对老实巴交的邓守路感到厌倦了，她不甘心一辈子过着这样平淡、清贫的日子，她想要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想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还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邓守路不久之前，曾经跟运输二队的一个工人说过，去年10月份，刘秀芬以“回娘家暂住，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由，回到了唐山遵化县的娘家，再也没有回来。邓守路心里很担心，也很想念刘秀芬和孩子，所以在11月19号，他申请了探亲假，回到了遵化县的娘家，想要看看刘秀芬，看看孩子，也想要和刘秀芬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的隔阂。 可让邓守路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娘家之后，刘秀芬不仅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反而对他非常冷淡，整天找他的别扭，跟他生气，甚至还主动向他提出了离婚。邓守路当时就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刘秀芬为什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他苦苦哀求刘秀芬，让她不要离婚，想想孩子，想想他们这个家，可刘秀芬态度坚决，死活不愿意回头，甚至还故意刁难他，对他不理不睬，晚上也不跟他同房，分房睡。 邓守路心里很痛苦，也很无奈，他在娘家住了26天，本来他的探亲假有36天，可他实在是受不了刘秀芬的冷淡和刁难，也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只能提前10天回到了马家脑铁矿，继续上班。回到矿山之后，邓守路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心事重重，情绪也越来越反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被害前几天会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原因，他心里装着太多的委屈、太多的不安、太多的无奈。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邓守路的死肯定和刘秀芬有关，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刘秀芬的某个情人，因为害怕邓守路发现他们的秘密，或者是为了帮助刘秀芬摆脱邓守路的纠缠，才会对邓守路下此毒手。 那么，接下来专案组的工作就变得很明确了，重点排查和刘秀芬有着不正当来往的那14个异性，看看其中有没有人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嫌疑。 家人们，这14个人分布在矿上的各个部门，有采掘区的工人，有运输区的同事，还有几个是矿部的普通职员，身份各不相同，性格也千差万别。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分成了几个小组，每组负责排查几个人，逐个见面、询问，详细了解他们和刘秀芬的来往情况，核实他们在1月11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当晚的行踪，看看有没有人能证明他们的清白，有没有人存在可疑之处。 排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也非常繁琐。那时候没有先进的排查手段，只能靠工作人员一张嘴、一双腿，挨家挨户地核实，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遗漏任何一个疑点。对于每一个被排查的人，工作人员都会详细记录他们的基本信息、和刘秀芬的来往经过、案发当晚的活动轨迹，还有他们对邓守路被害一事的反应，然后再结合群众提供的线索，逐一分析、甄别，排除没有嫌疑的人，锁定重点怀疑对象。 就这样，排查工作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合过眼，饿了就啃几口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累了就靠在墙上歇一会儿，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入微的排查，14个和刘秀芬有不正当来往的异性中，有12个人被逐一排除了嫌疑。 这12个人，要么是在案发当晚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有的和同事一起上夜班，全程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有的和家人在一起，家人可以作证；有的在邻居家串门、聊天，有多人可以核实。要么就是和刘秀芬的来往只是偶尔的暧昧，并没有太深的纠葛，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举动。而且他们在面对专案组工作人员的询问时，态度坦然，言行一致，没有丝毫的慌乱和隐瞒，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和邓守路的被害没有任何关系。 排除了12个人之后，剩下的两个人就成了专案组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这起命案的重大嫌疑人。这两个人，一个叫赵超华，一个叫王作家，他们和刘秀芬的关系远比其他12个人要密切得多，一明一暗，来往频繁，而且两人身上都有着一些可疑的迹象，让人不得不怀疑。 咱们先来说说赵超华。赵超华当年34岁，是矿上采掘二队的工人，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性格外向，爱说爱笑，在矿上的人缘算不上好，但也不算坏。他是有妇之夫，早就结婚了，妻子也是矿山家属，就在生活区住，两人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家庭看似和睦。 根据群众的反映，赵超华和刘秀芬早就有了不正当的来往，而且来往非常频繁，毫不避讳。有时候，赵超华会趁着自己老婆不在家，偷偷把刘秀芬接到自己家里；有时候，会趁着邓守路上班，偷偷去邓守路家，和刘秀芬幽会。矿上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们两个人在生活区的巷子口、矿山附近的树林里，偷偷摸摸地见面，说说笑笑，举止暧昧。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赵超华，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赵超华一开始还试图隐瞒，拒不承认自己和刘秀芬的不正当来往，说自己和刘秀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偶尔见面只是打个招呼、聊聊天，没有别的事情。 可当工作人员拿出群众提供的线索，还有一些目击者的证词时，赵超华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和刘秀芬的奸情。他说，自己和刘秀芬是在一年前一次矿上的集体活动中认识的，后来因为经常见面，慢慢就熟悉了，一来二去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对不起我的老婆和孩子，也对不起邓守路，”赵超华低着头，语气愧疚地说道，“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刘秀芬长得漂亮，性格也外向，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不像和我老婆在一起那么平淡。我们每次幽会都很小心，尽量避开别人的视线，可没想到还是被矿上的人看到了。” 工作人员又询问了他在1月11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当晚的行踪。赵超华说，案发当晚他上的是白班，下午6点多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就回到了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就和老婆一起在家看电视（他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他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在当时算是很稀罕的东西），看到晚上11点多就上床睡觉了，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家，他的老婆可以为他作证。 为了核实赵超华的证词，工作人员又找到了赵超华的老婆，对她进行了询问。赵超华的老婆如实说道，案发当晚，赵超华确实是下班之后就回到了家里，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就看电视，看完电视就上床睡觉了，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家，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赵超华的身边，赵超华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走访了赵超华的邻居，核实赵超华的行踪，邻居们都说，案发当晚确实看到赵超华家的灯一直亮到晚上11点多，没有看到赵超华离开过家。而且工作人员还对赵超华的衣物、住处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没有找到和死者邓守路血型一致的血迹，也没有找到任何和案发现场相关的物品。 更重要的是，赵超华虽然和刘秀芬有奸情，但他和自己的老婆关系一直很好，夫妻和睦，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没有必要为了刘秀芬去杀害邓守路，杀害邓守路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毁了自己的家庭、毁了自己的工作，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经过综合分析，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排除了赵超华的作案嫌疑，将全部的侦查重点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王作家。 王作家当年28岁，是矿上运输区的工人，和邓守路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平时两人也经常见面、打交道。王作家个子中等，身材消瘦，皮肤白净，长得还算清秀，性格却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平时在矿上也很少和同事交流，总是独来独往，显得有些孤僻。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铁矿上班，拿着稳定的工资，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尤其是对于王作家这样28岁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非常有优势。矿上的不少老师傅、老家属都觉得王作家为人不错，工作也踏实，纷纷主动给他介绍对象，有矿山家属的女儿，有附近村庄的姑娘，还有一些是矿上同事的亲戚，条件都很不错。 可让人奇怪的是，面对大家的热情介绍，王作家却都一一婉言拒绝了，没有答应和任何一个姑娘见面、相处。一开始，大家还以为王作家是眼光太高，看不上这些姑娘，还劝他别太挑剔，找个踏实、善良的姑娘好好过日子，可王作家却只是笑一笑，不说话，依旧拒绝所有人的介绍。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王作家有些奇怪，可谁也没有多想，只当他是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或者是心里有自己喜欢的人。可直到邓守路被害，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深入调查之后，才发现王作家拒绝所有姑娘的介绍，并不是因为眼光高，也不是因为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而是因为他心里喜欢的人是刘秀芬，是邓守路的妻子。 根据群众的反映，王作家和刘秀芬的来往非常隐蔽，不像赵超华那样毫不避讳，他们的来往大多是在邓守路上班的时候，王作家偷偷来到邓守路家，和刘秀芬幽会，有时候会待上一整个下午，有时候会待到晚上邓守路快下班的时候，才偷偷离开，尽量避开邓守路，也避开矿上的其他人。 有一位邓守路的邻居回忆说：“我有时候白天在家没事，就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经常会看到王作家趁着邓守路上班，偷偷来到邓守路家的门口，敲几下门，刘秀芬就会赶紧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就把大门关上，一整天都不会打开。有时候我还会听到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说说笑笑，声音不大，但能隐约听到，看起来关系非常好。” 还有一位运输区的同事补充道：“我有时候会和王作家一起下班，偶尔会看到他朝着邓守路家的方向走去，可当他看到邓守路也下班了，或者看到有其他邻居在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改变方向，绕路走，显得很慌张，像是在隐瞒什么事情。那时候我还纳闷他为什么要绕路走，现在想来，他是怕被人看到他去邓守路家，怕被人发现他和刘秀芬的秘密。” 种种迹象表明，王作家和刘秀芬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非常隐蔽，他们一直在偷偷地幽会，躲避着所有人的视线，也躲避着邓守路。更重要的是，王作家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他有足够的作案动机，他很可能是为了和刘秀芬长久地在一起，想要摆脱邓守路的束缚，所以才会对邓守路下此毒手。 于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决定，围绕王作家开展重点调查，详细了解他的一切情况，核实他在案发当晚的行踪，收集和他相关的线索，尽快查明他到底是不是杀害邓守路的凶手。 调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浮出水面，王作家的可疑之处也越来越多，一个个疑点像串珠子一样串联起来，让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更加坚定了判断，王作家就是这起命案的重大嫌疑人。 第一条可疑线索，来自于邓守路的几位同事，也是运输区的工人。他们说，在1月11号中午，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天中午，邓守路曾经独自一人来到了王作家住的宿舍，当时王作家正在宿舍里休息，看到邓守路进来，王作家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慌张，眼神也有些躲闪，显得很不自然。 邓守路走进宿舍之后，就关上了宿舍的门，和王作家坐在宿舍里进行了秘密的交谈。两人交谈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外面的人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而且有好几次，有人想要走进宿舍找王作家，或者找邓守路，可一走到门口，就听到宿舍里的交谈声立刻停止了，里面变得静悄悄的，显然，两人是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 “我当时正好想要去找王作家，问他下午要不要一起去矿上的小卖部买些东西，”一位邓守路的同事回忆说，“可我刚走到王作家的宿舍门口，就听到里面有邓守路和王作家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吵架，又像是在争执，具体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我本来想敲门进去，可就在这时候，里面的声音突然就停了，我犹豫了一下，就没有敲门，转身走了。现在想来，他们当时肯定是在聊和刘秀芬有关的事情，邓守路肯定是发现了他们两个人的秘密，在和王作家对质、争执。” 更让人可疑的是，在1月11号下午，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天下午，邓守路又一次来到了王作家的宿舍，依旧是关上了宿舍的门，和王作家进行了秘密的交谈。和中午一样，两人交谈的声音压得很低，不让外面的人听到，而且一有人靠近宿舍门口，两人的交谈就会立刻停止。 一天之内，邓守路先后两次来到王作家的宿舍，和他进行秘密的交谈，而且交谈的时候显得非常隐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结合邓守路在被害前几天反常的情绪，还有他连续给刘秀芬发电报、写信催她回来，不难推断，邓守路肯定是已经发现了王作家和刘秀芬的奸情，他先后两次找王作家秘密交谈，就是想要和王作家当面对质，想要让王作家不要再和刘秀芬来往，想要挽回自己的妻子，挽回自己的家庭。 可遗憾的是，邓守路的这份努力、这份挽回，最终不仅没有换来刘秀芬的回头，没有换来王作家的收手，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第二条可疑线索，来自于矿上的财务会计室和行政科。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走访调查的时候，财务会计室的工作人员和行政科的工作人员都反映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在1月11号下午，也就是邓守路被害的当天下午，邓守路曾经独自一人来到了财务会计室，还有行政科，详细地查询了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的时间，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况。 财务会计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1月11号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邓守路来到了我们财务会计室。他看起来脸色很难看，表情也很严肃，他找到我，说想要查询一下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了几天，还有他休假期间工资的发放情况，以及他有没有按时回到矿山上班。” “我当时还纳闷，邓守路为什么要查询王作家休假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补充道，“毕竟王作家休假的情况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是矿上的内部事务，一般没有人会主动查询别人的休假情况。我当时还问他为什么要查询，他只是摇了摇头说‘我有我的用处，你帮我查一下就可以了’，语气很严肃，也很急切。我不好再多问，就帮他查询了相关的情况，并且把查询到的结果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看起来很生气，也很无奈。” 行政科的工作人员也补充道：“邓守路在离开财务会计室之后，就来到了我们行政科。他同样是想要查询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的时间，还有他当时开具的住宿介绍信，以及他休假的相关审批手续。我们也帮他查询了相关的情况，他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就默默地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表情很沉重。” 邓守路为什么要突然查询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时候，在北京滞留的时间还有相关的情况呢？这对于侦破这起命案来说至关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疑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一致认为，邓守路查询这些情况肯定和刘秀芬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他怀疑王作家和刘秀芬去年10月份一起在北京待过，怀疑他们两个人早就有了不正当的来往，而且一直在欺骗他。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围绕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展开了进一步的查证工作，详细地查询了王作家去年10月份回家休假的所有相关记录，还有刘秀芬去年10月份回遵化娘家的相关情况。 经过细致的查证，工作人员终于查明了事情的真相，也解开了邓守路为什么要查询这些情况的疑惑。王作家是张家口人，老家在张家口的一个农村，距离马家脑铁矿很远，平时很少回家休假。去年10月份，他向矿上申请了探亲假，想要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 根据矿上的记录，王作家是1982年10月17号乘坐火车路过北京，然后转车回张家口回家休假探亲的。而邓守路的妻子刘秀芬，偏偏是在10月18号，也就是王作家离开矿山前往张家口的第二天，从马家脑铁矿出发，回唐山遵化娘家的。 一个17号离开矿山前往北京，一个18号离开矿山前往遵化，一个前脚走，一个后脚跟上去，而且两人都要经过北京，这怎么可能不让人怀疑呢？邓守路肯定是发现了这个巧合，心里产生了怀疑，所以才会查询王作家在北京滞留的时间，想要查明王作家是不是故意在北京停留，等刘秀芬，然后和她一起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才各自前往目的地。 为了核实这个猜测，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走访了矿上的其他职工，看看有没有人去年10月份和刘秀芬一起乘坐过前往遵化的火车，有没有人看到过刘秀芬和王作家在北京见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走访，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一位和刘秀芬乘坐过同一趟火车回遵化的矿工。这位矿工名叫张建军，是矿上掘进区的工人，去年10月份，他也是因为家里有急事，向矿上申请了几天假期，回唐山遵化老家，正好和刘秀芬乘坐的是同一趟火车，而且两人还在北京火车站一起候车。 张建军回忆说：“去年10月18号，我和刘秀芬一起在矿山门口的车站坐车，一路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们得在那儿转车回遵化。候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刘秀芬一直在东张西望，像是在等什么人，神色也不太自然，不像平时那样爱说爱笑。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有个男的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一看，正是咱们矿运输区的王作家。” “我当时还挺纳闷，王作家不是前一天就休假回张家口了吗？怎么会出现在北京火车站，还专门来找刘秀芬？”张建军接着说道，“王作家走到刘秀芬身边，两人没说几句话，就凑到一起小声嘀咕，神色都很隐蔽，生怕被别人看到。我远远地看着，能感觉到他们关系不一般，王作家还伸手拍了拍刘秀芬的胳膊，刘秀芬也没有躲开，反而抬头瞪了他一眼，像是在抱怨什么，又像是在撒娇。” “后来，我们要坐的火车开始检票了，王作家才停下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刘秀芬，刘秀芬接过布包揣进怀里，也没说谢谢，转身就跟着我去检票了。我当时还想问刘秀芬，王作家怎么会在这里，可看她神色不对，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我就没好意思多问。现在想来，那时候他们两个人肯定早就有不正当的来往了，王作家故意在北京火车站等刘秀芬，就是为了和她见面，还给她带了东西。” 张建军的证词，像一颗重磅炸弹，彻底印证了专案组的猜测，王作家和刘秀芬早就暗通款曲，而且早在去年10月份，两人就故意一前一后离开矿山，在北京秘密见面，他们的奸情远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早、还要隐蔽。而邓守路，显然是察觉到了这个巧合，查到了王作家在北京滞留的时间，确认了两人的私情，这也正是他在被害前情绪反常、反复找王作家秘密交谈的根本原因。 第三条可疑线索，也是最关键的一条线索，来自于王作家本人的反常举动，还有现场遗留的一个微小痕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排查王作家的时候，发现他在1月11号晚上，也就是邓守路被害当晚，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王作家自己的供述，案发当晚他上的是白班，下午6点多下班，下班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一个人煮了点面条吃，然后就坐在宿舍里看书、抽烟，看到晚上11点多就上床睡觉了，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宿舍，也没有任何人能为他作证。可他的供述，却存在很多漏洞，而且和群众反映的情况不一致。 王作家的宿舍就在生活区的中部，和邓守路的家距离不算太远，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有一位住在王作家隔壁的邻居反映，1月11号晚上11点多的时候，他曾经听到王作家的宿舍有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而且还听到了脚步声朝着邓守路家的方向走去，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又听到了脚步声回来，然后王作家的宿舍就熄灯了。 “我那天晚上有点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概11点半左右，就听到隔壁王作家的宿舍有开门声，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到。然后就听到脚步声，慢慢朝着西边走去，而邓守路家就在西边，走路也就十几分钟。”这位邻居回忆说，“我当时也没多想，以为他是出去上厕所，可过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又听到脚步声回来，然后他的宿舍就熄灯了。现在想来，那个时间点，正好是邓守路被害的时间，他出去的方向，又正好是邓守路家，太可疑了。” 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在对案发现场进行第二次细致勘察的时候，在院子围墙的墙角处，发现了一根细小的纤维，颜色是藏青色，质地和王作家平时上班穿的工装布料完全一致。而且，技术人员还在王作家的宿舍里，找到了一件藏青色的工装，衣服的袖口处有一个细小的破损，破损处还残留着一点点暗红色的痕迹，经过初步检验，这些痕迹正是血迹，而且血型和死者邓守路的血型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王作家的床底下，找到了一根粗壮的木棍，木棍的一端沾有泥土和暗红色的血迹，经过检验，血迹同样是邓守路的，而且木棍的粗细、形状，和法医推断的“凶手使用的钝器”完全吻合。更让人确定的是，木棍上还提取到了一枚指纹，经过比对，正是王作家的指纹。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王作家，人证、物证俱在，王作家就是杀害邓守路的真凶，已经确凿无疑。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立刻决定，对王作家实施逮捕，进行突审，查明他杀害邓守路的全部真相，还有刘秀芬在这起命案中扮演的角色，毕竟，王作家之所以会杀害邓守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秀芬。 当公安人员出现在王作家面前，拿出所有的证据，张建军的证词、邻居的证言、工装上的血迹、床底下的木棍，还有指纹比对结果的时候，王作家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再也无法隐瞒，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如实供述了自己杀害邓守路的全部经过，还有他和刘秀芬的奸情，以及刘秀芬在这起命案中起到的帮凶作用。 王作家供述，他和刘秀芬是在1982年年初认识的，那时候刘秀芬刚跟着邓守路来到矿山不久，因为性格外向、长得漂亮，很快就引起了王作家的注意。王作家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性格孤僻，很少和人交流，可看到刘秀芬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她，无法自拔。 一开始，王作家只是远远地看着刘秀芬，不敢靠近，可后来，他发现刘秀芬对老实巴交的邓守路并不满意，也不甘心一辈子困在矿山的小角落里，两人渐渐有了交集。王作家经常趁着邓守路上班的时候，偷偷去找刘秀芬，陪她聊天、给她买小礼物，一来二去，两人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并且一直偷偷摸摸地来往，躲避着所有人的视线，包括邓守路。 1982年10月份，王作家申请探亲假回张家口老家，他和刘秀芬提前商量好，让刘秀芬第二天也以“照顾生病母亲”为由，回遵化娘家，两人约定在北京火车站见面，一起待一段时间。所以，王作家10月17号离开矿山，到了北京之后，故意滞留了一天，等到10月18号，和刘秀芬在北京火车站碰面，两人一起在火车站附近待了几个小时，王作家还给刘秀芬买了一些布料和零食，然后才各自前往目的地。 他们本以为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可没想到，邓守路后来渐渐听到了矿上的闲言碎语，又发现了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离开矿山的巧合，心里产生了怀疑，并且在1983年1月11号，先后两次找到王作家，和他进行秘密交谈，当面质问他和刘秀芬的关系，还拿出自己查询到的王作家在北京滞留的记录，要求王作家立刻和刘秀芬断绝来往，否则就会把这件事闹大，让全矿山的人都知道，还要和刘秀芬离婚，让刘秀芬身败名裂。 “邓守路第一次找我的时候，我还想隐瞒，可他拿出了矿上的记录，我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王作家哭着说道，“他很生气，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我不是东西，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的孩子。我当时也很害怕，害怕这件事闹大，丢了工作，也害怕再也见不到刘秀芬。后来他又找我第二次，态度更坚决，说如果我不答应和刘秀芬断绝来往，他就会报警，还会去找刘秀芬的娘家，把我们的事情全都抖出来。” 王作家说，他当时一时冲动，就产生了杀害邓守路的念头。他知道，只要邓守路活着，他就永远无法和刘秀芬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而且还会身败名裂，丢了工作。所以，他就提前准备好了一根粗壮的木棍，藏在自己的怀里，等到1月11号晚上11点多，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溜出宿舍，绕到邓守路家的围墙外，翻墙进入院子，躲在墙根的草丛里，等着邓守路回家。 他本来以为邓守路会很晚才回来，可没想到，邓守路11点40分交接班之后，就匆匆往家走。当邓守路打开大门，转身准备栓门的时候，王作家就趁着他不注意，从草丛里窜了出来，拿起木棍，狠狠砸在了邓守路的后脑勺上。之后，邓守路挣扎着想要反抗，王作家又连续用木棍砸了他好几下，直到邓守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才慌慌张张地翻过围墙，跑回自己的宿舍，把木棍藏在床底下，清洗了自己手上和衣服上的血迹，可没想到，还是留下了痕迹。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王作家还供述，杀害邓守路的事情，刘秀芬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是她早就知道了王作家的想法，而且还默许了这件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作家说，在他产生杀害邓守路的念头之后，曾经找过刘秀芬，跟她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刘秀芬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害怕事情败露，可后来，她想到邓守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奸情，而且不同意离婚，一旦事情闹大，她也会身败名裂，无法再在矿山立足，也无法和王作家在一起，所以就默许了王作家的做法，甚至还告诉王作家，邓守路每天晚上交接班的时间，还有他回家的路线，让王作家更容易得手。 也就是说，刘秀芬虽然没有亲手杀害邓守路，可她却是这起命案的帮凶，她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能和王作家长久地在一起，竟然不惜牺牲自己丈夫的性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被人残忍杀害，冷血到了极点。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得知真相后，无比愤怒。他们立刻下令，派人前往唐山遵化县，抓捕刘秀芬，将这个冷血的帮凶绳之以法。经过一天的奔波，工作人员终于在遵化县刘秀芬的娘家，找到了刘秀芬，将她依法逮捕，带回了邯郸市公安局。 面对公安人员的询问，还有王作家的供述，刘秀芬一开始还试图狡辩，拒不承认自己知道王作家杀害邓守路的事情，也不承认自己和王作家的奸情。可当工作人员拿出张建军的证词、王作家的供述，还有其他相关的证据的时候，刘秀芬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了，她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承认了自己和王作家的奸情，还有自己默许王作家杀害邓守路、充当帮凶的事实。 至此，这起尘封四十年的1983年马家脑铁矿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老实本分的矿工邓守路，因为发现了妻子刘秀芬和同事王作家的奸情，想要挽回自己的家庭，想要让两人断绝来往，却被丧心病狂的王作家残忍杀害，而他最信任的妻子，竟然是这起命案的帮凶，为了自己的私欲，亲手将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1983年3月，邯郸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王作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秀芬明知王作家意图杀害邓守路，却予以默许，并且提供帮助，构成故意杀人罪从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229章 潜逃 5 年、作案 17 起，恶魔终究逃不过法网 2012年5月份的一天下午，桂北大地被暖烘烘的阳光裹着，微风卷着桂林山水特有的湿润气息，漫过兴安县的大街小巷。彼时的兴安县，还带着几分未被过度商业化的烟火气，县城中心的兴隆购物城二期，更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小摊贩的吆喝声、行人的谈笑声、商铺的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热闹寻常的小城图景。 就在这份喧嚣里，兴安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打破了午后的平静。电话那头的声音，纤细、颤抖，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像是被狂风暴雨摧残过的枯叶，每一个字都透着绝望，那是一个小姑娘，她断断续续地向民警哭诉，自己在租住的出租屋里，遭遇了一场噩梦般的抢劫。 这个小姑娘叫小玲，当年只有23岁，从外地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桂林兴安打工，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她原本以为，这座以山水闻名的小城，能给她一份安稳的生计，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将她所有的憧憬都碾得粉碎。 据小玲后来回忆，那天下午，她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打算出门去楼下的菜市场买点菜，晚上给自己做一顿热乎饭。可就在她刚打开出租屋房门，还没来得及迈出脚步的瞬间，两个身影突然从楼梯间的阴影里冲了出来，一左一右堵住了门口，动作迅速得让她来不及反应。 小玲吓得浑身一僵，下意识地想关门，却被其中一个男子一把按住了门板。那男子身材偏瘦，眼神阴鸷，死死盯着她，语气冰冷又凶狠，用一口地道的兴安本地方言问道：“东西都放哪了？老实交出来，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小玲，吓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她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哀求：“你们……你们干什么的呀？我就是一个打工的，身上……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可她的哀求，在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面前，显得格外苍白无力。那两个男子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对视一眼后，上前一把抓住了小玲的胳膊。小玲拼命挣扎、哭喊，却因为力气太小，被他们像拎小鸡一样举了起来。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天旋地转，下一秒，身体就被重重地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疼得她几乎晕厥过去，哭喊的声音也弱了大半。 歹徒们没有丝毫怜悯，在出租屋里翻箱倒柜，很快就找到了小玲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块现金，还有一条她唯一值钱的金项链，那是她出门打工前，母亲硬塞给她的，说是让她留个念想，应急用的。抢走财物后，其中那个年纪稍大、眼神更显残暴的男子，见小玲哭得浑身发抖、无力反抗，竟生出了歹念，在另一个同伙的默许之下，对小玲实施了残忍的侵害。 那是一段小玲毕生都不愿回忆的黑暗时光，她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小鸟，无助又绝望，只能任由恶魔肆意践踏。侵害结束后，两个歹徒收拾好东西，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威胁道：“不准报警，不准告诉任何人，不然我们就杀了你！”说完，便匆匆逃离了出租屋，只留下小玲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地上，浑身是伤，满心绝望。 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小玲，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直到夜幕降临，出租屋里一片漆黑，她才慢慢缓过神来。泪水早已哭干，喉咙沙哑得发不出声音，身体的疼痛和心理的屈辱，像两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孤身一人在兴安，远离家乡和亲人，受了这样的委屈，连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 那一刻，小玲动了默默忍受的念头。在她从小接受的观念里，这种事是“不光彩”的，一旦声张出去，不仅会被别人指指点点，还会让远在家乡的父母蒙羞。她甚至想过，就这样算了，把这段黑暗的记忆埋在心底，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可越是压抑，心底的痛苦就越是强烈，那些可怕的画面，无时无刻不在脑海里浮现，让她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几天后，她实在撑不住了，才颤抖着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朋友得知后，又心疼又气愤，反复劝说她：“小玲，这不是你的错，错的是那些歹徒！你不能就这么忍了，一定要报警，让警方抓住他们，还你一个公道！” 在朋友的耐心劝说和陪伴下，小玲纠结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兴安县公安局，报了警。那一刻，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痛苦，再次爆发出来，她抱着民警，哭得撕心裂肺，一遍遍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民警得知案情后，也极为震惊和愤怒。小玲租住的出租屋，位于兴安县城兴隆购物城二期，这里是整个县城的中心繁华路段，商铺林立，人流密集，平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很多人来往。5月份的兴安，天已经很长了，下午5点多，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阳光依旧明媚，购物城里依旧人来人往，可就是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竟然发生了如此恶性的抢劫、性侵案件，简直是泯灭人性，嚣张至极。 对于兴安县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这样的恶性案件极为罕见，消息一旦传开，必然会引起群众的恐慌，影响社会治安。因此，警方高度重视，接到报警后，立刻成立了专案组，一方面安排民警陪同小玲，前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和取证工作，另一方面，抽调精干力量，赶到小玲租住的出租屋，展开全面的现场勘察。 勘察工作一开始，民警就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小玲因为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在案发后，出于本能，对出租屋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和打扫，后来又叫来了朋友陪同，无意间，对案发现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民警在现场仔细勘察，足足提取到了十几枚指纹和二十多枚鞋印，可这些指纹和鞋印，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叠，还有很多被破坏的痕迹，模糊不清，根本不具备有效的比对价值。 勘察人员一边小心翼翼地提取现场痕迹，一边惋惜地议论：“太可惜了，现场被破坏得太严重了，要是受害者能第一时间报警，不轻易整理现场，我们说不定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民警对提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枚看似完整的指纹和鞋印，进行了紧急排查，可排查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这些指纹和鞋印，全都是陪同小玲前来报警的朋友留下的，根本没有任何与犯罪嫌疑人相关的线索。 现场勘察陷入僵局，专案组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对小玲的进一步询问上。民警耐心地安抚小玲的情绪，尽量避免提及刺激她的细节，一点点引导她回忆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外貌特征、衣着打扮和说话语气。经过反复询问和梳理，小玲终于回忆起了一些关键信息，为警方勾勒出了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大致轮廓。 小玲说，两个嫌疑人都操着地道的兴安本地方言，应该是本地人。其中一个相对年轻，大概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长得很瘦，皮肤偏黑，穿着一件深色的短袖t恤和牛仔裤，头发很短，眼神很凶。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大概三四十岁，身高和年轻的那个差不多，身材中等，脸上有一些痘印，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话不多，但眼神格外残暴，就是他，对自己实施了侵害。 就在这时，医院传来了好消息，虽然小玲是案发第二天才报的警，错过了最佳取证时间，但医生还是在她的身体上，成功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样本。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精神一振，dNA样本是锁定犯罪嫌疑人最有力的证据，每个人的dNA都是唯一的，只要能将这个dNA样本与警方数据库里的样本进行比对，说不定就能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民警立刻将提取到的dNA样本，送到了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随后将检测结果录入警方数据库，进行全面比对。几天后，比对结果出来了，这个dNA样本，与数据库里一个名叫李治安的男子高度匹配，相似度达到了99.9%。 这个结果让民警们欣喜若狂，立刻对李治安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全面核查。经查，李治安，35岁，兴安县本地人，无固定职业，而且有犯罪前科，五六年前，他曾因为盗窃，被湖南警方打击处理过，有盗窃犯罪记录。更让民警们注意的是，就在小玲被侵害的两个月前，李治安还涉嫌在福建福州市，实施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案发后，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李治安的指纹，锁定了他的作案嫌疑，并将他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可一直以来，都没有抓到他的踪迹。 “难道李治安就是作案嫌疑人？他从福建逃回来了，然后在兴安实施了这起抢劫、性侵案？”专案组的民警们展开了讨论，结合李治安的犯罪前科和网上追逃的身份，大家一致认为，李治安有重大作案嫌疑。 为了尽快抓住李治安，核实他的作案嫌疑，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围绕李治安在兴安县的住所，展开了全方位的布控和排查。民警们乔装成路人，在李治安家附近蹲守，询问周边的邻居，了解李治安的近期行踪。可遗憾的是，民警们蹲守了整整三天三夜，都没有看到李治安的身影。 随后，民警们再次走访了李治安的邻居，邻居们纷纷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李治安了，有人说：“治安啊，前阵子就听说他去外地打工了，具体去了哪，我们也不清楚，他平时就很少在家，也不怎么和我们来往。”还有邻居说：“他这个人不太老实，以前就经常小偷小摸，后来被抓过一次，出来之后也没改好，说不定又在外边干坏事了。” 邻居们的话，让民警们陷入了困惑，既然dNA比对高度匹配，李治安又有重大作案嫌疑，可他为什么不在家？他到底去了哪里？是知道警方在找他，提前逃跑了，还是真的去外地打工了？与此同时，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毫无头绪，没有任何线索可查。 为了防止李治安再次潜逃，扩大作案范围，兴安县警方立刻将李治安再次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加大了对他的抓捕力度，同时联系了福建警方和周边省份的警方，请求协助抓捕，形成了一张全方位的抓捕网。可即便如此，李治安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任何踪迹，这起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时光飞逝，转眼间，两年时间过去了。2014年3月份，一则消息传来，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再次精神一振，李治安在广西的一个偏远县城，开房住宿的时候，被当地民警例行检查时抓获了。得知消息后，兴安县警方立刻派人赶往当地，准备将李治安押解回兴安，核实他的作案嫌疑。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地民警将李治安抓获，准备移交给福建警方（福建警方一直在追捕他的入室盗窃案），核实他的身份信息时，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随后，兴安县警方也赶到了现场，对李治安进行了进一步的核查，可核查结果，却让所有民警都大吃一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民警们再次提取了李治安的dNA样本，与当年从小玲身上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dNA样本，进行了重新比对，同时，也与警方数据库里，李治安当年被录入的dNA样本，进行了比对。可两次比对的结果，却完全一致，不匹配！ 这个结果，让所有民警都懵了。“怎么可能？当年的dNA比对明明高度匹配，怎么现在又不匹配了？”“dNA是唯一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民警们反复核查，确认提取的dNA样本没有问题，比对过程也没有出错，可结果就是不匹配。 难道是当年的dNA比对出现了失误？还是说，警方在录入李治安的信息时，出现了错误？专案组的民警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原本以为快要告破的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李治安被警方控制后，一直显得很无辜，看到民警们一脸困惑的样子，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民警同志，我知道你们抓我，肯定是误会了，我估计，你们要找的人，应该是我哥李志兴。” 李治安的话，让民警们眼前一亮，连忙追问：“你哥李志兴？他是谁？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要找的是他？” 李治安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地说道：“我哥李志兴，比我大一岁，我们俩长得特别像，身高、身材、相貌，几乎一模一样，不熟悉我们的人，根本分不清我们俩。五六年前，我哥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又不想被人找到，就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一直冒用我的身份在外边活动。我没办法，只能去派出所，重新补办了一张身份证。” 他接着说：“我哥这个人，从小就不走正道，好吃懒做，还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这些年在外边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坏事，抢劫、盗窃，什么都干。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省油的灯，也劝过他，可他根本不听，还反过来威胁我，不让我告诉别人。” “这些年，我可被他害惨了！”李治安一脸委屈，“因为他一直冒用我的身份证，我坐火车、住酒店，好几次都被你们民警拦住盘问，甚至被抓起来核实身份，每次都要解释半天，才能洗清嫌疑。我知道，他肯定是在外边又干了什么坏事，你们才会抓我，你们要找的，绝对是他，不是我！” 听完李治安的话，民警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当年警方在数据库里录入的，看似是李治安的dNA样本，其实是他的哥哥李志兴的，因为李志兴一直冒用李治安的身份证，当年被湖南警方打击处理、录入信息时，警方误将李志兴的dNA样本，录入了李治安的名下。所以，当年从小玲身上提取的dNA样本，比对的其实是李志兴的dNA，只是名字错写成了李治安，这才造成了这场误会。 真相大白后，李治安的嫌疑被彻底洗清了。民警们对他进行了道歉，随后，撤销了对他的网上追逃信息，将他释放。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李志兴，这个真正的嫌疑人，到底在哪里？他冒用李治安的身份，干了那么多坏事，现在又潜逃到了哪里？ 当民警们提到李志兴这个名字时，兴安县公安局的老民警们，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原来，李志兴这个人，对于兴安县警方来说，并不陌生，他是一个劣迹斑斑、屡教不改的惯犯，从小到大，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警方的档案显示，李志兴，1978年出生，兴安县本地人，早在1994年，年仅16岁的他，就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广西当地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是他第一次入狱。2001年，他刑满释放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很快又因为盗窃和抢劫罪，被福建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再次入狱。 2010年，李志兴刑满释放，可他依旧死性不改，继续在外边作恶。2011年年底，李志兴涉嫌参与兴安县的一起团伙盗窃案，团伙的5名成员被警方抓获后，全部被判刑，可李志兴却侥幸逃脱，一直潜逃在外，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是兴安县警方的网上追逃人员之一了。 “这个李志兴，简直是无可救药！”一位老民警气愤地说道，“从成年开始，就一直在违法犯罪，入狱两次，都没能让他悔改，现在又涉嫌抢劫、性侵，还冒用别人的身份潜逃，太嚣张了！” 结合李志兴的前科、吸毒史，以及李治安的供述，专案组的民警们一致认为，李志兴，就是2012年5月，抢劫、性侵小玲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推测，民警们找到了小玲，拿出了李志兴的户籍照片，让她进行辨认。 当小玲看到李志兴照片的那一刻，原本平静的情绪，瞬间失控了。她盯着照片，浑身发抖，脸色苍白，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声音带着极大的恐惧和愤怒，指着照片，大声说道：“没错！就是他！就是这个男人！他就是当年侵害我的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样子！” 小玲的辨认结果，让这起僵持了两年的案件，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可遗憾的是，李志兴本身就是一名网上追逃人员，反侦察能力极强，这些年来，各地公安机关都没有放弃对他的抓捕，可他就像是消失在了人间一样，始终没有任何踪迹。民警们围绕李志兴的亲友、老乡，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可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他的朋友，都表示不知道他的下落，有的甚至说，早就和他断绝了联系。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李志兴依旧在逃，小玲的案件，再次陷入了停滞。小玲也渐渐走出了当年的阴影，换了一个城市，重新开始了生活，但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伤害她的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她也一直期盼着，警方能早日抓住李志兴，还她一个公道。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又是一年过去了。距离小玲被侵害的案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兴安县的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李志兴的追捕，他们将李志兴的信息，下发到了各个乡镇、各个派出所，同时，加强了与周边省份警方的协作，时刻关注着李志兴的踪迹。 2015年5月1日，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兴安县再次迎来了旅游旺季。桂林山水甲天下，作为桂林的下辖县，兴安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的风景，距今2000多年的灵渠，更是闻名遐迩，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兴安县城里，到处都是前来旅游的游客，秦皇路作为县城的主干道，更是繁华热闹，商铺林立，人流如织，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 上午10点钟，市民石女士，按照和朋友的约定，来到了秦皇路边的南斗巷，准备和朋友一起去逛街、购物。石女士今年30多岁，是兴安县本地人，性格开朗，当天，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连衣裙，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站在路边，掏出手机，准备给朋友打电话，询问朋友什么时候能到。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在悄然降临。就在她低头看手机，拨号的瞬间，一只强有力的手，突然从身后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挎包，用力往后拽。石女士下意识地反应过来，紧紧抓住挎包的带子，不肯松手，同时，大声呼喊起来：“有人抢劫啦！救命啊！快来人啊！” 她的呼喊声，立刻吸引了周边一些行人的注意，可抢劫犯却丝毫没有畏惧，反而更加凶狠地用力拽着挎包，将石女士一步步拖到了路边一辆停放的黑色轿车旁边。石女士拼命挣扎，双脚蹬地，试图挣脱抢劫犯的控制，可抢劫犯的力气太大了，她根本无法反抗。 就在这时，抢劫犯松开了抓着挎包的手，快速打开了轿车的后备箱，从里面拿出了一把锋利的砍刀，二话不说，朝着石女士紧紧抓着挎包的手背，狠狠砍了下去。“啊，！”一声凄厉的惨叫，从石女士口中传出，剧烈的疼痛，让她浑身一软，再也没有力气抓住挎包，手一松，挎包就被抢劫犯抢了过去。 抢劫犯抢到挎包后，没有丝毫停留，立刻钻进了那辆黑色轿车，发动汽车，一脚油门踩到底，轿车瞬间窜了出去，朝着县城外围的方向，快速逃离了现场，只留下石女士一个人，站在路边，手背鲜血直流，疼得浑身发抖，眼泪直流，周边的行人纷纷围了过来，有人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 很快，民警和救护车就赶到了现场。救护车将受伤严重的石女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民警们则立刻在案发现场，展开了全面的勘察和走访工作。据石女士后来回忆，她的挎包里，装着3000多块现金，还有几张银行卡、身份证、驾驶证等证件，这些东西，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经过医生的检查和鉴定，石女士的手背被砍得很深，肌腱断裂，伤势严重，已经构成了重伤，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而且，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这个消息，让石女士和她的家人，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而这起街头持刀抢劫案，在兴安县这个小城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要知道，这是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光天化日之下，在县城最繁华的主干道上，发生的持刀抢劫、致人重伤的案件，性质极其恶劣。案发大概两个小时之后，这起案件的消息，就通过当地的网站、微信朋友圈，开始爆炸式传播，一时间，人心惶惶。 “太可怕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持刀抢劫，还砍伤人，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以后出门，再也不敢背挎包了，太危险了！”“警方一定要尽快抓住抢劫犯，还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网友们的议论声，源源不断，大家都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同时，也对警方的抓捕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对于兴安县警方来说，这起案件，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小玲的案件还没有告破，李志兴还在潜逃；另一方面，又发生了这样一起恶性街头抢劫案，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刻调整工作重心，将两起案件结合起来，同步展开调查。 民警们分析，这起街头抢劫案，和2012年小玲被抢劫、性侵的案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县城繁华地段发生，作案手法凶狠，嫌疑人胆大妄为，而且，都很可能是本地人（熟悉县城环境，能快速逃离现场）。那么，这两起案件，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作案？抢劫石女士的，会不会就是警方追捕了三年的李志兴？ 带着这个疑问，民警们开始了细致的排查工作。他们首先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群众，进行了全面的走访，寻找目击者，收集线索。案发现场旁边，有一家公司，公司的几名员工，听到了石女士的呼喊声，也看到了部分作案过程，他们向民警反映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其中一名员工说道：“当时，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女士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出去看。可路边停了很多车，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到两个人，在路边拉扯，好像是一个男的，在抢一个女的的包。那个男的，长得挺壮实的，动作很快，后来，我就看到他从车里拿出一把刀，朝着那个女的砍了一下，然后就钻进车里，开车跑了。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一分钟，太快了，我没看清楚他的脸。” 另一名目击者说道：“我看得比他清楚一点，那个抢劫犯，看着大概三十四五岁的样子，身高一米六左右，皮肤挺黑的，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发型，刘海特别长，几乎遮住了眼睛，两边的头发，也盖过了耳朵，有点像女性的齐耳短发，看着挺时尚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男的，这个发型，太好辨认了。” 目击者们的描述，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嫌疑人的年龄、身高、肤色，还有那个极具特点的发型。更让民警们欣喜的是，有一名细心的目击者，在抢劫犯钻进轿车、逃离现场的时候，看清了嫌疑车辆的车牌号，是贵Ab开头的。 民警们立刻对这个车牌号，进行了紧急查询。经查，贵Ab开头的车牌号，属于广西南宁市的车辆。可就在民警们进一步查询车辆信息，试图锁定车主身份的时候，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这个车牌号，是伪造的，是假牌照！ “看来，这个嫌疑人，作案之前，是有预谋、有准备的！”民警们议论道，“他提前伪造了车牌号，就是为了作案后，掩盖自己的行踪，逃避警方的追捕。这个人心思缜密，反侦察能力很强，看来，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虽然车牌号是假的，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立刻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以及县城各个路口的监控录像，对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全面的追踪和排查。通过监控录像，民警们发现，这辆嫌疑车辆，是一辆黑色的吉利轿车，当天凌晨，就已经进入了兴安县城，在县城里绕了几圈之后，于案发前半个小时，停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路边，显然，是在提前踩点、等待作案时机。 案发之后，这辆黑色吉利轿车，立刻发动，沿着秦皇路，快速逃离了现场，一路朝着县城外围的方向驶去，最后，消失在了监控录像的盲区。民警们分析，嫌疑人能够如此熟练地在县城里行驶，并且快速逃离现场，不带丝毫犹豫，说明他对兴安县城的周边环境，非常熟悉，因此，他很可能是兴安本地人，或者，在兴安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这辆黑色吉利轿车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是兴安本地的车辆？嫌疑人在不作案的时候，会不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车牌号？带着这些疑问，民警们决定，对兴安县境内，所有型号为吉利的黑色轿车，进行全面的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民警们查阅了兴安县车管所的车辆登记信息，发现，这辆嫌疑车辆，是吉利全球鹰系列的轿车。吉利全球鹰，是吉利汽车早年推出的一个子品牌，后来，这个子品牌就被取消了，因此，这款车的数量，并不是很多。经过统计，整个兴安县境内，这款吉利全球鹰黑色轿车，大概有四五十辆。 四五十辆，虽然数量不算多，但排查起来，依旧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专案组的民警们，分成了多个小组，每组负责排查几辆车，他们一方面，调取了这些车辆的登记信息，核实车主的身份、住址、联系方式，另一方面，深入到各个乡镇、各个社区，对这些车辆，进行实地排查，查看车辆的特征，是否与嫌疑车辆一致。 民警们对监控录像里的嫌疑车辆，进行了反复的查看和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过去，车辆年检和购买交强险之后，都需要将年检标志和交强险标志，贴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右上角，而这辆嫌疑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右上角，空空如也，没有贴任何标志，既没有年检标志，也没有交强险标志。 这个发现，让排查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民警们立刻调整排查重点，重点排查那些前挡风玻璃右上角，没有贴年检标志和交强险标志的黑色吉利全球鹰轿车。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几夜的紧张排查，民警们终于找到了一辆，与嫌疑车辆特征，完全吻合的轿车。 这辆轿车的车牌号，是贵cK655开头，属于兴安县本地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上角，同样没有贴年检标志和交强险标志，而且，车辆的颜色、型号、车身细节，都和监控录像里的嫌疑车辆，一模一样。民警们立刻查询了这辆车的车主信息，发现，这辆车的登记车主，名叫李俊君，30多岁，是兴安县乡里镇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为了核实情况，民警们立刻驱车，赶到了乡里镇，找到了李俊君。当民警们问起这辆黑色吉利全球鹰轿车的时候，李俊君显得非常纳闷，他一脸疑惑地说道：“民警同志，你们说什么？吉利全球鹰轿车？我从来没有买过这辆车啊，这不是我的车，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搞错了？”民警们拿出了车辆登记信息，递给李俊君，“你看，这辆车，明明登记在你的名下，怎么会不是你的车呢？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你买了车，忘记了？” 李俊君接过登记信息，仔细看了一遍，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反复回想了很久，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说道：“哦！我想起来了！2011年的时候，我堂哥，曾经借过我的身份证，他说，他要去买一辆车，让我把身份证借给他用一下。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把身份证借给了他，后来，他也没有告诉我，车到底买没买，买的是什么车，我也就没再过问这件事。” “你堂哥？他叫什么名字？”民警们连忙追问，心中隐隐有了一丝预感。 “我堂哥，叫李志兴。”李俊君的话，刚一出口，民警们瞬间兴奋起来，李志兴！终于找到了！这辆嫌疑车辆的实际车主，竟然就是他们追捕了三年多的李志兴！ 这个结果，让所有参与排查的民警们，都激动不已。距离小玲被侵害的案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距离石女士被抢劫的案件，也过去了二十多天，他们终于找到了李志兴的踪迹，这起横跨三年、涉及多起恶性案件的谜团，终于快要揭开了。 可兴奋之余，民警们也有一个困惑，据石女士和目击者反映，抢劫石女士的嫌疑人，身高一米六左右，发型很有特点，是长刘海、齐耳短发，而根据警方掌握的信息，李志兴的身高，大概一米七左右，而且，一直是短头发，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当民警们把李志兴的户籍照片，拿给石女士辨认的时候，石女士看了很久，也摇了摇头，一脸不确定地说道：“民警同志，我不敢确定，这个人的脸型，看着有一点像，但我记不太清了，当时太害怕了，而且，那个抢劫犯的发型，和照片上的这个人，完全不一样，照片上的人，是短头发，而抢劫我的人，是长头发。” 难道，抢劫石女士的，并不是李志兴？而是另有他人？可这辆嫌疑车辆，明明是李志兴的，他怎么会和这起案件，没有关系？还是说，李志兴为了作案，特意换了发型，进行了伪装？ 种种疑问，萦绕在民警们的心头。但无论如何，找到李志兴，都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只有抓住他，才能解开所有的谜团，核实他的作案嫌疑。民警们立刻加大了对李志兴的抓捕力度，围绕李俊君提供的线索，以及李志兴的亲友、老乡，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追踪李志兴的行踪。 案发二十多天之后，警方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李志兴，已经回到了桂林，并且，出现在了桂林市象山区瓦窑村的一个出租屋里，暂时在那里落脚。得知消息后，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刻集结力量，驱车赶往桂林，准备对李志兴实施抓捕。 为了确保抓捕工作顺利进行，避免李志兴再次逃脱，民警们乔装成路人，提前赶到了瓦窑村，对李志兴落脚的出租屋，进行了秘密勘察和布控，摸清了出租屋的结构、出入口，以及周边的环境。一切准备就绪后，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民警们悄悄靠近出租屋，一脚踹开房门，快速冲了进去。出租屋里，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各种杂物，李志兴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支针管，看样子，刚刚吸完毒，精神萎靡不振。当他看到突然冲进来的民警时，瞬间清醒过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逃跑，可民警们动作更快，一把将他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将他牢牢控制住。 抓捕过程，非常顺利，李志兴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被民警们成功抓获。随后，民警们在出租屋里，展开了全面的搜查，搜查的结果，让所有民警都大吃一惊，出租屋里，竟然藏着大量的作案工具，简直就像一个“作案工具仓库”。 地上、桌子上，到处都是开锁工具，各种各样的撬锁器、螺丝刀、扳手，应有尽有，密密麻麻，让人触目惊心，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里是卖开锁工具的店铺。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在出租屋里，找到了大量的管制刀具，水果刀、尖刀、匕首、砍刀，足足有十几把，寒光闪闪，一看就知道，是用来作案的。 更让民警们震惊的是，他们在出租屋的一个抽屉里，竟然找到了34发制式枪支子弹，其中，24发是步枪子弹，剩下的10发，是手枪子弹，而且，这10发手枪子弹的规格，并不一样，显然，是来自于两把手枪。虽然民警们没有在出租屋里，找到枪支，但这些子弹，已经足以证明，李志兴不仅涉嫌抢劫、性侵，还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性质极其恶劣。 就在民警们进行搜查的时候，一个放在床头的假发头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假发头套，是黑色的，刘海很长，两边的头发，盖过了耳朵，正是目击者们描述的，那个抢劫石女士的嫌疑人的发型。看到这个假发头套，民警们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原来，李志兴在抢劫石女士的时候，特意戴上了假发，进行了伪装，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逃避警方的追捕。 民警们立刻拿起假发头套，戴在了李志兴的头上，然后，拍下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正在医院养伤的石女士，让她再次进行辨认。这一次，石女士看到照片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说道：“没错！就是他！就是这个男人！戴上假发，就是当年抢劫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认错！” 在铁证面前，李志兴再也无法抵赖。被押回看守所后，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抢劫石女士的犯罪事实。他供述，自己因为长期吸毒，需要大量的钱财来购买毒品，于是，就萌生了抢劫的念头。他提前伪造了车牌号，准备了砍刀和假发，在兴安县秦皇路，寻找作案目标，看到石女士背着挎包，独自一人站在路边，就趁机对她实施了抢劫，作案后，立刻开车逃离了现场。 交代完抢劫石女士的罪行后，李志兴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民警们趁机追问他，2012年5月，兴安县兴隆购物城二期出租屋，抢劫、性侵小玲的案件，是不是他做的。面对民警们的追问，李志兴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供述，2012年，他从福建潜逃回到兴安后，因为没有收入，又染上了毒瘾，就和同伙蒋梦，一起预谋抢劫。那天下午，他们在兴隆购物城二期，寻找作案目标，看到小玲独自一人，准备出门买菜，就趁机冲进了她的出租屋，对她实施了抢劫，抢走了她的现金和金项链。后来，他见小玲长得漂亮，又无力反抗，就一时起了歹念，对小玲实施了侵害，作案后，他和蒋梦，就快速逃离了现场，并且，威胁小玲，不准报警。 为了进一步核实他的罪行，民警们再次提取了李志兴的dNA样本，与当年从小玲身上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dNA样本，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显示，两者完全吻合，这就彻底证明，2012年，抢劫、性侵小玲的，就是李志兴，这个潜伏了三年多的恶魔，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民警们并没有就此停手，而是对李志兴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讯，深挖他的其他罪行。经过审讯，李志兴又交代了更多令人发指的犯罪事实，从2011年，他从团伙盗窃案中逃脱后，到2015年被抓获前，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流窜于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四五个省份，连续实施作案，其中，盗窃案、抢劫案、性侵案，应有尽有，经过警方核实，有证据证明的案件，就有17起之多，受害者多达几十人，涉案金额巨大，性质极其恶劣。 这些案件，每一起都令人发指，李志兴凭借着自己的反侦察能力，多次逃脱警方的追捕，在各地流窜作案，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也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2016年7月份，兴安县人民法院，对李志兴的案件，进行了一审公开审理。法院审理认为，李志兴多次实施抢劫、盗窃、性侵行为，情节特别恶劣，同时，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强奸罪、盗窃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决李志兴，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李志兴对一审判决，并不服气，他认为，法院判决过重，于是，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了上诉，试图逃避法律的严惩。2017年1月份，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志兴的案件，进行了二审审理。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因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李志兴，这个劣迹斑斑、作恶多端的恶魔，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将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余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得知这个消息后，小玲和其他受害者，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太久太久了，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没有缺席。 可大家别忘了，当年抢劫、性侵小玲的，一共有两个人，除了李志兴之外，还有一个同伙蒋梦，他当年也参与了作案，并且，在作案后，和李志兴一起，逃离了现场，这些年来，也一直潜逃在外，没有被抓获。那么，蒋梦到底是谁？他这些年，藏在了哪里？ 警方并没有忘记蒋梦，在抓获李志兴之后，就立刻对蒋梦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核查，并展开了全方位的抓捕工作。根据李志兴的供述，蒋梦，也是兴安县本地人，和他是老乡，同样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当年，两人是因为吸毒，认识之后，就一起预谋作案，作案后，蒋梦就躲了起来，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民警们围绕蒋梦的亲友、老乡，展开了细致的排查，追踪他的行踪。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排查，警方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蒋梦，一直隐藏在兴安县城的一个出租屋里，并且，经常和一些吸毒人员，聚集在一起吸毒。 2016年8月13号，兴安县警方，集结力量，赶到了蒋梦藏身的出租屋，对他实施了抓捕。当民警们冲进出租屋的时候，蒋梦正和另外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吸食毒品，房间里，弥漫着刺鼻的毒品气味。民警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了上去，将蒋梦和其他几名吸毒人员，全部抓获归案。 被抓获后，蒋梦对自己当年，和李志兴一起，抢劫、性侵小玲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供述，当年，他和李志兴，因为吸毒，急需钱财，就一起预谋抢劫，看到小玲独自一人，就趁机对她实施了抢劫和侵害，作案后，他因为害怕被警方抓获，就一直躲躲藏藏，不敢露面，甚至，不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联系，这些年来，一直过着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生活，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警方的追捕。 至此，这起时间跨度长达五年，涉及四五个省份，17起案件，几十名受害者的系列特大抢劫、盗窃、性侵案件，终于彻底告破。 第230章 细思极恐！秦皇岛二手车商失踪，后备箱藏着腐臭尸体 2015年9月17号上午，天刚蒙蒙亮，秦皇岛市的空气里还飘着初秋的凉意，带着点海边城市特有的湿腥气。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张女士，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一口，穿着一身随意的家居服，头发也没来得及梳理整齐，就慌慌张张地冲进了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的大门。 她的脸色惨白，嘴唇因为着急而抿得紧紧的，双手还在不停地发抖，进门的时候差点撞到门口的执勤民警，嘴里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语无伦次地念叨着：“民警同志，快，快帮帮我，我爸不见了，我爸失踪了！” 执勤民警见她神色慌张，不像是故意闹事，赶紧上前扶住她，安抚道：“姑娘，别着急，慢慢说，你爸是谁？什么时候不见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说，我们一定尽力帮你找。” 张女士被民警扶到接待室的椅子上，喝了一口热水，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一点点，但说话的时候依旧带着明显的哽咽和慌乱：“民警同志，我爸姓张，今年53岁，是做二手汽车买卖的，就是咱们常说的二手车商贩。他是昨天，也就是9月16号下午1点10分，开着自己的黑色轿车从家离开的，自从他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电话打了无数个，要么没人接，后来干脆就关机了！” 说到这里，张女士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继续说道：“我爸平时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都53岁了，这个年纪的人，难免会有一些急性、慢性的小毛病，每天都得按时吃药。他出门之前，在家接到了一个电话，我隐约听到他在电话里说‘车的事儿’‘价格’‘见面聊’之类的话，我猜应该是有人要跟他买卖二手车，毕竟他干这行这么多年了，平时出门基本都是因为生意上的事。” “我妈一开始还没太在意，”张女士顿了顿，吸了吸鼻子，语气里满是懊悔，“我爸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妈就想着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外边有没有按时吃药，顺便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吃晚饭。可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响了整整十几声，没人接。我妈还自我安慰，说可能是我爸正在跟客户谈生意，不方便接电话，等一会儿再打。” “可谁知道，过了十几分钟，我妈又给他打了第二个电话，还是没人接；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个、第四个电话打过去，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状态。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民警同志，你不知道，我爸平时特别细心，尤其是我妈给他打电话，就算他当时接不着，只要看到未接来电，肯定会第一时间回拨过来，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也不往家回拨一个。” 张女士的声音越来越急，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泛了白：“我当时就跟我妈说，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可我妈还强装镇定，说可能是客户那边事情比较多，忙忘了，让我们再等等。可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家里的饭菜都热了三遍，我爸还是没回来，我妈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这一回，电话不是没人接，而是直接提示‘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那一刻，我妈彻底慌了，”张女士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我爸这个人，从来不会关机，就算手机快没电了，他也会提前跟家里说一声，就算忘了说，真没电关机了，他也会借别人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关机这种情况，在我爸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一晚，对于张女士一家人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张女士的母亲坐立不安，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一夜没合眼，一会儿走到窗边看看楼下的路口，一会儿又拿起手机，一遍遍地拨打张先生的电话，可电话那头，始终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张女士也陪着母亲坐了一夜，两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淹没了她们。 天一亮，也就是9月17号的清晨，张女士再也等不下去了，来不及收拾自己，就急匆匆地赶到了海港分局报警。她拉着民警的手，眼神里满是恳求：“民警同志，我爸肯定是出事了，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关机，也不会不跟家里联系的，就算手机没电了，他也会借别人的手机打回来，求你们一定要快点找到他，求求你们了！” 办案民警听完张女士的叙述，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常年处理各类案件，凭着丰富的办案经验，隐约感觉到，这起看似普通的人员失踪案，恐怕并不简单。民警一边继续安抚张女士的情绪，一边耐心地向她询问更多细节：“姑娘，你再仔细想想，你爸出门的时候，神色表情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比如有没有显得很着急、很慌张，或者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他身上有没有带着大量的现金？” 张女士仔细回想了一下，说道：“我爸出门的时候，神色挺正常的，就是跟平时一样，收拾了一下东西，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就拿着车钥匙出门了，没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过，他平时出去做生意，都会随身带着一张银行卡，那张卡里，经常存着几十万，有时候甚至上百万的存款，毕竟他是做二手车买卖的，交易的时候经常需要用到大额现金，随身带银行卡，方便转账、取钱，这在我们二手车行当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听到“银行卡”“几十万、上百万存款”这几个关键词，办案民警的眼神瞬间变得敏锐起来。这一条信息，立刻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如果张先生真的是因为二手车交易出门，又随身带着存有大额存款的银行卡，那他的失踪，很可能和钱财有关。 民警当即对张女士说道：“姑娘，你现在赶紧去你爸常用的那家银行，去查询一下他那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和当前状态，看看有没有异常的取款、转账记录，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千万不要耽误！” 张女士不敢有丝毫耽搁，听完民警的话，立刻起身，急匆匆地冲出了公安局，赶往附近的银行。一路上，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里不停地祈祷，希望父亲没事，希望银行卡只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可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她，当她赶到银行，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查询父亲银行卡的状态时，得到的结果，让她瞬间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张先生的那张银行卡，已经被锁死了。至于被锁死的原因，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女士，这张银行卡，是因为连续三次输入错误的密码，才被系统自动锁死的，这种情况，只能由持卡人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柜台解锁。”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女士激动地喊道，声音都在发抖，“我爸用这张银行卡好多年了，密码早就记熟了，怎么可能连续三次输错密码？就算是一时大意，输错一次、两次，也不可能连续输错三次啊！这绝对不是我爸自己输的密码！” 银行工作人员见她情绪激动，赶紧安抚道：“女士，您先别激动，我们也是按照系统显示的结果告知您的，确实是连续三次输错密码导致的锁卡，没有其他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生大额的取款、转账记录。” 张女士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一种强烈的恐惧，瞬间席卷了她的全身。她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办案民警的电话，声音哽咽地把银行卡被锁死的消息告诉了民警：“民警同志，不好了，我爸的银行卡被锁死了，银行说，是连续三次输错密码导致的，这绝对不是我爸自己输的，他不可能输错密码的！” 海港分局的办案民警，听完张女士的电话后，更加确定，这起失踪案，绝非简单的人员走失，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民警当即召开了紧急案情分析会，梳理当前掌握的所有线索：第一，张先生出门后，电话从无人接听到彻底关机，这种情况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十分可疑；第二，张先生常用的银行卡，被连续三次输错密码锁死，结合他随身带大额存款的情况，大概率是被他人操作所致；第三，截至目前，警方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张先生驾驶的黑色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车祸的报警，排除了因意外车祸失踪的可能。 综合这三点线索，办案民警一致判断：张先生，大概率是遭到了非法侵害，他的失踪，很可能是一起涉及抢劫、甚至杀人的刑事案件！ 为了尽快找到张先生的下落，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当即启动了紧急调查机制。在这里，咱们给大家科普一下，警方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有一种专门的应急处置预案，叫做“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应急处置预案”。用咱们老百姓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一旦遇到这种疑似被他人侵害导致的失踪人员案件，就相当于打开了“绿色通道”，警方会投入全部警力，动用所有可用的侦查手段，全力开展调查处置工作，争取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抓获犯罪嫌疑人。 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后，办案民警立刻行动起来，再次联系了张女士，详细询问张先生出门时的所有细节，尤其是他驾驶的黑色轿车的相关信息，车型、车牌号、车辆外观特征等等。通过和张女士的进一步交谈，民警了解到，张先生失踪之前，开的是一辆自家的黑色轿车，车牌号清晰可查，车辆外观没有明显的划痕、破损，平时保养得很好。 结合这些信息，民警当即决定，采取“以车找人”的侦查思路，立刻对张先生驾驶的黑色轿车的行车轨迹，展开全面调查。民警根据张女士提供的，张先生离开家门的具体时间，9月16号下午1点10分，迅速调取了张先生家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以及小区周边路段的所有监控，一点点排查，追踪黑色轿车的行驶轨迹。 监控录像的排查工作，繁琐而枯燥，但办案民警没有丝毫懈怠，一个个画面仔细查看，一帧一帧认真研判，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很快，民警就从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中，找到了张先生驾驶的黑色轿车。监控画面显示，9月16号下午1点10分，张先生准时开着黑色轿车，缓缓驶出了小区大门，神色平静，车辆行驶正常，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驶出小区后，黑色轿车沿着小区门口的外环路，一路行驶，随后转入了秦皇大街。民警继续调取秦皇大街沿线的监控录像，追踪车辆轨迹，发现黑色轿车在秦皇大街上行驶时，依旧十分正常，起步平稳、停车规范，行驶速度均匀，前后左右没有出现任何疑似跟踪、尾随的车辆，也没有发生任何剐蹭、碰撞等异常情况，看起来，就像是张先生正常开车去谈生意一样。 黑色轿车沿着秦皇大街，从西向东一路行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在秦皇大街与西港路的交叉口，左转驶入了西港路，随后，径直开进了西港路上的一个老旧小区。民警继续观看监控视频，紧紧盯着那辆黑色轿车，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辆黑色轿车驶入那个老旧小区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无论是小区的正门、侧门，还是周边路段的监控，都再也没有捕捉到这辆黑色轿车的身影。 “难道，这辆黑色轿车还停在那个小区里？”办案民警心里犯了嘀咕，“已经失踪一天的张先生，会不会也在这个小区里？是遇到了什么意外，还是被人控制在了小区里？” 事不宜迟，民警当即决定，立刻赶往那个老旧小区，展开实地调查。办案民警分成两组，一组民警负责在小区门口值守，排查进出小区的人员，防止犯罪嫌疑人趁机逃脱；另一组民警则进入小区内部，以黑色轿车为线索，展开全面搜索和走访调查。 负责侦查的民警，进入小区后，沿着小区的道路，一点点排查，仔细查看每一个停车位、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这个老旧小区，没有正规的物业管理，停车位比较杂乱，监控设施也十分落后，很多地方都存在监控盲区，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但民警没有放弃，依旧耐心地排查着，大约排查了一个多小时后，在距离小区西门不远的一栋住宅楼旁边的停车位上，民警终于找到了张先生驾驶的那辆黑色轿车。 这辆黑色轿车，安安稳稳地停在停车位上，车身干净整洁，没有任何划痕、破损，也没有被撬动、被砸毁的痕迹，车门锁完好无损，车窗紧闭，车身没有任何外力破坏的迹象，就连停放的位置，都十分规范，正好停在停车位的正中间，看起来，就像是张先生自己安安稳稳地把车停好，然后离开了一样。 民警立刻上前，对车辆进行初步勘查，可从车辆外观来看，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时候，张女士和家人也赶到了小区，幸好，张先生家里还有这辆黑色轿车的备用钥匙。张女士的家人，赶紧拿出备用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车门，民警立刻上前，对车辆内部进行详细勘查。 车门打开后，民警仔细查看了驾驶座、副驾驶座，以及后排座位，发现车内十分整洁，没有任何打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毛发等可疑物品；随后，民警又打开了后备箱，后备箱里放着一些张先生平时做生意用的工具、文件，还有几件衣物，摆放整齐，没有被翻动、被搜查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一位办案民警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车辆外观完好，车内没有任何异常，没有打斗痕迹，没有被翻动的痕迹，看起来，张先生就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的情况下，把车停好，然后自行离开的。可他离开之后，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为什么手机会关机？银行卡又为什么会被锁死？” 虽然找到了张先生驾驶的黑色轿车，但并没有找到张先生本人，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反而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张先生停下车之后，到底去了哪里？他是主动离开的，还是被人强行带走的？如果是被人强行带走的，为什么车辆没有任何异常，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办案民警的心头。为了找到答案，民警决定，继续在这个老旧小区里展开调查，一方面，扩大走访范围，走访小区内的居民、商户，询问他们是否在9月16号下午，看到过张先生，是否看到过可疑人员、可疑车辆；另一方面，继续调取小区内以及小区周边的所有监控录像，仔细排查，寻找张先生下车后的身影，寻找可疑线索。 可是，走访工作并不顺利。这个老旧小区的居民，大多是老年人，平时很少出门，就算出门，也很少关注周边的人和事；还有一些居民，常年不在家，根本无法进行走访。民警走访了小区内的十几栋住宅楼，询问了几十位居民，可没有一个人，在9月16号下午，看到过张先生，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任何可疑人员、可疑车辆，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走访工作陷入僵局，监控排查工作，也同样不顺利。正如之前预料的那样，这个老旧小区的监控设施十分落后，很多监控摄像头都是坏的，无法正常工作；就算是能够正常工作的监控摄像头，也因为安装角度的问题，存在大量的监控盲区，而且画面清晰度很低，很多细节都看不清楚。 民警调取了小区内所有能够正常工作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仔细查看，一秒一秒地认真研判，眼睛都看红了，脖子都酸了，可始终没有找到张先生下车后的影像，监控画面只能捕捉到黑色轿车驶入小区、停在停车位上的画面，却无法捕捉到张先生从车上下来的身影，也无法捕捉到他下车后，往哪个方向走了。 “小区里的监控找不到线索，那就扩大监控排查范围，排查小区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办案民警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侦查思路，不再局限于小区内部的监控，而是调取了小区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监控录像，包括路边商铺的私人监控、路口的公共监控、单位门口的监控等等，全力以赴，寻找张先生的身影，寻找可疑线索。 监控排查工作，变得更加繁琐、更加艰巨。民警们分成几组，轮流值守，盯着电脑屏幕，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监控录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任何一辆可疑的车辆。有时候，为了看清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模糊的车牌号，民警们会反复放大画面、放慢速度，甚至会邀请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监控画面进行清晰化处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连续奋战，在排查到一个距离小区门口大约500米远的路边商铺的私人监控录像时，民警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个监控摄像头，虽然距离小区西门很远，画面清晰度也不高，只能看到模糊的身影和车辆轮廓，但民警们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办案经验，还是从模糊的画面中，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细节。 监控画面显示，9月16号下午1点16分，张先生驾驶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了小区西门；而在小区西门南侧的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轿车，这辆白色轿车，在黑色轿车驶入小区之前，就一直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是在等待什么人。 当张先生的黑色轿车，彻底驶入小区西门，停好车位之后，大约过了20秒钟，那辆停在小区西门南侧的白色轿车，突然启动，缓缓行驶了十几米，然后停在了小区西门北侧的路边，依旧是一动不动。又过了大约10秒钟，一个模糊的男性身影，从小区西门走了出来，这个身影，身高、体型，都和张先生十分相似，他快步走到白色轿车旁边，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座。 紧接着，白色轿车立刻启动，沿着西港路，一路向北行驶，很快就消失在了监控摄像头的视线范围之内，再也没有出现过。 民警们反复查看这段监控录像，一遍又一遍地比对那个模糊的身影，虽然画面不够清晰，无法看清面部特征，但从时间、空间位置，以及身高、体型来看，民警们一致分析判断：这个从小区西门走出来，坐进白色轿车副驾驶座的身影，大概率就是失踪多日的张先生！ 这个发现，让办案民警们十分兴奋，这是案件发生以来，获得的第一个有价值的可疑线索！可是，兴奋之余，更多的疑问，又涌上了民警的心头：这辆白色轿车，到底是什么来头？它为什么会停在小区西门旁边，等待张先生？张先生为什么会从小区里走出来，主动坐进这辆白色轿车？他坐进白色轿车之后，到底去了哪里？张先生的失踪、银行卡被锁死，和这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有没有关联？这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会不会就是导致张先生失踪的罪魁祸首？ 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立刻调整侦查方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辆白色轿车的排查工作中，他们要尽快找到这辆白色轿车的下落，查明白色轿车的车主是谁，查明驾驶员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张先生的下落，揭开案件的真相。 民警们继续调取白色轿车消失方向的所有监控录像，一点点追踪白色轿车的行驶轨迹。监控画面显示，这辆白色轿车，从小区西门北侧出发，沿着西港路一路向北行驶，随后转入了秦皇岛市的北外环。进入北外环之后，这辆白色轿车的行驶速度变得很慢，一直在北外环附近徘徊，像是在寻找什么地方，又像是在躲避什么。 民警们紧紧盯着监控画面，一路追踪，可当这辆白色轿车，行驶到秦皇岛市北边工业园区的北环路之后，监控画面突然中断了，因为这里地处郊区，远离市区，人口稀少，监控设施十分匮乏，几乎没有任何公共监控摄像头，所以，监控无法再捕捉到白色轿车的身影，白色轿车就像是凭空消失在了这片区域一样。 “难道，这辆白色轿车，就在这片区域停下了？还是说，它转入了其他没有监控的小路，逃离了这里？”民警们心里犯了嘀咕，虽然监控追踪中断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立刻想到了另一个办法，通过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卡口拍照系统，查找这辆白色轿车的踪迹。 咱们都知道，在城市的主要道路、路口，都会安装卡口拍照系统，这种系统，会自动拍摄经过卡口的所有车辆的照片，记录车辆的车牌号、行驶时间、行驶方向等信息，就算是监控无法捕捉到车辆轨迹，卡口拍照系统，也很有可能会留下车辆的相关信息。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秦皇岛市海港区所有卡口拍照系统的记录，尤其是北外环、工业园区周边卡口的拍照记录，仔细排查，寻找那辆白色轿车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排查，民警们终于在一处卡口的拍照记录中，找到了这辆白色轿车的身影，卡口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白色轿车的车牌号，虽然照片角度有些偏，但车牌号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字母，都清晰可辨。 拿到白色轿车的车牌号之后，民警们立刻展开调查，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查询这辆白色轿车的车主信息。查询结果显示，这辆白色轿车的车主，是一位姓付的女士，咱们暂且称之为付某。 民警们立刻联系付某，试图通过付某，了解白色轿车的相关情况，了解9月16号下午，是谁驾驶着这辆白色轿车，了解张先生的下落。可当民警们找到付某，向她询问相关情况时，得到的结果，却让民警们十分意外，付某表示，她根本不认识张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张先生，9月16号下午，她也没有驾驶过自己的白色轿车，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白色轿车，在当天下午去过哪里。 “民警同志，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张先生，”付某一脸无辜地说道，“我的那辆白色轿车，平时都是我丈夫在开，我很少开，9月16号下午，我一直在家里做家务、看孩子，根本没有出门，更没有驾驶过车辆，我不知道车辆当天去过哪里，也不知道是谁开的车。” 民警们对付某的说法，半信半疑，当即对她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调查，核实她9月16号下午的行踪。经过调查，民警们发现，付某所说的都是实话，9月16号下午，她确实一直在家里，没有出门，有家人和邻居可以作证，她确实没有驾驶过白色轿车，也没有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既然付某没有驾驶白色轿车，也不认识张先生，那当天下午，驾驶白色轿车，接送张先生的人，到底是谁？付某的丈夫，又是什么人？ 民警们立刻向付某，询问她丈夫的相关情况。付某告诉民警，她的丈夫姓赵，咱们暂且称之为赵某，赵某和张先生一样，也是从事二手车交易生意的，和张先生算是同行，两个人都在秦皇岛的二手车市场做生意，不过，付某表示，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认识张先生。 “同行？”听到这两个字，办案民警们眼前一亮，瞬间联想到了张女士之前提到的一句话，张先生出门之前，曾经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内容，疑似是关于二手车买卖的。民警们当即判断，当天下午，给张先生打电话，约他谈二手车生意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赵某；而当天下午，驾驶白色轿车，在小区西门等待张先生，并且接送张先生的人，也很有可能就是赵某；张先生坐进白色轿车之后，之所以会失联，很有可能，就是遭到了赵某的侵害！ 这个判断，让办案民警们十分兴奋，他们立刻决定，立刻联系赵某，核实相关情况，询问他9月16号下午的行踪，询问他是否认识张先生，询问他是否驾驶过白色轿车，接送过张先生。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民警们试图联系赵某的时候，却发现，赵某和张先生一样，也处于失联状态，电话打不通，微信、短信也没有任何回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赵某的失联，更加印证了民警们的判断，赵某，绝对和张先生的失踪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很有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会失联，很有可能是因为作案后，畏罪潜逃了。 虽然无法联系到赵某，但办案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那么大一辆白色轿车，不可能凭空消失，赵某就算是畏罪潜逃，也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继续扩大搜索范围，继续追踪白色轿车的行驶轨迹，就一定能够找到赵某的下落，找到张先生的下落。 民警们再次调整侦查思路，扩大了监控排查范围，调取了秦皇岛市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卡口拍照记录，尤其是通往外地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监控和卡口记录，全力以赴，追踪白色轿车的行驶轨迹，寻找赵某的身影。 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奋战，民警们终于在秦皇岛市北环路和秦青公路的交叉口，一处偏远的监控摄像头的录像中，再次找到了那辆白色轿车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这辆白色轿车，一路向北行驶，穿过了北环路，驶入了通往秦皇岛市青龙县的高速公路，此时，距离白色轿车上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小时。 民警们立刻放大监控画面，仔细查看白色轿车的外观，这一看，让民警们顿时感到一阵不祥，白色轿车的外观，发生了一处十分明显的变化，它的前挡风玻璃，竟然破碎了，而且破损得十分严重，整个挡风玻璃，布满了裂痕，几乎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 “挡风玻璃怎么会碎了？”一位办案民警皱着眉头，说道，“之前在市区行驶的时候，监控画面显示，白色轿车的挡风玻璃还是完好无损的，怎么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挡风玻璃就破损得这么严重？这两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白色轿车在这两个小时内，所有能够捕捉到的监控画面，反复比对，试图查明挡风玻璃破碎的原因。他们猜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白色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撞到了其他车辆或者路边的障碍物，导致挡风玻璃破碎；第二种，挡风玻璃，是被人故意损坏的，很有可能，是车内发生了打斗、争执，导致挡风玻璃被破坏。 可是，经过仔细比对监控画面，办案民警们很快就否定了“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因为监控画面显示，白色轿车在驶入高速公路之前，以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行驶状态十分正常，没有发生任何碰撞、剐蹭等异常情况，车辆的保险杠、翼子板、前机盖等部位，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任何碰撞、变形的痕迹。 咱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如果一辆车的挡风玻璃，破损得如此严重，大概率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碰撞事故，可如果发生了碰撞事故，车辆的其他部位，不可能完好无损，一定会留下碰撞、变形的痕迹。所以，民警们一致判断，白色轿车的挡风玻璃，绝对不是因为交通事故破损的，而是被人故意损坏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们，心中的不祥预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民警们注意到，白色轿车破碎的挡风玻璃，破损位置是在副驾驶一侧，而之前监控画面显示，张先生从小区西门走出来之后，坐进的，正是白色轿车的副驾驶座！ “不好，张先生大概率是出事了！”一位老民警神色凝重地说道，“副驾驶一侧的挡风玻璃被故意损坏，很有可能，是张先生在车内进行了反抗，和驾驶员发生了打斗、争执，驾驶员为了控制张先生，故意损坏了挡风玻璃，或者是在打斗过程中，不小心损坏了挡风玻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到这辆白色轿车，找到张先生的下落！” 民警们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加大了侦查力度，昼夜不停，继续对白色轿车的行驶轨迹，进行视频跟踪，紧紧盯着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路线，生怕再次失去它的踪迹。白色轿车沿着通往青龙县的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行驶，速度忽快忽慢，看起来，驾驶员的情绪，似乎有些不稳定，像是在慌乱中行驶。 当白色轿车，行驶到祖山镇附近的梯子岭隧道时，它的行驶轨迹，再次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监控画面显示，白色轿车，在开出梯子岭隧道仅仅几秒钟之后，突然猛地掉头，然后以很快的速度，重新开进了梯子岭隧道，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 “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掉头了？”民警们看到这一幕，都感到十分奇怪，“好好的，为什么要突然掉头？他到底要去哪里？” 咱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人们开车出门，都是有明确目的地的，只有到达目的地之后，才会停车、掉头，很少会出现这种，刚开出隧道，就突然掉头，重新开进隧道的情况。而且，梯子岭隧道的出口处，就是一个繁华的农村城镇，那里道路宽阔，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想要掉头，完全可以开到那个城镇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掉头，根本不需要在隧道出口，突然紧急掉头，这种做法，不仅危险，而且不合常理。 民警们反复查看这段监控录像，试图查明赵某突然掉头的原因，可监控画面，只能捕捉到白色轿车掉头、重新开进隧道的画面，无法看到车内的情况，也无法查明具体原因。民警们猜测，赵某突然掉头，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听到了什么，心里感到害怕、慌乱，所以才紧急掉头，想要逃离这里；也有可能，是他原本打算在隧道出口附近，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某种意外，不得不临时改变主意，掉头返回。 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继续进行视频跟踪，调取了梯子岭隧道内部，以及隧道另一侧的监控录像，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梯子岭隧道的另一头，并没有安装任何监控摄像头，离隧道另一头最近的监控摄像头，也在3公里之外的三厂村附近。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三厂村附近监控摄像头的录像，仔细排查，寻找白色轿车的身影，可奇怪的是，在那处监控摄像头的画面中，始终没有出现过白色轿车的身影，无论是白色轿车从隧道另一头开出来，还是从其他方向开过来，监控都没有捕捉到它的踪迹。 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担心，白色轿车可能是掉头返回之后，又从隧道的另一头开出来，然后沿着其他小路逃离了，所以，他们死盯住梯子岭隧道两端的所有监控摄像头，把监控时间，一点点往后延伸，从白天查到黑夜，从黑夜查到第二天清晨，可始终没有发现白色轿车的身影。 结合这些情况，办案民警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辆白色轿车，就是在梯子岭隧道和三厂村之间的那一段3公里长的路程中，彻底消失的！ “一辆正在行驶的轿车，怎么会在高速公路上，凭空消失呢？”民警们心里充满了疑问，“这一段路程，到底发生了什么？赵某和张先生，到底在哪里？” 民警们立刻对梯子岭隧道和三厂村之间的那一段3公里长的路程，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经过了解，民警们得知，这一段路程，地处山区，山多林密，道路狭窄，是一条盘山公路，路况十分复杂，而且道路两侧，都是陡峭的山崖和茂密的灌木丛，监控设施匮乏，几乎没有任何监控摄像头，是一个十足的监控盲区。 就算是驾驶技术再好的司机，在这条路上开车，也得格外小心，放慢速度，否则，很容易发生意外，坠入路边的山崖。民警们猜测，白色轿车之所以会在这段路程中消失，大概率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白色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坠入了路边的山崖，因为这里山高林密，所以没有被人发现；第二种，赵某在这段路程中，将张先生伤害，然后将白色轿车隐藏了起来，自己畏罪潜逃了，而张先生的尸体，也被他隐藏在了某个隐蔽的地方。 为了寻找真相，查明白色轿车和张先生、赵某的下落，办案民警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同时展开工作：第一路民警，继续对张先生和赵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尤其是赵某的亲戚、朋友、生意伙伴，以及他的债务关系，试图找到赵某的藏身之处，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破案线索；第二路民警，立刻赶往青龙县，赶到梯子岭隧道和三厂村之间的那一段路程，进行实地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寻找白色轿车的踪迹，寻找张先生和赵某的身影。 第二路民警，赶到青龙县之后，立刻展开了实地搜查工作。他们沿着那一段3公里长的盘山公路，一点点排查，仔细查看道路两侧的每一个角落，陡峭的山崖、茂密的灌木丛、废弃的房屋、路边的沟壑，凡是能开进去车的地方，凡是能隐藏人的地方，民警们都进行了详细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 山区的搜查工作，十分艰难。当时已经是初秋，山区的气温很低，风很大，而且山高路陡，道路狭窄，很多地方，车辆无法通行，民警们只能徒步前行，一边走，一边搜查，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露水浸湿，脚上磨起了水泡，可他们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懈怠，依旧全力以赴，继续搜查。 就这样，民警们在山区，连续搜查了两天两夜，走遍了那一段路程的每一个角落，可始终没有找到白色轿车的踪迹，也没有找到张先生和赵某的身影，既没有发现车辆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人的踪迹，仿佛白色轿车、张先生和赵某，真的凭空消失在了这片山区一样。 实地搜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而第一路民警，在调查张先生和赵某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却突然有了重大突破，他们从赵某的姐夫口中，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这个线索，不仅解开了白色轿车消失的谜团，也让案件的侦破，有了新的方向。 赵某的姐夫，咱们暂且称之为李某，李某告诉民警，9月16号下午，也就是张先生失踪的当天下午，赵某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赵某的语气，显得十分慌乱、急促，让李某赶紧开车，去秦青公路附近接他。 “民警同志，我记得很清楚，”李某回忆道，“那天下午，大概是三四点钟的样子，我接到了赵某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声音慌慌张张的，说让我赶紧开车，去秦青公路那边接他，还说事情很紧急，让我快点，不要耽误。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赶紧开车，赶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接上了他。” “接上他之后，我就发现，他的手上，有很多血迹，身上的衣服，也沾了一些污渍，看起来，十分狼狈。”李某继续回忆道，“我当时就问他，‘你手上怎么有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他当时脸色惨白，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对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我的车，出了一点小事故，不小心蹭到了，手上的血，是蹭伤弄的。’” “我又问他，‘你的车呢？车出事故了，怎么不报警？怎么不让保险公司来处理？’他听到我这么问，显得更加慌乱了，沉默了一会儿，才对我说实话，他说，‘姐夫，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想骗保，所以，我把车，扔到山沟里了，现在，我不敢回去，也不敢联系别人，只能找你，让你接我回去。’” 李某还告诉民警，他当时虽然觉得有些奇怪，觉得赵某的话，有些不对劲，但毕竟是自己的小舅子，他也没有多问，就带着赵某，开车回到了秦皇岛市区。回到市区之后，赵某就下车了，告诉他，自己还有点事，让他先回去，不要告诉别人，他接自己的事情。李某当时也没有多想，就开车回家了，至于赵某下车之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就一无所知，也没有再联系过赵某，直到民警找到他，他才知道，赵某竟然和张先生的失踪案，有关系。 这个线索，对于办案民警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瞬间扩展了办案民警的思路，也大大缩小了针对白色轿车的搜索范围。民警们分析，赵某既然让李某，去秦青公路附近接他，那么，他扔车的地方，也就是白色轿车所在的地方，肯定离秦青公路不远，毕竟，赵某不可能步行很远的距离，去秦青公路找李某，他扔车之后，应该是步行了一段不算太远的距离，到达秦青公路，然后给李某打电话，让李某来接他。 结合之前的监控线索，白色轿车最后出现的地方，是通往青龙县的高速公路，而秦青公路，就在那附近，所以，民警们判断，白色轿车，大概率是被赵某，扔在了秦青公路附近的山沟里，也就是梯子岭隧道和三厂村之间的那一段山区里。 2015年9月21号，也就是张先生失踪后的第五天，办案民警们，根据赵某姐夫提供的线索，结合之前的侦查情况，立刻调整了搜查范围，集中所有的警力，对秦青高速公路的重点路段，尤其是梯子岭隧道附近的山区，展开了新一轮的全面搜查，这一次，民警们的搜查重点，不再是盘山公路本身，而是公路两侧的山崖、山沟和灌木丛，寻找被赵某扔在山沟里的白色轿车。 新一轮的搜查工作，依旧十分艰难。民警们分成几组，沿着秦青高速公路，一路排查，仔细查看公路两侧的每一个山沟、每一处山崖，一边走，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的痕迹。山区的风很大，树叶沙沙作响，给搜查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有时候，民警们需要小心翼翼地爬下陡峭的山崖，深入茂密的灌木丛，才能进行详细的搜查。 就在搜查工作，进行到大约半天的时候，一组负责搜查梯子岭隧道东侧的民警，突然有了重大发现，在距离梯子岭隧道东侧300米左右的路边，有一处防护石墩，竟然无缘无故地缺失了，石墩子的断裂处，还很新鲜，看起来，像是刚刚被撞断不久。 这处缺失的防护石墩，立刻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注意。民警们上前，仔细查看，发现石墩子两侧的距离，正好可以通过一辆轿车，而且，石墩子附近的路面上，还留有清晰的轮胎痕迹，这些轮胎痕迹，十分新鲜，应该是不久之前，有车辆从这里经过，并且冲出了路边的防护栏，坠入了山崖。 民警们顺着这些轮胎痕迹，往路边的山崖下望去，发现山崖下方的灌木丛，有明显被碾压、被折断的痕迹，那些灌木丛，长得十分茂密，可其中有一片，却被碾压得平平的，枝条折断，叶子散落一地，很明显，是有重物，从这里坠入山崖，碾压了灌木丛。 “找到了！大概率就是这里！”一位民警兴奋地喊道，眼神里，充满了激动。负责搜查的民警们，立刻小心翼翼地，顺着山崖上的小路，一点点往下爬，朝着那片被碾压的灌木丛走去。山崖十分陡峭，脚下布满了碎石，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足坠落，十分危险，但民警们，此刻已经顾不上危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白色轿车，找到张先生的下落。 经过十几分钟的艰难攀爬，民警们终于爬到了山崖底下，走到了那片被碾压的灌木丛旁边。果然，在灌木丛的深处，民警们找到了那辆，他们找了整整五天的白色轿车，此时，这辆白色轿车，已经是四轮朝天，车身严重变形、破损，玻璃碎片散落一地，车身沾满了泥土和杂草，看起来，十分狼狈，显然，是从很高的山崖上，坠落下来的。 看到这辆白色轿车，民警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为找到白色轿车而感到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案件的侦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们的心中，又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他们担心，张先生，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已经不在人世了。 民警们，立刻上前，对白色轿车，进行初步勘查。他们发现，这辆白色轿车，不仅车身严重变形、破损，而且，还有一个十分可疑的地方，车辆的车牌，被人故意折叠过，折叠得十分整齐，显然，不是因为坠落而意外折叠的，而是有人，在车辆坠落之前，故意将车牌折叠起来，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车辆的身份，不让别人发现这辆车的踪迹，想要制造一种，车辆意外坠崖的假象，迷惑警方的侦查。 “果然是故意的！”一位民警神色凝重地说道，“如果这辆车，是正常意外坠崖，根本不需要故意折叠车牌，很明显，赵某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罪行，迷惑我们，让我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张先生，是因为交通事故，意外身亡的。” 由于这辆白色轿车，坠入山崖之后，车身严重扭曲、变形，四个车门，都已经被卡死，无法正常打开，民警们，根本无法进入车内，进行详细勘查，也无法确定，车内是否有张先生的身影，是否有其他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为了能够，对车内进行详细勘查，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民警们，立刻联系了清障车，请求清障车，将这辆白色轿车，从山崖底下，吊到公路上。清障车赶到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设备，用钢丝绳，将白色轿车固定好，然后，一点点地，将白色轿车，从山崖底下，吊到了公路上，这个过程，十分艰难，花费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将白色轿车，成功吊到了公路上。 白色轿车，被吊到公路上之后，民警们，立刻展开了详细的勘查工作。他们首先，利用专业工具，撬开了严重扭曲变形的车门，查看车内的情况，车内，一片狼藉，座椅被撞得移位、变形，玻璃碎片散落一地，车内还有一些血迹，虽然血迹已经干涸，但依旧清晰可见。 民警们，仔细查看了驾驶座、副驾驶座，以及后排座位，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身影，也没有发现，除了血迹之外，其他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民警们，又撬开了车辆的后备箱，当后备箱被撬开的那一刻，一股刺鼻的腐臭气味，瞬间扑面而来，让在场的所有民警，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捂住了鼻子。 后备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破旧的衣物、废弃的工具、空饮料瓶等等，这些杂物，因为车辆坠崖，被弄得乱七八糟，哗啦一下，从后备箱里掉了出来。民警们，强忍着刺鼻的腐臭气味，一点点地，将后备箱里的杂物，清理出来，想要看看，后备箱里，是否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杂物，被清理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让在场所有民警，都无比震惊的画面，出现了，在后备箱的最深处，赫然躺着一具男性的尸体！这具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身上，有明显的被捆绑的痕迹，双手、双脚，都被绳子紧紧捆绑着，绳子，已经深深嵌入了尸体的皮肤之中；同时，这具男尸的颈部，有一道明显的伤口，伤口很深，看起来，是被利器所伤，很明显，这不是一起意外事故，而是一起典型的凶杀案！ 民警们，立刻对这具男尸，进行了初步的身份核实，通过比对尸体的身高、体型，以及尸体身上的衣物、随身携带的物品，民警们，初步判断，这具男尸，就是失踪多日的张先生！为了确保身份的准确性，民警们，立刻联系了法医，对尸体，进行了dNA鉴定，鉴定结果，也印证了民警们的判断，这具男尸，确实是张先生！ 张先生的尸体，在白色轿车的后备箱里被发现，身上有被捆绑的痕迹，颈部有利器所伤的伤口，结合之前的所有线索，办案民警们，一致判断：张先生，是被人故意杀害，而凶手，毫无疑问就是失联多日的赵某！尽快抓获赵某，查明完整的作案经过，给张先生的家人一个交代，成为了警方接下来最紧迫的工作重点。 警方当即再次部署警力，一方面扩大对赵某亲属、朋友、生意伙伴的排查范围，尤其是赵某在秦皇岛二手车市场的熟人，逐一询问赵某的近期行踪和反常表现；另一方面，结合赵某姐夫李某提供的线索，推测赵某可能会藏匿在亲戚家中，或是逃离秦皇岛，前往外地躲避追查。 与此同时，民警们再次走访了秦皇岛二手车市场，对市场内的商户进行逐一询问，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赵某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对二手车市场的二次深入走访，民警们从一位与赵某相识多年的商户口中得知，赵某有一个同乡好友，也在二手车行业打拼，姓邢，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平时经常一起吃饭、聊天，赵某遇到难处时，也常会找邢某帮忙。 民警们立刻锁定邢某，第一时间找到他了解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邢某显得十分紧张，眼神躲闪，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说自己近期没见过赵某，一会儿又说不清楚赵某的去向，甚至连两人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都含糊其辞。 办案民警凭借丰富的审讯经验，一眼就看出邢某在刻意隐瞒什么。民警们没有急于追问，而是耐心地向邢某宣讲法律政策，告知他隐瞒线索、包庇嫌疑人的法律后果。经过一番劝说，邢某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缓缓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邢某告诉民警，9月20号下午，赵某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赵某的语气十分慌张，说自己“出大事了”，让邢某帮忙送他去山东德州。邢某虽然不知道赵某具体出了什么事，但碍于同乡情谊，还是答应了。当天下午，邢某开车接上赵某，一路疾驰，将赵某送到了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之后便独自开车返回了秦皇岛，至于赵某在宁津县具体藏在哪里，他并不清楚。 “他当时脸色特别差，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邢某回忆道，“我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只说让我别多问，也别告诉任何人见过他，否则会连累我和我的家人。我当时心里就犯嘀咕，但也不敢再多问，送他到宁津县的一个小区门口，他就下车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回来了。” 这个线索，让办案民警们兴奋不已，困扰多日的赵某藏身之谜，终于有了眉目。秦皇岛警方当即与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警方取得联系，通报了相关案情，请求当地警方协助排查赵某的踪迹。在宁津县警方的全力配合下，经过几个小时的排查，民警们终于锁定了赵某的藏身地点，宁津县城内的一个老旧小区。 事不宜迟，秦皇岛警方立刻组建抓捕小组，一行四人连夜驱车赶往宁津县，于第二天凌晨4点多，抵达了赵某藏身的小区。此时，天还未亮，小区内一片寂静，大多数居民还在熟睡中。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抓捕小组小心翼翼地潜入小区，找到赵某藏身的楼栋，确认房间位置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响了房门。 房门打开的瞬间，民警们立刻冲了进去，将正在床上呼呼大睡的赵某当场抓获。此时的赵某，头发凌乱，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惊慌，显然是这些天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根本没有睡安稳。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赵某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片刻之后，便瘫软在地，放弃了反抗。 抓捕成功后，民警们立刻将赵某带回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对其进行审讯。起初，赵某还心存侥幸，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张先生，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因为想骗保，才把车扔到山沟里，至于张先生的死，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在民警们摆出的一系列证据面前，白色轿车的勘查记录、张先生的尸体鉴定报告、赵某姐夫李某的证词、邢某的供述，还有监控录像中记录的赵某行踪，赵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再也无法抵赖，缓缓交代了自己杀害张先生的全部犯罪事实。 原来，赵某从事二手车交易生意已有多年，起初生意做得还算红火，也积累了不少积蓄。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赌博，一旦沾上赌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初，他只是小赌怡情，偶尔和朋友打打牌、赌赌钱，可渐渐的，他变得越来越沉迷，赌注也越来越大，从几百块、几千块，涨到几万块、几十万块。 赌场上没有赢家，赵某也不例外。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全部积蓄输得一干二净，不仅如此，他还不死心，总想着靠赌博翻身，于是开始向亲戚朋友借钱，可借来的钱，很快就被他挥霍在赌场上。到后来，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赌博的恶习，再也不愿意借钱给他，赵某走投无路，便铤而走险，去找高利贷借钱。 高利贷的利息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赵某借的钱，没过多久，就翻了好几倍，最终，他的欠款高达400多万。高利贷公司的催收人员，常年上门催收，手段恶劣，轻则辱骂恐吓，重则动手殴打，赵某被追得走投无路，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日子过得鸡犬不宁，甚至不敢回家。 为了尽快还清这笔巨额欠款，摆脱高利贷的催收，赵某绞尽脑汁，最终，他想到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手头宽裕的同行张先生。赵某知道，张先生做二手车生意多年，积累了不少财富，平时随身都会携带存有大额存款的银行卡，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的心中悄然滋生，抢劫张先生的银行卡，取出钱来还清欠款。 为了实施抢劫，赵某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9月16号上午，他给张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装作十分热情的样子，对张先生说：“老张，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秦皇岛有个玻璃厂倒闭了，厂里有3辆豪车要处理，价格特别便宜，比市场价低一半还多，咱们都是同行，我想着先告诉你，咱们一起去看看，要是合适，咱们一起把车收了，肯定能赚一笔！” 张先生从事二手车生意多年，一直想找机会低价收几辆豪车，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动了心，根本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赵某的邀约，约定当天下午在西港路的一个老旧小区门口见面，一起去看车。张先生哪里知道，这看似是一场能赚钱的生意邀约，实则是一场致命的陷阱，等待他的，是赵某早已准备好的屠刀。 9月16号下午1点10分，张先生准时开着自己的黑色轿车，从家里出发，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了西港路的老旧小区门口。此时，赵某早已开着自己的白色轿车，在小区西门南侧的路边等候多时。看到张先生的车后，赵某立刻上前打招呼，谎称“玻璃厂离这里不远，坐我的车去更方便”，劝说张先生坐上自己的白色轿车。 张先生没有丝毫防备，爽快地答应了，他把自己的黑色轿车停在小区的停车位上，然后坐上了赵某白色轿车的副驾驶座。就这样，张先生一步步走进了赵某精心布置的陷阱，再也没有机会活着回家。 赵某开着车，并没有前往所谓的玻璃厂，而是一路向北，朝着青龙县的方向行驶。起初，张先生还没有察觉异常，还在和赵某谈论着收车的事情，可随着车辆越开越偏，周围的环境越来越荒凉，张先生渐渐感觉到不对劲，便开口问道：“老赵，你这是往哪开啊？不是说去玻璃厂吗？怎么越开越偏了？” 面对张先生的询问，赵某起初还在搪塞，说“快到了，玻璃厂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山区里”，可随着张先生的追问越来越频繁，赵某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下去了。当车辆行驶到北外环附近时，赵某突然脸色一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座位底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叠刀和poS机，猛地抵在张先生的胸口，恶狠狠地说道：“老张，别装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玻璃厂的豪车，今天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张先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浑身发抖，他看着赵某手中的折叠刀，又看了看赵某狰狞的面目，瞬间明白了一切，急忙说道：“老赵，有话好好说，你想要什么，我都尽量满足你，别冲动，冲动是魔鬼！” “我想要什么？”赵某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贪婪和凶狠，“我欠了400多万的高利贷，走投无路了，我知道你有钱，把你的银行卡交出来，再告诉我密码，只要我能取出钱来，就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 张先生看着赵某手中锋利的折叠刀，知道自己此刻反抗，只会招来杀身之祸，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银行卡交了出来。但他心里很清楚，一旦赵某拿到密码，取出钱来，自己肯定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故意给了赵某一个错误的密码，想趁机拖延时间，寻找逃跑的机会。 赵某拿到银行卡后，立刻用poS机尝试刷卡，可连续输入三次密码，都显示密码错误，银行卡也被系统自动锁死。看着被锁死的银行卡，赵某瞬间暴怒，他没想到张先生竟然敢欺骗自己，对着张先生怒吼道：“你敢耍我！你找死！” 愤怒之下，赵某一把揪住张先生的衣领，两人在狭窄的车厢内激烈地厮打起来。张先生虽然比赵某年长几岁，但此刻被逼到绝境，也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拼命反抗，试图抢夺赵某手中的折叠刀，逃离车辆。可赵某年轻力壮，又手持凶器，张先生渐渐落入下风，在厮打过程中，张先生被赵某打伤，渐渐失去了意识。 赵某见张先生失去意识，并没有停手，他担心张先生醒来后会报警，于是，他继续开车往前走，心里盘算着如何处理张先生的尸体，如何掩盖自己的罪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车辆行驶到秦青高速公路附近时，张先生突然醒了过来，他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用尽全身力气，用脚猛踹副驾驶一侧的挡风玻璃，试图打破玻璃，跳车逃生。 看着张先生激烈的反抗，赵某彻底慌了，他害怕张先生的反抗会引起路人的注意，暴露自己的罪行，于是，他再次拿出折叠刀，朝着张先生的颈部，狠狠砍了下去。这一刀，又快又狠，张先生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就当场倒地身亡，鲜血瞬间染红了副驾驶座，也溅到了赵某的身上和手上。 杀死张先生后，赵某的情绪变得十分慌乱，他颤抖着双手，继续开车，沿着秦青高速公路，寻找抛尸和弃车的地点，想要制造一场交通意外的假象，迷惑警方的侦查。当车辆行驶到梯子岭隧道西侧出口时，赵某看到出口处有一个交警中队，路口不仅有交警执勤，还停着警车，他做贼心虚，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于是，立刻掉头，往隧道东侧出口行驶。 驶出梯子岭隧道东侧出口后，赵某在路边找到了一处陡峭的山崖，这里人迹罕至，周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十分隐蔽，是一个绝佳的抛尸弃车地点。他停下车辆，先从张先生的身上搜出了1000块钱现金，然后，把张先生的钱包、手机等物品，随手扔到了山崖下的灌木丛中，试图销毁证据。 之后，赵某又故意将白色轿车的车牌折叠起来，掩盖车辆的身份，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将白色轿车推下了山崖，看着车辆坠入山崖，翻滚着掉进灌木丛中，赵某才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的罪行，永远不会被发现。 弃车之后，赵某沿着山崖，小心翼翼地爬了上来，步行了一段距离，到达秦青公路附近，此时，他身上沾满了血迹和泥土，十分狼狈，他不敢联系别人，只能给姐夫李某打电话，谎称自己开车出了事故，想骗保，把车扔到了山沟里，让李某赶紧来接他。 李某接到电话后，没有多想，立刻开车赶到秦青公路，接上了赵某，把他送回了秦皇岛市区。赵某下车后，不敢回家，也不敢联系任何熟人，只能四处躲藏，后来，他想到了同乡好友邢某，于是，联系邢某，让邢某送他去山东宁津县，想在那里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另做打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警方的追捕，最终还是被民警们抓获归案。 赵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供述，与警方勘查、调查到的线索，完全吻合，铁证如山，赵某再也无法抵赖。最终，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故意杀人案，法院认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为掩盖罪行，故意杀害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处赵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下来后，张先生的家人，终于得到了一个迟到的交代，压在他们心中的巨石，也终于落了地。可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还是让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张先生的家人，永远失去了亲人，从此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而赵某的家人，也因为他的罪行，蒙羞受辱，承受着旁人的指指点点，还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 赵某原本有着正当的职业，二手车生意做得也算不错，只要踏实肯干，日子本该过得越来越好，可他却因为沾染了赌博的恶习，一步步走向了深渊。从最初的小赌怡情，到后来的沉迷赌博，输光积蓄，再到借高利贷，最终铤而走险，抢劫杀人，赵某的人生，因为一个“赌”字，彻底毁了，他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毁掉了两个家庭的幸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231章 岁男童失踪4天，亲大娘竟下此毒手 1991年5月13号傍晚，苏州张家港市大兴乡龙潭村的炊烟刚渐渐散去，田埂上还残留着白日农耕的热气，晚风卷着稻田的清香，慢悠悠地扫过家家户户的土坯房。往常这个时候，村道上早就该挤满放学回家的孩子，叽叽喳喳的打闹声能传遍大半个村子，可这天，却有一户人家，连一点孩子的动静都没等到。 这户人家姓周，家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叫李亮，刚上一年级，眉眼圆圆的，皮肤白净，平时最是乖巧懂事，放学从来不会耽搁，要么直接回家，要么就去奶奶家待着，从来不用大人操心。可这天，太阳都沉到河对岸的杨树林后头了，天一点点暗下来，连天边的晚霞都褪成了灰蒙蒙的一片，李亮还是没回来。 李亮的奶奶第一个急了，拄着拐杖在院子门口来来回回地踱着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村道的方向，嘴里一遍遍地念叨：“亮亮呢？这孩子咋还不回来？是不是在学校贪玩忘了时间？”一边念叨，一边伸手往额头摸了摸，急得额头上全是冷汗。李亮的爷爷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个旱烟袋，烟杆都快被捏变形了，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烟蒂扔了一地，脸色阴沉得吓人，一句话也不说，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藏不住的焦急。 “不行，不能再等了！”奶奶咬了咬牙，拉着爷爷的胳膊，“咱们去找找，说不定这孩子跑到谁家去玩了，忘了回家！”爷爷点了点头，把旱烟袋往鞋底一磕，站起身，两人就顺着村道，挨家挨户地找了起来。 “王婶，你看见我们家亮亮了吗？8岁，穿个蓝布褂子，背着个布书包！” “李叔，有没有见着小亮？放学该回来了，这都天黑了，我们急坏了！” 两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在寂静的村道上飘着，每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心里就多一分期待，可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见着啊，今天没看见这孩子过来。” 龙潭村不大，家家户户都挨着，没一会儿，两人就把村子转了大半圈，可连李亮的影子都没看着。这时候，村里的乡亲们也听说李亮不见了，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有的拿着手电筒，有的扛着镰刀（怕孩子掉进沟里或者被杂草缠住），主动过来帮忙寻找。“老李，别着急，咱们再找找，说不定孩子在田埂上玩忘了时间，或者躲在哪个柴房里睡着了！”村支书拍着李亮爷爷的肩膀，语气急切又带着点安慰。 一时间，整个龙潭村都动了起来。手电筒的光在村道上、田埂上、柴房里、地窖旁，来回晃动，像一颗颗微弱的星星，照亮了每一个角落。乡亲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亮亮，亮亮，你在哪啊？快回来！”“小亮，听见了就应一声，你爷爷奶奶都急疯了！” 李亮的奶奶一边走，一边哭，声音都嘶哑了：“亮亮，我的乖孙子，你可别出事啊，奶奶给你买糖吃，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鸡蛋面，你快出来好不好？”爷爷跟在一旁，眼眶通红，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他不敢想，这么小的孩子，要是出点什么事，该怎么办。 找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星星和月亮都躲进了云层里，连晚风都变得凉飕飕的，可还是没有李亮的一点消息。这时候，有人突然开口：“会不会是在学校耽搁了？要不，咱们去问问小亮的老师？” 这话一下子点醒了李亮的爷爷，他猛地一拍大腿：“对！我怎么忘了这事！”说着，就拉着奶奶，急匆匆地往村小学的方向跑。村小学离村子不远，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可那天晚上，两人却觉得，这段路比平时长了好几倍，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沉重。 赶到学校的时候，老师正在批改作业，看到李亮的爷爷奶奶急匆匆地跑进来，脸上还满是焦急和泪水，不由得愣了一下：“李大爷，李大妈，你们怎么来了？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老师，老师！”李亮的奶奶一把抓住老师的手，声音颤抖着，“我们家亮亮呢？他今天是不是在学校耽搁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们找了大半个村子，都没找着他！” 老师一听，脸色瞬间变了，手里的红笔“啪嗒”一声掉在了桌子上，满脸的诧异和慌张：“哎呦，李大妈，您说什么？小亮今天下午根本就没来学校啊！” “什么？！”李亮的爷爷身子一震，差点摔倒，奶奶更是直接哭出了声，“不可能啊老师，我们家亮亮早上背着书包出门的，说去学校上课，怎么会没来学校呢？您是不是看错了？” 老师连忙扶着奶奶坐下，急得满头大汗：“李大爷李大妈，我怎么会看错呢？今天早上点名，就没见着小亮，我还以为你们家里有什么急事，没来得及送他来，正想着明天早上问问你们呢！他真的没来学校，一整天都没露面！” 这话像一道晴天霹雳，狠狠砸在了李亮爷爷奶奶的心上。奶奶当场就哭晕了过去，爷爷也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嘴里反复念叨着：“没来学校……没来学校……那他去哪了？我的亮亮，他去哪了啊？” 乡亲们也都赶了过来，听到老师的话，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脸上满是担忧。“这孩子，早上明明看见他背着书包出门了，怎么会没来学校呢？”“会不会是在路上出什么事了？咱们村旁边就是河，可千万别掉进河里啊！”“也说不定是被人拐走了？这几年，村里偶尔也听说有拐孩子的！” 议论声此起彼伏，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村支书当机立断：“别议论了，咱们再扩大范围找！分成几队，一队去河边找，一队去村外的土路上找，一队去附近的树林里找，另外，赶紧去乡派出所报案，让民警同志也来帮忙！” 大伙立刻行动起来，分成几队，拿着手电筒，朝着不同的方向找去。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交织，呼喊声传遍了整个村子，甚至传到了邻村。李亮的爷爷被乡亲们扶起来，也跟着大伙一起找，他的脚步蹒跚，眼神浑浊，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踩刀尖上，心里的痛苦和焦急，快要把他压垮了。 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后，也很快赶了过来，一共来了四个人，穿着蓝色的警服，骑着两辆自行车，手里拿着手电筒和警棍，一到村里，就立刻加入了寻找的队伍。民警们一边找，一边询问村民，了解李亮早上出门的时间、穿着打扮，还有平时经常去的地方，试图寻找一丝线索。 就这样，从傍晚找到深夜，又从深夜找到黎明，整整找了一夜，可还是没有李亮的一点消息。天快亮的时候，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乡亲们和民警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一个个坐在村道上，脸上满是疲惫和失望。李亮的奶奶醒过来好几次，每次醒过来，一想到找不到孙子，就哭得死去活来，好几次都差点又晕过去。 接下来的几天，寻找的队伍一直没有停下。乡亲们放下了手里的农活，民警们也一直在村里和周边的村子排查，可李亮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李亮的父母，原本都在外地打工，听到孩子失踪的消息，连夜赶了回来，李亮的母亲薛英，一回到家，就抱着李亮的衣服，哭得天昏地暗，好几次都哭晕过去，不省人事，嘴里反复喊着：“亮亮，我的儿子，你快回来，妈妈不能没有你啊！” 李亮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话不多，可这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找，眼睛布满了血丝，下巴上长满了胡茬，整个人瘦了一圈，看起来憔悴得不成样子。他走遍了龙潭村的每一个角落，走遍了周边村子的每一条小路，甚至走遍了河边的每一寸土地，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四天过去了。这四天里，李家的人，没有吃一口饭，没有睡一觉，一个个都瘦得脱了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上写满了绝望。乡亲们也都替他们着急，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陪着他们一起找，偶尔劝他们几句，让他们保重身体，可李家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第五天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大地上，天气格外闷热，河边的芦苇长得郁郁葱葱，随风摇曳着，河水浑浊，泛着淡淡的涟漪。邻村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叫刘芳，家里的衣服攒了一堆，趁着中午天气好，就提着一个竹篮子，拿着一块肥皂，来到河边洗衣服。 刘芳蹲在河边的石头上，一边搓着衣服，一边哼着小调，可搓着搓着，她突然瞥见河面上，飘着一团白乎乎的东西，顺着河水，慢慢朝着她的方向飘过来。一开始，刘芳也没在意，以为是河里的水草，或者是别人扔掉的破衣服，可等那团白乎乎的东西飘得越来越近，她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这是什么东西啊？看着不像水草，也不像破衣服。” 好奇心驱使着刘芳，她停下手里的活，从旁边拿起一根长长的竹竿，朝着那团白乎乎的东西，轻轻拨弄了一下。这一拨弄，那团东西就翻了过来，刘芳凑近一看，瞬间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竹竿“哐当”一声掉在了河里，嘴里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转身就朝着村子的方向，撒丫子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哭，声音都变了调：“死人了！河里有死人！是个孩子！” 刘芳的尖叫声，在寂静的中午，显得格外刺耳，很快就传到了附近村民的耳朵里。村民们一听，一个个都吓了一跳，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朝着河边跑了过去。等村民们赶到河边的时候，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河面上漂浮着的，果然是一个孩子的尸体，而且，还不是完整的尸体，孩子浑身赤裸着，双腿被截去了，只剩下上半截身子，因为被河水浸泡了很久，尸体已经变得发白、肿胀，表皮上还覆盖着一层绿油油的水藻，看起来格外吓人。 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小心翼翼地用竹竿，把尸体拉到了河边的浅水区，仔细一看，有人突然惊呼出声：“这……这不是龙潭村李家的那个孩子吗？叫李亮，是不是？” 这话一出，在场的村民们，一个个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满是震惊和惋惜。“是啊！是小亮！我记得他的脸，圆圆的，跟他妈妈薛英长得一模一样！”“造孽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被人害成这样？太残忍了！”“可怜的孩子，他才8岁啊，还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这么没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到了龙潭村。李亮的爷爷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瘫倒在地，奶奶哭得撕心裂肺，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亮亮，我的乖孙子，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是谁这么狠心，对你下这么毒手啊！”爷爷更是急火攻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晕了过去。 李亮的母亲薛英，当时正在家里，抱着李亮的衣服，默默流泪，听到乡亲们带来的消息，她浑身一震，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一下子倒在了地上，随后，她挣扎着爬起来，朝着河边的方向，疯了一样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哭：“亮亮！我的儿子！你不能有事！妈妈来了！你快看看妈妈！” 等薛英赶到河边的时候，看到那具发白的尸体，确认是自己的儿子李亮后，她再也忍不住，扑在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好几次都哭晕过去，不省人事，嘴里反复喊着：“亮亮，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妈妈不该去徐州，妈妈对不起你……”她的哭声，凄厉又绝望，在场的村民们，一个个都红了眼眶，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李亮的大伯李德广，也很快赶了过来。李德广今年三十多岁，在乡派出所帮着打杂，平时为人老实、憨厚，听到侄子被害的消息，他心里格外难受，赶到河边，看到尸体，他仔细一看，确认是李亮后，忍不住红了眼眶，拳头紧紧攥着，嘴里咬牙切齿地说：“是谁？是谁这么狠心，对一个8岁的孩子下这么毒手？我一定要找到他，为亮亮报仇！” 民警们接到消息后，也立刻赶了过来，封锁了现场，开始展开勘察。刑警队的民警们，穿着制服，拿着勘察工具，在河边仔细排查，一边勘察，一边询问在场的村民，了解发现尸体的经过。随后，民警们又组织人手，在河里四处打捞，希望能找到孩子被截去的双腿和其他肢体。 打捞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们终于在河坎的杂草丛里，找到了李亮被肢解的左右两个小腿，还有腰到大腿的那一截躯干。看着孩子残缺不全的尸体，在场的民警们，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脸上满是愤怒和惋惜：“太残忍了！这个凶手，简直是丧心病狂！”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大兴乡的四里八乡，整个大兴乡的村民们，都被震惊到了。大家纷纷议论着这件事，一个个都义愤填膺，谴责凶手的残忍行径。“李家的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跟乡亲们也没有仇没有怨，怎么会有人对他们家的孩子下这么毒手？”“是啊！这凶手也太丧心病狂了，竟然对一个8岁的孩子下这么狠的手，还残忍地分尸，简直不是人！”“希望民警同志们，能尽快抓住凶手，还孩子一个公道，还李家一个公道！” 民警们展开了深入的侦办工作，他们走访了龙潭村的每一户人家，询问了村里的乡亲们，了解李家的人际关系，还有李亮平时的人际交往，试图寻找凶手的线索。经过几天的排查和侦办，越来越多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李亮的亲大娘，唐芬。 这个消息，再次让整个龙潭村的村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大家都不敢相信，唐芬竟然会是杀害李亮的凶手。在乡亲们的眼里，唐芬今年32岁，是李德广的妻子，性格比较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很少说话，也很少跟村民们来往，每天就在家里做家务、干农活，看起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亲侄子，下这么残忍的毒手呢？ 民警们很快就找到了唐芬，将她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询问。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唐芬一开始，还吞吞吐吐，不愿意交代自己的罪行，眼神躲闪，语气慌张，试图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可民警们，一次次地耐心询问，摆出一条条证据，唐芬知道，这件事，赖也赖不过去了，再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住了。 终于，在民警们的询问下，唐芬卸下了心里的防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杀害李亮的经过，还有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当唐芬说完之后，在场的民警们，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脸上满是愤怒和不解，而这个消息，传到龙潭村后，乡亲们更是炸开了锅，大家都不敢相信，平时看起来老实本分的唐芬，竟然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更不敢相信，她杀害李亮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一段不伦的感情，还有对自己妯娌的怨恨。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90年年底的时候，唐芬的堂叔子，也就是她丈夫李德广的堂弟，李德生，因为家里的房子太破旧了，土坯墙都快塌了，屋顶也漏雨，一时半会，也没钱修缮，实在没办法，只能四处求助。后来，经过和李德广、唐芬，还有李亮的爷爷奶奶协商，李德生，就暂时住进了唐芬的公公，也就是李亮的爷爷家里。 李德生当时二十六七岁，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可日子过得却穷困潦倒，家里一贫如洗，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住的那间破屋，更是家徒四壁。李德生的口碑，也不好，平时好吃懒做，不愿意干农活，还经常干点偷鸡摸狗的营生，偷乡亲们家里的鸡蛋、蔬菜，有时候，还偷村里的粮食，所以，村里的乡亲们，都不喜欢他，也不愿意跟他来往，他也始终是光棍一条，找不到媳妇。 别看村里的乡亲们都看李德生不顺眼，可李德生自从住进李亮的爷爷家里之后，唐芬却突然对他动了心，心里泛起了涟漪。当时，唐芬已经32岁了，嫁给李德广已经七八年了，有一个儿子，叫小伟，和李亮差不多大。李德广，性格比较老实、憨厚，身材瘦瘦弱弱的，平时话不多，每天就在乡派出所帮着打杂，经常回不了家，对唐芬也没有太多的关心和陪伴，所以，唐芬的心里，一直觉得很空虚、很寂寞。 而李德生，虽然穷困潦倒，口碑也不好，可他长得人高马大，身上带着一股野性，在唐芬的眼里，李德生比自己的丈夫李德广更有男人味，更能打动她的心。自从李德生住进家里之后，唐芬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平时很少去公公家里，可现在，却经常找借口往公公家里跑，有时候，借口送饭菜，有时候，借口帮着做家务，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借口，就去公公家里，只为了能多看李德生一眼，能跟李德生说几句话。 一开始，李德生也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堂嫂唐芬比较热情，经常过来帮忙，可渐渐地，他发现，唐芬看他的眼神不对劲，带着一丝暧昧，一丝炽热，还有一丝躲闪。李德生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碰过女人，虽然唐芬比他大好几岁，已经32岁了，长得也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可也还算顺眼，皮肤白净，身材匀称，再加上唐芬经常对他暗送秋波，浓情蜜意，李德生也渐渐动了心，心里泛起了不该有的念头。 两人，一个寂寞空虚，一个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一来二去，就越来越暧昧。平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眼神交汇，都带着一丝异样的情愫，目光黏糊得能拉出丝来，递东西的时候，指尖偶尔相碰，都会忍不住心跳加速，连忙收回手，脸上泛起红晕。村里的乡亲们，虽然有少数人看出了一点端倪，可大家都不愿意多管闲事，也不愿意戳破，只是在背后悄悄议论几句。 转过年来，也就是1991年的春天，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晚风轻轻吹着，村里的乡亲们都已经睡着了，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只剩下几声狗叫，还有月光洒在村道上，洒在土坯房上，洒在院子里的果树上，泛起淡淡的银光。就在这个夜晚，唐芬和李德生，终究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逾越了人伦的底线，偷偷地睡到了一起。 一开始，两人还比较小心翼翼，避人耳目，每次约会，都选在深夜，选在没人的地方，要么是李德生住的破屋，要么是村外的树林里，生怕被别人发现，生怕被李德广发现。可渐渐地，两人越来越上瘾，欲罢不能，也就变得无所顾忌起来，来往越来越频繁，有时候，甚至在李德广不在家的时候，唐芬会偷偷把李德生叫到自己的家里，两人在屋里厮混，完全不顾及万一被别人发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而这一切，唐芬的丈夫李德广却一无所知。因为李德广在乡派出所帮着打杂，经常要值班，经常回不了家，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对于唐芬和李德生之间的不伦之事，他一点都不知道，还一直以为，唐芬还是那个老实、本分、勤俭持家的妻子。 李德广不知道，可他的弟媳妇，也就是李亮的母亲薛英，却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薛英和唐芬是妯娌，两人岁数一样大，都是32岁，可性格却截然不同。唐芬内向、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往；而薛英却风风火火，性格泼辣，直爽开朗，嘴巴能说会道，还特别能干，平时，家里的农活、家务都是她一个人包揽，村里的乡亲们一提起薛英，都纷纷竖大拇指，夸赞她能干、懂事、贤惠。 因为性格不同，所以，薛英和唐芬这对妯娌之间，关系一直都不太好，有点别别扭扭的，平时，虽然表面上还算和睦，见面了也会打个招呼，可私下里却很少来往，也很少说话，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争执。可毕竟，她们的丈夫是亲兄弟，李德广和李亮的父亲感情一直都很好，所以，这对妯娌也只能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不愿意把关系闹得太僵，不愿意让家里人为难。 薛英早就发现，唐芬和李德生之间不对劲了。她经常看到，唐芬偷偷摸摸地往公公家里跑，看到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眼神暧昧，举止亲密，有时候，甚至会偷偷摸摸地在村外的树林里约会。薛英心里很清楚，两人之间肯定有不正当的关系。 薛英虽然性格泼辣、直爽，可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她心里也很纠结，一方面，觉得唐芬做得太过分了，竟然和自己的堂叔子发生不伦之事，丢尽了李家的脸面；另一方面，又觉得都是一家人，要是把这件事戳破了，不仅会让唐芬和李德广难堪，还会让整个李家都抬不起头来，也会影响兄弟俩之间的感情。 纠结了很久之后，薛英还是决定委婉地提醒一下唐芬，希望唐芬能及时醒悟，能断绝和李德生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能好好地和李德广过日子，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有一天，两人在村里的晒谷场上偶然碰到了一起。薛英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拉着唐芬的手，语气委婉地说：“大嫂，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你别生气。” 唐芬看了薛英一眼，眼神躲闪，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以为薛英已经发现了自己和李德生之间的事情，心里有一丝慌张，可表面上，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二弟媳，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生气。” 薛英叹了口气，说道：“大嫂，我知道，大哥平时在派出所很忙，经常回不了家，你一个人在家里也不容易。可有些事，咱们还是得注意点，是不是？毕竟，咱们是女人，是李家的媳妇，得注意自己的名声，得给李家争点脸面。大哥平时在外边辛辛苦苦地干活，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们，咱们不能对不起他啊。还有，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要是被别人发现了，要是传出去了，不仅你难堪，大哥难堪，咱们整个李家都难堪，到时候，谁的脸上都不好看。大嫂，我劝你，还是赶紧断了那些不该有的念头，好好过日子，别再错下去了。” 薛英说这些话，都是好心好意，都是为了唐芬，为了李家，可唐芬却一点都不领情，反而觉得薛英这是在绕着弯子威胁自己，觉得薛英是故意的，是想看自己的笑话，是想挑拨自己和李德广之间的关系。唐芬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对薛英充满了怨恨，可表面上，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敷衍地说道：“二弟媳，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从那以后，唐芬就越来越恨薛英了。她觉得，薛英就是故意和自己作对，就是想找自己的麻烦，就是想把自己和李德生之间的事情戳破，让自己身败名裂。所以，唐芬经常找借口找薛英的茬，挖苦薛英，嘲讽薛英，有时候，甚至会故意和薛英发生争执，刁难薛英。 薛英心里很委屈，自己好心好意地提醒唐芬，可唐芬不仅不领情，反而还反过来挖苦自己，刁难自己。薛英虽然性格泼辣，脾气火爆，可她还是想着家丑不可外扬，还是想着维持这对妯娌之间表面上的和平，所以，每次唐芬挖苦她、刁难她的时候，她都只能咬咬牙，忍了下来，咽了这口气，不愿意和唐芬闹得太僵。 可薛英的退让，不仅没有让唐芬收敛一点，反而让唐芬变得更加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对薛英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这对妯娌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急转而下，也为后来唐芬杀害李亮埋下了祸根。 1991年2月初的一天，天气还比较冷，寒风呼呼地吹着，村里的树枝光秃秃的，摇摆不定，田埂上还残留着一点积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李亮的爷爷，也就是唐芬的公公，有一个堂弟，堂弟媳妇叫刘湘兰，也就是唐芬的堂婶子，李德生的二伯母。刘湘兰有一个女儿，出嫁到了外地，那天，刘湘兰要去外地看望自己出嫁的女儿，要去好几天，家里没人照看，所以，临走之前，刘湘兰就找到了李德生，把自己家里的钥匙交给了李德生，语气诚恳地说：“德生，我要去外地看望我女儿，要去好几天，家里没人照看，你就帮我照看一下家里，睡在我家里，帮我看看门，别让小偷进来，别出什么事，好不好？” 李德生一听，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刘湘兰一走，这房子这几天就完全属于自己了，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自己和唐芬之间的事情了，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唐芬在一起了。所以，李德生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了下来：“二伯母，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我一定会好好照看家里，好好看门，不会出什么事的，你就放心吧！” 刘湘兰看李德生答应得这么痛快，心里也放心了，叮嘱了李德生几句，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村子，去外地看望自己的女儿了。 李德生替二伯母刘湘兰看家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唐芬的耳朵里。唐芬一听，心里也格外高兴，她知道，这是她和李德生约会的好机会。正好，那天唐芬的丈夫李德广又在乡派出所值班，回不了家，唐芬心里更是乐坏了。 那天，唐芬早早地就把家里的家务活都做完了，把自己的儿子小伟打发上床睡觉，又稍稍地梳洗了一下，换上了一件自己平时最喜欢穿的淡绿色羊毛衫（那时候，羊毛衫在农村算是比较时髦的衣服，参考80-90年代农村穿搭），这件羊毛衫是李德广去年给她买的，也是她最宝贝的一件衣服，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有重要的事情，或者和李德生约会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穿。 收拾好之后，唐芬就坐在家里，静静地等着李德生过来接她。她的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眼神里满是暧昧的情愫，仿佛已经想到了和李德生约会的场景。 果然，这天刚一黑，李德生就贼头贼脑地溜进了唐芬的家里。他四处看了看，确认家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唐芬一个人，心里顿时乐坏了，连忙凑到唐芬的身边，脸上带着暧昧的笑容，低声说道：“嫂子，我哥没在家吧？” 唐芬看了李德生一眼，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轻轻推了李德生一把，娇嗔地说道：“你个死相，他不在家，今天又是夜班，要明天早上才能回来。” 李德生一听，心里更是高兴，连忙凑近唐芬，压低声音说道：“嫂子，二伯母不在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咱们去那屋好不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们好好聚聚。” 唐芬脸上的红晕更浓了，她轻轻捏了一把李德生的脸，娇嗔地说道：“死鬼，急什么，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别被别人发现了。” “好嘞，嫂子，我在那边等你！”李德生笑着点了点头，又贼头贼脑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就转身溜出了唐芬的家里，朝着刘湘兰的家里跑去。 李德生前脚刚一走，唐芬就立刻站起身，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家里的门窗，确认都关好，没人会发现，然后就急匆匆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里，朝着刘湘兰的家里跑去。她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完全没有想到，一场让她身败名裂的意外，正在不远处等着她。 而就在这个时候，薛英刚吃完晚饭，收拾好碗筷，突然想起，自己白天切猪草的时候，把切猪草的刀忘在了婆婆，也就是李亮的奶奶家里，没有拿回来。切猪草的刀是薛英平时干农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每天都要用它切猪草喂猪，要是没有了这把刀，第二天就没法切猪草喂猪了。 所以，薛英也没有多想，拿起手里的手电筒，打开，就不急不慢地朝着婆婆家的方向走了过去。薛英家离婆婆家不远，中间要路过刘湘兰的家里，也就是李德生现在看家的地方。 薛英一边走着，一边哼着小调，手电筒的光在前面照路，扫过路边的杂草，扫过村道上的石头，脚步轻快，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刘湘兰的家里，看到让她无比愤怒、无比震惊的一幕。 很快，薛英就走到了刘湘兰的家门口。她抬头看了一眼刘湘兰的家，发现刘湘兰家的屋檐底下挂着几件衣服，都是刘湘兰平时穿的衣服，而刘湘兰家的堂屋门却是虚掩着的，没有关上，留着一条缝隙。 薛英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咦？婶子不是去外地看她女儿了吗？怎么门还虚掩着没有关上？还有，屋檐底下挂着的衣服也没有收进去，这要是晚上下雨了，衣服不就被淋湿了吗？” 薛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虽然和刘湘兰平时来往也不是很多，可毕竟是一家人，看到这种情况，她也不忍心看着刘湘兰的衣服被淋湿，不忍心看着刘湘兰的家门虚掩着，万一进来小偷，那就麻烦了。 所以，薛英就停下了脚步，走到刘湘兰的家门口，准备走过去，帮着把屋檐底下的衣服收进去，然后把堂屋的门关上，这样，也能让刘湘兰在外边放心，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 薛英伸出手，轻轻拉了一下刘湘兰家的堂屋门。那扇木门已经很破旧了，年久失修，门轴都生锈了，轻轻一拉，就发出了“吱呀，”一声刺耳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而此时，刘湘兰家的里屋，唐芬和李德生正依偎在一起，沉浸在两人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突然闯进来。听到门外传来的“吱呀”声，李德生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浑身一哆嗦，一把就推开了怀里的唐芬，从床上蹭楞一下就坐了起来，一边慌乱地套着自己的衣服，一边紧张地大声问道：“谁？谁在外面？” 薛英听到屋里传来的李德生的声音，心里不由得愣了一下：“咦？德生？他怎么在这里？婶子不是让他看家吗？怎么他这么早就睡了？而且，听他的声音，怎么这么紧张？” 带着心里的疑惑，薛英打开手里的手电筒，朝着屋里走了进去。走进堂屋，又走进里屋，薛英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床上，慌乱地套着衣服的李德生，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满是慌张，眼神躲闪，不敢直视薛英。 薛英笑了笑，说道：“哟，德生，是你啊，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门也不栓上，万一进来小偷，可怎么办？婶子把家里交给你，你可不能这么马虎啊。” 李德生看到薛英已经走进了里屋，而且手里还拿着手电筒，心里更是紧张慌乱，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的：“哦……哦，二嫂，是你啊……我……我有点累了，所以就早点睡了……我……我忘了栓门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栓门。” 薛英看着李德生慌乱的样子，看着他结结巴巴的语气，看着他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神，心里顿时明白了，不对劲，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李德生平时虽然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可也不至于这么紧张慌乱，除非他做了什么亏心事，怕被别人发现。 所以，薛英没有再说话，只是拿着手里的手电筒，把光线朝着李德生身边的床铺上照了过去。这一照，薛英就看到了那床蓝底白花纹的被子在微微晃动着，像是被子底下藏着什么东西，而且，在床铺前面的地上，还放着一双女人的鞋子，那双鞋子，薛英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她的亲妯娌唐芬的鞋子，那是她去年亲手给唐芬做的，针脚还是她亲手缝的，她一眼就能认出来。 看到这双鞋子，薛英顿时就想起来了，平时唐芬和李德生之间那些暧昧的眼神，那些亲密的举止，那些村民们在背后悄悄议论的话语。薛英心里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猜测都是对的，唐芬和李德生之间果然有不正当的关系，而且，现在还躲在刘湘兰的家里厮混在一起！ 薛英的心里顿时燃起了一团怒火，可她还是强压着心里的怒火，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调侃着说道：“哟，德生，看不出来啊，你这小子挺会享福啊，这大晚上的，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是谁啊？这么有福气，能陪着你一起睡觉？” 李德生看到薛英把手电筒的光照在了床铺上，又听到薛英说的这番话，心里更是紧张慌乱，吓得浑身都在发抖，连忙从床上跳下来，冲过去一把就挡住了薛英手里的手电筒，急急忙忙地说道：“二……二嫂，你……你看错了，没……没人，床上没人，就是被子被风吹得晃动了，你……你别误会，别误会。” “哦？没人？”薛英冷笑了一声，眼神里满是愤怒和嘲讽，“李德生，你当我是傻子吗？被子被风吹得能晃动得这么厉害？还有，地上这双鞋子是谁的？你给我说清楚，这床上到底躺着是谁？” 李德生被薛英问得哑口无言，脸色苍白，眼神躲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薛英的问题，只能一个劲地说道：“二嫂，没……没人，真的没人，你……你就相信我，好不好？” “相信你？”薛英怒喝一声，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怒火，猛地推开了挡在自己面前的李德生，一把就掀开了那床蓝底白花纹的被子。 被子被掀开的那一刻，屋里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薛英愣住了，李德生愣住了，而被子底下的唐芬，也愣住了。 被子底下，唐芬浑身慌乱，下身赤裸着，只穿着那件淡绿色的羊毛衫，遮住了上身，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满是慌张、羞愧，还有一丝愤怒，眼神不敢直视薛英，只能低着头，浑身不停地发抖。 这对妯娌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别人的家里，以这样尴尬、这样不堪的方式坦诚相见。一时间，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屋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还有窗外传来的寒风呼啸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薛英才缓过神来，她的心里怒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看着唐芬羞愧慌乱的样子，看着她身上那件淡绿色的羊毛衫，看着地上那双自己亲手做的鞋子，薛英再也忍不住，对着唐芬大声训斥道：“好啊，唐芬！我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不知廉耻、不要脸的东西！你竟然和自己的堂叔子，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事情，你有什么脸去见李家的列祖列宗？你有什么脸去见大哥？你对得起大哥对你的信任吗？你对得起这个家吗？” 唐芬被薛英训斥得无地自容，羞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让她浑身的颤抖变得更加厉害。她猛地抬起头，眼神里的慌张渐渐被怨毒取代，死死地盯着薛英，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声音沙哑又冰冷：“薛英，你少在这里装好人！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不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身败名裂吗？” “我装好人？”薛英被唐芬的反问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的鼻子，怒不可遏地说道，“唐芬，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我当初是不是好心提醒你？我是不是让你赶紧断了那些不该有的念头，好好和大哥过日子？是你自己不领情，反而处处刁难我，现在被我撞破了，你还敢反过来倒打一耙？” 李德生站在一旁，看着两人争吵不休，吓得魂不守舍，一边拉着唐芬的胳膊，一边对着薛英连连作揖：“二嫂，二嫂，求你了，你别吵了，这事是我们不对，是我们糊涂，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别把这事说出去，好不好？要是被我大哥知道了，要是被村里人知道了，我们就真的没法活了！” “没法活了？”薛英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嘲讽，“你们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丢尽李家脸面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没法活了？李德生，你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我不管你，可你不该勾搭自己的堂嫂，做出这种违背人伦的事情！唐芬，你身为李家的媳妇，不知廉耻，背叛自己的丈夫，你还有脸求我别把这事说出去？” 唐芬一把甩开李德生的手，猛地站起身，虽然下身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可她却丝毫不在意，只是死死地盯着薛英，眼神里的怨毒越来越深，语气里满是威胁：“薛英，我警告你，今天这事，你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我就跟你拼命！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拼命？”薛英丝毫没有畏惧，挺起胸膛，直视着唐芬的眼睛，“我有什么好怕的？我行得正，坐得端，不像你，一身的污秽，见不得人！今天这事，我必须说出去，我要让村里人都看看，你唐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伪君子，我要让大哥知道，他全心全意对待的妻子，到底背叛了他多少次！” 说完，薛英就转身，朝着门外的方向走去，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一定要揭穿唐芬和李德生的真面目，不能让他们再这样肆无忌惮地丢人现眼。 看着薛英离去的背影，唐芬的心里彻底慌了，她知道，薛英的性格泼辣，说到做到，她肯定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一旦这件事被村里人知道，被李德广知道，她就会身败名裂，被村里人戳着脊梁骨骂，李德广也肯定不会放过她，她的家就会散了，她这一辈子，就彻底毁了。 李德生也慌了，他拉着唐芬的手，急得满头大汗：“嫂子，怎么办？怎么办？薛英肯定会把这事说出去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唐芬没有说话，只是眼神空洞地看着门外，浑身不停地发抖，心里的怨恨和恐惧，像藤蔓一样，紧紧地缠绕着她，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恨薛英，恨薛英多管闲事，恨薛英非要揭穿她的真面目，恨薛英要毁了她的一切。 渐渐地，唐芬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冰冷，越来越阴狠，她的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笑容，心里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既然薛英不让她好过，既然薛英要毁了她，那她就只能先下手为强，只要薛英死了，这件事就不会有人知道，她就能继续好好地过日子，就能继续和李德生在一起。 可薛英身强力壮，又性格泼辣，她根本不是薛英的对手，想要杀了薛英，谈何容易？就在唐芬一筹莫展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薛英的儿子，李亮。李亮才8岁，年纪小，力气小，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李亮是薛英的命根子，要是杀了李亮，既能报复薛英，让她尝一尝失去至亲的痛苦，又能威胁薛英，让她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去。 一想到这里，唐芬的眼神就变得更加阴狠，心里的那个可怕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她觉得，只要李亮死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她就能保住自己的名声，保住自己的家，就能继续和李德生厮混在一起。 李德生看出了唐芬的不对劲，看着她阴狠的眼神，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小心翼翼地问道：“嫂子，你……你想干什么？” 唐芬转过头，看了李德生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笑容，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没什么，既然薛英不让我们好过，那我们就让她付出代价。她不是最疼她的儿子李亮吗？只要李亮死了，她就会彻底崩溃，就再也不敢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了。” 李德生一听，顿时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摆了摆手：“嫂子，不行，不行啊！李亮还只是个孩子，他才8岁，我们不能杀他啊！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 “偿命？”唐芬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疯狂，“事到如今，我们还有退路吗？要是薛英把这件事说出去，我们照样没有好下场，照样会身败名裂，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李亮，一绝后患！只要我们做得干净利落，没有人会发现是我们干的！” 无论李德生怎么劝说，唐芬都心意已决，她已经被怨恨和恐惧冲昏了头脑，眼里只剩下报复，只剩下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地位，根本不顾及李亮只是个无辜的孩子，根本不顾及杀人是要偿命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唐芬就一直在暗中观察李亮的行踪，摸清了李亮每天早上上学的路线，还有他平时玩耍的地方。李亮平时乖巧懂事，每天早上都会背着书包，独自一个人去学校，而且，他上学的路线，有一段是偏僻的田埂，周围没有村民，正好是下手的好地方。 1991年5月13号早上，天刚蒙蒙亮，李亮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和爷爷奶奶告别后，就独自一个人，朝着村小学的方向走去。他蹦蹦跳跳地走着，嘴里还哼着老师教的儿歌，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致命的危险，正在不远处等着他。 唐芬早就提前埋伏在了那段偏僻的田埂旁的芦苇丛里，她穿着一件深色的衣服，戴着一个头巾，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阴狠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李亮的身影，手里还拿着一把锋利的菜刀，那是她平时用来切菜的菜刀，刀刃锋利，闪着冰冷的寒光。 当李亮走到芦苇丛旁边的时候，唐芬猛地从芦苇丛里冲了出来，一把就抓住了李亮的胳膊，捂住了他的嘴巴，不让他发出声音。李亮被突然冲出来的唐芬吓了一跳，浑身不停地发抖，眼睛里满是恐惧，不停地挣扎着，想要挣脱唐芬的束缚，可他年纪太小，力气太小，根本挣脱不开。 “小亮，别挣扎了，没用的。”唐芬低下头，凑到李亮的耳边，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眼神里满是阴狠，“要怪，就怪你的妈妈薛英，是她不让我好过，是她逼我的，我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李亮看着唐芬阴狠的眼神，听着她冰冷的话语，吓得哭得浑身发抖，眼泪不停地往下掉，眼神里满是哀求，仿佛在说：“大娘，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会让我妈妈不骂你，不揭穿你，求求你，放了我吧！” 可唐芬丝毫没有心软，她已经被怨恨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顾及李亮的哀求，也不顾及李亮只是个无辜的孩子。她紧紧地捂住李亮的嘴巴，不让他发出声音，另一只手，高高地举起了手里的菜刀，朝着李亮的身上砍了下去。 李亮的身体猛地一颤，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小，眼睛里的恐惧，渐渐被绝望取代，最后，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力气，脑袋无力地垂了下去，再也没有了动静。看着李亮的尸体，唐芬的心里没有一丝愧疚，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她觉得，只要李亮死了，薛英就会彻底崩溃，就再也不敢把她和李德生之间的事情说出去了。 可唐芬很快就意识到，杀了李亮之后，要是被村民们发现，她还是会被抓住，还是会偿命。所以，她又萌生了分尸抛尸的念头，她觉得，只要把李亮的尸体分成好几段，扔到河里，被河水冲走，村民们就不会发现是她干的，就能永远掩盖自己的罪行。 于是，唐芬就拿着手里的菜刀，在田埂旁的芦苇丛里，残忍地将李亮的尸体肢解了，把李亮的双腿、躯干和上半身，分成了好几段。然后，她趁着天还没亮，没有人，就提着李亮的尸体碎片，来到了河边，一点点地把尸体碎片扔进了河里，希望能被河水冲走，永远消失不见。 抛完尸体之后，唐芬又仔细地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把手里的菜刀藏了起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像往常一样，做家务、干农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李亮失踪之后，唐芬还装作很担心的样子，跟着村民们一起寻找李亮，甚至还在李亮的爷爷奶奶面前，假惺惺地安慰他们，说李亮肯定会没事的，肯定会平安回来的。她的演技天衣无缝，没有一个村民怀疑到她的头上，大家都觉得，她还是那个老实、本分、善良的女人。 可唐芬万万没有想到，她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自以为能永远掩盖自己的罪行，可她还是留下了线索。民警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发现了一丝微弱的血迹，经过化验，那血迹正是李亮的。而且，民警们在走访村民的时候，发现唐芬在李亮失踪的那天早上，行踪诡异，没有人能证明她当时在哪里，而且，有人看到她，在李亮失踪的那天早上，去过那段偏僻的田埂旁。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在唐芬的家里，找到了那把锋利的菜刀，菜刀上虽然被清洗过，可还是残留着一丝微弱的血迹，经过化验，那血迹也是李亮的。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唐芬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罪行，只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杀害李亮、分尸抛尸的全部经过。 而李德生，因为知情不报，而且还参与了掩盖罪行，也被民警们依法逮捕，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当唐芬杀害李亮的全部经过，传到龙潭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都炸开了锅，村民们都被唐芬的残忍行径，气得咬牙切齿，大家都不敢相信，平时看起来老实本分、沉默寡言的唐芬，竟然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事情，竟然会对一个无辜的8岁孩子，下这么残忍的毒手。 李亮的爷爷奶奶，得知真相后，悲痛欲绝，奶奶因为过度悲伤，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爷爷也变得一蹶不振，整天沉默寡言，坐在院子门口，不停地念叨着李亮的名字，没过多久，也跟着奶奶一起去了。 李亮的父母，更是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薛英因为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精神彻底崩溃了，整天疯疯癫癫的，抱着李亮的衣服，在村里四处游荡，嘴里反复喊着李亮的名字，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泼辣和开朗。李亮的父亲，也彻底变了一个人，他不再说话，不再干活，整天坐在河边，望着河水，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了一样。 唐芬的丈夫李德广，得知自己的妻子，不仅背叛了自己，和自己的堂弟厮混在一起，还杀害了自己的亲侄子，气得浑身发抖，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看着唐芬，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全心全意对待的妻子，竟然会是这样一个蛇蝎心肠、不知廉耻的女人。从那以后，李德广就再也没有见过唐芬一面，他主动和唐芬离婚，离开了龙潭村，再也没有回来过。 1991年8月，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唐芬因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尸体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德生因知情不报、包庇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 随着一声枪响，唐芬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2岁。她的死，是罪有应得，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她因为一段不伦的感情，因为心中的怨恨，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孩子，毁了自己的家，也毁了李家的一切，最终，也毁了自己。 第232章 两个少年9天杀7人，最小受害者仅2岁 2012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都要闷热几分。尤其是滇东大地的富源县，八月底的太阳依旧像个火球，炙烤着这片不算富裕却还算安宁的土地，连风都带着一股黏腻的燥热，吹得人心里发慌。营上镇作为富源县下属的一个小镇，平日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街坊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家长里短的闲聊、集市上的吆喝声，便是小镇最寻常的烟火气。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足以摧毁多个家庭、震惊三省的血腥惨案，会在这个普通的夏日，猝不及防地降临在这个宁静的小镇上。 那是2012年8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太阳正挂在头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小镇上的人们大多还在忙着各自的生计，有的在自家门面里打理生意，有的在院子里乘凉唠嗑，还有的趁着上午不算太热，抓紧时间干些农活。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无波的时刻，一阵撕心裂肺、足以穿透整个小镇的哭喊，突然从红红旅社的方向传来，打破了这份难得的安宁。 “快来人呐！救命啊！我儿媳妇被人害了！我孙女也没了！快来人啊！” 喊叫声是敏敏的奶奶发出的，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平日里性子温和，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可此刻，她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极致的恐惧和绝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硬生生挤出来的，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呜咽，听得周围的邻居们心里一紧，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蔓延开来。 听到哭喊的邻居们，来不及多想，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朝着红红旅社的方向狂奔而去。平日里和老人相熟的几位街坊，一边跑一边喊：“大妈！怎么了？你别着急！我们来了！”可无论他们怎么喊，老人的哭喊依旧没有停歇，反而越来越凄厉，那声音里的绝望，像是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每一个听到的人的心脏。 后来，在警方的询问和街坊邻里的转述中，人们才慢慢拼凑出了老人当时看到的恐怖一幕。据敏敏的奶奶回忆，那天上午，她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床忙活家务，眼看着快到饭点了，她便拿出家里的大米，仔细淘洗干净，放进锅里，盖上锅盖，点燃柴火，等着米饭煮熟。做完这些，她心里始终惦记着二楼的小孙女敏敏，敏敏才刚满两岁，走路还摇摇晃晃，离不开人照看，而儿媳妇吴女士平日里要打理旅社的生意，难免有顾不过来的时候，所以她每天都会时不时地从一楼的门面，上到二楼去看看孙女，帮衬着搭把手，照看一下孩子。 那天也不例外，米饭刚下锅，老人便擦了擦手，慢悠悠地顺着楼梯往二楼走去。楼梯是老式的木质楼梯，踩上去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在平日里安静的旅社里，显得格外清晰。老人一边走，一边轻声喊着：“敏敏，奶奶来了；红红（吴女士的小名），我上来看看孩子。” 可奇怪的是，往常只要她一喊，二楼就会传来儿媳妇温柔的回应，或是小孙女咿咿呀呀的笑声，可那天，无论她怎么喊，二楼都静悄悄的，静得可怕，只剩下窗外蝉鸣的聒噪，还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显得格外诡异。 老人心里咯噔一下，一股莫名的慌张瞬间涌上心头，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很快，她便走到了二楼的客厅门口，刚一推开虚掩的客厅门，两个陌生的身影，就从客厅里面匆匆走了出来，差点和她撞了个正着。 老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定了定神，才看清眼前的两个人，那是两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个子都中等偏高，皮肤长得挺白净，穿着普通的短袖和长裤，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不像是坏人，甚至还有几分学生气。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两个小伙子的眼神，老人心里的慌张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强烈，那种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带着一种异样的平静，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漠。 出于本能，老人皱着眉头，开口问道：“你们两个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呀？怎么会在我家二楼客厅里？” 听到老人的问话，其中一个头发稍短的小伙子，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但很快就掩饰了过去，他挠了挠头，语气有些不自然，支支吾吾地说道：“哦……那什么，阿姨，我们……我们是来找人的，不小心把包弄丢了，过来找我们的包，以为包落在客厅里了。” 另一个头发稍长、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的小伙子，则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眼神躲闪，时不时地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周围的环境，像是在观察什么，又像是在掩饰什么。 老人当时心里也有些纳闷，心里暗自嘀咕：“找包怎么会找到我家客厅里来？而且看他们两个的样子，也不像是在认真找包，倒像是在四处打量。”不过，老人转念一想，他们家开的是小旅社，平日里来来往往的客人也不少，偶尔有客人不小心弄丢东西，回来寻找，也是正常的事情。再说了，这两个小伙子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不像是那种惹事生非的人，所以老人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摆了摆手，说道：“那你们找吧，仔细找找，看看是不是落在这儿了，要是找不到，再问问别的地方。” 说完，老人便绕过他们两个，朝着客厅里面走去，心里依旧惦记着儿媳妇和小孙女。可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儿媳妇吴女士的身影，也没有看到小孙女敏敏那熟悉的小小的身影，客厅里安安静静的，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在这时，老人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儿子和儿媳妇的卧室，卧室的门敞开着，从客厅里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里面的景象。这一看，老人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卧室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像是被人洗劫过一样，衣柜的门被拉开，衣服散落得满地都是，床上的被褥也被掀了起来，扔在一边，桌子上的东西被推倒在地，杯子、碗筷摔得粉碎，还有一些贵重物品，也散落在地上，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不好！”老人心里大叫一声，一股强烈的恐惧瞬间席卷了全身，她的手脚开始发抖，脸色变得惨白惨白的，连站都快要站不稳了。她下意识地喊了几声：“红红！敏敏！你们在哪儿？快出来！” 可回应她的，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老人不敢再耽搁，也顾不上那两个还在“找包”的小伙子，跌跌撞撞地朝着三楼跑去，一边跑一边喊，声音因为恐惧和着急，变得更加嘶哑破碎：“红红！敏敏！你们在哪儿啊？奶奶找你们！快来人啊！有没有人啊！” 三楼是旅社的客房，一共有好几间，老人一间一间地找，每打开一扇门，心里的恐惧就增加一分。客房里大多是空的，有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的房间还保留着客人住过的痕迹，但无论她怎么找，都没有看到儿媳妇和小孙女的身影。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她来到了301房间的门口，301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里面隐隐约约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那股味道不算浓烈，却足以让老人浑身发冷。老人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咚咚咚”的心跳声，仿佛要从胸口跳出来，她伸出颤抖的手，指尖触碰到冰冷的门板，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轻轻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 门一推开，眼前的景象就让老人瞬间崩溃了，她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若不是扶住了门框，恐怕早就倒下去了。后来，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浑身发抖，声音哽咽，眼里满是恐惧和绝望，她说：“我……我一打开门，就看到我儿媳妇躺在地上，手脚都被绳子捆着，身上到处都是血迹，衣服都被血浸透了，一动不动的，我喊她，她也不答应。我的小孙女，就倒在我儿媳妇的脚边，身上盖着一床被子，小小的身子一动不动，我伸手摸了摸，她们娘俩……她们娘俩都已经没气了……” 说到这里，老人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里的绝望和痛苦，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前一天还好好的儿媳妇和小孙女，转眼间就变成了两具冷冰冰的尸体，再也不能回应她的呼唤，再也不能陪在她的身边。 当时，前来帮忙的邻居们，也跟着老人走进了301房间，当他们看到房间里的景象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有的人忍不住捂住了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有的人则吓得浑身发抖，连连后退，还有的女邻居，直接吓得哭了出来。 “我的天呐，怎么会这样？” “太可怕了，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 “红红那么好的一个人，待人谦和，心地善良，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不幸啊？” 邻居们的议论声、哭声、叹息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显得格外凄凉。有人赶紧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可所有人都清楚，120来了也没用，吴女士和她的小孙女，已经彻底没救了。 很快，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就从远处传来，打破了小镇的宁静，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红红旅社的门口。民警们迅速下车，封锁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随后，法医和刑侦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开始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120的医护人员走进301房间，检查了一下吴女士和小孙女的身体，无奈地摇了摇头，宣布两人已经死亡，随后便默默离开了现场。 从那以后，红红旅社就再也没有开门迎客过。那扇曾经敞开着、迎接四方客人的大门，被紧紧地关上了，门上还挂着一把冰冷的铁锁，像是在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悲惨往事。旅社的门口，渐渐长满了杂草，显得格外萧条荒凉，路过的街坊邻里，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远远地看一眼，眼里满是惋惜和恐惧，没有人敢再靠近这个曾经沾满鲜血的地方。 发生在红红旅社的这起血案，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这个小小的营上镇炸开了锅，迅速传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传到了周边的乡镇。小镇上的老百姓，瞬间陷入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状态，平日里热闹的集市，变得冷清了许多，晚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早早地关上了大门，插上了门栓，不敢轻易出门，哪怕是邻居之间，也很少再串门唠嗑。孩子们更是被家长看得紧紧的，不准随便出门玩耍，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有街坊邻里私下里议论，说晚上路过红红旅社的时候，总能听到隐隐约约的哭声，像是吴女士的哭声，又像是小敏敏的哭声，听得人毛骨悚然。还有人说，那两个凶手太残忍了，连两岁的孩子都不放过，简直是丧心病狂，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抓住凶手，为吴女士和小敏敏报仇雪恨，还小镇一个安宁。 接到报案之后，当地的警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负责这起案件的民警，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起案件太残忍了，受害者是一对母子，还有一个未出世的胎儿，凶手的手段极其恶劣，性质极其严重。当时，整个营上镇都人心惶惶，老百姓们整天提心吊胆，不敢出门。如果我们不尽快破案，不尽快抓住真凶，并且把他绳之以法，我们就无法向死者的家属交代，也无法向全镇的老百姓交代，我们的心里，也过意不去。” 为了尽快破案，警方迅速成立了侦查小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展开了全方位的侦查工作。刑侦人员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他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一些可疑的指纹和足迹，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线索，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则负责调取红红旅社周边的监控录像，仔细查看每一个过往的行人，寻找可疑人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民警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通过调取红红旅社周边的监控录像，民警们清晰地看到，当天上午，曾经出现在二楼客厅、向老人谎称“找包”的那两个小伙子，在案发之后，匆匆离开了红红旅社，朝着小镇的网吧方向跑去。随后，他们进入了附近的一家网吧，径直走进了网吧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停留了大约6分钟左右，之后，两人便神色慌张地从网吧里跑了出来，一路狂奔，朝着小镇外面的方向逃窜，形迹十分可疑。 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下了两人的外貌特征和逃跑路线，这给警方的侦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民警们迅速对这家网吧进行了调查，询问了网吧的老板和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两个小伙子，当天上午确实来过网吧，但是他们并没有上网，只是匆匆走进了卫生间，停留了几分钟就离开了，两人的神色看起来有些慌张，当时工作人员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并没有多想。 就在这组侦查民警取得重大发现的同时，另一组负责在红红旅社周边进行排查的民警，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在距离红红旅社五六十米远的一个废弃房屋里面，民警们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袋，手提袋被随意地扔在墙角，上面沾满了灰尘和泥土，看起来像是被人丢弃了很久。 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手提袋，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手提袋里面，装着两把木柄的长刀，刀刃上还残留着一点点淡淡的血迹，虽然血迹已经干涸，但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除此之外，手提袋里面，还有两本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存折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看起来有些陈旧。 看到这两把长刀和两本存折，民警们心里都十分兴奋，他们猜测，这两把长刀，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作案时使用的凶器，而这两本存折，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从受害者身上抢走的财物。那么，这两本存折到底是谁的呢？是不是被害的吴女士的呢？如果是的话，那这起案件，摆明了就是一起为财杀人的抢劫杀人案。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们迅速对这两本存折进行了调查，通过存折上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民警们很快就查到了存折的主人。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本存折的主人，并不是被害的吴女士，而是一位名叫唐女士的村民，唐女士是富源县大河镇的人，和营上镇相邻。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感到十分意外，同时也意识到，这起案件，可能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背后或许还隐藏着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难道说，这两本存折，是凶手从唐女士身上抢走的？那唐女士现在怎么样了？她是不是也遭遇了什么不测？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们迅速驱车赶往富源县大河镇，根据存折上的信息，找到了唐女士的家。唐女士的家，是一栋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子的大门紧闭着，门上挂着一把锁，看起来像是没有人在家。民警们走上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喊道：“唐女士，在家吗？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麻烦你开一下门。” 可无论民警们怎么敲门，怎么喊，院子里面都没有任何回应，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民警们又询问了唐女士的邻居，邻居们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唐女士出门了，平日里唐女士都是一个人在家，她的丈夫一直在外面打工，很少回家，他们也不知道唐女士现在在哪里，还以为她是回娘家了。 听到邻居们的话，民警们心里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他们赶紧联系了唐女士的丈夫，告知了他相关的情况。唐女士的丈夫接到电话之后，心里十分着急，立刻向老板请假，匆匆从外地赶了回来。 等到唐女士的丈夫赶到家，打开院子大门和房门之后，民警们迅速走进了唐女士的家里，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搜索。房间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看起来不像是被人翻找过的样子，可就是看不到唐女士的身影。 就在民警们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位民警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卧室的床底下，床底下黑漆漆的，隐约能看到一个人影。民警们赶紧找来手电筒，朝着床底下照去，这一看，所有人都惊呆了，44岁的唐女士，正躺在床底下，浑身冰冷，一动不动，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唐女士的丈夫看到这一幕，瞬间崩溃了，他冲过去，想要把唐女士从床底下拉出来，却被民警们拦住了。“老婆！老婆！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唐女士的丈夫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里的绝望和痛苦，让人无比心疼。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出门打工的时候，还好好的妻子，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再也不能和他说话，再也不能和他团聚了。 法医对唐女士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鉴定，推断唐女士的被害时间，大约是在8月29号，也就是红红旅社命案发生的前一天。据附近的群众反映，在唐女士被害之前，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曾经在大河镇的周边溜达，这两个小伙子，个子中等，皮肤白净，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和民警们在监控录像里看到的、在红红旅社出现的那两个小伙子，外貌特征十分相似。 短短两天之内，在富源县相邻的两个乡镇，就有三人被害。可实际上，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四个人，因为被害的吴女士，肚子里面还怀有五个月的身孕，那个还未出世的胎儿，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就和母亲一起，惨遭凶手的毒手，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两天之内，四条人命，这起连环抢劫杀人案，瞬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也因此升级。由于这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段、被害对象都十分相似，作案人员的外貌特征也高度吻合，警方推断，这两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为了尽快抓住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警方决定，将这两起案件作为串并案，展开统一的侦查工作，并且迅速成立了“8·30”特大抢劫杀人案专案组，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全力侦破此案。 专案组的民警们，不分昼夜，连续作战，他们沿着凶手的逃跑路线，一路追查，调取了大量的监控录像，走访了无数的群众，收集了大量的线索。他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放弃了休息的时间，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为能够尽快抓住凶手，将他们绳之以法，为被害者报仇雪恨。 经过8天8夜的连续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专案组的民警们，终于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并不是富源县本地人，而是来自湖南省武冈市，他们在作案之后，一路逃窜，最终藏匿在了广东省深圳市。 2012年9月6号，在铁路公安和深圳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专案组的民警们，兵分两路，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展开了抓捕行动。当天晚上8点左右，民警们在深圳市的一个偏僻小巷里，成功抓获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随后，根据这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民警们又在深圳市宝安区的一家饭店里，成功抓获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当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民警们抓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和恐惧，反而显得十分坦然，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那么，这两个凶手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的恶行？为什么要在短短两天之内，残害四条人命？随着审讯的深入，这两个凶手的真面目，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愤怒。 其中一个凶手，名叫刘启智，1994年4月16号出生，案发的时候，年仅18岁，刚刚成年。另一个凶手，名叫付章，比刘启智还小一岁，1995年出生，案发的时候，只有17岁，还没有成年。两个人都是湖南省武冈市湾头桥镇人，他们的家，就在相邻的两个村子里，距离不算太远，平日里也经常来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个犯下滔天罪行、手段极其残忍的凶手，竟然都是还没有成年或者刚刚成年的少年，他们的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会残害多条人命的凶手。可就是这样两个看似普通的少年，却在短短9天之内，横跨湖南、广东、云南三个省份，连续作案4起，残害了7条人命，其中还包括一个未出世的胎儿和一个年仅两岁的小女孩，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 经过民警们的审讯，付章和刘启智，对自己犯下的这两起抢劫杀人案，供认不讳，没有丝毫的隐瞒。可更让民警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审讯的过程中，两个人还主动供述出了更多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做下了富源县的这两起抢劫杀人案，在这之前，他们还在湖南和广东，犯下了另外两起抢劫杀人案，残害了3条人命。 据两个人供述，他们的第一起抢劫杀人案，发生在2012年8月21号，也就是富源县两起命案发生的9天之前。那天，付章和刘启智，一起来到了湖南省武冈市湾头桥镇，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的家。他们事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趁着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在家的时候，偷偷潜入了他们的家里，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长刀，威胁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打算抢劫他们家里的钱财。 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看到这两个手持长刀的少年，心里十分害怕，他们试图反抗，试图呼救，可无奈，他们手无寸铁，根本不是这两个手持长刀的少年的对手。付章和刘启智，看到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想要反抗，顿时变得十分暴躁，他们拿着长刀，朝着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一顿狂刺，手段极其残忍。 最终，张先生因为心脏被刺破，导致循环功能衰竭，当场死亡；刘女士因为胸部被刺穿，造成双肺破裂，呼吸循环功能衰竭，也当场死亡。这一次作案，付章和刘启智，残忍地杀害了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两个人。 杀害两人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在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的家里，进行了仔细的翻找，想要找到更多的钱财。可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翻找了半天，只从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的家里，抢走了1000来块钱的现金，一部老旧的手机，还有三条价值165元的香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找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财物。 抢走这些财物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而是找到了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家里的一辆摩托车，那是一辆价值800元的普通摩托车，平日里张先生用来代步的。两个人骑着这辆摩托车，匆匆逃离了现场，朝着武冈市城区的方向逃窜。 照理说，两个年纪不大的少年，第一次杀人，心里应该会十分紧张，十分害怕，会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不敢再轻易露面。可付章和刘启智，却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杀了人之后，不仅没有丝毫的紧张和害怕，反而显得十分冷静，仿佛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两天之后，也就是8月23号，付章和刘启智，骑着抢来的摩托车，一路逃窜，来到了广东省东莞市。他们在东莞市万江区，找了一个偏僻的出租屋，办理了入住手续，暂时藏匿了起来。他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反而在盘算着，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继续抢劫钱财。 8月25号晚上8点左右，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东莞的街头，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付章和刘启智，在出租屋里待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作案目标，他们的房东谭女士。谭女士今年40多岁，为人善良，平日里对租客也十分照顾，她和丈夫巫先生，一起经营着这家出租屋，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当天晚上，付章和刘启智，故意编造了一个借口，他们来到谭女士的房间门口，敲门说道：“谭阿姨，开门一下，我们房间里的热水器坏了，没法洗澡，麻烦你过来看看，帮我们修一下。” 谭女士没有丝毫的怀疑，她以为真的是热水器坏了，于是便拿着工具，跟着付章和刘启智，来到了他们的出租屋。可她刚一走进出租屋，付章和刘启智，就立刻关上了房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付章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长刀，架在了谭女士的脖子上，语气冰冷地威胁道：“不许动！老实点！把你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都交出来！否则，我们就杀了你！” 谭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她看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长刀，感受着刀刃带来的冰冷和锋利，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只能乖乖地按照付章和刘启智的要求，把自己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 付章和刘启智，从谭女士的身上，搜走了一串钥匙，3000块钱的现金，还有几张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看着搜来的这些财物，付章和刘启智，并没有满足，他们的目光，又落在了谭女士的银行卡上。付章拿着长刀，继续威胁谭女士，语气更加冰冷，更加凶狠：“把银行卡的密码说出来！老实交代，不许撒谎！否则，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 谭女士心里清楚，这些银行卡里，存着她和丈夫一辈子的积蓄，如果把密码告诉了这两个凶徒，那么她和丈夫的身家性命，就全都没了。于是，谭女士咬了咬牙，拒绝了付章和刘启智的要求，她眼神坚定地说道：“我不能告诉你们密码，那是我和我丈夫一辈子的积蓄，你们杀了我吧，我是不会说的！” 看到谭女士竟然敢拒绝自己的要求，付章和刘启智，顿时变得十分愤怒，他们被谭女士的倔强，彻底激怒了。付章眼神凶狠地看了谭女士一眼，然后一咬牙，拿着长刀，朝着谭女士的脖子，狠狠捅了过去。谭女士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便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经过法医鉴定，谭女士是因为左颈内静脉被刺穿，导致失血性休克，最终死亡。 杀害谭女士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并没有立刻逃离出租屋，而是留在了出租屋里，等待着下一个目标。没过多久，谭女士的丈夫巫先生，就从外面回来了。巫先生回到出租屋，没有看到妻子谭女士的身影，心里有些纳闷，于是便四处寻找。 就在这时，付章和刘启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们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故意编造了一个借口，对巫先生说道：“巫叔叔，我们想换个房间，麻烦你带我们去看看其他的房间，可以吗？” 巫先生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以为这两个租客真的想换房间，于是便点了点头，带着付章和刘启智，朝着客房的方向走去。可他刚一走进客房，付章和刘启智，就立刻关上了房门，拿出长刀，架在了巫先生的脖子上，威胁道：“不许动！把你身上的钱和银行卡密码，全都交出来！否则，我们就杀了你，就像杀了你妻子一样！” 巫先生听到“杀了你妻子”这几个字，瞬间浑身冰冷，一股强烈的恐惧瞬间席卷了全身。他心里清楚，妻子谭女士，肯定已经遭遇了不测。他看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长刀，又想到了妻子的惨死，心里充满了绝望。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两个凶徒的对手，如果自己不把密码说出来，肯定会和妻子一样，惨遭他们的毒手。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巫先生只能乖乖地妥协，他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都交了出来，并且把银行卡的密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付章和刘启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哪怕他已经把密码说出来了，付章和刘启智，也没有打算留他活口。他们心里清楚，巫先生已经知道了他们杀害谭女士的事情，如果放他走，他肯定会报警，到时候，他们就会被警方抓住。 于是，在巫先生说出密码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对视了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拿着长刀，朝着巫先生的脖子和腹部，连续捅刺了好几刀。巫先生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便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经过法医鉴定，巫先生是因为右颈总动脉被刺破，导致失血性休克，最终死亡。 也就是说，这一次，付章和刘启智，又残忍地杀害了谭女士和巫先生夫妇两个人，而这一天，距离他们上一次在湖南武冈杀害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仅仅只有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内，残害四条人命，这两个少年的残忍和冷血，简直是令人发指。 杀害谭女士和巫先生夫妇之后，付章和刘启智，拿着从他们身上搜来的财物，匆匆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便逃离了东莞的出租屋，继续朝着南方逃窜。他们一路辗转，经过几天的奔波，于8月27号，逃窜到了云南省昆明市。在昆明停留了两天之后，他们又于8月29号，来到了富源县大河镇，继续寻找作案目标，准备再次抢劫杀人。 8月29号下午1点左右，天气依旧十分闷热，大河镇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付章和刘启智，步行着来到了唐女士的家里，他们事先观察过，知道唐女士一个人在家，她的丈夫一直在外面打工，很少回家，是一个绝佳的作案目标。 他们来到唐女士的家门口，故意编造了一个借口，敲门说道：“阿姨，我们是路过这里的，身上没钱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水喝，再给我们一点吃的？”唐女士为人善良，心地淳朴，她看到这两个年纪不大的少年，脸上带着疲惫的神色，心里十分同情，于是便没有丝毫的怀疑，打开了大门，让他们走了进来。 可唐女士刚一打开大门，付章和刘启智，就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冲上前，一把将唐女士按倒在地，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唐女士的手脚紧紧地捆了起来，防止她反抗和呼救。唐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浑身发抖，她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呼救，可无奈，她的手脚被捆得紧紧的，根本无法反抗，也无法发出太大的声音。 付章和刘启智，看着被捆在地上的唐女士，语气冰冷地威胁道：“老实点！不许动！不许喊！把你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都交出来！否则，我们就杀了你！”唐女士心里十分害怕，她只能乖乖地按照付章和刘启智的要求，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都交了出来。 可让付章和刘启智感到失望的是，唐女士身上，只有90块钱的现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有价值的财物。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付章突然想到，唐女士家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值钱东西，于是，他们又在唐女士的家里，进行了仔细的翻找。 最终，他们在唐女士的抽屉里，找到了两本农村信用社的存折，这就是后来民警们在废弃房屋里发现的那两本存折。可他们不知道存折的密码，也无法取出里面的钱，只能把存折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打算以后再想办法。 看着被捆在地上的唐女士，付章和刘启智，心里充满了顾虑。他们担心，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唐女士会挣脱绳子，然后报警，到时候，他们就会被警方抓住。为了永绝后患，他们决定，杀了唐女士。于是，付章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唐女士的脖子，刘启智则按住唐女士的身体，防止她挣扎。 唐女士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呼吸，可绳子勒得越来越紧，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呼吸也越来越微弱，最终，她停止了挣扎，没有了生命体征。经过法医鉴定，唐女士是因为被勒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最终死亡。杀害唐女士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匆匆逃离了现场，朝着富源县营上镇的方向逃窜。 8月29号晚上，付章和刘启智，来到了富源县营上镇，他们找到了吴女士家的红红旅社，办理了入住手续，暂时藏匿了起来。他们观察到，这家旅社的规模不大，只有三层楼，老板是吴女士夫妇，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儿敏敏，平日里，吴女士的丈夫经常外出进货，旅社里，大多只有吴女士和她的小女儿，还有吴女士的婆婆，也就是敏敏的奶奶，所以，这又是一个绝佳的作案目标。 8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付章和刘启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开始实施他们的作案计划。他们故意编造了一个借口，把吴女士骗到了他们所住的301房间里，然后立刻关上了房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长刀，威胁吴女士，让她把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都交出来。 吴女士看到这两个手持长刀的少年，心里十分害怕，她一边安抚着身边哭闹的小女儿敏敏，一边苦苦哀求道：“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和我的孩子，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给你们，你们放过我们母女俩吧！” 可付章和刘启智，根本没有理会吴女士的哀求，他们眼里只有钱财，只有杀戮。他们拿着长刀，威胁吴女士，让她赶紧把钱交出来。吴女士没有办法，只能乖乖地把自己身上的钱，还有旅社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付章和刘启智，从吴女士的身上，搜走了1000块钱的现金，一部价值558元的手机，还有一个价值220元的玉佩。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吴女士身边的小女儿敏敏，因为受到了惊吓，哭得越来越厉害，那凄厉的哭声，让付章和刘启智，心里充满了顾虑。他们担心，敏敏的哭声，会引来附近的邻居，会被吴女士的婆婆听到，到时候，他们就会被人发现，就无法顺利逃离现场。 为了永绝后患，为了能够顺利逃离现场，付章和刘启智，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决定，杀了这个年仅两岁的小女孩敏敏。于是，付章随手拿起身边的一床被子，走到敏敏的身边，狠狠地将被子盖在了敏敏的身上，然后用力按住被子，不让敏敏挣扎。敏敏的哭声，越来越微弱，最终，停止了哭闹，没有了生命体征。 看着被被子捂死的敏敏，吴女士悲痛欲绝，她拼命地挣扎，想要冲上去，和付章、刘启智拼命，可无奈，她根本不是这两个凶徒的对手。付章和刘启智，看着悲痛欲绝的吴女士，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拿着长刀，朝着吴女士，狠狠捅了好几刀，吴女士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便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 就这样，吴女士和她年仅两岁的小女儿敏敏，还有她肚子里五个月大的胎儿，一起惨遭付章和刘启智的毒手，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把这些财物弄到手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匆匆清理了一下现场，然后便匆匆逃离了红红旅社，朝着营上镇外面的方向逃窜。 那么，他们到底逃到哪了呢？民警们又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呢？其实，在杀害吴女士和敏敏之后，付章和刘启智，并没有停留，他们一路逃窜，离开了富源县营上镇，然后分头赶往曲靖市，约定在曲靖汽车客运站汇合。 等到两个人在曲靖汽车客运站汇合之后，他们便一起买了前往广东省深圳市的车票，打算前往深圳，暂时藏匿起来，然后再寻找机会，继续抢劫杀人，或者找一份工作，安稳下来。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的踪迹，他们的每一步，都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2012年9月9号上午，富源县营上镇，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明媚，微风和煦，这天，正好是营上镇赶集的日子，平日里冷清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来到了小镇上赶集，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 可就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日子里，红红旅社的铁栅栏门前，却显得格外萧条凄凉。门前搭上了一个白色的灵棚，灵棚里面，摆放着吴女士和小敏敏的遗像，遗像上，吴女士的笑容温柔，小敏敏的笑容可爱，可她们，却再也不能醒来，再也不能看到这个热闹的世界了。 路过的父老乡亲们，都会停下来，走到灵棚前，默默地为吴女士和小敏敏哀悼，议论着这起令人痛心的凶杀案。这起案件，早在案发几天之后，就传遍了营上镇的十里八乡，成为了老百姓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所有人都在谴责凶手的残忍和冷血，都在期盼着警方能够尽快抓住凶手，为吴女士和小敏敏报仇雪恨。 而这一天，也是犯罪嫌疑人付章和刘启智，被民警们带到营上镇，指认现场的日子。当民警们带着付章和刘启智，来到红红旅社门口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们，瞬间围了上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两个少年的身上。 可当老百姓们看到这两个凶手之后，所有人都感到十分诧异，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为什么呢？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在2012年这个暑期，短短9天里，横跨湖南、广东、云南三个省份，残忍杀害7条人命（包括一个未出世的胎儿）的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两个身材不高、体型瘦小的少年，他们的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会残害多条人命的凶徒。 “我的天呐，怎么会是这样两个孩子？他们看起来还这么小，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 “太可怕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竟然这么残忍，连两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真是造孽啊，这么小的年纪，就犯下了这么滔天的罪行，以后可怎么得了啊！” 老百姓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有的人眼里满是愤怒，有的人眼里满是惋惜，还有的人眼里满是恐惧。有一个在镇上做生意的女店主，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本来啊，那天天晴得好好的，阳光明媚，一点云彩都没有，可就在这两个凶手被民警带到现场的时候，天空突然就暗了下来，紧接着，就下起了大雨，还打起了雷，雷声轰隆隆的，特别响。这叫什么呀？这叫恶人有恶报，连老天都在怨他们，都在为那些死去的人鸣不平啊！” 看着周围老百姓们愤怒的目光，听着他们的议论声，付章和刘启智，依旧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愧疚和悔恨，他们低着头，神色平静，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系，仿佛他们只是来这里看热闹的，而不是来指认自己作案现场的凶徒。 那么，付章和刘启智，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又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的呢？随着民警们的深入调查，这两个少年的过往，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付章和刘启智，曾经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而且还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在高中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形影不离，平日里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玩耍，就像是亲兄弟一样。可两个人的学习成绩，都不算太好，对学习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平日里总是逃课，在宿舍里上网玩游戏，或者在外面游荡。 2012年5月份，付章因为实在不想上学了，觉得上学太无聊，太枯燥，于是便主动辍学了，离开了学校，独自一人前往外地，开始游荡，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平日里靠打零工，或者偷鸡摸狗，维持生计。 同年8月份，刘启智在暑期补课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和老师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他性格倔强，不肯认错，老师也批评了他几句，于是，刘启智便一气之下，也辍学了。辍学之后，刘启智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辍学的事情，而是从家里偷偷拿了800块钱的现金，跑到了湖南省武冈市城区的网吧里面，开始了游荡的生活。 他在网吧里，没日没夜地上网玩游戏，饿了就吃泡面，渴了就喝矿泉水，困了就趴在电脑桌上睡觉，很快，他从家里带来的800块钱，就被他花光了。钱花光之后，刘启智没有了生活来源，只能在网吧里蹭网，有时候，还会向网吧里的其他网友，乞讨一点钱，勉强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常常饿肚子。 案发前十多天，付章在qq上，无意间遇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刘启智。两个人很久没有联系了，于是便在qq上聊了起来，从各自的生活，聊到了未来的打算，聊着聊着，两个人就开启了一个话题，怎么才能快速赚钱，怎么才能一夜暴富。 据警方后来调取的两人的qq聊天记录显示，最早提出“出去干一票”，也就是抢劫杀人的，是付章。在qq聊天中，付章曾经对刘启智说：“你在武冈城混了那么久，有没有选中什么目标？我们一起出去干一票，赚点大钱，总比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强。做大事的人，连人都不敢杀，还谈什么一夜暴富？你刘启智要是一直这么没钱，以后还得跟叫花子似的，被人看不起，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当时的刘启智，已经在网吧里饿了好几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连一碗泡面都买不起，每天只能靠蹭别人的水喝，勉强维持生计。听到付章的话，他心里先是一阵犹豫和害怕，杀人，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从小虽然调皮，但也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是要被枪毙的。可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的处境，一无所有，连饭都吃不上，与其这样苟延残喘，不如跟着付章“干一票”，说不定真的能赚到大钱，摆脱现在的困境，再也不用过这种挨饿受冻、被人看不起的日子。 于是，刘启智在qq上回复付章：“真的能赚到钱吗？我怕……我怕被警察抓住，我还不想死。”看到刘启智的犹豫，付章立刻回复道：“怕什么？只要我们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警察怎么可能抓住我们？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就算不杀人抢劫，也得饿死街头，与其饿死，不如拼一把，就算被抓住，大不了就是一死，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付章的话，像一剂毒药，深深钻进了刘启智的心里。他被那种“一夜暴富”的幻想冲昏了头脑，也被自己当下的困境逼到了绝境，渐渐放下了心里的恐惧，开始认同付章的歪理邪说。他觉得，付章说得对，与其饿死，不如拼一把，哪怕是犯法，哪怕是杀人，只要能赚到钱，就值得。就这样，两个懵懂无知、被欲望冲昏头脑的少年，在qq上达成了共识，约定好见面之后，就一起“出去干一票”，走上了这条谋财害命的不归路。 2012年8月20号，付章从惠州坐车，一路辗转，来到了湖南省武冈市城区，找到了已经在网吧里饿到头晕眼花的刘启智。当两人见面的时候，刘启智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短袖和长裤，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憔悴，看到付章，他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连忙迎了上去，急切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真的能赚到钱吗？” 付章拍了拍刘启智的肩膀，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语气坚定地说道：“放心吧，只要跟着我干，保证能赚到钱。我们先找个目标，抢点钱，然后再慢慢谋划，争取干几票大的，以后就再也不用愁没钱花了。”说完，付章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点钱，给刘启智买了一碗泡面和一瓶矿泉水，刘启智狼吞虎咽地吃着泡面，一边吃，一边点头，心里已经彻底被“赚大钱”的幻想占据，再也没有了丝毫的犹豫和害怕。 据刘启智后来在看守所里交代，在他们实施第一起抢劫杀人案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丝犹豫，当他看到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苦苦哀求的时候，他心里也曾有过一丝怜悯，也曾对付章说过：“付章，要不算了吧，他们看起来也不容易，没钱就算了，我们别杀人了，赶紧跑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可没想到，他的话刚说完，就被付章狠狠骂了一顿：“你是不是怂了？我们都已经到这一步了，现在放弃，难道你想让他们去报警，让警察来抓我们吗？再说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一个也是杀，杀多个也是杀，反正被抓着也是枪毙，不如干脆一点，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被付章这么一骂，刘启智心里的那一丝怜悯和犹豫，瞬间就被恐惧和欲望取代了。他看着付章凶狠的眼神，心里十分害怕，他怕付章连自己也一起杀了，也怕自己放弃之后，真的会被警察抓住，所以，他只能乖乖地听从付章的安排，拿起长刀，朝着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刺去。 第一次杀人之后，刘启智心里确实有过一丝慌乱和不安，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梦见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惨死的样子，总是会被噩梦惊醒。可付章却十分冷静，他不断地安慰刘启智，用那些歪理邪说洗脑他：“别害怕，我们杀的都是陌生人，跟我们无冤无仇，只要我们以后做得干净一点，就不会被警察发现。再说了，我们已经杀了人，再害怕也没用，不如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找下一个目标，赚更多的钱。” 久而久之，刘启智也渐渐习惯了这种冷血和残忍，他不再害怕杀人，不再对受害者有任何的怜悯，甚至觉得，杀人抢劫是一件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只要拿起刀，就能赚到钱。尤其是第一次抢劫只抢到了一点点钱之后，他们心里更是不平衡，觉得“杀了两个人，才赚了这么一点钱，太不划算”，于是，他们就想着，再杀几个人，抢更多的钱，反正“杀一个也是杀，杀多个也是杀”，被抓着也是一死，不如多赚一点，也不白活一场。 也就是在这种扭曲的心理驱使下，短短9天的时间里，付章和刘启智，横跨湖南、广东、云南三个省份，连续作案4起，残忍地杀害了7条人命，其中包括一对年迈的夫妇、一对善良的房东夫妇、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还有一位怀有身孕的年轻母亲和她年仅两岁的小女儿。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给那些受害者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更让人震惊和愤怒的是，这两个少年，在逃亡的路上，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恨，反而还十分嚣张，付章甚至还没忘了用手机上网，跟自己的朋友炫耀自己的“战绩”。据警方后来调取的付章的手机聊天记录显示，他曾经跟自己的一个朋友说：“我最近干了一件大事，短时间内杀了好几个人，抢了不少钱，那些警察跟傻子一样，根本抓不到我。老天都在帮我，看来，我还得继续作案杀人，赚更多的钱，成为一个暴发户，让你们都羡慕我。” 不知道他是聪明还是愚蠢，竟然把自己杀人抢劫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话，日后都会成为指控他罪行的证据。或许，在他的眼里，杀人抢劫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而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是他“干大事”的证明。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这种对生命的漠视，让人不寒而栗。 案发之后，付章和刘启智的父母，也得知了自己儿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的反应，截然不同，却同样充满了痛苦和悔恨。付章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一直以来，都十分宠爱付章，从小到大，只要付章想要什么，他们就算是借钱，就算是自己不吃不喝，也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以为，自己这样宠爱儿子，是为了儿子好，却没想到，正是这种无底线的溺爱，让付章变得自私自利、嚣张跋扈，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和同情心，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当付章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在短短9天之内，杀害了7条人命的时候，她瞬间崩溃了，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的儿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从小就斯斯文文的，从不惹事，怎么会杀人呢？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太宠他了，是我把他宠坏了……” 付章的父亲，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得知消息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抽烟，眼泪不停地从眼角滑落，脸上满是痛苦和悔恨。他恨自己没有好好管教儿子，恨自己对儿子的溺爱，恨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儿子的异常，最终，让儿子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无数个家庭。 而刘启智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儿子犯下的罪行之后，更是悲痛欲绝。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很少陪伴在儿子的身边，对儿子的管教，也十分疏忽。他们一直以为，只要给儿子足够的钱，让儿子吃好穿好，就是对儿子最好的疼爱，却没想到，自己的疏于管教，让儿子迷恋上了网络游戏，最终辍学，走上了杀人抢劫的不归路。 刘启智的父母，拿着刘启智在看守所里写给他们的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眼泪不停地流淌，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他们的心脏。他们后悔自己没有好好陪伴儿子，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引导儿子，后悔自己没有重视儿子的心理变化，要是他们能多陪伴儿子一点，要是他们能及时制止儿子的错误，要是他们能好好管教儿子，儿子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就不会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 刘启智在信中，除了表达自己的悔恨之外，还写道：“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错得离谱，我不该听付章的话，不该杀人抢劫，不该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那些被我伤害的家庭，对不起吴女士和她的小女儿，对不起那个还未出世的胎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也知道，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我也不奢求你们的原谅，我只希望，法院能给我一个生存的机会，我会尽我所能，赔偿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弥补我犯下的过错。如果实在没有这个机会，我也不怪谁，我只怪自己，怪自己没有及时制止付章，怪自己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怪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没有珍惜你们给我的一切。爸妈，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为我伤心，不要再为我难过，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这封信，字字泣血，句句充满了悔恨，可再多的悔恨，也挽回不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那些被伤害的家庭。刘启智曾经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少年，美术功底不错，口才好，文章写得好，还曾经获得过学校演讲比赛的三等奖，要是他能好好读书，要是他能远离网络游戏，要是他能遇到一个正确的引导者，要是他的父母能多陪伴他一点，他的未来，一定会很光明，一定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未来，也毁掉了无数个家庭的幸福。 案件起诉到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后，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两个少年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和惋惜。他们很难想象，两个年纪如此之小的少年，竟然能做出如此残忍、如此冷血的事情，竟然能对生命如此漠视。为了弄清楚，这两个少年到底是为什么，会不顾后果，连续提刀杀人，到底是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谋财害命的不归路，法院决定，对付章和刘启智，启动心理干预机制，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这起案子的社会调查员，对两个人，分别进行了心理咨询和心理评估。 心理咨询师，在给两个人分别做了详细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评估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父母教育的缺失，是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付章的父母，过度溺爱，无底线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导致他自私自利、嚣张跋扈，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和同情心，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懂得珍惜生命；刘启智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疏于管教，对他的成长漠不关心，导致他缺乏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缺乏正确的引导，最终迷恋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歧途。 第二，他们的认知方面，存在严重的障碍。由于年纪尚小，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加上缺乏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他们把暴力，当成了赚钱的手段，把杀人，当成了一件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暴力，就能快速赚到钱，就能一夜暴富，就能摆脱自己当下的困境，却从来没有想过，杀人是犯法的，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被他们伤害的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会承受多大的痛苦和绝望。 第三，影视剧和网络暴力游戏，对他们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据两人交代，他们平日里，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暴力、血腥的影视剧，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些暴力、血腥的网络游戏。在那些影视剧和网络游戏中，充满了暴力、杀戮、抢劫等不良元素，那些影视剧和网络游戏，总是在传递一种“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暴力可以让人发达起来”的错误观念，久而久之，他们就被这种错误的观念洗脑了，就认为，通过暴力，就能赚到钱，就能成为一个“强者”，就能被人尊重。 正是这三个原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导致这两个少年，走上了谋财害命的不归路，在短短9天的时间里，横跨三个省份，残忍地杀害了7条人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行为，不仅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也受到了全社会的谴责，更给无数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2013年4月17号，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庭审当天，法庭上，气氛十分沉重，受害者的家属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脸上满是悲痛和愤怒，他们看着被告席上，那两个还带着少年稚气的凶手，眼里满是恨意，嘴里不停地控诉着他们的罪行，要求法院，严惩凶手，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要求凶手，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被告席上的付章和刘启智，神色平静，没有丝毫的慌乱和愧疚。付章低着头，一言不发，仿佛法庭上的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仿佛那些受害者的控诉，都与他无关；刘启智则偶尔抬起头，看着那些受害者的家属，眼里满是愧疚和悔恨，他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只能默默地低下头，任由眼泪，从眼角滑落。 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就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两名被告人的量刑，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公诉机关认为，付章和刘启智，共谋采用杀人的方式，抢劫他人财物，短短9天之内，分别在湖南、广东、云南，入户抢劫作案4次，在抢劫过程中，残忍杀害7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而辩护律师则认为，付章作案的时候，还未满18周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刘启智在第一起案件中，有犹豫的情节，且在案发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警方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同时，两名被告人，之所以会走上犯罪道路，与他们的家庭环境、认知障碍，以及影视剧和网络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希望法院，能够酌情考虑这些因素，给予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受害者的家属们，听到辩护律师的话，十分愤怒，他们大声控诉道：“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手段那么残忍，连两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连未出世的胎儿都不放过，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从轻处罚？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求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些逝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的痛苦，再也无法弥补了，我们强烈要求法院，严惩凶手，判处他们死刑，为我们的亲人，报仇雪恨！” 法庭经过认真的审理，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做出了判决。法院在审理中认为，付章和刘启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谋采用杀人的方式，抢劫他人财物，短短9天之内，横跨湖南、广东、云南三个省份，入户抢劫作案4次，在抢劫过程中，残忍杀害7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付章和刘启智，是共谋犯罪，两人共同策划、共同实施抢劫杀人行为，均起到了主要作用，都是主犯，没有主犯和从犯之分，应当按照他们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依法予以处罚。虽然刘启智在第一起案件中有犹豫情节，且在案发后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考虑到他犯下的罪行极其严重，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而付章，作案的时候，未满18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法院决定，对付章，予以从轻处罚。同时，法院还认为，付章和刘启智的犯罪行为，给受害者的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判决付章和刘启智的法定代理人，连带赔偿受害者吴先生、唐女士等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5万元。 2013年6月20号，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此案，判处年满18周岁的刘启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未满18周岁的付章，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当天，很多老百姓，都来到了法院门口，等待着宣判结果。当听到法院判处刘启智死刑、判处付章无期徒刑的时候，老百姓们，纷纷拍手叫好，他们认为，这个判决，是公平公正的，是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告慰，是对凶手的严惩，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 受害者的家属们，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次，他们的哭声里，没有了之前的绝望和愤怒，多了一丝慰藉和释然。他们知道，那些逝去的亲人，终于可以安息了，那些凶手，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多年的期盼，终于实现了。虽然再多的惩罚，也挽回不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但至少，凶手得到了应有的严惩，至少，他们的冤屈，得到了昭雪。 而被告席上的刘启智，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神色依旧平静，他没有哭闹，也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法庭外的天空，眼里满是悔恨和不甘。他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自己听了付章的话，后悔自己杀人抢劫，后悔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没有珍惜父母给的一切，可再多的后悔，也没有用了，他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付章听到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他依旧低着头，一言不发，仿佛这个判决，与他无关。或许，在他的眼里，无期徒刑，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解脱；或许，他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那些受害者的家庭，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和绝望；或许，他到现在，还在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出来，能够继续“干大事”，能够一夜暴富。 判决生效之后，刘启智被依法关押在看守所里，等待着死刑的执行。在看守所里的日子里，他没有放弃，他依旧在写信，写给自己的父母，写给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表达自己的悔恨和愧疚，可再多的悔恨和愧疚，也挽回不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那些被伤害的家庭。最终，刘启智，被依法执行了死刑，结束了自己年轻而又罪恶的一生。 付章，则被依法关押在监狱里，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牢狱生活。他将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将在监狱里，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他将在监狱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或许，在监狱里的日子里，他会慢慢醒悟，会慢慢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会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会慢慢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可再多的醒悟和忏悔，也挽回不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弥补不了那些被伤害的家庭。 这起发生在2012年的三省连环抢劫杀人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两个少年，因为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因为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因为缺乏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最终走上了谋财害命的不归路，在短短9天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7条人命，毁掉了自己的未来，也毁掉了无数个家庭的幸福。 第233章 温文尔雅的男人，竟是夺命连环凶手 1993年9月份的武汉，还带着夏末的余温，傍晚的风卷着老汉口的烟火气，掠过街边的梧桐树，把细碎的光斑洒在斑驳的公交站牌上。那时候的武汉，没有如今的车水马龙，没有高楼林立的繁华，公交车还是那种铁皮外壳，发动起来“哐当哐当”响，站台边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身疲惫，却又藏着对家的期许。 李丽芬就在这群人里，她那年三十出头，是武汉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个子中等，皮肤是南方女人特有的白皙，柳叶眉，丹凤眼，年轻时也是厂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只是结婚生子后，日子被柴米油盐磨去了棱角，她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脸上很少有妆容，唯有那双眼睛，偶尔还能看出当年的灵动。 这天她下班格外早，交接完手里的活，换好衣服就匆匆赶到了常坐的公交站台。彼时已经下午五点多，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双手揣在工装口袋里，眼神漫不经心地望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脑子里还在盘算着晚上给闺女做什么吃的，闺女今年刚满五岁，正是黏人的时候，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大小事，全靠她一个人扛。 就在她出神的间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温和又带着几分笑意的男人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清晰地传到她耳朵里，带着点武汉本地人的软糯，却又比寻常汉子多了几分斯文：“小姐，下班了？” 李丽芬浑身一怔，下意识地回过头去。这一回头，她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身后站着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人，大概三十一二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流畅的手腕，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眼英俊，鼻梁高挺，嘴角噙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看起来温文尔雅，潇洒倜傥，完全不像街头随处可见的闲散汉子。 李丽芬定了定神，脸上掠过一丝疑惑，语气带着几分疏离，随口应道：“我又不认识你。”她常年一个人操持家里，性子算不上外向，遇到陌生男人搭话，第一反应本是防备，可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模样，到了嘴边的生硬话语，也软了几分。 哪知道那个男人听完，非但没有丝毫尴尬，反而自作多情地笑了起来，笑声爽朗又不刺耳：“哈哈哈，相逢何必曾相识呢？都是下班赶路的人，说句话而已，不至于这么见外吧？” 要是放在现在，谁都知道，这就是赤裸裸的搭讪，甚至有些轻浮。可在九十年代初的武汉，人们的思想还不算开放，很少有男人会主动对陌生女人说这样的话，更别说还是个长得这么周正的男人。 李丽芬听完这话，脸颊微微一热，心里竟莫名泛起一丝涟漪。她自己也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心情，或许是这个男人的笑容太有感染力，或许是那句“相逢何必曾相识”戳中了她心底某处柔软的地方，或许，是结婚多年，她太久没有被这样一个英俊的陌生男人如此关注过了。总之，她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怒斥一句“臭流氓”，也没有转身不理不睬，反而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笑，眉眼间的疏离，淡了许多。 这一笑，在那个男人眼里，无疑是最明确的信号，她不反感自己，甚至有几分意动。常年游走在女人堆里的他，一眼就看透了李丽芬的心思，于是趁热打铁，又试探着开口，语气依旧温和，带着几分邀约的诚意，又藏着几分不容拒绝的温柔：“小姐，看你心情也不错，要是你有兴趣的话，我请你去跳舞吧？” 李丽芬心里又是一动。她太清楚了，九十年代初的武汉，最流行的娱乐休闲方式，就是卡拉oK和跳舞。那时候的舞厅，灯光暧昧，音乐悠扬，是年轻人约会、中年人排解烦闷的好去处。她年轻时也去过几次，只是结婚生子后，心思全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再也没有踏过舞厅的大门，甚至连被男人邀约跳舞的念头，都从未有过。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说行？可她是有家有口的人，和一个陌生男人去跳舞，传出去像什么样子？说不行？看着眼前这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她心底又有一丝不舍，那种被人追求、被人重视的感觉，实在是太久违了，久到让她有些贪恋。 仓促之间，她彻底乱了方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陌生男人的邀请，只能低着头，脸颊通红，眼神躲闪，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工装的衣角，那副窘迫又羞涩的模样，更让眼前的男人笃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个男人，也就是后来犯下多起连环抢劫杀人案的丁建明，堪称情场老手。他一眼就看穿了李丽芬的纠结和心动，没有再步步紧逼，反而放缓了语气，给了她台阶下，语气依旧温柔，带着几分体贴：“小姐，你不用马上回答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再说。后天下午这个时间，我还会在这个车站等你，来不来，全凭你自己决定，我绝不勉强你。” 说完，他对着李丽芬潇洒地挥了挥手，眼神里带着几分期许，又有几分笃定：“后天见。”话音落下，他便转身，慢悠悠地离开了站台，白衬衫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只留下李丽芬一个人，站在原地，心神不宁。 丁建明走了之后，李丽芬的心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久久不能平静。她站在公交站台，直到公交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她都没有上去，脑子里全是那个男人英俊的脸庞和温和的声音，心里既有几分惊讶，又有几分难以掩饰的兴奋感。 她扪心自问，结婚这么多年，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她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家庭、孩子和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又平淡。丈夫常年在外，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就算回来了，也只是匆匆寒暄几句，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甜言蜜语，更没有像这样，主动邀约她、关注她。她长得不难看，身材也保持得不错，年轻时也是被人追着跑的美人，可结婚后，她仿佛就成了一个围着家庭转的黄脸婆，再也没有体会过被男人追的感觉。 “我到底去不去呢？”李丽芬在心里反复纠结着，两种念头在她心底激烈地交战。一种念头告诉她，不能去，她是有家有口的人，有丈夫，有孩子，要是和这个陌生男人扯上关系，一旦陷入婚外情，后果不堪设想，要是被亲戚朋友知道了，被丈夫知道了，她这辈子就抬不起头来了，甚至可能会毁了自己的家庭，毁了孩子的未来。 可另一种念头，却像藤蔓一样，死死地缠绕着她的心，那个男人太帅了，太会说话了，那种被人重视、被人追求的感觉，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结婚这么多年，她一直过得太压抑、太委屈了，她也想为自己活一次，也想寻求一点刺激，弥补一下这些年的遗憾。“婚外情又怎么样？只要做得隐蔽一点，谁会知道呢？”她甚至开始自我安慰起来。 想来想去，纠结了整整两天，在一种莫名的冲动和贪恋之下，李丽芬还是下了决心，她要去。她实在是抵挡不住那个男人的诱惑，也实在是不想错过这次寻求刺激的机会。她甚至开始偷偷打扮自己，找出了压在箱底的、很少穿的碎花衬衫，梳了一个精致的发型，还偷偷抹了一点雪花膏，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漂亮一点。 两天的时间，过得飞快。这天下午五点多，李丽芬下班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匆匆赶回家，而是特意放慢了脚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发，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再次来到了那个公交站台。 让她没想到的是，丁建明竟然早就已经在那里等她了。他依旧穿着那件干净的白衬衫，身姿挺拔地站在站台边，眼神望着她走来的方向，脸上依旧带着那抹温和的微笑，看起来就像一个深情的恋人，在等待自己的心上人。 看到李丽芬走来，丁建明的眼睛亮了一下，快步走上前，语气带着几分欣喜和温柔：“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李丽芬的脸颊又是一红，眼神躲闪，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应道：“我……我就是过来看看。” 丁建明见状，没有戳破她的心思，只是温柔地笑了笑，语气体贴：“没关系，不管你是过来看看，还是愿意陪我去跳舞，我都高兴。不过，现在时间还早，舞厅还没热闹起来，不如我先请你去旁边的小酒馆吃点东西，喝点小酒，咱们聊聊天，怎么样？” 李丽芬没有拒绝，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她此刻的心里，已经完全被兴奋和期待占据，早已把之前的顾虑和担忧，抛到了九霄云外。 丁建明带着她，走到了站台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那家小酒馆不大，装修也很简单，墙上贴着几张老旧的海报，摆放着几张木质的桌子和椅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和淡淡的酒香，看起来很接地气，也很隐蔽，适合两个人聊天。 丁建明找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让李丽芬坐下，然后拿起菜单，熟练地点了几个家常菜，一盘青椒炒肉丝，一盘番茄炒蛋，一盘清蒸鱼，还有一份凉拌黄瓜，都是武汉人爱吃的口味，又要了几瓶本地的啤酒。 很快，饭菜就端了上来，啤酒也倒好了。丁建明拿起酒杯，对着李丽芬举了举，笑容温和：“来，小姐，先敬你一杯，谢谢你愿意赏脸，陪我过来吃饭。” 李丽芬也拿起酒杯，轻轻和他碰了一下，小声说了一句“不客气”，然后抿了一小口啤酒。啤酒的清凉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几分微醺的感觉，也让她紧绷的神经，放松了许多。 俩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丁建明很会找话题，从家常里短，聊到婚姻生活，再聊到各自的人生经历，他言语幽默，谈吐得体，又很会倾听，不管李丽芬说什么，他都能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地附和几句，还能精准地戳中她的心底，说出她的委屈和不甘。 李丽芬越聊越投入，越聊越觉得，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虽然和自己素不相识，但心里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她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把这些年积压在心底的委屈、不甘，还有对平淡婚姻的不满，一股脑地全都倒了出来。她说起自己常年一个人操持家庭的辛苦，说起丈夫的冷漠和疏离，说起自己对浪漫和温情的渴望，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 丁建明一边听着，一边时不时地安慰她，语气温柔得能滴出水来：“辛苦你了，你这么好的女人，不该过得这么委屈。”“没关系，以后有我陪你，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他的话，像一剂良药，瞬间治愈了李丽芬心底的伤口，也让她对这个男人，更加依赖和信任。 在吃饭的过程中，李丽芬也终于知道了这个男人的名字，丁建明。丁建明告诉她，自己是做小生意的，平时比较自由，只是心里比较孤单，所以那天在车站，看到她之后，就忍不住主动和她搭话了。他没有多说自己的过往，只是捡着一些好听的、能博取同情的话说，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孤独、深情、又温柔体贴的男人。 一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几瓶啤酒下肚，李丽芬已经有了几分微醺，脸颊通红，眼神迷离，看向丁建明的目光里，也多了几分异样的情愫。丁建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心里早已盘算好了下一步的计划。 吃完饭，结了账，丁建明扶着微微有些站立不稳的李丽芬，语气依旧温柔：“李芬，时间也不早了，舞厅人也多了，不过我看你有点累，不如咱们去红山公园走走，吹吹晚风，醒醒酒，怎么样？” 李丽芬此刻早已被丁建明迷得神魂颠倒，心里满是花痴的念头：“建明约我去公园走走，这么晚了，公园人少，他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一想到这里，她的心跳就不由得加快，心里满怀期待，小鹿乱撞，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晕，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轻声应道：“好。” 那时候的红山公园，还没有如今这么热闹，尤其是到了傍晚，加上已经是9月份，秋天来了，天气渐渐转凉，公园里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偶尔能见到一两对情侣，躲在树荫下，搂搂抱抱，腻腻乎乎的，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 丁建明扶着李丽芬，慢悠悠地走进公园里，沿着小路，一路走到了公园深处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那里长满了高高的杂草和树木，遮挡住了外人的视线，旁边还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很是隐蔽。 丁建明扶着李丽芬，坐在了草地上，然后挨着她坐下，距离很近，近到李丽芬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洗衣粉的清香。俩人又说了一会话，丁建明的手，不知不觉地搭在了李丽芬的肩膀上。李丽芬的身体微微一僵，没有拒绝，反而下意识地往他身边靠了靠。 见李丽芬没有反抗，丁建明再也忍不住了，眼神瞬间变得浑浊而贪婪，脸上的温和笑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急切和凶狠。他突然扑了上去，一把将李丽芬摁倒在了草地上，双手死死地按住她的胳膊，让她动弹不得。 李丽芬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瞬间清醒了大半，心里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地想反抗，想推开他，嘴里还小声念叨着：“建明，你干什么？别这样……” 可此时的丁建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温柔，眼神凶狠，力气也大得惊人，死死地按住她，根本不给她反抗的机会。李丽芬的心里，一边是慌乱和害怕，一边却又有一丝莫名的刺激，这种禁忌的、偷偷摸摸的感觉，是她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她挣扎了几下，见反抗无效，心里的慌乱和害怕，渐渐被刺激和贪恋取代，最终，还是半推半就，和丁建明越过了道德的底线，在这片隐蔽的草地上，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彼时的李丽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放纵，这一次的贪恋，将会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这之后，丁建明和李丽芬，就像两条脱缰的野马，彻底陷入了婚外情的泥潭，无法自拔。他们先后背着自己的妻子和丈夫，又偷偷约会了好多次，每次都是丁建明主动邀约，李丽芬欣然赴约，他们在隐蔽的小旅馆、在偏僻的公园角落，一次次放纵自己，享受着这种禁忌的快乐，却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快乐，背后隐藏着怎样致命的危险。 李丽芬沉浸在丁建明给她的温柔和刺激中，早已把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抛到了九霄云外。她甚至开始幻想，要是能和丁建明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要是能嫁给丁建明，摆脱那种平淡、压抑的婚姻生活，该多幸福。她却不知道，丁建明对她，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感情，所谓的温柔和体贴，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陷阱，所谓的约会和陪伴，不过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伪装。他接近她，从来都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他看中了她身上的黄金首饰，看中了她的钱财，更看中了她已婚女人的身份，这样的女人，就算出了什么事，也大概率会因为害怕婚外情曝光，而不敢声张，就算被发现，也很难快速查到他的头上。 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瞬即逝。1993年10月16号上午，丁建明又主动约李丽芬出去玩。李丽芬满心欢喜，一大早，就起床收拾打扮，给闺女做好早饭，送她去了幼儿园，然后匆匆坐车，赶到了他们约定的地点，武汉东湖风景区。 东湖风景区，是武汉有名的景点，湖水清澈，岸边杨柳依依，风景秀丽，就算是在秋天，也依旧美不胜收。丁建明早已在那里等她，看到李丽芬走来，脸上又露出了那抹熟悉的温和笑容，走上前，自然地牵起她的手：“李芬，你来了，咱们今天好好玩玩。” 李丽芬的脸颊一红，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心里满是甜蜜。俩人在东湖风景区里，慢悠悠地逛着，一边欣赏着美丽的风景，一边说着甜言蜜语，丁建明时不时地给她买一些小零食，时不时地牵着她的手，拥抱她，温柔得不像话，让李丽芬彻底放下了所有的防备，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幸福之中。 他们在风景区里，逛了整整两个多钟头，从湖边逛到了山林边，从清晨逛到了中午。中午左右的时候，丁建明提议，去旁边的南望山上看看，说南望山上的风景更好，更安静，适合两个人独处。李丽芬没有丝毫怀疑，欣然答应了。 丁建明带着李丽芬，爬上了南望山。南望山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人迹罕至，很是隐蔽。他们在山上一处树林子里边，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又说了一会话，丁建明再次对李丽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李丽芬依旧半推半就，和他再次发生了性关系。 完事之后，俩人都有些疲惫，丁建明提议，先找个餐馆吃午饭，下午再继续逛。李丽芬点了点头，任由丁建明牵着自己的手，下山去了。他们在山下找了一家小小的餐馆，点了几个家常菜，简单吃了一顿午饭，休息了一会儿，下午，又继续沿着湖边的公路闲逛。 不知不觉间，他们又逛到了余家山。余家山和南望山一样，树木茂盛，人迹罕至，山路崎岖，很是偏僻。此时，尽管两个人已经逛了大半天，早已精疲力尽，连走路都有些费劲，但丁建明的眼神里，却依旧带着一丝贪婪和急切，他转过头，对着李丽芬，语气依旧温柔，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催促：“李芬，咱们再上山上走走去吧，山上安静，咱们再好好聊聊天，休息休息。” 李丽芬心里一动，瞬间就明白了丁建明的心思，他准是又想做那种事了，真是等不及的样子。她虽然有些疲惫，但看着丁建明温柔的眼神，还是不忍心拒绝，心里也有一丝贪恋那种禁忌的快乐，于是，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应道：“好，不过，咱们就休息一会儿，别太累了。” 丁建明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点了点头，扶着李丽芬，一步步爬上了余家山的山林深处。这里比南望山的树林子，还要隐蔽，周围全是高高的树木和杂草，连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显得格外阴森。 到了地方之后，丁建明果然再次对李丽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李丽芬半推半就，再次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一次，李丽芬格外疲惫，完事之后，连动都不想动，直接躺在了草地上，闭着眼睛，休息起来，很快，就有了几分睡意，对丁建明，更是没有了丝毫的防备，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平日里对她温柔体贴、甜言蜜语的男人，会在她最放松、最毫无防备的时候，对她下毒手。 趁着李丽芬躺在草地上休息、毫无防备的时候，丁建明脸上的温和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凶狠和贪婪。他缓缓地站起身，眼神冰冷地盯着躺在草地上的李丽芬，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然后，突然弯下腰，伸出双手，死死地掐住了李丽芬的脖子。 李丽芬瞬间被惊醒，感受到脖子上的力道，她下意识地睁开眼睛，看到丁建明冰冷凶狠的眼神，脸上满是惊恐和难以置信，她想挣扎，想呼喊，想推开他，可丁建明的力气太大了，双手死死地掐着她的脖子，让她动弹不得，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脸，很快就涨得通红，眼神里的惊恐，渐渐被绝望取代，她拼命地蹬着腿，双手胡乱地抓着，可一切都是徒劳。 丁建明眼神冰冷，脸上没有丝毫的怜悯，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直到看到李丽芬的挣扎越来越微弱，眼神也开始涣散，他还是不放心，怕李丽芬不死，又随手捡起身边一块锋利的石头，狠狠地砸向李丽芬的头部。“砰”的一声，石头砸在头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染红了李丽芬的头发，也染红了身下的草地。李丽芬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然后，就彻底不动了。 可丁建明，依旧没有放松警惕，他又从自己的球鞋上，解下了一根鞋带，然后，紧紧地勒住了李丽芬的脖子，用力勒了好几圈，还系上了一个死结，确保她再也没有活过来的可能。做完这一切，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蹲在地上，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见李丽芬的身体，再也没有丝毫的动静，确认她已经死透了，这才放心下来。 随后，丁建明露出了贪婪的本性，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取下了李丽芬脖子上的金项链，那是李丽芬结婚的时候，丈夫给她买的，虽然不算特别粗，但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又取下了她手上的一枚金戒指，那也是她平日里最常戴的首饰，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金项链和金戒指收好，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发，擦掉了手上的血迹，看了一眼躺在草地上的李丽芬的尸体，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和不安，转身，小心翼翼地沿着山路，逃下山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山林深处，仿佛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样。 李丽芬的尸体，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余家山的山林深处，无人知晓。直到两天之后，也就是1993年10月18号，一群游客来到余家山游玩，在山林深处，意外发现了她的尸体。当时，尸体已经有了一些腐烂的迹象，头部有明显的伤痕，脖子上有清晰的勒痕，身上的衣服凌乱，看起来惨不忍睹。游客们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电话之后，洪山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立刻带着技术侦查人员，赶到了现场，对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察。技术侦查人员小心翼翼地收集着现场的每一个线索，提取着可能存在的指纹、毛发和脚印，民警则在现场周围进行走访调查，寻找目击者和相关线索。 随后，法医对李丽芬的尸体，进行了尸检。经过详细的尸检，法医最终认定，李丽芬生前，曾经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死亡原因，是被人扼颈、勒颈，并且头部受到钝器重击，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大概在两天前，也就是10月16号左右。 同时，法医还发现，现场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李丽芬的身上，除了头部的伤痕和脖子上的勒痕之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反抗痕迹，这就说明，李丽芬很可能是死在熟人手上，或者是死在她信任的人手上，否则，她不会没有丝毫防备，也不会没有反抗的痕迹。 几天之后，通过现场遗留的物品和走访调查，民警终于查明了李丽芬的身份，武汉某纺织厂女工，三十一岁，已婚，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查明身份之后，侦查人员立刻围绕李丽芬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走访，重点排查那些和李丽芬关系密切、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的人。 侦查人员一致认为，能和李丽芬发生性关系，又能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她下毒手，并且抢走她身上的黄金首饰，这个人，一定和李丽芬关系不一般，要么是她的情人，要么是她的熟人，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于是，侦查人员开始大规模排查李丽芬的社会关系，包括她的同事、朋友、亲戚，还有她丈夫的朋友、亲戚，凡是和她有过接触、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都被纳入了排查范围。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侦查人员一共摸排出了40多名重点嫌疑对象，然后，对这40多名嫌疑对象，挨个进行审查，核实他们的身份、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排查他们的不在场证明。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经过逐一审查和核实，这40多名重点嫌疑对象，没有一个人有作案嫌疑和作案条件，他们要么在李丽芬死亡的时间段，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要么没有作案动机，要么和李丽芬的关系，并没有达到能单独约会、毫无防备的程度。 这一结果，让所有的侦查人员，都陷入了困境。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平时的李丽芬，性格其实挺豪放的，社会交往也比较广泛，否则，也不会仅仅因为“生前发生过性关系”这一特点，就排查出40多名重点嫌疑对象。可尽管警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力展开侦查，却依旧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件陷入了僵局。 其实，警方之所以找不到线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丁建明和李丽芬，只是偶然之间认识的情人关系，他们的约会，非常隐蔽，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李丽芬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丁建明的存在，她害怕婚外情曝光，害怕被亲戚朋友嘲笑，害怕被丈夫知道，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段禁忌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警方在排查李丽芬的社会关系时，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丁建明的踪迹，这段突如其来的婚外情，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就这样，李丽芬被杀案，因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渐渐被搁置了下来。侦查人员虽然没有放弃，依旧在时不时地排查线索，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丁建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从来没有在李丽芬的生命里，留下过任何痕迹。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之间，就到了1994年。这一年的冬天，武汉格外的冷，寒风呼啸，街头的梧桐树，叶子早已落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就在人们渐渐忘记李丽芬被杀案的时候，一起相似的案件，再次发生了，这一次，受害者侥幸活了下来，也给警方，提供了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1994年1月18号中午，洪山区公安分局关山街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日常工作，突然，办公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一个26岁的少妇，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她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脸上带着明显的伤痕和泪痕，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疲惫，刚一进门，就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随后，就泣不成声地，向民警讲述着自己的不幸遭遇。 这个少妇，名叫张平，是武汉一家机械厂的女工，已婚，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丈夫结婚四年，夫妻二人，都在同一家企业当工人，日子过得平淡而普通。张平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身材比较丰满，皮肤白皙，在九十年代初，她的穿衣风格，相对来说，比较时尚，也显得有些性感，加上性格比较开朗，平时也很喜欢被人夸奖和奉承。 张平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向民警讲述着事情的经过。据张平回忆，事情发生在1994年1月15号下午，那天天气还算不错，没有那么冷，阳光也比较温和。她休息，就带着才三岁的女儿，来到了汉阳文化宫的草坪上玩。汉阳文化宫，是当时汉阳比较热闹的地方，很多大人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晒太阳、玩耍，草坪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她带着女儿，在草坪上玩了一会儿，女儿在一旁追逐嬉戏，她则坐在草坪上，晒着太阳，休息了一会儿。就在这时，一个温和又带着几分笑意的男人声音，突然在她身边响起：“小姐，我请您去跳舞好吗？” 张平一愣，下意识地转过头去，还以为是自己的熟人，跟她开玩笑呢。可转过头一看，她才发现，说话的这个男人，她并不认识。这个男人，大概三十三四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穿着一件干净的深色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眼英俊，鼻梁高挺，嘴角噙着一抹温和的微笑，看起来温文尔雅，潇洒倜傥，和李丽芬遇到的那个男人，模样、气质，几乎一模一样。 张平定了定神，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和疏离，语气带着几分不客气，随口应道：“我又不认识你，谁跟你去跳舞啊？”她虽然喜欢被人奉承，但也不是那种轻易就会和陌生男人搭话的人，尤其是在带着女儿的情况下，更是多了几分防备。 可她不知道的是，这个主动向她搭讪的陌生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杀害李丽芬的凶手，丁建明。沉寂了几个月之后，丁建明，再次出手了，他依旧沿用着之前的作案手法，寻找已婚女性作为侵害对象，用温柔和甜言蜜语，编织陷阱，引诱她们上钩。 丁建明一看张平说话的语气，虽然带着几分不客气，但眼神里，并没有那种强烈的厌恶和抵触，反而有一丝好奇和羞涩，他立刻就知道，这个女人，和李丽芬一样，也是一个渴望被关注、被奉承的人，也是一个可以被他轻易引诱上钩的猎物。 于是，丁建明没有丝毫尴尬，反而耍起了贫嘴，语气依旧温和，带着几分幽默和奉承：“小姐，您看您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朋友嘛，过几天，咱们不就成朋友了？到时候，再一起去跳舞，不就顺理成章了？” 张平被他这番话，说得脸颊微微一热，心里竟莫名泛起一丝涟漪，忍不住笑了起来，语气也软了几分，带着几分羞涩和调侃：“哎哟，我又不是小姑娘家了，都结婚生子了，你跟我交什么朋友啊？还夸我漂亮，净说些好听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丁建明立刻接话，语气依旧温柔，奉承的话说得恰到好处，不浮夸，却又能精准地戳中张平的心底，“您虽然结婚生子了，但气质越来越好，身材也保持得这么好，比那些小姑娘家，更有魅力，更让人着迷。我是真心觉得您漂亮，真心想和您交个朋友。” 讨好女人，本就是丁建明的拿手好戏。他太清楚了，像张平这样的已婚女性，尤其是结婚多年，婚姻生活平淡无味，常年得不到丈夫的关注和奉承的女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被人夸奖、被人重视，喜欢听甜言蜜语。只要他多说一些奉承的话，多给她一些温柔和体贴，很快，就能攻破她的心理防线，让她放下防备，心甘情愿地落入自己的陷阱。 其实，张平自己也知道，自己谈不上有多漂亮，只是身材比较丰满，穿衣风格比较性感而已。可结婚四年，她从来没有听丈夫说过一句甜言蜜语，丈夫每天下班，就是看电视、喝酒、睡觉，从来不会关注她的心情，不会夸奖她，不会体贴她，他们的婚姻，平淡得就像一潭死水，没有丝毫的激情和浪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又乏味。 所以，当丁建明说出这些奉承的话，说出这些甜言蜜语的时候，张平的心里，瞬间就被幸福感填满了，那种被人重视、被人夸奖的感觉，实在是太久违了，久到让她有些飘飘然，仿佛云里雾里一样，浑身都透着一股愉悦。她对丁建明的防备，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放下了许多。 丁建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得意，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他很聪明，见张平不愿意去跳舞，没有再步步紧逼，而是立刻改变了策略，换了一个邀约的方式，语气依旧温柔，带着几分体贴：“小姐，既然您不愿意去跳舞，那也没关系，不勉强您。那我请您上茶馆喝茶去吧？就喝杯茶，聊聊天，耽误不了您多少时间，也不会让您为难，怎么样？” 张平心里一动，琢磨着：“喝茶而已，又不是跳舞，不需要搂搂抱抱，也不需要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跟这么一个英俊潇洒、又会说话的男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挺好的，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听到好听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里，张平没有丝毫犹豫，点了点头，笑着应道：“好啊，喝杯茶倒是可以，不过，我得带着我女儿一起。” “没问题，”丁建明立刻点头答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语气依旧温柔，“带着孩子一起更好，小孩子也能喝点果汁、吃点小点心，咱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也不耽误你看孩子。” 说完，丁建明主动走上前，帮张平牵起女儿的手，语气温柔地对着小女孩说了一句：“小朋友，真可爱，叔叔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小女孩怯生生地看了看丁建明，又看了看张平，见张平点了点头，才小声地应道：“好。” 随后，丁建明带着张平和她的女儿，来到了汉阳文化宫附近的一家茶馆。那家茶馆，装修得比较雅致，环境安静，很适合聊天。丁建明找了一个靠角落的包间，让张平和女儿坐下，然后点了一壶好茶，几碟小点心和一杯果汁，递给了小女孩。 包间里，气氛暧昧而安静，只有茶水沸腾的声音，和小女孩吃点心的细微声音。丁建明和张平，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丁建明依旧很会找话题，从家常里短，聊到婚姻生活，再聊到各自的烦恼和期许，他言语幽默，谈吐得体，又很会倾听，不管张平说什么，他都能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地附和几句，时不时地安慰她，时不时地说一些甜言蜜语，把张平哄得团团转。 张平越聊越投入，越聊越觉得，丁建明是一个懂她、疼她、体贴她的人，是一个能读懂她心底委屈和不甘的人。她把自己这些年积压在心底的委屈，把自己对平淡婚姻的不满，把自己对浪漫和温情的渴望，一股脑地全都倒了出来，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 丁建明一边听着，一边时不时地安慰她，语气温柔得能滴出水来：“辛苦你了，你这么好的女人，不该过得这么委屈。”“你丈夫真是太不懂珍惜了，这么好的妻子，不知道好好疼爱，真是太可惜了。”“没关系，以后有我陪你，我会好好疼你、体贴你，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这些话，像一剂良药，瞬间治愈了张平心底的伤口，也让她对丁建明，更加依赖和信任，甚至开始幻想，要是能和丁建明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已婚的女人，忘记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彻底沉浸在丁建明给她的虚假温柔和浪漫之中。 俩人在茶馆里，一聊就是两个多钟头，小女孩在一旁，吃着点心，喝着果汁，玩得无聊了，就靠在张平的怀里，睡着了。张平的耳朵里，灌满了丁建明说的甜言蜜语，心里满是愉悦和不舍，直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她才意识到，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 临走的时候，张平的心里，还有些依依不舍，眼神里带着几分期许，看着丁建明，小声说道：“今天，谢谢你请我喝茶，我很开心。” 丁建明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伸手，轻轻摸了摸张平的头发，语气温柔：“能让你开心，我就满足了。我也很开心，能认识你，能和你聊这么久。这样吧，咱们约定好，几天后，我再请你出来，咱们好好玩玩，好不好？” 张平的脸颊一红，心跳不由得加快，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小声应道：“好。” 随后，丁建明主动送张平和她的女儿，到了公交站台，看着她们上了公交车，才转身离开。看着丁建明离去的背影，张平的心里，满是甜蜜和期待，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落入了丁建明精心编织的陷阱之中，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向她逼近。 其实，张平也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在认识丁建明之前，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对不起丈夫的事。她之所以会被丁建明引诱，之所以会放下自己的防备，之所以会对丁建明产生好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渴望温存，渴望体贴，渴望浪漫，渴望被人重视。她和丈夫的婚姻，太过平淡，太过乏味，没有丝毫的激情和浪漫，丈夫常年对她冷漠、疏离，让她的心底，充满了委屈和不甘，当丁建明出现，给了她想要的温柔、体贴和浪漫，给了她想要的重视和奉承的时候，她就彻底沦陷了，再也无法自拔。 有心理专家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当一个人在家里，得不到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当夫妻之间，缺少浪漫，缺少温存，缺少沟通，缺少理解的时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产生去外面寻求这种温馨、浪漫和重视的需求和想法。男人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张平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不是天生就想背叛家庭，而是被平淡的婚姻，被丈夫的冷漠，逼得不得不去外面，寻求那一点点虚假的温暖和浪漫。 1994年1月18号，张平休息，按照事先和丁建明的约定，上午8点半的时候，她准时来到了汉阳商场门口，和丁建明会面。这一次，她没有带女儿，她找了一个借口，把女儿托付给了邻居照看，她想，好好和丁建明相处一会儿，好好享受一下这种虚假的浪漫和温柔，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丁建明，依旧早就已经在那里等她了，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外套，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看到张平走来，快步走上前，自然地牵起她的手，语气温柔：“张平，你来了，咱们今天，去摩山风景区的余家山玩玩吧，那里风景好，人也少，适合两个人独处。” 张平没有丝毫怀疑，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点了点头，笑着应道：“好，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此时的她，早已被丁建明迷得神魂颠倒，对丁建明，没有了丝毫的防备，丁建明说什么，她就信什么，丁建明让她去哪里，她就去哪里。 随后，俩人一起坐车，来到了摩山风景区的余家山。余家山，依旧是那样的偏僻，那样的隐蔽，树木茂盛，杂草丛生，人迹罕至，和李丽芬被杀的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到了余家山之后，丁建明带着张平，爬上了山林深处，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坐下，然后，就对张平，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张平的心里，有一丝犹豫，有一丝愧疚，她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可看着丁建明温柔的眼神，听着丁建明的甜言蜜语，那种犹豫和愧疚，很快就被欲望和贪恋取代，最终，她还是半推半就，和丁建明，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 丁建明，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张平，有过丝毫的感情，他感兴趣的，从来都不是张平的身子，虽然，这对他来说，算是额外的附赠品，他真正的目的，是张平身上的那些黄金首饰，是张平的钱财。他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引诱张平，讨好张平，就是为了让她放下防备，心甘情愿地和自己发生关系，然后，在她最毫无防备的时候，对她下毒手，抢走她身上的钱财。 发生完关系之后，张平显得格外满足，小脸红扑扑的，眼神迷离，浑身都透着一股慵懒的气息，她毫无防备地躺在丁建明的怀里，像个小女人一样，撒娇卖萌，语气温柔：“建明，我好开心，以后，你还要经常陪我，好不好？” 丁建明脸上，依旧带着那抹温和的笑容，轻轻抚摸着张平的头发，语气温柔地应道：“好，我会经常陪你的，永远都陪着你，不会离开你。”可他的心里，却早已冰冷刺骨，凶狠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心底，悄然升起，他知道，时机，到了。 就在张平躺在他的怀里，毫无防备，沉浸在虚假的幸福之中的时候，丁建明脸上的温和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凶狠和贪婪。他猛地伸出手，死死地掐住了张平的脖子，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怜悯。 张平瞬间被惊醒，感受到脖子上的力道，她下意识地想挣扎，想呼喊，想推开丁建明，嘴里还大声念叨着：“建明，你干什么？放开我！快放开我！”可丁建明的力气太大了，双手死死地掐着她的脖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怜悯，仿佛要将她的脖子掐断一般。她的脸，很快就涨得发紫，双眼圆睁，眼球布满血丝，呼吸越来越困难，喉咙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微弱声响，四肢无力地乱蹬着，双手胡乱地抓挠着，指甲无意间划过丁建明的手臂，留下几道浅浅的血痕，可这丝毫没有撼动丁建明的决心，他手上的力道，反而越来越大。 张平的意识，渐渐开始模糊，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远，眼前的丁建明，那张曾经让她心动的英俊脸庞，此刻变得格外狰狞、冰冷，像来自地狱的恶魔，让她从心底里感到恐惧，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瞬间淹没了她。她想到了自己三岁的女儿，想到了平日里虽然冷漠、但从未伤害过她的丈夫，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不甘心就这么死在这里，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自己的亲人，她拼命地凝聚起最后一丝力气，双脚用力蹬向丁建明的胸口，可这微弱的反抗，在丁建明面前，就像蚍蜉撼树，毫无用处。 没过多久，张平的挣扎就越来越微弱，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双眼也渐渐失去了光泽，脑袋歪向一边，彻底没了动静，只剩下微弱的气息，几乎难以察觉。丁建明盯着她看了几秒，见她不再挣扎，心里依旧不放心，他太清楚“斩草除根”的道理，生怕张平没有死透，留下后患。于是，他松开掐着张平脖子的手，和杀害李丽芬时一样，弯腰解下自己球鞋上的鞋带，双手用力，将鞋带紧紧地勒在张平的脖子上，一圈又一圈，用力拧紧，还特意系上了一个死结，确保她再也没有活过来的可能。 做完这一切，丁建明才缓缓松开手，蹲在地上，静静地观察了张平几分钟，见她的胸口没有丝毫起伏，脸色越来越苍白，确认她已经“死透”了，这才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他站起身，伸手在张平的身上胡乱摸索着，很快就找到了她耳朵上的一对金耳环，那是张平结婚时，婆婆给她买的，成色很好，还有她手指上戴着的一枚金戒指，那是她自己省吃俭用，攒了很久的钱买的。丁建明小心翼翼地将金耳环和金戒指摘下来，擦了擦上面的痕迹，小心翼翼地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又检查了一遍张平的身上，确认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擦掉手臂上被张平抓挠的痕迹，看都没再看地上的张平一眼，转身沿着崎岖的山路，小心翼翼地逃下山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山林深处，仿佛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样。 幸运的是，张平并没有真的死透。丁建明离开后，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陷入深度昏迷的张平，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中，缓缓恢复了意识。她的脖子传来钻心的疼痛，呼吸依旧困难，喉咙里又干又疼，只能发出微弱的“嗬嗬”声，浑身无力，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静静地躺在冰冷的草地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头顶茂密的树叶，眼泪顺着眼角滑落，混合着身上的泥土和血迹，狼狈不堪。 她想起了丁建明那张狰狞冰冷的脸，想起了他掐住自己脖子时的狠劲，想起了自己拼命挣扎却无力反抗的绝望，心里就充满了恐惧，浑身不停地发抖。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下来，或许是丁建明太过大意，或许是那根鞋带没有勒紧，或许是上天垂怜，不想让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不想让她三岁的女儿失去母亲。 求生的欲望，渐渐压过了恐惧和疼痛。张平咬紧牙关，用尽全身仅剩的力气，一点点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想爬到路边，寻求路人的帮助。可山路崎岖，杂草丛生，她每动一下，脖子上的伤口就会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要散架一般，汗水顺着额头滑落，浸湿了衣衫，也耗尽了她仅有的力气。 她挣扎了很久，也只挪动了一小段距离，最终还是无力地倒了下去，再次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就在她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几声脚步声和说话声，是几个上山砍柴的村民，他们正好路过这里，无意间发现了躺在草地上的张平。 “哎，你们看，那里好像有个人！”一个村民率先发现了异常，指着张平的方向，大声喊道。其他几个村民听到喊声，立刻围了过来，当他们看到张平衣衫不整、满脸是伤、脖子上有明显勒痕的模样时，都吓了一跳。 “这是谁啊？怎么伤得这么重？”“还有气吗？快看看还有气吗？”村民们七手八脚地围了上来，小心翼翼地探了探张平的鼻息，又摸了摸她的脉搏，发现她还有微弱的气息，顿时松了一口气。 “快，快送她下山，去医院！再晚就来不及了！”其中一个年长的村民当机立断，对着其他村民说道。几个村民立刻行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张平扶起来，轮流背着她，沿着崎岖的山路，匆匆往山下赶。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呼喊着张平的名字，生怕她再次陷入昏迷，再也醒不过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村民们终于将张平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接到病人后，立刻对张平进行了紧急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全力抢救，张平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保住了一条命，但因为颈部受到严重损伤，加上失血过多，她依旧处于昏迷状态，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休养。 村民们在医院办理了相关手续后，就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向警方说明了情况。洪山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赶到了医院，同时再次派人前往余家山的案发现场，进行重新勘察，收集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三天之后，张平终于缓缓醒来。当她睁开眼睛，看到身边的民警时，积压在心底的恐惧和委屈，瞬间爆发出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向民警，讲述了自己被丁建明引诱、侵害，然后被灭口的全过程，尤其是详细描述了丁建明的外貌特征。 据张平回忆，凶手丁建明，年龄大概三十三四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匀称，眉眼英俊，鼻梁高挺，嘴唇偏薄，平时说话语气温和，带着一点武汉本地人的软糯，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个浅浅的梨涡，看起来温文尔雅，很有迷惑性。他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穿着干净整洁，作案当天，穿的是一件深色的外套，手上没有明显的疤痕，但是手臂上，有几道浅浅的抓痕，那是她在挣扎的时候，用指甲抓出来的。 除此之外，张平还向民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丁建明的左手食指，有一点弯曲，像是受过伤留下的后遗症，而且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用右手轻轻抚摸自己的左手食指，这个小动作，非常明显。另外，丁建明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混合着洗衣粉的清香，很好辨认。 民警们听完张平的讲述，立刻将她描述的凶手特征，一一记录下来，同时结合现场勘察收集到的线索，画出了丁建明的模拟画像。经过比对，民警们发现，张平描述的这个凶手，和李丽芬被杀案中，可能存在的凶手，外貌特征、作案手法，几乎完全一致，都是英俊潇洒、善于伪装，都是以已婚女性为侵害对象，都是用温柔和甜言蜜语引诱受害者上钩，都是在偏僻的山林里作案，都是先侵害受害者，再抢走受害者身上的黄金首饰，最后杀人灭口，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而且非常隐蔽。 侦查人员立刻意识到，这两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于是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成立了专门的专案组，全力追查凶手丁建明的下落。专案组根据张平提供的凶手特征和模拟画像，在武汉全市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重点排查那些年龄、身高、外貌符合条件，手臂上有抓痕，左手食指有弯曲后遗症的男性。 同时，民警们还加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区域的走访调查力度，走访了附近的村民、商贩，还有茶馆、酒馆、舞厅等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寻找丁建明的踪迹。另外，民警们还发布了悬赏通告，公开了丁建明的模拟画像和相关线索，鼓励市民积极提供线索，凡是能提供有价值线索，帮助警方抓获凶手的，给予重奖。 一时间，武汉全市上下，都掀起了追查凶手丁建明的热潮。市民们积极响应，纷纷关注悬赏通告，很多人都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虽然大部分线索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也有一些线索，为警方的侦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而凶手丁建明，在杀害张平（他以为）、抢走金耳环和金戒指之后，就立刻逃离了武汉市区，躲到了周边的县城里，暂时不敢露面。他知道，警方一定会全力追查他的下落，所以他格外谨慎，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甚至不敢和陌生人说话，每天都躲在出租屋里，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骨子里的贪婪和好色，并没有因为恐惧而收敛。躲在县城里没过多久，他就又忍不住了，开始在县城里游荡，寻找新的侵害对象，依旧沿用之前的作案手法，用温柔和甜言蜜语，搭讪那些已婚女性，试图引诱她们上钩，继续抢夺她们身上的钱财。 幸运的是，此时的警方，已经根据张平提供的线索，将排查范围扩大到了武汉周边的县城，丁建明的一举一动，渐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1994年3月27号下午，丁建明在一个县城的公园门口，试图搭讪一位已婚女性时，被正在附近排查的民警当场抓获。 民警们将丁建明抓获后，立刻对他进行了审讯。一开始，丁建明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杀害李丽芬、侵害张平的罪行，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情，民警们抓错人了。 但当民警们拿出张平提供的线索、模拟画像，还有现场勘察收集到的相关证据，尤其是提到他手臂上的抓痕和左手食指的弯曲后遗症时，丁建明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住了，于是，在民警的审讯下，他缓缓低下了头，如实供述了自己杀害李丽芬、侵害并试图杀害张平，以及抢夺她们身上黄金首饰的全部罪行。 据丁建明供述，他出生于1961年，武汉本地人，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困，早早地就辍学了，没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喜欢贪图享乐，又不愿意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于是就动起了歪心思，想通过抢劫的方式，快速获取钱财。 一开始，他只是在街头抢劫路人，但是这种方式，风险很大，很容易被警方抓获。后来，他发现，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那些婚姻生活平淡、渴望被关注、被奉承的已婚女性，防备心比较弱，而且身上大多会佩戴黄金首饰，容易引诱，也容易得手，就算出了什么事，她们也大概率会因为害怕婚外情曝光，而不敢声张。 于是，丁建明就开始刻意伪装自己，每天都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温文尔雅、英俊潇洒，然后在公交站台、公园、文化宫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寻找合适的侵害对象，专门搭讪那些已婚女性，用温柔的语气、动听的甜言蜜语，引诱她们上钩，和她们发生不正当关系，等到她们彻底放下防备之后，就将她们带到偏僻的山林里，抢走她们身上的黄金首饰，然后杀人灭口，永绝后患。 1993年9月，他在公交站台，偶然遇到了李丽芬，见李丽芬长相清秀、防备心弱，又渴望被关注，就觉得她是一个合适的侵害对象，于是就主动上前搭讪，用甜言蜜语引诱李丽芬，和她发生了婚外情。在和李丽芬相处了一个多月，彻底取得李丽芬的信任之后，他就将李丽芬带到余家山的山林深处，抢走了她身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然后将她杀害，之后逃离了现场。 杀害李丽芬之后，丁建明沉寂了几个月，一直躲在暗处，观察警方的动向，见警方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就又开始蠢蠢欲动。1994年1月，他在汉阳文化宫的草坪上，遇到了带着女儿的张平，见张平性格开朗、喜欢被奉承，就再次用同样的手法，引诱张平，和张平约定见面，然后将张平带到余家山的山林深处，侵害了张平，抢走了她身上的金耳环和金戒指，之后试图将张平杀害，以为张平已经死透之后，就逃离了现场，没想到张平竟然侥幸活了下来，还向警方提供了他的相关线索。 丁建明还供述，在杀害李丽芬、侵害张平之前，他还曾经用同样的手法，引诱过几位已婚女性，只是因为当时时机不成熟，或者对方有所防备，没有得手，所以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丝毫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意，在他看来，那些被他侵害、杀害的女性，都是因为自己贪慕虚荣、渴望刺激，才会落入他的陷阱，死不足惜。 警方根据丁建明的供述，立刻前往他的出租屋，进行搜查，在出租屋里，找到了他还未来得及变卖的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经过鉴定，这些首饰，正是李丽芬和张平身上被抢走的物品，除此之外，警方还找到了丁建明作案时穿的深色外套、球鞋等物品，这些物品，都成为了指控丁建明罪行的重要证据。 1994年5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对丁建明提起了公诉。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丁建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最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决丁建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李丽芬家属、张平的全部经济损失。丁建明接到判决书后，没有提出上诉，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难逃法律的制裁。 1994年10月，丁建明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英俊潇洒的“温柔恶魔”，终于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李丽芬的冤屈，终于得以昭雪，张平也终于讨回了公道。 第234章 个女人消失在这个菜市场，无人报警 2001年6月7号。 这一天是初夏时节，大凉山的天空蓝得透亮，阳光从早上一出来就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发花。城关镇龙福巷深处，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 32岁的彝族汉子曲木果子站在灶前，手里拿着一双筷子，把锅里的鸡肉翻了个个儿。这锅鸡他已经热了三回了，早上炖好的，凉了，热一回；等到中午，又凉了，再热一回；现在日头偏西，他又热了一回。 他把锅盖盖上，走到门口，朝巷子口张望。 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鸡在地上啄食。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又安静下来。曲木果子叹了口气，又走回屋里。 今天是他的妻子格琴伏金末26岁的生日。 平时日子过得紧巴，两口子起早贪黑卖菜，舍不得吃好的。但今天不一样，曲木果子天不亮就去集市上买了一只肥母鸡，又割了二斤肉，还破天荒地买了一瓶酒，那种带包装的，在供销社柜台里摆了很久的好酒。 他特意把岳父岳母从乡下接来了。老两口坐在屋里，也是等得心焦。岳父咂着旱烟袋，烟雾在昏暗的屋里慢慢升腾。岳母时不时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看，又走回来坐下。 “果子啊，”岳母开口了，“金末平时这个点儿，该回来了吧？” 曲木果子点点头：“平时这时候，早回来了。我们一般十二点收摊，她先回来做饭，我收拾摊子。今天……” 他没往下说。 岳父磕了磕烟袋锅：“再等等。” 曲木果子想起他和格琴伏金末的事。 他们是一个村寨长大的。那个寨子叫足佑村，藏在嘎日乡的大山里头，从县城过去要走大半天的山路。小时候，他们一起下河摸鱼，一起上山掏鸟窝。曲木果子比她大三岁，总是护着她，不让人欺负。 后来曲木果子小学毕业就不念了，跟着阿爸上山放羊。格琴伏金末考上了初中，成了寨子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她长得越来越好看了，寨子里的老人们都说，这姑娘是山里的金凤凰。 那时候，曲木果子心里就暗暗喜欢她。可他知道自己配不上，他一个放羊的，人家是读书人。 但格琴伏金末的父母不这么想。他们两家是老交情，早就定下了娃娃亲。格琴伏金末的父母后来反悔了，说要破除旧礼数，让孩子们自由恋爱。曲木果子心里苦啊，可他不敢说什么。 直到那一年的火把节。 那是彝族人最隆重的节日。山上山下，火把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了人间。年轻的男男女女穿着最漂亮的衣裳，围在火堆边唱歌跳舞。格琴伏金末穿着一身绣花的百褶裙，在火光里美得像山里的索玛花。 几个外寨子来的二流子盯上了她，围着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后来竟敢动手动脚。格琴伏金末吓得尖叫起来。 曲木果子当时也在，他一直没敢靠近她，只是远远地看着。听到她的喊声，他浑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他冲过去，像一头护犊子的公牛，把那几个家伙打得屁滚尿流。 那天晚上，他送她回家。山路黑漆漆的，只有天上的星星照着。他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问了一句：“格琴伏金末，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然后，她点了点头。 曲木果子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刻。他感觉整个大凉山的索玛花都开了。 第二天，他拎着两只鸡，赶着两头羊，去了她家。他跪在她父母面前，发了誓：“我这辈子，一定对格琴伏金末好。” 老两口看着这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又想起昨晚的事，终于点了头。 婚后，格琴伏金末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贤惠能干，做什么都利索。曲木果子觉得，自己上辈子肯定是救了山神，才能娶到这样的媳妇。 前年春天，两口子商量着，不能老在山里待着，得出去闯闯。他们就搬到了县城，在下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做起了蔬菜生意。 每天天不亮，两口子就起床，摸黑走到火车站批发市场，把最新鲜的蔬菜批发回来，再运到下菜市场去卖。格琴伏金末人长得好看，说话也和气，从来不缺斤短两。顾客都愿意上她这儿买菜，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曲木果子有时候站在摊位后面，看着媳妇忙忙碌碌的背影，心里头热乎乎的。 他想，这辈子，值了。 曲木果子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去看看。”他对岳父岳母说。 “我跟你一起去。”岳父站起来。 “阿爸你坐着，我去就行。” 曲木果子出了巷子，顺着熟悉的路往下菜市场走。他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照理说不应该啊，今天是她生日，就算有事也该早点回来。 下菜市场不大，就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地方，稀稀拉拉几十个摊位。这会儿已经散市了，地上到处是烂菜叶子，几只流浪狗在垃圾堆里翻找吃的。 曲木果子走到自家的摊位前，空空如也。旁边的几个摊主围在一块儿打牌，见他来了，都没在意。 “哎，你们看见格琴伏金末了吗？”曲木果子问。 一个打牌的抬起头：“她啊？早就回家了啊。” “回家了？”曲木果子的心猛地一沉，“啥时候回去的？” “上午吧，不到十点就收了摊。我还说呢，今天怎么这么早。” 曲木果子的脑子嗡的一声。他没回家啊！他哪儿都没去，一直在家里等着！ “她跟谁走的？”他急了，声音都变了。 几个打牌的人看他脸色不对，都停了下来。一个大爷说：“我好像看见她跟着一个穿西服的小伙子走了，高高瘦瘦的，不是咱们市场的人。” 这时候，一个在旁边收拾摊子的大娘走过来：“哎，我看见了！上午九点来钟，她背着满满一背兜四季豆，跟一个穿西服的高个小伙子走的。从我店门口过的时候还跟我打招呼呢，说是给那小伙子送四季豆去，说他全买了。怎么啦？她还没回去？” 曲木果子只觉得天旋地转：“没……没有……” 他转身就跑。他要把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一遍。 整个下午，曲木果子和岳父岳母跑遍了县城。他们去了火车站，去了汽车站，去了所有格琴伏金末可能去的地方。可问谁谁都说没看见。 越找越心慌，越找越害怕。 傍晚六点半，曲木果子冲进了城关镇派出所。 派出所值班室里围着一大群人，吵吵嚷嚷的。原来是下菜市场两家店主因为生意纠纷，先是吵，后是骂，最后打起来了，被带到派出所来调解。 曲木果子站在门口，脸惨白惨白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民警看见他，愣了一下：“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我媳妇不见了……”曲木果子声音发抖。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打架的那两家人也不吵了，都扭头看着他。 民警赶紧给他倒了杯开水，拉他坐下：“别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曲木果子一五一十说了。说他媳妇今天过生日，他去接岳父岳母，让她一个人去卖菜，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说有人看见她跟着一个穿西服的小伙子走了。说他到处找遍了都找不到。 民警听完，问：“这几天，格琴伏金末有没有什么反常情绪？比如你们吵架了？” 曲木果子使劲摇头：“没有！绝对没有！我们感情好得很！” 刚才还在吵架的两家店主，这会儿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起曲木果子来。他们在下菜市场做了好几年生意，都知道这对小两口，勤快，本分，格琴伏金末人又长得好看，待人和气，谁都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值班民警皱起眉头。 凭着多年的经验，他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一个成年女人失踪，有两种可能：一是被人拐走，二是遭人暗算。但格琴伏金末是读过初中的，有文化，不傻不呆，不可能轻易被人拐走。那么…… 他立刻拨通了派出所所长的电话。 所长这会儿正在乡下办案。当地一个彝族老奶奶非留他们吃晚饭，盛情难却。刚端起碗，电话就响了。听了两句，所长放下碗：“走，回所里，有案子。” 所长姓马，当过兵，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 他一进值班室，就问曲木果子：“你把情况再说一遍。” 曲木果子又说了一遍。马所长听完，觉得这案子透着蹊跷，大白天，在菜市场，一个女人跟一个陌生人走了，然后就失踪了？这不合常理。 他一挥手：“弟兄们，跟我走！” 当晚，全派出所都出动了。马所长把任务分下去：一警组沿着格琴伏金末去火车站的路线调查，由夏木乃负责；二警组调查格琴伏金末的社会关系，由吉阿莎负责。 一个晚上，他们把城关镇的大街小巷筛了好几遍。可格琴伏金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去火车站调查的夏木乃回来报告：“所长，我问了检票的站务员，他们说白天没看见那样一个女人上火车。另外，我从格琴伏金末摊位旁边的一个商贩那儿了解到一个情况，上午九点左右，一个穿西服的高个小伙子到她摊位前，顺手抓起背兜里的四季豆问价。格琴伏金末说零卖六毛，全要四毛。那小伙子很爽快，说全买了，让她送去。之后的情况，就和之前那个大娘说的一样了。” 马所长拧着眉头：“这么说，她是在送菜的路上出的事。” 第二天一早，熬了一个通宵的马所长就去了县公安局，向局长当面报告。局长立刻指示：刑警大队和城关派出所联合调查，广泛发动群众，一定要把人找到。 正当侦查员们按照指示在县城里城外寻找格琴伏金末的时候，6月9号下午五点，有人报警了。 在县城滨河路城关二小段的一个涵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滨河路靠着河，两边种着杨树。涵洞就在路边，平时没人注意。发现尸体的是个捡破烂的老汉，他当时吓得腿都软了，连滚带爬地跑出来，见人就喊：“死人了！死人了！” 110接到报警，立刻通知刑警大队。 十分钟后，公安局副局长带着刑警大队长、法医、技侦人员，二十多号人，浩浩荡荡赶到现场。 涵洞不深，光线昏暗。尸体仰卧在里面，身上穿着彝族服装，下身赤裸。法医初步检验，死者是被人用绳子一类的东西勒住脖子，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在距最后一次进餐约14小时之后。 从现场分析，死者是被杀害后抛尸在这里的。涵洞不是第一现场。 侦查员看着尸体，心里隐隐有了猜测。他们把曲木果子请来辨认。 曲木果子从媳妇失踪那天起，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他不吃不喝，不说话，就那么闷坐着。岳父岳母劝他，他也不吭声。他心里头一万个后悔，那天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为什么要让她一个人去卖菜？ 当侦查员来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坐在屋里发呆。听说有尸体要辨认，他腾地站起来，浑身发抖。 到了现场，他一步步走向涵洞。尸体已经被抬了出来，用白布盖着。侦查员掀开白布的一角。 曲木果子死死地盯着那张脸。 那张脸已经有些变形了，但他认得出来，那是他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脸，那是他每天晚上睡觉前最后一眼看到的脸，那是他在心里装了十几年的脸。 他没有哭，也没有叫，就那么站着，像一根木桩。 过了很久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自己：“是……是她……是我媳妇……格琴伏金末……” 然后，他一下子扑到尸体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在空旷的河边回荡，听得在场的人心里头都发酸。 尸源确认了，死因也认定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凶手。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安陆县公安局会议室里，专案分析会正在紧急召开。 凶杀案无非三种：情杀、仇杀、财杀。民警们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格琴伏金末为人善良，从不与人结仇；她和曲木果子感情又好，不可能有情杀。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为财杀人。 而要想解开这个谜，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那个买四季豆的高个小伙子。 专案组把二十多名刑警分派下去，围绕着这个神秘人物展开调查。 可就在这时候，甘洛境内又发生了两起杀人案。 6月14号上午，人们在埃岱矿区的乱石堆里发现一具男尸。刑警大队火速赶到，半天时间就破了案，作案人是矿山临时工董明海，动机是侵财。侦查员追到成都、西昌，最后在甘洛把他抓住。董明海知道自己死罪难逃，交代得挺痛快：“我干脆都说了吧，你们还有别的案子要忙呢。” 果然让他说中了。7月5号，田坝乡杨兴村又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一个老太太在家里被人杀害。凶手更蠢，把杀人的两件关键证据落在现场了。侦查员以物找人，很快抓住了凶手木牛布日。一问，入室盗窃，杀人灭口。 这两起案子都破了，可都和格琴伏金末的案子没关系。 专案组撤回县局，继续查那起悬案。 还是从那个买四季豆的小伙子入手。 正在侦查的时候，7月27号，刑警大队又接到报案，在城关镇滨河路城关二小段的河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一个多月，第四起命案。 侦查员赶到现场，心里头咯噔一下。埋尸的地方，离格琴伏金末尸体被发现的那个涵洞，只有五六米远。 他们找来锄头，小心翼翼地把沙石泥土刨开。尸体已经成了白骨，上身穿乳白色t恤衫，下身赤裸。初步勘察，死者年龄25岁左右，身高一米五左右，也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 作案手段，和格琴伏金末案惊人地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这两起案子，应该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团伙所为。 局领导决定：两案并查。 7月27号晚上，甘洛县公安局每一个民警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同一个地点，一个多月里发现两具被抛尸的女尸。这在甘洛公安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连夜开会，全体参战民警投入“727白骨案”的侦破。 第一步，寻找尸源。以抛尸现场为中心，对附近的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村组进行排查。 可一连好几天，毫无进展。 难道侦破方向错了？还是有什么疏漏？ 局里决定：把案情向社会公开，发动群众。 这一公开，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老百姓议论纷纷，每天都有人来专案组反映情况。 其中一个人说的话，让民警浑身一震：“近些年，下菜市场失踪的可不止格琴伏金末一个人，还有好些妇女和少女呢！” 什么？多名妇女和少女失踪？ 公安局长在案情分析会上拍着桌子：“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群众反映的失踪人员，一个一个登记，一个一个查证！” 专案组派人驻扎下菜市场，对群众反映的失踪人员进行登记、清理、排查。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查，挖出了一串惊人的名单， 阿嘎布哈莫，彝族，32岁，甘洛县新市坝镇木古族村人。1999年6月5号午夜，从下菜市场一间出租房里外出，帮一个吸毒人员买毒品，一去不回。 周小丽，汉族，11岁，城关镇某小学学生。2000年9月26号下午2点，从家里出门上学，在路上神秘失踪，至今杳无音讯。 周建兰，汉族，26岁，家住城关下菜市场。2001年1月27号下午4点，从家里出去洗澡，一去不返。 朱秀英，汉族，30岁，家住邮政局家属宿舍。2001年4月23号上午10点，在下菜市场买菜时失踪，下落不明。 …… …… 统计结果出来了：从1999年6月到2001年7月，短短两年时间，仅下菜市场这一个地方，除了已经确认的“67案”和“727案”两名失踪妇女外，还有失踪妇女6名，失踪少女3名，失踪幼女2名。 加起来，一共13人！ 13个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案情重大！甘洛县公安局立即上报凉山州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国家公安部。 一时间，甘洛县城关镇下菜市场，成了各级公安机关关注的焦点。 老百姓给这里起了个名字：魔鬼三角地。 别说去那儿买菜了，从那儿路过都让人心里发毛。 可是，让所有办案人员想不通的是，两年时间，13名女性先后失踪，为什么没人报案？ 如果不是曲木果子来报警，这些案子，是不是就这么永远埋没了？ 专案组走访了失踪人员的家属。 阿嘎布哈莫的家人一脸冷漠：“她本来就是个吸毒的，我们以为她被公安局抓了。” 周建兰的家人也不以为然：“我们还以为她跟人跑了呢。这几年，好些女人都丢下家跑了，去富裕地方过日子。要不是你们来找，我们根本没往那上面想。” 一个成年女人失踪，家人不报警，可以理解成“以为跟人跑了”。 可周小丽才11岁，是个小学生。她失踪了，父母怎么会不报警？ 周小丽的父母哭了：“我们到处请神问卦，巫婆说她第二天就会回来。我们在家里等啊等啊，可就是等不到……” 他们宁愿信巫婆，也不去公安局。 这就是甘洛。 大山深处，贫困落后，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有时候显得那么淡漠。女人跑了，不稀奇；女儿丢了，等巫婆。两年13个人消失，就像水滴落进河里，没有激起一点涟漪。 正是这种愚昧和冷漠，让凶手肆无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手。 省公安厅把这起系列失踪案列为督办案件。甘洛县公安局长立下军令状：“从今天开始，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半个月之内抓不到凶手，我接受任何处分！” 可就在他立下军令状的三天后，7月30号，下菜市场又一起年轻女子失踪了。 7月30号，星期一。 这一天是2001年大凉山气温最高的一天，最高温度达到38度。一大早，太阳就毒辣辣的，晒得人喘不过气来。 甘洛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会议室里，挤满了等待开会的队员。接二连三的案子把大伙压得够呛，没人说话，都在闷头抽烟喝茶。 突然，门被推开了。 一个年轻女子泪流满面地冲进来，扑通跪在地上：“警察同志，我妹妹不见了！” 她叫高响英，自贡人，在下菜市场卖卤肉。两年前，她和堂妹高响波一起来甘洛讨生活，租了个摊位卖卤肉，生意越做越红火。 “昨天晚上，我妹妹收摊回家，就……就不见了！”高响英哭着说，“我找了一晚上，到处都找不到。今天早上天一亮，我又沿着她回家的路找，那条路不到500米，我在地上发现了血，还有散落的卤肉！我……我害怕……” 会议室里一下子炸了锅。 又失踪一个？ 公安局长一拳砸在桌子上，青筋暴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犯罪分子存心跟我们作对吗？不把那吃人的恶狼从魔鬼三角地上抓出来，我誓不为警！” 五分钟，一个由二十多名刑侦技术人员组成的“729专案组”成立。 现场在下菜市场附近一个密集的居民区胡同里。喷溅的血迹和散落的卤肉，就在两户人家的房子之间的胡同路段。这两家门对门，相距不过三四米。 细心的侦查员在一家的杂物堆里提取到了卤肉。在中心现场以东一栋正在修建的楼房一楼的空房里，发现了水桶的铁把，窗户内侧和楼梯上都有大量血迹。在胡同另一边对门人家的楼梯口，发现了两块包扎伤口用的棉纱和一绺头发。 这条胡同，是高响波每天卖卤肉的必经之路。昨天晚上，有人亲眼看见她收摊后走进了这条胡同。之后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种种迹象表明，高响波很可能已经遇害。而且，凶手很可能就在附近，甚至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专案组下令：立即封锁胡同，全力寻找高响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县武警中队火速赶到，担任警戒。 一时间，甘洛县下菜市场戒备森严。可把胡同搜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找到一丁点线索。 当天晚上，省公安厅、凉山州公安局的二十多名刑警技术高手赶到甘洛，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他们对“67案”、“727案”、“729案”进行了详细分析。三起案件的案发地点、抛尸现场、作案手段都如出一辙。而近两年多名妇女失踪，又和下菜市场有着密切关系。 会议决定：将这系列案件并案侦查，定名为“甘洛县729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 技侦人员根据几起案件的特点，做出了推断， 第一，从作案时间和地点选择来看，犯罪嫌疑人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对现场周围环境非常熟悉。应该是案发现场附近的本地人，也不排除外地人租房作案的可能。 第二，“729”现场提取的包扎伤口的棉纱，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如果推断成立，犯罪嫌疑人头部或身上受过伤，并且在附近诊所包扎过。 第三，从尸检情况看，被害人都是用绳子勒死的，抛尸地点都在滨河路边和涵洞里，而且有强奸迹象。犯罪嫌疑人应该有前科，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 第四，失踪人员的情况和案发地点一致，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或同一团伙所为。 根据这些推断，专案组制定了详尽的侦查方案， 以“729”案件为突破口，围绕高响波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以“729”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调查摸底； 对两劳释放人员逐一排查，特别是“729”案发前后头部或身上有伤、在附近包扎过的人； 对下菜市场摆摊设点人员进行地毯式查访，找出更多目击证人和知情人； 加快“727”白骨案的尸源寻找； 对下菜市场失踪人员逐一查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对案发现场附近实行全天候蹲守，防止犯罪嫌疑人抛尸灭迹； 将现场提取的物证送省公安厅做dNA鉴定。 一张天罗地网，正在悄悄展开。 7月31号，天气还是那么闷热。 早上一上班，负责寻找“727”白骨案尸源的侦查组正准备出门，一个汉子急匆匆走进刑警队。 他叫蒙建芳的丈夫。7天前，6月24号上午，他妻子去县体育场参加公捕公判大会，回来的路上失踪了。昨天晚上，他在县电视台看到公安机关播发的认尸启示，越看越觉得那尸体像自己媳妇，一宿没睡，天一亮就跑来了。 侦查员带他去殡仪馆辨认。一看尸体，那汉子嚎啕大哭，就是他媳妇！ 蒙建芳，26岁，有吸毒恶习。6月24号那天，参加完公捕公判大会，她对同行的人说去下菜市场买点菜，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又是下菜市场。 消息反馈到联合专案指挥部，指挥部立刻决定：加大对下菜市场的监控力度。 中午，负责调查诊所的警组传来一条重要线索。 7月29号，家住城关二小后面新市镇二村一组的张重新，在下菜市场帮一位好友办丧事时，和他弟弟因为家庭琐事打起来了。扭打中，张重新的头被弟弟用刀砍了一道口子。兄弟俩被110巡逻队带到城关派出所，值班民警看伤口不重，又是兄弟纠纷，就劝了几句放走了。 张重新走出派出所后，他弟弟陪他去下菜市场附近一家私人诊所包扎了伤口。 侦查员把那家诊所包扎用的棉纱样品取回来，和“729”现场留下的棉纱一比对，质量、成色、折叠方式、大小，完全一样！ 现场的血棉纱，和这家诊所有关系！ 那么，凶手是不是张重新？ 张重新，33岁，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从小不务正业，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偷鸡摸狗，打架斗殴。1992年10月因盗窃罪被判刑六年，1998年4月刑满释放。 出来后，他不思悔改，又染上赌博的恶习，整天以赌为生。妻子受不了，带着孩子走了。11岁的女儿天天挨他打，也离家出走了。 张重新成了孤家寡人。 他的家离下菜市场不远，离抛尸的滨河路也就三百来米。独门独户，具备作案和抛尸的条件。 种种迹象表明，张重新有重大嫌疑。 7月31号下午，联合专案指挥部召开案情分析会，一致认定：张重新就是“729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的重大作案嫌疑人！ 会议当场下令：缉捕张重新！ 一场代号“猎狼”的特别行动，全面展开。 此时此刻，下菜市场附近一间小黑屋里，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汉子正坐在桌前喝酒。 一盘卤猪头肉，一瓶白酒。他滋溜一口酒，吧唧一口肉，吃得不亦乐乎。 他叫张重新。 这几天，警察把甘洛县城翻了个底朝天，可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喝酒。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做事干净利落，心狠手辣，警察怎么可能抓得到他？ 他对那么多女人下手，是因为他恨女人。 恨谁？恨那个抛弃他的前妻。 他染上赌瘾后，媳妇天天跟他闹。他发誓再也不赌了，还剁了自己一根手指头。可没几天，手还没好利索，他又坐到了牌桌上。后来还去歌舞厅鬼混，染上了一身病。媳妇忍无可忍，带着孩子走了。 他把所有怨气都发泄在女儿身上，女儿也跑了。 剩下他一个人。 他想，都是女人害的！都是女人对不起我！我要报复！ 于是，他向女人张开了魔爪。 每一次，看着那些女人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哀求他放过自己，他就觉得无比痛快。他觉得，这才是男人！ 更让他得意的是，他弄死了这么多女人，县城里居然风平浪静。没人报警，没人找他。 他觉得这游戏太好玩了。 可最近几天，他发现下菜市场多了些生面孔，整天转来转去。他心里有点发虚，但又安慰自己：怕什么？两天前还杀了一个呢，警察不也没找上门？ 他吃的这盘猪头肉，就是从那个女的那儿抢来的。那天晚上，他把尸体扔进了牛日河，黑灯瞎火的，谁看得见？ 他又端起酒杯。 就在这时，刑警队的副大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抓捕队，悄悄进入了这条胡同。不到三分钟，所有路口都被封锁了。 后半夜，胡同里鬼鬼祟祟地走出一个人。 瘦高个，先东张西望，然后蹲在墙角点了一根烟。 火光一闪，潜伏在不远处的抓捕队员看清楚了，就是他，张重新！ 几道黑影如离弦之箭般扑过去，一下子把他摁在地上。 张重新落网了。 张重新蹲过六年大牢，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审讯室里，他一会儿沉默不语，一会儿大吼大叫，就是不说实话。 讯问组的民警一遍遍给他讲法律、讲政策，他充耳不闻。 磨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黎明，张重新困得不行了，耷拉着脑袋，额头上直冒汗。他的精神防线，终于开始崩溃。 他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交代了“67案”和“729案”。 6月7号上午九点左右，他假装买菜，来到格琴伏金末的摊位前。他抓起筐里的四季豆问价，格琴伏金末说零卖六毛，全要四毛。他说全买了，但要她背到他家里去。 格琴伏金末不知道面前站着的是个杀人恶魔，背着四季豆跟他走了。 到家后，她低着头把四季豆往地上倒。张重新从背后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当天晚上，趁着夜深人静，他把尸体扔进了那个涵洞。 7月29号晚上，他踩了好几次点，盯上了卖卤肉的高响波。他早早吃完晚饭，拎着一根木棒，守在高响波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九点左右，脚步声响起。高响波走进胡同，张重新猛地扑上去…… 当天晚上，他把尸体扔进了牛日河。 交代完，张重新居然咧嘴笑了：“这两次，我特别有快感。真的，从来没有过的快感。只有在这快感里，我才能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 审讯人员听得毛骨悚然。 可狡猾的张重新，对“727白骨案”只字不提。 联合专案组把情况上报。省公安厅厅长吕卓迅速批示：加大审讯力度，加大调查力度，把“729系列大案”办成铁案！ 8月5号，星期六。民警赶到嘎日乡，找到张重新的前妻于某。 于某说，张重新这两年神出鬼没，夜不归家。她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物证，张重新莫名其妙送给她的金项链、白色休闲裤、高档衬衫、洗发液、女士手表。她问过这些东西的来历，张重新一会儿说买的，一会儿说捡的，再问就挥拳头：“老子偷的抢的，怎么了！” 于某把这些东西都收着，这回全交给了民警。 失踪人员家属辨认，正是那些人的随身物品！ 专案指挥部制定了周密的讯问计划，决定8月5号午夜对张重新进行第二轮审讯。 审讯一开始，民警直接把金项链、休闲裤拍在桌上：“看清楚这是什么？” 张重新一看，脸色煞白，冷汗直冒。 火候到了。 民警根据预先制定的方案，不断抛出他近两年来的违法犯罪行为。 张重新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叹了口气。 然后，他交代了， 从1999年6月以来，为了抢劫钱财用于赌博嫖娼，他先后在下菜市场将无辜妇女周建兰、朱秀英、蒙建芳等诱骗到家里杀害。 1999年6月5号凌晨一点，他在下菜市场附近用木棒打死出去买毒品的阿嘎布哈莫，抢走现金，把尸体扔在滨河路对面电站出水口。 2000年9月26号，他在自己家门口，惨无人道地将放学回家的11岁小女孩周小丽杀害。 一桩一桩，一件一件。近两年来，他杀害了13名女性！ 审讯人员听得心惊肉跳。 至此，“729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全面告破。 2001年9月10号，四川省公安厅、凉山州公安局、甘洛县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这起大案成功告破。 消息传出，整个甘洛县都轰动了。老百姓纷纷涌到下菜市场，对着那个被称为“魔鬼三角地”的地方指指点点。有人烧纸钱，有人放鞭炮，有人跪在地上痛哭，那是在祭奠失踪的亲人。 2002年春节前夕。 甘洛县郊外，一块荒地上，寒风凛冽。 一辆警车驶来，荷枪实弹的武警押着一个人走下车。 张重新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步走向刑场。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神空洞。 法场上，执行法官宣读了死刑核准书。 张重新被按倒在地。 一声枪响，结束了这个恶魔罪恶的一生。 那天晚上，曲木果子又梦见了格琴伏金末。 梦里还是他们小时候，在村寨边的河里摸鱼。阳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的。格琴伏金末穿着那件旧衣裳，光着脚丫子站在水里，冲他笑。 “果子，快来啊，这儿有条大的！” 他跑过去，水花溅起来，凉丝丝的。 可是跑着跑着，格琴伏金末就不见了。河水变得浑浊，天空变得昏暗，他一个人站在水里，四处张望，喊她的名字。 喊不答应。 他从梦里醒过来。 窗外漆黑一片。他躺了很久，然后慢慢坐起来，摸黑点了一根烟。 火光一闪，照亮了他的脸。 这个三十多岁的彝族汉子，眼睛里满是血丝，满脸的胡茬。他就那么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窗外透进蒙蒙的亮光。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还要活着。 第235章 新娘喜宴后离奇惨死，名医丈夫竟是幕后真凶 2002年11月的赣南，天气已经凉了下来。 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赵建国，那天难得清闲。案子刚办完一个，手头暂时没什么急事，他就穿着便装在街上溜达，想着透透气。 干刑侦这行二十多年了，赵建国早就习惯了没日没夜地奔波。年轻那会儿，为了蹲一个嫌疑人，能在草窝子里趴一宿，蚊子咬得满脸包也不敢动一下。现在岁数大了，腰不行了，蹲一宿第二天就直不起来。可这行干久了，有些东西是刻进骨子里的，改不掉。 比方说，那股子敏感劲儿。 走在街上，他习惯性地观察周围：对面走过来的人，眼神往哪儿瞟；路边蹲着抽烟的，手里拿的什么烟；巷子口停着的摩托车，车牌是不是本地的。这些细节，别人看不见，他能看见。不是刻意看的，是眼睛自己就往那儿去。 走着走着，碰上个熟人。 “哟，赵队！”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冲他招手，是邻村的老陈，以前办过案子的线人，后来没啥联系了，但见了面还算热络。 赵建国停下脚步，掏出烟递过去一根：“老陈，好久不见，最近忙啥呢？” “嗨，能有啥忙的，种地呗。”老陈接过烟，凑过来点着火，嘬了一口，“赵队，你今儿个咋有空溜达？又办大案呢？” “刚办完一个，歇两天。”赵建国自己也点上烟，蹲在墙根底下，“你们村最近咋样？都太平吧？” 老陈也跟着蹲下，咂摸咂摸嘴：“太平倒是太平，就是前两天出了个怪事。就咱们隔壁那个村子，有个姑娘刚办完喜酒，晚上人就没了。” 赵建国夹烟的手指顿了一下。 “没了？什么意思？” “死了呗。”老陈压低了声音，往四周瞅了瞅，虽说街上也没几个人，但他还是习惯性地神神秘秘，“就结婚那天晚上，在新房里摔了一跤，就这么摔死了。” 赵建国眉头拧起来了：“摔死的？怎么个摔法？” “听说是喝喜酒喝多了，站不稳，一头栽地上，磕着了。”老陈摇摇头，“你说这事儿邪不邪门？大喜的日子，人说没就没了。” “多大岁数的姑娘？” “二十出头吧，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是个小姑娘。身体好着呢，平时在地里干活利索得很，挑水劈柴啥都能干，没啥毛病。” 赵建国把烟头摁灭在墙根上，心里的警铃已经响了起来。 新婚之夜，喝多了酒，摔了一跤，摔死了？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对劲呢？ 他是干刑侦出身的，这些年经手的案子多了去了，杀人案、抢劫案、投毒案，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直觉告诉他，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个年轻姑娘，身体健康，怎么就摔一跤能把人摔死？摔哪儿了？怎么摔的？谁看见了？摔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场？摔完之后有没有及时送医？ 这些问题，像一串问号，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 “那姑娘送医院没？”赵建国追问道。 “送了送了，听说送到县医院去了。”老陈挠挠头，“她那个对象还是个大医院的医生呢，在深圳，研究生毕业，人家可是主任医师。可牛了，村里人都说这姑娘命好，嫁了个金龟婿。” “什么时候摔的？” “听说是下午五点多。” “什么时候送的医院？” 老陈想了想：“好像是晚上十二点多吧……对，半夜送的。我听他们村的人说的，说是折腾到半夜才送去的。” 赵建国心里咯噔一下。 下午五点多摔的，半夜十二点多才送医院？这中间隔了七个多小时。 他那个对象不是医生吗？深圳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怎么着也该比咱们县城的医生懂得多吧？自己媳妇摔昏迷了，他不着急？他不知道危险？这七个小时里，他都在干什么？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赵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行，老陈，我先回去了，改天请你喝酒。” 老陈还没反应过来，赵建国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 回到局里，赵建国没歇着，直接进了办公室。 他翻出通讯录，给几个老关系打了电话，问了一圈，把情况摸了个大概。死者姓钟，小名叫阿珍，那年二十三岁。娘家在岭背镇那边，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一个姓李的小伙子。李某人现在在深圳工作，是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研究生学历，在村里算是很有出息的人了。 11月20号办的婚礼，当天晚上出的事，21号凌晨三点多在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信息，然后敲了敲桌子。 “小李，小王，进来一下。” 两个年轻刑警推门进来。小李叫李建国，小王叫王海波，都是队里的骨干。 “有个案子，咱们得查一下。”赵建国把情况简单说了，“你俩各带一个人，兵分两路。小李，你去事发村子走访，找死者家属，找邻居乡亲，把情况摸清楚。小王，你去医院，找当天接诊的医生护士，把抢救过程问详细。记住，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哪怕是个标点符号，也要给我记下来。” “是！” 两路人马很快出发了。 赵建国坐在办公室里，点了根烟，盯着墙上挂着的于都县地图。那个村子的位置，他用红笔圈了出来。偏远的山沟沟里，交通不算方便。一个深圳回来的大医生，娶了个本地的农村姑娘，听着像是励志故事，可这故事的后半截，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呢？ 他想起自己办过的那些案子，有多少是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动。人心这东西，最难测。 第二天下午，两路人马陆续回来，信息汇总到他办公桌上。 李建国先开口：“赵队，我们走访了一圈，问了不少人。死者叫钟阿珍，23岁，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念书，在广东打过几年工，后来回家务农。男方叫李xx，26岁，小学初中跟阿珍都是同学，后来考上高中，又考上大学，念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工作。俩人应该是谈了好几年对象，今年才张罗结婚。” “女方家属什么态度？” “女方父母挺伤心的，老两口哭得不行。他们说法跟咱们听说的差不多：结婚那天下午，阿珍喝多了酒，在婚房里摔了一跤，摔得不轻，昏迷不醒。后来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李建国顿了顿，“但是，我问了几个细节，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说。” “第一，出事那天下午五点多，阿珍在婚房里昏迷之后，她妈和她姐当时就要打120，但新郎拦着不让打。新郎说他就是医生，知道情况，说阿珍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后来是家里人逼得没办法了，他才打的电话。可这电话打出去，他跟120说的地址不是自己家，是离家五百米远的中学。” 赵建国眼神一凛：“中学？” “对，那个村子我去看过，新郎家的位置在村东头，门口有条路能直接开进去。但他报的地址是村西头的中学，两个地方隔着五百米，还得绕一段路。120救护车开到中学门口，左等右等等不到人，以为是被耍了，又给开回医院了。后来是家里人再催，他才又联系医院，这回才说清楚地址。等救护车再来，把人接走，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七个多小时。”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是故意拖延时间。” “第二，到了医院之后，新郎一直误导医生。”王海波接过话头，“我找了那天晚上值班的急诊科医生，姓刘，三十多岁。刘医生说，新郎一到医院就亮明身份，说自己是深圳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然后跟他说，他媳妇就是普通的摔伤，可能是压迫颈椎神经导致的昏迷，让医生按摔伤治疗就行。抢救的时候新郎一直在旁边，刘医生想做什么检查，他都拦着，说他懂，用不着做这个做那个。” “刘医生怎么说的？” “刘医生说，当时他也有点犯嘀咕，但对方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比他资历深，他就没太坚持。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后悔。”王海波顿了顿，“还有，刘医生提到一个细节：死者被送来的时候，瞳孔已经收缩得很小了，跟针尖似的。他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颅脑外伤导致的昏迷，瞳孔应该是散大的。但他提了一嘴，新郎立刻说这是正常现象，让他别多想。” 赵建国的手指敲着桌面：“瞳孔缩小……法医那边怎么说？” 李建国接话：“我问过咱们局里的法医老张了。老张说，按照医学常识，颅脑外伤导致的死亡，死者瞳孔应该是散大的。只有镇静类药物中毒，才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症状。如果阿珍真是摔死的，伤的是脑袋，瞳孔怎么会缩小？” 赵建国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 “第三，”李建国继续说，“阿珍从下午五点多昏迷到晚上十二点多，整整七个小时，新郎作为一个专业医生，不可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他一直跟家里人说‘没事，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了’，坚决不同意送医院。这期间，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他一点都不着急，还劝大家别担心。” “第四，”王海波翻开笔记本，“阿珍死了之后，新郎当天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跟他妈说要去处理点事，然后就走了。后来女方家属想尸检，他还专门打电话回来反对，说人死为大，别折腾了，让死者入土为安。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电话也打不通了。” 李建国补充道：“女方家属现在也很犹豫。他们本来想同意尸检的，但新郎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说什么‘你们要是尸检，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人死了还要挨刀子，你们忍心吗’之类的话。女方父母本来就没主意，被这么一说，更拿不定主意了。” 赵建国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向局里汇报，申请成立专案组。这个案子，得查到底。” 11月22号上午，赵建国带着专案组的人，再次来到县医院。 这一次，他们是来找法医的。 县医院的法医老张，干了三十多年，经验丰富，在赣南这一片都很有名。他看了阿珍的尸体，又看了抢救记录，皱着眉头想了很久。 “赵队，这事儿不对劲。”老张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跟你交个底，这姑娘的死因，绝对不是摔伤那么简单。” “怎么说？” “你看，”老张指着尸体，“颅骨没有明显骨折，脑部没有大的出血点，这种程度的摔伤，按理说不至于致命。而且她瞳孔收缩的程度，太厉害了，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我怀疑，她体内可能有大量镇静类药物。” “能查出来吗？” “能，但需要时间。”老张说，“得提取胃内容物、血液、肝脏组织，送到省里去化验。毒化检验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 赵建国点点头：“那就做。不管多久，我们等。” 当天下午，在征得女方家属同意后，法医对阿珍进行了尸检，提取了相应的检材，送往省城南昌的实验室进行毒物化验。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赵建国带着人继续走访调查，一点点拼凑着这对新人的过往。 他们去了阿珍娘家，见了她的父母。 阿珍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五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沟壑纵横。提起女儿，他眼圈就红了，说话断断续续的。 “阿珍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听话，干活利索。她念书念得不好，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去广东打工。在外面吃苦受累的，从来不跟家里说，寄回来的钱倒是不少……” “她跟小李是什么时候开始谈对象的？”赵建国问。 “就是小李上大学的时候。”阿珍的母亲接话，她比丈夫稍微能说一点，但说着说着也掉眼泪，“小李给她写信，写了好多信。阿珍也给他回。那几年，俩人写了得有好几百封信。阿珍把那些信都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没事就拿出来看。” “小李家里条件不好，念书的时候没钱，阿珍在外面打工，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个月都给他寄钱。供了他好几年啊……后来他毕业了，工作了，当了大医生，我们寻思着，闺女总算是熬出头了。谁知道……” 老太太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哭起来。 赵建国心里沉甸甸的。 一个农村姑娘，把自己打工挣的钱寄给心上人读书，一等就是好几年。这份情意，该有多重？ 可那个男人，就是这么报答她的？ 他们又去了小李的老家，见到了小李的母亲。 李母是个精明的老太太，说话滴水不漏。一提起儿子，她就叹气：“我这儿子，从小就有出息，念书好，考上了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大医院当主任医师。我们老李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才出这么个人才。他跟阿珍的事，我早就知道，也没反对。阿珍这姑娘，人不错，就是……” 她顿了顿，没说下去。 “就是什么？”赵建国追问。 “就是……唉，也没什么。”李母摆摆手，“反正现在人已经没了，说这些干啥。” 赵建国没再追问，但心里有了数。 这老太太，藏着话呢。 12月3号上午，毒化检验结果终于从南昌送回来了。 赵建国拿着那份报告，手都在微微发抖。 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死者钟某体内检出大剂量镇静催眠类药物成分，且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种安眠药的混合物，包括地西泮、艾司唑仑、氯氮卓等，总剂量足以导致死亡。 法医老张在旁边解释：“赵队，这种混合用药的方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普通人最多能弄到一种安眠药，剂量也不会太大。但这几种药配在一起，效果是叠加的，毒性更强。能拿到这么多药、懂得怎么配的人，只有专业医生。” 赵建国把报告拍在桌上：“行了，证据确凿。立刻抓捕李某。” 然而，要抓人，人却不见了。 阿珍死后，小李给家里留了一封信，说是“承受不住打击，要出去散散心，过段时间再回来”。然后就走了，再也没露过面。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11月25号，案发后第五天，小李在赣州市火车站出现过一次，之后就消失了。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家里人也联系不上他。 抓捕组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广州、中山、佛山等地，走访了小李的同事、同学、朋友，前前后后问了两百多人。 慢慢地，线索浮出水面。 有知情人透露，小李12月8号可能会回深圳，到他原来的住处取一些个人物品。 警方提前在深圳布控。 12月8号晚上，小李刚出现在他租住的公寓楼下，就被蹲守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 被抓的那一刻，小李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反而说了一句让在场民警都愣住的话： “你们别审我了，早点给我一颗子弹吧。我这样的人，早该死了。” 审讯室里，小李一言不发。 他低着头，看着面前的桌子，像一尊雕塑。不管民警问什么，他就是不开口。 “李某，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沉默。 “你妻子钟某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沉默。 “你为什么要逃？” 还是沉默。 审讯的民警换了几个，问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 赵建国隔着单向玻璃看着他，心里清楚：这是个高智商的人，研究生毕业，当过主任医师，懂法律，懂流程，有反侦查意识。硬碰硬不行，得换个方式。 “让我进去跟他聊聊。”赵建国说。 他推开审讯室的门，走进去，在小李对面坐下。 小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了。 赵建国没急着问话，而是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过去。 “抽吗？” 小李愣了一下，接过来，点上。 赵建国自己也点了一根，靠在椅背上，慢慢吐出一口烟。 “你和小钟，认识多少年了？”他问。 小李的手微微一抖。 “我听你丈母娘说，你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一个班待了好几年，那时候就认识了吧？” 小李没说话，但烟抽得猛了一些。 “她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小钟在外面打工，每个月给你寄钱。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钱都省下来给你。供了好几年。” 小李的嘴唇抿紧了。 “她说，你们写了有好几百封信。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就靠写信。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等。她说，那些信，小钟都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没事就拿出来看。” 小李的手开始微微颤抖，烟灰掉了一截。 “她说，小钟等了你这么多年，总算等你毕业了，有出息了。她以为闺女熬出头了。她以为闺女嫁了个好人家，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她以为……” “别说了。”小李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赵建国看着他，没停：“你知道小钟是怎么跟她说的吗？她说，等她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最漂亮的婚纱，让你看看她有多好看。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你。她说，她这辈子，值了。” 小李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像是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你知道她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赵建国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瞳孔缩得跟针尖一样，那是安眠药中毒的症状。她躺在急救床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可她到死都不知道，是她最爱的那个人给她下的药。” 小李的烟掉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 良久，他终于开口了。 声音沙哑，断断续续，像是在自言自语。 小李和小钟的故事，开始得很纯粹。 那时候他们都是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小钟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她脸上的时候，小李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 但他从不敢说。 他长得矮小，其貌不扬，成绩虽然好，但在班里从来不是引人注目的那个。小钟是班花，喜欢她的男生多得是，怎么会注意到他？ 初中毕业，小钟没考上高中，回了农村。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继续念书。 高中三年，他没敢联系她。功课太紧，压力太大，他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事。但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起那个坐在窗边、被阳光笼罩的女孩。 直到考上大学，他终于鼓起勇气，写了第一封信。 他不知道她的地址，就把信寄到她村里，写上“钟阿珍收”。他想，村里人应该认识她吧？ 没想到，她回信了。 信很短，字也歪歪扭扭的，但小李捧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通信。 他在信里给她讲大学的生活，讲宿舍里那几个奇葩的室友，讲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讲实验室里稀奇古怪的仪器。她在信里给他讲村里的家长里短，讲田里的庄稼长得有多好，讲她打工的厂里那些有趣的事。 她没读过什么书，字写得不好，错别字不少，但每一封信都写得很认真。有时候还会在信里夹一张照片，是她站在厂门口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后来，她知道他家里条件不好，就开始给他寄钱。 第一次收到汇款单的时候，小李在宿舍里哭了。 那钱不多，几十块钱，但小李知道，这是她在流水线上站一天一夜才能挣到的。她的手指因为长期干活，长满了老茧，可她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苦。 他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 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整整八年。 八年的时间里，他一步步往上爬，她一直在身后支持他。他毕业了，工作了，成了深圳大医院的医生，成了科室里的骨干。 可他的心，也在这过程中，慢慢变了。 深圳是个花花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诱惑。他身边的同事，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的对象，也大多是高学历的城市姑娘，谈吐优雅，衣着光鲜。 小钟偶尔来深圳看他，穿着朴素的衣服，说着带着方言的普通话，站在医院门口等他下班的时候，总有些异样的目光扫过来。 他跟同事介绍的时候，总是说她“也是大学生”。 他怕她给他丢人。 他开始觉得，她配不上他了。 可他又不敢提分手。 家里人知道他们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们的事。如果他把小钟甩了，家乡父老会怎么骂他？陈世美这个帽子，他戴不起。 更让他害怕的是，小钟如果闹到单位，他的工作、他的前程，全都会毁于一旦。 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002年6月，一个和他一起进修的女研究生给他打电话。那天小钟正好在他身边，接了电话，一听是女声，立刻就炸了。 “谁？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小李解释说是普通同事，一起进修的，小钟不信。 “普通同事？普通同事大晚上给你打电话？你当我傻？” 她开始不吃饭，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人瘦得脱了相，眼睛下面两个大黑眼圈，嘴唇干裂起皮。小李劝她吃饭，她不理；劝她喝水，她也不理。就那么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 小李又气又怕。 气的是她这么不讲道理，怕的是她真的出什么事。 后来她总算肯吃饭了，但心里的疙瘩，一直没解开。 10月份，小李和同事们出去聚会，有男有女，玩得晚了点。小钟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听见。等到他回电话的时候，小钟在电话那头吼了起来： “你跟谁在一起？是不是跟那个女的？” “没有，就是同事一起吃饭……” “同事？男的女的？有几个女的？” 小李解释不清楚，越解释越乱。 那天晚上回去，小钟又跟他大闹了一场。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你去找那些女研究生啊，她们有文化，长得漂亮，比我强多了！” “我没有，你别瞎想……” “我没有瞎想！你自己心里清楚！” 吵到最后，小钟摔门出去，一晚上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她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什么也没说。 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 轻则吵一架，重则她直接离家出走，一宿一宿不回来。 他越来越烦，越来越厌。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过好好跟她谈，但每次一开口，她就觉得他要甩了她，就又哭又闹。他想过忍让，但忍让之后，下一次吵得更凶。 有时候他甚至想，要是没有她该多好。 这个念头一出现，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 2002年11月10号，一个普通的早晨。 那天是周日，两个人都休息。小钟睡到上午十一点才醒。小李把她叫起来吃饭，她揉着眼睛，头发乱糟糟的，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然后说了句： “哎呀，这么睡真舒服。要是能永远这么睡下去就好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小李愣住了。 他端着饭碗站在那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对呀，要是她能永远睡下去，该多好。 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再也压不下去。 他开始在脑子里盘算：怎么才能让她“永远睡下去”？用什么方法？会不会被发现？怎么才能做到天衣无缝？ 他是个医生，他知道什么样的药能让人在睡梦中死去，知道什么样的剂量能致死，知道什么样的药物组合更难以检测。 他甚至知道，如果能拖延抢救的时间，让药物在体内充分吸收，那么死后尸检都可能查不出来。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几天后，小钟提出要回江西老家办婚礼。 小李答应了，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1月15号，小李从自己医院的药房里，以科研需要为由，领取了大量的镇静类药物。他特意选了不同种类的安眠药，地西泮、艾司唑仑、氯氮卓，一样拿了一些。他小心翼翼地把药片碾碎，混合在一起，装进一个小瓶子里。 他知道，这样效果更好，也更难检测。 11月20号，婚礼的日子。 那天很热闹，从早上忙到下午。流水席摆了一桌又一桌，亲戚邻居来了好几十号人。院子里搭了棚子，棚下摆了十几张桌子，桌上堆满了菜。大锅菜冒着热气，红烧肉的香味飘得老远。 小钟穿着红嫁衣，脸上化了妆，比平时更好看了。她笑得很开心，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见人就发糖，逢人就敬酒。 “婶子，吃糖！” “叔，喝一杯！” 她喝了多少酒，没人数得清。但都是低度的米酒，度数不高，喝几杯不至于醉。 她不知道，她的新婚丈夫正在谋划着什么。 下午三点多，宾客散得差不多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近亲在帮忙收拾碗筷。 小李走进厨房，找到两碗酒酿蛋。这是当地的风俗，新婚夫妇要吃酒酿蛋，寓意甜甜蜜蜜，早生贵子。 他在两碗酒酿蛋里各放了半勺盐，端给小钟吃。 小钟接过碗，吃了一口，皱起眉头：“怎么这么咸？” “可能是糖放少了。”小李说，“将就吃吧，吃完了喝点水。” 小钟没多想，把两碗都吃了。 吃完之后，果然口渴。 “渴了吧？喝点水。”小李递过来一杯白开水，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那杯水里，加了他准备好的药粉。 小钟接过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 十多分钟后，她站起来想去上厕所，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整个人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小李知道，药劲上来了。 他把她扶进婚房，让她躺在床上，给她盖好被子。 半小时后，他走出房间，叫来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也叫来了小钟的母亲和姐姐。 “她喝多了酒，摔了一跤，摔昏迷了。”他说。 小钟的母亲急了：“那快送医院啊！” “没事，我看了，伤得不重，一会儿就能醒。”小李拦住他们，语气笃定，“我是医生，我知道。这种情况我见多了，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你们别担心。” 家里人将信将疑，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下午五点多摔的，等到晚上七点，小钟还没醒。 小钟的母亲坐不住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掀开帘子看一眼女儿。女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很轻，像是真的睡着了。 “要不还是送医院吧？”她说。 “妈，您别急，再等等。”小李说，“她要是真有事，我能看不出来吗？” 晚上七点半，小钟的母亲实在等不下去了，跑去村里请来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姓黄，六十多岁，干这行一辈子了，治个头疼脑热的还行，大病重病就没办法了。他背着药箱进了门，看了看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小钟，又看了看小李。 小李立刻迎上去：“黄叔，她就是喝醉了酒，没事的，您别费心了。我在大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这种情况见多了，睡一觉就好。” 黄医生心里犯了嘀咕：这小伙子可是村里出了名的高材生，深圳大医院的主任医师，人家说的话还能有错？自己一个赤脚医生，哪有人家懂？ 他给小钟打了点醒酒药，又摸了摸脉搏，说了句“那就再观察观察”，就走了。 晚上九点，小钟依然昏迷不醒。 小钟的姐夫是个急性子，他冲着小李大吼：“你他妈到底送不送医院？人都这样了，你还等什么？” 小李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我这就打120。”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 第一次打，他说打不通。 第二次打，打通了，他却说：“我们这儿是岭背镇xx村，你们到村口的中学门口，我去接你们。” 他把地址说成了离家五百米远的中学。 120急救车开到中学门口，左等右等等不到人，司机按了半天喇叭也没人出来。他们以为是被耍了，又开回了医院。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再催他，他才又联系医院。 这回他说了准确的地址。 等救护车第二次来，把人接走，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从下午五点到凌晨十二点，整整七个小时。 一个医生，眼睁睁看着自己新婚的妻子昏迷不醒，就是不送医院。 到了医院，小李依然在演戏。 急诊科的刘医生接待了他们。刘医生三十多岁，经验不算特别丰富，但基本的医学常识还是懂的。 他一看小钟的情况，心里就咯噔一下：瞳孔收缩得这么厉害，不对劲。 他正要开口问，小李已经抢先一步： “刘医生，我是深圳xx医院的主任医师，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妻子，今天办婚礼，喝多了酒，摔了一跤，应该是压迫颈椎神经导致的昏迷。你们按摔伤处理就行，不用做太多检查。” 刘医生接过名片看了一眼，心里踏实了一些。既然是同行，那就好沟通了。 “您确定是摔伤？她瞳孔收缩得很厉害……” “正常的，摔伤导致的脑部受压，有时候也会出现瞳孔收缩的情况。”小李说得很笃定，“我在大医院干了好多年，这种情况见多了。你们按常规处理就行，别折腾太多检查，病人受不了。” 刘医生点点头，开了ct单子。 ct做完，结果显示颅骨没有明显骨折，脑部也没有大的出血点。刘医生松了口气，看来确实不严重。 “那就先观察观察？”他问。 “对，观察观察就行。”小李说，“你们给她打点营养神经的药，让她慢慢醒。” 刘医生照做了。 又折腾了近三个小时。 21号凌晨三点，小钟的心跳突然停止了。 护士发现的时候，监护仪上的线条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 刘医生冲进去抢救，做心肺复苏，打强心针，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没用。 小钟死了。 她躺在急救床上，脸色苍白如纸，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 到死，她都不知道，是那个她等了八年、爱了八年的人，亲手杀了她。 小钟死后，小李找了个借口离开医院。 他说要去买点东西，然后就走了。 他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走，走过空荡荡的街道，走过昏暗的路灯，走到东河大桥边。桥下的河水黑漆漆的，哗哗地流着。 他在桥边的山上坐了很久，抽了很多烟，喝了一瓶白酒。 他想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坐在教室里，阳光照在小钟脸上的样子；想起收到她第一封信时的激动；想起她寄来的那些钱，每一张都皱巴巴的，带着她的体温。 他又想起这一年来的争吵，想起她哭红的眼睛，想起她离家出走时摔门的巨响。 他想起自己下的那些药，想起她喝下水时毫无防备的样子，想起她倒在地上时脸上的表情——惊讶，迷茫，然后慢慢闭上眼睛。 她到死，都不知道是他害的她。 她到死，都以为自己是喝醉了。 第二天，他坐车去了深圳。 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打开液化气灶，想自杀。 可是煤气罐里没气了。 他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发了很久的呆。 11月29号，他弄了一张假身份证，坐火车去了长沙，租了间房子，准备改名换姓躲起来。 12月8号，他回深圳取东西。 刚一出现，就被警方抓获。 审讯后期，小李曾试图翻供。 他说自己是不小心让妻子误食了药物，说是自己放在桌上忘记收起来，她自己喝的。 但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这些话苍白无力。 证人证言、通话记录、医院药品领取记录、毒化检验报告，每一样都指向他。 2003年5月22号，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小李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出示了证据，传唤了证人。 小钟的母亲作为证人出庭，她指着小李，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利索： “你……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阿珍等你那么多年，供你读书，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下得去手……” 她哭得说不出话来。 小李始终没有抬头。 6月6号，一审宣判。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被告人李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小李听到这个判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2003年9月底，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某被执行死刑。 第236章 一对情侣凌晨倒在血泊中，凶手13天后落网 2015年7月5日，山东临沂。 这天凌晨四点刚过，天边刚泛起鱼肚白，七十多岁的彭大爷就跟往常一样起了床。老年人觉少，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他轻手轻脚地穿上那件穿了好几年的灰色短袖，蹬上布鞋，拿起放在门后的拐杖——其实他腿脚还算利索，拿拐杖主要是为了遛弯时有个依仗。 “又这么早？”老伴儿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嘟囔了一句。 “你睡你的，我去公园转转。”彭大爷压低声音说完，轻轻带上了门。 外面的天还没大亮，空气里透着一股清晨特有的湿润和凉意。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晕洒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彭大爷深吸一口气，觉得肺里舒服得很。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闭着眼都能摸到公园门口。 公园离家也就隔了两条街，步行不到十分钟。这会儿才四点半过一点，园子里安静得很，偶尔有几声鸟叫从树丛里传出来，反倒显得更静了。彭大爷沿着熟悉的石板路慢慢走着，手里的拐杖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地。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他心里想着。儿女都成家了，孙子也上了学，他和老伴儿退休金虽不多，但够花，身体也还硬朗。每天早起遛弯、晨练，回家路上捎两根油条、两碗豆浆，这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彭大爷走到湖边那排柳树下，停下来活动活动筋骨。他先扭了扭腰，又甩了甩胳膊，正准备压压腿，忽然想起前几天老李头说的，河边那个长廊边上开了几丛野花，开得挺好。老李头还特意拍了照片给他看，说是粉红色的，怪好看的。 “要不我也去看看？”彭大爷这么想着，就顺着湖边的小路往长廊那边溜达过去。 长廊在公园的东南角，紧挨着河边，平时来的人不多，尤其是早上，大家都喜欢在开阔的地方锻炼。彭大爷走过去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不少，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 离长廊还有二三十米远的时候，彭大爷隐约看见长廊外面的草坪上好像躺着什么。他眯起眼睛看了看，心想：“谁这么早躺那儿？喝多了？” 再走近几步，彭大爷的脚步猛地顿住了。 血。 他看见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在绿色的草坪上格外刺眼。 然后他看清了，那是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倒在血泊里。两人的姿势很奇怪，像是被人随意丢弃在那里。 彭大爷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腿都软了。他活了七十多年，经历过战争年代，见过死人，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在和平年代，在天天遛弯的公园里，突然看见两具尸体，这种冲击让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心脏砰砰直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手哆嗦着，拐杖差点没拿住。 “报……报警……”彭大爷哆嗦着从裤兜里掏出老人机，手指头摁了好几下才摁对键。110三个数字摁完，他几乎是吼着说的：“公园！河边长廊！死人了！两个人！都是血！” 电话那头的接警员让他别慌，问他具体位置。彭大爷说了好几遍才说清楚，挂了电话，他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就那么远远站着，腿肚子直打颤。他想走，又觉得不能走，得等警察来。可不走，那两具尸体就在那儿，他不敢看，又忍不住想看一眼。 等了大概十几分钟，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彭大爷这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石凳上，发现自己后背的汗衫早就湿透了。 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的警车很快到了现场。最先冲进来的几个民警看见草坪上的场景，脸色都变了。带队的队长立刻下令封锁现场，拉起警戒线，同时向上级汇报。 紧接着，刑侦技术人员、法医陆续赶到。 陈法医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技术人员之一。他干了十五年法医，见过的死人不计其数，车祸的、溺水的、上吊的、中毒的，甚至一些碎尸案他也经历过。可当他走近那两具遗体的时候，脚步还是顿了一下。 血。 大量的血。 男性死者俯卧在草坪上，脸侧向一边，眼睛半睁着，已经失去了神采。他穿着深色的t恤和牛仔裤，衣着还算整齐，但后背的位置有一个明显的弹孔，周围的衣服被火药灼烧得发黑，血迹从那里洇开，染红了整个后背。 女性死者仰面躺着，同样衣着整齐，二十多岁的模样，五官清秀。可她的头部……陈法医闭了闭眼，蹲下身仔细观察。女性死者头部中了两枪，其中一枪贯穿了头颅，那种创伤让见惯了死人的他都觉得心悸。 “太狠了。”旁边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小声说了一句，声音有些发颤。 陈法医没接话，开始认真检查遗体。他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查看每一处细节。两位死者的姿势都很自然，没有挣扎拖拽的痕迹，衣物完整，身上除了枪伤没有其他外伤。这说明这里很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两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枪击的，而且中枪后几乎瞬间死亡，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更让陈法医在意的是，两人的手部都很干净，没有抵抗伤。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甚至可能都没看清凶手的样子，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死亡时间……”陈法医看了看表，又结合尸温和现场情况，初步判断，“应该是凌晨左右，大概四到六个小时前。” 技术员在周围仔细搜索，很快在离遗体不远的草地上发现了两枚带血的弹头。弹头有些变形，但能看出是铅制的，直径大约11毫米。技术人员小心地用镊子夹起，装进证物袋。 “自制枪的铅弹。”一个老刑警凑过来看了一眼，沉声道，“这种口径，应该是土枪或者猎枪改的。” 消息很快传开。临沂市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枪杀案了，更别说是这种两条人命的恶性案件。市局领导高度重视，当即成立专案组，调集精干警力展开侦破工作。 警戒线外，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彭大爷被民警带到一边做笔录，他把自己看见的一切都说了，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最后颤巍巍地问：“警察同志，那两个孩子……是被人害了？” “大爷，您先回去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再找您。”民警没有正面回答，但彭大爷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答案。 彭大爷回头看了一眼警戒线内的草坪，心里堵得慌。那两个孩子看着也就二十出头，和他孙子差不多大。他孙子上大学，暑假回来还陪他遛过弯呢。这么年轻的生命，怎么说没就没了？ 他慢慢往回走，手里的拐杖点地的声音比来时沉重了许多。走到公园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警灯还在闪烁，红蓝交替的光刺得他眼睛发酸。 “造孽啊。”彭大爷叹了口气，佝偻着背往家走去。 专案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现场勘查报告已经出来了，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也摆在了桌上。两名死者，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死于枪伤，死亡时间在7月5日凌晨。女性头部中两枪，男性背部中一枪，子弹击穿了肺部和大血管，导致迅速死亡。 问题是，这两人是谁？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钱包、手机、钥匙，什么都没有。凶手似乎把两人身上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都拿走了。 “两个人，凌晨在公园里，衣着整齐，没有打斗痕迹。”专案组长翻着报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来约会的。这个地方偏，晚上没人，是情侣喜欢待的地方。所以两人很可能是恋人关系。” “凶手有枪，而且是近距离射击。”另一个刑警补充道，“男性背部中枪，说明他可能是背对凶手的，或者转身逃跑的时候被打中的。女性头部中两枪，这是典型的处决式枪法——凶手很可能先打倒了男性，然后对着女性的头补了两枪，确保她死透。” “这么狠，八成是仇杀。”有人猜测。 “不一定。”组长摇摇头，“也可能是抢劫杀人，怕被认出来，所以灭口。现在关键是要确认死者身份。” 走访摸排的民警已经撒出去了，在公园周边挨个问人。可公园这种地方，人流量大，流动性强，早上来遛弯的大爷大妈们互相都不认识，更别说认识两个年轻人了。 临沂是物流集散中心，外来人口多，常住加流动人口有几百万。要在茫茫人海里找出两个无名死者的身份，无异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一边继续走访，一边把两人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通报给全市各个派出所，重点查询最近报失踪的人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分钟都让人煎熬。 下午五点，也就是尸体被发现十几个小时后，终于有了消息。 辖区派出所反馈：某小区一个美甲店的女老板从昨天下午就失踪了，店门一直关着，打电话也不接。她的体貌特征和女死者比较吻合。 民警立刻联系了女老板的家人。 晚上七点，一对五十多岁的农村夫妇跌跌撞撞冲进了殡仪馆。女人一看见那具冰冷的遗体，腿就软了，直接瘫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所有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丽丽！我的丽丽啊！”女人趴在地上，想伸手去摸女儿的脸，又不敢，手悬在半空颤抖着，最后捂着脸嚎啕大哭。 男人站在旁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死者叫冯丽，25岁，临沂本地人。 冯丽的母亲哭着告诉民警，女儿职高毕业后就进城打工，今年春节后想自己创业，老两口把攒了大半辈子的三万块钱拿出来，给她开了这家美甲店。女儿平时忙，很少回家，但每个月她都会进城看看女儿。 就在昨天下午，7月4号，她还去过女儿的店里。母女俩聊了半个多小时，女儿说店里生意不错，让她别担心。临走时女儿还送她到门口，笑着说：“妈，过两天我回去看你和爸。” 谁能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那个男娃呢？”民警问，“你女儿有没有男朋友？” 冯丽的母亲擦了擦眼泪，努力回忆：“好像……好像是有一个，叫楚岩，也是咱临沂的。半个月前才开始谈的，我没见过几回，也不太确定是不是他……” 她颤抖着看了一眼男死者的照片，“看着有点像，但我不敢认。俩娃才谈了半个月，连张合影都没拍过……” 民警很快找到了楚岩的家。 楚岩的家境比冯丽好得多。他父母在市区开了一家加工厂，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在当地也算殷实人家。家里四个孩子，楚岩最小，是全家人的心头肉。 楚岩的母亲五十出头，保养得很好，可当民警告诉她消息的时候，她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软软地靠在墙上，眼神空洞得吓人。 “不可能……不可能……”她喃喃着，“我家小岩从来不得罪人，怎么会……” 楚岩的父亲强撑着听完民警的话，眼眶通红，拳头攥得紧紧的，手背上青筋暴起。 楚岩，26岁，高中毕业后就在家里的工厂帮忙。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下班就回家玩电脑，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直到六月份，经厂里一个客户介绍，认识了冯丽。 “那是他第一个女朋友啊。”楚岩的母亲声音沙哑，“他从小到大都没谈过恋爱，我们都替他着急。认识冯丽以后，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开朗多了，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我们还说，等俩娃处一段时间，就找个日子双方家长见个面……” 7月4号晚上八点多，楚岩说去找冯丽，连晚饭都没吃就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他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民警问。 “灰色t恤，牛仔裤……”楚岩的母亲说着说着又哭起来，“晚上十点多我给他打电话，还能打通，他说在公园散步。后来再打就关机了。我们以为他手机没电了，也没多想……可他一晚上没回来，从来没这样过啊！我们找了一夜，到处打电话，可哪里都找不到……” 两个家庭，一夜之间，塌了天。 冯丽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好不容易把女儿供到职高毕业，看着她进城打工，又帮她开了店，眼看好日子就要来了，女儿却没了。 楚岩的父母更想不通。儿子老实本分，连架都没跟人吵过，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两个家庭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得罪人。 专案组陷入了沉思。 如果死者没有仇家，那凶手为什么要杀他们？而且是这么残忍的方式——枪杀，补枪，确保死亡。这不是普通的抢劫能解释的。 那么，会不会是感情纠纷？冯丽的前男友？追求者？ 走访继续进行。 冯丽美甲店里的店员小李提供了重要线索。 小李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说起老板遇害的事，她吓得脸色发白，说话都有些哆嗦。但她还是努力回忆了7月4号晚上的情况。 “那天晚上正常是九点关门。”小李说，“但八点半左右，丽姐接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她就说今天提前关门，让我先走。” “谁打来的电话？” “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她男朋友楚岩。”小李很肯定，“因为丽姐接电话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说话也很敷衍。我好奇问了一句，她说是一个以前追过她的男同事，喝了酒，说要来店里看她。丽姐说她跟那个人很久没联系了，对他没什么好感，怕他喝醉了来店里闹事，就想着出去跟他谈谈，让他死心。”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小李说，“我走的时候八点四十左右，丽姐还在店里收拾东西。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信息让专案组精神一振。 追求者，喝醉了，被拒绝，有作案动机。 民警立刻调取了冯丽的通话记录。7月4号晚上八点半左右，确实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号码归属地是临沂本地。机主姓赵，三十岁，在一家工厂上班。 专案组很快找到了小赵。 小赵是个普通工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被民警找到的时候，他刚下班，一脸茫然。 “我是追过冯丽。”小赵挠挠头，“去年我们一起在另一家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我喜欢她，追了她小半年，但她一直没同意。后来她辞职开店了，我们联系就少了。” “7月4号晚上你有没有给她打电话？” “打了。”小赵点头，“那天我跟几个同事在外面喝酒，喝得有点多，脑子一热就给她打了电话。说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想见她什么的。” “那你后来去见她没有？” “没有。”小赵摇头，“打完电话我又接着喝，喝到大半夜，醉得不行了，直接回家了。第二天睡到下午才醒，还是同事把我送回去的。” 民警经过走访小赵的同事、调取他家附近的监控，证实他没有撒谎。7月4号晚上八点半以后，他一直在酒桌上喝到凌晨，有七八个人作证。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公园。 线索断了。 视频侦查组在调取公园周边的监控录像时，有了重大发现。 公园东南角的监控探头拍到了关键画面。 7月4号晚上10点58分，楚岩和冯丽出现在公园的一条小路上。两人走得很慢，楚岩左手拎着一个女士提包，右手揽着冯丽的肩膀。冯丽依偎在他身边，两人时不时低头说些什么。 夜色很浓，路灯的光影斑驳，但能看出两人很甜蜜。 几十秒后，一个黑影从画面另一侧出现，与两人擦肩而过。 监控画质不高，只能看出是个男人，戴着棒球帽，穿短袖上衣和长裤，后背背着一个挺大的包。走路时稍微有些驼背，边走边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两分钟后，楚岩和冯丽消失在画面里，走向了河边的长廊。那个黑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也转身朝长廊的方向走去。 另一个角度的监控拍到了更清晰的画面。 时间是晚上11点44分，距离长廊十几米远的另一个监控探头捕捉到了那个男人的身影。他从长廊方向快步走出来，动作有些慌张，脚步明显加快。之前背着的包现在用手提着，外面还多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帽子还是那顶棒球帽。 “就是他了。”专案组长盯着画面，“这个时间段，现场附近除了死者和这个人，没有别人出现。” 视频追踪继续。 凌晨12点05分，嫌疑人出现在公园南大门外的监控画面里。他没有从大门出去，而是翻越了公园的围墙。翻过去后，他穿过马路，消失在夜色中。 南边是一片废弃的工地，没有监控，追踪在这里暂时中断。 但警方有别的办法。 十几条警犬被调到了现场。训导员带着警犬在案发现场提取了嫌疑人的气味，然后从嫌疑人消失的地方开始追踪。 凌晨三点，警犬有了反应。 在距离中心现场以南三公里的一片荒草丛里，警犬狂吠起来。民警扒开草丛，发现了三部手机和一个小手包。 手包里没有现金，只有一张银行卡。三部手机的号码经过核实，正是楚岩和冯丽的。 凶手果然拿走了死者的财物。 继续追踪，五百米外，警犬再次示警。 草丛里有一个蓝黑色的旅行包。打开一看，所有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一支自制土枪，几十发没有发射的铅弹，还有一顶帽子、几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 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所有物品。 经过比对，枪支口径12毫米，与现场提取的弹头完全吻合。毫无疑问，这就是作案凶器。 然而，反复检验后，技术人员失望地发现，枪支、子弹和其他物品上都没有提取到完整的指纹。凶手很小心，可能戴了手套。 但幸运的是，在几件物品上检出了dNA。 其中两份属于两名死者，第三份，属于未知个体。 这应该就是凶手的dNA。 专案组立刻将dNA信息入库比对。结果出来了——没有比中。 这说明什么？说明凶手没有犯罪前科，至少没有被警方采集过dNA。 案件的突破，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塑料瓶。 在嫌疑人丢弃的旅行包里，技术人员发现了几十枚自制的铅弹。这些铅弹大部分装在一个白色的塑料瓶里。 瓶子里除了子弹，还有97个圆形的塑料片。 技术人员把塑料片倒出来一看，都是被剪碎了的，上面有文字和字母，但剪得乱七八糟，根本看不出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拿起来看了看。 “像是……超市购物袋？”旁边有人猜测。 领导走过来看了一眼：“拼起来试试。” 于是，几个技术员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拼图游戏”。塑料片太小，太多，而且剪得很碎，拼起来非常费劲。他们趴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对照，一块一块地拼接。 几个小时过去了。 当最后一块碎片被拼上去的时候，几个技术员长长地舒了口气。 拼出来的塑料袋碎片上，隐约能看出几个字：“商城”“石家庄正定宝莲”。 “这是一家连锁超市的购物袋。”有经验的民警一眼认出，“这个‘宝莲’应该是超市的名字。” 信息很快汇总到专案组。 一般人购物，都会选择生活或工作地点附近的超市。这个超市的购物袋上标注的几家分店都在河北省，那么，嫌疑人很可能与河北有关联。 与此同时，沿着嫌疑人逃跑方向的追踪也有了新进展。 凌晨12点26分，嫌疑人出现在案发现场以南四公里的临沂汽车站广场。他没有进站，在广场上溜达了一会儿，然后上了一辆摩的。 民警找到了那个摩的司机。司机回忆，那天凌晨拉的人少，所以对那个乘客印象深刻。 “他说要去高速公路入口，谈好车费30块钱。”司机说，“听口音不是咱临沂本地人，具体是哪里的，我听不太出来。” 凌晨12点42分，嫌疑人在京沪高速入口附近下了车，然后往西走去，消失在监控画面里。 他要去哪里？ 高速入口有很多长途客车会在上高速前临时搭载乘客。嫌疑人会不会是坐长途客车逃了？ 专案组排查了那个时间段经过的17辆长途客车，调看了所有车上的监控，一无所获。 他没坐客车，那他去高速入口干什么？ 侦查员调取了高速入口往西方向的监控。 凌晨1点12分，嫌疑人出现在市区以西四公里的义堂镇。他是徒步的，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 早上5点11分，嫌疑人又出现在义堂镇以西十公里的费县探沂镇。他走了一夜，看上去很疲惫，脚步明显慢了下来。 “他要去哪儿？就这么一直走？”侦查员看着监控画面，百思不得其解。 天亮后，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嫌疑人在一家商场周围停留了很久，然后在一个早点摊买了早点。吃完后，他在商场附近转悠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监控画面里。 线索再次中断。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七天。 破案的黄金时间是七天。过了这个时间，凶手可能已经逃到天南海北，可能已经销毁了所有证据，可能已经改变了容貌。 专案组压力山大。 被害人亲属天天来问，两个家庭的父母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冯丽的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楚岩的父亲原本一头黑发，几天时间白了一半。 “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冯丽的父亲握着民警的手，老泪纵横。这个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此刻佝偻着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 专案组长拍拍他的手，什么都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一定？可人还没抓到。说尽力？这话他自己都觉得苍白。 案情分析会上，有人提出一个想法：“他徒步走到探沂镇，然后就消失了。他会不会就是探沂镇的人？或者长期租住在那儿？” 有道理。 专案组立刻对探沂镇全镇进行排查，张贴悬赏通告。然而，没有收获。 那就只能回头，重新分析嫌疑人消失前的最后一段监控。 视频里，嫌疑人吃完早点后，在街上溜达了半个小时。然后，他走到路边一个柜台前，跟一个女的说了几句话。女的朝某个方向指了指，他就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几十秒后走出了画面。 那个女的说了什么？ 侦查员很快找到了视频中的指路女人，是个卖早餐的大姐。大姐一开始没想起来，后来在民警的提示下，努力回忆了半天，终于一拍大腿：“哦，我想起来了！是有个人问我，哪儿能理光头！” “理光头？” “对，就是推个光头。”大姐肯定地说，“他问我的时候我还多看了他一眼，心说这人头发也不长啊，怎么就要理光头了。” 理光头，改变发型，这是典型的逃避侦查的手段。 民警立刻走访了镇上的几家理发店。在第三家店里，理发店的老板一眼就认出了监控截图。 “对，就是这个人。”老板说，“7月5号早上，刚开门他就来了，说要推个光头。我还问他怎么突然想推光头，他没吭声。推完头他问我哪儿能买到便宜衣服。”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在附近一家服装店的监控里，再次锁定了嫌疑人。 他已经换了一副模样：光头，穿着新买的灰色t恤。售货员对他的印象很深：“一般人都买了衣服回家洗洗再穿，他买了直接让我把商标剪了，当场就换上了。” 换装之后的嫌疑人继续南逃。 早上8点39分，嫌疑人坐上了开往费县县城的公交车，终点站是费县汽车站。 9点39分，他在汽车站售票窗口买了一张票，上了一辆长途客车。 那时还没有实行实名购票，查不到乘客信息。但侦查员在监控里发现了一个细节：嫌疑人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对他伸了五个手指头。 五个手指头，票价应该是五块或者五十块。五百块不太可能，那得跑多远？ 费县汽车站没有五块钱的票价，五十块钱的票价有几趟，其中一趟是开往山东省济宁市的。 专案组立刻赶赴济宁。 济宁汽车站的监控显示，嫌疑人下了车，没有出站，直接又到售票窗口买了一张票。 这次，侦查员从监控里又发现了一个细节：嫌疑人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纸币，售票员从电脑键盘旁边拿起一叠零钱，找给了他。 找到那个售票员，民警让她回忆。售票员看着监控想了半天：“到哪儿的票我记不清了，但我找了他一块钱。你看这个位置，我放的都是一块一块的零钱，所以票价应该是九十九。” 九十九块钱，从济宁能到哪里？ 一查，只有一趟长途客车是九十九块钱——开往河南省安阳市。 河南安阳。 专案组长眼睛一亮。 之前从那个塑料瓶拼出的超市购物袋上，有“石家庄正定宝莲”的字样。他们专门派了一组人去河北调查，虽然没有发现嫌疑人行踪，但摸清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家连锁超市有十几家分店，主要分布在石家庄、保定、衡水等地，但在河北之外还有一家分店，而且只有一家。 在哪儿？ 河南安阳。 两条线索，同时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专案组调集警力，连夜赶赴安阳。 7月5号傍晚，嫌疑人到达安阳汽车站，然后上了一辆公交车。视频追踪显示，晚上8点04分，他下了公交车，穿过马路，走进了一个小区。 监控里，他下车后没有任何迟疑，直接穿过马路，走进小区，动作非常自然，就像回家一样。 “他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侦查员说，“人只有到了熟悉的地方才会彻底放松。” 专案组立刻对这个小区进行布控。 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有几十栋楼，五千多居民，很多是租住户。要逐门逐户排查，工作量巨大，而且很容易打草惊蛇。更危险的是，嫌疑人手里有枪——他在现场丢了一把枪，不代表他家里没有别的枪。 专案组决定，分成四个小组，在小区和附近路段蹲守，等嫌疑人出现。 7月的安阳，烈日当头，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侦查员们躲在车里，不敢开空调——怕引人注意。车窗开一条缝，热气还是往里涌。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身上馊得自己都嫌弃。蚊子隔着衣服咬，一拍一手血。 两天过去了，没有动静。 侦查员们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困得实在受不了，就换班眯一会儿，可哪里睡得着？眼睛一闭，全是案情。 2015年7月18号晚上9点半，案发后第13天。 小区门口，一个光头男人晃晃悠悠走过来。 蹲守的侦查员心脏猛地一跳。他们看过无数遍监控截图，那张脸早就刻在脑子里了。 是他！ 几个侦查员从不同方向包抄过去。 “别动！” 光头男人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摁倒在地。他挣扎了一下，但很快就不动了，嘴里嘟囔了一句：“你们是临沂的吧？” 落网的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 光头男人叫牛志明，46岁，河南安阳人，没有犯罪前科。 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他很配合，问什么说什么，没有抵抗，没有狡辩。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他说，“我认。” 据牛志明交代，他租住的那个小区就是他在安阳的住处。除了作案后丢弃的那把枪，他老家房子里还有一把枪。老家在安阳市区五公里外的农村。 民警连夜赶到他老家，果然搜出了一把自制三连发猎枪，还有几十发子弹，以及制造枪支的工具。他老家屋子的门板上、铁皮桶上、墙上，到处都是弹孔——他经常在家里开枪，对枪支的原理和操作非常精通。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楚岩和冯丽？ 牛志明的回答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我不认识他们。”他说，“去临沂之前，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 不认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人？ 牛志明交代了他的故事。 他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生了两个女儿。十几年前，一家四口从农村老家进了城。他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一个月挣三千多块钱。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一家四口就靠这三千多块钱过日子，紧巴巴的，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压力大。”牛志明低着头，“每天睁眼就是钱，房贷、水电、吃穿、娃上学，哪个不要钱？我挣那点，根本不够。心烦，就喝酒。喝完酒回家，跟媳妇吵。吵完架，我就回老家待几天，把自己关屋里，造枪。” 他从小就喜欢枪。那时候农村管制不严，有人用自制猎枪打兔子、打鸟，他跟着玩，慢慢就学会了枪的原理和构造。后来开始自己收集废旧材料，尝试做枪。 他知道私造枪支是违法的，所以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他做了两把枪，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回老家的屋里，装上子弹，对着门板开几枪。“砰砰”几声，心里就舒服一点。 2015年7月1号，又是因为喝酒，他跟妻子大吵一架。这次吵得很凶，妻子骂他没出息，骂他不顾家，骂他除了喝酒什么都不会。他一气之下回了老家，收拾行李，想去外地散散心。 临走时，他把枪和子弹装进了包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枪。”他说，“可能……习惯了？” 那天，他走到安阳市的高速公路入口，看见一辆开往临沂的长途客车正在揽客。他临时起意，补票上车。 到了临沂，他漫无目的地闲逛。身上带的几百块钱花得差不多了，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于是，他动了抢劫的念头。 7月4号晚上，他来到临沂汽车站附近的公园，想找个合适的目标下手。转悠了三个多小时，都没找到机会——要么是成群结队的人，要么是看起来没什么钱的人。 晚上10点59分，他在公园一条偏僻的小路上，看见了正在约会的楚岩和冯丽。 “我看见那个男的手里拎着一个包，看着挺讲究的，感觉里面应该有钱。”牛志明说，“我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长廊。” 他掏出枪，冲上去抢包。 楚岩和冯丽都愣住了。牛志明一把抢过包，转身要跑。就在这时，冯丽反应过来，尖声大喊：“救命啊！抢钱了！” 牛志明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转过身，对着两人扣动了扳机。 第一枪打中了楚岩的后背。楚岩往前扑倒，抽搐了两下就不动了。 冯丽还在喊。牛志明对准她的头，又开了两枪。 喊声戛然而止。 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牛志明愣了几秒，看着倒在血泊里的两个人，手开始发抖。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又看了看那个包，然后转身就跑。 跑出长廊，他套上一件白衬衫，换了装，翻墙逃出公园。 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他打开包一看——只有三百多块钱。 “就三百多？”他不敢相信，翻了又翻，真的只有三百多。 他用这些钱一路逃窜，剪了光头，换了衣服，几次改变逃跑路线，最后还是回到了安阳。 回到家，他天天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妻子问他怎么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敢说，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没想到会这样。”牛志明低着头，“我就是想抢点钱……我没想杀人……” 可那两声枪响，两条人命，已经无法挽回了。 2015年年底，牛志明因涉嫌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制造枪支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判决下来那天，冯丽的母亲在法庭外哭得晕了过去。楚岩的母亲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攥着儿子的遗像，手指关节发白。 牛志明的妻子也在人群里。她脸色惨白，眼神空洞。旁边人窃窃私语：“就是她老公杀了人。”“听说两个娃才二十出头。”“造孽啊。” 她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平时闷声不响的男人，那个虽然爱喝酒但从不打老婆的男人，那个会给孩子修玩具的男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可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她不信。 案子结了，可两个家庭的日子还要继续。 冯丽的父母把女儿的美甲店关了。那些瓶瓶罐罐的指甲油、亮片、工具，他们一样也没动，就放在那儿，门锁上。他们不敢进去，怕看见女儿生活过的痕迹，又舍不得处理掉，那是女儿最后留下的东西。 楚岩的父母把工厂交给大儿子打理。楚岩的母亲每天都去儿子的房间坐一会儿，擦擦桌子，整整床单，好像儿子只是出了趟远门，随时会回来。 彭大爷还是每天早上去公园遛弯。但他再也不往河边长廊那边去了。每次路过那条岔路，他就加快脚步，不敢往那边看。有时候半夜做梦，还会梦见那片血迹，惊醒后一身冷汗。 “七十多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可这事儿……”他跟老李头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老李头拍拍他的肩，叹了口气。 公园的长廊还是那个长廊，草坪还是那片草坪。只是草坪上那一片被血浸过的草，早就被园林工人铲掉，重新种上了新的。新草长得很茂盛，绿油油的，看不出任何痕迹。 但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那个凌晨。 第237章 宠弟如子的姐姐被亲弟用利斧砍杀，连7岁侄女都没放过 这件事，是2015年发生在北国江城吉林市的真实惨案，直到现在，只要一提起，吉林本地的老人们还会忍不住叹气，说一句“造孽啊”。那是一场轰动全国的灭门血案，一家三口，老中青三代，无一幸免，而凶手，竟然是死者的亲弟弟，那个被她从小宠到大、护到骨子里的一奶同胞。 时间拉回2015年1月27日，北国的吉林市早已是冰天雪地，松花江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层，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刺得人生疼。龙潭区新安街的一个老旧小区里，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忙着躲避严寒，筹备着即将到来的春节，谁也不会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这个平静的午后，悄然降临在其中一户人家。 下午两点多，小区里偶尔有几个行人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到，一栋居民楼的四楼，一户人家的房门虚掩着，里面没有丝毫动静，只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顺着门缝慢慢飘出来，被呼啸的寒风稀释，几乎无人察觉。直到几个小时后，房主的大儿媳下班回来，推开房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瘫倒在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房间里一片狼藉，鲜血染红了地板、沙发，甚至溅到了墙上，触目惊心。67岁的周淑兰倒在客厅的沙发旁，脸色苍白，早已没了呼吸；她的儿子，40多岁的隋春明，倒在玄关附近，身下是一滩凝固的血迹；还有她7岁的小孙女，隋小影，那个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活泼可爱的小姑娘，静静地躺在卧室的门口，小小的身体上布满了伤痕，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恐惧。 后来据办案民警回忆，当时的现场惨不忍睹，就连经验丰富的老民警，看到那一幕都忍不住皱紧了眉头，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在一瞬间被彻底摧毁，三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午后。 案发消息传开后，整个吉林市都沸腾了，人心惶惶。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连夜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工作。勘查现场、走访邻居、调取监控、排查线索，民警们争分夺秒，不敢有丝毫懈怠。毕竟，灭门惨案性质恶劣，影响极大，必须尽快抓住凶手，给死者一个交代，给市民一个安心。 好在现场留下了一些关键线索，再加上邻居们的证词，专案组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当民警们把嫌疑人的照片摆在桌上，说出他的名字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个残忍杀害一家三口的凶手，竟然是周淑兰的亲弟弟，那个被她从小疼到大、护到大的异奶同胞弟弟，周国伟。 这个结果，不仅让办案民警感到意外，更让周围的邻居们难以置信。在大家的印象里，周淑兰对弟弟周国伟，那真是掏心掏肺、无微不至，简直比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好，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周国伟又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姐姐下此毒手，甚至连7岁的小侄女都不肯放过？ 专案组没有时间去疑惑，他们立刻展开了抓捕工作。此时的周国伟，在作案后已经仓皇逃窜，杳无音信。民警们兵分多路，辗转吉林、长春等地，日夜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终于，在2月10日，也就是春节前夕，当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中时，民警们在吉林市的一个偏僻出租屋里，将犯罪嫌疑人周国伟成功抓获归案。 面对民警的审讯，周国伟起初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当民警们拿出确凿的证据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低下了头，供述了自己杀害姐姐一家的全部经过。而随着他的供述，一段跨越三十年的溺爱悲剧，也慢慢浮出水面。老欧今天就慢慢给大家讲，一位至善至慈、毫无底线宠弟的姐姐，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亲弟弟宠坏，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连累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女。 这起悲剧的根源，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追溯到周国伟小时候，追溯到周淑兰那毫无尺度的疼爱。 1985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多，吉林市龙潭区兴安街的一家小吃部里，热气腾腾，人声鼎沸。周淑兰穿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围裙，正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客人，一会儿给这边端饺子，一会儿给那边盛汤，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脸上却挂着朴实的笑容。这家小吃部是周淑兰和丈夫辛辛苦苦开起来的，不大，但生意还算红火，靠着这家小吃部，他们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勉强能补贴一下家里的弟弟妹妹。 就在周淑兰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穿着警服的民警走进了小吃部，径直走到了她的面前。“你是周淑兰吗？”民警的语气很严肃，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周淑兰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她连忙停下手里的活，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同志，我是周淑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我们是龙潭公安分局的，你弟弟周国伟，现在在我们看守所，你赶紧准备一些衣物，跟我们过去一趟，给他送过去。”民警的话，像一颗炸雷，在周淑兰的耳边轰然响起，让她瞬间懵在了原地，手里的抹布“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周国伟？她的弟弟？怎么会进看守所？周淑兰的大脑一片空白，半天反应不过来。就在几天前，她还见过弟弟，弟弟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精神抖擞的，还跟她说，准岳父在乌拉街开了一家养鸡场，让他过去帮忙打理，等以后熟悉了业务，就自己单干，还说要好好孝顺父母，好好报答她这个大姐。 那时候的周国伟，说话办事都还颇有条理，看着也挺懂事，周淑兰还以为，弟弟在部队里锻炼了几年，终于长大了，成熟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飞扬跋扈、惹是生非的毛头小子了。她还为此高兴了好几天，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没有白费。可怎么才过了几天，弟弟就进看守所了？ “同志，你是不是弄错了？”周淑兰的声音都在发抖，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我弟弟他刚刚转业回来，一直在他准岳父的养鸡场帮忙，怎么会进看守所呢？他是不是犯了什么误会啊？” 民警摇了摇头，语气依旧严肃：“没有弄错，就是周国伟。他涉嫌持刀抢劫，已经被我们刑事拘留了，具体情况，你到了分局就知道了，现在赶紧准备衣物，跟我们走一趟吧。” 持刀抢劫？这四个字，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周淑兰的心里。她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幸好旁边的客人伸手扶了她一把。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从小疼到大、护到大的弟弟，竟然会去持刀抢劫？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周淑兰来不及多想，也来不及跟店里的客人解释，慌忙脱下围裙，嘱咐店里的伙计帮忙照看一下生意，然后跌跌撞撞地跑出小吃部，拦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地赶往龙潭公安分局。一路上，她的心怦怦直跳，手心全是冷汗，脑子里乱糟糟的，无数个念头在她脑海里盘旋，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可当她赶到龙潭公安分局，见到办案民警，听完民警的讲述后，所有的侥幸和希望，都瞬间破灭了。民警告诉她，周国伟在养鸡场帮忙的时候，因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被准岳父批评了几句，心里不服气，又因为手头没钱，就动了歪心思。在一个深夜，他腰里别了一把匕首，跑到养鸡场附近的一条乡道上，拦住了一个过路的男子，持刀威胁对方，抢走了对方身上仅有的120元钱。没想到，那个男子记住了他的相貌特征，第二天一早就报了警，民警们根据线索，很快就将周国伟抓获归案了。 听完民警的话，周淑兰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脚跟不稳，一下子就瘫倒在了地上，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弟弟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会去抢劫呢？同志，你们再查查，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 民警看着悲痛欲绝的周淑兰，心里也有些不忍，连忙上前把她扶起来，劝道：“大姐，你别太激动，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证据确凿，周国伟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下一步，他就要被起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那一刻，周淑兰觉得天塌下来了。她今年37岁，出生在吉林市龙潭区的江北乡，父母都是当地朴实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为了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周淑兰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周国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比周淑兰整整小了9岁。 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又是在农村，家里唯一的男孩，就像是全家的宝贝疙瘩，被父母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周淑兰的父母，因为晚年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更是对周国伟无比珍视，百般溺爱，家里只要有一口好吃的、一件好看的，从来都是先给周国伟，其他的四个女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连碰都不能碰一下。 那时候，物质条件很匮乏，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能吃饱饭就已经很不错了。周家也不例外，父母每天忙于农活和家务，辛辛苦苦挣来的粮食，勉强够一家人糊口。可即便如此，父母也从来不会委屈周国伟，只要周国伟想吃什么，想要什么，父母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要是周国伟哭闹起来，父母不仅不会批评他，反而会反过来哄他，甚至会打骂其他的女儿，怪她们没有照顾好弟弟。 周淑兰作为家里的大姐，从小就被父母灌输“要让着弟弟、照顾弟弟”的思想。父母每天忙于农活，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周国伟，于是，照顾弟弟的重担，就早早地落在了周淑兰的身上。从周国伟记事起，接送他上学放学、给她做饭洗衣服、陪他玩耍，几乎都是周淑兰的事情。 周淑兰上中学的时候，周国伟刚好上小学，周淑兰就读的乡中学，和周国伟就读的小学，相距足足有两里地，而且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那时候，别人家的孩子，只要到了上学的年纪，都是自己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不管刮风下雨，从来都不例外。可周国伟不一样，他从小就被宠坏了，根本不愿意自己走路，于是，周淑兰每天都要牵着弟弟的手，往返于中学和小学之间，接送他上学放学，风雨无阻。 冬天的时候，吉林的天气格外寒冷，气温常常低到零下二三十度，寒风呼啸，雪花漫天飞舞，土路被大雪覆盖，又滑又难走。周淑兰穿着单薄的棉衣，牵着弟弟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着，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人，手脚冻得通红，甚至失去了知觉。可她从来都不抱怨，也不叫苦，反而把弟弟护在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身体为弟弟挡住寒风和雪花，生怕弟弟冻着、饿着。 就这样，周淑兰一直接送周国伟到小学三年级，直到周国伟自己不愿意让姐姐接送了，周淑兰才停止了这份“工作”。可即便如此，她对弟弟的照顾，也从来没有减少过一丝一毫。 周国伟从小就生性好动，脾气又暴躁，经常和家里的姐姐、妹妹们发生口角，有时候甚至会动手打骂姐姐妹妹。每当这个时候，周淑兰从来都不会批评弟弟，反而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其他的妹妹，怪她们不懂事，不该和弟弟吵架，不该惹弟弟生气。妹妹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委屈，抱怨大姐太偏心，可周淑兰总是会说：“他是咱家唯一的男孩，是咱们的弟弟，你们都比他大，就应该让着他，照顾他，不能跟他计较。” 在外面，周国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经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学校里的同学打架，而且下手还很重，每次打架，都是周国伟先挑起的事端，可最后吃亏的，从来都不是他。因为只要周淑兰知道弟弟和别人打架了，不管对错，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替弟弟出头，哪怕对方是比周国伟大好几岁的孩子，周淑兰也毫不畏惧，会上去和对方理论，甚至会动手和对方拉扯，从来都不让弟弟吃一点亏。 有一次，周国伟和村里的一个大男孩打架，被对方推倒在地，哭着跑回来找周淑兰。周淑兰看到弟弟脸上的泪痕和身上的灰尘，瞬间就火了，二话不说，牵着弟弟的手，就找到了那个大男孩的家里，对着那个大男孩和他的父母，一顿大吵大闹，非要让对方给弟弟道歉、赔偿不可。最后，那个大男孩的父母，被周淑兰闹得没办法，只好带着孩子，给周国伟道了歉，还买了一些好吃的，周淑兰这才罢休。 从那以后，村里的小伙伴们，再也不敢轻易招惹周国伟了，大家都知道，周国伟有一个护短的大姐，惹了周国伟，就等于惹了周淑兰，到时候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而周国伟，也因为有姐姐的撑腰，变得更加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在家里颐指气使，把姐姐妹妹们当成佣人一样使唤；在外面，更是横行霸道，欺负弱小，成了当地谁也惹不起的“小霸王”。 到了春秋农忙的时候，父母和姐姐妹妹们都要到田里去劳作，辛辛苦苦地收割庄稼、播种粮食，可周国伟，却从来都不帮忙，要么在家里睡懒觉，要么就跑到外面去玩耍，不管父母和姐姐怎么叫他，他都不肯动弹一下。有时候，周淑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会劝弟弟：“小伟，你也长大了，别总想着玩了，过来帮我们干点活，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好不好？” 可周国伟，却总是不耐烦地推开她：“别烦我，我才不干那种累活呢，要干你们自己干，反正有你们养着我，我怕什么？”面对弟弟的无理取闹，周淑兰也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任由弟弟去了，自己则和父母、妹妹们一起，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和家务。 除了不干活，周国伟还特别调皮捣蛋，经常惹是生非，给家里惹麻烦。今天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明天把村里的庄稼踩坏了，后天又和别人打架斗殴，邻居们经常找上门来投诉，父母为此头疼不已，却又舍不得批评周国伟一句，每次都是陪着笑脸，给邻居们道歉、赔偿，然后再反过来劝周淑兰，让她多看着点弟弟，别让他再惹麻烦了。 周淑兰看着父母疲惫的脸庞，看着弟弟调皮捣蛋的样子，心里既心疼又无奈。她知道，弟弟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被父母和自己宠坏的，可她又狠不下心来批评弟弟、管教弟弟，她总觉得，弟弟还小，不懂事，等他长大了，就会慢慢变好的。 就这样，在父母和周淑兰的百般溺爱和纵容下，周国伟渐渐长大了，可他的性格，却越来越差，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好吃懒做、眼高手低，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而且还特别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想法。 上了高中以后，周国伟更是变本加厉，不认真学习，上课睡觉、逃课、打架斗殴，无所不为，成绩一塌糊涂，成为了学校里的“问题学生”。老师多次找他谈话，批评教育他，可他根本就不听，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还和老师顶嘴、吵架。最后，在他上高三的时候，因为多次打架斗殴，情节恶劣，学校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劝退学了。 周国伟被学校劝退学以后，就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要么睡懒觉，要么就跑到外面去和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鬼混，抽烟、喝酒、打牌，样样都来，家里的事情，他从来都不管不顾，反而还经常向父母要钱，用来挥霍。 父母看着周国伟越来越不像话，心里非常着急，生怕他在社会上学坏了，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于是，父母就商量着，把周国伟送到部队去参军，让他在部队里接受锻炼，受到约束，改掉身上的那些不良习惯，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途。 周淑兰得知父母的想法后，也非常赞同，她觉得，部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弟弟到了部队里，肯定能慢慢成熟起来，改掉身上的坏毛病。于是，在父母和周淑兰的劝说下，周国伟答应了去部队参军，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的一个部队。 送周国伟去部队的那天，周淑兰特意给弟弟买了一身新衣服，还给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反复叮嘱他：“小伟，到了部队里，一定要好好听话，服从命令，好好训练，改掉身上的坏毛病，不要惹事生非，照顾好自己，有什么困难，就给家里写信，给大姐打电话，大姐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周国伟当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拍着胸脯对周淑兰说：“大姐，你放心吧，我到了部队里，一定好好表现，不会再让你和父母失望了，等我退伍回来，一定好好孝顺你们。”看着弟弟一脸真诚的样子，周淑兰心里非常欣慰，她以为，弟弟这一次，是真的长大了，真的要改过自新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周国伟到了部队里，依旧改不了身上的坏毛病，依旧过着公子哥般的生活。部队里的训练很艰苦，他根本就受不了，经常偷懒耍滑，逃避训练；部队里的饭菜，他觉得不合口味，就偷偷跑到外面去改善伙食，吃大餐、喝好酒；平时，他还经常抽烟、喝酒、打牌，挥霍自己的津贴费。 部队里的津贴费，本来就不多，根本不够周国伟挥霍的，于是，他就经常写信给父母，向父母索要钱财，理由各种各样，有时候说自己要买生活用品，有时候说自己生病了，需要看病，有时候又说自己要参加培训，需要交学费。 可那时候，周淑兰的父母，已经年事已高，身体也越来越差，根本就干不动农活了，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着几个女儿的补贴过日子，根本就满足不了周国伟的无理要求。父母没有钱给他，周国伟就开始写信给周淑兰，向周淑兰索要钱财，还在信里哭哭啼啼，说自己在部队里过得有多苦、有多难，说自己想念家里，想念大姐。 周淑兰看到弟弟的信，心里瞬间就软了，她心疼弟弟在部队里受苦，也不忍心拒绝弟弟的要求。那时候，周淑兰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一名机械修理工，收入不高，后来，周淑兰就和丈夫商量，开了一家小吃部，辛辛苦苦地经营着，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还要补贴家里的父母。 可即便如此，只要周国伟向她要钱，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哪怕自己省吃俭用，哪怕小吃部的生意不好，哪怕自己的两个儿子吃不饱穿不暖，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凑钱给弟弟寄过去。她总觉得，弟弟在部队里不容易，自己作为大姐，理应照顾他，不能让他受委屈。 就这样，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周国伟服役期满，终于从部队里转业回来了。当周淑兰得知弟弟要回来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特意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打扫房间、买好吃的，还邀请了亲朋好友，给弟弟办了一场隆重的接风宴，欢迎弟弟回家。 接风宴上，周国伟穿着一身笔挺的转业军装，看起来精神抖擞，说话办事也比以前沉稳了许多，颇有条理。他端着酒杯，先敬了父母，又敬了周淑兰，眼里含着泪水，语气真诚地说：“爸，妈，大姐，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尤其是大姐，这么多年，你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长姐如母，你对我的爱，比母亲对子女的爱还要深。以前，我不懂事，总是惹你们生气，做了很多傻事，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听大姐的话，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努力赚钱，孝顺你们，为你们争光，再也不会让你们失望了。”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情真意切，当时就把周淑兰感动得泪光闪闪，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没有白费，弟弟在部队里，确实长大了，成熟了，终于懂得感恩了。那天，周淑兰喝了很多酒，脸上一直挂着幸福的笑容，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弟弟美好的未来，看到了一家人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周淑兰不知道的是，周国伟的这番话，只不过是一时的客套话，是装出来的，他骨子里的自私和懒惰，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转业回来以后，周国伟因为是农村户口，国家不包分配工作，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工作，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周淑兰看着弟弟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心里非常着急，她开始四处托人，给弟弟找工作，跑了整整三个多月，托了无数的关系，可因为周国伟没有学历、没有技术，而且还有一身的坏毛病，所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转眼间，周国伟就到了22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他不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家里人都非常着急，尤其是周淑兰，更是急得睡不着觉。她担心，弟弟这样下去，以后没有人愿意嫁给她，担心弟弟一辈子都娶不上媳妇。 于是，周淑兰就开始四处托人，给弟弟介绍对象，只要有合适的姑娘，她就会带着弟弟去见面。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就有媒人给周国伟介绍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叫张玉莹，是龙潭区乌拉街镇人，和周国伟的年龄相仿。 张玉莹身材高挑，长相端庄，性格朴实善良，而且还很能干，高考落榜以后，就一直在乌拉街镇的一个村小学做代课教师，教书育人，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张玉莹的父母，在乌拉街镇开了一家养鸡场，靠着养鸡，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属于白手起家，非常不容易。 周国伟毕竟是当过兵的人，见过一些世面，而且嘴巴也比较甜，很会说话。两个人见面以后，周国伟就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和张玉莹聊得很投机，很快就打动了张玉莹的心。张玉莹觉得，周国伟虽然没有工作，但当过兵，看起来很精神，而且说话办事也很得体，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而周国伟，也觉得张玉莹长得漂亮、性格好，而且家里条件也不错，于是，两个人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开始正式交往。 当时，周国伟没有工作，整天无所事事，张玉莹看着心里也有些着急，于是，就和父母商量，让周国伟到自己父亲的养鸡场去帮忙，干点零活，先过渡一下，等以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再重新做打算。张玉莹的父母，也觉得周国伟是个当过兵的人，应该会吃苦耐劳，于是，就答应了张玉莹的请求，让周国伟到养鸡场去帮忙。 周淑兰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她觉得，弟弟终于有事情做了，终于可以脚踏实地地干点活了，只要弟弟好好干，以后肯定能得到准岳父的认可，两个人的婚事也能顺顺利利的，弟弟以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过。她反复叮嘱弟弟：“小伟，到了养鸡场以后，一定要好好干活，勤勤恳恳，服从准岳父的安排，不要偷懒耍滑，不要惹准岳父生气，好好表现，争取得到准岳父的认可，知道吗？” 周国伟当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到了养鸡场以后，却依旧改不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干过重活，也从来没有吃过苦，养鸡场的工作，又脏又累，他根本就受不了。每天，他都是准岳父让他干什么，他才动一动，不让他干，他就坐在一边休息，要么玩手机，要么就睡觉，眼里根本就没有活。 张玉莹的父亲，张宇光，当年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性格耿直，做事认真，而且非常吃苦耐劳。他回到乡里以后，先是种地，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贷款建起了这家养鸡场，一步步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张宇光本来以为，周国伟也是一名转业军人，应该和自己一样，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可没想到，周国伟竟然是这样一个好吃懒做、眼高手低的人。 张宇光心里非常失望，也非常反感周国伟的这种做派，他觉得，年轻人穷一点、苦一点，都不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贪图享受，不思进取，这样的人，肯定成不了大事，也给不了张玉莹幸福。但因为张玉莹的原因，张宇光并没有直接批评周国伟，只是偶尔旁敲侧击地提醒他，让他好好干活，踏实一点。 可周国伟，根本就没有把张宇光的提醒放在心里，依旧我行我素，该偷懒还是偷懒，该耍滑还是耍滑。除此之外，周国伟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嗜酒如命，而且喝完酒以后，还喜欢惹事生非。张宇光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喜欢喝一点小酒，解解乏。每当这个时候，周国伟就会毫不客气地凑过去，拿起酒杯，和张宇光一起喝，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喝完酒以后，就倒头就睡，什么事情也不管不顾。 张宇光看着周国伟的样子，心里越来越反感，越来越失望，对周国伟的印象，也越来越差。终于，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张宇光再也忍不住了，彻底爆发了。 有一天，张宇光准备找人办点事，特意准备了两盒中华烟，放在了自己的货车上，打算送给办事的人。可他转身去屋里拿东西，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货车上的烟盒被打开了，烟少了好几根。就在这时，他看到周国伟正坐在货车旁边的石头上，嘴上叼着一根中华烟，悠闲地抽着，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笑容。 看到这一幕，张宇光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怒火中烧。他辛辛苦苦准备的烟，是用来办正事的，周国伟竟然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拿来抽了，而且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张宇光本来就对周国伟不满，现在，更是忍无可忍，想要当场发作，批评周国伟一顿。 可就在这时，张玉莹的哥哥张玉卓，从外地读大学回来，刚好路过，看到周国伟在抽烟，就走了过去，周国伟随手就递给了张玉卓一根中华烟，张玉卓也没有多想，就接过烟，点燃抽了起来。 张宇光看到这里，更是火上浇油，但他又不想当场不给周国伟面子，也不想让儿子难堪，于是，就只好指桑骂槐，对着儿子张玉卓骂了起来：“你个没出息的东西，自己都还没有能力挣钱，还抽这么好的烟？有能耐，你自己买烟去抽，别总想着蹭别人的烟，没骨气！” 张宇光的话，虽然是对着张玉卓说的，但明眼人都能听出来，他是在骂周国伟。周国伟心里也清楚，张宇光是在骂自己，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十分不是滋味。他觉得，张宇光就是故意的，就是看不起他，就是觉得他穷，觉得他配不上张玉莹。 那天晚上，周国伟一夜没睡，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他暗暗地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赚钱，一定要发财，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让张宇光看看，让所有人都看看，他周国伟，不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不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 一周以后，周国伟就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养鸡场，回到了家里。他把自己在养鸡场受到的委屈和不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淑兰，还说，他不想再和张玉莹交往了，不想再去那个养鸡场受气了，他想退掉这门亲事，因为张宇光看不起他，他受不了那种气。 周淑兰听完弟弟的话，心里非常着急，也非常心疼弟弟。她连忙劝弟弟：“小伟，你别着急，也别生气，张叔叔不是看不起你，他就是那种性格，说话比较直，你别往心里去。找工作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的，你就再忍忍，再在养鸡场好好干一段时间，等你找到了正式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张叔叔自然就会瞧得起你了，张玉莹也会更加喜欢你的。” 周淑兰还说：“小伟，你都已经22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啊。张玉莹是个好姑娘，善良、能干，而且对你也很好，错过了她，你以后可能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姑娘了。听大姐的话，回去好好干，别再耍小脾气了，好不好？” 周国伟见大姐不同意他退婚，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他，心里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好答应了大姐的要求，再次回到了养鸡场。可这一次，他的心态，已经完全变了。他不再想着好好干活，不再想着得到张宇光的认可，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怎么快速发财，怎么活出个人样来，怎么报复张宇光的“看不起”。 可周国伟，一无学历，二无技术，又好吃懒做，眼高手低，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财之路。他想过做生意，可没有本钱，也没有经验；他想过打工，可又觉得打工太辛苦，赚钱太慢，根本满足不了他快速发财的愿望。思来想去，周国伟就动了歪心思，他觉得，只有走歪路，才能快速赚钱，才能实现自己的“发财梦”。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寒风呼啸，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沉睡之中，只有几声狗叫，偶尔传来，显得格外阴森。周国伟趁着夜色，悄悄地溜出了养鸡场，腰里别了一把匕首，来到了养鸡场附近的一条乡道上。这条乡道，平时来往的人很少，尤其是在深夜，更是几乎没有人经过，是一个抢劫的绝佳地点。 周国伟在乡道旁的草丛里，蹲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一个男子，独自骑着一辆自行车，从远处走了过来。周国伟见状，眼睛一亮，立刻从草丛里跳了出来，冲到乡道中间，拦住了那个男子的去路。 那个男子，被突然出现的周国伟吓了一跳，连忙停下自行车，惊慌地问道：“你……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周国伟没有说话，只是从腰里拔出了匕首，对着那个男子，恶狠狠地说道：“少废话，把你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那个男子，看着周国伟手里闪闪发光的匕首，又看着他凶狠的眼神，吓得浑身发抖，魂飞魄散，根本就不敢反抗，只好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身上仅有的120元钱，递给了周国伟，颤抖着说道：“钱……钱都在这里，你别伤害我，我还有老婆孩子，求你了……” 周国伟接过钱，看都没看那个男子一眼，转身就跑，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他跑了很远，直到确认那个男子没有追上来，才停下脚步，手里紧紧攥着那120元钱，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他觉得，抢劫竟然这么容易，这么快就能赚到钱，于是，他就暗暗地在心里决定，以后，还要继续抢劫，靠着抢劫，快速发财。 可周国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个被抢劫的男子，虽然当时很害怕，但还是记住了周国伟的相貌特征和穿着打扮。第二天一早，那个男子就报了警，向民警详细描述了自己被抢劫的经过，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民警们根据男子提供的线索，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国伟。当天下午，民警们就赶到了养鸡场，将正在睡觉的周国伟成功抓获归案。面对民警的审讯，周国伟起初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抢劫行为，但当民警们拿出确凿的证据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供述了自己持刀抢劫的全部经过。 得知周国伟再次惹事，而且还涉嫌持刀抢劫，被民警抓获归案的消息，周家的人，就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绝望之中。周淑兰更是捶胸顿足，哭得撕心裂肺，一遍又一遍地自责：“都怪我，都怪我啊！要是我当时同意他退婚，要是我没有逼他回到养鸡场，他就不会去抢劫，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害了他，都是我害了他啊！” 那段时间，周淑兰整天以泪洗面，茶不思饭不想，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精神也变得恍惚起来。她觉得，弟弟之所以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都是因为自己，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管教他，都是因为自己的溺爱和纵容，才让弟弟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她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恨不得替弟弟去坐牢，替弟弟承担所有的惩罚。 两个月以后，龙潭区人民法院对周国伟的抢劫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周国伟持刀抢劫他人财物，性质恶劣，已构成抢劫罪，鉴于其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判处周国伟有期徒刑三年。 周国伟被判刑以后，很快就被转入了位于吉林市西郊的省第二监狱服刑。周淑兰得知弟弟被转入监狱的消息后，心里虽然很悲痛，但也没有放弃弟弟，她觉得，弟弟只是一时糊涂，只要好好改造，好好反省，还是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还是能重新做人的。 深感对不起弟弟的周淑兰，在周国伟转入监狱的第二天，就准备好了弟弟需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匆匆赶到监狱，探望弟弟。隔着厚厚的玻璃，周淑兰看到了穿着囚服、剃着光头的弟弟，眼泪瞬间就夺眶而出。她哭着拉着弟弟的手（隔着玻璃），声音颤抖地说：“小伟，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把你逼上了邪路，是我没有好好管教你，让你受委屈了。” “你千万别有太大的负担，也别太自责，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你只是一时糊涂，只要你在监狱里好好改造，好好反省，争取立功减刑，早点出狱，重新做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一切都还来得及。大姐会一直等你，一直照顾你，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大姐都不会放弃你的。” 周国伟看着玻璃对面，哭得撕心裂肺、满脸憔悴的大姐，心里也有些愧疚，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对着玻璃，哭着对周淑兰说：“大姐，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不该去抢劫，不该让你和父母失望，不该让你为我操心。你放心，我在监狱里，一定会好好改造，好好反省，争取早点出狱，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做人，再也不惹事生非了，再也不让你为我操心了。” 看着弟弟真诚的样子，周淑兰心里稍微有了一丝安慰，她擦干眼泪，再次叮嘱弟弟：“小伟，大姐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改过自新，相信你一定能早点出狱。在监狱里，一定要好好听话，服从管教，好好训练，好好反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困难，就给大姐写信，大姐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从那以后，周淑兰就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监狱探望弟弟，风雨无阻。省第二监狱，距离周淑兰的家，足足有15公里，而且都是偏僻的土路，交通很不方便。那时候，周淑兰的丈夫，刚好赶上了下岗，没有了收入来源，家里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周淑兰一个人的身上，她的小吃部，生意也越来越不好，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刚刚够一家人的吃饭问题，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周淑兰没有钱打车，也没有钱坐公交车，每次去监狱探望弟弟，都是骑着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颠簸，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监狱。冬天的时候，吉林的天气格外寒冷，寒风呼啸，雪花漫天飞舞，土路被大雪覆盖，又滑又难走，周淑兰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人，手脚冻得通红，甚至失去了知觉，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摔倒在雪地里，浑身都是雪花和泥土，可她从来都不抱怨，也不叫苦，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和泥土，继续前行，只为了能按时看到弟弟，能好好安慰弟弟，能给弟弟一点鼓励和希望。 夏天的时候，天气格外炎热，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周淑兰骑着自行车，在烈日下前行，汗水浸湿了她的衣服，头发也被汗水打湿，贴在脸上，浑身都不舒服，有时候，还会中暑，头晕目眩，可她依旧没有放弃，依旧坚持每个礼拜去监狱探望弟弟。 那时候，周淑兰有两个儿子，一个12岁，一个9岁，都还在上小学，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可因为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加上周淑兰还要经常给弟弟寄钱，让弟弟在监狱里能过得好一点，能有钱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好吃的，所以，周淑兰就只好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要么给弟弟寄去，要么用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她自己，从来都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她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一口好吃的，每天都是粗茶淡饭，有时候，甚至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而她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家里的贫困，常常只能吃咸菜就饭，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两个孩子的小脸，都变得蜡黄蜡黄的，身材也比同龄的孩子瘦小很多。 有一次，周淑兰的小儿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生病了，发烧、咳嗽，浑身无力，可周淑兰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带儿子去医院看病，只好给儿子喝了一点退烧药，抱着儿子，哭着说：“儿子，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没用，不能给你买好吃的，不能带你去医院看病，让你受苦了。” 可令周淑兰感到欣慰的是，她的两个儿子，都非常懂事，非常孝顺，从来都不抱怨家里的贫困，也从来都不要求妈妈给他们买好吃的、买好看的衣服。每当周淑兰因为家里的事情，因为弟弟的事情，感到伤心难过的时候，两个儿子，就会跑到妈妈的身边，抱着妈妈，安慰妈妈说：“妈妈，别难过，我们不苦，我们吃咸菜没关系，只要舅舅在监狱里能好好改造，只要舅舅能早点出狱，我们以后，就可以买好吃的了，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妈妈，你辛苦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好好孝顺你，不让你再为我们操心了。” 听着儿子们懂事的话语，周淑兰的心里，既心酸又欣慰，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只要弟弟能好好改造，早点出狱，只要儿子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她就满足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三年的时间，就过去了。在周淑兰的不断鼓励和安慰下，在监狱民警的教育和帮助下，周国伟在监狱里的表现，还算不错，没有再惹事生非，而且还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改造自己，终于，刑满释放，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周国伟出狱的那天，周淑兰特意打扮了一下，穿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早早地就来到了监狱门口，等待弟弟出来。当她看到弟弟穿着一身便服，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眼泪瞬间就夺眶而出，她快步冲了过去，抱住弟弟，哭着说：“小伟，你终于出来了，你终于自由了，大姐好想你，大姐终于等到你出来了！” 周国伟被大姐抱着，心里也有些愧疚，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拍着大姐的背，哭着说：“大姐，我出来了，我终于出来了，对不起，让你等了我这么久，让你为我操心了这么久，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再也不惹事生非了，再也不让你为我操心了。” 周淑兰擦干眼泪，拉着弟弟的手，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好，好，大姐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改过自新，相信你一定能好好做人。走，咱们回家，大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饭菜，咱们一家人，好好团聚一下。” 回到家里，周淑兰特意给弟弟办了一场小小的庆祝宴，邀请了家里的亲朋好友，一起庆祝弟弟刑满释放，重新做人。亲朋好友们，也都纷纷劝周国伟，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不要再惹事生非，不要辜负周淑兰的一片苦心。周国伟当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拍着胸脯保证，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再也不惹事生非了。 可周淑兰知道，弟弟有过犯罪的污点，想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肯定很难。于是，她就开始四处托人，给弟弟找工作，可跑了很多地方，托了很多关系，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周淑兰心里非常着急，她担心，弟弟要是一直没有工作，整天无所事事，又会重走老路，又会惹事生非。 于是，周淑兰就和丈夫商量，想要借一笔钱，让弟弟做点小生意，只有这样，才能收住弟弟的心，才能让弟弟赶紧成家立业，才能让弟弟彻底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丈夫一开始，并不是很同意，他觉得，周国伟好吃懒做，眼高手低，而且还有一身的坏毛病，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借给他钱，也是打水漂，根本就收不回来。而且，家里的日子过得本来就很艰难，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再去借给周国伟做生意。 可周淑兰，却苦苦地哀求丈夫：“老公，我知道，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也知道，小伟他有很多坏毛病，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是咱们孩子的亲舅舅，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样沉沦下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重走老路。咱们就再相信他一次，就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做点小生意，要是他能好好干，以后就能好好做人，就能成家立业，咱们以后，也能省心一点。要是他再敢惹事生非，再敢好吃懒做，咱们以后，就再也不管他了，好不好？” 看着妻子苦苦哀求的样子，看着妻子满脸的憔悴和担忧，丈夫心里也有些不忍，只好答应了妻子的请求。于是，夫妻俩就开始东挪西借，放下所有的面子，跑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有的人同情他们的处境，愿意伸出援手，有的人则避之不及，生怕被他们拖累。夫妻俩整整跑了一个多月，受尽了冷眼和嘲讽，终于凑齐了三万块钱，这三万块钱，是他们全部的希望，也是他们借来的“救命钱”，周淑兰小心翼翼地把钱交给周国伟，反复叮嘱他：“小伟，这钱来得不容易，是我和你姐夫，跑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借来的，你一定要好好利用，选一个稳妥的小生意，踏踏实实去做，别再像以前那样好吃懒做、眼高手低了，这是你改过自新的唯一机会，千万不能再辜负大姐的一片苦心了，知道吗？” 周国伟接过钱，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拍着胸脯对周淑兰说：“大姐，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笔钱，我一定会好好利用，做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等我赚了钱，就先把借的钱还上，再好好孝顺你和父母，好好补偿你这么多年的付出，让你和姐夫、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看着弟弟信誓旦旦的样子，周淑兰心里又一次燃起了希望，她又一次选择相信，自己的弟弟，这一次一定能彻底改变。 可誓言终究抵不过骨子里的惰性，周国伟所谓的“好好做生意”，不过是随口说说的空话。拿到钱的那一刻，他早就把大姐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没有去考察市场，没有去挑选稳妥的项目，反而先拿着这笔钱，买了一身名牌衣服，换了一部新款手机，然后就整天和以前认识的那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赌博，挥霍无度。他觉得，自己手里有了钱，就又能扬眉吐气，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再也不用受别人的委屈。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周国伟就把那三万块钱挥霍一空，不仅没有做成任何生意，反而还因为赌博，欠下了一万多块钱的外债。债主们天天上门催债，轻则辱骂威胁，重则堵门闹事，周国伟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束手无策之下，他再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大姐周淑兰，再一次厚着脸皮，向周淑兰索要钱财，用来偿还外债。 当周国伟跑到周淑兰的小吃部，哭哭啼啼地向她说明情况，索要钱财的时候，周淑兰彻底愣住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三万块钱，是她和丈夫受尽冷眼借来的，是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钱，竟然被弟弟如此挥霍一空，还欠下了外债。那一刻，周淑兰积压了几十年的委屈、愤怒和失望，瞬间爆发了，她第一次对着周国伟大发雷霆，第一次没有无条件地满足他的要求。 “周国伟，你告诉我，我借你的三万块钱，你都花到哪里去了？！”周淑兰的声音嘶哑，浑身发抖，眼里充满了泪水和失望，“我反复叮嘱你，让你好好做生意，让你踏踏实实做人，你答应得好好的，可你呢？你拿着借来的钱，抽烟、喝酒、赌博，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和你姐夫的付出吗？对得起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亲戚朋友吗？” 被大姐责骂的周国伟，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改之意，反而还恼羞成怒，他觉得，大姐就应该无条件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就应该一辈子护着他、养着他，大姐的责骂，是在看不起他，是在嫌弃他。他对着周淑兰，恶狠狠地吼道：“我花你的钱怎么了？这么多年，你护着我、养着我，本来就是应该的！要不是你当初逼我回养鸡场，要不是你没用，没能给我找个好工作，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现在我欠了债，你就不肯帮我了，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对我好！” 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忘恩负义的弟弟，周淑兰的心，彻底碎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几十年的溺爱和纵容，从来都没有把弟弟变好，反而把他宠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忘恩负义、好吃懒做、凶狠残暴的恶魔。她看着弟弟，泪水无声地滑落，嘴里反复念叨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可即便如此，看着弟弟被债主催债的狼狈样子，看着他苦苦哀求的眼神，周淑兰的心，还是软了下来。她再一次选择了妥协，再一次选择了纵容，她把自己小吃部仅剩的一点流动资金拿了出来，又向自己的两个儿子借了他们攒了多年的压岁钱，凑了一万多块钱，交给了周国伟，让他偿还外债。这一次，周淑兰的声音，疲惫而绝望：“小伟，这是最后一次，大姐再也没有能力帮你了，你以后，好自为之吧。” 周国伟拿到钱，没有丝毫的感激，反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匆匆接过钱，转身就走，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依旧和那些闲散人员混在一起，依旧过着挥霍无度的日子。外债还清以后，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赌博的赌注越来越大，很快，就又欠下了几万块钱的外债，债主们催债的手段，也越来越凶狠，甚至威胁到了他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周国伟再一次跑到周淑兰面前，索要钱财，这一次，他不再是哭哭啼啼地哀求，而是带着威胁的语气，对着周淑兰说：“大姐，我又欠了几万块钱的外债，债主们说了，要是我再不还钱，他们就杀了我，到时候，也不会放过你和你的家人。你赶紧给我凑钱，不然，咱们一家人，都得死！” 此时的周淑兰，已经心力交瘁，她的小吃部，因为常年没有流动资金，再加上她心思都在弟弟身上，生意越来越差，几乎濒临倒闭；她的丈夫，因为常年被周国伟拖累，怨气越来越重，和她经常吵架，夫妻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僵；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大儿子隋春明已经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小儿子也已经参加工作，可兄弟俩，因为舅舅常年拖累家里，心里也充满了不满，可看着母亲伤心难过的样子，又只能默默忍受。 面对周国伟的威胁，周淑兰彻底绝望了，她颤抖着说：“小伟，大姐真的没有钱了，小吃部快要倒闭了，家里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真的没有能力再帮你了，你就放过我，放过我们一家人吧。” “没有钱？”周国伟眼睛通红，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他根本不相信周淑兰的话，他觉得，大姐就是故意不帮他，就是不想管他的死活，“你怎么可能没有钱？你小吃部开了这么多年，你儿子们也都工作了，怎么可能没有钱？你就是不想帮我，你就是看不起我！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凑钱，不然，我就杀了你，杀了你们一家人，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 周国伟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尖刀，狠狠扎进了周淑兰的心里，她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从小宠到大、护到大的弟弟，看着他凶狠残暴的样子，终于明白，自己这几十年的溺爱，不仅毁了弟弟，也即将毁了自己，毁了自己的整个家庭。她看着弟弟，绝望地哭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劝说，可周国伟，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被愤怒和贪婪冲昏了头脑，眼里只剩下凶狠和杀意。 2015年1月27日下午，周国伟再一次来到周淑兰的家里，依旧是索要钱财，依旧是威胁恐吓。当时，周淑兰正在家里带着7岁的小孙女隋小影玩耍，儿子隋春明，因为身体不适，在家休息。面对周国伟的无理要求和威胁，周淑兰再一次拒绝了他，她不想再纵容下去，不想再因为弟弟，拖累自己的儿子和孙女。 被拒绝后的周国伟，彻底爆发了，他失去了所有的理智，眼神凶狠，面目狰狞，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厨房墙角放着的一把利斧，那是周淑兰家里用来劈柴、剁骨头的利斧，锋利无比。周国伟快步冲了过去，一把拿起利斧，双手紧紧攥着斧柄，对着周淑兰，恶狠狠地吼道：“周淑兰，你既然不肯帮我，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 周淑兰看着弟弟手里的利斧，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拉着小孙女，想要躲开，想要呼喊求救，可周国伟的速度太快了，他几步就冲到了周淑兰的面前，举起利斧，朝着周淑兰的头上，狠狠砍了下去。一声惨叫过后，周淑兰倒在了血泊之中，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地板，她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自己疼爱的小孙女，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就失去了呼吸。 7岁的隋小影，亲眼看到了舅爷砍死了奶奶，吓得浑身发抖，哇哇大哭起来，她想要逃跑，可小小的身体，根本跑不快。已经杀红了眼的周国伟，看着哭闹的小侄女，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他觉得，这个小丫头，也是周淑兰的亲人，也是拖累他的人，他眼神一狠，举起利斧，朝着隋小影的身上，狠狠砍了下去，那个活泼可爱、还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姑娘，就这样，被自己的亲舅爷，残忍地杀害了，小小的身体上，布满了伤痕，眼里残留着无尽的恐惧。 正在卧室休息的隋春明，听到了母亲和女儿的惨叫声，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冲了出去，当他看到客厅里的景象时，彻底愣住了，母亲倒在血泊之中，女儿躺在卧室门口，而自己的舅舅周国伟，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利斧，眼神凶狠，浑身是血，像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 隋春明又悲又怒，他冲了上去，想要和周国伟拼命，想要为母亲和女儿报仇，可他身体不适，再加上周国伟手持利斧，凶狠无比，根本不是周国伟的对手。没过多久，隋春明就被周国伟砍倒在地，身下流出了大量的鲜血，他看着母亲和女儿的尸体，眼里充满了不甘和绝望，最终，也失去了呼吸。 杀害了姐姐、外甥和小侄女一家三口后，周国伟看着房间里的惨状，看着地上的鲜血，终于稍微恢复了一丝理智，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于是，他慌忙脱下自己沾满鲜血的衣服，换上了周淑兰家里的一件干净衣服，然后翻遍了整个房间，想要找到一些钱财，可他翻来翻去，也只找到了几百块钱。 拿到钱后，周国伟不敢停留，慌忙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打开房门，仓皇逃窜，他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偏僻的小路，一路躲躲藏藏，想要逃离吉林市，想要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隐姓埋名，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不可饶恕；他丝毫没有想起，大姐几十年对他的疼爱和付出，丝毫没有想起，那个7岁的小侄女，曾经多么亲切地喊他“舅舅”。 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组成的专案组，凭借着现场留下的线索和邻居的证词，很快就锁定了他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场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在吉林、长春等地全面展开。民警们争分夺秒，日夜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只为了抓住这个残忍的凶手，给死去的三条生命一个交代，给市民一个安心。 2月10日，春节前夕，当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之中，忙着贴春联、备年货、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民警们在吉林市的一个偏僻出租屋里，将仓皇逃窜了十几天的周国伟，成功抓获归案。那一刻，周国伟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逃不掉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将是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庭审现场，周国伟对自己杀害姐姐周淑兰、外甥隋春明、小侄女隋小影一家三口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法官询问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人下此毒手时，周国伟痛哭流涕，反复忏悔，他说，自己对不起大姐，对不起大姐几十年的疼爱和付出，对不起外甥和小侄女，是自己的自私、懒惰和贪婪，是自己被宠坏的性格，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酿成了这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他说，他后悔了，他真的后悔了，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三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那个曾经对他掏心掏肺、毫无底线宠他护他的大姐，那个曾经活泼可爱、喊他舅舅的小侄女，那个曾经对他百般包容的外甥，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了。他的忏悔，虽然充满了泪水和自责，可却再也无法弥补他犯下的滔天大罪，再也无法慰藉死者的亡灵。 最终，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周国伟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判处周国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法官宣判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周国伟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知道，这是他应得的惩罚，这是他为自己的贪婪和残忍，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 第238章 硕士携汽油登机，112人葬身海底，背后真相细思极恐 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大多数人要么守在电视机前，要么正和家人围坐在一起闲聊，消化着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的慵懒。可谁也没想到，电视里突然插播的一条紧急新闻，像一颗炸雷，瞬间在全国炸开了锅，打破了所有家庭的平静。 “紧急通知！中国北方航空一架从北京飞往大连的客机，于今日晚间在大连海域坠毁，机上103名乘客及9名机组人员，目前下落不明，救援工作正在紧急开展中……” 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沉重，屏幕上反复播放着事发海域的模糊画面：漆黑的海面上，隐约有火光闪烁，海浪翻涌，像是在无声地吞噬着一切。 那一刻，举国哗然。 有人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慌忙拿起电话，拨打给正在北京到大连航班上的亲友，却只听到冰冷的忙音；有人守在电视机前，眼泪无声滑落，默默祈祷着能有奇迹发生。 可奇迹，从来都不会在这样的灾难里轻易降临。 这架出事的飞机，编号为cJ6136，是北方航空的一架常规航班，每天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之间，飞行时间仅仅一个半小时，算得上是国内最短途的航班之一。 5月7日这天，是五一黄金周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的高峰。登上这架飞机的103名乘客，来自五湖四海，有着各自的故事和期盼。 机舱里，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刚满3岁的孩子，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低声哄着：“宝宝乖，再睡一会儿，咱们就到家了，爸爸在机场等咱们呢。”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小手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嘴角还带着未散的笑意，他不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爸爸，也再也回不了那个温暖的家。 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给孙子买的北京特产。老人脸上满是疲惫，却难掩眼底的喜悦，他趁着五一假期，去北京看望了打工的儿子一家，现在终于可以带着孙子的期盼，踏上回家的路。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孙子扑进自己怀里的模样。 还有几位穿着西装的年轻人，他们是出差的上班族，手里还拿着笔记本电脑，低声讨论着工作上的事。五一假期他们也没能休息，赶完一个项目，就急匆匆地往回赶，想着能早点回到公司，好好调整状态，却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睁开眼睛，再也没有机会和家人说一句“我回来了”。 9名机组人员，都是有着多年飞行经验的老员工。机长沉着稳重，已经安全飞行了上万小时；乘务员们笑容温柔，有条不紊地给乘客们递上温水和报纸，耐心地解答着乘客的疑问。他们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期待着飞机平稳降落，送走这一批乘客，就能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没有人会想到，这趟再平常不过的返程航班，会变成一趟通往地狱的死亡之旅；没有人会想到，自己从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和家人天人永隔；更没有人会想到，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会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倒计时。 晚上8点多，cJ6136航班准时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飞机缓缓升空，穿过云层，朝着大连的方向平稳飞行。机舱里渐渐安静下来，有的乘客戴上眼罩，靠着座椅小憩；有的乘客拿起飞机上的杂志，慢慢翻阅；还有的乘客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思绪飘向了远方的家人。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那么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一丝防备。 飞机和地面塔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机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塔台汇报飞行情况：“塔台，cJ6136，飞行高度8000米，航向正常，机舱内一切平稳。” 塔台工作人员也耐心地回应着：“收到，cJ6136，保持航向，预计21点30分抵达大连周水子机场，地面已做好接机准备。” 可这份平静，在飞机进入大连境内之后，被彻底打破了。 晚上9点32分，飞机已经飞到了大连富家庄海域的上空，距离降落只剩下不到20分钟的时间。机舱里的乘客们，有的已经醒来，整理着自己的行李，脸上满是即将到家的期待。 就在这时，塔台的耳机里，突然传来了cJ6136机组人员急促而慌乱的声音，伴随着刺耳的杂音，让人听得心头一紧：“塔台！塔台！cJ6136紧急求助！机舱内起火！火势无法控制！请求紧急迫降！请求紧急迫降！” 这是cJ6136航班，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塔台工作人员瞬间慌了神，他们拼命地对着耳机呼喊：“cJ6136！收到请回答！请报告具体起火位置！请保持冷静！我们立即协调紧急迫降场地！收到请回答！” 可回应他们的，只有越来越刺耳的杂音，还有无边无际的沉默。 耳机里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塔台内，一片死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脸色惨白，双手冰凉，他们知道，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已经发生了。 就在塔台工作人员陷入绝望的时候，晚上9点37分，大连海上搜救中心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辽大干余0998号船员颤抖的声音，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几乎是嘶吼着说道：“搜救中心！搜救中心！快！快派人来！富家庄上空！有一架飞机着火了！火光特别大！已经掉海里了！快！快救人啊！” 几乎是同时，大连港的一位码头职工，也拨打了求救电话。当时，他正在码头上进行装船作业，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就突然看到天空中一道巨大的火光，像一颗坠落的流星，从云层里冲了出来，带着刺耳的轰鸣声，直直地砸向了海底。 “那火光太大了，把整个海面都照亮了！”后来，这位码头职工在接受调查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心有余悸，双手不停地发抖，“我看到飞机砸进海里的那一刻，掀起了十几米高的巨浪，海浪拍打着码头的礁石，声音大得吓人。我当时都看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好半天都反应不过来，那是一架飞机啊，上面还有那么多人……” 海上搜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到这两通求救电话之后，瞬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紧急救援预案，一边迅速向上级汇报情况，一边疯狂地拨打着各个救援单位的电话，发出紧急救援通知。 “旅顺海军基地港务船务队！紧急通知！大连富家庄海域发生飞机坠毁事故，机上112人失联，请立即派出救援船只和人员，火速前往事发海域开展搜救工作！” “武警边防支队！大连富家庄海域有飞机坠毁，情况紧急，请求立即支援，协助开展搜救和现场警戒工作！” “各大医院！请立即派出急救队伍和救护车，前往大连港码头待命，做好伤员救治准备！” 一时间，整个大连的救援系统，全部被紧急调动起来。 晚上9点50分，第一支救援队伍抵达事发海域。漆黑的海面上，风浪很大，海浪不停地冲击着救援船只，船只在海面上剧烈地摇晃着，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救援人员们不顾自身安危，穿着救生衣，拿着手电筒，在海面上一遍又一遍地搜寻着，手电筒的光芒，在漆黑的海面上，形成了一道道微弱却坚定的光。 海风吹在他们的脸上，像刀子一样割人，冰冷的海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冻得他们瑟瑟发抖，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也许还有人活着，也许还能救出一条生命。 一艘艘救援船只在事发海域来回穿梭，一声声呼喊在海面上回荡：“有人吗？听到请回答！”“我们是救援人员，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可回应他们的，只有海浪的轰鸣声，还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天渐渐亮了，事发海域的能见度也高了一些。救援人员们依旧没有放弃，他们扩大了搜救范围，一遍又一遍地在海面上搜寻着，打捞着。 终于，他们陆续打捞出了一些东西，92具遇难者的遗骸，还有一些乘客的遗物，比如残缺的身份证、手机、钱包、孩子的玩具，还有机组人员的工作证。这些遗物，被海水浸泡得面目全非，静静地躺在救援船只的甲板上，无声地诉说着这场灾难的惨烈。 除此之外，救援人员还打捞出了飞机的黑匣子，录音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有飞机的发动机残骸、机舱碎片。这些东西，是查明空难原因的关键，被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迅速送往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和分析。 可让人痛心的是，直到搜救工作结束，也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机上103名乘客，9名机组人员，112条鲜活的生命，全部命丧大海，无一生还。 消息传来，举国悲痛。无数家庭，因为这场灾难，彻底破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穿着黑衣，来到大连海边，对着漆黑的海面，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滑落，可他们的亲人，再也不会回应他们了。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在飞机上啊！你把他还给我！”一位母亲跪在海边，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晕厥过去，她的双手，紧紧抓着地上的沙子，指甲缝里全是泥土，“我不该让他一个人坐飞机的，我不该……” “老伴，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说过，等你回来，咱们就去看孙子的，你说话不算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面，眼神空洞，泪水无声地滑落，那一刻，他仿佛苍老了十几岁。 这样的场景，在大连海边，随处可见。哭声、喊声、哀求声，交织在一起，让人听着心碎。 悲痛之余，一个巨大的疑问，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好端端的飞机，怎么会突然起火坠毁？ 要知道，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发生失事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架cJ6136航班，在一个多月之前，还进行了长达5天的大型全面维修，所有的设备，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测，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重新投入使用的。 更让人疑惑的是，飞机机舱内使用的，几乎都是阻燃材料。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起火，火势也很难扩散，更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最终导致飞机坠毁。 难道，这不是一场意外？难道，飞机坠毁，是人为造成的？ 这个念头，一旦萌生，就像藤蔓一样，在所有人的脑海里疯狂地生长。 为了查明空难的真相，相关部门立即成立了专项调查组，由众多航空专家、法医、刑侦人员组成。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日夜不停地工作着，对打捞上来的飞机残骸、黑匣子、遇难者遗骸，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测和分析。 首先，专家们对飞机的残骸进行了全面的检测。他们发现，飞机的雷达、导航系统等重要设施，在失事之前，全部都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而且，飞机的发动机、油路、电路，也都没有发现任何损坏或者泄漏的痕迹。 大家都知道，飞机起火，一般只有四种可能性：发动机起火、电路起火、油路起火，或者是飞机上的烤箱起火。可经过专家们的反复检测和分析，这四种可能性，被一一排除了。 发动机残骸没有发现燃烧的痕迹，油路也没有泄漏，电路没有短路，就连打捞上来的飞机烤箱，也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燃烧过的迹象。 这就奇怪了，既然飞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机舱里的火，到底是怎么来的？ 排除了飞机自身故障的可能性之后，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遇难者的遗骸。他们希望，能从遗骸身上，找到一些关于空难的线索。 法医们对每一具遗骸，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由于飞机坠毁时的冲击力极大，再加上海水的浸泡，很多遗骸都已经残缺不全，检查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可法医们没有放弃，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就在这时，一具男性遗骸，吸引了所有法医和调查人员的注意力。 这具遗骸，经过身份核实，名叫张皮林，是这架飞机上的一名乘客，37岁，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算是妥妥的高级知识分子。 一开始，调查人员并没有太在意这具遗骸，可随着检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出现在了张皮林的遗骸上。 首先，根据遗骸烧伤的严重程度，法医判断，张皮林在飞机坠毁之前，应该就处于火源的中心附近。要知道，机舱里如果起火，火势是从一个点慢慢扩散的，大多数乘客，都是被后期蔓延的火势烧伤，烧伤程度相对均匀。可张皮林的遗骸，烧伤程度异常严重，尤其是上半身，几乎被烧得面目全非，这说明，他当时离起火点，非常非常近。 更让人可疑的是，法医在检查张皮林的脚背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痕迹——脚背上散布着很多点状的灼烧痕迹，这些痕迹很小，很密集，不像是普通的火焰燃烧造成的。 经验丰富的法医，一看到这些痕迹，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点状的灼烧痕迹，只有一种可能——是助燃剂在燃烧的时候，溅落在皮肤上，才会留下的痕迹。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法医们立即对张皮林的遗骸，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果然，在他的衣物残骸和皮肤组织里，检测到了汽油的残留成分！ 这个发现，让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汽油？飞机上怎么会有汽油？而且，还出现在了张皮林的身上？ 结合之前的疑点，一个可怕的推测，在调查人员的脑海里萌生了：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空难，很有可能，就是张皮林一手策划的！是他，带着汽油登上了飞机，点燃了汽油，才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为了证实这个推测，调查组的工作人员，立即对张皮林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调查。他们顺着张皮林的线索，一步步追查，越来越多的蹊跷之处，被一一揭开，也让这个推测，变得越来越可信。 调查人员首先查到的，是张皮林登机前的一个异常举动，他一次性购买了7份航空意外险。 咱们都知道，航空意外险这种东西，不是强制性购买的，而且，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买。一来，是觉得不吉利，谁也不希望自己乘坐的飞机出事；二来，是觉得没有必要，毕竟飞机失事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cJ6136这架航班上，一共有103名乘客，可购买了航空意外险的，寥寥无几，也就那么三四个人，而且每个人都只买了1份，保额大概在20万元左右。 可张皮林，却截然不同。他不仅买了，而且一次性买了7份，还是从7家不同的保险公司购买的，每份保额20万元，总保额高达140万元！ 这太反常了，太可疑了！ 哪有人会这么买航空意外险的？除非，他早就知道，自己即将乘坐的这架飞机，一定会出事！除非，他策划这场空难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这140万元的保险赔偿金！ 调查人员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们立即调取了张皮林的保险购买记录，发现这些保险，都是张皮林在登机前几天，陆续购买的。而且，他购买保险的时候，手续办得异常快捷，没有丝毫的犹豫，仿佛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除此之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张皮林在购买这些航空意外险之前，还购买了大量的医疗、疾病、养老等商业保险，保额也都不低。更让人可疑的是，在大连空难发生前的一个月时间里，警方还查到了他的三次车祸记录。 这三次车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轻微车祸，张皮林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可每一次车祸，他都获得了相应的保险赔偿，加起来，也有十几万元。 看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后背发凉？ 这哪里是意外车祸？这分明就是张皮林故意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保险赔偿金！他尝到了车祸骗保的甜头之后，就变得越来越贪婪，最终，才策划了这场更大的阴谋——大连空难，企图骗取那140万元的航空意外险赔偿金！ 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汽油是易燃易爆物品，机场安检怎么可能让他带着汽油登上飞机？ 咱们现在坐飞机，安检非常严格，单瓶液体超过100毫升，就不允许带上飞机，只能办理托运，更别说汽油这种易燃易爆物品了，根本不可能通过安检。可在2002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候，国内的机场安检，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完善，也没有这么严格。当时，安检人员主要检查的，是乘客身上是否携带枪支、弹药、刀具等危险物品，对于随身携带的液态物品，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人会特意去严查。 像汽油、打火机、助燃剂这些易燃易爆的液态物品，只要包装好，藏在行李箱里，就能轻易地通过安检，带上飞机。甚至有很多乘客，都会随身携带打火机、酒精等物品，安检人员也不会过多询问。 为了证实这一点，调查人员调取了当时北京首都机场的安检录像，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模拟实验。结果发现，张皮林登机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的行李箱，行李箱里，就藏着装有汽油的容器。由于当时安检宽松，安检人员只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行李箱的表面，没有打开仔细检查，就放他通过了安检，让他带着汽油，顺利登上了cJ6136航班。 真相，越来越清晰了。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结合所有的线索，一点点还原了当时飞机失事的完整案发经过。 2002年5月7日晚上，张皮林带着藏有汽油的行李箱，顺利通过北京首都机场的安检，登上了北方航空cJ6136航班。他特意选择了飞机后排的一个靠窗位置，这个位置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其他乘客和乘务员注意到。 飞机起飞之后，张皮林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低着头，沉默不语，偶尔会抬头，打量一下周围的乘客和乘务员，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波澜，只有一种异样的平静，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周围的乘客，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坐在后排的硕士研究生，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李箱里，藏着足以毁掉整架飞机的“死神”。 当飞机进入大连境内，距离降落只剩下不到20分钟的时候，张皮林开始行动了。 他悄悄打开自己的行李箱，拿出装有汽油的容器，趁着周围的乘客不注意，将汽油倒在了自己的座位上，还有旁边的过道上。汽油的气味，很快就在机舱里弥漫开来，有几位乘客闻到了汽油味，皱起了眉头，疑惑地四处张望着，可并没有多想，只当是飞机上的某种燃油气味。 张皮林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咔哒”一声，点燃了汽油。 瞬间，一团巨大的火焰，从他的座位上窜了起来，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势迅速蔓延开来，很快就烧到了旁边的座位，烧到了机舱的天花板和墙壁。 “着火了！着火了！” 不知道是谁，率先大喊了一声，打破了机舱内的平静。 瞬间，机舱里陷入了一片混乱。乘客们看到熊熊燃烧的火焰，吓得惊慌失措，尖叫着，哭喊着，四处逃窜。有的乘客拼命地往飞机的出口跑去，有的乘客试图打开应急舱门，有的乘客则吓得瘫坐在座位上，浑身发抖，不知所措。 乘务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也很慌乱，但他们还是强装镇定，拿起广播，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各位乘客，请大家冷静！请大家不要慌乱！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我们正在尽力控制火势，请大家相信我们！” 可此时，已经没有人能听进去乘务员的话了。恐惧，像瘟疫一样，在机舱里迅速蔓延。人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求生的本能，会压倒一切理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像溺水的人拼命抓住身边的浮木，每一个乘客，都只想尽快逃离这片火海，只想活下去。 大量的乘客，疯狂地涌向飞机的前后两个出口，大家挤在一起，推推搡搡，有的乘客被推倒在地，有的乘客被踩伤，惨叫声、哭喊声、火焰燃烧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绝望的悲歌。 乘客们的疯狂逃窜，导致了飞机的重心严重失衡。原本平稳飞行的飞机，开始慢慢下降，机身不停地摇晃着，像一片在狂风中摇曳的叶子。 而此时，火势还在不断地扩大，浓烟滚滚，呛得乘客们呼吸困难，很多乘客都被浓烟呛得昏迷过去，被火焰吞噬。 更可怕的是，惊慌失措的乘客们，看到火势越来越大，又开始疯狂地往飞机的前方跑，试图逃离火海。飞机内的空间本来就很狭窄，大量的乘客在机舱内来回跑动、拥挤、踩踏，让飞机的重心变得更加失衡，下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机长拼尽全身的力气，试图控制住飞机，试图紧急迫降在海面上，可此时，飞机的控制系统，已经被火焰烧毁，机身也开始出现破损，根本无法正常操控。 飞机像一颗失控的流星，朝着大连富家庄海域的海面，快速坠落。 晚上9点37分左右，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cJ6136航班，重重地撞击在了海面上。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飞机撞得粉身碎骨，机舱内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被瞬间甩了出去，坠入了冰冷的海底。 海面之上，火光冲天，巨浪翻滚，十几分钟之后，火光渐渐熄灭，海面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谁也知道，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埋藏着112条鲜活的生命，埋藏着112个破碎的家庭，埋藏着一个硕士高材生的滔天罪孽。 刑侦人员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之后，最终在事发海域，找到了那个藏有汽油的黑色行李箱。这个行李箱，虽然被海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但里面的一些物品，依然保存了下来。 让人惊喜的是，通过之前机场安检时拍摄的x光画面，调查人员发现，那个藏有汽油的行李箱里，还有一串钥匙。刑侦人员顺着这串钥匙，继续追查，最终，在张皮林的一个出租屋里，找到了对应的锁。 当刑侦人员用这串钥匙，打开张皮林家的房门时，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这串钥匙，就是张皮林家的房门钥匙。而那个藏有汽油的行李箱，就是张皮林亲手带上飞机的。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张皮林，就是这起震惊全国的大连特大空难的罪魁祸首！是他，为了骗取140万元的保险赔偿金，亲手点燃了汽油，亲手毁掉了整架飞机，亲手夺走了111条无辜的生命，也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看到这里，家人们，你们肯定和我一样，心里充满了愤怒和疑惑。 张皮林，一个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妥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着令人羡慕的学历和人生起点，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事情？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得如此自私、如此疯狂，不惜用112条人命，来换取那140万元的赔偿金？ 带着这些疑问，调查人员继续深入调查，张皮林那鲜为人知的一生，也一点点被揭开。 张皮林，1965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他从小就非常聪明，悟性很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周围人眼里的好学生、好孩子。无论是老师，还是邻居，都对他赞不绝口，都说他将来一定有出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 张皮林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一直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1987年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 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而张皮林，不仅考上了，还在大学毕业之后，顺利留在了本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初，硕士研究生的含金量，比现在高得多，全国的硕士研究生数量，也非常少。一个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走到哪里，都是香饽饽，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发展前途，都比普通人好太多太多。 1990年，张皮林顺利拿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毕业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高学历，很轻松地就进入了大连市公安局任职，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在那个年代，公务员是铁饭碗，尤其是在公安局这样的单位任职，更是令人羡慕不已。张皮林的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周围的人，也都非常羡慕他，觉得他这一辈子，算是稳了。 可谁也没想到，张皮林在大连市公安局，只工作了短短几年，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职。而他离职的原因，竟然让人有些无法理解——因为单位不分配房屋。 在那个年代，很多单位都会给职工分配住房，这也是很多人挤破头想要进入国企、事业单位的原因之一。张皮林进入大连市公安局之后，一直盼着单位能给自己分配一套住房，可盼了好几年，也没有等到消息。 自视甚高的张皮林，心里非常不满。他觉得，自己是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才华横溢，为单位付出了那么多，单位却连一套住房都不给自己分配，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才华的浪费。 于是，在一番纠结和抱怨之后，张皮林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阻，毅然决然地递交了辞职信，离开了大连市公安局，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离职之后，张皮林并没有闲着。凭借着自己的硕士学历和过人的才华，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他先后在几家电脑公司、外贸公司任职，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他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优越，比在公安局工作的时候，还要高很多。 没过几年，张皮林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赚到了一笔不少的钱，不仅在大连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还买了车，过上了车房齐全、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了。可张皮林，却并不满足。他自视甚高，野心勃勃，觉得自己的才华，不仅仅局限于给别人打工，他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想要成为人人羡慕的大老板。 2001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掀起了一股“下海经商”的热潮。很多人，都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投身到商海之中，希望能抓住机遇，发家致富。 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经商赚了大钱，张皮林的心里，也变得蠢蠢欲动起来。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自己不能错过。于是，在没有任何经商经验的情况下，张皮林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银行贷了一笔钱，开了一家装饰公司，正式投身到商海之中。 刚开始的时候，张皮林的装饰公司，生意还算不错。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和一些运气，他接到了几个不错的项目，也赚了一些钱。这让张皮林变得更加自负，他觉得，经商也不过如此，自己凭借着才华，一定能在商海之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为大老板。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商海浮沉，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由于张皮林没有任何经商经验，不懂得市场规律，也不懂得管理公司，再加上他自视甚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盲目扩张，很快，他的装饰公司，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项目亏损、资金链断裂、员工离职……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张皮林试图挽回局面，他四处借钱，四处找项目，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他硬撑了一年多的时间，公司的生意，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公司破产之后，张皮林不仅赔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高额债务，高达几十万元。 几十万元，在2002年的时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对于已经破产的张皮林来说，这笔债务，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其实，张皮林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高分低能”的缩影。他从小顺风顺水，一路读到硕士研究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挫折和磨难，也没有吃过太多的苦头。他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很强的学习能力，却没有足够的抗压能力，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也没有脚踏实地的心态。 他自视甚高，眼高手低，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却手足无措，只能选择逃避，选择走歪路。 商海的失败，让张皮林从云端，一下子跌入了谷底。他从一个人人羡慕的硕士高材生、高薪白领，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无法接受，也让他的心理，渐渐变得扭曲起来。 更让他崩溃的是，公司破产之后，那些跟着他干活的工人，因为拿不到工资，天天上门催债。他们堵在张皮林的家门口，大声地辱骂他、逼迫他，要求他尽快还清工资。有的工人，甚至还威胁他，说如果再不还钱，就打断他的腿，就把他告上法庭。 那段时间，张皮林过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不敢出门，不敢见人，每天都躲在家里，喝酒、抽烟，颓废度日。他看着自己曾经光鲜亮丽的家，看着自己欠下的一屁股债务，看着窗外那些催债的工人，心里充满了绝望和不甘。 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失败，不甘心自己一辈子都活在债务的阴影里，不甘心自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硕士，变成一个人人唾弃的老赖。 可他又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尽快还清这笔巨额债务。在巨大的压力和绝望之下，张皮林的思想，渐渐发生了扭曲和变质。他开始觉得，正道走不通，那就走歪路；既然靠自己的努力，无法摆脱困境，那就靠一些极端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自视甚高的张皮林，开始疯狂地钻研法律的漏洞。他觉得，只要能赚到钱，只要能还清债务，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是本事。他不在乎什么道德，不在乎什么法律，不在乎什么生命，他眼里，只有钱，只有自己。 很快，他就把目光，放在了保险项目上。他发现，保险行业，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尤其是人身意外险，如果能利用好这些漏洞，就能轻松地骗取巨额的保险赔偿金。 于是，张皮林开始行动了。他陆续购买了大量的医疗、疾病、养老等商业保险，然后，就开始策划“意外”。 在大连空难发生前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先后策划了三次轻微车祸。每一次，他都故意制造车祸，让自己受一点皮外伤，然后，就拿着医院的诊断证明，去保险公司骗取保险赔偿金。 这三次车祸，都策划得非常周密，没有留下任何破绽，每一次，他都成功地拿到了赔偿金，加起来，也有十几万元。 尝到了骗保的甜头之后，张皮林变得越来越贪婪，也越来越疯狂。他觉得，这十几万元，根本不够还清自己的债务，也不够让自己重新过上好日子。他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一次性还清所有的债务，想要一夜暴富。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航空意外险。他知道，航空意外险的保额很高，而且，只要飞机发生失事，乘客遇难，保险公司就会一次性支付巨额的赔偿金。 更让他觉得“完美”的是，他在体检的时候，被查出了癌症晚期。这个消息，对于已经陷入绝望的张皮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个消息，让他更加坚定了骗保的决心。 他觉得，自己反正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活不了多久了，与其在病痛和债务的折磨中痛苦死去，不如拼一把，策划一场空难，骗取巨额的保险赔偿金，留给自己的家人，也算是自己为家人做的最后一件事。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疯狂的念头，竟然会夺走111条无辜的生命，毁掉100多个幸福的家庭。 这样的人，是不是丧心病狂？是不是不配为人？ 他明明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硕士研究生，明明知道生命的可贵，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他为了一己私欲，为了那140万元的赔偿金，竟然亲手毁掉了112条生命，这种行为，简直是天理难容，人神共愤！ 犯下这滔天罪孽的张皮林，最终也随着那场大火，随着飞机的坠毁，葬身于冰冷的海底。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亲手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可他的死亡，并没有结束这场灾难的影响，也没有抚平那些遇难者家属心中的伤痛。112条生命，100多个破碎的家庭，他们的痛苦，将会伴随一生。 更让人愤怒的是，在空难事故发生后的两年里，张皮林的家人，竟然堂而皇之地找到了当初张皮林购买保险的7家保险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要那140万元的保险赔偿金。 他们无视那场惨烈的空难，无视那111条无辜的生命，无视那些遇难者家属的痛苦，一门心思，只想着骗取那笔沾满鲜血的赔偿金。 当保险公司拒绝支付赔偿金的时候，张皮林的家人，竟然还一纸诉状，将这7家保险公司，全部告上了法庭。他们在法庭上，拒不承认张皮林纵火引发空难的事实，反而一口咬定，张皮林是这场空难的受害者，保险公司理应支付保险赔偿金。 张皮林的母亲，在法庭上，更是哭哭啼啼，声称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善良、老实的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还说这场空难，就是一场意外，和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关系。 可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调查组已经查明，张皮林就是这起空难的罪魁祸首，他购买7份航空意外险，就是为了骗取赔偿金，他携带汽油登机，点燃汽油，就是导致空难发生的直接原因。 最终，北京西城法院，在查明所有真相之后，下达了判决：判处张皮林的家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金一案，完全无效，7家保险公司，不予承担任何理赔责任，驳回张皮林家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239章 网络约会有多可怕？合肥女子为一时刺激，赔上整条命 2015年的合肥，二月的风还裹着深冬的料峭寒意，农历新年的鞭炮碎屑还散落在街头巷尾，家家户户的春联还红得鲜亮，年味儿正浓。可对于家住合肥市区的徐先生来说，这份本该阖家团圆的喜庆，从2015年2月3号那天起，就被硬生生撕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慌、焦灼，以及后来得知真相时撕心裂肺的绝望。 徐先生的妻子，姓王，街坊邻里都亲切地喊她王女士，土生土长的合肥人，性格不算张扬，平日里操持家务，照顾一双儿女，是旁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平静的中年女人，会在一句“去找闺蜜玩”的谎言后，彻底消失在人间，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 2015年2月3号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像极了后来笼罩在徐先生家上空的阴霾。早上吃过早饭，王女士就收拾好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李箱，对着镜子简单整理了一下头发，笑着跟徐先生说：“我去马鞍山找小丽玩几天，好久没见她了，出去散散心。” 小丽是王女士认识多年的闺蜜，两人交情颇深，平时王女士也常约着小丽逛街、吃饭，偶尔还会一起短途旅游，住上一两晚再回家。徐先生向来疼妻子，他心里清楚，结婚这些年，王女士一门心思扑在家庭里，照顾他，照顾一儿一女，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偶尔出去和闺蜜放松放松，在他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甚至打心底里觉得，妻子该好好歇歇。 合肥到马鞍山不过百来公里，自驾、坐大巴都方便，路程不远，徐先生压根没往坏处想。他怕妻子出门在外钱不够花，和闺蜜在一起吃吃喝喝、买些小东西，总不能让闺蜜一直破费，还特意从钱包里数了些现金，塞到王女士手里，柔声叮嘱：“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发个消息，玩得开心点，想家了就早点回来。” 王女士接过钱，随口应着，拉着行李箱就出了门。徐先生站在窗边，看着妻子的身影消失在小区门口，还满心想着，等妻子玩够了回来，一家人再好好过个完整的年。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眼，竟是永别。 最初的几天，徐先生没太在意。妻子出门玩，偶尔忙起来忘了回消息、接电话，也是常有的事。2月3号、4号、5号，三天时间一晃而过，王女士没有主动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发过一条微信，徐先生给她打电话，提示关机；发微信，消息石沉大海，永远停留在未读状态。 徐先生心里开始犯嘀咕，隐隐有些不安，但还是自我安慰，或许是手机没电了，或许是和闺蜜玩得太投入，没顾上看手机。可等到2月6号、7号，时间一天天逼近正月，妻子依旧杳无音信，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那点不安瞬间放大成了铺天盖地的恐慌。 他再也坐不住了，翻出通讯录，第一个联系了王女士的闺蜜小丽。电话接通后，徐先生急着问：“小丽，我家王芳（王女士化名）是不是在你那？她去马鞍山找你了，好几天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了。” 电话那头的小丽愣了半天，语气满是诧异和疑惑：“没有啊！芳姐根本没来找我，我这几天都没见过她，也没收到她要来马鞍山的消息啊！” 徐先生听完，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瞬间一片空白。 没去？妻子明明说去马鞍山找小丽玩，怎么小丽压根没见着人？ 他慌了神，又赶紧挨个给两边的亲戚、朋友、妻子的同事打电话询问，但凡王女士平日里有交集的人，他都问了个遍。可得到的答案全都一样：没见过，没联系，不知道王女士去了哪。 一个大活人，明明说去找闺蜜，却瞒着所有人不知所踪，手机关机，音讯全无。徐先生站在空荡荡的家里，看着墙上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看着还等着妈妈回家的一双儿女，浑身冰凉，手脚都在控制不住地发抖。 他不敢再想，也不敢耽搁，2015年2月8号，在妻子失踪整整五天后，徐先生揣着满心的绝望和忐忑，急匆匆赶到了合肥市公安局，向民警报案，声音哽咽着说出了那句让他心碎的话：“警察同志，我妻子失踪了，五天了，怎么都联系不上，她闺蜜也没见着她，求求你们帮帮我！” 接待徐先生的民警，听完他的讲述，立刻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女性，谎称前往闺蜜所在地游玩，随后失联五天，没有任何消息，这绝不是简单的出门散心，背后大概率藏着隐情。 民警一边安抚情绪激动的徐先生，一边立刻启动调查程序，通过公安系统查询王女士的身份信息、出行轨迹、住宿记录等一切可用线索，试图找到她的下落。 随着系统数据一点点调出，真相的冰山一角，渐渐浮出水面。 系统显示，王女士确实在2015年2月3号乘坐交通工具前往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并非没有出行，但她根本没有联系闺蜜小丽，而是在抵达马鞍山汽车站后，直接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型私人旅馆，用自己的身份证开了一间单人客房。 这个结果，让徐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整个人都懵了。 妻子不是说去找小丽吗？去找小丽，直接住小丽家就可以了，何必花钱在车站旁边的小旅馆开房？她到底为什么要撒谎？又为什么要独自在马鞍山的旅馆住下？ 无数个疑问砸在徐先生心头，让他既困惑又心慌，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警方当即联系了马鞍山当地的这家小旅馆，要求旅馆配合调查，提供2月3号至报案当天，王女士所住房间的所有监控视频。旅馆老板不敢怠慢，立刻调出了前台、楼道、出入口的全部监控录像，拷贝后交给了警方。 当监控画面在警局的电脑上播放出来时，在场的民警和徐先生，全都屏住了呼吸。 监控画面不算清晰，是小旅馆常见的老旧摄像头，带着些许雪花噪点，但足以看清人物的动作和轮廓。画面里，2015年2月3号下午，王女士拉着自己的行李箱，走进旅馆前台，办理完入住手续后，径直上楼，走进了自己开的房间。 而从她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起，监控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她离开房间、走出旅馆的画面。 只有进门的记录，没有出门的痕迹，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在旅馆房间里？ 民警立刻调取了对应楼层的楼道监控，这段监控，彻底撕开了王女士失踪的真相，也让徐先生的世界，彻底崩塌。 楼道监控清晰记录着：2015年2月4号凌晨，天色漆黑，旅馆里的客人大多已经睡熟，楼道里静悄悄的。一个身材中等、穿着深色外套的陌生男子，低着头，脚步匆匆，鬼鬼祟祟地走到王女士的房间门口，抬手轻轻敲了敲门。 没过几秒钟，房间门就被从里面打开了，王女士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侧身将这名陌生男子让进了房间，随后房门轻轻关上。 这个陌生男人是谁？他和王女士是什么关系？深更半夜进入王女士的房间，到底要做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监控屏幕，继续往下看。 男子进入房间仅仅十分钟左右，房门再次打开，男子独自一人走了出来，神色有些匆忙，快步朝着旅馆门口的方向走去。几分钟后，他又原路返回，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盒装物品，民警将监控画面放大，仔细辨认后，清晰看出那是计生用品。 看到这一幕，徐先生如遭五雷轰顶，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僵在原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再傻，也明白了。 妻子说去找闺蜜，根本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她瞒着自己，瞒着家人，独自跑到马鞍山，是为了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寻求一时的欢愉。自己掏心掏肺对她好，支持她出门散心，还给她零花钱，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背叛。 巨大的屈辱、愤怒和心碎，瞬间淹没了徐先生，他扶着桌子，才勉强没有摔倒。 监控还在继续播放，男子拿着东西回到房间后，房门再次紧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凌晨2点01分，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一条缝，王女士的身子探出来，似乎是想开门走出房间，可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从门内伸出来，狠狠抓住了她的胳膊，猛地将她重新拉回了房间，房门“砰”的一声再次关紧。 这一拉，之后的四个小时，房间门再也没有开过。 这四个小时里，房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监控无从记录，可那诡异的拉扯、紧闭的房门，让在场的民警都心头一沉，隐隐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2月4号早上6点43分，男子终于再次打开房门，站在房间门口，来回踱步，神色慌张，眼神飘忽，时不时往楼道两头张望，举止十分反常。几分钟后，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又转身走进了房间。 而王女士，自从凌晨2点被那双手拉回房间后，就再也没有在监控里出现过。 时间来到2月4号早上8点，旅馆楼道的监控，拍下了最让人心惊的一幕。 男子再次打开房门，手里拖着王女士出门时带来的那个行李箱。原本不算大的行李箱，此刻被塞得满满当当，箱体鼓胀，拉杆被压得微微弯曲，男子拖动的时候，身子微微前倾，脚步沉重，显得格外吃力，能明显看出，行李箱里装着的东西，分量极重。 看到这一幕，办案民警的心里，已经有了八九不离十的推测。 一个成年女性，进入房间后再未出现，陌生男子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匆忙离开，答案已经不言而喻——王女士大概率已经遭遇不测，行李箱里装着的，极有可能就是她的遗体。 监控画面还没结束，男子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沿着楼道往楼梯口走，刚好碰到了正在打扫楼道卫生的清洁阿姨。阿姨是旅馆的老员工，见他拖着这么重的箱子，随口好心问了一句：“先生，房间里还有不少东西呢，你都不带走吗？” 男子闻言，脚步顿了一下，头也没回，声音沙哑又冷漠，只丢下一句话：“不用了，你都给清理掉吧。”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拖着行李箱，快步离开了旅馆，再也没有出现。 看完所有监控视频，案件的轮廓已经十分清晰。警方当即决定，立刻派人前往马鞍山，封锁王女士生前入住的旅馆房间，进行全面的现场勘查，寻找蛛丝马迹。 可遗憾的是，从2月4号男子离开，到2月8号警方勘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天。这四天里，旅馆的清洁阿姨每天都会按时打扫房间，更换床品，擦拭家具，房间里的痕迹被清理得七七八八，能提取到的有效线索，少之又少。 但办案民警没有放弃，拿着手电筒，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仔细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终于，在床板与墙壁的缝隙处，在床底最隐蔽的一个小角落里，民警发现了几滴已经干涸、呈暗褐色的血迹。 血迹量很少，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却成了破局的关键。 民警小心翼翼地将血迹提取出来，第一时间送往司法鉴定中心，与王女士的直系亲属——她的父母、一双儿女的dNA样本进行比对。鉴定结果很快出来，那几滴血迹，的的确确属于失踪的王女士。 至此，警方已经可以正式确定：王女士已经遇害，而那个在监控里出现的陌生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下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名陌生男子，将他绳之以法，查明案件的全部真相。 警方继续围绕监控线索展开调查，调取了旅馆门口及周边街道的公共监控视频。视频里清晰显示，男子拖着行李箱离开旅馆后，站在路边招手拦出租车，没过多久，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停靠在他身边，男子拉着行李箱上车，出租车随即驶离。 监控镜头清晰地拍下了出租车的车牌号、车型，以及所属的出租公司。有了这么明确的线索，找到出租车司机，简直易如反掌。 警方立刻通过出租公司联系上了当天的司机师傅，师傅对这名乘客还有印象，毕竟拖着沉重行李箱、举止反常的乘客，并不多见。 师傅回忆说：“那天早上，那个男的在汽车站附近拦我的车，手里拉着个特别重的箱子，上车就让我往城郊的安置房小区开。到了地方，他准备下车，我看他拉箱子费劲，还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搭把手，他说不用，自己来，然后就拉着箱子进小区了。” 师傅提供的安置房小区，成了新的线索方向。警方随即赶往这片安置房小区展开排查，可这片小区地处城郊，位置偏僻，属于拆迁安置小区，流动人口极多，租住人员鱼龙混杂，居住的人数以千计。想要在这么多人里，找到一个只见过监控画面的陌生男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排查了整整一天，没有任何收获，线索似乎就此中断，案件陷入了僵局。 但办案民警没有气馁，重新坐下来，复盘整个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逐帧回看监控录像，试图找到被忽略的突破口。 突然，一个细节猛地跳进了民警的脑海——监控里，男子进入王女士房间十分钟后，曾出门购买计生用品，从他离开到返回，仅仅用了几分钟时间，说明售卖点就在旅馆附近，绝不可能走远。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立刻对旅馆周边的沿街商铺进行逐一排查，重点询问售卖计生用品的小超市、便利店。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找到了男子当天购买物品的那家小超市。 超市的监控摄像头，正对着收银台，清晰地拍下了男子付款时的正面影像。没有遮挡，没有侧脸，男子的五官、面部特征，被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 有了清晰的正面照片，后续的排查工作就顺利了太多。警方将男子的面部照片录入公安人像比对系统，与数据库内的人员信息进行比对。短短几分钟，系统就给出了匹配结果：这名男子，名叫崔友华，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已婚，有妻有子，就住在本地。 线索瞬间明朗，警方立刻根据户籍地址，赶到崔友华的家中，将还在家中故作镇定的崔友华，当场逮捕归案。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崔友华的脸色瞬间惨白，浑身止不住地发抖，心理防线已经濒临崩溃。 被带进审讯室后，面对警方拿出的监控证据、dNA鉴定报告，以及铁一般的事实，崔友华再也无法狡辩，对自己杀害王女士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随着崔友华的供述，这起因一时刺激、两百元房费引发的悲剧，完整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崔友华交代，他和王女士，原本素不相识，毫无交集，两人的相识，始于网络上的闲聊。 王女士和徐先生结婚多年，从最初的情投意合、甜甜蜜蜜，到后来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一天天过，爱情被琐碎的生活磨平了棱角。在王女士看来，婚姻生活一成不变，没有激情，没有惊喜，枯燥又乏味，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心底开始萌生了寻求刺激、寻找新鲜感的念头。 而崔友华，同样是已婚人士，家里有妻子，有孩子，婚姻生活也早已归于平淡，夫妻之间没了爱情，只剩亲情，日子过得索然无味。他内心空虚，又有着不该有的私欲，整日在网络上闲逛，试图寻找婚外的刺激。 两个对婚姻不满、渴望新鲜感的人，在网络上一拍即合。他们隔着屏幕，互相倾诉着对婚姻的厌倦，诉说着心底的空虚，越聊越投机，很快就突破了道德的底线，约定线下私下见面，将网络上的暧昧，搬到现实之中。 为了这次见面，王女士精心策划了谎言。她不敢告诉丈夫真相，只能谎称去马鞍山找闺蜜小丽，拿着丈夫给的零花钱，拖着行李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奔赴这场注定是毁灭的约会。 2015年2月3号下午，王女士抵达马鞍山，按照两人的约定，在车站旁的小旅馆开了房间，静静等待崔友华的到来。 2月4号凌晨，崔友华瞒着家人，连夜赶到旅馆，敲响了王女士的房门。 两人见面后，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陌生的拘谨，直奔早已约定好的主题，沉浸在一时的欢愉之中。 可这份短暂的刺激褪去后，两人冷静下来，现实的矛盾，瞬间爆发了。 矛盾的焦点，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仅仅是两百块钱的旅馆房费。 王女士觉得，自己大老远从合肥跑到马鞍山，路费是自己掏的，为了这次见面，还瞒着丈夫，撒了弥天大谎，承担着家庭破裂的风险，付出了这么多，这两百块钱的房费，理应由崔友华支付。 可崔友华却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次见面是王女士主动提出来的，不是自己强求的，自己大半夜从家里赶过来，耗费了时间和精力，凭什么还要自己掏钱？他打定主意，要白占便宜，一分钱都不想出。 一个觉得对方理所应当付钱，一个铁了心一毛不拔，仅仅为了这区区两百块钱，两人从最初的理论，渐渐变成了争吵。 王女士见崔友华事后翻脸不认人，小气又没有担当，顿时怒火中烧，口不择言地开始言语指责、侮辱崔友华。她越骂越气，起身就想开门离开，不想再和这个男人有任何牵扯。 可她刚走到门口，手刚碰到门把手，就被恼羞成怒的崔友华一把拉回了房间。 被拉回房间后，王女士的情绪彻底爆发，骂得更加激烈，甚至开始威胁崔友华：“你要是不付这房费，我就把咱们俩的事告诉你老婆，告诉你的亲戚朋友，让你身败名裂，让你老婆跟你离婚，让你在这个地方抬不起头！” 这句话，成了压垮崔友华的最后一根稻草。 崔友华本就有家有室，最害怕的就是婚外情败露，一旦事情被妻子知道，他的家庭就会彻底破碎，名声也会扫地。王女士的威胁，像一把尖刀，狠狠扎在了他的软肋上，让他瞬间被愤怒和恐惧冲昏了头脑，失去了所有理智。 两人从争吵升级为推搡，争执过程中，王女士不小心磕到了身体，几滴鲜血滴落在了床底，这也是警方后来找到血迹的原因。 情绪彻底失控的崔友华，看着眼前喋喋不休、威胁自己的王女士，恶向胆边生，他一把抓起床上的枕头，死死捂住了王女士的口鼻。 王女士拼命挣扎，手脚乱蹬，可她根本不是崔友华的对手，短短几分钟后，她的挣扎越来越弱，渐渐没了呼吸，被崔友华活活捂死。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两百块钱的房费，因为一时的冲动，彻底消逝。 杀害王女士后，崔友华从最初的疯狂，渐渐冷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一旦被发现，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为了掩盖罪行，他环顾房间，看到了王女士带来的行李箱，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里萌生。 他将王女士的遗体，硬生生塞进了那个行李箱里，拉上拉链，拖着沉重的行李箱，离开了旅馆。之后他打车到安置房，又辗转找到城郊的荒郊野岭，挖了一个土坑，将装有王女士遗体的行李箱，草草掩埋。 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能永远掩盖杀人的罪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凭借细致的侦查，一步步抽丝剥茧，最终还是将他绳之以法。 根据崔友华的供述和指认，警方带着勘查设备，赶到城郊的埋尸地点，经过挖掘，终于找到了被掩埋的王女士的遗体。 当徐先生看到妻子冰冷的遗体时，这个平日里坚强的男人，当场崩溃大哭，瘫倒在地。好好的一个家，因为妻子一时的糊涂，因为一场不该发生的婚外情，彻底毁了。一双年幼的儿女，从此永远失去了母亲；他自己，失去了相伴多年的妻子，往后的日子，只剩无尽的痛苦和遗憾。 而崔友华，也为自己的冲动和残忍，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崔友华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最终，崔友华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声枪响，结束了崔友华罪恶的一生，也为这起悲剧，画上了法律的句号。 可留在两个家庭身上的伤痛，却永远无法磨灭。王女士的孩子，从小失去母亲，在缺失母爱的环境里长大；徐先生独自抚养孩子，承受着丧妻之痛；崔友华的妻子和孩子，也因为他的罪行，承受着旁人的指指点点，家庭支离破碎。 如今，网络越来越发达，智能手机普及，社交软件层出不穷，网络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交友聊天，几乎没人能离开网络。 很多情侣、夫妻，都是从网恋相识、相知，最终走入婚姻，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可网恋、网聊带来的，不只有美好，还有数不清的危险和陷阱。 像王女士和崔友华这样，并非正经网恋，而是借着网络寻求婚外刺激、搞婚外情、一夜情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很多人被一时的新鲜感冲昏头脑，觉得婚姻平淡，想要寻找刺激，却忘了网络背后的人，隔着屏幕，你永远不知道他的真实人品、真实性格，不知道他是善是恶。 多少女人见网友，被骗财骗色，最终落得人财两空；多少男人见网友，遭遇仙人跳，被敲诈勒索；更有甚者，像王女士一样，为了一时的刺激，白白丢掉了性命。 这起案件里，王女士和崔友华，都不是什么作奸犯科的恶人，也不是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他们只是普通的已婚男女，原本都有着完整的家庭，安稳的生活。可他们偏偏踩破了道德的底线，被一时的欢愉蒙蔽了双眼，最终酿成了家破人亡的悲剧。 婚姻的本质，本就是平淡。轰轰烈烈的爱情终究会归于柴米油盐，朝夕相处的陪伴，才是婚姻最真实的模样。一时的刺激，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看似美好，一碰就碎。 对于所有已婚的男男女女来说，道德底线，是永远不能踩破的红线。婚姻需要忠诚，家庭需要守护，不要因为一时的糊涂、一时的私欲，去触碰不该碰的东西，更不要为了所谓的刺激，抛弃家庭，背叛爱人。 一步错，步步错。王女士为了一时的刺激，丢了性命；崔友华为了一时的私欲，毁了一生。两个家庭，因为一场不该发生的婚外情，彻底破碎。 第240章 岁结婚，30岁出轨，38岁亲手毒杀情夫 这案子啊，发生在江苏省东海县。 1955年的时候，东海县有这么一个女孩，那是呱呱坠地，哭声嘹亮，小脸蛋红扑扑的，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这个人呐，叫韩继平。 说起来，那会儿正是新中国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心里头都揣着一团火，盼着往后的日子能一天比一天好。韩继平就在这样的年代里慢慢长大了，成了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到了1979年，眼瞅着春节就要到了，年味儿已经在空气里飘荡开来。韩继平也24岁了。在那个年代，24岁的大姑娘大小伙子，那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了呀。村里头跟韩继平一般大的姑娘，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她这才算是寻着了人家。 韩继平呢，就跟当地一个男青年，叫陈前东，俩人就结了婚了。 这陈前东，当年是东海县吕剧团车队的工作人员。说起来也是个正经职业，在那个年代，能在剧团里上班，那也是体面活儿。陈前东这个人，性子闷，话不多，但干活踏实，开车稳当，剧团里的人对他评价都不错。 婚后这两口子也挺幸福，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凑了个好字。俩人呢也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份稳定的收入，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吃穿不愁。俩人这新家里边啊，一件一件的添置了好几件新家具——先是添了一张雕花的木床，又是打了一个三门的大衣柜，后来又置了一台缝纫机，那可是当时的大件儿。这要放到现在，不算什么呀，谁家买不起几件家具？但放到当时说，谁家能买个新家具，那了不得呀，街坊邻居都得过来瞅瞅，啧啧称赞几句。 韩继平摸着那些新家具，光滑的漆面能照出人影来，心里头那个美呀，觉着这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陈前东虽然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每次发了工资，都原封不动地交到她手里，自己就留点儿烟钱。韩继平有时候也抱怨他闷葫芦一个，不会哄人开心，但心里头也知道，这样的男人踏实，靠得住。 可这好日子啊，就跟那春天的花似的，开得再艳，也有谢的时候。 到了1988年，韩继平所在的单位啊，效益不好了。先是工资拖拖拉拉发不下来，后来干脆半年才发了一次工资。并且这一次工资可不是发满半年的，就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打发叫花子似的。 韩继平拿着那薄薄的一沓钱，心里头凉了半截。她算了算账，这点钱连给孩子交学费都不够，更别提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了。她在单位门口站了半晌，看着里头冷冷清清的厂房，听着机器好久都没响过的动静，最后牙一咬，心一横——这份工作呀，没法养家糊口了，干脆，不干了。 就这么着，韩继平离开了单位。 可人不能闲着呀，得找活路。那时候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小县城，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做小买卖的人也多了。陈前东不是在吕剧团工作吗？吕剧团门口人来人往的，是个热闹地段。韩继平呢，不上班之后，就在吕剧团门前边支起了几张台球桌，做点小买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年轻人最时髦的娱乐方式是什么？就是去打台球啊！港台录像片里那些时髦青年，不都是穿着花衬衫，叼着烟卷，一杆子捅出去，台球在绿呢台面上滴溜溜地转吗？小县城里的年轻人，也学着那个派头，三三两两地往台球摊上凑。 韩继平的台球桌支起来之后，生意还真不错，一天能挣个十几二十块的，比上班强多了。她也慢慢摸着了门道，知道和气生财，对谁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的。那些常来打球的小年轻，都叫她“韩姐”。 跟韩继平这摊紧挨着的，是一个小伙子，卖菜的。 这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皮肤晒得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刨食的。他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蹬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装满了新鲜蔬菜，赶到县城来卖。他的菜摊虽小，但菜拾掇得干净，价钱也公道，慢慢也有了些老主顾。 说起来呀，韩继平跟那个小伙子也算是挺有缘分。 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天本来还好好的，突然间就变了脸。也不知道从哪儿刮来的大风，呼呼地就起来了，刮得路边的杨树哗啦啦地响，刮得台球桌上的台球都在桌子上滚来滚去。韩继平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个人哪顾得过来？她那台球桌又大又沉，一个人根本挪不动。 过了一会，那雨点子一个个有黄豆那么大，噼里啪啦的可就砸下来了，砸在地上冒起一股股尘土味儿。韩继平急得直跺脚，这要是让雨淋了，台球桌的绒面就毁了，那可是花大价钱置办的家伙什儿啊！ 就在这当口，临摊的小伙子呢，平时跟韩继平啊，也没什么特别多的交流，顶多就是早上出摊的时候点个头，打个招呼。这一回一下大雨，这小伙子连自己的菜摊都顾不上收，赶紧就跑过来了，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帮着韩继平收拾这摊。 “大姐，你别慌，咱们先把桌子挪到棚子底下！”小伙子嗓门洪亮，一边喊一边已经扛起了台球桌的一头。 韩继平这才回过神来，俩人连拉带拽，把这台球桌该挪位置挪位置，该苫上塑料布就苫上塑料布。等忙活完了，俩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喘着粗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都笑了。 小伙子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露出一口白牙：“大姐，你这摊儿大，一个人不好收拾，往后有啥事儿你喊一声。” 韩继平心里头热乎乎的，赶紧从保温瓶里倒了一碗热水递过去：“大兄弟，快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可别感冒了。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这桌子可就毁了。” 随后呢，俩人就聊起来了呀。人家小伙子挺辛苦的，帮这么大忙，韩继平总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吧？ 这么一问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叫李本喜，23岁，是东海县石榴镇西流村人。他家里头还有个哥哥，但哥俩早就分家了，各过各的日子。 这李本喜啊，确实日子过得不容易。别看岁数不大，但是已经成家了。不过他的妻子啊，因为患白血病去世了，刚去世没多久。撒手人寰的时候，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五岁，一个才三岁，正是黏人的年纪。 家里边还有两个女儿呢，为了这一家三口的生存，他得想办法把这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呐。可他又能干什么呢？没手艺，没本钱，只能是早出晚归，到离家30多公里的县城卖菜，挣几个辛苦钱，勉强糊口。 女人嘛，一般心软。韩继平一边听着，一边“哎呦哎呦”地叹气，眼眶就红了，这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儿，最后扑簌簌地可就下来了。她对这李本喜就特别同情，心里头想，这人年纪轻轻的，就没了媳妇，还要拉扯两个没娘的孩子，多不容易啊。 从那以后，韩继平就跟照顾自己弟弟似的，隔三差五的，就把这李本喜带到家里边吃饭去。今天包了饺子，喊他来吃；明天炖了肉，也喊他来吃。李本喜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推辞几句，可架不住韩继平热情，再说他也确实馋那一口热乎饭，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李本喜呢，也对韩继平很感激。你看萍水相逢的人，韩继平对我这么好，咱也不能没良心。他就经常帮韩继平照看生意，韩继平有什么事要出去一会儿，都是李本喜照看着。有时候韩继平去上厕所，或者去买个东西，李本喜就站在台球摊前，帮她盯着，有来打球的，他就招呼着，收钱找零，一点也不含糊。 从那以后，这李本喜呢，就跟韩继平叫“韩姐”。韩继平听着这声“韩姐”，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觉着多了个弟弟，挺好的。 一转眼到了深秋，树叶都落得差不多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马上就快入冬了。 这天呐，又下了一场雨，下了大半天。那雨倒是不大，就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跟老天爷漏了似的。到了傍晚，天都快黑了，雨还没停的意思。 李本喜呢，也没带伞，也没带雨衣。早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还晴着，谁知道会下这么久的雨？他站在台球摊的棚子底下，看着那绵绵的秋雨，愁得眉头拧成了疙瘩。 回家是回不去了。说推着车子走30多公里回去，那得成一个水人。那破三轮车又没个顶棚，人淋雨不说，菜也得淋坏了，那明天还卖什么？可是不回去吧，又能去哪儿？住店得花钱，他哪舍得？往常遇上这种情况，他就找个屋檐底下蹲一宿，可这天儿越来越冷，蹲一宿非得冻出病来不可。 这么着，韩继平啊，就邀请他：“本喜，你看这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天也黑了，路又滑，你回老家不安全。要不，你去我家暂时住一宿吧？凑合一晚，等明天雨停了再说。” 李本喜呢，之前也赶上过这种天气。说早上从老家来县城的时候，艳阳高照，晚上要回去了吧，大雨瓢泼而下。原来遇上这种情况啊，那就花钱住个小旅店就得了。小旅店一晚上五毛钱，大通铺，凑合能睡。可现在认识了韩姐了，哎，这算是有个借宿的地方了，能省五毛是五毛。 他也没多想，就答应了：“那行，韩姐，麻烦你了。” 这一天呢，正赶上韩继平的丈夫不在家。陈前东跟着吕剧团的演出队下乡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家里就韩继平一个人，两个孩子一个去了奶奶家，一个住校，屋子里空落落的。 李本喜去了之后，韩继平正忙着做饭烧菜呢。厨房里飘出葱花炝锅的香味儿，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韩继平围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得热火朝天。 李本喜一进门，韩继平抬头一看，哎呦一声：“哎呦，怎么湿成这样了？快进来，快进来，别在门口站着！” 李本喜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脑门上，衣服也湿透了，贴在身上，冷得他直打哆嗦。韩继平赶紧从衣柜里拿了一件衣服，是陈前东的一件旧棉袄，就让李本喜换上了。 “快换上，暖和暖和，别感冒了。”韩继平说着，又去灶上盛了一碗热姜汤，“来，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李本喜接过姜汤，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完了，一股暖流从肚子里散开，身上果然暖和多了。他看着韩继平忙里忙外的身影，心里头热乎乎的，觉着这个韩姐真是好人。 吃饭的时候，韩继平看着李本喜身上虽然换了干衣服，但脸色还有点发白，知道他冷。他身上都是水，淋半天雨，他冷啊。韩继平呢，吃饭的时候，就给李本喜啊倒了一杯烧酒，自己呢也倒了一杯。 “来，喝点酒驱驱寒，暖和暖和。”韩继平端起酒杯，笑着说。 李本喜也不客气，接过来一仰脖子干了。那酒辣得他龇牙咧嘴的，但一股热气直冲脑门，身上果然更暖和了。 俩人呢一边吃一边喝，越喝越高兴。韩继平炒了几个菜，有土豆丝，有炒鸡蛋，还有一盘花生米。李本喜平时哪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他在家都是凑合，煮点面条，就点咸菜，就算一顿。这会儿吃着热乎的饭菜，喝着辣乎乎的白酒，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 话匣子也打开了，俩人东拉西扯地聊着。聊李本喜小时候的事，聊韩继平在单位的事，聊各自的孩子，聊以后的日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最后喝的可就有点多了。说起话来都有点语无伦次的了，舌头也大了，眼神也飘了。 当天晚上，韩继平给李本喜在外屋搭了个铺，铺上被褥，让他睡那儿。李本喜躺下之后，也不知道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换了地方不习惯，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 这小酒喝的也挺亢奋，脑子里乱哄哄的，想东想西。他呢，就下了床，把窗户啊就推开了。 到了晚秋，晚上这个风还是很凉的，一开窗，一股冷风就灌了进来，激得他打了个寒颤。他就让这凉风吹吹自己，发烫的脸，发烫的身体，还有发烫的内心。他想让自己清醒清醒，别再胡思乱想了。 这时候，就听见隔壁传来呕吐的声音，“呕——呕——”，一声接一声，听着挺难受的。 李本喜一听，哎呦，这韩姐喝多了，这是吐呢呀。他也没多想，赶紧穿上鞋，就推开了韩继平房间的门。 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床头灯，昏黄的灯光下，看见韩继平确实喝多了，正趴在床边吐呢。地上已经吐了一滩，气味难闻得很。韩继平披头散发的，脸色苍白，看着挺狼狈的。 也没别的人在家呀，就韩姐一个人，吐成这样，身边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李本喜心里头一酸，赶紧拿条湿毛巾，替她把嘴擦干净了。又给这韩姐呢，倒了一杯温水，递到她手里：“韩姐，喝口水，漱漱口。” 韩继平接过水杯，喝了一口，又漱了漱口，这才缓过点劲儿来。她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喘着粗气，样子虚弱得很。 房间里这李本喜也都打扫干净了，把地上的污渍擦干净，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透透气。随后啊，坐在韩继平的床上，一边呢替她捶背，一边呢就看着韩继平。 韩继平啊，长得漂亮。虽然30多了，但是啊，看上去还是显年轻。皮肤白净，眉眼周正，身段也好，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韵味。这会儿她闭着眼睛，睫毛微微颤动，嘴唇有点发干，胸口一起一伏的。 李本喜看着看着，心里头就起了变化了。哎呦，就有了那样子的感觉了。他觉着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呼吸也粗了，一股热流在小腹那里涌动。他鬼使神差地，把身子就慢慢的靠了上去。 俩人也借着酒精这点劲，李本喜一靠，韩继平也没拒绝。也不知道是她真的醉得没知觉了，还是心里头也有那么点意思，反正就那么顺水推舟地，任由他靠了过来。 随后啊，那是吧，大伙就明白了。反正就哭里咣啷，呜哩哇啦。灯光昏黄，人影摇曳，一切都模模糊糊的，好像在做梦一样。 过后啊，这李本喜呢，就歪着头，躺在韩继平旁边，呼呼的就睡过去了，睡得跟个死猪似的。 韩继平却睡不着了。她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天花板，心里头像一团乱麻，理也理不清。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跟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伙子……她后悔，她害怕，可又有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儿。 她侧过脸，看着身边熟睡的李本喜。他睡着的样子，像个孩子似的，眉头舒展着，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韩继平看着他，心里头那点后悔和害怕，慢慢地就被另一种东西取代了。 自从俩人发生了关系之后，韩继平心里啊，哎呦，就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七上八下的。既怕被别人发现，又忍不住老想着李本喜。 她经常拿这李本喜跟自己的丈夫比。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可你架不住，拿着别人的优点，去比自己丈夫的缺点呢。 陈前东有什么优点？踏实、肯干、顾家、不花心。可他的缺点也明显，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一天到晚闷葫芦一个，回到家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从来不问她今天累不累，开不开心。刚结婚的时候俩人还腻腻乎乎，哎，没事聊聊天，交流交流感情。现在老夫老妻了，很少交流感情了，好像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李本喜呢？李本喜年轻，有活力，能说会道，嘴甜得像抹了蜜。他会说“韩姐你今天真好看”，他会说“韩姐你做的饭真好吃”，他会说“韩姐我想你了”。这些话，陈前东十年都没说过一句。 比来比去，韩继平就感觉，你说我家那口子，也不强壮，也不英俊，也没有人家本喜能说会道。更让韩继平不满的是什么呢？丈夫回家之后，工作一天了，也累呀，就是吃饭睡觉。他从来没想过，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她就不累吗？她也需要有人跟她说说话，需要有人关心她，需要有人疼她。 像韩继平这个岁数的女人呐，30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最需要的还就是自己的丈夫啊，在感情上的这种呵护，这种陪伴，这种温存。她的丈夫给不了她的，李本喜给她了。 这么着，就算是彻底征服了韩继平了。 你说丈夫不爱韩继平吧？爱。丈夫对韩继平的爱，一定比李本喜深。那是十年的夫妻之情，是共同养育儿女的恩情，是日积月累的相濡以沫。但是这种爱是在内心里的，他不会表达，不会说出来。 李本喜呢？反正甭管爱不爱的，嘴上说的好听啊，嘴上要去关心她呀，去呵护她呀。今天说“韩姐你手怎么这么凉，我给你捂捂”，明天说“韩姐你头发真香”，后天说“韩姐我做梦想你了”。这些话，一句一句，就跟蜜糖似的，往韩继平心里头灌。 这就能给韩继平温暖。她需要这种温暖，就像干涸的土地需要雨水一样。 韩继平，就在李本喜的这种甜言蜜语之中，在这段错误的感情之中，越陷越深，是彻底离不开这个男人了。 李本喜呢，也担心害怕俩人这种关系，别让这韩继平的丈夫发现了。毕竟陈前东虽然话少，但也不是傻子，万一被他撞见，那可不得了。后来呢，也就不敢到韩继平家如何如何了。 他就把韩继平啊，带到自己家去。因为他爱人已经去世了呀，家里就他和两个女儿，那到了自己家，没什么事啊啊，不怕被人发现呢。 韩继平跟着李本喜去过几次西流村。那个村子不大，李本喜的家是几间土坯房，院子里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着挺破败的。李本喜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大丫，小的叫二丫，瘦瘦小小的，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怯生生地看着她。韩继平看着那两个孩子，心里头又软了，给她们买了新衣服，买了零食，还给她们梳头洗脸。 两个孩子很快也跟这个“韩姨”熟了，一口一个“韩姨”叫着，叫得韩继平心里头热乎乎的。她有时候想，要是这两个孩子的娘还在，她们也不会这么可怜吧？要是她能跟本喜在一起，她一定会好好待这两个孩子，把她们当亲闺女养。 可这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纸里哪能包得住火呀？ 韩继平出轨的事啊，还是传到丈夫耳朵里了。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也许是哪个多嘴的邻居看见了，也许是剧团里的人风言风语。总之，有一天陈前东回到家，脸色铁青，眼睛里冒着火，直直地盯着韩继平。 “你跟那个卖菜的，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韩继平听得出里头的怒意。 韩继平心里头“咯噔”一下，知道瞒不住了。她低着头，不说话，手指绞着衣角。 “我问你话呢！”陈前东突然提高了声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都跳了起来，“你是不是跟那个小子搞上了？！” 韩继平被吓得一哆嗦，眼泪就下来了。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陈前东的腿：“前东，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这一回吧……” 陈前东看着她，眼睛里满是痛苦和失望。他蹲下身子，看着这个跟自己过了十年的女人，看着她哭得稀里哗啦的脸，心里头像刀割一样。 “为什么？”他问，“我对你不好吗？我挣钱都交给你，我从不出去瞎混，我……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韩继平只是哭，说不出话来。她怎么解释？说她需要有人陪她说话，说她需要有人甜言蜜语，说她鬼迷心窍了？这些话说出来，她自己都觉得没脸。 一开始俩人是吵吵闹闹，家里头鸡飞狗跳的。陈前东骂她不要脸，韩继平反过来说他不懂自己。两个孩子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听着外头的争吵声，抱着一起哭。 到后来呢，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感情这东西，一旦有了裂痕，就再也没法弥补了。陈前东看着韩继平，再也找不回从前的感觉。他心里头就像扎了一根刺，一碰就疼。 经过法院判决，儿子归陈前东抚养，女儿归韩继平抚养，房子归韩继平所有，一次性给这陈前东3500元作为补偿。 一个挺好的家，就这样彻彻底底的散了。 韩继平离婚第二天，这李本喜呀，光明正大可就住进韩继平的家里了。 他拎着个破包袱，大摇大摆地进了门，好像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一样。韩继平看着他，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欢喜，有解脱，也有那么点隐隐的不安。但很快，这点不安就被李本喜的甜言蜜语冲散了。 “继平，往后咱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李本喜搂着她的肩膀，亲着她的脸颊，“我会对你好的，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韩继平靠在他怀里，闭上眼睛，觉着自己终于等到了想要的幸福。 自从住到一起，俩人之间的问题可就出现了。 那有什么问题呢？ 韩继平跟丈夫离婚之后，第二天这李本喜堂而皇之的，可就住进韩继平家里了。俩人也没办理结婚手续呢，可就开始同居了。这是在80年代末，那个年代说公开的同居啊，这个情况呢，还是非常少见的，街坊邻居背后没少指指点点，说韩继平不守妇道，说李本喜是个吃软饭的。 从此之后，李本喜就成了韩继平唯一的精神寄托了。 随后呢，俩人这就算是重组家庭了呀。谈恋爱的时候啊，卿卿我我啊，弄点浪漫的环节，来点甜蜜的感情，这会让人感觉享受。恋爱之中，光是浪漫，光是甜蜜，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不过走入婚姻，要面对生活了，你还天天想着浪漫，还天天想着甜蜜，那你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首先面临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你得琢磨怎么糊口。两个人四张嘴（加上李本喜的两个女儿），天天要吃要喝，钱从哪儿来？韩继平手里头那点积蓄，坐吃山空，能撑多久？ 俩人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手里边的积蓄啊也不多。后来一合计，就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一起呢就卖菜。 这一下，李本喜算是干回老本行了。可问题是，以前他是自己单干，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干劲十足。现在跟韩继平一起干，他就觉着不那么得劲儿了。韩继平性子急，做事麻利，有时候嫌他磨蹭，说他几句。李本喜嘴上不说，心里头却不痛快。 俩人天天卖菜的生活，跟俩人之前天天偷情的生活，那不可同日而语啊。感受是不一样的呀。 以前偷情，那是偷偷摸摸的，见一面都跟做贼似的，充满了刺激和新鲜感。偶尔见一次，亲热一会儿，觉着特别甜蜜。现在呢？天天在一起，从早到晚，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看到的都是同一张脸。 没有浪漫了，没有兴奋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韩继平的唠叨，是李本喜的懒散，是钱不够花的焦虑，是孩子哭闹的烦心。于是这日子也就一地鸡毛了。 李本喜和韩继平同居了一年多，就彻底厌倦了这种生活。 李本喜呢，本身呢，恶习也不少。他这个人，好逸恶劳，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让他去卖菜，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早上起不来，起来也是磨磨蹭蹭。让他干点家务，他推三阻四，不是说腰疼就是说腿疼。 除了懒，他还有别的毛病。吃喝嫖赌，这么一个主。他爱喝酒，喝醉了就耍酒疯，骂骂咧咧的。他爱打牌，一打就是半宿，输钱了就回来发脾气。他还爱往女人堆里钻，眼睛老是往那些年轻姑娘身上瞄。 他这心可不安分了。他呀，就想着，我光有他一个女人有什么意思啊？我得另寻新欢。 再来说韩继平。韩继平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让自己这个家，日子过得更好点，更富裕点。她是个要强的人，不甘心就这么穷下去。她看着李本喜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心里头又气又急，可又拿他没办法。 韩继平呢，确实很能干，吃苦耐劳。她不甘心就这么卖一辈子菜，总想着干点更大的买卖。 不久之后啊，她听人说外地有卖煤球机的，可以自己做煤球卖。那时候县城里很多人家还烧煤球，需求量挺大的。韩继平动了心，咬咬牙，拿出积蓄，到外地买了一台煤球机，办了一个煤球场。 这煤球场一开起来，生意还挺红火。韩继平起早贪黑地干，和煤、打煤球、晾晒、送货，啥活儿都自己干。李本喜呢，偶尔来帮帮忙，大部分时候不见人影。 两年不到，韩继平的煤球场净赚了5万多块钱。 那个年代，万元户啊，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能上报纸的。人家韩继平这算是发了财了。 韩继平用赚来的钱，又承包了县城北郊茅墩村的卫生纸厂。厂子也不大，就那么10多个人，大部分还是女工。机器也是老旧的，轰隆隆地响，但好歹是个厂子，有个厂长的名头。 工人们对韩继平很尊敬啊，这是老板呐。韩继平对她们也不错，从不摆架子，说话和气，工资发得也及时。 这些女工之中啊，有一个姑娘长得挺漂亮，叫小芳。那小芳，20出头，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会说话，笑起来两个酒窝，别提多招人喜欢了。 韩继平啊，对这些女工那是一视同仁，只要干活好就行，什么漂亮不漂亮的。她心思都放在经营上，哪有工夫注意这些？ 但是作为这老板的情夫——也不能叫情夫，就作为老板的没领结婚证的丈夫吧，啊，同居合伙人吧——这李本喜，可盯上这些女工了。 哎呦，他看着小芳啊，天天这脑子里边就想，怎么那么漂亮呢？那腰条，那脸蛋，那笑起来的样子，勾得他心里头痒痒的。 小芳也年轻，刚满20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在小芳的心里，在这些工人的眼里，那李本喜也是老板啊。虽然他平时不干啥正事，但谁让他是韩姐的男人呢？工人们见了他，也都客气地叫一声“李哥”。 李本喜有事没事就往小芳跟前凑，今天送她个发卡，明天请她吃根冰棍，后天又说要请她看电影。小芳一开始还不好意思，但架不住李本喜死缠烂打，慢慢地也就松动了。 在李本喜的软磨硬泡之下，小芳就跟李本喜发生了性关系。 而这一切呀，韩继平都不知道。她整天忙着厂里的事，哪有心思管李本喜在外头干啥？她还以为李本喜虽然懒点，但总不至于做对不起她的事。 有一天呢，韩继平出门办事回来，发现家里头不对劲。 她藏钱的那个小铁箱，原本是锁得好好的，这会儿锁头却被人撬开了，里头空空如也。那里面装着她辛辛苦苦攒的块钱现金，还有一张10万的存单啊！那可是她的全部家当！ 韩继平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她扶着墙，大口喘着气，脑子里一片空白。 等缓过劲儿来，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本喜。除了他，没人知道她钱放在哪儿，也没人能进这个家。 她疯了一样地找李本喜，可哪儿都找不着。他的衣服不见了，他的洗漱用品不见了，他那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后来有人告诉她，看见李本喜跟小芳一起走了，俩人说说笑笑的，往他老家的方向去了。 韩继平心里头“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顾不上别的，赶紧往西流村赶。 到了李本喜家，果然看见李本喜和小芳都在。小芳看见她，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躲到李本喜身后去了。李本喜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斜着眼看她。 “本喜，我的钱呢？存单呢？”韩继平压着火气问。 “什么钱？我不知道。”李本喜翻了个白眼，耍起了无赖。 “你别装了！除了你还有谁？！”韩继平的声音颤抖起来，“你把钱还给我，那是我辛辛苦苦挣的！” 李本喜冷笑一声：“韩继平，你别不识好歹。我跟了你这么久，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拿你点钱怎么了？算是补偿。” 韩继平气得浑身发抖：“你……你怎么能这样？！” 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本喜跟小芳领了结婚证了。 哦，跟韩继平过这么长时间，俩人都没领证，这家伙跟这小芳就领了证了。 韩继平知道这事后，伤心欲绝呀，哭得死去活来。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整整躺了三天。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对他那么好，把心都掏给他了，他怎么能这么对自己？ 但与此同时，她又是失望透顶啊。她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什么甜言蜜语，什么海誓山盟，都是骗人的！他根本就不爱她，他只是在利用她！ 可她还是爱李本喜的。她恨自己没出息，恨自己放不下，可她就是控制不住。她脑子里全是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全是他的好。 她找到李本喜，就求他：“本喜，你离开小芳吧，回来吧，跟我在一起生活吧。只要你回心转意，那10万的存单和那的现金，全是你的，我不要了，都给你。” 李本喜看着她，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他不满足啊，得寸进尺：“要让我回去？行啊。你再拿6万块钱，你给我盖处楼。” 韩继平愣了一下，但很快点了点头：“好，我给你盖。” 只要李本喜能回来，只要李本喜不抛弃他，他什么都愿意。他不想再次遭受感情伤害了，那种被抛弃的滋味，太难受了。 拿到了钱，李本喜到了老家，盖了一栋气派的两层小楼。那年代，村子里好多还都平房呢，人家就盖两层小楼了，了得吗？那楼房在村子里格外扎眼，路过的人都得抬头瞅瞅，啧啧称奇。 结果呀，盖了楼之后，他可没回到韩继平身边，反而是风风光光的，跟小芳办了一场婚礼。鞭炮噼里啪啦地响，酒席摆了十几桌，新郎新娘穿着新衣裳，笑得合不拢嘴。 给韩继平伤心的呀，气的呀，太无耻了呀！她躲在屋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鞭炮声，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恨自己瞎了眼，怎么会看上这么个东西！ 韩继平也自己发誓，我再也不跟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来往了！ 她终于看出来了，李本喜，不是当初那个善解人意的小伙子了。那时候的他，淳朴、老实、懂得感恩。可现在这个人，变了，彻底变了。他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点责任都没有的骗子！他是利用我感情上的弱点，利用我的心软，他在敲诈我，勒索我呀！ 想到这，韩继平心灰意冷。我要离开他。 她呢，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这卫生纸厂，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她没日没夜地干活，研究技术，跑销售，开拓市场。她确实人缘特别好，对工人也特别好。工人家里有困难的，她二话不说就借钱；工人加班，她就陪着一起干，还给做夜宵。 工人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老板都这么干，跟咱一起吃苦，咱还有什么好说的？工人们自愿的加班加点，也从不叫苦叫累。全场上下也是齐心协力。 半年不到，就盈利50多万。 50多万啊！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这个期间，韩继平呢，终于又找到了新的感情寄托了。谁呢？卫生纸厂负责外销的司机，叫梁龙军。 这梁龙军呐，为人挺厚道，挺老实，工作起来呢，也吃苦耐劳的。他三十出头，长得不算英俊，但五官端正，看着踏实。他是厂里的司机，每天开着辆破卡车，去各个乡镇送货，风雨无阻。 韩继平一开始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就是觉得这小伙子干活踏实，从不多言多语，交代的事都能办好。后来有一次，韩继平去外地谈生意，路上车坏了，大冬天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把她急坏了。她一个女的，哪会修车？ 梁龙军二话不说，钻到车底下，趴在冰冷的雪地里，捣鼓了半个多小时，硬是把车修好了。等他爬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泥，手都冻僵了，脸也冻得通红。 韩继平看着他那样子，心里头一热，眼眶就红了。她从那一刻起，对梁龙军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经历了这么多波折的韩继平，后来也从心眼里边喜欢这个男人。她就感觉，帅不帅无所谓，不要那些甜言蜜语的，就得要踏实能过日子的。能同甘共苦的，才是真正的男人。 梁龙军呢，也佩服韩继平。人家确实有能力，说在那个年代，半年就挣50万了，了不得呀！他也同情韩继平的遭遇，一个女人，带着个女儿，还要打理这么大一个厂子，多不容易。在生活上呢，他就经常照顾她。有时候韩继平忙得顾不上吃饭，他就把饭送到她办公室；有时候韩继平累得腰疼，他就给她捶捶背，揉揉肩。 俩人一来二去的，也就有了感情了。 这感情，和当初跟李本喜的冲动不一样，是细水长流的那种，是互相扶持的那种。韩继平觉着，跟梁龙军在一起，心里头踏实，安稳，不用提心吊胆，不用患得患失。 照理说，李本喜跟小芳都结了婚了，人家韩继平跟梁龙军有感情，那也没什么事吧？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日子，多好。 但这事传到李本喜那，李本喜不干了。 他感觉窝火。凭什么？韩继平是他的女人，虽然他现在跟小芳结婚了，但韩继平也不能跟别人好！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就是典型的占有欲，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他自己可以三妻四妾，但韩继平必须为他守身如玉。 有一天晚上，李本喜喝了几两猫尿，壮着胆子，抄起来一根木头棍子，就闯进韩继平住处了。 韩继平正在屋里算账，听见门被“砰”的一声踹开，吓得一哆嗦。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李本喜已经冲到她面前，还没等韩继平说话，一棍子可就砸在韩继平头上了。 “哎呦！”韩继平惨叫一声，捂着头，鲜血从指缝里流了出来，滴在账本上，滴在地上，触目惊心。 韩继平捂着这流血的头，又惊又怒，就问他：“你都已经跟别的女人结婚了，你凭什么来管我的事？！” 李本喜二话没说，眼睛里闪着凶光，恶狠狠地说：“我告诉你！你要不离开梁龙军，我早晚把你们俩都杀了！” 丢下这句话，他扬长而去了，留下一地的狼藉和捂着伤口瑟瑟发抖的韩继平。 韩继平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头像被泼了一盆冰水，凉透了。她知道，李本喜这个人，说到做到，他真能干出这种事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李本喜啊，又听别人说，韩继平手里头有五六十万存款，挣了大钱了。 李本喜更坐不住了。这钱要落入梁龙军手里，那可不行！那原本应该是他的！是他的！这钱是我的！ 他又来到韩继平家了。 这一回啊，又发挥了他那甜言蜜语的特性啊，他那本事——可恶心人的本事了。他挤出来几滴眼泪，装作后悔的样子，可怜巴巴地说： “继平，之前都是我不对。你知道我内心里最爱的还是你。只要你离开梁龙军，我立马跟李小芳离婚。” 接下来就是说感情话呗，什么海枯石烂的，肉麻的那些。什么“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什么“离开你我才知道你的好”，什么“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用余生补偿你”。 韩继平一看，又心软了。 她恨自己没出息，恨自己不争气，可她就是控制不住。看着李本喜那张熟悉的脸，听着他那些熟悉的话，她心里头那根弦又松动了。 韩继平内心呢，也还是爱着李本喜的。那毕竟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她付出了那么多感情的男人。她总觉着，他心里还是有她的，只是一时糊涂，被小芳迷惑了。 她就答应离开梁龙军。 可没想到，哼，又被骗了。 当天晚上，韩继平可就躺在李本喜身边了，俩人又到一起去了。 这韩继平就等着李本喜离婚呐。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嘿，这婚还没离呢！ 这可把韩继平急坏了。她直接找到李小芳，让她跟李本喜离婚。 这李小芳，人家也不愿意啊。凭什么呀啊？虽然说当时你俩在一起，我算是小三，但毕竟现在我俩是法定夫妻，那你不也是小三吗？五十步笑百步，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 俩人唇枪舌剑，可就吵上了。当时啊，看他俩吵架的，围观的群众啊，有百十来个人，把他俩围的是一圈一圈又一圈。有卖菜的，有路过的，有闲着的，都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李本喜也赶过来了，一看这阵势，脸上挂不住了。他拉着韩继平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闹什么闹？丢人不丢人？” 韩继平瞪着他：“你说过要离婚的！你骗我！” 李本喜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后来跟韩继平就说：“只要你买辆汽车给我开，我马上跟他离婚。” 韩继平一听，买就买！反正买了车也是属于咱们俩的，又跑不了。她也是昏了头了，只要能让他回来，让她干什么都行。 这韩继平给他买了车之后，李本喜又会做出什么无耻的事情呢？ 李本喜说呀，你让我离开她，行，你给我买辆车。这韩继平也答应了，买就买。过了一个星期，这韩继平还真买车了，买了一辆富康轿车。 在那个年代，老三样，富康那是高档轿车呀！锃光瓦亮的车身，真皮的座椅，一发动，马达声嗡嗡的，别提多气派了。这车往厂门口一停，工人们都围过来看，啧啧称奇。李本喜坐在驾驶座上，摸着方向盘，那得意的样子，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车也买了，李本喜该离婚了吧？这回又催李本喜离婚。 李本喜瞪了她一眼，嘴角一撇，冒出一句话来：“你把梁龙军弄死，我就离婚。” 哎，我说李本喜，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说好了买完车就离婚，怎么又提出这个要求呢？ 李本喜冷笑一声，一脸无赖相：“我就说话不算数了，怎么了呀？你要不干，我把你们俩都杀了！” 韩继平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鼻子骂：“你这个无赖！你给我滚！” 俩人声音呢是越吵越大，引来了不少工人围观。工人们站在远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这时候，李本喜面露凶相，一踩轿车的油门，朝着韩继平可就撞过来了！ 马达轰鸣，车头直直地冲过来，韩继平吓得呀，蹭楞往旁边就闪过去了，差点摔倒在地。李本喜呢，调转车头又追过去，像个疯子一样，一次不成又来一次。 车没撞到韩继平，却撞在门口的大铁桶上了。“咣当”一声巨响，新车呀，前挡风玻璃，还有左门的玻璃，撞了一个粉碎，碎片溅了一地。铁桶也被撞瘪了，滚出去老远。 韩继平虽然没被伤着，但是被吓着了呀，两腿发软，站都站不稳，扶着墙才没倒下去。她看着那辆撞坏的新车，看着李本喜那张狰狞的脸，心里头彻底凉了。 她可不敢再逼着李本喜离婚了，只能自己吃个哑巴亏。她本来想着，这样的男人我也不跟他了，从此咱们是桥归桥路归路，哈，谁都不认识谁就算了。 可结果呢，想着摆脱李本喜，还摆脱不了。 93年5月25号晚上，李本喜又来了。他到了韩继平家，让韩继平跟着到他家里边去。 韩继平一看表，快晚上12点了，黑灯瞎火的。这时候来找他，肯定没好事啊！她心里头警铃大作，坚决就不去。 李本喜这时候恼羞成怒，一伸手抓住了韩继平的头发，把她摁在地上一顿猛打。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落在她脸上，身上，疼得她嗷嗷直叫。 随后呢，他又抄起来饭桌上的菜刀，用那刀背，“砰砰砰”地敲打韩继平的头。每敲一下，韩继平的头就嗡的一声响，眼前直冒金星。 “你他妈要不去，我用这把刀，我把你剁成肉酱！”李本喜瞪着眼睛，像一头嗜血的野兽，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冷得刺骨。 韩继平确实被吓着了，浑身筛糠一样地抖。无奈之下，她捂着流血的伤口，跟李本喜上了车。 车子离开县城，沿着一条荒凉的乡路，就行走在这夜色之中啊。四周黑漆漆的，没有路灯，没有人家，只有车灯照着前面一小片路，路两边是黑压压的庄稼地，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听得人心里头发毛。 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李本喜从车座底下拿出来一根塑料绳。 韩继平就觉得不对劲了，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你……你干什么呀？” 李本喜阴恻恻地一笑：“我早让你把梁龙军给干了，你现在还不动手。现在我先把你捆起来，扔到旁边的草丛里去！” 韩继平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喊：“本喜，我求求你，你千万别这样啊！只要你不捆我，我什么都听你的，行吗？” 李本喜看着她那副可怜相，哼了一声：“你说话得算数，要不我下回一定把你杀了！” 第二天，这李本喜就又把韩继平带到家里，让她写份保证书，保证三天之内把梁龙军弄死。 韩继平看着李本喜，又有害怕，又有怨恨。她知道这是个陷阱，可她不敢反抗。她低着头，小声说：“本喜，我小学都没念毕业，我不会写字。” 李本喜冷笑一声：“那我写好之后，你自己抄一下，这总可以吧？” 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就写了一份保证书啊。这原文是这么写的： “本喜：我有我的事。我多次要除掉梁龙军，你就是不同意。我现在不管你是否同意，非把他杀死不可。今后卫生纸厂由你来管理，别人无权过问。韩继平，5月26日。” 你看，等于这保证书写完之后啊，这成了韩继平要杀梁龙军，而不是李本喜要杀梁龙军。还把这场子都给了李本喜了。 写完以后，韩继平原原本本抄了一遍。 随后呢，李本喜又写了一张条子，让韩继平接着抄。这条子上写着： “卫生纸厂里的财产债务都属于李本喜，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任何人都无权干涉。韩继平，5月26日。” 这一下子，这场子就算是彻底给了这李本喜了呀！ 韩继平抄完了，李本喜呀，终于笑了。笑的那么得意，笑的那么小人，那么恶心，像一只偷到鸡的黄鼠狼。 为了这两张条子，李本喜酝酿好长时间了。韩继平是死是活，对于他来说无所谓，但是钱得是我的。 韩继平自从写了那两张条子，可就一直睡不好觉了。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过着这几年的事。从认识李本喜，到跟他好上，到离婚，到同居，到他背叛，到他敲诈……一幕幕，一件件，像刀子一样剜她的心。 她掂量来掂量去，觉得不对劲啊。李本喜这么做，就是想杀了我和梁龙军呐！让我杀梁龙军，最后那我得去坐牢啊，我得枪毙啊！然后他顺利的霸占卫生纸厂啊！ 想到这，韩继平恨的牙根痒痒啊，又恨又怕。她恨李本喜的无耻，恨自己的软弱，恨命运的不公。她怕真有一天会被李本喜害死，怕自己辛辛苦苦挣下的家业落到他手里，怕梁龙军也被他害了。 等着被他害死，还不如先下手把他给弄掉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韩继平知道自己这是在走钢丝，是在玩火，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她就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兔子，只能回头咬人。 93年6月1号，韩继平买菜的时候，顺便从这地摊上买了10包毒鼠强。那是一种剧毒的老鼠药，白色粉末，无色无味，只要一点点，就能要人命。她把药揣在兜里，心跳得厉害，手心直冒汗，但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又过了一个星期，6月8号晚上。 李本喜呢，来到韩继平家吃饭。他今天心情好像不错，哼着小曲儿，大摇大摆地进了门。韩继平正在厨房忙活，锅里的菜滋滋地响，油烟味儿飘了满屋。 吃饭的时候，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哎呦，就又开始骂韩继平。什么“你这个臭婆娘”，什么“不识好歹”，什么“欠收拾”，骂的那个难听啊，一句比一句恶毒。 韩继平被骂的呀，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的，低着头，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总觉得心里边啊，有口气堵在这，憋的难受，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 她听着李本喜的骂声，看着他那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脑子里那根弦，终于“嘣”的一声断了。 她这回算是彻底下定决心，我要实施那个计划了。 奇怪的是，一旦下定决心，她反而平静下来了。她呢，因为马上要行动了呀，马上要解恨了呀，这心里也就不感觉憋气了。那口气，好像一下子就顺了。 她压住心里头的火，强撑出来一副笑脸，跟李本喜赔不是：“哎呀本喜，别吵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接着，韩继平从桌子底下抱出来一个大西瓜。6月份了，这西瓜刚下来呀，正是大伙喜欢吃，正是值钱的时候呢。那西瓜圆滚滚的，碧绿碧绿的，拍一下“嘭嘭”响，一看就是个好瓜。 她抱着西瓜拿到厨房，“乓乓乓”把这西瓜切的一块一块的，鲜红的瓜瓤，黑籽，看着就诱人。然后她哆嗦着手，从兜里掏出那10包毒鼠强，一包一包地撕开，把这毒鼠强呢，就撒在了一块西瓜上。白色的粉末落在红瓜瓤上，很快就化开了，看不出来了。她还撒了一勺白糖在上面，拌匀了。 韩继平随后端着西瓜出来，把这盘撒了药的西瓜递给这李本喜，脸上堆着笑：“本喜，你喜欢吃甜的。现在这瓜呀，还没到那么甜的时候呢，我给你加了一勺白糖。你原来不也喜欢西瓜蘸白糖吃吗？” 嘿，这李本喜啊，是挺喜欢吃甜的。他从小就好这口，喝粥要放糖，吃馒头也要蘸糖。嘿，他要不是这么喜欢吃甜的，韩继平还不能这么顺利的实施计划呢。 李本喜挺开心，拿过来，“咔咔咔”，三口两口就吃了。一边吃还一边嘟囔：“嗯，这瓜不错，够甜。” 韩继平看着他吃下去，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大气都不敢出，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嘴，盯着他的喉咙，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吃完不一会，这药劲可就上来了。 李本喜突然捂着肚子，“哎呦”一声，脸色刷地白了，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哎呦，也没力气了，吱哇乱叫，嘴里喊着：“疼……疼死我了……肚子……肚子疼……” 接着就不停地抽搐，身体像筛糠一样抖，手脚乱蹬，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眼睛往上翻，露出吓人的眼白。 韩继平一看，还是心软了。她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心里头像被针扎了一下。再怎么恨，这也是她爱过的男人啊。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赶紧把李本喜扶上车，准备送他到卫生院。 可是开车到卫生院的半路上，韩继平的脑子里又翻腾起来了。 她想着李本喜这几年的种种劣迹，他的丑恶嘴脸。他如何背叛她，如何欺骗她，如何打她，如何敲诈她，如何逼她写保证书，如何想霸占她的财产……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 她又有点犹豫了。他要真被救活了，他知道是我下的毒，他不会放过我的！一旦让他好过来，那我的命可就没了！ 她心里头天人交战，一边是心软，一边是恐惧；一边是旧情，一边是自保。 最后，恐惧占了上风。 她下了狠心，要除掉这个负心人！ 她呀，硬着头皮，开着车，调转方向，朝着西南方向开了过去。那边呢，有口深井。 那口井啊，是口老井了，十几米深，井口上呢，盖着几块水泥板子。旁边有个豁口，是用石头堵住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小孩掉进去。 韩继平把车停在井边，四周黑漆漆的，只有风吹过庄稼地沙沙的响声，还有远处的狗叫声。她下了车，打开后车门，看着蜷缩在后座上的李本喜。 李本喜已经不动弹了，脸色青灰，嘴角流着白沫，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开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韩继平的心“咚咚”地跳，手抖得厉害，但她还是咬着牙，拽着他的胳膊，把他从车上拖下来。李本喜的身体软塌塌的，死沉死沉的，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拖到井口边上。 她把豁口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挪开，露出一个黑洞洞的窟窿。那窟窿像一张大嘴，张着，等着吞噬一切。 李本喜头朝下，韩继平一闭眼，一咬牙，使劲一推—— “下去吧，您那！” “扑通”一声，重物落水的声音，从井底闷闷地传上来。那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重锤，砸在韩继平的心上。 她站在井边，喘着粗气，浑身是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她往下看了一眼，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井水泛着幽幽的光。 她重新把那豁口又堵住了，把石头一块块码好，跟原来一模一样。 然后她上了车，发动引擎，头也不回地开走了。 一路上，她的手还在抖，心还在跳，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这李本喜死了之后，他可回不了家了呀。他家里边可有媳妇李小芳的呀。 李小芳是左等右等，等不着人。第一天没回来，她以为他去打牌了；第二天还没回来，她有点急了；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不见人影。 她四处找也找不着，问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没见过李本喜。去县城找，韩继平说她也不知道，说那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走了，再没见过。 失踪了几天之后，李小芳意识到不对了，于是报了警。她还向警方指证，肯定是韩继平干的！她跟李本喜有仇，她恨他，她一定是他杀的！ 不到半个月，韩继平啊，就被警方请进了公安局。 面对警方审讯，这韩继平也没有隐瞒，如实供述了事实经过。她说了，她是怎么被李本喜欺骗、敲诈、殴打、威胁的，她是怎么在恐惧中买了毒鼠强的，她是怎么在西瓜里下毒的，她又是怎么把他扔进井里的。 她说的时候，语气平静，没有激动，没有后悔，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这事呢，也传回村子里边了。村民们呐，哎呦，都同情韩继平，感觉这李本喜就是可恨，他这算是活该！死了活该！这种人渣，活着也是祸害！ 大伙呢，纷纷写联名信，写给省市县各级政法机关，请求能够从轻处理韩继平故意杀人案。信上按满了红手印，密密麻麻的，有几百个。有的村民不会写字，就让人代笔，然后按上手印。他们说，韩继平是个好人，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求政府开恩，饶她一命。 法院呐，最终经过审理，认为被害人有一定过错，可酌情对韩继平从轻处罚。毕竟李本喜长期对韩继平进行欺骗、敲诈、殴打、威胁，对案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终，韩继平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消息传出，有人叹息，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判得轻了。但不管怎么说，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只是，那口深井，静静地立在那里，井水幽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过井口，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在呜咽，又像是在叹息。 一个女人的一生，一段错误的感情，一场血腥的悲剧，就这样，被埋在了那口深井里，埋在了那个年代的风尘里。 第241章 女司机遇害后，车被开到200公里外，尸骨却扔在家门口！ 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光是听名字，就透着一股子渗人的凉意——叫人骨拼图。 拼图这玩意儿，大伙儿小时候都玩过吧？一盒子小碎片，东一块西一块，看着乱七八糟的，可你要是耐着性子，一块一块地试，一块一块地拼，到最后，嘿，一幅漂漂亮亮的图案就出来了。还有现在年轻人爱玩的乐高，也是那个意思，一堆小零件，按照图纸，咔哒咔哒往上摞，最后能给你变出个城堡、飞船什么的。这玩意儿考验的是眼力，是耐心，更是脑子。 可您想过没有，咱们刑警破案，有时候干的也是这么个活儿——把东一块西一块的线索捡起来，拼回去，还原出事情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我们要拼的，有时候不是图画，不是积木，而是……人命。 2010年9月，江苏常州溧阳市。 那年入秋，雨水特别多。一连几天，淅淅沥沥的雨就没停过，把整个溧阳城泡得潮乎乎的。等到雨终于停了，天放晴了，溧阳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却接到了一个让他们心头一紧的报警电话，连夜赶到了郊外。 溧阳这地方，大伙儿都知道，最出名的是天目湖，天目湖最出名的是什么？天目湖鱼头啊！那汤白得跟奶似的，鱼肉嫩得跟豆腐似的，想起来都流口水。因为这鱼头，溧阳水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沟，星罗棋布，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 可这一次，警察不是来吃鱼头的，他们是奔着一处稻田边的破河沟来的。 这地方偏得很，离公路有五六公里远，周围也没几户人家，平时除了种地的村民，鬼都不来一个。河沟紧挨着水稻田，杂草长得比人膝盖还高，还有一些带刺的灌木丛，密密匝匝地把这儿遮得严严实实的，大白天走进去都阴森森的。 报案的是个老农。那天雨停后，他扛着锄头到田里看看水情，路过这河沟的时候，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也说不上来是哪儿不对，就是心里发毛。他壮着胆子，用锄头拨开草丛往里瞅了一眼——就这一眼，差点没把他的魂给吓飞了！ 泥水里，泡着个圆滚滚的东西，白惨惨的，一半埋在淤泥里，一半露在外面。露出来的那一半上，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正直勾勾地对着他。老农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那是个人头骨啊！眼窝子就跟他眼对眼呢！ “妈呀！”老农扔了锄头，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村，哆嗦着报了警。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带队的是溧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叫秦超一，是个干了几十年的老刑警，什么血腥的场面没见过？可当他蹲在河沟边，看到那个半露在泥水里的颅骨时，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那黑洞洞的眼窝子，在昏暗的光线下，好像能把人的魂给吸进去似的。 “挖！”秦超一咬了咬牙，下了命令。 这一挖，就是整整两天。 民警们穿着雨靴，戴着白手套，在淤泥和草丛里一寸一寸地摸索。头骨找到了，接着是肋骨、脊椎骨、骨盆、四肢的骨头……大大小小，上百块。法医蹲在那儿，一块一块地捡，一块一块地看，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最后，除了少数特别细小的骨头，比如手指脚趾末端那些跟米粒儿似的籽骨，其他的，基本上都能拼出一具完整的人形了。 咱们上小学自然课、初中生物课都学过，人体一共206块骨头。眼前的这些，虽然还没凑齐全部，但已经足够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这是一具人的尸骨，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变成了一堆骨头，躺在这无人问津的臭水沟里。 天早就黑透了，河沟边拉起了临时照明灯，惨白的灯光把周围照得跟白天一样。蚊虫围着灯嗡嗡地转，往人脸上、脖子上扑，可没人顾得上拍。 秦超一站在岸边，看着手下弟兄们在泥水里忙活，心里头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几个问题：这死者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问题是，除了骨头，现场几乎什么都没留下。 溧阳这地方，气候湿润，雨水丰沛，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这样的气候，庄稼长得好，人住着舒服，可对刑事侦查来说，却是最头疼的——什么脚印、车辙、血迹，一场雨下来，全给你冲得干干净净，烂得无影无踪。这具尸骨在这儿不知道躺了多久了，那些可能附着在人体组织上的指纹、毛发、血迹，早就随着皮肉的腐烂，彻底消失在了泥土里。 忙活到大半夜，法医带着那些骨头回了公安局。他不敢歇，也歇不下来，一头扎进解剖室，立刻开始验骨。 灯光下，那些骨头被一块块地摆放在不锈钢解剖台上，泛着暗淡的光泽。法医戴着口罩，眯着眼睛，拿着放大镜，一块一块地仔细观察。 “秦大。”法医从解剖室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初步有数了。” “说。” “死者是女性，成年，年龄大概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身高，根据股骨推算，大概一米六左右。”法医顿了顿，“死亡时间……至少半年以上了，可能还要更长。具体多久，骨头上的信息有限，没法给出精确的时间。” 秦超一点了点头。半年以上，甚至两年，都有可能。这个时间跨度，让排查工作的难度一下子大了不少。 “死因呢？能不能看出来？”秦超一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法医摇了摇头，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难。我把每块骨头都仔仔细细看了，形状、颜色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砍切伤，没有刺伤。如果她是被人杀害的，凶手用的手段，可能没伤到骨头。比如……掐死、捂死，或者毒死。这些，骨头上是看不出来的。” 秦超一沉默了。没有伤痕，就意味着无法直接判断是不是命案。可凭着几十年的刑侦经验，他心里隐隐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个年轻的成年女性，不可能无缘无故死在那种地方，身边连个包裹、证件都没有，这本身就不正常。 “继续查。”秦超一说，“再仔细看看，任何细小的痕迹都不要放过。” 法医点了点头，又回到了解剖室。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现场勘察有了新的进展。民警们在河沟更深处的淤泥里，又扒拉出了一些东西。 “秦大，你看！”一个年轻民警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证物袋，跑过来给他看。 证物袋里，是一双运动鞋。女士的，灰白色，鞋面上沾满了黑泥，款式倒还挺新。旁边还有一个红色的东西，是一条发带，用来绑头发的，那种很普通的松紧带，上面还有个小小的蝴蝶结。 这两样东西的出现，让所有人都精神一振。有遗物，就可能有线索！ 秦超一接过证物袋，仔细端详着那双运动鞋。鞋底的花纹还比较清晰，磨损得不算太厉害，说明死者生前没穿太久。那条红色的发带，颜色还很鲜艳，在农村，年轻小媳妇爱用这个。 他马上安排人，把这两样东西拍了照片，连同尸骨的特征信息一起，制作成寻尸启事、认尸启事，在溧阳全市范围内张贴、发布。同时，也在电视台滚动播出。 启事发出去没几天，还真有了回音。 一个中年男人急匆匆地赶到公安局，说那运动鞋和发带，像是他失踪两年多的妻子刘佩云的。 这人叫谢涛，是溧阳市区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妻子刘佩云，在2008年9月4日晚上离奇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秦超一亲自接待了谢涛。他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三十出头，皮肤黝黑，一脸憔悴，眼睛里有期待，也有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你确定是你妻子的东西？”秦超一把证物袋递给他。 谢涛接过来，手有些发抖。他把运动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拿起那条发带，手指摩挲着那个小小的蝴蝶结，眼眶慢慢红了。 “是她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这鞋，是那年夏天我们在商场买的，她喜欢这个颜色。这发带……她平时开车拉客的时候，嫌头发碍事，就用这个扎起来。我记得，她失踪那天，戴的就是这个。” 秦超一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提了起来。落地的，是尸源终于确定了；提起来的，是这果然是一起失踪案，而且时间跨度长达两年。两年，多少线索都可能湮灭了。 “你妻子失踪的详细情况，你跟我说说。”秦超一翻开笔记本，准备记录。 谢涛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那段埋藏在他心底两年多的往事。 那是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刘佩云，那年25岁，在溧阳市区开一辆银灰色的五菱之光面包车，跑“黑车”拉客。说是“黑车”，其实就是没有正规营运手续的私家车，靠低价在街上揽活，这在当时的小县城很普遍。 他们的儿子刚两岁，放在爷爷奶奶家带着。小两口就住在市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有个盼头。谢涛开出租，刘佩云跑黑车，夫妻俩都想趁着年轻多挣点钱，以后供孩子上学，把日子过好点。 那天晚上，谢涛也开着出租车在外面拉活。大概九点多钟，他估摸着妻子该收工了，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谢涛没太在意，心想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他又打了几遍，还是关机。他有点纳闷，刘佩云平时挺注意的，手机电量不够了会提前跟他说，或者在车上充电，很少有关机的时候。 一直等到夜里十一二点，他收车回家，家里还是黑的，刘佩云没回来。他给她几个要好的姐妹打电话，都说没见着。他又打，还是关机。 那一夜，谢涛坐立不安，在客厅里坐到天亮。他不停地安慰自己，也许她临时拉了个长途客人，跑到外地去了，手机又正好没电，明天就回来了。 可第二天一大早，刘佩云还是没回来，电话依然关机。谢涛彻底慌了，他跑到公安局，报了警。 “她失踪那天，有什么异常吗？”秦超一问。 谢涛想了想，摇了摇头：“没什么异常。早上我们一起吃的早饭，她说今天去街上转转，多拉几个客人。中午我们还通了电话，她说在市中心超市门口等活呢，一切都好好的。” “她平时接触的人，有没有可疑的？有没有跟人结过仇？” “没有。”谢涛很肯定，“佩云性格好，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从来不跟人红脸。我们两口子社会关系也简单，就是开车的那些同行，还有亲戚朋友，没有仇人。” 秦超一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本人，是什么时候？” “就是那天早上。”谢涛说，“不过……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开车路过市中心那个超市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车了。” 秦超一眼睛一亮：“你看见了？她的车停在超市门口？” “对，就停在路边，等着拉活的位置。”谢涛说，“我当时还想着，她今晚还挺勤快的，这么晚了还在等。我本来想停下车过去跟她说句话，但正好有个客人招手拦我的车，我就走了。谁能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车。” 刘佩云失踪的当天晚上，她的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溧阳市中心那个超市门口，时间是晚上八点多。 根据谢涛的报案，九点多钟他打电话的时候，刘佩云的手机已经关机了。这意味着，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警方立刻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那个超市门口。 和刘佩云一起在那儿等活的，还有好几个开黑车的司机。民警找到他们，反复询问那天晚上的情况。 其中一个司机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那晚啊，我想想……”那个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哥，说话慢条斯理的，“是有个男的，上了刘佩云的车。大概八点一刻左右吧，那人从超市那边走过来，直接就奔她的车去了。” “那男的长什么样？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民警追问。 老大哥挠了挠头：“这……真没看清楚。天黑了嘛，路灯也不亮，隔得又远，就看见个大概的影儿。个子不算矮，中等身材吧，穿的好像……好像是深色的衣服。具体啥样，真说不上来。” “他上车前，跟刘佩云说话了吗？讲价了吗？” “没有！”老大哥这回倒是记得清楚，“就是因为没讲价，我才多看了两眼。咱这跑黑车的，都指着拉个活儿养家糊口呢，客人上车前，哪个不得先问问价钱？去东边多少钱，去西边多少钱，五块贵不贵，三块行不行？都是这么个流程。可那男的，直接拉开车门就上去了，坐到后排。刘佩云也没问，好像……好像他俩认识似的。” 认识？ 这个细节，像一根针，扎进了侦查员的心里。 如果刘佩云和那个男乘客认识，那这案子就简单多了——熟人作案。可问题来了，那个男的是谁？他跟刘佩云什么关系？为什么上了她的车，然后刘佩云就失踪了？ 警方调取了超市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2008年，溧阳市区的监控摄像头还不像现在这么密集，稀稀拉拉的。但幸运的是，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个路口，监控拍到了那辆银灰色面包车的模糊影像。 画面里，面包车从超市门口驶出，朝着西南方向开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开车的人是谁，车里还有谁，都看不清楚。 这是刘佩云失踪后，她的车留下的唯一影像记录。 面包车消失在西南方向，警方也把调查方向转向了西南。 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开始对刘佩云的社会关系进行拉网式排查。既然那个男乘客可能是熟人，那就把刘佩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过一遍筛子。 这一筛，就筛出了两个人。 第一个，叫潘军，45岁，安徽铜陵人。 潘军是个生意人，经常往返于江苏和安徽之间跑买卖，在溧阳有一套房子。警方调查发现，潘军和刘佩云认识，而且，潘军对刘佩云有好感。有好几个司机都反映，潘军经常坐刘佩云的车，有时候明明别的车空着，他也等着坐刘佩云的。还经常给刘佩云打电话，一聊就是半天。 更关键的是，刘佩云失踪那天，潘军就在溧阳！他和朋友一起吃了晚饭，然后……然后他说他回家睡觉了。 “你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坐刘佩云的车？”警方找到潘军，开门见山。 潘军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一听这话，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一口咬定：“没有！绝对没有！那天我和朋友喝完酒，就直接回家睡觉了，哪都没去！” “谁能证明？” “我朋友啊！我们一直喝到八点，他才走的。我回家睡觉，谁证明？我一个人睡觉，难道还找个证人看着我睡啊？”潘军有些急了。 警方找到潘军说的那个朋友，朋友证实了那天晚上确实和他一起喝酒，喝到八点左右，潘军说累了，想回去休息，两人就散了。 但八点之后呢？没人能证明。 潘军的体型，和司机们描述的那个男乘客，比较接近。他的嫌疑，没法排除。 第二个嫌疑人，更让人意外——刘佩云的丈夫，谢涛。 谢涛是报案人，按理说应该是受害人家属。可秦超一总觉得，他报案报得太快了。 “一般来讲，老婆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报案的，不多见。”秦超一在案情分析会上说，“大多数人会先自己找找，给亲戚朋友打一圈电话，实在找不着了，过个一两天才来报警。谢涛这个反应，有点着急，好像急于证明什么似的。” “秦大，你是说……他急着证明妻子失踪跟他没关系？”一个侦查员问。 “对。有时候，太着急撇清关系的人，恰恰是关系最深的。”秦超一说，“查查他。” 这一查，还真查出点问题。 刘佩云和谢涛的婚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两人经人介绍认识，谈了四个月恋爱就结婚了，算是闪婚。婚后的日子，柴米油盐，很快就消磨掉了最初的甜蜜。最大的矛盾，出在钱上。 为了买那辆面包车，他们借了两万多块钱的外债。四万多的车，借了两万多，压力可想而知。夫妻俩经常为还钱的事吵架，街坊邻居都听过。刘佩云生前跟闺蜜抱怨过，说谢涛脾气大，动不动就发火。 会不会是夫妻矛盾激化，谢涛动了杀心？ 可查来查去，谢涛有不在场证明。刘佩云失踪那天晚上，他一直开着出租车在市区转悠，拉了好几个客人，行车记录、加油记录都对得上。他没有作案时间。 除非……他雇凶杀人。 秦超一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会不会谢涛事先知道妻子那天晚上要拉一个“特殊”的客人，他故意在八点多的时候开车经过超市门口，“确认”妻子还在等活，然后让那个“客人”——也就是他雇的杀手——上了车？他自己则继续跑出租，制造不在场证明。等杀手得手后，他第二天一早报案，显得自己无辜。 这个假设很完美，但需要证据。谢涛有没有买凶杀人的动机？有没有雇凶的经济能力？有没有和可疑人员接触？警方调查了一圈，发现谢涛既没买过巨额保险，也没什么婚外情，社会关系简单得像个透明人，找不到任何买凶杀人的证据。 两个嫌疑人，一个潘军，一个谢涛，都悬在了那里，没法排除，也没法确定。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 转机，出现在刘佩云失踪后的第五天。 安徽警方传来消息：他们在监控录像里，发现了那辆银灰色五菱之光面包车的踪迹！ 江苏、安徽两省警方通力合作，调取了50多个收费站的卡口录像，查看了40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终于拼出了那辆面包车在9月4日当晚的行车路线。 路线是这样的：从溧阳城区出发，往西走，经过郎溪县的中美卡口，然后上了高速，一路向西，最后在安徽南陵县下了高速。 全程200多公里，用了4小时43分钟。 侦查员们兴奋地在地图上画出这条路线，手指一路跟着面包车的轨迹移动，最后停在了南陵县。可到了南陵县城，监控又断了——那个年代，县城的摄像头比溧阳还少。 不过，重看视频的时候，侦查员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 面包车通过前面几个卡口时，因为天黑或者摄像头角度问题，拍下的影像都很模糊，看不清开车的人。但最后在南陵下高速的那个卡口，画面稍微清晰了一点，能看出来——开车的是个男人！ 刘佩云是女司机，怎么会换成男人开车？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卡口之前，很可能刘佩云已经遇害了！凶手开着她的车，逃到了安徽！ 侦查员们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们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包车行驶的最后一个路段——从宣城到南陵石浦之间，大约116公里。 按照正常速度，这段路一个小时左右就能走完。可面包车，用了两个半小时！ 整整多出了一个半小时！ 这一个半小时，凶手能干什么？ 足够他处理尸体！ 宣城到南陵之间，有山有水，有荒野有密林，随便找个地方把尸体一扔，天黑路偏，根本没人会发现。 溧阳警方立刻联合安徽警方，对这段100多公里的高速路沿线进行地毯式搜索。民警们沿着公路两侧，钻进树林，翻过山坡，搜遍了每一个可能的抛尸地点。可一连几天，什么也没找到。 就在大家快要失望的时候，第九天，南陵县城传来消息：那辆面包车，找到了！ 面包车停在南陵县城一处偏僻的路边，紧挨着一片废弃的厂房。 民警赶到的时候，车身上落满了灰尘，轮胎也有些瘪了，显然在这儿停了不少日子。透过车窗往里看，驾驶座上没人，后排座椅空荡荡的。 技术人员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一股陈旧的气味扑面而来，混合着灰尘、汗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味道。 车里没有刘佩云。 也没有她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还有她平时手上戴的那枚金戒指。 不仅如此，车上还少了两样东西：前后两块车牌被人卸了；中控台上那个mp3播放器，也被撬走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几根断掉的电线头露在外面。 mp3那玩意儿，在2008年还算个时尚物件，能听歌，能存文件，年轻人喜欢。可为了一个二手的mp3，费劲巴拉地撬下来拿走，至于吗？ 再仔细看，车里还多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前排驾驶座的地上，有一小堆烟灰。烟灰散落着，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像是有人抽完烟，随手把烟灰弹在了那儿。 第二样，在后排座椅的缝隙里。一枚红色的蝴蝶发卡，小小的，做工挺精致。 谢涛被叫来辨认。他一眼就认出，那发卡是刘佩云的。 “她喜欢戴这种小发卡，把刘海别到一边。”谢涛拿着那个发卡，手又开始抖，“怎么……怎么会在后排？” 是啊，刘佩云是司机，开车的时候坐在前排，她的发卡，怎么会掉到后排座椅上？ 除非……她到过后排。 在什么情况下，司机会离开驾驶座，跑到后排去？ 答案只有一个：在车上发生了搏斗。凶手从后排袭击了她，两人扭打在一起，发卡在这个过程中被碰掉，落在了后排。 秦超一蹲在车边，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眼睛盯着车里每一个角落。凶手很狡猾，方向盘、车门把手、档杆，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都被仔细擦拭过了。别说凶手的指纹，连刘佩云自己的指纹都没留下。 这说明什么？说明凶手有反侦查意识，知道擦掉痕迹。 可他还是留下了破绽——那堆烟灰，和那个发卡。 刘佩云不抽烟，这是谢涛证实过的。那烟灰是谁弹的？只能是凶手。凶手是个抽烟的人，而且胆子不小，杀了人之后，还能稳稳当当地开着车，一边开一边抽烟，抽完了把烟灰往地上一弹。 还有那堆粗糙的撬痕。mp3是被硬撬下来的，撬得很急，很不专业，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凶手为什么要撬走mp3？为了听歌？还是为了卖钱？ 一个为了卖二手mp3的钱而杀人的人，会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 极度窘迫。 一个知道擦掉指纹，却忍不住在车上抽烟，还留下撬痕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 有前科，但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作案时紧张、慌乱。 一个从溧阳开到南陵，对这条路线如此熟悉的人，会是什么地方的人？ 也许不是南陵本地人，但一定经常跑这条路。 凶手的大致轮廓，在秦超一心里慢慢清晰起来：男性，抽烟，会开车，经济状况很差，可能有前科，熟悉溧阳到南陵的路线，作案时慌张，事后故意擦掉痕迹。 可这个人，到底是谁？ 技术人员的勘察还在继续。 他们用棉签，蘸着特殊试剂，在车里的每一个角落仔细涂抹。门把手、方向盘、座椅缝隙、安全带卡扣……任何可能留下生物痕迹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当试剂涂抹到驾驶座一侧的拉门内侧时，棉签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色。 “有情况！” 法医立刻凑过来，拿着强光手电筒，对准那个位置仔细观察。在金属门框的内侧，靠近边缘的地方，有两处极其微小的暗红色斑点。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是锈迹或者污渍。 可法医知道，那不是锈迹。 他小心翼翼地用棉签蘸取样本，装进试管，送回实验室进行dNA检测。 结果出来了。 其中一份血迹，属于刘佩云。 而另一份血迹，是一个未知男性的。 既不是谢涛的，也不是潘军的。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谢涛和潘军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可这个神秘的男乘客，还是没有浮出水面。dNA比对进了全国数据库，却像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匹配的信息。 他就是那个上车没讲价的男人吗？他就是那个在车里抽烟、撬走mp3的男人吗？他就是杀害刘佩云的凶手吗？ 如果是他，他到底是谁？为什么在dNA库里找不到他？ 唯一的解释是：这个人，没有前科。或者，他有前科，但那个年代，他的dNA还没有被录入数据库。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可秦超一脑子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一直挥之不去。 那就是：抛尸地点和弃车地点之间的矛盾。 根据监控，刘佩云很可能是在快到南陵的那100多公里路段上遇害的。如果凶手是在那儿杀了人，他应该就近抛尸，把尸体扔在安徽的某个地方才对。可为什么，刘佩云的尸骨，两年后会在溧阳郊区的一个河沟里被发现？ 这不符合常理。 除非……凶手是先抛尸，再开车去的安徽。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他是安徽人，他完全可以把尸体藏在车上，开到安徽，找一个更熟悉、更隐蔽的地方处理。为什么要冒险在半路上，在可能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抛尸？ 除非……他不是安徽人。 他是溧阳本地人！ 他故意把尸体扔在溧阳附近，把车开到安徽扔掉，就是想制造一个假象——让警方以为凶手是安徽人，把侦查方向引到安徽去，而他这个真正的凶手，就躲在溧阳，躲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 “调转方向！”秦超一在案情分析会上，用力地敲了敲黑板，“重点排查溧阳本地人！” 2010年9月，刘佩云的尸骨被发现后，秦超一带着专案组，再次来到了那个河沟。 两年过去，河沟还是那条河沟，杂草还是那么茂盛。可这一次，秦超一的眼光，落在了另一个东西上——螺丝。 江南水乡的河沟里，有螺丝再正常不过了。可秦超一蹲在岸边，看着沟里的水，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他让人拿来网兜，在河沟里随便捞了几下，捞上来满满一兜子螺丝。黑的、青的，大大小小，密密麻麻。 “这螺丝，也太多了。”秦超一皱着眉头，“不像是自然长的，倒像是被人倒进去的。” 他让民警走访周边的村民，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这河沟里的螺丝，以前也这么多吗？ 一个老农的回答，让他眼前一亮。 “螺丝？”老农挠了挠头，“以前没这么多啊。就是前两年，大概是08年秋天吧，有一阵子，这沟里突然多了好多螺丝，臭得不行。我们还以为是哪个养鱼的倒掉的，也没在意。” 08年秋天！刘佩云失踪的时候！ “你们当时闻到臭味了？”秦超一追问。 “闻到了啊，咋没闻到？”老农说，“那阵子正好是收稻子的时候，我们从这儿过，一股子臭味，还以为是谁家死猫烂狗扔沟里了。后来发现是一堆螺丝烂在那儿，臭的。再后来，慢慢的就没味了。” 秦超一的心跳开始加速。 一堆被人为倒进去的螺丝，正好出现在刘佩云失踪的时间节点上，正好掩盖了尸体腐烂散发出的臭味。这会是巧合吗？ 他立刻让人对河沟进行更细致的勘察，重点就是那些螺丝。 结果让人震惊：这河沟里的螺丝，总重量超过一百斤！ 一百斤螺丝，被人用车子拉来，倒进这条偏僻的河沟里，目的只有一个——掩盖尸臭。 凶手作案后，把尸体扔在这儿，但他不放心。他怕尸体腐烂后，气味会引来路人。于是，他找来了大量的螺丝，倒在尸体上面。螺丝本身就会腐烂发臭，那股臭味，足以掩盖尸臭。等螺丝烂得差不多了，臭味消散了，尸体也已经白骨化了，再也闻不到任何气味。 这个凶手，心思之缜密，手段之狡猾，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而且，这个行为，进一步印证了秦超一的判断：凶手就是溧阳本地人，或者至少是长期居住在溧阳的人。因为只有本地人，才知道这个偏僻的河沟；只有本地人，才方便事后再次返回这里，倒上那一百斤螺丝。 一个外地人，杀了人，抛了尸，跑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还会专门跑回来倒螺丝？ 警方开始围绕“螺丝”这条线索，在溧阳全市范围内展开排查。 谁经常接触螺丝？谁有大量的螺丝来源？ 答案呼之欲出：水产贩子。 很快，一个叫周锡松的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周锡松，42岁，溧阳本地人，已婚，有一儿一女。他的家，距离刘佩云尸骨发现的那个河沟，只有十几公里。他的职业，是水产品运输，主要贩鱼，也贩螺丝。 更重要的是，这个周锡松，抽烟，会开车，而且——有前科。 上世纪80年代，他因为盗窃罪被判过刑，在牢里蹲了好几年。 80年代的盗窃犯，dNA确实没有被录入全国数据库。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比对dNA，没有比对上的原因。 一切都对上了！ 可周锡松这个人，看起来又不像是会为了抢个mp3、抢个手机就去杀人的那种人。警方调查发现，他在2000年初的时候，生意做得挺红火，家里少说也有一两百万的资产。在那个年代的溧阳，算是个小富豪了。 一个百万富翁，怎么会去抢劫杀人？ 继续查下去，答案出来了：赌博。 周锡松有钱之后，迷上了赌博。牌九、麻将、二八杠，什么都玩。赌这个东西，十赌九输，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往里扔。短短几年，他的百万家产输得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到2008年，刘佩云失踪的那会儿，正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穷得叮当响，连买包烟都得赊账。 从富翁到穷光蛋，这种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一个人的心态彻底扭曲。 而且，那段时间，他确实经常往返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对溧阳到南陵的路线，熟得不能再熟。 凶手的所有特征，周锡松全都符合！ 可抓人需要证据。直接去抓，万一不是他，打草惊蛇，再想找证据就难了。 秦超一想了想，说：“盯住他，等他犯事。” 周锡松没让警方等太久。他那个赌博的毛病，根本改不了。没过多久，他又组织了一次聚众赌博。 警方接到线报，雷霆出击，一举端掉了那个赌窝，把周锡松在内的所有赌徒一网打尽。 这招叫“敲山震虎，顺手牵羊”。抓赌是合法的，趁机采集周锡松的指纹和血样，也是合法的。 dNA比对结果出来那天，秦超一亲自盯着化验室的门。当法医拿着报告走出来，冲他点了点头的时候，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两份dNA，完全相符！ 车门内侧那处未知男性的血迹，就是周锡松的！ 可秦超一心里清楚，dNA比对成功，只能证明周锡松上过那辆车，不能直接证明他就是凶手。他可以说，我坐过她的车，不小心划破了手，留下了血。这不犯法。 要定他的罪，还需要更多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专案组开始围绕周锡松外围展开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很快，一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周锡松的妻子，最近用的手机，是一部白色的直板机，牌子、型号，和刘佩云失踪时带的那个手机一模一样！而且，她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样式、成色，也和刘佩云的戒指对得上！ 侦查员找了个机会，悄悄拍下了那部手机和戒指的照片，拿给谢涛辨认。谢涛一看，眼泪差点掉下来：“是她的！那手机，是我俩一起买的！她还在手机壳上贴了个小贴画，你们看，是不是还有印子？” 照片放大，手机壳上果然有一个淡淡的贴画印记。 周锡松这个浑蛋，杀了人，抢了东西，竟然直接拿给老婆用！他这是穷疯了，还是根本没把杀人当回事？ 有了这些证据，警方决定收网。 周锡松被抓的时候，还在牌桌上。他看了一眼眼前的警察，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一句话也不说，问什么都不开口。 秦超一坐在审讯室里，隔着桌子，看着对面那个一脸镇定的男人。他知道，这种人，不见棺材不掉泪。 “周锡松，那辆面包车，你去过吧？”秦超一不紧不慢地问。 “去过。”周锡松居然很痛快地承认了，“坐过那个女司机的车。” “什么时候？” “不记得了，好几年了。” “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周锡松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上面有一道已经愈合的旧疤：“哦，这个啊，搬货的时候划的。” “你的血，怎么会在那辆车的车门上？” “不小心呗。”周锡松耸了耸肩，“坐车的时候，手被车门划破了，流了点血，很正常吧？” 秦超一笑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 “好，那咱们说说别的。”秦超一站起身，走到周锡松身边，慢慢地说，“你老婆那部手机，哪儿来的？” 周锡松的脸色，第一次变了。 “还有那枚金戒指。”秦超一继续说，“你老婆戴的那枚金戒指，哪儿来的？是不是刘佩云的？” 周锡松的嘴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还有那一百斤螺丝。”秦超一的声音不高，却像一记重锤，砸在周锡松心上，“你从哪儿拉的螺丝，倒在那个河沟里，为了什么？” 周锡松的脸色彻底白了，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周锡松，你的事儿，我们都查清楚了。”秦超一回到座位上，点了一根烟，慢慢抽了一口，“从你20岁偷东西坐牢，到你30岁发财，再到你40岁输光家产，杀人抢劫。你这一辈子，也算是起起落落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杀那个25岁的女司机。她跟你无冤无仇，她还有个两岁的儿子。你让她儿子，这辈子都没了妈。” 周锡松低着头，肩膀开始颤抖。 沉默了很久很久。 审讯室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秦超一抽烟的细微声响。 终于，周锡松抬起头，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玻璃：“我……我说。” 2008年9月4日那天晚上，周锡松心情糟透了。 他刚从一个赌局上下来，又输了几千块，欠的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兜里只剩下几十块钱，连明天的饭钱都没着落。他想找朋友借点钱，做点小生意，看看能不能翻本。晚上八点多，他和一个朋友在市区的小饭馆吃了顿饭，喝了点酒。酒是劣质的白酒，辣得嗓子疼，可他还是喝了不少，想借酒浇愁。 吃完饭，朋友走了。周锡松一个人站在路边，不想回家。回家干什么？听老婆唠叨？看孩子要钱？ 他走到市中心那个超市门口，看到路边停着一排面包车。他认识那些车，都是跑黑车的。他以前有钱的时候，也经常坐，给钱大方，司机都爱拉他。可现在，他兜里没几个钱，坐车都得掂量掂量。 他正犹豫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他面前。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年轻女人的脸，笑着问他：“师傅，坐车不？” 周锡松认得她，那个女司机，叫刘佩云。他坐过她的车，几次。她话不多，开车稳，人长得也顺眼。他对她，说不上有什么想法，就是觉得看着挺舒服的。 那天晚上，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心里的烦闷无处发泄，他拉开车门，坐到了后排。 “去哪儿？”刘佩云问。 “去……去南陵。”周锡松随口说了一个地方。南陵他熟，跑水产经常去。 刘佩云没多问，发动了车子。她也没讲价。周锡松知道，她这是把他当熟人了，不好意思开口要钱。 车开出市区，上了公路。夜越来越深，路越来越黑。车里没开灯，只有仪表盘微弱的荧光照着两个人的脸。周锡松坐在后排，看着前面刘佩云的背影，心里的烦闷不但没消，反而越来越重。 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风光，那时候钱多得花不完，走到哪儿都有人叫“周老板”。可现在呢？他成了个穷光蛋，欠一屁股债，连坐个黑车都要琢磨兜里钱够不够。 凭什么？凭什么她一个开黑车的，还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凭什么他周锡松，就要受这个罪？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大概到了溧阳和宣城交界的地方，路边越来越荒凉，前后都看不见别的车。周锡松心里的那股邪火，越烧越旺。 “停车。”他突然说，“我要撒尿。” 刘佩云把车停在了路边。周锡松下了车，站在路边，假装解手。夜风吹过来，带着田野里的泥土气息。他四下看了看，黑漆漆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他的脑子。 他回到车上，没有坐回后排，而是拉开副驾驶的门，坐到了刘佩云旁边。 刘佩云愣了一下，往旁边躲了躲：“你干啥？” 周锡松没说话，盯着她看。酒精烧得他眼睛通红。 “你……你喝多了吧？”刘佩云有些慌了，伸手想去发动车子，“你下去，我不拉你了。” “不拉了？”周锡松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你说不拉就不拉？” 刘佩云吓坏了，拼命挣扎。两人在狭小的驾驶室里扭打起来。刘佩云一边反抗一边喊救命，可这荒郊野外的，哪有人听得见？ 周锡松红了眼，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喊，不能让她跑。他双手死死掐住刘佩云的脖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刘佩云的脸憋得通红，眼睛瞪得老大，双手拼命地抓他、挠他。她的手碰到了车门内侧的铁楞，划破了皮，血沾在了上面。 可周锡松顾不上疼，他只管死死地掐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刘佩云的挣扎越来越弱，最后终于不动了。她的眼睛还睁着，空洞地瞪着车顶，再也没了神采。 周锡松松开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看着眼前的尸体，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杀人了。 他杀了那个年轻的女司机。 短暂的慌乱之后，一个声音在他脑子里响起：不能慌，不能慌，得处理干净。 他把刘佩云的尸体从驾驶座拖到后排，然后自己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深吸了几口气，发动车子，继续往前开。 开到一处偏僻的河沟边，他停下来。那是他以前跑水产时路过的地方，知道那里人迹罕至。他把尸体拖下车，扔进了河沟里。河沟里有水，有淤泥，尸体沉下去，一时半会儿不会被发现。 处理完尸体，他回到车上，继续往南陵开。一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抽烟，烟灰就弹在驾驶座的地上。他的脑子乱糟糟的，一会儿想着怎么逃过追查，一会儿又想着刘佩云最后看他的那个眼神。 开到南陵县城，他把车停在偏僻的路边。他撬下车牌，扔了。又撬下那个mp3，想拿去卖几个钱。他翻遍了车里，把刘佩云的手机、金戒指，还有几十块零钱，全都装进了自己口袋。 做完这一切，他趁着夜色，离开了南陵，坐长途汽车回了溧阳。 过了几天，他总觉得不踏实。那个河沟，尸体会不会被发现？会不会有人闻到臭味？ 他想了个办法。他本来就是贩水产的，螺丝有的是。他拉了一百多斤螺丝，趁夜倒进了那个河沟里。螺丝烂了，发出臭味，正好盖住尸臭。 他以为，这一切天衣无缝。 他以为，把车扔在安徽，警察就会去安徽抓人，怎么也抓不到他这个溧阳人头上。 他把刘佩云的手机拿给老婆用，把金戒指给老婆戴。他以为，没人会注意到这些。 可他忘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1年5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锡松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庭上，周锡松穿着囚服，低着头，听法官宣读判决书。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人也瘦了一圈，再也看不出当年那个百万富翁的影子。 “被告人周锡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槌落下，尘埃落定。 刘佩云的家人坐在旁听席上，谢涛抱着已经四岁的儿子，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两年多的等待，两年多的煎熬，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 可这个结果，换不回那个年轻的妻子，换不回那个孩子的妈妈。 案子破了，秦超一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他走出法院，站在台阶上，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点了一根烟。 他想起了那个河沟，那堆白骨，那个被泥水泡得发白的颅骨，和颅骨上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子。 那些骨头，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有牵挂和不舍。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开车拉客，只想多挣点钱，让儿子过上好日子。她没想到，那个普通的夜晚，那个她以为认识的乘客，会成为她的催命鬼。 一块骨头，两块骨头，三块骨头……上百块骨头，拼成了一具人形，也拼出了一个真相。 可那真相，太沉重了。 第242章 恶夫被妻杀死，全村拍手称快，无人替他惋惜 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小村庄里，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十里八乡的杀夫案。 一般来说，不管夫妻间有多大的仇怨，一方把另一方杀死，凶手总会被人指责，受害者也会得到几分同情。可这起案子不一样，被杀的丈夫，死了之后没有一个人可怜他，村里的男女老少提起他，全都是咬牙切齿的骂声，甚至还有不少人偷偷说，那个动手杀人的妻子，是做了件为民除害的好事。 这话听着离谱，可只要你听完这个死者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死者，名叫王大光，1962年出生在淄博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户家。 熟悉六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全国的经济水平都不高，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能吃饱穿暖就已经是最大的心愿了。王大光的父母，跟村里所有的父母一样，虽然日子清贫，但对这个独子（后来又有了个哥哥）疼爱得不得了，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好用的，从来都是先紧着王大光来，哪怕自己饿肚子、穿补丁衣服，也舍不得让儿子受一点委屈。 可这份毫无底线的疼爱，并没有养出一个懂事的孩子，反而惯坏了王大光一身的坏毛病。从他记事起，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骨子里的恶，像是天生就带的。 小时候，他就爱偷鸡摸狗。村里邻居家的鸡蛋，他趁人不注意就揣进自己兜里；谁家种的瓜果蔬菜，他半夜三更就去地里摘，摘完还不算，还得把菜苗踩烂才甘心；就连村里小孩的零花钱、玩具，他也敢明目张胆地抢，要是对方敢反抗，他就拳打脚踢，把人打得鼻青脸肿。那时候他年纪小，大人们想着“孩子还小，不懂事”，大多只是批评几句，最多让他父母把他领回去管教。可王大光的父母，每次都只是护着他，要么说“孩子还小，不懂事”，要么说“谁家孩子不调皮”，从来没有真正好好教训过他。 就这么着，王大光越长越歪，坏毛病也越来越多。稍微大一点，他就不满足于偷鸡摸狗了，开始跟着村里的几个小混混打架斗殴，在街上横冲直撞，欺负弱小。有时候是因为一点口角，有时候仅仅是看别人不顺眼，他就会拉着人一顿暴打，下手极重，从不留情。那时候，村里的大人小孩，只要看见他过来，都赶紧躲得远远的，生怕一不小心就惹上他。 等他再大一些，胆子就更大了，竟然干起了抢劫行凶的勾当。他跟着几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在村口的小路、镇上的偏僻角落，拦住过往的行人，要么抢钱，要么抢东西，要是对方不肯配合，他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威胁，甚至动手伤人。那时候的王大光，已经彻底成了村里的一霸，人人闻之色变。 时间一晃，到了1980年，王大光刚好满18岁。在这之前，他虽然作恶多端，但因为未满18岁，就算犯了事儿，也只是被拘留管教，最多就是罚点钱，根本不会受到太重的惩罚。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加肆无忌惮，屡教不改。可满了18岁就不一样了，成年人犯法，该承担什么刑事责任，就得承担什么刑事责任，再也没有“年纪小”这个保护伞了。 可王大光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依旧我行我素，甚至比以前更加猖狂。就在他满18岁没多久，他就干了一件大事，持刀抢劫。那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在镇上的一条偏僻小巷里，拦住了一个下夜班的工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逼着对方把身上的钱和手表都交出来。那个工人吓得浑身发抖，本来想反抗，可看着王大光眼里的狠劲，还有架在脖子上的菜刀，只能乖乖把东西交了出去。 可王大光没想到，那天刚好有巡逻的警察经过，听到了动静，当场就把他给抓住了。人赃并获，王大光想抵赖都抵赖不了。这一次，没有人再护着他，也没有人再以“年纪小”为他开脱。最终，法院经过审理，判处王大光4年有期徒刑，送进了监狱服刑。 当时，王大光的父母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儿子在监狱里待上四年，经历过管教，总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村里的人也都想着，四年的牢狱之灾，总能磨掉他身上的戾气，等他出来，应该就能安分守己了。 可所有人都想错了。监狱四年，不仅没有让王大光变好，反而让他变得更加恶劣。在监狱里，他跟那些重刑犯混在一起，学了更多的坏毛病，也变得更加心狠手辣。四年刑期已满，王大光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眼里依旧是那股肆无忌惮的狠劲。 看着儿子变成这样，王大光的父母急得团团转。那时候，王大光已经22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纪早就该成家立业了。老两口思来想去，觉得或许是儿子没有家，没有牵挂，才会一直作恶。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给儿子找个媳妇，成了家，有了责任，他就能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于是，老两口托遍了村里的亲戚朋友，好不容易才给王大光张罗了一个媳妇，这个姑娘，名叫张兰。那个年代，农村的女孩子，名字大多都带着“兰”“芳”“芬”“娟”这样的字，张兰也不例外。她是邻村的姑娘，性格温顺，长相清秀，本来可以找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谁也没想到，她偏偏嫁给了王大光，这一嫁，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王大光的父母，一心以为结婚就能让儿子变好，可他们忘了，监狱都没能改造好的人，怎么可能凭着一场婚姻就改变？结婚后的王大光，不仅没有收敛自己的恶行，反而变本加厉。他好吃懒做，从不出去干活，整天游手好闲，要么在家喝酒，要么出去惹是生非，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张兰一个人的身上。 张兰性子软，一开始还想着，既然嫁过来了，就好好过日子，或许日子久了，王大光就能慢慢变好。可她的隐忍和退让，换来的却是王大光的变本加厉。没过多久，王大光就因为盗窃，再次被抓了起来。这一次，他又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再次走进了监狱。 张兰得知消息后，心都碎了。她看着空荡荡的家，看着自己腹中刚刚怀上的孩子，只能默默流泪，却又无能为力。王大光的父母，这时候也彻底心灰意冷了，他们知道，这个儿子，是彻底没救了。 时间一晃，到了1987年年底，王大光再次刑满释放。这一次，他已经25岁了，可依旧是那副好吃懒做、心狠手辣的模样。所有人都以为，他经历了两次牢狱之灾，总能安分一点了，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出来还不到一个月，就干出了一件震惊全村的大事，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 事情的起因，其实只是一件小事。那天，王大光在家里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就跟哥哥因为一点家产的小事吵了起来。本来只是口角之争，可王大光性子冲动，又喝了酒，一时情绪失控，竟然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把水果刀，朝着哥哥就捅了过去。 当时，王大光的哥哥也没料到弟弟会真的动手，根本没有防备，刀子直接捅进了他的胸口。看着哥哥倒在地上，浑身是血，王大光才瞬间清醒过来，吓得浑身发抖。他其实也没想过要杀自己的亲哥哥，只是一时冲动，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事情发生后，王大光的父母悲痛欲绝，可再悲痛，也挽回不了儿子的性命。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定王大光属于情绪过激，过失杀人，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 从18岁到28岁，这整整十年的时间，王大光在外边正经生活的日子，加起来也不到一年，基本上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照理说，一次次的牢狱之灾，一次次的惩罚，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该心存敬畏，也该有点恐惧，可王大光偏偏不。这十年的监狱生活，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痞无赖，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 这一次刑满释放后，王大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心狠手辣。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好事一件不干，坏事做尽。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淄博有这么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大家提起他，都是一脸的厌恶和恐惧，背地里骂他“不是人”，可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惹他。 村里的人，就算是受了他的气，挨了他的打，哪怕打得身受重伤，也没有人敢报警。大家心里都明白，报警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把他抓起来，判他两年刑，等他出来之后，只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到时候，自己和家人都会受到牵连，得不偿失。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看见他就躲着走，就像躲瘟神一样。 可大家越是怕他，王大光就越猖狂。他没有正经营生，整天就靠着欺负别人、抢夺别人的东西过日子。缺吃少穿了，他就去村里的商店里“买”东西，可他这“买”，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拿钱买，他是白拿，说白了就是抢。 村里的商店老板，只要看见王大光来了，就吓得赶紧笑脸相迎，一边陪着笑，一边说“大光来了，想要什么，随便挑，不用给钱”。要是哪个老板稍微有点反抗，或者脸色有点不高兴，不够热情，王大光二话不说，上去就动手打人，把商店里的东西砸得乱七八糟。久而久之，周围的小商小贩，都不敢在这附近做买卖了。本来挣不了多少钱，王大光一来，就把东西洗劫一空，谁也受不了这个。 王大光的父母，看着儿子这样作恶多端，心里又急又痛，可他们根本管不了。他们也想过好好管教儿子，可只要他们敢说一句，敢管一下，王大光就敢动手打他们。他们心里清楚，这个儿子，连自己的亲哥哥都能一刀捅死，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所以，老两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作恶，无能为力，只能整天以泪洗面，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管教他。 有一年，王大光家里要盖房子。他仗着自己的名声在外，在村里随便点了几个男青年，让他们去给自己干活。那几个男青年，心里都不愿意，可谁也不敢反抗。他们明知道，去了就是白干，一分钱也拿不到，可要是不去，肯定会被王大光一顿暴打，甚至还会连累家人。 就这样，那几个男青年，只能硬着头皮去王大光家里干活。他们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干了整整一个月，可王大光别说给钱了，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给他们吃。这几个男青年，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心里的火气越来越大，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干活，一分钱拿不到？凭什么我们要怕他？ 终于，有一天，这几个男青年实在气不过，就一起去王大光家里要钱。王大光正在家里喝酒，看到他们过来要钱，当场就火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摔，指着他们骂道：“孙子，你们敢来跟我要钱？自个掂量掂量，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赶紧滚，不然我打断你们的腿！” 一边骂着，王大光就伸手要动手打人。那几个男青年，看着王大光凶狠的模样，心里也有点害怕。他们知道，王大光说到做到，真的会动手打他们。没办法，他们只能认倒霉，灰溜溜地走了。从那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人敢反抗王大光了，他在村里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 王大光在外边作恶多端，在家里，对自己的妻子张兰，更是残忍至极。他对张兰，从来没有过一点温柔，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甚至还有一些变态的折磨方式。张兰身上的伤，从来就没有断过，旧伤没好，新伤又添，有时候被打得连路都走不了。 一开始，张兰还会反抗，还会哭着求情，可她的反抗，只会换来王大光更凶狠的殴打。久而久之，张兰就被他打怕了，再也不敢反抗了。有时候，她实在受不了了，就会偷偷躲回娘家，可每次躲回去，都会被王大光找回来，然后又是一顿暴打。王大光还威胁她，要是再敢躲回娘家，就去娘家闹事，打她的父母和家人。张兰看着自己年迈的父母，看着自己年幼的女儿，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可谁也没想到，王大光干的那些畜生不如的事，还在后边。他的恶行，远远不止家暴和欺负村民那么简单。 王大光和张兰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王娟。女儿出生后，张兰一个人忙不过来，她的妈妈，也就是王大光的丈母娘，心疼女儿，也心疼外孙女，就主动搬到了王大光家里，帮着照顾孩子，也照顾张兰的生活起居。 丈母娘是个老实本分的老人，待人宽厚，一开始，她还想着，或许自己好好照顾王大光的饮食起居，他就能对自己的女儿好一点，能收敛一点自己的恶行。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片好心，换来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有一天，王大光在外边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回到了家。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正在哄孩子的丈母娘。酒精上头，王大光的兽性彻底爆发了，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龌龊不堪的念头：“我他妈光睡张兰了，这家里还有一个娘们，我把她也睡了。” 那一刻，他彻底失去了人性，像一头失控的野兽，朝着丈母娘扑了过去。丈母娘年纪大了，根本反抗不了他，只能拼命地挣扎、哭喊，可王大光根本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他的行为极其粗暴，完事之后，丈母娘浑身是伤，一时半会根本下不了床，连动一下都觉得疼。 丈母娘又气又恨，又羞又愧，她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她当时就想报警，想让这个畜生受到应有的惩罚。可转念一想，她还有女儿，还有外孙女，要是她报了警，王大光这个畜生，肯定会报复她们母女俩，说不定还会杀了她们。为了女儿和外孙女的安全，丈母娘只能把这口气咽了下去，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份屈辱和痛苦。 可她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几天之后，王大光又趁着酒劲，对丈母娘再次实施了侮辱。这一次，丈母娘再也承受不住了。这样的事情，别说在现实生活中，就算是过去听书看戏，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禽兽不如的人。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的厄运，为什么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接连受到这样的侮辱和打击，丈母娘又气又急，一下子就卧病在床，没过多久，就瘫痪了。她躺在床上，日渐消瘦，心里充满了怨恨和遗憾，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王大光对她，没有丝毫的愧疚和照顾，反而觉得她是个累赘，有时候还会骂她，嫌她麻烦。 没过多久，丈母娘就因病去世了。在临终的时候，她拉着女儿张兰的手，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声音微弱却又坚定地说：“兰兰，王大光就是个畜生，你一定要赶紧离开他，带着娟娟好好过日子，别再受他的苦了……” 张兰抱着母亲冰冷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她知道，母亲是被王大光害死的，是被王大光的兽行折磨死的。可她无能为力，她不敢反抗，也不敢离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带着怨恨和遗憾离开人世。 可王大光，对于丈母娘的去世，没有丝毫的愧疚，甚至还满不在乎地说：“跟老子有什么关系？是她自己身子骨不行，活该去死。” 这样的话，听着就让人咬牙切齿，可谁也不敢反驳他。 丈母娘走了，可王大光的兽行，并没有停止。很快，下一个受害者，就出现了。这一次，他盯上的，是张兰的侄女，小凤。 那是1995年，小凤刚刚18岁，长得清秀可爱，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是个十足的小姑娘。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小凤就来到了淄博的一个毛纺厂打工，暂时就住在了姑姑张兰家里。 王大光连年纪大的丈母娘都不放过，看到年轻清秀的小凤，自然不会放过。小凤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自己的这个姑父，看自己的眼神总是阴森森的，充满了不怀好意，让她浑身不自在。所以，小凤从来不敢跟王大光对视，每次看到他，都躲躲闪闪的，尽量避开他。 可小凤的躲避，不仅没有让王大光收敛，反而更刺激了他的兽欲。他觉得，这个小姑娘胆小懦弱，就算自己对她做了什么，她也不敢说出去。所以，只要逮着张兰不在家的时候，王大光就会故意找借口接近小凤，对她动手动脚，说一些龌龊不堪的话。 小凤吓得浑身发抖，却不敢反抗，也不敢告诉姑姑。她知道，自己的这个姑父不是东西，心狠手辣，要是自己说了，他肯定会报复自己，甚至会伤害姑姑和表妹。所以，每次张兰不在家，小凤就会把自己的房间门锁死，不敢出来，也不让王大光进来。 可小凤的防备，反而让王大光更加上心，心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发誓，一定要得到这个小姑娘。 有一天，小凤因为要去厂里拿东西，就出门了。她不知道的是，王大光在她身后，一路跟着她。走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周围没有一个人，王大光突然冲了上去，拦住了小凤的去路。 “小凤，干什么去啊？” 王大光脸上带着猥琐的笑容，眼神死死地盯着小凤，看得小凤浑身发毛。 小凤吓得浑身发抖，往后退了几步，小声地说：“我……我去厂里拿东西。” “拿东西急什么？” 王大光一步步逼近小凤，语气暧昧又凶狠，“过来，让姑父心疼心疼你，啊？” 一边说着，王大光就伸手朝着小凤的身上摸去。小凤吓得赶紧躲开，一边哭，一边喊：“姑父，你别这样，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可小凤年纪小，力气小，根本推不开王大光。王大光的兽欲，已经彻底压不下去了，他一把抱住小凤，死死地按住她，恶狠狠地说：“小凤，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他妈立马就弄死你，让你永远都回不了家！” 小凤知道，王大光说得出做得到，他是个没有人性的畜生。这荒郊野岭的，没有一个人路过，就算自己喊破嗓子，也没有人会来救她。绝望之下，小凤只能任由王大光摆布，被这个禽兽不如的姑父，玷污了。 王大光完事之后，根本不管小凤的感受，也不管她哭得撕心裂肺，拍了拍衣服，一个人就扬长而去，留下小凤一个人在荒郊野岭，衣衫不整，嚎啕大哭。小凤的哭声，在空旷的小路上回荡，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可哭有什么用呢？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哭声，也没有人能来救她。 哭了很久之后，小凤才慢慢平静下来，她颤抖着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姑姑家里。回到家后，她整个人都变了，头发乱糟糟的，眼睛又红又肿，脸上满是泪痕，神情呆滞，不管张兰怎么问她，她都一言不发，只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流泪。 张兰看着侄女这副模样，心里很着急，也很心疼，可不管她怎么追问，小凤都不肯说发生了什么事。张兰心里隐隐觉得，肯定是王大光对小凤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可她不敢问，也不敢想，她害怕听到那个残酷的答案。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小凤再也不敢在姑姑家里待下去了。当天晚上，她就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偷偷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她不想再看到王大光，也不想再回忆起那段屈辱的经历。 可没过几天，小凤又不得不回到张兰家里。因为她走得太匆忙，有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还落在了姑姑家里。她本来想让姑姑帮忙寄回去，可又觉得不好意思，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来到了张兰家里。 可她没想到，那天王大光也在家，而且还喝了酒，醉醺醺的。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就算张兰也在家，王大光也毫无顾忌，当着张兰的面，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一边拉着她，一边说一些龌龊的话，还想把她拉进房间里。 张兰一看，瞬间就急了。她知道，王大光又要作恶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侄女，再遭受那样的伤害。这一次，张兰没有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她鼓起勇气，冲了上去，死死地拦住了王大光，大声地说：“王大光，你住手！那是我侄女，你不能动她！” 小凤也趁机挣脱了王大光的手，躲到了张兰的身后，吓得浑身发抖。 王大光被张兰拦住，顿时就火了，他一把推开张兰，恶狠狠地骂道：“张兰，你他妈少多管闲事！这是我跟她的事，跟你没关系！” 张兰被他推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可她还是鼓起勇气，再次挡在小凤面前，说：“我不管，你就是不能动她！” 或许是张兰的态度太过坚决，或许是还有一丝理智，王大光最终没有再对小凤动手。小凤趁机赶紧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过。 小凤走后，王大光把所有的火气，都撒在了张兰的身上。他指着张兰的鼻子，恶狠狠地威胁道：“张兰，你他妈下回再敢多管闲事，我一刀宰了你，你信不信？” 说完，他还专门跑到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眼神凶狠地盯着张兰，那模样，像是要把张兰生吞活剥一样。这赤裸裸的威胁，让张兰浑身发抖，可她心里，却没有一丝退缩。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忍了，再忍下去，不仅自己会被折磨死，自己的女儿，还有自己的家人，都会受到伤害。 威胁完之后，王大光又对张兰一顿暴打，打得张兰浑身是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这样的殴打，对于张兰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她20岁嫁给王大光，整整十年，她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每天都在恐惧和痛苦中度过，身上的伤，从来就没有断过。 其实，张兰早就想过离开王大光，想过带着女儿逃跑。可王大光早就警告过她：“你他妈千万别想着跑，哪天你要是敢走，我就杀了你们全家，一个都不留！” 王大光是个没有人性的人，连自己的亲哥哥都能杀，张兰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他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为了自己的女儿，为了自己的家人，张兰只能一次次地忍气吞声，只能在心里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可她也是人，她也有极限，她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承受这样的煎熬和折磨。 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痕，想着母亲的惨死，想着侄女的屈辱，想着自己女儿未来可能会遭受的伤害，张兰的心里，渐渐浮现出一个念头，只有杀死王大光，才能彻底摆脱这一切，才能彻底保护自己的女儿，保护自己的家人。 可这个念头，让张兰也感到害怕。王大光心狠手辣，人高马大，她一个弱女子，根本不是王大光的对手，怎么才能杀死他呢？她一个人，肯定做不到。 为了能有机会杀死王大光，也为了能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张兰找了一份工作，在镇上的一家小饭店里当服务员。她想着，或许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愿意帮她的人。 可饭店里来吃饭的，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本地人谁不认识王大光？谁又敢惹他呢？就算有人同情张兰的遭遇，也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帮她杀死王大光。张兰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心里越来越绝望。 就在张兰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外地人的出现，给她带来了一丝希望。这个人，名叫赵成，是一个货车司机，常年在外打工，性格憨厚老实，看起来很可靠。赵成因为经常在镇上送货，所以经常来张兰所在的饭店吃饭。 张兰知道，自己不能贸然地告诉赵成，让他帮自己杀死王大光。那样的话，赵成肯定会以为她疯了，不仅不会帮她，还可能会报警。所以，张兰只能慢慢接近赵成，一点点地试探他。 每一次赵成来饭店吃饭，张兰都格外用心地伺候他，主动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听他讲外面的事情。赵成常年在外打工，孤独寂寞，张兰的温柔和体贴，让他感到很温暖。久而久之，两人就熟悉了起来，慢慢有了暧昧的情愫。 赵成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温柔善良、却又带着一丝忧郁的女人，他看得出来，张兰心里有很多心事，有很多痛苦。他想保护她，想让她过上好日子。 有一天晚上，饭店打烊之后，赵成没有走，他留下来，陪着张兰。看着张兰落寞的身影，赵成忍不住问她：“小兰，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或许我能帮你。” 看着赵成真诚的眼神，张兰积压了多年的委屈和痛苦，一下子就爆发了。她趴在赵成的怀里，嚎啕大哭，把自己这些年所遭受的一切，把王大光干的那些畜生不如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成。 赵成听完之后，气得牙根痒痒，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恶不作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残忍的恶霸。他紧紧地抱着张兰，心疼地说：“小兰，委屈你了，以后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你跟他离婚，我愿意照顾你，照顾你的女儿，我会把她当成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张兰摇了摇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哽咽着说：“不可能的，我不能跟他离婚。我要是提出离婚，他肯定会杀了我，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家人。他是个没有人性的畜生，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看着张兰绝望的样子，赵成心里也很不好受。他一边安慰张兰，一边抽着烟，心里不停地挣扎。他是真心喜欢张兰，他想保护她，可他也知道，杀死王大光，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失手，自己就会变成杀人犯，就会掉脑袋。 就在这时，张兰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看着赵成，一字一句地说：“赵成，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杀死他，只有这样，我和我的女儿才能活下去。你愿意帮我吗？” 赵成看着张兰眼里的绝望和坚定，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知道，张兰已经走投无路了，要是不帮她，她迟早会被王大光折磨死。而且，王大光十恶不赦，杀了他，也算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犹豫了很久之后，赵成终于点了点头，咬着牙说：“小兰，我帮你。我是真心喜欢你，我什么事都愿意为你做。就算是死，我也会帮你摆脱这个恶魔。” 张兰看着赵成，眼泪流得更凶了，她知道，自己这是把赵成也拖进了深渊，可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依靠赵成。 从那以后，两人就开始秘密商量，该怎么偷偷地杀死王大光，而且还不能被人发现。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决定，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动手，趁王大光喝醉的时候，下手最容易，也最不容易被发现。 商量好之后，两人就开始准备。张兰回家之后，特意炒了几个王大光爱吃的菜，还买了一瓶白酒。然后，她给赵成打了电话，让他过来。 赵成很快就来了，他借口自己是张兰的朋友，之前帮过张兰的忙，来家里做客。王大光不知道张兰和赵成的关系，也没有多想，看到赵成来了，还挺热情，主动留下赵成吃饭、喝酒。 两人一边吃，一边喝，王大光本来就嗜酒如命，加上赵成故意陪他喝，不停地给他敬酒，没过多久，一瓶一斤装的白酒，就被王大光喝光了。喝了这么多酒，王大光早就晕乎乎的了，眼神迷离，说话都含糊不清，浑身无力，连坐都快坐不稳了。 赵成虽然也喝了酒，但他故意没喝多，一直保持着清醒。他看着王大光醉醺醺的样子，给张兰递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可以动手了。 张兰深吸一口气，从厨房拿了一把锤子，悄悄地走到王大光的身后。她看着王大光的后脑勺，心里既紧张又害怕，手不停地发抖，迟迟不敢下手。 赵成看到张兰犹豫了，心里也有点慌神，他怕王大光醒过来，赶紧又给张兰递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快一点。张兰咬了咬牙，闭上眼睛，举起锤子，就要朝着王大光的脑袋砸下去。 可就在这时，赵成突然又慌了神，他想到了杀人的后果，想到了自己可能会掉脑袋，赶紧伸手拦住了张兰。这一次，动手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看着王大光醉醺醺地睡了过去，张兰心里很不甘心，她眼瞅着就能杀死这个恶魔，就能摆脱这一切了，可赵成却拦下了她。她有点生气，也有点失望，可她也明白，赵成心里也很害怕。 赵成看着张兰失望的眼神，心里也很愧疚，他抱着张兰，愧疚地说：“小兰，对不起，我刚才太害怕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帮你，一定不会再犹豫了。” 张兰点了点头，她知道，赵成也是身不由己。两人又商量了一遍，决定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等下次王大光喝醉的时候，再动手。 没过几天，两人就再次实施了计划。这天晚上，张兰依旧炒了几个王大光爱吃的菜，买了白酒，然后给赵成打电话，让他过来。 王大光依旧很热情，留下赵成吃饭、喝酒。这一次，赵成没有丝毫犹豫，不停地给王大光敬酒，王大光也来者不拒，很快就又喝得酩酊大醉，倒在桌子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一次，赵成没有再犹豫，他给张兰递了一个坚定的眼色。张兰深吸一口气，这一次，她没有发抖，眼神坚定，从厨房拿了一把斧头，悄悄地走到王大光的身后。 看着这个折磨了自己十年、害死自己母亲、玷污自己侄女的恶魔，张兰心里的怨恨和愤怒，一下子就爆发了。她举起斧头，狠狠地砸在了王大光的脑袋上。 “啊，” 王大光被突如其来的疼痛惊醒，发出一声惨叫，他想反抗，想站起来，可他醉得太厉害了，浑身无力，根本动弹不得，只能躺在桌子上，痛苦地挣扎着。 赵成见状，赶紧冲了上去，死死地按住王大光的身体，不让他动弹。张兰看着王大光痛苦的样子，没有丝毫的怜悯，她又拿过旁边的锤子，朝着王大光的脑袋，一锤一锤地砸下去，每一次砸下去，都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仿佛要把这些年所遭受的所有痛苦和委屈，都发泄出来。 不知道砸了多少锤，王大光的惨叫声渐渐消失了，身体也不再挣扎了，彻底没了呼吸。看着王大光的尸体，张兰和赵成两人，都吓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他们从来没有杀过人，这一刻，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慌张。 愣了很久之后，两人才慢慢冷静下来。他们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处理掉王大光的尸体，不能被人发现。他们找了一张床单，把王大光的尸体裹了起来，然后趁着夜色，偷偷地把尸体抬了出去，扔到了村外荒郊野岭的一口枯井里。 处理完尸体，两人回到家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擦掉了所有的血迹和痕迹。可就算这样，他们心里还是很害怕，整夜都没有合眼，生怕被人发现。 张兰拉着赵成的手，眼里充满了担忧，她说：“赵成，万一这件事暴露了，我肯定活不成了。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我的女儿，把她当成你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说完，她从抽屉里，拿出了自己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5000块钱，递给了赵成，说：“这是我所有的钱，你拿着，要是真的暴露了，你就用这笔钱，给自己找一个好律师，尽量减轻自己的罪责。” 赵成接过钱，紧紧地抱着张兰，点了点头，说：“小兰，你放心，就算我死，我也会好好照顾娟娟的。我们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摆脱这个恶魔，过上好日子的。” 可他们没想到，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村里的一个村民，在荒郊野岭砍柴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枯井里的尸体。他吓得赶紧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对尸体进行了检验和鉴定，最终确认，死者就是王大光。随后，警方就展开了调查，走访了村里的村民，了解王大光的人际关系和所作所为。 村民们得知王大光死了，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反而都拍手称快，纷纷向警方反映王大光的恶行，说他死有余辜，还说张兰杀他是为民除害。 警方根据村民的反映，还有现场留下的线索，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兰和赵成。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张兰和赵成没有丝毫的抵赖，如实供述了自己杀死王大光的全部经过。 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村民自发地来到派出所，为张兰求情，说张兰是被王大光逼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动手杀人的，希望法院能够对她从轻处理。甚至还有一些村民，联名写了请愿书，递交给了法院，请求法院宽大处理张兰。 1996年，法院对这起故意杀人案，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张兰和赵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考虑到，死者王大光长期实施家庭暴力，作恶多端，多次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张兰是在遭受长期虐待、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实施的杀人行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且有村民联名求情，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张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决下来之后，村里的村民，大多都觉得，这个判决对张兰来说，还是太重了。他们都说，张兰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她是为民除害，不应该被判这么重的刑。可法律是公正的，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就算王大光十恶不赦，张兰和赵成也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 第243章 新婚前一天妻子上吊，警察挖坟开棺后发现惊人真相 这事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市虞集镇姚渔村。 2019年9月25号。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村里还飘着淡淡的晨雾，村民们就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惊醒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声音从村东头传过来，又响又脆，震得人心里发慌。 有那起得早的，披着衣服就往外跑，想看看到底出了啥事。走到村口一瞧，嚯，一台挖掘机正停在那片庄稼地里，铁臂一伸一缩，“咔嚓咔嚓”地挖着土。挖掘机旁边，站着十来个穿制服的警察，有的一手叉腰，有的叼着烟，都盯着那个正在往下挖的深坑。 “这……这是咋了？”一个老汉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没睡醒。 “不知道啊，我也刚来。”旁边的人接话。 渐渐地，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大伙儿站在地头，伸长了脖子往里看，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挖掘机的铲子越挖越深，突然“咣当”一声，像是碰着了什么东西。司机停下来，往下看了看，又继续挖。不一会儿，一口新棺材的盖子就露了出来，上面还沾着新鲜的黄土。 人群里有人“哎呀”一声，脸色刷地白了：“这不是……这不是赵军他媳妇的坟吗？” “对对对，昨天才埋的！秦岚的坟！” “我的天，这是干啥？刨坟掘墓啊？” 村民们面面相觑，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咋回事。有人想上前问问那些警察，可看着那身制服，又不敢靠近，只能站在远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这秦岚，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昨天才刚下葬。怎么才过了一天的功夫，就又把人给刨出来了？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 9月23号那天，秦岚回来了。 秦岚平时在外边打工，在厂子里上班，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这次回来，她心情看着挺好，见人就笑，跟谁都能聊上几句。 “岚姐，回来啦？”有村民在村口碰见她，热情地打招呼。 “回来了回来了！”秦岚笑着说，“这回回来是参加婚礼的，东林他哥家的儿子结婚，叫我们回来帮忙。” 她穿着一件碎花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那种回家才有的轻松和高兴。走到自家门口的时候，还回头跟那个村民摆了摆手：“有空来家里坐啊！” 秦岚是姚渔村为数不多的外地媳妇。二十多年前，她从四川嫁过来的时候，村里人都还记得。 “那时候啊，”有年纪大的村民回忆，“先是她姐姐嫁过来的，后来就把她也介绍来了。四川那边的姑娘，能吃苦，勤快。来了没几年，就跟村里人都熟了。” 说起来，秦岚跟丈夫赵军结婚得有二十五六年了。赵军比她大二十岁，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话不多，就会闷头干活。两口子过日子，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这些年倒也平平静静的。 秦岚这人性格好，见人不笑不说话，谁家有啥事需要帮忙，她二话不说就上手。村里人都说，这外地媳妇，比本地人还招人待见。 可谁能想到，就回来的第二天—— 9月24号一大早，噩耗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秦岚死了。上吊死的。 最先听到消息的是赵军的邻居。那天早上五点多，天还没大亮，邻居起来上厕所，就听见赵军家里传来一阵哭喊声，那声音又尖又惨，听着就不对劲。他赶紧披上衣服跑过去，就见赵军站在院子里，整个人像傻了一样，脸煞白，嘴唇直哆嗦。 “军哥，咋了？”邻居问。 赵军张了张嘴，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岚……岚子没了。” “啥？” “上吊了……在堂屋东头的房间里……” 邻居一听，腿都软了，赶紧跑进屋去看。堂屋东头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他推开门一瞅，就见秦岚挂在门框上，脖子上勒着一根绳子，身子已经僵了。 后来赵军跟人说，那天早上他五点多醒了，发现身边没人，以为秦岚早起出去了。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找着人，就挨个房间推门看。推到堂屋东头那间的时候，一推门，就看见秦岚吊在那儿。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赵军说，“啥都不知道了，就想赶紧找人。” 他跑去找他哥，他哥又找了几个亲戚，大伙儿一起过来，把秦岚放下来，又掐人中又做人工呼吸，折腾了半天，没用。秦岚早就没气了。 赵军又打电话给在外地打工的两个孩子。先给儿子小康打，电话接通了，他憋了半天，就说了一句话：“你妈没了。” 小康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才问：“啥？爸你说啥？” “你妈没了，上吊了。” 小康当时就哭了，问咋回事，问为啥，赵军也说不上来，就说你赶紧回来吧。 然后又给秦岚的姐姐打了个电话。秦岚的姐姐在四川，接到电话也懵了，问了一大堆问题，赵军也说不清楚，就说人已经死了，你们来不了就别来了，这边的事这边办。 消息传开之后，村民们纷纷上门吊唁。有去了赵军家的村民说，当时没见着赵军的面，他躲在里屋不出来，就听见他在里头哭。有人敲门，他也不开，就说“让我静静，让我静静”。 “心里肯定不好受，”有村民说，“过了一辈子了，突然人就没了，换谁也受不了。” 秦岚的娘家人远在四川，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赵军就跟亲戚们商量，说这天热，人存不住，早点入土为安吧。亲戚们也没多想，就帮着操办起来。 当天下午，就在村东头那片地里，挖了个坑，把秦岚埋了。 葬礼很简单，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有人觉得不对劲，问赵军：“不等娘家人来了？” 赵军说：“等不了了，天太热。再说了，她娘家人也来不了，那么远，咋来？咱们别耽误了。” 又有人问：“那火化呢？” 赵军摇摇头：“不火化了。我不想让她再受那份罪。咱直接埋了，悄悄的，别让人举报就行。” 大伙儿听了，虽然心里还有疑惑，但人死为大，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这样，秦岚早上死的，下午埋的。这事儿，好像就这么过去了。 姚渔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千里之外的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 电话是打给虞集镇派出所的。 打电话的是秦岚的娘家人。 原来，秦岚的娘家人有一个微信群，平时大伙儿都在群里聊天，秦岚也在，基本上天天都说话。可这几天，他们发现秦岚两天没在群里冒泡了。 刚开始没在意，以为她忙。可到了第三天，还是没动静。秦岚的弟弟就给外甥小康打了个电话。 “喂，小康，你妈呢？咋这两天没在群里说话？” 小康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才说：“舅，我妈……走了。” “走了？去哪了？” “死了。” 这话一出，秦岚的弟弟当时就愣住了。死了？怎么死的？啥时候的事？ 小康说，上吊死的，前天早上。 “前天早上？那……那你们咋不通知我们？” 小康说，我爸说通知你们了，你们来不了。 秦岚的弟弟气得手直抖：“胡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葬礼呢？啥时候办葬礼？” “已经埋了。” “埋了？！”秦岚的弟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前天死的，今天就埋了？你们……你们这是干啥？” 挂了电话，秦岚的弟弟立马把这事儿告诉了家里所有人。一家人聚在一起，越想越不对劲。 秦岚前两天还在群里跟大伙儿有说有笑的，发照片，发语音，说回老家参加婚礼，还说等婚礼办完了再回去上班。咋可能突然就自杀了？ 再说了，就算真的是自杀，也不能早上死了下午就埋啊！哪有这样的规矩？娘家人还不知道呢，就匆匆忙忙把人埋了，这算啥？ “肯定有问题。”秦岚的姐姐说，“咱们得报警。” 于是，这个电话就打到了虞集镇派出所。 民警接到电话之后，也觉得这事确实蹊跷。按说人死了，通知娘家人是最基本的规矩，何况秦岚的娘家人还在外地，更应该提前通知，让人家有时间赶过来。可赵军偏偏没通知，还骗别人说通知了。这里面肯定有事。 9月25号，也就是秦岚下葬的第二天，民警就进了姚渔村。 他们先走访了秦岚的邻居。 “赵军和秦岚两口子，平时关系咋样？” 邻居们一听，都说：“好啊！可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我们可羡慕了，”一个中年妇女说，“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得很，没红过脸，没吵过架。有时候我们在外边乘凉，看见他俩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回家，有说有笑的，可恩爱了。” 另一个村民接话：“用咱这老土话说，人俩过得很带劲！你看，男的能干，女的也勤快，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民警又问：“那最近有没有啥异常？吵架啥的？” “没有没有，”邻居们都摇头，“真没有。前两天秦岚回来，我们还说话了呢，她还笑呵呵的，说回来参加婚礼。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有啥不对劲的。” 民警又问了赵军的家境。邻居们说，这两口子这些年没少吃苦，起早贪黑地干，在厂子里上班，下班了还侍弄地里的庄稼。前几年，还在聊城市区买了房子。 “在城里买房子？”民警有些意外。 “对，买了。虽然贷了款，但能在城里买房子，那在咱村里绝对是条件好的。”一个村民说，“两口子又能干又会过日子，攒了不少钱呢。” 民警又问了赵军为人的口碑。村民们都说，赵军人老实，话不多，但待人实在。谁家有啥事需要帮忙，他二话不说就上手。秦岚也一样，见人不笑不说话，跟谁都处得来。 “这两口子啊，”一个老大爷说，“在咱村里人缘特别好。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提起他俩，没有不夸的。” 民警走访了一圈，发现从表面上看，秦岚的自杀确实没什么疑点。夫妻感情好，家境也不错，没有外债，没有矛盾，娘家人的怀疑似乎没有根据。 但有一点，让民警始终放不下。 那就是葬礼的时间。 “早上死的，下午就埋了，”民警问赵军的邻居，“这符合当地的习俗吗？” 邻居们面面相觑，有人小声说：“按说……应该放三天的。” “对，咱这儿一般都是放三天，”另一个村民说，“也有放五天的，看各家情况。但早上死下午埋的，真没见过。” “那赵军为啥这么急？” “他说天热，存不住，”一个村民说，“又说不想让秦岚去火化受罪，怕被人举报，就赶紧埋了。” 民警又问：“那娘家人呢？他通知了吗？” “他说通知了，说娘家人来不了。” 可事实上，娘家人根本没接到通知。 这就奇怪了。既然赵军跟村民们都说自己通知了，那他为啥要撒谎？ 民警决定直接找赵军谈谈。 赵军被叫到村委会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憔悴得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说话也有气无力。 “赵军，秦岚的娘家人说，你根本没通知他们。这是咋回事？” 赵军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我……我也不知道。那天早上我发现她死了，脑子一片空白，啥都不知道了。后来忙着操办丧事，脑子乱得很，我以为我给她娘家人打电话了……可能是我记错了，没打。” “那秦岚为啥自杀，你知道吗？” 赵军抬起头，眼圈红了：“我也不懂啊。我媳妇这人，心思重，有啥事都好闷在心里，不说。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有啥抑郁啊还是啥的……就去世前一天晚上，我俩因为点儿琐事拌了两句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句话刺激着她了……” “拌嘴？因为啥？” “小事，真小事，”赵军摆摆手，“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俩也没真吵，就说了几句。我以为没事了，谁知道……谁知道她……” 他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用手抹了把脸：“我俩关系好着呢，你们别听她娘家人瞎说。他们不了解情况，瞎怀疑。我咋可能害她？我们过了二十多年了，孩子都那么大了，我……” “那秦岚为啥要自杀？你心里有没有数？” 赵军摇摇头：“我真不知道。可能……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还贷着款，她可能心里有压力。还有，她不是卖钢管吗？听说最近有一笔生意没成，赔了点钱。可能因为这个吧……” 民警听了，没再追问。 但有一条线索，他们得核实一下。 那就是秦岚和那个男人的事。 民警在系统里查了秦岚的出行记录，发现今年8月份，也就是死前一个月，秦岚和一名男子坐火车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待了三天，然后又一起返回了聊城。回来之后，两人还入住过同一家宾馆。 民警又联系了秦岚的娘家人，核实了这个情况。 “对，她回来过，”秦岚的弟弟说，“跟一个叫牛亮的男的。那男的是她在厂子里认识的工友，俩人聊得来。她带他回家，跟我们说想跟这个人一起过，不想跟赵军过了。” “她明确说过要离婚？” “说过，不止一次。她说跟赵军过不下去了，想离。我们还劝她，说孩子都那么大了，离婚不好。她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她想为自己活一回。” 原来，秦岚和赵军虽然是夫妻，但两人年龄差着二十岁。秦岚今年四十出头，赵军已经六十多了。这些年，秦岚在外打工，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开阔了，跟同龄人一比较，越发觉得跟赵军过不到一块儿去。 牛亮跟秦岚年纪相仿，能说上话，又懂得嘘寒问暖。时间长了，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秦岚的姐姐说：“秦岚跟我们说过，她想跟牛亮一起过，说跟他在一起才有话说，才觉得自己还活着。她不想再跟赵军过了，说那种日子太闷了，她受不了。” 这个消息，让案件的走向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如果秦岚真的要离婚，那赵军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件事痛下杀手？ 民警再次走访了村民，这回问得更细了。 “赵军和秦岚最近几个月，有没有啥不对劲的地方？” 一个村民想了想，说：“你这么一问，我想起来了。有一阵子，秦岚好像挺长时间没回家。我问过赵军，他说秦岚在外边打工，忙。可后来我看见秦岚在镇上买菜，旁边还有一个男的，俩人走一块儿，挺亲近的。” “那赵军知道这事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村民摇摇头，“不过有一回，我听人说赵军在镇上跟人吵过架，好像是碰见秦岚跟那个男的一起了。” 民警又问了赵军的兄弟。 赵军的兄弟起初不愿多说，后来在民警的追问下，才开了口：“他们俩的事，我也不是太清楚。就知道前几个月，他俩好像分居了，秦岚不怎么回家。我哥心里难受，可也不愿意多说。” 分居？这跟赵军说的“感情好”可完全不一样。 民警再次传唤赵军。 这回，赵军坐在审讯室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民警把掌握的证据一件件摆在他面前：秦岚和牛亮一起回老家的记录，秦岚娘家人的证言，村民们说的分居的事…… “赵军，你跟我说说，秦岚到底为啥要自杀？你们俩的感情，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赵军抬起头，看了民警一眼，又低下头去。 沉默了很久，他的肩膀突然抖动起来，然后“哇”地一声哭了。 “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他哭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我后悔啊……我杀了她之后，我也想自杀……我活不下去了……” 9月25号傍晚，赵军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法医随后对秦岚的尸体进行了尸检。结果显示，秦岚的脖子上有两道痕迹：前颈和后颈有勒勾，那是被勒死的典型特征；同时，脖子一圈还有绕颈一周的锁勾，这个痕迹比前后颈的勒勾要轻。由此可以推断，秦岚是先被勒死或者掐死，然后才被吊到门框上的。 赵军的供述，证实了这一点。 一切，都要从9月23号那天晚上说起。 那天，赵军和秦岚一起参加了邻居儿子的婚礼。婚礼上，两人有说有笑，表现得跟没事人一样。亲戚们见了，都说他俩感情好，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现在众人面前。 婚礼结束，送走了亲戚，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两口子回了屋，上了床。 秦岚躺在那儿，背对着赵军，半天没说话。 赵军知道她想说什么。这几天，他一直憋着，想找个机会好好谈谈。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终于，秦岚开口了。 “咱俩过不下去了。” 赵军的心一沉。 “等婚礼结束，咱们离婚吧。”秦岚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赵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已经决定了，”秦岚说，“你也不用劝我。这事儿我早就想好了。” 离婚的事，秦岚不是第一次提了。 几个月前，她刚出去打工不久，就打电话回来，说要离婚。赵军当时以为她说气话，没当真。他想，俩人过了二十多年，孩子都那么大了，哪有说离就离的？ 可后来他发现，秦岚不是说着玩的。 她对他的态度变了。以前打电话，她还会问家里的事，问孩子的情况。后来，电话越来越少，接了也说不了几句就挂。 赵军的生日那天，他给她打电话，说：“今天我生日，你过来一块儿过吧。” 秦岚来了，还买了个蛋糕。俩人一起吃了顿饭，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可第二天早上，秦岚就走了，说要去上班。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后来有一天，赵军去镇上买菜，在一个路口，看见了秦岚。 她跟一个男人走在一起，俩人说说笑笑的，看起来很亲近。赵军悄悄地跟上去，发现秦岚在镇上租了间房子，跟那个男人住在一起。 那个男人，就是牛亮。 赵军当时就火了，冲上去质问秦岚。秦岚也不躲，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她说她跟牛亮在一起，是因为跟他有话说，能聊到一块儿去。她说跟赵军过了二十多年，一直觉得自己在熬，现在不想熬了。 赵军又气又急，跟牛亮吵了一架。可吵完了，秦岚还是不肯跟他回家。 从那以后，赵军一遍又一遍地劝秦岚，说孩子都这么大了，离了婚孩子咋办？说村里人都看着呢，离了婚他抬不起头来。可秦岚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回头。 9月23号那天，赵军听说秦岚要回来参加婚礼，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想，也许见了面，好好说说，她能回心转意。 可那天晚上，秦岚的话，彻底把他打进了冰窟窿。 “我不可能跟你过了，”秦岚说，“你就是跪下也没用。” 赵军躺在黑暗里，听着秦岚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像刀绞一样。 他想起了这二十多年。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俩人一起吃苦，一起干活，一点一点把日子过起来。后来条件好了，在城里买了房子，攒了积蓄，眼看着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她却要走了。 他想起了村里的闲言碎语。要是离了婚，他还有脸在村里待吗？别人会怎么说他？说他没本事，连媳妇都看不住？ 他想起了孩子们。孩子都那么大了，要是他妈跟别人跑了，他们咋抬得起头？ 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气。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悄悄起了床，摸黑出了屋。 院子里凉飕飕的。他在墙角找了根尼龙绳，攥在手里，站了好一会儿。 然后又回了屋。 秦岚还在睡着，侧着身，呼吸很轻。 赵军站在床边，看着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睡着的样子，跟二十多年前一样。 他的手抖了起来。 可他还是把那根绳子，缠到了她的脖子上。 他不敢使劲，怕她醒过来。可他又不得不使劲，怕她醒过来。 绳子的一头，他拴在了暖气片上。另一头，他攥在手里，两只手使劲拉。 秦岚动了一下，像是要醒过来。他吓得差点松了手，可又咬着牙，更使劲地拉。 他不知道自己拉了多久。后来警方说，应该没那么长时间。可当时他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终于，秦岚不动了。 他松开手，退后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发抖。 天亮的时候，他把秦岚背到了堂屋东头的房间，把那根绳子，挂到了门框上。 然后他出了门，走到村边的一座桥上，把身上沾了泥土的衣服脱下来，点把火烧了。 回到家，他躺下睡了。 五点多，他醒了。起来，去找他哥。 “哥，岚子没了，上吊了。” 后来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 赵军交代完这一切，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瘫在椅子上。 “我后悔啊，”他一遍遍地说，“我真后悔啊……我杀了她之后，我也想死……可我没那个胆子……” 民警问他：“你为啥要杀她？就因为她要离婚？” 赵军抬起头，眼神空洞：“我不能让她走。她走了，我咋办？孩子们咋办？村里人咋看我？我们苦日子都过来了，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她咋就能变心呢？” 他说着说着，又哭了。 “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对她那么好，她咋就能跟别人跑了呢？” 审讯室里，只有他断断续续的哭声。 案子结了。 秦岚的尸体被从地里挖出来，重新进行了尸检，然后火化。 赵军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姚渔村的村民们，好长时间都没缓过神来。 “真没想到，”有村民说，“看着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能干出这种事。” “两口子平时那么好，谁能想到背后是这样的？” “唉，人心隔肚皮啊。” 也有人想起了秦岚。 “那媳妇人真好，见人不笑不说话，勤快，能干。可惜了，死得这么惨。” “她也是可怜。一辈子没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好不容易遇上个能说上话的人，又出了这事。” “要是她没提离婚，是不是就不会死？”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秦岚的娘家人，在事情了结之后，带着她的骨灰回了四川。 临走的时候，秦岚的姐姐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 姚渔村还是那个姚渔村，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地还是那些地。 可她的妹妹，再也回不来了。 第244章 亚运村别墅银窟案：90年代京城最隐秘高档淫窝覆灭记 这事，得从1999年说起。 那是世纪之交的前夜，北京的城市发展正按下快进键，亚运村作为当年亚运会的核心片区，早已成了京城赫赫有名的高档居住区，车水马龙，名流云集，随处可见挂着京A牌照的豪车，进出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体制内有头有脸的人物，普通老百姓别说住在这儿，就连踏进别墅区的大门，都得经过层层安保核查。 可任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片光鲜亮丽、代表着京城体面的高档住宅区里，竟藏着一个震惊全城的色情淫窝，而操控这一切的，不是混迹江湖的老炮，不是心狠手辣的黑恶头目，而是一个年仅28岁、正儿八经大学毕业的漂亮女人。 1999年5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里，接到了一通来自亚运村北辰花园住户的实名举报。 举报人的声音带着几分谨慎，又透着难以掩饰的气愤：“警察同志，我们怀疑北辰花园7号独栋别墅里，有人暗地里从事卖淫活动，这阵子天天都有陌生男人被车接进去，晚上还总传出奇怪的动静，太影响我们生活了，这可是高档小区，怎么能容得下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 接到这则举报，北京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件事，绝不能小视。 要知道，当年的北辰花园，是北京屈指可数的高端别墅区，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不少人都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把卖淫窝点开到这种地方，简直是胆大包天！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组织者是什么来头？有没有人在背后充当保护伞？一连串的疑问在民警心头盘旋，所有人都清楚，这案子必须查，而且要查得彻彻底底，但更要办得稳妥，绝不能打草惊蛇。 卖淫嫖娼本就是违法犯罪，更何况窝点设在高端别墅区，涉案人员的身份大概率不简单，一旦贸然行动，没掌握实锤证据就惊动了对方，犯罪分子销毁证据、仓皇逃窜，后续再想抓捕就难如登天了。 为此，北京市公安局当即成立专项调查组，制定了周密的暗中摸排计划，决定先对北辰花园7号别墅进行为期两周的秘密侦查，固定犯罪证据，摸清窝点内部的人员结构、经营模式，再择机实施抓捕，一举捣毁这个藏在高档小区里的毒瘤。 接下来的十四天里，办案民警伪装成小区住户、装修工人、物业人员，24小时轮班在别墅区外围蹲守观察。他们顶着烈日和夜色，默默记录着别墅的人员进出情况：每天傍晚开始，就有一辆黑色轿车频繁往返小区门口，接送一些打扮妖艳的年轻女子和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别墅内白天安静无声，一到夜间就灯火通明，偶尔传出嘈杂的声响；进出的男子大多衣着考究，出手阔绰，一看就不是普通百姓。 经过连续两周的缜密侦查，警方最终确认：北辰花园7号别墅，就是一个组织严密、客源高端、隐蔽性极强的卖淫窝点，内部有明确的组织者、领班、服务人员，甚至还有专门的司机负责接送客人，运营模式十分成熟。 证据确凿，时机成熟，警方当即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行动当天，数十名民警悄无声息地包围了7号别墅，以雷霆之势破门而入，当场将窝点内的人员一网打尽。 此次行动，警方成功抓获了窝点的领班张方晶，以及其手下8名从事色情服务的女子，还有2名负责后勤的服务员、1名专职司机，涉案工作人员共计12人。与此同时，现场还抓获了20余名正在进行违法交易的嫖客，这些人几乎全是这里的回头客，是窝点的固定客源。 而当警方核实这些嫖客的身份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有企业老板、有职场高管，甚至还有一位来自外省电力系统的高层领导。 一位外省的厅级干部，不远千里从外地赶到北京，放着正规的酒店不住，偏偏要钻进亚运村的别墅里寻欢作乐，足以见得这个淫窝在高端圈子里的“名气”有多大，诱惑力有多强。 这些平日里在各自领域呼风唤雨、道貌岸然的人，总以为自己有权有势，做这种事能瞒天过海，没想到最终还是栽在了警方的手里，颜面尽失，前途尽毁。 这场抓捕行动大获全胜，警方不仅捣毁了窝点、抓获了涉案人员，还顺藤摸瓜，揪出了多名隐藏在背后的常客，给当时京城的色情违法犯罪狠狠一记重击。 可就在所有人为这次成功的行动欢呼时，警方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这个卖淫团伙的头号头目、真正的幕后老板，竟在行动开始的瞬间，侥幸逃脱了。 这个让警方全力追捕的女头目，名叫刘春阳。 案发当天，刘春阳恰好不在7号别墅内，警方行动的消息刚传出来，窝点里的人就第一时间给她通风报信。刘春阳反应极快，当即收拾好现金和随身物品，趁着茫茫夜色，一路逃回了自己的东北老家。 但她以为的“逃出生天”，不过是自欺欺人。 早在摸排阶段，警方就已经对这个窝点的组织者展开了全面调查，刘春阳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早已被警方查得一清二楚，她的每一条退路，都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刘春阳自己心里也明白，组织卖淫是触犯刑法的重罪，更何况当时全国都在大力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对色情产业零容忍，一旦被抓，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可她还是铤而走险，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个“钱”字。为了快速敛财，她早已把法律和道德抛之脑后，豁出一切也要赚这笔快钱。 从租下北辰花园7号别墅开设淫窝，到最终被警方捣毁，刘春阳的这个非法生意，仅仅经营了短短几个月。可就是这几个月，这个藏在高档别墅里的淫窝，就成了北京高端色情交易圈里无人不知的“金字招牌”，赚得盆满钵满。 而让所有办案民警最为震惊的，不是这个窝点的暴利，也不是嫖客的显赫身份，而是头目刘春阳的人生履历，这个操控着整个卖淫团伙的女人，竟是一名90年代的大学生。 1999年，大学学历在国内堪称“天之骄子”，中专生都能分配到稳定工作，更别说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随便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都不难，前途一片光明。 可刘春阳偏偏放着阳关大道不走，一头扎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用自己的学识和头脑，干起了组织卖淫的勾当。民警们提审时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知法懂法的年轻人，为何要自毁前程，走上这条歪路？ 随着调查的深入，刘春阳的成长经历、原生家庭的隐痛，才一点点浮出水面，而这，也成了她人生偏离正轨的最初诱因。 刘春阳并非出身名门望族，她的家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工厂工人，靠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 父母虽然挣钱不多，但对刘春阳百般宠爱，竭尽所能满足她的需求。小时候的刘春阳，也深知自己没有含着金钥匙出生，想要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努力读书，改变命运。她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在同龄人中一直出类拔萃，一路考上重点中学，最终顺利考入大学，成了全家人的骄傲。 在外人眼里，刘春阳乖巧懂事、积极上进，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没人知道，这个看似阳光的女孩，心里一直扎着一根拔不掉的刺，而这根刺，就来自她不堪的原生家庭。 刘春阳现在的母亲，并非她的亲生母亲，她的父亲和生母，是婚外的情人关系，刘春阳和妹妹刘春平，都是父亲婚外情生下的私生女，从出生起就见不得光。 小时候，刘春阳跟着生母生活，随母姓陈，直到7岁那年，父亲才把她和妹妹接回自己身边，姐妹俩从此改随父姓刘，住进了父亲和原配妻子组成的家庭里。 父亲的原配，也就是姐妹俩的继母，才是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两人还育有三个亲生子女。本就拮据的家庭，突然多了两张嘴，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压得普通工人出身的父母喘不过气，而作为私生女的刘春阳和妹妹，在这个家里始终是外人，得不到继母的真心接纳，从小就活在自卑和敏感之中。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刘春阳养成了倔强好胜的性格，她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摆脱这种压抑的生活。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考上了长春的电力专科学校，在90年代，电力专科是妥妥的“铁饭碗”院校，毕业就能分配到国企工作，是无数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好学校。 毕业后，刘春阳顺利被分配到一家热电厂，端上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学历好、工作稳、人又长得漂亮，当时的刘春阳，是亲朋好友眼中的人生赢家，收获了无数羡慕的目光。 可刘春阳却不知足。 热电厂的工作稳定，但辛苦繁琐，工资也十分有限，国企的按部就班，让一心想赚大钱、过奢靡生活的她倍感煎熬。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局限在工厂的流水线里，她要去大城市闯荡，要挣更多的钱，要活出别人不敢想的模样。 1994年，23岁的刘春阳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去了热电厂的稳定工作，只身踏上了逐梦之路。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身材，刘春阳加入了长春的一支模特队。90年代初，模特行业是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光鲜亮丽，收入可观，刘春阳在模特队里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她依旧不满足，长春的舞台太小，她想要更大的机遇，想要挣更多的钱。思来想去，她把目光投向了北京，这座全中国机会最多、也最容易实现暴富梦想的城市。 初到北京的刘春阳，满怀憧憬，以为能像在长春一样顺风顺水，可现实却给了她狠狠一击。 北京的模特行业早已发展成熟，美女如云，竞争异常激烈，比她漂亮、比她专业的模特比比皆是。她的收入忽高忽低，根本不稳定，再加上北京的房租、衣食住行开销极大，模特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她想要的精致生活。 为了赚钱，刘春阳开始四处找兼职，先后进入歌舞厅、洗浴城等娱乐场所打工。一开始，她只是把这些地方当副业，主业依旧是模特，可慢慢的，副业的收入远超模特，她索性辞了模特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娱乐场所的工作中。 长得漂亮、情商高、会来事，刘春阳很快在娱乐场所站稳脚跟，一路晋升，当上了领班。 灯红酒绿的环境，鱼龙混杂的人群，纸醉金迷的生活，一点点腐蚀着她的底线。在这里，她看清了一个现实：踏实苦干永远赚不到大钱，想要暴富，就要走捷径，就要积累属于自己的“资源”。 她口中的“资源”，就是两类人：一类是长相漂亮、愿意从事色情服务的年轻女子，一类是有钱有势、有特殊需求的男性客户。 摸清门道后，刘春阳开始干起了牵线搭桥的勾当，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拉皮条”，她成了色情交易圈里的“妈咪”。 凭借着精明的头脑，刘春阳手里攥着一本神秘的名册，上面记录着京城有头有脸的客户信息，以及圈里小有名气的女子资料。这本名册成了她的“聚宝盆”，也让她在圈子里的名声越来越响，虽然没人真正见过这本名册，但关于它的传闻，在当时的北京色情交易圈里传得沸沸扬扬。 1998年5月，刘春阳在圈里的名气传到了一位娱乐城老板耳朵里，老板惜才，花重金将刘春阳及其手下的女子挖到自己的娱乐城，还和她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工作合约。 刘春阳果然不负所望，她带领的团队让娱乐城的生意火爆异常，她也靠着提成赚得盆满钵满。来钱太快、太容易，让刘春阳的消费观彻底扭曲，她花钱大手大脚，奢靡无度，挣多少花多少，根本存不下钱，一旦失去这份高收入，她就无法适应原本的生活。 就在她沉浸在暴富的快感中时，一则新闻让她瞬间慌了神。 她在报纸上看到，另一个组织卖淫的团伙头目，因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被法院判处重刑。这则新闻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沉迷金钱的刘春阳，她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萌生了退意：这行太危险了，再干下去，迟早要栽进去，必须赶紧抽身。 可此时的她，早已身不由己。 她和娱乐城签了两年合约，合约未到期，想要离职，必须支付20万元的违约金。 1998年的20万，是什么概念？当时北京的房价不过三四千元一平米，20万足以在北京买一套不小的房子，对普通人来说，是一辈子都攒不下的巨款。 但刘春阳做事极其果断，她深知继续干下去的风险，咬咬牙，拿出20万违约金，彻底和娱乐城撇清关系，选择全身而退。 可戒掉“快钱”，比戒掉毒瘾还难。 习惯了轻轻松松日进斗金，再让她回到朝九晚五、挣死工资的生活，她根本无法接受。辛苦踏实的工作，在她眼里又累又不赚钱，早已满足不了她的贪欲。 歇业的这段时间，刘春阳也尝试过找正规工作，可每一份都干不长久，她心里的贪欲再次作祟，最终还是决定重操旧业。 但这一次，她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知道公开的娱乐场所风险太大，必须找一个更隐蔽、更安全的地方。 和昔日的姐妹聊天时，她得知了一个“新思路”：有人在高档别墅区租房从事色情交易，别墅区安保严格、环境私密，外人很难进入，比娱乐城安全百倍。 刘春阳眼前一亮，这个办法简直完美。 她当即开始在北京的高端别墅区里找房子，经过多方筛选，最终看中了亚运村北辰花园7号独栋别墅。 这栋别墅独门独院，四周绿树环绕，私密性极佳，完全符合她的要求。看房当天，刘春阳十分满意，二话不说，当场支付了元的租金，连价都没还。 90年代末，元的租金堪称天价，房东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爽快的姑娘，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么年轻的女孩，怎么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这钱来路会不会不正？别给我惹上麻烦。 刘春阳看出了房东的疑虑，随口编了个谎话：“这房子不是我租，是一位不方便出面的大人物要住，我只是帮他代办手续。” 房东一听，顿时释然，高档别墅区里本就不乏低调的大人物，房东不再多想，顺利把别墅租给了刘春阳。 房子租好了，可刘春阳依旧觉得不安全。北辰花园是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进出都需要出入证，而她的生意需要源源不断的客户，人来人往必然会引起邻居怀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春阳想出了一个周密的办法：她只给自己和一名司机办理了出入证，所有客户和女子，都只能在小区门口等候，由司机开车接送进出。上车关门，车内的情况外人根本看不见，完美避开了人来人往的嫌疑。 除此之外，刘春阳还制定了严格的营业时间：早8点至晚11点，凌晨12点之后，别墅内绝不留任何人。 要知道，当时绝大多数色情场所都是通宵营业，动静大，极易暴露，而刘春阳的这个规定，极大降低了被发现的风险，让这个淫窝的隐蔽性再上一层楼。 一切准备就绪，刘春阳召集了自己手下的女子和工作人员，正式进驻北辰花园7号别墅，开始了她的非法生意。 可刚开业时，生意十分冷清，高额的房租压得刘春阳喘不过气，她知道，必须快速打开客源，否则只能血本无归。 她当即对手下的女子下令：所有人都出去联系自己的老客户，每人必须带回两位客人。 这些女子本就是风月场的老手，身边从不缺有需求的客户，再加上个个容貌出众，很快就带着客人来到了别墅。 高端私密的环境，精致的装修，和嘈杂的娱乐场所截然不同的体验，让第一批客人赞不绝口。女子们趁机让客人帮忙介绍新客户，这些客户回到自己的圈子里一宣传，“亚运村有个顶级私密的好地方”的消息，很快就在高端圈子里传开了。 老客带新客，口碑式营销，刘春阳只用了一招，就彻底解决了客源问题。 更厉害的是，这种模式还能精准筛选客户：来的都是有消费能力、有真实需求的老客，彼此认识，彻底杜绝了警方卧底、陌生人员混入的风险，既安全又稳妥。 刘春阳虽然走了歪路，但她的商业头脑，确实远超常人。 解决了客源，刘春阳又开始琢磨如何留住老客。她清楚，新鲜感一过，客户就会流失，想要长期盈利，必须不断创新，让客户始终保持兴趣。 她把在国企和娱乐城学到的管理经验，硬生生套用到了这个卖淫团伙上，搞起了“企业化管理”，这在当年的色情交易圈里，堪称独一份。 首先，她狠抓“服务创新”，定期组织女子们开会头脑风暴，研究同行的服务模式，推出全新的特色服务，哪怕核心内容不变，也会起上新的名字，包装成“新项目”；她还会安排行业内的“资深人士”给女子们做培训，提升所谓的“服务技能”，力求让每一位客户都满意。 其次，她解决管理难题。手下的女子大多性格张扬、不好管束，光靠她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于是她专门招聘了有大学学历的张方晶担任领班，负责团队管理。 张方晶有着正规企业的管理经验，她把企业的一套管理模式照搬过来：定期组织培训、团建，增强团队的“归属感”，让女子们觉得“7号别墅就是自己的家”，要为“事业”努力奋斗。 每天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刘春阳和张方晶还会组织小领班开总结会，复盘当天的服务问题，规划第二天的工作，甚至让各小组研发新的服务项目，流程和正规公司的例会一模一样。 除了留住客户，留住优质的女子，也是刘春阳的核心工作。 当时行业内的通用分成是“场所七、女子三”，刘春阳为了挖人、留人，直接打破规则，实行“五五分账”，让女子们赚得更多。这一举措，瞬间吸引了圈里大量优质女子慕名而来，7号别墅的“服务质量”也水涨船高。 即便待遇优厚，刘春阳的招人标准依旧十分苛刻，想要加入，不仅要过她的外貌、气质审核，还要缴纳5000元押金，可即便如此，依旧有人挤破头想进来。 为了满足部分客户的特殊喜好，刘春阳甚至不惜挖角圈外的优质女性。 曾经有一位姓张的幼儿园老师，因丈夫出轨女上司，一气之下辞掉工作，来北京做药品销售，辛苦奔波却收入有限。经朋友介绍，她以为是来做正规按摩，稀里糊涂来到了7号别墅。 刘春阳一眼就看中了她：当过老师，温柔有气质，谈吐得体，是难得的人才。她软磨硬泡，极力劝说，又向她透露了这里的高额收入。 小张一开始吓得打退堂鼓，可看着身边女子月入数万、甚至十万，再想到自己被背叛的婚姻，虚荣心和报复心交织，最终一咬牙，加入了这个团伙。 没想到，小张很快成了别墅里的红人，巅峰时期月收入高达10万元，在1999年，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从此她彻底死心塌地，再也没想过离开。 刘春阳的妹妹刘春平，也曾和她一起在娱乐城干活，后来回老家结婚生子，打算金盆洗手。得知姐姐重操旧业，念及姐妹情分，刘春平再次来到北京，帮姐姐打理生意。 此时的刘春平已经怀孕，刘春阳起初不忍心让妹妹从事色情服务，安排她在吧台收银，每月2000元工资，这在1999年已经是高薪。 可刘春平看着身边的姐妹月入上万，内心极度不平衡，全然不顾自己怀有身孕，执意要接待客人。刘春阳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竟也同意了，让妹妹用特殊方式服务客户，姐妹俩为了钱，早已把尊严、道德、亲情抛诸脑后。 靠着这套近乎疯狂的运营模式，7号别墅的生意火爆到极致，成了北京高端色情圈的“顶流”。 这里的客人需要提前预约，甚至要排队等候，小小的一栋别墅，最高单日接待客人高达50人，人均消费超过1万元。 1999年的1万元，能在北京买3平米的房子，无数人一辈子的积蓄，都被这些客人挥霍在了这个藏污纳垢的别墅里。 钱来得太快、太容易，让刘春阳和整个团伙彻底丧失理智，他们沉浸在暴富的美梦里，无视法律，无视道德，无视周围人的眼光，最终引来了灭顶之灾。 纸终究包不住火。 7号别墅的异常动静，频繁进出的陌生车辆，深夜传来的嘈杂声响，早已引起了别墅区其他住户的警觉和反感。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无法容忍自己居住的高档小区里，藏着这样一个淫窝。 1999年5月5日，忍无可忍的住户们集体举报，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刘春阳逃回东北老家后，整日提心吊胆，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害怕被判处死刑，每天在恐惧中煎熬，她四处打听量刑标准，还写下忏悔信，谎称自己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才被逼无奈走上这条路，试图博取同情。 可法律从不相信谎言。 2000年6月，法院对这起震惊京城的组织卖淫案公开开庭审理。 刘春阳、张方晶因犯组织卖淫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被严惩：刘春阳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方晶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因查出怀孕，被依法取保候审。 死缓的判决，意味着刘春阳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余生，她费尽心思敛来的不义之财，也全部被没收，竹篮打水一场空。 回望刘春阳的一生，她年轻漂亮，拥有大学学历，头脑精明，擅长管理，有着远超常人的商业天赋。如果她把这份聪明用在正途上，90年代下海创业，开小店、做实业，凭借她的能力，大概率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女企业家，拥有光明的人生。 可她偏偏被贪欲蒙蔽双眼，选择了最危险、最卑劣的捷径，最终毁了自己，也毁了身边的人。 第245章 婚外情酿惨剧，痴情女怒杀风流情夫，只因他盯上亲妹妹 2013年7月10日，天刚蒙蒙亮，浙江桐庐的空气里就裹着一股盛夏独有的闷热，蝉鸣还没到最聒噪的时候，整个县城都沉浸在清晨的静谧里，街头只有零星早起的环卫工和赶早市的摊贩，谁也没料到，一场骇人听闻的命案，已经在城郊的公园旁，悄无声息地画上了血腥的句号。 早上六点刚过，桐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突然尖锐地响起，打破了值班室的平静。接线员立刻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市民颤抖的声音，语气里满是惊恐与慌乱：“警察同志！快！快来人！在滨江公园旁边的空地上，躺着一个男人，好像……好像已经死了！浑身是血，样子特别吓人！” 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第一时间下达出警指令，辖区派出所民警连同刑侦大队的技术员、法医，火速驱车赶往现场。警灯在清晨的街道上划过一道急促的红光，一路鸣笛，不过十几分钟，警车就停在了滨江公园旁的僻静处。 这里是公园外围的一片闲置空地，平日里很少有人来，只有傍晚时分偶尔会有散步的人路过，此刻晨光稀薄，空地周围杂草丛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森。民警刚下车，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的血腥味，顺着报警市民指的方向看去，所有人的眉头都紧紧皱了起来， 一名男性死者仰面朝上，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皮肤在清晨的微光下显得惨白，与地面上暗褐色的血迹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死者的头部是致命之处，明显遭到过钝器的反复击打，整个头颅肿胀变形，头皮开裂，血肉模糊，原本的五官早已扭曲得无法辨认，颅脑严重损伤，光是肉眼观察，就能确定是遭人暴力袭击致死。 而更让现场民警感到匪夷所思、心头一沉的是，死者的下体部位，有着十分明显的人为损伤痕迹，并非打斗中造成的意外伤，而是被刻意用工具切割过，创面凌乱，显然是凶手作案后，故意做出的极端行为。 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老民警心里都清楚，一般的凶杀案，图财害命、仇杀、激情杀人，都极少会针对人体这个部位下手。但凡出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都和情感纠葛、男女恩怨脱不了干系，要么是情杀，要么是因感情背叛引发的极端报复，否则凶手没必要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泄愤举动。 当下，破案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尽快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只有知道死者是谁，摸清他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家庭情况，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命案的突破口，锁定犯罪嫌疑人。 万幸的是，现场勘查的民警在死者的身体旁，找到了一部沾满灰尘和血迹的智能手机。手机屏幕已经碎裂，但机身还算完整，手机里存储着数十个联系人电话，这无疑是确定死者身份的关键线索。 民警立刻将手机带回临时勘查点，开始逐一拨打手机里的联系人电话，向对方描述死者的体貌特征，询问是否认识此人。可问题是，死者的头部被打得严重变形，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原本的长相，电话那头的人要么说听着像某个熟人，要么干脆表示不确定，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复。 就在身份核查陷入僵局时，一个联系人的话让民警眼前一亮：“这个电话号码我存着，是我一个贵州老乡的，叫肖铁华，一直在桐庐这边打工，平时就用这个手机号。” 与此同时，现场另一组民警在空地不远处，发现了一辆停放在草丛里的电动车，车身同样沾有血迹。经过对电动车车架号、车牌的核查比对，车管所的记录显示，这辆电动车的登记车主，正是肖铁华。 手机号、电动车，两条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肖铁华。虽然基本可以确定死者就是肖铁华，但办案讲究证据确凿，不能仅凭这两点就妄下结论，必须进行最精准的身份确认。 警方了解到，肖铁华的儿子也在浙江境内打工，得知父亲可能出事，立刻连夜赶往桐庐。当肖铁华的儿子赶到命案现场，看到眼前那个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尸体时，瞬间瘫软在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可他哽咽着摇头，根本无法确认死者是不是自己的父亲：“警察同志，我爸……我爸被打成这样了，我真的看不出来模样了，我不敢认……” 死者面目损毁严重，亲属无法辨认，常规的身份确认手段彻底失效。无奈之下，法医当场提取了死者的生物检材，又采集了肖铁华儿子的dNA样本，火速送往鉴定中心进行比对。 几个小时后，鉴定结果出来了，死者的dNA与肖铁华儿子的dNA存在亲生血缘关系，最终**确凿证实，死者就是44岁的贵州籍男子肖铁华**。 身份终于查清，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肖铁华到底为什么会被杀？凶手是谁？为何要对他下如此狠手，还做出极端泄愤的行为？ 警方第一时间对肖铁华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调查。据肖铁华的儿子讲述，自己的母亲一直留在贵州老家生活，和父亲聚少离多，父亲独自在浙江桐庐打工多年，平时很少跟家里说自己的私事。 可当民警走访肖铁华生前打工的工厂，询问他的同事和工友时，所有人的说法却和肖铁华儿子的表述大相径庭。工友们纷纷表示，肖铁华在桐庐根本不是孤身一人，他和一个女人已经同居了六七年，两人朝夕相处，出双入对，厂里的人都知道这事，大家都默认那个女人是肖铁华的“老婆”。 警方立刻顺着这条线索追查，很快核实清楚，这个和肖铁华同居的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合法妻子**，而是同样在工厂打工的贵州老乡，黄长柳。 肖铁华惨死，赤身裸体，头部遭钝器击杀，下体被刻意切割，所有线索都指向情感纠纷，而这个与他秘密同居六年的黄长柳，自然成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他的死，到底和这个婚外女友有没有直接关系？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黄长柳，将她带回警局进行初步询问。眼前的黄长柳，35岁，贵州人，看着模样朴实，说话轻声细语，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甚至在听到肖铁华的死讯时，还露出了一脸震惊和悲伤的神情，演技堪称天衣无缝。 可警方没有被她的表象迷惑，直接开门见山：“7月9日，也就是肖铁华出事的前一天，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你知道他当晚去了哪里吗？” 黄长柳故作镇定地回答，语气里带着一丝刻意的委屈：“警察同志，昨天下午我确实和铁华一起骑电动车出去了，晚上我们在外面吃了晚饭，我就自己回工厂宿舍了。至于他后来去了哪，我真的不清楚，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出这样的事……” 为了验证黄长柳的话是否属实，警方调取了她打工工厂门口的监控录像。录像清晰地记录下，7月9日下午，肖铁华骑着电动车，载着黄长柳一起离开工厂，两人举止亲密，确实是结伴外出的，这一点黄长柳没有撒谎。 可接下来的话，黄长柳却彻头彻尾地说了谎。 她告诉警方，自己回到宿舍后，觉得无聊，就去了县城的中心广场跳广场舞，一直跳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宿舍，期间根本没见过肖铁华，也没去过滨江公园。 但中心广场的公共监控，是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只要进入广场的人，都会被清晰地拍摄下来。警方调取了7月9日晚上广场所有的监控画面，一帧一帧地仔细排查，反复看了好几遍，**从头到尾，都没有找到黄长柳的身影**。 她根本没去跳广场舞！那她当晚到底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谎言的背后，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在警方对黄长柳的怀疑不断加深时，现场勘查的一个关键物证，彻底将她钉在了嫌疑人的位置上。 当初在肖铁华的尸体不远处，民警找到了一只孤零零的女士凉鞋，鞋子上沾有泥土和微量血迹，被当场提取封存。警方将这只鞋子的照片拿给肖铁华和黄长柳的工友辨认，所有见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双鞋就是黄长柳的！她平时上班、出门总穿这双鞋，我们都看熟了！” 一只属于黄长柳的鞋子，凭空出现在凶杀案现场，这已经是铁证之一。 而更致命的证据，还在后面。 7月10日晚上，警方在对黄长柳的宿舍周边进行秘密监控时，亲眼看到她鬼鬼祟祟地从宿舍里拎出一个黑色塑料袋，趁天黑没人，偷偷扔到了厂区外的垃圾桶里。民警立刻上前将塑料袋找回，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套男士衣物，裤子、上衣上都沾着已经干涸的暗褐色血迹，看着触目惊心。 法医对衣物上的血迹进行了dNA鉴定，结果显示，血迹的dNA分型与死者肖铁华完全一致，**这就是肖铁华遇害时穿的衣服！** 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黄长柳：案发当晚撒谎、现场留有她的鞋子、藏匿并丢弃死者带血的衣物。这足以证明，肖铁华的死，她绝对脱不了干系，哪怕她不是直接凶手，也必定是知情者、参与者，甚至，她就是亲手杀人的真凶。 掌握完整证据链后，警方再次将黄长柳传唤至公安局，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询问，而是正式的审讯。 面对眼前摆着的监控录像、女士鞋子、带血的衣物、dNA鉴定报告，一项项铁证如山，黄长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再也装不出无辜的样子。沉默了许久之后，她终于低下头，声音嘶哑地承认：“是我……是我杀了肖铁华……” 随着黄长柳的供述，一段长达六年的畸形婚外情，以及这场血案背后令人发指的真相，终于被彻底揭开。 黄长柳说，她和肖铁华都是贵州老乡，两人同在桐庐的工厂打工，背井离乡的日子，让老乡之间多了一份亲近。她35岁，早已成家，有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可丈夫常年在福建打工，夫妻两人两地分居，一年到头顶多能见上一两次面，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更让她心寒的是，丈夫早就背叛了她，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婚姻的不幸、独在异乡的孤独、被爱人背叛的痛苦，让黄长柳整日郁郁寡欢，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 那时，她和肖铁华在同一个车间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她把丈夫出轨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肖铁华，把他当成了唯一的倾诉对象，希望能从老乡这里得到一点安慰。 肖铁华听完她的遭遇，立刻摆出一副义愤填膺、心疼不已的样子，对着黄长柳嘘寒问暖，甜言蜜语一句接着一句：“长柳，你这么好的女人，温柔又能干，他居然敢背叛你，我都替你觉得不值！哪个男人能娶到你，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他不知道珍惜，你何必为他守着？你放心，以后有我在，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对你，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肖铁华的花言巧语，像一剂毒药，彻底攻破了黄长柳的心理防线。本就对婚姻失望、渴望被爱的她，本身就带着几分恋爱脑，一心想找一份真心实意的感情。在她眼里，肖铁华比自己的丈夫体贴、忠心，是值得托付的人。 一来二去，两个都有家庭的人，冲破了道德的底线，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成了见不得光的情夫情妇，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同居生活。 这六年里，两人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厂里的工友、身边的老乡，都知道他们的关系，黄长柳也沉浸在这段婚外情里，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掏心掏肺对待的男人，根本就是一个风流成性、毫无底线的渣男。 相处的时间越久，黄长柳就越发现，肖铁华的私生活混乱到了极点，远比她的丈夫更过分。他嘴上说着只爱她一个，背地里却和厂里厂外好几个女人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处沾花惹草，风流韵事不断。 一次次的背叛，一次次的欺骗，让黄长柳伤心欲绝。可她已经投入了六年的感情，不甘心就这样放手，加上两人都是婚外情，见不得光，她只能一次次隐忍，一次次原谅，自欺欺人地觉得，肖铁华总有一天会收心，会真心对她。 她忍了六年，包容了六年，可她的退让，没有换来肖铁华的悔改，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无耻至极。 真正让黄长柳彻底绝望、动了杀心的，是肖铁华竟然把魔爪，伸向了她**最亲的亲妹妹**。 黄长柳的妹妹年纪不大，为人单纯，因为姐姐在桐庐打工，也偶尔来这边看望姐姐。因为姐姐和肖铁华同居多年，妹妹一直把肖铁华当成亲姐夫，对他十分尊重、信任，见面就喊“姐夫”，没有半点防备。 可肖铁华看着黄长柳的妹妹年轻漂亮，竟然动了邪念，心思龌龊到了极点。他不仅私下里对黄长柳的妹妹言语轻薄，动手动脚，还嚣张地跟黄长柳扬言：“我不光拿下了你这个姐姐，你妹妹长得这么好看，我早晚也得把她拿下！” 更无耻的是，他竟然逼迫黄长柳，让她去劝说自己的亲妹妹，逼着妹妹答应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甚至还让黄长柳帮他约时间、约地点，全然没有半点廉耻之心。 黄长柳本就最痛恨感情不忠、背叛欺骗的人，丈夫的出轨、肖铁华的滥情，已经让她遍体鳞伤，如今肖铁华竟然想糟蹋自己的亲妹妹，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底线！她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亲妹妹往火坑里推？ 可肖铁华根本不管她的反抗，依旧对妹妹步步紧逼。 直到案发前几天，黄长柳的妹妹哭着找到她，浑身发抖，满脸委屈和恐惧：“姐，你快管管姐夫！他欺负我，一直骚扰我，还跟我约好了时间地点，说我要是不去，就找人报复我！我害怕……” 看着妹妹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想到自己六年的真心付出换来的全是欺骗和背叛，想到肖铁华的无耻和歹毒，黄长柳的心里瞬间被愤怒、绝望和恨意填满。那一刻，她只有一个念头：这个男人，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不配活着！ 2013年7月9日，黄长柳开始策划自己的复仇计划。她假意对肖铁华服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温柔地约他出去散步：“最近厂里太累了，晚上咱们去滨江公园那边走走吧，那边人少，清净。” 肖铁华以为黄长柳又选择了妥协，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欣然答应。当天下午，他骑着电动车，载着黄长柳一起离开工厂，两人先在外面吃了晚饭，随后就朝着偏僻的滨江公园赶去。 到了公园旁的空地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周围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杂草的沙沙声，成了最完美的作案现场。 两人在空地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黄长柳趁肖铁华不注意，悄悄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钝器，那是一个沉甸甸的硬物，足以一击致命。 她盯着肖铁华的背影，眼睛里布满血丝，心里的恨意彻底爆发。她屏住呼吸，猛地冲上前，举起钝器，朝着肖铁华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闷响，肖铁华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瞬间被砸倒在地，痛苦地呻吟着，根本站不起来。 黄长柳像是疯了一样，骑在肖铁华的身上，把所有的委屈、愤怒、绝望，全都化作了手上的力气，举起钝器，一下、两下、三下……朝着肖铁华的头部疯狂击打，直到他再也没有动静，直到他的头颅被砸得肿胀变形，再也认不出原本的模样。 杀死肖铁华后，黄长柳依旧难解心头之恨。她觉得，肖铁华一生风流，到处沾花惹草，背叛感情，祸害女人，他的身体就是罪恶的根源。为了泄愤，她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工具，打算对肖铁华的下体进行损毁，可因为工具太过简陋，操作起来并不顺手，折腾了半天，只是造成了明显的切割损伤，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做完这一切，黄长柳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拖延警方的调查时间，将肖铁华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一丝不挂地留在现场。随后，她带着肖铁华的血衣，匆匆离开了现场，一路上偷偷将衣服丢弃，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可她万万没想到，如今的天网监控无处不在，她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她留在现场的鞋子，她丢弃的血衣，都成了指证她杀人的铁证。她以为能瞒天过海，最终却只是自欺欺人。 据警方后续调查核实，死者肖铁华遇害时44岁，贵州人，一生自诩风流倜傥，仗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外面勾搭了无数女人，私生活糜烂不堪。他背叛家庭，婚内出轨，玩弄黄长柳的感情，六年里不断背叛，最后甚至觊觎自己的小姨子，突破人伦底线，无耻到了极点。 他活了44年，风流了一辈子，祸害了无数女人，自以为能游走在花丛中，永远潇洒快活，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落得如此下场，赤身裸体惨死在公园旁，头部被砸得面目全非，下体被损毁泄愤，死状凄惨，罪有应得。 而黄长柳，原本是婚姻背叛的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女人。她因为一时糊涂，陷入婚外情的泥潭，六年真心错付，最终被肖铁华的无耻逼上绝路，从一个可怜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 她的遭遇让人唏嘘，可她触犯了法律，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一段畸形的婚外情，一场突破底线的背叛，最终酿成了两败俱伤的惨剧，留给世人的，只有无尽的警示。 感情从来不是放纵的借口，婚姻需要忠诚，做人需要底线，一旦冲破道德和法律的束缚，等待自己的，只会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246章 吊脚楼惨案：丈夫杀妻弑岳父，潜逃七年落网 2004年3月23号，农历三月初三，春分节气刚过去短短两天。 对于地处云南深山里的黄泥寨村来说，这个时节，是一年里最温柔也最鲜活的时候。连绵的群山褪去了冬日的枯寂，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野樱桃花，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山间野花，挨挨挤挤地全开了。粉的、白的、淡红的花瓣缀满枝头，风一吹，花瓣簌簌飘落，连山间的空气里都裹着淡淡的花香，放眼望去，整个村寨都被裹在一片明媚的春色里，漂亮得像一幅晕开的水墨丹青。 照理说，这样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日子，山里的村民们本该心里甜滋滋的，忙着春耕，盼着丰收，满是对生活的欢喜和期待。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醉人的春色里，黄泥寨村村民洪开元的家里，却发生了一桩震惊整个大山、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彻底撕碎了这个小村寨的平静。 洪开元家住在村寨靠山脚的位置，是当地最典型的土家族吊脚楼。这种依山而建的老楼，结构十分特殊：楼底架空着，用来圈养牛羊、堆放柴草，既通风又防潮；楼上才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堂屋、卧室、厨房一应俱全，木质的楼板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是大山里农户最常见的居所。 可就是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吊脚楼，在3月23号这天清晨，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案现场。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洪开元年仅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 天刚蒙蒙亮，天边还泛着青灰色的微光，村寨里的公鸡刚叫过头遍，大多数村民还沉浸在睡梦里。洪开元的母亲，一位一辈子扎根在大山里、朴实憨厚的农村老人，突然被一阵急促又凄厉的敲门声惊醒。 门外，是两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 “奶奶！奶奶！快开门啊！” “快去看看我爸我妈，他们身上全是血！不动了！” 孩子的哭声又慌又怕，带着孩童独有的惊恐，像针一样扎进老人的耳朵里。洪开元的母亲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瞬间就懵了，心脏猛地揪紧，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席卷了全身。她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捋整齐，光着脚就跌跌撞撞地扑到门口，一把拉开了木门。 门口，孙子和孙女浑身发抖，小脸哭得煞白，眼睛肿得像核桃，小手紧紧抓着她的衣角，话都说不完整，只是一个劲地往洪开元家的方向拽她。 老人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她顾不上多想，跟着两个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儿子家跑。黄泥寨的山路本就崎岖，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路面，又滑又难走，老人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了儿子家的吊脚楼下，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了二楼。 推开那扇老旧的木门，堂屋里的景象，让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瞬间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 借着窗外微弱的天光，她清清楚楚地看见，堂屋的地面上，铺着一张农家常用的塑料编织袋，一个成年男子直挺挺地躺在袋子上，一动不动。男子的头上、身上全是暗红的血迹，编织袋被血浸透，黏糊糊地贴在地面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直冲鼻腔。 老人的视线颤抖着移向旁边的卧室，更惨烈的一幕映入眼帘：卧室的门内，一名女子倒在地上，身上只穿着贴身的内衣，头发凌乱地散着，头上同样布满血迹，脸色惨白如纸，早已没了半点生气。 一男一女，双双倒在血泊之中，没了呼吸。 这一刻，洪开元的母亲大脑彻底一片混沌，像被重锤狠狠砸中，思维完全停滞了。她张着嘴，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想上前查看，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根本挪不动步。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洪开元，还有儿媳妇，竟然被人残忍地杀害了！ 巨大的悲痛和恐惧瞬间淹没了她，老人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楼下传来，是洪开元的三弟。洪家老三当年刚满20岁，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大早被侄子侄女的哭声和伯母的慌乱动静惊醒，二话不说就跑了过来。 看到堂屋里的场景，年轻的小伙子也吓得脸色惨白，浑身止不住地发抖。他虽然害怕，但还是强撑着扶住了快要倒下的母亲，两人互相搀扶着，盯着地上的两具遗体，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过了好一会儿，两人才从极度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他们知道，这凶案现场不能多待，既怕破坏了现场，也实在受不了那血腥的场面。母子俩颤颤巍巍地退出了屋子，连门都忘了关，跌坐在院子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来人啊！救命啊！” “开元夫妻俩被人害死了！快来人啊！” 老人的哭声撕心裂肺，夹杂着年轻小伙的哽咽，在清晨安静的黄泥寨里格外刺耳。大山里的村寨，家家户户离得近，一点动静就能传遍全村，听到这凄厉的哭喊，村民们纷纷从床上爬起来，披着衣服、趿着鞋子，慌慌张张地往洪开元家赶。 短短十几分钟，洪家的院子里就围满了村民。 大家都是土里刨食的老实人，一辈子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看到堂屋和卧室里的惨状，所有人都吓得脸色发青，大气都不敢喘。几个胆子大一点的村民，强压着恐惧，上前安慰洪家母子，嘴里不停地问：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种事？” “那两个娃娃呢？娃娃没出事吧？” “家里的牛羊呢？是不是遭贼了，牛和羊被偷走了？” 洪开元的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回答：“娃娃没事……两个娃好好的……楼下的牛羊也都在，一头都没少……” 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们更懵了，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在农村，大家都知道，杀人害命，无非就三种最常见的情况：一是仇杀，跟人有深仇大恨，痛下杀手；二是情杀，男女感情纠葛，因爱生恨；三是财杀，图财害命，为了抢钱杀人。 可洪开元家，就是黄泥寨最普通的农户，家里除了楼下圈养的几头牛羊，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现在牛羊完好无损，家里也没丢东西，财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了。 再说情杀。洪开元和妻子叶昌珍结婚整整七年，是村里人都羡慕的恩爱夫妻。结婚这么多年，两口子和睦相处，相敬如宾，从来没听说过谁在外边有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妻子叶昌珍更是出了名的老实本分，勤俭持家，情杀的概率，也小得几乎没有。 那仇杀呢？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洪开元夫妻俩性格都很随和，为人实在，平时在村里跟邻居相处得十分融洽，从来没跟人红过脸、吵过架，更别说结下什么能让人痛下杀手的血海深仇了。 财杀、情杀、仇杀，三种最常见的杀人动机，放到洪开元夫妻俩身上，竟然全都对不上。 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家庭，一对无冤无仇的恩爱夫妻，没丢财，没情仇，没仇家，怎么会在睡梦中被人残忍杀害？到底是谁，会对这样普通的农户下如此狠手？ 村民们越想越害怕，越议论越觉得蹊跷。大山里的村寨本就封闭，出了这么大的命案，所有人都慌了神。大家商量着，必须赶紧翻过眼前的大山，跑到镇上的派出所去报案，这案子，只有警察才能查清楚。 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自告奋勇，准备立刻出发。可刚走到村口，就迎面碰上了一个人，乡司法所的所长杨德武。 杨德武是乡里的干部，经常跑村寨办事，那天正好路过黄泥寨。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的深山农村，手机还是极其稀罕的物件，整个村寨没几个人有，而杨德武的身上，正好带着一部手机。 看到村民们慌慌张张的样子，杨德武立刻上前询问情况，得知洪家出了两条人命的命案，他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镇上派出所的电话，第一时间报了案。 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听完案情描述，瞬间就重视起来。 黄泥寨地处偏远大山，交通闭塞，民风淳朴，这么多年来，连小偷小摸的案子都极少发生，现在一下子死了两个人，这是不折不扣的特大命案！派出所的警力和技术条件有限，根本处理不了这么重大的案件，按照规定，特大命案必须层层上报，立刻通知县里的刑侦大队。 接到上报后，鲁甸县刑侦大队的民警们不敢耽误，立刻携带勘查设备，驱车赶往黄泥寨。山路崎岖难行，车子开不进去，民警们就下车步行，翻山越岭，一路加急，终于赶到了案发现场。 此时的洪家吊脚楼，已经被村民们保护起来，没人敢随意进出。刑侦民警立刻封锁现场，开始了细致入微的现场勘查工作。 在洪开元家堂屋的一张小木桌旁边，民警们找到了一把关键的凶器，一把沾满了干涸血迹的斧头。经过洪家亲属和村民辨认，这把斧头不是外来的，就是洪开元家平时用来劈柴、干农活的家用斧头，一直放在堂屋的角落，是家里常用的工具。 可遗憾的是，2004年的刑侦技术，远不如现在发达，尤其是在这样偏远的山区，县里的刑侦设备本就落后，根本没有条件对斧头上的指纹进行提取和比对。那时候，dNA检测技术更是稀缺资源，别说山区县城，就连市里的检测条件都十分有限，想要通过血迹锁定凶手，根本是天方夜谭。 除了这把血斧，民警们在堂屋的墙边，还发现了一团揉在一起的被褥，床单上布满了血迹，有的是喷溅状的，有的是滴落状的，一看就是激烈冲突中留下的痕迹。可民警们翻来覆去地勘查，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指纹，也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那时候的凶案现场，条件简陋，技术受限，公安局的民警们忙前忙后，最终没有采集到嫌疑人的任何指纹，没有找到完整的脚印，更没有dNA检测这类关键技术的支撑，整个现场，除了那把血斧和带血的被褥，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后，专业的法医对两具遗体进行了初步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两名死者身上都有多处钝器伤和锐器伤，致命伤均为外伤导致的开放性颅脑损伤、颅内出血，以及颈总动脉横断引发的失血性休克。简单来说，两名死者都是被人用钝器砸击头部，导致颅脑严重受损，同时颈部大动脉被砍断，失血过多死亡。 这样的损伤形态，与现场发现的斧头完全吻合，斧头的背面可以砸击，形成钝器伤；斧头的刃面可以砍劈，形成锐器伤。种种迹象都表明，凶手就是用洪家自己的这把斧头，残忍地杀害了这对夫妻。 案情走到这里，陷入了僵局。现场没有痕迹，没有目击者，三种杀人动机都被排除，凶手到底是谁？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洪家亲属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猜测：他们怀疑，杀害洪开元和叶昌珍的，不是别人，正是叶昌珍的父亲，洪开元的老丈人，叶顺清！ 这个猜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虎毒不食子，老丈人怎么会杀害自己的亲女儿和女婿？可洪家人说出的理由，却让大家不得不重视。 原来，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叶顺清特意来到了女儿女婿洪开元家。洪开元的父亲，也就是叶顺清的亲家公，还陪着叶顺清坐在堂屋里闲聊了好一会儿，两人聊的都是家长里短，气氛还算平和。 等到洪开元的父亲离开儿子家，准备回自己屋睡觉的时候，洪开元和叶昌珍的两个孩子已经洗漱完毕，上床睡觉了。妻子叶昌珍正在堂屋里收拾，准备打一个地铺，打算让丈夫洪开元陪着老父亲叶顺清睡在地铺上，自己则带着两个孩子睡在里屋的卧室里。 也就是说，案发前一晚，叶顺清是明确要在女儿家留宿的。 可第二天清晨，洪开元和叶昌珍夫妻俩双双惨死家中，两个孩子安然无恙，本该留宿在洪家的老丈人叶顺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边是惨死的女儿女婿，一边是凭空消失的老丈人，时间、地点、人物全都对上了，叶顺清瞬间成了这起命案的最大嫌疑人，没有之一。 警方立刻锁定目标，马不停蹄地赶到叶顺清家进行抓捕，可到了叶家，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叶顺清的兄弟们告诉民警：“叶顺清昨天晚上去了女儿家，一直没回来，我们还以为他在女儿家住下了，根本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 当警方告诉叶家，叶顺清被怀疑是杀害自己亲女儿和亲女婿的凶手时，叶家所有人都激动起来，连连摇头，直呼不可能。 “绝对不是他干的！” “叶顺清再狠心，再糊涂，也不可能杀自己的亲闺女啊！那是他的心头肉，虎毒不食子，他怎么下得去手！” 叶家亲属的反应，看似合理，可在命案面前，任何情绪都不能作为证据。叶顺清的失踪，依旧是最大的疑点。 据洪家人回忆，案发当时，洪家吊脚楼的楼上，一共就三个大人：洪开元、妻子叶昌珍，还有老丈人叶顺清，剩下的就是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两个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杀害两个成年人，凶手只能是三个大人中的一个。 现在洪开元、叶昌珍已死，叶顺清失踪，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他。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警方把目光投向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是案发现场唯一的幸存者，也是最有可能看到案发经过的人。 案发当天下午2点，警方找到了洪开元7岁的女儿，对她进行了询问，并做了详细的笔录。 面对民警的询问，小女孩吓得浑身发抖，声音细若蚊蚋，带着孩童的懵懂和恐惧。民警轻声问她：“你起床之后，看到了什么？跟叔叔阿姨说说。” 小女孩低着头，小声回答：“我看见我妈睡在地上，我喊了她五六声，她都没答应我。我不敢去推我妈，就跑去找奶奶了。” 除了这些，小女孩再也说不出更多的细节，剩下的只有沉默和害怕。 三个小时后，案发当天下午5点，警方再次对7岁的小女孩进行询问，希望能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一次，小女孩的表述稍微清晰了一些： “我起来的时候，卧室的房门是开着的，家里的大门是关着的。我家的锁一碰就锁上，我用手去开那个锁，把锁上的钉钉弄开了，就跟弟弟一起哭着去找奶奶了。” 两次询问，孩子的话语都十分简单，充满了恐惧，始终没有提到凶手是谁，也没有说清案发时的具体情况。 另一边，排查叶顺清的民警也跑遍了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家，找遍了他可能去的所有地方，可叶顺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踪迹。 整个黄泥寨，乃至周边的村寨，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议论之中。所有人都认定，凶手就是失踪的叶顺清，是他狠心杀害了女儿女婿，然后畏罪潜逃了。 可就在这时，法医那边传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直接让整个案情发生了惊天反转！ 原来，案发现场的两具遗体，被凶手砍得血肉模糊，浑身沾满血迹，面目全非，根本看不清原本的样貌。遗体被运回法医室后，法医进行了清洗处理，把身上的血迹清理干净，这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其中一具男性遗体，头发已经花白，鬓角全是银丝，皮肤粗糙松弛，弹性很差，脸上布满了皱纹，从体态和样貌来看，明明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 而警方之前提供给法医的信息是，这名男性死者是年仅29岁的洪开元，一个正值壮年的年轻人！ 年龄对不上，样貌特征更是天差地别！ 警方立刻意识到，遗体认错了！ 为了彻底确认身份，警方又组织了好几波村民，对清洗后的遗体进行辨认。结果证实，这具男性遗体根本不是洪开元，而是他49岁的老丈人，叶顺清！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懵了。 很多人不解，就算遗体血肉模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区别那么大，怎么会认错？还是洪开元的亲生母亲和亲弟弟认错的？ 其实，这背后有着很现实的原因。 从当年留存的现场录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泥寨地处深山，村民们的衣着十分朴素，所有男性，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穿的都是自家纺织的土布衣服，颜色清一色的蓝色、褐色、黑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洪开元和老丈人叶顺清的身高只差5厘米，体态也十分相似。再加上案发时众人都处于极度的惊慌和悲痛之中，现场光线昏暗，遗体又被砍得血肉模糊，洪开元的母亲和弟弟一时慌乱，认错了遗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连至亲都认错了，其他围观的村民，自然更是跟着认错了。 随着叶顺清的身份被确认，整个案情彻底颠覆。 之前被所有人认定为凶手的叶顺清，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而之前被认为是惨死的受害人洪开元，却在案发之后神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瞬间取代叶顺清，成了这起命案唯一的嫌疑人！ 警方立刻调整侦查方向，重新梳理所有线索，重新分析案情，把所有的侦查重心，都放在了失踪的洪开元身上。 可洪开元到底去了哪里？ 民警们在村里村外、周边大山反复排查，走访了所有认识洪开元的人，可始终查不到他的任何行踪，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时间，就像山间的流水，一天天悄无声息地流逝。 杀害叶顺清、叶昌珍父女俩的凶手，到底是不是洪开元？这个问题，成了悬在所有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警方始终没有放弃这起命案，即便刑侦技术有限，即便线索中断，每年都会安排民警来到黄泥寨，反复勘查现场，反复走访村民，试图找到洪开元的踪迹。 洪开元家的那栋吊脚楼，自从案发之后，就再也没人敢住进去。好好的一栋民居，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凶宅，外观看着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可里面早已布满灰尘，只剩下楼下用来堆放牲畜吃的草料，孤零零地立在山脚下，透着一股阴森的气息。 后来，警方再次对这栋吊脚楼进行了反复复勘，又发现了更多被忽略的细节。 这栋吊脚楼的大门，是厚重的木质门，关闭之后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缝隙，整个大门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被破坏的痕迹，说明凶手不是从大门强行闯入的。 走进屋内，里屋卧室的木门却惨不忍睹，门上的门销已经彻底断裂，木质的门板上有明显的暴力撞击痕迹，显然是有人从外面用蛮力，强行踢开或者撞开了卧室门。而女性死者叶昌珍的遗体，当时就倒在这扇被破坏的卧室门内，也就是说，她是在卧室门口，被凶手残忍杀害的。 更关键的是，在这扇被破坏的卧室门上，警方发现了一枚擦划性的半个鞋印，是凶手踢门时，鞋子蹭在门板上留下的痕迹。可遗憾的是，这枚鞋印残缺不全，以2004年的技术条件，依旧无法提取和比对。 除了大门和卧室门，吊脚楼上所有的窗户都完好无损，全部从内部封闭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被破坏、被翻越的痕迹。 从外部来看，这栋吊脚楼门窗完好，没有外力闯入的痕迹，简直就像一起离奇的密室杀人案。而唯一有作案嫌疑的，只有案发前就在楼内、案发后神秘失踪的洪开元。 就在警方苦苦寻找洪开元下落的同时，他们在村里的走访调查中，又了解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案发之前，洪开元的精神状态，早就出现了异常。 一切的变故，要从案发前两个月说起。 当时，村里的十几个年轻人约好，一起去昆明打工赚钱。洪开元长这么大，一直待在大山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是他第一次跟着村里人出去打工，心里满是对外面世界的期待。 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 一起去的年轻人，都被工头选中，找到了工作，唯独洪开元，因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被工头拒之门外。没找到工作的他，连回大山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是跟同村的人借了钱，才一个人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黄泥寨。 从昆明回来之后，洪开元就像变了一个人。 家人和村民都明显感觉到，他的精神状态不对头了，整天浑浑噩噩，沉默寡言，眼神呆滞，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怪异。更离谱的是，他开始无端猜忌自己的妻子叶昌珍，总觉得妻子背着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整天疑神疑鬼，闹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 有一次，洪开元夫妻俩一起去帮村里的一户村民种土豆。不管是种土豆，还是干其他农活，洪开元都寸步不离地跟在妻子身边，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生怕她跟别人说一句话、多一个眼神。 可在所有村民和家人的眼里，妻子叶昌珍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女人，正派、本分、勤俭持家，对洪开元一心一意，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不清不楚的关系。洪开元的猜忌，完全是无中生有，是他自己精神异常导致的妄想。 就在案发当天的白天，洪开元又因为自己无端的猜忌，和妻子叶昌珍大吵了一架，两人闹得很不愉快。老丈人叶顺清得知女儿女婿吵架的消息，心疼女儿，也想劝和小两口，这才在当天晚上，特意赶到女儿家，打算开导开导他们。 谁也没想到，这场劝和，最终变成了一场灭门惨案。 就这样，这起黄泥寨吊脚楼惨案，因为洪开元的失踪，因为刑侦技术的限制，一搁置，就是整整七年。 七年时间，足够让山间的花开花落七次，足够让年幼的孩子长大，足够让青丝变成白发。 洪开元家破人亡，妻子和岳父惨死，自己潜逃在外，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女，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七年里，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可童年目睹的血腥惨案，成了他们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从来不敢在大人面前提起当年的事，仿佛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只要一提，就会勾起无尽的恐惧。 后来，洪开元的女儿在面对新闻媒体采访时，低着头，轻声说：“时间长了，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就当是过去的事情了。” 而年幼的儿子，却始终走不出阴影，他常常偷偷地哭，说自己很想爸爸妈妈，可难过的时候，身边连一个安慰自己的人都没有。 比起洪家，叶家的遭遇更是凄惨。 叶顺清和大女儿叶昌珍双双惨死，叶顺清的老伴，在案发之前就患有严重的疾病，脑子一直不清楚，生活都无法自理。案发之后，叶家彻底垮了，老人最后只能跟着在昆明打工的儿子搬走，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曾经热闹的叶家，从此人去楼空，再也没有了半点生气。 七年里，鲁甸县的警方从来没有忘记这起命案。每年，民警都会准时来到黄泥寨，来到洪开元的父母家，探寻洪开元的下落，可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 直到2011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2011年，鲁甸县召开全县网上在逃人员家属动员会，目的就是动员在逃人员的亲属，劝说在逃人员主动回来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一次，警方再次把洪开元的老父亲请到了动员会现场。 看着台上警方的宣讲，洪开元的父亲内心忐忑不安，坐立难安。 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潜逃七年的儿子洪开元，曾经偷偷跟他联系过！ 原来，洪开元这些年，一直躲在隔壁的巧家县打工，隐姓埋名，不敢露面。洪父曾经多次劝说儿子回来自首，可洪开元始终不肯，他在电话里跟父亲说：“我在外头混一天是一天，万一被警察抓到，我也就认了。” 父亲的犹豫和反常，被细心的民警看在眼里。警方立刻抓住线索，顺着蛛丝马迹深入调查，最终锁定了洪开元的藏身之处，云南巧家县的一个小镇。 此时的洪开元，早已更名换姓，抛弃了自己的本名，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郑大伟，在镇上的一家五金店里帮人打工，低调地生活着，以为能这样躲一辈子。 2011年3月份，警方精准出击，在巧家县的五金店里，顺利将潜逃七年的洪开元抓获归案。 七年的逃亡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 可被抓获之后，面对警方的审讯，面对关于命案的询问，洪开元始终保持着沉默，一言不发，拒不交代任何案情。 警方问他：“案发之后，你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躲了七年？” 洪开元这才开口辩解，声音低沉：“我怕看见血，看到那个场面，我害怕，就跑了。” 在后续的问询中，洪开元能清清楚楚地说清，案发前一晚，一家人是如何安排睡觉的，也能说清自己发现屋子里两名死者之后，是如何逃跑的，路线、过程都描述得十分详细。 可唯独关于两名死者的死亡过程，关于案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始终闭口不谈，支支吾吾，怎么也说不清楚。 警方又问他：“你和你妻子叶昌珍，案发前是不是经常吵架？你是不是一直猜忌她？” 根据村里所有村民的反映，洪开元在案发前，确实因为无端猜忌，和妻子多次发生矛盾，行为怪异。可对于这些事实，被关在看守所里的洪开元，却一概否认，一口咬定自己和妻子没有任何矛盾，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洪开元的反常，他的沉默和狡辩，再加上村民们反映的他案发前的精神异常，让警方产生了一个怀疑：洪开元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疾病？作案的时候，是不是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 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决定，对洪开元进行专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 而在鉴定之前，洪开元无意间跟警方说了一句话，让案情再次有了细微的进展。他说：“当时，是我女儿抱着我，跟我说别打了，我才被叫醒的。” 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暗藏玄机，也从侧面印证了，案发当时，洪开元就在现场，并且实施了暴力行为。 2011年12月份，以及2012年8月份，公安机关先后两次委托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洪开元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两次鉴定的意见完全一致：洪开元精神状态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类疾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两次鉴定，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时间。时隔太久，鉴定结果只能证明洪开元当下的精神状态，根本无法准确认定，他在2004年作案当时，到底有没有精神异常。 因为这个关键问题，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这期间，公安机关先后两次，把案件移送到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起公诉。可检察院经过审查，两次都做出了补充侦查的决定。 原因很简单：现有的证据，无法完全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无法准确认定洪开元作案当时的精神状态，整个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想要认定洪开元犯故意杀人罪，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要么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人，要么彻底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可经过补充侦查，警方依旧没能收集到更多的直接证据。 最终，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这起案件做撤案处理。 可这个决定，让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是一起致两人死亡的特大命案，七条人命，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全村村民都在关注，如果就这样撤案，凶手逍遥法外，该如何面对死去的受害者？该如何面对悲痛的家属？ 而且，在所有人的主观认知里，凶手就是洪开元。 案发时，现场只有他、受害者和两个孩子，孩子没有作案能力；案发后，他第一时间潜逃，一躲就是七年，如果不是他干的，他为什么要跑？ 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逻辑，也是所有人都认定的事实。 可在法律面前，主观判断永远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办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如果有充分、完整的证据链条，即便没有嫌疑人的口供，也可以定罪；但如果只有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就不能定罪。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所有人都知道是洪开元干的，可法律却需要铁证。 为了查清案发当时的真相，为了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警方重新制定了审讯方案，不再一味地逼问，而是从情感、家庭、孩子的角度，反复给洪开元做思想工作。 民警们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你要是老老实实配合，交代实情，以后你的孩子读书遇到困难，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家条件贫困，家里的老人，我们也会协调民政救助政策，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洪开元，你别忘了，死的是你的妻子，是孩子的亲妈妈，还有孩子的亲外公。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两个孩子考虑，给他们一个交代，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一遍又一遍的劝说，一次又一次的心理疏导，终于触动了洪开元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潜逃七年，他活在恐惧和愧疚里，日夜难安。面对民警的真诚，面对孩子的未来，他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防备和抵抗。 2013年1月10号，在被抓获两年之后，洪开元终于第一次开口，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叶顺清和叶昌珍的全部犯罪事实。 洪开元交代，他一直觉得老丈人叶顺清平时对他不满意，看不起他，心里积攒了很多怨气。案发那天清晨，他和老丈人叶顺清一起起床，因为一点小事，心里瞬间冲动，失去了理智，转身拿起堂屋里的斧头，对着老丈人就狠狠砸了下去、砍了下去。 行凶的过程中，妻子叶昌珍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从卧室门口探出头来查看。杀红了眼的洪开元，没有丝毫犹豫，又气势汹汹地奔向妻子，用斧头残忍地将她杀害。 作案之后，洪开元看着满地的血迹，看着死去的岳父和妻子，终于清醒过来。他慌乱地把年幼的女儿和儿子送出家门，然后独自一人沿着山间的小路，仓皇逃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逃亡生涯。 而当年那两个年幼的孩子，要么是被血腥的场面吓傻了，要么是出于本能想要保护自己的父亲，所以在面对警方询问时，没有把事实的真相全部说出来。 洪开元的口供，终于让这起尘封七年的惨案，还原了真相。 为了彻底确认他的精神状态，2013年2月和4月，公安机关再次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洪开元作案时的精神状况进行重新鉴定。这一次，鉴定结论明确：洪开元作案时意识清晰，有明确的现实动机，作案后有潜逃行为，具备完整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随后，警方带着洪开元，重新回到黄泥寨的吊脚楼，进行现场指认。 指认那天，天公不作美，连绵的大山上，下起了铺天盖地的大雪。雪花纷纷扬扬，覆盖了整个村寨，覆盖了那栋阴森的吊脚楼，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在大雪中，洪开元颤抖着手指，准确地指认了岳父叶顺清倒地的位置、妻子叶昌珍倒地的位置、丢弃斧头的位置、卧室门上擦蹭鞋印的位置，他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和2004年警方的现场勘查记录完全吻合，没有丝毫偏差。 铁证如山，再也无从抵赖。 最终，洪开元因故意杀人罪，犯下滔天罪行，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潜逃多年，被依法判处重刑，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严惩。 第247章 下水道惊现三具白骨，六旬门卫竟藏惊天杀机 2022年3月27日，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传遍全网，河南一名7岁的小女孩，在自家附近做核酸检测时，离奇失踪了。 一个才7岁的孩子，懵懂无知，不过是在熟悉的家门口完成一场常规检测，转身就没了踪影，这让孩子的父母瞬间陷入崩溃，整个村子也被笼罩在恐慌之中。所有人都在祈祷，希望孩子只是迷路了，只是被好心人暂时收留了，可现实却给了所有人最沉重的一击。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启动了全力搜查，调取周边监控、走访每一位村民、地毯式排查村子及周边的角落，整整两天两夜，民警们几乎没有合眼，只为能找到这个年幼的孩子。可最终，传来的却是最令人痛心的结果：小女孩已经遇害，而作案嫌疑人，竟然是同村一位76岁的老人。 这样的人间惨剧，让无数人扼腕叹息、不寒而栗。一个古稀老人，本该是安享晚年、慈祥和善的模样，却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而更让人揪心的是，这又是一起熟人作案，那个老人，孩子的家人平日里也都认识，从未想过，身边熟悉的人，竟会成为夺走孩子生命的恶魔。 其实，熟人作案的案例，这些年来一直在不断上演，在各类犯罪统计中，其几率高得惊人。很多时候，我们防备着陌生人，却往往忽略了身边人隐藏的恶意。而在11年前，四川省德阳市茶花巷的一个小区里，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恶性案件，德阳下水道藏尸案，这起案件的残忍程度、诡异程度，至今想来，依旧让人头皮发麻。 那是2011年3月的一天，春寒料峭，德阳市区的风还带着一丝刺骨的凉意。居住在茶花巷十一号小区的居民们，却被一件烦心事困扰着，小区的下水道，不知怎么就堵住了，而且还散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恶臭。那味道混杂着腐烂的气息，顺着下水道的缝隙蔓延开来，飘到小区的各个角落，尤其是靠近门卫室的地方，味道更是浓烈到让人无法靠近。 这个小区的隔壁，正好开着一间茶社，平日里来往的客人不少。小区居民们思来想去，一致认为，下水道堵塞肯定和茶社老板有关，毕竟，茶楼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茶叶残渣，大家经常看到茶楼老板图方便，直接把废弃的茶叶倒进下水道，时间久了，残渣堆积，自然就堵了。 一群居民结伴找到了茶楼老板，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着，语气里满是不满。茶楼老板也自知理亏，毕竟倒茶叶进下水道确实是他的疏忽，看着居民们愤怒的神情，他不敢辩解，连忙点头道歉，当场就拿出钱，请了专业的疏通下水道工人，来帮忙疏通堵塞的管道，也好平息居民们的怒火。 疏通工人很快就来了，一共两个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师傅，干这行已经几十年了，什么样的堵塞场面都见过，污水横流、垃圾堆积，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两人扛着工具，来到小区门卫室门口的下水道井盖旁，熟练地拿出撬棍，准备撬开井盖，看看里面的堵塞情况。 周围的居民也围了过来，有的抱着胳膊，有的皱着眉头，议论纷纷，都在抱怨着这难闻的气味，盼着工人能快点把下水道疏通好。可谁也没有想到，当老师傅用尽全身力气，撬开那沉重的下水道井盖的一瞬间，原本喧闹的围观人群，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倒吸冷气的声音。 井盖下面，没有堆积如山的茶叶残渣，也没有堵塞的污水，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已经高度腐烂的人脚。那只脚的皮肤早已脱落，露出了发黑的骨头，上面还沾着一些污秽的杂物，刺鼻的恶臭瞬间扑面而来，比之前的味道浓烈了十几倍，让人忍不住干呕。 就连那两位见多识广、历经过大风大浪的疏通老师傅，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浑身直哆嗦，手里的撬棍“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脸色惨白如纸，嘴唇不停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围观的居民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有的女人直接捂住了嘴，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有的男人强装镇定，却依旧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还有的人吓得连连后退，甚至有人当场蹲在地上干呕起来。 “死、死人了！快、快报警！”不知是谁率先反应了过来，声音颤抖地大喊了一声，这才打破了现场的死寂。小区居民们如梦初醒，连忙有人拿出手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里满是恐慌和急切，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茶花巷十一号，下水道里有尸体”。 接到报警后，德阳市公安局的民警们立刻赶往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同时通知了法医和刑侦队员前来支援。民警们深知，这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死亡案件，一个人死后被藏在下水道里，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刑侦队员们穿上专业的勘查服，戴上手套和口罩，小心翼翼地对下水道进行挖掘。这一挖，就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毛骨悚然，事情，远不止一具尸体这么简单。 这个下水道紧邻小区的门卫室，下面连接着一个化粪池，为了隔离化粪池的臭味，门卫室的地面与化粪池之间，特意设置了两层井盖，而被发现的这具尸体，就藏在两层井盖中间的夹层里。由于长时间被污水和粪便浸泡，尸体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堆残缺不全的白骨和一些破烂不堪的衣物，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 法医和刑侦队员们耐着刺鼻的气味，一点点地挖掘、清理，每一个动作都格外谨慎，生怕破坏了现场的任何一丝线索。整整两个小时，挖掘工作才勉强完成，一堆破碎的衣物和一具完整的森森白骨，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刑侦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白骨拼接起来，拼接完成后，众人发现，这正好是一个人的完整骨架。这具尸骨的骨头呈现出明显的黑色，显然是长时间被污水浸泡所致；头盖骨上，还覆盖着一团长长的、已经变得干枯发黄的头发，依稀能看出死者生前的头发很长；而盆骨处则比较宽阔，根据骨骼特征，法医初步判断，这是一名女性。 经过进一步的鉴定，法医得出结论：这具尸骨上没有明显的伤痕，初步判断死者并非死于外力殴打，至于具体的死因，还需要进一步检测；而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两年以上。 这个结论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疑惑和震惊。要知道，茶花巷十一号小区，地处德阳市的闹市区，小区门口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周围开着大大小小的茶楼、餐馆、商店，每天都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一具尸体被藏在下水道里，而且一藏就是两年多，竟然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死者是谁？她来自哪里？为什么会被藏在这个下水道里？凶手又是谁？他为什么要杀害死者，还要将尸体藏在这样一个隐蔽的地方？一连串的疑问，像一团迷雾，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围观的居民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猜测，这个死去的女人，到底是谁，而凶手，会不会就在自己身边。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议论纷纷的时候，更恐怖、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又发生了。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对门卫室进行全面排查时，发现了一个异常诡异的细节，这个小区的下水道井盖，一共有两个，除了门卫室门口这一个被撬开的之外，在门卫室里面，还有一个井盖。 民警们走进门卫室，一股潮湿、阴暗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门卫室不大，一共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房间里非常昏暗，即使是白天，也需要打开灯才能看清里面的景象；墙壁上布满了水珠，墙角长满了青苔，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乱七八糟的，看起来很久没有整理过了；空气中，除了下水道传来的恶臭，还夹杂着一股霉味，让人很不舒服。 乍一看，这个门卫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破旧的门卫值班室。但在经验丰富的民警眼里，有一个地方显得格外突兀，格外可疑，那就是门卫室里的另一个下水道井盖，竟然被人用水泥牢牢地涂抹过，水泥已经凝固，将井盖和周围的地面牢牢地粘在了一起，看起来，像是被人刻意封死的。 一个正常的下水道井盖，都是可以随时打开的，方便疏通和检修，谁会没事用水泥把它封死？而且看这水泥的凝固程度，显然已经封了很久了。这就极其不符合常理，民警们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这个被水泥涂抹过的井盖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难道，下面还有其他的尸体？ 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立刻找来工具，小心翼翼地凿开了上面的水泥。水泥很硬，民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一点点地将凝固的水泥凿掉，露出了下面的井盖。当民警们撬开这扇井盖的一瞬间，一股比之前更加刺鼻、更加浓烈的腥臭味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捂住口鼻，连连后退。 果不其然，井盖下面，果然隐藏着更加惊人的秘密，又一具腐烂的尸体，赫然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和门口下水道里的尸体一样，这具尸体也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堆白骨，周围散落着一些破烂的衣物，看起来，死亡时间也不短了。 刑侦队员们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下挖掘，他们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井盖下面，所藏匿的秘密，似乎还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些。果然，在挖掘到下水道底部的时候，民警们又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头骨已经发黑，上面还沾着一些污秽的杂物，显然，这又是一具尸体的残骸。 五分钟以后，第三具白骨也被成功挖掘出来，随着白骨一起被挖出来的，还有一件破旧的女士内衣。至此，加上之前在门卫室门口下水道中发现的那具女性尸骨，一共有三具尸骨，被凶手藏在了下水道的夹层当中。 民警们仔细检查了现场，发现这三个受害人被藏尸的时候，几乎都是一丝不挂，她们的衣服只是被简单地盖在了尸骨上，看起来，凶手似乎是刻意为之，想要隐藏什么。随后，法医对这三具尸骨进行了详细的鉴定，通过指骨连接和骨骼特征分析，推断出：1号尸骨（门卫室门口发现的）大约18岁，2号尸骨大约16岁，3号尸骨大约38岁，三具尸骨，全都是女性，而且死亡时间，都在两年以上，甚至更久。 一个闹市小区的小小门卫室，一个不起眼的下水道，里面竟然藏着三具尸体，而且一藏就是两年多。这么多年以来，住在小区里的居民们，每天进进出出，就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活动，对此竟然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丝毫察觉。一想到自己每天都在一个藏着三具尸骨的地方生活、走动，居民们就感到浑身发冷，头皮发麻，心中充满了恐惧。 这起案件，立刻震惊了整个德阳市，甚至传遍了全国。媒体纷纷报道，网友们议论纷纷，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起离奇的藏尸案，都在追问：这些死去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她们来自哪里？她们因何而死？凶手又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这三个女人，还要将她们的尸体藏在下水道里？ 德阳市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最精干的刑侦队员，全力展开调查，誓要查明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还死者一个公道，也安抚民心。 专案组的民警们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查，试图寻找任何一丝凶手留下的线索。但由于案发时间距离现在太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加上下水道的环境恶劣，污水、粪便的浸泡，现场早已被破坏殆尽，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血迹、指纹，甚至连凶手的脚印都没有找到。 不过，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经过分析认为，三个女人都死在门卫室附近的下水道里，而且藏尸地点非常隐蔽，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下水道有夹层，更不可能轻易打开井盖藏尸。所以，这三个女人，一定和这间门卫室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曾经在门卫室工作过、或者居住过的人。 顺着这个思路，德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们，开始对小区的历史进行全面排查，重点走访了小区的老居民，调取了小区的相关记录，将历年以来，从2000年到2011年，所有在这间门卫室工作过的工作人员、物管人员，以及曾经在门卫室居住过的人，都一一列了出来，逐一进行走访排查。 经过几天的走访，民警们了解到，这间门卫室，曾经住过不少人，有附近网吧的网管，因为网吧没有宿舍，就暂时住在了门卫室；有工地的临时建筑工，为了方便施工，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年过半百的门卫老头，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对于这些人的印象，小区的居民们都非常模糊。毕竟，这些人大多都是临时居住，来来去去，流动性很大，而且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少有人会特意关注他们。再后来，这间门卫室又空闲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底还有谁住过，大家都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排查工作陷入了困境，民警们每天奔波忙碌，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案件就像一团迷雾，始终无法找到突破口。就在大家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 负责排查失踪人员的那组民警，在整理历年失踪人员档案的时候，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中江县的一名陈姓男子，曾经在几年前向警方报案，说他的妻子谢芳，在2006年6月份的时候，突然失踪了，从此杳无音信，至今也没有找到。 民警们立刻调出了谢芳的相关信息，仔细查看后发现，谢芳的年龄、身高、体态特征，都与在茶花巷十一号门卫室下水道里发现的、那具年龄约在38岁的尸骨，非常相似。这个发现，让民警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刻联系上了谢芳的丈夫，进一步了解情况。 谢芳的丈夫，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提起妻子的失踪，他的脸上满是憔悴和悲伤，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思念。他告诉民警，2006年的腊月二十三，那天是小年，他从老家回到德阳的出租屋，准备和妻子一起过小年，可回到家的时候，却发现妻子不在家。 他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妻子只是出去买菜或者逛街了，于是就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妻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说她正在买菜，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到家。可自从那通电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等到妻子回来，妻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这几年，他四处寻找妻子的下落，跑遍了德阳市的各个角落，也联系了妻子的所有亲戚朋友，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周围的人，有的说谢芳是因为有外心，跟别人私奔了；有的说她可能是遇到了意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的人劝他，不要再找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谢芳的丈夫，始终不愿意相信这些说法，他坚信，妻子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他，更不会跟别人私奔。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直到五年后，在大家都已经渐渐淡忘了谢芳失踪一事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早上，谢芳的丈夫从睡梦中醒来，脸色苍白，浑身是汗，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告诉身边的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他看到了妻子谢芳，妻子披着长长的头发，脸色惨白，眼神空洞，浑身湿漉漉的，看起来非常可怜。妻子走到他面前，声音微弱地告诉他，她很冷，很痛苦，让他一定要找到她，为她报仇。 当他把这个梦境告诉自己的岳母时，岳母长叹了一口气，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孩子，芳儿可能真的不在了，你就别再折磨自己了。” 这个梦，虽然听起来很迷信，但却更加坚定了谢芳丈夫的想法，他的妻子，肯定出事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于是，他这才鼓起勇气，再次来到派出所，正式向警方报案，希望警方能够帮助他找到妻子的下落，查明真相。 民警们听完谢芳丈夫的讲述后，更加确定，那具38岁的尸骨，很有可能就是谢芳。为了证实这个猜测，警方立刻提取了谢芳父亲的生物检材，送到专业机构，与那具尸骨进行dNA比对。 等待比对结果的那几天，所有人都很煎熬，谢芳的丈夫更是坐立不安，日夜期盼着结果能够证实自己的猜测，同时，又害怕听到那个最坏的消息。几天后，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经过dNA鉴定，确定了在茶花巷十一号门卫室下水道里发现的第三具白骨，正是失踪多年的谢芳。 这个结果，让谢芳的丈夫悲痛欲绝，当场就哭倒在地，这么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可这个结果，却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民警们，虽然证实了一具尸骨的身份，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谢芳是中江人，今年38岁，她的家在中江，出租屋也在德阳的另一个地方，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茶花巷十一号小区的门卫室里？她来到这个小区做什么？她是来找门卫室里的什么人？她和凶手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们再次来到茶花巷十一号小区，对周边的居民进行了更深入的走访，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就在这时，小区周边的一位老居民，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注意。 那位老居民说：“我记得，以前经常有一些女人，进那个门卫室，那些女人看起来都不太正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而且都是趁晚上的时候进去，早上就走了，不知道跟门卫室里的人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让民警们眼前一亮。谢芳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员？她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了门卫室，然后遭到了杀害？如果是这样，那么门卫室里曾经居住过的人，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民警们立刻调整排查方向，重点排查曾经在门卫室居住过、并且与女性有过接触的人。就在这时，一个人，进入到了民警们的视线，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此居住过，并且担任过小区门卫的赖兴发。 经过调查，民警们了解到，赖兴发并非德阳本地人，他的老家在外地，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工作调动，才来到了德阳市。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因为犯下强奸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入狱后，他的妻子就跟他离了婚，孩子也没有判给他，从此，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6年刑满释放后，赖兴发没有了家，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四处漂泊，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2003年，他来到了茶花巷十一号小区，找到了一份门卫的工作，从此，就一直住在小区的门卫室里，直到2008年，他才离开了这里，算下来，他在这个门卫室里，一共住了5年时间，也是最后一个住在门卫室里的人。 有前科，曾经犯过强奸罪，而且长期住在门卫室里，与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有过接触，还在尸体被发现前3年突然离开了小区，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赖兴发。那么，凶手，会不会就是他？ 可让人疑惑的是，赖兴发被排查的时候，已经61岁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身材瘦弱，看起来慈祥和善，真的会是这三起命案的凶手吗？他有能力残忍地杀害三个女人，并且将她们的尸体藏在下水道里吗？ 民警们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继续对赖兴发进行深入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民警们又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细节，小区周边有一位群众，曾经和赖兴发一起喝过酒，喝酒的时候，赖兴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语气凶狠，带着一丝威胁：“在这个地方，谁要是把我给惹到了，我就砍死谁！” 这句话，让民警们更加确定，赖兴发的嫌疑非常大。一个有强奸前科的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而这句话，更是暴露了他内心的恶意和残忍。而且，他在2008年突然离开小区，理由不明，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所以选择了潜逃。 专案组立刻决定，全力追捕赖兴发，无论他逃到哪里，都要将他抓获归案。经过几天几夜的摸排调查、调取监控、走访线索，民警们终于找到了赖兴发的窝藏地点，德阳市郊的一个偏僻出租屋，那里人烟稀少，隐蔽性很强，非常适合藏匿。 警方立刻组织警力，赶往赖兴发的窝藏地点，决定对他实施控制。当民警们破门而入，出现在赖兴发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惊慌失措、极力反抗，可没想到，赖兴发看到从天而降的警察，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诧异和慌乱，反而显得异常平静，就好像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一样。 在民警的审讯下，赖兴发没有丝毫的抵抗，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茶花巷十一号小区门卫室下水道里的三个女人，都是被他所杀，而且，他还详细交代了自己杀害这三个女人的全过程。 随着赖兴发的交代，这起轰动全国的德阳下水道藏尸案，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而剩下的两具尸骨的身份，也终于得到了确认，一个是18岁的重庆女孩张丽，一个是16岁的云南女孩唐艳，再加上38岁的四川中江人谢芳，三个无辜的女人，都惨死在了赖兴发的手中。 然而，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解开了尸骨的身份之谜，却依旧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步入花甲之年的赖兴发，为什么会残忍地杀害这三名女子？这三名与他年龄悬殊如此之大的女人，与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能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疯狂作案，而且还能将尸体藏在下水道里两年多，不被人发现？ 根据赖兴发的交代，这一切的悲剧，都源于“财”和“色”，源于他内心的贪婪和恶意，也源于受害者的疏忽和贪婪。 赖兴发说，他出狱后，就成了孤家寡人，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内心充满了孤独和自卑，也充满了对生活的不满。后来，他找到了小区门卫的工作，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虽然生活清贫，但也还算安稳。可他内心的恶念，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尤其是在看到那些年轻的女人时，他内心的欲望，就会被无限放大。 2004年的一天，赖兴发邂逅了第一个受害者，18岁的重庆女孩张丽。张丽当时刚来到德阳，在小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打工，居住在火锅店的集体宿舍里。有一次，张丽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手，流了很多血，她看到小区门口的门卫赖兴发，就主动上前，向他讨了点白酒，用来擦拭伤口，消毒止血。 就这样，两个人算是认识了。张丽长得年轻漂亮，性格开朗，虽然只是简单地借了点白酒，但赖兴发却对她念念不忘。几天后，张丽又来到了门卫室，这一次，她是来向赖兴发借钱的，说自己手头紧，需要一点钱应急。 赖兴发本来就对张丽有好感，而且他也想通过借钱，拉近和张丽的距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借了50块钱给张丽。在聊天的过程中，赖兴发得知，张丽的集体宿舍环境很差，而且人多嘈杂，她一直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住，可又没有钱租房子。 得知这个消息后，赖兴发立刻心生一计，主动邀请张丽，晚上到门卫室来住，说门卫室有多余的床位，而且安静，还不用交房租。18岁的张丽，年纪小，涉世未深，加上当时确实没有地方可去，又觉得赖兴发是个“老实本分”的老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就答应了赖兴发的邀请。 就这样，18岁的张丽，住进了茶花巷十一号的门卫室，和55岁的赖兴发，过上了同居生活。刚开始的时候，赖兴发对张丽还算不错，每天给她买吃的，对她嘘寒问暖，这让张丽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觉得，赖兴发是真心对她好。 可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渐渐出现了。张丽花钱大手大脚，50块钱很快就花完了，于是，她再次向赖兴发借钱，这一次，她一开口，就要借1000块钱。 赖兴发只是一个普通的门卫，工资微薄，每个月的收入，只够自己勉强糊口，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他也借不到钱，于是，就当场拒绝了张丽的要求。 可没想到，被拒绝后的张丽，瞬间变了脸色，对着赖兴发大吼大叫，语气里满是威胁，而她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就彻底激发了赖兴发心中的恶念，也让她自己，走向了死亡的深渊。 张丽对着赖兴发吼道：“你必须要借我1000块，少一分钱都不行！不然，我就去告你强奸！” 赖兴发说，当时张丽吼这句话的声音很大，语气也很凶狠，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瞬间就慌了。他本身就有强奸前科，一旦张丽真的去告他，他就会再次入狱，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一时之间，恐惧、愤怒、绝望，交织在一起，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没有多想，伸手就掐住了张丽的脖子。 张丽拼命地挣扎，双手不停地抓挠，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可她的力气，根本比不上赖兴发。赖兴发死死地掐着她的脖颈，眼神凶狠，脸上没有丝毫的怜悯，直到两三分钟之后，张丽的挣扎渐渐微弱，呼吸也停止了，彻底没了动静，他才松开了手。 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赖兴发，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异常的冷静。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一旦被人发现，就会必死无疑，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把张丽的尸体藏起来，永远不让人发现。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那段时间，小区正在整改下水道，工人施工的时候，他曾经围观过，知道下水道有两层井盖，中间有一个夹层，非常隐蔽，而且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正好可以用来存放尸体。于是，他趁着夜深人静，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撬开了门卫室门口的下水道井盖，小心翼翼地将张丽的尸体扔了进去，然后又把井盖盖好，清理干净了现场的痕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杀害了张丽之后，赖兴发依旧若无其事地继续在小区里做门卫，每天按时上下班，和平时一样，没有露出丝毫的破绽。而张丽的失踪，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她只是不想在这里打工了，偷偷离开了德阳，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已经被人残忍杀害，藏在了小区的下水道里。 一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的一天，第二个遇害者，16岁的云南女孩唐艳，出现在了赖兴发的面前。唐艳当时刚来到德阳，是来找人的，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要找的人，身上的钱也花完了，无家可归，只能在小区附近徘徊。 赖兴发看到这个年轻、瘦弱的女孩，眼神里满是无助和迷茫，心中的恶念再次滋生。他主动走上前，装作一副热心肠的样子，问唐艳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还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唐艳当时又饿又累，看到赖兴发这么“热心”，就放下了警惕，点了点头。 随后，赖兴发就去附近的包子铺，买了几个包子给唐艳。唐艳狼吞虎咽地吃着包子，对赖兴发充满了感激。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之后，唐艳就经常来小区，有时候会在门卫室门口徘徊，有时候会走进门卫室，和赖兴发聊聊天。 一来二往，唐艳也渐渐对赖兴发放下了戒心，她觉得，赖兴发是个好人，能够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帮助自己。于是，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唐艳向赖兴发提出了借钱的请求，说自己身上没有钱了，想借点钱应急。 和对待张丽一样，赖兴发毫不犹豫地借了50块钱给唐艳，同时，又开始对她假意关心起来，询问她的情况，得知唐艳没有地方住，无家可归的时候，他又故技重施，主动邀请唐艳，来门卫室住，说可以暂时收留她，不用她交任何费用。 16岁的唐艳，比张丽还要小，涉世未深，加上当时走投无路，根本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赖兴发的邀请，住进了茶花巷十一号的门卫室里。她全然不知，那个每天给她买包子吃、对她嘘寒问暖的老人，竟然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大恶魔，而她，也即将重蹈张丽的覆辙，走向死亡。 住进门卫室之后，唐艳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赖兴发。可没过多久，她就向赖兴发提出了一个要求，她在这里没有手机，联系不到家人和朋友，让赖兴发拿1000块钱，给她买一个手机。 赖兴发听到这个要求后，瞬间就不耐烦了。他本身就没有多少钱，之前借出去的50块钱，就已经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现在唐艳又要借1000块钱买手机，他根本拿不出来。于是，他当场就拒绝了唐艳的要求。 被拒绝后的唐艳，和当初的张丽一样，瞬间变了脸色，对着赖兴发大发脾气，而且，她也说出了和张丽曾经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语气里满是威胁：“你不给我钱买手机，我就去告你强奸！” 这句话，再次刺痛了赖兴发的神经，也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恶念。他想起了张丽的威胁，想起了自己的前科，他害怕唐艳真的去告他，害怕自己再次入狱。于是，他再次失去了理智，对唐艳下了毒手。 他趁着唐艳不注意，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巴，然后使劲地掐住她的脖子，唐艳拼命地挣扎，可根本无济于事。直到唐艳彻底没了动静，他才松开了手。 杀害唐艳之后，赖兴发又开始想办法藏尸。可他发现，门卫室门口的下水道夹层，之前已经塞进去了张丽的尸体，空间已经不大了，再也塞不下另一具尸体了。于是，他就想到了门卫室里面的那个下水道井盖，那里的空间更大，而且更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 于是，他趁着夜深人静，撬开了门卫室里面的下水道井盖，将唐艳的尸体塞了进去，然后又用水泥，将井盖牢牢地封死，想要将这个秘密，永远埋藏起来。而这个藏尸地点，离他的卧室，仅有一墙之隔。 之后，赖兴发依旧若无其事地做着自己的门卫工作，每天和往常一样，上下班、巡逻，脸上没有丝毫的异常。他每天都住在门卫室里，离两具尸体很近，可他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仿佛那些尸体，根本不存在一样。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2006年，第三个受害者，38岁的谢芳，出现了。谢芳长得风韵犹存，性格外向，当时因为和丈夫有些矛盾，经常一个人出来散心，偶然间，就来到了茶花巷十一号小区，认识了门卫赖兴发。 赖兴发看到谢芳，瞬间就被她吸引了，他对谢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每天对她嘘寒问暖，给她买吃的、买东西，百般讨好。谢芳当时心情低落，加上赖兴发的刻意讨好，渐渐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谢芳也开始经常来门卫室，和赖兴发同居。 赖兴发曾经说过，谢芳是这三个女人当中，最让他着迷的一个，他曾经一度想过，和谢芳好好过日子。可这份“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矛盾，还是再次爆发了。 有一天，谢芳向赖兴发提出，说她老家的房子破了，需要修房子，让赖兴发借她1000块钱。和之前一样，赖兴发根本没有这么多钱，于是，就拒绝了谢芳的要求。 被拒绝后的谢芳，非常生气，对着赖兴发大吼大叫，语气凶狠，同样说出了那句致命的威胁：“你不给我钱修房子，我就去告你强奸！” 这句话，彻底打破了赖兴发最后的耐心，也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恶念。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上前捂住了谢芳的嘴巴，使劲地掐住她的脖子，直到谢芳气绝身亡。 死后的谢芳，同样被赖兴发塞进了门卫室里面的下水道里，和唐艳的尸体放在一起。之后，他又仔细清理了现场的痕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在小区里做门卫。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过半百、看起来老实本分的门卫老人，竟然会是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三个无辜的女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和这三具尸体，一起在门卫室里住了几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尸体的“陪伴”下生活、工作。 赖兴发自己也承认，他每天和三具尸体居住在一起，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据他交代，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整个小区都陷入沉睡，门卫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这三名女子临死之前的样子，她们痛苦的表情、挣扎的身影，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脑海里浮现，让他心惊胆战，彻夜难眠。 他也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这些尸体都会被发现，而他，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他还是心存侥幸，以为只要自己隐藏得够好，就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于是，他一直强装镇定，继续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直到2008年，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恐惧和煎熬，才选择了离开小区，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藏匿了起来。 赖兴发说，这三个死者，都是因为贪财，向他借钱被拒绝后，就用告他强奸来威胁他，他一时冲动，才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是她们的贪婪，给她们招来了杀身之祸。 可这些，都只是赖兴发的一面之词，死无对证，我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也许，真的像赖兴发所说的那样，是受害者的贪婪，激发了他的恶念；也许，是他本身就心怀恶意，刻意引诱那些身处困境的女人，然后将她们杀害；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但无论真相如何，赖兴发杀害三名女子的事实，是不争的事实，他的罪行，令人发指，他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第248章 离谱！焦作夫妻从小一起长大，竟为 1 万块闹上法院 今天唠个家常！ 在焦作的老城区，有那么一对夫妻，女的叫李小爱，男的叫刘刚，俩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焦作人，住的是那种老胡同里的平房，墙挨着墙，院对着院，从小就一起在胡同里疯跑打闹，说是发小，那真是一点不掺假。 小时候，刘刚就护着李小爱，胡同里有别的小孩欺负小爱，刘刚准第一个冲上去，哪怕自己打不过，也得梗着脖子跟人硬刚；李小爱呢，也总记着刘刚的好，有块糖舍不得吃，非得掰一半塞给刘刚，放学路上俩人背着书包，一路叽叽喳喳，从胡同口聊到家门口，比亲兄妹还亲。 缘分这东西就是这么巧，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俩人愣是没分开过，一直都是同班同学。小学时，刘刚总抄李小爱的作业，被老师发现了，就说是自己主动借的；初中时，李小爱来例假，不好意思跟老师说，还是刘刚偷偷跑去小卖部，给她买了卫生巾，塞在她抽屉里，红着脸跑开；高中时，俩人都懂了点男女之情，刘刚会偷偷给李小爱带早饭，李小爱会在刘刚熬夜刷题的时候，给他泡一杯热牛奶，那种懵懂的好感，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里。 熟悉他俩的人都说，这俩孩子，要么就成了一辈子的异性死党，要么就得走到一起。果不其然，高中毕业之后，俩人虽然走了不同的路，可心却一直贴在一起。 刘刚学习好，脑子也灵光，高考的时候一举考上了河南大学，咱河南人都知道，河南大学在咱省内那可是响当当的名校，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号的重点高校，能考上河大，那在当时的胡同里，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而李小爱呢，学习成绩中等，没考上大学，就报了一所本地的中专学校，学的是市场营销，想着早点毕业，早点出来挣钱。 四年时间一晃就过，刘刚从河南大学毕业，凭着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学识，顺利进入了焦作市直机关，成了一名公务员，端上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而李小爱，中专毕业之后，没找固定工作，跟着自己的姐姐下海经商，一开始是在街边摆小摊，卖些小饰品、小百货，后来慢慢攒了点钱，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生意算不上大火，但也还算红火，能养活自己，还能攒下点私房钱。 俩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可感情却一点没淡。刘刚下班之后，总会绕到李小爱的小店，帮她看店、收摊，陪她一起吃饭；李小爱也会经常给刘刚洗洗衣服、做做饭，心疼他上班辛苦。俩人彼此太熟悉，熟悉到知道对方的喜好，知道对方的软肋，知道对方心里藏着的那些小秘密，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默契，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1998年的秋天，焦作的天气已经有了几分凉意，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落下第一片黄叶的时候，刘刚和李小爱结婚了。没有什么豪华的婚礼，就是在老胡同里摆了几十桌酒席，邀请了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婚礼上，刘刚牵着李小爱的手，红着脸说：“小爱，我从小就护着你，以后一辈子，我都护着你，不让你受一点委屈。”李小爱哭着点了点头，眼里满是幸福。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甜蜜。刘刚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点自己零用，其余的全部交给李小爱保管；李小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刘刚照顾得无微不至。2000年3月份，他们的儿子出生了，粉雕玉琢的，眉眼间既有刘刚的硬朗，又有李小爱的温柔。一家三口，每天下班回家，看着儿子咿咿呀呀地学说话、学走路，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街坊邻居都羡慕不已，都说这俩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又儿女双全，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本来，这一家三口的日子会一直这么甜蜜下去，可谁也没想到，2001年春节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麻烦，就打破了这份平静。 刘刚有个二哥，叫刘峰，比刘刚大五岁，从小就不安分，不爱读书，早早地就辍学了，整天东奔西跑，想着做大事、赚大钱，可一直没什么起色。这些年，刘峰做过不少生意，倒腾过水果，开过餐馆，卖过建材，可每次都是赔多赚少，到最后，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天下午，刘峰急匆匆地跑到刘刚的单位，找到刘刚，脸上带着几分急切，又有几分讨好。“刚子，哥找你有点急事，你可得帮哥一把。”刘峰拉着刘刚的手，语气急切地说，“哥最近谈成了一笔生意，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只要做成了，哥就能翻身，之前欠的债也能一次性还清，可就是手头上资金不够，还差一万块钱，你给哥想想办法，先借哥一万块钱，等哥赚了钱，立马就还你。” 刘刚看着二哥急切的样子，心里也犯了难。他知道，二哥这些年不容易，一直想做出点成绩来，可运气不好，总栽跟头。而且，刘刚上大学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入不高，当时刘峰已经开始打工了，经常省吃俭用，给刘刚寄生活费、买学习资料，这份恩情，刘刚一直记在心里。如今二哥有难，开口向自己借钱，他实在不忍心拒绝。 “二哥，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想办法。”刘刚拍了拍刘峰的肩膀，坚定地说。可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刚参加工作没几年，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李小爱了，自己手里根本没什么积蓄，别说一万块钱，就是几千块钱，他也拿不出来。 送走刘峰之后，刘刚就开始给身边的同学、朋友打电话，开口借钱。可他打了好几个电话，要么是同学朋友手里也不宽裕，要么是一听说他是替刘峰借钱，就立马找借口拒绝了。大家都知道刘峰的口碑，知道他做生意不靠谱，借给他钱，基本上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险。 刘峰那边，一天好几个电话催着刘刚，语气一次比一次急切，甚至带着几分抱怨：“刚子，你到底行不行啊？你一个市直机关的科长，连一万块钱都借不出来？你是不是不想帮哥？”每次接到二哥的电话，刘刚都觉得特别为难，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就在刘刚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李小爱。他记得，结婚之后，李小爱曾经跟他说过，她中专毕业之后，摆了好几年小摊，攒了一笔婚前存款，大概有两万多块钱，她说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随便动用，以备不时之需。 刘刚心里琢磨着，与其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别人借钱，还不如跟自己的妻子开口，让她拿出一万块钱，先借给二哥应急。毕竟，他们是夫妻，不分你我，而且，二哥只是暂时有困难，等生意做成了，很快就会把钱还回来。 下班回家之后，刘刚趁着李小爱做饭的功夫，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这件事。“小爱，跟你说个事。”刘刚走到厨房门口，看着李小爱忙碌的背影，语气有些犹豫，“我二哥最近谈了一笔生意，挺有把握的，就是差一万块钱资金，你看，能不能把你婚前存的那些钱，拿出来一万块钱，先接济接济二哥？等他赚了钱，立马就还咱们。” 李小爱听到这话，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转过身，皱着眉头看着刘刚，语气坚决地说：“不行，这事没商量！” 刘刚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李小爱会这么干脆地拒绝他，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跟李小爱开口借钱，而且还是为了自己的二哥。“小爱，你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刘刚的语气也有些急了，“那是我二哥，从小就帮过我，现在他有困难，咱们怎么能不帮他？” “我不是不近人情，我是太了解你二哥了！”李小爱把锅铲往锅里一放，声音也提高了几分，“从小到大，咱们跟他天天见面，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没数吗？小生意看不上眼，整天就想着赚大钱，可又没那个本事，总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别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结果呢？跑一回赔一回，你知道他现在欠了别人多少钱吗？好几万都有了！你不去劝劝他，让他踏踏实实做事，反而还借钱给他，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吗？你就听任他盲目蛮干？要是这次再赔了，他拿什么还咱们？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刘刚听李小爱这么一说，心里也有些不高兴了。他知道李小爱说的是实话，可他还是不愿意接受，毕竟，刘峰是他的亲二哥，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二哥陷入困境。“小爱，二哥这些年是走了一些弯路，可这次不一样，他说这笔生意很有把握，肯定能赚大钱，这是他翻身的机会，咱们不帮他，谁帮他？”刘刚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我知道那钱是你的私房钱，你要是不肯帮他，我也不勉强你，我再去找别人借吧。” 自从结婚以来，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从来没有红过脸，这是李小爱第一次看到刘刚这么为难、这么失落的样子。她心里也挺不忍心的，毕竟，刘刚是她深爱的人，她不想看到他为了这事愁眉不展。可一想到刘峰的为人，一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她就又狠下心来，没有松口。 接下来的两天，刘刚又在外边跑了好几天，找了不少同学、朋友，可还是没人愿意借钱给他。大家都劝他：“刚子，你别傻了，刘峰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借给他钱，就是有去无回，你可别因为他，影响了自己的日子。” 刘刚没办法，只能去找刘峰，如实跟他说了情况。“二哥，对不起，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找了好几个同学、朋友，他们都不愿意借钱给我，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刘峰一听，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语气也变得十分不满：“我说刚子，二哥以前也没怎么跟你张过嘴吧？你现在是市直机关的科长，手里有权有势，我就不信你连一万块钱都借不出来！你是不是怕二哥将来还不起你？还是怕二哥连累你？你忘了小时候，是谁护着你？是谁在你上大学的时候，给你寄生活费？” 刘峰的话，像一根针一样，刺痛了刘刚的心。他想起了小时候，二哥护着他，不让他受欺负；想起了上大学的时候，二哥省吃俭用，给她寄钱，让他能安心读书。这些画面，一幕幕在他脑海里浮现，他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低着头，低声说：“二哥，我再想想办法，一定帮你凑到钱。” 回到家之后，刘刚又一次找到了李小爱，这一次，他的语气带着几分恳求，甚至带着几分卑微。“小爱，我知道你信不过二哥，可你总该信我吧？他是我哥，我不能不帮他，咱们是夫妻，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就算我这当丈夫的，张口向你借一万块钱，还不行吗？” 刘刚拉着李小爱的手，眼神里满是恳求：“小爱，我向你保证，假如二哥将来真的还不了这笔钱，我当牛做马，我想办法还给你，我每个月多加班，多挣点钱，一定把这笔钱还给你，行不行？” 看着刘刚恳求的眼神，听着他说的这些话，李小爱的心彻底软了。她知道，刘刚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心里一直记着二哥的恩情，要是自己再不答应，肯定会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虽然她心里还是不放心，还是觉得二哥不靠谱，可最终，她还是非常不情愿地点了点头。“行吧，我借给你，但是你得跟我保证，以后不管二哥再怎么找你借钱，你都得跟我商量，不能再这么自作主张了。” 刘刚一听，瞬间喜出望外，连忙点了点头：“我保证，我保证，以后不管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绝不自作主张！” 2001年3月5号，这天是星期一，刘刚特意请了半天假，郑重其事地把李小爱叫到客厅，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说道：“小爱，这钱我不白借你，我给你写张欠条，上面写清楚，今借到李小爱婚前个人存款1万元，保证于半年内全部还清，借款人刘刚。” 写完欠条之后，刘刚把欠条递给李小爱，然后陪着她一起去了银行，取出了1万块钱的现金。看着手里的现金，刘刚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揣在怀里，急匆匆地送到了刘峰家里。 刘峰看到刘刚送来的1万块钱，眼睛都亮了，连忙接过钱，拍着刘刚的肩膀，兴奋地说：“刚子，我就说嘛，我没看错你这个兄弟！还是你对哥好！小艾也谢谢你了，你放心，这笔生意肯定能大赚一笔，用不了几天，我就把这钱给你们还上，到时候，哥请你们吃大餐！” 刘刚看着二哥兴奋的样子，心里也跟着高兴，他拍了拍刘峰的肩膀，叮嘱道：“二哥，这笔钱来之不易，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踏踏实实做事，别再像以前那样盲目蛮干了。” “放心吧，刚子，哥这次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刘峰拍着胸脯保证道。 刘刚当时满心都是手足亲情，他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二哥，觉得二哥这次肯定能翻身，所以，他连让刘峰写借据的念头都没有，转身就回了家。他想着，都是亲兄弟，没必要那么见外，再说了，二哥都拍着胸脯保证了，肯定会按时还钱的。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小爱没看错刘峰，那些不愿意借钱给刘峰的亲戚朋友，也没看错刘峰，他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这一次，他又赔了个一塌糊涂，刘刚借给他的那1万块钱，也打了水漂，刘峰是说什么也还不上了。 那么，刘峰找刘刚借钱，到底是想做什么生意呢？说出来，其实跟焦作的特色有关。咱焦作，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工业城市，到处都是煤矿，矿井里时时刻刻都充满了危险，瓦斯爆炸、坍塌，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生产，矿区的矿井里，每年都得安装和更换一大批矿井瓦斯预警器，这是一笔不小的需求，也确实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刘峰有个朋友，说是在矿上有人，能拿到供货合同，就找到了刘峰，拍着胸脯说：“刘峰，我在矿上有关系，能帮咱们拿到矿井预警器的供货合同，咱们一起倒腾一批预警器，卖给矿上，这次准让你赚个盆满钵满，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彻底翻身！” 刘峰这一辈子，没赚过什么大钱，做生意屡战屡败，可他骨子里就不服输，总想打个翻身仗，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他心里琢磨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于是，他就开始东借西凑，找亲戚朋友借钱，可大家都知道他的口碑，没人愿意借钱给他，最后，他才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刘刚。 拿到刘刚借给他的1万块钱之后，刘峰就跟着那个朋友，一起做起了矿井预警器的生意。他们四处打听，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一家生产厂家，以很低的价格，倒腾回来了一批预警器，他们自认为捡了个大便宜，想着这下肯定能赚大钱了。 经过一番折腾，他们终于签下了一笔供货合同，然后兴冲冲地把这批预警器送到了矿上。可没想到，还没等他们把货从车上卸下来，负责验收的工作人员就摇起了头，语气严肃地说：“你们这货，我们可不能收！这都是好几年以前的旧款了，预警性能非常差，灵敏度不够，根本起不到预警作用，我们矿上早就淘汰不用了。我们可不敢拿工人兄弟的身家性命当儿戏，要是因为这破预警器出了安全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刘峰和他的朋友一听，瞬间就懵了，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费了这么大的劲，倒腾回来的竟然是一批淘汰的旧款预警器。他们想退货，可跟生产厂家签了合同，合同上明确规定，货物一经发出，概不退货，他们只能自认倒霉。 这一下，刘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把自己东借西凑来的钱，还有刘刚借给他的1万块钱，全部亏光了，甚至还又欠了厂家一笔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刘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单位上班，他听完之后，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半天缓不过神来。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二哥竟然又失败了，而且还把自己借给他的1万块钱也亏光了。他心里又急又气，急的是二哥的处境，气的是二哥不听劝，又盲目蛮干。 为了帮二哥摆脱困境，刘刚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找了不少矿上的熟人，想帮二哥把那批淘汰的预警器处理掉，哪怕亏一点钱也行，可涉及到安全生产的大事，谁也不敢马虎，谁也不敢冒险使用这批不合格的预警器，不管刘刚怎么恳求，都没有人愿意帮忙。 刘刚看着原定的还李小爱钱的日子越来越近，心里也越来越不踏实。他知道，李小爱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很在意这笔钱，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私房钱。一旦李小爱向他提起还钱的事，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手里没有钱，二哥也没有钱，这笔钱，就像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扔也扔不掉，拿也拿不住。 其实，刘峰生意失败、亏光钱的事，李小爱早就知道了。她从街坊邻居的嘴里听到了消息，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刘刚想瞒着她，她也不想主动提起这事，一来是抹不开情面，怕别人说她小气，借了钱就催着要；二来是她也知道，刘峰现在身无分文，就算她提了，也没用，刘峰没钱，拿什么还她？她就是想看看，刘刚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怎么帮他二哥解这个围，怎么给她一个说法。 一转眼，就到了2002年的春节，原定的还款期限，早就过了好几个月了，刘刚从来没有提过还钱的事，李小爱也没有主动提起。过年的时候，全家团圆，热热闹闹的，刘峰和二嫂也来家里拜年，见了李小爱，一口一个“小艾”，热情得很，可就是一字不提欠钱的事。 李小爱看着刘峰那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碍于面子，也没好意思提起还钱的事。她心里琢磨着，反正自己现在也不急着用钱，那就再拖一阵吧，毕竟都是一家人，该帮的忙还是得帮，只要刘峰能有个态度，能说说还钱的事，她也不会太为难他。 可她没想到，刘峰不仅不提还钱的事，反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仿佛那1万块钱根本就不是借的，而是刘刚送给她的。这让李小爱的心里，渐渐有了几分不满。 2002年4月上旬，天气渐渐暖和了起来，焦作的街头，已经有不少人穿上了薄外套。李小爱做服装生意，眼光很准，她看准了夏季服装的商机，跟一家服装厂谈妥了，准备进一批夏季的服装，趁着夏天来临之前，赚一笔钱。可进货需要钱，而且需要不少钱，李小爱手里的钱，大部分都投在了服装店的周转上，剩下的钱，根本不够进货。 这个时候，李小爱就想到了刘刚借她的那1万块钱。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趁这个机会，催催刘刚，让他早点把那1万块钱要回来，正好用来进货。 可夫妻俩，别看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可在涉及到钱的事情上，反而不如陌生人那样方便开口。尤其是对于李小爱来说，她觉得，自己主动催丈夫还钱，总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怕伤了夫妻之间的情分，怕刘刚觉得她小气、斤斤计较。 那些天，李小爱好几回话都到了嘴边，可又都咽了回去。有时候，她看着刘刚下班回家，想说些什么，可一看到刘刚疲惫的样子，就又不忍心了；有时候，她想在吃饭的时候提起，可又怕好好的一顿饭，因为钱的事吵起来，影响一家人的心情。 这天晚上，夫妻俩吃完晚饭，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访谈节目，主题就是有关诚信的。节目里，嘉宾讲述了自己坚守诚信、言出必行的故事，主持人也在一旁感慨，说诚信是为人之本，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夫妻之间，都应该坚守诚信，言而有信。 李小爱一看，眼睛一亮，心里琢磨着，机会来了。她转过头，看着刘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看看人家电视上都说了，做人得讲诚信，言出必行。你当时跟我借那1万块钱的时候，可是拍着胸脯保证，半年之内就还给我，结果呢？这都过去快一年了，你连提都不提，你这人啊，一点都不诚信。” 刘刚正看着电视，听到李小爱的话，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连忙搪塞道：“嗨，这有什么急的，早晚都得还上嘛，你放心，等二哥缓过来了，我立马就跟他要，到时候就还给你。” “怎么不急啊？”李小爱一听，语气也认真了起来，“我最近要进一批夏季的服装，急着用钱呢，再者说了，哪有你这样说话不算话的？当初我就说，你二哥做生意不行，你不听，现在好了，钱也亏光了，我的钱也拿不回来了。”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刘刚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二哥那边也不容易，你就不能大度一点？等他稍微缓过来点，我就跟他要，行不行？” 李小爱一看刘刚这敷衍的态度，心里也不高兴了，她不依不饶地说：“我不是不大度，我是觉得，做人得讲信用，你是我丈夫，你更应该言而有信，不然，以后咱们的儿子长大了，你怎么教他？什么叫言传身教？你这样说话不算话，以后儿子也会跟着学的！”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聊越不开心，越聊越上火。这是刘刚和李小爱结婚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吵架，也是第一次吵红了脸。刘刚觉得李小爱太小气、太斤斤计较，不懂得体谅人；李小爱觉得刘刚不讲信用、太护着他二哥，不懂得尊重她的感受。 吵架之后，俩人冷战了好几天，谁也不理谁。刘刚下班回家，要么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就躲在书房里，不跟李小爱说话；李小爱呢，也不跟刘刚说话，每天照样打理自己的服装店，照顾儿子，只是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 从那以后，李小爱也豁出去了，她觉得，自己没必要再委屈自己，这笔钱是她的，她有权利要回来。前后几次，她都主动向刘刚提起还钱的事，可刘刚呢，要么就是嬉皮笑脸地打马虎眼，搪塞过去；要么就是责怪她，说她太小气、太不近人情，一来二去，倒像是李小爱犯了什么错似的，弄得李小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月19号上午，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李小爱吃完早饭，就去街上采购服装店需要的东西。就在她路过菜市场门口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刘峰。刘峰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蔬菜和水果，看样子是刚买完菜准备回家。 “二哥，出来买菜啊？”李小爱停下脚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主动跟刘峰打招呼。 刘峰看到李小爱，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连忙点了点头，敷衍道：“哦，是啊，没事，买点东西回家。” 俩人站在路边，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气氛有些尴尬。李小爱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憋不住了，她挺委婉地跟刘峰提起了还钱的事：“二哥，我最近做了点生意，准备进一批夏天的衣服，可手里的钱不太够，你看，你之前借我的那1万块钱，能不能先还给我？我急用。” 她本来以为，刘峰就算没钱还，也会跟她道个歉，说几句好听的，说说自己的难处，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刘峰不仅不买账，反而还把她给说了一顿。 刘峰脸色一沉，语气不耐烦地说：“小爱，你也别说了，我也知道你什么意思，不就是那1万块钱吗？我借的是我兄弟刘刚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兄弟之间的事，用不着你一个女人家在这乱插嘴吧？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李小爱一听这话，瞬间就火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刘峰借钱不还，竟然还这么理直气壮，还这么欺负人。她攥紧了拳头，脸色发白，声音也有些颤抖：“二哥，你怎么能这么说？那钱是我的婚前存款，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不是刘刚的钱！你借了我的钱，不还也就算了，怎么还能这么说话？” “我不管什么你的钱、他的钱，”刘峰摆了摆手，语气蛮横地说，“我借的是我兄弟的钱，我就跟我兄弟还，跟你没关系！你要是再胡搅蛮缠，我可就不客气了！”说完，刘峰拎着菜，转身就走，连看都没看李小爱一眼。 李小爱站在原地，看着刘峰远去的背影，心里又气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她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好心借钱给别人，不仅要不回来，还得受别人的气，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晚上，李小爱回到家，一看到刘刚，积压在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就爆发了。她指着刘刚，声音哽咽地说：“刘刚，我没强逼着你们还钱吧？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你二哥了，我跟他说，我想做生意，想进衣服，手里没钱，想让他把借我的钱还给我，结果他说的那叫什么话？什么叫借的是你的钱？什么叫别让我一个女人家插嘴？他借钱不还，还跟我耍横，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错？” 刘刚本来就因为二哥的事心烦，听到李小爱的话，也急了，他皱着眉头，语气不满地说：“小艾，你别怪二哥说你那几句话，要是换成我，我也得说你！有你这么不近人情的吗？二哥现在也不容易，亏光了钱，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他？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小市民？心里一点都不大度，总把脑袋卡在钱眼里边！” 从小到大，李小爱哪受过这样的委屈？从小学到结婚，刘刚一直都是呵护着她、宠着她，从来没有这么跟她呛过话，从来没有这么指责过她。她觉得自己没有错，她只是想要回自己的钱，只是想要一个说法，可到头来，却被丈夫指责小气、不近人情。 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李小爱哭着说：“刘刚，你们兄弟这是犯的哪门子邪？借钱不还，还有理了？我把钱借给你们，我还得看你们的脸色行事？现在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辛辛苦苦攒点钱容易吗？我不是小气，我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好心，被你们这么践踏！” “李小爱，我告诉你，”刘刚也急了，声音提高了几分，“你要钱，跟我说说也就算了，你为什么当面跟我二哥去说？你还顾不顾我的脸了？我是借你钱了，可我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你了，那些钱，还不够还你的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一点？” “那是你的工资，是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跟我那笔婚前存款不一样！”李小爱也提高了声音，反驳道，“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是你们的诚信！你当初跟我保证，半年之内还钱，你二哥也保证，赚了钱就还我，可现在呢？你们一个个都食言了，还反过来指责我，这公平吗？” 俩人吵得不可开交，摔东西的声音、争吵的声音、李小爱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家里的宁静。两岁的儿子被吓得哇哇大哭，抱着李小爱的腿，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 吵了半天，俩人都累了，刘刚气得转身摔门而去，去了书房，把自己关了起来；李小爱抱着哭闹的儿子，坐在沙发上，一边哄儿子，一边偷偷地哭，哭了大半宿。她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自己借钱给别人，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4月20号一大早，李小爱就醒了，眼睛红肿，脸上还带着泪痕。经过一夜的思考，她已经拿定了主意，她不能再这么委屈自己了，她要为自己讨个公道，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她把一张纸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走到卫生间门口，看着正在刷牙的刘刚，语气坚定地说：“刘刚，你给我一句话，你到底还不还我的钱？你要是不还，我今天就上法院告你，我要通过法律，要回属于我的钱！” 刘刚正在刷牙，听到李小爱的话，嘴里的泡沫都喷了出来，他愣住了，转过头，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小爱：“小爱，你说什么？你要告我？就为了那1万块钱？” 他左想右想，也没有想到，自己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爱人，竟然会因为1万块钱，要把自己告上法院。他知道自己理亏，也想着跟李小爱道歉，跟她好好商量，可李小爱把话说到这份上，他放不下自己所谓的大男子汉架子，拉不下脸来道歉。 “哼，好歹咱们也是两口子，”刘刚擦了擦嘴，语气生硬地说，“你要不怕人家笑话，你就告去吧，反正二哥不还钱，我也没钱还给你，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李小爱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刘刚，让他跟自己道歉，让他跟二哥说说还钱的事，所谓的去法院告他，也只是气话。可刘刚这么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让她本来就愤怒的心情，变得更加愤怒了。眼泪唰的一下，又掉了下来，她咬着牙，坚定地说：“好，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真的去告你，我说到做到！” 当天上午，情绪激动的李小爱，收拾好自己的身份证、欠条，还有相关的证据，独自一人，找到了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真的把自己的丈夫刘刚，告上了法庭。 立案之后，法院很快就受理了这起案件，并且确定了开庭日期。5月10号上午，刘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上班，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忽然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他，他被自己的妻子李小爱起诉了，让他到法院领取传票。 挂了电话之后，刘刚整个人都懵了，他坐在椅子上，久久缓不过神来。他原本以为，李小爱只是跟他开玩笑，只是一时生气，过几天就会消气，就会撤诉，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小爱竟然来真的，真的把他告上了法院。 他拿着法院送来的传票，看着上面的白纸黑字，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自己和李小爱从小一起长大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他们结婚时的誓言，想起了他们一家三口甜蜜幸福的日子，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后悔。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李小爱了，太不讲信用了，竟然让自己的妻子，逼到了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要回属于自己的钱的地步。 他更担心的是，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他在单位里会抬不起头来，同事们会怎么看他？街坊邻居会怎么看他？他一个市直机关的公务员，竟然因为1万块钱，被自己的妻子告上法庭，这说出去，简直是丢尽了脸面，他还有脸见人吗？ 当天晚上，刘刚下班回到家，推开门，就看到李小爱正在卫生间里，给两岁的儿子洗澡。母子俩在浴缸里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儿子的笑声，清脆悦耳，充满了整个屋子。 刘刚站在门口，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心里百感交集，愧疚和后悔，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他走过去，默默地帮着李小爱，给儿子擦身体、穿衣服，半天，才缓缓地开口，语气低沉地说：“我接到传票了，就为了那笔钱，你真的要把我送上被告席吗？” 李小爱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地说：“没错，我要告你。但是刘刚，我不是为了钱，我是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我要让你知道，夫妻之间，也应该言而有信，也应该有是非对错。” “不能撤诉吗？”刘刚看着李小爱，眼神里满是恳求，“你以为我真的想跟自己的丈夫打官司吗？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讲信用，不该护着二哥，不该让你受委屈，你撤诉，好不好？” 李小爱看着刘刚诚恳的眼神，心里也有些软了，她叹了口气，说：“我可以撤诉，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跟你二哥，必须向我道歉，而且，你得给我一个准确的还款日期，不管是一年，还是两年，哪怕是五年，只要你给我一个说法，给我一个承诺，我就撤诉。” 夫妻俩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再说话。空气里，一片寂静，只有儿子懵懂的笑声，打破了这份沉默。 在那之后，刘刚就一直以为，李小爱一定会撤诉，毕竟，他们是夫妻，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她不可能真的忍心把自己送上被告席；而李小爱，则一直等着刘刚和刘峰，给她一个道歉，给她一个准确的还款日期。她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并不是真的想跟刘刚打官司，她只是想逼刘刚一把，让他重视这件事，让他明白，诚信的重要性，让他懂得，尊重她的感受。 说实话，李小爱的要求并不高，她要的不是那1万块钱，她要的只是一个态度，一个刘刚和刘峰重视她、尊重她的态度。哪怕刘峰现在没钱，哪怕还款日期定得再远，她也能接受，她只是不想被人忽视，不想被人践踏自己的好心和诚信。 可俩人都太犟了，都等着对方让步，都不愿意先退一步。刘刚觉得，自己已经道歉了，李小爱就应该撤诉，不应该再为难他和二哥；李小爱觉得，刘刚只是口头道歉，没有诚意，而且，刘峰也没有向她道歉，也没有给出还款日期，她不能撤诉。 就这么着，俩人一直僵持着，谁也不愿意妥协。日子一晃，就到了法院原定的开庭日期，夫妻俩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分别走上了原告席和被告席。 这起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非就是夫妻之间，因为1万块钱的债务，闹上了法庭。而且，案情非常明了，没有任何争议。 法庭上，李小爱拿出了刘刚写给她的欠条，还有相关的证据，证明那1万块钱是她的婚前个人存款，刘刚向她借钱，并且约定了还款期限，如今还款期限已过，刘刚理应偿还欠款。 刘刚没有反驳，他承认，自己确实向李小爱借了1万块钱，也承认，那笔钱是李小爱的婚前个人存款，更承认，自己没有按时还款，他对李小爱的诉求，没有任何异议。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刘刚向李小爱借款一事，有欠条为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置辩；所借的1万块钱，为李小爱婚前个人存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视为李小爱的个人财产；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刘刚理应无条件地如数偿还欠款；刘刚每个月交给李小爱的工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其有特别约定，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不能用于偿还这笔个人债务。 最终，法庭依法判决：刘刚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小爱欠款1万元。 判决下来的时候，刘刚和李小爱，一个站在被告席，一个站在原告席，心里都不好受。他们看着彼此，眼神里，有愧疚，有后悔，有委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他们都知道，这场官司，没有赢家，赢了官司，输了感情，这样的结果，不是他们想要的。 一回到家里，刘刚和李小爱打官司的事，就传遍了整个老胡同，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知道了这件事，纷纷上门打听情况。面对大家的询问，刘刚没有回避，也没有辩解，他很坦诚地说：“虽然我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也觉得很没面子，但我还是要说，小爱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我。我只想着，我们是夫妻，有些事可以得过且过，我忘了，夫妻之间，也有是非对错，也应该言而有信，也应该以诚相待。我对不起小爱，对不起我们的儿子，也对不起我自己。” 李小爱站在一旁，听着刘刚说的这些话，眼泪唰的一下，又掉了下来。她走到刘刚身边，拉着他的手，哽咽着说：“谁让你性子那么犟呢？你要是不犯你那大男子主义，早点跟我说这些话，早点跟我道歉，我们何必去麻烦人家法官？何必闹得人尽皆知？何必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刘刚看着李小爱，眼里满是愧疚，他紧紧地抱住李小爱，低声说：“对不起，小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一定言而有信，一定好好尊重你，一定好好照顾你和儿子，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夫妻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满，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他们都明白，夫妻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只要彼此坦诚相待，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5月21号晚上，刘刚四处奔波，终于从一个老同学那里，借到了1万块钱。他拿着钱，小心翼翼地递到李小爱手上，语气愧疚地说：“小爱，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这1万块钱，我还给你。” 李小爱接过钱，看了看刘刚，又看了看手里的钱，心里没有丝毫的喜悦，反而有些心疼。她知道，刘刚为了借这笔钱，肯定受了不少委屈，肯定四处求人。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上午，李小爱二话没说，也没有跟刘刚商量，就拿着那1万块钱，找到了刘刚的那个老同学，把钱还给了他，并且，还从老同学手里，拿回了刘刚写的欠条。 晚上，一家人吃完晚饭，李小爱把刘刚叫到客厅，悄悄地把那张刘刚写给她的欠条，递到了刘刚手上。 刘刚疑惑地接过欠条，打开一看，愣住了，他抬起头，看着李小爱，不解地说：“小爱，你这是……” 看着丈夫疑惑不解的样子，李小爱笑了笑，语气温柔地说：“你以为我真的是逼你还钱吗？我那是跟你讨个说法呢，谁让你欠钱不还，还跟我耍大男子主义，还护着你二哥，让我受了那么多委屈。” 她顿了顿，伸手擦了擦刘刚眼角的湿润，语气软得像棉花：“那笔钱，就先挂在那吧。我也知道二哥不容易，做生意亏了钱，他心里比谁都急，也不是故意要赖账的。我想，二哥他迟早会还给咱们的，就算最后他实在没钱还了，咱也认了，毕竟，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刘刚攥着那张欠条，指腹反复摩挲着上面自己的字迹，眼眶瞬间就红了。他这才彻底明白，李小爱从头到尾，都不是真的要跟他计较那1万块钱，也不是要跟他闹翻脸，她只是想让他懂诚信、知分寸，想让他和二哥给她一个尊重，一个态度。 “小爱，对不起，”刘刚把李小爱紧紧搂在怀里，声音哽咽，“是我太犟，太不懂事，光顾着自己的面子，光顾着手足亲情，却忽略了你的感受，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不管什么事，都跟你商量，再也不擅自做主，再也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李小爱靠在刘刚的怀里，听着他真诚的道歉，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轻轻拍了拍刘刚的后背：“我知道，我也相信你。其实我也不想把事情闹那么大，更不想跟你打官司，我只是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 一旁的儿子，看着爸爸妈妈抱在一起，似懂非懂地伸出小手，抱住了他们的腿，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妈妈，抱抱。”夫妻俩相视一笑，弯腰把儿子抱了起来，一家三口紧紧相拥，屋子里的温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厚。 第二天一早，刘刚就主动去找了刘峰。他没有指责二哥，也没有抱怨，只是把自己和李小爱打官司的前前后后，把李小爱的委屈和诉求，一五一十地跟刘峰说了一遍。他还把李小爱愿意暂时不催还钱的事告诉了刘峰，语气诚恳地说：“二哥，小艾不是小气的人，她只是想要一个态度，想要你能正视这笔钱，正视自己的承诺。你之前对她的态度，确实太过分了。” 刘峰听完之后，脸上满是愧疚和自责，他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地开口，语气沉重地说：“刚子，是哥错了，哥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小艾。哥不该借钱不还，不该那么蛮横，不该把小艾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更不该让你们夫妻俩因为我的事，闹到打官司的地步，让你们受委屈了。” 当天下午，刘峰就跟着刘刚，一起回了家，主动找到了李小爱，恭恭敬敬地给她鞠了一躬，诚恳地道歉：“小艾，哥对不起你，之前是哥糊涂，说话太过分，你别往心里去。那1万块钱，哥记在心里，就算砸锅卖铁，也一定会还给你们，你给哥一点时间，哥一定好好努力，踏踏实实做事，再也不盲目蛮干了。” 李小爱看着刘峰诚恳的样子，也没有再为难他，笑着摆了摆手：“二哥，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只要你能踏踏实实做事，以后好好的，钱的事，不急，咱们慢慢说。” 从那以后，刘峰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整天东奔西跑、异想天开了。他找了一份踏实的工作，在一家建材市场当搬运工，虽然辛苦，但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他省吃俭用，一点点攒钱，心里始终记着欠李小爱的那1万块钱，记着自己的承诺。 刘刚和李小爱的感情，也因为这件事，变得更加深厚了。他们再也不会因为钱的事争吵，遇到事情，都会好好商量，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刘刚依旧每天下班就去李小爱的服装店帮忙，李小爱也依旧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刘刚和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欢声笑语，常常飘出老胡同的院墙。 街坊邻居们，看着他们一家人和好如初，看着刘峰变得踏实肯干，也都纷纷称赞。有人说，李小爱做得对，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也唤醒了刘刚和刘峰的良知；也有人说，夫妻之间，就应该这样，有矛盾就说开，有问题就解决，坦诚相待，才能走得长远；还有人说，亲情固然重要，但诚信和尊重，更不能少。 其实，这场因为1万块钱引发的夫妻官司，从来都不是一场关于钱的较量，而是一场关于诚信、关于尊重、关于分寸的考验。它让刘刚明白了，夫妻之间，没有理所当然的包容，也没有可以得过且过的是非，言而有信、坦诚相待，才是维系夫妻感情的基石；它让刘峰明白了，做人要踏实，要讲诚信，不能盲目蛮干，更不能把别人的好心当成理所当然；它也让李小爱明白了，善良要有锋芒，包容要有底线，学会为自己讨公道，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后来，过了两年，刘峰凭着自己的努力，不仅还清了欠李小爱的1万块钱，还还清了之前欠别人的所有债务。他还凭着自己在建材市场积累的经验，开了一家小小的建材零售店，生意虽然不算红火，但也还算稳定，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 每到逢年过节，刘峰就会带着二嫂，一起去刘刚家里吃饭，一家人热热闹闹，和和睦睦。刘刚和李小爱，也常常带着儿子，去刘峰的店里帮忙，兄妹妯娌之间，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隔阂和矛盾，只剩下浓浓的亲情。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刘刚依旧在焦作市直机关上班，工作稳定，待人谦和；李小爱的服装店，也越开越大，生意红火，成了老胡同里小有名气的服装店；他们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懂事又孝顺；刘峰的建材店，也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家人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好。 第249章 一场婚外情引发的八口血案，老实农民沦为杀人恶魔 2004年的夏天，陕南的雨水格外多，尤其是进入8月，连绵的阴雨把秦岭深处的柞水县泡得发潮。山间的雾气裹着泥土的腥气，弥漫在各个村落里，明星村也不例外。这个藏在群山褶皱里的小村庄，平日里安静得能听见鸡鸣犬吠，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谁也不会想到，一场足以让整个村子陷入死寂的灭门惨案，正在8月13号的深夜，悄然酝酿。 这一天，和往常的雨天没什么不同，淅淅沥沥的雨丝敲打着屋顶的瓦片，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像是谁在低声呢喃，又像是为即将到来的悲剧奏响序曲。村里的大多数人，早早便熄灭了灯火，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雨声入眠，唯有村口的杨荣元家，还亮着微弱的灯光，电视机里隐约传来模糊的声响，那是他的一对双胞胎子女，还在趁着雨夜看动画片。 大约晚上10点多，雨势没有丝毫减弱，反而变得更加细密，把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里。就在这时，杨荣元家突然传出几声若有若无的呼救声，声音微弱又急促，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刚一出口，就被淅淅沥沥的雨声彻底吞没。 住在杨荣元隔壁的邻居家，有个12岁的小姑娘，平日里就爱熬夜看电视，那天晚上也不例外。她正盯着电视机屏幕看得入神，忽然隐约听到隔壁传来“救命”的声音，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毕竟雨声太大，又加上电视机的声响，可没过几秒，又一声呼救声传来，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清晰，也更绝望。 小姑娘心里一紧，一股莫名的恐惧瞬间涌上心头。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轻轻拉开一条门缝，借着微弱的路灯光往隔壁望去。只见杨荣元家的灯光还亮着，窗户上晃动着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影，身形魁梧，动作急促，像是在做什么剧烈的动作，仅仅一闪，就消失在了屋内。 那黑影的模样，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小姑娘的心里，她吓得浑身发抖，再也不敢多看一眼，赶紧关上房门，跑到卧室里，用力摇晃着正在熟睡的母亲。“妈，妈，快醒醒！隔壁好像出事了，我听到呼救声，还看到一个黑影！”小姑娘的声音带着哭腔，浑身都在打颤。 母亲被叫醒，还带着几分睡意，可看到女儿惊恐的模样，瞬间清醒了大半。她赶紧捂住女儿的嘴，示意她别出声，然后拉着女儿，悄悄走到窗户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往隔壁张望。雨水打湿了窗户玻璃，视线变得模糊，只能看到杨荣元家的灯光依旧亮着，却再也没有任何声响，刚才的呼救声，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母女俩就这样在窗户边站了好几分钟，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心脏“怦怦”直跳，生怕惊动了隔壁的人。直到确认杨荣元家彻底没了动静，连电视机的声响都消失了，母亲才壮着胆子，拉着女儿，轻轻推开房门，踮着脚尖，一步步往杨荣元家走去。 越靠近杨荣元家，空气中就越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息，那气息混杂着雨水的湿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令人作呕的腥气。走到门口，母女俩停下了脚步，只见杨荣元家的大门敞开着，像是被人用力撞开的，屋内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漆黑一片，像是一个张开的巨兽之口，让人不寒而栗。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母亲低声呢喃着，手心全是冷汗。正常人家，就算是夏天，也不会开着大门睡觉，更何况刚才还传出了呼救声。她不敢再往前走，拉着女儿，转身就往村里的组长家跑，一路上，母女俩跌跌撞撞，雨水打湿了她们的衣服，可她们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只有深入骨髓的恐惧。 很快，组长和村长就被叫醒了。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两人也不敢怠慢，立刻召集了村里的几个青壮年，拿着手电筒，匆匆赶到了杨荣元家。此时，雨还在下，手电筒的光束在漆黑的夜里摇曳，照亮了敞开的大门，也照亮了屋内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几个人壮着胆子，举着手电筒走进屋内，刚一踏入客厅，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手电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光束乱晃，映得地上的血迹格外刺眼。客厅的地上，躺着两具小小的尸体，正是杨荣元14岁的双胞胎子女，儿子杨超和女儿杨琴。他们还穿着平日里的衣服，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目圆睁，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的神情，仿佛在临死前，看到了极其恐怖的画面。 客厅里一片狼藉，电视机被砸得粉碎，屏幕裂开了无数道缝隙，电源还插在插座上，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在诉说着刚才的惨烈。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凶手使用的凶器应该是一把斧子，下手极其凶狠，两个孩子都是头部遭受重击，伤口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其中，杨超的下巴被钝器重击后，几乎与脖颈分离，鲜血浸透了身下的衣服，染红了周围的地面。 几个人吓得浑身发抖，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有人忍不住蹲在地上呕吐起来，还有人双腿发软，差点瘫倒在地。村长强忍着内心的恐惧，让人赶紧撤出现场，并且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快，快报警！出大事了，杨荣元家的两个孩子，都没了！”村长的声音带着颤抖，在寂静的雨夜里格外刺耳。 十几分钟后，正在附近乡镇巡逻的几位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刻驱车赶往明星村。山路崎岖，又逢雨天，路面湿滑难行，民警们一路疾驰，终于在深夜11点左右，赶到了案发现场。经过初步勘查，民警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死亡，并且发现，户主杨荣元也倒在了后屋的卧室里，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头部和颈部有多处深深的伤口，伤口深可见骨，鲜血染红了床单和被褥，场面同样惨烈。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杨荣元的妻子，当天正好回了娘家，不在家中，侥幸躲过了一劫。民警一边保护现场，一边展开初步调查，就在这时，有人突然想起，杨荣元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杨荣文，也住在这个村子里，距离杨荣元家不远。“不好，杨荣文家会不会也出事了？”一个民警突然说道，这句话让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事不宜迟，民警和村干部立刻分成两队，一队留在现场继续勘查，另一队则匆匆赶往杨荣文家。当大家赶到杨荣文家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比杨荣元家还要惨烈，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隔着很远就能闻到，让人窒息。杨荣文家的大门同样敞开着，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 在客厅和卧室里，民警和村干部发现了四具尸体，分别是户主杨荣文、杨荣文的妻子玉小军，以及他们4岁的女儿和9岁的侄子。这四个人的身上，都有多处钝器劈砍和击打的痕迹，头部和背部的伤口最深，两个孩子的面容被严重损毁，已经看不清原本的模样，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 而杨荣文的妻子玉小军，尸体被破坏得最为严重，她的头颅被人从脖颈处砍断，不见了踪影。民警和村干部在院子里、屋子周围仔细搜寻，最终，在门前的排水沟里，找到了玉小军的头颅，头颅上还残留着血迹，面目狰狞，惨不忍睹。 就在大家以为现场已经搜寻完毕的时候，有人在杨荣文家院子里的柴房中，又发现了一具老人的尸体。经过辨认，这位老人是杨荣文的爷爷，已经79岁高龄了。从现场的痕迹来看，这位老爷子案发时应该正在卧室里休息，听到动静后，趁机从屋子里逃了出来，躲进了柴房，本以为能躲过一劫，却还是被凶手追上，最终惨遭杀害，尸体倒在柴房的柴堆旁，身上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 一夜之间，杨荣元、杨荣文兄弟两家，一共8口人，全部遇害，几乎被灭了满门。这起惨案，瞬间震惊了整个明星村，震惊了柞水县，甚至震惊了整个陕西省。8名死者，上至79岁的老人，下至4岁的幼童，无一幸免，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残忍，手段极其恶劣，令人发指。 警方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增援。很快，商洛市公安局、柞水县公安局抽调了精干力量，成立了“8·13”特大灭门惨案专案组，进驻明星村，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专案组的民警们冒着连绵的阴雨，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同时，对村里的村民展开了全面的走访调查，试图尽快锁定凶手。 首先，专案组的民警需要确定这起案件的性质。从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民警们一致认为，这起案件大概率是仇杀，原因有两点：第一，两处案发现场，家中的财物都没有丢失，抽屉、柜子虽然被翻动过，但都是凶手故意为之，目的是混淆警方的视线，受害的女性也没有遭到性侵，这说明，凶手的作案动机，既不是图财，也不是图色；第二，8名死者的死状都极其惨烈，每个人的身上都至少有2到3处致命伤，有的被砍断下巴，有的被砍断头颅，下手极其凶狠，明显带有极度的仇恨，只有仇杀，才会让凶手如此丧心病狂，痛下杀手。 既然确定了是仇杀，那么警方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排查杨荣元、杨荣文兄弟俩的仇家，搞清楚他们到底和谁结下了深仇大恨，以至于遭到如此灭门之灾。 杨荣元和杨荣文兄弟俩，在明星村算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他们出身普通农家，早年靠着在秦岭山上采药为生，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翻山越岭，采摘各种草药，然后拿到镇上、县城去卖，一点点积累财富。后来，兄弟俩看到药材生意有前景，就合伙开了一家中药铺，一边采药，一边做药材批发零售，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在村子里属于妥妥的富户。 兄弟俩为人还算勤快，做生意也比较实在，虽然赚了钱，但并没有变得飞扬跋扈，平日里和村民们相处得也算融洽。在生意上，兄弟俩虽然也会和其他药材商、村民产生一些小摩擦，比如因为药材的价格、质量产生争执，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从来没有闹到过你死我活的地步，更不可能因此结下足以导致灭门的深仇大恨。 可俗话说，“豪门是非多”，杨家兄弟虽然算不上什么豪门，但家境殷实，日子过得红火，难免会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婚姻和情感问题上，产生一些纠葛，而这些纠葛，很可能就是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源。 咱们先来说说哥哥杨荣元。杨荣元现在的妻子，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此之前，他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他的前妻，是邻村的村花，长得漂亮，性格温柔，两人刚结婚的时候，感情非常好，恩爱有加，村子里的人都很羡慕他们。后来，前妻为杨荣元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子女，也就是在这次惨案中遇害的杨超和杨琴。 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杨荣元的腰包越来越鼓，他的脾气也渐渐变得暴躁起来，甚至染上了家暴的恶习。一开始，他只是在喝醉了酒之后，对前妻偶尔打骂，后来，越来越过分，不管有没有喝酒，只要稍有不顺心，就对前妻拳打脚踢。前妻性格柔弱，一开始选择默默忍受，希望杨荣元能够改掉这个毛病，可没想到，杨荣元的家暴行为越来越严重，前妻实在无法忍受，最终提出了离婚。 杨荣元的前妻，有一个弟弟，名叫黄蜂，是当地出了名的小混混，平日里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脾气火爆，极其护短。看到姐姐被杨荣元家暴，黄蜂气得火冒三丈，曾经多次带人找到杨荣元，把他狠狠揍了一顿，两人也因此结下了仇怨。黄蜂还曾在村里放话，说早晚要收拾杨荣元，为姐姐报仇。 后来，杨荣元和前妻离婚，按照常理来说，一对双胞胎子女，应该一人抚养一个，这样才公平合理。可杨荣元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私底下找了关系，打通了法院的关节，最终，法院将两个孩子都判给了杨荣元抚养。这件事，让前妻和黄蜂都非常愤怒，前妻因为这件事，气得住了好几天院，大病一场，而黄蜂更是怒火中烧，多次对自己的狐朋狗友说，早晚要把杨荣元杀了，夺回姐姐的孩子，出一口恶气。 这样一来，黄蜂就有了非常充足的杀人动机，夺子之恨，加上姐姐被家暴的仇怨，足以让他对杨荣元痛下杀手。而且，黄蜂是个小混混，常年打架斗殴，下手凶狠，具备作案的能力。专案组的民警立刻将黄蜂列为重点嫌疑人，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可经过调查，民警们发现，黄蜂虽然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他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在案发当天，黄蜂因为前几天和别人打架，被人捅伤了腹部，住进了镇卫生院，一直躺在病床上，连下床都困难，根本没有办法出门作案，更不可能跑到明星村，杀害杨家8口人。最终，民警只能排除黄蜂的嫌疑。 排除了杨荣元这边的仇家，专案组的民警把目光，转向了弟弟杨荣文这边。和哥哥杨荣元相比，杨荣文的情感经历相对简单，他只有一段婚姻，妻子就是在惨案中被砍断头颅的玉小军，两人结婚多年，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日子过得也算红火。可杨荣文家的恩怨，却都集中在他的妻子玉小军身上。 在和杨荣文结婚之前，玉小军有一个男朋友，名叫石勇，也是明星村的村民，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交往了很多年，感情非常深厚，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有一次，玉小军意外怀孕，为了石勇，她偷偷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足以看出，她当时对石勇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可就在两人即将结婚的时候，杨荣文出现了。杨荣文家境殷实，有钱有势，长得也还算周正，对玉小军展开了猛烈的追求。玉小军是个比较物质、比较拜金的女人，她看着杨荣文的家境，再看看石勇家境贫寒，连一套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最终，在爱情和金钱之间，选择了后者，义无反顾地和石勇分手，嫁给了杨荣文。 对于石勇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和玉小军交往了好几年，付出了全部的感情，甚至已经规划好了两人的未来，可没想到，玉小军竟然因为金钱，轻易地背叛了他，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这件事，让石勇深受打击，也让他对杨荣文和玉小军恨之入骨。他曾经多次在村里喝酒，酒后吐真言，说早晚要把玉小军和杨荣文杀了，报复他们的背叛。 而且，在这次惨案中，玉小军的尸体被破坏得最为严重，头颅被砍断，扔进水沟，足以看出，凶手对玉小军的仇恨，是极其深厚的。这一点，和石勇的心态非常吻合，他对玉小军，是由爱生恨，恨她的背叛，恨她的拜金。 专案组的民警立刻找到石勇，对他进行了讯问。面对民警的讯问，石勇没有隐瞒，坦白说，自己当年确实说过要杀了玉小军和杨荣文的话，但那些都只是气话，是一时冲动之下说出来的，他并没有真的想要杀人。而且，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石勇告诉民警，案发当天晚上，他先是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就去了同村的一个朋友家打牌，从晚上7点多，一直打到凌晨1点多，期间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起打牌的几个朋友，都可以为他作证。民警随后找到了石勇所说的几个朋友，进行了核实，确认石勇所说的都是事实，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最终，石勇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接连排除了两个重点嫌疑人，专案组的调查陷入了僵局。难道，杨家兄弟的仇家，不在这两个人之中？那到底是谁，对杨家兄弟有着如此深的仇恨，竟然不惜痛下杀手，杀害他们一家8口人？ 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名字，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简学良。简学良是杨荣文家的邻居，今年30多岁，是一个泥瓦匠，平日里靠着在附近的工地上打零工维持生计，家庭条件非常贫寒，住的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家里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简学良这个人，五大三粗，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平日里沉默寡言，性格却十分暴躁，容易冲动，在村子里，不太招人喜欢，和村民们的来往也比较少。而最让民警们注意的是，简学良是一个前科人员，早在1999年，他就因为强奸罪，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后来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一年释放，于2003年出狱，距离这起灭门惨案，仅仅过去了一年时间。 前科人员，尤其是因为强奸这样的暴力犯罪入狱的人员，往往更容易成为警方关注的重点。专案组的民警立刻展开调查，查阅了简学良当年的案件卷宗，而卷宗上的一个名字，让所有民警都豁然开朗，简学良当年强奸的那个女性，不是别人，正是杨荣文的妻子，玉小军！ 原来，当年正是玉小军及时报警，警方才顺利将简学良抓获，最终将他判处有期徒刑。这样一来，简学良对玉小军，就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因为玉小军的报警，坐了4年牢，错过了孩子的成长，也让本来就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而在这次惨案中，玉小军的尸体被破坏得最为严重，这一切，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疑点，都指向了简学良。首先，案发时间是2004年8月，而简学良是2003年出狱，出狱仅仅一年，就发生了这起灭门惨案，时间上非常吻合，不排除他是出狱后，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其次，民警在调查简学良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失踪了，简学良的妻子告诉民警，案发当晚8点多，简学良在家里吃了晚饭，和家人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她和孩子们就先睡觉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简学良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发动亲戚朋友，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简学良的踪迹。 更重要的是，简学良的妻子还告诉民警，家里用来劈柴的斧子，不见了。而根据警方之前的勘查，凶手使用的凶器，很可能就是一把斧子。这个线索，让民警们更加确定，简学良的嫌疑非常大。民警们立刻在杨荣文家附近展开搜寻，最终，在门前的排水沟里，找到了一把斧子，这把斧子上，还残留着血迹和毛发。经过简学良的妻子和孩子辨认，这把斧子，正是他们家的劈柴斧。 除此之外，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一些足迹，经过技术比对，这些足迹的大小、纹路，都和简学良平时穿的鞋子完全吻合。种种证据表明，简学良，就是这起特大灭门惨案的凶手！ 确定了凶手的身份后，专案组立刻启动了抓捕行动。从案发第二天开始，民警们在柞水县的各个主要路段、路口设卡拦截，严查过往车辆和人员，同时，组织了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庞大搜寻队伍，包括民警、村干部、村民，对明星村周边的秦岭山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秦岭山区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加上连绵的阴雨，给搜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搜寻队伍分成若干小组，顶着风雨，在山里穿梭，翻山越岭，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从清晨搜到深夜，整整两天时间，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简学良的踪迹，简学良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尽快抓获简学良，专案组设置了5万元的悬赏金，面向社会征集线索，凡是能提供简学良踪迹，帮助警方抓获凶手的，均可获得5万元悬赏金。同时，在案发第三天，警方向全省发出了A级通缉令，通缉凶手简学良，希望各地警方和群众，能够协助抓捕。 可即便如此，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没有收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简学良就像是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出现过。这让专案组的民警们，一度陷入了困境，大家都在疑惑：这个简学良，到底躲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已经逃出了陕西省？ 就在警方的搜寻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线索，出现了。案发5天之后，也就是2004年8月18号的中午12点左右，在距离明星村70公里之外的镇安县郑和村，71岁的老何，做完午饭，把三碗面条放在桌子上，然后起身，去院子里收衣服。当时，天气依旧有些阴沉，虽然没有下雨，但空气依旧潮湿。 老何收完衣服，回到屋里，准备吃饭，可刚一走进屋子，就发现桌子上的三碗面条，少了一碗，其中一碗面条，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碗底只剩下一些汤汁。老何心里很纳闷，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这碗面条，是谁吃的？难道是自己记错了，只煮了两碗面条？ 老何皱着眉头，在屋子里四处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自家厕所旁边，站着一个衣着凌乱的男人，这个男人，身材高大，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满了泥土和灰尘，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衣，要知道，当时是8月份，正是盛夏，天气炎热，正常人都穿着短袖、短裤，这个男人却穿着厚厚的棉衣，看起来十分奇怪。 老何心里充满了疑惑，忍不住走上前，问道：“小伙子，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穿这么厚的衣服啊？是不是生病了？”可面对老何的询问，那个男人却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眼神躲闪，不敢和老何对视。 老何心里越发觉得可疑，正要再问点什么，那个男人突然像是受到了惊吓一样，转身就跑，一溜烟就冲出了老何的院子，朝着旁边的山上跑去，跑得飞快，转眼间，就消失在了茂密的树林里。 老何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个男人逃跑的方向，心里越想越不对劲。他想起了前几天，村里有人议论，说柞水县明星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凶手还在逃，警方正在四处抓捕。联想到刚才那个男人的怪异举动，老何心里咯噔一下，难道，那个男人，就是警方正在通缉的凶手？ 想到这里，老何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转身，跑到屋里，拨打了报警电话，把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民警。“警察同志，我刚才看到一个可疑的男人，衣着奇怪，行为诡异，还偷吃了我的面条，然后跑到山上去了，你们快过来看看，他可能就是那个灭门案的凶手！” 这个线索，对陷入困境的专案组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接到报警后，专案组的民警立刻驱车，赶往镇安县郑和村，同时，联系了镇安县公安局的民警，请求协助。根据老何的描述，民警们判断，那个可疑的男人，很可能就是简学良，身材高大，衣着怪异（很可能是为了躲避警方的排查，故意穿厚衣服遮挡身形），而且，郑和村距离明星村不远，地形复杂，适合躲藏，简学良很可能就是逃到了这里。 民警们赶到郑和村后，立刻汇合了镇安县的民警，分成若干小组，朝着老何所说的那座山，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那座山，山高林密，植被茂盛，加上前几天的阴雨，山路湿滑，搜寻工作异常艰难。民警们顶着炎热的天气，在山里穿梭，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从中午一直搜到晚上，整整搜索了8个多小时，把整座山头都搜了一遍，却依然没有发现简学良的踪迹。 就在民警们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晚上8点半左右，有一名村民，在山下的马路边，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这名男子，身材高大，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满了泥土，背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子，走路鬼鬼祟祟，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在躲避什么。从身高、衣着和行为举止来看，这名男子，和老何描述的可疑男子，以及警方通缉的简学良，非常吻合。 村民立刻悄悄拨打了报警电话，告知了民警可疑男子的位置。民警们得知消息后，立刻悄悄赶往现场，小心翼翼地接近那名可疑男子，生怕打草惊蛇。等到靠近之后，民警们迅速冲了上去，前后围堵，将那名男子死死控制住。 被控制住的男子，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只是低着头，浑身发抖，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民警们拿出通缉令，进行辨认，确认这名男子，正是他们苦苦搜寻了5天的凶手，简学良！ 民警们立刻对简学良进行了搜查，在他背着的蛇皮袋子里，搜出了一些野菜、野果，还有一瓶浑浊的水，看起来，这几天，他一直在山上流窜，靠吃野果、野菜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而更重要的是，在蛇皮袋子里，民警们还搜出了一件沾满血迹的衣服和一双鞋子，经过检验，衣服和鞋子上的血迹，正是遇害的杨家8口人的血迹。 证据确凿，简学良再也无法抵赖，在民警的讯问下，他缓缓抬起头，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情，有悔恨，有愤怒，还有一丝解脱，他当场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说出了这起灭门惨案背后，那段尘封了四年的恩怨纠葛。 简学良和玉小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强奸犯”和“受害者”的关系，而是一段见不得光的婚外情。这段婚外情，始于1999年初，当时，简学良还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而玉小军，还没有和杨荣文结婚，正在和石勇交往。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玉小军是一个比较物质、拜金的女人，而简学良家境贫寒，一无所有，她为什么会和简学良搞在一起？其实，这背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时玉小军虽然和石勇交往，但石勇家境贫寒，不能满足她对物质的需求，而简学良虽然穷，但身材魁梧，高大健壮，性格豪爽，恰好符合玉小军对异性的另一种期待；另一方面，当时杨荣文已经开始追求玉小军，玉小军在石勇和杨荣文之间摇摆不定，内心十分寂寞，而简学良的主动靠近，恰好填补了她内心的空虚。 至于两人具体是怎么勾搭在一起的，简学良在供述中，并没有详细说明，只是说，一开始，是玉小军主动对他示好，后来，两人就偷偷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地下情人。这段婚外情，持续了半年多，期间，两人一直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发现，尤其是怕被石勇和杨荣文发现。 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个小村庄里，圈子就那么大，两人偷偷摸摸的婚外情，终究还是被人发现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石勇和杨荣文的耳朵里，石勇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就去找玉小军对质，两人大吵了一架，最终，玉小军下定决心，和石勇分手，彻底投入杨荣文的怀抱。 而杨荣文得知玉小军和简学良的婚外情后，也非常愤怒，但他并没有立刻和玉小军分手，他看中了玉小军的美貌，也觉得，玉小军只是一时糊涂，只要她能彻底和简学良断绝关系，他就可以原谅她。面对杨荣文的怒火，玉小军声泪俱下，谎称自己是被简学良强迫的，是简学良趁她不注意，侵犯了她，她也是被逼无奈，才和简学良保持了这段不正当的关系。 杨荣文虽然生气，但看着玉小军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终究还是心软了，他警告玉小军，以后不准再和简学良有任何来往，否则，就立刻和她分手，并且让她身败名裂。玉小军连忙点头答应，装作一副悔改的模样。 而简学良这边，得知玉小军和自己分手，并且投入了杨荣文的怀抱，还谎称被自己强奸，心里非常愤怒。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也不在乎妻子的感受，就算妻子知道了他和玉小军的婚外情，和他大吵大闹，他也毫不在意，等妻子闹够了，他又继续去找玉小军，想要挽回这段关系。 可此时的玉小军，已经下定决心，要和杨荣文好好过日子，彻底摆脱简学良。面对简学良的纠缠，玉小军开始抗拒，甚至对简学良说：“我们分手吧，以后不要再联系了，我已经和杨荣文在一起了，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牵扯。” 简学良听到这句话，非常震惊，也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和玉小军在一起半年多，彼此是有感情的，玉小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忘了他，更不可能如此绝情。他认为，玉小军之所以要和他分手，是因为杨荣文有钱，是因为杨荣文威胁她，所以，他当场就拒绝了玉小军的分手提议，并且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纠缠玉小军，试图让她回心转意。 玉小军虽然抗拒，但面对身材魁梧、性格暴躁的简学良，她也有些害怕，加上两人之前有过一段私情，最终，还是半推半就，和简学良又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不正当关系。可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最终，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有一天，简学良又偷偷来到玉小军家，和她发生了关系。可就在两人完事，简学良准备离开的时候，杨荣文突然提前出差回来了，正好和简学良撞了个满怀。当着自己的面，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杨荣文的怒火瞬间爆发，当场就和简学良打了起来。 可杨荣文身材瘦弱，平日里忙于生意，很少锻炼身体，而简学良五大三粗，常年干体力活，力气非常大，两人交手没几个回合，杨荣文就被简学良按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简学良揍完杨荣文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玉小军家，丝毫没有把杨荣文放在眼里。 杨荣文被揍得鼻青脸肿，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打不过简学良，就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在了玉小军身上。他指着玉小军的鼻子，恶狠狠地威胁道：“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竟然敢背着我和简学良私通！你现在立刻去报警，就说简学良强奸你，否则，我就和你离婚，让你在村子里身败名裂，一无所有！” 玉小军非常害怕，她不想和杨荣文离婚，不想失去现在的荣华富贵，更不想被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在杨荣文的威胁下，她最终还是妥协了，拿起电话，拨打了报警电话，谎称自己被简学良强奸了。 强奸案，历来都是难以自证清白的，尤其是在女方已经报警，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两人发生关系时使用的安全套）的情况下，男方更是百口莫辩。简学良被警方抓获后，无论他怎么辩解，说自己和玉小军是自愿发生关系的，是婚外情，而不是强奸，都没有人相信。因为玉小军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强迫的，加上杨荣文在背后疏通关系，最终，法院判处简学良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强奸罪。 简学良被判刑后，心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他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是被玉小军和杨荣文联手陷害的。可他出身贫寒，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不懂法律，不知道如何上诉，更害怕自己上诉后，杨荣文会动用关系，加重对他的刑罚，所以，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上诉，默默接受了这个判决，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在简学良入狱的四年里，他的妻子，没有选择抛弃他，而是不离不弃，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她一边在家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她还在附近的工地上，帮人家装沙子、搬砖头，干着和男人一样的重活，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2003年，简学良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一年释放。出狱那天，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早早地就等在监狱门口，看到简学良出来，妻子没有一句抱怨，只是默默地走上前，接过他手里的行李，对他说：“回来了就好，以后好好过日子，咱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看着两个瘦弱的孩子，看着家中破败的模样，简学良的心里，充满了羞愧和自责。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年迈的父母。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做人，努力赚钱，弥补对家人的亏欠，再也不惹事生非。 出狱后不久，简学良偶然在村子里遇到了玉小军。此时的玉小军，已经和杨荣文结婚多年，生了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十分红火。杨荣文的药材生意越做越大，还开了一家服装店，玉小军不用再辛苦劳作，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 两人见面后，玉小军主动提出，要请简学良吃一顿饭，算是对当年的事情，道个歉。简学良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在饭桌上，玉小军向简学良坦白，当年，她确实是被杨荣文威胁，才报警谎称被强奸，她对不起简学良，希望简学良能够原谅她。 时隔四年，简学良本来已经对当年的事情，渐渐放下了，可看到玉小军如今过得如此舒坦、如此幸福，再想想自己这四年在监狱里的日子，想想自己妻子的辛苦，想想自己家庭的贫寒，他的心里，瞬间涌起了一股极度的不平衡。 他觉得，出轨这件事，是他和玉小军两个人的错，可最终，却只有他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后果，坐了四年牢，毁了自己的一生，毁了自己的家庭；而玉小军，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嫁得好，过得风生水起，锦衣玉食，这太不公平了！ 更让简学良愤怒的是，杨荣文得知简学良出狱，并且和玉小军一起吃了饭之后，再次爆发了。他生怕简学良会再来纠缠玉小军，会破坏自己的家庭，恰好那几天，杨荣文家招了小偷，厨房里的一些东西被偷了，杨荣文没有任何证据，就一口咬定，是简学良干的，并且立刻报了警，想要借助警方的力量，收拾一下简学良，让他彻底不敢再靠近自己的家人。 此时的简学良，因为有强奸案的案底，在村子里，已经被村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不愿意和他来往，甚至有人，还会故意排挤他、欺负他。得知杨荣文报警，说自己偷东西，简学良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他知道，自己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为了躲避村民们的白眼和议论，也为了赚钱养家，简学良离开了明星村，跑到了镇上的一个工地上，打零工。可他没想到，杨荣文报警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工地，工地的工头，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简学良是小偷，担心他会在工地上偷东西，影响工地的秩序，当即就把他开除了。 丢了工作的简学良，只能再次回到明星村。可回到村子里，村民们看他的眼神，更加异样了，大家都坚信，他就是小偷，见了他，就像是见了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甚至有人，还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是“强奸犯”“小偷”，无恶不作。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简学良的心理，渐渐变得扭曲起来。他感到孤独、绝望、愤怒，他想大声地告诉所有人，自己是清白的，当年的强奸案，他是被冤枉的，这次的盗窃案，他也是被冤枉的，可没有人相信他。吃瓜群众们，只会相信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只会带着有色眼镜，去评判他，去排挤他。 他看着自己辛苦操劳、日渐憔悴的妻子，看着自己两个因为家境贫寒，连新衣服都穿不上的孩子，再看看隔壁杨荣文和玉小军家，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日子过得红火又幸福，巨大的落差，让他心中的仇恨，一点点滋生、蔓延，最终，彻底淹没了他的理智。 2004年8月13号的晚上，简学良在工地上，干了一天的重活，累得浑身酸痛，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回来，赶紧迎了上去，脸上带着疲惫，却依旧温柔地对他说：“今天，我在工地上装了一车沙子，赚了20块钱，你看看，少不少？” 看着妻子手里皱巴巴的20块钱，看着妻子布满老茧、粗糙不堪的双手，简学良的心里，倍感心酸。他知道，这个女人，跟着自己，受了太多的苦，吃了太多的罪，可自己，却什么都给不了她，甚至，还让她和孩子，受到了自己的牵连，被村民们排挤、议论。 就在这时，他无意间，抬头看到了隔壁玉小军家的房子，房子宽敞明亮，灯火通明，隐约能听到里面传来欢声笑语，那是玉小军、杨荣文，还有他们的女儿，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声音。这一刻，简学良心中的恨意，彻底爆发了。 他觉得，这一切的不幸，都是玉小军和杨荣文造成的。如果不是玉小军当年反水报警，谎称被强奸，他就不会坐牢；如果不是杨荣文当年威胁玉小军，陷害他，他就不会有案底；如果不是杨荣文后来诬陷他偷东西，他就不会丢了工作，不会被村民们排挤，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越想越愤怒，越想越绝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报仇！他要杀了玉小军，杀了杨荣文，杀了所有和他们有关的人，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让他们也尝尝，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那天晚上，简学良借酒消愁，喝了很多酒，酒精的作用，让他心中的恨意，变得更加浓烈。晚饭过后，妻子和孩子们，看了一会儿电视，就早早地睡觉了。而简学良，却没有丝毫睡意，他坐在院子里，死死地盯着隔壁玉小军家的房子，眼神冰冷，充满了杀意。 等到妻子和孩子们，都睡得熟了，简学良站起身，走进柴房，拿起了家里的劈柴斧，磨得锋利的斧刃，在微弱的月光下，闪着冰冷的寒光。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悄悄地打开家门，趁着连绵的阴雨，蹑手蹑脚地，潜入了玉小军的家中。 此时，玉小军、杨荣文，还有他们4岁的女儿、9岁的侄子，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悄然降临。简学良悄悄走进客厅，看到眼前的一幕，心中的恨意，更加浓烈，他猛地举起手中的斧子，朝着杨荣文的头部，狠狠砍了下去。 杨荣文毫无防备，当场就倒在了地上，鲜血瞬间喷涌而出。玉小军和孩子们，吓得尖叫起来，想要逃跑，可简学良身材魁梧，动作迅速，根本不给他们逃跑的机会。他挥舞着手中的斧子，一次次地劈砍下去，惨叫声、哭喊声，很快就被淅淅沥沥的雨声吞没。 杨荣文的爷爷，当时正在卧室里休息，听到客厅里的惨叫声，吓得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想要逃跑。他慌慌张张地冲出卧室，躲进了院子里的柴房，本以为能躲过一劫，可简学良在杀了杨荣文一家人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简学良慢悠悠地走进柴房，看着吓得浑身发抖的老爷子，没有丝毫怜悯，举起斧子，朝着老爷子的头部，狠狠砍了下去，老爷子当场死亡。 杀了杨荣文一家人之后，简学良的怒火，依然没有平息。他想起，当年玉小军报警，诬陷他强奸，不仅仅是因为杨荣文的威胁，还因为杨荣文的哥哥杨荣元，也一直在背后教唆玉小军，让她报警，让她彻底和自己断绝关系。在简学良看来，杨荣元，也是当年陷害他的始作俑者之一，也必须要死！ 于是，简学良提着手中的斧子，又悄悄地来到了杨荣元家。此时，杨荣元正在后屋的卧室里休息，他的一对双胞胎子女，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简学良先是冲进客厅，挥舞着斧子，朝着两个孩子的头部，狠狠砍了下去，两个孩子来不及尖叫，就倒在了血泊中。随后，他又冲进后屋的卧室，朝着熟睡的杨荣元，狠狠砍了下去，杨荣元在睡梦中，被活活砍死。 杀了杨家8口人之后，简学良看着满地的鲜血，看着眼前惨烈的一幕，没有丝毫害怕，反而有一种扭曲的解脱感。他迅速清理了现场的痕迹，脱下了沾满血迹的衣服和鞋子，塞进了一个蛇皮袋子里，然后，趁着夜色，悄悄地离开了明星村，跑进了附近的秦岭山区，开始了逃亡之路。 这几天，他一直在山里流窜，不敢下山，靠着吃野果、野菜，喝溪水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不敢露面，不敢和任何人说话，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直到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下山，偷吃了老何家的一碗面条，被老何发现，报了警，最终被警方抓获。 在法庭上，简学良对自己杀害杨家8口人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杀人是不对的，是犯罪行为，他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他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的强奸案，是被冤枉的，是被玉小军和杨荣文联手陷害的。 简学良对法官说，他和玉小军之间，一开始，并不是强奸，而是一段婚外情，甚至，两人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他还给了玉小军70块钱，算是一种补偿，后来，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成为了情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玉小军最终会反水，谎称被他强奸，把他送进了监狱。 法官问他，既然当年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为什么不选择上诉？简学良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无奈和绝望的神情，他说：“我知道，杨荣文有关系，当年他哥哥杨荣元和前妻离婚，就是因为走了关系，才把两个孩子都判给了自己。我出身贫寒，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我不懂法，我害怕自己上诉之后，杨荣文会动用关系，加重对我的刑罚，所以，我不敢上诉，只能默默忍受。” 法官听完简学良的供述，沉默了很久。不可否认，当年的事情，可能确实有隐情，简学良可能真的是被冤枉的，玉小军和杨荣文，也确实有过错。可无论如何，简学良都不应该用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去剥夺8条无辜的生命，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位高龄老人。法律的底线不容触碰，生命的尊严不容践踏，任何委屈和怨恨，都应该通过合法途径去申诉、去解决，而不是用暴力发泄，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毁掉自己，也毁掉多个家庭。 最终，法院经过公开审理，综合全案证据和简学良的供述，认定简学良犯故意杀人罪，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简学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宣读后，简学良没有提出上诉，他平静地接受了判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或许，对他而言，死亡也是一种解脱，既能结束自己的痛苦，也能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迟来的交代。 简学良被执行死刑后，这起震惊陕西的“8·13”特大灭门惨案，终于尘埃落定。可这场悲剧，留下的伤痛，却永远无法磨灭。杨荣元的妻子，得知家人全部遇害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一夜白头，从此一蹶不振，只能靠着亲友的接济，艰难度日；简学良的妻子，独自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一边照顾老人和孩子，一边承受着村民们的指指点点，她既要面对丈夫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要面对生活的窘迫，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而明星村的村民，也因为这起惨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曾经安静祥和的村庄，变得死气沉沉，邻里之间，也多了几分隔阂和警惕。 第250章 一块旧手表，毁掉少年与老人的一生 事情发生在1980年3月21号，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天津的春天还带着股子刺骨的凉，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家住塘沽区老弯道的张华，刚穿上棉袄出门，就看见隔壁的周大娘拎着个铁皮水桶，慢悠悠地往村头的深井走去。张华那时候二十出头，正是热心肠的年纪，见着周大娘步履蹒跚，赶紧快步迎了上去。 “大娘，您这是去打水啊？”张华笑着凑过去，伸手就想接周大娘手里的水桶，“您岁数大了，这水桶沉，我帮您打去，您在边上歇着就成。” 周大娘今年五十六了，1980年的五十六岁，可比现在的五十六岁看着老多了，头发白了一多半，背也有点驼，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手指头，可性子却格外倔强。她往后缩了缩手，摆了摆胳膊，声音有点沙哑，却透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不用不用，小伙子，大娘身子骨还硬朗着呢，这点活还能干，不麻烦你。” 张华不死心，又伸手去抢：“大娘，您跟我客气啥，邻里邻居的，帮个忙还不是应该的？” 俩人就这么在路边争了起来，水桶在手里你来我往，周大娘攥得紧，张华也不敢太用力，怕把老太太拽着了，争来争去，张华终究没争过执拗的周大娘，只能看着她拎着水桶，一步一挪地往深井走去。后来有路过的邻居跟张华说，那天周大娘打水可费劲了，蹲在井边半天，才把水桶晃悠着提上来，拎着水桶往家走的时候，腰都快弯成九十度了，每走一步都得顿一下，看着就让人心疼。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大伙最后一次看见周大娘好好地活着。 那时候的塘沽老弯道，住的都是盐场三分厂的职工和家属，清一色的平房，四排房子，一共就五六户人家，邻里之间跟一家人似的，不像现在住楼房，对门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对方叫啥。平时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给邻居；谁家有事没人看孩子，街坊邻居都会主动帮忙；晚上睡觉，房门大多都是虚掩着的，根本不用锁，也不用担心丢东西。 周大娘的家就在第二排平房，独门独院，院子不大，门口种着几棵歪脖子的枣树，平时房门总是虚掩着，不管谁路过，推开门就能进去唠两句。可那天从周大娘打水回家之后，直到中午，也没人看见她出门，邻居们还没太在意，想着老太太可能是累了，在家歇着了。 可等到傍晚，天快黑了，还是没见周大娘出来，邻居们就有点犯嘀咕了。有个姓王的大娘，跟周大娘平时最要好，中午还想着喊周大娘过来吃饺子，结果敲了半天门，里边没动静，推开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桌子上还放着早上没收拾的碗筷，可就是不见周大娘的人影。 “周大姐？周大姐你在吗？”王大娘喊了两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窗户的“呜呜”声。她心里有点发慌，在屋里转了一圈，床是空的，柜子门是关着的，桌子上的东西都整整齐齐的，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她又走到院子里，喊了几声，还是没人应，只能转身去找其他邻居。 街坊邻里们一听周大娘不见了，都急了，纷纷来到周大娘家，一趟一趟地进屋查看，有的去村头的深井边找，有的去附近的咸水坑边喊，可找了半天，连周大娘的影子都没见着。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没法联系周大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只能靠着街坊们四处打听。 就这么找啊找，从傍晚找到大半夜，天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大，街坊们的脸都冻得通红，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重。有个年纪大的大爷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不行，周大娘这一天都没露面，别是出什么事了，咱们赶紧去派出所报个案吧，让警察同志帮忙找找。” 大伙一听，都点头同意，赶紧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连夜往附近的派出所跑。那时候的派出所，条件也简陋，就几间平房，一盏昏黄的灯泡，晚上只有两个民警值班，一个年纪大的，快五十岁了，脸上带着风霜，说话慢悠悠的；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瘦高个，眼神特别亮，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劲头十足。 民警听说有老人失踪了，不敢耽搁，赶紧跟着街坊们往老弯道赶。一路上，街坊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民警说着周大娘的情况，说她平时为人善良，跟谁都处得好，没什么仇人，家里也穷，连吃饱穿暖都费劲，不可能是跑出去了。 十几分钟后，民警跟着街坊们来到了周大娘家。房门还是虚掩着的，推开门，一股淡淡的霉味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异味飘了出来，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勉强能看清屋里的布局。 迎面靠墙放着一张三屉桌，木头都已经发黑了，看着就有些年头了，三个抽屉都关得好好的，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桌子左边摞着两个大木箱子，箱子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箱子锁是好的，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木箱子旁边是一张木头床，床板很硬，铺着一层粗布褥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右边墙角放着一个单开门的立柜，也是乌漆嘛黑的，看着跟床和桌子是一套的。 两个民警进屋之后，先是在屋里简单查看了一圈，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可当他们的目光落到那个单开门立柜上时，两个人都顿住了，眼神一下子就聚焦在了衣柜门上，再也挪不开了。 年纪大的民警皱着眉头，慢慢走过去，伸手摸了摸衣柜的门框，语气凝重地说：“不对劲，这门框有被砸过的痕迹。” 年轻的瘦高个民警赶紧凑过去，仔细一看，果然，衣柜门框上有好几处凹陷，像是被榔头砸过的，而且衣柜门上还钉着好多钉子，钉子钉得歪歪扭扭的，显然是急急忙忙钉上去的。 “不对劲，这里肯定有问题。”瘦高个民警说着，伸手去拉衣柜门，可不管他怎么拉，衣柜门都纹丝不动，显然是被钉子钉死了。他赶紧转身，从街坊家里找来一把钳子，蹲在衣柜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那些钉子一个一个拔出来，钉子拔出来的时候，还带着木屑，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周围的街坊们都屏住了呼吸，围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有人甚至已经忍不住红了眼眶，嘴里低声念叨着：“周大姐，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终于，最后一颗钉子被拔了出来，瘦高个民警深吸一口气，伸手猛地拉开了衣柜门。一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倒吸一口凉气，有人忍不住捂住了嘴，差点叫出声来。 周大娘就蜷缩在衣柜里，身子缩成一团，头上、脸上、脖子上都是血污，头发被血粘在了脸上，看不清具体的表情，可能看得出来，她死得很痛苦。她身上还穿着早上那件蓝色的粗布棉袄，棉袄上也沾满了血，已经凝固发黑，衣柜里的衣服也被血浸湿了一大片。 瘦高个民警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赶紧后退一步，稳了稳心神，然后转身就往派出所跑，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能跑回去报信。年纪大的民警则留在现场，不让街坊们靠近，保护着现场，一边安慰着情绪激动的街坊，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会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下这么狠的手。 瘦高个民警一路狂奔，跑回派出所的时候，浑身都是汗，棉袄都湿透了。他冲进所长办公室，所长正在熬夜整理文件，见他跑得气喘吁吁，脸色惨白，赶紧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所、所长，”瘦高个民警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老弯道……周大娘……在衣柜里……被杀了……” 所长一听，脸色瞬间变了，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桌子上。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拿起桌上的座机电话，拨通了分局刑警队的电话。那时候的座机电话，还是那种转盘式的，拨号的时候“咔哒咔哒”响，信号也不好，所长喊了好几声，才把情况说清楚。 当时时任刑警队队长的姓武，大伙都叫他武队长，四十多岁，身材魁梧，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年轻时办案留下的，眼神锐利，一看就是个老刑侦。接到电话的时候，武队长正在办公室抽烟，烟卷还夹在手指间，听完所长的话，他猛地把烟卷摁在烟灰缸里，用力捻了捻，语气凝重地说：“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到！” 挂了电话，武队长立刻召集了队里的技术员、法医和几个侦查员，带上勘查工具，坐上一辆老式的吉普车，连夜往老弯道赶。那时候的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吉普车开得颠颠簸簸，一路上，所有人都一言不发，气氛格外沉重，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这是一起恶性凶杀案，必须尽快抓住凶手。 法医姓孙，五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是队里的老法医，办过无数起案子，经验丰富；技术员姓郭，大伙都叫他郭老师，四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心思缜密，擅长现场勘查。两个人坐在车上，一路上都在琢磨着现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嘴里时不时地交流几句。 半个多小时后，吉普车赶到了老弯道，武队长带着一行人立刻走进了周大娘家。此时，屋里已经围了不少街坊，看到刑警队的人来了，都纷纷让开道路，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希望警察能尽快抓住凶手，还周大娘一个公道。 孙法医立刻拿出勘查工具，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走到衣柜边，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他蹲在地上，仔细查看周大娘身上的伤口，一边看，一边对着旁边记录的侦查员说道：“死者年龄约五十六岁，头部有多处钝器击打伤，伤口较深，初步判断是被钝器击打头部导致昏迷，随后被利器割断颈动脉，最终失血过多死亡。死亡时间大概在今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另一边，郭老师则拿着放大镜，在屋里仔细勘查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先是查看了三屉桌和木箱子，发现抽屉和箱子都没有被翻动的痕迹，锁也都是完好的；然后又查看了墙角的立柜，发现衣柜门框上的砸痕很明显，钉子都是就地取材；接着，他又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斧子和一块搓衣板，斧子上和搓衣板上都沾有血迹和毛发，郭老师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血迹和毛发，放进证物袋里，对着侦查员说道：“这斧子和搓衣板应该就是案犯使用的凶器，钉子和榔头也是就地取材，墙上还有被刮过的痕迹，应该是案犯想掩盖血迹。” 武队长站在一旁，一边听着孙法医和郭老师的汇报，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周大娘？是仇杀？财杀？还是情杀？ 现场勘查工作一直进行到天大亮，天快亮的时候，分局的局长和两位副局长也赶来了。正局长主管行政，平时不怎么管刑侦的事，这次听说出了这么大的凶杀案，也特意赶了过来；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姓张，个子不高不矮，身材微胖，脾气特别火爆，刚接手刑侦工作没多长时间，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恶性的凶杀案。 张副局长一走进屋里，看到现场的情况，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忍不住皱着眉头大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还是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 武队长赶紧走过去，把孙法医和郭老师的勘查结果汇报给了张副局长和正局长。张副局长听完，更加着急了，来回在屋里转悠，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没有翻动痕迹，没有财物丢失，那凶手到底是为了什么？周大娘平时为人那么好，怎么会有人害她？” 随后，张副局长让侦查员们去询问周围的街坊，问问周大娘平时有没有什么存款、金银首饰之类的，有没有什么仇人，有没有跟谁结过怨。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挨家挨户地询问街坊邻居。 街坊们都说，周大娘家里特别穷，平时省吃俭用，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吃饱穿暖都费劲，根本不可能有存款和金银首饰；至于仇人，更是不可能，周大娘为人善良，性子温和，跟谁都处得好，平时街坊们有什么困难，她都主动帮忙，大人们没事也都愿意去找她聊天，孩子们也愿意围着她转，怎么可能有仇人。 “仇杀不可能，情杀更不可能，那到底是为什么？”张副局长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说道，“难道是流窜作案？流窜犯为了抢劫财物，不管不顾，杀了人之后发现没什么可抢的，就跑了？” 旁边的侦查员听了，赶紧说道：“张局，可周大娘家那么穷，流窜犯就算再糊涂，也不可能抢一个连吃饱穿暖都费劲的老太太吧？” “你们不懂，”张副局长摆了摆手，说道，“流窜犯都是外地来的，根本不知道谁家穷谁家富，他们就是碰运气，看到有人家房门没锁，就进去抢劫，一旦被发现，就会杀人灭口。等他们杀了人，翻遍屋子发现没什么可抢的，已经晚了，只能赶紧跑。所以，不能排除流窜犯侵财杀人的可能性。” 张副局长之所以这么认为，其实是有原因的，这跟周大娘家住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周大娘家住的老弯道，在198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烟稀少、比较原始的地方，现在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家堡商务区，就是当年的老弯道所在地。 可能很多天津的朋友，现在对老弯道这个名字都不太熟悉了，但要是说起于家堡商务区，别说天津的朋友，全国的朋友可能都有耳闻，那是滨海新区的cbd，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可在1980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凉。 1878年，晚清时期，李鸿章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机械化煤矿，开平矿务局，到了1886年，开平煤矿的煤越产越多，怎么把煤运出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李鸿章上奏朝廷，组建了开平铁路公司，在1888年3月份，铁路修到了天津塘沽，建了塘沽车站，也就是现在的塘沽南站。 可刚建塘沽车站的时候，火车和铁轨技术都比较落后，火车没办法直接掉头，于是就在现在于家堡站的位置，设置了一条8.2公里的迂回线，也就是一个大大的弯道，那时候，人们就把这一片叫做弯道路。后来，有人在弯道路的基础上盖了房子，慢慢居住下来，久而久之，这个地名就传了下来，变成了老弯道。 1980年的时候，老弯道还是一片荒凉，沿着弯道的走向，只有四排平房，那是盐场三分厂的宿舍，一共住着五六户人家，周大娘就是其中一户。这四排平房周围有不少水洼，都是咸水，又咸又涩，根本不能喝，也不能用来洗衣服、做饭，离平房区百十来米的地方，有一口深井，那是附近唯一的淡水来源，街坊们平时喝水、洗衣服、做饭，都靠这口井。 张副局长在现场附近转悠了一圈，看着周围荒凉的景象，叹了口气说道：“你们看，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人烟稀少，谁都能来，谁都能去，就算有陌生人路过，也不会有人注意。要是真的是流窜犯作案，杀完人之后立刻跑了，咱们想找他，可就难了。” 说完，张副局长立刻让手底下的人用座机电话，把情况上报给了市局。要知道，那时候的滨海新区离天津市区很远，不像现在，有高铁、轻轨、金滨大道、天津大道，交通特别方便，那时候只有土路，开车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市区，所以市局的人赶到塘沽，花费了不少时间。 直到上午九点半，市局治安二处的贾处长，才带着几名侦查员和技术员，赶到了老弯道。贾处长五十多岁，是个老刑侦，办过无数起大案要案，经验非常丰富，眼神锐利，一看就不好惹。他一到现场，就立刻找到了张副局长，开门见山地问道：“现场勘查过了吗？有没有什么线索？” 张副局长赶紧点了点头，说道：“贾处，现场已经勘查过了，法医和技术员也都做了初步检验，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怀疑是流窜作案。” 贾处长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而是带着市局的侦查员和技术员，在现场里里外外走了一遍，仔细查看了每一个细节，同时也听分局的侦查员汇报了勘查情况和询问街坊的结果。 当听到案犯使用的凶器是斧子和搓衣板，而且斧子是周大娘家的时候，贾处长停下了脚步，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搓板，不可能是案犯自己带来的吧？” 旁边的侦查员立刻说道：“贾处，肯定不是，搓板这么笨重，案犯作案不可能特意带着搓板。” “那斧子呢？”贾处长又问道，“你们确认斧子是周大娘家的吗？” “确认了，”张副局长接过话茬，说道，“我们找街坊辨认过了，这把斧子就是周大娘家的，平时用来劈柴、剁骨头的，一直放在院子里的角落里。” “这么说，榔头和钉子，也应该是周大娘家的？”贾处长问道。 “我们怀疑是，”张副局长说道，“现场没有发现外来的榔头和钉子，而且钉子和榔头都是很普通的那种，跟周大娘家平时用的一模一样。” 贾处长点了点头，伸手指着地面，语气肯定地说道：“这不是流窜作案，是熟人作案，而且很可能是她的邻居，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连考虑都不用考虑。” 张副局长一听，顿时愣住了，一脸疑惑地问道：“贾处，您怎么这么肯定？” 贾处长笑了笑，指着衣柜和墙上的刮痕，说道：“你想想，流窜犯杀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抢劫财物，杀完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现场，生怕被人发现，怎么可能会花费时间藏尸体，还把墙上的血迹刮掉？只有熟人才会这么做，因为熟人害怕尸体被早点发现，害怕自己被怀疑，所以才会藏尸体、掩盖血迹，给自己争取时间处理凶器、收拾自己，避免留下破绽。” 顿了顿，贾处长又说道：“还有，你们看，割断周大娘颈动脉的，不是斧子，是刀，而且这把刀至今还没找到。这说明，这把刀是案犯随身带来的，应该是平时家家户户都有的水果刀之类的小刀具，携带方便。再看地上的鞋印，模糊不清，说明案犯处理过鞋印，但处理得很粗糙，这说明他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但手法很幼稚，不是惯犯，应该是第一次作案。” 张副局长听完，恍然大悟，点了点头说道：“贾处，您说得对，我之前太急了，没考虑到这些细节。” “行了，别废话了，”贾处长摆了摆手，说道，“赶紧再去询问街坊，重点问问，平时谁经常去周大娘家，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年纪不要太大，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左右的，毕竟案犯的反侦察手法很幼稚，很可能是个年轻人。”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再次挨家挨户地询问街坊，这次重点询问经常去周大娘家的年轻男性。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之前那个说见过周大娘打水回家的王大娘，把她叫到一边，耐心地问道：“王大妈，您再好好想想，平时谁经常去周大娘家？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十五六岁左右的，男的。” 王大娘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说道：“要说经常去周大娘家的年轻小伙子，那就是小林子了，他就住在周大娘家对过，是郎家的小子，叫郎世林，今年十五六岁，正在上中学。” “郎世林？”侦查员问道，“您跟我们说说，这个郎世林怎么样？脑瓜机灵吗？平时说话办事怎么样？他经常去周大娘家干嘛？” 王大娘叹了口气，说道：“小林子这孩子，人不傻，但也不算机灵，说话办事有点二二呼呼的，不太懂事。他经常去周大娘家，有时候帮周大姐买个酱油、醋什么的，周大姐心善，知道这孩子嘴馋，每次他帮忙买东西，都会多给个一毛两毛的零花钱，就当是奖励他了。你们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们怀疑小林子？不可能吧，他就是个孩子，而且周大姐平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害周大姐？” “大妈，您别多想，”侦查员笑了笑，说道，“我们就是随便问问，了解一下情况，没有怀疑他的意思。”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侦查员们心里已经有了怀疑，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个邻居，是个中年大汉，平时跟郎家走得比较近，询问他关于郎世林的情况。 中年大汉一听民警问郎世林，愣了一下，说道：“你们问小林子啊？我模模糊糊记得，那天上午，小林子去过周大娘家，具体几点几分，我可说不好，因为他经常去，大伙都没太在意。不过，你们要是怀疑小林子，那可就错了，这孩子虽然有点二二呼呼的，但心地不坏，而且周大娘平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杀周大娘呢？” “那您还记得，郎世林是在周大娘打水之前去的，还是打水之后去的吗？”侦查员问道。 中年大汉摇了摇头，说道：“那我就不知道了，我那天没看见周大娘打水，所以也不知道小林子是之前去的，还是之后去的。不过，小林子平时经常去周大娘家，有时候一天去好几次，也没人在意他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 “那他家里平时都有谁？他妈妈在家吗？”侦查员又问道。 “他家里就他和他妈妈，他爸爸早就不在了，”中年大汉说道，“他妈妈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平时挺热心的，经常帮街坊们办事，人也挺好的。” 询问完街坊，张副局长、武队长和贾处长凑到一起，商量了一下。贾处长说道：“这个郎世林，有重大嫌疑，他经常去周大娘家，熟悉周大娘家的环境，而且年纪不大，符合我们对案犯的判断，反侦察手法幼稚，很可能是一时冲动作案。我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但是不能打草惊蛇，得想个借口。” 商量好之后，张副局长、武队长带着几名侦查员，来到了郎世林家门口。郎世林家就在周大娘家对过，也是一间平房，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种着几棵青菜。 侦查员走上前，轻轻敲了敲门，喊道：“有人吗？在家吗？” 没过多久，房门就开了，一个中年妇女走了出来，个子不高不矮，身材微胖，脸上带着笑容，正是郎世林的妈妈。她一看门口站着几个穿着警服的人，脸上的笑容愣了一下，然后赶紧热情地说道：“警察同志，快进来快进来，你们辛苦了，看你们这一脸疲惫，是不是昨天一宿都没休息啊？” 张副局长笑了笑，说道：“大嫂，不辛苦，我们是市局和分局的，过来办点事。听说您是街道的积极分子，我们想借您家的地方开个会，研究一下周大娘的案子，您看方便吗？” 郎世林的妈妈一听，赶紧点了点头，说道：“方便方便，当然方便，警察同志，你们快进来，我这就给你们倒杯水。” “不用麻烦您了，大嫂，”张副局长说道，“我们就是开个短会，很快就结束，您要是有事，就先出去忙，不用管我们。” 郎世林的妈妈也没多想，觉得警察开会，自己在场也不方便，于是点了点头，说道：“那行，警察同志，你们慢慢开，我出去买点菜，中午就在我家吃饭，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不用了大嫂，我们开完会就走，”张副局长说道，“麻烦您了。” 郎世林的妈妈笑了笑，转身就出去了，临走前还特意关上了房门，生怕打扰到警察开会。其实，她哪里知道，警察根本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勘查现场，寻找证据的。 郎世林的妈妈一走，贾处长就立刻说道：“快，大家抓紧时间，仔细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重点找血迹、凶器，还有可能藏起来的赃物。”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在屋里仔细勘查。郎世林家的房子不大，布局跟周大娘家差不多，也是一张三屉桌、一张床、一个立柜，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很整洁。 贾处长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外看了看，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在院子里的小厨房屋顶上，放着一个木盆。那时候的平房，正房都比院子里的小厨房高，所以从正屋里隔着窗户，能清楚地看到小厨房的屋顶。 那个木盆是普通的洗衣盆，木头做的，颜色已经发黑了，上面还湿湿乎乎的，挂着水珠，看起来像是刚洗过衣服，还没晾干，就被放在了屋顶上。 “你们看那个木盆，”贾处长指着屋顶上的木盆，说道，“有点不对劲，把它勾下来，仔细检查一下。” 一名侦查员立刻找来一根长竹竿，小心翼翼地把屋顶上的木盆勾了下来，端进了屋里。贾处长接过木盆，仔细看了看，然后对身边的技术员说道：“快，检测一下，看看这个木盆上有没有血迹。” 技术员立刻拿出勘查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的粉末，这是当时用来检测血迹的试剂。他用专用的小勺，舀出一点粉末，撒在木盆的盆底，没过多久，白色的粉末就变成了暗绿色。 “贾处，有反应，木盆上有血迹残留！”技术员语气凝重地说道。 张副局长一看，皱了皱眉头，说道：“贾处，这会不会是巧合？普通人家，洗洗涮涮很正常，而且家里有女同志，到了生理期，贴身衣物上会沾有血迹，洗的时候，木盆上难免会有残留，这也不足为奇啊。” 张副局长说的确实有道理。在1980年，条件还很落后，没有现在的卫生巾，女同志们生理期的时候，都是用布条之类的东西，血污沾到衣裤上，只能用手洗，所以很多人家的木盆上，都会有血迹残留，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贾处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眼神依旧盯着窗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就在这时，他又看到了一个东西，在院子里的窗台边，放着一双松紧口的布鞋，鞋面是蓝色的，鞋底是黑色的，看起来是刚刷过的，鞋面上还带着水珠，没有晾干。 更让贾处长注意的是，有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蹲在窗台边，盯着那双布鞋左看右看，看了一会儿，又把布鞋拿进了屋里。贾处长仔细一看，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郎世林的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可能是担心警察有什么需要，又或者是放心不下家里。 “快，把那双鞋拿过来，检测一下！”贾处长立刻说道。 侦查员立刻走出去，找到了郎世林的妈妈，说明了情况，然后把那双布鞋拿了过来。技术员立刻用同样的试剂，对布鞋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鞋底和鞋帮子上，都有血迹残留。 “贾处，鞋上也有血迹！”技术员说道。 这一下，张副局长也不说话了。他心里清楚，就算女同志生理期，血迹也不可能沾到鞋底和鞋帮子上，这太不正常了，很明显，这双鞋上的血迹，绝对有问题。 贾处长脸色一沉，说道：“把郎世林的妈妈叫进来。” 侦查员立刻出去，把郎世林的妈妈叫了进来。郎世林的妈妈一进屋，就看到一名侦查员手里拎着她儿子平时穿的那双布鞋，一屋子的警察都盯着她，眼神凝重，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心里一下子就慌了，浑身都不自在，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一名侦查员举起手里的布鞋，问道：“大嫂，这双鞋，是谁的？” 郎世林的妈妈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是、是我儿子小林子的，他平时就穿这双鞋。” “这鞋，是你刷的吗？”侦查员又问道。 “不、不是，”郎世林的妈妈摇了摇头，说道，“是他自己刷的，昨天晚上，他回来之后，就把鞋刷了，还放在院子里晾干，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刷鞋。” 说完这句话，屋里陷入了沉默，所有人都没有说话，气氛格外沉重。郎世林的妈妈看着警察们的表情，心里越来越慌，她隐约感觉到，事情可能跟她儿子有关，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过了一会儿，张副局长开口了，语气平静地问道：“大嫂，你儿子郎世林呢？现在在哪？” 郎世林的妈妈擦了擦眼泪，说道：“他、他上学去了，今天早上，我叫他起床，他说要去学校，我就没多想，让他去了。警察同志，小林子他不会干坏事的，周大姐平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害周大姐呢？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大嫂，你先别激动，”张副局长说道，“我们也希望是搞错了，但是现在有一些情况，需要找郎世林了解一下，麻烦您陪着我们，去他学校把他叫回来，好吗？” 郎世林的妈妈看着警察们凝重的表情，知道自己推脱不了，只能点了点头，哭着说道：“好，我陪你们去，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小林子他是无辜的，他不会干那种事的。” 随后，郎世林的妈妈带着张副局长、武队长和几名侦查员，赶往郎世林上学的学校。那时候的学校，条件也很简陋，都是平房，教室里只有几张破旧的桌子和椅子，郎世林所在的中学，离老弯道不算太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 赶到学校后，他们找到了郎世林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看到警察来了，还有郎世林的妈妈，心里很疑惑，问道：“警察同志，你们找我有事吗？还有大嫂，您怎么来了？” 张副局长笑了笑，说道：“老师，我们找郎世林，有点事想问问他，麻烦您把他叫出来。” 班主任皱了皱眉头，说道：“郎世林？他今天没上学来啊，也没有请假，我正想着放学之后，去他家问问情况呢，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什么？他没上学？”郎世林的妈妈一听，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下子就瘫软了，幸好旁边的侦查员扶住了她，“他没上学？那他去哪了？他昨天晚上还说今天要上学的，他怎么会没去呢？” 张副局长也皱了皱眉头，心里的怀疑更重了，他对班主任说道：“老师，您问问班里的同学，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郎世林去哪了。” 班主任立刻走进教室，询问班里的同学。没过多久，她就走了出来，说道：“警察同志，有个同学说，他知道郎世林去哪了，昨天下午，郎世林跟他说，今天要去看电影，不去上学了。” “看电影？”张副局长说道，“他去哪个电影院看电影了？” 班主任摇了摇头，说道：“那个同学也不知道，郎世林没说具体去哪个电影院，就说要去看电影。” 没办法，张副局长只能让侦查员们分头行动，去附近的电影院寻找郎世林。那时候的塘沽，电影院不多，就那么几家，侦查员们一家一家地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小型电影院里，找到了郎世林。 那时候的电影院，条件很简陋，黑暗的大厅里，放着一部老电影，郎世林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看起来有些坐立不安，眼神躲闪，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 张副局长和几名侦查员走了过去，拍了拍郎世林的肩膀。郎世林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看到是警察，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浑身都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张副局长仔细看了看郎世林，发现他穿的衣服不对劲。他穿了一件白衬衣，这件白衬衣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了，上面有些脏，灰不溜秋的，显然是洗了很多次，已经洗不白了。但是，衬衣的胸前，有一道道白色的痕迹，用手一摸，感觉很粗糙，还拉手。 张副局长用手摸了摸那些白色痕迹，又凑到鼻子边闻了闻，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牙膏，是故意涂在衬衣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什么。 张副局长没有明说，而是盯着郎世林，语气平静地问道：“郎世林，你衬衣上的这些白色痕迹，是什么东西？” 郎世林低着头，不敢看张副局长的眼睛，嘴里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说！这是什么东西？”旁边的武队长忍不住开口了，语气严厉，吓得郎世林浑身一哆嗦。 “是、是牙膏，”郎世林终于开口了，声音颤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我用牙膏涂在上面的。” 一名侦查员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小心翼翼地把衬衣上的牙膏刮掉。牙膏刮掉之后，底下露出了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很明显，那是人血，已经凝固发黑了。 郎世林一看，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浑身抖得更厉害了。 张副局长看着他，语气平静地说道：“郎世林，事到如今，你也别再隐瞒了，跟我们走吧，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郎世林没有反抗，只是一个劲地哭，点了点头，跟着警察走出了电影院。 随后，侦查员们把郎世林带回了分局，同时，也把木盆、布鞋和他的衬衣，都带回了局里，交给技术员进行进一步检测。经过化验，木盆上的血迹、布鞋上的血迹，还有衬衣上的血迹，都和周大娘的血型完全一致。那时候，还没有dNA比对技术，只能通过血型来大致推断，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结合现场的情况和郎世林的表现，基本可以确定，郎世林就是凶手。 郎世林被带回分局后，立刻被带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昏黄的灯泡，光线很暗，气氛格外压抑。郎世林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不停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审讯他的是武队长。武队长坐在他对面，看着眼前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心里很感慨。郎世林虽然只有十六岁，但长得结结实实的，个子也不矮，脸是圆方脸，皮肤很黑，看上去比同龄人成熟很多，不像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倒像是一个成年人。 武队长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郎世林，别哭了，事到如今，哭也没用，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你还是个孩子，只要好好改造，以后还有机会。” 郎世林听了，哭声稍微小了一些，他抬起头，看着武队长，眼里充满了恐惧，声音颤抖地问道：“叔叔，我、我杀了周奶奶，你们、你们会枪毙我吗？” 武队长看着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你先把事情说清楚，该怎么处理，法律会有公正的判决。” 郎世林一听，又哭了起来，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结结巴巴地，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昨天上午，我、我看到周奶奶去打水，我、我就趁机走进了周奶奶家。我、我之前每次去周奶奶家，都、都能看到她那个木箱子上，放着一块手表，我、我特别喜欢那块手表，我、我也想有一块手表，看着别的同学偷偷把他们爸妈的手表带出来炫耀，我、我特别羡慕。” 郎世林一边哭，一边说，语速很慢，还时不时地停顿一下，能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也很后悔。 “我、我走进屋里，拿起那块手表，看了看，又、又听了听，手表咔咔咔地响，我、我特别喜欢，就、就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里。可是，我、我又有点害怕，怕周奶奶发现，就、就又把它拿出来，放、放回到了木箱子上。可、可我还是想要那块手表，我、我就又把它装进了口袋里，刚、刚要出门，周奶奶就打水回来了。” “周奶奶看到我，又、又看了看木箱子上，她、她就把我叫住了，说‘小林子，你拿我手表了？’我、我当时很害怕，就、就把手表掏了出来，还给了她。周奶奶转身，把手表又放回了木箱子上，我、我心里很着急，我、我既想要手表，又、又怕周奶奶告诉我妈妈，怕我妈妈打我，我、我一时糊涂，就、就拿起旁边的搓衣板，从后面砸了周奶奶的脑袋，周奶奶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动了。” “我、我当时很害怕，以为周奶奶死了，就、就又拿起周奶奶家的斧子，在她身上砸了几下，我、我还带着一把水果刀，是我平时用来削铅笔的，我、我又用水果刀，划了她的脖子，当时流了好多血，我、我看着周奶奶，知道她真的死了，我、我更害怕了，怕被别人发现，就、就把她抱进了衣柜里，用钉子把衣柜门钉死了，还、还把墙上的血迹刮掉了，想、想掩盖证据。” 武队长看着他，心里很沉重，问道：“那那块手表呢？现在在哪？” 郎世林哭着说道：“我、我杀了周奶奶之后，特别害怕，也、也不敢把手表带回去，就、就把它扔进了门口的咸水坑里了，我、我不敢再碰它，我、我后悔了，叔叔，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杀周奶奶，她平时对我那么好，还给我零花钱，我、我错了……” 武队长听了，叹了口气，说道：“周大娘那么疼你，把你当亲孙子一样看待，就因为一块旧手表，你就把她杀了，你知道你错得有多离谱吗？” 郎世林一个劲地哭，不停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错了，我、我不该一时糊涂，我、我羡慕别人有手表，我、我家里穷，没有手表，我、我就想把周奶奶的手表拿走，我、我没想到会杀了她，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就怕她告诉我妈妈，怕她骂我、打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武队长看着眼前这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少年，心里五味杂陈。他办案这么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凶手，有穷凶极恶的惯犯，有报复社会的歹徒，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感到惋惜。郎世林还只是个孩子，本该在学校读书，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却因为一时的贪念，因为一块小小的旧手表，亲手杀害了对自己百般疼爱的周大娘，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毁了。 审讯结束后，武队长立刻安排侦查员，按照郎世林所说的位置，去门口的咸水坑里寻找那块手表。那时候的咸水坑，水又脏又浑，里面全是淤泥，侦查员们挽起裤腿，在水坑里一点点摸索，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在水坑底部的淤泥里，找到了那块上海牌旧手表。 那块手表确实很旧，表盘已经有些磨损，表带也断了一截，上面还沾着厚厚的淤泥，看起来毫不起眼，可就是这样一块旧手表，却成了这场命案的导火索，夺走了一个善良老人的生命，也毁掉了一个少年的未来。侦查员们把手表清洗干净，交给技术员进行检验，确认这块手表就是周大娘的，上面还残留着少量周大娘的指纹和郎世林的指纹，这也成为了定案的关键物证。 随后，案件被移交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经过审查，依法对郎世林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很多街坊邻居都去了，他们看着站在被告席上，依旧在不停流泪、满脸悔恨的郎世林，心里既生气又惋惜。生气他杀害了善良的周大娘，惋惜这个年轻的少年，因为一时的糊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郎世林作案时，还差三个月才满十六周岁，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情形，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因为未满十八周岁，依法不适用死刑，也不适用无期徒刑。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结合郎世林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以及未满十六周岁的实际情况，依法判处郎世林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郎世林再也忍不住，哭得瘫倒在被告席上，嘴里不停地喊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想回家，我想妈妈……” 郎世林的妈妈坐在旁听席上，哭得肝肠寸断，她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嘴里念叨着：“是我不好，是我没教育好你，是我对不起周大姐，对不起你啊……”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竟然会亲手杀害了对他们母子百般照顾的周大娘。 周大娘的儿子，从外地赶了回来，当他看到母亲的尸体，听到案件的经过时，悲痛欲绝，可看着眼前这个未满十六周岁、满脸悔恨的少年，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怨恨，只是叹了口气，说道：“都是孩子，一时糊涂，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以后出来，做个好人，别再犯这样的错了。” 第251章 从武警政委到杀人恶魔 1952年6月1号，初夏的阳光刚漫过湖南张家界永定区温塘镇的山坳，毛岩河畔的泥土还带着清晨的湿冷，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小山村的宁静，陈大坤，就出生在这片贫瘠却淳朴的土地上，一个世代务农的普通家庭里。 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普遍过得紧巴巴，能顿顿吃上饱饭，已是许多人遥不可及的奢望。而陈大坤的家，比村里其他人家还要窘迫几分：几间漏风的土坯房，一到雨天就到处漏水；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不饿死。陈大坤从小就比同龄人懂事，也比同龄人更能吃苦，他亲眼看着父母为了生计日夜操劳，看着弟弟妹妹因为饿肚子哭得撕心裂肺，小小的心里，早早就埋下了“要吃饱饭、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种子。 可现实的残酷，远比他想象的更沉重。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陈大坤连小学都没读完，就被迫辍学在家，跟着村里的大人一起，去河边挑沙子补贴家用。那时候的他，才不过十来岁，身材瘦弱，肩膀还没完全长开，却要挑起比自己体重还重的沙子，从河边一步步挑到几里外的工地，一天下来，肩膀磨得通红起泡，脚底也起了厚厚的老茧，浑身酸痛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收工后能分到一口粗粮，哪怕是掺着沙子的玉米面窝头，哪怕是没有一点油星的野菜汤，他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可就算这样，也常常填不饱肚子。有时候实在饿到眼前发黑、浑身发飘，他就趁着收工的间隙，跑到山坡上摘点野果子，野山楂、野草莓、野柿子，只要能入口的，他都往嘴里塞；实在找不到野果子，他就蹲在村口的路边，等谁家削萝卜、剥白菜，捡人家扔掉的萝卜皮、白菜叶，用清水冲一冲，就着几口凉水，也能对付一顿。 有一次，他实在太饿了，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扔着半块发霉的窝头，犹豫了半天，还是趁没人的时候捡了起来，擦掉上面的霉点，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哪怕吃完后肚子难受了好几天，他也不后悔，在那个年代，能活下去，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少年时期的陈大坤，就这样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着长大，贫困像一把枷锁，牢牢地套在他的身上，也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对金钱和权力，渐渐生出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大坤也慢慢长壮了，眉眼间多了几分坚毅，也多了几分不甘。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这个小山村，不甘心一辈子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他想走出大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1970年，陈大坤年满18岁，这一年的12月份，部队征兵的消息传到了温塘镇，陈大坤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在他看来，参军入伍，不仅能解决温饱问题，更是他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陈大坤站在队伍里，看着胸前的红星，眼眶湿润了。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部队好好表现，好好干，绝不辜负自己，绝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到了部队之后，陈大坤果然没有食言。他深知自己出身低微，没有文化，也没有背景，想要站稳脚跟，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各项任务，他都比别人更刻苦、更认真。别人练一遍，他就练十遍；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偷偷加练；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射击训练，每一项他都拼尽全力，哪怕浑身是伤，也从不叫苦、从不喊累。 除了训练刻苦，陈大坤待人也格外真诚、实在。他尊敬领导，团结战友，战友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部队里有脏活累活，他总是抢着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一次，战友生病发烧，他主动承担起了战友的执勤任务，连续站了两个通宵，直到战友康复；还有一次，部队组织野外拉练，有个战友体力不支，他就一边扶着战友，一边帮战友背着背包，硬生生陪着战友走完了全程。 他的努力和真诚，所有人都看在眼里。部队的各级领导都非常喜欢这个踏实肯干、严于律己的小伙子，战友们也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就这样，陈大坤在部队里一步步成长，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慢慢晋升，一路顺风顺水，深得领导的器重和信任。这一待，就是十八年。 1988年，陈大坤凭借着多年的优异表现，被调到湖南湘西武警支队担任政委。这对于出身农民家庭的陈大坤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誉，也是对他十八年军旅生涯最好的肯定。拿到任命通知的那一刻，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贫困日子，想起了父母的期盼，心里充满了自豪，他终于走出了大山，终于混出了个人样，终于有能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担任政委之后，陈大坤依旧保持着部队里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下属要求严格，对自己更是毫不松懈。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出身，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不搞特殊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一起训练，一起执勤，深得战士们的爱戴。 一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陈大坤又奉命来到了刚刚建市不久的大庸市，负责组建武警大庸支队。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大庸市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对于很多外地朋友来说，可能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这大庸市到底是哪？其实啊，熟悉张家界历史的朋友都知道，1994年之前，张家界市就叫大庸市，直到1994年，为了发展旅游业，才正式改名为张家界市，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旅游胜地。 组建武警支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陈大坤临危受命，丝毫不敢懈怠。他亲自选址、招募队员、制定训练计划，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他的带领下，武警大庸支队很快就组建完成，并且迅速形成了战斗力，承担起了当地的治安、执勤、抢险救灾等各项任务。陈大坤也先后担任了武警大庸支队的副政委和政委，在当地积累了很高的威望。 在部队工作的这些年，陈大坤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很少休假，甚至连过年，也常常不能回家陪伴家人。一到过年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些家在外地、不能回家过年的年轻战士，叫到自己家里，亲自下厨，给战士们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陪战士们聊天、过年，让战士们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不仅如此，每到除夕之夜，为了让年轻的战士们能好好休息，能和家人通个电话、吃顿团圆饭，陈大坤还会主动代替年轻战士去站夜岗。寒风刺骨的冬夜，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站在岗位上，一动不动，守护着一方平安。有战士劝他，说政委您年纪大了，还是我们来站岗吧，您回去休息休息。可陈大坤总是笑着说：“我是政委，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年轻人，难得和家人团聚，好好回去陪陪家人吧。” 工作这么多年，陈大坤曾经多次跟身边的人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今天的一切。如果工作干不好，我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培养我的领导，更对不起我的父母和家人。”那时候的他，心怀感恩，一身正气，是所有人眼中的好干部、好政委、好战友。 1997年，陈大坤再次得到提拔，调任张家界国家安全局担任副局长。此时的他，事业可以说是一片坦途，手握权力，威望甚高，身边不乏追捧和奉承之人。所有人都看好他，认为他用不了多久，就会扶正，担任国安局局长，前途无量。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光明的仕途，却在不久之后，迎来了一场毁灭性的转折，而陈大坤，也从一名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一步步沦为了人人唾弃的罪人。 2000年，这一年，很多人都在猜测，陈大坤很快就会晋升为国安局局长。可就在这一年的7月5号，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大坤在某酒店因个人作风不当，被警方当场查处。作为一名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竟然犯下这样的错误，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按照相关规定，陈大坤被撤销了国安局副局长的职务，随后被调到了张家界司法局，担任一名普通的调研员，待遇也被降级处理。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的副局长，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力的普通调研员，这种巨大的落差，让陈大坤难以接受。 调到司法局之后，陈大坤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一点权力也没有了。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国安局，也很少去司法局上班，只是在司法局挂了个闲职，每天无所事事。毕竟是从高位降下来的，心里难免不痛快，脸上也挂不住，他变得沉默寡言，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常常一个人在家喝酒，借酒消愁。 不过，虽然他不上班，单位却并没有开除他，一直保留着他的公职。直到他犯事被捕之前，每个月的工资，他都能按时收到。不用上班，还能拿到工资，这看似安逸的日子，却让陈大坤变得更加浑浑噩噩。人一旦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就容易生出别的心思，而陈大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在陈大坤意志消沉、无所事事的时候，他遇上了之前的一个战友，郑长青。郑长青和陈大坤在部队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好，是过命的兄弟。那时候，两人一起训练、一起执勤、一起出生入死，感情深厚，哪怕后来退伍分开，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郑长青退伍之后，没有像陈大坤一样进入体制内上班，而是选择了下海经商，做起了生意。这些年，郑长青凭借着自己的精明能干，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日子过得也算红火。两人在张家界重逢之后，自然是无比亲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部队的日子。 因为两人都在张家界，所以从那以后，他们就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天，称兄道弟，无话不谈。郑长青一直不知道陈大坤出了作风问题，也不知道他已经被调到了司法局，还以为他依旧是那个手握重权的国安局副局长。每次聚会，郑长青都会热情地跟陈大坤聊起自己的生意，言语中满是对陈大坤的尊敬。 有一回，两人又在一起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郑长青就跟陈大坤提起了自己的烦心事：“大坤，我最近打算扩大生意规模，但是资金有点紧张，打算从银行贷款50万，你看能不能帮我搭个线、说句话？” 那年头，5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能从银行贷出这么大一笔钱，足以说明郑长青的生意做得确实不错。陈大坤听了之后，心里既羡慕又嫉妒，他笑着拍了拍郑长青的肩膀，说道：“长青，你小子可以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胃口也不小，一贷款就贷50万，真有你的！” 夸赞了郑长青几句之后，陈大坤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对郑长青说道：“长青，说句实话，我最近也有点难处，想做点小生意，但是手里没什么资金。你贷款的时候，能不能多贷点？多贷出来的那些，借给我，等我生意做好了，一定连本带息还给你，绝不拖欠。” 郑长青一听，心里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在他眼里，陈大坤是自己过命的兄弟，为人正直，值得信任，而且陈大坤现在还是他以为的“副局长”，肯定不会骗他。再者说，这笔钱是从银行贷的，也不是从自己兜里掏的，能帮兄弟一把，他也心甘情愿。 可郑长青万万没有想到，银行贷款哪有那么容易，他原本想着多贷一点，帮陈大坤解决困难，可最后，拼尽全力也只从银行贷出了50万，在那个年代，50万已经是银行能审批的最大额度了，想要贷70万、90万，甚至120万，根本不可能。 贷款下来之后，郑长青没有忘记自己对陈大坤的承诺，从这50万里，拿出了20万，主动借给了陈大坤。两人还特意约定好了还款期限，为期一年，一年之后，陈大坤连本带息把钱还给郑长青。 很多人都好奇，这20万，陈大坤到底花在了哪里？是挥霍浪费掉了，还是存了起来，抑或是真的做了投资，最后生意失败了？关于这一点，直到陈大坤被捕之后，也没有人能弄清楚，陈大坤自己也没有详细交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一开始，陈大坤就没有打算还这笔钱，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正直、真诚的战士，权力的落差和内心的贪婪，已经彻底扭曲了他的心灵。 郑长青把陈大坤当过命的兄弟，掏心掏肺地帮助他，可陈大坤，却从来没有把郑长青放在心上，在他眼里，郑长青不过是自己获取钱财的工具。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到了2001年10月份，眼看还款期限就要到了，陈大坤开始犯愁了，他根本没有钱还款，可他又不想还钱，思来想去，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的心里慢慢滋生。 这天，陈大坤特意给郑长青打了个电话，语气格外热情：“长青，兄弟，好久没聚了，今晚来我家一趟，咱们好好喝几杯，聊聊天，顺便说说还钱的事。” 郑长青没有丝毫怀疑，他以为陈大坤是要准备还钱了，心里还挺高兴，想着兄弟果然讲信用。作为好朋友、好兄弟、好战友，两人平时也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所以郑长青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当天晚上，准时来到了陈大坤的家里。 陈大坤早就做好了准备，家里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好酒，热情地招待郑长青。“长青，来，先喝一杯，感谢你当初帮我，这份情，我陈大坤记在心里。”陈大坤一边给郑长青倒酒，一边笑着说道，语气里满是“真诚”。 郑长青没有多想，端起酒杯，就喝了下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杯酒里，竟然被陈大坤放了药。一杯酒下肚，没多大一会儿，郑长青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被迷倒了。 看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郑长青，陈大坤脸上的“真诚”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冰冷的狠厉。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找来绳子，把郑长青死死地捆了起来，确保他不会醒来。 等郑长青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捆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眼前的陈大坤，眼神冰冷，满脸的狰狞，和平时那个温和、真诚的兄弟，判若两人。郑长青心里一惊，瞬间明白了过来，自己被骗了，陈大坤根本就没有打算还钱，他是想害自己。 “大坤，你……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是过命的兄弟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郑长青挣扎着，声音里满是不解和哀求。 陈大坤冷笑一声，蹲下身，盯着郑长青的眼睛，语气冰冷地说道：“兄弟？现在知道跟我提兄弟了？我现在落得这般下场，谁又把我当兄弟了？我告诉你，郑长青，那20万，我是不会还的。今天，你必须给我写一张欠条，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陈大坤拿出纸笔，强行按着郑长青的手，逼着他写下了一张欠条。这张欠条的内容，简直无耻到了极点，大致意思就是，先前陈大坤借郑长青的20万，已经全部还清，与此同时，郑长青还欠陈大坤8万元，限期还清。 郑长青拼命反抗，他怎么也不愿意写下这张颠倒黑白的欠条，可他被捆得严严实实，根本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大坤逼着自己，写下了这张屈辱的欠条。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掏心掏肺帮助的兄弟，竟然会这样对自己，竟然会如此无情无义。 可陈大坤，并没有因为郑长青写下了欠条，就放过他。他心里很清楚，郑长青是个重情义的人，但也是个脾气刚烈的人，一旦醒来，肯定会去找自己算账，甚至会去公安局报案。到那时候，自己不仅拿不到钱，还会身败名裂，甚至锒铛入狱。所以，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彻底除掉郑长青，永绝后患。 看着郑长青满眼的绝望和愤怒，陈大坤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反而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他拍了拍郑长青的脸，语气冰冷地说道：“兄弟，对不起了，我也是没办法，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太天真，太容易相信人了。” 说完，陈大坤拿起身边的绳子，紧紧地勒住了郑长青的脖子。郑长青拼命挣扎，想要呼吸，想要求救，可他的力气越来越小，眼神也越来越涣散，最后，彻底停止了挣扎，没有了呼吸。 杀死郑长青之后，陈大坤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异常冷静。他知道，必须尽快处理掉郑长青的尸体，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将郑长青的尸体进行了分割，处理得极为彻底，一点一点，碎成了小块。 和其他那些犯下大案、将尸体随意丢弃或掩埋的凶手不同，陈大坤有着自己的“心思”。他知道，张家界乡下有很多鱼塘，鱼塘里的鱼很多，而且食量大，只要把这些尸块扔到鱼塘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鱼吃光，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 于是，当天深夜，陈大坤趁着夜色，开车带着郑长青的尸块，来到了乡下的一处鱼塘，将所有的尸块，一一扔进了鱼塘里。看着尸块被鱼塘里的鱼争抢着吞噬，陈大坤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这件事，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行为，不仅毁掉了郑长青的生命，更毁掉了郑长青一个完整的家。郑长青失踪之后，他的家人彻底慌了，到处寻找他的下落，可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郑长青的妻子，看着空荡荡的家，看着年幼的女儿，整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她从来没有怀疑过陈大坤，在她眼里，陈大坤是郑长青过命的兄弟，是一个正直、可靠的人，怎么可能会伤害自己的丈夫？她甚至还多次找到陈大坤，询问郑长青的下落，希望陈大坤能帮忙寻找。 而陈大坤，却装出一副很焦急、很关心的样子，一边安慰郑长青的妻子，说自己一定会帮忙寻找，一边又拿出那张郑长青被逼写下的欠条，对着郑长青的妻子，理直气壮地催要那8万元的“欠款”。 “弟妹，你看，长青欠我8万块钱，现在他不见了，这笔钱，就只能由你还了。我也知道，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不容易，可我也没办法，我也欠别人的债，人家也催得紧，你就赶紧想办法，把钱还给我吧。”陈大坤的语气，看似“无奈”，实则无耻至极。 郑长青的妻子，看着那张欠条，又想起失踪的丈夫，瞬间懵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丈夫，怎么会欠陈大坤8万块钱？而且，丈夫借出去20万，不仅没有要回来，怎么还倒欠了陈大坤8万？可欠条就在眼前，上面还有丈夫的签名，她就算有口难辩，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郑长青的妻子，一边到处寻找丈夫的下落，一边被陈大坤催着还债，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她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可还是凑不够8万块钱。一直到了2003年，陈大坤见郑长青的妻子实在拿不出钱，竟然无耻到直接把郑长青的妻子告上了法庭，要求她偿还那8万元的“欠款”。 这种颠倒黑白、恩将仇报的无耻行为，但凡有一点人格、有一点道德底线的人，都干不出来。可陈大坤，却做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之心。更让人愤怒的是，这场官司，陈大坤竟然打赢了，因为郑长青失踪多年，无法出庭作证，而那张被逼写下的欠条，又成为了“铁证”，郑长青的妻子，只能被迫承担起这笔“欠款”。 那两年，郑长青的妻子，一直没有找到丈夫的下落，身心俱疲，又被这笔“欠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还债，她只能忍痛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子，还清了银行的贷款之后，剩下的钱，全部还给了陈大坤。 就在郑长青的妻子以为，这笔账终于了了的时候，陈大坤又开始装模作样地装好人。他找到郑长青的妻子，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色，说道：“弟妹，对不起，我也知道，你和孩子不容易，长青失踪这么多年，你们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太苦了。我和长青是过命的兄弟，几万块钱算什么呀，照理说，这8万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该要。可我也没办法，我也欠别人的债，人家催得紧，我也是被逼无奈。” 顿了顿，陈大坤又说道：“这样吧，我也不逼你了，这8万块钱，我只要4万，剩下的4万，我一分都不要了，就当是我帮你们孤儿寡母一把。” 郑长青的妻子，本来就走投无路，听到陈大坤这么说，竟然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她以为，陈大坤还是有良心的，还是念及和丈夫的兄弟情分的。那年头，4万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能省下来4万，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她对着陈大坤连连道谢，心里还一直念着陈大坤的“好”，却不知道，眼前这个“好心”的男人，正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正是毁掉自己家庭的罪魁祸首。 可就算省下来4万，对于郑长青的妻子和女儿来说，日子依旧过得无比艰难。没有了房子，没有了收入，她只能带着年仅13岁的女儿，远走他乡，去外地打工谋生。那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吃尽了苦头，郑长青的妻子，为了养活女儿，起早贪黑，拼命干活，身体也渐渐垮了。 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压力，让郑长青的妻子早早地患上了重病。可她没有钱医治，只能硬扛着，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而郑长青的女儿，因为家里太过贫困，只能早早辍学，跟着母亲一起打工，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太多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苦难。 更让人痛心的是，郑长青生前，还背负着其他的债务。这些债务，一直伴随着他的家人，直到最后，也没有还清。可以说，陈大坤，不仅残忍地杀害了那个拿他当好兄弟、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的战友郑长青，还彻底毁掉了郑长青一个好好的家庭，让他的妻子和女儿，陷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一生都无法摆脱。 而陈大坤，在解决了郑长青的事情之后，依旧过着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到2003年，张家界市鼓励干部下乡扶贫，陈大坤响应号召，主动申请，来到了张家界桑植县下乡扶贫。 要说起来，陈大坤也确实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在桑植县下乡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当地有一种经济作物，前景非常好，那就是魔芋。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减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低卡食品、减肥食品，都是用魔芋做的，像我们平时吃的魔芋爽、素毛肚等小零食，也都非常流行。可在2003年的时候，魔芋还没有被广泛推广，很少有人意识到魔芋的商机，而陈大坤，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于是，陈大坤就和别人合伙，在桑植县开办了一家魔芋食品加工公司，公司的名字，叫做绿丰魔芋加工公司。公司成立之后，陈大坤就更不想到司法局上班了，他一心扑在自己的公司上，专心致志地做起了生意。他本来是下乡扶贫的，可到最后，却把自己“扶”了起来，一门心思地经营自己的生意，把扶贫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一定的经营能力，陈大坤的绿丰魔芋加工公司，发展得非常迅速。三年之后，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业绩也越来越好，原来的厂房，已经满足不了生产需求，需要重新建一个更大的厂房。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陈大坤推荐了一个包工头，名叫倪维宽，是当地人，据说在建筑行业做了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陈大坤和倪维宽见面之后，简单聊了聊，就敲定了合作事宜，让倪维宽负责新建厂房的工程，双方约定好了工程款，就开始动工了。 倪维宽带着自己的工人，辛辛苦苦地干了将近一年，到了2007年，整个厂房工程，已经差不多快收尾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陈大坤却突然变卦了。有一天，陈大坤和倪维宽闲聊的时候，故意挑倪维宽的毛病，说倪维宽说话不着调，怀疑他根本不是专业干工程的，担心他盖起来的厂房不合格，是豆腐渣工程。 后来，陈大坤自己交代，他之所以找这个借口，就是想把工程款赖掉，不想给倪维宽结算工程款。可在我看来，陈大坤根本就是故意找借口，他心里很清楚，倪维宽是专业的包工头，盖起来的厂房，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想借机赖账，想把这笔工程款占为己有。 倪维宽带着工人，辛辛苦苦干了将近一年，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就是为了能拿到工程款，给工人们发工资。现在，工程快收尾了，陈大坤却想赖账，倪维宽自然是不答应。于是，倪维宽就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陈大坤，催讨工程款，可陈大坤，却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到最后，干脆撕破了脸皮。 “老倪，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懂建筑，不懂工程，你给我盖的这厂房，就是豆腐渣工程，根本不能用。我之前给你的那些预付款，已经足够了，剩下的工程款，我一分都不会给你！”陈大坤对着倪维宽，语气强硬，态度恶劣，丝毫没有愧疚之心。 倪维宽一听，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也想不到，陈大坤竟然如此无耻，如此不讲信用。他辛辛苦苦干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陈大坤，却不仅不结算工程款，还污蔑他盖的是豆腐渣工程。倪维宽没有放弃，依旧一次次地找陈大坤催讨工程款，他坚信，自己有理有据，陈大坤总有一天，会给自己结算工程款。 可倪维宽的坚持，却彻底激怒了陈大坤。陈大坤心里暗暗想道：“这个倪维宽，真是不识好歹，天天找我要账，烦都烦死了。看来，只有让他彻底消失，才能一了百了，才能不用给这笔工程款。”此时的陈大坤，已经彻底沦为了恶魔，杀人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他杀了郑长青，没有被发现，这让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残忍。 这一次，陈大坤没有自己动手，而是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自己的外甥，名叫七国李，另一个是自己开办公司之后，认的干儿子，名叫钱军。这两个人，平时就对陈大坤言听计从，陈大坤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丝毫没有犹豫。 2008年4月7号，陈大坤给倪维宽打了个电话，语气格外“温和”：“老倪，你过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咱们好好聊聊工程款的事，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咱们把账算一算，把工程款给你结算了。” 倪维宽一听，心里大喜过望，他以为，陈大坤终于想通了，终于要给自己结算工程款了。他没有丝毫怀疑，立刻收拾了一下，就赶到了陈大坤的办公室。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陈大坤和自己的外甥七国李、干儿子钱军，早就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倪维宽了。倪维宽一走进办公室，陈大坤就热情地招待他，给她倒茶、递烟，还拿出了酒，让倪维宽陪自己喝几杯，说喝完酒，就结算工程款。 倪维宽心里惦记着工程款，也没有多想，就陪着陈大坤喝了起来。可他不知道，这茶和酒里，都被陈大坤放了药。没喝几口，倪维宽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和当年的郑长青一样，彻底被迷倒了。 看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倪维宽，陈大坤和七国李、钱军，立刻上前，用绳子把倪维宽死死地捆了起来。等倪维宽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捆得严严实实，眼前的陈大坤，眼神冰冷，满脸的狠厉，他瞬间明白了过来，自己被骗了，陈大坤根本就没有打算给自己结算工程款，他是想害自己。 “陈大坤，你这个无赖！你赶紧给我结算工程款，否则，我就去告你，我就去公安局报案，让你身败名裂！”倪维宽挣扎着，愤怒地嘶吼着。 陈大坤冷笑一声，盯着倪维宽，语气冰冷地说道：“告我？报案？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今天，你必须给我写一张欠条，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陈大坤拿出纸笔，强行按着倪维宽的手，逼着他写下了一张欠条。这张欠条的内容，和当年郑长青被逼写下的欠条，如出一辙，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与此同时，倪维宽还欠陈大坤10万元，限期还清。 写完欠条之后，陈大坤依旧没有放过倪维宽。他知道，倪维宽性格刚烈，一旦活着出去，肯定会去告自己，肯定会把自己赖账的事情闹大，到时候，自己就麻烦了。所以，他只能再次痛下杀手，彻底除掉倪维宽。 第二天，陈大坤让七国李和钱军先离开了办公室，自己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残忍地杀害了倪维宽。杀人之后，陈大坤依旧像处理郑长青的尸体一样，熟练地将倪维宽的尸体进行了分割，处理得极为彻底，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随后，陈大坤带着倪维宽的尸块，再次来到了乡下的鱼塘，将所有的尸块，都扔进了鱼塘里，让鱼把尸块吞噬干净，彻底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这件事，也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解决了倪维宽的事情之后，陈大坤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恶行，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仅仅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08年5月份，陈大坤再次动手，杀害了第三个人，杨桂兰，一个来自云南昆明的女人。 杨桂兰和陈大坤，是2007年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认识之后，关系走得比较近，但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男女关系，而是纯粹的合作关系。杨桂兰在昆明，平时也包一些工程活，人脉比较广，陈大坤认识杨桂兰之后，就想通过杨桂兰，在昆明揽一些工程活，赚点钱。 杨桂兰知道陈大坤曾经是领导干部，手里有一定的资源，也愿意帮他介绍活，但她也不是无偿帮忙，她狮子大开口，跟陈大坤提出，只要自己帮他介绍活，陈大坤就必须给她好处费。陈大坤一心想在昆明揽活赚钱，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杨桂兰的要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杨桂兰前前后后，一共朝陈大坤要了将近20万的中介费。可让陈大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花了20万的中介费，杨桂兰却并没有给他介绍什么大活，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小活都没有介绍成。陈大坤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连这20万的中介费，都没有挣回来。 此时的陈大坤，心里彻底慌了，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杨桂兰根本就没有能力给他介绍工程活，她只是想骗自己的钱。于是，陈大坤就给杨桂兰打电话，要求杨桂兰把这20万的中介费还给自己。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轻易吐出来？杨桂兰得知陈大坤要自己还钱，立刻变了脸色，语气强硬地说道：“钱我已经花完了，不可能还给你。当初是你自愿给我中介费的，我又没有逼你，现在你想让我还钱，门都没有！” 杨桂兰的话，彻底激怒了陈大坤。他本来就因为之前的事情，心里充满了戾气，现在又被杨桂兰骗了20万，更是怒火中烧。他心里暗暗想道：“这个女人，竟然敢骗我的钱，不给我还钱，我就让她付出代价！” 这一次，陈大坤依旧带上了自己的外甥七国李和干儿子钱军，直接开车赶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之后，他们租了一个偏僻的房子，然后，陈大坤给杨桂兰打了个电话，语气格外“温和”：“桂兰，对不起，之前是我太冲动了，不该逼你还钱。我也想通了，只要你能真的给我介绍活，那20万的中介费，我就不跟你要了，以后你要是能给我介绍大活，我还会给你更多的中介费，咱们互利共赢。” 杨桂兰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她以为，陈大坤是个傻子，自己骗了他20万，他不仅不生气，还愿意继续给她送钱。于是，杨桂兰没有丝毫怀疑，立刻答应了陈大坤的要求，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陈大坤就把杨桂兰，忽悠到了自己租的那个偏僻房子里。一进房子，陈大坤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和七国李、钱军一起，热情地招待杨桂兰，给她倒茶、递酒，依旧是用之前的老办法，在茶和酒里放了药。 杨桂兰没有丝毫防备，喝了几口茶和酒之后，就被迷倒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捆得严严实实，眼前的陈大坤，眼神冰冷，满脸的狰狞，她瞬间明白了过来，自己被骗了，陈大坤根本就没有打算让她介绍活，他是想报复自己，想让自己还钱。 “陈大坤，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钱我是不会还给你的，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就报警！”杨桂兰挣扎着，大声地嘶吼着，语气里满是恐惧，却依旧不肯服软。 陈大坤冷笑一声，蹲下身，盯着杨桂兰的眼睛，语气冰冷地说道：“报警？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报警吗？今天，你必须给我写一张欠条，把你骗我的20万，连本带息，都还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陈大坤拿出纸笔，强行按着杨桂兰的手，逼着她写下了一张欠条。这一次，欠条的金额，比之前的都要高，40万。欠条上写着，杨桂兰欠陈大坤40万，限期还清，这40万，不仅包括之前的20万中介费，还包括陈大坤所谓的“利息”和“损失费”。 写完欠条之后，陈大坤依旧没有放过杨桂兰。他知道，杨桂兰性格泼辣，一旦活着出去，肯定会去报警，肯定会把自己骗她、逼她写欠条的事情闹大，到时候，自己就会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他只能再次痛下杀手，残忍地杀害了杨桂兰。 杀人之后，陈大坤和七国李、钱军一起，将杨桂兰的尸体进行了分割，处理得极为彻底，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随后，他们将杨桂兰的尸块，扔到了昆明滇池里，企图彻底掩盖自己的罪行。做完这一切之后，陈大坤和七国李、钱军，就踏踏实实的回到了湖南张家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此时的陈大坤，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为了钱财，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先后杀害了三个人，每一次，都做得天衣无缝，每一次，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第四起杀人案，会成为他罪恶生涯的终点。 咱们之前说过，陈大坤开办的绿丰魔芋加工公司，是和别人合伙开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的合伙人，因为觉得公司生意不好做，就提出了退股，不再和陈大坤合作了。合伙人退股之后，陈大坤一个人，根本支撑不起整个公司的运营，而且，他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扩大公司的规模，所以，他就想再找一个合伙人。 想来想去，陈大坤想到了一个老熟人，郭国刚。郭国刚和陈大坤，早就认识了，当年陈大坤在张家界武警支队担任政委的时候，武警支队要盖办公楼，郭国刚就是当时的包工头之一，负责办公楼的建设。后来，郭国刚凭借着自己的精明能干，生意越做越大，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在张家界当地，名气很大。 张家界当地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广和购物中心，那是当时张家界最有名的购物中心，规模大，人流量多，而这个广和购物中心，就是郭国刚的产业。郭国刚不仅有钱，人脉也很广，在当地，威望很高。 陈大坤找到郭国刚，提出想让郭国刚入股自己的绿丰魔芋加工公司，郭国刚因为和陈大坤是老熟人，也知道陈大坤曾经是领导干部，手里有一定的资源，就答应了下来。不过，郭国刚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入股可以，我给你投钱也可以，但我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我平时事情太多，没时间管公司的事，公司的一切，都由你负责。” 陈大坤一听，立刻答应了下来，他本来就不想让别人插手公司的事情，郭国刚不参与经营，正好合他的心意。郭国刚入股绿丰公司之后，果然很少去公司，也从不掺和公司的任何事情，只是偶尔问问公司的经营情况。 可那时候，绿丰公司的生意，其实已经比较惨淡了，根本没有陈大坤说的那么好。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营，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陈大坤和郭国刚，分三次，一共从银行借款了800万。可就算借了这么多钱，公司的经营状况，依旧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还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 为了应付银行的检查，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郭国刚和陈大坤，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借了高利贷，来周转资金。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债务纠纷。 据陈大坤事后交代，郭国刚当初答应入股，却一直没有按时交付股金，不仅如此，他还好几次，把公司从银行贷出来的一部分贷款，占为己有，用于自己的生意周转。而郭国刚，却不承认这一点，他说自己已经按时交付了股金，也没有占用公司的贷款，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矛盾也越来越深。 到了2008年5月份的时候，郭国刚看着绿丰公司的生意，越来越惨淡，觉得再继续合作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只会让自己损失更多的钱，于是，他就向陈大坤提出了退股，不再和陈大坤合作了。 陈大坤一看，郭国刚要退股，心里也很生气，他本来指望郭国刚能给公司带来资金和资源，可郭国刚不仅没有帮上什么忙，反而还和自己产生了债务纠纷，现在还要退股，这让陈大坤心里充满了不满和怨恨。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郭国刚的退股要求。 也是在2008年5月份，陈大坤重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叫大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旧是生产魔芋相关的养生食品，主打低脂、健康，还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取名叫“魔女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系列的食品，竟然还曾经在中国第三届食品博览会上，被评为了金奖。 说起来，陈大坤也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和商业眼光，他是最早发现魔芋商机的人之一，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买到、吃到的很多魔芋食品，其实最早，都是来源于陈大坤的这家公司。只可惜，他的才华，没有用在正途上，反而被贪婪和戾气吞噬，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注册完新公司之后，陈大坤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新公司的运营上。凭借着“魔女牌”魔芋食品获得的金奖噱头，他确实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公司初期的生意还算红火，甚至一度走出湖南，销往周边省份。可陈大坤的贪婪，从来没有上限，他不满足于眼前的利润，更不想偿还之前欠下的银行贷款和高利贷，尤其是郭国刚退股后，两人的债务纠纷愈演愈烈，郭国刚多次上门催讨相关款项，让陈大坤彻底陷入了疯狂。 2008年8月，距离杀害杨桂兰仅仅过去三个月，陈大坤再次将魔爪伸向了郭国刚。他知道郭国刚身家丰厚，且两人之间的债务纠缠不清，只要除掉郭国刚，不仅能一笔勾销所有债务，说不定还能侵占郭国刚的部分财产，缓解自己的资金危机。这一次，他依旧找到了外甥七国李和干儿子钱军，三人密谋了杀害郭国刚的计划，手段依旧是沿用之前的老套路，诱骗、迷晕、逼写欠条、杀人分尸。 陈大坤先是给郭国刚打了个电话，语气诚恳地说道：“国刚，咱们都是老熟人，之前的误会和债务纠纷，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一次性解决，别伤了和气。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解决方案，保证让你满意。”郭国刚虽然对陈大坤有所不满，但也想尽快了结债务，避免后续麻烦，便答应了见面，约定在大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偏僻仓库见面，那里很少有人往来，不易被打扰。 见面当天，郭国刚独自一人前往仓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致命的陷阱。陈大坤早已和七国李、钱军在仓库等候，桌上摆着茶水和酒水，假意要和郭国刚“谈和解”。郭国刚没有过多防备，端起陈大坤递来的茶水喝了几口，没过多久，就感到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和之前的受害者一样，被迷药迷倒在地。 等郭国刚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牢牢捆在椅子上，浑身动弹不得，陈大坤、七国李和钱军三人围在他身边，眼神冰冷，没有丝毫往日的熟人情分。郭国刚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愤怒地嘶吼道：“陈大坤，你这个小人！你想干什么？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要是敢动我，我家里人肯定不会放过你！” 陈大坤冷笑一声，走到郭国刚面前，语气阴狠地说道：“有话好好说？当初你退股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好好说？你欠我的钱，欠公司的钱，今天必须一笔了断！”说着，他拿出纸笔，强行按着郭国刚的手，逼着他写下了一张高达500万的欠条，谎称郭国刚拖欠他巨额欠款，限期还清。 郭国刚拼命反抗，他深知这张欠条一旦写下，不仅自己身败名裂，家人也会被牵连。可他被捆得严严实实，根本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陈大坤逼着自己写下了这张颠倒黑白的欠条。写完欠条后，郭国刚依旧没有放弃求饶，他承诺只要放了自己，愿意一次性还清所有合理债务，可此时的陈大坤，早已杀红了眼，他知道，郭国刚一旦活着离开，必然会报警，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会暴露。 没有丝毫犹豫，陈大坤示意七国李和钱军动手，三人合力，残忍地杀害了郭国刚。随后，他们按照之前的方式，将郭国刚的尸体进行了分割，处理得极为彻底。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扔到鱼塘或滇池，而是将尸块埋在了仓库后面的荒地里，自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掩盖罪行，殊不知，这一行为，却留下了致命的破绽。 郭国刚作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失踪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家人发现其失联后，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警方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对郭国刚的行踪展开全面调查。通过调取郭国刚的手机通话记录，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陈大坤，郭国刚失踪前，最后联系的人就是他，而且两人有明确的债务纠纷，陈大坤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随即对陈大坤展开调查，先是询问了他与郭国刚的见面情况，陈大坤故作镇定，谎称两人见面后就各自离开，对郭国刚的失踪一无所知。可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陈大坤的仓库近期有异常活动痕迹，且他在郭国刚失踪后，频繁更换手机号，还向外地转移资金，行为十分可疑。 为了找到证据，警方对陈大坤的公司仓库进行了全面搜查，最终，在仓库后面的荒地里，发现了少量未被完全分解的人体组织和衣物碎片。经过dNA鉴定，这些人体组织正是郭国刚的。与此同时，警方还找到了陈大坤逼着郭国刚写下的欠条，以及购买迷药、作案工具的相关记录。 铁证如山，警方立刻对陈大坤实施抓捕，同时将七国李、钱军也一并抓获。面对警方的审讯，陈大坤起初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当警方拿出dNA鉴定报告、欠条、作案工具等证据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郭国刚的全部过程。 让人震惊的是，在审讯过程中，陈大坤还主动交代了自己之前杀害郑长青、倪维宽、杨桂兰三人的罪行。他坦言，自己从被降职后，内心的贪婪和怨恨就不断滋生，第一次杀害郑长青后，没有被发现，让他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杀人渐渐成了他解决麻烦、获取钱财的“手段”。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最终还是因为郭国刚的案件，暴露了所有的罪行。 随着陈大坤的供述，三起尘封多年的失踪案也终于真相大白。当郑长青、倪维宽、杨桂兰的家人得知真相后，悲痛欲绝，他们苦苦寻找亲人多年，却没想到亲人早已被曾经信任的人残忍杀害，而凶手竟然还拿着被逼写下的欠条，反过来欺压他们，毁掉他们的家庭。 2009年，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大坤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审理认为，陈大坤为了贪图钱财、掩盖罪行，先后残忍杀害四人，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他逼迫受害者写下欠条，企图侵占他人财产，还构成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法院最终判处陈大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七国李、钱军作为从犯，参与杀害三人，情节严重，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决下来后，陈大坤没有提出上诉，他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死刑是他应得的惩罚。在临刑前，陈大坤接受了最后的采访，他满脸悔恨地说道：“我这辈子，从一个贫困的农村孩子，走到领导岗位，本来应该好好回报党和国家，回报家人，可我却被权力和贪婪冲昏了头脑，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杀害了自己的战友、合作伙伴，毁掉了四个家庭，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我自己。” 2010年，陈大坤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曾经受人尊敬的功臣，最终沦为了人人唾弃的杀人恶魔，结束了自己充满罪恶的一生。而他的外甥七国李、干儿子钱军，也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252章 女教师惨死闲置房，情人、丈夫皆有嫌疑 2012年那时候，公主岭还没划归长春代管，还是吉林省长春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小城里的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还算太平，街头巷尾都是熟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用不了半天就能传遍半个城。可就在这年的5月29号，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案，打破了这座小城的平静，也让一段藏在暗处的混乱关系，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 那天下午，公主岭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止不住的颤抖，说话都颠三倒四的：“警察同志！快！快来！顺达小区，有个女的……被人杀在房子里了！” 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局里的刑侦队员们不敢有丝毫耽搁，拎起勘察箱、带上执法记录仪，一路鸣着警笛，朝着顺达小区疾驰而去。 顺达小区位于公主岭的城乡结合部，算是个半新不旧的小区，楼体墙面已经有些斑驳，小区里没有正规的物业，只有几个大爷大妈在门口乘凉唠嗑。出事的房间在一栋单元楼的四楼，当警方赶到的时候，房门虚掩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顺着门缝飘了出来，混杂着夏天闷热的潮气，让人心里发慌。 率先推门进去的，是公主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齐丽丽，咱们都喊她齐队。齐队干刑侦快二十年了，什么样的凶案现场都见过，但推开门的那一刻，她还是下意识地皱了皱眉。这屋子不大，大概七十平米，典型的一室一厅，陈设简陋得不像话，与其说是住人的地方，不如说是个临时落脚的杂物间。 尸体在房子西侧的寝室里，一眼就能看见。死者是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四十多岁，身材中等，穿着一身家常的碎花睡衣，姿势很奇怪，不是咱们常见的仰躺着，也不是趴着，就跟平时睡觉似的，侧躺着，身体往左边偏过去，双眼圆睁，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惊恐，显然是遇害时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齐队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俯身观察尸体，很快就发现了关键线索：死者右边的面颊上，有一道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伤口周围有些肿胀，血迹已经干涸发黑；更触目惊心的是，死者的右侧颈部，赫然插着一把水果刀，刀刃深深刺入，只剩下刀柄露在外面，周围的睡衣已经被鲜血浸透，结成了硬邦邦的血痂。 就在这时，齐队的目光落在了死者的手上，她发现死者的手指上，有一处细小的划伤，伤口不算深，但边缘很整齐。她立刻让人拿来证物袋，小心翼翼地提取了伤口的残留物，又对比了一下死者脖子上的那把水果刀，没错，这道划伤，正是这把水果刀留下的，大概率是死者遇害时，下意识地伸手去挡，不小心被刀刃划破的。 再看现场的其他痕迹：寝室里的炕沿上，有不少接触状的血迹，看得出来，死者生前应该在炕沿边停留过，甚至可能发生过短暂的争执；床边的木板上，还有一滩血，但面积不大，血量也不多，不像是大量出血造成的。除此之外，整个地面上再也没有其他血迹了，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足迹。 值得注意的是，这屋子的地面不是咱们现在常见的瓷砖或木地板，而是那种特别粗糙的麻面地砖，本身就容易藏污纳垢，再加上地面乱糟糟的，散落着一些杂物，就算有足迹，也早就被破坏了。而且地上的那滩血，已经完全干涸，摸上去硬邦邦的，根据经验判断，死者遇害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挺久了，绝不是刚发生的事。 齐队一边指挥队员们仔细勘察现场，一边逐一检查死者的随身物品。在死者的睡衣口袋里，她找到了一部手机和一张银行卡，手机屏幕已经碎了，但还能开机，银行卡也完好无损。紧接着，队员们又对客厅进行了勘察，客厅里更是简陋，靠着墙根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屏幕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一看就是常年没人用的样子，除了这台电视机，客厅里再也没有其他家具，连个沙发、茶几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生活用品，不像是长期有人在这住的地方。 “门窗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齐队对着身边的队员吩咐道。很快，队员们就传来了消息：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窗户也都关得好好的，玻璃没有破损，窗框上也没有攀爬的痕迹。 齐队心里犯起了嘀咕：门窗完好，没有打斗的痕迹，地面没有可疑足迹，死者身上的手机、银行卡都没丢，这显然不是普通的入室抢劫杀人案。而且，凶手能顺利进入房间，要么是有钥匙，要么是死者主动开的门，也就是说，凶手大概率是死者认识的人，甚至是熟人。 警方很快就通过走访和身份核查，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卢颖，42岁，是当地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早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平时在学校里口碑不错，待人随和，性格也比较温和，据同事和邻居反映，她从来没跟人结过仇、结过怨，怎么会突然被人杀害在这么一个闲置的房子里呢？ 没过多久，卢颖的尸检报告就出来了，这份报告让所有办案民警都吃了一惊：死者的死亡时间，并不是报案的5月29号，而是三天前，也就是2012年5月26号晚上6点到7点之间。也就是说，卢颖被害后，整整三天，才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才报了案。 这三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人发现卢颖失踪了？她的家人呢？带着这些疑问，警方找到了卢颖的丈夫王成，可王成的反应，却有些反常。 在这之前，警方已经找到了报案人，杨松，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栋闲置房子的主人，并不是死者卢颖，而是杨松。杨松说，他和卢颖是高中同学，这套房子是他2010年买的，因为他平时住在距离公主岭75公里的杨大成子镇，这套房子就一直闲置着。5月29号那天，他特意从杨大成子镇过来，想看看房子的情况，没想到一推门，就发现卢颖死在了寝室里，当时吓得他魂都快没了，赶紧报了警。 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莫队，听完杨松的话，心里立刻升起了疑云：“你说你和卢颖是高中同学，这房子是你闲置的，那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死在了这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门窗没被撬动，她怎么进来的？” 面对莫队的一连串质问，杨松显得有些紧张，双手不停地搓着，眼神也有些躲闪，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我给了她一把钥匙。因为我知道，她和她丈夫王成感情不好，俩人经常吵架，一吵架，卢颖就喜欢离家出走，我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就给了她一把钥匙，让她吵架的时候，能来这儿住几天，图个清净。” 杨松说的是真的吗？为了核实情况，莫队立刻让人找到了卢颖的丈夫王成。王成今年45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看起来有些木讷，面对警方的询问，他沉默了很久，才点了点头，证实了杨松的说法：“我俩确实总吵架，她性子急，我又爱打麻将，有时候输了钱，俩人就吵得不可开交，她一生气，就离家出走，有时候住几天，有时候住半个月，我也不管她，她也不管我。” 除此之外，另一组侦查员也传来了消息：有人能够证实，5月26号白天，杨松确实在杨大成子镇，上午还在镇上的小卖部买过东西，下午也一直在镇上的家里，直到晚上才回了家。这么看来，杨松在案发当天白天，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可这并不能完全排除杨松的嫌疑。莫队心里琢磨着：杨松和卢颖，真的只是单纯的同学关系吗？如果只是同学，为什么会特意给她一把闲置房子的钥匙？而且，卢颖离家出走，有的是地方可以去，为什么偏偏要去杨松的房子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和卢颖之间，除了同学关系，还有没有其他关系？”莫队再次询问杨松，语气严肃。杨松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躲闪得更厉害了，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摇了摇头：“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就是同学，关系好一点而已。当年我们师范毕业之后，分到了同一个镇上的学校当老师，相处得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朋友，没有别的想法。” 杨松的回答滴水不漏，但莫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看得出来，杨松在撒谎，只是没有证据，暂时无法戳穿他。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线索，从卢颖的女儿口中传来了。 卢颖的女儿今年16岁，正在上高中，得知母亲遇害的消息后，一直哭个不停，情绪十分激动。在警方的耐心安抚下，她终于平静了一些，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偶然看到我妈的qq，发现她和一个男网友联系得特别密切，聊天记录很暧昧，我觉得不对劲，就偷偷把那个男网友从她的qq里删除了。” 说到这里，女孩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我删了之后，我妈发现了，就跟我大吵了一架，说我不懂事，还说我管得太多。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聊天记录，有一句是那个男的发的，说‘咱们都有家庭，咱们的事，等老了之后再说’，还有一句是‘我会一直陪着你，不会让你受委屈’。” 这个线索，瞬间让整个案件有了新的方向。这个和卢颖关系密切的男网友，到底是谁？他和卢颖的死，有没有关联？会不会就是凶手？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调取了卢颖的qq聊天记录，虽然那个男网友被删除了，但通过技术手段，还是恢复了部分聊天记录，也查到了那个男网友的账号信息。可当警方看到账号主人的名字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个男网友，竟然就是杨松！ 警方再次传唤了杨松，这一次，面对警方拿出的聊天记录，杨松再也无法抵赖，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和卢颖的不正当关系：“我和卢颖，确实在一起挺长时间了，我们俩都是有家庭的人，但我们彼此喜欢，都厌倦了自己的婚姻生活。我当年买这套房子，根本不是为了投资，就是为了我们俩约会用的，怕被家里人发现，所以才对外说房子是闲置的。” 真相大白，杨松和卢颖，竟然是情人关系。按说，情人之间联系应该十分频繁，可警方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卢颖的手机里，竟然没有杨松的电话号码，甚至连一条通话记录、一条短信都没有，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为什么你的手机里，没有杨松的联系方式？”莫队询问卢颖的丈夫王成，王成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管她的手机，她也不让我碰，我甚至不知道她还有别的手机。” 警方又再次询问杨松，杨松解释道：“是卢颖要求的，她说怕被她丈夫发现，所以不让我把她的电话号码存到手机里，我们平时联系，都是她给我打电话，而且每次打完电话，她都会删除通话记录，有时候甚至会换电话卡。” 难道是因为卢颖的女儿删除了杨松的qq，让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卢颖会不会因为女儿的反对，想要和杨松分手，而杨松因为离不开卢颖，由爱生恨，最终痛下杀手？ 警方立刻对杨松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很快就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杨松的妻子，常年身患重病，几年前得了脑血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常年需要人照顾。或许，正是因为妻子常年患病，杨松在婚姻中感到孤独、疲惫，才和卢颖走到了一起，对卢颖产生了依赖。 虽然有人能证明，案发当天白天杨松在杨大成子镇，但晚上他说自己回了家，可他的妻子病重，根本无法为他作证，也就是说，案发当天晚上，杨松的行踪是空白的，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没有来过公主岭。 要知道，杨大成子镇距离公主岭，虽然有75公里，但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在晚上开车来到公主岭，和卢颖发生争执，然后杀害她，再清理现场，连夜返回杨大成子镇，神不知鬼不觉。 警方做出了一个推测：或许，卢颖因为女儿的反对，再加上对自己的婚姻和这段隐秘的情人关系感到厌倦，想要和杨松分手。而杨松，因为妻子常年患病，早已把卢颖当成了精神支柱，离不开她，再加上他为了和卢颖约会，特意买了这套房子，付出了不少，所以无法接受卢颖分手的要求。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执，杨松一时冲动，就杀害了卢颖，之后又删除了卢颖手机里的通话记录，清理了现场，掩人耳目。 这个推测，看起来合情合理，杨松也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但警方并没有贸然定论，而是调取了杨松和卢颖的所有通话记录，想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可这一查，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杨松平时和卢颖联系的电话号码，并不是卢颖被害时留在现场的那部手机的号码。 警方立刻询问卢颖的家人，这才得知，卢颖平时竟然带着两部手机：一部是留在现场的，主要用来和家人、同事联系，是最常用的一部；另一部则是她贴身携带的，从来不让别人碰，就连她的丈夫王成，都不知道这部手机的存在，更不知道这部手机的号码。 很明显，卢颖用这部贴身携带的手机，专门用来和杨松联系，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怕被丈夫发现。可现在，这部手机却不见了，连手机卡也找不到了。如果凶手是为了钱财，为什么不拿走现场那部常用的、更值钱的手机，反而拿走了这部只用来和情人联系的、不值钱的手机？这显然说不通。 就在警方四处寻找这部失踪的手机时，卢颖的家人在她家里的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张手机卡。经过核实，这张手机卡，正是卢颖用来和杨松联系的那张。可手机卡找到了，手机却依然下落不明，这张手机卡，是卢颖生前自己放在家里的，还是另有隐情？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又一个重磅线索传来：在卢颖被害的当天，也就是5月26号晚上，她的丈夫王成，竟然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 据调查，在顺达小区西侧，有一家麻将馆，平时来往的人很多，王成是这家麻将馆的常客，因为他特别喜欢打麻将，几乎每天都会来搓两把，周围的牌友都认识他。可让人奇怪的是，王成家附近也有一家麻将馆，距离更近，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距离他家两公里的顺达小区附近打麻将？ 更可疑的是，案发当天，王成的举动极其反常。据麻将馆的老板回忆：“王成那天下午很早就来了，一开始打得还挺投入，可打到一半，大概晚上6点多的时候，他突然说有事，急匆匆地就走了，连桌上的筹码都没拿走。他平时可不是这样，每次来都要玩到大半夜，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否则绝不会中途离开。” 而麻将馆老板所说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卢颖被害的时间段！那么，王成离开麻将馆之后，到底去了哪里？他是不是去了案发现场？ 警方立刻传唤了王成，面对警方的询问，王成解释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卢颖，是5月25号，那天我们又吵架了，她又离家出走了。第二天，也就是26号，我给她打电话，她的手机就关机了，我心里有点着急，就去打了一会儿麻将，打了没一会儿，实在放心不下，就出去寻找她了，并没有去顺达小区。” 可王成的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卢颖的两个孩子，都明确表示，5月26号晚上，王成并没有回家，整夜都没有回来。而警方最早调查王成的时候，他却说自己当天晚上回家了，这明显是在撒谎！ 紧接着，警方又找到了当天和王成一起打麻将的牌友，其中有一个牌友反映：“那天王成走的时候，我正好在门口抽烟，看到他朝着顺达小区的方向走了，而且走得很快，神色也很慌张。他的家在相反的方向，他要是回家，根本不会往这边走。”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王成。警方再次做出推测：或许，王成早就发现了妻子卢颖和杨松的不正当关系，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想要报复卢颖。他偷偷配了一把卢颖的钥匙，然后经常在顺达小区附近的麻将馆打麻将，等待机会。 5月26号晚上，王成看到卢颖进入了顺达小区，就借口有事离开了麻将馆，然后用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卢颖和杨松约会的房间。他本来是想捉奸，可没想到，房间里只有卢颖一个人。面对王成的质问，卢颖拒不承认自己和杨松的关系，两人发生激烈争执，王成一时失去理智，就杀害了卢颖。之后，他为了掩盖证据，拿走了卢颖用来和杨松联系的手机，然后离开了现场，谎称自己出去寻找卢颖。 这个推测，也十分合理。王成既有作案动机（妻子出轨，心生怨恨），也有作案时间（案发时间段行踪不明），而且他的行为也十分反常，多次撒谎。一时间，王成成为了警方重点怀疑的对象。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警方对王成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通过走访王成的家人和邻居，警方了解到，王成平时嗜赌如命，每天都要打麻将，有时候甚至会赌到深夜，输了钱就回家跟卢颖吵架；而卢颖呢，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平时省吃俭用，看不惯王成赌博，两人因此经常争吵，感情早已破裂，彼此不管不顾，对方每天在干什么，都一无所知。 卢颖之所以会和杨松发展成情人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厌倦了和王成的这段婚姻，想要在这段隐秘的关系中，寻找一丝慰藉。可如果王成真的发现了卢颖的秘密，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杨松，反而对卢颖痛下杀手？ 就在警方准备进一步审讯王成的时候，王成却突然交代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事情，离谱到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王成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我承认，我那天确实去了顺达小区，但我不是去杀卢颖的，我是去我情人家的。我也有个情人，她就住在顺达小区，我之所以舍近求远，去那边的麻将馆打麻将，就是为了方便打完麻将，去情人家住。5月26号晚上，我离开麻将馆之后，就直接去了情人家，一整晚都没有离开，我情人可以为我作证。” 警方一开始根本不相信王成的话，觉得他是在为自己脱罪。可当警方找到王成的情人，进行询问时，对方却证实了王成的说法：“5月26号晚上，王成确实来了我家，大概7点多到的，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才走，中间从来没有出去过。” 除此之外，警方还调取了卢颖和杨松联系的那张手机卡的通话记录，发现案发当天，卢颖并没有和杨松联系过。这么一来，杨松和王成，虽然都有作案嫌疑，但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凶手，而且两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杨松晚上行踪不明，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来过现场；王成有情人作证，没有作案时间）。 可案发现场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凶手是熟人作案，不是杨松，不是王成，那还有谁能顺利进入杨松的房子，杀害卢颖呢？还有那个失踪的手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凶手偏偏要拿走那部手机？ 就在警方陷入绝境，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卢颖的一个朋友，刘雪，找到了警方，还带来了2万块钱。刘雪红着眼眶说：“我听说卢颖出事了，知道她家里肯定需要用钱，这2万块钱，是我之前借她的，现在还给她家人，也算是尽一点心意。” 警方一开始以为，这只是一笔普通的借贷，可随着和刘雪的交谈，一个全新的线索，逐渐浮出水面。刘雪说：“半年前，我因为家里有急事，陆续从卢颖那里借了5万块钱，后来还了3万，还剩下这2万没还。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卢颖手里有不少闲钱，平时会把钱借给别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周围不少朋友，都是通过我介绍，从她那里借过钱，加起来大概有10万块钱。” 这个消息，让警方十分震惊。卢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块钱，她既没有做什么生意，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闲钱？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她的死，会不会和这些借贷有关？会不会是因为经济纠纷，被人杀害的？ 如果卢颖的被害和经济纠纷有关，那么警方就需要找到所有和卢颖有过经济往来的人，逐一排查。可卢颖的家人，对她的行踪和经济往来，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她借出去了多少钱，借给了谁。 就在这时，刘雪又说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卢颖有个账本，每次有人向她借钱，或者她借给别人钱，都会记在账本上，清清楚楚的。我之前还完3万块钱的时候，特意问过她丈夫王成，账本在哪，我想让她把我的账勾掉，可王成说他不知道有这个账本。” 刘雪还补充道：“我亲眼见过那个账本，上面记着借钱人的名字，还有借钱的数额，比如‘龙两万’‘雪三万’‘飞五万’，虽然名字写得很简略，但卢颖自己能看得懂。我还听说，她借出去的钱，利息都不低，所以很多熟人，都愿意从她那里借钱。” 这个账本，无疑是破解案件的关键！只要找到这个账本，就能找到所有和卢颖有经济往来的人，就能排查出谁有可能因为经济纠纷，杀害卢颖。 警方立刻询问王成，可王成还是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有这个账本。警方没办法，只能再次回到案发现场，仔细搜查。案发现场的陈设很简单，经过之前的勘察，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线索了，但警方没有放弃，一点点地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终于，在寝室的床垫子底下，警方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看起来用了很久了。打开笔记本，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上面果然是卢颖记录的借贷账目，字迹工整，数额清晰，和刘雪描述的一模一样，有“龙两万”“雪三万”“飞五万”，还有其他一些简略的名字和数额，加起来，竟然高达14万！ 可问题来了，这些名字都太简略了，只有一个字或者两个字，除了“雪”能确定是刘雪之外，“龙”“飞”到底是谁，根本无从得知，对警方来说，这就是一本“哑巴账”。而且，卢颖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块钱，就算省吃俭用，也攒不下14万，这些钱的来源，依然是个谜。 警方把账本拿给卢颖的家人看，可卢颖的家人看了之后，都摇了摇头，说不认识这些名字，也不知道卢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警方又找来了卢颖的同事和朋友，让他们辨认账本上的名字，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账本上的人，都一一找了出来。 可这一查，又让警方大跌眼镜：除了之前已经知道的杨松之外，账本上的“龙”“飞”等人，竟然也都是卢颖的情人！而且，卢颖和每个情人之间，都有一个单独的电话号码，平时联系的时候，都会换上对应的电话卡，现场留下的那部手机，只是她用来和家人、同事联系的，而和每个情人联系的手机卡，都被她妥善保管，不让任何人发现。 警方立刻赶到卢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果然在她的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三张电话卡，经过核实，这三张电话卡，正是卢颖用来和账本上另外三个情人联系的。警方对这三个情人进行了询问和调查，发现他们在案发前后，都没有和卢颖联系过，而且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作案时间。 可卢颖的感情生活这么混乱，除了这四个情人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情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电话卡没有被找到？那个失踪的手机，会不会就装着另一张电话卡，而这张电话卡，对应的就是另一个情人？ 与此同时，警方对卢颖的账本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账本上记录的借出借入现金，加起来之后，有3万多块钱不见了，而且还有5万块钱的借贷，没有记录在账本上。 刘雪说，她在还2万块钱之前，已经还给卢颖3万块钱了，可账本上，并没有记录这3万块钱的还款记录；除此之外，刘雪还反映，她还知道有一个朋友，在同一时间段，还给了卢颖2万块钱，可账本上，也没有这2万块钱的记录。 这5万块钱，去哪里了？按照正常情况，这5万块钱，要么是卢颖自己留着，要么是又借出去了。可警方查了卢颖的银行存款，没有这5万块钱；查了她的家里，也没有找到这5万块钱；账本上，也没有任何记录。那么，这5万块钱，大概率是被卢颖借出去了，而这个借钱的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卢颖的凶手！ 这个借钱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没有被记录在账本上？为什么卢颖要隐瞒这笔借贷？ 就在警方全力追查这5万块钱下落的时候，卢颖的其中一个情人李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李强说：“大概在卢颖被害前一个月，她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她有一个长春的朋友，因为要买商铺，手里钱不够，想让我借她5万块钱，还说过段时间一定会还给我。我之前已经借给她3万块钱了，她还没还，所以这次我就没答应。” 李强的话，让警方眼前一亮：卢颖账本上没有记录的5万块钱，会不会就是借给了这个长春的朋友？而且，卢颖竟然为了给这个人借钱，不惜转头向自己的情人借钱，可见她和这个长春朋友的关系，非同一般。 除此之外，李强还回忆起一个细节，让警方把目标，直接指向了这个长春的朋友。李强说：“有一次，我给卢颖交电话费，发现她的那个专用电话卡，还绑定了一个亲情号，那个亲情号的归属地，就是长春。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我记不清具体的号码了，但我肯定，那个亲情号是长春的。” 警方立刻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推测：这个长春的男人，很可能也是卢颖的情人。因为两人一个在公主岭，一个在长春，打电话属于长途，费用很高，所以才绑定了亲情号，方便联系。案发之前，这个男人向卢颖借了3万块钱，后来又以买商铺为由，再次向卢颖借钱。 5月26号那天，卢颖给这个男人打电话，让他来公主岭，这个男人以为卢颖是要给他借钱，就立刻赶了过来。可没想到，卢颖改变了主意，不愿意再借给他钱，还要求他归还之前借的3万块钱。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执，这个男人一时冲动，就杀害了卢颖。之后，他清理了现场，拿走了卢颖用来和他联系的手机（也就是那部失踪的手机），连夜返回了长春，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这个推测，完美地解释了所有的疑点：凶手为什么能顺利进入现场（卢颖主动开门），为什么只拿走了那部不值钱的手机（手机里有两人联系的证据），为什么现场没有打斗痕迹（熟人作案，趁卢颖不注意下手），为什么账本上没有记录这笔借贷（两人是情人关系，卢颖不想留下痕迹）。 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长春的男人，到底是谁？去哪里找他？ 警方把突破口，放在了那个亲情号上。亲情号是当年通讯服务商推出的套餐，每个月缴纳少量费用，两个固定号码之间，就可以免费长时间通话，在当年，很多异地联系的人，都会办理这种套餐。警方推测，那个亲情号，肯定是卢颖和那个长春男人常用的号码，只要找到这个亲情号，就能找到那个男人。 警方找遍了卢颖的家里、办公室，还有案发现场，甚至找遍了她所有的随身物品，可都没有找到那张绑定亲情号的电话卡。这让警方更加确定，那张电话卡，肯定就在凶手拿走的那部手机里，凶手就是为了销毁证据，才拿走了手机。 卢颖的行踪十分诡秘，她的丈夫、儿女，对她的私生活、经济往来，都一无所知，想要找到这个长春的男人，难度极大。无奈之下，警方只能扩大排查范围，对所有和卢颖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走访询问，重点排查和长春有关的人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卢颖的一个同事，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这个同事也是一名女老师，她回忆道：“大概在半年前，学校要采购一批教学用品，让卢颖负责，卢颖就领着我，一起去了长春的一个商场。本来采购东西，都要多逛几家，对比一下价格和质量，可卢颖却直接领着我，直奔商场里的一个电器柜台，好像早就和人家约好了一样。” “到了柜台之后，那个柜台的主人，已经把我们要采购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而且价格也比其他柜台便宜不少。我当时就觉得，卢颖和那个柜台主人的关系，不一般，他们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暧昧，眼神也很特别，不像是普通的合作关系，倒像是情侣之间的那种熟络。” 这个线索，让警方看到了希望。他们立刻调取了卢颖学校近两年所有的购物发票，找到了卢颖经手的两张购物单据，而这两张单据上的收款方，都是同一个人。根据单据上的信息，警方立刻驱车赶往长春，寻找这个和卢颖关系非比寻常的柜台主人。 到了长春的那个商场，警方发现，商场里正在招商卖房，到处都贴着招商广告，而李强之前也说过，那个长春的男人，要借钱买商铺，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柜台，柜台的主人，名叫李凤全，43岁，也是公主岭人，和卢颖是老乡。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李凤全有过犯罪前科，几年前因为盗窃，被判过三年刑，刑满释放后，就来到长春，在这个商场里开了一家电器柜台，做电器生意，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更让警方怀疑的是，李凤全在一个月之前，刚刚在这个商场里，买了一个商铺，而这个时间，正好是卢颖向李强借钱的时间段！也就是说，李凤全买商铺的钱，很可能就是向卢颖借的！ 李凤全，会不会就是那个和卢颖绑定亲情号、向她借钱的长春男人？会不会就是杀害卢颖的凶手？ 警方立刻传唤了李凤全，面对警方的询问，李凤全显得很镇定，一脸无辜地说：“我确实和卢颖认识，她是公主岭的老师，之前学校采购电器，找过我几次，我们就是普通的合作关系，没有其他的关系。我买商铺的钱，是我自己攒的，还有向亲戚朋友借的，和卢颖没有关系。” 李凤全的回答，滴水不漏，但警方并没有相信他。警方对李凤全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李凤全除了常用的一部手机之外，还有一部备用手机，这部备用手机里，插着一张电话卡，而这张电话卡，正好绑定了一个亲情号，这个亲情号的归属地，正是公主岭！ 警方立刻调取了这部备用手机的通话记录，发现这张电话卡，频繁地和公主岭的一个电话号进行联系，有时候一天能打好几次电话、发好几条短信。而案发当天下午2点，这两个号码，竟然通了四次电话，发了四条短信，可案发之后，这两个号码，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一次都没有！ “这个公主岭的电话号，是谁的？”警方再次询问李凤全，语气严肃。李凤全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眼神也有些躲闪，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忘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话号是谁的，可能是以前合作过的客户，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么频繁的通话，而且时间过去还没多久，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很明显，李凤全是在撒谎。警方立刻调取了那个公主岭电话号的登记信息，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电话号，竟然没有任何身份登记，是一张匿名电话卡，这更加印证了警方的猜测，李凤全就是凶手，他特意用匿名电话卡和卢颖联系，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李凤全有过犯罪前科，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面对警方的询问，始终拒不承认自己和卢颖的关系，也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卢颖，甚至还嚣张地说：“我知道你们怀疑我，但你们有证据就抓我，没有证据，就赶紧把我放了，我还有生意要做。” 此时，李凤全的作案嫌疑已经非常大了，但警方没有直接的证据，无法对他进行逮捕。要知道，命案的侦破，必须要有铁证，要有完整的证据链，否则，就算嫌疑人自己承认，也无法定罪。 更让人着急的是，再有5个小时，李凤全的传唤时间就要满24小时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没有证据，警方只能释放李凤全。一旦李凤全被释放，他很可能会畏罪潜逃，到时候，想要再找到他，就难如登天了，这起命案，也很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 所有的办案民警，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家都在争分夺秒，仔细检查李凤全的随身物品，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一丝能指证他的铁证。 就在这时，一名民警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李凤全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袖口处，有一个小小的污迹，因为时间有些久了，污迹已经变成了深色，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个污迹，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污渍，反而有些像是干涸的血迹。 警方立刻提取了这个污迹，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检测。等待检测结果的这几个小时，对所有民警来说，都是煎熬，大家都在祈祷，这个污迹，就是卢颖的血迹。 终于，检测结果出来了，李凤全袖口上的污迹，确实是人血，而且经过dNA比对，这份血迹，正是死者卢颖的！ 铁证如山，李凤全再也无法抵赖了。当警方把检测报告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瘫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痛哭流涕地说出了自己杀害卢颖的全部经过。 原来，李凤全和卢颖，是在2010年一次采购中认识的。当时，卢颖负责学校的电器采购，找到了李凤全的柜台，两人一聊，发现都是公主岭的老乡，格外亲切，之后，两人就经常联系，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后来，李凤全得知，卢颖手里有不少闲钱，一直在做借贷生意，把钱借给别人，收取利息。那时候，李凤全的电器生意做得并不好，一直亏损，他心里就动了歪心思，想要向卢颖借钱。 一开始，李凤全以做生意周转为由，向卢颖借了3万块钱，卢颖没有多想，就借给了他。可没过多久，李凤全的生意还是没有好转，反而亏损得更严重了，他不仅还不上卢颖的3万块钱，还想继续向卢颖借钱，打算在长春买一个商铺，转行做其他生意，希望能翻身。 于是，李凤全再次找到卢颖，谎称自己要在长春买商铺，需要一笔钱，让卢颖再借给他5万块钱。卢颖一开始有些犹豫，因为李凤全之前借的3万块钱还没还，但架不住李凤全的软磨硬泡，再加上两人的情人关系，卢颖就答应了，还转头向自己的情人李强借钱，可李强没有答应。 2012年5月26号下午，李凤全给卢颖打电话，询问借钱的事情，卢颖让他来公主岭，说有事情跟他商量。李凤全以为卢颖是要给他借钱，就立刻开车，从长春赶到了公主岭，来到了他和卢颖经常约会的那个闲置房子里。 可没想到，卢颖见到他之后，并没有提借钱的事情，反而要求他归还之前借的3万块钱。李凤全一下子就急了，他根本没有钱归还，就和卢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过程中，卢颖情绪也很激动，骂李凤全骗子，还说要和他断绝关系，还要把两人的事情，告诉李凤全的家人。 李凤全被卢颖骂得急红了眼，也害怕卢颖把事情闹大，毁了自己的一切，一时冲动，就失去了理智。他看到地上有一块砖头，就顺手捡了起来，朝着卢颖的头部，狠狠砸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卢颖当场就被砸倒在地，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呼救声。 李凤全害怕被别人听到，就更加慌乱了，他看到桌子上有一把水果刀，就顺手拿了起来，朝着卢颖的右侧颈部，狠狠刺了一刀。这一刀，直接刺穿了卢颖的颈部，卢颖再也没有了声音，彻底没了呼吸。 杀了卢颖之后，李凤全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必须尽快清理现场，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仔细打扫了房间，擦掉了地上的血迹，清理了自己留下的痕迹，然后拿走了卢颖用来和他联系的手机（也就是那部失踪的手机），因为这部手机里，有两人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都是证据。 做完这一切，李凤全不敢有丝毫停留，立刻开车，连夜返回了长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警方永远都不会找到他，可他没想到，自己袖口上的一滴血迹，最终暴露了他的罪行。 最终，李凤全因为故意杀人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起命案，终于告破了，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唏嘘和反思。 死者卢颖，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本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稳定的工作，可她却不珍惜自己的婚姻，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多个男人保持不正当关系，还偷偷做借贷生意，最终，因为一笔借贷纠纷，惨遭杀害，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卢颖为了掩人耳目，办了多张电话卡，和不同的情人联系，这些电话卡，不仅让她的感情生活变得更加混乱，也给警方的破案，带来了很多的障碍。如果她能珍惜自己的家庭，坚守道德的底线，不贪图一时的刺激和利益，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而凶手李凤全，因为一时的贪念和冲动，杀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的一生。他有过犯罪前科，本应痛改前非，好好生活，可他却再次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最终，落得个死刑的下场，不值得同情。 第253章 女子为还债，自导自演苦肉戏骗保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案子，绝对算得上是当年辽宁警方破获的最蹊跷、最离谱的保险诈骗案，2000年那阵，网络还不发达，手机也只是用来接打电话，可就有人敢顶着法律的风险，自导自演一出苦肉戏，妄图骗取205万的巨额保险金，最后栽在了顶尖刑侦专家手里。这案子从头到尾反转不断，细节细思极恐，听我慢慢给你们唠，保证让你们越听越上头。 时间拉回到2000年12月份，辽宁某市的冬天，那叫一个冷啊，寒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吹得路边的枯树枝呜呜作响，连派出所门口的招牌都冻得发僵。就在这样一个冷得让人缩脖子的日子里，市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办公室里的宁静。 电话那头，是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语气里满是焦急和疑惑，说话都带着点结巴：“警察同志，求你们帮帮我们！我们这边可能出了一起巨额保险诈骗案，实在拿不准，只能来求助你们了！” 值班民警赶紧拿起笔，一边记一边安抚对方：“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投保人是谁？出了什么意外？” 工作人员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个投保人，叫洪芳，是本地一家砖厂的女老板。她的外甥女在10月28号的时候，找到我们公司，说洪芳在9月24号那天，被人给打坏了眼睛，现在正在医院住院，几乎失明了，想向我们申请理赔。” 民警听到“失明”“理赔”，心里咯噔一下，又追问：“那你们保险公司核实情况了吗？她有没有投保相关的险种？” “核实了，可就是核实完，我们才觉得不对劲！”工作人员的声音更急了，“这个洪芳，从1999年12月底到2000年2月份，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在我们公司投了5次人身伤害险，总保额足足有205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在当年，能拿出这么多钱投保的人不多，更别说连续5次密集投保了。” 更关键的是，医院方面也给洪芳开具了正式的诊断证明，清清楚楚地写着：投保人洪芳双眼受到严重损伤，基本失明，完全符合人身伤害险的理赔条件。按道理说，只要材料齐全，保险公司就该正常理赔，可就是这份“完美”的理赔材料，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心里犯了嘀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么巨额的保额，这么巧合的受伤时间，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不对劲。 为了保险起见，保险公司专门派了两名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去洪芳住院的医院了解情况。毕竟205万的理赔金，一旦出了差错，对保险公司来说就是巨大的损失，容不得半点马虎。 调查员赶到医院的时候，洪芳正躺在病床上，双眼缠着厚厚的纱布，只露出鼻子和嘴巴，脸色苍白得像纸，看起来十分虚弱。听到调查员的来意，洪芳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和委屈，极其详细地向调查员叙述了自己在9月24号那天，遭遇袭击的全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洪芳说，那天上午10点左右，天气还算不错，没有那么冷，她一个人在家，守在电视机前边，一边嗑着炒得喷香的葵花籽，一边津津有味地收看悉尼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单决赛。说到这场比赛，洪芳的语气里还带着一丝激动，哪怕眼睛看不见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紧张和热烈。 当时是咱们中国名将孔令辉，那叫一个帅啊，身姿挺拔，球技精湛，对阵的是瑞典名将瓦尔德内尔，两人都是顶尖高手，你来我往，每一个球都打得惊心动魄，比分咬得死死的，看得人手心都冒汗。 洪芳说，她当时看得太入迷了，连瓜子皮掉在腿上都没察觉，脑子里全是比赛的画面，根本没注意到门外的动静。可就在这时，“哐当”一声巨响，房门被人狠狠踹开了，那声音大得吓人，震得窗户都嗡嗡作响。 还没等洪芳反应过来，一个白发脸的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那大汉长得人高马大，身材魁梧，胳膊比洪芳的大腿还粗，眼神凶狠，一看就不是善茬。大汉一进门，二话不说，就冲上来给了洪芳一个锁喉，粗壮的胳膊紧紧勒住她的脖子，力道大得让她喘不过气来。 “当时我都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洪芳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仿佛又回到了当时那个恐怖的场景，“他勒着我的脖子，把我控制住之后，又用脚狠狠踹了一下房门，把房门关上了，那声音特别响，我现在想起来还害怕。” 洪芳接着说，那个大汉的力气大得惊人，一只手就把她整个身子举了起来，近乎悬空的状态，她的脚尖只能勉强碰到地面，就像咱们平时在武侠剧里看到的那样，被人死死拿捏住，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然后，大汉就恶狠狠地逼她，让她交出来30万块钱，语气里满是威胁：“赶紧把钱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洪芳当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能拼命摇头，断断续续地说：“我没钱，我真的没钱……” 说完，洪芳就拼命挣扎，想挣脱大汉的控制，可她一个女人家，力气根本比不上那个彪形大汉，挣扎不仅没有用，反而激怒了对方。大汉见状，抬手就狠狠打了洪芳左侧的太阳穴一拳，那力道特别重，洪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瞬间就失去了意识，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洪芳被邻居孙某的敲门声惊醒了。她醒来的时候，浑身都疼，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艰难地一点点爬到门边，用尽全身的力气把门打开。一开门，就忍不住开始呕吐，吐得浑身都是，场面十分狼狈。 邻居孙某看到洪芳这副模样，吓得赶紧上前，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又找来毛巾，帮她擦洗脸上和身上的污物，一边擦一边着急地问：“洪芳，你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弄成这样？” 洪芳当时还没完全缓过来，只能虚弱地摇摇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呻吟。孙某看着她这副样子，也不敢多问，只能在旁边陪着她，帮她端水、擦脸，一直等到中午，洪芳的丈夫下班回家。 洪芳的丈夫一进门，就看到妻子躺在沙发上，脸色惨白，浑身是污物，还一个劲地呻吟，顿时就慌了神，赶紧跑过去，蹲在她身边，着急地问：“老婆，你怎么了？这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洪芳缓了缓，才断断续续地把自己遭遇袭击的事情，告诉了丈夫。丈夫听完，气得浑身发抖，再仔细一看洪芳的眼睛，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洪芳双眼周围的皮肤，已经变成了铁青色，上下眼皮都高高地肿了起来，眼睛就只剩下两道细细的缝隙，看起来十分吓人。 “当时我就急了，赶紧让她去医院检查，可她却说浑身疼，不想动，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洪芳的丈夫后来跟调查员说，语气里满是无奈，“我没办法，只能在家里照顾她，给她擦身、喂水，守在她身边，一刻都不敢离开。” 可到了第二天，洪芳的眼睛肿得更厉害了，肿得就跟要炸开似的，太阳穴也开始肿胀，疼得她整夜都没睡着，一直在床上呻吟。看到妻子疼得受不了，洪芳的丈夫再也忍不住了，9月25号那天，不容分说，硬把洪芳拽到了本市的中心医院，让医生给她做全面的检查。 医生接诊后，赶紧给洪芳做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连医生都皱起了眉头。病历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堆专业术语，看得人眼花缭乱：双眼有外伤，双眼视物不见（基本失明），右眼前房长深有血膜及灰白渗出膜，左眼前房也可见渗出膜，双眼晶状体混浊，右眼明显，无法查出眼底。 可能有家人看不懂这些专业术语，我给你们用大白话解释一下：说白了，就是洪芳的两只眼睛都受了重伤，左眼的眼角膜有损伤，右眼有外伤性出血，两只眼睛都得了白内障，已经基本看不见东西了。医生看完检查结果，当即就下了收治住院的医嘱，让洪芳赶紧住院治疗。 洪芳住院之后，医生又给她做了进一步的详细检查，发现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左眼角膜表面有两处划痕，相应部位的内皮呈灰白色，双眼晶状体都出现了混浊，其中右眼的混浊情况尤其明显，两只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不清，几乎没有视力。 医院方面按照治疗白内障的方法，给洪芳治疗了一个多月，期间还动了两次手术。手术后，洪芳说眼睛没有那么疼了，可依旧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漆黑。就在这时，洪芳才突然想起，自己之前买过人身伤害险，于是就托大姐的女儿，也就是她的外甥女，在10月28号那天，向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 保险调查员听完洪芳的叙述，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泛起了嘀咕。他们从事保险调查这么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理赔案例，可洪芳的情况，实在是太反常了。最让他们疑惑的一点就是，洪芳遭遇了这么严重的入室袭击，被人打得双目失明，居然没有向派出所报案！ 面对调查员的疑问，洪芳显得很无辜，无奈地解释道：“嗨，咱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当时都吓懵了，根本不知道该咋办。再说了，报了案，警察就能抓住人吗？当时现场没有目击者，我也没看清那个大汉的长相，就算报了案，估计也查不出来，还不如不麻烦。” 家人们，你们听听这话，合理吗？遭遇入室抢劫、被人打得双目失明，这可是天大的事，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第一时间肯定是报警，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想抓住凶手，讨个说法。可洪芳倒好，不仅不报警，还说得这么轻描淡写，这难免不让人起疑心。 更关键的是，因为洪芳没有报警，所以警方没有第一手的现场勘查报告，没有现场的脚印、指纹，也没有目击者的证词，整个案件的经过，全都是洪芳一人说了算。换句话说，洪芳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她的说法。 本来，事情似乎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僵局，洪芳有医院的诊断证明，符合理赔条件，可她的叙述又充满了疑点，保险公司虽然怀疑，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在骗保。可就在调查员核查洪芳投保的原始单据时，一个更大的疑点浮出了水面。 调查员发现，洪芳的投保行为非常反常：她在1999年12月底到2000年2月份，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5次密集投保，而且每次投保的都是人身伤害险，保额一次比一次高，最后总保额达到了205万。这种短期之内连续投保巨额人身伤害险的情况，在保险行业里非常罕见，毕竟人身伤害险是针对意外的，没有人会没事就给自己投这么多巨额的伤害险，除非……除非她早就预料到自己会“遭遇意外”。 想到这里，保险公司的调查员更加怀疑，洪芳可能存在恶意骗保的行为。可怀疑归怀疑，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不能仅凭猜测就拒绝理赔，更不能随便指控洪芳骗保。无奈之下，保险公司决定，再派人去洪芳居住地所在的派出所，以及她的邻居那里，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核实，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这一调查，疑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几乎每一个线索，都在指向洪芳在撒谎。 首先是派出所的反应。当调查员拿着洪芳叙述遇袭过程的笔录，找到洪芳居住地所在的派出所时，民警们都愣住了，纷纷表示：“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啊！从来没有人来报过案，也没有接到过任何关于入室抢劫、伤人的警情。” 看完笔录之后，一位老民警更是皱着眉头，满脸疑惑地说：“这不对劲啊！歹徒闯进家里抢劫，目的就是为了钱，正常情况下，肯定是一上来就把人打得丧失反抗能力，然后翻箱倒柜找钱。可这个歹徒倒好，只打伤了她的眼睛，却没有打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而且根据她丈夫的清点，家里没有任何财物丢失，连一分钱都没少。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入室抢劫啊！” 老民警接着说：“要是真有这样的抢劫犯，那可真是太离谱了，都把人打晕了，不抢钱，不抢东西，就专门打眼睛，然后直接走人，这要是传出去，非得成为他们行业的笑柄不可，出去都得让人笑话死！” 调查员听完民警的话，心里的怀疑更重了，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洪芳的小区，走访了她的邻居们。邻居们的说法，更是让调查员心里的疑云越来越浓。 洪芳的邻居们纷纷表示，9月24号那天，整个小区都很正常，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也没有看到陌生人进出小区。“我们这小区都是老居民区，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都是熟脸，平时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一位邻居说道，“要是真有生人进来，尤其是那种彪形大汉，肯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可能没人看到。” 那么，第一个发现洪芳出事的邻居孙某，又是怎么说的呢？孙某回忆说，9月24号那天，她因为有事，想让洪芳帮她临时照看一下孩子，于是就抱着孩子来到了洪芳家门口。“我到她家门前的时候，没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房门是虚掩着的，门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脚印、划痕之类的痕迹，也没有听到里面有打斗的声音或者呼救声。” 孙某还说，她推开门进去之后，就看到洪芳躺在地上，脸色惨白，一直在呕吐，除此之外，没有看到任何打斗的痕迹，家里的东西也都整整齐齐的，没有被翻动过的样子。“当时我还以为她是生病了，没想到她说是被人打了，我心里还挺疑惑的，因为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有啊。”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邻居向调查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在9月17号那天，也就是洪芳说的遇袭前一个星期，我们几个还跟洪芳一块打麻将来着。当时我们就发现，她的眼睛又红又肿的，还老是拿手绢擦眼泪，我们问她怎么了，她说是上火了，没什么大事。现在想想，那时候她的眼睛就有问题了，哪是什么上火啊！” 这个线索太关键了！洪芳说自己的眼睛是9月24号被歹徒打伤的，可邻居们在9月17号就看到她眼睛红肿、流泪，这说明，她的眼睛很可能在遇袭之前就已经受伤了，她的叙述，很可能是假的！ 除了邻居的证词，还有一个人提供的线索，也让洪芳的谎言难以自圆其说，那就是当初给洪芳办理保险业务的业务员。这位业务员清楚地记得，洪芳每次来办理保险业务的时候，都格外仔细，把各个险种的理赔情况、理赔条件、理赔流程，问得特别详细，几乎是事无巨细，打破砂锅问到底。 “她一点都不像是个马大哈，反而特别精明，每一个细节都要问清楚，比如‘受伤之后多久报案有效’‘什么样的伤才能理赔’‘理赔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这些问题，她都反复问了好几遍，生怕自己漏了什么。”业务员回忆道，“我当时还觉得，这个人挺谨慎的，没想到现在想想，她根本就是在提前做准备，为了以后骗保做铺垫！” 家人们，你们想想，一个这么精明、这么谨慎的生意人，怎么可能在遭遇入室袭击、双目失明之后，不知道要报警？怎么可能拖了一个多月，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唯一的解释就是，她是故意的，她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不报警，就是为了避免留下证据，拖延理赔时间，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伤势”看起来更真实。 随后，警方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又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情况：洪芳虽然是砖厂的女老板，听起来像是个有钱人，但她的实际财产状况非常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负债累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那家小型砖厂，可这家砖厂的业绩一直不好，常年处于亏损状态，不仅赚不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更关键的是，洪芳还和7个不同的法人实体，也就是7家不同的公司，存在经济纠纷，单起纠纷的涉案金额，基本上都在15万到20万不等，总负债金额不小。也就是说，洪芳当时正处于极度缺钱的状态，欠了一大堆债，急需要一笔钱来还债。 一边是极度缺钱，一边是连续5次密集投保，总保额205万的巨额人身伤害险，然后“恰好”遭遇“意外”，双目失明，符合理赔条件。这一系列的巧合，串联起来，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洪芳是故意自伤，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巨额保险金，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 到这里，保险公司已经基本确定，洪芳存在恶意骗保的行为，于是就告知洪芳，关于她遭袭受伤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暂时不能进行理赔。随后，保险公司就正式向当地市公安局报了案，请求警方介入调查，查明真相。 市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非常重视，把这个案子交给了刑侦支队的周队负责。周队从警二十多年，经手过无数疑难杂案，经验丰富，眼光毒辣，可看完这个案子的材料之后，也觉得非常蹊跷，心里充满了疑惑。 周队心里很清楚，这个案子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虽然有很多疑点都指向洪芳骗保，但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毕竟，洪芳确实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双眼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伤是自伤造成的。所以，慎重起见，周队决定，先不立案，先安排队员进行先期调查，收集更多的证据，查明洪芳眼睛损伤的真正原因。 随后，刑侦支队的队员们，按照周队的安排，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他们重新走访了洪芳的邻居、医院的医生、当初给洪芳办理保险的业务员，又仔细核查了洪芳的投保记录、住院病历，还对洪芳的砖厂和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保险公司之前提出的所有疑点，都得到了证实：洪芳确实在短期内密集投保，确实没有报警，邻居确实在她遇袭前就看到她眼睛红肿，她确实负债累累，而且她对保险理赔流程非常熟悉，根本不像她自己说的“什么都不知道”。 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洪芳的眼球损伤，究竟是被歹徒打的，还是她自己刻意弄伤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既不能证明是他人所为，也不能证明是自伤，案件陷入了僵局。 洪芳自己坚持说，她的眼睛是被歹徒用拳头击打造成的，可医院的病历却表明，她的眼球损伤，是角膜上的划痕造成的外伤性白内障，这种损伤，根本不可能是拳头击打造成的。拳头击打造成的损伤，应该是钝器伤，会导致眼睑淤血、肿胀，但不会造成角膜穿刺状的划痕。 可仅仅凭借这一点，还是不能证明洪芳是自伤骗保。毕竟，也有可能是歹徒先用拳头打晕她，然后再用尖锐的物体划伤她的眼睛，虽然这种情况听起来很离谱，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为了查明洪芳眼睛损伤的真正原因，市公安局专门向辽宁省公安厅、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的法医鉴定机构求助，请他们的法医专家，对洪芳的伤情进行研判，给出专业的鉴定意见。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三个部门的法医专家，在仔细研判了现有的所有材料之后，都表示无法下结论。他们一致认为，洪芳的损伤确实存在，但无法确定损伤的具体成因，既不能排除自伤的可能，也不能认定是他人所为。 案件陷入了僵局，周队心里也很着急。他知道，这个案子如果再查不下去，洪芳很可能就会凭借医院的诊断证明，通过法律途径，向保险公司索要205万的理赔金，到时候，保险公司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而真正的真相，也会被永远掩盖。 就在这时，周队想到了一个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主任法医师，公安部刑侦专家，被誉为“刑侦八虎”之一的陈世贤。陈世贤专家经手过无数疑难杂案，凭借着精湛的专业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破获了很多看似无解的案子，在刑侦界威望极高。 周队觉得，只有陈世贤专家，才能破解这个僵局，查明洪芳眼睛损伤的真正原因。于是，周队当即决定，亲自带队，去北京一趟，向陈世贤专家求援。 接到周队的求助请求之后，陈世贤专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了。他知道，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保险公司的巨额财产安全，更关系到法律的公正，必须尽快查明真相。 很快，周队就派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组的两名法医，带着所有的案件材料，赶到了北京，交给了陈世贤专家。陈世贤专家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包括洪芳的住院病历、投保记录、笔录、邻居的证词，还有之前各个法医鉴定机构的研判意见，每一份材料，他都看得格外仔细，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可即便如此，陈世贤专家也觉得这个案子不好办，一时之间，也无法给出明确的论断。毕竟，现有材料虽然有很多疑点，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洪芳自伤，而且洪芳的伤情确实很严重，不是轻易就能伪装出来的。 沉思了很久之后，陈世贤专家对前来送材料的两名法医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定洪芳眼部损伤的具体情况，只有弄清楚她的眼睛到底是怎么伤的，才能判断是自伤还是他人所为。你们回去之后，找权威的眼科专家，给洪芳做一个全面、细致的眼部检查，把眼部损伤的具体情况确定下来，到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研判。” 两名法医听完，立刻点点头，马不停蹄地返回了辽宁，按照陈世贤专家的建议，安排洪芳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2000年12月18号，洪芳被送到了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进行全面的眼部检查。中国医科大学的眼科在东北地区，算得上是顶尖水平，医生们对洪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最终得出的检查结果是：左眼有两处针样穿刺状贯通伤，右眼是顿挫伤，但对于损伤是如何形成的，医生们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意见，依旧无法确定是自伤还是他人所为。 为了得到更权威、更准确的检查结果，12月20号，洪芳又被送到了北京同仁医院。家人们，你们都知道，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眼科专家，只要是眼科方面的问题，在这里都能得到最专业的诊断。 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对洪芳进行了更全面、更细致的检查，动用了最先进的检查设备，包括脑干诱发电位仪等，对洪芳的眼部损伤和视力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测。 经过几天的详细检查，同仁医院的专家组，给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检查报告。报告显示：洪芳左眼有两处针样穿刺状贯通伤，右眼也有一处同样的贯通伤，双眼玻璃体轻度混浊；用脑干诱发电位仪检查，结果基本正常，只是右眼的电位波比左眼稍微有点延长，这说明，洪芳右眼的光通路有一些问题，但并没有完全受损。 更关键的是，同仁医院的专家组，根据这份检查报告，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洪芳的左眼视力，应该比她自己说的情况要好一些，裸眼视力肯定超过了0.1，根本不是她所说的“基本失明”。而且，专家组还特别肯定地排除了，由拳头击打造成双眼睑淤血、肿胀以及双眼角膜穿通伤的可能性。 专家组明确表示，洪芳眼部的伤口，是由一种直径不超过1.5毫米的尖锐物体造成的，双眼的损伤都集中在角膜部位，损伤深度都达到了晶状体，可以认定，是被人为用尖锐物体扎刺造成的。 这个结论，虽然解决了“损伤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尖锐物体，是别人扎的，还是洪芳自己扎的？因为外人也有可能用针刺她的眼睛，造成这种损伤，所以，依旧不能证明洪芳是自伤骗保。 而洪芳这边，因为保险公司迟迟不进行理赔，心里也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生气。她觉得，自己确实是遭遇了意外，眼睛也确实瞎了，保险公司却故意刁难，拖延理赔，这是违反保险合同的行为。于是，在2000年12月28号，洪芳一怒之下，以违反保险合同为由，把保险公司告上了当地的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立即支付205万的理赔金。 市人民法院接到起诉之后，立刻受理了此案，并且通知原告洪芳和被告保险公司，各自准备相关材料，等待开庭审理。而双方都很清楚，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洪芳眼部损伤的成因，如果能证明是意外受伤，那么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如果能证明是自伤骗保，那么洪芳的诉讼请求就会被驳回，甚至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证明洪芳的伤情是如何造成的，辽宁省公安厅在2001年1月4号，专门邀请了陈世贤专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法医损伤鉴定处的田雪梅法医，原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校长翟建安，以及来自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中国刑警学院和辽宁省公安厅、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多名法医专家，齐聚沈阳，对这个案子进行集中会诊，希望能得出一个明确的鉴定意见。 专家们赶到沈阳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到宾馆的房间，开始仔细研究案件材料，包括洪芳的所有病历、检查报告、笔录、邻居证词等等，为下午的会诊做准备。 而陈世贤专家，在看到同仁医院开具的详细检验报告之后，结合洪芳之前叙述的遇袭过程，在脑海之中，开始还原当时的画面。可越还原，他就觉得越不对劲，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幅极其匪夷所思、不合常理的画面。 按照洪芳的叙述，歹徒一拳打到她的左侧太阳穴，把她打晕之后，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细针，一只手把她的眼睑翻开，另一只手用针，精准地刺向她的眼球，左眼刺了两下，右眼刺了一下，然后，没有翻动房间里的任何物品，没有抢任何钱，直接逃之夭夭了。 只有这一幅画面，才能同时符合洪芳的叙述，以及同仁医院开具的鉴定报告。可这幅画面，实在是太离谱了，有三个无法解释的疑问，始终萦绕在陈世贤专家的脑海里，让他无法相信。 家人们，你们也可以好好想想，这三个疑问，确实是致命的，只要想通了这三个疑问，真相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个疑问：眼角膜里虽然没有血管，就算被穿刺，也不会造成大量流血，但角膜上分布着大量的感觉神经末梢，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之一。用针刺角膜，那种疼痛感，是常人无法忍受的，哪怕是处于昏迷状态，也会被这种剧烈的疼痛惊醒，醒来之后，本能地就会闭上眼睛，并且拼命地挣扎、喊救命。可洪芳却说，自己被打晕之后，就一直昏迷，直到被邻居敲门叫醒，期间没有任何意识。这就奇怪了，歹徒怎么可能在她昏迷的情况下，连续三次，精准无误地刺中她的角膜，而且没有遭到任何反抗？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刺到眼睑，可洪芳的眼睑，却没有任何刺创，这根本不符合常理。 第二个疑问：9月25号，市中心医院对洪芳做的脑部ct显示，洪芳的颅脑内没有任何损伤，头皮也没有损伤。按照洪芳的说法，她是被歹徒一拳打在左侧太阳穴，导致昏迷的。可如果没有颅脑损伤，仅仅是太阳穴受到撞击，最多只能造成轻微的脑震荡，不可能造成深度昏迷，更不可能昏迷一个多小时，洪芳说自己是10点左右被打晕，11点左右被邻居叫醒，昏迷了整整一个小时，这和医院的诊断结果，严重不符。轻微脑震荡造成的昏迷，一般只有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不可能昏迷一个小时，而且醒来之后，也不会没有任何后遗症，可洪芳除了眼睛受伤，没有任何其他不适，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第三个疑问：洪芳的眼伤，做得太细腻、太专业了。刺的深度不深不浅，位置不偏不倚，刚好造成外伤性白内障，让视力受到损伤，但又没有完全失明，而且通过手术，还能恢复一定的视力。这显然不是一个入室抢劫的歹徒，会做出来的事情。歹徒入室抢劫，目的是为了钱，就算是为了泄愤，也会下手狠毒，直接把她的眼睛戳瞎，不可能这么“小心翼翼”，拿捏得这么精准。而且，这种精准的穿刺，需要非常专业的眼科知识，知道角膜的结构，知道刺到什么深度、什么位置，才能造成想要的损伤，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想到这里，陈世贤专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根本不是一起入室抢劫伤人案，而是洪芳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戏，她的眼睛，是她自己故意弄伤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巨额保险金，偿还自己的债务。 2001年1月5号上午，陈世贤专家把自己的想法，跟一同前来会诊的田雪梅法医进行了沟通。田雪梅法医，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专家，在损伤鉴定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听完陈世贤专家的分析之后，田雪梅法医也表示完全同意，她也觉得，洪芳的损伤，根本不可能是他人所为，就是自导自演的自伤行为。 随后，两个人就共同形成了公安部法医室的初步意见，准备在下午的专家组会议上，向各位专家汇报，进行讨论。 1月5号下午，由辽宁省公安厅法医室姜主任主持的专家组会议，正式开始。与会的十几位专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持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大部分专家都表示，无法肯定洪芳的双眼损伤系他人所为，亦或是自己所为，对自伤的嫌疑，既不能排除，也无法认定。 其中，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的刘教授，说出了大多数专家的心声，他叹了口气，说道：“同志们，洪芳的损伤，是可以肯定存在的，这一点，所有的检查报告都能证明。从最初的检查情况来看，她的眼睑淤血、肿胀，符合钝器伤的特点，但这到底是自己打的，还是被他人打的，很难确定。而且，最初检查报告里提到的‘渗出膜及晶状体混浊’，这个概念并不规范，从那份报告来看，无法反映出损伤的具体时间。” 刘教授接着说：“后来的检查，又发现她的角膜有穿刺伤，是尖锐物体所致，造成了晶体囊前膜破裂，这说明，她的双眼既有钝器伤，又有锐器伤。可问题是，说是造作伤（自伤），难以解释她的钝器伤是怎么来的；说是他人所为，又无法解释歹徒为什么只扎眼睛、不抢钱，为什么能精准地扎到角膜，不伤到眼睑。难呐，要想搞清这个案件的性质，真的太难了！” 刘教授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困惑，会议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就在这时，姜主任开口了，他看向陈世贤专家，说道：“陈主任，您是全国知名的刑侦专家，经手过无数疑难杂案，您对这个案子，肯定有不一样的看法，您给大家说说您的意见吧。” 陈世贤专家点了点头，缓缓站起身，清了清嗓子，把自己在1月4号总结出的三个疑点，一一摆了出来，并且还做了一些补充，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关键点上。 陈世贤专家说：“首先，根据同仁医院的检查报告，洪芳的角膜有三处针样穿刺状贯通伤，而且损伤位置精准，深浅一致，眼睑没有任何刺创。这就说明，在被刺伤的时候，洪芳的双眼睑是处于张开状态的，而且头部必须固定不动，不能有任何挣扎和反抗。如果头部稍有动作，伤口的位置和深度就会不一致，甚至会刺到眼睑。” “那么，要让头部保持固定不动，又不能伤及眼睑，只有两种可能性。”陈世贤专家接着说，“第一种，是洪芳当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完全没有意识，无法挣扎；第二种，是洪芳处于局部麻醉状态，感受不到疼痛，也无法挣扎。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可我们已经知道，洪芳的脑部ct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导致深度昏迷的损伤，仅仅是轻微的脑震荡，不可能造成深度昏迷，所以，第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陈世贤专家的语气十分肯定，“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洪芳当时是处于麻醉状态下，受到的损伤。而这种麻醉，不可能是歹徒强行给她注射的，因为现场没有任何注射的痕迹，也没有任何麻醉药物的残留。所以，只能是洪芳主观配合，自愿接受麻醉，然后让别人帮她造成这些损伤，或者，是她自己在麻醉状态下，给自己造成的损伤。” 紧接着，陈世贤专家又补充道：“而且，这种眼部损伤，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凶手不仅要懂得眼部的麻醉知识，还要掌握精准的刺入部位和深度，恰好让眼房水跑到晶状体内，使之混浊，形成外伤性白内障，既达到理赔条件，又不会真的完全失明。这种非常专业的眼科知识，只有从事眼科相关工作的人，才能具备。” “还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陈世贤专家继续说道，“白内障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眼病，外伤性白内障也不例外，具有可逆性。如果受伤后出现的混浊，不在瞳孔区正中位，对视力的影响并不明显；就算混浊严重，影响视力，也可以通过超声波粉碎治疗，或者手术更换人工晶体，完全可以使视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洪芳的眼伤，做得这么‘精准’，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理赔金，而不是真的想把自己弄瞎。” “最后，还有几个不合常理的地方。”陈世贤专家说道，“第一，根据洪芳的自述，歹徒的作案目的是勒索30万，可最终却只伤了她的眼睛，没有抢任何财物，作案行为与作案目的严重不符；第二，洪芳受伤之后，既没有报案，要求警方寻找凶手，也没有对她的丈夫细说遇袭的全过程，这不符合一个受害者的正常反应；第三，脑干诱发电位仪的检查结果，与洪芳自述的视力情况严重不符，说明洪芳有明显夸大病情的主观意图，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伤得更重’，更符合理赔条件。” 陈世贤专家的一番话，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把所有的疑点都串联了起来，有理有据，让在场的所有专家，都恍然大悟。原本争论不休的专家们，此刻都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纷纷点头，表示赞同陈世贤专家的分析。 大家都觉得，陈世贤专家把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把所有的疑点都集中起来分析，答案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洪芳的损伤，就是自导自演的自伤行为，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巨额保险金。 最后，经过全体专家的共同讨论，一致得出了最终的鉴定意见，并且全体专家都在鉴定意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确保鉴定意见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这份鉴定意见，一共有三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第一，伤者洪芳眼睑的淤血、肿胀，系钝器伤所致；眼球有穿通伤（左二右一），外伤性白内障鉴定成立。 第二，伤者两眼三次穿通伤，所伤部位有选择性，刺入深浅大体一致，两眼睑无刺创，说明刺伤时两眼睑处在张开状态，在造成损伤时，可以确定，伤者没有进行任何挣扎和反抗。 第三，伤者视力诱发视力波形基本正常，说明视力系统没有受损，与伤者自述“只有光感”不相符，说明伤者有明显夸大病情的主观意图。 这份鉴定意见，彻底打破了案件的僵局，为警方的侦查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市人民法院在拿到这份鉴定意见之后，当即决定，对洪芳起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合同一案，中止审理。而市公安局，则根据这份鉴定意见，正式对洪芳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警方立案侦查之后，立刻对洪芳进行了审讯。一开始，洪芳还死不承认，依旧坚持自己是遭遇了入室抢劫，眼睛是被歹徒打伤的，不断地喊冤，声称自己没有骗保。 可面对警方出示的大量证据，邻居的证词、保险业务员的证词、医院的检查报告、专家的鉴定意见，还有她自己负债累累、密集投保的证据，洪芳的心理防线，一点点被攻破。她知道，自己的谎言，已经被彻底戳穿了，再坚持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最终，在强大的心理压力和确凿的证据面前，洪芳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她承认，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偿还自己的巨额债务，于是就想到了通过自伤，骗取巨额保险金的办法。 洪芳交代，整个事情，都是她一人策划、一人实施的，步骤和陈世贤专家预料的，几乎一模一样。她先是在短期内，连续5次密集投保，总保额达到205万，为自己的骗保行为，做好了铺垫。然后，她利用自己之前所学的眼科知识，给自己的眼睛注射了少量的局部麻醉药物，让自己感受不到疼痛，之后，用一根细小的针，精准地刺向自己的角膜，造成了穿刺伤，又用钝器击打自己的眼睑，造成了淤血、肿胀，伪装成被歹徒打伤的样子。 而她之所以能做得这么专业，是因为她在下海做生意之前，是一名医学院的毕业生，而她的专业，正好就是眼科。她懂眼部的结构，懂麻醉知识，知道怎么下手，才能造成想要的损伤，既能达到理赔条件，又不会真的完全失明，还能通过手术恢复一定的视力。 她原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只要伪装得足够像，就能骗过保险公司，拿到205万理赔金，还清所有债务，然后再通过手术恢复视力，神不知鬼不觉地重新开始生活。可她千算万算，终究没算到，自己精心策划的骗局，会被经验丰富的保险调查员发现疑点，更没算到，会惊动公安部的顶尖刑侦专家陈世贤，把她所有的伪装，都一一戳穿。 洪芳交代完所有犯罪事实后，整个人瞬间垮了下来，趴在审讯室的桌子上，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忏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一时糊涂，想着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骗保，我不该拿自己的眼睛开玩笑，更不该无视法律，到头来，不仅没拿到一分钱，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所有信任我的人……” 家人们，听到这里，是不是也觉得很唏嘘？洪芳本来是医学院眼科毕业，有着专业的知识，要是好好利用自己的专业，无论是当医生，还是做相关的工作，都能有不错的发展。可她却因为一时的贪念，因为负债累累的压力，走上了骗保的歪路，不仅毁了自己的眼睛，还触犯了法律，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真的是得不偿失。 根据洪芳的犯罪事实，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市人民检察院以保险诈骗罪，对洪芳提起了公诉。市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洪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自伤身体，虚构保险事故，骗取巨额保险金，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且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洪芳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保险公司的相关损失。 至于洪芳的眼睛，虽然经过手术治疗，恢复了一定的视力，但因为之前的穿刺损伤过于严重，角膜和晶状体都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视力再也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只能模糊地看到一些光影，算是为自己的贪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的砖厂，因为无人打理，加上之前的债务纠纷，最终也宣告破产，所有的资产都被用来偿还债务。 而保险公司这边，因为及时发现了洪芳的骗保行为，并且通过警方的调查，拿到了确凿的证据，成功避免了205万的巨额损失。这件案子，也成为了当年保险行业和刑侦领域的典型案例，给所有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都敲响了警钟。 第254章 女教师分手后失踪，警方追凶千里，竟在河底找到她的遗骸 2016年7月6号傍晚，夕阳把天津的天空染成了一片暗沉的橘红色，晚风裹挟着渤海湾的湿气，吹在人身上黏腻又闷热。一辆印着“阜阳蓝天救援队”字样的白色救援车，缓缓驶入天津滨海新区的地界，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留下两道清晰的车辙，也载着千里之外的期盼与沉重，停在了指定集合点。 从安徽阜阳到天津，整整一千两百多公里，车队昼夜兼程，驾驶员轮换着开车，没人敢有片刻停歇。救援队的队员们大多面色凝重，眼底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却依旧身姿挺拔，他们不是来参与灾害救援，也不是来执行应急任务，而是要协助临泉县公安局，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寻找一名失踪近一个月的女教师的遗骸。 可能有人会问，千里迢迢，跨越两省，到底是什么样的失踪案，值得一支民间救援队如此奔波？别急，咱们慢慢说。临泉县，是阜阳市下辖的一个县城，地处皖西北，民风淳朴，咱们屏幕前、听友里，肯定有不少临泉的朋友，或许当年，你也听说过这起轰动全县的女教师失踪案。 故事，要从一个月前的6月11号说起。 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风带着初夏的燥热，吹过临泉县一所寄宿制中学的校园。下课铃声早已落下，学生们要么在宿舍休息，要么在校园里散步，整个校园都透着一股松弛的气息。晚上8点半左右，学校里的英语老师李华，独自离开了宿舍，没有和同事打招呼，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去哪里。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离开，她就彻底从家人和同事的世界里消失了，像一滴水融入了茫茫大海，再无踪迹。 李华今年28岁，毕业于本地的师范院校，毕业后就回到了临泉，在这所寄宿制中学任教。她性格温柔，讲课认真，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同事们也都愿意和她相处。因为学校是寄宿制，李华平时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只有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才会回乡下的家里看望父母。 6月11号晚上，李华的母亲王秀兰，像往常一样，晚饭过后就坐在客厅里等女儿的电话。平时这个点，李华总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父母的近况，说说学校里的趣事。可那天，王秀兰从晚上8点等到10点，电话铃始终没有响过。 “会不会是学校有事，忙忘了？”王秀兰心里犯嘀咕，拿起手机，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女儿的电话。电话那头，没有熟悉的铃声，只有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次关机，王秀兰还能自我安慰，或许是手机没电了。可她每隔十几分钟就打一次，从晚上10点打到凌晨，电话始终是关机状态。王秀兰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住她的心脏，让她喘不过气来。 她的老伴李建国，看着妻子坐立不安、频频抹泪的样子，心里也着急，但还是强装镇定地安慰她：“别慌，小华可能是去同事家串门了，手机没电了，明天一早就会联系我们的。” 可话虽如此，李建国自己的心里也没底。他了解自己的女儿，做事稳重，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失联，更不会让父母如此担心。 一夜无眠。6月12号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秀兰就拉着李建国，急匆匆地赶往县城的学校。一路上，她不停地念叨着“小华不会有事的”，可声音里的颤抖，却暴露了她的恐惧。 赶到学校后，他们找到了校长，急切地询问李华的情况。校长的回答，让夫妻俩如遭雷击，“李华老师昨天一天都没来上班啊，也没有向学校履行任何请假手续，我们也正想联系她呢，电话也打不通。” “什么？没来上班？”王秀兰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幸好李建国及时扶住了她。“不可能啊，她11号晚上还在宿舍，怎么会没来上班？她到底去哪了？” 校长也很无奈，只能陪着夫妻俩去李华的宿舍看看。打开宿舍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宿舍里一片整齐，电视机还开着，屏幕上播放着不知名的电视剧，声音调得不大；洗衣机里，还泡着几件没洗的衣服，水面上飘着泡沫；书桌前的电脑，也处于正常开机状态，屏幕上还停留在备课的页面，鼠标放在键盘旁边，像是刚离开不久。 没有打斗的痕迹，没有翻动的迹象，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可又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这孩子，怎么会突然走了？”王秀兰看着女儿的床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衣服没洗，电脑没关，电视也开着，她肯定是临时有什么事，匆匆离开的，她到底去哪了啊……” 校长看着眼前的场景，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忙说道：“叔，婶，你们别着急，我们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帮忙找。” 6月13号一大早，在校长和同事的陪伴下，王秀兰和李建国来到了临泉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接待他们的民警，听完他们的叙述，又查看了李华宿舍的现场，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民警分析，李华的离开非常仓促，没有任何准备，电视机、电脑、洗衣机都处于工作状态，说明她不是提前计划好要出门，更不是主动失联。结合她失联超过24小时，且没有任何消息，民警初步判断，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甚至有可能是一起命案。 为了尽快找到李华，临泉县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精干力量，全力开展调查工作。 与此同时，李华的家人也没有闲着。他们打印了几百张寻人启事，上面印着李华的照片、身高、体型和联系方式，在临泉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无论是超市、菜市场，还是小区门口、学校周边，都能看到寻人启事的身影。李华的同学、同事，也纷纷在朋友圈、微信群里转发寻人信息，一时间，“临泉女教师李华失踪”的消息，在临泉县城炸开了锅，成为了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阜阳电视台、临泉电视台也报道了这起失踪案，播放了李华的寻人信息，呼吁广大市民提供线索。一时间，无数热心市民打来电话，提供各种线索，专案组的民警们，逐一核实每一条线索，虽然大多都是无效信息，但他们没有丝毫懈怠，依旧耐心排查。 调查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调取学校的监控视频。民警们连续查看了学校门口、校园内的所有监控，终于在6月11号晚上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李华的身影。 监控显示，6月11号晚上8点32分左右，李华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一边走出了学校大门。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举止自然，脸上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正常出门办事。从学校大门出来后，她没有停留，径直朝着学校东边的方向走去。 学校东边不远处，有一个小区，小区门口停着一辆银色的小轿车。李华走到小轿车旁边，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由于监控摄像头离小区门口比较远，再加上当时是晚上，光线不好，小轿车的车牌号码根本看不清楚，驾驶位上的人，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无法辨认长相。 “就是这辆车！”专案组的侦查员指着监控画面，语气坚定地说道，“李华就是上了这辆银色小轿车之后，就彻底失联了，找到这辆车，就能找到突破口。” 随后，侦查员们调取了学校周边所有的监控视频，沿着李华上车的方向，一路追踪。可遗憾的是，仅仅追踪了200多米，就失去了目标。当时正值傍晚，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非常多，再加上晚上车灯闪烁，摄像头被灯光晃得模糊不清，根本无法看清这辆银色小轿车的行驶轨迹，也无法确定它到底驶向了哪里。 线索，似乎在这一刻中断了。 专案组没有气馁，他们调整了调查方向，开始走访李华的同事、同学、邻居，全面了解李华的社会关系，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走访过程中，李华的一位老同学，向民警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几年前，李华因为给一个学生补课，认识了那个学生的家长，名叫王战，是个离异的男人。后来，两人越走越近，慢慢就谈起了恋爱。不过，李华的家人一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觉得王战这个人不靠谱，而且王战还有过犯罪前科。” 民警连忙追问：“你知道王战的具体情况吗？他们最近的关系怎么样？” 老同学叹了口气，说道：“王战是临泉县白庙镇人，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天津打工，后来一直在天津那边活动。他以前因为盗窃，坐过好几次牢，口碑不好。李华的家人知道后，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李华也为此和家人吵过好几次。就在李华失踪前几天，我还听李华说，她已经向王战提出分手了，两人为此吵得很厉害，王战还威胁过李华，说不会放过她。” “威胁？”侦查员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你确定吗？王战具体是怎么威胁她的？” “具体怎么说的，我也不清楚，”老同学回忆道，“就是李华跟我抱怨的时候，提了一句，说王战不同意分手，还说如果她敢分手，就让她后悔。我当时还劝她，实在不行就报警，可她觉得王战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 老同学的话，让王战成为了这起失踪案的重点怀疑对象。李华失踪前，刚和王战提出分手，还遭到了王战的威胁，而李华失踪当天，乘坐的银色小轿车，也有可能是王战驾驶的。种种迹象表明，王战和李华的失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专案组立刻调取了王战的个人信息，并且尝试拨打王战的电话，可电话那头，始终没有信号；而李华的手机，依旧处于关机状态。“两人同时失联，要么是王战带着李华离开了，要么就是……”侦查员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后面的可能性，更加可怕。 考虑到李华和王战交往了一段时间，两人很可能有过一起住宿的记录，专案组决定，从临泉县各大宾馆、酒店的住宿记录入手，查找两人的踪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排查，民警们发现，在李华失踪的十几天前，也就是5月28号，李华曾经和一个登记信息为“王明”的男人，在临泉县一家宾馆办理了住宿手续，两人同住一个房间。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赶到了这家宾馆，调取了宾馆门口的监控视频。监控显示，当天下午，李华和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一起走进了宾馆，办理完住宿手续后，就上了楼。晚上，两人又一起走出宾馆，上了一辆银色的小轿车，离开了宾馆。 遗憾的是，监控画面依旧不够清晰，无法看清那个男人的长相。但民警们注意到，这辆银色小轿车的车牌号，是京N开头，尾号是788，车型是一辆老旧的日产尼桑轿车，这和李华失踪当天，在学校门口乘坐的那辆银色小轿车，车型一模一样！ “这个王明，到底是谁？”侦查员们陷入了沉思，“他会不会就是王战？如果不是，他和王战是什么关系？李华为什么会和他一起入住宾馆？” 为了查明王明的身份，民警们立刻调取了王明的户籍信息，并且联系了王明本人。让人意外的是，王明是天津人，当天一直在天津，根本没有来过临泉县，他没有作案时间，也不认识李华。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李华，也从来没有去过安徽临泉，”王明在电话里说道，“至于宾馆的住宿记录，肯定是有人盗用了我的身份信息，我前段时间丢过身份证，还没来得及补办。” 线索，再次中断了。 但专案组的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调查王明的社会关系，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这一查，竟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王战，竟然是王明的大舅子！ 原来，王明的妻子，是王战的妹妹。虽然王明不认识李华，也没有来过临泉，但王战作为他的大舅子，很可能知道他丢了身份证，并且盗用了他的身份信息，和李华一起入住宾馆，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专案组的民警们，找到了李华的家人和同事，让他们辨认宾馆监控里的那个男人。经过仔细辨认，李华的母亲王秀兰，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男人，正是王战！ “就是他！就是王战！”王秀兰情绪激动地说道，“我见过他一次，他来学校找过小华，我当时就劝小华和他分手，可小华不听，没想到，他竟然对小华做出这样的事！” 至此，王战的作案嫌疑，迅速上升。专案组立刻决定，全力追查王战的下落。 通过进一步调查，民警们了解到，王战今年32岁，临泉县白庙镇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先后两次入狱，出狱后，就一直在天津滨海新区活动，偶尔会回临泉老家。而那辆银色的日产尼桑轿车，经过核实，是一辆套牌车，车牌号是假的，自从李华失踪后，这辆车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在临泉县的监控画面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李华已经失踪5天了，到了6月16号。专案组的民警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调查，可依旧没有王战的任何踪迹。 “要找到李华，必须先找到王战。”专案组组长说道，“王战的老家在白庙镇，他很可能会回老家藏匿，我们立刻派人前往白庙镇，进行摸排调查。” 随后，一组侦查员，连夜赶往临泉县白庙镇，展开摸排工作。白庙镇地处临泉县西北部，村落密集，地形复杂，给摸排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侦查员们分成几个小组，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村民们是否见过王战，是否见过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走访到白庙镇某村的时候，一位村干部向民警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6月11号晚上11点左右，我在村头的路边，看到过一辆银色的小轿车，开进了村子。我认得那辆车，是王战的，以前他回村的时候，就开着这辆车。当时，我还看到王战坐在驾驶位上，至于车里有没有其他人，我没看清楚，天黑，距离也远。” “你确定是王战？确定是6月11号晚上？”侦查员连忙追问。 “确定！”村干部肯定地说道，“王战是我们村的人，我怎么会认错他？那天晚上，我正好在村头乘凉，看到那辆车开进来，灯光很亮，我特意看了一眼，就是王战在开车。” 这个线索，让侦查员们兴奋不已。6月11号晚上，正是李华失踪的当天，王战开着那辆银色小轿车回到了老家，这说明，李华很可能被王战带到了白庙镇，甚至有可能，李华的失踪，和王战在老家的行为有关。 侦查员们立刻赶到了王战的老家，对他的家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王战的家是一座老旧的平房，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很久没有人居住了。走进屋里，里面非常整洁，地面干净，家具摆放整齐，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 “难道，李华没有来过这里？”侦查员们心里犯嘀咕，“还是说，王战已经把痕迹清理干净了？” 就在侦查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从村里的小卖部老板那里，又得到了一条线索。小卖部老板说：“6月12号早上5点多，天还没亮，王战就来我这里买过烟，他当时看起来很慌张，脸色苍白，买了烟之后，就匆匆开车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5点多？”侦查员们立刻意识到，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6月12号早上5点多，距离李华失踪，还不到10个小时，王战这个时候出现在小卖部，而且神色慌张，里面肯定有问题。 专案组立刻调取了6月12号早上，白庙镇及周边的监控视频，进行全面排查。监控画面显示，6月12号早上5点30分左右，王战独自一人，开着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经过了姚集的卡口，一路向东，朝着临泉县城的方向驶去。 车子开到临泉县城前进路西段的时候，王战停下了车，掉了个头，然后朝着田桥开发区桥头的方向开去。到达桥头后，王战从车上下来，走到河边，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身体后仰，手臂用力向外一抛，像是把什么东西扔到了河里。 就在王战做出这个动作之后，李华的手机，彻底失去了所有信号，再也没有任何定位信息。专案组的民警们判断，王战扔到河里的，很可能就是李华的手机，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销毁证据，让警方无法通过手机定位，找到李华的下落。 扔完东西后，王战重新上车，掉头行驶，一直开到了杜庄加油站，然后拐上了120省道，重新回到了白庙镇。从白庙镇往北开了一段距离后，这辆悬挂着京N牌照的银色尼桑轿车，就彻底从监控视频里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王战肯定是往北方跑了，”专案组组长分析道，“白庙镇往北，就是河南沈丘县，他很可能会逃到河南，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立刻扩大追踪范围，把排查范围扩大到河南沈丘县刘福镇及周边地区。”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前往河南沈丘县，展开排查工作。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继续调取沿途的监控视频，追踪王战的行驶轨迹。 6月12号下午1点多，侦查员们在河南茏陵的大广高速入口，发现了一辆悬挂着京K牌照的银色尼桑轿车，这辆车正朝着河北的方向行驶。虽然车牌号从京N变成了京K，但侦查员们通过仔细比对车辆特征，发现这辆车，和王战驾驶的那辆套牌车，是同一辆车，两车的车身刮擦痕迹一模一样，年检标志、保险标志的粘贴位置，甚至车头的一个小装饰，都完全相同。 “王战换车牌了！”侦查员们立刻意识到，王战的反侦察意识非常强，他知道警方会通过车牌号追踪他，所以故意更换了假车牌，想要逃避警方的追查。 既然通过车牌号无法追踪，侦查员们就决定，通过车辆的唯一特征，进行全面甄别和追踪。他们调取了大广高速、河北境内所有的监控视频，一点点排查，终于发现，王战驾驶的这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先后更换了4个假车牌，分别是京N、京K、冀A、鲁N，但无论他怎么换车牌，车辆的特征始终没有变，侦查员们一直死死地盯着这辆车，没有让它从视线里逃脱。 在天津警方的协助下，侦查员们发现，这辆嫌疑车辆，从塘沽中心桥收费站南下高速后，就向西行驶，进入了天津郊区。可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方向的下一个监控视频里，再也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身影。 两个监控点之间的距离，只有5公里。专案组判断，王战的临时落脚点，很可能就在这5公里的范围之内。可天津郊区，地形复杂，工厂、修理厂、农田遍布，监控覆盖率很低，想要在这5公里范围内，找到一辆车，难度非常大。 但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在这5公里的范围之内，沿着公路，挨家挨户地排查，重点排查修理厂、停车场、废弃厂房等地方，寻找嫌疑车辆；另一路人马，前往天津大港区公安分局，调取王战以往涉案的相关信息，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了解王战在天津的活动轨迹和社会关系。 通过天津大港区公安分局的协查，侦查员们了解到，王战在2015年3月份，曾经多次在天津港偷窃柴油，涉案金额较大。而他当时盗窃所用的车辆，是在一家名叫“宋军修理厂”的地方维修的。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家修理厂，正好就在嫌疑车辆消失的5公里排查范围之内！ “就是这里！”侦查员们立刻驱车，前往宋军修理厂，进行暗中摸排。 宋军修理厂位于天津郊区的一条偏僻小路旁，周围都是农田和废弃的厂房，平时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侦查员们开着一辆民用车辆，缓缓从修理厂门前经过，目光紧紧盯着修理厂的停车场。 就在这时，侦查员们的目光，被停车场里的一辆车吸引住了，那是一辆银色的日产尼桑轿车，正挂在修车架子上，车身的刮擦痕迹，和王战驾驶的嫌疑车辆，一模一样！ “就是它！”侦查员们压抑住内心的兴奋，缓缓掉转车头，再次从修理厂门前经过，仔细观察。这一次，他们确认，这辆挂在修车架子上的车，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嫌疑车辆！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把车停在了距离修理厂不远的地方，下车步行，悄悄来到修理厂门前，通过修理厂大门的缝隙，向院子里观察。院子里，站着六七个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修车，其中一个穿着黑色短裤、身材高大的男人，正靠在墙边，抽烟聊天。根据之前掌握的王战的体貌特征，侦查员们判断，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王战！ 修理厂是封闭的，大门紧闭，侦查员们无法进入院子，只能在门外观察里面的动向。而大门的位置，非常显眼，很容易暴露身份。为了安全起见，侦查员们只能暂时离开，在修理厂附近的隐蔽处，进行监视，同时，立刻向专案组汇报情况，请求增援。 过了大约10分钟，8名增援的民警，赶到了现场。就在民警们准备进场，实施抓捕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王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突然从墙边站起来，快步走到修车架子旁，匆匆说了几句话，然后就钻进了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发动车辆后，他猛地踩下油门，车子发出一声轰鸣，冲破修理厂的大门，朝着外面冲了出来。 门口的民警们，猝不及防，只能下意识地躲闪。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也为了防止王战在逃窜过程中，伤害到无辜群众，民警们没有立刻开车追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战，驾驶着嫌疑车辆，消失在远处的小路上。 “追！”专案组组长一声令下，民警们立刻上车，朝着王战逃窜的方向追去。可由于王战逃窜的速度太快，再加上郊区的小路错综复杂，很快，就失去了王战的踪迹。 抓捕行动，再次失败。 但专案组的民警们，并没有气馁。他们立刻控制了修理厂的老板宋军，对他进行询问，了解王战来修理厂的情况，以及他的逃窜方向。可宋军却一口咬定，他不认识王战，也不知道这辆银色尼桑轿车是谁的，只是有人把车放在这里维修，他什么都不知道。 民警们知道，宋军是在故意隐瞒真相。他们调取了修理厂的监控视频，真相一目了然。监控显示，6月21号下午1点半左右，王战驾驶着那辆银色尼桑轿车，来到了修理厂，把车交给宋军维修。在修车的过程中，王战一直心神不宁，时不时地走到门口，观察修理厂外面的情况。 其实，在民警们第一次开车经过修理厂门前的时候，王战就已经发现了他们。他看到民警们的车，两次经过修理厂大门，还有人从大门外往里张望，立刻意识到，警方已经找到这里了。于是，他立刻让宋军把车从修车架子上放下来，启动车辆，冲破大门，仓皇逃窜。 就在侦查员们在修理厂里面，进一步调查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缓缓开进了修理厂。开车的是一位女士，她没有注意到，穿着便装的侦查员们，随口就问宋军：“王战人呢？他让我来取点东西。” 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侦查员们，瞬间警觉起来。“王战？”一名侦查员立刻上前，假装随意地问道，“你找王战干什么？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那位女士，看到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又看到宋军紧张的表情，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她连忙掉转车头，想要开车离开修理厂，可已经来不及了，侦查员们立刻上前，将她控制住。 经过询问，民警们了解到，这位女士姓孙，是天津本地人，和王战是情人关系。孙某说，6月18号晚上，王战突然找到她，神色慌张，说自己遇到了麻烦，让她帮忙，把他的那辆银色尼桑轿车，送到宋军修理厂维修，主要是维修轮胎和后备箱。 “他没说遇到什么麻烦吗？”民警问道。 孙某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他只是说，让我别多问，帮他把车修好就行，还说，等他处理完事情，就来取车。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更不知道什么李华失踪的事。” 随后，侦查员们在孙某驾驶的白色小轿车里，搜出了王战的个人物品，包括：盗窃柴油用的作案工具、1万元现金、王战的身份证，以及一个电话本。 专案组的民警们判断，王战肯定还会和孙某联系。他现在仓皇逃窜，身上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多少现金，肯定会想办法，从孙某这里，拿回自己的身份证和现金。于是，民警们对孙某进行了布控，要求孙某，一旦有王战的电话打入，立刻通报给警方，并且，对每一个打入的电话，都进行登记，和王战电话本上的号码，逐一比对。 时间，在紧张的等待中，一点点过去。6月22号上午，孙某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尾号为5553的陌生号码。孙某看了一眼，说自己不认识这个号码，没有接听。 侦查员们立刻拿起孙某的手机，查看这个尾号为5553的号码，并且，和王战电话本上的号码，进行比对。这一比，发现了不对劲，这个尾号为5553的号码，竟然记在王战的电话本上，备注名称是“建”，旁边还打了一个五角星，看起来，这个号码的主人，和王战的关系非常密切。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这个尾号为5553的号码的相关信息，发现这个号码的机主，是山东德州人，名叫郭建。 “郭建？”侦查员们陷入了沉思，“这个郭建，和王战是什么关系？王战会不会在逃窜之后，去投奔郭建了？” 为了查明真相，专案组立刻展开调查，了解郭建的相关信息。这一查，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郭建，曾经是王战的狱友，两人在监狱里认识，出狱后，还一起合伙盗窃过柴油，是王战的同伙。而且，郭建现在住在山东乐陵，距离天津不远。 “王战肯定是去投奔郭建了！”专案组组长坚定地说道，“他现在走投无路，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伙，寻求帮助。我们立刻奔赴山东乐陵，通过郭建，寻找王战的下落。” 与此同时，专案组又获得了另外一条重要线索，6月21号下午，也就是王战从宋军修理厂逃窜之后，有人在天津与乐陵之间的一家街边超市，看到过王战。 侦查员们立刻赶到了这家街边超市，找到了超市老板，向他了解情况。超市老板回忆道：“那天下午，有一个穿着黑色上衣、黑色短裤、运动鞋的男人，来我这里打电话。他看起来很慌张，神色憔悴，头发乱糟糟的，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在说什么‘别暴露我’‘我在这边躲躲’之类的话。他打完电话，也没给钱，就匆匆走了，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 通过超市老板的描述，再结合王战的体貌特征，民警们确认，这个男人，就是王战。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有没有说要去哪里？”侦查员问道。 “没有，他身上什么都没带，看起来很落魄，”超市老板说道，“也没说要去哪里，打完电话就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回头看，好像在怕什么人跟踪他。” 民警们分析，王战现在已经走投无路，身上没有现金，也没有身份证，只能四处躲藏，就像一只惊弓之鸟，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惊慌失措。这种状态，虽然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也说明，他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就一定能找到他。 随后，专案组的民警们，连夜奔赴山东乐陵，在乐陵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对郭建展开了暗中监控。郭建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就在家里待着，偶尔会出去和朋友聚会，行踪比较规律。 民警们在郭建家附近，隐蔽起来，进行24小时监控。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天一夜过去了，郭建的行踪，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王战和他联系的迹象，甚至，王战都没有出现在郭建家附近。 “难道，我们判断错了？王战没有来投奔郭建？”侦查员们心里犯嘀咕。 就在这时，专案组通过全国交警查缉布控系统，获得了一条重要信息，6月22号中午12点多，王战驾驶着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出现在了乐陵市境内，此时，车辆悬挂的，依旧是京K的假车牌。 这个发现，让侦查员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我们的判断没错，王战确实来了乐陵，他就是来投奔郭建的！”专案组组长说道，“他现在肯定就在乐陵，只是隐藏得比较深，我们继续监控郭建，他一定会和郭建联系的。” 接下来，就是一场比拼耐性的较量。民警们继续在郭建家附近，进行隐蔽监控，不敢有丝毫松懈。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到了6月24号傍晚。夕阳西下，夜幕渐渐降临，乐陵市的街道上，灯火通明。就在这时，郭建突然从家里出来，急匆匆地朝着附近的一家宾馆走去。 侦查员们立刻跟上，远远地看着郭建，走进了那家宾馆。大约10分钟后，郭建从宾馆里急匆匆地走了出来，神色慌张，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异常后，就匆匆离开了。 “他肯定是来给王战定房间的！”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冲进宾馆，亮明身份，向宾馆前台询问情况。 宾馆前台的工作人员，看到民警的证件，连忙说道：“刚才那个男人，来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号是302，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今天晚上会来住，让我们留好房间。” “好！”侦查员们立刻说道，“我们就在这里守着，等他的朋友来。” 随后，侦查员们分成两组，一组在宾馆大厅隐蔽，一组在302房间门口的楼道里，做好了抓捕准备，一场守株待兔、瓮中捉鳖的抓捕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傍晚6点，等到晚上9点，整整三个小时，宾馆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始终没有看到王战的身影。侦查员们的心里，越来越紧张，他们担心，王战会不会察觉到什么，又逃跑了。 就在这时，宾馆门口，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那个男人，穿着黑色的上衣和短裤，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一边往宾馆里瞅，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神色慌张，左右张望，像是在确认，有没有人跟踪他。他从宾馆门口的北边，走到南边，又掉头回来，反复观察了好几次，确认没有异常后，才低着头，匆匆走进了宾馆。 “就是他！王战！”楼道里的侦查员，一眼就认出了他，立刻压低声音，向其他同事发出信号。 王战走进宾馆大厅后，没有停留，径直朝着电梯口走去，按下了电梯按钮。电梯到达一楼后，他走进电梯，按下了3楼的按钮。 当电梯门打开，王战走出电梯，走进3楼楼道的时候，早已埋伏在楼道里的侦查员们，立刻冲了上去，一把将王战按倒在地。 “不许动！警察！”侦查员们厉声喝道，冰凉的手铐，瞬间铐在了王战的手腕上。 王战挣扎了几下，想要反抗，但他根本不是侦查员们的对手，很快就被控制住了。他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 抓捕成功！ 侦查员们压抑住内心的兴奋，将王战带到了宾馆的房间里，开始对他进行审讯。可无论民警们怎么询问，王战始终一言不发，低着头，沉默不语，既不承认自己认识李华，也不交代李华的下落，甚至连他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停在哪里，都不肯说。 “王战，你别以为你沉默不语，我们就找不到证据，”审讯民警语气严肃地说道，“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线索，知道李华的失踪，和你有关。你现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一直沉默，等待你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 可王战，依旧不为所动，依旧沉默不语，只是不停地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 与此同时，民警们找到了郭建，对他进行了询问。郭建知道，王战已经被抓，再隐瞒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就交代了一些线索。他说，王战找到他之后，说自己惹了大麻烦，让他帮忙找个地方躲一躲，还说，他的车排气管坏了，他偷了一个车罩，把车给盖上了，停在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根据郭建提供的线索，民警们连夜对宾馆周围，展开了全面排查，寻找王战的那辆银色尼桑轿车。可排查了一整夜，依旧没有找到车辆的踪迹。 专案组分析，王战是走着来到宾馆的，这说明，车辆停放的位置，应该离宾馆不远。于是，民警们决定，顺着王战来宾馆的方向，倒着排查，一点点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中午，民警们在宾馆对面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王战的那辆银色尼桑轿车。这辆车，被车罩严严实实地盖着，停在两处民宅之间的狭窄间隙里，非常隐蔽，如果不仔细寻找，根本发现不了。 民警们掀开汽车罩，看到这辆车的时候，都愣住了，这辆车，干净得反常。车身被擦拭得一尘不染，车内的座位、中控台、仪表台，都像是重新换过的一样，崭新崭新的，没有一丝灰尘，也没有任何杂物。这种干净，不像是正常车主的做法，反而像是二手车商，为了卖车，特意清理的。 “不对劲，他肯定是在销毁证据！”侦查员们立刻说道。他们仔细检查了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后备箱被冲洗得格外干净，甚至连缝隙里，都没有一丝污渍。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把后备箱冲洗得这么干净，这只能说明，后备箱里，曾经装过什么东西，王战想要彻底销毁痕迹。 技术人员立刻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和检验。与此同时，审讯工作，也一直在持续进行。 审讯室里，民警们改变了审讯策略，不再直接询问李华的下落，而是和王战，聊起了他和李华之间的感情。 “王战，你和李华，认识这么多年，感情一直很好，甚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你真的舍得伤害她吗？”民警语气平缓地说道，“李华是个好姑娘，温柔善良，她对你是真心的，可你呢？你因为她提出分手，就对她下毒手，你对得起她吗？对得起她的父母吗？” 听到“李华”这两个字，王战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眼神也变得飘忽不定，不再像之前那样空洞。民警们注意到，这个细微的变化，知道王战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松动了。 民警们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心里也有愧疚，也有后悔。你现在主动交代，把李华的下落说出来，让她能够入土为安，也算是对她，对她的家人，有一个交代。如果你一直隐瞒下去，你这辈子，都会活在愧疚和悔恨之中，永远得不到安宁。” 时间，一点点过去。审讯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王战沉重的呼吸声。 四个小时后，王战终于抬起了头，脸上布满了泪水，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他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地说道：“我错了……我对不起小华……” 随后，王战终于交代了，自己因为感情问题，杀害李华的全部过程。 原来，6月11号晚上，王战驾驶着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来到李华所在的学校门口，给李华打电话，约她出来。李华虽然已经向王战提出了分手，但架不住王战的反复恳求，还是答应了出来，想和王战，把事情说清楚。 李华上车后，王战就驾驶着车辆，把她带回了自己在临泉县白庙镇的老家。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气氛非常压抑。 6月12号早上5点左右，两人在王战的家里，再次因为分手的事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战苦苦哀求李华，不要和他分手，说他是真心喜欢她，想要和她结婚，好好过日子。可李华的态度，非常坚决，她说，两人不合适，王战有犯罪前科，她的家人也坚决反对，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未来。 争吵越来越激烈，王战被李华的话，刺激到了，一时冲动，失去了理智，对李华实施了伤害，导致李华不幸身亡。 冷静下来之后，王战非常害怕，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旦被警方发现，肯定会被判死刑。他思前想后，觉得在安徽临泉，很容易被警方查到，而他对天津比较熟悉，于是，就决定把李华的尸体，拉到天津，进行处理，销毁证据。 随后，王战清理了家里的痕迹，驾驶着那辆银色的尼桑轿车，带着李华的尸体，离开了白庙镇。一路上，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他先后更换了4个假车牌，在大广高速入口，把京N的车牌，换成了京K的车牌，在高速服务区，又更换了另外两个假车牌，直到进入天津塘沽，才换回了京K的车牌。 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在对那辆银色尼桑轿车进行拆解勘察的时候，在后备箱的一个夹层里，发现了一根毛发，以及一个点状的斑迹。经过专业的检验，确认这根毛发，是李华的，那个点状斑迹，也是李华的遗留物。这个发现，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的物证。 根据王战的交代，他到达天津之后，就把李华的尸体，抛弃在了大港区太平镇附近的一个垃圾场。 6月30号，专案组的民警们，押解着王战，来到了天津大港区太平镇的那个垃圾场，进行现场指认，并且，组织人员，寻找李华的尸体。 可那个垃圾场，非常大，垃圾堆积如山，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当时已经是7月份，天津的天气，非常炎热，垃圾场里，蚊虫遍地，苍蝇嗡嗡作响，环境极其恶劣。民警们和工作人员，顶着酷暑，在垃圾场里，一点点地寻找，从早上找到晚上，整整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李华的尸体。 7月1号，专案组又调来了两台挖掘机，对垃圾场，展开了全面的挖掘和搜索。挖掘机一点点地挖掘，工作人员一点点地清理，两台挖掘机，几乎把整个垃圾场，翻了一个遍，可依旧没有找到李华的尸体。 这时候，民警们意识到，不对劲。如果李华的尸体，真的被抛弃在这个垃圾场，那么，无论王战怎么处理，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可他们找了两天，什么都没有找到。 民警们把目光，投向了站在一旁的王战。王战始终保持着沉默，脸色苍白，眼神躲闪，不停地向民警要烟抽，一根接一根，手指因为紧张，不停地颤抖，情绪也非常不稳定。 “王战，你老实交代，你到底把李华的尸体，抛弃在了哪里？”民警厉声问道，“你别以为，你隐瞒不说，我们就找不到。你现在撒谎，只会加重你的罪行！” 可王战，依旧沉默不语，只是低着头，不停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 专案组的民警们，意识到，王战很可能是在隐瞒真相，他之前交代的垃圾场，很可能是假的，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干扰警方的调查。 无奈之下，7月2号，专案组只能先把王战，押解回临泉县，再想办法，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回到临泉之后，民警们，改变了办案思路。他们知道，王战除了这起故意杀人案之外，还涉嫌多起盗窃案件，本身就是一名在逃犯。于是，民警们决定，不再提故意杀人案的事情，而是从王战的盗窃案件入手，一点点瓦解他的心理防线。 审讯室里，民警们不再追问李华的下落，而是拿出王战以往盗窃柴油的案件卷宗，逐一和他核对。起初，王战依旧沉默，但当民警们说出他每次盗窃的时间、地点、涉案金额，甚至说出他作案时的细节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松动了，他没想到，警方竟然掌握了他这么多盗窃的证据，这些证据，足够让他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 “王战，你盗窃的案件，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再怎么沉默，也改变不了事实。”民警语气平缓地说道，“但你要知道，故意杀人案，比盗窃案严重百倍。你现在隐瞒李华的下落，就是罪加一等，等待你的，只会是更严厉的惩罚。可如果你能彻底坦白，说出李华尸体的真实下落，让她得以安息，让她的父母得到慰藉，法庭在量刑时，或许会考虑你的认罪态度，给你一次从轻处罚的机会。” 民警的话，像一把锤子，彻底击碎了王战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猛地趴在审讯桌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声里充满了悔恨、恐惧和绝望。哭了许久，他才渐渐平复下来，擦干脸上的泪水，声音沙哑地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比沉重的真相，他根本没有把李华的尸体抛弃在垃圾场，而是扔进了天津大港区太平镇附近的独流减河河道里。 “我撒谎了……”王战低着头，声音颤抖，“我知道垃圾场人多眼杂，你们迟早会发现我在撒谎，可我就是不想让你们找到她，我怕你们找到她之后，我就彻底没有退路了。我把她扔进了独流减河，那里水很深，河道也宽，我以为，尸体只会越飘越远，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真相终于大白。专案组的民警们，虽然早已预料到王战在撒谎，可听到这个答案时，依旧心情沉重。他们立刻将这一情况上报，并且联系了天津警方，协调专业的打捞队伍，同时，也通知了阜阳蓝天救援队，一同前往独流减河，展开遗骸打捞工作，这也是开头那支救援队千里奔赴天津的原因。 7月6号傍晚，阜阳蓝天救援队抵达天津滨海新区后，立刻与当地民警、打捞队伍汇合。独流减河河道宽阔，水流湍急，加上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浑浊，能见度极低，再加上王战抛尸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尸体很可能被水流冲到下游，或者被河底的淤泥掩埋，打捞难度极大。 救援队员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迅速整理好打捞装备，穿上救生衣，乘坐冲锋舟，开始在王战指认的抛尸区域，一点点展开搜索。民警们则在岸边警戒，同时根据王战交代的细节，不断缩小搜索范围。天津的七月，酷暑难耐，河面上闷热异常，蚊虫叮咬不止，救援队员们顶着烈日和蚊虫，一遍又一遍地在河道里搜索，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服，手上磨出了水泡，却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停下。 时间一天天过去，打捞工作陷入了僵局。从7月6号到7月10号，整整五天时间，救援队员和民警们，不分昼夜地在独流减河搜索，动用了冲锋舟、声呐探测仪等多种设备，可始终没有找到李华的遗骸。李华的父母，也赶到了天津，他们每天都坐在河边，望着浑浊的河水，以泪洗面，一遍遍呼唤着女儿的名字，期盼着能找到女儿的遗体，让她入土为安。 “我们不能放弃！”救援队队长看着疲惫的队员们，坚定地说道，“李老师还在等着我们，她的父母还在等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找到她，给他们一个交代！” 随后，大家调整了打捞策略，结合王战交代的抛尸时间、水流速度，以及当地的水文资料，重新划定了搜索范围，重点搜索河道的浅滩和淤泥堆积区。7月11号上午，就在救援队员们利用声呐探测仪，在一处浅滩区域探测时，仪器突然发出了异常信号，水下有不规则的异物，疑似人体遗骸。 救援队员们立刻兴奋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冲锋舟，靠近探测区域，然后穿戴好潜水装备，轮流下水探查。水下淤泥深厚，视线模糊，潜水队员们在水下一点点摸索，每一步都格外谨慎。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名潜水队员终于在淤泥中，摸到了一具包裹着编织袋的遗骸。 “找到了！找到了！”潜水队员浮出水面，激动地大喊。岸边的民警、救援队员和李华的父母，听到这句话，瞬间围了过来。救援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遗骸从水中打捞上来，小心翼翼地打开编织袋，里面的遗骸，虽然已经高度腐烂，但通过衣物碎片和牙齿特征，再结合后续的dNA鉴定，确认这就是失踪近一个月的女教师李华。 当确认遗骸身份的那一刻，王秀兰再也忍不住，扑在遗骸上，嚎啕大哭，嘴里不停地喊着：“小华！我的小华！妈妈终于找到你了……”李建国站在一旁，眼圈通红，双手不停地颤抖，强忍着泪水，却还是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在场的民警和救援队员们，看着这一幕，也都红了眼眶，连日来的疲惫，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无尽的惋惜和心疼。 遗骸打捞成功后，专案组立刻将李华的遗骸送回临泉，交由家属处理，让她得以入土为安。而王战，也因为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被正式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2017年3月，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王战对自己杀害李华、抛尸河道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忏悔自己的罪行。 结合王战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以及他的盗窃前科，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战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一审判决后，王战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至此，这起轰动临泉全县的女教师失踪案，终于尘埃落定。 第255章 出租屋双尸谜案：4天追凶，揭开抢劫强奸碎尸的惊天真相 一对恋人，突然倒在出租屋的土炕上，身体早已高度腐烂，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现场门窗完好，没有打斗痕迹，看似是情到深处的殉情自杀，可刑侦人员的一个细微发现，却打破了这份“悲情”的假象，两个手机充电器稳稳插在电源上，手机却不翼而飞；男死者的姿势诡异，不像是自然入睡，反倒像是死后被人刻意搬上炕的。 更令人费解的是，同屋居住的另一名女子，在案发后凭空消失，没有带走任何生活用品，仿佛从未出现过。 是殉情，还是他杀？失踪女子是凶手，还是另一个受害者？ 2003年，烟台芝罘区的一条老巷里，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面对扑朔迷离、盘根错节的案情，烟台警方多路出击，辗转济南、福州、广州、深圳、四川等多个省市，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顽强的毅力，仅用4天时间，就揭开了这起集抢劫、强奸、碎尸于一体的特大恶性案件的真相，将隐藏在黑暗中的凶手绳之以法。 2003年的春节，年味还未完全消散，烟台的街头巷尾依旧残留着鞭炮的余味，各大歌舞厅、夜总会却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忙。霓虹闪烁，音乐嘈杂，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穿梭其间，享受着夜色带来的放纵与狂欢。 市区某夜总会里，领班张姐却没心思享受这份热闹，脸上满是焦躁。已经连续三天了，夜总会里两名跳舞的骨干小姐，还有一名男服务生，竟然同时没来上班，没有请假，没有留言，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张姐从事这行多年，见过不少员工跳槽、临时请假的情况，但三个核心员工同时失联，还是头一次。她拿起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三个人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却始终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冰冷提示音。 “难道是一起跳槽到别的夜总会了？”张姐心里犯着嘀咕，又带着几分不甘。这三个员工都是店里的得力干将，女的长得漂亮、舞技出众，男的机灵能干，平时很受客人欢迎，要是真的一起跳槽，对店里的生意影响可不小。 她不敢耽搁，立刻派了两个员工，前往三人暂住的芝罘区福裕巷寻找。两个员工辗转找到那片老旧的居民区，七拐八绕才找到指定的住处，敲了半天门，屋里没有任何动静，窗户也紧闭着，看不到一点灯光。他们又询问了周围的邻居，邻居们都说，好几天没见过这三个人出门了，也没听到屋里有什么异常动静。 员工回来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姐。张姐皱了皱眉，心里的不安又加重了几分，但转念一想，这年头年轻人跳槽频繁，或许他们真的是找到了更好的出路，故意不打招呼就走了。这么一想，张姐也就渐渐放下了心，没有再过多追问这件事，任由这三个人“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份侥幸，竟让她错过了发现真相的最佳时机。 3月7日的上午，天阴沉沉的，带着初春的寒意。夜总会的大门刚打开，就迎来了两个神色慌张、面容憔悴的老人，正是那名男服务生的父母。老人一见到张姐，就激动地抓住她的手，声音颤抖着说：“张领班，求你帮帮我们，我们儿子不见了，已经11天了，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不到他！” 张姐的心猛地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席卷了全身。她看着老人红肿的眼睛和疲惫的面容，想起了三天前三个员工同时失联的反常现象，之前的侥幸心理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慌。 “大叔，大妈，你们别着急，我这就带你们去他们住的地方看看！”张姐不敢耽搁，立刻召集了几个员工，陪着老人，急匆匆地赶往芝罘区玉顺巷31号内的16号，那是三个员工合租的出租屋。 玉顺巷是一条老旧的小巷，两旁的房屋大多是低矮的平房，墙壁斑驳，路面坑洼不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31号楼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小楼，16号就在这栋楼的顶层。 几个人快步爬上楼梯，来到16号房门前。张姐走上前，用力敲了敲门，“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刺耳，可屋里却没有任何回应。她又加大了力度，敲了十几下，依旧听不到一点动静。 男服务生的母亲急得直掉眼泪，拉着张姐的胳膊说：“领班，你快想想办法，我儿子肯定在里面，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看着老人焦急的模样，张姐也慌了神，她知道，再等下去不是办法。“大家一起用力，把防盗门撬开！”张姐咬了咬牙，对着身边的员工说道。 几个年轻力壮的员工立刻围了上来，有的用螺丝刀撬锁，有的用肩膀撞门，“哐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几分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响，防盗门被成功撬开，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瞬间从屋里扑面而来，呛得所有人都忍不住捂住了鼻子，连连后退。 “这是什么味道？太臭了！”一个员工忍不住干呕起来。 张姐强忍着恶心，借着楼道里微弱的光线，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屋里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中的恶臭越来越浓，几乎让人窒息。她下意识地朝屋里的土炕看去，这一看，吓得她魂飞魄散，尖叫着转身就跑，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出租屋。 其他人见状，也连忙凑过去查看，当看到土炕上的景象时，所有人都被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土炕上，躺着两具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肿胀变形，皮肤呈现出暗黑色，身上的衣物也被腐蚀得不成样子，无数蛆虫在尸体上蠕动，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男服务生的父母看到这一幕，当场就瘫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不停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场面十分凄惨。 “快，快报警！”张姐缓过神来，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里满是恐惧。 接到报案后，北大西街派出所副所长李柏宏不敢耽搁，立刻带领民警，携带勘查工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下车后，民警们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拉起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同时疏散了周围的邻居，避免现场遭到破坏。 随后，分管刑侦的领导也带领着刑侦大队的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疾驰而至。技术人员穿上勘查服，戴上手套和口罩，小心翼翼地走进出租屋，开始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查。李柏宏副所长则在现场外围指挥调度，询问相关人员情况，收集初步线索。 现场位于31号楼的顶层，是一间不大的平房，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土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个破旧的衣柜。令人奇怪的是，现场非常整齐，桌子上的物品摆放有序，衣柜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门锁和窗户也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破坏的迹象，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人来过一样。 土炕上的两具尸体，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确定为一男一女。两人身上都没有明显的伤痕，体表完好，初步判断为窒息死亡，但具体的死亡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解剖检验才能确定。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面容难以辨认，给身份确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就在这时，男死者的父母和夜总会的员工们，强忍着悲痛和恐惧，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旁，仔细辨认。凭借着男死者独特的发型，以及身上那件熟悉的外套，他们最终确认，这名男死者，正是他们苦苦寻找了11天的男服务生；而旁边的女死者，正是男服务生的恋爱对象，也是夜总会的跳舞小姐之一。 身份确认后，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重。所有人都在疑惑：这对恋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门窗完好，没有打斗痕迹，两人又互为恋人，乍一看，很像是一起殉情自杀案件。可常年从事刑侦工作的技术人员，凭借着职业的敏感，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现场，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 第一个疑点：屋内的两个手机充电器，都稳稳地插在电源上，指示灯亮着，显然是一直在充电，但两个死者的手机，却不见了踪影。如果是殉情自杀，两人不可能在自杀前特意拔掉手机，更不可能把手机带走，唯一的可能，就是手机被别人拿走了。 第二个疑点：男死者的姿势十分诡异。他躺在土炕的一侧，身体僵硬，四肢摆放不自然，不像是自然入睡的状态，反倒像是死后被人刻意搬上炕的。而且，男死者和女死者的身体距离较远，不像是生前睡在一起的样子，这与他们恋人的身份十分不符。 第三个疑点：法医初步判断两人为窒息死亡，但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煤气泄漏的痕迹，也没有找到任何可能导致意外窒息的物品，结合两人的姿势和现场的其他情况，更像是被人勒死的。 这三个疑点，彻底推翻了“殉情自杀”的猜测，也让在场的刑侦人员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他杀案件，而且凶手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杀人后还刻意伪造了现场，企图迷惑警方。 当天晚上9点，北大西街派出所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一片忙碌。劳累了一天，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的刑侦人员们，聚集在会议室里，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手里拿着现场勘查报告和询问记录，神情严肃地研究着案情。 “现场门窗完好，没有打斗痕迹，说明凶手很可能是熟人，或者是有钥匙能进入屋内的人，否则不可能在不破坏门窗的情况下进入屋内，还不被死者发现。”一名侦查人员率先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观点。”另一名侦查人员接着说道，“而且凶手杀人后，还刻意伪造了现场，把现场整理得整整齐齐，伪装成殉情自杀的样子，这说明凶手具有一定的作案经验，很可能是流窜惯犯，或者是有过犯罪前科的人。” “还有，现场发现了两个死者，但同屋居住的还有一个女子，现在下落不明，这个女子的身份很可疑。”李柏宏副所长皱着眉头说道，“而且，凶手一次性杀死两个人，动作干净利落，不像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人以上。” 会议室里，大家各抒己见，围绕着现场勘查和访问获得的情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个个观点被提出，又被反复推敲，案情的性质和侦破方向，也在这场讨论中，一步步清晰起来。 最后，孙坚成副局长来到会议室，听完大家的讨论后，神情严肃地为本案定了性：“结合现场的疑点和初步调查的情况，我可以明确，这不是一起殉情自杀案，而是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凶手系两人以上，而且对现场情况非常熟悉，很可能是死者的熟人，或者是知道他们居住情况的人。根据尸体腐烂程度和现场环境判断，发案时间大概在2月25日上午。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围绕着与被害人熟悉的人展开调查，尤其是那个失踪的女子，一定要尽快找到她，她很可能是本案的关键人物。” 孙坚成副局长的话，为侦破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天晚上，由烟台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分局局长雷新华挂帅的破案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部下设侦查组、技术组、走访组等多个小组，明确了各小组的职责和任务，一场紧张而艰巨的追凶之战，正式打响。 参战的刑侦人员们，没有丝毫懈怠，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走访组的民警们，对案发地周围的居民进行挨家挨户的排查和访问，询问他们在2月25日前后，是否看到过可疑人员出入31号楼，是否听到过屋内有异常动静；技术组的民警们，再次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试图从现场找到凶手留下的痕迹；侦查组的民警们，则围绕着两名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调查，重点排查他们的同事、朋友、恋人，以及所有可能与他们有矛盾、有利益往来的人。 就在刑侦人员们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访问的时候，一条重要的线索，意外浮出了水面。 通过对夜总会员工的进一步询问，民警们了解到，在案发地居住的，除了两名死者之外，还有一位名叫刘玲的女子，也是夜总会的跳舞小姐，和两名死者是同事，平时也住在玉顺巷31号内的16号。但奇怪的是，从2月25日案发后，刘玲就凭空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和夜总会的任何同事联系过。 更令人可疑的是，有夜总会的员工反映，2月24日晚上，刘玲还正常上班，第二天（也就是案发当天）晚上，有人在案发地附近，看到刘玲和一个高个子男人一起溜达，但由于当时天色较暗，加上距离较远，没有看清那个高个子男人的相貌，只能隐约看到他身材高大，穿着黑色的外套。 这条线索，立刻引起了刑侦人员的高度重视。民警们立刻对刘玲的身份展开调查，可调查结果却让大家感到意外，刘玲竟然是一个假名，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始终无法确定。 随后，民警们又从夜总会的其他员工口中了解到，刘玲和男死者之间，也保持着恋爱关系。也就是说，男死者同时和两名女子交往，一名是已经死亡的女死者，另一名就是失踪的刘玲。 结合现场情况和刘玲的突然失踪，以及案发当天晚上她和高个子男人在现场附近出现的种种迹象，刑侦人员们分析，刘玲的作案嫌疑瞬间凸显出来。 “难道是刘玲因为争风吃醋，嫉妒男死者和另一名女死者的关系，所以伙同那个高个子男人，杀死了两名死者，然后畏罪潜逃？”一名侦查人员提出了这样的猜测。 “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另一名侦查人员补充道，“两名死者都是夜总会的员工，平时收入不低，身上可能有不少现金和贵重物品，刘玲和那个高个子男人，很可能是为了抢劫财物，才痛下杀手。” 可疑问也随之而来：如果刘玲是凶手，她为什么要在案发后突然失踪？而且她没有带走任何生活用品，连平时常用的化妆品、衣物都留在了出租屋，这不符合畏罪潜逃的常理，要么是她仓皇潜逃，来不及带走；要么是她故意留下这些物品，制造自己也是受害者、被人绑架或杀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警方。 反之，如果刘玲不是凶手，那她又去了哪里？是被凶手杀害了，还是被绑架了？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那个和她一起在现场附近出现的高个子男人，又是什么身份？ 一个个疑问，像一团团迷雾，缠绕在刑侦人员的心头。但大家都清楚，刘玲是侦破本案的关键突破口，只要找到刘玲，就能揭开这些疑问，找到真正的凶手。因此，刑侦人员们把寻找刘玲，作为了侦破本案的核心工作。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们了解到，这个化名刘玲的女青年，年龄在20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皮肤白皙，五官精致，再加上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在烟台的娱乐行业里，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刘玲的社交圈非常广泛，也十分复杂。在她交往的人当中，既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一掷千金的老板，也有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之徒。这些人分布在烟台、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青岛、潍坊等20多个城市，想要在短时间内，查清所有和刘玲关系密切的人，绝非一件简单的事。 但困难再大，也动摇不了刑侦人员查破此案的决心。为了尽快找到刘玲的下落，烟台警方立刻向全国各省市的兄弟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请求他们协助调查刘玲的相关情况，同时，安排多名侦查人员，分多路前往刘玲可能出现的城市，展开排查。 在各省市兄弟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刑侦人员们加班加点，日夜奋战，很快就查清了所有和刘玲关系密切的人，并对这些人进行了逐一排查、询问。可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人都表示，在2月25日案发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刘玲，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更让人疑惑的是，那个在案发当天晚上，和刘玲一起在现场附近溜达的高个子男人，始终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个人，就像一个谜，缠绕在刑侦人员的心头，让大家十分头疼。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刘玲已经被害，刑侦人员们还把刘玲的照片，发往了全省各地的公安机关，请他们对2月25日以后发现的无名女尸，进行逐一辨认，希望能找到刘玲的尸体。可一段时间下来，收效甚微，没有任何地方发现与刘玲特征相符的无名女尸。 线索似乎陷入了僵局，侦破工作也遇到了瓶颈。但刑侦人员们没有放弃，他们重新回到案发地，对出租屋内刘玲遗留的物品，进行了再次仔细的查看，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被忽略的线索。 出租屋内，刘玲的物品摆放得很整齐，化妆品、衣物、鞋子都放在原位，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侦查人员们耐心地翻查着每一件物品，从衣服的口袋，到化妆品的盒子，再到桌子的抽屉，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就在这时，一名侦查人员在屋角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纸片。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片展开，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包裹邮寄单。邮寄单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清，邮寄人姓名写的是“贾平”，邮寄地址是四川省绵阳市某村，邮寄的物品是一部三星牌手机。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刑侦人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对这张邮寄单进行了仔细的查看，又在现场不显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张银行储蓄卡。经过银行系统的查询，这张储蓄卡的持有人，姓名竟然是“曹平”。 “贾平”“曹平”，这两个名字，和“刘玲”之间，有什么关系？难道刘玲和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还是说，这两个人和刘玲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查清这个疑问，刑侦人员们再次来到夜总会，询问刘玲的同事。其中一名和刘玲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回忆起一件事：春节前，刘玲确实往外地邮寄过一部三星牌手机，当时她还帮刘玲打包过包裹，但刘玲没有说过邮寄给谁，也没有说过邮寄地址。 除此之外，这名同事还说，刘玲平时非常喜欢吃腊肉，而且她吃的腊肉，从来都不是在烟台买的，全都是从外地寄来的。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过刘玲收到的包裹，包裹上的寄件地址，好像就是四川省绵阳市的一个村子，和邮寄单上的地址，大致相符。 结合这些信息，刑侦人员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刘玲很可能就是“贾平”，而“曹平”，或许是她的别名，也可能是她的家人。四川省绵阳市某村，很可能就是刘玲的老家。 破案指挥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做出决定，派遣一支由5名侦查人员组成的小组，连夜前往四川省绵阳市，前往那个邮寄单上的村子，展开调查，确认刘玲的真实身份，以及她的下落。 四川绵阳市的那个村子，位于偏远的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侦查人员们一行5人，从烟台出发，乘坐火车、汽车，辗转颠簸了整整三天三夜，翻过高山，越过河流，穿过崎岖的山路，终于赶到了那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 村子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分散在山坡上，村民们大多以种地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侦查人员们没有丝毫休息，立刻找到了村里的村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并拿出刘玲的照片，请他们帮忙辨认。 村干部和村里的几位老人，围着照片仔细辨认了一番，纷纷点头说：“认识，这是我们村的贾平，今年20岁左右，年前还在家过年，过完年就出去打工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个确认，让侦查人员们十分兴奋，刘玲的真实身份，终于查清了，她就是贾平，这个村子，就是她的老家。 随后，侦查人员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对贾平的家人和邻居，进行了秘密的调查访问。从他们的口中，侦查人员们了解到，贾平从小就比较叛逆，不爱读书，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和家里联系。春节前，贾平回到了村里，在家待了几天，过完春节后，就又外出打工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在做什么工作。 “她出去打工的时候，有没有带什么特别的东西？有没有说过要去什么地方？”侦查人员问道。 贾平的母亲摇了摇头，眼里满是担忧：“没有，她就带了几件衣服，说出去挣钱，具体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她都没有说，我们也不敢多问。她性格比较内向，有什么事也不跟我们说。” 调查结束后，侦查人员们陷入了困惑之中。刘玲（贾平）自春节后就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她到底去了哪里？是活还是死？她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充当着什么角色？是凶手，还是受害者？ 带着这些疑问，侦查人员们只能暂时离开四川，返回烟台，向破案指挥部汇报调查情况。 就在侦查人员们翻山越岭，前往四川调查刘玲的同时，烟台本地的调查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刑警大队和北大西街派出所的民警们，对案发地玉顺巷31号周围的居民，进行了挨门逐户的排查和访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 在排查过程中，民警们找到了这处出租屋的房东。本以为能从房东口中，了解到一些关于三名租客的情况，可没想到，房东的回答，却让民警们十分失望。 房东拿出一份去年签订的租房合同，递给民警们，无奈地说：“我就知道这么多了，这份合同是去年和一个年轻人签订的，租期一年，现在已经过期了。至于后来是谁在里面住，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也没有跟我打过招呼，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屋里查看。” 民警们仔细查看了这份租房合同，合同上的租客姓名，并不是两名死者，也不是刘玲，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很显然，签合同的这名租客，在租期到期后，没有通知房东，就擅自将房屋转租给了别人，而且很可能转租过多次，这就导致房东对后来的租客，一无所知。 线索再次中断，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决定，扩大排查范围，查找所有以前在此租住过，或者熟悉这处房屋的人，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经过几天的努力，在排查了几十个人之后，一个名叫雨婷的女人，引起了刑侦人员们的注意。 根据调查，雨婷也是一个化名，真实身份不详，她和失踪的刘玲（贾平）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平时经常一起出入，而且在案发之前，雨婷曾经多次和刘玲通过电话，但通话的具体内容，没有人知道。 更重要的是，有邻居反映，这个名叫雨婷的女人，春节前还和她的对象，在玉顺巷31号内的16号住过一段时间，而且手里有这处出租屋的房门钥匙。后来，两人一起离开了烟台，去了济南，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回过烟台。 “雨婷有房门钥匙，而且和刘玲关系密切，她很可能知道刘玲的一些情况，甚至可能和这起案件有关。”李柏宏副所长说道，“找到雨婷，或许就能找到刘玲的下落，就能揭开案件的真相。” 破案指挥部立刻做出决定，派遣侦查人员，前往济南，寻找雨婷的下落。 可调查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侦查人员们赶到济南后，经过多方调查得知，雨婷也是一个没有固定住所的人，而且已经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她在济南的具体位置。更让人意外的是，有知情人士反映，雨婷前段时间被人打成了重伤，现在好像在躲避什么人的追杀，行踪十分隐蔽。 为了尽快找到雨婷，侦查人员们在济南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对济南市区大大小小的酒店、招待所、小旅馆，进行了全面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们白天走访，晚上蹲守，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终于在济南市区的一家偏僻小旅馆里，找到了如惊弓之鸟的雨婷。 此时的雨婷，脸色苍白，神情憔悴，鼻子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眼神里充满了恐惧，看到侦查人员的那一刻，她吓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追杀她的人来了，连连后退，嘴里不停地喊着：“别过来，别过来，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 侦查人员们连忙安抚她的情绪，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你别害怕，我们是烟台公安局的民警，我们不是来伤害你的，我们是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的。” 雨婷这才稍稍镇定下来，看着侦查人员们，眼里依旧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在侦查人员的耐心劝说下，雨婷终于打开了话匣子，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雨婷说，她的真实姓名叫李娜，雨婷是她在夜总会工作时用的化名。她的未婚夫叫王洪渊，两人是在潍坊认识的，去年8月份，两人一起从潍坊来到烟台打工，当时一同来的，还有刘玲（贾平）。三人一起租住在玉顺巷31号内的16号，她和刘玲同在一家夜总会，做跳舞小姐，王洪渊则在一家工地打工。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雨婷和刘玲经常要和一些男宾接触，有时候还要陪客人喝酒、聊天。王洪渊是一个性格暴躁、占有欲极强的人，看到雨婷和别的男人接触，心里就很不舒服，经常和雨婷吵架，还多次劝说雨婷辞职，不要再做跳舞小姐。 可雨婷觉得，做跳舞小姐收入比较高，能尽快攒钱，和王洪渊结婚，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辞职。王洪渊对此十分不满，心里憋了一肚子的气，两人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春节前，王洪渊再也忍受不了，一赌气，就一个人回到了济南，留下雨婷和刘玲，继续在烟台打工。春节期间，王洪渊来到烟台，把雨婷接回了济南，打算让她在济南找一份工作，不要再回烟台了。 2月5日，在济南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雨婷，实在受不了济南的平淡生活，也不想放弃夜总会的高收入，就对王洪渊说，她想回烟台去挣钱。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王洪渊心中的怒火。他本来就对雨婷做跳舞小姐的事情十分不满，现在雨婷竟然还要回去，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愤怒之下，王洪渊飞起一脚，狠狠踢在了雨婷的鼻子上，只听“咔嚓”一声，雨婷的鼻子被踢断了，鲜血瞬间流了下来，疼得她满地打滚。 雨婷又疼又怕，想要报警，可王洪渊却一把抓住她，恶狠狠地威胁道：“你敢报警试试！我不仅杀了你，还要杀了你全家！” 为了防止雨婷逃跑、报警，王洪渊把雨婷软禁在了出租屋里，没收了她的手机和身份证，每天只给她送少量的食物和水，对她进行严密的看管。雨婷就这样，在恐惧和痛苦中，被王洪渊软禁了近二十天。 2月24日下午，王洪渊外出租影碟，临走前，反复叮嘱雨婷，不准逃跑，否则就杀了她全家。王洪渊走后，雨婷看着紧闭的房门，心里的恐惧越来越强烈，她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被王洪渊折磨死。于是，她趁着王洪渊不在家的机会，用尽全身力气，撬开了窗户，跳窗而逃，躲在了济南的这家小旅馆里，偷偷养伤。 讲述完自己的遭遇，雨婷忍不住哭了起来，眼里满是委屈和恐惧。 侦查人员们耐心地安抚着她的情绪，等她平静下来后，问道：“你认识两名死者吗？认识刘玲吗？” 雨婷点了点头，擦了擦眼泪，说道：“认识，两名死者，男的叫张强，女的叫李娟，他们是恋人，和我、刘玲一起住在玉顺巷31号。刘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在夜总会上班。” 就在这时，雨婷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不经意地说道：“对了，2月25日早晨8点左右，我接到了李娟打来的电话，她问我现在在哪里，能不能马上回烟台，说有急事相商。我当时就把王洪渊打我的事情，告诉了她，还哭着求她帮忙，可没想到，她什么话也没说，就直接挂掉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就打不通了。” 雨婷的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侦查人员们的强烈关注，一个巨大的疑点，瞬间浮现在大家的脑海里。 要知道，雨婷、刘玲、李娟，都是夜总会的跳舞小姐，她们的工作时间都是晚上，白天则在家睡觉，这是这个行业的常态。早晨8点，正是她们睡得最香的时候，李娟这个时候给雨婷打电话，本身就十分反常。 更反常的是，雨婷把自己被王洪渊打成重伤、被软禁的事情告诉李娟后，李娟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一句安慰的话，没有一句关心的话，甚至连问一句“你有没有事”都没有，就直接挂掉了电话。这对于关系不错的朋友来说，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 “难道，当时王洪渊就在李娟的身边？”一名侦查人员立刻提出了猜测，“李娟打电话的时候，被王洪渊控制住了，所以她不敢多说什么，不敢安慰雨婷，只能匆匆挂掉电话，生怕引起王洪渊的不满，遭到伤害。” 这个猜测，得到了所有侦查人员的认可。而且，大家还想到，雨婷曾经和王洪渊一起在玉顺巷31号住过，王洪渊手里，很可能也有这处出租屋的房门钥匙，他完全有能力，在不破坏门窗的情况下，进入屋内。 种种迹象表明，王洪渊的嫌疑，越来越大。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和刘玲一起在现场附近出现的高个子男人，也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凶手。 破案指挥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下令，对王洪渊实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同时，安排侦查人员，在适当的时机，对王洪渊进行秘密抓捕。 可侦查人员们很快就发现，王洪渊已经销声匿迹了。他没有回到济南的出租屋，也没有和任何熟人联系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们拿着王洪渊的照片，以及他的相关资料，找到了夜总会的员工、玉顺巷的邻居，还有王洪渊的一些熟人，让他们进行辨认。结果证实，案发当天晚上，和刘玲一起在现场附近溜达的那个高个子男人，正是王洪渊。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银行调查的侦查人员，也传来了重要消息：案发当天（2月25日），女死者李娟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有一笔5000元的存款被人取走，通过银行监控录像查看，取款人正是王洪渊。 线索越来越清晰，王洪渊就是本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但此时，王洪渊已经失踪，而且他很可能知道雨婷已经向警方提供了线索，随时可能会对雨婷进行报复。为了确保雨婷的安全，侦查人员们立刻将雨婷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安排专人进行保护。 就在大家全力寻找王洪渊行踪的时候，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济南市某银行调查的侦查人员，发现了王洪渊的踪迹：2月27日，李娟名下的另一笔5000元存款，被人用密码取走，从银行的监控录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取款人正是王洪渊，而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侦查人员们立刻把监控录像带给雨婷辨认，雨婷一眼就认出，那个站在王洪渊身边的女人，正是失踪多日的刘玲（贾平）。 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此时的刘玲，神情呆滞，眼神空洞，行动有些迟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尤其是在输入银行卡密码的时候，她的手不停地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一副受制于人的样子，很明显，她是被王洪渊胁迫的，并不是自愿和王洪渊一起去取款的。 看到这里，所有的侦查人员都恍然大悟，之前的疑惑，也终于有了答案。 王洪渊杀死张强和李娟后，并没有杀死刘玲，而是将她劫持到了济南，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刘玲作案后，畏罪潜逃的假象，让警方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刘玲身上，从而转移警方的视线，嫁祸于刘玲，自己则可以趁机逃脱。 但大家也清楚，刘玲知道王洪渊的犯罪事实，王洪渊不可能一直把她带在身边，一旦王洪渊觉得刘玲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她杀害灭口。因此，抓捕王洪渊，解救刘玲，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破案指挥部立刻下令，调集所有可用的警力，全力追捕王洪渊，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王洪渊抓获，解救刘玲。 可抓捕王洪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王洪渊性格狡猾，心思缜密，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而且他常年流窜于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行踪诡秘，居无定所，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根据侦查人员们收集到的情报，王洪渊在得知雨婷向警方提供线索后，已经被惊动了，他意识到警方正在全力追捕他，于是就开始四处逃窜，目前正在往广州的方向逃窜。 3月9日晚上8点，王洪渊突然给雨婷打来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十分沙哑，语气也很阴沉：“李娜，我现在在广东中山，你最好别跟警察胡说八道，否则，我就算是天涯海角，也会回来杀了你全家！” 接到电话后，雨婷吓得浑身发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侦查人员。侦查人员们立刻分析，王洪渊给雨婷打电话，很可能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迷惑警方，让警方以为他真的在广东中山，从而转移警方的注意力，自己则趁机逃往其他地方。 但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个可能，侦查人员们还是立刻抽调警力，连夜赶往广州，在广州、中山等地展开布控，排查王洪渊的踪迹。可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狡猾的王洪渊，并没有在广东中山，他只是故意给雨婷打了一个电话，迷惑警方，随后就又逃向了深圳、福州等地，而后又悄悄转回了济南，跟刑侦人员们玩起了“捉迷藏”。 侦查人员们紧紧跟在王洪渊的身后，辗转广州、深圳、福州、济南等多个城市，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懈怠。但王洪渊十分狡猾，每次都能提前察觉到警方的踪迹，在警方赶到之前，就悄悄溜走，始终无法将他抓获。 经过几天的追踪和分析，侦查人员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王洪渊身上带的现金不多，而广东、深圳等地的消费很高，不利于他长期潜伏和生存。他给雨婷打电话，故意透露自己在广东中山，很可能就是为了引开警方的视线，而他真正的藏身之处，很可能还是在济南，毕竟，他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济南的环境比较熟悉，而且济南的消费相对较低，也更容易隐藏自己。 破案指挥部立刻做出调整，将抓捕的重点，重新放回济南，集中所有警力，对济南市区的酒店、招待所、小旅馆、出租屋等地方，进行全面的排查，务必找到王洪渊的踪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紧张排查，3月18日，侦查人员们终于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情报：王洪渊在济南市区的一家宾馆露面了，而且还和几个朋友在一起。 侦查人员们立刻赶到这家宾馆，进行秘密侦查，确认了王洪渊的藏身之处。为了确保抓捕成功，不打草惊蛇，侦查人员们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在宾馆周围进行布控，密切关注王洪渊的一举一动，等待最佳的抓捕时机。 3月19日晚上10点多钟，经过缜密的侦查，侦查人员们终于摸清了王洪渊的具体位置，他正和5个朋友，在济南某宾馆的一个房间里打麻将。此时的王洪渊，放松了警惕，一边打麻将，一边喝酒，脸上满是得意的神情，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张大网，已经悄然向他张开。 抓捕时机已经成熟，烟台和济南两地的警方，迅速行动起来，悄悄包围了这家宾馆，封锁了宾馆的所有出口。随后，几名侦查人员，在宾馆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悄悄来到王洪渊所在的房间门口，做好了抓捕准备。 “行动！”随着一声令下，侦查人员们猛地一脚踹开房门，“哐当”一声，房门被踹得粉碎。屋里的人，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懵了，手里的麻将牌掉了一地。 “不许动！警察！”侦查人员们迅速冲进房间，亮出警官证，厉声喊道，同时，快速控制住了屋里的所有人。 王洪渊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因为打麻将被抓赌，脸上满是不屑，嘴里还不停地嚷嚷着：“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不就是打个麻将吗？至于这么大阵仗吗？” 可当他看到，前来抓捕的警察，不仅有济南本地的，还有烟台的警察时，脸上的不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慌乱，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瞬间袭上心头。 他知道，自己的末日，终于来了。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王洪渊开始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呼小叫，一会儿胡言乱语，一会儿又沉默不语，试图以此来迷惑警方，蒙混过关。 可侦查人员们早已看穿了他的把戏，没有被他的伪装所迷惑。他们耐心地对王洪渊进行审讯，摆事实，讲道理，向他宣讲法律知识，告诉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道理。 见装疯卖傻这招不灵，王洪渊又改变了策略，装出一副认罪伏法的样子，主动交代了自己到烟台杀人的经过，但他却故意隐瞒了自己的主谋身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失踪的刘玲身上，声称是刘玲因为争风吃醋，嫉妒张强和李娟的关系，所以劝说他一起杀人，他是被刘玲胁迫的。 当侦查人员们问起刘玲的下落时，狡猾的王洪渊，又开始编造谎言，说刘玲现在在广州，他和刘玲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侦查人员们心里十分清楚，王洪渊是在撒谎。广州等地，他们已经翻遍了全城，根本没有找到刘玲的踪迹，刘玲不可能在广州。而且，从银行的监控录像来看，刘玲是被王洪渊胁迫的，根本不可能是主谋。 为了戳穿王洪渊的鬼话，侦查人员们拿出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银行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报告等等，一一摆在王洪渊的面前。 看着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王洪渊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只能低着头，乖乖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经过，以及刘玲的下落。 原来，2月24日晚上，王洪渊从外面租完影碟回到出租屋，发现雨婷竟然跳窗逃跑了，而且还带走了自己的一些现金。他气得暴跳如雷，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报复的念头，他认为，雨婷之所以敢逃跑，肯定是得到了刘玲、张强、李娟等人的帮助。 愤怒之下，王洪渊立刻找到了自己昔日的一个同学，名叫赵磊（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两人商量后，决定连夜赶到烟台，找到雨婷，报复她，同时，也趁机抢劫张强、李娟等人的财物，他们知道，张强和李娟是夜总会的员工，平时收入不低，身上肯定有不少现金和贵重物品。 当天晚上，王洪渊和赵磊，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匕首等工具，乘坐火车，连夜赶到了烟台。由于王洪渊之前和雨婷一起在玉顺巷31号住过，手里有房门钥匙，所以，第二天（2月25日）凌晨，两人趁着天还没亮，用钥匙悄悄打开了16号房的房门，潜入了屋内。 进屋后，他们发现屋里没有人，仔细查看了一下屋内的陈设，判断雨婷确实没有回到烟台，只有张强、李娟和刘玲三个人在屋里睡觉。 看到这种情况，王洪渊和赵磊，就萌发了抢劫的恶念。两人轻手轻脚地走到炕边，趁着三人熟睡，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悄悄绕到张强和李娟的身后，猛地勒住了他们的脖子。睡梦中的两人来不及反应，只能发出微弱的挣扎声，四肢不停地扭动，可王洪渊和赵磊的力气极大，勒得越来越紧，没过几分钟，张强和李娟就没了动静，身体渐渐僵硬下来。 一旁的刘玲被突如其来的动静惊醒，刚要尖叫，就被赵磊一把捂住了嘴，死死按在炕上。刘玲吓得浑身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拼命地挣扎着，却根本挣脱不开赵磊的控制。王洪渊则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没有丝毫怜悯。 控制住刘玲后，赵磊兽性大发，不顾刘玲的拼命反抗和哀求，将她拖到了另一间屋里，对她实施了残忍的强奸。刘玲哭得撕心裂肺，却只能任由赵磊肆意摧残，那种绝望和恐惧，让她几乎崩溃。 另一边，王洪渊则走到已经死去的李娟身边，用力摇晃着她，试图从她身上找到现金和贵重物品。可翻遍了李娟的口袋，只找到了少量现金和一部手机。王洪渊不甘心，又走到张强的身边，同样翻找了一番，也只找到了一些零钱和身份证。 “妈的，就这么点钱？”王洪渊骂了一句，脸上满是不满。他想起李娟是夜总会的小姐，平时收入不低，身上肯定还有其他财物，于是就走到被赵磊控制的刘玲面前，恶狠狠地问道：“李娟的银行卡在哪里？密码是多少？” 刘玲被吓得浑身发抖，哪里还敢隐瞒，连忙颤抖着说道：“银……银行卡在她的包里，密码……密码是她的生日。” 王洪渊立刻找到了李娟的包，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张银行卡。他又让赵磊看好刘玲，自己则拿着银行卡，匆匆离开了出租屋，前往附近的银行取款。凭借着刘玲提供的密码，王洪渊顺利取走了卡内的5000元现金。 取完钱后，王洪渊回到了出租屋。看着炕上两具冰冷的尸体，又看了看一旁瑟瑟发抖的刘玲，他的心里突然升起一丝恐惧。他知道，自己犯了抢劫罪，而且还杀了人，一旦东窗事发，起码要被判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可能是死刑。一想到这里，他就不寒而栗，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杀人灭口，彻底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和赵磊商量后，决定将张强和李娟的尸体处理掉，同时，为了制造刘玲作案后畏罪潜逃的假象，他们决定暂时不杀刘玲，把她带回到济南，让警方以为是刘玲因争风吃醋杀死了张强和李娟，然后逃到了济南。 为了让假象更逼真，王洪渊特意出去买了10瓶高度白酒，回到出租屋后，他和赵磊一起，逼迫刘玲和已经死去的张强、李娟“喝下”白酒，他们把白酒倒在三人的嘴里，弄湿他们的衣服，制造出三人喝醉酒后发生争执、自相残杀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后，王洪渊和赵磊又将张强和李娟的尸体重新摆放好，整理了一下屋内的陈设，尽量让现场看起来像是殉情自杀或者酒后互杀的样子。随后，他们带着刘玲，悄悄离开了出租屋，锁好房门，乘坐火车，连夜返回了济南。 回到济南后，王洪渊和赵磊分了赃，王洪渊拿走了取来的5000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赵磊则拿走了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零钱和一些贵重物品。分赃完毕后，两人就各自逃窜，约定以后不再联系，以此来躲避警方的追查。 王洪渊带着刘玲，找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住了下来。他对刘玲看得很紧，没收了她的手机，每天只给她少量的食物和水，不准她出门，生怕她逃跑或者向警方报案。刘玲整天活在恐惧之中，她知道，王洪渊迟早会杀了自己，可她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忍受，等待着一丝逃跑的机会。 可刘玲终究没有等到逃跑的机会。3月2日的晚上，王洪渊看着熟睡的刘玲，心里的杀意越来越浓。他知道，刘玲是唯一知道自己犯罪事实的人，只要刘玲还活着，自己就始终有被暴露的风险。于是，他拿起身边的绳子，悄悄走到刘玲的床边，猛地勒住了她的脖子。 刘玲从睡梦中惊醒，拼命地挣扎着，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哀求，可王洪渊却丝毫没有手软，勒得越来越紧，直到刘玲没有了呼吸，身体渐渐僵硬下来。 杀死刘玲后，王洪渊并没有立刻逃离，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刘玲的尸体。他知道，一旦尸体被发现，警方很快就会查到自己头上。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办法，碎尸、煮熟、掩埋，彻底销毁证据。 他在旅馆里找了一把菜刀，将刘玲的尸体肢解成小块，然后烧了一壶开水，将尸块煮熟，以此来破坏尸体的dNA，让警方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做完这一切后，他趁着夜色，带着煮熟的尸块和刘玲的衣物，分别前往黄河和济南的护城河边，将尸块和衣物一点点抛入河中，试图让尸体彻底消失在水中，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处理完尸体后，王洪渊才放心地离开了旅馆，开始四处逃窜。他先后逃到了广州、深圳、福州等地，可由于身上的现金越来越少，加上警方的追捕越来越紧，他只能又悄悄转回济南，试图在济南隐藏起来，等待风头过去。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烟台和济南两地的警方，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顽强的毅力，一路追踪，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的踪迹，将他成功抓获。 王洪渊交代完所有犯罪经过后，警方立刻根据他的供述，前往黄河和护城河边，寻找刘玲的尸骨和衣物。经过几天的打捞和搜寻，警方终于找到了部分尸骨和衣物，经过dNA鉴定，确认这些尸骨正是失踪多日的刘玲（贾平）。 与此同时，警方根据王洪渊的供述，也顺利抓获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赵磊。面对警方的审讯，赵磊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如实交代了自己和王洪渊一起抢劫、强奸、杀人的全部经过。 至此，这起发生在烟台芝罘区玉顺巷的特大恶性抢劫、强奸、杀人碎尸案，终于真相大白。 不久后，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王洪渊和赵磊因犯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第256章 老实汉杀妻藏尸山洞！湖北崇阳命案，真相藏着二十年委屈 2014年5月5号，天刚蒙蒙亮，湖北崇阳县桂花泉镇的大山还裹在一层薄薄的晨雾里，空气里飘着山间特有的潮湿气息，混着泥土和野草木的味道。唐山村6组的土路上，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裤脚沾满了露水和泥点，头发凌乱，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慌张，连呼吸都带着急促的喘息，这个人，就是49岁的于冰。 他没往别的地方去，径直朝着老婆柳娟的娘家赶，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他好几次差点摔倒，却连停顿一下扶稳身子的心思都没有，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娟子，柳娟到底在哪？ 于冰今年49岁，在唐山村住了一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身材不算高大，平时话不多，看起来就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庄稼汉。可此刻的他，眼神涣散，嘴角哆嗦着，浑身都在微微发抖，哪里还有半分平时的沉稳模样。 一路狂奔，终于到了柳娟娘家的门口，于冰连门都没来得及敲，一把推开虚掩的木门，踉跄着冲了进去。院子里，柳娟的哥哥正在喂鸡，听到动静回头一看，见于冰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顿时愣了一下。 “哥！哥！”于冰扑过去，一把抓住大舅子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声音里带着哭腔，还有难以掩饰的慌乱，“那……那娟子，娟子她回来了吗？你见着她了没有？” 大舅子被他抓得胳膊生疼，再看他这副急得快要疯了的模样，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摇头：“没有啊，没见着她回来啊！怎么了？娟子没跟你在一起？” “没……没有……”于冰的声音瞬间低了下去，抓着大舅子胳膊的手也松了劲，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双腿一软，“噗通”一声就瘫软在了地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嘴里喃喃自语：“怎么会没回来……怎么会……” 大舅子见状，心里也慌了神。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妹夫了，于冰性子闷，平时就算天塌下来，也很少有这样失控的时候。现在他这副模样，显然是出了天大的事。这时候，大舅子才突然回想起来，昨天下午，于冰就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语气急匆匆地问他柳娟有没有回娘家，当时他正在忙农活，也没太在意，随便说了一句“没有”就挂了电话，现在想来，那时候于冰的语气里，就已经满是慌乱了。 “冰子，你别慌，你先起来，慢慢说，到底出什么事了？娟子怎么了？”大舅子连忙蹲下身，伸手去扶于冰，语气里满是担忧，“是不是娟子跟你闹别扭，走丢了？还是怎么着？你跟哥说清楚！” 于冰被大舅子扶着，慢慢坐起身，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用力扯了扯，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讲述着昨天老婆柳娟失踪的经过，每说一句，声音就哽咽一分。 于冰抹了把眼泪，吸了吸鼻子，缓缓说道：“哥，昨天是5月4号，早上起来就一直在下雨，下得还不小，地里全是泥，根本没法下地干农活。我想着，难得休息半天，就去邻居家凑了个热闹，玩了一上午麻将，一直玩到中午12点多，才慢悠悠地回了家。” “我回到家的时候，就看见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一碗青菜，一碗咸菜，还有一碗蒸蛋，都是娟子平时常做的，可我喊了好几声娟子，都没人答应，屋里屋外找了一圈，也没见着她的身影。” “我那时候也没多想，想着她可能是去邻居家串门了，或者去村头买点东西，毕竟平时她也经常这样，忙完家务就出去转一圈。我看饭菜都快凉了，就先把饭菜端到我父母家去了，你也知道，我爹娘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行动不方便，娟子平时就总惦记着他们，每次做饭都会多做一份，让我送过去。” “送完饭菜，我又回了家，还是没见着娟子。我坐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雨还在下，天阴沉沉的，心里就开始有点不踏实了。我想着，她会不会是去地里看看庄稼了？虽然下雨，但她平时最在意那些庄稼，生怕被雨水冲坏了。我就扛着伞，去地里找了一圈，可地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 “后来，我又在村子里四处寻找，挨家挨户地问，左邻右舍都说没见着娟子。有个邻居说，早上好像看见娟子在自家门口站了一会儿，之后就不知道去哪了。我这时候就想，会不会是她下山去镇上去买种子了？毕竟快到播种的季节了，之前她就跟我说过，家里的种子不够了，要去镇上买。” “我不敢耽搁，立马就往镇上跑，一路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镇上之后，我把镇上的小卖部、农资店都问遍了，老板们都说没见过娟子。我又去了镇上的菜市场、卫生院，甚至连平时娟子偶尔会去的亲戚家都找了，可还是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人见过她。” “这时候，我是真的慌了神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疼，浑身冒冷汗。我又跑回村子里，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亲戚家、邻居家、村后的山坡、村前的小河，一直找到下午5点多，天快黑了，还是没见到娟子的身影。” “我这时候才想到，她会不会是回娘家了？平时啊，娟子有时候回娘家，也不跟我打招呼，毕竟娘家离得也不远，走路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心里抱着一丝希望，立马就往你家赶，可没想到，跑过来一问，你说她没回来……哥，娟子到底去哪了啊？” 于冰一边说，一边哭，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无助，那种慌乱和恐惧，不是装出来的。柳娟的娘家人听着，心里也跟着揪紧了，柳娟的妹妹柳艳，这时候突然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哥，我想起一件事，5月4号，也就是娟子失踪的那天，是我的生日。” “那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祝我生日快乐，声音听起来特别轻快，状态很好，还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说她最近家里的农活不忙，等过几天就来看看我，还给我带我爱吃的腊肉。”柳艳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继续说道，“我还记得，当时姐姐的语气特别开心，一点都不像有心事的样子，她怎么可能一声不吭地突然离家出走呢？她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啊！” 于冰听到这话，哭得更凶了，一边哭一边捶打着自己的大腿，满脸的悔恨：“都怪我……都怪我……是不是因为头一天我在外边打麻将的事，她生气了，所以才离家出走了？她嫁给我这些年，没享过一天福，跟着我吃苦受累，我还经常为了一点小事惹她生气，我对不起她，我真是后悔啊！” 于冰哽咽着，又补充道：“哥，艳子，你们不知道，我发现娟子不在家之后，心里特别着急，也特别愧疚，我就想着，等她回来，我一定好好跟她道歉，再也不打麻将了。我还特意下厨，给她炖了鸭子汤，那是她平时最爱喝的，我一直炖着，等着她回来喝，可我等了一夜，她也没回来……” 柳娟的娘家人听着于冰的话，心里也不是滋味。据村里的大伙反映，柳娟是一个特别传统、特别顾家的女人，性格虽然有些倔强，但心地善良，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干农活、操持家务，就是照顾老人和孩子，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出门，更不会晚上不回家。这一回，她竟然失踪了一整夜，音讯全无，实在是太蹊跷了。 就这样，一天的功夫又过去了。于冰和柳娟的娘家人，分成好几拨，在村子里、村子周边的山坡、小河边，一遍又一遍地寻找柳娟的身影，喊着她的名字，可回应他们的，只有山间的风声和鸟鸣。天黑了，山路难走，又不安全，大伙只能暂时回家，等着第二天一早再继续寻找。 那一夜，于冰几乎没合眼，坐在院子里，守着那锅早已凉透的鸭子汤，眼神空洞地望着漆黑的夜空，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希望柳娟能平安回来。柳娟的娘家人也一样，一夜无眠，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慢慢在心底蔓延开来。 5月6号早上，天刚蒙蒙亮，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于冰和柳娟的娘家人就又匆匆集合，拿着手电筒、镰刀，再次出发，前往附近的山上搜寻。他们分成几队，沿着不同的山路，一点点地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草丛里、大树下、石缝中，都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整整一天的功夫，他们把唐山村周边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从清晨找到日落，双腿都走得酸痛，嗓子也喊得沙哑，可还是没有发现柳娟的任何踪迹。天越来越黑，山间的雾气越来越浓，温度也越来越低，大伙知道，再找下去也没有意义，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无奈地回到了村里，继续等待，可那一夜，依然没有柳娟的消息。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月7号，天刚亮，家人们又一次出去寻找。这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焦虑，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柳娟的哥哥、嫂子，还有妹妹柳艳，三个人凑在一起，小声地嘀咕着。 “哥，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劲，娟子那么顾家，就算真的生气，也不可能三天不回家，连个电话都不打，而且她身份证、手机都没带，根本不可能出远门。”柳艳的声音带着一丝恐惧，“你说，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嫂子也点了点头，脸色凝重地说道：“是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娟子平时那么细心，就算出门，也会跟家里人说一声，更何况她没带身份证，没带钱，能去哪呢？我看，咱们还是去娟子和于冰的家里，再好好看看情况吧，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柳娟的哥哥点了点头，脸色阴沉：“好，咱们现在就去，仔细看看，说不定娟子留下了什么痕迹。” 就这样，三个人一起，匆匆赶到了于冰和柳娟的家。一进院子，就看到院子里干干净净的，显然是被人打扫过，柳娟平时种的几盆花，也被浇过水，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可当他们走进屋里，仔细查看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柳娟的衣服，无论是平时穿的外套、裤子，还是内衣内裤，都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柜里，一件都没有少；她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平时常用的钱包，都放在卧室的抽屉里，钱包里还有几百块钱，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这就说明，柳娟根本不可能出远门，她要是真的离家出走，不可能不带走衣服和钱，更不可能不带走身份证。 随后，柳娟的娘家人又走进了柳娟和于冰的卧室，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就在这时，柳娟的哥哥突然发现，卧室里屋有一个小门，平时这个门都是敞开的，用来堆放杂物，可今天，这个门却被锁住了。 “哎？这个门怎么锁住了？”柳娟的哥哥皱起眉头，语气里满是疑惑，“我之前来的时候，这个门从来没锁过，怎么今天突然锁住了？冰子，这门是谁锁的？钥匙呢？” 于冰站在一旁，眼神有些闪躲，连忙说道：“是……是娟子锁的，她走了之后，就把这个门锁住了，钥匙还在她手里边，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锁这个门。” “不可能！”柳艳立刻反驳道，“我姐姐从来不会锁这个门，这个门里都是一些杂物，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锁门干什么？于冰，你是不是跟我们说实话？我姐姐到底去哪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于冰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连忙摆了摆手：“我真的不知道，娟子想去哪就去哪，从来不会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锁这个门。” 看着于冰躲闪的眼神，还有他含糊其辞的回答，柳娟的娘家人心里越来越怀疑了。他们太了解柳娟了，柳娟是个特别守本分、特别传统、特别顾家的女人，基本上不出远门，偶尔回娘家走亲戚，也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从来不在娘家过夜，更别说去别的地方了。可这一回，她离开家已经三天了，音讯全无，这根本不符合她的性格。 一个住在大山深处的有夫之妇，一个传统本分、从不乱出门的女人，突然失踪三天，没有任何消息，她到底去哪了？难道真的出什么意外了？柳娟的娘家人越想越害怕，心里的疑团也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觉得，于冰肯定有问题，他一定是在撒谎，柳娟的失踪，绝对和他脱不了干系。 5月7号中午，柳娟的大哥和大嫂，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简单跟家里人交代了一句，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崇阳县公安局桂花泉镇派出所，报了警，希望警方能帮忙寻找柳娟的下落。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的民警立刻高度重视，毕竟一个中年妇女失踪三天，音讯全无，很可能存在危险。民警们不敢耽搁，立刻组织警力，赶到了唐山村，开展走访调查工作，一边向村民们了解柳娟和于冰的情况，一边寻找柳娟的踪迹。 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民警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柳娟和她丈夫于冰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于冰自己说的那么和睦，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 有村民反映，于冰这个人，虽然话不多，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脾气其实很暴躁，只是平时一直压抑着，不怎么表现出来。村里的街坊邻居，乡里乡亲，大家都互相了解，谁家里是什么情况，谁的脾气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 “民警同志，于冰和柳娟这夫妻俩，结婚二十多年了，吵架打架那是家常便饭，一点都不夸张。”村里的一位老人，拉着民警的手，叹了口气说道，“别人家都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可放到他们家，那基本上是天天吵，有时候吵得凶了，还会动手，我们都能听到柳娟的哭声和于冰的呵斥声。” 另一位村民也补充道：“是啊，柳娟是个好女人，又能干又顾家，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操持家务，还得照顾老人和孩子，可于冰呢，有时候就比较懒，还爱打麻将，柳娟劝他，他还不听，两个人就经常因为打麻将的事吵架。柳娟管他管得严，他就觉得柳娟不给她面子，两个人就吵得更凶了。” 然而，对于村民们的这些说法，于冰却并不承认。面对民警的询问，于冰一脸委屈地说道：“民警同志，我跟我妻子柳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当年我们俩感情特别好，她温柔体贴，我也特别疼她。可结婚之后，她就变了，变得越来越强势，对我管得特别严，动不动就对我发脾气，骂我、说我，有时候还会动手打我。” “一开始，我也想着忍一忍，毕竟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我也迁就她，顺着她，可我越是迁就她，她就越是变本加厉，不停地羞辱我、打骂我，把我当成出气筒。”于冰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脸上满是委屈，“我也想过跟她离婚，可一想到我们俩的两个儿子，我就不忍心了，我怕离婚之后，孩子们受委屈，怕他们抬不起头，所以就一直忍着，没跟她离婚。” 于冰还说，这些年，他在家里任劳任怨，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农活，累得腰酸背痛，可在柳娟眼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好言好语，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他。 “民警同志，你不知道，我在外边干农活，不管干到多晚，不管干得多累，回到家之后，连一杯热水都喝不上。洗手的时候，用的都是冰冷刺骨的凉水，我跟她说，让她给我烧点热水，她就骂我矫情，说我事多。”于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继续说道，“我换下来的脏衣服，她也从来不给我洗，都是我自己洗，有时候我太累了，没来得及洗，她就骂我懒，骂我脏，把我骂得一文不值。” 不过，于冰自己也承认，柳娟的感情非常单一，在外边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纠葛，也没有什么异性朋友，她之所以对他管得这么严，之所以经常跟他吵架，都是因为在乎这个家，在乎他，只是方式不对而已。 “我知道，娟子是爱这个家的，她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她不想让我因为打麻将输钱，不想让这个家被我拖垮。”于冰说道，“可她的这种严加管教，这种苛刻，我实在是没法接受。我有时候累了，就想出去打会牌，放松一下，可她连钱都不许我带出门，每次我偷偷带点钱出去，被她发现了，她就会跟我大吵大闹，还会把我的钱没收，让我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老有人笑话我，说我是‘妻管严’，说我没本事，连自己的钱都管不住。” 于冰说，尽管他对柳娟的做法很不满，尽管两个人经常吵架，但他从来没有真的跟柳娟生气，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她。柳娟骂他、打他、羞辱他，他都忍气吞声，让着她，因为他知道，柳娟是为了这个家，只是性格太强势了，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关心。 可就算于冰一再忍让，夫妻俩之间的矛盾，还是始终无法化解，于冰的心里，也一直不痛快，长期的压抑和委屈，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让他喘不过气来。 “我也想过离开家，出去打工，远离这个家，远离这些争吵，可每次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的时候，都被柳娟找回来，她不让我出去，还把我的身份证、衣服都藏起来，不让我走。”于冰说道，“每次被她找回来，我都没有爆发，也没有跟她吵架，只是又忍了下来，听她的意见，踏踏实实的在家干农活，可我心里的委屈，越来越多，越来越压抑。” 这是于冰的说法，可在村民们眼里，事情却并不是这样的。村民们都说，柳娟是个又顾家又能干的女人，为了能让两个儿子过上好生活，她平时特别节俭，省吃俭用，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舍不得吃一口好东西，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供孩子们读书、生活。 “柳娟这个人，特别能吃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农活、做饭、照顾老人，忙到天黑才能休息，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村民们说道，“她之所以对于冰管得严，不让他打麻将，就是因为打麻将说白了，不管赌注大还是小，都算是赌博，她好不容易攒点钱，不想被于冰输光，不想让这个家毁在赌博上。” 村民们还说，柳娟的性格虽然比较倔强，在处理夫妻关系上，对于冰的管制比较严，但她的心是好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而且，这些年，他们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照理说，日子应该越来越好了，夫妻俩吵架的次数，也应该越来越少了。 “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很少听到他们夫妻俩吵架了，有时候还能看到他们一起下地干农活，一起去镇上买东西，看起来关系比之前好多了。”一位村民说道，“我们都以为，他们夫妻俩终于和好了，日子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了，可没想到，柳娟竟然突然失踪了，这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 一边是于冰的委屈诉说，一边是村民们的截然相反的证言，柳娟的失踪，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但警方依然认为，柳娟的失踪，很可能和于冰存在着某种关联，毕竟，柳娟失踪的当天，于冰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而且他的说法，也存在很多可疑之处。 为了查明真相，侦查员们再次来到了于冰的家，进行详细的查看和询问。民警们坐在院子里，耐心地询问于冰，5月4号那天，他和柳娟到底有没有吵架，有没有发生过争执，柳娟失踪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一开始，于冰还是一口咬定，他和柳娟当天没有吵架，只是柳娟看完饭菜之后，就出去了，他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可在民警们的反复追问之下，在民警们拿出村民们的证言之后，于冰终于松口了，他承认，5月4号那天，他和柳娟的确吵了一架。 但于冰依然坚持，那天只是跟柳娟拌了几句嘴，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柳娟到底去了哪，他一点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柳娟为什么会失踪。 对于于冰的这个说法，侦查员们依然有所怀疑。根据走访了解的情况，柳娟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传统的女人，她不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离家出走，而且一走好几天不回来，这样的事情，在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警方认为，于冰很可能在撒谎，他一定知道柳娟的下落，甚至，柳娟的失踪，很可能就是他造成的。 于是，侦查员们决定，对於冰的住处进行仔细的勘察，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民警们分成几组，对於冰家的客厅、卧室、厨房、院子，还有周边的环境，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很快，一名侦查员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了一处疑似血迹。这处血迹的血量不大，颜色已经变得有些暗沉，靠近地面的位置，被一些杂物遮挡着，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民警们的警觉，这处血迹，到底是谁的？和柳娟的失踪，有什么关联？ 民警们立刻叫来于冰，询问这处血迹的来源。于冰看到这处血迹的时候，脸色瞬间变了一下，眼神有些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说道：“民警同志，这不是人血，这是几天前我杀鸭子的时候，溅到墙上的鸭血，我一直没来得及清理，所以就留在这了。” 于冰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民警们并没有轻易相信。毕竟，人血和鸭血，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只要进行技术检测，就能知道真相。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立刻提取了这片血迹，送到相关的检验机构，进行技术检测。 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是漫长而煎熬的。民警们没有闲着，继续对於冰的住处进行搜查，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而于冰，自从被民警询问过血迹的事情之后，就变得更加沉默了，坐在院子里，低着头，一言不发，眼神躲闪，不敢和民警们对视，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异常可疑。 很快，检验结果出来了，这处血迹，根本不是鸭血，而是人血！在科学鉴定面前，于冰的谎言，不攻自破了。那么，于冰为什么要说谎？这处人血，到底是谁的？是不是柳娟的？ 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立刻将提取到的血迹，送到相关检验机构，做进一步的dNA检测，确认血迹的主人。与此同时，侦查员们再次对於冰的住处，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地毯式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 很快，侦查员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卧室里，靠床的一片墙壁上，有一片密集的喷溅状血迹，虽然已经被人擦拭过，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到痕迹，颜色暗沉，分布不均匀，显然是被人刻意处理过，但没有清理干净。 不断出现的血迹，让现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民警们的心里，也越来越担心，柳娟，很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如果这些血迹真的是柳娟的，那么，柳娟很可能已经被人杀害了，而于冰，作为她的丈夫，嫌疑无疑是最大的。 随着现场勘查的深入，民警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卧室的里屋，距离墙边差不多30厘米的地方，放着一张木板床，床很旧，上面铺着破旧的被褥。侦查员们弯腰，仔细查看床底下，发现床底下有大量的炉灰，铺得很不均匀，像是被人刻意撒上去的，而在炉灰的下边，还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暗红色的痕迹，仔细一看，竟然也是血迹。 除此之外，侦查员们还在卧室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纸箱子，纸箱子里放着一箱子鸡蛋，鸡蛋的外壳上，有明显的喷溅状血迹，虽然已经干涸，但依然清晰可见。很显然，这些血迹，是在案发的时候，喷溅到鸡蛋上的，而凶手，为了掩盖痕迹，就把纸箱子也藏到了床底下。 侦查员们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一共总结出来四点可疑之处：第一，现场发现的几处血迹，已经证实是人血，排除了动物血的可能；第二，血迹的位置非常不正常，厨房的角落、卧室的墙壁、床底下，这些地方，平时很少会出现血迹；第三，血迹的分布形态非常可疑，尤其是卧室墙壁上的血迹，是喷溅状分布的，这种分布形态，通常是在发生激烈冲突、有人受伤流血的时候才会出现；第四，这几处血迹，明显被人用炉灰、抹布等东西掩盖过、擦拭过，显然是有人刻意想要隐藏这些血迹，想要掩盖事实真相。 结合这些可疑之处，警方做出了大胆的推测：现场发现的这些人血，很可能就是柳娟的，而柳娟，很可能已经被人杀害了。而杀害柳娟的凶手，大概率就是她的丈夫于冰，毕竟，于冰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而且他还刻意撒谎，掩盖血迹，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他。 但警方也清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管柳娟是死是活，总得找到她的人，或者找到她的尸体，才能彻底查明真相，才能将凶手绳之以法。于是，侦查员们再次对於冰的家，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可除了这几处血迹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发现，没有找到柳娟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任何可能用作凶器的物件。 为了尽快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民警们决定改变思路，不再局限于於冰的家，而是扩大搜查范围，重点对于冰家的农具，以及周边的山坡、树林、小河，进行全面的搜查，寻找可能用作凶器的物件，以及柳娟的尸体。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平时干农活，铁锹、锄头、斧头、镰刀，这些都是必备的农具，可民警们在於冰的家里、院子里，还有周边的杂物间，找了一遍又一遍，竟然一件农具都没有找着，铁锹不见了，锄头不见了，就连平时用来劈柴的斧头，也不见了踪影。 这显然不合常理，一个常年干农活的农民，怎么可能一件农具都没有？而且，于冰之前还说，5月4号早上，他准备下地干农活，只是因为下雨，地里没法犁，才去打了麻将。如果他平时干农活，那么，这些农具，不可能凭空消失。 警方推测，这些农具，很可能和柳娟的失踪有关，很可能其中一件，就是杀害柳娟的凶器，而于冰，为了掩盖罪行，已经把这些农具藏了起来，或者扔到了某个隐蔽的地方。 于是，民警们决定，再次审讯于冰，重点询问他农具的下落，以及5月4号那天，他和柳娟吵架的详细经过。面对民警们的询问，于冰的眼神变得更加躲闪了，脸色苍白，双手不停地搓着，显得异常紧张。 当民警们问他，家里的农具都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于冰竟然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我忘了，我平时干农活的时候，随手就放在路边或者地里了，现在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回答，显然是在敷衍。天天用的农具，天天干农活，怎么可能转眼就忘了放在什么地方？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此时此刻，于冰的嫌疑，已经越来越大了，民警们更加确定，于冰一定知道柳娟的下落，一定是他杀害了柳娟，然后藏尸灭迹，还把凶器藏了起来。 民警们没有放弃，继续对於冰进行追问，一点点地突破他的心理防线，跟他讲法律、讲情理，告诉他，隐瞒真相、抗拒审讯，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只有主动交代，坦白从宽，才能减轻处罚。 于冰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整个审讯室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突然，于冰一下子抬起头，哇啦一声就哭了出来，哭声凄厉，充满了悔恨和恐惧，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错了……我对不起娟子……是我杀了她……是我杀了娟子……” 在于冰的哭声中，他终于交代了自己杀害妻子柳娟的全部经过，也交代了藏尸的地点和凶器的下落。 据于冰交代，5月4号早上，吃过早饭之后，他就准备下地干农活，可到了地里之后，发现地里因为连续下雨，土壤太湿，根本没法犁地，也没法播种。他心里有些郁闷，就慢悠悠地回到了村里，在村头的小卖部旁边闲逛。 小卖部里，有几个村民正在打麻将，看到于冰过来，就喊他一起玩。于冰平时就喜欢打麻将，只是因为柳娟管得严，不让他玩，也不让他带钱出门，所以他平时很少有机会玩。那天，他没带钱，就想推辞，可小卖部的老板，为了凑齐一桌牌，就主动借给了他60块钱，还说：“没事，就玩一会，输赢都无所谓，反正也没事干。” 于冰心里一动，想着反正农活也干不了，不如就玩一会，放松一下，而且只是60块钱，就算输了，也不多，柳娟应该不会发现。于是，他就坐了下来，和村民们一起打麻将，一边玩，一边还在心里盘算着，玩到中午就回家，争取不让柳娟发现。 可一旦玩起来，就忘了时间，于冰越玩越投入，不知不觉，就玩到了中午12点多，直到牌局散场，他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准备回家。这时候，他才想起，自己出来玩麻将，柳娟肯定会生气，心里顿时有些忐忑，但转念一想，反正已经玩了，生气也没用，大不了回去跟她道歉，哄哄她就好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回到家之后，等待他的，却是柳娟的怒火。柳娟早就已经做好了饭菜，等他回家吃饭，可等了半天，都没见他回来，心里就已经很生气了。后来，有邻居告诉她，于冰根本没有去干农活，而是在村头的小卖部打了一上午麻将，柳娟听了之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于冰一进门，柳娟就冲了上去，指着他的鼻子，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于冰！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我让你去干农活，你倒好，跑去打麻将！家里的农活不管，老人不管，孩子不管，你就知道打麻将！你是不是又输钱了？你手里的钱，是从哪来的？” 于冰被柳娟骂得狗血淋头，心里本来就因为输了钱有些郁闷，再被柳娟这么一骂，心里的火气也上来了。可他平时习惯了忍气吞声，一开始，他还低着头，不敢反驳，只是小声地说道：“我没输多少钱，就玩了一会，地里没法干活，我才去玩的。” “没法干活？没法干活你就可以去打麻将了？”柳娟的声音越来越大，语气也越来越刻薄，“于冰，你就是个废物！一辈子没出息，就知道打麻将、赌钱！我跟着你，没享过一天福，跟着你吃苦受累，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我管你，是为了你好，是为了这个家好，你倒好，一点都不领情，还偷偷去打麻将！我看你是无可救药了！” 柳娟一边骂，一边还用手推搡着于冰，骂的话越来越难听，把于冰这些年的委屈、压抑，全都给骂了出来。于冰越听越觉得窝囊，越听越生气，他感觉自己在柳娟面前，一点尊严都没有，这么多年的隐忍和迁就，换来的却是柳娟的羞辱和打骂。 终于，于冰忍不住了，他猛地抬起头，咬牙切齿地对着柳娟吼了一句：“你要是再骂我，我就搞死你！” 柳娟被于冰的吼声吓了一跳，愣了一下，但很快，她就又恢复了强势的模样，指着于冰的鼻子，冷笑着说道：“怎么着？你还敢打我？还敢搞死我？于冰，我今天就骂你了，你有本事就动手啊！我看你是没那个胆子！” 柳娟一边说，一边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瓷碗，朝着于冰就砸了过去。于冰反应很快，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瓷碗“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一片一片。 就是柳娟拿碗砸他的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于冰。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底的委屈、愤怒、压抑，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他眼睛通红，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要发泄自己的怒火，只想着要让柳娟闭嘴。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放在墙角的一把斧头，那是他平时用来劈柴的斧头，锋利无比。于冰猛地冲过去，一把拿起斧头，抡起斧头，转身就朝着柳娟砍了过去。 柳娟根本没有想到，于冰真的会动手，她吓得脸色惨白，想要躲闪，可已经来不及了。一声闷响之后，柳娟倒在了血泊之中，一动不动，再也没有了声音。 于冰抡完斧头，愣了好一会，才慢慢清醒过来。当他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柳娟，看到地上的血迹，瞬间就慌了神，浑身都在发抖，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杀了妻子，杀了那个陪了他二十多年、给他生儿育女的女人。 可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用了。于冰知道，一旦这件事被人发现，他就会被抓起来，就会坐牢，甚至会被判处死刑。他不想坐牢，不想死，于是，他就产生了藏尸灭迹的念头，想要掩盖自己杀人的罪行。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把柳娟的尸体，拖进了卧室的里屋，藏在了床底下。接着，他就开始清理现场的血迹，他用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墙上、地上的血迹，又从院子里拿来炉灰，撒在床底下、厨房的角落，掩盖那些没有清理干净的血迹，想要让人看不出这里发生过命案。 清理完现场之后，他又跑到屋后院的山上，把那把用来杀人的斧头，扔到了一个隐蔽的石缝里，然后又回到家里，把家里的铁锹、锄头、镰刀等农具，全都藏了起来，他怕这些农具上会沾上血迹，被警方发现。 做完这一切之后，于冰还是觉得不保险，他怕尸体放在家里，迟早会被人发现。于是，他就想到了离村子两公里远的一个山洞，那个山洞很隐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洞口很小，四四方方的，只有40厘米宽，稍微胖一点的人，正着身子都进不去，平时很少有人会去那里，是一个藏尸的绝佳地点。 等到天黑之后，村里的人都睡熟了，于冰就偷偷地拿出一个蛇皮口袋，把柳娟的尸体装了进去，然后扛着蛇皮口袋，趁着漆黑的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地朝着那个山洞走去。山路难走，夜色漆黑，他走得很慢，很小心，生怕被人发现，一路上，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浑身都被汗水浸湿了。 好不容易，他终于走到了那个山洞门口，他费力地把装着尸体的蛇皮口袋，拖进了山洞深处，然后又用一些树枝、杂草，把洞口掩盖好，确保没有人能发现。做完这一切，他才松了一口气，拖着疲惫的身躯，慢慢回到了家里。 杀死妻子、藏匿尸体之后，于冰知道，自己必须把戏演好，制造柳娟离家出走的假象，才能蒙混过关。于是，当天夜里，他就给柳娟的娘家人打了一个电话，假装着急地询问柳娟有没有回娘家，语气里满是慌乱，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5月5号，他又亲自跑到柳娟的娘家，假装寻找柳娟，表现得十分着急和悔恨，甚至还在柳娟的娘家人面前，哭着忏悔自己平时的过错，说自己不该打麻将，不该惹柳娟生气，以此来博取柳娟娘家人的同情，让他们相信，柳娟是因为生气，才离家出走的。 于冰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以为自己能够掩盖住杀人的罪行，能够蒙混过关。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纸终究包不住火，他的谎言，在警方的调查和科学的鉴定面前，不堪一击，他的罪行，最终还是被揭露了出来。 在于冰的指认之下，2014年5月8号，警方顺着崎岖的山路，在杂草丛生的山上，开始寻找于冰供述的藏尸山洞。山上的树林茂密，杂草丛生，山路崎岖难走，民警们一边走，一边仔细地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锁定了那个于冰所说的、十分隐蔽的山洞。 这个山洞，果然像于冰所说的那样，特别不起眼，隐藏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洞口四四方方的，只有40厘米宽，民警们只能弯腰，小心翼翼地钻进山洞。在山洞的深处，民警们果然找到了一具用蛇皮口袋包裹的女尸，经过柳娟的娘家人辨认，这具女尸，正是失踪多日的柳娟。 至此，这起发生在湖北崇阳县桂花泉镇唐山村的杀妻案，终于真相大白。于冰，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因为长期被妻子柳娟的强势管教所压抑，因为一次小小的争吵，一时冲动，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藏尸灭迹，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表面上看，这起悲剧的导火索，是夫妻间的一次争吵，是于冰一时的冲动。但实际上，这起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夫妻之间矛盾积压、无法化解的结果。于冰长期被压抑，内心的委屈和愤怒，无处排解，最终由怨生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起悲剧，让人无比唏嘘。于冰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永远失去了母亲，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而于冰自己，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面临法律的严惩，他80多岁的父母，也将从此无人照料、无人赡养，只能在孤独和悲伤中，度过余生。 第257章 微笑杀手：9年奸杀数人，一桩冤案惊动中央 2005年年底，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冬天冷得能冻裂骨头，寒风卷着雪沫子拍在公安局审讯室的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嘶吼，像极了那些被残害的冤魂在低声控诉。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空气里弥漫着烟草、汗水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一张冰冷的铁椅上，坐着一个精瘦的小个子男人。 他就是公安部挂牌通缉的特大强奸杀人案要犯，刚刚落入法网。办案民警们熬红了双眼，连夜组织突击审讯，没人敢有丝毫松懈，这个男人身上，背负着数条人命，每一条都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审讯进行得并不顺利，男人起初还嘴硬，眼神里满是不屑与挑衅，直到民警抛出几桩铁证，他才缓缓松了口，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慢悠悠地供出了9年前犯下的第一桩血案。 “那是1996年的晚上，我在茅房厂家属院的公厕里，办了一个姑娘。”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讲述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那小妞皮肤嫩得像羊油似的，摸完手上都是滑溜溜的，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话音刚落，审讯室里瞬间安静下来，负责审讯的民警猛地一愣，随即厉声呵斥：“你少在这里瞎扯！那案子早就侦破了，凶手早就被枪毙了，别想混淆视听！” 男人却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愈发诡异，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不对，你们抓错人了。真凶是我，那个被枪毙的，就是个替死鬼。” 就是这一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审讯室里轰然炸开，也揭开了一桩尘封9年的惊天冤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内蒙古微笑杀手”的故事，他狼行千里，奸杀数名女性，手段残忍，面目狰狞，却又戴着一副和善的面具，潜伏在人群之中；而他的落网，不仅牵扯出一连串血腥命案，更引发中央震怒，让一场迟到9年的正义，终于有了昭雪的可能。 故事，要从2005年1月2号的下午说起。 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天寒地冻，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割得人生疼。20岁的打工姑娘文静，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棉袄，在路边的公交站牌下不停搓着手、跺着脚，嘴里哈出的白气瞬间就被寒风吹散。她刚结束一年的打工生涯，手里攥着攒下的辛苦钱，满心期待着坐上开往老家的公交车，和家人团聚。 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缓缓停在她的跟前，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笑眯眯的脸。“姑娘，去哪啊？”司机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带着一丝本地口音，让人心里莫名多了几分亲切感。 文静抬起头，打量着眼前的司机，30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一米六左右，身形精瘦，两道弯眉，一张小嘴，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可如果仔细端详，就会发现他那双三角眼总是滴溜乱转，眼神深处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鸷，像一头潜伏在暗处的饿狼，正死死盯着自己的猎物。 只是当时的文静，被寒风冻得浑身发抖，满心都是回家的迫切，并没有仔细留意这细微的异常。她犹豫了一下，小声报出了自己老家的地址。 在此之前，她已经拒绝了好几辆出租车，那些司机要么要价高得离谱，要么眼神猥琐，让她心里发慌。 没想到，她报出地址后，那司机脸上的笑容更浓了，摆了摆手说：“啥钱不钱的，上来吧姑娘。大冷天的，别冻坏了身子，我正好要去那附近办事，顺便捎你一段，分文不取。” 文静心里一动，又有些迟疑。她一个孤身女孩，在外打工多年，一直都很谨慎，可眼前这司机的热情和和善，让她渐渐放下了戒心。更何况，天越来越冷，公交车迟迟不来，她实在不想再在寒风里煎熬了。 似乎看穿了她的顾虑，司机又笑着补充道：“姑娘你放心，我这是正规手续的出租车，证件齐全，还能害你不成？你看这牌照，都是备案过的。”说着，他指了指车前的牌照，眼神依旧温和。 文静彻底松了口气，心里满是感激，连忙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她还在心里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上车，就踏入了地狱的大门，一场噩梦，即将降临。 司机一脚油门，夏利出租车便朝着城外的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司机格外健谈，从天气聊到家常，从打工的辛苦聊到老家的趣事，嘴巴就没停过。文静起初还有些拘谨，后来在司机的带动下，也渐渐打开了话匣子，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 这个单纯的姑娘，丝毫没有察觉到，车子驶出镇子后，就偏离了主干道，驶上了一条偏僻的小路。这条路两旁一片荒芜，没有村庄，没有行人，甚至连路灯都没有，只有茫茫的荒草和光秃秃的树木，在寒风中摇曳，显得格外阴森。 她更没有留意到，身旁的司机，一边和她聊天，一边时不时地转头看她，眼神里的温和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贪婪和猥琐的邪光，像毒蛇一样，死死地黏在她的身上。他的嘴角依旧挂着笑容，可那笑容，此刻看起来却格外诡异，让人心里发毛。 车子就这样在偏僻的小路上行驶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布，将整个天地都笼罩其中。就在这时，车子在一处荒草滩旁，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 文静不明所以，疑惑地问道：“师傅，怎么停下来了？还没到地方呢。” 没有回应。司机缓缓转过身，脸上依旧挂着那副诡异的笑容，只是眼神里的阴鸷越来越浓。没等文静反应过来，他猛地伸出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喉咙。 “啊~”文静的头皮瞬间炸了，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扑面而来，她拼命地挣扎着，双手胡乱地抓挠着，双脚用力地蹬踹着，可对方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地卡住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来。渐渐地，她的浑身开始瘫软，力气一点点流失，眼前变得模糊起来，只能隐约看到对方那张挂着笑容的脸，诡异而狰狞。 几分钟后，文静失去了意识。司机松开手，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消失，他不慌不忙地将昏迷的文静抱到后座，像打量一件物品一样，仔细地打量着她，眼神里满是贪婪。随后，他扯下自己的裤子，朝着昏迷的文静猛扑了上去。 不知过了多久，下身传来的剧烈疼痛，让文静缓缓转醒过来。她睁开眼，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绳索死死地反绑在身后，浑身酸痛无力，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扯得不成样子。而那个司机，正吹着口哨，一边驾驶着车子，一边时不时地从后视镜里打量着她，眼神里满是得意和满足。 文静的心里砰砰直跳，恐惧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她终于明白，自己遇到的不是什么好人，而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眼前这个邪恶的男人，太可怕了，他的笑容背后，是无尽的残忍和邪恶。她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逃出去，否则，只会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于是，文静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心里的恐惧，暗自积攒着力气，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的道路，等待着逃跑的机会。车子在黑暗中疾驰着，一路上颠簸不平，就在车子经过一个急转弯，不得不减速的时候，文静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猛地坐了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一脚踹向车门。“砰”的一声，车门被踹开，寒风瞬间灌了进来，吹得她浑身发抖。文静不顾身体的疼痛，不顾一切地从车上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杀人了！救命啊！”她一边爬起来，一边拼命地大喊着，跌跌撞撞地朝着不远处的光亮跑去。 那里，有几栋亮着灯的房屋，那是她唯一的希望。 司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他探出头，看到文静朝着房屋的方向跑去，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恼怒和忌惮。他知道，一旦文静跑到有人的地方，自己就会暴露。于是，他狠狠骂了一句，一脚油门踩到底，夏利出租车卷起一阵尘土，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不敢有丝毫停留。 文静跌跌撞撞地跑到亮着灯的房屋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大娘，看到浑身是伤、满脸惊恐的文静，连忙将她扶了进去，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当文静说出自己记住了出租车的号牌时，办案民警们都松了口气，他们原本以为，这会是一起难以破获的案件，可有了车牌号这个线索，事情就简单多了。 经过警方的核实，这副牌照的确是正式备案的出租车辆，但车主并不是那个小个子男人，而是一名叫做张希燕的女司机。这个发现让办案民警们陷入了疑惑：难道是男女合伙作案？女司机张希燕，又在哪里？ 警方不敢耽搁，迅速找到了张希燕的家。见到张希燕的家属后，民警们才得知，张希燕当天早上出车后，就失去了联系，电话一直打不通，家人也正在四处寻找她，心里急得团团转。至于那个小个子男人，张家人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张希燕认识这样一个人。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们的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女司机失踪，车子却在一个陌生的小个子男人手中，种种迹象表明，张希燕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果不其然，就在民警们询问张希燕家属的同时，一名放羊老汉惊慌失措地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脸色惨白，声音颤抖地说：“警……警察同志，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具女尸体，太吓人了！” 警方迅速赶到老汉所说的地点，国道旁的一个土坑里，一具女性尸体蜷缩在那里，下身衣衫不整，颈部缠绕着一根电话线，双目圆瞪，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甘，仿佛在诉说着自己临死前的冤屈。 经过张希燕家属的确认，这具尸体正是失踪的张希燕。随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张希燕是被电话线勒死的，死前遭受过侵犯，死亡时间大概在当天中午前后。 这个结果让办案民警们倒吸一口凉气：凶手中午刚奸杀了张希燕，下午就开着她的出租车，诱骗文静上车，企图再次实施侵犯和杀害。一天之内，连续作案两起，手段残忍，还能从容逃脱，这个小个子男人，绝对是个狠角色。 很快，警方找到了那辆夏利出租车。可车子被严重破坏，车内的痕迹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无法提取到任何有效的证据，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丝毫线索。 两桩血案的发生，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人心惶惶。警方迅速加大了巡查力度，在各个路口布控，严查可疑车辆和人员。很多人都判断，凶手犯下如此大案，肯定会躲起来避风头，短期内不会再作案。 可他们完全想错了。这个小个子男人，根本就不是正常人，他的内心充满了邪恶和欲望，一旦没有满足自己的淫欲，他就绝对不会收手。对他来说，杀人、侵犯，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是他满足自己扭曲心理的唯一方式。 就在张希燕遇害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月7号，这个小个子男人换了一辆面包车，出现在了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一所中学门口。此时正是放学时间，几名女孩叽叽喳喳地从车边经过，她们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充满了活力。 小个子男人坐在车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女孩，坐立难安，喉咙不停的吞咽着口水，眼中的欲火熊熊燃烧，像一头饿了很久的狼，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猎物。直到那些女孩消失在视线中，他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脸上露出了一丝不甘和贪婪。 很快，他又盯上了一个独自拉着行李箱，路过学校门口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名叫高兰，刚刚毕业，准备回老家。小个子男人立刻推开车门，热情洋溢地迎了上去，没等高兰拒绝，就笑着说道：“妹妹，要去哪啊？坐我车吧，价钱非常便宜，比出租车还划算。” 说着，不等高兰反应，他就主动接过高兰手中的行李箱，放进了面包车的后备箱，一副热情周到的样子。高兰愣了一下，看着眼前这个笑眯眯的男人，心里虽然有些别扭，但想着自己带着行李箱，坐公交车不方便，而且对方开的价钱确实很便宜，便答应了下来。 两人谈好价钱后，高兰坐进了面包车的后座。车子发动起来，朝着城外的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小个子男人依旧很健谈，不停地找话题和高兰聊天，眼神却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高兰，色眯眯的，仿佛要将她的衣服剥光一样。 “姑娘，你这皮肤可真水灵，平时没少用化妆品吧？”小个子男人笑着说道，语气里满是暧昧。 高兰心里有些不舒服，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手机，心里隐隐有些后悔坐这辆车了。她能感觉到，这个司机的眼神很不对劲，充满了贪婪和猥琐，让她浑身不自在。她想让司机停车，可又怕对方生气，只能强忍着心里的不适，敷衍地应和着。 车子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突然，小个子男人猛地踩下刹车，车子停了下来。他转过头，脸上依旧挂着笑容，说道：“哎呀，怎么回事？发动机好像有点问题，我找工具看一下，你稍等一下。” 高兰没有多想，点了点头。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小个子男人的诡计。没等她反应过来，小个子男人就猛地扑了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脖子，死死地勒住。高兰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地挣扎着，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小个子男人的对手，挣扎了几下，就失去了意识。 小个子男人将高兰放倒在座位上，解开她的衣扣，贪婪地揉搓着她的身体，低头又亲又闻，嘴里还喃喃自语：“真他娘的香，比上次那个还嫩。”随后，他对昏迷的高兰实施了侵犯，在欲望得到满足后，他才气喘吁吁地爬了起来。 他将高兰拖下车，拖到路边的路基下，然后从腰间掏出一柄随身携带的匕首。就在这时，冰冷的雪地刺激到了高兰，她缓缓醒了过来。看到眼前拿着匕首的小个子男人，高兰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跪下求饶，眼泪不停地掉下来：“叔叔，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给你钱，我什么都听你的，求求你了……” 可小个子男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狰狞的表情，两道弯眉微微皱起，却又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诡异，分不清他是高兴还是愤怒。“好妹妹，谁让你遇着我了呢？这都是命里该有的劫，你就认了吧。” 话音刚落，小个子男人毫不犹豫地举起匕首，朝着高兰捅了下去。“噗嗤”一声，热腾腾的鲜血喷溅而出，溅在了小个子男人的脸上和身上。他没有停下，而是噗噗连捅好几刀，直到高兰彻底没了呼吸，他才停下手，脸上又露出了那副诡异的笑容，转身开车离开了现场。 当天晚上，一名路人路过这里，发现了高兰僵硬的尸体。她的脸上凝固着惊恐万分的表情，双目圆瞪，嘴角还挂着未干的泪水，可想而知，临死前，她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 短短五天时间，两起奸杀案，两条人命，这个小个子男人的残忍和疯狂，让整个乌兰察布市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人们出门都小心翼翼，尤其是年轻女性，更是不敢独自出门，生怕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猎物。 可凶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疯狂。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个小个子男人就现身吉林火车站，他依旧戴着那副和善的面具，凭借着自己的能说会道，诱骗了一名年轻女子上车。 一路上，他故伎重施，和女子闲聊，放松对方的警惕，然后在偏僻的地方停车，将女子捆绑起来，实施侵犯后，残忍地将其杀害，尸体被随意丢弃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无人问津。 短短两个多月，四案连发，三条人命，还有一名女子侥幸逃脱，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建国之后，实属罕见。消息传到自治区公安厅，引起了高度重视，自治区警方立刻组织了大量的警力，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搜捕，誓要将这个丧心病狂的凶手绳之以法。 可内蒙古地域辽阔，地广人稀，几千名警力撒下去，无异于大海捞针。更要命的是，当时大多数路口都没有安装摄像头，无法获取凶手的行车轨迹和车牌号，甚至连凶手的具体长相，都只有幸存者文静能模糊描述，线索少得可怜。 凶手就像一头狡猾的狼，在草原上四处游荡，寻找着自己的猎物，而警方的搜捕，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他依旧在肆无忌惮地作案，用鲜血和罪恶，满足着自己扭曲的欲望。 距离上次吉林火车站的杀人案，仅仅过去半年时间，这个小个子男人又出现在了托克托县的一个村庄里。当时正是农忙时节，村里的大人们都在村边的田地里干活，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 12岁的小姑娘琳琳，刚刚给在田里干活的妈妈送完水，正唱唱跳跳地走回家。她穿着一身粉色的棉袄，扎着两个小辫子，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浑然不觉，一条饿狼，已经尾随她走了一路。 这个小个子男人，虽然已经玩弄过不少成年女子，但当他看到琳琳这样稚嫩、纯洁的幼女时，依旧兴奋得无可名状。小女孩稚嫩的皮肤，清脆的童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让他浑身颤抖，血液沸腾，嘴角咧得大大的，像狼一样，舌头不停地舔着嘴唇，几乎要流出口水来。 从看到琳琳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顾不得所谓的人伦道德，邪火冲晕了他的头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占有这个小女孩，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得到她。 他想起几年前，在另外一个村庄里，他也曾用同样的方式，诱骗了一名10岁的小女孩。当时，他假装讨水喝，骗小女孩打开了房门。那个善良的小女孩，没有丝毫防备，特意为他端来茶水，可转身就被他砸晕，然后遭到了他的侵犯。 更令人发指的是，侵犯之后，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竟然把那个小女孩摁在水缸里，活活淹死了。事后，他吹着口哨，从容地离开了现场，心情看上去无比舒畅，仿佛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现在，琳琳的出现，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邪火。他远远地跟在琳琳身后，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心里暗暗盘算着，如何才能将这个小女孩骗到手。 琳琳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子不大，围着一圈土墙，和邻居家相隔大约20来米。小个子男人没有贸然闯入，而是在院门外远远地观察了几分钟，发现院子里十分安静，没有任何人出入，看来，家里只有琳琳一个人。 他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脸上又露出了那副和善的笑容，然后走到院门前，轻轻敲了敲门，用温和的语气问道：“小姑娘，你家大人在吗？” 琳琳听到敲门声，停下了脚步，跑到院门前，透过门缝看了看外面的小个子男人，见他笑眯眯的，看起来很和善，便打开了门，礼貌地说道：“叔叔，我爸爸出门了，妈妈在地里干活呢。叔叔，你有什么事吗？” 小个子男人脸上的笑容更浓了，装作一副焦虑的样子，说道：“哎呀，小姑娘，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找他有急事，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可偏偏不巧，我的手机没电了，没法联系他。你家有纸笔吗？我给你爸爸留个条子，等他回来的时候，你交给她，好不好？” 琳琳是个天真善良、有礼貌的孩子，她没有丝毫怀疑，觉得眼前这个叔叔很可怜，便点了点头，说道：“好的叔叔，你进来吧，我去给你找纸笔。”说着，她就转身，领着小个子男人走进了院子，然后快步跑进屋里，去找纸笔。 小个子男人走进院子后，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阴毒的笑容。他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院门，然后快步冲进屋里，趁着琳琳弯腰找纸笔的间隙，猛地扑了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头发，重重地磕向地面。 “啊~”一声凄厉的惨叫，从琳琳的嘴里喊了出来，鲜血瞬间从她的额头流了下来，染红了她的头发和衣服。没等她喊出第二声，小个子男人又抓住她的头发，将她的头部再次撞向地面。一下，两下，三下……可怜的琳琳，很快就软绵绵地倒在了血泊当中，彻底失去了知觉。 小个子男人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琳琳，用力咽下一口口水，眼中的欲火再次燃烧起来，他兴奋地伸出魔爪，沿着琳琳细腻的脖颈，缓缓向下抓去。就在他准备实施侵犯的时候，院外突然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小个子男人瞬间警惕起来，迅速伏低身体，从门缝向外偷看。只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进了院子，径直朝着正房走来，似乎是来找琳琳玩耍的。 小个子男人的眼神变得阴狠起来，他从腰间摸出了那柄日夜不离手的匕首，紧紧握在手里，心里暗暗想到：妈的，今天真是走运，见一个过瘾，再杀一个解闷，正好一起解决，省得留下后患。 可那个男孩，走到正房门口，隔窗张望了一会儿，发现屋里没有动静，以为家里没有人，便转身离开了院子。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圈，只要他再多走一步，走进屋里，就会成为小个子男人的下一个刀下亡魂。 男孩离开后，小个子男人这才松了口气，但心里却充满了不爽，自己的好事被打扰了，心中的欲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旺盛了，他迫不及待想要再找一个猎物，宣泄心中的躁动。他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琳琳，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耐烦，没有再停留，鬼鬼祟祟地溜出房门，轻轻带上院门，快步离开了这个村庄，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在慌乱之中，不小心在琳琳家的桌角留下了几枚指纹，这几枚指纹，日后将成为警方抓捕他的关键线索。而可怜的琳琳，直到傍晚妈妈从田里干活回来，才被发现倒在血泊之中。当妈妈看到女儿浑身是血、毫无气息的样子，当场崩溃大哭，哭声撕心裂肺，整个村庄都被这绝望的哭声笼罩。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提取到了那几枚指纹。可当时技术有限，人工识别指纹的进度非常缓慢，这几枚指纹只能被暂时存档，无法立刻锁定凶手的身份。琳琳的死，再次让当地的恐慌升级，家长们再也不敢让孩子独自出门，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生怕这个恶魔再次上门。 而那个小个子男人，并没有因为琳琳的事情而收敛，反而变得更加疯狂。一周之后，他辗转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在一家工厂门口徘徊。这家工厂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工，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独自回家，这对他来说，无疑是绝佳的猎物。 他依旧是那副和善的模样，开着一辆借来的旧轿车，在工厂门口来回游荡，眼神不停地扫视着下班的女工，寻找着自己的目标。很快，一个17岁的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个女孩名叫李娟，刚刚进厂打工不久，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独自背着包，沿着路边慢慢走着，看起来单纯又好下手。 小个子男人立刻开车跟了上去，在女孩身边停下，摇下车窗，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小姑娘，下班了？去哪啊？我正好顺路，捎你一段吧，不收你钱。” 李娟愣了一下，看着眼前这个笑眯眯的男人，心里有些犹豫。她刚到呼和浩特不久，对这里的路况不熟悉，而且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独自走路也有些害怕。看到男人和善的样子，她渐渐放下了戒心，点了点头，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子发动起来，朝着偏僻的方向驶去。一路上，小个子男人依旧健谈，不停地和李娟聊天，询问她的工作和家乡，语气温和，让李娟彻底放松了警惕。可她不知道，这辆车，正在朝着地狱的方向疾驰，而身边这个和善的男人，正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恶魔。 当车子驶到一处偏僻的郊外，周围没有任何行人的时候，小个子男人猛地踩下刹车，车子停了下来。李娟疑惑地问道：“师傅，怎么停下来了？还没到我住的地方呢。” 没有回应，小个子男人缓缓转过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阴鸷和贪婪，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着李娟，让她浑身发冷，一股强烈的恐惧涌上心头。“小姑娘，别着急，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他的声音变得沙哑而诡异，让人不寒而栗。 李娟吓得浑身发抖，想要打开车门逃跑，可车门已经被锁死了。没等她反应过来，小个子男人就猛地扑了过来，死死地按住她的身体，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发出声音。李娟拼命地挣扎着，眼泪不停地掉下来，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小个子男人的对手。她的反抗在这个恶魔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只能任由对方宰割。 小个子男人眼中的贪婪和残忍愈发浓烈，他粗暴地撕扯着李娟的衣服，嘴里发出不堪入耳的污秽话语，脸上却依旧挂着那副诡异的微笑，那笑容，在昏暗的车厢里，显得格外狰狞，和他手中的粗暴动作形成了刺眼的反差，让人不寒而栗。李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无声地滑落，她知道，自己今天恐怕难逃一劫，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恐惧。 一番残忍的侵犯之后，小个子男人喘着粗气，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消失，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满足后的慵懒。他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然后低头看了一眼蜷缩在座位上、浑身颤抖、眼神空洞的李娟，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一丝不耐烦，对他来说，猎物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他从腰间掏出那柄沾满鲜血的匕首，缓缓走到李娟面前，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李娟察觉到了危险，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拼命地摇着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哀求声，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可小个子男人不为所动，他笑眯眯地看着李娟，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小事：“小姑娘，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太倒霉，遇上了我。” 话音刚落，他毫不犹豫地举起匕首，朝着李娟的胸口捅了下去。李娟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光芒瞬间黯淡下去，嘴里的哀求声也戛然而止，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小个子男人没有停下，又接连捅了好几刀，直到李娟彻底没了呼吸，身体渐渐变得僵硬，他才停下手。 随后，他像丢弃垃圾一样，将李娟的尸体拖下车，随意扔在路边的荒草丛中，又仔细清理了车厢里的痕迹，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才开车扬长而去。那天晚上，寒风依旧呼啸，荒草丛中的尸体，在夜色的笼罩下，显得格外凄凉，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这个世界，就被这个恶魔残忍地剥夺了生命。 李娟的尸体，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一位晨练的老人发现。当老人看到那具浑身是血的尸体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经过勘查，发现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和之前的几起奸杀案如出一辙：都是先诱骗、再侵犯、最后杀人抛尸，凶手的残忍和狡猾，让办案民警们无比愤怒，也无比头疼。 此时，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小个子男人，已经犯下了五起奸杀案，夺走了四条年轻的生命，还有一名幸存者文静，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有关杀人色魔的传言，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四处蔓延，人人自危，尤其是年轻女性，出门都要有人陪同，甚至不敢独自出门购物、上班，整个地区都被一片恐慌的氛围笼罩。 自治区警方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加大了搜捕力度，在各个路口、车站、集市都布下了警力，严查可疑人员和车辆，同时也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希望能借助群众的力量，尽快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凶手。可凶手太过狡猾，他每次作案后，都会仔细清理现场，更换车辆，从不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而且他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给警方的搜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更让人无奈的是，当时的科技水平有限，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安装摄像头，无法获取凶手的行车轨迹和外貌特征，唯一的线索，就是幸存者文静对凶手的模糊描述，以及在琳琳家提取到的几枚指纹。可人工识别指纹的进度非常缓慢，一枚指纹的比对，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当时的指纹数据库并不完善，想要凭借这几枚指纹锁定凶手，无疑是难如登天。 办案民警们熬红了双眼，日夜不停地排查线索，走访群众，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凶手就像一头狡猾的狼，在草原上四处游荡，时不时地露出獠牙，夺走一条生命，然后又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让警方束手无策。 就在警方的搜捕工作陷入僵局，群众的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他就是被誉为“神笔”的刑侦专家张欣。公安部得知这起连环奸杀案的情况后，高度重视，特意派出张欣赶赴内蒙古，协助警方侦破案件。 张欣是我国着名的刑侦画像专家，凭借着过人的观察力和绘画技巧，曾经根据目击者的模糊描述，画出了无数凶手的画像，帮助警方破获了多起疑难案件，被誉为“当代神笔马良”。他到达内蒙古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幸存者文静，耐心地询问她关于凶手的详细特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细节。 文静因为之前的遭遇，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一想起那个凶手，就浑身发抖，无法平静。张欣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地安抚她的情绪，陪她聊天，慢慢引导她回忆当时的场景。经过几天的耐心沟通，文静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了凶手的外貌特征：“他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左右，身形很精瘦，两道弯眉，一张小嘴，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可那笑容看起来很诡异，让人心里发毛，还有他的眼睛，是三角眼，总是滴溜乱转，眼神很阴鸷。” 根据文静的描述，张欣拿起铅笔，在纸上快速勾勒起来。他一边画，一边时不时地询问文静，调整细节，铅笔在纸上不停滑动，一个消瘦的脸庞渐渐成型，弯眉、小嘴、三角眼，还有那副诡异的笑容，和文静描述的一模一样。当张欣把画好的画像递给文静时，文静看着画像，浑身一僵，激动地说道：“没错！就是他！就是这个笑容，太像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确认画像无误后，警方立刻大量印制这幅画像，分发到内蒙古各个地区的派出所、车站、集市、村庄，让群众帮忙辨认，同时也在媒体上公布了画像，公开征集线索。一时间，整个内蒙古都掀起了一场“抓恶魔”的热潮，群众们积极配合警方，提供各种线索，希望能尽快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可即便如此，凶手依旧没有露面，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他似乎察觉到了警方的搜捕力度，暂时收敛了自己的恶行，不再轻易作案，开始潜伏起来，隐藏在人群之中，继续戴着那副和善的面具，伪装自己。 这一潜伏，就是好几年。在这几年里，警方始终没有放弃搜捕，依旧在四处排查线索，比对指纹，可凶手就像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丝毫踪迹。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凶手可能已经离开了内蒙古，或者已经意外死亡，可办案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坚信，只要凶手还活着，就一定会留下线索，就一定会被抓住。 时间转眼来到2005年年底，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就在警方的搜捕工作快要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线索传来，呼和浩特市郊区的一名村干部，向警方反映，有一个名叫“红红”的男子，曾经在当地租过房，这个人的长相，和警方公布的凶手画像非常相似。 这个线索让办案民警们欣喜若狂，他们立刻赶到村干部所说的村庄，进行详细的排查。经过走访群众，民警们得知，这个名叫“红红”的男子，真名叫做赵志红，是内蒙古凉城县人，几年前来到这里，和他的女友一起，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型幼儿园。 得知这个消息后，警方立刻组织警力，包围了赵志红经营的幼儿园。当时，赵志红正在幼儿园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脸上依旧挂着那副和善的笑容，看起来就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叔，谁也不会把他和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 当民警们出示证件，将赵志红控制起来的时候，他依旧显得十分镇静，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反而笑着说道：“警官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长得像犯法的吗？我一直在这里经营幼儿园，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谁能证明我干了什么？” 民警们没有被他的伪装所迷惑，当场将他带回了公安局。当警方将那幅刑侦画像摆在赵志红面前，并且拿出在琳琳家提取到的指纹，进行比对时，赵志红脸上的笑容，终于缓缓消失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琳琳家提取到的指纹，正是赵志红的。铁证如山，赵志红再也无法抵赖，他缓缓低下了头，脸上的伪装彻底卸下，露出了他阴鸷、狰狞的真面目。他知道，自己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当赵志红落网的消息传开后，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无比愕然和震惊。在他们眼里，赵志红是一个性格温和、能说会道的人，经营着一家幼儿园，对孩子们十分和蔼，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和善的大叔，竟然是一个背负着数条人命的嗜血魔王。 幼儿园的家长们得知真相后，更是不寒而栗，纷纷后怕不已，他们每天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赵志红的幼儿园，竟然让孩子和一个杀人恶魔朝夕相处了这么久，如果赵志红没有被及时逮捕，天晓得他会对这些无辜的孩子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在审讯室里，赵志红没有再抵赖，他缓缓交代了自己多年来犯下的所有罪行。根据他的交代，从1996年到2005年，这九年时间里，他先后在内蒙古、吉林等地，诱骗、侵犯、杀害了多名女性，最小的年仅10岁，最大的也不过20多岁，一共有九条鲜活的生命，倒在了他的屠刀之下，还有一名女性侥幸逃脱，也就是文静。 他交代，自己杀人、侵犯，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欲望。他喜欢看到女性恐惧的样子，喜欢掌控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杀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简单，没有丝毫心理负担，甚至有时候，他会先将人杀死，再侵犯依旧有余温的尸体，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可就在民警们以为，这起连环奸杀案终于可以尘埃落定的时候，赵志红交代的第一桩案件，却引出了一场惊天大雷，揭开了一桩尘封九年的惊天冤案，这就是1996年4月9号晚上，发生在茅房厂家属院公厕里的奸杀案。 赵志红对这起案件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他向民警们交代，那天晚上，他在茅房厂家属院的公厕里，听到隔壁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顿时欲火高涨，趁四下无人，潜入女厕，残忍地将那个女人奸杀，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可办案民警们听到这里，却愣住了，这起案件，早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侦破”了，当时警方认定，凶手是一名名叫呼格吉勒图的19岁青年，并且已经将其执行了枪决。所以，当赵志红说出自己才是这起案件的真凶时，民警们第一反应就是，他在瞎扯，想要混淆视听，拖延时间。 可赵志红却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十分肯定地说道：“不对，你们抓错人了，那个被枪毙的，就是个替死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人皮肤很嫩，像羊油似的，我摸完手上都是滑溜溜的，而且她当时穿的是一件碎花衬衫，腰间系着一根黑色的腰带，这些细节，你们可以去查，绝对不会错。” 为了验证赵志红的话，民警们立刻调取了1996年那起公厕奸杀案的卷宗，仔细查阅起来。这一查，很多被忽略的疑点，渐渐浮出了水面，这起案件，从案发到执行枪决，仅仅用了62天，审讯过程异常仓促，而且证据链十分薄弱，所谓的“铁证”，根本经不起推敲。 事情的真相，还要从1996年4月9号晚上说起。那天晚上，19岁的呼格吉勒图，和同事一起在茅房厂家属院附近值班，突然听到公厕里传来一名女子的疾呼，两人立刻跑了过去，想要查看情况。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赵志红已经作案完毕，逃离了现场，公厕里只剩下那名女子的尸体。 呼格吉勒图和同事见状，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报警之后，他们竟然被警方当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了公安局，接受突击审讯。至于警方到底有没有对呼格吉勒图进行刑讯逼供，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但根据当时和呼格吉勒图一同接受盘查的同事回忆，在突审过程中，他清楚地听到，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呼格吉勒图的惨叫声。 “人不是我杀的！你们别打了！”“我没有杀人，你们让我承认的话，就赶紧毙了我，拿刀砍了我！” 这些凄厉的惨叫声，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高强度的审讯，无休止的折磨，让自幼胆小怕事的呼格吉勒图，彻底崩溃了。 更让人愤怒的是，警方为了让呼格吉勒图认罪，竟然对他进行了欺骗，告诉她，受害女子已经被抢救过来了，只要他肯认罪，就放他回家，和家人团聚。呼格吉勒图自幼胆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恐惧和折磨之下，他稀里糊涂地在认罪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承认自己见色起意，猥亵并杀害了那名女子。 当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彻底懵了。在他们眼里，呼格吉勒图是一个老实巴交、善良懂事的孩子，平时连鸡都不敢杀，怎么可能会做出奸杀这样残忍的事情？他们多次向警方申诉，声称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枉的，可当时的警方，却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申诉，依旧坚持认定呼格吉勒图就是凶手。 在看守所里，呼格吉勒图曾经告诉过家人，警察轮流折磨他，不让他睡觉，不按照他们的“标准答案”交代，就会遭到毒打。他还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希望家人能帮他洗清冤屈，可他的家人，却无能为力，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的申诉，就像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1996年6月10号，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呼格吉勒图杀人事实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当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得知这个判决结果时，当场呼天抢地，痛哭流涕，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押赴刑场，却无能为力。 从案发到执行枪决，仅仅用了62天。62天，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草率地剥夺了；62天，一个无辜的家庭，就这样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之中。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严打”政策——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刑事犯罪，可这份“快”，却变成了草菅人命的利刃，将一个无辜的青年，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严打，全称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新中国历史上，一共经历过四次，1996年的这次严打，正是在我国经济文化大转型期，犯罪势力猖獗，社会安全岌岌可危的背景下开展的。不可否认，严打政策在当时，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严厉打击了犯罪势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可在“从严、从快、从重”的方针之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冤案，呼格吉勒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牺牲品。 冤案发生之后，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申诉。他们四处奔走，搜集证据，想要为自己的儿子洗清冤屈，可这条路，却异常艰难。他们在当年的案件卷宗中，发现了诸多疑点，这些疑点，足以证明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枉的。 首先，呼格吉勒图在口供中交代，受害女子留着长发，可实际上，被害人生前梳的是齐肩短发，这一点，和尸检报告完全不符；其次，呼格吉勒图交代，受害女子曾经喊过“救命”，可根据被害人家属的证实，被害人自幼只会说蒙语，压根不会说汉语，根本不可能喊出汉语的“救命”；除此之外，受害女子的穿衣数量、是否系腰带等细节，呼格吉勒图的供述，和现场勘查的实际情况，也完全对不上号。 更重要的是，当时警方认定呼格吉勒图是凶手的关键证据，从他指甲缝里提取到的疑似皮屑物，被认定为是和被害人厮打时留下的，而且经过“技术鉴定”，皮屑物和被害人的血型相同。可当时，国内的dNA检测技术尚未普及，所谓的“技术鉴定”，仅仅是血型比对，而血型并不具有唯一性，相同血型的人成千上万，以此作为定罪的关键证据，根本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根据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的身体上，并没有任何抓挠的伤痕，既然没有厮打，那呼格吉勒图指甲缝里的皮屑物，又来自哪里？这些重重疑点，在当时，都被人为地忽略了，这起漏洞百出的案件，竟然被当成了政法宣传的典型“铁案”，办理这起案件的4名警察，还因此荣立二等功，被媒体誉为“神探”。 而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却长久地顶着“强奸杀人犯家属”的污名，备受众人的鄙夷和排挤。呼格吉勒图的弟弟，因为哥哥的“罪行”，找不到工作，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呼格吉勒图的父亲，一夜白头，整日沉默寡言，精神恍惚；呼格吉勒图的母亲，更是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精神几近崩溃，每天都在以泪洗面，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儿子的名字，诉说着儿子的冤屈。 这样的日子，他们一过就是九年。九年里，他们四处申诉，受尽了白眼和委屈，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05年，赵志红落网，主动交代了这起案件的真相，他们的冤屈，才终于有了昭雪的希望。 赵志红的记性非常好，他不仅能在九年之后，准确地指认出已经拆迁的犯罪现场，还能清晰地说出被害女子的穿着、外貌等诸多细节，这些细节，都和当年的现场勘查情况、尸检报告完全吻合，而且很多细节，是当时警方没有公开的，只有真凶，才能知道。 更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赵志红竟然一次次主动向警方申请，要求“偿命”，声称自己要为这起案件负责，不遗余力地为呼格吉勒图洗冤。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是不是良心发现了？可实际上，赵志红的这番举动，根本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难逃一死，倒不如借助重新调查这起旧案，多拖延一段时间，苟活几天，万一因此能戴罪立功，从死刑变成死缓，岂不是天大的便宜？ 于是，他不仅主动交代了这起案件的细节，还在卫生纸上，写下了厚厚的“申请偿命书”，在书中，他假惺惺地写道：“我在被捕之后，经过政府的教育，在生命的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现特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 讽刺的是，面对这起明显的冤案，当地的公检法部门，却集体保持沉默，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认当年的错误，而跳得最欢的，反而是赵志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渣。他的交代，像一颗炸雷，在当地的政法系统中轰然炸开，也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当得知赵志红主动交代了1996年的公厕奸杀案，并且细节全部吻合之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激动得彻夜难眠。他们来到呼格吉勒图的坟前，抱着墓碑，痛哭流涕，一遍又一遍地说道：“儿子，你的冤屈终于有希望洗清了！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们，让那些冤枉你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大多数人看来，真凶已经找到，证词也完全对得上，给枉死者平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很快就迎来了兜头一盆冷水，冤案的复查工作，受到了各种干扰，相关部门肉眼可见的不愿意配合，仿佛在刻意掩盖当年的错误。 呼格吉勒图的律师，经过重重险阻，终于拿到了当年的案件卷宗，可当他们翻开卷宗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很多原始资料，竟然神秘消失不见了。当他们向相关部门询问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却都是“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样敷衍的回答，让律师们无比愤怒，也让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再次陷入了绝望。 既然原始资料不见了，律师们便换了一个角度，申请对当年从呼格吉勒图指甲缝里提取到的皮屑物，进行dNA鉴定。他们坚信，只要进行dNA鉴定，就一定能证明，那些皮屑物不是被害人的，从而彻底证明呼格吉勒图的清白，因为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身上没有任何抓挠伤痕，那些皮屑物，根本不可能是被害人的。 呼格吉勒图的家人，满怀信心地递交了申请材料，他们以为，这一次，一定能为儿子洗清冤屈。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地警方给出的回应，却让他们彻底崩溃了，警方表示，当年提取的皮屑物，在公安局办公大楼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 一个关乎人命的关键物证，竟然就这样“弄丢了”，这样的理由，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冰山，横在呼格吉勒图家人的面前，再多的泪水，再多的申诉，仿佛都无法将其消融。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才能为儿子洗清冤屈，才能还儿子一个公道。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位不肯公开身份的内部人士，道出了其中的玄机。他表示，这起冤案的事实部分，早就已经明确，凶手肯定不是呼格吉勒图，这一点，没有任何悬念。可如果按照法律规定，重新定案，为呼格吉勒图平反，必然会有很多人受到处分。 当年办理这起案件的民警、检察官、法官，大多已经得到了提拔升迁，有的甚至成为了当地公检法部门的高级领导，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自己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难度可想而知。正是这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这起本就不复杂的冤案，变得迷雾重重，复查工作，也迟迟无法推进。 转眼几年过去，呼格吉勒图案的复查工作，依旧遥遥无期，呼格吉勒图，就好像永远无法瞑目一样。他的父母，日渐苍老，身体也越来越差，可他们依旧没有放弃，依旧在四处奔走，为儿子申诉，他们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直到2014年，一件改变一切的事情发生了：一封承载着呼格吉勒图冤屈的信件，出现在了高层领导的案头。这封信，来自一位富有正义感的高级干部，他得知呼格吉勒图的冤案后，无比愤怒，便用内参的形式，将这起冤案的全部情况，详细地上报给了中央。 这起冤案，很快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自治区立即启动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程序，彻查此案，还枉死者以公道，还社会以正义。中央的震怒，像一道利剑，劈开了笼罩在这起冤案上的迷雾，也给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带来了久违的希望。 2014年11月4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启动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程序。再审期间，法院组织了专业的团队，重新查阅了当年的卷宗，走访了当年的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赵志红的供述，进行了详细的核实，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经过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和审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枉的，1996年公厕奸杀案的真凶，确实是赵志红，呼格吉勒图的供述，是在刑讯逼供和欺骗之下做出的，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2014年12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时任内蒙古高院副院长赵建平，当着所有媒体和呼格吉勒图家人的面，深深鞠了一躬，郑重地说道：“我们错了，对不起呼格吉勒图，对不起他的家人，我们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听到这句话，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再也忍不住，当场泣不成声。这一句“对不起”，来得太迟，也太过沉重，它迟到了整整18年，错过了呼格吉勒图的一生，也摧毁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18年的奔波，18年的委屈，18年的坚持，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报，他们的儿子，终于洗清了冤屈，终于可以瞑目了。 冤案平反之后，追责调查工作，也随即展开。中央要求，对当年办理呼格吉勒图案的相关人员，进行严肃追责，无论他们现在身居何职，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经过详细的调查，几十名涉案人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分，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降级，有的被开除党籍。 其中，当年带头制造这起冤案的冯志明，后来升任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调查过程中，还被查出存在其他的违法行为，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另外一名严重违纪违法的涉案人员刘旭，在得知自己即将被查处后，在一片小树林里，畏罪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从1996年呼格吉勒图冤死，到2005年真凶赵志红落网，共用了9年时间；从赵志红主动交代真相，到呼格吉勒图冤案平反，又过去了9年时间。九年一个轮回，正义虽然姗姗来迟，但终究还是来了。只是，这人生，又能承受几个九年呢？呼格吉勒图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9岁，他错过了青春，错过了爱情，错过了人生的一切，而这一切的悲剧，都源于一场草率的判决，源于一些人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2019年7月30号，恶贯满盈的赵志红，在刑场伏法，执行死刑。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不足惜。可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和当年呼格吉勒图被火速处决相比，赵志红在监狱里，足足苟活了14年之久。 第258章 恶魔在人间！前教师疯狂作案 14 起，残害 17 名女性 1998年2月9日，腊月二十三，距离除夕还有七天。闽南的冬天没有雪，却裹着刺骨的湿冷，寒风卷着细沙，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割人。下午4点，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昏黄，余晖洒在福建省仙游市枫亭镇的土路上，给坑坑洼洼的路面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边。 霞桥村的老李，今年四十二岁，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常年干农活、跑运输磨出的厚茧。他骑着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两大箱刚从镇上批发来的日用品，是要送到邻村小卖部的货。老李蹬着车，嘴里哼着不成调的闽剧，脚下的踏板一圈圈转动，自行车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着，溅起一朵朵泥花。 路过镇东头那个新建的基建工地时，老李下意识地放慢了车速。这片工地刚开工没多久，周围堆着高高的土堆，脚手架搭得密密麻麻，地上散落着钢筋、水泥袋和废弃的建材，显得杂乱无章。工地门口的土路因为前几天下过小雨，变得格外湿滑，加上工地偶尔会排一些施工废水，路面更是泥泞不堪。 老李心里嘀咕着，可得小心点，别摔了，这两箱货要是摔破了，损失可不小。他握紧车把，身体微微前倾，准备慢慢转弯绕过工地门口的积水坑。可就在车轮刚转过弯，接触到一段看似平整的路面时，突然“吱呀”一声，车轮猛地打滑，老李来不及反应，整个人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他娘的！”剧烈的疼痛让老李忍不住闷哼一声，手上的力道一松，自行车倒在一边，后座的货箱也摔开了口，里面的肥皂、牙刷散落一地。他撑着胳膊慢慢爬起来，只觉得左胳膊一阵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袖口已经被磨破，一道三四厘米长的裂口从手腕延伸到小臂，暗红色的血顺着伤口慢慢渗出来，很快就染红了袖口。 老李皱着眉，伸手按住伤口，疼得龇牙咧嘴。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路面，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对着工地的方向破口大骂：“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把废水往路上排，害得老子摔成这样！要是让老子抓住，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骂了几句，老李的火气稍稍平复了一些，他弯腰想去捡散落的货物，目光无意间扫过脚下打滑的地方，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刚才的火气瞬间被一股寒意取代。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定睛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让他车轮打滑的，根本不是什么施工废水，而是一条暗红色的液体，顺着路边的草丛，一直淌到工地的围墙边上，在昏黄的夕阳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老李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这辈子宰过羊、杀过猪，对血腥味再熟悉不过。刚才光顾着疼和骂人，没太注意，这会儿静下心来，一股浓郁的、带着铁锈味的血腥味，顺着风飘进了他的鼻子里，直冲脑门。他心里一沉，伸手蘸了一点地上的暗红色液体，放在鼻尖闻了闻，又用手指搓了搓，指尖瞬间被染红，那股血腥味更加清晰了。 “是血！”老李的声音忍不住发颤，心脏“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活了四十多年，见过不少血，可这么大片的血迹，他还是第一次见。那血迹顺着路边的土坡，断断续续地延伸，看起来血量极大，血汪汪的一大片，像是有人在这儿流了很多血，而且不像是宰杀牛羊后，拖着尸体留下的零星痕迹，牛羊的血迹会比较分散，而这片血迹，却带着明显的拖拽痕迹，像是有人把什么东西从路上拖到了工地边上。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藤蔓一样瞬间缠绕住了老李的心脏：这么多血，难道是人血？会不会有人在这儿出了事？甚至……甚至是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了附近？ 老李越想越害怕，手心全是冷汗，按住伤口的手也忍不住发抖。他不敢再往下想，也不敢再停留，连忙扶起自行车，胡乱地把散落的货物塞进货箱，绑好绳子，跨上自行车，用尽全身力气蹬着车，朝着枫亭公安分局的方向狂奔而去。一路上，他的心脏都在狂跳，脑子里反复浮现着那片诡异的血迹，后背的寒意越来越重，连胳膊上的伤口都忘了疼。 十几分钟后，老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枫亭公安分局。值班室内，民警正在整理案卷，看到老李浑身是泥、胳膊流血、神色慌张的样子，连忙起身询问：“老乡，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老李扶着自行车，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半天才缓过劲来，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民……民警同志，不……不好了！出人命了！在……在镇东头的基建工地边上，有一大片血迹，我怀疑……怀疑有人被杀死了，尸体被埋在那儿了！” 值班民警一听，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召集了另外两名同事，带上勘查工具，跟着老李，匆匆赶往案发现场。老李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引路，民警们开着警车跟在后面，一路上，老李不停地催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还能来得及，希望那不是人血，希望只是自己想多了。 十几分钟后，一行人赶到了位于国道324线137公里加705米东侧的耕地围墙旁边，也就是老李摔倒的地方。民警们立刻下车，拉起警戒线，封锁了现场。老李指着路边的血迹，对民警说：“同志，你们看，就是这儿的血，顺着这儿一直淌到围墙根下，我刚才看到围墙根下有一堆新土，好像是刚堆上去的！” 带队的民警点了点头，示意同事们小心勘查，自己则顺着老李指的方向，走到围墙根下。果然，在围墙的一个隐蔽处，堆着一堆新土，土的颜色和周围的土明显不同，看起来是从附近的土堆移过来的，土堆不大，但堆得很规整，不像是随意堆放的。 “小心点，慢慢挖。”带队民警对身边的同事说。两名民警拿出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挖着那堆新土，动作轻柔，生怕破坏了里面的东西。老李站在警戒线外，双手紧紧攥着拳头，脸色苍白，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堆新土，心脏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随着铲子一点点翻动，新土被慢慢拨开，一股更加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在场的民警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挖了大概半米深，铲子突然碰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民警们顿时停下了动作，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凝重。 他们放慢动作，一点点清理掉周围的泥土，很快，一个人的身体轮廓慢慢显现出来。当最后一层泥土被拨开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土堆里，躺着一具仰卧状的全裸女尸，尸体全身血肉模糊，面部被撞击得严重变形，五官扭曲在一起，早已看不清原本的模样，身上布满了伤痕，暗红色的血迹还残留在尸体上，与泥土混合在一起，显得格外狰狞。 尸体一丝不挂，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一件紫红色的西装外套，还有胸罩和三角裤，被随意地覆盖在她的身上，旁边还放着一个破旧的水泥袋子，里面空空如也，不知道原本装着什么。民警们立刻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拍照、提取痕迹，不敢有丝毫遗漏。 接到枫亭公安分局的报案后，仙游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法医也随之抵达。法医立刻对尸体进行初步尸检，经过仔细勘查和分析，法医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死者并不是之前大家猜测的，从楼上或者山上坠落跌死的，而是被机动车辆从背后猛烈碰撞致死。 “碰撞的力量非常大，”法医一边检查尸体，一边对身边的刑警说，“死者全身有多达20多处骨折，其中有几处是开放性骨折，骨头断裂处外露，流血量极大，这也是现场有大片血迹的原因。从骨折的程度和伤口的形态来看，肇事车辆的速度应该非常快，而且撞击时没有丝毫减速。” 刑警们在现场仔细勘查，发现了一些车轮痕迹和零星的血迹，结合现场的位置，位于国道旁边，来往车辆不算少，车轮痕迹杂乱无章，有大型货车的痕迹，也有小型轿车的痕迹，根本无法通过车轮痕迹来确定肇事车辆的具体信息。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民警都倾向于这是一起交通意外，推测是一个司机开车时，不小心从背后撞死了这个女人，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所以畏罪将尸体拖到路边的围墙下，用土简单掩埋起来，然后匆匆逃走。 “应该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一名年轻的民警说道，“你看，现场就在国道边上，来往车辆多，司机撞人后肯定慌了神，情急之下才把尸体埋在这里，想暂时掩盖罪行，然后赶紧逃走。” 然而，仙游县公安局局长却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凝重的神色，否定了这个推测：“我不这么认为，这起案件，恐怕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逃逸。” 局长蹲下身，仔细查看了尸体周围的泥土和拖拽痕迹，又看了看覆盖在尸体身上的衣物，缓缓说道：“你们仔细想想，一般的交通肇事逃逸，司机撞人后，心里肯定非常惊慌，大多都是下车简单查看一下受害者的情况，确认对方已经死亡或者重伤后，就会立刻开车逃走，根本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和心思去处理尸体。” “但你们看这里，”局长指着尸体拖拽的痕迹，“死者的尸体是从国道上，被拖拽到几十米外的围墙下，而且还被用土掩埋起来。就算是简易的土堆，挖掘和掩埋也至少需要20分钟以上的时间。如果司机只是想掩盖罪行，最稳妥的办法，应该是把尸体抬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扔掉，这样更不容易被发现，也更节省时间，他为什么要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在这里挖土掩埋尸体？这不符合逻辑。” 顿了顿，局长又指了指覆盖在尸体身上的衣物，继续说道：“还有一点，为什么要把死者的衣服全部脱光？如果说是为了毁坏受害者的身份信息，不让我们找到尸源，那他应该把脱下的衣物直接带走，扔到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可他却把衣物随意堆放在尸体身上，这反而更容易让我们通过衣物确认死者身份，这根本说不通。” “另外，”局长站起身，目光扫过现场的国道，“根据现场勘查，死者是背对着汽车被撞死的，而且从受害者留下的痕迹来看，她当时并没有走在公路中间，而是老老实实地走在公路的路边。正常来说，只要司机没有酒驾、没有严重疲劳驾驶，注意力集中一点，根本不可能撞到走在路边的人。” “种种疑点加起来，我判断，这很有可能不是一起交通意外，而是一起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局长的语气坚定，“凶手故意开车撞死受害者，然后伪装成交通肇事逃逸的样子，试图迷惑我们，掩盖他的杀人罪行。” 既然判断是报复杀人，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受害者的身份，只有找到尸源，才能进一步调查凶手的动机，找到破案的线索。警方立刻成立了专项调查组，一方面继续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提取更多的痕迹物证；另一方面，在仙游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寻找失踪人员，排查尸源。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仙游县的各个乡镇传开了，枫亭镇的基建工地边上，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死状凄惨，疑似被人谋杀。一时间，整个仙游县都人心惶惶，尤其是女性，晚上都不敢单独出门，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尸源的时候，2月12日上午，仙游泰利鞋厂的女工付某，趁着休息时间，回到了赖店镇向岭村。她径直走到邻居蔡某某家，敲开了门。蔡某某打开门，看到是付某，有些疑惑地问道：“付姐，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 付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笑着说道：“我今天调休，厂里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让你家秀梅赶快去上班，要么就请个病假，要是再不来，厂里就要扣工资了。秀梅这几天怎么回事啊？一直没来上班，车间主任都急了。” 听到“秀梅”两个字，蔡某某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什么？秀梅没去上班？不可能啊！她这几天都没有回家，我还以为她一直在厂里上班，住在宿舍呢！” 付某也愣住了：“没回家？这怎么可能？秀梅2月8号晚上下班，还和我一起走的，我们到海田岭三岔路口就分手了，她当时说要回宿舍，怎么会没回家，也没去上班？” 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蔡某某的心头。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脚都有些发抖，嘴里喃喃自语：“不会的，不会的，秀梅那么老实，怎么会出事呢？” 他不敢再往下想，匆匆跟付某说了一句“我去厂里看看”，就转身冲出了家门，一路狂奔，朝着仙游泰利鞋厂的方向跑去。一路上，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秀梅，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十几分钟后，蔡某某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泰利鞋厂，找到了车间主任。车间主任看到蔡某某神色慌张、满头大汗的样子，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连忙说道：“蔡大哥，你可来了，我正想联系你呢！秀梅从2月8号晚上8点30分下班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上班，也没有请假，我以为她是生病了，就让付某去你家传话，没想到她根本没回家。” “秀梅在厂里一直很老实肯干，”车间主任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来厂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迟到、缺勤过，做事也认真负责，我们都很喜欢她。她突然不来上班，我也很担心，还以为她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听到车间主任的话，蔡某某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一股绝望的感觉涌上心头。他知道，秀梅肯定出事了。他强忍着眼泪，拉着车间主任的手，急切地问道：“主任，你知道秀梅下班以后，还和谁在一起吗？她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 车间主任想了想，说道：“她下班的时候，是和同厂的女工付某一起走的，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我亲眼看到她们出了厂门。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付某，你再详细问问她。” 在车间主任的带领下，蔡某某找到了付某。付某看到蔡某某焦急的样子，也很着急，详细地回忆道：“蔡大哥，2月8号晚上下班，我和秀梅一起骑车回家，一路上我们还有说有笑的，她心情很好，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说要去别的地方。我们一起骑到海田岭三岔路口，因为我家往东边走，她家往西边走，我们就分手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当时穿的什么衣服？”蔡某某急切地问道。 “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西装外套，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付某仔细回忆着，“还有一个黑色的挎包，里面装着她的钱包和钥匙。” 听到“紫红色西装外套”和“蓝色牛仔裤”，蔡某某的身体猛地一震，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想起了最近传遍全县的无名女尸案，想起了人们描述的尸体身上的衣物，和付某说的一模一样。 蔡某某再也忍不住，眼泪瞬间掉了下来，他跌跌撞撞地冲出鞋厂，一边跑，一边疯狂地拨打亲戚朋友的电话，询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陈秀梅。他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问遍了村里的每一个人，可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没有见过陈秀梅。 就在蔡某某走投无路、绝望无助的时候，路边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里面播放着一则认尸启事，详细描述了无名女尸的身高、体型，还有身上的衣物，紫红色西装外套、蓝色牛仔裤，和陈秀梅的穿着一模一样。 蔡某某的身体瞬间僵住，耳朵里只剩下广播里的声音，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他猛地回过神，疯了一样朝着枫亭公安分局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哭喊着：“秀梅！我的秀梅！” 赶到枫亭公安分局后，蔡某某情绪激动，浑身发抖，拉着值班民警的手，大声说道：“民警同志，我要认尸！我要认尸！广播里说的那个无名女尸，肯定是我老婆陈秀梅！肯定是她！” 民警看到蔡某某情绪过于激动，担心他看到尸体后会崩溃，没有敢让他直接进停尸房，而是把他带到了一间办公室，拿出了从尸体身上找到的衣物，放在他面前：“老乡，你先冷静一下，你看看，这些衣服是不是你老婆的？” 蔡某某颤抖着伸出手，拿起那件紫红色的西装外套，指尖触碰到衣物的瞬间，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这件外套，是他去年过年的时候，特意给陈秀梅买的，陈秀梅很喜欢，平时舍不得穿，只有上班的时候才会穿上。外套的袖口，还有一个小小的补丁，那是陈秀梅不小心划破的，她自己一针一线缝好的。 “是……是秀梅的……”蔡某某再也忍不住，抱着衣服坐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悲痛欲绝，让人听了心里发酸，“秀梅，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我怎么活啊……” 等蔡某某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民警才拿出尸体的照片，让他辨认。照片上的尸体虽然血肉模糊，看不清面目，但蔡某某只看了一眼，就立刻认了出来，那是他的妻子陈秀梅，哪怕面部变形，他也能从轮廓上认出来。 确认尸源后，警方立刻对陈秀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详细调查，试图找到凶手的线索。可调查结果，却让警方陷入了困境，根据陈秀梅的丈夫蔡某某介绍，陈秀梅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妇，性格胆小怕事，平时说话都轻声细语，从来不敢得罪人。 陈秀梅常年在家务农，两年前才进入泰利鞋厂打工，鞋厂里几乎全部都是女工，她平时接触的人很少，除了厂里的同事和村里的邻居，几乎没有其他社交，压根就没有仇人，更谈不上被人报复杀害。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猜测：会不会是强奸杀人？凶手见色起意，强奸了陈秀梅，然后将其杀害，并且脱光了她的衣服，掩盖罪行。可法医的进一步鉴定结果，却否定了这个猜测，经过仔细检验，受害者并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一边是没有仇人的受害者，一边是不符合交通肇事逻辑的现场，警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道这起案件到底是交通意外，还是蓄意谋杀。就在警方纠结不已、毫无头绪的时候，又一起类似的案件，发生了，整个仙游县，彻底陷入了恐慌之中。 2月9日，也就是陈秀梅的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名货车司机驾驶着货车，行驶在福厦公路交尾边路段往莆田方向的路上。当时路上的车辆很少，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打着哈欠，突然，他看到公路旁边的草丛里，似乎有一个东西，像是一个人躺在那里。 司机心里一惊，连忙放慢车速，停下车子，下车查看。走近一看，他吓得魂飞魄散，草丛里，躺着一具全裸的女尸，死状和陈秀梅极为相似，身上布满了伤痕，明显是被机动车辆撞击致死，周围也有零星的血迹，还有一些车轮痕迹。 司机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停留，立刻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展开勘查。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次，辨认尸体的过程非常迅速，出警的民警中，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妇女，她是仙游县赖店镇棒头村的村民，今年36岁，名叫陈某某。 民警立刻赶到陈某某的家里，找到了她的丈夫。陈某某的丈夫看到民警，心里就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当民警说出陈某某的死讯时，他瞬间崩溃了，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不可能！我老婆怎么会出事？”陈某某的丈夫哽咽着说道，“她今天早上5点就起床了，说要去工厂上班，穿的是一件红色的外套，随身携带一个黑色的小挎包，里面装着几十块钱现金和一把钥匙，怎么会突然就没了？” 民警告诉她的丈夫，在现场，他们发现了陈某某被脱下的红色外套，但那个黑色的小挎包，却不见了踪影。结合现场的情况，民警推测，这有可能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凶手抢劫了陈某某的挎包，然后将其杀害，脱光衣服，伪装成交通肇事的样子。 可陈某某的丈夫却摇了摇头，一脸不解地说道：“抢劫杀人？不可能啊！我老婆的挎包里，一般只有几十块钱现金，最多也就一百块，谁会为了这么一点钱，去杀一个人？这太不合常理了！” 和之前遇害的陈秀梅一样，陈某某也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农妇，性格温和，平时待人友善，从来没有和别人结过仇，也没有什么经济纠纷，根本不可能是被人报复杀害。而且，案发时间是凌晨5点，当时天还没亮，公路上人烟稀少，根本没有目击者，警方无法获取更多的线索，也无法断定，这起案件到底是交通肇事，还是蓄意谋杀。 接连两起类似的案件，让仙游县的警方压力倍增，也让当地的群众人心惶惶。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加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仅仅在陈某某遇害后的24小时，也就是2月10日凌晨5点左右，又一起惨案发生了。在仙游县交委卫生院前的福下路上，一名早起的清洁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路边的沟里，躺着一具全裸的女尸。 清洁工吓得魂飞魄散，立刻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这具女尸的死状，比前两起案件的受害者更加凄惨，她也是被汽车从背后猛烈撞击，双腿已经被撞断，扭曲成了不正常的角度，身上布满了血迹和伤痕，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警方迅速联系到了受害者的家属，根据家属反映，受害者出门时，随身携带了一个背包，里面装着一些现金和生活用品，但现场并没有找到这个背包，应该是被凶手拿走了。可和之前一样，受害者的背包里，也没有多少钱，最多也就几十块，让人无法理解，凶手为什么会为了这么一点钱，痛下杀手。 短短三天时间，三起类似的案件，三具全裸的女尸，死状凄惨，现场都有车轮痕迹，受害者的衣物被脱光，随身物品丢失，但丢失的财物很少。这一系列的案件，让仙游县的警方焦头烂额，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凶手到底是谁，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警方加大了排查力度，在各个乡镇的公路上设置卡点，排查过往车辆，走访周边群众，寻找目击者和线索，但始终没有任何突破。就在警方陷入绝境的时候，第四起案件，又发生了。 2月14日凌晨5点左右，天刚蒙蒙亮，仙游县枫亭镇沙溪村的妇女朱秀清，已经卖完了菜。她挑着空箩筐，哼着小曲，沿着福厦线枫亭梅岭头路段往家里走。朱秀清今年40岁，家里种着几亩菜地，每天早上都会早早起床，挑着菜去枫亭市场卖，卖完菜再回家，已经成了她多年的习惯。 当时，公路上的车辆还很少，只有零星的几辆货车经过。朱秀清挑着箩筐，慢慢走着，心里盘算着今天卖菜赚的钱，想着给家里的孩子买几样零食。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在悄然降临。 突然，一辆卡车从背后疾驰而来，速度非常快，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朱秀清只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卡车狠狠撞倒在路边的边沟里，箩筐也被撞飞，里面的杂物散落一地。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的两个过路老人看到了。两个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早起去镇上买东西，远远地就看到了这辆卡车撞倒了朱秀清。他们看到，卡车撞倒朱秀清后，停了下来，驾驶室里跳下一个男人，走到朱秀清身边，看了看她的情况，似乎在确认她是否已经死亡。 就在这时，两个老人下意识地朝着那边走了几步，试图上前帮忙。那个男人看到有人靠近，脸色瞬间变了，显得非常慌张，连忙转身，跳上卡车，发动车子，仓皇逃走，很快就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 两个老人连忙跑到边沟里，查看朱秀清的情况。此时的朱秀清，浑身是血，气息微弱，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她扶起来，朱秀清只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要说什么，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老人吓得连忙大喊救命，路过的几辆汽车听到喊声，纷纷停下，司机们下车帮忙，把朱秀清抬上汽车，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可遗憾的是，由于伤势过重，朱秀清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抢救无效死亡了。 朱秀清的丈夫赶到医院后，得知妻子的死讯，悲痛欲绝。他告诉警方，朱秀清身上，有50多元卖菜赚的现金，还有一块双狮牌手表，那是他当年送给朱秀清的结婚礼物，朱秀清一直戴在手上，可现在，现金和手表都不见了踪影。 这一次，有了两个直接的目击者，警方终于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根据目击者的回忆，作案的车辆是一辆卡车，颜色是蓝色，速度非常快，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身材中等，穿着深色的衣服，因为距离太远，没有看清具体的长相。 结合这四起案件的共同点：受害者都是女性，都是在凌晨或傍晚时分，在公路上被机动车辆从背后撞击致死，尸体被脱光衣服，随身物品丢失，现场都有车轮痕迹，警方分析，这一系列案件，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所为，系列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警方立刻与周边县市的警方取得联系，询问他们是否有类似的案件发生。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在仙游县发生这些案件之前，泉州市的惠安县、晋江市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受害者都是女性，死状和仙游县的受害者极为相似。 案情瞬间变得重大起来，已经不是仙游县公安局能够单独处理的了。2月14日当天，一个由刑警和交警组成的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由仙游县公安局牵头，周边县市的警方全力配合，展开联合侦查。 专案组成立后，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福厦线、福下路等主要公路上，撒下天罗地网，设置多个卡点，24小时不间断排查过往的卡车，尤其是蓝色的卡车；组织大量警力，走访周边的群众、加油站、停车场，寻找目击者和可疑人员；对所有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寻找可能的关联；将所有案件的现场痕迹、物证进行汇总，统一分析比对。 此时，警方已经可以确定，这一系列案件，绝对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逃逸，也不是普通的抢劫杀人，而是一起蓄意的系列杀人案。凶手的作案手法残忍，作案频率极高，而且非常嚣张，根本不害怕被警方抓获。 可关键的问题是，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这让警方感到非常困惑。如果说是劫财，受害者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没有多少钱，凶手连续杀了四个人，抢来的钱加起来，也不到两百块，为了这么一点钱，连续犯下命案，显然不合常理；如果说是劫色，虽然所有受害者都被脱光了衣服，但法医鉴定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受害者被侵犯过，这也说不通。 鉴于案情重大，凶手还在疯狂作案，随时可能有新的受害者出现，专案组立刻将案情上报到了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牵头，抽调了周边各市的精干警力，加入到专案组中，扩大侦查范围，加大侦查力度，全力追捕凶手。 随着并案侦查的深入，更多的案件被串联了起来，凶手的作案轨迹，也慢慢清晰了起来。警方发现，凶手的作案范围，主要集中在福厦线及其周边路段，作案时间大多在凌晨或傍晚，受害者都是单独在公路上行走的女性，尤其是穿着鲜艳衣服的女性。 据惠安县警方提供的线索，1998年2月4日上午9点，惠安县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人在惠安火车站前路南侧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惠安县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展开勘查，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和仙游县的案件一致，死者是被机动车撞倒后，造成胸肋骨、颅骨粉碎性骨折，因脑组织严重破坏、大出血而死亡，死后被抛尸到草地上。 当天下午，一名男子匆匆赶到惠安县公安局，报案说自己的妻子失踪了。民警让他辨认尸体，他只看了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自己的妻子庄修玉，今年32岁，是惠安县某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 庄修玉的丈夫告诉警方，庄修玉2月3日晚上下班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他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庄修玉失踪时，骑着一辆自行车，身上戴着一块英纳格手表，随身携带一个钱包，里面有几百块现金和一些证件，但现场并没有找到自行车、手表和钱包，显然是被凶手拿走了。 就在惠安县警方调查庄修玉遇害案的时候，2月6日上午，宁德市的警方又接到了一起报案，万幸的是，这一次的受害者，没有死亡。报案的是宁德市飞峦镇某村的妇女蔡某，她向惠县公安局罗阳派出所，讲述了自己2月4日凌晨遭遇的恐怖经历。 蔡某今年28岁，那天，她从福州坐客车，去惠安县涂寨镇找朋友。因为晚上坐车太困，不小心睡过了头，等到凌晨2点的时候，客车才在惠安县罗阳镇东风村路段停下，她只能下车，沿着福厦路往北走，想找个地方暂时休息，等到天亮再继续赶路。 当时，天还下着细雨，路面湿滑，周围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汽车的鸣笛声。蔡某独自一人走在公路上，心里有些害怕，加快了脚步。可就在她走到距离铁路桥下300米左右的地方时，一辆汽车突然从背后疾驰而来，没有丝毫减速，狠狠将她撞倒在地。 剧烈的撞击让蔡某瞬间失去了知觉，等她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细雨还在下，她脸朝天躺在路边的田地里，双手和脖子都被绳子捆着，动弹不得。就在这时，一个男子走到她身边，蹲下身，眼神浑浊地打量着她，随后伸出手胡乱摩挲她的身体，动作粗鲁又怪异，还伴有低俗的嘟囔声。蔡某吓得浑身发抖，拼命想挣扎，可绳子捆得太紧，丝毫动弹不得，只能紧闭双眼，任由对方摆布。男子折腾了一会儿，见她反抗激烈，又没能达到进一步的目的，便转而抢夺她身上的财物，一把扯掉她手腕上的金手链、脖子上的金项链，又摘下她的钻石戒指和腕上的女士石英表，顺手拿走了她随身的两个包，翻出里面的5000元现金后，将包随手扔在一旁的泥地里。 做完这一切，男子站起身，看了一眼动弹不得的蔡某，没有再多停留，转身爬上公路，发动汽车，很快就消失在茫茫雨幕中。蔡某躺在田地里，浑身是泥和雨水，伤口传来阵阵剧痛，可她不敢哭，也不敢出声，直到听到汽车的声音彻底消失，才敢慢慢放松下来。 蔡某从小就吃苦，父亲去世得早，她作为家里的大姐，常年干重活，力气比一般的女子大得多。她咬着牙，忍着身上的剧痛，一点点用力挣扎，手指抠着泥土，胳膊上的肌肉紧绷，汗水混合着雨水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不知挣扎了多久，捆着双手的绳子终于被她挣开了一道口子，她又借着这道口子，一点点撕扯，终于挣脱了绳子的束缚。 可她的双腿却动弹不得，肚子也传来剧烈的疼痛，每动一下，都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一样。她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等死，为了家里的亲人，她必须活下去。她咬着牙，用双手撑着地面，一点点往公路上爬，泥土沾满了她的双手和衣袖，伤口被泥土摩擦得火辣辣地疼，可她丝毫不敢停下，哪怕每爬一步，都要耗费全身的力气。 一路上，她爬得很慢，每爬一段，就停下来喘口气，忍着剧痛继续往前爬。不知爬了多久，她终于爬到了公路边上，浑身脱力，瘫倒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抬起头，朝着远方挥手，希望能有过往的车辆停下来救她。 可天还没亮，雨又下着，过往的车辆很少。接连有两辆大货车从她身边驶过，司机们或许是没看到她，或许是以为她是碰瓷的，都没有停车，径直开走了。蔡某的心一点点沉下去，绝望再次笼罩了她，可她没有放弃，依旧挥舞着双手，嘴里微弱地喊着“救命”。 就在她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第三辆汽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两个中年男子跳下车，看到躺在路边、浑身是泥和血的蔡某，顿时吓了一跳，连忙快步走过来，蹲下身询问：“老乡，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蔡某看到有人救她，瞬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可她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指了指自己的伤处，眼里泛起了泪水。两个中年男子见状，以为她是出了交通事故，也没有多问，连忙小心翼翼地将她扶起来，抬上汽车，朝着附近的医院疾驰而去。 到了医院后，医生立刻对蔡某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抢救。检查结果显示，蔡某的肋骨断了好几根，腿部粉碎性骨折，肾脏也受到了挫伤，身上还有多处淤青和伤口，好在都不致命，经过抢救，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醒来后，蔡某才缓缓向警方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一切，包括被撞倒、被捆绑、被抢夺财物的全过程。她告诉警方，自己被抢走的财物很多，除了金手链、金项链、金脚链、钻石戒指和女士石英表，还有5000元现金，以及两个包，一个苹果绿的女士皮革行李包，一个黑色的女士挎包。 当警方询问她凶手的样貌时，蔡某皱着眉，仔细回忆道：“当时太黑了，我又很害怕，只敢偷偷看他几眼，看得不是很清楚。他年纪不大，大概三十多岁，最多不超过四十岁，个子中等，身材不算胖也不算瘦，最奇怪的是，他长得很清秀，眉眼间带着一股书生的气质，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一点也不像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蔡某还肯定地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歹徒，和他没有任何冤仇，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对自己下此毒手。警方根据蔡某的描述，绘制了凶手的模拟画像，虽然不够清晰，但也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凶手外表斯文，年龄在30-40岁之间，驾驶一辆汽车，专门针对深夜单独行走的女性作案。 可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蔡某遇袭之后，依旧没有停下作案的脚步，继续在福厦线周边疯狂作案，残害无辜的女性。很快，又有两起类似的案件发生，让整个闽南地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受害者分别是莆田县灵川镇东沙村26岁的蔡桑霞，和仙游县枫亭镇海岸村28岁的朱丽玉。两人都是从广州打工回来的，常年在外务工，好不容易趁着过年回家，没想到却在国道边上遭遇了横祸，险些丧命。 1998年2月21日凌晨2点45分，一辆由深圳开往仙游的卧铺大客车，缓缓停靠在枫亭镇的一个路口。蔡桑霞和朱丽玉带着各自的孩子，拎着满满的行李，从客车上下来。两人一路上舟车劳顿，脸上满是疲惫，她们站在路边，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等待着前来接她们的家人，心里满是对家的期盼。 当时，天还没有亮，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客车的灯光和远处零星的路灯，照亮了小小的一片区域。公路上很安静，只有偶尔驶过的车辆，发出微弱的发动机声音。蔡桑霞抱着年幼的女儿，朱丽玉牵着儿子的手，两人低声说着话，商量着等家人来了，就赶紧回家休息，吃一顿热乎饭。 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在悄然逼近。就在这时，两束刺眼的车灯从远处直射而来，速度非常快，伴随着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一辆卡车朝着她们疾驰而来。朱丽玉反应最快，她看到车灯的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心里一紧，连忙抱起身边的儿子，朝着路边的草丛里躲闪。 可卡车的速度太快了，根本不给她们足够的躲闪时间。“砰”的一声巨响，卡车狠狠撞上了来不及躲闪的蔡桑霞和她怀里的女儿，紧接着，又撞上了朱丽玉和她的儿子。四个人瞬间被撞倒在地，孩子的哭声、女人的惨叫声，在寂静的凌晨格外刺耳。 卡车撞上她们之后，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前开了几十米，才缓缓停下。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一个男子跳了下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没有其他人，便快步走到蔡桑霞和朱丽玉的行李旁，弯腰将她们随身携带的几个贵重行李，一一提到了驾驶室里，这些行李里，装着她们在外打工攒下的钱，还有一些给家人买的礼物。 搬完行李后，男子又朝着躺在地上的蔡桑霞和朱丽玉走了过来，眼神冰冷，手里还拿着一根铁棍，看起来像是要下毒手，彻底灭口。蔡桑霞和朱丽玉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浑身剧痛，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子一步步走近，心里充满了恐惧，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农用三轮摩托车从远处驶了过来，车灯照亮了现场。开车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后座上还坐着几个小伙子，他们是早起去镇上拉货的。老汉看到路边躺着四个人，还有一个男子手持铁棍，神色诡异，顿时意识到不对劲，连忙停下摩托车，朝着男子大喊道：“喂！你干什么呢？光天化日之下，你想行凶吗？” 男子听到喊声，回头一看，发现三轮车上有好几个人，脸色瞬间变得慌张起来，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会有路人经过。他不敢再多停留，连忙扔掉手里的铁棍，转身就朝着自己的卡车跑去，跳上驾驶室，发动车子，不顾一切地仓皇逃走，很快就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 老汉和几个小伙子连忙跳下车，跑到蔡桑霞和朱丽玉身边，查看她们的情况。此时的蔡桑霞和朱丽玉，浑身是血，气息微弱，两个孩子也在一旁哭闹不止，脸上满是惊恐和伤痕。老汉见状，连忙说道：“快！快把她们抬上车，送往医院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几个人连忙行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将蔡桑霞、朱丽玉和两个孩子抬上三轮摩托车，老汉发动车子，加大油门，朝着附近的医院疾驰而去。一路上，老汉不停地催促，小伙子们则紧紧护着受伤的几个人，生怕她们再次受到伤害。 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蔡桑霞、朱丽玉和两个孩子都保住了性命。法医对她们的伤势进行了鉴定，得出结论：蔡桑霞的损伤属于重伤，腿部和肋骨多处骨折，需要长期治疗；朱丽玉的损伤属于轻伤，身上有多处淤青和伤口；两个孩子只是受到了惊吓，还有一些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 这一次，警方终于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线索，有了一群直接的目击者。根据老汉和几个小伙子的回忆，作案的车辆是一部长斗长头、普通挡板的东风牌大货车，车身颜色是蓝色，车身上有一些明显的磨损痕迹。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个小伙子记性很好，他在男子仓皇逃走的时候，隐约看到了车牌上的三个数字，虽然没有看清完整的车牌，但这三个数字，无疑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 专案组得知这一线索后，立刻振奋起来，迅速将这三个数字记录下来，结合之前掌握的线索，在福厦线周边的所有加油站、停车场、货运站，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重点寻找长斗长头的东风牌大货车，尤其是车牌包含这三个数字的车辆。 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福厦线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来往的货车非常多，尤其是东风牌大货车，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专案组的民警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加油站和停车场，查看了一份又一份车辆登记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15日，专案组的巡逻干警，在仙游县交尾镇沙溪加油站后侧的厕所旁边，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车辆，正是一部长斗长头、普通挡板的东风牌大货车，车身颜色是蓝色，车身上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和目击者描述的作案车辆一模一样。 干警们立刻警惕起来，悄悄对这辆车进行了观察，发现这辆车的行踪非常诡异，白天的时候，车主就躺在驾驶室里睡觉，晚上则开车出去，行踪不定，而且这辆车没有悬挂正规的车牌，只有一个临时的牌照，看起来十分可疑。 干警们立刻对这辆车进行了布控，同时走访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和停车场的门卫，询问他们关于这辆车和车主的情况。据加油站的门卫回忆，这辆车已经在这里停了好几天了，车主是一个中年男子，平时话不多，性格比较孤僻，白天大多在驾驶室里睡觉，晚上就开车出去，不知道去做什么。 “2月21日下午，我去加油站后面的厕所小便，看到这辆无牌东风车就停在旁边，”门卫回忆道，“驾驶室的一块玻璃坏了，我当时还担心他的东西会被盗，就踏上踏板，想提醒他一下，结果看到他正用一本书盖着脸，躺在驾驶室里睡觉。我和他攀谈了几句，他话很少，只是敷衍地应了几句，后来还拿了一袋梨给我吃，我吃完以后，把水果袋扔在了加油站旁边的垃圾堆里。” 另外，据一个认识车主的货车司机反映，这辆车的车主，绰号叫“阿狗”，是莆田县华亭镇人，以前是一名教师，后来停薪留职，近几年一直在跑运输，主要拉沙石，平时经常在福厦线周边活动。这个司机还说，“阿狗”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说话也很温和，一点也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可他的行踪很诡异，有时候会突然消失好几天，回来的时候，神色也不太正常。 结合目击者提供的车牌数字、车辆特征，还有门卫和货车司机的描述，专案组判断，这辆东风牌大货车的车主“阿狗”，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干警们立刻对这辆车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希望能找到相关的物证。 勘查过程中，干警们在车辆的油箱底部，提取到了点点的油渍。为了确定这些油渍的成分，警方立刻将油渍样本送到了实验室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出来后，干警们都振奋不已，这些油渍是猪油，和2月21日蔡桑霞、朱丽玉遇袭案中，受害者从广东带回来的猪油成分完全相同。 紧接着，干警们又赶到了加油站旁边的垃圾堆，经过仔细搜寻，找到了门卫所说的那个水果袋。他们将水果袋带回专案组，让蔡桑霞和朱丽玉进行辨认。两人看到水果袋后，立刻认出，这个水果袋，就是她们从广东装水果所用的那个，上面还有她们亲手贴的标签，绝对不会认错。 种种迹象表明，“阿狗”就是这一系列系列驾车杀人、抢劫案件的凶手。专案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刻实施抓捕行动，将“阿狗”抓获归案，防止他再次作案，残害无辜。 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阿狗”平时除了在加油站停车休息，还经常去莆田市涵江区的一个村子，去找他的情人。干警们立刻动身，赶往涵江区的那个村子，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村子进行了布控，重点排查他情人的家。 当天夜晚，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干警们悄悄包围了“阿狗”情人的家，确认“阿狗”就在屋里后，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他们轻轻敲了敲门，屋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谁啊？” “我们是警察，开门！”干警们亮明身份，语气坚定。屋里的声音瞬间消失了，过了一会儿，门缓缓打开，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正是“阿狗”。他看到门口的警察，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惊慌，想要转身逃跑，可干警们早已做好了准备，立刻冲了上去，将他死死按住，戴上了手铐。 “阿狗”被抓获后，干警们立刻对他进行了审讯。在审讯之前，警方再次对那辆东风牌大货车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又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车体多处有明显的撞击损伤，这些损伤的痕迹，和多起案件现场提取到的车轮痕迹、撞击痕迹完全吻合；在驾驶室的缝隙里，还提取到了少量的血迹，经过dNA比对，这些血迹，正是多名受害者的血迹。 罪证确凿，面对警方出示的一系列证据，“阿狗”再也无法抵赖，甚至都没有等到警方进一步审讯，就主动交代了自己在仙游、泉州、晋江、惠安等地，所犯下的一系列驾车杀人、抢劫案件的全部罪行。 专案组的民警们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阿狗”犯下的罪行不会太轻，但当听到他的供述时，还是大吃一惊，因为“阿狗”交代的案件中，有很多是警方之前没有掌握的，他的作案次数，远比警方排查到的要多得多。 “阿狗”供认，自1997年11月到1998年2月期间，他先后盗窃了两辆东风牌货车和一辆拖斗，然后用盗来的东风汽车，在福厦线及其周边路段，故意驾车撞人，一共作案14起，其中，撞死妇女9人，撞伤8人，还抢走了被害人的金银首饰、现金、手表等大量财物。 审讯过程中，干警们看着眼前这个外表斯文、说话温和的中年男子，实在无法将他和那个残忍杀害9名无辜女性的恶魔联系在一起。一名干警忍不住问道：“你知道你一共撞死了多少人吗？9个人，9条无辜的生命，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阿狗”听到这话，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反而露出了一丝冷漠的笑容，淡淡地说道：“差不多吧，我记不清具体多少了，大概撞了14个，基本都是重伤，大部分也都活不成了。愧疚？我为什么要愧疚？她们都是活该！” 干警们又问道：“你抢了这么多人，一共抢了多少钱？为了这些钱，你就不惜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吗？” “阿狗”嗤笑一声，说道：“还不到1万，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你们以为我是为了钱？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钱，我杀人，就是为了报复，为了寻求刺激，看着那些女人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就高兴！” “你和她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报复她们？”干警们追问，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听到“报复”两个字，“阿狗”的情绪瞬间变得激动起来，眼神变得狰狞，声音也提高了几分，愤愤地说道：“我是不认识她们，和她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我恨女人！我恨所有的女人！我对我老婆那么好，掏心掏肺，什么都顺着她，可她呢？她竟然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好，最后还跟着那个男人跑了，抛弃了我！” “我这一辈子，本来可以风调雨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这一切，都毁在了女人的手里！”“阿狗”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还有无尽的怨恨，“我得不到幸福，也不让其他的女人得到幸福，我就是要报复她们，让她们都尝尝痛苦的滋味！我报复杀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女人害的！” 随后，“阿狗”向警方详细交代了自己第一次作案的经过。他说，自己第一次作案，是在1998年1月26日晚上9点左右。那天，他开车路经惠安县某石材厂时，看到了石材厂老板庄某的妻子李某，从一家店铺里走出来。 说起庄某，“阿狗”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恨。他说，庄某欠了他几万块钱的石材款，他多次上门催讨，庄某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还钱，还对他恶语相向。那天，他看到庄某的妻子李某，想起了自己被妻子抛弃的委屈，又想起了庄某的无赖，一时怒气中烧，失去了理智，就开车朝着李某撞了过去。 李某被撞倒后，当场就没了呼吸。可“阿狗”还不解气，他跳下车，粗暴地剥光了李某的衣服，又从路边捡起一些石子，塞进了李某的嘴里及隐私，然后将尸体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掩盖自己的罪行。 “第二天，我开车路过那里，看到庄某跪在路边，抱着李某的尸体，大声哭叫着，那种绝望的样子，我看了心里就特别高兴，”“阿狗”脸上露出了病态的笑容，“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这种感觉，看着别人痛苦，我就觉得很刺激，于是，我就开始不断地作案，专门找那些单独在公路上行走的女性下手，尤其是穿红衣服的年轻女性，她们越害怕，我就越兴奋。” 随着“阿狗”的供述，警方终于弄清楚了这一系列案件的真相，也终于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阿狗”的真名叫吴元松，今年40岁，原籍是莆田县华亭镇，他并不是什么无业游民，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一名停薪留职的教师，一个本该教书育人、传递温暖的职业，却被他用来掩盖自己恶魔的本性。 吴元松的人生，本来有着光明的前途。他1978年开始代课，凭借着还算不错的文化水平，1980年，正式被聘用，在仙游县枫亭镇的一所小学任教。吴元松的外表长得很斯文，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温和，待人有礼，不管是学校的领导、同事，还是学生和家长，都对他印象不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外表温文尔雅的老师，竟然是一个严重的性心理变态者，而且隐藏得极深。 直到1982年，也就是吴元松在小学任教4年之后，他的变态本性，才第一次被人发现。那一年，学校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学校的一笔现金不翼而飞，经过初步排查，吴元松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因为他那段时间，经常在学校的财务室附近徘徊，形迹可疑。 校长得知后，立刻向警方报了案。警方赶到学校，对吴元松的家进行了搜查。搜查过程中，警方不仅找到了学校失窃的现金，还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秘密，吴元松的家里，藏着大量女性的胸罩、内衣、内裤等私密物品，堆得满满当当，让人触目惊心。 而在这几年里，学校里的女教师、女学生，还有附近的女性村民，都多次反映过自己的内衣被盗，大家都怀疑是某个变态者干的，警方也调查了很多混混和流浪汉，却始终没有找到凶手。直到这次搜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隐藏在暗处，偷女性内衣的变态，竟然是外表斯文的吴元松。 事情曝光后，吴元松名声扫地，被全校师生冠上了“小偷”和“色狼”的外号，学校里的女教师和女学生，都对他避之不及，家长们也纷纷要求学校开除吴元松，不让他再教孩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吴元松的干爹站了出来。他的干爹，是当时仙游县教育局的一名副局长，权力不小，一直很照顾吴元松。在干爹的出面干预下，学校没有开除吴元松，只是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让他深刻反省。 虽然保住了职业，但吴元松在原来的学校，已经彻底混不下去了，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受尽非议。无奈之下，在干爹的帮忙下，吴元松被调到了榜头镇的一所中心小学任教，希望他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新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因为吴元松干爹的关系，一开始对他很宽容，没有过多地追究他过去的事情。还有一些比较厚道的老师，认为吴元松以前的那些所作所为，只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只要好好教育，好好引导，他就能改变，就能重新做一个合格的老师。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吴元松并没有因为这次调动，而改过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很快，他的变态行为，就再次暴露了出来。 有一次，一名年轻的女教师，晚上去学校的公厕上厕所。当时，公厕里没有其他人，女教师上完厕所，正准备起身，突然看到男厕所的坑位里，有一道微弱的反光。女教师心里一惊，瞬间就明白了，有人在用镜子反光，偷窥她如厕。 女教师又惊又气，强压着心里的恐惧，立刻大喊起来，喊来了另一个正在附近的女教师。两个女教师一起，堵在了男厕所的门口，不让里面的人出来。她们朝着里面大喊：“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不然我们就报警了！” 过了一会儿，男厕所的门缓缓打开，走出来的，正是吴元松。他脸上带着一丝慌乱，眼神躲闪，不敢直视两个女教师的眼睛。面对两个女教师的质问，吴元松一开始还百般抵赖，说自己只是在厕所里看书，没有偷窥，可他的慌乱，早已暴露了他的谎言。 女教师们气得浑身发抖，她们知道，吴元松肯定在撒谎。于是，她们立刻喊来了学校的几个男体育老师，强行对吴元松进行了搜身。果然，在吴元松的口袋里，搜出了一面小镜子，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正是他用来偷窥的工具。 证据确凿，吴元松再也无法抵赖，只能低着头，沉默不语。女教师们要求学校严肃处理吴元松，开除他的公职，可吴元松又一次靠着自己的干爹，打通了关系，这件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只是对他进行了一次轻微的处分，没有开除他。 这次事件之后，吴元松并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隐蔽，更加肆无忌惮。他不再用镜子反光偷窥，而是改为透过厕所隔板的缝隙，偷看女教师和女学生如厕。越来越多的女教师、女学生，都发现了吴元松的变态行为，纷纷向校长投诉、抱怨。 校长感到非常头疼，一边是吴元松干爹的压力，一边是老师们和学生家长的不满，他很难处理。鉴于吴元松的性心理变态行为，学校多次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分，希望能让他有所收敛，可吴元松却屡教不改，甚至变本加厉，开始对女教师和女学生进行言语和行为上的骚扰，让整个学校都人心惶惶。 直到1986年，吴元松的行为，终于突破了底线。他多次调戏学校的女学生，甚至趁学生不注意，强行抚摸女学生的隐私部位，情节恶劣，令人发指。学生家长得知后，愤怒不已，纷纷联合起来，向仙游县教育局和人事局报案，强烈要求开除吴元松，追究他的责任。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影响极大，就算是吴元松的干爹，也很难再罩着他。可他的干爹，还是用尽了各种方法，四处疏通关系，希望能保住吴元松的职业。最终，仙游县教育局迫于压力，给予了吴元松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并没有开除他，只是将他调到了另一所偏远的小学任教。 这次处分，让吴元松暂时收敛了自己的变态行为，老实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他的干爹认为，吴元松的性心理变态，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性饥渴导致的，只要他结婚了，有了正常的性生活，就能改掉这些变态的毛病。于是，在干爹的干预下，家里人很快就给吴元松介绍了一个对象，两人匆匆结婚，组建了家庭。 可谁也没有想到，结婚，并没能改变吴元松的变态本性，反而让他的妻子，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结婚后不久，吴元松的妻子，就多次向娘家抱怨，说吴元松在夫妻生活方面有问题，对正常的性生活毫无兴趣，反而经常对她做出一些变态的行为，让她无法忍受。 吴元松的妻子，多次想和他离婚，可每次都被娘家人劝住，娘家人认为，婚姻不易，劝她再忍一忍，说不定吴元松慢慢就会改变。可她们不知道，吴元松的变态，早已深入骨髓，根本不可能改变。 更让人吃惊的是，结婚以后，吴元松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变态行为，他依旧偷偷摸摸地偷窥女厕所、女浴室，还经常在外面骚扰其他的女性。这些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妻子的耳朵里。吴元松的妻子彻底心死了，她再也不想忍受这样的生活，果断地向吴元松提出了离婚，无论吴元松怎么挽留，她都坚决要离开他。 离婚后的吴元松，变得更加孤僻，也更加偏激。他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女人，认为是女人毁了他的生活，毁了他的前途，心里的怨恨，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扭曲。 1991年，声名狼藉的吴元松，又被调到了盖尾镇的一所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可他在学校里，依旧不受欢迎，女教师和女学生，还是对他避之不及，他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92年，吴元松的干爹因病去世，再也没有人罩着他了。他在教育界，也彻底没有了立足之地，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唾弃、非议。无奈之下，吴元松只能主动提出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做起了砂石生意，搞起了个体运输，从此，彻底离开了教育界。 下海经商后，吴元松的生活，并没有好转。他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砂石生意做得一塌糊涂，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加上离婚的打击，心里的怨恨，越来越深，他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病态。 在这段时间里，吴元松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恶行，反而开始暗中袭击女性，经常在深夜，对单独行走的女性进行骚扰，做出一些耍流氓的行为，比如偷偷摸女性的隐私部位等。有一次，他在骚扰一名女性的时候，被对方的丈夫发现，遭到了一顿暴打，打得鼻青脸肿。 这次被打，不仅没有让吴元松醒悟，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疯狂，更加偏激。他心里的怨恨，彻底爆发了，他开始报复，开始疯狂地残害无辜的女性，于是，就有了1997年11月到1998年2月期间，那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驾车杀人、抢劫案件。 吴元松归案以后，很多刑侦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认为，吴元松的行为，太过极端，太过残忍，一不为钱，二不为色，仅仅是为了所谓的报复和刺激，就杀害了9名无辜的女性，撞伤了8人，这种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因此，很多人都怀疑，吴元松可能有精神问题。 为了弄清楚吴元松的精神状况，案发后，公安机关专门委托专业的机构，对吴元松进行了精神司法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明白了，吴元松没有精神病，他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 鉴定报告显示，吴元松患有严重的性心理变态，这种变态心理，主要表现为偷窥癖、恋物癖，以及对女性的极端怨恨和仇视，这种心理虽然异常，但并不属于精神疾病，他在作案的时候，意识是清醒的，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1999年6月3日，经过法院的公开审理，吴元松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259章 南淝河浮起女童残肢，恶魔分尸食肉令人发指 1973年的合肥，还带着文革时期特有的压抑气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标语，广播里循环播放的宣传口号，还有人们脸上那股小心翼翼的神情，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这一年的9月，秋老虎依旧肆虐，闷热的空气像一块湿重的抹布，裹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人喘不过气。长江路的建设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日夜不停，作为安徽省内较早兴建的高等级城市道路，长江路此时正处于续建配套阶段，工人们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地忙碌着，试图用劳动的热情驱散空气中的沉闷，却没人想到，一场震惊全城的惨案，正悄然浮出水面。 9月9日，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却成为了无数合肥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噩梦。当天上午，天刚蒙蒙亮，长江路建设工地的工人就已经开工了。负责清理南淝河沿岸杂物的工人李师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习惯性地望向浑浊的河面。南淝河作为合肥的母亲河，此时正值汛期，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河水裹挟着泥沙和杂物，滚滚向东流淌，水面上泛起一层灰蒙蒙的泡沫，看不清水下的景象。 就在李师傅准备转身继续干活时，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河面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正顺着水流，从大桥底下缓缓漂浮而过。那东西呈长条状，颜色暗沉，远远望去，像是一截被丢弃的木头，又像是某种动物的肢体。李师傅心里犯了嘀咕，他在工地干了这么久，南淝河里漂过的杂物不计其数，却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他停下手中的活，弯腰凑近河岸，眯着眼睛仔细打量。随着那东西离岸边越来越近，李师傅的心跳突然加速，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直窜头顶。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是什么木头，也不是动物的肢体，那是一截人的腿！而且，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截腿上的肉，竟然被剥离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在浑浊的河水中泛着惨白的光。 “死人腿！河里有死人腿！”李师傅吓得魂飞魄散，声音都在发抖，他猛地站起身，朝着工地值班室的方向大喊起来。他的喊声打破了工地的宁静，正在忙碌的工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围了过来，顺着李师傅指的方向望去，当看清河面上的东西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有人吓得脸色惨白，连连后退；有人则强装镇定，却忍不住浑身发抖；还有人下意识地捂住了嘴，生怕自己会吐出来。 工地的管理人员接到消息后，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蹲在河岸上，仔细观察了片刻，脸色变得异常凝重。他知道，这绝非小事，一旦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刻安排人在河岸周围警戒，禁止无关人员靠近，然后拿起工地唯一的一部手摇电话，颤抖着拨通了合肥市公安局的电话，声音急促地汇报着现场的情况：“喂！是公安局吗？不好了！长江路建设工地旁边的南淝河里，漂过来一截人腿，看样子是个小孩的，肉都被剥光了，你们快过来！” 接到报案后，合肥市公安局立刻高度重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社会治安虽然相对稳定，但如此残忍的案件，还是极为罕见的。市局当即决定，成立专项侦查小组，由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带队，立刻赶赴现场。警笛声划破了合肥城的宁静，几辆老式警车一路疾驰，朝着长江路建设工地的方向驶去，车身上的警灯闪烁，在闷热的空气中留下一道急促的光影。 侦查员们赶到现场时，河岸周围已经围满了围观的工人和附近的居民，大家议论纷纷，神色慌张。“我的天，怎么会有这种事？太吓人了！”“看那样子，应该是个小孩，太可怜了！”“到底是谁这么残忍，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议论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恐惧和不安的气息。侦查员们立刻疏散了围观群众，拉起警戒线，开始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 现场位于长江路大桥工地东侧50米处的南淝河南岸，靠近省地震局旧址附近。侦查员们在河岸的一个渔网里，发现了那截漂浮的人腿，它正好被渔网缠住，才没有继续顺流漂走。几名侦查员小心翼翼地将人腿从渔网中打捞上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白布上。这是一截小孩的右腿，长度约为46公分，从膝关节处断离，踝关节以上的肌肉已经被彻底剥离，大小腿骨还连在一起，骨头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边缘整齐，显然是被人用锋利的工具切割造成的。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河水中，这截腿已经出现了轻度腐败，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恶臭，让人忍不住皱眉。 侦查员们围绕着现场展开了细致的勘查，试图寻找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他们在河岸上仔细搜索，查看是否有脚印、血迹或者其他可疑物品，但由于近期雨水较多，加上工地施工的破坏，现场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随后，侦查小组召开了现场分析会，大家各抒己见，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医院处理的病小孩的腿。毕竟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有些重病缠身的孩子不幸去世后，医院会对尸体进行处理，或许是处理过程中出现了疏忽，导致这截腿被意外丢弃到了南淝河里。但大多数侦查员却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医院处理尸体有着严格的流程，绝不会如此随意地将尸块丢弃在河里，而且这截腿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肌肉被刻意剥离，这绝不是正常的尸体处理所能解释的。更重要的是，若是医院处理的尸块，不可能只有这一截，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重大凶杀分尸案，而且凶手的手段极为残忍，心理素质极高。 市局领导得知现场分析结果后，当即作出指示：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在南淝河沿岸及周边区域展开全面搜索，寻找死者剩余的碎尸；同时，发动群众，广泛征集线索，只要有人发现可疑情况，立刻向公安机关报告。一场大规模的搜索和排查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 侦查员们分成多个小组，沿着南淝河从长江路大桥一直搜索到下游的巢湖路，岸边的草丛、桥下的水域、河边的芦苇荡，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和各个居委会也接到了通知，组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宣传，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一时间，整个合肥城都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氛围中，人们出门时小心翼翼，议论着这起离奇而残忍的案件，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生怕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自己或身边的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搜索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着，但始终没有发现新的线索。就在大家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10日上午8点40分，公安局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一名粮食仓库的工人，他在粮食仓库前面的南淝河河段干活时，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凑近一看，竟然是一个人头！他吓得魂飞魄散，立刻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 侦查员们接到电话后，立刻火速赶往现场。这个粮食仓库位于南淝河北岸，距离之前发现人腿的地点大约有两公里远。侦查员们赶到时，人头已经被仓库的工人打捞了上来，放在一块干净的木板上。这是一个小孩的人头，面部已经出现了轻度腐败，五官有些模糊，但依稀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女孩的头颅，年龄大约在六七岁左右。头颅的颈部有明显的掐痕，皮肤表皮剥落，有青紫斑点，显然是被人掐死的。 这个发现让侦查员们精神一振，他们知道，这肯定和之前发现的人腿属于同一个受害者。就在大家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下午2点，又有群众打来电话，称在北门大街东侧300米处的南淝河河段，发现了另一个人头。侦查员们立刻又赶往那里，经过勘查发现，这个人头和之前发现的人头特征相似，都是女孩的头颅，颈部同样有掐痕，腐败程度也和之前的尸块一致。很明显，这两个头颅都属于同一个受害者，凶手在分尸后，将头颅分别丢弃在了不同的地点。 接连发现两具人头，让整个合肥城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家长们更是紧紧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敢让他们单独出门。侦查员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深知，必须尽快找到剩余的尸块，查明死者的身份，才能早日抓住凶手，平息群众的恐慌。 当天下午5时，巢湖路派出所的民警在延安路大桥下游的泄洪闸附近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编有菱形花纹的草藤手提袋，被卡在泄洪闸的缝隙里，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在外面。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将手提袋取了下来，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袋子里装着的，是小孩的躯干。 这截躯干从胸部到腹部，胸腔已经被切开，内脏被掏空，只剩下空荡荡的胸腹腔，场面极为惨烈。手提袋里还放着几件小孩的衣物：一件白底浅红色的连衣裙，布料已经有些陈旧，上面沾着一些污渍；一条白蓝条纹的破裤头，边缘有些磨损；还有一双粉红色的海绵拖鞋，鞋底已经有些变薄。民警们立刻将这一发现上报给市局，侦查员们迅速赶到现场，对躯干和衣物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提取了相关的痕迹物证。 11日下午1点30分，又一个重要的线索出现了。几名侦查员在北门大桥下的水底进行搜索时，用打捞工具捞到了一个东西。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拉上岸，打开一看，是小孩的右上肢。这截右上肢从肩关节处断开，腕关节以下的肌肉已经被剥离，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和之前发现的人腿一样，骨头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 至此，死者的主要尸块已经基本找到。侦查员们将所有的尸块集中起来，送到了法医鉴定中心，由专业的法医进行检验。法医们加班加点，对尸块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和检验，得出了详细的检验报告。 检验结果显示，死者为女性，年龄大约在六七岁左右。死者前颈两侧的皮肤表皮剥落，有明显的青紫斑点，舌尖突出，符合被人掐死的特征。从胸骨到肚脐，有一个长约23.5厘米的巨大伤口，伤口边缘整齐，显然是被人用锋利的工具切开的，胸腹腔相连，肝脏被拿走，其他部分内脏也有缺失。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死者的外阴部和处女膜完好无损，并没有受到过性侵犯，这就排除了流氓奸杀的可能。 此外，法医还对所有尸块的血型进行了检验，发现所有尸块的血型完全相同，都是Ab型，而且腐败程度也完全一致，各关节的切割面能够完美吻合，没有人体重复部位。将所有尸块拼接起来后，正好是一具完整的女性尸体。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小女孩身上的大部分肉和部分内脏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骨骼和少量的肌肉组织。凶手的目的是什么？是报复？是变态？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到这里，所有的侦查员都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凶手的残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合肥市公安局根据这起案件的发生时间，将其命名为“99凶杀分尸案”，正式立案侦查。这起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大，不仅引起了市民的恐慌，也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市局领导多次召开会议，部署侦查工作，要求侦查员们尽快查明死者身份，抓住凶手，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 要想抓住凶手，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为了迅速查明死者是谁，市局召开了各派出所负责人会议，通报了案件的相关情况，要求各派出所立即展开排查，寻找近期失踪的六七岁女童。会上，西市区二里街派出所的干警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 这名干警表示，在他们辖区的光明电影院附近，有一位居民徐某某，他的外甥女宁红，于9月4日晚上8点左右失踪，至今未归。宁红今年6岁，长得活泼可爱，平时经常在光明电影院附近玩耍。宁红失踪后，她的母亲王女士一直坐卧不安，彻夜难眠，四处寻找女儿的下落，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光明电影院始建于1954年，是当时三孝口一带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合肥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看电影、逛街，宁红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电影院附近玩耍，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侦查员们得知这条线索后，立刻意识到，宁红的失踪很可能和这起分尸案有关。他们当即决定，立刻去找宁红的母亲王女士了解情况。 侦查员们赶到王女士的住处时，王女士正坐在床边默默流泪，眼睛红肿，脸上布满了憔悴和疲惫，整个人看起来瘦了一圈。自从女儿失踪后，她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有好好睡过一觉，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女儿的消息，精神已经濒临崩溃。当侦查员们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后，王女士的情绪瞬间失控，抓住侦查员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找到我的红红了？她在哪里？她还好吗？” 侦查员们看着悲痛欲绝的王女士，心里也十分难受，他们强忍着内心的沉重，缓缓拿出从草藤手提袋里找到的衣物，递给王女士，轻声说：“王女士，你冷静一下，你看看这些衣服，是不是你女儿宁红的？” 王女士颤抖着接过衣物，当她看到那件白底浅红色的连衣裙和那双粉红色的海绵拖鞋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眼泪流得更凶了。她紧紧抱着衣物，失声痛哭起来：“是我的红红！这是我的红红穿的衣服！她最喜欢这件连衣裙了，还有这双拖鞋，鞋底有她踩烟头时被火烧的痕迹，我永远都不会认错！” 哭了许久，王女士才渐渐平静下来。她告诉侦查员们，宁红右脚穿的那双粉红色海绵拖鞋，鞋底确实有一个小小的烧痕，那是有一次宁红在路边踩烟头时不小心烧到的，当时她还批评了宁红一顿，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除此之外，宁红去年3月的时候，左腿骨曾经骨折过，在医院拍过x光片，至今腿上还有愈合的痕迹。 侦查员们听到这里，立刻来了精神。他们立刻让人去现场提取那只粉红色的海绵拖鞋，仔细查看，果然在鞋底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烧痕，和王女士描述的完全一致。随后，他们又将打捞上来的左下腿送到医院，进行x光拍片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宁红的左髌骨下1/3处有一条横条状阴影，明显是骨折线愈合的痕迹，这与王女士提供的去年4月6日宁红拍的x光片所反映的伤势部位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合肥市公安局当即断定，被害者就是9月4日失踪的6岁女童宁红。这个结论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痛心，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竟然惨遭如此毒手，实在是令人发指。侦查员们的心里燃起了熊熊怒火，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为小宁红报仇雪恨。 确定死者身份后，侦查员们开始对案件进行深入的推理分析，试图还原案件的真相，锁定犯罪嫌疑人。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他们得出了以下几点分析结论： 第一，宁红的外阴部和处女膜未见破损，由此可以排除流氓奸杀的可能。关于凶手的作案动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干警认为，凶手很可能是与宁红的家长有仇，出于报复心理，才对小宁红下此毒手；但另一些干警则认为，当时正值国庆前夕，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发生如此残忍的案件，很可能是一起反革命杀人案，凶手的目的是制造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庆期间的稳定。在那个“批林整风”为纲的年代，反革命案件是重点排查的对象，因此这种猜测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第二，从尸体的腐败程度和宁红的失踪时间来看，宁红的被害时间大约在9月4日晚上，也就是她失踪的当天晚上。因此，在后续的调查中，应重点查询嫌疑人在9月4日晚上的活动情况，凡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都有重大嫌疑。 第三，从各尸块的断面来看，没有明显的生活反应，说明凶手是在宁红死后才对其进行肢解的。而且，肢解的部位均在关节处，肌肉均从腕关节和踝关节处向上剥离，手法熟练，动作干脆利落，由此可以判断，凶手具有屠宰和剥离动物的技能。既然是死后肢解，而且手法如此熟练，那么作案现场肯定会留下大量的血迹，只要找到作案现场，就很有可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线索。 第四，关于作案现场和抛尸地点的位置，侦查员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几处发现尸块的地点都位于南淝河沿岸，而且大部分尸块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唯有右上肢是从北门大桥下的水底打捞上来的。当时南淝河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按照水流的方向，其余的尸块应该是从上游漂到下游的。因此，他们认为，凶手是在北门大桥附近抛尸的，作案现场应该离北门大桥不远，很可能就在附近的居民区或隐蔽场所。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抛尸地点应该在西市区三孝口附近。理由是，有一位目击证人反映，9月4日晚上，他曾经在三孝口电影院门口看到过宁红，当时宁红一个人在电影院门口玩耍，后来被一个陌生男子抱走了。三孝口是当时合肥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而北门大桥位于城北郊区，距离三孝口有一定的距离。凶手不可能抱着一个小孩，从城西的三孝口穿过整个市区，跑到城北的北门大桥附近作案。而且，分尸需要足够的时间、隐蔽的环境和一定的光亮，只有室内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们认为，凶手很可能认识宁红，或者是通过诱骗的方式将宁红带走，然后在室内将其杀害、分尸。至于将尸块丢弃在北门大桥、延安路大桥等不同的地点，是凶手为了逃避打击，转移公安机关的侦查视线。因此，寻找杀人现场，应该以三孝口附近为重点。 第五，现场提取的装死者躯干用的草藤手提袋，经过调查核实，是50年代合肥本地生产的产品，近年来市场上已经没有出售了。由此可以判断，凶手很可能是合肥本地人，或者有亲戚朋友在合肥居住，这只草藤手提袋是他从家里或者亲戚朋友那里拿到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论，合肥市公安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撒网排查，重点围绕北门大桥和西市区三孝口附近展开侦查，一方面寻找作案现场，另一方面排查具有屠宰技能、在9月4日晚上没有不在场证明、并且持有类似草藤手提袋的可疑人员。一场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在合肥城全面展开。 侦查员们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到各个街道、居委会和居民区，挨家挨户地进行排查。他们耐心地向居民们宣传案件的相关情况，询问是否发现过可疑人员或可疑情况，同时仔细查看居民的住处，寻找作案痕迹。在排查过程中，居民们都非常配合，积极向侦查员们提供线索，有些居民甚至主动加入到排查的队伍中来，帮助侦查员们寻找线索。 就在排查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时，死者宁红的母亲王女士突然向侦查员们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王女士说，她和丈夫之前住在建设村集体宿舍，那段时间，她的丈夫远在部队服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带着宁红生活。在宁红失踪前的一段时间里，她一连几个晚上都听到有人敲她家的门，有时候还会看到有人站在窗外，偷偷地向屋里看。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心里非常害怕，只能龟缩在屋内，不敢开门，也不敢出声，直到外面没有动静了，才敢小心翼翼地走到窗边查看，但每次都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 侦查员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赶到建设村集体宿舍进行调查。他们对集体宿舍的周边环境进行了仔细的勘查，询问了附近的居民，但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加上当时没有监控设备，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的痕迹，也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随后，王女士又向侦查员们反映了另一个情况。她说，她以前在芜湖的轮渡上工作过，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叫张某某的男子谈过恋爱。由于王女士是回族，有着特殊的生活习惯，而张某某是汉族，两人在生活习惯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经常发生矛盾，最后这段感情还是破裂了。王女士结婚后，就和张某某断了联系，再也没有来往过。她还听说，1972年，张某某因为强奸妇女被劳动教养，关押在劳教所里。王女士怀疑，张某某是因为当年爱不成，怀恨在心，从劳教所里潜逃出来，对她的女儿宁红下了毒手，以此来报复她。 侦查员们听到这个线索后，立刻高度重视，他们立刻联系了芜湖和合肥的劳教所，对张某某的情况进行调查。经过调查核实，张某某确实因为强奸妇女被劳教，而且一直在劳教所里关押，并没有潜逃的记录，9月4日晚上，他也一直在劳教所里，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因此，张某某的嫌疑被排除了。 就在这时，宁红的外祖母也向侦查员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宁红的母亲王女士和邻居李某某，因为生活琐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有时候吵得还非常激烈。有一次，两人争吵的时候，李某某还扬言要报复王女士，让她付出代价。宁红的外祖母怀疑，李某某是因为和王女士有仇，才对宁红下此毒手。 侦查员们立刻对李某某展开了调查。他们找到了李某某，询问了他在9月4日晚上的活动情况，同时了解了他和王女士的矛盾。李某某表示，他和王女士确实因为生活琐事吵过几次架，也确实说过要报复的气话，但那只是一时冲动，并没有真的想要报复。而且，在得知宁红失踪的消息后，他还主动到王女士家探望，并且积极向侦查员们提供线索，帮助寻找宁红的下落。宁红的父亲从部队赶回来后，也表示，虽然妻子和李某某吵过几次架，但李某某是一个大老爷们，平时为人虽然有些冲动，但心地并不坏，应该不会做出伤害一个小孩的事情。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侦查员们发现，李某某在9月4日晚上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李某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一个个可疑人员被排除，线索一次次中断，案件陷入了僵局。侦查员们虽然感到有些沮丧，但并没有放弃，他们依旧在不停地排查线索，分析案件的细节，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此时的合肥城，恐慌情绪依旧没有消散，家长们依旧不敢让孩子单独出门，人们都在期盼着公安机关能够早日抓住凶手，还大家一个安宁的生活。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侦查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西市区二里街派出所的干警在进行排查时，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有群众向干警反映，9月4日深夜1点多钟，他们辖区内的居民王胜聪从外面回来后，整整三个多小时没有睡觉，屋里的灯一直亮着，而且他们还隐约听到，从王胜聪的床底下传来了拖东西的声音，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大家都知道，王胜聪平时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经常偷鸡摸狗，因此，大家怀疑，他可能又在外面偷了东西，深夜回来后正在处理赃物。 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将王胜聪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对他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经过调查，侦查员们了解到，王胜聪当年25岁，是合肥本地居民，没有固定的工作，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这个人品行恶劣，劣迹斑斑，曾经因为盗窃、结伙打架、私藏枪支等违法行为，被治安拘留多达15次，最后一次因为盗窃数额较大，被判处强制劳动改造，不久前才解除劳教，回到家中。 更让侦查员们感到可疑的是，王胜聪回到家中后，经常帮附近的居民杀猪，练就了一身熟练的屠宰技能，这与他们之前分析的“凶手具有屠宰和剥离动物技能”的结论完全吻合。而且，王胜聪平时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经常旷工，不务正业，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论，甚至扬言要搞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扰乱社会秩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行为是非常可疑的。 种种迹象表明，王胜聪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侦查员们决定，立刻对王胜聪实施抓捕，但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决定先以检查卫生的名义，前往王胜聪的住处进行探查，寻找相关的证据。 9月13日下午，几名侦查员乔装成街道卫生检查人员，来到了王胜聪的住处。王胜聪看到侦查员们，脸上露出了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掩饰了过去，装作一副很配合的样子，笑着说：“同志，你们来检查卫生啊？我平时很爱干净的，屋里收拾得很整洁，你们随便看。” 侦查员们不动声色地走进王胜聪的屋里，开始仔细查看。屋里的环境果然还算整洁，但侦查员们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目光敏锐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着可疑的痕迹。就在这时，一名侦查员的目光停留在了墙上挂着的一件塑料雨衣上，雨衣里面似乎包裹着什么东西，鼓鼓囊囊的。 侦查员们不动声色地走到雨衣面前，指着雨衣里面的东西，问道：“王胜聪，这雨衣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王胜聪的脸色瞬间变了一下，眼神有些躲闪，连忙说道：“没什么，没什么，就是一些小咸肉，我妹妹从北门双港买的，放在这里晾干。” “小咸肉？”侦查员们皱了皱眉，追问道，“多少钱一斤买的？” “4毛，4毛一斤。”王胜聪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更加躲闪了，“这肉放了几天，有点臭了，我正打算晾干了再吃。” 侦查员们没有再追问，而是伸手撩开了塑料雨衣。由于屋里光线较暗，一时之间看不清里面的肉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可以看到，肉上生了很多蛆，有半个米粒那么大，密密麻麻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恶臭，让人忍不住皱眉。 “这么臭的肉还能吃？快拿出去晒晒，放在家里太不卫生了，容易滋生细菌。”一名侦查员故意说道，他想趁机将这些肉拿到外面，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仔细查看，确认这些肉到底是什么。 王胜聪听了，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但他不敢拒绝，只能点了点头，没做声，伸手拿起塑料雨衣包裹的肉，走出了房间。侦查员们立刻紧跟上去，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走到院子里，光线充足了许多，侦查员们围了上来，仔细查看塑料雨衣里的肉。这些肉颜色暗沉，质地怪异，不像是普通的猪肉或牛肉，而且断口处的特征，和之前在南淝河里发现的宁红的尸块断口非常相似。侦查员们的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这些肉很可能就是人肉。 王胜聪看到侦查员们反复查看这些肉，脸上的慌乱越来越明显，他知道，自己的罪行很可能已经暴露了。他突然眼珠一转，装作一副内急的样子，说道：“同志，我有点急，要去一下厕所。”说完，他就提着肉，朝着院子里的厕所方向走去。 侦查员们察觉到了不对劲，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就在王胜聪走到厕所门口，趁侦查员们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迈开大步，朝着院子的围墙方向跑去，想要翻墙逃跑。“不好！他要跑！”一名侦查员大喊一声，立刻冲了上去，其他的侦查员也反应了过来，纷纷追了上去，很快就将王胜聪拦了下来，死死地按住了他。 王胜聪拼命地挣扎着，大喊大叫：“你们放开我！我没有罪！你们凭什么抓我！”但他的挣扎在身强力壮的侦查员面前，显得毫无用处。一名侦查员立刻拿出对讲机，向市局汇报了情况，请求支援，同时安排人将王胜聪控制起来，严密看管。 很快，市局的支援人员就赶到了现场，同时赶来的还有技术鉴定人员。侦查员们带着技术人员，对王胜聪的住处进行了全面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在搜查过程中，技术人员在王胜聪的床头柜和床之间的地板上，以及墙壁上，发现了两处明显的血迹，血迹已经干涸，颜色呈暗红色。在门后，他们还发现了一把扫帚，扫帚上沾有一些毛发和血迹，经过初步检验，这些毛发和血迹很可能是人身上的。 此外，侦查员们还将那包用塑料雨衣包裹的肉带回了技术鉴定中心，进行详细的检验。检验结果让所有人都无比愤怒，这些肉确实是人肉，而且断口特征与南淝河里发现的宁红的尸块断口完全吻合，证明这些肉和宁红的尸块同属一个尸体。随后，技术人员又对地板上的血迹、扫帚上的血迹以及宁红残骸的血型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所有的血迹都是Ab型，与宁红的血型完全一致。 铁证如山，王胜聪就是杀害宁红的凶手！这个残忍的恶魔，终于被锁定了。侦查员们的心里既愤怒又欣慰，愤怒的是王胜聪的残忍无情，欣慰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为小宁红讨回公道有了希望。 为了进一步获取证据，彻底查清案件的真相，侦查人员立刻对王胜聪进行了审讯，同时也对他的家属进行了询问。在审讯过程中，王胜聪一开始还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那些人肉是他从外面买来的，和他没有关系。但侦查员们早已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他们耐心地对王胜聪进行政策教育，反复向他讲明利害关系，告诉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只有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侦查员们也对王胜聪的父母亲和姐姐进行了询问。王胜聪的父母亲和姐姐一开始也不愿意配合，试图包庇王胜聪，但在侦查员们的政策教育和耐心劝说下，他们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承认了装运宁红躯干用的草藤手提袋是他们家的，而且在8月初的时候，他们还见过这个手提袋，后来就不知道被王胜聪拿去哪里了。他们还向侦查员们反映，9月4日那天，王胜聪只上了半天班，下午就回来了，一直到深夜才出去，第二天中午又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神色有些异常，身上还沾有一些污渍。 预审员在审讯中，紧紧抓住王胜聪贪生怕死的心理，反复指名利害，不断施加压力，促使他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王胜聪的心理防线在侦查员们的强大攻势下，逐渐开始崩溃。当他犹豫不决，想要坦白又不敢坦白的时候，侦查员们出其不意地播放了他母亲和姐姐的录音，录音里，他的母亲和姐姐声泪俱下地劝说他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听到母亲和姐姐的声音，王胜聪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罪行，瘫倒在审讯椅上，痛哭流涕地交代了自己杀害宁红、分尸并食肉的全部经过。 原来，王胜聪在解除强制劳动改造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得更加极端和疯狂。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不满，多次策划叛逃国外，但都没有成功。屡屡受挫后，他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扭曲，竟然产生了一个变态的想法，吃人肉，他想要通过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搞乱社会秩序，制造恐慌，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实现他所谓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9月4日下午6点左右，王胜聪在自己的住处楼下闲逛，无意间看到了宁红和其他几个小孩一起在路边玩耍。宁红长得活泼可爱，而且独自一人，身边没有大人看管，王胜聪立刻就起了歹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杀人吃人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瞬间滋生。 他悄悄地在一旁观察，等待着合适的时机。过了一会儿，宁红和其他小伙伴们分开了，一个人跑到了光明电影院的票房门前玩耍。王胜聪见状，立刻尾随其后，趁周围没有人注意，悄悄走到宁红身边，脸上装作一副和善的样子，对宁红说：“小朋友，你真可爱，叔叔带你去买糖吃，好不好？” 年仅6岁的宁红，天真无邪，没有丝毫的防备心，听到有糖吃，立刻就点了点头，跟着王胜聪走了。王胜聪见宁红上钩了，心里暗暗高兴，他牵着宁红的手，将她引向了光明电影院大门的右侧，然后趁宁红不注意，一把将她抱了起来，转身朝着西菜市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宁红有些害怕，不停地哭着要妈妈，王胜聪为了安抚宁红，经过一个百货副食店门口的时候，给她买了一个饼子，递给了宁红。宁红接过饼子，一边哭一边吃，渐渐的，也就不再那么哭闹了。王胜聪抱着宁红，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游荡，一直拖到了深夜1点左右，他才抱着宁红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一进门，王胜聪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立刻用手紧紧地掐住了宁红的脖子，宁红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想要挣脱，但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王胜聪的对手。没过多久，宁红就停止了挣扎，失去了呼吸，一双无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恐惧和不甘。 杀害宁红后，王胜聪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和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他将宁红的尸体抱到楼上的宿舍里，用草席包裹好，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床底下，然后才去睡觉。 第二天中午，王胜聪趁着同楼的邻居们都上班、上学，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跑到他母亲的住处，拿了一把电工刀，然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将床底下的尸体拖了出来，放在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瓷盘上，然后用电工刀，对宁红的尸体进行了肢解。他的手法非常熟练，凭借着自己杀猪的技能，很快就将宁红的尸体肢解成了多块，并且割下来了部分肉和内脏，打算自己吃掉。 当天深夜，王胜聪带着一部分尸块，悄悄地来到了北门大桥。他原本打算从人行桥上把尸块抛入南淝河中，但就在他准备抛尸的时候，突然发现桥上有行人经过，而且他还害怕碰到巡逻的民警，担心自己的罪行被发现，于是就放弃了在北门大桥抛尸的想法，带着尸块又回到了家中。 等到深夜，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巡逻民警的时候，王胜聪再次带着尸块出门，来到了延安路大桥，将一部分尸块抛入了南淝河中。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会发现他的罪行。 9月6日白天，王胜聪特意去集市上买了一些食盐，回到家后，将从宁红尸体上剥离开来的肉，用食盐腌制了起来，打算慢慢吃。当天中午，他还将宁红的肝脏拿到了他堂兄王胜德家的厨房，偷偷地煮熟后吃掉了。 9月7日早晨，王胜聪将腌制好的一部分人肉，放在稀饭里一起煮了吃掉。接下来的几天，也就是8日和9日，他又连续几次烧煮剩下的人肝和人肉。后来，剩下的人肉开始发臭，他就用塑料雨衣包裹好，挂在了墙上，打算等以后晾干了再吃，没想到，还没等他吃完，就被侦查员们发现了。 根据王胜聪的交代，侦查员们立刻赶到了他堂兄王胜德家的厨房，进行搜查，提取了相关的痕迹物证。同时，他们还在王胜聪的住处，提取到了那个白色的长方形瓷盘和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袋，经过检验，瓷盘和手提袋上都沾有血迹，而且血型都是Ab型，与宁红的血型完全一致。 此外，侦查员们还对宁红的胃内容液进行了分析，发现宁红生前吃过饼子，这与王胜聪交代的“给宁红买了一个饼子”的情况完全吻合。所有的证据都相互印证，彻底证实了王胜聪的罪行，他杀害宁红、分尸并食肉的事实，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从9月9日发现第一截尸块，到10月1日成功破案，经过22天的紧张战斗，这起震惊合肥城的特大残杀幼女、分尸食肉的恶性案件，终于水落石出。凶手王胜聪的残忍行径，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大家纷纷要求严惩这个恶魔，为小宁红报仇雪恨。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胜聪进行了审理，认为王胜聪故意杀人、分尸食肉，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胜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下来后，合肥城的市民们都拍手称快，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小宁红的父母，在得知凶手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后，抱着女儿的遗体，失声痛哭，他们终于为自己的女儿讨回了公道。而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宁红，也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 第260章 “恋爱脑” 陷阱！22 岁女大学生为爱情被男友残忍杀害 李倩月，1998年9月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她的父亲叫李胜，今年51岁，个子不算高，身形清瘦，但退伍军人的底子还在，脊背挺得笔直，哪怕常年做着琐碎的粮管所工作，身上也透着一股不服输的硬朗劲儿，眼神清亮，不笑的时候自带几分严肃，笑起来却又藏着几分不善言辞的温和。 在这起悲剧发生之前，李胜是宝应县西安丰镇粮管所的一名普通员工。当年从部队退伍后，他没有选择外出闯荡，而是回到了家乡的粮管所，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份工作平淡、琐碎，没有什么波澜，却被他做得兢兢业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靠着这份稳定的死工资，撑起了整个家。李胜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话不多，性格有些内敛，生活圈子很小，除了单位的同事、一起退伍的战友，就是家里的亲戚，平日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女儿健康长大。 李倩月的母亲叫陈洁，今年50岁，是宝应县城一所幼儿园的老师，一米六左右的个子，身形瘦小，皮肤有些白皙，常年和孩子打交道，身上带着一股温柔的书卷气，说话轻声细语，眉眼间总带着几分温和的笑意。他们家住在宝应县城北边，距离市中心大约两三公里，小区里都是六层楼高的老式住宅楼，没有电梯，楼道里挂着邻里们晾晒的衣物，透着一股烟火气。 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十多年前买的。那时候，李倩月还在县城下边的镇上读小学，李胜夫妻俩咬了咬牙，贷了款，买下了这套房子，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女儿以后能在县城里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对于挣死工资的夫妻俩来说，这套房子的负担可不轻，每个月要还1600块钱的贷款，这在当时，几乎占了他们工资的一大部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省吃俭用，可夫妻俩从来没有抱怨过，只要一想到女儿能在县城里安心读书，他们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陈洁比李胜小一岁，原本是在宝应县另外一个乡镇当幼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胜。两人初见时，李胜的老实本分、踏实可靠，打动了陈洁；而陈洁的温柔善良、善解人意，也让李胜心生好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两人互相看对了眼，很快就结了婚，婚后住进了粮管所的单位宿舍，日子平淡却温馨。 1998年9月，李倩月出生了。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还在实行，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李胜夫妻俩也没有打算要二胎，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了这个唯一的女儿身上。虽然李倩月是独生子女，但陈洁有六个姊妹，亲戚们大多都在县城买了房，平日里来往频繁，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能摆上三四桌，热热闹闹的，格外温馨。 李倩月是同代人里的第一个女孩，上面有三个表哥，从小就被一家人宠着、疼着。她的性格天生就好，活泼开朗，嘴甜爱笑，话也多，不管是姑姨娘舅，还是邻里街坊，都特别喜欢她。小时候的李倩月，就像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和欢乐带到哪里，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透着一股单纯和善良，让人见了就忍不住想疼爱。 小学毕业之前，李倩月一直和父母生活在西安丰镇。这个镇子不算大，总人口也就三万多，但比起周边的村子，已经算是比较繁华的了。一条宽阔的水泥路贯穿整个镇中心，路的两边，是一排排的商品房和大大小小的店铺，有卖蔬菜水果的，有卖日用百货的，还有各种小吃店，每天都人声鼎沸，充满了烟火气。这条路的尽头，就是西安丰镇中心小学，那是李倩月的母校，也是她童年最快乐的地方。 在小学里，李倩月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好班长。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仅学习认真刻苦，还特别懂事能干，老师交代的任务，她总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还会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那时候的她，还经常参加奥数班，年年都能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还多次参加过县里举办的数学、绘画、体育竞赛，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拿奖，但她从不气馁，每次都拼尽全力。直到现在，李倩月的家里，还整齐地摆放着她小时候获得的那些奖状，那是她成长的印记，也是父母最大的骄傲。 对于天下所有的父母来说，儿女有出息，就是他们最大的光荣和自豪。李胜夫妻俩也不例外，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学习越来越好，性格越来越开朗，他们的心里，满是欣慰，总觉得，只要女儿能一直这样健康快乐地成长，再苦再累也值得。 小升初的时候，李倩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宝应县最好的实验初中。这所初中的门槛很高，在每个乡镇只招收两名学生，而李倩月，就是当年西安丰镇被录取的两名学生之一。能考上这所初中，不仅是李倩月的骄傲，更是整个家族的荣耀，李胜夫妻俩特意请了亲戚们吃饭，庆祝女儿的好成绩。 可谁也没想到，进入宝应县实验初中之后，李倩月的光芒，渐渐被身边更优秀的同学掩盖了。在这里，高手云集，她不再是那个众星捧月的班长，也不再是成绩顶尖的好学生，甚至没有担任任何班干部。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都比自己优秀，李倩月的心里，难免有些失落，而她的成绩，也开始慢慢下滑。 后来，李胜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无奈地说：“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玩心太重，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可到底，女儿的“玩心”是什么，她平时都在关注些什么，和哪些人来往，李胜却说不清楚。他坦言，现在的孩子，心思越来越难猜，不是父母想管就能管得住的，有时候，哪怕想和女儿好好聊聊天，问问她的心里话，也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女儿不愿意多说，他们也不敢多问，生怕引起女儿的反感。 陈洁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她曾说：“上了中学之后，很多男孩的聪明就慢慢显现出来了，而不少女孩，就开始慢慢落了下风。”或许是青春期的叛逆，或许是学习压力太大，或许是身边的环境影响，总而言之，李倩月在实验初中的三年，成绩一直平平，没有了小学时的耀眼，也没有了当初的自信。 三年初中时光匆匆而过，中考的时候，李倩月的成绩并不出色，虽然顺利考上了高中，但她就读的那所公立高中，在宝应县城里，排名是最后两位的。这个结果，让李胜夫妻俩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心疼，他们没有责怪女儿，只是安慰她说，只要好好努力，在哪里都能有出息。 2017年，李倩月参加高考，成绩刚过本科线。了解高考的朋友都知道，刚过本科线的分数，在挑选学校的时候，余地非常小，凡是能够得着的本科院校，基本上都在外省；而如果想留在江苏省内，就只能选择专科院校。 那段时间，李胜夫妻俩纠结了很久，彻夜难眠。他们既担心女儿一个人去外省读书，没人照应，不安全；又觉得，既然刚过本科线，就算去了外省，也读不到什么好的本科院校，以后找工作，还是一样困难。思来想去，夫妻俩最终决定，让女儿留在省内，读一所专科院校，至少离家近，有什么事，他们也能及时赶到。 最终，李倩月选择了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这所学校在南京，离宝应县很近，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在南京，还有他们家的亲戚，平时有什么事，也能互相照应。在李胜夫妻俩的心里，他们对女儿没有太高的期望，不奢求她能大富大贵，只希望她以后能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过日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就足够了。 对于父母的安排，李倩月没有丝毫反抗，欣然接受了。她本身就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父母的良苦用心，也不想让父母再为自己操心。而且，南京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对于从小生活在小县城的李倩月来说，也充满了向往。 李倩月的性格，真的特别好，温和、善良、体贴，不管是和学校的老师、亲戚，还是和身边的朋友，甚至是小区里岁数差不多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处得很好。虽然她的学习成绩不算特别突出，但她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在体育和唱歌方面，更是很有才华。高中的时候，她就曾在学校的体育比赛、唱歌比赛中拿过奖，站在舞台上的她，自信、耀眼，和平时那个略显内敛的女孩，判若两人。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优点，高一的时候，李倩月还被选为了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会的工作中，她认真负责，乐于助人，团结同学，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认可。那时候的她，虽然学习成绩不算顶尖，但在学校里，也算是小有名气。 在家里，李倩月也是个特别乖巧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很多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就会进入叛逆期，处处和父母对着干，脾气暴躁，不听话。但据陈洁回忆，她从来没有记得女儿有过非常叛逆的时期，哪怕有时候因为一些琐事，和父母拌了嘴，李倩月也从来不会冷战，往往过一会儿，就会主动找父母搭话，撒娇卖萌，化解矛盾。 李倩月和父亲李胜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她喜欢叫李胜“老李”，语气里满是亲昵和依赖。李胜工作很忙，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然后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城乡公交车，赶到镇上的粮管所上班。如果遇到农忙的时候，赶不上末班车，他就只能住在镇上的老房子里，不能回家。 照理说，每天工作这么忙、这么累，下班回家之后，应该好好休息，躺在床上放松一下。但李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骑着电动车，赶两三公里的路，去学校接女儿放学。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严寒，从未间断过。在李倩月的心里，父亲虽然话不多，但却是最疼爱她、最可靠的依靠；而在李胜的心里，女儿就是他的软肋，也是他奋斗的动力。 2017年，李倩月背着行囊，来到了南京，走进了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于空乘专业。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父母的身边，独自生活。出发之前，李胜夫妻俩千叮咛万嘱咐，担心她在外面吃不好、住不好，担心她和同学处不好关系，担心她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 但让父母没想到的是，李倩月适应得很快，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大一上学期，她就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了校学生会，还加入了茶艺社和摄影社。下学期，她就和社团里的学长学姐们打成了一片，经常一起出去游玩、拍照，关系处得十分融洽。她的适应能力，远远超出了父母的预期，也让父母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李倩月有一个大学室友，叫纯子，两人住在同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关系非常好。后来，纯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回忆说：“倩月的性格特别外向、体贴，跟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我们在外面读书，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月初刚跟爸妈要了生活费，日子过得很宽裕，可到了月底，就变得捉襟见肘，有时候连吃顿饭都费劲。” 纯子说，有好几次，到了月底，李倩月的生活费花完了，两人就一起凑钱买饭吃，省吃俭用，互相照应。而且，李倩月是个特别细心的人，平时只要出了学校，就会惦记着纯子，会主动问她“要不要带饭”“要不要带点好吃的”。哪怕有时候，女生之间因为一些小事闹了矛盾、吵了架，李倩月也总是第一个主动找对方说话、道歉的人，从不斤斤计较。 所以，在所有认识李倩月的人心里，她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温柔、成熟、懂事。这种成熟，不仅仅体现在她和别人打交道的处事方式上，更多的是，她知道提前为自己的未来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会为之努力奋斗。 大一下学期，李倩月就开始自学日语，为了以后能成为一名国际空乘做准备。很多人可能会问，她为什么非要做国际空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国内的航空公司，一般对空姐的身高有明确要求，必须达到一米六五以上，而李倩月的身高，差了那么一丢丢，达不到国内航空公司的要求。于是，她就想着提前准备一门外语，而日本的航空公司，对空姐的身高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她就选择了先学日语。 在当时的班级里，李倩月的这种行为，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学生，刚上大一的时候，还处于迷茫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每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很少有人会从大一开始，就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但李倩月不一样，她很清醒，也很有毅力，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 学完日语之后，李倩月又报名参加了雅思培训班，开始学习英语。她的英语基础一直很好，在专科院校，很多学生因为毕业没有四六级的硬性要求，都不会主动去学习英语，甚至连四级都考不过。但李倩月，只考了一次，就顺利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这在她的同学当中，已经算是非常出色的了。 就这样，李倩月在大学里，一边认真完成自己的专业课学习，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日语和英语，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学生会工作，生活过得充实而忙碌。她就像一颗努力生长的小树苗，努力汲取养分，渴望长成参天大树，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温柔、懂事、优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姑娘，后来会遇到那个将她推入深渊的恶魔，洪桥。 其实，李倩月不仅学习刻苦，还特别孝顺，从小就知道为家里减轻负担。大一下学期，她就开始做微商，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专门卖一些化妆品、衣服、鞋子、帽子之类的东西。一开始，她也没有什么经验，生意做得不算好，但她没有放弃，慢慢摸索，慢慢积累客户，后来，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做了微商之后，李倩月就很少再有月底没钱吃饭的情况了，有时候，还能攒下一些钱，用来补贴家用，或者给家人、朋友买礼物。她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知道父亲李胜腰不好，就特意给父亲买了护腰仪和按摩器，让父亲平时工作累了，可以缓解一下腰部的不适；知道母亲陈洁虽然朴实，但也爱美，就经常给母亲买衣服、买护肤品；儿童节的时候，还会给表弟表妹们买儿童手表，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所有亲戚朋友的眼里，李倩月就是一个标准的好女孩，关心家人、尊重长辈、对朋友热情体贴，善良、温柔、懂事，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分寸。这样的姑娘，本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本该遇到一个真心待她的人，拥有一段幸福的爱情，可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对于一个女大学生来说，除了学业、家庭和友情之外，爱情，也是青春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倩月也不例外，她也渴望拥有一段甜甜的爱情，渴望能遇到一个真心爱她、疼她、保护她的人。 南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离江宁区的文鼎广场非常近，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距离。文鼎广场是一个老商业区，也是周边大学生们经常去的地方，这里是一条室外步行街，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店、餐饮店，还有很多平价的服装店，价格实惠，款式也很新颖，很受年轻女孩的喜欢。 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文鼎广场的服装店老板和员工们，就会拎着一兜兜的新衣服，陆陆续续打开店门，整理货物、摆放衣服，开始新一天的生意。李倩月，原本也是文鼎广场的常客，她经常去逛这里的一家老服装店，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了，专门卖一些年轻女孩的服饰，因为附近有好几所大学，所以生意一直很好。 李倩月一开始只是这家店的普通顾客，因为经常去逛，慢慢就和店里的老板、员工熟悉了，成了老主顾。后来，老板见李倩月长得漂亮、身材也好，而且性格开朗、善于沟通，就邀请她来店里兼职，做模特和导购。李倩月本身就喜欢漂亮的衣服，也想多赚点零花钱，减轻家里的负担，就欣然答应了。 大家都知道，李倩月学的是空乘专业，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都非常出众，身高高挑，五官精致，皮肤白皙，气质也很好。所以，她在店里兼职做模特，穿上店里的新衣服，就显得格外漂亮，总能吸引很多顾客的目光，起到很好的带货作用。很多女孩子看到李倩月身上穿的衣服好看，就会主动问老板，然后买下同款。 这份兼职的工资不算高，一个小时10块钱，李倩月一周要工作5天以上，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一天下来，也就赚100块钱，一个月大概能赚2000块钱。对于现在的人来说，2000块钱不算多，甚至不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笔钱已经足够了，不仅能解决自己的生活费，还能攒下一些钱，给家人买礼物。 虽然这份工作很累，每天要站很长时间，还要不停地接待顾客、整理衣服，有时候还要熬夜整理货物，但李倩月却很喜欢这份工作。毕竟，哪个女孩子不爱美呢？能每天穿上各种各样的新衣服，既能赚钱，又能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对于李倩月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李倩月的室友纯子，曾经回忆说，大学刚入学的时候，她们宿舍一共6个人，刚认识没多久，就建了一个微信群。李倩月是个很热情的人，主动私聊纯子，问她：“你这双眼皮在哪割的？疼不疼？”原来，当时李倩月也想去割双眼皮，但是母亲陈洁不同意，担心有风险，所以就一直推迟，直到后来，才偷偷去割了。 纯子说，她和李倩月之所以关系那么好，不仅仅是因为住同一个宿舍，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更多的是因为她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拍照、喜欢逛街、喜欢买衣服。对于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这或许都是共同的爱好，但她们俩，却因为这些爱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起去逛文鼎广场，一起去拍好看的照片，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去服装店兼职之后，李倩月就有了更多机会，穿上各种各样的新衣服，有时候，她会拍一些穿搭照片，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她很会搭配衣服，不管是温柔的连衣裙，还是酷飒的皮衣、背心，再配上一双高跟鞋，穿在她身上，都格外好看，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案发之后，李倩月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看到她的照片，都忍不住感叹，这么漂亮、温柔的姑娘，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 在李倩月的成长过程中，她的漂亮、温柔可人的性格，还有她身上自带的光环和魅力，也给她带来了一些情感上的小烦恼。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倩月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那么好，可到了初中，成绩却一落千丈，中考也没有考出好成绩，最终只能去一所排名靠后的高中。当时，李胜夫妻俩不知道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成绩下滑的真正原因，只能无奈地归咎于女儿青春期玩心太重。 但实际上，李倩月把自己成绩下滑的真正原因，告诉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原来，她在初中的时候，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的成绩不好，李倩月为了能和他考上同一所高中，在中考的时候，故意没有考好。这样的做法，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很傻、很幼稚，但对于当时情窦初开、心思单纯的李倩月来说，爱情，就是她的全世界，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她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前途。 李倩月的朋友还说，她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有点“恋爱脑”。就是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眼里、心里都是对方，觉得对方哪哪都好，哪哪都对，哪怕对方有很多缺点，哪怕对方伤害了自己，她也会选择原谅。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才让她后来，一次次受到伤害，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倩月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因为她长得漂亮、性格也好，身边从来都不缺乏追求者，但她的恋爱经历，却并不是那么顺利，每一段感情，都以失败告终。 到了南京上学之后，她很快就和高中时交的男朋友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很简单，那个男生出轨了。2018年情人节那天，李倩月在qq空间里，公布了自己分手的消息，言语之间，满是委屈和难过。就在她最伤心、最无助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在她的动态下面评论了一句：“你会遇到更好的。” 这个男生，是李倩月的学长，当时还是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他其实一直都喜欢李倩月，只是之前没有机会表白。趁着李倩月分手，他主动靠近，慢慢安慰她、陪伴她，渐渐走进了李倩月的心里。这个学长，个子很高，有一米九，身材稍微有点胖，性格也比较开朗，很会说话。 两人最早是从一起打游戏开始熟悉的，后来，就经常约着一起吃饭、一起拍照、一起逛校园，相处得十分融洽。没过多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是李倩月到南京之后，交的第一任男朋友，她当时很珍惜这段感情，也很用心地去经营。 可这段感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只维持了差不多三个月，就结束了。分手是李倩月提出来的，原因是，她觉得这个学长，虽然个子高大，但性格比较幼稚、不成熟，和自己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李倩月本身，就是一个比同龄人成熟很多的女孩，她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一个成熟、稳重、有担当，能保护自己的人，而这个学长，显然不符合她的期望。 其实，李倩月的内心，是很缺乏安全感的，虽然她平时看起来很坚强、很成熟，但在感情里，她很依赖对方，希望能有一个人，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能一直保护她、疼爱她。所以，她喜欢身材高大、有男子气概的男生，因为这样的男生，能让她感受到安全感。 和这个学长分手之后，李倩月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去培训机构学习外语，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那些培训机构，大多都在南京市中心，她每天要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地铁，才能从学校赶到培训机构，下课之后，回到学校，通常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半、十点了，非常辛苦。 尽管已经和学长分手了，但李倩月有时候，还是会叫他去地铁站接自己。或许，是因为习惯了有人陪伴，或许，是因为心里还有一丝不舍，又或许，只是单纯地觉得，他是自己信任的人。平时下课之后，没事的时候，两人也会约着一起吃顿饭，就像普通朋友一样，没有尴尬，也没有隔阂。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李倩月遇到她的第二任男朋友。2018年年末的时候，李倩月认识了一个新的男生，这个男生比她大三、四岁，不是学生，已经参加工作了，自己做自媒体。李倩月很喜欢这个男生，觉得他成熟、稳重，很有担当，符合自己对男朋友的所有期望。 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倩月带着这个男生，见了自己的室友和同学，还一起吃了饭。同学们后来回忆说，这个男生，身形很高大魁梧，差不多有一米八左右，看起来很结实，说话也很沉稳，给人的印象还不错。 在这段恋爱里，李倩月依然是那个全身心投入的人，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平时，总是李倩月主动去找男朋友，而男朋友，很少主动找她；哪怕男朋友犯了错误，不管是大错还是小错，李倩月都会选择原谅，哪怕男朋友出轨，她也选择忍受，只希望能留住这段感情。 两人交往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李倩月发现，男朋友竟然出轨了两次。这一次，她再也无法忍受了，最终，下定决心，结束了这段恋情。李倩月心里很清楚，爱情是相互的，是需要两个人互相付出、互相扶持、互相温暖的，而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另一个人单方面的享受。这样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也不会幸福的。 在决定结束这段恋爱、搬出男朋友住处的前几天，李倩月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起悲剧的凶手，洪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相遇，竟然会成为李倩月生命的终点。 两人的相遇，很偶然。当时，李倩月坐地铁，在地铁上，有一个外国人主动跟她搭讪，但是那个外国人的英语口音很重，李倩月听得不是很明白，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洪桥出现了，他的英语很好，主动用英语和那个外国人沟通，替李倩月解了围。 李倩月很感谢洪桥，觉得他很绅士、很有能力，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互相加了微信，之后，就在微信上频繁地聊天，聊生活、聊兴趣、聊未来，越聊越投机。差不多聊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和李倩月之前的几个男朋友一样，洪桥的外形，也很符合李倩月的审美，身形高大，身高有一米九，留着短发，浑身都是腱子肉，看起来很有力量感，平时喜欢穿一些纯色的t恤，有时候也会穿迷彩服、军靴，背着一个很大的军用旅行包，看起来很有男子气概，甚至有些像军人。 恋爱之后，李倩月很开心，把自己和洪桥的合影照片，分享到了室友群里。室友们乍一看到洪桥的照片，都以为他是军人，纷纷羡慕李倩月，找到了一个这么有安全感的男朋友。李倩月也很骄傲，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能保护自己、疼爱自己的人。 可实际上，周围很多人，都没有人能说清楚，洪桥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关于洪桥的职业，李倩月周围的朋友、同学，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每一种说法，都神乎其神，让人真假难辨。那么，这些流传的说法，到底是什么？而真实的洪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李倩月的室友、朋友，还有她在服装店的同事，都从李倩月的嘴里，听到过关于洪桥的事情。总结起来，大致就是：洪桥是南京本地人，家庭条件很不错，他的父亲原来是军人，2003年的时候，从南京市军医学院转移到了司法局工作，母亲也是一名公务员；洪桥一个人，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小区里，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还有一辆银色的大众轿车。 这些信息，听起来都很光鲜，也让李倩月更加坚信，洪桥是一个很优秀、很有能力的人。可关于洪桥的职业，李倩月的朋友们，却一直不知道真相，只流传着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说洪桥是做保密工作的。这个说法的由来，是有一次，李倩月的一个朋友，看到她在和洪桥打视频电话，但是洪桥那边的屏幕，却是黑的，什么也看不到。视频挂了之后，那个朋友就问李倩月：“你男朋友那边怎么是黑屏啊？”李倩月解释说：“他在执行任务，不能露脸，这是保密工作的要求。”就这样，“洪桥做保密工作”的说法，就慢慢流传开了。 第二种说法，是说洪桥是战地记者，经常需要通宵写稿子，有时候还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采访，所以平时很少有时间陪伴李倩月，也不能过多地透露自己的工作情况。 当时，在李倩月的朋友圈里，在她周围的社交圈子里，大家都把洪桥传得神乎其神，觉得他是一个神秘、优秀、有能力的人。李倩月也一直坚信着这些说法，对洪桥充满了崇拜和信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都只是洪桥精心编织的谎言。真实的洪桥，和李倩月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洪桥有一个大学同学，叫赵瑞，赵瑞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揭露了洪桥的真实情况。赵瑞说，洪桥当年上的是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而且，他并没有毕业，算是肄业。在大学的时候，洪桥就特别喜欢穿一些迷彩服装，说不清是什么制式的，各种各样的作战裤、作战靴，有时候还会配上大墨镜，看起来很酷，很有军人的范儿。 平时，洪桥也喜欢和朋友聊一些武器、军事装备之类的话题，还经常约着朋友，去打那种打水弹枪、彩弹枪的真人cS。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确实让周围的朋友们都很佩服，甚至有些崇拜。 赵瑞还说，洪桥是一个很爱逞强、很爱炫耀的人，经常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厉害”。有一回，洪桥竟然用一根绳子，从教学楼的五楼，玩起了速降，就像部队官兵训练时那样，从五楼快速降到地面。这种危险的行为，一般的学生，根本不敢尝试，可洪桥却做得不亦乐乎，还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勇气”和“技能”。 还有一回，洪桥参加了一个搏击比赛，得了冠军，从那以后，他就更加骄傲了，经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的搏击技术。他还跟朋友说，自己的格斗术，是美军的一个教官教的，非常厉害，普通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可实际上，洪桥的那些所谓的“格斗术”，在真正的军人眼里，在行家眼里，根本就是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纯属闹着玩的小儿科。但对于那些没有军事经验，又对军旅文化充满向往的人来说，洪桥的这些表现，就显得格外有魅力，也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崇拜之情。 大学肄业之后，洪桥没有找一份正经的工作，而是在学校的一个军事社团里，担任了外聘教官。当然，这个军事社团，只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并不是学校正式设立的，洪桥也不是学校正式受聘的教官，只是偶尔去社团，教学生们一些简单的格斗技巧，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就在这段时间，洪桥认识了一个读大一的男生，叫张晨光。张晨光的家里，往上倒三代，都有人当过兵，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特别向往军旅生活。再加上近几年，军旅题材的影视剧、小说都特别火，更是加深了他对军旅生活的向往。 洪桥知道张晨光的想法之后，就经常故意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军事技能”和“军旅经历”，还教张晨光一些格斗技巧。慢慢的，张晨光就被洪桥“洗脑”了，对洪桥崇拜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把洪桥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当时，崇拜洪桥的，不仅仅有张晨光，还有一个叫曹泽清的男生。这三个人，就是后来杀害李倩月的三个凶手，三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渣。 在犯事之前，张晨光和曹泽清，一直都对洪桥言听计从，非常崇拜他，甚至有些害怕他。洪桥还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名听起来很霸气，大概是什么“第八军团特殊作战小组”之类的，除了洪桥、张晨光、曹泽清三个人之外，还有两个洪桥的朋友。 这个微信群，不是谁都能进的，有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必须获取洪桥的信任。在这个群里，他们平时就分享一些国内外的军事新闻，聊一些军事设备、军事武器之类的话题，有时候，还会约着一起去紫金山，或者找一块草地，练习格斗技巧，模仿部队的训练模式。 群里面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洪桥是群主，大家都叫他“boss”或者“乔老板”，群友们都对他非常服从，甚至到了盲从的地步。在他们眼里，洪桥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是洪桥说的话，他们都会无条件相信；只要是洪桥安排的事情，他们都会无条件去做，哪怕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也丝毫不会犹豫。 除了高大帅气、浑身腱子肉、精通“军事常识”之外，洪桥还有一个优势，英语很好。这一点，也让他在很多人眼里，更加有魅力。平时走在路上，很多女生看到他，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觉得他又帅又有能力，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理想型”。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光鲜亮丽、充满魅力的男生，内心却是如此的扭曲、阴暗、变态。和这样一个有着所谓“力量感”、所谓“男子气概”的强硬派男生谈恋爱，李倩月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反而充满了争吵和矛盾。 在朋友们的眼里，李倩月是一个温柔、体贴、包容的女孩，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保持冷静，都能体谅别人。可即便如此，她和洪桥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依然不断，而且越来越激烈。 2020年之后，李倩月曾经跟朋友抱怨过，说自己和洪桥，在微信上天天吵架。吵架的原因，其实都很琐碎，没有什么大事，可能只是因为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件小事，就能引发一场激烈的争吵。可一旦吵起来，两人的激烈程度，就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洪桥的脾气，非常暴躁，有时候，还会对李倩月动手。 有一回，洪桥给李倩月拍照，因为没有拍好，李倩月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只是小声嘀咕了几句，抱怨了一下。可没想到，洪桥瞬间就火了，一把抓住李倩月的胳膊，用力地拉着她往前走，力气大得惊人，李倩月根本挣脱不开。两人就这样，在大街上激烈地争吵起来，洪桥的眼神，凶狠得吓人，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温柔和绅士。 李倩月当时很害怕，也很委屈，可她还是选择了原谅洪桥，她觉得，洪桥只是脾气不好，并不是真的不爱她。她总是这样，一次次地原谅，一次次地妥协，可她不知道，她的原谅和妥协，只会让洪桥更加得寸进尺，只会让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 2020年5月底的时候，李倩月给好朋友发消息，语气坚定地说：“我要和洪桥分手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当时，她的朋友都很支持她，觉得她终于想通了，终于要摆脱这段痛苦的感情了。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天之后，李倩月就又在朋友圈，发了一组九宫格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个字母，这九个字母连在一起，意思是：“洪桥，I love you to death forever”，翻译成中文，就是“洪桥，我爱你直到永远”。 两天前，还坚定地说要分手，两天后，就又开始秀恩爱，这样的转变，让很多朋友都很不解。可大家都知道，李倩月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陷入爱情，就会失去理智，哪怕受到伤害，也会选择原谅，哪怕知道这段感情是错误的，也会拼尽全力去维系。 两人恋爱之后，李倩月的父母李胜和陈洁，也见过洪桥。他们第一次见洪桥，是在2020年6月21号，那天是端午节。李倩月带着洪桥，回到了宝应县的老家，和一帮亲戚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这一次，距离李倩月说要和洪桥分手、两人激烈争吵，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得出来，两人已经和好了，而且感情还很不错，一路上，都腻腻乎乎的，十分恩爱。这一次回家见长辈，洪桥还收下了长辈们给的红包，在很多地方，长辈给晚辈红包，就意味着认可了这个晚辈，认可了这段感情，甚至，已经默认了两人以后会结婚、会走到一起。 三天之后，这对情侣，又在南京，见了洪桥的父母。洪桥的父母，对李倩月的印象，看起来还不错，并没有反对两人的恋情。这让李倩月更加坚信，自己和洪桥，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定会结婚，一定会幸福。 2020年7月2号，也就是李倩月在云南遇害之前一周的时间，李倩月告诉了班上的团支书，也是她的一个宝应县老乡，一个让她无比开心的消息：“我们秋天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我们就偷户口本去领证。”当时，那个团支书，还能明显地感觉到，李倩月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语气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李倩月还跟她的老乡聊起过，说自己在洪桥父母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她笑着说：“一开始，他父母还称呼我‘那个谁’，后来，就叫我‘李倩月’，现在，都改口叫我‘小李’了，这说明，他们已经认可我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李倩月的脸上，满是甜蜜的笑容，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 我们之前说过，李倩月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想要成为一名国际空乘，为此，她努力学习日语和英语，付出了很多努力。可为了洪桥，她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理想，放弃自己多年的努力。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受到疫情的影响，国际航班大幅减少，再加上父母的建议，李倩月已经放弃了成为国际空乘的想法。后来，她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毕业之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因为她喜欢服装店的工作，也有过相关的兼职经验，她觉得，开一家服装店，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赚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可没想到，这个理想，也因为洪桥和他父母的反对，而被迫放弃了。洪桥的父母觉得，开服装店，收入不稳定，而且工作也不体面，不符合他们对未来儿媳的期望。他们打算，等李倩月毕业了，给她介绍一个在南京事业单位的工作，稳定、体面，也能让她以后的生活，有一个保障。 对于洪桥父母的安排，李倩月没有丝毫反对，欣然接受了。她觉得，只要能和洪桥在一起，只要能和他结婚，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放弃什么，都值得。她把洪桥，当成了自己的全世界，把和洪桥的未来，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期待。 照理说，两人都已经谈婚论嫁了，都已经开始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了，洪桥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对自己深爱的女朋友，下此毒手，残忍地将她杀害呢？ 后来，洪桥被捕之后，据他自己供述，他在和李倩月交往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起了杀心。而他起杀心的原因，琐碎得让人匪夷所思，让人无法理解，甚至让人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借口，一个掩盖他内心阴暗和变态的借口。 第一个原因，是在2020年元旦跨年的时候。当时，洪桥和自己的朋友，还有李倩月，约定好了，在洪桥的家里跨年，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可就在跨年前几分钟，李倩月因为突然有急事，临时离开了，只留下洪桥和他的朋友，在家里等着她。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就让洪桥觉得，自己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觉得李倩月不重视他，不尊重他的朋友。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对李倩月，起了杀心。这种想法，简直不可理喻，仅仅因为一次临时的缺席，就想要杀害自己的女朋友，可见，洪桥的内心，是多么的扭曲和变态。 第二个原因，是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洪桥和张晨光，在李倩月工作的服装店楼下等她，李倩月跟他们说，自己五分钟之后就下来。可没想到，洪桥和张晨光，在楼下等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李倩月才下来。 就因为这多等的二十几分钟，洪桥就变得异常愤怒，他偏执地认为，李倩月在这二十几分钟里，肯定是见了别的男人，肯定是对他不忠。他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更加坚定了他要杀害李倩月的决心。 这两件事情，在正常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顶多就是拌几句嘴，闹一点小矛盾，根本不至于上升到杀人的地步。可在洪桥的眼里，这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杀害李倩月的“正当理由”。可见，洪桥的心理，已经扭曲到了极点，他根本没有正常的思维，也没有丝毫的人性。 下定决心要杀害李倩月之后，洪桥就开始精心策划这场谋杀案，他没有自己动手，而是选择了对他言听计从的张晨光和曹泽清，和他一起完成这场罪恶的行动。更让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把这场残忍的杀人行动，伪装成了一起所谓的“军事行动”，用这种荒唐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罪恶。 洪桥欺骗张晨光和曹泽清，说自己是国安局的工作人员，平时的“保密工作”，其实都是在执行国家任务。他还故意在张晨光和曹泽清面前，抱怨李倩月，编造了很多谎言，说李倩月和其他男人有暧昧关系，说李倩月乱花他的钱，甚至说李倩月挪用了他们“秘密行动”的公款，偷窥、偷听到了国家机密，危害了国家安全，是一个“叛徒”，必须被“处决”，这是在“为国家除害”。 让人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张晨光和曹泽清，竟然真的相信了洪桥的这些谎言。尤其是曹泽清，他原本还是南京市某区巡警大队的辅警，本该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人，可他却被洪桥洗脑，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洪桥的帮凶，参与到了这场谋杀案之中，亲手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 洪桥还诱惑张晨光和曹泽清，说只要他们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就可以正式进入国家安全人员的圈子，成为核心工作人员，以后就能拥有光鲜亮丽的生活，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种诱惑和欺骗之下，张晨光和曹泽清，彻底失去了理智，沦为了洪桥的工具，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策划就绪后，洪桥开始一步步实施自己的罪恶计划。他先是以“一起去云南旅游”为由，诱骗李倩月前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这个远离南京、山高林密的地方，成了他选定的“行刑地点”。他谎称那里有“秘密任务”需要完成，让李倩月独自先行出发，承诺自己随后就到，还特意叮嘱她，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程，说是“保密工作的要求”。 单纯的李倩月，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她满心欢喜地相信了洪桥的话，甚至还憧憬着“任务”结束后，两人能一起在云南游玩。2020年7月9日，李倩月独自登上了前往云南的航班，抵达勐海县后，按照洪桥的指示，找到了事先约定好的住处。而此时，张晨光和曹泽清，早已按照洪桥的安排，提前抵达了勐海县，在一处偏僻的山林里，挖好了土坑，等待着李倩月的到来。 抵达住处的当天下午，李倩月按照洪桥的微信指示，前往约定的山林入口，她特意换上了自己喜欢的衣服，还带着一丝期待，以为洪桥很快就会出现，和她一起完成所谓的“秘密任务”。可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不是爱人的陪伴，而是一场致命的阴谋，是两个被洗脑的恶魔，是一个早已挖好的、埋葬她年轻生命的土坑。 当李倩月走到山林深处，看到等候在那里的张晨光和曹泽清时，心中虽有一丝疑惑，却并未多想，洪桥曾跟她说过，这两位是他的“同事”，会一起协助完成“任务”。可不等她开口询问洪桥的下落，张晨光和曹泽清就猛地冲了上来，死死控制住了她。李倩月瞬间慌了神，拼命挣扎、哭喊，一遍遍呼喊着洪桥的名字，可回应她的，只有两个恶魔冷漠的眼神和山林里呼啸的风声。 此时的李倩月，或许终于明白，自己一直坚信的爱情、憧憬的未来，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那个她深爱、崇拜、愿意为之放弃一切的男人，早已在暗处，为她布下了致命的陷阱。可一切都太晚了，张晨光和曹泽清按照洪桥的指令，残忍地将李倩月杀害，随后将她的尸体埋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草草掩盖痕迹，试图将这场罪恶，永远掩埋在这片偏僻的山林之中。 而远在南京的洪桥，在确认张晨光和曹泽清完成“任务”后，依旧扮演着深情男友的角色。他主动给李倩月的微信发消息，假装关心她的行程，甚至在李倩月父母联系不上女儿、向他询问时，还故作焦急地说，自己也在找李倩月，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还假意安慰李胜夫妇，让他们不要着急，会一直帮忙寻找。 李倩月的失踪，是从7月10号开始被发现的。那天，李胜和陈洁像往常一样，给女儿发微信、打电话，可无论怎么联系，都没有任何回应，微信不回，电话关机，仿佛这个人，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一开始，夫妻俩还安慰自己，或许是女儿在云南信号不好，或许是“任务”太忙，没时间回复，可一天天过去，依旧没有李倩月的任何消息，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笼罩在夫妻俩的心头。 7月13号，李胜和陈洁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连夜从宝应县赶到南京，直奔李倩月的学校和宿舍，可室友们都说，自从7月9号李倩月出发去云南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们。夫妻俩又赶到洪桥的住处，洪桥依旧一副焦急万分的样子，还主动陪着他们去派出所报案，甚至编造了“李倩月可能是被人拐走”的谎言，试图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报案之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可一开始，线索少得可怜。李倩月的手机关机后，无法定位；她前往云南的行程，除了洪桥，没有告诉任何人；勐海县山高林密，范围广阔，想要寻找一个人的踪迹，难如登天。李胜和陈洁没有放弃，他们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四处奔波，一边联系云南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一边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走遍了勐海县的大街小巷、山林村落，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们也不愿放过。 那些日子，李胜和陈洁瘦得不成样子，双眼布满血丝，头发也一夜之间白了大半。陈洁整日以泪洗面，一遍遍呼喊着女儿的名字，哪怕喉咙沙哑，也不肯停下；李胜强忍着内心的痛苦，脊背依旧挺直，可眼底的疲惫和绝望，却藏不住，他是个退伍军人，一辈子坚强不屈，可面对女儿的失踪，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如此绝望。他们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他们的女儿，有没有关于李倩月的任何消息，哪怕是一句无关紧要的线索，也能让他们燃起希望，又迅速陷入失望。 警方的调查，也在艰难地推进着。随着调查的深入，洪桥的反常举动，渐渐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他虽然表面上积极配合调查，可说话总是前后矛盾，对于李倩月前往云南的具体原因、约定的地点，都含糊其辞；而且，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发现，在李倩月前往云南期间，洪桥曾与张晨光、曹泽清有过频繁的通话和资金往来，更可疑的是，张晨光和曹泽清，在李倩月失踪的时间段，也曾去过勐海县，且行踪诡异。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迅速对洪桥、张晨光、曹泽清三人进行传唤讯问。一开始，三人还百般抵赖，编造谎言，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可在警方强大的证据面前，他们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了。尤其是张晨光和曹泽清，两人被洪桥洗脑多年，却终究抵不过法律的威严和内心的恐惧，率先交代了自己杀害李倩月的犯罪事实，还供出了主谋洪桥。 当洪桥的罪行被揭露，当李胜和陈洁从警方口中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被残忍杀害，尸体被埋在勐海县的山林里时，夫妻俩彻底崩溃了。陈洁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一遍遍哭喊着“我的女儿”，悲痛欲绝；李胜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鲜血直流，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痛苦、愤怒和绝望，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他疼了二十多年、温柔懂事的女儿，竟然会以这样残忍的方式，永远离开了他。 2020年8月3日，警方根据张晨光和曹泽清的供述，在勐海县的偏僻山林里，找到了李倩月的尸体。当尸体被挖出来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红了眼眶，这个年轻的姑娘，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没来得及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就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李胜和陈洁看着女儿冰冷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他们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女儿的脸庞，仿佛她只是睡着了一样，一遍遍地说着：“倩月，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案件侦破后，洪桥、张晨光、曹泽清三人被依法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可对于李胜和陈洁来说，女儿的离去，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哪怕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的女儿，也再也回不来了。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李胜和陈洁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们每天都在思念女儿，每天都在为女儿奔走，只为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只为告慰女儿的在天之灵。 这两年里，李胜辞去了粮管所的工作，陈洁也离开了幼儿园，夫妻俩全身心投入到案件的诉讼之中。他们一次次往返于南京和云南之间，一次次回忆着女儿的点点滴滴，一次次在法庭上，诉说着女儿的无辜和凶手的残忍。他们不在乎花费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只希望能让凶手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只希望能还女儿一个公道，让她在天有灵，能够安息。 2022年7月7日，这起备受全国关注的南京女大学生云南遇害案，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庭上，洪桥、张晨光、曹泽清三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可洪桥依旧毫无悔意，甚至还在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试图减轻处罚；而张晨光和曹泽清，虽然表示认罪认罚，却也无法挽回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洪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犯张晨光、曹泽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法官宣判的那一刻，李胜和陈洁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这两年的煎熬和等待，终于换来了公正的判决，他们的女儿，终于可以安息了。 判决之后，洪桥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4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终于尘埃落定，三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李倩月的冤屈，终于得以昭雪。 第261章 惊天惨案！2001 年正月，青啤河捞出装人铁笼 2001年2月8号，农历正月十六，元宵节的第二天。 老辈人都有句老话：“没出正月都是年。”尤其是2001年，二十年前的农村年味可比现在浓多了，浓得能浸到骨子里去。不像现在，过年就剩个放假的名头，吃顿饭、刷会儿手机，年味儿就淡得没影了。那时候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底，村里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白天家家户户走亲戚，拎着两斤果子、一瓶白酒，串完东家串西家。大人凑在一起唠家常，小孩们成群结队在胡同里疯跑，手里攥着摔炮、擦炮，时不时扔出一个，“啪”的一声脆响，吓得路过的老母鸡扑棱着翅膀乱跑，引得一群孩子哈哈大笑。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喜庆的味道，有鞭炮炸完后的硝烟味，有家家户户蒸馒头、煮肉的香味，还有大人们身上淡淡的酒气，混着初春微凉的风飘得满村都是。哪怕元宵节过了，这份热闹也没减多少。毕竟没出正月，年味就还在，人们脸上的笑容也还挂着，总觉得这年还没过完，还能再懒几天、闹几天。 就是在这样一个还带着年味儿的日子里，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陶城乡，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闲得发慌。那时候的农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年轻人没事干就只能凑在一起瞎溜达，东瞅瞅西看看，打发这慢悠悠的时光。这几个小伙子都是邻村的，平时就爱凑在一起。今天也不例外，溜达到村口实在没什么好玩的，有人就提议：“咱去青啤河那边看看吧，听说代章大桥上看风景还行，反正也没事干。” 几个人一听都举双手赞成，反正闲也是闲，不如去河边吹吹风、散散心。于是几个人说说笑笑，沿着乡间的土路一路朝着青啤河的方向走去。那时候的青啤河水还很清，不像现在偶尔会有垃圾漂浮。河水澄澈能看到水底的鹅卵石，岸边的杨柳树也已经慢慢发芽，嫩黄的柳芽裹在枝条上，风一吹枝条轻轻摆动，带着初春的生机，也算是有几分景致。 几个人走到代章大桥上，扶着桥栏杆，一边看着河里的流水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嗑，说着过年期间的趣事，吐槽着家里的长辈唠叨，日子过得清闲又惬意。就这样看了大概十几分钟，其中一个叫磊子的小伙子眼神突然顿了一下，指着河中间的位置，语气带着几分疑惑和好奇：“哎，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黑乎乎的一团，飘在水里一动不动。” 其他几个人一听，都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在离桥不远的河面上，确实漂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因为距离有点远，看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只能隐约看到是一个不规则的团状物，被水浸泡着，一半在水里一半露在水面上，随着水流轻轻晃动。 “谁知道呢？看着像是个破笼子？”另一个小伙子挠了挠头猜测道。 “破笼子？哪有人把破笼子扔在河里的？说不定是什么稀罕东西呢。”又一个人接话。年轻人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那时候的农村物质条件不算好，孩子们从小就爱捡个瓶瓶罐罐、废铜烂铁，说不定这黑乎乎的东西里，就藏着什么好玩的、值钱的东西。 “要不，咱把它捞上来看看？”磊子提议道，眼神里满是期待。 “行啊！反正也没事干，捞上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几个人一拍即合都来了兴致。他们在桥边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根粗绳子，又找了一根长长的木棍，把绳子的一端系在木棍上，然后慢慢把木棍伸到河里，试图套住那个黑乎乎的东西。 一开始绳子总是套不住，要么刚套上就滑开。几个人急得满头大汗却也不肯放弃，一边调整姿势一边互相打气。折腾了十几分钟，终于把绳子牢牢套在了那个东西上。几个人一起发力，喊着“一二一、一二一”慢慢往岸边拖拽。那东西不算轻，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到岸边。拖到一半的时候，其中一个叫强子的小伙子突然“哎呦”一声，脸色瞬间变了，急忙大喊：“别拖了！别拖了！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几个人听到他的喊声，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这一看，所有人都吓得浑身一僵，脸色惨白，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只见那个黑乎乎的铁丝笼子外面，竟然露着两条人腿。因为在河里泡了太久，腿上的皮肤已经变得发白、肿胀，还沾满了黢黑黢黑的河泥，看着让人不寒而栗。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几个人瞬间没了声音，吓得浑身发抖，有人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那、那是……人？”有人声音发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农村长大，平时连鸡都很少杀，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一时间几个人都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还是磊子最先反应过来，强忍着心里的恐惧，咬着牙说：“快、快回去告诉大人！这事太大了，咱处理不了，得报警！” 几个人如梦初醒，连滚带爬地朝着村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喊：“死人了！青啤河里面有死人！被装在笼子里扔在河里了！”他们的声音带着恐惧和慌乱，在安静的村庄里回荡，很快就吸引了村里人的注意。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陶城乡传开了。附近村庄的人，不管是在家做饭的、唠家常的，还是在地里干活的，一听说青啤河代章大桥下捞出来一个装着死人的铁笼子，都好奇又害怕地朝着代章大桥赶去。等到民警赶到代章大桥的时候，桥上桥下已经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惊恐和好奇。 青啤河两岸的民风都很淳朴，老百姓平时日子过得踏踏实实、平平安安，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别说杀人案了，就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很少发生。所以这么大的案子、这么诡异的场面，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自然都想来看看热闹，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小声议论：“我的天呐，这得是多大的仇啊，把人杀了还装在笼子里扔河里，太残忍了！” “是啊，看那笼子，像是养鸡养兔用的，怎么能用来装人呢？太吓人了！” “不知道死者是谁，这么年轻，太可怜了……” 围观群众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民警们一边维持现场秩序，不让群众靠近尸体以免破坏现场痕迹，一边迅速展开现场勘察工作。这个案子在当时的鄢陵县，甚至是许昌市，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毕竟在那个年代，这样残忍的杀人抛尸案实在是太罕见了。 技术人员穿着勘察服，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他们先仔细检查了那个铁丝笼子，笼子不算太大，是那种常见的用来养鸡、养兔的铁丝笼，但做工很精细，看得出来是机器编织的，而且笼子上的网孔大小不一，和普通的铁丝笼不太一样，这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随后他们打开了铁丝笼子，里面装着的是一具女尸。这具女尸已经高度腐败，因为在河里泡了很长时间，尸体上沾满了黢黑的河泥，看不清具体的面容，只能隐约看出大概的身形。更让人揪心的是，这具女尸的头和腿被绑在了一起，身上还勒满了铁丝，铁丝勒得很深几乎嵌进了肉里。另外尸体还被一根水泥柱捆着，很明显这根水泥柱就是凶手为了沉尸用的，就是为了让尸体沉在河底不被人发现。 法医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对女尸进行了初步尸检。经过仔细勘察，法医认定死者的年龄应该在16岁到19岁之间，属于青少年，舌骨骨折，由此可以判断死者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的。另外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结合河水的温度，法医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被打捞发现大概过去了三个月左右。 现场的民警看着这具惨不忍睹的女尸，一个个都面色凝重。其中有一个老刑警，从事刑警工作已经12年了，什么样的惨不忍睹的命案现场都见过，有被刀砍死的，有被毒死的，还有被打死的，但像这样被掐死之后，勒上铁丝，装进铁笼，再捆上水泥柱沉尸的，他还是头一回见。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说：“干了12年刑警，我以为什么样的场面都能扛得住，没想到今天还是被震撼到了，太残忍了，凶手简直是丧心病狂。” 这个案子的恶劣程度，惊动了许昌市和鄢陵县两级公安局。当时许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时任支队长洛盘根，鄢陵县公安局时任局长连炳震，都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亲自指挥勘察工作。连炳震局长看着现场的情况，脸色铁青，对着现场的民警们下达了死命令：“这起案子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其坏，不破此案绝不收兵！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揪出来，给死者一个交代，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连局长的话掷地有声，也点燃了所有民警的斗志。当天晚上，鄢陵县公安局抽调了40多名精干刑警，在副局长程全根的带领下，把铺盖卷都搬到了陶城乡，临时组成了专案组，就在陶城乡扎下了营，连夜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之中。 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休息、没有睡觉，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对现场勘察到的线索进行逐一梳理、分析。大家围坐在一起各抒己见，把自己发现的疑点和想法都说出来，试图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找到破案的突破口。 经过大家的反复分析和讨论，有几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首先死者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染成了红色，在2001年的时候，农村的女孩子很少有染指甲的，尤其是这种鲜艳的红色更是少见；其次死者身上穿的衣服比较窄小也比较暴露，这种款式的衣服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比较时髦的，一般的农村女孩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结合这两个细节，民警们推断受害人很有可能不是普通的农村女孩，更有可能是在美容美发厅、饭店或者KtV里面工作的服务人员。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这些地方的女孩子才会染指甲、穿比较时髦暴露的衣服，农村的女孩大多还是穿着朴素，思想也比较传统，不会做这些事情。 除此之外，技术人员还对凶手用来沉尸的铁丝笼和水泥柱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前面已经提到，这个铁丝笼做工精细，是机器编织的，网孔大小不一，和普通的铁丝笼有明显的区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而那根用来沉尸的水泥柱，也不是那种最常见的、用普通青石子铸成的，而是用鹅卵石浇铸成的，这种水泥柱在当时的农村也比较少见。 老刑警们都知道，对于破案来说，越是少见的东西越有利于突破案情。因为少见就意味着范围小，更容易排查，更容易找到源头。所以专案组当即决定，侦破工作分两条线同时进行：第一条线，全力查找尸源，弄清楚受害人的具体身份，只有知道了受害人是谁，才能进一步排查她的社会关系，找到凶手；第二条线，以案发现场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市县乡村，全力查找和现场遗留的铁丝笼、鹅卵石水泥柱类似的物品，通过这些证物找到凶手的线索。 照理说，要是谁家的闺女被人杀了，还被扔到河里三个月，家里的大人三个月没见着孩子，肯定会急疯了，早就报警了。可这个案子却偏偏反常，民警们经过大量的摸排走访，一开始竟然没有任何一户人家报案，说自己家的女儿失踪了。 当时正是刚开春的时候，天气还很冷，时不时就会下雨。农村的土路一旦下了雨就变得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鞋上就沾满了厚厚的泥巴，很难走。专案组的民警们两人一组，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拿着受害人的体貌特征描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访，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摸排，没有丝毫的懈怠。 他们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鞋子磨破了，脚也磨起了水泡，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也没有停下脚步。有时候为了走访一户人家，他们要走好几里的土路，遇到下雨天浑身都被淋得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可他们只是找个地方简单擦一擦，就继续赶路。 就这样，民警们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把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周围15公里之内的所有村庄都走遍了，没有放过任何一户人家，没有遗漏任何一条线索。同时他们还张贴了寻人启事2000多份，贴遍了周边的乡镇、村庄、集市，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信息，在电视、广播上也播报了相关新闻，尽可能地扩大排查范围，希望能有人认出受害人，主动和警方联系。 这么大的动静，照理说受害人的家人就算再不上心，也应该看到或者听到消息，主动站出来了吧？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一户人家报案，也没有人主动联系警方，说自己家的女儿失踪了，和受害人的体貌特征相符。 民警们都很着急，难道受害人不是本地人？还是说她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她失踪了？或者说她没有家人？种种疑问萦绕在民警们的心头，让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可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知道越是困难就越要坚持，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线索。 一直到了3月25号，也就是案发一个多月之后，鄢陵县望田派出所给专案组反映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案件侦破的道路。派出所的民警说，他们去年农历九月，在清理公共场所、整治社会治安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在美发厅打工的女青年，名叫丁小菊。这个女孩当时又哭又闹，还辱骂民警，态度十分恶劣，后来被警方行政拘留了10天。 派出所的民警还介绍，这个丁小菊今年17岁，是望田镇边王村人，在美发厅做服务工作已经两年了，在那个小镇上也算是小有名气。之所以有名气，一方面是因为丁小菊长得不难看，眉清目秀，皮肤白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个思想比较传统的年代，农村的女孩子大多都是在家种地、做家务，或者外出打工做正经工作，像丁小菊这样在美发厅工作的女孩子，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更重要的是，丁小菊从拘留所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小镇上露过面，也没有再回到原来打工的美发厅，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派出所的民警当时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因为没有接到报案，也没有其他线索，就没有过多关注。直到专案组在排查失踪人员，他们才想起了这个丁小菊，觉得她的情况和受害人的体貌特征有几分相似，就赶紧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的民警们一听这个消息都兴奋不已，这是他们排查了一个多月以来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一条线索。他们立刻决定，马上赶到望田镇边王村，找到丁小菊的家人，了解情况，确认丁小菊是不是失踪了，是不是本案的受害人。 民警们很快就赶到了边王村，找到了丁小菊的养父家。敲开门，开门的是丁小菊的养父，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脸上布满了皱纹，看起来很朴实也很憨厚。民警们表明了身份，然后就问他：“大爷，请问您是丁小菊的父亲吗？您闺女丁小菊现在在哪里？” 听到“丁小菊”这三个字，老人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神色变得有些不自然，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她养父……小菊她、她不在家，出去了。”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去哪里了？”民警们追问道，从老人的神情中，他们感觉到老人似乎在隐瞒什么。 老人挠了挠头，还是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就、就出去挺久了，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记不清了，去哪里了她也没说，我也不知道。” 民警们心里很清楚，老人之所以吞吞吐吐不愿意多说，肯定是有原因的。后来经过民警们的耐心劝说，老人才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丁小菊是他收养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丁小菊在美发厅做的那些工作，在老人看来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丢家里的人，所以他不愿意跟别人提起丁小菊，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不光彩”的养女。 民警们又问：“大爷，那丁小菊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老人想了想说道：“嗯……得有5个多月了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太清了，她平时也不怎么回家，有时候几个月不回来也是常事。” “那她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您就不着急吗？为什么不报警呢？”民警们又问，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 老人叹了口气说道：“我那个丫头性子野，从小就不服管，几个月不回来是常事，我也习惯了，以为她又在外面瞎混，过段时间就回来了，也就没想着报警。再说了，她做的那些事，我也不好意思报警，怕被村里人笑话。” 听了老人的话，民警们真是哭笑不得。一边是民警们为了寻找尸源日夜奔波，急得焦头烂额；另一边，受害人的养父却因为觉得养女不光彩，对她的失踪漠不关心，连报警都不愿意。这也让民警们更加心疼那个死去的女孩，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破案的决心。 随后民警们拿出了法医根据尸体特征绘制的画像，还有受害人身上穿的衣服的照片，递给老人让他辨认：“大爷，您仔细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丁小菊？这件衣服是不是她平时穿的？” 老人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看了半天才不确定地说：“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太清了，她的样子我都快忘了。” “大爷，您再仔细看看，这关系到一条人命，不能马虎啊。”民警们耐心地劝说着。 老人又看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说：“实在拿不准，我也不敢确定，你们要是实在想知道，就去找她亲爹吧，她亲爹在县城上班，说不定他能认出来。” 民警们一听才知道，原来这个老人只是丁小菊的养父，丁小菊还有亲生父母，而且就在县城上班。他们没有耽搁，立刻起身赶往县城，找到了丁小菊的亲生父母。 丁小菊的亲生父母都是县城里的普通职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当民警们找到他们，说明情况，拿出照片让他们辨认的时候，丁小菊的亲生母亲一看照片就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是她，是小菊，这是我的女儿，这是小菊啊……” 为了确认，民警们采集了丁小菊亲生父母的血液样本，送到了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dNA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青啤河铁笼里的女尸就是丁小菊。 尸源终于确定了，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的奔波终于有了收获。可高兴之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凶手是谁？丁小菊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凶手和丁小菊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侦破杀人案件，最关键的就是找到凶手。可这个案子，光是查找尸源就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丁小菊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而这和她的家庭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她从小被亲生父母送人，在养父家长大，养父对她漠不关心，亲生父母虽然后来把她接回了身边，却没有给她足够的关爱和引导，导致她小小年纪就辍学，走上了社会，最终陷入了泥潭。而她失踪了5个多月，养父不在乎，亲生父母也不知道，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成长环境，也为她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尸源确定之后，专案组的工作就重点转移到了排查丁小菊的社会关系上。丁小菊曾经在很多美发厅、饭店打过工，做的是服务类的工作，接触的人员非常复杂，一天不知道要接触多少人，有顾客、有同事，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闲散人员。要想弄清她的社会关系，找到凶手，难度非常大。 但民警们没有退缩，他们一头扎进了千头万绪的线索之中，认真地筛查、甄别，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他们走访了丁小菊曾经工作过的所有美发厅、饭店，找到了她曾经的同事、老板，一一进行询问，了解丁小菊平时的为人、交往的朋友，还有有没有和谁结过怨。 在走访的过程中，望田镇一家美发厅的老板向民警们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老板说，丁小菊曾经在他的美发厅打工，和她一起打工的还有一个来自湖南浏阳的女孩，名叫贾珠珠。两个人平时关系还不错，经常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但自从丁小菊失踪之后，贾珠珠也跟着不见了，再也没有来美发厅上班，也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过。 老板还补充说，丁小菊和贾珠珠曾经因为钱的问题吵过好几次架，有时候吵得还很凶，甚至差点打起来。所以老板猜测，丁小菊的死说不定和贾珠珠有关系，说不定是两个人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贾珠珠一时冲动杀害了丁小菊。 民警们一听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精神，贾珠珠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们当即决定，立刻赶往湖南浏阳，寻找贾珠珠的下落，对她进行调查询问。 经过长途跋涉，民警们终于赶到了湖南浏阳，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之下，很快就找到了贾珠珠。当民警们找到贾珠珠的时候，她正在当地的一家工厂打工，看起来很平静，一点也不像有作案嫌疑的样子。 民警们立刻对贾珠珠进行了讯问，询问她和丁小菊的关系，询问她为什么在丁小菊失踪之后也跟着失踪了，询问她是不是杀害丁小菊的凶手。面对民警的讯问，贾珠珠显得很紧张，一开始她不愿意多说，后来在民警们的耐心劝说和政策攻心之下，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贾珠珠说，她和丁小菊确实因为钱的问题吵过架，但都是一些小矛盾，不至于动手杀人。她之所以在丁小菊失踪之后也跟着离开了望田镇，是因为她害怕，她担心丁小菊的死会牵连到自己，所以就赶紧收拾东西离开了望田镇，回到了湖南老家，找了一份工作隐居了起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贾珠珠还向民警们提供了自己在丁小菊死亡期间的不在场证明。民警们经过核实，确认贾珠珠的不在场证明是真实的，她确实没有杀害丁小菊的时间和条件。就这样，贾珠珠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虽然排除了贾珠珠的嫌疑，但民警们并没有白跑一趟。贾珠珠又向民警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这条线索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贾珠珠说，去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晚上，她和丁小菊一起去了望田镇一个姓吕的人家，看了一宿的黄色录像。第二天早上，那个姓吕的男人骑着摩托车把丁小菊送回了边王村。 贾珠珠还说，那个姓吕的男人平时就比较好色，经常找她们这些在美发厅工作的女孩子出去玩，而且为人比较暴躁，有时候还会动手打人。所以她觉得，丁小菊的死说不定和这个姓吕的男人有关系。 这条线索让民警们兴奋不已，这是他们目前掌握的丁小菊最后的活动情况。那个姓吕的男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当即决定，集中力量围绕这个姓吕的男人展开调查。 民警们立刻赶到了望田镇，对那个姓吕的男人进行排查。经过走访，民警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姓吕的男人。他今年30岁左右，是望田镇本地人，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游手好闲，经常在镇上闲逛，口碑很不好。 为了了解情况，民警们首先走访了边王村的村民，询问他们在去年农历九月三十早上，丁小菊被姓吕的男人送回村之后，有没有再见过丁小菊。有村民反映说，那天上午他们确实见过丁小菊。丁小菊回到村之后，在村里溜达了一会儿，和几个村民打了招呼，看起来很正常，没有什么异常。但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又看到丁小菊骑着一辆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朝着望田镇的方向去了。 既然丁小菊是骑着自行车从边王村回望田镇的，那么她的必经之路就是从边王村到望田镇的那条乡间小路。民警们决定，重走这条小路，沿着丁小菊出村之后的必经之路，逐一走访沿途的人家，寻找线索。 民警们沿着那条乡间小路，一边走一边走访，不放过任何一户人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走了大概半个小时，他们来到了村北的一家水泥板预制厂，找到了厂里的看门老人，向老人询问在去年农历九月三十傍晚，有没有见过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女孩经过这里。 看门老人想了想点了点头说道：“见过，见过，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傍晚天已经有点黑了，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我们厂里，把自行车停在了我们厂的院子里，然后就坐上了一个男人的摩托车，朝着望田镇的方向走了。当时天黑，我也看不清楚那个男人的长相，也看不清楚摩托车的牌照，只能隐约看到那个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摩托车是红色的。” 老人的话又给民警们提供了新的线索。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又成为了新的可疑人员。难道这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就是那个姓吕的男人？还是说是另外一个人？ 破案就是这样，充满了曲折和未知。有时候你以为找到了线索、找到了嫌疑人，可调查之后才发现，这只是一个误区，只能排除嫌疑，重新寻找新的线索。这些过程乍一听起来很枯燥、很乏味，没有影视剧里那么惊险刺激，没有警察一眼就能认出凶手的情节，也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现实中的破案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确定一个嫌疑人就去调查，调查清楚之后排除嫌疑，再确定一个新的嫌疑人，再调查、再排除，反反复复直到找到真正的凶手为止。因为现实中的警察不是孙悟空，没有火眼金睛，不能一眼就看穿谁是凶手，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细心和耐心，一点点地排查，一点点地寻找线索，才能最终破获案件。 咱们再来说回丁小菊的案子，现在最具有作案嫌疑的依然是那个姓吕的男人。专案组决定，重点调查这个姓吕的男人，弄清楚他在去年农历九月三十傍晚到底在做什么，弄清楚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是不是他。 经过民警们的调查，了解到这个姓吕的男人曾经因为强奸罪被判处过6年的有期徒刑，刚刚刑满释放不久。有过强奸前科，又经常找美发厅的女孩子出去玩，为人暴躁，这些都让他的作案嫌疑变得更大了。民警们猜测，会不会是他把丁小菊送回边王村之后，又偷偷返回，在丁小菊回望田镇的路上拦住了她，然后将她杀害，再抛尸青啤河？ 为了弄清楚真相，民警们立刻传唤了那个姓吕的男人，对他进行了讯问。面对民警的讯问，姓吕的男人倒是很“大方”，很快就承认了去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晚上，确实是他邀请丁小菊和贾珠珠到自己家里看黄色录像，第二天早上也是他骑着摩托车把丁小菊送回了边王村。 但是当民警们问到去年农历九月三十傍晚，他在哪里，有没有骑着摩托车在水泥板预制厂附近接走丁小菊的时候，姓吕的男人却一口咬定说自己没有。他说，把丁小菊送回边王村之后，他就回到了自己家，然后就和几个哥们一起打麻将，一直打到大半宿，根本就没有出去过，更没有去接丁小菊。 为了核实姓吕的男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民警们立刻找到了他所说的那几个牌友，逐一进行询问。经过询问，那几个牌友都证实了姓吕的男人说的是实话。他们确实在去年农历九月三十傍晚，和姓吕的男人一起打麻将，一直打到很晚，姓吕的男人期间从来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出去过。 事情进行到这里，看起来姓吕的男人的作案嫌疑可以暂时排除了。但民警们还是不放心，万一姓吕的男人和他的牌友串供了呢？万一他说的是假话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民警们还专门请来了测谎专家，对姓吕的男人进行了测谎测试。 测谎专家对姓吕的男人进行了详细的测谎，围绕着他在丁小菊死亡期间的活动，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经过测谎测试，测谎专家得出结论，姓吕的男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撒谎迹象，他说的都是实话。就这样，姓吕的男人的作案嫌疑被彻底排除了。 姓吕的男人的嫌疑被排除之后，这起铁笼沉尸案又陷入了僵局。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丁小菊到底是被谁杀害的？民警们都很头疼，一个个愁眉不展，排查了这么久，线索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中断，凶手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坐在一起总结前面的排查工作，分析案件的疑点。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是线索太少，而是他们的功夫还没有下到，太急于求成了。既然以人找人的线索断了，那么就重新回到以物找人的思路上，重新围绕着现场遗留的铁丝笼和鹅卵石水泥柱展开排查，说不定就能找到新的线索。 民警们都明白，以物找人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很大。因为周边的市县乡有很多的铁丝笼厂、水泥预制厂，还有很多的建筑工地，要想一一排查，找到和现场遗留物一样的铁丝笼和水泥柱，无疑是大海捞针。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一定能找到线索，一定能找到凶手。 侦查员们分成了多个小组，分别前往周边的市县乡，逐一排查铁丝笼厂和建筑工地。他们走了一个又一个县城，跑了一个又一个乡镇，走访了一家又一家铁丝笼厂、水泥预制厂，仔细查看每一个铁丝笼、每一根水泥柱，比对它们的特征，看看是不是和现场遗留的铁丝笼、水泥柱一样。 有时候为了走访一家铁丝笼厂，他们要走几百里的路；有时候为了比对一根水泥柱，他们要蹲在工地里仔细观察、测量，一整天都不休息。饿了就吃一口随身携带的面包、方便面；渴了就喝一口矿泉水；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赶路。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找到凶手，给死者一个交代。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侦查员们在河南漯河市的一家鸡笼厂，找到了和现场遗留的铁丝笼一模一样的铁丝笼。这家鸡笼厂的铁丝笼也是机器编织的，做工精细，网孔大小不一，和现场遗留的铁丝笼，无论是材质还是工艺都完全一致。 民警们立刻找到了这家鸡笼厂的业务员，向他询问这种铁丝笼都卖到了哪里，有没有卖到鄢陵县望田镇周边的村庄。业务员想了想，查阅了一下销售记录，然后对民警们说：“这种铁丝笼我们卖过很多地方，其中就卖到过鄢陵县望田镇边王村的一家养鸡场，当时那家养鸡场一次性买了几十只这种铁丝笼。” 这个消息让民警们兴奋不已！案件的两条主要线索，不管是以人找人还是以物找人，竟然都交汇到了边王村！边王村是丁小菊的老家，也是丁小菊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方。现在现场遗留的铁丝笼又来自边王村的养鸡场，这绝对不是巧合！凶手很有可能就在边王村！ 专案组当即决定，把侦破工作的重点全部放在边王村，咬死边王村不放松。他们干脆把大本营从陶城乡搬到了边王村，就在村里租了一间房子驻扎了下来，日夜不停地在村里展开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刑警大队时任教导员张怀德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3月28号，也就是专案组搬到边王村的第二天，张怀德就带着几名民警在边王村进行走访排查，挨家挨户地查看，询问村民的情况。 当他们走到村里一户姓王的人家门口时，张怀德的目光突然被院子墙上搁着的一个铁丝笼吸引住了。他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看那个铁丝笼，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个铁丝笼和现场遗留的、用来沉尸的铁丝笼长得基本一模一样，也是机器编织的，做工精细，网孔大小不一，材质也完全一样。 张怀德心里一阵激动，他立刻让身边的民警不要声张，然后他找到了这户姓王的人家的主人，向他询问这个铁丝笼的来历。同时他还向周边的村民打听这户姓王的人家的情况，尤其是王家儿子的情况。 周边的村民向民警们反映，王家的儿子今年二十出头，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在村里闲逛，而且他和丁小菊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人经常一起出去玩，有时候丁小菊回到村里，都会去找王家的儿子。村民们还说，王家的儿子为人比较暴躁，容易冲动，平时也爱惹事。 听到这里，张怀德心里更加确定，这户姓王的人家肯定和这起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家的儿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案件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民警们立刻传讯了王家的儿子，对他进行了讯问。面对民警的讯问，王家的儿子一开始还试图狡辩，不愿意承认自己和丁小菊的关系，也不愿意多说关于铁丝笼的事情。但在民警们的耐心劝说和政策攻心之下，他终于松了口，承认了自己和丁小菊的关系确实很好。 他说，去年农历九月三十早上，丁小菊被那个姓吕的男人送回边王村之后，确实找过他，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丁小菊就骑着自行车回望田镇了。当民警们问到院子墙上的那个铁丝笼是哪里来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铁丝笼的时候，王家的儿子眼神闪烁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那个铁丝笼是我爹从我们村的养鸡场拿回来的，当时我爹一共拿了3个，另外两个我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是丢了吧。” 民警们当然不相信他的话，这么巧合，他们刚查到铁丝笼的蛛丝马迹，另外两个铁丝笼就丢了？这明显是在撒谎。民警们立刻找到了王家的父亲，向他询问铁丝笼的事情。王家的父亲一开始也和他儿子一样，试图狡辩，说自己确实拿了3个铁丝笼，另外两个确实是丢了。 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对王家的父亲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讲解法律知识，告诉他隐瞒真相、包庇凶手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只有说实话才能从轻处理。经过两天的劝说，王家的父亲终于扛不住了，终于说了实话。 他说，另外两个铁丝笼根本就没有丢，而是被他的女婿拿走了。他的女婿姓周，住在邻村，平时经常来他们家。有一次他女婿看到这两个铁丝笼，说觉得不错就拿走了，说是要用来装东西。他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知道青啤河发生了铁笼沉尸案，他害怕这起杀人案是他的女婿干的，害怕自己会受到牵连，所以就不敢说实话。 民警们立刻传讯了王家的女婿周某。周某被传唤到派出所之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确实从岳父家拿走了两个铁丝笼。但他说，他拿走这两个铁丝笼之后并没有自己用，而是给了他的一个朋友，名叫刘慧杰。刘慧杰看到这两个铁丝笼不错就拿走了，说是要用来养兔子。 在这个过程中，专案组围绕着王家父子、周某还有刘慧杰，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因为丁小菊的职业比较特殊，接触的人员比较复杂，所以无论是王家的儿子、周某还是刘慧杰，都有可能是丁小菊的客户，都有可能和丁小菊产生矛盾，都有作案嫌疑，所以民警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对每个人的行踪、社会关系都进行了详细的排查。 民警们都知道，像丁小菊这样的女孩子，虽然职业不太光彩，但她也有自己的脾气和底线，不是给钱就什么都愿意做的。她也会讲感情，看谁顺眼就愿意和谁来往，看谁不顺眼，就算给再多的钱也不会同意。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和别人产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就有可能引发命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民警们发现王家的儿子和周某在丁小菊死亡期间，都有不在场证明，他们都没有杀害丁小菊的时间和条件，所以他们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而刘慧杰却显得十分可疑，因为民警们发现，刘慧杰在丁小菊失踪之后，就带着自己的未婚妻离开了家乡，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他走得非常匆忙，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去向。 专案组当即决定，传讯刘慧杰。可当民警们赶到刘慧杰家的时候，发现刘慧杰确实不在家。他的家人说，刘慧杰带着未婚妻去外地打工了，具体去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联系方式。 民警们没有耽搁，依法对刘慧杰的家进行了搜查。在搜查的过程中，民警们在刘慧杰家的院子里找到了一个铁丝笼。这个铁丝笼和现场遗留的、用来沉尸的铁丝笼一模一样，无论是材质、工艺还是网孔大小都完全一致。同时民警们还在刘慧杰家的角落里，发现了两根用鹅卵石浇铸成的水泥柱，这两根水泥柱和现场用来沉尸的水泥柱也完全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刘慧杰就是这起铁笼沉尸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丁小菊很有可能就是被刘慧杰杀害的！ 那么刘慧杰为什么要杀害丁小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从丁小菊和刘慧杰的人生经历说起。 先说说丁小菊。丁小菊从小就被亲生父母送给了望田镇边王村的一户人家收养，也就是她的养父家。在养父家，她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养父性格憨厚但比较冷漠，不善于表达，养母去世得早，所以丁小菊从小就比较孤独，缺乏安全感。 等到她上初中之后，她的亲生父母因为觉得愧疚，就把她从养父家接到了县城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丁小菊的亲生父母在县城里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条件还算不错，本以为接回丁小菊之后，能够好好补偿她，能够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没想到丁小菊却始终无法接受自己的亲生父母。 在丁小菊的心里，她一直觉得亲生父母是因为不想要她，才把她送给别人收养的，所以她对亲生父母一直充满了敌意和怨恨，不愿意和他们沟通，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关爱。再加上她在农村长大，和县城里的生活格格不入，和身边的同学也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她变得越来越叛逆、越来越孤僻。 丁小菊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一般，在学校里也不怎么合群，但她为人很耿直，敢说敢做，直来直去，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在班里也有一定的威信，所以初中的时候她还当过学生会主席。可这份开朗和自信只是她的表面，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自卑和多愁善感，她总是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没有人真正爱她，没有人真正关心她。 后来因为和亲生父母的矛盾越来越深，丁小菊干脆就辍学了，不愿意再上学，也不愿意再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又回到了养父家。回到养父家之后，她也没有心思种地，也没有心思找正经工作，就整天在村里闲逛，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慢慢就走上了歪路。 丁小菊辍学的时候只有十四五岁，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她还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对很多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判断，再加上她缺乏家庭的关爱和引导，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她很容易被外界的诱惑所吸引，很容易走上歧途。 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丁小菊失踪了5个多月，她的养父漠不关心，觉得她只是在外面瞎混，过段时间就会回来；她的亲生父母甚至不知道她失踪了。可见这两家人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丁小菊的内心，也从来没有真正尽到过抚养和关爱她的责任。这种无人牵挂、无人疼爱的处境，让丁小菊越发破罐子破摔。她辗转于各个美发厅，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也习惯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试图在这种喧嚣中找到一丝归属感，可到头来却只收获了更多的非议和伤害。 再说说刘慧杰。刘慧杰和丁小菊是同镇人，比丁小菊大几岁，家里条件普通，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却也没什么本事，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刘慧杰从小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骨子里却十分暴躁、偏执，自尊心极强又很爱面子，平时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钻牛角尖，一旦发起火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刘慧杰没读过多少书，早早地就辍学在家，跟着村里的人出去打工。可他吃不了苦，做什么工作都做不长久，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资低，没多久就辞职回家，整天游手好闲，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平时也没什么正当收入，偶尔会做点投机取巧的小事，口碑一直不好。后来他认识了丁小菊，两个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 一开始刘慧杰对丁小菊还算客气，觉得丁小菊虽然性子野，但长得清秀，说话直爽，和自己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而丁小菊因为从小缺乏关爱，看到刘慧杰偶尔对自己的关心，就误以为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慢慢就对刘慧杰产生了好感，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经常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聊天。 可这份短暂的暧昧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因为金钱和琐事彻底破裂了。丁小菊在美发厅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也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刘慧杰手头紧，就会向丁小菊借钱。一开始丁小菊还会毫不犹豫地借给他，可次数多了，丁小菊也有些不耐烦了。她本身就没什么钱，还要养活自己，哪里经得起刘慧杰一次次的索取？ 有一次刘慧杰又向丁小菊借钱，丁小菊实在忍不住就说了他几句，语气里带着几分抱怨：“你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借钱，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借给你？你就不能找份正经工作，自己赚钱吗？”就是这几句话，彻底激怒了好面子、又偏执的刘慧杰。 在刘慧杰看来，丁小菊的话是在羞辱他，是在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本事、没出息。他本身就因为自己一事无成而自卑，丁小菊的抱怨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那天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丁小菊也来了脾气，说了很多气话，甚至提出要和刘慧杰断绝来往，再也不联系。 争吵越来越激烈，刘慧杰的怒火也越来越旺，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看着眼前的丁小菊，越看越生气，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你看不起我，既然你要离开我，那我就不让你好过，我要让你永远都不能再羞辱我！ 就是这一瞬间的冲动，让刘慧杰走上了不归路。他猛地冲上前，一把掐住了丁小菊的脖子。丁小菊吓得惊慌失措，拼命挣扎、哭喊，可她的力气根本比不上愤怒的刘慧杰。刘慧杰越掐越紧，直到丁小菊的挣扎越来越微弱，直到她再也没有了呼吸，直到她的身体彻底失去了力气瘫倒在地上，刘慧杰才松开了手。 看着丁小菊冰冷的尸体，刘慧杰才瞬间清醒过来，恐惧像潮水一样瞬间淹没了他。他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一旦被人发现，肯定会被抓去坐牢，肯定会判死刑。他越想越害怕，只想尽快把尸体处理掉，掩盖自己杀人的罪行。 这时候他想起了之前从周某那里拿来的两个铁丝笼，又想起了自己家院子里用鹅卵石浇铸的水泥柱，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浮现：把尸体装进铁丝笼，捆上水泥柱，扔到青啤河里，让尸体沉在河底，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说干就干，刘慧杰强忍着心里的恐惧，找来铁丝，把丁小菊的头和腿绑在一起，又用铁丝紧紧勒住她的身体，确保她的尸体不会从铁丝笼里掉出来。然后他把丁小菊的尸体装进了一个铁丝笼里，又把一根鹅卵石水泥柱捆在铁丝笼上。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刘慧杰趁着夜色，偷偷推着一辆三轮车，载着装着尸体的铁丝笼，一路小心翼翼地朝着青啤河代章大桥的方向赶去。那时候的农村深夜里一片寂静，家家户户都已经熄灯睡觉，只有偶尔几声狗叫划破夜空。刘慧杰大气都不敢喘，一边推着车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生怕被人发现。 好不容易赶到代章大桥，刘慧杰趁着夜色，把装着丁小菊尸体的铁丝笼用力推到了河里。看着铁丝笼带着水泥柱慢慢沉入河底，消失在水面上，刘慧杰才松了一口气，心里的恐惧稍微减轻了一些。他以为只要尸体沉在河底，就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他就可以高枕无忧，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沉尸计划，仅仅过了三个月，就被几个闲得发慌的年轻人意外发现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们凭借着现场遗留的铁丝笼和水泥柱，一步步排查，最终找到了他的头上。 案发之后，刘慧杰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他知道丁小菊失踪之后，民警肯定会排查相关人员，而他和丁小菊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他迟早会被民警盯上。所以他才匆忙带着自己的未婚妻离开了家乡，去了外地打工，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以为只要跑得够远，就能躲过一劫，可他终究还是逃不过法网恢恢。 民警们在刘慧杰家搜到铁丝笼和水泥柱之后，更加确定刘慧杰就是凶手，于是立刻展开了对刘慧杰的抓捕工作。他们根据刘慧杰家人提供的零星线索，结合周边省市的排查情况，最终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刘慧杰。 当民警们出现在刘慧杰面前的时候，刘慧杰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再也躲不过去了，所有的侥幸都在这一刻化为泡影。面对民警的讯问，刘慧杰没有再狡辩，也没有再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杀害丁小菊、并将其沉尸青啤河的全部经过，包括两人争吵的原因、杀人的过程，以及沉尸的细节。 刘慧杰说，他杀了丁小菊之后，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之中，夜里经常做噩梦，梦见丁小菊来找他索命。他整天心神不宁，吃不好、睡不好，哪怕逃到了外地，也始终无法安心。他也承认，自己当初太冲动了，就因为几句争吵，就因为一时的怒火，亲手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也毁了自己的一生，更毁了两个家庭。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刘慧杰被成功抓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2001年下半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青啤河铁笼沉尸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刘慧杰因琐事与丁小菊发生争执，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丁小菊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极大，依法判处刘慧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下来之后，刘慧杰没有提出上诉。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他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悔恨，可再多的悔恨也无法挽回丁小菊年轻的生命，也无法弥补自己对两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丁小菊的亲生父母得知真相之后悲痛欲绝，他们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关爱女儿，后悔没有及时发现女儿的失踪，可一切都晚了，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只能在无尽的悔恨中度过余生。 第262章 中国征婚第一骗！冒充军官骗上百人 200 万 2004年10月6号，湖北十堰的天刚蒙蒙亮，深秋的风卷着路边的落叶，打在人脸上凉丝丝的。市民小华裹紧了身上的外套，脚步迟疑地走到了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刑侦大队的门口，抬手在冰冷的玻璃门上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才推门走了进去。 她的眼睛通红，脸上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和忧郁，肩膀微微垮着，一看就是熬了好几个通宵。接待她的民警高凯和徐超，见她这副模样，连忙起身倒了杯热水递过去，轻声问道：“大姐，别着急，慢慢说，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小华捧着温热的水杯，指尖微微颤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声音沙哑地开口，语气里满是委屈和后怕：“民警同志，我……我被人骗了，骗了8万块钱现金。” “8万？”高凯和徐超对视一眼，心里都咯噔一下。要知道，2004年的8万块钱，对十堰普通老百姓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会儿工人月薪也就一千出头，这8万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好几年的全部积蓄。 小华点点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骗我的人，说是北京某部队的中校军官，叫李小红。我……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把钱追回来，还有，能不能帮我保密？他是军官啊，官还不小，我怕……我怕惹不起他，万一他报复我怎么办？” 看着小华惊慌失措的样子，高凯连忙安抚道：“大姐，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帮你追回钱物，而且绝对会为你保密，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只要犯了法，我们就绝不会放过他！你先冷静冷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跟我们说说。” 小华抹了抹眼泪，平复了一下情绪，慢慢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一切，都要从2004年9月份的一本妇女杂志说起。 零几年的时候，网络还不普及，手机也只是用来接打电话、发短信，老百姓的业余生活相对单调，各种各样的杂志就成了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尤其是那些刊登着情感故事、家长里短、征婚交友的妇女杂志，更是卖到脱销，受众大多是像小华这样，渴望陪伴、期待美好姻缘的单身女性。 小华那会儿是单身，平日里没事就爱买几本妇女杂志翻一翻，看看上面的情感故事，也偶尔会留意一下征婚广告，心里也悄悄盼着能遇到一个靠谱的人，组建一个完整的家。那天，她像往常一样翻杂志，一则征婚广告一下子吸引了她的目光。 广告上的落款是“李小红”，自称是北京某部队的中校团长，年纪不算大，气质沉稳，因为妻子因病去世，孤身一人，想结识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女性，结为终身伴侣，共度余生。广告里的话语写得十分诚恳，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成熟男人的温柔和落寞，还特意强调，自己不是离婚，而是丧偶，对亡妻心怀愧疚，也更懂得珍惜眼前人。 小华越看越心动，连忙把这则广告指给身边的朋友看，朋友凑过来一看，也连连劝她：“小华啊，这条件也太好了吧！虽说他是二婚，但前妻是生病去世的，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而且还是中校军官，工作稳定，人品肯定差不了。你看，上面有联系方式，你赶紧给他写封信，试试运气，这么好的姻缘，可别错过了！” 小华心里本来就蠢蠢欲动，被朋友这么一劝，更是动了心。她思量来思量去，觉得朋友说得有道理，这么好的人，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于是，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信，信里倾诉了自己的心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小心翼翼地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盼着能得到对方的回应。 信寄出去之后，小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每天都盼着手机能响起，盼着能收到对方的消息，有时候甚至会对着手机发呆，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电话、一条短信。 一个星期之后，小华的手机终于有了动静，不是电话，而是一条陌生手机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内容很简单，就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还有一句淡淡的祝福，没有落款，也没有说明自己是谁。 小华愣了一下，心里纳闷：这是谁啊？我也不认识这个号码啊，不会是发错了吧？她当时也没往李小红身上想，只当是哪个无聊的人发的骚扰短信，看了一眼就没理会，甚至还在心里嘀咕了一句：真是神经病，没事发什么骚扰短信。 可她没想到，这条陌生短信只是个开始。从那以后，她每天都会收到这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有时候是清晨的一句“早安，愿你今天有个好心情”，有时候是傍晚的一句“晚安，注意休息”，有时候是一些感慨生活的话语，语气越来越伤感，也越来越亲切，就像是一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在默默关心着她。 一开始，小华还很不耐烦，可久而久之，她渐渐习惯了每天收到这些短信。那会儿她的生活比较单调，每天下班回家就是一个人，这些短信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她平淡的生活，也成了她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她每天都会反复翻看这些短信，就跟看杂志上的情感故事一样，越看越觉得温暖，越看越感动，心里也渐渐生出了一丝好奇：这个一直给她发短信的人，到底是谁？ 她想查一查这个手机号码的机主是谁，可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查询工具，普通人根本查不到机主信息。不过，她记得以前听人说过，通过手机号码的前几位，可以判断出号码的归属地。于是，她照着号码的前几位查了一下，惊喜地发现，这个号码竟然是北京的！ 北京？小华心里一动，一个念头瞬间冒了出来：难道，这个给她发短信的人，就是李小红？ 带着满心的期待和忐忑，小华按照这个陌生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温柔的男声，声音里带着一丝军人特有的沉稳，开口问道：“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小华的心跳一下子加速了，脸也瞬间红了，结结巴巴地说道：“请……请问，你是李小红同志吗？我是小华，就是给你写信的那个小华。”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随即传来了温和的笑声：“哦，是小华啊，我就是李小红。收到你的信了，写得很好，我看了很感动。抱歉，这几天一直在忙工作，没能及时给你回信，就给你发了几条短信，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听到对方真的是李小红，小华心里又激动又开心，之前的紧张和忐忑一下子就消失了。那天，他们聊了很久，李小红在电话里温柔地询问她的生活、工作，诉说着自己的过往，诉说着对亡妻的思念，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盼，话语里满是真诚，听得小华心花怒放，更加确定，自己遇到了对的人。 从那以后，他们就频繁地打电话、发短信，关系越来越亲密。李小红总能恰到好处地关心她、安慰她，说出的话温柔又贴心，把小华哄得团团转。小华对李小红越来越信任，越来越依赖，满心都是和他组建家庭的憧憬，完全没有丝毫的怀疑。 没过多久，李小红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向小华借钱。有时候说部队有任务，需要垫付一些费用；有时候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去医院检查，手头暂时不宽裕；有时候又说要给亡妻上坟，需要准备一些东西，钱不够。 小华对李小红深信不疑，只要李小红开口，她就毫不犹豫地把钱寄过去。她省吃俭用，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一点点拿出来，甚至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前后一共给李小红寄了8万块钱。她想着，反正以后要和李小红结婚，他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花点钱没什么，只要能和他好好过日子，一切都值得。 可渐渐地，小华发现，李小红借钱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每次借钱的借口都大同小异，有时候她问起钱的用途，李小红也总是含糊其辞，避而不答。这时候，小华心里才隐隐有了一丝不安，可她不愿意相信，那个对她温柔体贴的中校军官，会欺骗她。 直到有一次，她给李小红打电话，想问问他什么时候能来十堰看她，可电话却打不通了，发短信也没有人回复。她连续打了好几天，都没有任何回应，这时候，她才彻底慌了神，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那段时间，小华整天以泪洗面，伤心至极，她付出了自己的真情，付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到头来竟然被人耍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从云端跌入了谷底，绝望又无助。 高凯和徐超听完小华的讲述，心里已经有了底。他们常年办理刑侦案件，这种冒充军官征婚诈骗的案子，虽然不算常见，但也绝非个例。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他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个所谓的“李小红中校”，绝对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军官。 不过，怀疑归怀疑，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他们还是按照小华提供的线索，通过有关渠道，对“李小红”的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果然，和他们预料的一样，北京所有部队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李小红的中校军官，这个身份完全是伪造的。 得知真相的小华，哭得更伤心了，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倾心相待的人，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高凯和徐超看着小华绝望的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抓住这个骗子，为小华追回被骗的钱，也不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接手这个案子之后，高凯和徐超就开始琢磨抓捕方案。他们知道，骗子既然能骗到小华的钱，肯定还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而且他现在肯定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想要直接抓捕，难度很大。于是，他们决定想个计谋，把这个嫌疑人引到十堰来，然后一举将其抓获。 他们找到小华，跟她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希望小华能配合他们。小华虽然伤心，但为了能抓住骗子，追回自己的钱，还是答应了。按照高凯和徐超的安排，小华停止了和李小红的联系，装作伤心欲绝、彻底放弃的样子。 过了几天，小华按照事先排练好的话术，再次给李小红发了短信、打了电话，语气里依旧满是痴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小红，我想通了，不管你之前是什么原因不联系我，我都不怪你。我还有5万块钱存款，如果你是真心实意想和我结婚，我可以把这5万块钱也给你，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这边的李小红，其实早就把小华当成了“提款机”，骗完那8万块钱之后，他还以为小华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不会再上钩了，心里正有点失望，想着再找下一个目标。可没想到，小华竟然又主动联系他，还说自己还有5万块钱，愿意给他，想和他结婚。 听到这个消息，李小红瞬间来了精神，之前的敷衍和冷淡一扫而空，语气又变得温柔起来：“小华，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之前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没能及时联系你，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你。你放心，我是真心想和你结婚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考虑把你调到北京来，如果你不愿意去北京，我也可以去十堰找你，和你一起生活。” 听到李小红这么说，高凯和徐超心里都暗暗高兴，觉得这个计谋已经奏效了，只要李小红敢来十堰，他们就有把握将其抓获。可就在他们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安排人手布控的时候，李小红却突然掐断了和小华的一切联系。 电话打不通，短信发不出去，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高凯和徐超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暗叫不好：坏了，这家伙肯定是发现什么不对劲了，察觉到了我们的计划！ 线索一下子断了，案件陷入了僵局。高凯和徐超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着这件事，心里十分着急。他们知道，李小红是以骗钱为目的的，他绝对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会继续诈骗其他人。如果不能尽快抓住他，肯定还会有更多像小华一样的人上当受骗。 “既然他不上我们的钩，那我们就换个地方，换个方式，看看这鱼儿会不会上钩。”徐超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高凯点了点头，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他们经过一番合计，决定到旁边的襄樊市选个点，用女性的名字和李小红联系，假装是看到征婚广告前来应征的，引诱李小红现身。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安排人手，按照之前李小红刊登征婚广告的方式，写了一封应征信，寄到了李小红之前留下的地址。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招并没有奏效，寄出去的应征信，没过几天就被邮局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收件人不详，无法投递”。 高凯和徐超心里清楚，李小红肯定是察觉到了危险，已经换了身份，转移了地方，之前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已经不用了。案子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没有任何头绪了，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起看似普通的征婚诈骗案，却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起案子会如此受重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起案子和普通的征婚诈骗案相比，有很强的特殊性。第一，犯罪嫌疑人伪造军人身份进行诈骗，不仅欺骗了受害人的钱财，还损害了军人的形象，性质十分恶劣；第二，犯罪嫌疑人利用大众媒体发布虚假征婚广告，传播范围广，受众人数多，受骗的人肯定不止小华一个，如果不能及时破案，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落入骗子的圈套。 身为警察，守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打击违法犯罪，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怎么能让这样的骗子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呢？很快，市公安局领导就直接下了命令：“鱼饵不是不上钩吗？那我们就主动出击，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这个诈骗团伙揪出来，绳之以法！” 接到命令后，高凯和徐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立刻收拾行装，奉命进京，开始了艰难的异地侦查之路。可他们心里也清楚，北京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且骗子十分狡猾，伪造的身份全是假的，想要找到他，无疑是大海捞针。 那么，这个所谓的“李小红”，真实的身份到底是谁呢？他又为什么要伪造军官身份，进行征婚诈骗呢？ 其实，这个冒充李小红中校的骗子，真实名字叫程保平，当年只有25岁，是湖北汉川人。程保平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个有理想、有志向的年轻人，一心想考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几次高考下来，他都名落孙山，没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考不上大学，在那个年代，就意味着只能在家务农，一辈子困在农村里。可程保平不甘心，他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有才华，有能力，不应该屈服于命运，更不应该一辈子在家种地，虚度光阴。 在他的反复劝说下，父母终于同意，让他去一所外地的教师进修学校进修，选择了语文专业。之所以选择语文专业，是因为程保平心里有一个新的梦想，他想当作家，想靠自己的笔杆子闯出一片天地，让所有人都认可他的才华。 在进修学校的日子里，程保平每天都埋头写作，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有散文，有小说，有诗歌，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和期望，都倾注在了这些文字里。写完之后，他就四处投稿，寄给全国各地的杂志社、报社，希望能被采用，能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他投出去的一篇篇稿件，就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一篇被采用，甚至连一封回信都很少收到。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打击，渐渐消磨了他的积极性，也让他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迷茫。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写作天赋，怀疑自己的作家梦，是不是永远都无法实现。 2001年下半年，程保平从进修学校毕业，回到了家里。可他不愿意在家务农，整天无所事事，要么闷在屋里写作，要么就出去闲逛，投稿的热情也大不如前，偶尔投几篇，也都是石沉大海。 父母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越来越着急，也越来越看不上他，每天都在他耳边唠叨：“你说你，都这么大了，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弄这些有的没的，能当饭吃吗？你不如踏踏实实地在家种地，或者出去打工，给家里帮衬帮衬，总比这样混日子强啊！” 程保平忍受不了父母的唠叨，也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心里一赌气，就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跑到了北京。他之所以去北京，不仅仅是为了逃离家里的唠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有一个姐夫，叫刘俊振，两年前就到北京打工了，而且听说，姐夫现在在北京混得很不错，还开了自己的公司，平时总是大把大把地给家里寄钱。 程保平心里既羡慕又纳闷：姐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水平还没自己高，北京是什么地方？那是藏龙卧虎之地，满大街都是人才，姐夫怎么就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一个开公司的老板呢？而且还能挣那么多钱，给家里寄那么多钱？ 他虽然心里怀疑，觉得姐夫的钱来得可能不太干净，但他也没有深究。毕竟，姐夫寄回家的钞票是真的，姐夫确实是挣到钱了，这就足够了。他想着，到了北京，跟着姐夫干，说不定也能挣到钱，摆脱现在的困境，不用再受父母的唠叨，也不用再被村里人看不起。 到了北京之后，程保平立刻就去找了他的姐夫刘俊振。见到刘俊振的时候，程保平心里十分惊讶，姐夫穿着体面的衣服，出手阔绰，完全没有了两年前打工仔的模样，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老板的气派。 刘俊振见到程保平，也十分热情，拉着他的手说道：“保平，你可算来了！太好了，我们公司现在正缺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一来，咱们公司的档次可就提高了！” 程保平心里一喜，连忙问道：“姐夫，我是想跟你干，可咱们这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我能干得了吗？” 刘俊振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先甭着急，等晚上，我再跟你详细说说。” 当天晚上，刘俊振拿了几本杂志和一摞信件，放到了程保平面前，说道：“你看看吧，好好看看。” 程保平拿起杂志，翻了翻，发现都是一些妇女杂志、情感杂志，上面刊登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广告。他心里纳闷，不知道姐夫让他看这些干什么，于是开口问道：“姐夫，你让我看这些干什么？这都是些情感故事、广告，没什么好看的啊。” 刘俊振摆了摆手，说道：“我没让你看那些故事，我让你看广告。” 程保平又仔细翻了翻，指着上面的广告说道：“姐夫，这都是些门脸出租、工作介绍、机械出售的广告，也没什么特别的啊。” “不是这些，是征婚广告！”刘俊振不耐烦地说道。 程保平愣了一下，连忙翻到征婚广告那一页，看了起来。看了一会儿，他还是不明白，于是说道：“姐夫，你让我看征婚广告干什么？我现在钱还没挣着呢，不想找媳妇。” 刘俊振哈哈大笑起来，拍着程保平的肩膀说道：“谁让你找媳妇了？这征婚广告，就是咱们的事业，就是咱们挣钱的门路！” 说着，刘俊振把那摞信件递了过去，说道：“你看看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女人，看到咱们刊登的征婚广告后，寄来的应征信。” 程保平拿起信件，翻了几封，瞬间就明白了一个大概。他看着刘俊振，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和疑惑：“姐夫，你的意思是……咱们刊登虚假的征婚广告，欺骗这些女人？” 刘俊振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一脸得意地说道：“没错！保平，你听我说，咱们就模仿军官的口气，写一篇征婚广告，刊登在这些妇女杂志上，吸引那些想找靠谱男人、想嫁军官的女人。等她们寄来应征信，咱们就以军官的名义给她们回信，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让她们寄钱寄物，这样咱们就能轻松挣钱了！” 程保平心里咯噔一下，他虽然想挣钱，但让他干这种骗人的勾当，他心里还是有点犹豫。毕竟，他是想当作家的人，心里还是有一丝底线的。可刘俊振接下来的话，彻底动摇了他的心思。 刘俊振看着他犹豫的样子，说道：“保平，你想想，你折腾了这么多年，写了那么多文章，挣到钱了吗？没有吧！现在，只要你写一篇征婚广告，给这些女人回回信，就能轻松挣到钱，比你写那些没人看的文章强多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你要是想摆脱现在的困境，想挣大钱，就跟着我干，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刘俊振还开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管吃管住，每个月基本工资500块钱，除此之外，还有提成，骗来的钱越多，提成越高。 程保平心里琢磨着：是啊，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没挣到什么钱，还被父母唠叨，被村里人看不起。现在，跟着姐夫干，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500块钱工资，还能挣提成，总比在家里种地、写那些没人看的文章强啊。而且，自己也能见识见识北京的繁华生活，也算是“北漂”一族了。至于骗人，反正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干，而且那些女人也是自愿寄钱的，就算是骗人，也怪不得自己。 就这样，程保平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作家梦，也放弃了自己的底线，答应跟着刘俊振干。刘俊振见他答应了，十分高兴，立刻就让他写一篇征婚广告，模仿军官的口气，吸引女人的注意。 这对程保平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虽说他之前写的文章没人采用，但好歹也是进修过语文专业的，文笔还是有的，写一篇征婚广告，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没用多长时间，一篇情真意切、充满诱惑的征婚广告就写好了。 广告上，他给自己取了“李小红”这个名字，自称是北京某部队的中校团长，丧偶，想找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女性为终身伴侣，话语里满是真诚和落寞，让人看了忍不住心生怜悯，也心生向往。 刘俊振拿起征婚广告，一边晃着脑袋，一边念了起来，念完之后，连连称赞：“行啊，保平，没白学啊，有两下子！以后，你就负责写征婚广告，给那些应征的女人回信，就这两样事，简单得很，你肯定能做好！” 程保平心里虽然还有一丝不情愿，觉得自己一个“未来的作家”，竟然要写这种骗人的征婚广告，有点大材小用，杀鸡焉用牛刀。但一想到能挣到钱，能摆脱现在的困境，他就把那些不情愿抛到了脑后，安心地做起了这份“工作”。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程保平对公司的业务也越来越了解。他知道，刘俊振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妇女杂志上，都刊登了这种虚假的军官征婚广告，要求应征的女性把应征信寄到公司，公司负责“推荐”合适的人选，每个应征的女性，都要交150块钱到220块钱不等的信息费。 与此同时，刘俊振还让手底下的人，以各种虚假的军官名义，给这些应征的女人回信、打电话，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部队有任务需要垫付费用、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给亡妻上坟需要钱等等，让她们寄钱寄物。 一开始，程保平心里还有点不安，总觉得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可看着手底下不断收到的汇款单和包裹，看着自己的提成越来越多，他心里的不安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贪婪和麻木。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用尽自己的文笔，写那些感人肺腑的回信，欺骗那些渴望爱情的女人。 程保平的文笔确实不错，字也写得漂亮，他写的回信，就像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总能恰到好处地抓住女人的心理，让她们心甘情愿地相信他，心甘情愿地把钱寄给他。咱们之前提到的湖北十堰的小华，就是程保平负责联系的，也是被他写的回信骗得团团转，心甘情愿地寄去了8万块钱。 那么，程保平到底在回信里写了些什么，能让小华如此芳心暗许，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真情和钱财呢？他在信里是这么写的：“小华，见字如面。收到你的信，我心里很感动，谢谢你愿意相信我，愿意倾听我的过往。我现在只想告诉你，虽然我不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男人，但我相信，我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有责任，有担当，也懂得珍惜。曾有过痛不欲生的婚姻，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人，那些痛彻心扉的往事，我不想再提起，就让它成为永远的过去吧。我相信，你的出现，会照亮我灰暗的生活，会使我的生活充满色彩。岁月沧桑，已让我不再年轻，我会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也将透支我生命中所有的热情，把我们的将来细细粉刷，给你一个温暖的家，护你一生周全。” 这样动人的话语，这样真挚的情感，别说小华了，换做任何一个渴望爱情、渴望陪伴的女人，看了都会心动，都会心甘情愿地付出。也正是因为这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回信，程保平骗到了越来越多的钱，也成了刘俊振手底下最得力的干将，被大家称为“情书快手”。 可程保平心里也清楚，骗来的钱越多，风险就越大。尤其是骗了小华8万块钱之后，他心里更是隐隐不安。他总觉得，小华虽然现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但等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很可能会报警。而且，小华后来还说自己还有5万块钱，让他去十堰和她结婚，这让程保平心里更加怀疑：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会不会是小华已经发现了什么，联合警察，设下天罗地网，等着他自投罗网？ “不行，不能冒这个险。”程保平心里暗暗想道，“甭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不能去十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两个月，还是先别干这个了，换个地方，避避风头再说。” 于是，程保平就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准备提前回老家，避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继续干。 而另一边，高凯和徐超奉上级之命，已经抵达了北京，开始了艰难的侦查工作。2005年1月10号，他们带着小华提供的线索，一个信箱地址、一个银行账号、一个小灵通号码和一个手机号码，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他们唯一的线索，能不能抓住骗子，能不能为小华追回被骗的钱，就看这次北京之行能不能有所收获了。 到了北京之后，高凯和徐超没有丝毫的休息，立刻就投入到了侦查工作中。他们先是来到了海淀区的一家邮局，查询那个信箱地址。经过查询得知，这个信箱是以“毕世龙科贸公司”的名义租用的，可当他们进一步查询这家公司的资料时，却发现，这家公司的所有资料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纯属虚构。 邮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他们，这个信箱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停用了，但是每天还是有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和汇款，由于找不到收件人，这些信件和汇款，只能一一退回。高凯和徐超心里一沉，看来，骗子早就察觉到了危险，已经停用了这个信箱，转移了地方。 随后，他们又来到了银行，查询那个银行账号。查询结果同样让他们失望，这个银行账号是以假身份证开户的，里面的钱已经被全部取走，现在只剩下一个空账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至于那个小灵通和手机号码，登记的时候用的也都是假名字，根本查不到机主的真实信息。 接连的碰壁，让高凯和徐超心里十分着急，也十分沮丧。徐超忍不住说道：“之前我们还以为这骗子只是一条小鱼，没想到，这是一只狡猾的大狐狸啊，反侦察能力这么强，把所有的线索都断得干干净净。” 高凯点了点头，脸色也十分凝重：“是啊，这家伙太狡猾了，看来，我们这次的北京之行，不会那么顺利。不过，我们不能放弃，既然他能骗小华，就一定还会骗其他人，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再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线索。” 这天下午，高凯和徐超坐在招待所里，漫无目的地翻阅着从邮局取过来的、那些被退回的信件，希望能从这些信件中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一些女性寄给“李小红”的应征信，里面写满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看着这些信件，高凯和徐超心里都十分不是滋味，更加坚定了他们抓住骗子、为民除害的决心。 就在他们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一个很有个性的信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信封的封面，画着一朵小小的太阳花，字迹娟秀，是从深圳寄来的，收件人不是“李小红”，而是一个名叫“徐世杰”的军官，落款是“小燕”。 “徐世杰？”高凯和徐超对视一眼，心里都产生了疑问，“这个徐世杰，和李小红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个人，还是另有其人？”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高凯和徐超通过邮局的线索，找到了寄信人小燕的联系方式，并立刻和小燕取得了联系。电话接通后，高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询问小燕是不是给一个叫徐世杰的军官寄过应征信。 电话那头的小燕，听到“徐世杰”这个名字，声音瞬间变得哽咽起来：“是啊，我寄过，我被他骗了，骗了我3万多块钱……” 随后，小燕向高凯和徐超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历。她的遭遇，和小华几乎是高度类似，都是通过杂志上的征婚广告，认识了自称是军官的徐世杰，徐世杰通过温柔的话语、感人的回信，骗取了她的信任和感情，然后编造各种理由，向她借钱，前后一共骗了她3万多块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了。 听到这里，高凯和徐超心里都明白了：这个徐世杰，和李小红，肯定是同一个诈骗团伙的成员，甚至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只是用了不同的假名而已。他们意识到，这个诈骗团伙，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被骗的人，也不止小华和小燕两个人。 “既然他们能在杂志上刊登征婚广告骗小燕和小华，就肯定还会在其他杂志上刊登广告，骗更多的人。”高凯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明天，我们就上街买杂志，仔细翻看，说不定能找到他们新刊登的征婚广告，找到新的线索。” 第二天一早，高凯和徐超就出发了，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报刊亭，他们都去了，买了各种各样的妇女杂志、情感杂志，然后回到招待所，一本一本仔细地翻看，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有用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整天的努力，他们终于从眼花缭乱的杂志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的征婚广告。这条征婚广告的征婚者，既不叫李小红，也不叫徐世杰，而是叫“孙国栋”，自称是北京某部队的少校军官，丧偶，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为终身伴侣。 虽然名字不一样，但高凯和徐超一眼就看出来，这条广告的文字风格、征婚者的口气，和李小红、徐世杰之前刊登的征婚广告，几乎一模一样，就连里面的一些话语，都如出一辙。很明显，这就是同一个诈骗团伙刊登的广告，这个孙国栋，也是他们的人，也是一个假军官。 唯一不同的是，这条广告上留下的收件人信箱，不在海淀区了，而是换到了朝阳区。高凯和徐超心里一阵兴奋，他们知道，自己终于找到新的线索了。 随后，高凯和徐超立刻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向他们说明了情况，请求他们的协助。朝阳分局的同行们十分配合，立刻就投入到了侦查工作中，帮助高凯和徐超，查询这个孙国栋收件信箱的有关情况。 经过查询得知，这个信箱是以“华泰科贸公司”的名义租用的。和之前的“毕世龙科贸公司”一样，这家华泰科贸公司的所有资料，也都是假的，没有任何注册信息，纯属虚构。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个信箱现在还在使用，每天都有信件和汇款寄过来。 高凯和徐超心里十分高兴，他们知道，只要盯着这个信箱，就一定能等到骗子出现。为了弄清楚孙国栋和李小红、徐世杰的关系，弄清楚毕世龙科贸公司和华泰科贸公司的关联，高凯和徐超请求朝阳分局的同行，调出了租用这两处信箱时，租用人使用过的全部资料。 他们把这些资料一一比对，仔细分析，终于找到了一处重合点：在朝阳区租用信箱的人，和在海淀区租用信箱的人，曾经用手机有过短暂的通话。虽然只是短暂的通话，没有更多的信息，但这已经足够让高凯和徐超兴奋不已了，这说明，这两处信箱，确实是同一个诈骗团伙租用的，孙国栋、李小红、徐世杰，都是这个团伙的成员。 为了尽快抓获嫌疑人，高凯和徐超商量之后，决定请求邮局配合，设下一个圈套，引诱嫌疑人现身。他们让邮局的工作人员，以“有多个包裹和大额汇款”为由，给华泰科贸公司的人打电话，通知他们来邮局领取汇款和包裹。 电话接通后，对方果然答应了，语气十分急切：“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高凯和徐超立刻安排人手，在邮局周围布控，做好了抓捕的准备，就等着嫌疑人自投罗网。可他们等了一天，又等了一天，嫌疑人却始终没有露面。 “难道，嫌疑人已经对这个信箱产生怀疑了？”徐超皱着眉头说道。高凯摇了摇头：“应该不会，他们现在肯定很缺钱，这么多包裹和汇款，他们不可能轻易放弃。再等等，继续监控，绝不能麻痹大意。” 就这样，他们在邮局周围守了一天又一天，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个答应来取包裹和汇款的嫌疑人，却始终没有露面，每次打电话过去，对方都以“有事忙，没时间”为由，推脱拖延，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样子。 高凯和徐超心里越来越着急，也越来越疑惑：“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难道他们真的察觉到了危险，不敢来了？还是说，他们是外地人，已经回家过春节了？” 这时候，已经是1月22号了，距离农历春节，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北京的街头，已经充满了节日的氛围，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而高凯和徐超身上带的经费，也已经所剩无几了，再加上他们判断，这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也已经离开北京，回家过春节了，于是，他们决定先回十堰，等春节过后，再继续侦查。 就这样，高凯和徐超收拾了行装，登上了返回十堰的火车。火车缓缓开动，一路南下，离十堰越来越近。可就在火车到达距离十堰仅剩10多公里的六里坪车站的时候，高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朝阳区某邮局的值班员打来的电话，语气十分急切：“民警同志，你们快回来！华泰公司取信的人来了，已经到邮局门口了！” 听到这个消息，高凯和徐超瞬间就懵了，心里肠子都悔青了：“哎呀，我们怎么这么着急回来啊！哪怕再多等一天，再多守一天，我们就能抓住嫌疑人了！” 他们来不及多想，立刻就和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双井派出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所长取得联系，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立刻安排人手，协助控制那个取信的人，不要让他跑了。 火车下午2点左右停靠十堰，而这趟火车，下午5点会返回北京。高凯和徐超下了火车，没有丝毫的停留，立刻赶回了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向领导汇报了最新出现的情况，然后，他们来不及休息，来不及吃饭，就和中队长陈潜勇一起，坐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第二天中午，高凯他们终于抵达了北京，立刻就赶到了双井派出所，见到了那个取信的人。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人既不是程保平，也不是程保平的姐夫刘俊振，而是一个23岁的小姑娘，名叫小芳。 小芳看起来很年轻，脸上带着一丝胆怯和慌乱，见到高凯他们，吓得浑身都在发抖。高凯连忙安抚她的情绪，轻声问道：“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警察，只是想问问你，是谁让你去邮局取信的？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小芳平复了一下情绪，声音颤抖地说道：“我……我不认识他们，我只是被人雇来取信的。他们给我留了电话，让我去邮局取信，取到信之后，立刻联系他们，在指定的地点交接，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他们给我30块钱的酬劳。我……我就是想挣点外快，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们是骗子啊。” 高凯和徐超对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骗子的防范意识越来越强了，他们已经不敢自己亲自去取信了，而是雇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替他们取信，这样就算被发现，也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们让小芳按照之前的约定，联系雇她取信的人，告诉他们信已经取到了，让他们尽快派人来交接。可让人没想到的是，20多个小时过去了，小芳多次给对方打电话，对方却始终没有接听，也没有派人来取信。 “不好，他们肯定产生怀疑了！”高凯脸色一变，说道，“他们肯定察觉到了不对劲，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他们了，所以不敢来取信了。” 徐超也皱着眉头说道：“是啊，这可怎么办？小芳手里有大量的信件和汇款，还有包裹，这些都是证据，可如果嫌疑人不来取，我们就无法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几个人陷入了沉思，琢磨着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高凯开口说道：“嫌疑人虽然狡猾，但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信件和汇款，毕竟，这都是他们骗来的钱财。现在，我们只要找一个合理的说法，让他们相信小芳这里没有出问题，相信我们没有盯上他们，他们就一定会来取信的。” 于是，高凯、徐超和陈潜勇，绞尽脑汁，终于设计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理由：让小芳告诉对方，她在取信的路上，突遇车祸，被送到医院治疗，手机也被摔坏了，加上当时比较紧张，忘了给他们打电话，现在已经出院了，让他们尽快派人来取信。 小芳按照他们的说法，给对方打了电话，可对方显然还是不相信，语气里充满了怀疑，反复询问小芳车祸的细节，还有医院的情况，小芳按照高凯他们事先教好的话，一一回答，好不容易才勉强让对方放下了一些戒心，但对方还是没有说具体的取信时间，只是说“再等等，会有人联系你”。 为了不引起嫌疑人的怀疑，也为了能及时掌握嫌疑人的动向，高凯、徐超和陈潜勇，决定暂时住在小芳的出租屋里，暗中监控，等待嫌疑人出现。 小芳租住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唐家岭，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四合院，院子里除了一户当地居民之外，其他的都是租住在这儿的外地打工者，人员杂乱，环境也比较简陋。小芳的小屋子很小，只有几平米，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简易沙发，连转身都有点困难。 高凯、徐超和陈潜勇，是以小芳老乡的名义，住进了她的出租屋。为了不引起外人的猜疑，三个大男人，只能挤在那张小小的简易沙发上，晚上也只能轮流休息。北方的冬天格外寒冷，出租屋里没有暖气，夜里温度低至零下，他们裹着自带的外套，蜷缩在沙发上，哪怕冻得手脚发麻，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目光时刻盯着窗外的动静，生怕错过嫌疑人的身影。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是无尽的等待，枯燥而煎熬。小芳每天按时去上班，下班回来就配合民警留意电话，生怕错过对方的通知。高凯三人则轮流值守，白天装作老乡闲聊，晚上悄悄观察院子里的每一个陌生身影，分析着每一个可疑的电话，不敢有半点马虎。他们心里清楚，嫌疑人十分狡猾，一旦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找到他们的踪迹，就难如登天。 就这样，他们在小芳的出租屋里，整整守了五天五夜。第五天傍晚，小芳的手机终于响了，来电正是雇她取信的人。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警惕：“信你还留着吧？没出什么事吧？”小芳按照事先排练好的话术，语气带着一丝虚弱和委屈：“哥，我没事，就是前几天车祸摔得有点重，现在才好利索，手机也刚修好，信一直好好收着，就等你们来取了。” 对方沉默了几秒，又反复询问了几句车祸的细节，确认没有破绽后，才缓缓说道：“行，我知道了。今晚十点，你在唐家岭村口的老槐树下等着，有人过去找你交接，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不许带其他人，否则，我们就再也不联系了，你也别想拿到酬劳。”说完，不等小芳回应，就匆匆挂了电话。 小芳立刻把电话内容告诉了高凯三人，三人瞬间精神起来，连日来的疲惫一扫而空。高凯立刻部署抓捕方案：“徐超，你跟着小芳去村口老槐树，隐蔽在周围，观察来人的模样，不要轻易行动；陈队，我们两个在村口两侧的小巷子里布控，堵住嫌疑人的退路，只要嫌疑人出现，我们就立刻行动，务必一举抓获！” 夜幕降临，唐家岭的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零星的灯光点缀在漆黑的巷子里，寒风呼啸着刮过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晚上九点五十分，小芳按照约定，独自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双手紧紧攥着那些信件和汇款单，心里既紧张又害怕。高凯、徐超和陈潜勇则隐蔽在周围的暗处，目光紧紧盯着老槐树的方向，大气都不敢喘，做好了随时抓捕的准备。 十点整，一个身材瘦小、穿着黑色外套的男子，鬼鬼祟祟地从巷子里走了出来，左右张望了一番，确认四周没有异常后，才慢慢走向老槐树。“是你要交信？”男子压低声音，对着小芳问道。小芳点点头，刚要把信件递过去，男子突然一把夺过信件，转身就要跑。 “不许动！警察！”高凯和陈潜勇立刻从巷子里冲了出来，徐超也迅速上前，堵住了男子的退路。男子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的信件散落一地，转身就要往另一条小巷子里跑，却被徐超一把按倒在地，死死控制住。“别反抗！老实点！”徐超厉声呵斥道，迅速给男子戴上了手铐。 抓捕成功后，高凯三人立刻将男子带回了双井派出所，连夜进行审讯。一开始，男子还百般抵赖，声称自己只是受朋友之托，来取一封信，不知道是什么诈骗信件，也不认识什么李小红、徐世杰。但在高凯三人的耐心审讯和证据面前，男子终于松了口，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罪行。 男子名叫王浩，24岁，湖北汉川人，和程保平是同乡，也是刘俊振诈骗团伙的成员。他交代，自己主要负责取信、交接信件和汇款，偶尔也会帮忙给应征的女性回一些简单的短信，每个月能拿到800块钱的工资。至于团伙的核心成员，他只认识程保平和刘俊振，知道程保平就是那个写征婚广告、回信的“李小红”，刘俊振则是团伙的头目，负责刊登广告、管理钱财和安排分工。 王浩还交代，程保平在骗了小华之后，就察觉到了危险，提前回了湖北汉川老家避风头，而刘俊振则继续留在北京，一边更换信箱和联系方式，一边安排手下继续刊登虚假征婚广告，欺骗更多的女性。他们之所以雇小芳取信，就是因为害怕自己亲自出面会被警察盯上，没想到还是落入了法网。 得知程保平和刘俊振的下落线索后，高凯三人没有丝毫停留，立刻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湖北汉川警方和北京警方协助，分头抓捕程保平和刘俊振。2005年2月1日，也就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高凯和徐超带着王浩的供述，连夜赶往湖北汉川，而陈潜勇则留在北京，配合当地警方，抓捕刘俊振。 抵达汉川后，高凯和徐超立刻联系了汉川市公安局，根据王浩提供的程保平的老家地址，迅速赶到了汉川市某村。在当地民警的协助下，他们悄悄包围了程保平的家，推门而入时，程保平正和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脸上还带着笑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 “程保平，我们是十堰市公安局的民警，跟我们走一趟吧！”高凯出示了警官证，厉声说道。程保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脸色变得惨白，浑身发抖，想要起身逃跑，却被身边的民警一把控制住。看着冰凉的手铐戴在自己的手腕上，程保平终于崩溃了，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嘴里反复念叨着：“我错了，我不该骗人，我不该放弃自己的底线……” 与此同时，北京这边，陈潜勇也传来了好消息。根据王浩提供的刘俊振的藏身地址，北京警方在朝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成功抓获了刘俊振，当场缴获了大量的虚假征婚广告底稿、回信、汇款单和赃款。至此，这个以刘俊振为首、程保平为核心的冒充军官征婚诈骗团伙，被彻底捣毁，团伙主要成员全部落网。 审讯中，程保平和刘俊振彻底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两人供述，从2002年开始，刘俊振就开始组织人员，刊登虚假的军官征婚广告，欺骗全国各地的单身女性。程保平加入后，凭借着出色的文笔，成为了团伙的“核心写手”，负责撰写征婚广告和回信，先后冒充李小红、徐世杰、孙国栋等多个虚假军官身份，欺骗了全国各地上百名单身女性，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 这些被骗的女性，大多和小华一样，渴望爱情、渴望陪伴，被征婚广告上的虚假身份和温柔话语所迷惑，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真情和钱财，有的甚至不惜向亲戚朋友借钱，只为了能和这个“靠谱的军官”组建家庭。直到被骗后，她们才恍然大悟，可此时，钱财已经被骗子挥霍一空，身心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程保平在审讯中忏悔道：“我曾经想当作家，想靠自己的笔杆子闯出一片天地，可一次次的投稿失败，让我变得自卑、迷茫，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放弃了自己的底线，跟着刘俊振干起了骗人的勾当。我用自己的文笔，编造谎言，欺骗了那些渴望爱情的女人，毁了她们的生活，也毁了自己的一生，我真的很后悔。” 刘俊振则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他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冒充军官征婚诈骗，就是因为知道很多单身女性都崇拜军官，觉得军官靠谱、有担当，容易被骗。他利用大众媒体的传播力，扩大诈骗范围，靠着这些不义之财，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给那些受害者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案件侦破后，高凯和徐超立刻着手追回被骗的赃款。他们根据程保平和刘俊振的供述，辗转全国各地，冻结了团伙的涉案账户，追回了部分赃款，并一一退还给了受害者。当小华拿到自己被骗的8万块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高凯和徐超的手，反复说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追回了钱，帮我讨回了公道！” 2005年5月，经法院审理，刘俊振、程保平、王浩等诈骗团伙成员，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其中，团伙头目刘俊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万元；程保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他团伙成员也根据其犯罪情节，被判处相应的刑罚。这个震惊全国的“中国征婚第一骗”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第263章 黑车司机失踪背后，藏着婚外情与复仇的阴谋 2012年的冬天，四川盆地的寒气比往年更重一些，尤其是在川北的绵阳市三台县，腊月的风裹着湿冷的气息，刮在脸上像细针似的扎人。这座靠着涪江支流滋养的小县城，平日里满是烟火气，街头巷尾的茶馆里飘着盖碗茶的清香，菜市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这份寻常，让这座小城的冬天，更添了几分刺骨的寒意。 这事要从一台报警电话说起。 那天下午，三台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几分慌乱，是县城里一位早起买菜的老人，他说在老城区一条僻静的街道边上，停着一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车窗紧闭，可从玻璃缝里看进去，后座上赫然有大片暗红色的血迹，看着触目惊心。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侦查员立刻带着勘查工具赶了过去。彼时天刚蒙蒙亮，街道上还没什么行人，只有零星几个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寒风卷着落叶，围着那辆面包车打转，显得格外诡异。侦查员拉起警戒线，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杂着新车的塑料味，瞬间扑面而来。 这确实是一辆新车，新到什么程度？驾驶座和后座的塑料膜都还没完全撕掉，边角处还翘着，能看到底下崭新的座椅面料。可就是这样一辆几乎全新的车，却处处透着不对劲。 首先是血迹。后座的座椅上，一大片血迹已经干涸发黑，不规则地蔓延开来，甚至渗透到了座椅的缝隙里；更让人在意的是，车的后门内侧，也有一处不起眼的血迹。这处血迹和后座的不一样，不是直接沾染上去的，而是明显通过某个物体渗透过来的。 就像是有什么沾了血的东西，紧紧贴在车门上，血慢慢渗过物体，蹭在了车门内侧，边缘模糊，带着一种拖拽后的痕迹。 侦查员蹲下身，仔细检查着车内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又发现了一个疑点：新车本该配套的后排脚垫，不见了。正常情况下，新车提车时，脚垫会和塑料膜一起配套摆放，就算车主不用，也不会凭空消失。结合后门那处渗透的血迹，侦查员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后门的血迹，大概率是透过失踪的脚垫渗过来的。 各位可以想一想，血能透过脚垫渗到车门上，可想而知，那消失的脚垫上，得沾染了多少血迹？恐怕早已被鲜血浸透，成为了最关键的物证，却被凶手刻意带走了。 除了血迹和失踪的脚垫，车内还有一个物件，让侦查员格外留意，在手刹的位置，放着一个小小的吊坠，吊坠是普通的玉石材质，上面系着一根红色的绳子，可绳子的一端，却是一个毛糙的断头。侦查员拿起吊坠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断头绝非剪刀、刀子割断的那种整齐断面，而是经过剧烈拉扯形成的，边缘参差不齐，能看出当时拉扯的力度极大。 这吊坠是谁的？是车主的，还是凶手的？拉扯的痕迹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挣扎？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侦查员走访了附近的居民。一位住在街道拐角的大妈说，这辆面包车已经停在这儿三四天了，她每天早上出门买菜都会经过，从来没见过车主出现，也没见过有人靠近过这辆车。“刚开始还以为是车主临时停车办事，可一连停了这么久，车窗都没开过，看着就不正常，我还跟老伴说，别是出什么事了。”大妈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后怕。 勘察完现场，一位老侦查员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就在几天前，局里接到过一起失踪报案，报案人是一位名叫谢荣的女士，也是三台县本地人，她哭着说自己的丈夫开车出去拉活，一夜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担心丈夫出了意外。 眼前的这辆面包车，会不会就是谢荣丈夫的车？ 侦查员立刻联系了谢荣，让她赶到现场辨认。当谢荣匆匆赶到那条街道，看到那辆灰白色面包车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脸色苍白得像纸，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她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车门上熟悉的划痕，那是丈夫上个月拉货时，不小心蹭到墙角留下的，她当时还埋怨过丈夫不小心。 “是……是他的车，是我丈夫的车！”谢荣的声音哽咽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他到底去哪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侦查员扶住情绪崩溃的谢荣，耐心询问着情况。谢荣缓了缓神，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谢荣的丈夫名叫李建国（化名），今年38岁，比谢荣大6岁，是一名黑车司机。2012年1月15号下午，快5点的时候，李建国正在家里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车的电话，对方说要从三台县城去邻县盐亭，出价很爽快，没有讨价还价。 盐亭县离三台县不算远，大概五六十公里的路程，正常情况下，一来一回也就两三个小时，按照这个时间算，李建国应该在晚上七八点左右就能回家，还能赶上陪女儿写作业。谢荣当时还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天冷路滑，别开太快。 李建国笑着答应了，拿起外套和车钥匙，就出门了。可谢荣万万没想到，这一出门，就成了永别。 从晚上七八点开始，谢荣就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电视开着，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心里总觉得隐隐不安。她每隔十几分钟，就给李建国打一个电话，可电话那头，始终是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等到晚上12点，李建国还是没有回来，电话也依旧打不通。谢荣彻底坐不住了，那种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立刻叫醒了身边的父母，又给几个关系要好的亲戚朋友打了电话，让大家一起出去寻找李建国。 那一夜，谢荣和家人、朋友分成几路人马，把三台县到盐亭县的公路沿线、县城的大街小巷，都找了个遍。寒风刺骨，他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嗓子也喊哑了，可始终没有李建国的身影，也没有那辆灰白色面包车的踪迹。 天快亮的时候，几个人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谢荣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看着女儿熟睡的脸庞，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她知道，丈夫大概率是出事了，可她还是不愿意相信，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了三台县公安局，报了案。 在李建国失踪的这四天里，谢荣几乎没合过眼，脑子里反复琢磨着丈夫失踪的各种可能性：是不是路上出了车祸？是不是被人抢劫了？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她甚至还安慰自己，也许丈夫只是手机没电了，又被困在了某个地方，等天亮了就会回来。 可现在，车找到了，人却不见踪影，车里还有大量的血迹。谢荣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她紧紧抓住侦查员的手，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又带着一丝微弱的侥幸：“警察同志，车里的血……不是他的，对不对？他是不是只是受伤了，被人救走了？” 侦查员没有办法给出安慰，只能如实告诉她，会立刻将车内的血迹送去化验。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车内的两处血迹，都是李建国的。 这个结果，像一把尖刀，狠狠刺穿了谢荣最后的希望。虽然所有人都明白，李建国大概率已经凶多吉少，但谢荣还是不愿意放弃，她每天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盼着有奇迹出现，盼着丈夫能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哪怕浑身是伤，哪怕狼狈不堪。 可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三天后，也就是1月22号，距离春节只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一个钓鱼的村民，在三台县郊外一条马路的护坡底下，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那处护坡有七八米高，坡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密密麻麻的，把护坡底下遮得严严实实。平时很少有人会走到护坡底下，那位村民是因为当天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想着去护坡底下的小河边钓鱼，没想到刚走下去，就被脚下的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竟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村民吓得魂飞魄散，连鱼竿都扔了，一路狂奔着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侦查员赶到现场时，尸体已经僵硬，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和杂草，脸色青紫，面目有些扭曲，能看出死前经历过剧烈的挣扎。 经过谢荣的辨认，这具尸体，正是她失踪了七天的丈夫，李建国。 现场的勘察，又有了新的发现。李建国的双脚没有穿鞋，只穿着一双黑色的袜子，而袜子的底部，异常干净，没有一点泥土和杂草的痕迹。这个细节让侦查员立刻做出判断：李建国是死后被人抛尸到这里的，他脱鞋之后，没有自己行走过，否则袜子底部不可能这么干净。 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在尸体旁边，放着一块沾满血迹的脚垫，正是那辆面包车里失踪的那块脚垫。脚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和车内的血迹一模一样，进一步印证了，李建国的死亡第一现场，就是在那辆面包车里。 谢荣看着丈夫冰冷的尸体，再也忍不住，扑在尸体上嚎啕大哭，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空旷的护坡底下回荡，让人听着心碎。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老实本分的丈夫，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横祸。 谢荣今年32岁，和李建国结婚已经13年了，两人有一个女儿，当时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他们家住在三台县的农村，经济条件不算富裕，李建国开黑车拉活，谢荣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虽然日子过得平凡而简朴，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谢荣一直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却很踏实、很幸福。 李建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这个家就彻底塌了。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年幼的女儿需要抚养，家里的所有重担，一下子都压在了谢荣一个弱女子的身上。那段时间，谢荣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眼神空洞，整天以泪洗面，连给女儿做饭的力气都没有。 法医对李建国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检验，发现尸体身上的伤痕主要有两处：一处在面部，面部有明显的肿胀和钝器击打的痕迹，颧骨部位有轻微的骨折，看得出来，凶手下手很重；另一处伤痕在颈部，颈部有两道清晰的锁痕，一道在前半部分，一道绕颈一周，深浅不一。 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李建国系被人用绳索勒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面部的钝器伤，是死前被人击打所致，并非致命伤。 结合现场痕迹和法医鉴定，侦查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推断：作案者，至少有两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李建国当时正在开车，应该是坐在驾驶座上，颈部的两道锁痕，明显是后座的嫌疑人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造成的；而面部的钝器击打伤，不可能是后座的人造成的，只能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迎面击打所致。 更关键的是，李建国的双手上，没有任何勒痕和挣扎的痕迹。按照常理来说，如果只有后座一个人勒他的脖子，他的双手肯定会下意识地去拉扯绳索，去反抗，手上必然会留下勒痕或者摩擦的痕迹。可李建国的双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常，这就说明，当时副驾驶上一定有一个人，死死按住了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抗，只能任由凶手摆布。 那么，这两个行凶者，到底是谁？他们和李建国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专案组成立后，首先想到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抢劫杀人。 有两个理由支撑这个推断：第一，李建国出事的那天，是1月15号，距离春节只有7天时间。每年春节之前，都是抢劫案件的高发期，很多不法分子为了“挣点钱过年”，会铤而走险，对拉客的黑车司机下手，因为黑车司机经常携带现金，而且出行路线不固定，容易成为目标。 第二，李建国身上随身携带的腰包不见了。据谢荣说，李建国出门拉活时，都会带上一个黑色的腰包，里面装着当天拉活挣的现金、手机，还有身份证、驾驶证等物品。而在尸体身上，侦查员没有找到任何现金和手机，腰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种种迹象，都指向了抢劫杀人。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越来越觉得，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首先，谢荣回忆说，李建国出门之前，已经把身上的整钱，50元、100元的纸币，都交给了她，说是让她提前准备春节的年货，身上只留下了几十块钱的零钱，用来找零。也就是说，李建国身上，其实并没有多少现金。 其次，最值钱的东西，其实是那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这辆车是半年前，谢荣和李建国省吃俭用，花了3万块钱买的，对于他们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了。如果凶手真的是为了图财，不可能放过这辆车。 毕竟，几十块钱的零钱，远远比不上一辆价值3万块的车。可凶手并没有把车开走，而是把车遗弃在了县城的街道上，这显然不符合抢劫杀人的作案动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疑点：受害者的尸体和车辆被分离开了。通常情况下，抢劫杀人的凶手，作案目的就是为了钱财，得手之后，会尽快逃离现场，把人杀死后，随便找个偏僻的地方扔掉，不会特意把尸体和车辆分开，更不会花费时间去处理现场痕迹。 而这起案子中，凶手不仅把尸体抛到了郊外的护坡底下，还把车辆开到了县城的街道上遗弃，甚至带走了沾染血迹的脚垫，这种行为，显然不是为了图财，而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行凶行为，掩盖尸体的踪迹，避免被警方发现。 侦查员分析，这种刻意掩饰杀人行为的做法，是报复性杀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也就是说，凶手杀死李建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报复，是和李建国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才会如此精心地布置现场，掩盖自己的罪行。 既然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专案组就调整了侦查方向，把重点放在了“熟人作案”上，凶手很可能是李建国的熟人，因为某种恩怨，对他实施了报复。 可这个熟人，到底是谁？李建国为人老实本分，平时待人谦和，很少与人发生矛盾，他会和谁结下如此深的仇恨？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侦查员再次回到了抛尸现场，重新进行细致的勘察，希望能找到更多被遗漏的线索。 抛尸现场位于三台县郊外的一条公路旁，公路旁边是一条小河，河边长满了杂草，平时经常有村民来这里钓鱼、洗衣服，并不算特别偏僻。侦查员再次仔细检查了尸体，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让他们对凶手的身份，有了新的推测。 李建国颈部的两道锁痕，有明显的区别：第一道锁痕，只留在了脖子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没有任何痕迹；而第二道锁痕，则绕颈一周，深浅均匀，显然是凶手刻意用力勒出来的。 结合李建国当时正在开车的场景，侦查员推断，第一道锁痕形成的时候，李建国还坐在驾驶座上，他的脖子后面，有汽车头枕挡住，所以凶手从后座勒他脖子的时候，只能勒到脖子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被头枕挡住，无法留下痕迹。 而第二道绕颈一周的锁痕，应该是在李建国被勒晕之后，凶手担心他没有死透，特意把他的头从座椅上掰过来，再次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直到确认他死亡为止。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如果凶手只有一个人，那么在勒住李建国脖子的同时，很难再腾出双手去击打他的面部，更不可能按住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抗。所以，这进一步印证了，作案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坐在副驾驶，按住李建国的双手，并用钝器击打他的面部；一个坐在后座，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致他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让侦查员很在意：抛尸的地点虽然不算特别偏僻，但平时很少有人会走到护坡底下，如果凶手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应该会选择更隐蔽的地方抛尸；可凶手却把尸体抛在了这里，说明凶手很可能对三台县的地形并不熟悉，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看似偏僻的地方，就把尸体扔了。 结合之前的推断，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而且对当地地形不熟悉，专案组得出了一个新的侦查思路：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重点寻找那些和他熟悉，但不是三台县本地人的人，尤其是那些会开车的人。 这个思路，能找到凶手吗？专案组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开始深入了解李建国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走访他的亲戚、朋友、邻居，还有他开黑车时认识的同行。 通过走访，侦查员了解到，李建国的身世十分可怜。他出身贫寒，父母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先后去世了，他从小就孤苦伶仃，靠着亲戚的接济长大。26岁那年，也就是13年前，李建国还没有成家，在农村，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很多人都替他着急。 后来，在一位好心邻居的介绍下，李建国认识了谢荣。谢荣是家里的独生女，性格温柔善良，知道李建国的身世后，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很同情他。两人认识仅仅三个月，就登记结婚了，对于李建国来说，谢荣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而对于谢荣来说，李建国虽然家境贫寒，但为人踏实肯干，对她也十分体贴，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因为李建国父母双亡，没有亲人，结婚后，他就入赘到了谢荣家，成为了上门女婿。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世，让李建国为人十分低调，平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待人谦和，不管和谁相处，都客客气气的，从来不会与人发生争执，更不会与人结仇。 专案组排查了李建国婚前的老家、婚后的新家，走访了足足几百人，无论是亲戚、邻居，还是同行、朋友，都说李建国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和谁红过脸，更没有什么仇人。至于感情方面的纠纷，更是没有，所有人都知道，李建国对谢荣十分宠爱，结婚13年，从来没有过出轨、家暴的行为，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如果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难道是专案组的侦查思路错了？ 这时候，谢荣的一句话，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谢荣说，李建国出事那天，是接到了一个去盐亭的叫车电话，才出门的，那个打电话叫车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这个说法，和专案组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个叫车的人，无疑是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他知道李建国是黑车司机，知道他会接单去盐亭，还能精准地联系到他，显然不是陌生人。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李建国的手机通话清单，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叫车的电话号码。可当侦查员试着回拨这个号码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一个刚刚叫过车的电话，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停机？这太可疑了。侦查员立刻联系了电信公司，调取了这个电话号码的详细信息，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电话号码，是案发前一天，在三台县本地的一个报刊亭购买的，属于非实名登记的电话卡，没有任何个人信息。而且，这个号码自购买以来，总共只打过三个电话，这三个电话，全部都是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下午拨打的，一个打给李建国，用于叫车；一个打给电信公司客服号，咨询停机相关的事宜；还有一个，打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 更让人可疑的是，打完这三个电话之后，这个号码就立刻办理了停机手续，彻底停用了。很明显，这个叫车的人，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他刻意用非实名电话卡联系李建国，作案后立刻停机，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避免被警方追查。 那么，那个北京的电话号码，又是什么来头？侦查员立刻对这个北京号码进行了查询，结果发现，这个号码属于一家声称“能够帮人删除通话记录”的公司。 虽然最终，这个叫车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被删除，但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人在作案之后，想要删除自己的通话记录，掩盖自己和李建国的联系，这进一步印证了，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而且作案前经过了精心的谋划。 可问题是，这个电话卡是非实名的，购买地点是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报刊亭，而长途汽车站人员往来复杂，鱼龙混杂，报刊亭的老板也没有登记购买者的任何信息，想要通过这个电话卡，找到购买者的身份，难度极大。 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一时之间，成了一个谜。 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他们再次梳理了凶手的特征：第一，是李建国的熟人；第二，会开车（因为凶手作案后，曾开着李建国的车，将车辆遗弃在县城街道上）；第三，对三台县的地形不熟悉；第四，作案前经过了精心谋划，心思缜密。 结合这些特征，专案组决定，对李建国的社会关系，进行第二次全面排查，重点排查那些会开车、不是三台县本地人，而且和李建国有着一定交集的人。 可李建国是开黑车的，交际范围十分广泛，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熟客，也有陌生人，而且他的同行，几乎都有驾照，都会开车，想要从这么多人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排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谢荣，李建国的妻子，会不会知道一些什么？ 谢荣和李建国，曾经一起在成都一个郊区的床上用品加工厂打工，直到2011年夏天，两人才辞职回家，买了那辆面包车，开始跑黑车。也就是说，李建国在成都打工的那段时间，接触到的人，可能和他的死，有着某种关联。 侦查员决定，详细询问谢荣，了解她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时的情况。可就在侦查员提到“加工厂老板”这个名字的时候，谢荣的反应，变得十分反常。 一开始，侦查员问谢荣：“你和你丈夫在成都打工的那个加工厂，老板叫什么名字？” 谢荣的眼神瞬间闪烁了一下，脸色也变得有些不自然，她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个名字，可话音刚落，就立刻转移了话题，开始说起自己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时的辛苦，说起家里的女儿，刻意回避着关于老板的任何问题。 这个细微的反应，没有逃过侦查员的眼睛。谢荣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她在隐瞒什么？那个加工厂的老板，到底是谁？和这起命案，有没有关联？ 侦查员没有放过这个疑点，继续追问，语气温和却坚定。在侦查员的反复追问下，谢荣终于忍不住，哭着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她心底很久的秘密。 谢荣说，虽然李建国对她很好，生活上体贴入微，对她百般宠爱，但夫妻俩之间，一直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李建国没读过什么书，受老思想的影响很深，一心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 可结婚13年来，谢荣一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为了满足李建国的心愿，谢荣曾经多次怀孕，可每次得知是女儿后，都在李建国的劝说下，做了流产手术。一次次的流产，不仅让谢荣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也让她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寒心。 “他虽然对我好，可在生儿子这件事上，从来都不让步。”谢荣抹着眼泪，声音哽咽，“我流产了好几次，身体越来越差，可他还是不死心，整天在我耳边念叨，说没有儿子，就断了香火。我心里真的很寒心，有时候甚至会想，这样的日子，到底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谢荣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加工厂的老板陆家良，走进了她的生活。 陆家良是浙江人，今年50多岁，性格温和，出手大方，对厂里的员工都很关照。尤其是对谢荣，他更是格外照顾，知道谢荣身体不好，经常给她带补品；知道谢荣心里委屈，经常安慰她；工作上，也总是给她安排轻松一点的活。 对于长期处于委屈和无助中的谢荣来说，陆家良的关心，就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重视。一来二去，谢荣对陆家良，渐渐产生了好感，而陆家良，也对年轻漂亮、温柔善良的谢荣，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经常对她嘘寒问暖，言语间充满了暧昧。 终于，在一次加班之后，两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谢荣说，这段婚外情，让她一直很纠结，很痛苦。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对不起李建国，对不起女儿，有很多次，她都想彻底摆脱这段感情，回归家庭，可每次面对陆家良的关心和挽留，她都心软了，始终下不了决心。就这样，这段婚外情，一直持续到她和李建国辞职回家，也没有彻底断绝。 听完谢荣的话，侦查员心里有了一个新的推测：这起命案，会不会是一起情杀？谢荣有婚外情，李建国会不会发现了这件事，和陆家良发生了冲突，最终被陆家良杀害？ 这个推测，似乎很合理。毕竟，婚外情是引发情杀的常见原因之一，而陆家良，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实施作案。 可很快，这个推测就被推翻了。侦查员对谢荣在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案发当天，谢荣一直在家里照顾女儿和老人，没有离开过三台县，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 谢荣没有嫌疑，那陆家良呢？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到了成都，找到了陆家良。面对侦查员的询问，陆家良表现得十分镇定，言谈举止自然，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毫不回避自己对谢荣的好感。 “我确实喜欢谢荣，”陆家良坦然地说，“她年轻、善良，很让人心疼。我知道她有家庭，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可当侦查员询问他案发当天的行踪时，陆家良说，案发那段时间，他已经回浙江老家准备春节了，有很多人可以为他作证，他根本没有去过四川，更不可能杀害李建国。 侦查员立刻核实了陆家良的说法，通过调取他的车票、住宿记录，以及询问他老家的亲戚朋友，确认了陆家良案发时确实在浙江，没有离开过，也没有作案时间。这样一来，陆家良的嫌疑，也被初步排除了。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谢荣没有嫌疑，陆家良没有嫌疑，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找不到，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收获，这起命案，难道就要成为一桩悬案吗？ 就在侦查员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陆家良工厂里的一些工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有工人说，原来厂里有一个叫杨林的货车司机，是陆家良的专职司机，负责给厂里拉货，这个人，曾经和李建国一起在厂里打工，两人算是同事。 这个线索，让侦查员眼前一亮，杨林，符合他们之前推断的凶手特征：第一，他和李建国是同事，算是熟人；第二，他是货车司机，会开车；第三，他不是三台县本地人，而是四川省中江县人，对三台县的地形，很可能不熟悉。 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据工人们反映，杨林两年前就从厂里离职了，离职后，就和厂里的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杨林，今年45岁，中江县人，两年前离职后失踪，和李建国是同事，会开车，不是三台县本地人，所有的特征，都和凶手高度吻合。他会不会就是凶手？ 专案组立刻将杨林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展开了对他的排查工作。虽然杨林已经失踪两年多了，但侦查员没有放弃，他们驱车100多公里，赶到了杨林的老家，中江县的一个小山村，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杨林的线索。 可到了杨林的老家，侦查员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地的村民告诉侦查员，杨林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村里的人，几乎都快忘记他了，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更没有人和他有联系。 “杨林啊？”一位年迈的村民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缓缓说道，“我记得他，小时候挺调皮的，十几岁就出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过。他家里的老人，早就不在了，也没有什么亲戚在村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 排查杨林的线索，再次中断了。就在侦查员准备将杨林暂时排除在嫌疑范围之外的时候，一条网上的消息，让这起沉寂多日的命案，出现了惊天转机。 侦查员在浏览成都本地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报道：2012年2月2号上午10点多钟，也就是李建国遇害后的第17天，一个中年男子，从成都市一家酒店的21楼坠落，砸在了楼下的一辆汽车上，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报道中还提到，这个坠楼身亡的中年男子，名叫杨林。 这个杨林，会不会就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林？他为什么会突然坠楼身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这和李建国的命案，有没有关联？ 专案组立刻和成都警方取得了联系，请求协助核实。经过成都警方的核实，这个坠楼身亡的杨林，正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林，中江县人，45岁，曾经是陆家良工厂的货车司机，和李建国是同事。 一个重点嫌疑人，在警方追查他的时候，突然坠楼身亡，这也太蹊跷了。所有人都明白，杨林的死，绝对不会那么简单，一定和李建国的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都警方对杨林的坠楼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杨林是从酒店的21楼坠落的，坠落时，先是被楼下的一棵树挡了一下，减缓了下落的速度，随后砸在了一辆停在楼下的轿车车顶上，又滚落到地面，当场就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杨林的房间里，警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短短三行字，算是一封简易的遗书：“生活的压力太大了，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对不起爱我的人，也对不起我爱的人。” 从这张纸条来看，杨林似乎是自杀。可侦查员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杨林真的是因为生活压力大而自杀，为什么要特意跑到成都市区的酒店里跳楼？他的家不在成都市区，就算要自杀，也应该选择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而不是跑到一个陌生的酒店。 更可疑的是，杨林的生活，并不像他遗书中写的那样“压力太大”。侦查员找到了杨林的表弟蓝安乐，向他了解杨林的情况。 蓝安乐说，他表哥杨林脑子很活络，很能吃苦，自从十几岁从老家出来打工后，就一直很努力。刚开始，他在陆家良的床上用品厂当货车司机，后来离职后，就在成都市区开出租车，收入一直不错，几年前，还在成都郊区买了一套房子，儿子已经20多岁了，也参加了工作，爱人也在成都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过得安稳幸福。 “我表哥怎么可能自杀？”蓝安乐一脸不解，“他儿子都工作了，没什么负担，平时性格也很开朗，从来没说过生活压力大，也没说过不想活的话。他怎么会突然跳楼呢？” 蓝安乐的话，更加坚定了侦查员的判断：杨林的自杀，背后一定有隐情，很可能和李建国的命案有关，他或许是因为害怕事情败露，才选择自杀，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成都警方再次对杨林的坠楼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对杨林的尸体进行了重新尸检。监控录像显示，杨林是案发前一天晚上独自入住酒店的，入住后，没有任何外人进出过他的房间，房间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尸检结果也显示，杨林身上，除了坠楼造成的伤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伤痕，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经过笔迹鉴定，杨林房间里的那张遗书，确实是他本人的笔迹。综合所有的证据，成都警方最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认定杨林是自杀。 虽然杨林被认定为自杀，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他毕竟是和李建国命案高度相关的嫌疑人，而且他的自杀，太过蹊跷。侦查员提取了杨林的血样，送到实验室，和之前在李建国面包车上提取到的陌生男子dNA样本，进行了比对。 比对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杨林的dNA，和面包车上提取到的陌生男子dNA，完全吻合。 这个结果，直接证明了，杨林曾经开过李建国的车，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之一！ 专案组立刻加大了对杨林的调查力度，通过调取杨林的通话记录、行踪轨迹，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在案发前后，杨林和他的表弟蓝安乐，联系得异常频繁，而且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杨林和蓝安乐，一起去过三台县。 蓝安乐，会不会也是凶手之一？他是不是和杨林一起，杀害了李建国？ 侦查员立刻找到了蓝安乐，对他进行了审讯。面对侦查员出示的证据，蓝安乐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和这起命案有关，但在侦查员的反复审讯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蓝安乐终于崩溃了，如实交代了自己和表哥杨林，一起杀害李建国的犯罪事实。 蓝安乐说，2011年10月份的时候，表哥杨林找到了他，神色慌张地对他说，有一个人，对他的威胁很大，如果不杀掉这个人，他以后就没法安心过日子，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一开始，蓝安乐并不同意，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一旦被抓，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可杨林却反复劝说他，说只要杀了那个人，就能一劳永逸，还承诺会给她一笔钱，让他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在杨林的反复劝说和诱惑下，蓝安乐最终动了心，答应帮杨林一起杀人。 为了顺利实施作案，杨林提前来到三台县踩点，熟悉了三台县到盐亭县的路线，还特意在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报刊亭，买了一张非实名的电话卡，用于联系李建国。 2012年1月15号下午，杨林和蓝安乐一起，来到了盐亭县城。杨林用那张新买的电话卡，给李建国打了一个叫车电话，谎称要从三台县城去盐亭，出价爽快，引诱李建国接单。 李建国接到电话后，很快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看到是曾经的同事杨林，并没有任何防备，热情地招呼他上车。杨林坐进了副驾驶，蓝安乐则坐在了后座，两人假装是普通的乘客，和李建国有说有笑，聊着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日子，让李建国放松了警惕。 当天晚上7点多，天已经完全黑了，正是大冬天，寒风呼啸，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当李建国开车行驶到三台县郊外一条偏僻的公路上时，杨林突然说要下车上厕所，让李建国把车停下。 李建国没有多想，立刻停下了车。可他刚把车停稳，坐在副驾驶的杨林，就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块砖头，朝着李建国的面部猛砸过去。李建国来不及反应，面部被狠狠砸中，瞬间感到一阵剧痛，头晕目眩，想要反抗，可坐在后座的蓝安乐，已经迅速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绳索，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 蓝安乐回忆说，李建国的脖子被勒住之后，拼命地挣扎，双腿乱蹬，双手想要去拉扯绳索，可杨林死死按住了他的双手，不让他反抗。没过多久，李建国就晕了过去。 可杨林还是不放心，担心李建国没有死透，又从蓝安乐手里拿过绳索，绕着李建国的脖子，再次用力勒了一分多钟，直到确认李建国已经没有了呼吸，才停下手来。 杀人之后，两人慌慌张张地把李建国的尸体抬下车，扔到了附近的公路护坡底下，又把面包车里沾染血迹的脚垫拿下来，和尸体放在一起，试图掩盖现场痕迹。随后，杨林开着李建国的面包车，带着蓝安乐，回到了三台县城，把车辆遗弃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三台县，返回了成都。 蓝安乐还说，他和杨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平时都在成都打工，他之所以答应帮杨林杀人，就是因为杨林是他的表哥，他不好意思拒绝，而且杨林还承诺会给她一笔钱。至于杨林和李建国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他也不知道，杨林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他只知道，杨林说李建国“威胁很大”，不杀他，自己就活不了。 现在，杨林已经自杀，蓝安乐也被警方抓获，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专案组的面前：杨林和李建国，充其量只是曾经的同事，分开已经两年多了，而且李建国为人老实本分，从来没有与人结仇，他怎么可能对杨林造成“很大的威胁”？杨林杀人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专案组认为，杨林的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指使他，否则，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杀害李建国。而这个幕后指使者，很可能就是他们之前排查过的，陆家良。 虽然之前陆家良有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但侦查员始终觉得，陆家良和这起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林曾经是他的司机，他对杨林有恩，而且杨林在案发前一个月，突然和陆家良联系得异常频繁，这显然不是巧合。 更重要的是，之前陆家良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和杨林已经没有联系了，但侦查员调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案发前一个月，两人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联系十分密切。陆家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他在隐瞒什么？ 专案组立刻再次传唤了陆家良。这一次，面对侦查员出示的证据，杨林的dNA比对结果、杨林和蓝安乐的作案供述、杨林和他的通话记录，陆家良再也无法掩饰，终于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幕后指使杨林杀害李建国的犯罪事实。 陆家良说，他之所以要杀害李建国，一开始是因为被李建国和谢荣“设局敲诈”，后来，则是因为他想和谢荣在一起，被谢荣拒绝后，心生怨恨，才决定痛下杀手。 陆家良供述，2009年4月份，谢荣主动引诱他，两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谢荣和李建国设下的一个局：两人发生关系后，李建国就立刻找上门来，拿着两人的亲密照片（谢荣事先偷偷拍下的），威胁他，要求他出钱摆平这件事，否则，就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 陆家良当时很害怕，他在浙江老家有妻子和孩子，而且在成都开工厂，身家不菲，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于是，就被迫给了李建国和谢荣3万块钱，希望能息事宁人。 可他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李建国和谢荣，就以这件事为要挟，陆陆续续地向他索要了十几万块钱。每次李建国打电话给他，都是以曝光这件事相威胁，让他不堪其扰，也让他感到越来越害怕。 2011年10月份的一天，陆家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曾经的司机杨林。杨林在他厂里打工的时候，他对杨林很关照，杨林一直很感激他。两人聊天的时候，陆家良无意间说起了自己被李建国和谢荣敲诈的事情，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杨林听了之后，立刻表示，愿意帮他“摆平”这件事，还说，只要杀了李建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威胁他了。陆家良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但一想到自己被李建国和谢荣反复敲诈，想到这件事一旦曝光，自己就会身败名裂，他就下定了决心，答应给杨林20万块钱，让他杀害李建国，以绝后患。 就这样，在陆家良的指使下，杨林找到了自己的表弟蓝安乐，两人经过精心谋划，最终实施了杀人计划，杀害了李建国。 可陆家良的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谢荣否认了。谢荣说，自己和陆家良的婚外情，并不是她和李建国设下的局，她也从来没有和李建国一起，敲诈过陆家良。 谢荣说，她和陆家良在一起，是因为自己对李建国感到寒心，是真心喜欢陆家良，并不是为了钱。两人在一起期间，陆家良确实给过她一些钱，但都是用于日常开销，她从来没有主动向陆家良索要过钱，唯一一次，是陆家良以她身体不好、需要看病为由，给了她1万块钱，她也只是收下用于调理身体，根本不存在“敲诈”一说。至于李建国，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和陆家良的婚外情，更不可能和她一起设局敲诈陆家良，李建国虽然一心想要儿子，但对她一直很信任，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一边是陆家良的“被敲诈”供述，一边是谢荣的极力否认，到底谁在撒谎？专案组立刻展开了针对性核查，调取了陆家良、李建国、谢荣三人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走访了当年加工厂的老员工，试图找到“敲诈”的证据。可经过多日的排查，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建国和谢荣曾向陆家良索要过钱财：没有大额转账记录，没有威胁性的通话录音，也没有任何员工听说过“敲诈”一事。 相反，警方发现，陆家良在案发前几年，确实有多次向谢荣的银行卡转账的记录，但金额都不大，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且转账时间大多是谢荣声称身体不适、需要用钱的时候，更像是自愿赠予，而非被敲诈后的被迫支付。除此之外，警方也没有找到陆家良所说的“亲密照片”，谢荣也否认自己拍摄过此类照片，种种证据表明，陆家良的“被敲诈”说法，很可能是假的。 在警方的再次审讯和铁证面前，陆家良终于松了口，承认自己编造了“被敲诈”的谎言。他坦言，自己从一开始就对谢荣动了真心，想要和谢荣长久在一起，甚至想过和浙江老家的妻子离婚，娶谢荣为妻。可当他向谢荣提出这个想法时，谢荣却明确拒绝了，她说自己虽然对李建国感到寒心，但不想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庭，不想让年幼的女儿受到伤害，只想和陆家良断绝关系，回归家庭。 被谢荣拒绝后，陆家良心生怨恨，他觉得自己为谢荣付出了那么多，不仅花了钱，还投入了感情，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更让他担心的是，谢荣一旦回归家庭，万一哪天不小心泄露了两人的婚外情，自己的家庭、事业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除掉李建国，才能彻底断绝谢荣的念想，也才能永绝后患，于是便找到了对自己心怀感激的杨林，重金指使他杀害李建国。 至于他为什么编造“被敲诈”的谎言，陆家良说，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让自己的杀人行为看起来“情有可原”，试图博取警方的同情，逃避法律的严惩。可他没想到，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在警方的细致排查下，所有的伪装都被一一戳破，真相最终水落石出。 至此，这起轰动三台县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这起案件的背后，没有深仇大恨，没有谋财害命，只有婚外情引发的贪婪、怨恨与疯狂：陆家良因得不到谢荣而心生杀意，杨林为了钱财和所谓的“恩情”铤而走险，蓝安乐因亲情诱惑参与作案，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案件审理过程中，蓝安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陆家良作为幕后指使，策划并出资教唆他人杀人，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林因已自杀，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谢荣，虽然没有参与杀人，也没有敲诈陆家良，但她的婚外情，无疑是这起悲剧的导火索。 第264章 小时围捕“东北虎”团伙 1989年的夏天，暑气还没完全褪去，清晨的杭州带着一丝微凉，薄雾像一层轻纱，笼罩着杭州火车站的站台。站内的广播里，带着浓厚江浙口音的女声反复播报着列车时刻表，蒸汽机车的鸣笛声偶尔划破寂静，混杂着旅客的交谈声、行李箱滚轮的摩擦声，还有送亲人上车的叮嘱声，构成了那个年代火车站独有的喧嚣。 8月24号早上6点40分，由杭州站开往宁波站的551次旅客列车，缓缓驶出站台，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沉闷声响，向着目的地疾驰而去。这是一趟普通的旅客列车，车厢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背着行囊外出务工的农民，有提着公文包出差的干部，还有带着孩子走亲戚的妇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几分疲惫，却又藏着对目的地的期待。 位于6号车厢中部的乘客黄某，靠在座椅上，揉了揉有些发红的眼睛。他是做服装生意的，这次从杭州进货，身上带了全部的周转资金，原本想着顺利赶到宁波，把货提了就能赚一笔，可心里总有些隐隐的不安。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行李架，目光落在自己那个上海牌人造革拎包上，那是当时最时兴的款式，黑色的包身，黄铜拉链，他出发前特意检查了好几遍，拉链拉得严严实实。 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不对劲。拎包的拉链似乎被人撕开了一道口子，原本紧紧闭合的拉链，此刻像一张咧开的嘴，露出里面深色的衬布。黄某的心猛地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他猛地站起身，踮着脚，一把将拎包从行李架上拽了下来。 手指触到包身的那一刻，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包变轻了，轻得让他心慌。他颤抖着双手，用力拉开被撕开的拉链，低头一看，顿时浑身冰凉，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手里的拎包“啪嗒”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唯独没有那叠用手帕包裹着的现金。 “我的钱！我的钱没了！”黄某的声音带着哭腔，又急又怕，浑身不停地发抖，“块啊！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是我进货的本钱啊！” 块钱，在1989年，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钱，这笔钱足够买一套小平米的房子，足够养活一家人好几年。黄某瘫坐在座椅上，双手抱着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钱”，绝望得几乎要崩溃。 他的哭喊像一颗炸雷，在拥挤的6号车厢里炸开了。原本嘈杂的车厢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旅客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有同情，有惊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有人小声议论着，有人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还有人赶紧抬头检查自己放在行李架上的行李，毕竟，在火车上丢东西，尤其是丢钱，是所有人都害怕的事情。 “不好！我的钱也没了！” 一声惊呼紧接着响起，打破了短暂的安静。坐黄某对面的乘客杨某，脸色惨白地站在行李架旁，手里拿着一个深蓝色的旅行袋，旅行袋的拉链锁已经被撬开，锁扣歪歪斜斜地挂在上面，袋子里空空如也。杨某的双手不停地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块，我准备给老家盖房子的钱，怎么就没了？怎么就没了啊！” 杨某的哭喊，彻底点燃了车厢里的恐慌情绪。旅客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站起身，争抢着去检查自己的行李，有的踮着脚够行李架上的包，有的翻着随身的背包，有的甚至急得满头大汗，双手不停地摸索着口袋。 “我的钱！我的钱不见了！” 在6号车厢的另一头，乘客王某也发出了绝望的呼喊。他的背包放在行李架的角落，此刻背包的拉链已经被完全拉开，像一张敞开的怀抱，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而他放在夹层里的2100块现金，早已不见踪影。王某急得直跺脚，一边翻着背包，一边四处张望，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可车厢里人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慌乱，根本看不出任何异样。 短短几分钟，6号车厢就有三个人被盗，涉案金额高达块钱。旅客们人心惶惶，有的指责火车上不安全，有的互相猜忌，还有的急着向列车员求助。列车员赶到后，看着混乱的场面，也有些手足无措，只能一边安抚旅客的情绪，一边赶紧联系前方车站，向铁路公安报案。 这起盗窃案，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个多小时之后，也就是早上8点左右，由杭州开往宁波的365次旅客列车，在杭州站发车之后不久，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乘客赵某，一个做水果批发生意的商贩，放在行李架上的旅行包被人撬开，里面块钱现金不翼而飞。赵某当场就急红了眼，抓住列车员的胳膊，非要对方给个说法，车厢里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短短两个小时，两趟从杭州站始发的旅客列车，接连发生四起盗窃案，涉案总金额高达块钱。消息传到上海铁路公安局杭州铁路公安处，整个公安处都沸腾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密集、涉案金额如此巨大的盗窃案，在杭州铁路史上，还是第一次。 公安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抽调刑侦科、乘警队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负责侦破这四起连环盗窃案。专案组成员围着报案记录，一遍又一遍地分析着案情，梳理着每一个细节。 根据报案人的叙述，以及对现场的初步分析，专案组发现，这四起案件有着惊人的共同点：第一，都是在杭州站始发的列车上作案，作案时间都是列车刚刚发车不久，此时旅客们正忙着堆放行李、寻找座位，或者和送车的亲友话别，场面十分混乱，正是犯罪分子下手的最佳时机；第二，犯罪分子都选择了行李架上带拉链锁的旅行包、拎包作为作案目标，显然是有备而来，知道这类包里大概率会有现金；第三，作案手法十分娴熟，动作迅速，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既没有指纹，也没有脚印，甚至连一丝毛发都没有留下。 “这是典型的‘东北虎’作案手法。”专案组组长，也就是乘警队副队长，指着报案记录，语气沉重地说道。 “东北虎”，这是当时全国铁路系统对东北籍流窜盗窃团伙的统称。这些团伙大多由多人组成，流窜于各个城市的火车站和列车上，作案手法娴熟，动作隐蔽，而且心狠手辣，贪婪无比，一旦得手，就会迅速转移，很难被抓获。他们往往团伙作案，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望风，有人负责下手，有人负责转移赃款，而且十分讲“哥们义气”，就算被抓获，也很少有人会供出同伙，给案件侦破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结合这些特点，专案组一致认定，这四起连环盗窃案，极有可能是一个东北籍流窜盗窃团伙所为，而且这个团伙的人数不会太少，作案经验十分丰富。更让专案组担心的是，“东北虎”向来穷凶极恶，贪婪成性，除非被抓获，否则绝对不会收手，他们极有可能会继续在杭州站始发的列车上作案，危害更多旅客的财产安全。 “必须尽快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作案！”公安处领导拍着桌子，语气坚定地说道，“抽调精兵强将，秘密布控，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抓获犯罪分子，追回赃款，给受害旅客一个交代！” 按照部署，杭州铁路公安处立刻行动起来。乘警队副队长亲自带领4名精干的侦查员，乔装成普通旅客，在杭州站秘密布控，密切关注着车站内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那些形迹可疑的东北籍人员。其余的警力，则由刑侦科科长带领，在车站附近的宾馆、招待所、小巷子等地待命，一旦秘密监控组发现线索，就立刻出击，实施抓捕。 8月24号下午5点，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杭州站的站台上，给整个车站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此时，从杭州站开往沈阳站的136次旅客列车开始放客，旅客们拿着车票，有序地排队检票，准备上车。 两名乔装成旅客的便衣侦查员，不动声色地站在站台的角落，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来往的人群。他们穿着普通的衬衫和长裤，背着一个旧背包，看起来和普通旅客没什么两样，但眼神里的警惕，却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就在这时，他们的目光同时落在了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都是东北口音，一高两矮，穿着时髦的喇叭裤，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里没有拿任何行李，只是在站台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眼神飘忽不定，时不时地抬头扫视着站台上方的行李架，又低头打量着来往的旅客，形迹十分可疑。 侦查员们立刻提高了警惕，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密切关注着三个人的一举一动。这三个人在站台上溜达了一大圈，看了看即将发车的136次列车，又看了看旁边的其他列车，似乎在寻找下手的目标。片刻之后，他们突然转身，快步跳上了由杭州站开往福州站的377次旅客列车——这趟列车即将发车，车厢里已经挤满了旅客，正是混乱的时候。 “跟上！”其中一名侦查员低喝一声，和另一名侦查员对视一眼，立刻跟着上了377次列车。 上车之后，侦查员们分开行动，一人负责盯着高个子，一人负责盯着两个矮个子。只见那个高个子，在两个矮个子的掩护下，假装寻找座位，慢慢走到一节车厢的中部，趁周围的旅客不注意，猛地爬上座椅，双手抓住行李架上的一个旅行包，假装整理行李，手指飞快地摸索着旅行包的拉链，几下就拉开了拉链，伸手就往里面翻。 两个矮个子则站在旁边，故意大声交谈，吸引周围旅客的注意力，同时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一旦发现有人注意，就会立刻给高个子使眼色。高个子的动作十分迅速，短短几秒钟，就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叠现金，飞快地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把旅行包的拉链拉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从座椅上跳了下来，和两个矮个子对视一眼，慢慢向车厢门口挪动。 侦查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却没有立刻出手抓人。他们知道，“东北虎”都是团伙作案，而且十分狡诈，如果不是人赃并获，就算抓住了，他们也不会轻易交代问题，更不会供出其他同伙。而且，他们不确定这三个人是不是还有其他同伙，一旦贸然出手，很可能会打草惊蛇，让其他同伙逃脱。 按照专案组制定的作战方案，发现犯罪分子后，轻易不抓，先跟踪侦查，摸清他们的落脚点和同伙情况，然后一举端窝，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只有在人赃并获的情况下，才可以先抓获落单的人员，逐步突破。 作案得手后，这三个人并没有在列车上多做停留，趁着列车还没发车，立刻分头下车，朝着站台出口的方向走去。两名侦查员立刻跟上，一人跟踪高个子，一人跟踪两个矮个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避免被发现。 跟踪高个子的侦查员发现，高个子下车后，没有和另外两个矮个子汇合，而是一个人快步走向站台出口，似乎想单独离开。侦查员抓住这个机会，趁周围人少，快步上前，一把抓住高个子的胳膊，亮出证件，低声说道：“警察，不许动！跟我走一趟！” 高个子脸色瞬间一变，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挣扎着想要挣脱，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你们干什么？我没做什么坏事！放开我！” 侦查员用力按住他，语气严厉地说道：“少废话，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说完，就把高个子秘密带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隐蔽地点，暂时控制起来。 而另一边，跟踪两个矮个子的侦查员发现，这两个矮个子走到站台出口，左等右等，都没等到高个子，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他们四处张望了一会儿，似乎意识到情况不对，不敢多做停留，立刻在车站门口雇了一辆三轮车，催促着车夫赶紧离开。 侦查员见状，立刻也雇了一辆三轮车，跟在他们后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小心翼翼地尾随。三轮车在街道上行驶着，穿过拥挤的人群，沿着清泰路一路前行。那两个矮个子似乎十分警惕，时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被人跟踪。 侦查员心里清楚，一旦被他们发现，很可能会发生危险，而且还会让他们逃脱。为了避免伤及无辜，也为了能够顺利跟踪到他们的落脚点，侦查员跟骑车的师傅出示了证件，严肃地说道：“师傅，我们是警察，正在办案，麻烦你配合一下，这辆车我们暂时征用了。” 骑车的师傅一听是警察办案，立刻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跳下车，说道：“警察同志，没问题，你们尽管用，我全力配合！”那个年代，人们对警察十分信任和尊重，能够为办案出一份力，师傅心里也十分乐意。 侦查员道谢之后，立刻骑上三轮车，继续跟踪前面那辆三轮车。两辆车一前一后，穿过清泰立交桥，驶上环城东路，一路上，侦查员不敢有丝毫大意，紧紧跟在后面，既不拉近距离，也不被落下。 大约行驶了十几分钟，前面的三轮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子。这条小巷子很偏僻，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冒着袅袅炊烟。侦查员小心翼翼地跟进去，看着前面的三轮车在恒河体育俱乐部招待所门前停了下来。 两个矮个子付了车费，警惕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确认没有人跟踪之后，才快步走进了招待所。侦查员赶紧停下三轮车，躲在小巷子的拐角处，密切关注着招待所的门口。他知道，这很可能就是这个盗窃团伙的落脚点，但他只有一个人，不敢贸然进去，万一里面还有其他同伙，不仅抓不到人，还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安全。 情况紧急，侦查员急中生智，立刻拦下了一名路过的女同志。他掏出证件，语气急切地说道：“同志，你好，我们是铁路公安，正在办案，麻烦你帮个忙，打个公用电话，给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队，让他们火速派人来支援，就说在恒河体育俱乐部招待所，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说完，他掏出几块钱，递给了女同志。 女同志看着侦查员严肃的神色，又看了看他手里的证件，立刻点了点头，接过钱，说道：“警察同志，没问题，我马上就去！”说完，就快步跑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按照侦查员的要求，拨通了乘警队的电话。 乘警队副队长接到电话后，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带领4名干警，穿着便衣，火速赶往恒河体育俱乐部招待所。一路上，他们不敢开警灯，也不敢鸣警笛，生怕惊动了里面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加快车速，争分夺秒地赶往目的地。 十几分钟后，副队长带着干警们赶到了招待所。他们先在招待所门口观察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异常之后，才走进招待所，找到前台工作人员，出示证件后，低声问道：“同志，麻烦问一下，刚才是不是有两个东北口音的男人，一高一矮，住进了你们这里？他们住在哪个房间？” 前台工作人员愣了一下，仔细回想了一下，说道：“哦，你说的是那两个穿喇叭裤的男人吧？他们刚才确实住进来了，住在306号房间，还有另外两个人，比他们先到一步，也住在同一个房间。” 副队长心里一喜，没想到这个团伙不止三个人，竟然还有另外两个同伙。他立刻做出部署，让两名干警守在306号房间所在的窗外楼下，密切关注着窗户的动静，防止里面的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从窗户逃跑。其余的四个人，则跟着副队长，悄悄冲上三楼，来到306号房间门口。 副队长示意大家做好准备，然后伸出手，用力敲了敲房门，语气平淡地说道：“服务员，送水！”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送什么水？不需要！” 副队长心里清楚，里面的人已经起了疑心。他不再犹豫，对着身边的干警使了个眼色，干警们立刻做好了抓捕准备。副队长再次敲门，语气严厉地说道：“我们是警察，开门！否则我们就破门而入了！” 房间里顿时一片混乱，传来桌椅挪动的声音，还有人惊慌失措的叫喊声。片刻之后，房门被慢慢打开了一条缝，一个矮个子探出头来，眼神警惕地打量着门外的人。 “动手！”副队长低喝一声，率先冲了上去，一把抓住那个矮个子的胳膊，用力将他拽了出来，身边的干警们立刻上前，掏出手铐，将他牢牢铐住。 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看到同伴被抓，顿时慌了神，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但还是心存侥幸，其中两个人猛地冲到窗户边，一把推开窗户，不顾三楼的高度，就要往下跳——他们宁愿摔断腿，也不想被警察抓住。 可他们没想到，守在楼下的两名干警早就做好了准备。就在他们纵身跳下的那一刻，两名干警立刻冲了上去，伸出手，稳稳地将他们接住，然后迅速戴上手铐，制服在地。剩下的一个人，见大势已去，再也没有反抗的勇气，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了。 干警们立刻冲进306号房间，对房间进行了全面的搜查。房间里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一些现金和衣物，干警们仔细搜查着每一个角落，最终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床底下，搜出了大量的现金，经过清点，一共是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还搜出了几把螺丝刀、一把剪刀，这些都是他们作案时使用的工具。 随后，被抓获的这5名犯罪嫌疑人，被干警们带回了杭州铁路公安处，连夜进行突审。审讯室里，灯光昏暗，气氛严肃，副队长亲自坐镇，对这5个人进行审讯。 一开始，这5个人还十分顽固，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嘴里反复念叨着“我们没偷东西，你们抓错人了”“那些钱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干警们拿出搜查出来的现金和作案工具，一一摆在他们面前，语气严厉地进行审讯，耐心地宣讲法律知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这5个人终于扛不住了，先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们承认，8月24号下午，他们在377次旅客列车上，盗窃了一名旅客的元现金，然后就逃到了恒河体育俱乐部招待所落脚，没想到还是被警察抓获了。 但是，当干警们问到8月24号早上551次列车和365次列车上的四起盗窃案时，这5个人却矢口否认，死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反复说道：“那些案子不是我们做的，我们24号早上才到杭州，根本没来得及上那两趟列车，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 专案组的干警们没有轻易相信他们的话，而是对他们的供述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核实。经过一番研究，专案组认为，这5个人说的话，基本属实。 首先，8月24号当天，杭州站始发的旅客列车上，一共发生了5起盗窃案，涉案总金额超过了元，而这次从5个人身上缴获的赃款只有元，还差多元，显然还有其他的赃款来源，这说明，除了这5个人之外，还有其他的犯罪分子在作案。 其次，根据551次列车上被盗的黄某回忆，他丢失的元现金中，有将近3000元都是5块钱一张的零钱，这些零钱是他平时进货时找零攒下来的，特意放在了拎包的夹层里。但这次从5个人身上缴获的赃款，都是10块、20块、50块的整钱，一张5块的都没有，这就基本排除了这5个人在551次列车和365次列车上作案的可能性。 “看来，还有另一个‘东北虎’团伙在杭州站作案。”副队长皱着眉头，语气沉重地说道，“这两个团伙很可能是相互认识的，他们一起流窜到杭州，分头作案，目的就是为了多偷点钱，然后尽快转移。” 既然这5个人不是前四起盗窃案的凶手，那么侦查工作就不能停止。干警们没有丝毫松懈，决定继续在杭州站布控，密切关注着车站内的一举一动，一定要把另一个盗窃团伙也抓获归案，追回全部赃款。 8月25号凌晨，天还没亮，夜色依旧浓重，杭州站里已经有了零星的旅客。侦查员们放弃了休息，再次来到杭州站，乔装成普通旅客，在车站的售票处、候车室、站台上，继续秘密布控。他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坚定——他们一定要抓住犯罪分子，给受害旅客一个交代。 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清晨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杭州站的站台上。早上7点左右，就在侦查员们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突然被一群人吸引住了。 只见一群打扮十分时髦的人，一共有10个，其中8个男的，2个女的，都是东北口音，穿着喇叭裤、花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里提着几个不起眼的小包，在售票处转了一圈，然后径直走进了站台。他们的眼神飘忽不定，时不时地抬头扫视着行李架，又低头打量着来往的旅客，形迹十分可疑，和之前抓获的5个“东北虎”十分相似。 侦查员们立刻提高了警惕，悄悄跟了上去，密切关注着这10个人的一举一动。只见这10个人上了365次旅客列车，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其中一个男的，趁着车厢里混乱，悄悄爬上座椅，拉开了行李架上一个旅行包的拉链，飞快地掏出一叠现金，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假装整理行李，从座椅上跳了下来，和身边的同伴对视一眼，示意作案得手。 作案之后，这10个人没有在列车上多做停留，立刻分头下车，然后蹿上了停在站台另一边的120次旅客列车，似乎想继续作案。 就在这时，乘警队副队长带着一部分刚退勤、还有兄弟单位来杭州学习的不在勤的乘警，赶到了站台支援。原来，副队长担心侦查员们人手不足，一旦发现大规模的犯罪团伙，无法顺利实施抓捕，所以特意调集了支援力量，赶来协助布控。 可没想到，支援的干警们虽然穿着便衣，但他们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股英气，而且人数众多，一下子就引起了那10个“东北虎”的注意。这些“东北虎”作案经验十分丰富，警惕性极高，他们一看这群人，就知道是警察，顿时像惊弓之鸟一样，立刻散开，分头逃窜。 干警们措手不及，没想到会突然惊动他们。副队长立刻大喊一声：“快！分头追！不能让他们跑了！” 干警们立刻分散开来，朝着各个方向追了过去。站台之上，顿时一片混乱，旅客们纷纷避让，干警们一边追赶，一边大喊着“警察办案，不许动”。经过一番追逐，干警们终于成功堵住了一只来不及逃跑的“东北虎”，当场将他制服，带到了杭州站派出所，连夜进行突审。 可这个人十分顽固，不管干警们怎么审讯，他都一言不发，低着头，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不供出其他同伙的下落。干警们没有放弃，对他进行了搜身，希望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这时，一名干警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团废纸，揉得皱巴巴的。干警们小心翼翼地展开废纸，一看，原来是一张擦皮鞋纸，纸上印着“杭州华侨饭店”的字样，还有饭店的地址和电话。 “华侨饭店？”副队长眼前一亮，立刻说道，“这伙人很可能就在华侨饭店落脚！他们作案之后，肯定会回到饭店分赃或者休息，我们必须立刻赶过去，不然他们就跑了！” 时间紧急，副队长立刻命令8名干警，分成两辆出租车，火速赶往杭州华侨饭店。在这里，我们得多说一嘴，1989年的时候，出租车在杭州还是个奢侈玩意，整个杭州城的出租车数量只有200辆左右，而且价格不菲，普通老百姓根本坐不起。 干警们拦下两辆出租车，上车后，立刻向司机师傅说明情况：“师傅，我们是警察，正在办案，麻烦你开快一点，赶往华侨饭店，有紧急任务！” 司机师傅们一听是警察办案，都十分配合，二话不说，立刻发动汽车，踩下油门，一路闯红灯，朝着华侨饭店的方向疾驰而去。他们心里清楚，警察办案刻不容缓，多耽误一分钟，犯罪分子就有可能多一分逃跑的机会，所以他们拼尽全力，加快车速，争取尽快把干警们送到目的地。 十几分钟后，干警们赶到了华侨饭店门前。远远地，他们就看到，华侨饭店门口停着4辆出租车，车上下来了8个人，正是那10个“东北虎”中的8个：还有2个人，一个在饭店里面，一个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8个人刚下车，就看到了赶来的干警们，顿时脸色大变，知道自己被包围了。其中3个人反应最快，立刻从口袋里掏出匕首，握在手里，对着干警们挥舞着，恶狠狠地说道：“别过来！再过来我们就不客气了！” 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8名干警毫无畏惧，立刻掏出警棍，冲了上去，和这8个“东北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警棍挥舞的声音、匕首碰撞的声音、犯罪分子的叫喊声、干警们的喝止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激烈。 这一幕，被在华侨饭店门口等生意的六七名载客三轮车师傅，还有几名出租车司机师傅看到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丢下自己的车，冲了上去，主动帮助干警们抓坏人。他们有的抢犯罪分子手里的匕首，有的抱住犯罪分子的胳膊，有的帮忙按住犯罪分子的腿，用自己的方式，支援着干警们的抓捕行动。 “警察同志，我们来帮你！” “别让这些坏人跑了！” 群众们的呐喊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路人看到后，也纷纷加入到抓捕的队伍中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原本嚣张跋扈的“东北虎”们，渐渐体力不支，一个个被制服在地。 短短十几分钟，饭店门口的6男二女就被干警们和群众们合力制服了。就在这时，干警们发现，还有一个“东北虎”没有被抓获，经过询问群众和饭店工作人员得知，这个人还在华侨饭店的前台，正在和工作人员交涉。 干警们立刻冲进饭店，来到前台。只见那个“东北虎”正指着前台工作人员，大声争吵着，脸上带着不耐烦的神色。原来，他们在饭店住宿期间，因为分赃不均，发生了矛盾，互相打闹，不小心把客房里的茶杯给摔坏了，饭店工作人员要求他们赔偿，可这个人不愿意赔偿，双方就吵了起来。 当他看到冲进饭店的干警们时，顿时愣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反应过来之后，立刻转身就要逃跑。可他已经来不及了，旁边的饭店保安反应迅速，立刻冲了上去，一把将他摁在地上，死死地按住，不让他动弹。干警们快步上前，掏出手铐，将他牢牢铐住。 至此，10名“东北虎”全部落网。干警们立刻对他们进行了现场搜身，同时搜查了他们放在出租车里的行李。经过清点，一共搜出了现金7万余元，还有金项链两条、金戒指两枚、金耳环两副、照相机一台。这些东西，在当年都是十分值钱的物件，就算放在现在，也价值不菲。除此之外，还缴获了3把匕首，这些都是他们作案时使用的凶器。 整个抓捕过程，从杭州站到华侨饭店，一共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这场抓捕行动中，干警们英勇无畏，群众们积极配合，上演了一场警民同心抓坏人的精彩画面。如果不是群众们的热心帮助，干警们想要在短时间内制服这10名穷凶极恶的“东北虎”，恐怕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随后，这10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了杭州铁路公安处，和之前抓获的5名犯罪嫌疑人一起，接受审讯。在铁证如山面前，这8男二女终于低下了头，先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们交代，8月24号早上，他们在551次列车和365次列车上，先后实施了四起盗窃案，偷走了黄某元、杨某元、王某2100元、赵某元，一共元现金。8月25号早上，他们又在365次列车上作案，偷走了一名旅客的现金，然后准备乘坐120次列车前往上海，继续作案。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前后两个“东北虎”团伙的15名犯罪嫌疑人，还交代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们相互认识，都是东北籍的流窜盗窃犯，平时分散作案，这次是特意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两个团伙，一起流窜到杭州。他们8月23号抵达杭州，计划在杭州作案一段时间，平均每个人挣个几万块钱，就转战上海，继续流窜作案。 他们还交代，之所以分成两个团伙，是因为人数太多，一起作案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分成两个团伙，分头作案，既能提高作案效率，又能降低被抓获的风险。而且，两个团伙之间相互照应，一旦遇到危险，就会互相支援。 让人感到庆幸的是，由于铁路警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8月24号那个5人团伙被抓获的时候，另外这个10人团伙一无所知，还在继续作案。而当警方开车赶到华侨饭店的时候，这10人团伙中的9个人，已经办理好了退房手续，准备前往杭州站，乘坐火车前往上海。 之所以没有及时离开，就是因为他们在分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互相打闹，不小心摔坏了客房里的茶杯，饭店工作人员要求他们赔偿，双方僵持不下，这才拖延了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让警方及时赶到，将他们全部堵在了华侨饭店门口，一网打尽。 如果不是因为分赃不均引发的矛盾，拖延了他们的时间，这9个人很可能就已经坐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逃离杭州，继续危害其他旅客的财产安全，给案件的侦破带来更大的难度。可以说，正是这伙人的贪婪和内讧，让他们自食恶果，最终落入了法网。 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杭州铁路公安处的干警们，在群众的大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了这起震惊杭州铁路系统的连环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缴获赃款余元，还有大量的贵重物品，追回了全部被盗赃款，给受害旅客一个满意的交代。 第265章 反转！村民眼中的老实人，竟是命案真凶 2006年的夏天，河南巩义市孙寨村被一股热浪死死裹住。太阳像个烧红的烙铁，悬在头顶上，把泥土晒得开裂，路边的野草蔫头耷脑地贴在地上，连知了的叫声都透着一股子烦躁，扯着嗓子喊了一天，到了傍晚也不见停歇。村里的老人们总坐在大槐树下摇着蒲扇，嘴里念叨着“这鬼天气，热得邪乎”，可谁也没想到，比这三伏天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像一块冰碴子，狠狠扎进了每个村民的心里，让整个孙寨村的这个夏天，都被恐惧和躁动笼罩着。 这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对于住校的孙雅洁来说，这个周末和往常一样，满是对家的期盼。今年刚上初中的她，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一想到家里的母亲赵小桃，想到母亲做的热乎饭菜，她就按捺不住心里的急切。放学铃声一响，她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一路小跑着往家赶。从镇上的学校到孙寨村，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土路，一路上尘土飞扬，汗水把她的校服浸得透湿，贴在背上黏糊糊的，可她丝毫不敢放慢脚步。 尽管拼尽全力赶路，可等孙雅洁跑到家门口的时候，天还是彻底黑了下来。暮色像一块厚重的黑布，把整个村子都罩了起来，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单薄。孙雅洁喘着粗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尘土，抬头看了看自家的院门，那扇熟悉的木门，竟然没有锁，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发出“吱呀”一声悠长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院子里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灯光，也没有一点声音，连平时里母亲喂的鸡、养的狗，都安静得可怕。一股莫名的不安，像藤蔓一样瞬间缠上了孙雅洁的心头，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站在院门口，试探着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回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孙雅洁咬了咬嘴唇，壮着胆子走进院子，脚步放得极轻，生怕惊动了什么。她先走到客厅门口，轻轻推开房门，客厅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她摸索着打开墙上的开关，“啪”的一声，灯光亮起，客厅里的一切都映入眼帘，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地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常，可就是没有母亲的身影。 “妈？”她又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转身走进了母亲的卧室。卧室里同样整整齐齐，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头柜上放着母亲常用的梳子和面霜，可还是没有母亲的踪迹。孙雅洁的心跳越来越快，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她又跑到另外几个房间，挨个找了一遍，都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 “难道妈妈去厨房做饭了？”孙雅洁心里嘀咕着，脚步匆匆地走向厨房。厨房在院子的一侧，紧挨着卧室，平时母亲总是在这个时候在厨房忙碌，烟火气十足。可今天，厨房门口安安静静的，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孙雅洁深吸一口气，轻轻推开了厨房的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夹杂着夏日的闷热，瞬间扑面而来，让她胃里一阵翻涌。 她下意识地抬头一看，眼前的一幕让她瞬间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母亲赵小桃躺在厨房的地上，头朝西，身下是一滩刺目的血迹，染红了周围的水泥地。赵小桃的眼睛圆睁着，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的神情，脖子上有明显的伤痕，裤子被褪了，模样惨不忍睹。 孙雅洁的大脑一片空白，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一声凄厉的尖叫从她嘴里爆发出来，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她吓得浑身发抖，连站都站不稳，双手紧紧攥着衣角，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却连哭都哭不连贯。她慌乱地摸出兜里的手机，那是母亲给她买的，方便她放学联系家里，手指颤抖着按下了110，声音哽咽着说：“警……警察叔叔，快来！我家……我家杀人了！我妈妈……我妈妈死了！” 接到报案后，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李建伟，和副大队长魏峰刚，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带着队员，驱车赶往孙寨村。彼时的孙寨村，交通十分不便，通往村子的土路坑坑洼洼，晚上没有路灯，车子只能缓慢行驶，一路上颠簸不断。半个多小时后，警方终于赶到了案发现场，此时的院子里，已经围了几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大家都面带惊恐，窃窃私语，却没人敢靠近厨房一步。 李建伟和魏峰刚立刻疏散了围观的村民，拉起警戒线，保护好案发现场。两人走进厨房，眼前的景象让见惯了凶案现场的他们，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受害人赵小桃躺在地上，颈部有明显的血迹，裤子被褪下大半，初步判断有性侵犯的迹象。结合现场的情况，李建伟当即断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强奸杀人案，而案发现场，就在这个厨房，死者正是孙雅洁的母亲赵小桃。 随后，侦查员和技术人员也陆续赶到了现场，立刻展开了全面的勘察工作。技术人员穿着专业的勘察服，小心翼翼地在厨房和院子里排查着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丝蛛丝马迹。很快，他们就有了发现：在赵小桃头颈部以下的地面上，有一滩大面积的血迹，血迹还没有完全干涸，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而在距离这滩血迹不到一米的地方，放着一把菜刀，菜刀的刀刃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刀柄上有模糊的指纹。 侦查员拿起菜刀，仔细观察着，刀刃上的血迹呈暗红色，和地面上的血迹颜色一致。技术人员立刻对菜刀上的血迹进行了初步检测，同时对比了死者颈部的创口，发现创口的形状、大小，都和菜刀的刀刃吻合，初步判断，这把菜刀就是杀害赵小桃的凶器，菜刀上的血迹，应该就是死者赵小桃的。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凶器已经找到，案件有了初步进展的时候，法医的尸检结果，却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死者并非死于那把菜刀。法医在对赵小桃的尸体进行详细检验时发现，她的脖子上，除了菜刀造成的创口之外，还有明显的掐痕，掐痕深深嵌入皮肤，边缘清晰，能看出凶手用力极大。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检验，法医最终做出了推断：死者赵小桃，是被人扼颈窒息死亡，也就是说，凶手先掐死了赵小桃，之后才用菜刀割断了她的喉咙。这样残忍的作案手法，让在场的民警都十分震惊，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农村妇女？ 随着尸检的深入，法医又有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死者赵小桃的身上没有一处抵抗伤。这个发现让所有侦查员都陷入了沉思，如果死者是在活着的时候被人侵犯，那么她一定会奋力反抗，身上必然会留下挣扎、抵抗的痕迹；而没有抵抗伤，就只有一种可能：赵小桃是被人杀死之后，遭到了不道对待。 与此同时，侦查员在死者赵小桃的裤子上，发现了几处精，裤子的裤腿上还有明显的划痕，并且沾有少量的泥土。除此之外，侦查员在院子里到厨房之间的地面上，发现了隐约的拖拉痕迹，痕迹杂乱，能看出有人曾经将重物从院子里拖到了厨房。 赵小桃家是农村常见的自建房屋，四室两厅的结构，院子有几十平米大小，院子周围围着一圈两米五高的围墙，这个高度，在整个孙寨村来说，都算是很高的了。这样的围墙，原本是为了防止小偷闯入，保护家里的安全，可此刻，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院子里的情况。再加上赵小桃家住在孙寨村的边缘，离村子中心很远，紧邻着人迹罕至的大峪沟，平时很少有人路过，一旦发生什么事，很难被人发现。 侦查员随后对赵小桃家的卧室、客厅等房间进行了仔细勘察，发现所有房间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抽屉、柜子都完好无损，家里的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结合这些线索，民警初步判断，凶手的作案目的并不是劫财，而是直奔赵小桃本人而来。 那么，行凶的人到底是谁？他又是怎么进入赵小桃家院子的？法医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血迹的干涸情况，结合当时的气温，推断出赵小桃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报案前一天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正是村民们吃完晚饭，外出乘凉、聊天的时间，可赵小桃家地处偏僻，周围没有邻居，根本没有人能提供有效的目击线索。 民警通过询问孙雅洁和村民，了解到赵小桃家的基本情况：赵小桃今年44岁，丈夫孙有良常年在省城郑州打工，做的是安装工人的活，平时很少回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匆匆回来一趟；女儿孙雅洁住校，每周只有周末才会回家。所以，平时的院子里，就只有赵小桃一个人独居，长年累月，孤零零的，十分冷清。 据孙雅洁回忆，她的母亲平时非常谨慎，性格也比较内向，出入院门都会随手锁门，不管是出去买菜、串门，还是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门锁好，从来不会像今天这样，大门虚掩着，不锁门。民警再次仔细检查了院门，发现院门的锁具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这就排除了凶手撬门而入的可能。 那么，凶手到底是怎么进来的？侦查员再次围绕院子展开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很快，他们在院门东侧的一个新盖的鸡窝上，有了重大发现。这个鸡窝是赵小桃不久前刚盖的，用的是砖块和瓦片，还没有完全完工，顶棚上的瓦片还没有铺整齐。侦查员在鸡窝的顶棚上，发现了一块瓦片的碎片，碎片的断口非常平整，看起来是刚刚断裂不久的，并且在碎片上，还有隐隐约约的踩踏痕迹，能看出有人曾经踩在上面过。 为了进一步确认，民警攀爬到了院墙之上，仔细观察院墙的顶部，发现院墙的边缘，有明显的攀爬痕迹，墙面的砖块上，有手指抓挠的印记，还有少量的泥土残留。结合鸡窝顶棚上的踩踏痕迹，警方最终分析认定：凶手是先踩在鸡窝的顶棚上，然后攀爬到院墙上，最后翻进了赵小桃家的院子里。 赵小桃家的房屋结构，是农村常见的样式：迎面的中间是客厅，客厅左右两侧是卧室，侧面就是厨房，卧室紧邻着厨房，中间只隔了一堵薄墙。死者赵小桃是在厨房被发现的，裤子上有剐蹭的痕迹和泥土，再结合院子里的拖拉痕迹，警方推断，赵小桃应该是在院子里和凶手相遇，随后被凶手杀害，之后凶手又将她的尸体从院子里拖到了厨房，实施了不道行为。 更重要的是，凶手能够准确地找到鸡窝作为攀爬的落脚点，还能清楚地知道赵小桃家的房屋布局、居住情况，这说明凶手非常熟悉赵小桃家的环境，大概率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赵小桃家的围墙有两米五高，想要攀爬上去，需要一定的体力和攀爬能力，所以凶手应该是一个青壮年男性，七老八十的老人，或者年纪尚小的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这么高的围墙。 还有一个细节，让警方更加确定凶手是直奔赵小桃而来：赵小桃家的卧室和客厅，都没有被闯入的痕迹，凶手进入院子之后，没有去其他房间，而是直接找到了赵小桃，将其杀害，之后实施不道行为，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没有丝毫停留。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得十分熟练，显然是有备而来。 孙寨村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山区，属于丘陵地带，2006年的时候，村里的交通非常不便利，没有水泥路，村民出行全靠步行，想要去最近的集市，至少需要步行一个小时。因为村子偏僻，平时除了偶尔过来收山货的商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陌生人出现。而案发的时候，是晚上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收山货的商人早就已经离开了村子，不可能在村里逗留，所以警方很快就排除了流窜作案的可能，认定凶手很可能就是本村的村民。 就在警方展开走访排查的时候，接到了一位村民的举报。这位村民说，案发当天晚上，他在自家院子里乘凉，无意间看到一个神秘的黑影，从大峪沟的方向跑向村子里，而大峪沟的方向，正好是赵小桃家所在的位置。这个黑影跑得很快，身形偏瘦，看起来像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天色太黑，他没有看清黑影的脸，也不知道黑影具体是谁。 这个线索让警方眼前一亮，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孙寨村的人口本来就不多，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是老幼妇孺，符合作案条件（青壮年男性）的人，寥寥无几。不过，这也给警方的侦破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排查范围大大缩小，只要逐一排查村里留下的青壮年男性，就有可能找到凶手。 在接下来的走访排查中，一个名叫崔中超的年轻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崔中超案发当年29岁，是孙寨村的村民，平时在村里的口碑并不好，有不少村民反映，崔中超有小偷小摸的习惯，经常偷村里人的鸡、鸭，或者偷偷摸摸拿别人家里的小东西，虽然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也让村民们对他颇有微词。 更让警方怀疑的是，案发第二天上午，平时一直待在家里，很少外出的崔中超，突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村子，去向不明。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畏罪潜逃，才突然离开村子的。 可就在警方准备重点调查崔中超的时候，不少村民却站出来为他辩解。一位村民大姐说：“不可能是中超干的，他才29岁，赵小桃都44岁了，俩人年龄相差这么大，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还有一位村民说：“崔中超有女朋友，平时和他女朋友感情还不错，怎么会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民警进一步走访了解到，崔中超幼年丧母，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没有人管教他，所以小时候就养成了偷鸡摸狗的恶习。不过，村民们也反映，崔中超虽然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但生性怕事，胆子很小，平时说话都轻声细语，遇到一点事就会紧张，本性并不坏，说他杀人、强奸，村民们都觉得不可能，觉得他没有那个胆子。 尽管村民们都为崔中超辩解，但警方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毕竟他的嫌疑确实很大。可就在这时，警方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让案件的侦破方向，发生了转变。 有村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7点钟左右，赵小桃曾经出现在村子里的麻将馆，和村民们一起打麻将，期间，因为3块钱的赌资，和同村的村民孙大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个小时之后，赵小桃就遇害了。 据当时在场的村民回忆，当天晚上，赵小桃在麻将馆打麻将，手气不太好，输了不少钱，最后一把牌，她因为3块钱的赌资，和孙大庆吵了起来。赵小桃性格比较执拗，认准的事情，就不肯退让，当时就对着孙大庆不依不饶，说了不少难听的话，把孙大庆骂得面红耳赤。 孙大庆今年39岁，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鲁莽，性格暴躁，还特别好面子，平时在村里，没人敢轻易招惹他。那天晚上，他被赵小桃当众辱骂，觉得丢尽了面子，当场就急了，站起来就要动手打赵小桃，幸好当时在场的村民赶紧把他摁住了，拉着劝着，才没有打起来。 村民们说，当时孙大庆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嘴里不停的骂着，赵小桃见势不妙，也不再争吵，在村民的劝说下，自己一个人回家了。而赵小桃走了之后，孙大庆还是气不打一处来，在麻将馆里嚷嚷着：“这事就这么完了？没门！赵小桃，你给我等着，我非得找她算账不可！” 这条线索让警方十分重视，孙大庆和赵小桃有直接的冲突，并且还扬言要教训赵小桃，他的作案动机非常明显。而且孙大庆39岁，正是青壮年，体力充沛，也有攀爬院墙的能力，符合警方之前对凶手的画像。那么，赵小桃会不会是孙大庆在盛怒之下，冲动杀人，然后实施不道行为的呢？ 一边是有小偷小摸习惯、案发后突然潜逃的崔中超，一边是和死者有激烈冲突、扬言要报复的孙大庆，两个人都有作案嫌疑，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警方陷入了两难之中，只能同时对两个人展开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先暗中调查孙大庆的行踪，了解他在案发当天晚上的活动轨迹。民警再次来到麻将馆，找到了当时在场的村民，详细询问了孙大庆在案发当晚的情况。村民们都说，那天晚上，孙大庆在赵小桃走了之后，一直留在麻将馆打麻将，直到深夜才离开，期间并没有长时间离开过。 民警赶紧追问：“他中间有没有出去过？比如上厕所、喝水之类的？”有村民回忆说：“出去过一次，是上厕所，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几分钟，我们当时都在专心打麻将，也没太在意他具体出去了多久。” 这个细节让警方心中一动，赵小桃家距离麻将馆大约有300米左右，成年人步行的话，一两分钟就能到达。如果孙大庆趁着上厕所的时间，快速跑到赵小桃家，翻墙进院，杀害赵小桃，实施不道行为，然后再快速返回麻将馆，会不会有可能？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警方专门在赵小桃家和麻将馆之间做了一个实验。民警按照孙大庆的年龄、体力，模拟了他从麻将馆出发，翻墙进院、杀人、实施不道行为、再翻墙出院、返回麻将馆的整个过程。经过反复测试，民警发现，这一系列的过程，至少需要10到20分钟的时间，而孙大庆当时出去上厕所，仅仅只有几分钟，时间根本不够。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排除孙大庆的嫌疑，万一他当时加快了速度，或者村民记错了他出去的时间呢？警方没有放弃，再次来到赵小桃家，重新对现场进行勘察，希望能找到一些和孙大庆有关的线索。 之前警方已经勘察过，赵小桃家的卧室和客厅，东西摆放整齐，没有翻动、打斗的痕迹。这个卧室很简陋，只有一个衣柜、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床上放着一部固定电话。民警之前并没有太在意这部电话，可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部固定电话，并没有放在通常摆放的床头柜上，而是放在了床上。 大家都知道，固定电话一般都是放在床头柜、桌子等方便取用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把电话放在床上。民警推测，只有一种可能：赵小桃在被害之前，曾经躺在床上，或者趴在床上打电话，所以把电话拿到了床上，没有放回去。 这个发现让警方产生了一个疑问：赵小桃在被害之前，到底在和谁打电话？孙大庆之前扬言要教训她，会不会是孙大庆翻墙进院之后，赵小桃听到了动静，赶紧把电话拿到床上，想要报警，结果被孙大庆发现，然后遭到杀害？ 可这个猜想，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果赵小桃当时正在床上打电话，想要报警，那么孙大庆冲进来之后，必然会和赵小桃发生打斗，卧室里一定会留下打斗的痕迹，可现场的卧室，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常，甚至连床上的被子，都没有被翻动过。所以，这个猜想，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不过，这部电话，很可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民警决定，调取这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看看赵小桃在被害之前，到底和谁通过话，通话时长是多久。这一查，就让民警们感到毛骨悚然，发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根据通话记录显示，案发当天晚上7点左右，赵小桃去麻将馆打麻将，之后和孙大庆发生冲突，然后回家，而她回家之后，到晚上9点之前，正是警方推断的赵小桃被害的时间。可让人奇怪的是，这部固定电话，从晚上7点一直打到了凌晨1点，整整6个小时，通话从未中断过。 这就太诡异了，赵小桃晚上7点左右就去了麻将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打电话？而且她的死亡时间是晚上7点到9点之间，就算她回家之后立刻打电话，也不可能一直打到凌晨1点，因为她在9点之前就已经被害了。那么，这通长达6个小时的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难道赵小桃被害之后，家里还有其他人？如果家里还有其他人，那么赵小桃在被杀害、被侵犯的过程中，这个人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还能安安心心地打电话，一直打到凌晨1点？如果是凶手打的电话，也不合常理，凶手杀完人、实施不轨行为之后，应该会尽快逃离现场，怎么可能还留在现场，悠闲地打6个小时的电话？ 这件事很快就在孙寨村传开了，村民们都感到非常恐怖。在很多农村地区，村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封建迷信的思想，这件诡异的电话事件，让村民们议论纷纷。有村民说：“这肯定是赵小桃死得冤枉，阴魂不散，所以死后还在打电话，找人诉苦呢！”还有村民说：“太吓人了，赵小桃家那个院子，以后再也不敢靠近了，说不定里面还有鬼魂呢！” 一时间，孙寨村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晚上更是不敢轻易开灯，整个村子都被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警方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当然不信什么鬼神之说，他们坚信，这通诡异的电话，背后一定有猫腻，家里当时肯定还有第三个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和案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警方再次调取了电话的详细通话记录，发现这通电话，并不是打给某个固定的人，而是拨打了一个168开头的电话号码。民警一下子就明白了，168电话聊天室，在2006年前后，在河南的农村地区非常流行，是很多村民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 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对168电话聊天室没有印象，但在当时，它就相当于现在的qq漂流瓶、微信摇一摇，主要是供陌生人聊天、交友，很多人都会偷偷摸摸地打这个电话，和陌生人聊天、打情骂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尤其是那些独居的人，更是把168电话聊天室当成了排解孤独的方式。 民警了解到，168电话聊天室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只要拨打对应的号码，就能进入聊天室，和其他陌生人聊天，而且不会记录用户的任何资料，保密性很强。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人都通过这个聊天室，认识了陌生人，甚至有不少人，通过这个聊天室，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那么，赵小桃的被害，和这通168电话，有没有关系呢？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赵小桃已经使用168电话聊天室很长时间了，是聊天室的忠实用户，她的通话记录非常多，经常和不同的人聊天，有时候一个电话，就能打上好几个小时。 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赵小桃的一些传闻，也逐渐浮出水面。有村民透露，赵小桃在168聊天室里，认识了好几个男人，经常和他们打电话聊天，有时候还会偷偷出去和他们见面、吃饭。村民们说，赵小桃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女儿又住校，她一个人独居，难免会感到寂寞、孤独，所以才会通过168聊天室，和陌生人聊天，寻找慰藉，这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更有村民透露，有一个男人，对赵小桃非常痴迷，经常和她打电话，俩人聊得非常火热，村子里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这个男人，和赵小桃是同一个村子的，平时和赵小桃也有来往，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没有点破。 寂寞的中年女人，神秘的聊天对象，诡异的深夜电话，这一切，都让警方怀疑，赵小桃的被害，很可能和这些桃色新闻有关。那个对她痴迷的男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她的凶手。警方决定，重点调查和赵小桃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男人，找出那个神秘的聊天对象。 可让人无奈的是，168电话聊天室为了保护用户隐私，不记录任何用户的个人资料，警方无法通过通话记录，查到当时和赵小桃聊天的人是谁。无奈之下，警方只能调取赵小桃最近半年的通话记录，筛选出和她通话次数最多、通话时长最长的人，逐一进行排查。 经过筛选，警方发现了一个男人，他和赵小桃的通话非常频繁，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有时候一天能打两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同村的孙武奎。孙武奎案发当年45岁，已婚，有自己的家庭，平时在孙寨村附近的一个煤矿打工，性格比较老实，在村里的口碑还不错。 更让警方怀疑的是，有村民反映，案发前一段时间，孙武奎经常偷偷摸摸地进入赵小桃家，而且都是在晚上，有时候进去之后，第二天早上才会出来。一个已婚男人，经常在深夜进入一个独居女人的家里，还逗留一整晚，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 警方立刻找到了孙武奎，对他进行了问询。面对警方的询问，孙武奎没有隐瞒，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他和赵小桃的关系，他和赵小桃，已经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情人关系，案发当天晚上，他确实在赵小桃家里。 孙武奎说，那通从晚上7点打到凌晨1点的168电话，并不是赵小桃打的，也不是什么鬼魂打的，而是他打的。他回忆说，案发当天晚上，赵小桃约他去家里吃饭，他赶到赵小桃家的时候，赵小桃正在厨房打毛衣，桌子上已经做好了两碗饭，炒了一盘菜。俩人吃完饭后，赵小桃说吃得太饱，想出去打会麻将，就离开了家，而他，就躺在赵小桃的床上，拉灭了床头灯，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拨打了168聊天室，和陌生人聊天，聊着聊着，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睡到凌晨1点左右，醒来之后，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发现赵小桃还没有回来，我就拿着灯，在院子里和屋里到处找她。”孙武奎的声音有些颤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我走出卧室，刚到厨房门口，就拿着灯朝里面照了一下，就看见赵小桃躺在地上，身下一大滩血，我当时就吓懵了。” 孙武奎说，他知道赵小桃平时有动不动就昏倒的毛病，所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赵小桃又昏倒了，他赶紧跑过去查看，可走近一看，才发现赵小桃已经没气了，脖子上有伤口，地上全是血。他吓得魂飞魄散，生怕自己被当成凶手，就赶紧随手带上大门，撒腿就跑了，连报警都忘了。 孙武奎的交代，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大家都不敢相信，赵小桃被害的时候，孙武奎竟然就在隔壁的卧室里，而且还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要知道，卧室和厨房仅仅一墙之隔，凶手在院子里杀害赵小桃，然后将她拖到厨房，实施不轨行为，这期间，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孙武奎怎么可能完全听不到呢？ 如果孙武奎是凶手，他编出这样的理由，也太不靠谱了，杀完人、实施不轨行为之后，还能安安心心地躺在卧室里睡觉，甚至还打了6个小时的电话，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凶手又是谁？ 警方再次梳理线索，做出了一个新的推断：会不会是孙大庆在盛怒之下，趁着上厕所的时间，跑到赵小桃家，翻墙进院，杀害了赵小桃，然后在实施不道行为的时候，发现卧室里还有人在睡觉，为了嫁祸给孙武奎，就故意制造了强奸杀人的假象，然后迅速返回麻将馆，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推断，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孙大庆和赵小桃有冲突，有作案动机；他是青壮年，有作案能力；而且他有短暂的离开时间，虽然时间紧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作案的可能。而孙武奎，虽然在现场，但他睡着了，没有听到动静，也有可能。 现在，孙大庆和孙武奎，都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警方决定，采用最科学、最准确的方法，dNA比对。之前，侦查员在赵小桃的裤子上，发现了几处精点，只要采集孙大庆和孙武奎的dNA，与精斑的dNA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谁才是那个实施不道行为的人，也就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凶手。 为了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民警采集了孙大庆和孙武奎的血液样本，专门送到了郑州市公安局dNA检测中心，进行专业的检测。dNA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标识，也是破案的“神器”，只要比对成功，就能锁定嫌疑人，让案件真相大白。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两天，孙寨村表面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村民们的心里，依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赵小桃家的院子，依然被警戒线围着，没有人敢靠近，远远望去，那个黑漆漆的院子，透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 村民们茶余饭后，讨论最多的，就是这起命案，大家都在猜测，凶手到底是孙大庆，还是孙武奎。有人说，肯定是孙大庆，他脾气暴躁，还扬言要报复赵小桃，作案动机最明显；也有人说，应该是孙武奎，他和赵小桃有不正当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感情纠纷，才痛下杀手。 就在村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赵小桃的丈夫孙有良，从郑州赶回来了。孙有良接到消息后，心如刀绞，立刻向单位请假，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孙寨村，来料理妻子的后事。孙有良今年46岁，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常年在郑州的一家安装公司打工，为人朴实、憨厚，平时话不多，对妻子和女儿都非常好。 回到家后，孙有良看着妻子的遗体，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小桃，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走了，我和雅洁可怎么办啊？”他的悲痛，看起来非常真实，村民们都很同情他，觉得他太可怜了，妻子被害，他还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就在所有人都期盼着dNA检测结果，希望能尽快锁定凶手的时候，检测结果出来了，可这个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也让案件的侦破工作，再次陷入了困境，孙大庆和孙武奎的dNA，与赵小桃裤子上的精斑dNA，都比对不上。 这个结果，让警方和村民们都感到非常意外。大家都以为，凶手肯定是孙大庆和孙武奎中的一个，可没想到，两个人的嫌疑，竟然都被排除了。这就意味着，案发当晚，除了孙大庆、孙武奎之外，还有第三个人，进入了赵小桃家，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案件的侦破工作，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警方没有气馁，决定重新梳理所有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事，也要仔细排查。就在民警重新梳理孙武奎的问询笔录时，孙武奎说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案情出现了转机。 孙武奎说，案发前一段时间，赵小桃曾经警告过他，说：“咱俩人的秘密，好像被我家有良知道了，他最近经常三更半夜打电话回来，整天疑神疑鬼的，问我晚上在干什么，有没有外人来家里。” 这句话，让警方的注意力，瞬间转移到了赵小桃的丈夫孙有良身上。孙有良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思想传统，非常看重婚姻和家庭，一旦知道妻子有外遇，有不正当的情人关系，他很可能会无法接受，一时冲动，做出极端的事情。 警方开始怀疑，孙有良会不会是一个“双面丈夫”，对外，他表现得老实、憨厚、体贴，可在面对妻子的背叛时，他就会凶相毕露，痛下杀手。毕竟，妻子的背叛，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尤其是像孙有良这样思想传统的人，很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愤怒，失去理智，杀害妻子。 而且，孙有良常年在郑州打工，对家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知道赵小桃独居，知道家里的围墙高度，知道鸡窝的位置，也知道赵小桃和孙武奎的关系，他有作案的条件，也有作案的动机。那么，孙有良会不会就是真正的凶手？ 不过，警方并没有立刻对孙有良展开调查。一方面，孙有良刚刚失去妻子，情绪非常激动，此时调查他，很可能会刺激到他，也会让他的女儿孙雅洁受到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警方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孙有良就是凶手，如果贸然调查，很可能会打草惊蛇，让孙有良有机会销毁证据，甚至潜逃。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悄悄前往郑州，去孙有良打工的单位，调查他在案发当天的行踪，看看他有没有作案时间。民警驱车赶到郑州，找到了孙有良打工的安装公司，找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和孙有良的同事，详细询问了孙有良在案发当天的情况。 公司负责人说，案发当天，孙有良确实没有在公司上班，因为公司派他去山东出差了，他当天一早就从郑州出发，直接去了山东，并没有回家。孙有良的同事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孙有良出发前，还和他们打了招呼，说要去山东出差几天，等出差回来再和他们聚聚。 警方随后又联系了山东的出差对接方，确认了孙有良的行踪，他确实在案发当天到达了山东，并且在山东待了两天，直到接到妻子被害的消息，才从山东赶回郑州，然后回到了孙寨村。这样一来，孙有良就没有了作案时间，他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案件的侦破工作，再度陷入了困局。警方排查了村里所有符合作案条件的青壮年男性，排除了崔中超、孙大庆、孙武奎、孙有良等人的嫌疑，可凶手依然没有露面，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难道，凶手真的不是本村的村民？可之前的线索，都指向凶手是本村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警方并没有放弃，他们依然在反复梳理线索，琢磨着每一个细节。这时候，有民警提出，孙有良虽然没有作案时间，但他会不会提前安排好了一切？或者，他有没有可能，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先绕回孙寨村，作案之后，再去山东出差？ 基于这个猜想，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案发当天，孙有良接到公司派他去山东出差的通知后，并没有直接出发，而是悄悄绕回了孙寨村，他想趁着这个机会，看看妻子到底有没有和孙武奎在一起，想捉奸在床，报复妻子和孙武奎。 警方推测，孙有良回到孙寨村后，没有敲门，而是趁着夜色，踩着鸡窝，翻墙进入了自家的院子。他走进院子后，发现赵小桃不在家，只有卧室里亮着灯，他扒着窗户一看，发现孙武奎正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这一下，他彻底被激怒了，确认了妻子和孙武奎的不正当关系。 于是，孙有良就躲在院子里，等待赵小桃回家。而赵小桃，在麻将馆和孙大庆发生冲突后，怒气冲冲地回了家，刚走进院子，就被躲在暗处的孙有良冲了出来，趁她不注意，掐住了她的脖子，将她杀害。之后，孙有良为了嫁祸给孙武奎，就将赵小桃的尸体拖到厨房，制造了强奸杀人的假象，然后连夜翻墙出院，赶往山东，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推断，听起来合情合理，也符合孙有良的作案动机和对家里环境的熟悉程度。可推断终究是推断，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认定孙有良是凶手。警方决定，再次采集孙有良的dNA，与赵小桃裤子上的精斑进行比对，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可就在警方准备采集孙有良dNA的时候，一个被他们之前忽略的人，再次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崔中超。之前，警方因为村民的辩解，以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暂时放缓了对崔中超的调查，可现在，随着其他嫌疑人的嫌疑被排除，崔中超的嫌疑，再次凸显出来。 让警方重新关注崔中超的，是他的哥哥提供的一条线索。崔中超的哥哥说，崔中超离开村子之后，并没有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反而不停的给他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只问一件事，赵小桃被害案的侦破进展，问警方有没有找到凶手，有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 民警觉得，这非常不正常。崔中超和赵小桃，平时并不熟悉，只是点头之交，赵小桃被害，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如此关心案件的进展？而且，他还反复追问，生怕警方怀疑到他的头上，这种过度的关心，反而让他的嫌疑变得更大了。 警方随后和崔中超的家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了解到崔中超的父亲，一直在郑州生活，虽然常年在外打工，但偶尔会和崔中超联系。民警推测，崔中超离开孙寨村之后，很可能是去郑州找他的父亲了。 为了找到崔中超，警方立刻驱车赶往郑州，在郑州警方的配合下，开始寻找崔中超的父亲。崔中超的父亲没有固定的住所，常年在郑州的各个工地打工，居无定所，警方几经辗转，终于在郑州市金水区的一个城中村里，找到了崔中超的父亲。 面对警方的询问，崔中超的父亲一开始不愿意多说，可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他终于说出了崔中超找他的经过。崔中超的父亲说，案发第二天上午，他正在谈生意，崔中超突然给他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他一面，语气非常急切，不容拒绝。 “我当时有事，就跟他约在中午，在一个蔬菜市场见面。”崔中超的父亲回忆说，“中午见面之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一个远点的地方干活，越远越好。我当时就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咱村的赵小桃被人杀了，这事和他有点关系，他想躲一躲。” 崔中超的父亲说，他当时一听就急了，追问崔中超，是不是他杀了赵小桃，可崔中超一个劲地摇头，说不是他杀的，只是这事和他有点关系，他说不清楚，让他父亲一定要相信他。“我问他，既然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要躲？你应该去警方说清楚情况，证明自己的清白。”崔中超的父亲说，崔中超当时答应了，说会去警方说明情况，可没想到，见面之后，崔中超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起初，我给他打电话，他还接，说他没事，让我别担心，可过了几天，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崔中超的父亲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情，“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只希望他能早日出来，说清楚情况，别再躲了。” 崔中超父亲的话，让警方更加确定，崔中超和赵小桃被害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最让警方怀疑的一个细节是：孙雅洁发现赵小桃被害，并报警，是在案发第二天的晚上，而崔中超，在案发第二天的早上，就给父亲打电话，说赵小桃被害了，这事和他有点关系。 这就太可疑了，赵小桃家的围墙有两米五高，院子是封闭的，案发当晚，没有任何人看到凶手，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赵小桃被害了，崔中超怎么会在报警之前，就知道赵小桃被害了？如果他不是凶手，也没有在现场，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此时，孙有良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排除，崔中超的嫌疑又越来越大，凶手到底是谁？警方再次陷入了两难之中。为了彻底查清真相，警方决定，同时对孙有良和崔中超展开调查，一方面，继续核实孙有良的行踪，寻找他作案的证据；另一方面，全力寻找崔中超的下落，找到他，就能知道真相。 警方再次来到孙寨村，展开了新一轮的走访排查，询问村民们，崔中超在案发当晚的行踪，以及他和赵小桃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或者交集。可村民们依然一口咬定，崔中超胆子小，性格懦弱，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不可能杀人，更不可能做出强奸杀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中超这孩子，虽然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但真的没什么坏心眼，他从小就没了妈，没人管教，才养成了那些坏习惯，可让他杀人，他真的没那个胆子。”一位看着崔中超长大的老人说，“再说了，他和赵小桃，平时很少说话，连交集都没有，怎么会去杀她呢？” 村民们的辩解，让警方有些犹豫，但崔中超提前知道赵小桃被害的消息，以及他案发后潜逃、反复询问案件进展的行为，都让他的嫌疑无法排除。警方推测，有没有可能，崔中超是去赵小桃家偷窃，无意间目睹了凶手杀人的全过程，他因为害怕，不敢报警，也不敢留在村子里，所以才潜逃，并且一直关注案件的进展，生怕警方找到他，把他当成凶手？ 可这个猜想，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崔中超只是一个目击者，他为什么要对父亲说，这事和他有点关系？他为什么要彻底失联，连家人都找不到他？如果他只是害怕，他可以去警方说明情况，证明自己的清白，没必要一直躲着。 再多的猜测，都没有意义，想要找到真相，还是要靠dNA比对。警方决定，采集孙有良的dNA，以及崔中超父亲的dNA，与赵小桃裤子上的精斑dNA进行比对。因为崔中超目前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采集他的dNA，而崔中超的父亲和他有血缘关系，通过比对崔中超父亲的dNA，就能判断出，崔中超是否和精斑的主人有亲缘关系，从而判断崔中超是否有作案嫌疑。 经过漫长的等待，dNA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这个结果，再次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孙有良的dNA，与精斑的dNA比对不成功，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而崔中超父亲的dNA，与精斑上遗留的dNA信息，存在明显的亲缘关系。 这个结果，意味着崔中超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几乎可以确定，赵小桃裤子上的精斑，就是崔中超留下的。真相的迷雾终于被拨开，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这个被村民们认为“胆子小、没坏心眼”的年轻人，那个有小偷小摸习惯、案发后仓皇潜逃的崔中超，才是杀害赵小桃的真正凶手。 锁定嫌疑人后，警方立刻加大了对崔中超的抓捕力度。结合崔中超父亲提供的线索，以及郑州警方的协助，警方排查了郑州市内所有崔中超可能藏身的地方，工地、城中村、小旅馆，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功夫不负有心人，案发后的第五天，警方在郑州市二七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里，将正在打零工、试图掩盖身份的崔中超成功抓获。 被抓获时，崔中超面色惨白，浑身发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民警的目光。面对警方的审讯，起初他还试图狡辩，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被怀疑才选择潜逃。可当民警拿出dNA比对报告，以及他父亲的证词、他提前知晓赵小桃被害的疑点时，崔中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痛哭流涕地交代了自己杀害赵小桃的全部经过。 崔中超供述，他从小就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因为没人管教，胆子越来越大，平时偷村里人的鸡、鸭，偷邻居家的小东西，久而久之，就变得越来越贪婪。案发当天晚上，他无所事事，又想找点东西偷，思来想去，就想到了独居的赵小桃家，他知道赵小桃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女儿住校，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而且赵小桃家的围墙虽然高，但他知道东侧有个未完工的鸡窝，可以作为攀爬的落脚点，之前他就曾偷偷爬进过赵小桃家的院子，偷过几个鸡蛋，没被发现。 当天晚上8点多，天色已经完全黑透，村民们大多在外面乘凉，崔中超趁着夜色，悄悄来到赵小桃家的院墙外侧，踩着未完工的鸡窝顶棚，攀爬上两米五高的院墙，翻进了院子里。他原本只是想偷点现金或者值钱的东西，可走进院子后，发现客厅和卧室的灯都关着，院子里静悄悄的，他以为赵小桃不在家，就大胆地在院子里摸索，准备进屋偷窃。 可就在他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厨房里有动静，他下意识地躲到墙角，偷偷往里看，发现赵小桃正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整理刚从麻将馆带回来的零钱。崔中超心里一惊，生怕被赵小桃发现，可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想着等赵小桃睡着后，再进屋偷窃。 可没想到，赵小桃整理完零钱后，并没有进屋睡觉，而是起身准备关门，无意间瞥见了躲在墙角的崔中超。赵小桃性格谨慎，平时就很警惕，看到陌生黑影闯入院子，立刻大声呼喊：“谁？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 崔中超被发现后，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赵小桃认识自己，一旦赵小桃喊人，他偷窃的事情就会被全村人知道，到时候不仅会被村民们指责，还可能被警方处罚。一时之间，他急红了眼，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赵小桃喊出声，不能让她把自己偷东西的事情说出去。 于是，崔中超猛地冲了过去，一把捂住赵小桃的嘴，将她按倒在地上。赵小桃拼命挣扎，想要挣脱他的控制，嘴里发出含糊的呼救声。崔中超越来越紧张，害怕被外面的村民听到，就用双手死死掐住赵小桃的脖子，用尽全身的力气，直到赵小桃不再挣扎，身体变得僵硬，他才松开手。 确认赵小桃已经死亡后，崔中超吓得浑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尽快逃离现场。可就在他准备翻墙逃跑的时候，突然想到，要是警方发现赵小桃的尸体，肯定会排查村里的人，自己有小偷小摸的前科，很容易被怀疑。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临时起意，伪造了强奸杀人的假象，他将赵小桃的裤子褪到膝盖处，又在她的裤子上留下了自己的精斑，试图让警方误以为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从而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其他人。 做完这一切后，崔中超不敢有丝毫停留，他快速清理了自己留下的脚印和痕迹，踩着鸡窝顶棚，翻出院墙，一路狂奔，躲到了村外的大峪沟里。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听说村里已经传开了赵小桃被害的消息，心里越来越害怕，担心警方会找到自己，就赶紧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孙寨村，前往郑州找自己的父亲，想让父亲帮他找一个藏身之处。 崔中超还供述，他之所以反复给哥哥打电话，询问案件的侦破进展，就是因为心里有鬼，害怕警方找到他；他对父亲说“这事和他有点关系”，却不敢承认自己杀人，是因为他既害怕被警方抓捕，也害怕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他知道自己错了，可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用。 崔中超的供述，与警方之前勘察的现场线索完全吻合，院墙顶部的攀爬痕迹、鸡窝顶棚的踩踏痕迹、院子里的拖拉痕迹、赵小桃颈部的掐痕，以及伪造的强奸假象，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对应，彻底还原了这起命案的真相。谁也没有想到，这起让整个孙寨村陷入恐惧、让警方排查多日的恶性命案，竟然只是因为一场简单的偷窃，因为一个小偷的恐慌和贪婪，就夺走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案件告破后，孙寨村的村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大家不敢相信，平时看起来胆小懦弱、只会小偷小摸的崔中超，竟然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那些曾经为崔中超辩解的村民，也纷纷感慨，知人知面不知心，看似老实的人，在利益和恐惧的驱使下，也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之前流传的“阴魂打电话”的诡异传闻，也随着案件的告破，不攻自破，村民们心中的恐惧，也渐渐消散。 赵小桃的丈夫孙有良，在得知真相后，悲痛之余，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疑虑，他没想到，妻子的死，竟然只是一场意外的偷窃引发的血案。他强忍悲痛，妥善料理了妻子的后事，带着女儿孙雅洁，重新开始了生活。孙雅洁虽然失去了母亲，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在父亲的陪伴和村民们的关心下，慢慢走出了阴影，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而崔中超，因为一时的贪婪和恐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2006年底，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崔中超因故意杀人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崔中超没有提出上诉，最终，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266章 老乡因误会反目，深夜挥刀夺命太揪心 2015年的9月21日，距离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还有三天，江苏太仓的城区早已被浓厚的节日氛围包裹。街道两旁的路灯上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超市里挤满了采购月饼、水果的市民，就连城郊的菜市场，也比平日里热闹了几分，摊贩们的吆喝声、市民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处处透着团圆的期盼。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喜庆祥和的氛围，会在深夜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血案彻底打破，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个本该充满温情的中秋前夕。 晚上9点40分左右，太仓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刺耳的铃声在深夜的值班室里格外突兀，打破了片刻的宁静。接警员迅速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和恐惧，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警察同志！快来！快来双凤镇黄桥村，有个出租屋里有人被砍伤了，流了好多血，看着快不行了！” 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耽搁。接到报警后，市局的侦查员和法医立即带上勘查工具，驱警车火速赶往案发现场。夜色深沉，乡间的小路狭窄而崎岖，车灯划破漆黑的夜空，车轮碾过路面的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伴随着侦查员们凝重的心情，一路疾驰。原本热闹的村庄早已陷入沉睡，只有零星几户人家还亮着微弱的灯光，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夜色格外静谧，也格外诡异。 十几分钟后，侦查员们终于抵达了黄桥村的案发现场，一间位于村子边缘的简易出租屋。出租屋是那种最常见的民房改造而成，墙面斑驳，门窗陈旧，门口堆着一些杂物，周围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十分偏僻。刚走到门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呛得人忍不住皱眉，那是一种混合着温热气息的腥气，让人不寒而栗。 侦查员们戴上手套和鞋套，小心翼翼地推开虚掩的房门，眼前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紧。狭小的出租屋内，一片狼藉，地面、墙面、床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迹，有的已经干涸发黑，有的还带着未干的湿润，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尘土味。房间中央的床上，一名年轻男子倒在血泊之中，上半身蜷缩在床上，双腿却无力地垂在床外，手臂扭曲着，身下的被褥早已被鲜血浸透，变得面目全非。 法医立即上前对男子进行检查，手指搭上他的颈动脉，片刻后，缓缓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地对身边的侦查员说：“没救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死亡时间大概在半小时以内。”侦查员们闻言，脸色更加凝重，他们仔细打量着这间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书桌和一把塑料凳子，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抽屉、柜子都完好无损，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可这份正常，却被满地的鲜血衬得格外诡异，没有抢劫的痕迹，凶手的目标似乎很明确，就是要置这个年轻男子于死地。 就在侦查员们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时，一个微弱的动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床脚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名女子，她浑身沾满了血迹，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眼神空洞，表情木讷，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般，一动不动，只有身体在微微发抖。侦查员们轻声上前询问，女子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眼神涣散地盯着地面，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小张被打了……小张被打了……” 经过初步询问和现场排查，侦查员得知，这名女子正是死者的女朋友。而报案人，是住在隔壁的一位村民。侦查员们立即找到报案人，对其进行详细询问，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报案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此刻脸上还带着未散的惊慌，他坐在出租屋门口的石阶上，手里端着一杯热水，喝了一口才缓缓开口，语气里还带着一丝后怕：“我当时已经睡下了，迷迷糊糊的，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女人的叫喊声，喊着‘外面有人打架’，声音又急又怕。我心想不对劲，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打架，就赶紧穿好衣服，刚走到门口，就看到隔壁的那个女的，也就是死者的女朋友，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敲我的门，脸色惨白，浑身是血，嘴里就反复说‘有人被打了’，我赶紧就打了报警电话。” 侦查员追问：“你平时和隔壁的租户来往多吗？认识死者和他女朋友吗？”大爷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来往不多，我们都是租在这里的，平时各忙各的，很少说话，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今晚要不是听到叫喊声，我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线索似乎一下子断了。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死者的女朋友曹某因为受到了极度的惊吓，已经神志恍惚，无法正常表达。侦查员们试图询问她案发时的具体情况，询问凶手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可曹某只是一个劲地摇头，眼神呆滞，嘴里依旧反复念叨着“小张被打了”，就连她男友的真实姓名，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无论侦查员们如何耐心引导，她都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仿佛那场血腥的画面，已经彻底摧毁了她的意识。 侦查员们没有放弃，立即对案发现场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这间10平米左右的出租屋，每一个角落都被仔细搜查过，地面上的血迹被逐一提取，墙面、门窗、家具上的指纹也被小心翼翼地采集。法医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初步尸检，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伤口深浅不一，其中最致命的刀伤集中在左肩和左颈部，伤口又深又宽，直击要害；此外，死者的左小臂还有明显的骨折痕迹。 结合尸检结果，侦查员们进行了初步分析：“死者的致命伤在左颈部，一般人在遇到袭击时，会下意识地用手去阻挡，所以他的左小臂骨折，应该是在阻挡凶手袭击时，被嫌疑人用锐器用力砍击造成的。从伤口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凶手下手非常凶狠，没有丝毫留情，显然是带着强烈的杀意来的。” 与此同时，报案人的一句话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注意：“我听到那个女的叫喊之前，没有听到任何争吵声，周围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侦查员们结合现场勘查的结果，发现出租屋的房门没有被撬动、强行入室的痕迹，门锁完好无损，显然，凶手是通过正常方式进入房间的。 “没有争吵声，没有强行入室痕迹，凶手下手凶狠，目标明确，这应该是熟人作案。”侦查队队长皱着眉头，语气肯定地说，“如果是陌生人作案，要么会有争吵、反抗的痕迹，要么会趁机抢劫财物，但现场既没有财物损失，也没有争吵痕迹，凶手进来就下狠手，说明他和死者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或者说，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杀死死者。” 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侦查员们初步判断，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大概率是情杀或者仇杀。“只有情杀或者仇杀，才会让凶手如此极端，不需要任何言语争执，直接下手行凶，不留余地。”一名年轻的侦查员补充道，“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安抚死者女友的情绪，等她恢复神智，获取目击者证词；另一方面，要排查死者的社会关系，看看他有没有感情纠纷，或者与人结怨。” 在接下来的勘查中，侦查员们在死者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工作证。工作证上的照片是一名男性，姓名一栏写着“彭某”，但仔细对比后发现，工作证上的照片，与死者的外貌特征完全不符。“死者不是彭某，那这个彭某是谁？”侦查员们心中充满了疑惑，“难道死者女友口中的‘小张’，就是这个彭某？还是说，死者一直在冒用彭某的身份？” 就在侦查员们陷入疑惑之际，现场勘查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床底的缝隙里，找到了一本户籍本复印件。复印件已经有些陈旧，边缘磨损，上面清晰地显示，被害男子姓张，名叫张某，是浙江丽水人，出生于1988年。侦查员们立即通过公安系统查询张某的照片，对比后发现，照片上的人，与被害男子的外貌完全吻合。 经过进一步核实，死者张某，浙江丽水人，2014年来到江苏太仓打工，至今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据周围的邻居反映，张某平日里性格温和，与人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平时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人打交道。“这么一个性格温和、与人无争的人，怎么会被人残忍杀害？”侦查员们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他到底得罪了谁？还是说，这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此刻，所有办案民警的目光，都再次聚焦在了现场唯一的目击者，死者女友曹某的身上。她是唯一亲眼目睹案发全过程的人，只有她恢复神智，才能提供凶手的相关信息，才能给案件的侦破带来突破口。但曹某此刻依旧神志恍惚，情绪极不稳定，根本无法正常沟通。无奈之下，侦查员们只能决定，先将曹某带回公安机关，安排专人照顾，慢慢安抚她的情绪，等待她恢复神智。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则前往案发现场周边，对监控视频展开了全面排查。可让人失望的是，案发现场位于双凤镇黄桥村，属于农村地区，监控设施十分落后，周边几乎没有什么监控探头。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监控探头，大约在200米以外的村口，而且镜头角度有限，只能拍到村口的一条小路，无法覆盖案发现场周边的区域。 “农村地区的监控本来就少，而且这个探头距离现场太远，凶手作案后，很有可能不会走大路，而是走田间小路逃窜，这样一来，监控根本拍不到他的身影。”负责排查监控的侦查员无奈地说，“但我们不能放弃，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仔细查看，争取找到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侦查员们推测，凶手作案时使用了锐器，身上很可能会沾有死者的血迹。如果凶手穿着带有血迹的衣服走在大路上，很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凶手大概率是有交通工具的，而且会将交通工具停放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地方，作案后迅速驾车逃窜。基于这个推测，侦查员们将甄别监控视频的重点，放在了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那个村口监控探头上，反复查看，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可遗憾的是，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查看，侦查员们最终还是放弃了从这个监控探头中获取线索的希望。原来，案发当晚9点多，正是周边厂区下班的高峰时间段，很多工人下班回家，村口的小路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而且村口附近还有几个烧烤摊，聚集了不少人，人员流动非常复杂。侦查员们反复回放监控视频，却根本无法甄别出进出村口的人员中，是否有可疑人员，更无法确定凶手的逃窜方向。 监控排查陷入僵局，侦查员们并没有气馁，而是立即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环境展开了全面搜索，重点排查田间小路、杂草丛、废弃房屋等容易藏匿凶器和可疑物品的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距离案发现场大约50米左右的一片杂草丛中，侦查员们有了重大发现，一把沾有大量血迹的西瓜刀，静静地躺在杂草深处，刀柄上还缠着一根彩色的丝带，看起来十分显眼。 侦查员们小心翼翼地将西瓜刀提取出来，仔细观察。这把西瓜刀大约40公分长，刀刃锋利，刀身上的血迹已经有些干涸，但依旧清晰可见，刀柄上的丝带也沾有血迹，显然，这把刀大概率就是凶手的作案凶器。为了进一步确认，侦查员们立即将这把西瓜刀送往dNA实验室进行检验，希望通过dNA比对，确认刀上的血迹是否为死者张某的，同时提取刀身上可能存在的凶手的指纹、毛发等线索。 等待dNA检验结果的同时，侦查员们兵分三路，展开了更为全面的调查。第一路，前往浙江丽水，深入调查死者张某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了解他在老家的情况，看看他是否在老家与人结怨，或者有什么未解决的纠纷；第二路，在江苏太仓范围内，全面排查这把西瓜刀的来源，走访各大超市、小卖部、菜市场，寻找售卖同款西瓜刀的店铺，锁定购买者的信息；第三路，继续留在公安机关，安抚曹某的情绪，尝试与她沟通，等待她恢复神智，获取目击者证词。 首先，侦查员们对死者女友曹某的身份进行了核实。经过调查，曹某，云南人，今年36岁，离异，已经在江苏太仓打工8年，先后在几家工厂打过工，身份背景比较简单，没有违法犯罪记录。让人意外的是，侦查员们在调查中发现，曹某和死者张某，其实并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两人认识才仅仅两个月左右，而且曹某在山东还有一个男友刘某，两人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一直保持着同居关系，只是在2015年年初，刘某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太仓，回到了山东，曹某才在之后结识了张某，并与他同居在一起。 就在侦查员们对曹某的社会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查时，曹某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些好转，神智也逐渐清醒了过来。侦查员们立即抓住机会，再次对她进行询问，希望她能回忆起案发时的具体情况。 曹某坐在询问室的椅子上，脸色依旧苍白，眼神中还带着未散的恐惧，说起案发时的场景，她的身体又开始微微发抖，声音也带着一丝哽咽：“那天晚上，我和他（张某）下班以后，就回到了出租屋，刚坐下没多久，就听到有人敲门。他（张某）起身去开门，门一开，那个人就冲了进来，手里拿着东西，对着他就打。他（张某）下意识地反抗了几下，就倒在了地上，流了好多血……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蜷缩在床脚的角落里，不敢看，也不敢出声，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倒下去……” 侦查员追问：“你看清楚那个人的样子了吗？他身高、体型怎么样？穿什么衣服？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听到这个问题，曹某的眼神又变得涣散起来，她摇了摇头，语气茫然地说：“我没看清楚……太害怕了，我就瞟了一眼，根本没敢仔细看，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我甚至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打的，一直到他走了，我都没敢抬头。” 曹某的回答，让侦查员们感到十分疑惑，甚至有些怀疑。要知道，案发现场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狭小出租屋，空间非常有限，曹某蜷缩在床脚，距离门口并不远，按照她的说法，她瞟了一眼门口，怎么可能对凶手的外貌、穿着、体型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凶手行凶的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她不可能全程都不敢抬头，一点细节都没有看到。 “你再仔细想想，哪怕是一点点细节也好，比如凶手的声音、发型，或者身上的某个特征，这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侦查员们耐心地引导着，可曹某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嘴里反复说：“我真的没看清楚，太害怕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曹某的反常表现，让侦查员们更加怀疑，她很有可能是在隐瞒什么。“她要么是认识凶手，想要包庇凶手；要么是受到了凶手的威胁，不敢说出真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本身就和这起案件有关。”侦查队队长皱着眉头，分析道，“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一定知道些什么，只是不愿意说出来。” 为了查明真相，侦查员们再次对曹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曹某在两年前，曾经在太仓有过一次报警记录，报警案由是“被人强奸”。 根据当时处理这起报警案件的侦查员回忆，那天接到报警后，他们立即赶往现场，可到达现场后，却发现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曹某在电话里描述的那样。经过详细调查，侦查员们发现，曹某其实是主动与那名男性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事后，曹某向该男子索要钱财，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便报警谎称自己被强奸。 更让侦查员们注意的是，当时在处理这起报警案件时，曹某的男友，山东籍的刘某，也赶到了现场，并且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与那名和曹某发生关系的男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情绪十分激动，甚至扬言要报复对方。后来，经过警方的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警方没有对双方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件事，却让侦查员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一个在案发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男友被人残忍杀害，却声称对凶手一无所知，这太不可思议了。”一名侦查员说道，“结合她两年前报假案的经历，我们有理由怀疑，她这次依旧在撒谎，她不愿意说出凶手的信息，很有可能是因为凶手是她认识的人，甚至是她熟悉的人，她想要包庇凶手。” 基于这个怀疑，侦查员们再次梳理了曹某的社会关系，重点排查了她的前男友刘某。曹某和刘某同居多年，感情一直比较复杂，虽然刘某回到了山东，但两人并没有彻底断绝联系，而且刘某在得知曹某与张某同居后，很有可能会心生不满，进而产生报复心理，对张某下手。 除此之外，侦查员们还了解到，刘某在太仓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平日里兄弟三人关系十分要好，而且刘某的哥哥和弟弟，平时就对曹某有些不满，认为曹某性格不好，耽误了刘某。那么，会不会是刘某得知曹某与张某同居后，心生怨恨，却因为身在山东，无法亲自下手，便让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帮忙，对张某实施报复？ 为了查明真相，侦查员们立即对刘某及其哥哥、弟弟展开了全面调查，调取了他们的出行记录、通话记录，核实他们在案发期间的行踪。可调查的结果，却让侦查员们十分失望，在案发期间，刘某一直在山东，没有离开过，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而刘某的哥哥和弟弟，在案发当晚，也都有自己的行踪，要么在工厂上班，要么和朋友在一起，同样不具备作案时间。 线索再次中断，曹某的社会关系排查完毕，所有可疑人员都被排除；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没有任何收获；作案凶器的dNA检验结果也出来了，确认刀上的血迹正是死者张某的，但遗憾的是，刀身上除了死者的血迹之外，没有提取到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没有凶手的指纹，也没有毛发。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三天，这起发生在太仓双凤镇的入室杀人案，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案件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各种谣言四起，有的说凶手是亡命之徒，专门入室抢劫杀人；有的说死者与人结怨，被人报复；还有的说，死者的女友和凶手有勾结，合伙杀害了死者。谣言越传越广，给当地市民带来了不小的恐慌，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我们必须重新梳理案情，寻找新的突破口。”侦查队队长召开了案情分析会，语气沉重地说，“之前我们重点排查了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排查了死者女友的社会关系，但没有收获。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死者张某身上，深入调查他的过去，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有没有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被人杀害。” 就在这时，前往浙江丽水调查张某情况的侦查员，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这个消息，让整个案件有了新的转机，张某在云南的时候，曾经因为沾染不良嗜好，被相关部门强制管教过几次，后来，他便离开了云南，辗转来到了江苏太仓，并且一直冒用他人的身份，在太仓的一家工厂里打工，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这个消息让侦查员们十分震惊，也让他们找到了新的调查方向。“大部分有过这类不良嗜好的人，社会关系都比较复杂，而且很容易因为资金问题，与人产生矛盾和纠纷。”一名侦查员分析道，“张某隐姓埋名，冒用他人身份在太仓打工，很有可能是为了躲避过去的麻烦，也有可能是在打工期间，再次沾染了不良嗜好，为了筹集资金，与人发生了矛盾，最终被人杀害。”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侦查员们再次对张某在太仓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排查，走访了他打工的工厂、租住的小区，询问了他的同事和邻居。可调查结果却显示，张某在太仓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平时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人打交道，同事们都说他性格温和，不爱说话，平时除了上班，就很少出门，也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 此外，侦查员们还了解到，张某在太仓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也是云南人，但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就分手了，现在那个女子已经离开了太仓，无法联系上。而张某和现在的女友曹某，认识才两个月左右，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因此，情杀的可能性，也被彻底排除了。 情杀被排除，仇杀的线索又中断，张某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侦查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排查作案凶器来源的侦查员，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在太仓郊区的一个菜市场附近的小商店里，找到了与作案凶器同款的西瓜刀。 侦查员们立即驱车赶往那家小商店，商店的老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侦查员们出示的证件和作案凶器的照片后，老板很快就回忆了起来：“哦，这把刀啊，我记得，我店里确实卖过这种刀，而且这个品牌的刀，我只进了三把，现在还剩下两把，卖出去一把。” “什么时候卖出去的？买刀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侦查员们立即追问，眼神中充满了期待。老板仔细回忆了片刻，说道：“应该是案发前一天下午，大概五六点钟左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来我店里买了这把刀。当时我生意比较忙，也没太留意他的长相，只记得他大概二十多岁，个子不算太高，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买了刀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也没说什么话。” 这个消息，让侦查员们十分兴奋，买刀的年轻男子，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为了获取更多关于这个年轻男子的信息，侦查员们立即调取了该商店周边的监控视频，展开了全面排查。菜市场周边人员流动复杂，环境比较混乱，大部分监控探头都只能拍到模糊的画面，而且很多地方都有监控死角，给排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就在侦查员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卖刀商店的东面，有一家杂货店，杂货店的门口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这个探头主要是用来照店里的商品的，但有五分之一的画面，可以兼顾到店外面的走廊，而卖刀的商店，就在走廊的尽头。 侦查员们立即调取了这家杂货店的监控视频，反复查看，终于在视频中捕捉到了买刀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2015年9月20日下午18点13分左右，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年轻男子，从监控探头前经过，脚步匆匆，走进了卖刀的商店；7分钟后，也就是18点20分左右，该男子拿着一把刀，原路返回，很快就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之外。 虽然监控画面有些模糊，无法看清男子的具体长相，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体型，中等身材，体型偏壮，穿着白色t恤、牛仔裤和一双黑色的运动鞋，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的，应该就是那把西瓜刀。 侦查员们立即扩大监控排查范围，调取了菜市场周边主要道路的监控录像，对这名身穿白色t恤的年轻男子进行追踪。通过监控画面，侦查员们发现，这名男子买完刀后，骑上了一辆旧电动车，沿着菜市场附近的小路，一路行驶，先后经过了太仓城区的几条主干道，最终在18点30分左右，驾驶电动车驶入了加油站对面的一个胡同内，随后便不见了踪迹。 让人遗憾的是，这段监控画面依旧比较模糊，无法看清男子的面部特征，也无法看清电动车的车牌号，只能大致确定男子的行驶轨迹。侦查员们没有放弃，继续调取了更早时间的监控视频，从男子进入菜市场开始，一步步追踪他的行踪，查看了近10个小时周边各个路口的监控视频，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在一家超市的高清监控画面中，侦查员们捕捉到了这名身穿白色t恤男子的清晰身影。监控画面显示，这名男子在买刀之前，曾经进入过这家超市，在超市的刀具区停留了一段时间，似乎在挑选什么，但最终没有购买，随后便离开了超市，前往了菜市场附近的那家小商店。 高清监控画面清晰地拍到了男子的面部特征：年龄在20岁上下，皮肤较黑，短发，眼神有些阴郁，穿着白色t恤，牛仔裤，黑色运动鞋，身高大约在1米75左右，体型壮实。“终于看清他的样子了！”侦查员们心中充满了兴奋，立即将男子的面部照片打印出来，分发到各个侦查小组，同时继续追踪他的行踪。 随后，侦查员们调取了案发当天（9月21日）的监控录像，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这名买刀的男子，在案发当天晚上，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衣服，骑着那辆旧电动车，在晚上7点30分左右，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经过一个路口，在晚上7点40分左右，通过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3号监控摄像头，朝着死者张某的租住地方向驶去。 两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9点45分左右，这名男子驾驶着电动车，再次出现在了3号监控摄像头的画面中，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而警方接到报警的时间，是晚上9点41分，也就是说，男子在作案后，仅仅用了4分钟的时间，就逃离了案发现场，驾驶电动车离开了现场周边。 “这个时间点，太吻合了！”侦查队队长语气肯定地说，“这名男子，就是本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他提前一天买好凶器，案发当晚换上深色衣服，前往案发现场行凶，作案后迅速逃离，所有的轨迹都和案件的发生过程完全吻合。” 侦查员们继续通过监控追踪男子的行踪，发现这名男子在逃离现场后，多次驾车回到204国道加油站对面的那个胡同内。侦查员们分析，这个胡同内有很多出租房，人员流动复杂，而且比较隐蔽，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就在侦查员们准备前往这个胡同进行排查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仅仅过了十几分钟，也就是晚上9点55分左右，这名嫌疑男子再次驾驶电动车，驶出了这个胡同，在晚上10点钟左右，从暂住地出发，行驶到204国道和新港路路口东侧的一个辅道内，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监控画面中。 “难道他发现了我们在追踪他，已经潜逃了？”侦查员们心中充满了疑惑，“如果他真的潜逃了，那我们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但侦查员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决定调取案发前几天的监控视频，继续追踪嫌疑男子的活动轨迹，寻找他的落脚点和工作地点，争取在他逃离太仓之前，将他抓获。 经过几天几夜的不懈努力，侦查员们终于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男子的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地点，位于江苏太仓的一片老城区。这片老城区周边分布着几个大型厂区，包括砂石厂、印染厂等，人员流动频繁，而且环境比较复杂。侦查员们分析，这名嫌疑男子，很有可能就在这片老城区的某个厂区内工作。 此外，侦查员们还发现，在案发后的第二天，这名嫌疑男子就再也没有回到过204国道加油站对面的那个胡同里，显然，他要么是已经潜逃，要么是藏匿在了自己的工作厂区内，不敢再回到暂住地。“结合他经常出现在老城区厂区附近的轨迹，他藏匿在厂区内的可能性更大。”一名侦查员分析道，“他作案后，没有立即潜逃，很有可能是因为害怕被沿途的监控拍到，所以选择藏匿在自己熟悉的厂区内，等风头过了，再伺机潜逃。” 侦查员们立即决定，对这片老城区的所有厂区，展开秘密排查。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乔装成工厂的应聘者、送货员，进入各个厂区，一方面排查嫌疑男子所驾驶的那辆旧电动车，另一方面通过厂区的监控视频，寻找嫌疑男子的身影。 排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快，案情就有了重大突破。在其中一家砂石厂的监控视频中，侦查员们发现，在9月21号晚上10点05分左右，一名男子骑着一辆旧电动车，进入了厂区，这名男子的体型、穿着，以及所骑的电动车，都与之前监控中发现的嫌疑男子完全吻合。而且，通过厂区的监控视频，侦查员们发现，这名男子进入厂区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太好了！他没有潜逃，还在厂区里！”侦查员们心中充满了兴奋，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侦查队队长。队长当即决定，立即对这家砂石厂进行封锁，在厂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对厂区内的宿舍、车间、仓库等所有区域，展开全面排查，务必将嫌疑男子抓获归案。 侦查员们首先找到了这家砂石厂的相关负责人，出示了嫌疑男子的面部照片和监控画面，让他辨认。厂区的人事主管仔细看了照片和监控画面后，立即说道：“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我们厂里的职工，叫严某，云南人，今年20岁，刚来厂里上班没多久，平时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孤僻，不太与人交流。” 为了进一步确认，侦查员们在厂区内进行了秘密排查，找到了严某所驾驶的电动车，一辆旧的蓝色电动车，与监控画面中嫌疑男子所骑的电动车完全吻合。“电动车在这里，人肯定也在厂区里！”侦查员们更加确定，严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在厂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先对厂区的各个出入口进行了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进出，然后逐一排查厂区内的宿舍。2015年9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侦查员们在厂区四楼的一间集体宿舍内，找到了严某。此时的严某，穿着一身沾满灰尘的工作服，脸色苍白，眼神躲闪，看到突然出现的侦查员，他浑身一僵，没有任何反抗，很快就被侦查员们控制住了。 被带回公安机关后，面对侦查员们的询问和确凿的证据，严某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对自己杀害张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有丝毫隐瞒。 据严某交代，他和死者张某，原本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两人都是云南人，在太仓打工时相识，因为是老乡，又年龄相仿，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经常一起吃饭、聊天，相处得十分融洽。可这份友情，却因为一场小小的误解，彻底破裂，最终走向了极端。 严某说，在案发前几天，他曾经到张某租住的出租屋玩耍，当时张某的手机不见了，就一口咬定是他偷了自己的手机，对着他破口大骂，还动手推搡了他。严某感到十分委屈，他反复解释自己没有偷手机，可张某却根本不信，依旧对他恶语相向，还扬言要找人收拾他。 “我真的没有偷他的手机，他却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冤枉我，我心里特别难受，也特别生气。”严某低着头，语气中带着一丝委屈，也带着一丝悔恨，“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记恨他，觉得他不把我当朋友，故意冤枉我。我越想越生气，就萌生了报复他的念头，我想让他为自己的冤枉和辱骂，付出代价。” 2015年9月20号下午五六点钟左右，严某下定决心，要对张某实施报复。他来到太仓郊区的一个菜市场附近的小商店，买了一把西瓜刀，也就是警方在杂草丛中找到的那把，然后回到自己的暂住地，等待时机。 9月21号晚上，严某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衣服，骑着自己的电动车，来到了张某的出租屋附近，悄悄潜伏起来，等待张某回来。晚上7点多，他看到张某和女友曹某下班回到了出租屋，等到两人进屋后，他就走上前，轻轻敲了敲门。 “张某开门看到是我，当时就愣住了，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来。”严某回忆道，“我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推门进去后，就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西瓜刀，朝着他就砍了过去。他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挡，我当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下手很狠，一刀又一刀地砍在他的身上，直到他倒在地上，不再动弹，我才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看到张某倒在血泊之中，曹某吓得蜷缩在角落，浑身发抖，不敢出声，严某也感到十分害怕，转身就跑出了出租屋，骑上电动车，迅速逃离了现场。他先是回到了自己的暂住地，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又骑着电动车，躲进了自己工作的砂石厂，想要藏匿起来，等风头过了，再伺机潜逃，可他没想到，警方会这么快就找到他。 严某的落网，让这起轰动太仓的入室杀人案，终于成功告破。当侦查员们得知案件的真相后，心中没有丝毫的喜悦，反而充满了惋惜和感慨。一场小小的误解，一句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竟然让两个原本关系密切的老乡，反目成仇，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让另一个年轻的生命，陷入了犯罪的深渊，将要面临法律的严惩。 严某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于沟通和表达，当受到冤枉和辱骂时，没有选择理性地沟通和解决，而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选择了用最极端、最残忍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报复他人，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而死者张某，因为一时的冲动和误解，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朋友，辱骂朋友，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267章 千块夺命，身边人竟是藏得最深的真凶 1979年10月18日，沈阳的深秋来得比往年更急些。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灰蒙蒙的雾气还笼罩着中街的青砖路面，寒风卷着枯叶在街道上打着旋儿，路边的早点摊刚支起摊子，蒸笼里的热气混着寒气，在空气中凝成薄薄的白霜。就在这时，沈阳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响起，尖锐的铃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也打破了这座北方老城的安稳。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语速快得几乎咬字不清，像是被吓得失了神：“警察同志！快！快来！中街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杀人了！还有盗窃！更夫被杀死了，库房被撬了！” 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那可是沈阳中街最扎眼的店铺之一。中街作为沈阳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每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而亨得利就坐落在中街中部，三层小楼坐南朝北，装修精致，平日里陈列着各种中外名表和眼镜，是当时沈阳人买钟表眼镜的首选之地，也是中街的标志性商铺之一。这样一个人流量巨大、安保相对完善的店铺，居然发生了盗窃杀人案，而且还是在凌晨时分，消息一出，瞬间让接警的干警们心头一沉。 “收到！我们马上到！保护好现场，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接警干警不敢有丝毫耽搁，一边快速记录下关键信息，一边立刻调集附近派出所的警力，带着勘察工具，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案发现场。短短十几分钟，警车的鸣笛声就响彻了中街，原本还略显冷清的街道，瞬间被警灯的红光映得一片肃杀，围观的群众也渐渐聚集过来，议论声、惊叹声交织在一起，都在猜测着店铺里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干警们赶到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门口时，店门还紧闭着，透过临街的玻璃窗，只能看到里面漆黑一片，隐约能闻到一丝淡淡的血腥味，顺着门缝飘了出来。负责带队的干警立刻上前，与早早在门口等候的商店负责人对接，在征得店方同意后，当即下令对现场实行全封闭管控，严禁任何无关人员进入，就连商店内部的职工，也只能在指定区域等候，不得靠近中心现场。 “现场范围很大，地形也复杂，大家分工明确，仔细勘察，一点线索都不能放过！”带队干警看着眼前的三层小楼，眉头紧锁，语气严肃地对身边的勘察人员和干警们吩咐道。经过初步观察，他们将整个勘察范围分成了三个部分，逐一开展工作：第一部分是营业室和库房，这是案件的核心现场，也是最有可能留下凶手痕迹的地方；第二部分是后院的木工房和锅炉房，作为店铺的附属区域，或许能找到凶手进出的线索；第三部分是与该店相邻的住宅和其他单位，排查凶手可能的逃窜路线和藏身之处。 就这样，一场细致入微、耗时漫长的现场勘察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勘察，就足足用了整整5天时间。这5天里，干警们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顶着深秋的寒风，在现场一寸一寸地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件可疑物品；晚上就在临时搭建的办公点，整理勘察到的线索，分析案情，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盹，饿了就吃几口冷掉的干粮，只为能尽快找到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早日侦破案件，告慰死者的亡灵。 亨得利钟表眼镜店的三层小楼，坐南朝北，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南面是密密麻麻的居民住宅，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很小，巷子纵横交错；左右两边也都是各类商铺，有卖服装的、卖食品的，还有卖日用百货的，平日里人来人往，环境十分复杂，这也给现场勘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而案件的中心现场，就在一楼的营业室，这里是商店对外营业的地方，摆放着一排排的柜台，平日里陈列着各种手表和眼镜，是整个店铺最热闹的区域，可此时，这里却一片狼藉，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勘察人员穿着专业的勘察服，戴着手套和口罩，小心翼翼地走进营业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临街的两道大门，经过仔细检查，门锁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没有被撬动、被破坏的痕迹，这说明凶手并不是从临街的大门进入营业室的。紧接着，勘察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营业室南端的后门，这扇门是商店内部人员进出的通道，此时，后门的插锁已经被打开，门上固定插锁的几颗钉子被硬生生拔了下来，钉孔还清晰可见，边缘还有明显的撬动痕迹，显然，凶手就是从这扇后门进入营业室的。 走进营业室内部，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皱起眉头。在营业室东南面，一张用几把椅子临时搭成的床铺格外显眼，64岁的更夫吕某，就静静地躺在这张床铺上，已经没了呼吸。勘察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床铺，仔细观察着死者的状态：吕某的双脚干净整洁，没有任何血迹，显然，他在被杀害时，双脚并没有接触到地面或者带有血迹的物品；而他的头部，却布满了血迹，还有多处开放性的裂伤，伤口深浅不一，看得让人触目惊心。从伤口的形态和分布来看，吕某显然是在熟睡中被人突然袭击，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就被活活打死，身上没有任何挣扎、反抗的痕迹，可见凶手下手又快又狠，丝毫没有留情。 更让人注意的是，死者的头部上，还盖着一块的确良布。这块布的尺寸大约是36*38厘米，下端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像是从某件衣服上剪下来的；布的两面，都沾有喷溅状和擦蹭状的血迹，还有清晰的血手套印子，显然，这块布是凶手用来遮挡死者头部，或者在作案过程中不小心遗落在现场的，上面很可能残留着凶手的关键痕迹。 在毗邻床铺的柜台上，勘察人员发现了较为密集的喷溅血点，血点细小而分散，分布范围较广，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在杀害吕某时，距离柜台不远，而且下手力度极大，才会导致血迹喷溅到柜台上。在柜台的中部，还有一顶带有血迹的蓝色帽子，帽子看起来有些陈旧，边缘还有磨损的痕迹。经过商店职工辨认，这顶帽子是门市部木工刘展工的，平日里一直放在木工房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沾有血迹。 以上就是杀人现场的基本情况，每一个细节都透着诡异和残忍，勘察人员一边仔细记录着现场的每一个细节，拍摄现场照片，提取血迹、手套印等痕迹，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而接下来，勘察人员将重点转向了盗窃现场，试图从这里找到凶手盗窃的痕迹，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 在营业室的后部，东侧是钟表修理部，西侧是库房，这两个区域是商店存放贵重物品和现金的地方。勘察人员首先检查了钟表修理部，发现修理部的门是开着的，但门上的暗锁没有任何撬痕，完好无损，显然，凶手并没有对修理部下手，或者说，修理部并不是凶手的目标。 而库房的情况，却与修理部截然不同。库房一共有三道门，此时都敞开着，三道门锁全都被撬坏了，其中有两把是明锁，锁芯被撬得变形，还有一把是暗锁，锁体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可见凶手为了进入库房，费了不小的力气。在第一道门南侧的一个大纸盒箱子上，勘察人员发现了一把斧子和一把钳子，斧子的刃部沾有少量血迹，钳子的胶把上，有清晰的血手套印子，这两把工具，很可能就是凶手用来撬锁、杀人的凶器。 在箱子与库房第一道门之间的地面上，散落着一件棕色的工作服上衣和一条蓝色的确良凉裤子，衣服上都沾有明显的喷溅血迹，血迹的分布与死者头部的伤口位置、喷溅方向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在作案时，很可能就穿着这件工作服和这条裤子，避免自己的衣服被血迹弄脏。在库房门外的地面上，还有4张5元票面的人民币，散落在地上，像是凶手在盗窃过程中，不小心掉落的。 勘察人员继续向库房内部排查，在一二道门之间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段波浪纹的鞋印，鞋印清晰完整，尺寸大约是40号，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凶手的身高和体型；在二三道门之间的地面上，又发现了一把扁铲，扁铲的木把上，也有清晰的鞋印，与一二道门之间发现的鞋印纹路一致，显然，这把扁铲也是凶手携带的工具之一。 然而，当勘察人员进入库房内部，看到库房里的景象时，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吃惊，库房里有两个大铁柜和一个木柜，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1163块手表，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种类繁多，价值不菲。经过商店职工仔细清点，这些手表竟然一块都没有丢失！要知道，在1979年，这1000多块手表的总价值，足足达到了13万元之多，在那个工资水平普遍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月的年代，13万元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可凶手却偏偏没有拿走这些价值连城的手表，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在库房的地面上，还放着一个手提式的小金库，小金库的挂锁和锁扣已经分离开来，锁扣上有明显的撬动痕迹，显然，凶手的目标就是这个小金库。经过商店财务人员的仔细清点，发现小金库里的现金全部丢失，一共是6882块3角4分。在当时，6000多块钱，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好几年，由此可以推断，凶手作案的动机，很可能就是为了钱。 在手提金库东侧的地面上，以及库房门台阶南侧的地面上，勘察人员还发现了一个长6.5公分的蜡头，蜡头已经燃烧了一部分，残留着少量蜡油。经过商店职工确认，这个蜡头是钟表修理部用来给手表上油、保养时使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库房附近，很可能是凶手在作案时，用来照明的工具。 除此之外，勘察人员还发现，营业室后门上的纤维板被撬开了，边缘留下了清晰的撬痕，与库房门锁上的撬痕相似，由此可以判断，凶手是先用工具撬开了后门的纤维板，然后打开门栓，进入营业室的。 在勘察中心现场的同时，另一组干警也对营业室后院和商店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勘察，试图找到凶手进出的路线和更多的线索。亨得利的后院是一个方形的天井，面积不大，地面是水泥铺成的，由于长期没有打扫，上面落了一层灰尘。天井的东侧是厕所，西北侧是通向二楼修理车间和验光室的楼梯，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在天井的角落里，勘察人员发现了一把木把螺丝刀，螺丝刀的铁杆部分已经弯曲变形，上面还有明显的压痕，显然，这把螺丝刀被人用力使用过，很可能是凶手作案时携带的工具之一，不小心遗落在了后院。 与此同时，干警们还发现，后院木工房的房门被撬，门上的挂锁已经丢失，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锁扣，锁扣上有明显的撬动痕迹。经过向商店职工了解得知，在发案的前两天，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晨，商店职工就发现木工房的门锁被撬，锁头不见了，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小偷小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简单地换了一把新锁，重新锁上了木工房的门，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木工房就再次被撬，而且还引发了这样一起惊天血案。 干警们立刻对木工房进行了仔细勘察，发现木工房内丢失了一把钳子、一把斧子、一把扁铲，还有一套工作服和一顶蓝色帽子，而这些丢失的工具、衣服和帽子，正是之前在中心现场发现的那把斧子、钳子、扁铲，以及那件棕色工作服、蓝色帽子和沾血的的确良布。经过进一步确认，那块盖在死者头部的的确良布，是木工刘展工一件墨绿色的确良衬衣的右袖，被人用扁铲割了下来，显然，凶手是在木工房里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和衣物。 在与木工房相邻的锅炉房里，勘察人员在一把椅子底下，发现了一双布鞋。这双布鞋看起来很普通，鞋帮已经有些破旧，鞋帮的内侧沾有少量血迹，经过技术检验，这双布鞋鞋底的花纹，与库房第二道门地面上发现的波浪纹鞋印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确定，这双布鞋就是凶手作案时穿的鞋子。除此之外，在锅炉房内的配电盘木箱里，勘察人员还发现了一把钳子，钳子的刃部有少量金属碎屑，经过检验，这些金属碎屑与库房门锁上的金属成分一致，显然，这把钳子也是凶手用来撬锁的工具之一。 中街作为沈阳最繁华的地段，亨得利钟表眼镜店又是知名商铺，发生这样一起盗窃杀人案，瞬间震动了整个沈阳城。消息传开后，市民们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大家都在担心凶手还会继续作案，也都期盼着公安部门能够尽快破案，抓住凶手，还大家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沈阳市公安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全市最精干的干警，集中力量开展侦查工作。专案组的干警们，一边整理现场勘察到的所有线索，一边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试图还原凶手的作案过程，给凶手画好像，为后续的侦查工作指明方向。 经过反复分析和讨论，专案组得出了第一个结论：凶手是先杀死更夫吕某，然后再撬开库房，盗走现金的。理由很简单，更夫吕某是在熟睡中被杀害的，身上没有任何反抗痕迹，显然是毫无准备，而凶手之所以先杀死吕某，就是怕吕某在夜间巡逻时，听到他撬门的声音被惊醒，从而破坏他的盗窃计划，由此也可以看出，凶手的心思十分缜密，而且胆大手黑，为了钱财，不惜痛下杀手。 其次，专案组通过对现场线索和周边环境的分析，认定凶手是从皮鞋四厂门市部后院的西门进入亨得利后院的。经过调查得知，皮鞋四厂门市部后门大院的门，在案发前是拴着的，门闩完好无损，而案发后，门闩被打开了，大院里的几户居民，在案发当晚都没有打开过门，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除此之外，皮鞋四厂门市部的更夫反映，在案发当天清晨5点钟左右，他曾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从院内的木楼梯上上下下，声音很轻，但很急促，当时他以为是院内的居民，就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很可能就是凶手的脚步声。 结合这些线索，专案组推断出了凶手的作案路线：凶手首先从皮鞋四厂门市部后院西门进入，然后翻墙进入亨得利商店的后院；进入后院后，他先撬开了木工房的房门，穿上了木工房里的工作服，戴上了蓝色帽子，拿走了斧子、钳子、扁铲等工具；之后，他来到锅炉房，换上了放在那里的布鞋；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用钳子撬开了营业室后门上的纤维板，打开门栓，进入了营业室；进入营业室后，他趁着更夫吕某熟睡之际，用斧子将吕某杀害，然后用从木工房里割下来的确良布，盖在了吕某的头部；之后，他来到库房，撬开了库房的三道门锁，进入库房后，没有动那些价值连城的手表，而是撬开了手提小金库，盗走了里面的现金；最后，他按照原路，逃离了现场，消失在清晨的雾气中。现场遗留的工具、衣物、鞋子和血迹，都完美地印证了这个作案路线。 最后，专案组根据现场线索和作案过程，给凶手画了一幅画像：第一，凶手对亨得利商店的现场情况非常熟悉，包括商店的布局、后门的位置、木工房和锅炉房的位置，以及更夫的作息时间，由此可以推断，凶手要么是商店的内部职工，要么是与商店有密切联系的人，或者是经常在商店周边活动，对商店情况了如指掌的人；第二，凶手有设计作案的能力，能够周密地规划作案路线、准备作案工具，而且在作案后，能够尽量清理自己留下的痕迹，没有留下自己的指纹、足迹等关键痕迹，可见他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但与此同时，他在撬锁的过程中，一会儿撬锁扣，一会儿撬锁头，一会儿又撬门锁，手法十分生疏，没有任何撬锁经验，由此可以判断，他没有实际的作案经验，在犯罪方面，完全是个“雏儿”；第三，凶手急需用钱，而且胆子很大，心狠手辣，为了几千块钱，就不惜杀害一名无辜的老人，可见他的贪婪和残忍。 而让专案组干警们感到十分吃惊的是，商店的管理人员反映，库房内平常的存款，也就只有2000块钱左右，而案发前一天，也就是10月17号，商店的工作人员从沈阳7416厂卖表回来，因为时间太晚，银行已经下班，就没有来得及把卖表所得的6000多块钱存入银行，而是暂时放入了库房的手提小金库里。这件事，整个门市部的职工全都知道，没有任何隐瞒。 更让人意外的是，库房里那些价值13万元的手表，一块都没有丢失。这个现象，让专案组的干警们陷入了沉思：凶手既然是为了钱而来，为什么放着价值连城的手表不拿，偏偏只拿走了6000多块钱现金？经过反复分析，干警们得出了结论：凶手非常清楚，手表是贵重物品，而且有明显的标识，一旦偷走，很难销赃，只要一销赃，就很容易被公安部门发现，从而暴露自己的身份；而现金则不一样，现金没有任何标识，到手后可以直接使用，不容易被发现。从这一点上看，凶手虽然没有作案经验，但心思非常缜密，考虑得十分周全，也从侧面印证了，凶手对商店的情况非常熟悉，很可能是内部人员或者与商店有密切联系的人。 基于上述的认识，专案组认为，凶手如果没有对门市部及周围环境的清楚了解，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作案的。因此，专案组决定分兵四路，全面开展侦查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线索，务必尽快抓住凶手。 第一路，对与亨得利表店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彻底的摸底排查。包括与商店有业务往来的供应商、合作单位，以及曾经为商店提供过服务的人员，逐一核实他们的身份信息、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排除可疑人员。 第二路，在表店附近地区进行调查摸底。以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为中心，对周边的居民、商铺、饭馆、旅馆等进行全面排查，询问有没有人在案发当晚看到过可疑人员，有没有听到过异常的声音，收集相关的线索和证人证言。 第三路，在社会面上开展广泛调查。重点排查有前科、有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盗窃钟表、现金等行为的人员；同时，排查发案后经济突然暴富、行踪诡异的人员，以及在10月17日当天突然更换衣物、身上有血迹，或者去向不明的人员，还有那些有作案时间、有作案动机的人员。 第四路，对商店内部职工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这也是最关键的一路，因为从之前的分析来看，凶手很可能是商店的内部职工。凡是曾在亨得利工作过、后来调到其他单位的职工，在亨得利干过临时工、合同工的人员，以及与门市部有业务来往的单位和个人，都被纳入了侦查的视线；而与门市部职工有密切来往的人，特别是经常在木工房、锅炉房活动，或者经常在锅炉房过夜的人，以及同验光室、修理部有直接接触的人，更是排查的重中之重。 侦查工作全面展开后，专案组的干警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走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走访了无数的群众和相关人员，收集了大量的线索和证言。首先，干警们对曾经在亨得利烧过锅炉的20多个工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逐一核实他们的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经过反复调查取证，发现这些工人全都没有作案条件，要么案发当晚有不在场证明，要么没有作案动机，最终全部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随后，干警们又对表店周边地区的可疑人员进行了排查，先后排除了17个嫌疑对象。这些嫌疑对象，要么是有不在场证明，要么是没有作案动机，要么是与现场遗留的线索无关，经过反复调查取证，都被逐一否定，没有发现与案件有关的重要线索。 在社会面的排查中，专案组重点调查了五种人，一共排查出了15个重点嫌疑对象。这些人，要么是与老店有过接触的前科人员，要么是发案后经济突然暴富，要么是在案发前后行踪诡异，要么是身上有可疑痕迹。但经过专案组干警们的反复调查、核实，这些重点嫌疑对象，也都被逐一否定，没有一个人与现场遗留的线索相匹配，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他们作案的证据。 前三个方面的排查工作，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这让专案组的干警们感到十分压力巨大，也有些沮丧。但大家并没有放弃，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第四路排查工作上，商店内部职工。既然外部人员和周边人员的嫌疑都被排除了，那么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商店的内部职工之中。 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一共有职工181人，分为四个单位：办公室、第一门市部（青年门市部）、研磨车间（位于亨得利对面的路北）和第二门市部（也就是亨得利门市部）。其中，亨得利门市部是案件的发生地，也是排查的重点，这个门市部一共有三个组：眼镜组（包括柜台和二楼的验光室）、钟表组和修理部。专案组将大部分的侦查力量，都放在了亨得利门市部的这三个组，对每一名职工，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排查，逐一核实他们的身份信息、家庭情况、经济状况、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干警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木工房的木匠刘展工，和验光室的中年验光员张瑞镇。 首先是木匠刘展工，他的嫌疑一开始就很大。因为现场遗留的工作服、蓝色帽子、的确良布，都是他的，而且木工房两次被撬，丢失的工具也都是他平时使用的工具，种种线索，都指向了他。专案组的干警们，对刘展工进行了十几天的集中调查，走访了他的邻居、家人和同事，核实他的作案时间。结果发现，案发当晚，刘展工一直在家睡觉，他的邻居和家人都能提供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且他的经济状况良好，没有急需用钱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作案动机。经过反复核实，专案组最终排除了刘展工的犯罪嫌疑。 排除了刘展工之后，验光员张瑞镇，就成了最大的嫌疑对象。经过排查，干警们发现，张瑞镇身上的问题非常明显，疑点重重。张瑞镇当年44岁，离婚后独身一人，没有家庭负担，经常吃住在锅炉房，对商店的现场情况、更夫的作息时间，都十分熟悉，这为他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 更让人感到可疑的是，张瑞镇的性格十分暴躁，胆大手黑。据他的邻居和同事反映，他曾经因为家庭矛盾，与自己的亲儿子发生激烈争吵，争吵过程中，他竟然手持斧子、菜刀，往儿子身上砍，幸好被邻居及时制止，才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张瑞镇的胆子非常大，而且心狠手辣，有杀人的潜质。 除此之外，干警们还发现，张瑞镇欠了别人1000多块钱，在当时，1000多块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一直被债务困扰，急需用钱，这就有了明确的作案动机。更关键的是，现场遗留的那双布鞋，经过鉴定，正是张瑞镇放在锅炉房内的；而放在锅炉房配电盘上的那把钳子，经验光员赵宝宇辨认，是验光室的工具，平时由张瑞镇使用。再加上，更夫吕某平时在工作中，与张瑞镇有过矛盾，两人经常发生争执，张瑞镇对吕某心存不满，这也增加了他的作案嫌疑。 种种疑点叠加在一起，张瑞镇怎么看都像是本案的凶手。专案组的干警们，都十分兴奋，认为终于找到了重点嫌疑对象，只要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就可以破案了。为了获取证据，专案组决定对张瑞镇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收集他的相关线索，等待合适的时机，实施抓捕。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经过近半年的秘密侦查，专案组的干警们，既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张瑞镇作案的确凿证据，也没有发现比他更突出的嫌疑对象。侦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法医对现场遗留的血衣，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那件棕色工作服上衣的前襟沿襟，没有任何喷溅的血点，而衣服的其他部位，都有明显的喷溅血迹。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却给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 法医分析认为，这个细节说明，凶手在作案时，是穿着这件工作服，并且扣上了纽扣的。因为如果没有扣纽扣，前襟沿襟部位，也会沾上喷溅的血迹；而只有扣上纽扣，前襟沿襟才会被遮挡，不会沾上血迹。由此可以推断，凶手的体型，不能超出这件工作服的肥瘦，也就是说，凶手的体型应该是适中的，不胖不瘦。 专案组的干警们，立刻将这件工作服拿过来，与张瑞镇的体型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张瑞镇的身材比较胖，穿上这件工作服后，根本扣不上纽扣，与法医的分析结果完全不符。这个发现，让专案组的干警们十分意外，也开始对张瑞镇的嫌疑，产生了怀疑。 更让专案组干警们哭笑不得的是，张瑞镇居然察觉到了公安机关在秘密调查他。或许是他自己心里有鬼，或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专门买了刑法书籍，天天研究，还四处跟人说：“我没有作案，公安局凭什么调查我？将来，我要和公安局打官司，准备打10年、20年，一定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张瑞镇的这番话，让专案组的干警们更加怀疑，他们花费了半年时间，重点调查的嫌疑对象，很可能并不是真凶。如果张瑞镇不是凶手，那么真凶又是谁呢？侦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干警们的心里，都充满了疑惑和压力。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1980年2月，专案组专门请来了多名刑侦专家、法医专家和痕迹鉴定专家，齐聚沈阳，对案件进行重新分析和研判，再次给凶手画好像，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 经过专家们的反复分析和讨论，结合现场遗留的所有线索，再次完善了凶手的画像：第一，凶手熟悉店里的情况，包括商店的布局、工具的存放位置、现金的存放地点，以及更夫的作息时间；第二，凶手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穿40号鞋，体型适中，与那件工作服的尺寸相匹配；第三，凶手急需用钱，胆大手黑，为了钱财，不惜杀人；第四，凶手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但没有实际的作案经验，撬锁手法生疏；第五，凶手很可能与验光室、木工房有密切联系，能够接触到验光室的钳子、木工房的工具和衣物。 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对现场遗留的那把弯曲的螺丝刀，进行了重点调查。为了弄清楚这把螺丝刀的来源，专案组的干警们，多次请来了电工、建筑工人、修理工人等各个行业有经验的老师傅，对这把螺丝刀进行鉴别。经过老师傅们的反复鉴别，一致认为，这把螺丝刀，是一般企业中，干零活的修理工人使用的，不属于亨得利商店的工具，应该是凶手自己携带的。 更关键的是，在这把螺丝刀的木把上，有一块类似绿油漆的附着物。经过专业人员的反复检验和分析，最终确定，这块附着物，是海藻酸钠。海藻酸钠是一种化学原料，主要用于食品、纺织、医药等行业，在当时的沈阳，使用这种化学原料的单位并不多。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的干警们十分兴奋，这无疑是一个新的重要线索。专案组立刻派人，对沈阳所有使用海藻酸钠的单位，进行全面的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发现沈阳一共有30多个单位使用海藻酸钠，涉及纺织、食品、医药等多个行业。 紧接着，专案组的干警们，又回到亨得利商店，对商店的181名职工，进行了再次排查，重点排查哪些职工的亲属，有接触海藻酸钠的条件。经过仔细排查，最终发现，有3名职工的亲属，所在的单位使用海藻酸钠，这3名职工，也因此被纳入了重点排查范围。至此，停滞不前的案件，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就在专案组集中力量，追查螺丝刀的来源，排查那3名职工及其亲属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0年4月19日，亨得利商店的木匠，在木工房进行日常打扫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把小锁头。经过仔细辨认和核实，这个锁头，正是1979年10月17号夜里，木工房第二次被撬时，丢失的那把新锁的锁头。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让专案组的干警们十分振奋。原来，在1979年12月27日，也就是案发两个多月后，这位木匠在木工房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捡到了一把锁头，经过核实，那把锁头，是10月15号夜里，木工房第一次被撬时，丢失的旧锁的锁头。当时，干警们已经对那把旧锁头进行了检验，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就暂时存档了。 专案组的干警们，立刻将新发现的锁头，送到了技术部门，进行全面检验。经过技术人员的反复检验，最终认定，刚刚发现的这把新锁头，与1979年12月27日捡到的那把旧锁头，都是被同一把钳子撬开的，而这把钳子，正是之前在锅炉房配电盘木箱里发现的，那把属于验光室的钳子。 这个结论，让专案组的干警们恍然大悟：木工房在10月15号和10月17号两个夜里，两次被撬，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因为两次撬锁使用的是同一把钳子，而且作案手法相似，都是撬开锁头，进入木工房，拿走工具和衣物。 那么，谁能在15号、17号两个夜里，都使用这把钳子作案呢？干警们分析认为，外部人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外部人员很难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两次进入商店后院，撬开木工房的门锁，而且还能准确找到验光室的钳子，使用钳子撬锁；更重要的是，外部人员对商店的情况，不可能这么熟悉，也不可能知道木工房的锁被撬后，商店会换一把新锁。 既然外部人员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商店的内部人员。而从前段时间的排查工作来看，经常接触这把钳子的，只有验光室的12名职工，6名男职工，6名女职工。干警们立刻对这12名职工，进行了再次全面的排查，重点核实他们在10月15号和10月17号夜里的行踪，排除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员。 经过反复排查和核实，6名男职工中，有5名职工，在10月15号和10月17号夜里，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要么在家睡觉，要么在外地出差，要么有证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行踪，因此，这5名职工被逐一排除了嫌疑。这样一来，验光室的6名男职工中，就只剩下一名职工，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被排除嫌疑，他就是赵宝宇。 赵宝宇，当年26岁，是验光室的一名年轻验光员，平日里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辞，在之前的排查工作中，因为他看起来老实本分，而且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行踪，所以一直没有被专案组纳入重点排查范围。可此时，随着新线索的出现，赵宝宇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渐渐浮出了水面。 首先，赵宝宇经常使用那把撬开木工房锁头的钳子。据验光室的同事反映，在木工房第一次被撬的前一天下班时，赵宝宇还在使用这把钳子，之后，这把钳子就不知去向，直到案发后，才在锅炉房的配电盘木箱里被发现。其次，验光室门锁的两把钥匙，都是经过赵宝宇的手里丢失的，而且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发案那天晚上，下班时，还是赵宝宇锁的验光室的门，可之后，这把门锁的钥匙，就下落不明了，再也没有找到。 更关键的是，案发当天，赵宝宇也到沈阳7416厂卖表去了，他非常清楚，当天卖表所得的6000多块钱，没有存入银行，而是暂时放在了库房的手提小金库里，这正是凶手作案的目标。除此之外，赵宝宇的父亲和弟弟，都在沈阳市纺织厂工作，而沈阳市纺织厂，正是使用海藻酸钠的单位之一，赵宝宇有机会接触到海藻酸钠，这与现场遗留的螺丝刀木把上的海藻酸钠，完美地对应上了。 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的地方，就是在之前排查张瑞镇的时候，赵宝宇曾经多次主动向专案组的干警们检举张瑞镇，说张瑞镇平时性格暴躁，胆大手黑，而且欠了很多钱，有作案动机，还说自己曾经看到张瑞镇在案发当晚，出现在商店附近。现在回想起来，赵宝宇的这些行为，明显是有栽赃陷害之意，目的就是为了转移专案组的视线，掩盖自己的罪行。 基于以上这些疑点，专案组当即决定，将赵宝宇列为本案的重大嫌疑对象，集中所有侦查力量，对赵宝宇进行全面的调查，收集他作案的证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调查，专案组的干警们，发现了赵宝宇更多可疑的行为。据赵宝宇的同事和邻居反映，赵宝宇平时的生活十分奢侈，与他的工资水平严重不符。他经常到太原街一带购买物品，大吃大喝，出手阔绰，经常下饭馆，有时一天甚至要吃两次，点的都是好酒好菜，而他却很少在中街买东西，似乎是在刻意避开熟悉的人。 更奇怪的是，赵宝宇花钱的方式，十分反常。他一个人单独的时候，总是一顿狂花，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可当他和自己的对象一起闲逛时，却变得十分节俭，很少花钱，甚至连一瓶汽水都舍不得买，前后判若两人。干警们分析认为，赵宝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钱来得不干净，不敢在自己的对象面前大肆挥霍，怕引起对象的怀疑。 除此之外，专案组的干警们还发现，赵宝宇竟然还有一个情人，而这个情人，正是亨得利商店的一名女工。据了解，这名女工的作风不太好，赵宝宇经常和她秘密约会，避开其他人的目光。为了讨好这名女工，赵宝宇曾经送给她一副mIc眼镜、一个人造革手提兜，还有一双白色的凉皮鞋，这些物品，在当时都算得上是稀罕物，价值不菲，以赵宝宇的工资水平，根本不可能买得起。 干警们对赵宝宇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赵宝宇的家庭条件十分普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正在上学，家庭负担并不轻，根本没有能力支撑他如此奢侈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赵宝宇的经济来源，十分可疑，很可能就是盗窃得来的赃款。 专案组的干警们，知道赵宝宇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如果直接对他进行抓捕，很可能会打草惊蛇，让他销毁赃款和证据。因此，为了麻痹赵宝宇，让他放松警惕，专案组决定，暂时撤离亨得利商店，营造出案件毫无进展、已经搁置的假象。 1980年5月24日，专案组的干警们，来到亨得利商店，当着商店全体职工的面，宣布了一个消息：“由于近期发生了道义派出所民警被杀案，案情重大，需要抽调大量的侦查力量，而亨得利的这起案件，目前没有任何进展，因此，决定暂告一段落，从即日起，全体专案组人员撤回，后续有新的线索，再重新开展侦查工作。” 这个消息，在商店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职工感到十分失望，认为这起案件可能永远都破不了了；有的职工则感到有些庆幸，觉得自己再也不用被反复询问，不用再受到案件的影响；还有的职工，私下里议论纷纷，猜测凶手到底是谁。 而赵宝宇，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眼神里充满了放松和得意，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以为，自己的罪行，永远都不会被发现，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地挥霍赃款，过着奢侈的生活。 专案组撤离的第三天，赵宝宇就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马脚。他直接在亨得利商店里，买了一块价值185元的瑞士产双日历红梅牌手表，在当时，185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四个多月的工资，赵宝宇出手如此大方，更加印证了他的经济来源可疑。 专案组的干警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赵宝宇的一举一动，看到他的这个举动后，心中十分振奋，知道赵宝宇已经放松了警惕，正是进一步侦查、收集证据的好时机。为了让赵宝宇更加放松警惕，同时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暴露自己的赃款，专案组决定，设计让赵宝宇去北京出差。 随后，亨得利钟表眼镜店就发布了通知，决定派3名职工，前往北京，取回商店维修设备的机器，赵宝宇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通知发布得非常紧急，不给赵宝宇留有任何替别人捎买物品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随身携带赃款，在异地挥霍，从而留下更多的证据。 赵宝宇接到通知后，没有丝毫的怀疑，反而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放心挥霍赃款的好机会。他立刻收拾行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在在北京的7天时间里，赵宝宇彻底放松了警惕，大肆挥霍，一共花了200多块钱，买了很多贵重物品，出手阔绰，丝毫没有节制。他的这些行为，都被专案组暗中派去跟踪的干警，一一记录了下来，成为了他作案的重要间接证据。 从北京回来后，赵宝宇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挥霍赃款也更加大胆。专案组的干警们，知道时机已经渐渐成熟，决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引诱赵宝宇拿出赃款，从而获取确凿的证据，实施抓捕。 为此，专案组在亨得利门市部，物色了一个可靠的线人。这个线人，是赵宝宇的同事，平时与赵宝宇的关系还算不错，而且为人正直，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线人按照专案组的部署，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赵宝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寻找合适的机会。 很快，线人就给专案组传来了消息：他的兄弟，从广州买了一台新的日本三洋牌录音机，准备把家里的那台旧的三洋牌录音机卖掉。赵宝宇听说这件事后，立刻主动找到了线人，苦苦央求线人，把那台旧录音机卖给自己，还说自己的对象想买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凤凰牌自行车，手里有闲钱，愿意出高价购买。 专案组的干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诱赵宝宇拿出赃款的好机会。他们立刻给线人下达指令，让线人答应赵宝宇的要求，与他进行交易，同时注意观察赵宝宇拿出的钱的状态。 很快，线人与赵宝宇就进行了录音机的交易。当赵宝宇拿出钱，递给线人的时候，线人按照专案组的要求，仔细观察了这些钱，这些钱，不仅崭新，而且上面明显有一股土腥味，像是被埋在地下很长一段时间，受潮、发霉了。线人把钱拿回来后，立刻交给了专案组的干警们。干警们经过检验，确认这些钱，就是亨得利商店丢失的赃款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钱的票面、编号，与商店丢失的现金，有一部分能够对应上，而且上面的土腥味，也印证了干警们的猜测，赵宝宇曾经将赃款埋在地下。 为了进一步获取更多的赃款，彻底锁定赵宝宇的罪行，线人按照专案组的部署，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找到了赵宝宇，对他说：“我有个朋友，明天早晨7点30分的班机，要去广州，他想在广州买一辆自行车，急需用钱，你能不能先借我一些钱？晚了就赶不上飞机了，等我朋友从广州回来，就立刻把钱还给你。” 赵宝宇此时已经彻底放松了警惕，而且他手里有大量的赃款，也不在乎这一点钱，于是就答应了线人的要求。第二天下午，赵宝宇一进商店，就立刻把线人拉到了后院的角落里，从自己的裤兜里，拿出了190元钱，递给了线人。 线人按照专案组的部署，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皱着眉头说：“你也太吝啬了吧？我朋友买自行车，不仅需要车钱，还有包装费、运输费，这些都得我给你垫上，你再拿点钱出来，不然不够用。” 赵宝宇没有丝毫的怀疑，立刻说道：“行，我再去给你拿点，你等我一下。”说完，他就转身上楼，来到了验光室的工作间，从自己的工作桌里，又拿出了一部分钱，递给了线人。 线人把钱拿回来后，立刻交给了专案组的干警们。干警们知道，赵宝宇的赃款，很可能就藏在他验光室的工作桌里。于是，专案组当即决定，在当晚11点，对赵宝宇的工作桌，进行第二次搜查。 其实，在1979年案发后不久，专案组就曾经对赵宝宇的工作桌，进行过一次搜查，但当时，赵宝宇隐藏得很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和赃款。而这一次，在掌握了线索的情况下，干警们的搜查，更加细致、更加认真。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干警们在赵宝宇工作桌的一个隐蔽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用报纸包裹着的钱。这些钱，一共有2293元，上面长满了绿毛，散发着浓郁的土腥味，显然是被埋在地下很长一段时间，受潮发霉了。经过商店财务人员的辨认和检验，这些钱，正是亨得利商店丢失的赃款的一部分，票面和编号，都能够对应上。 赃款被找到，确凿的证据已经掌握，专案组当即决定，立即实施抓捕行动，将赵宝宇缉拿归案。当天晚上12点半，夜色深沉，沈阳的街头早已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只有路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寂静的街巷。侦查员们乔装打扮，悄悄来到赵宝宇的住处，以赵宝宇的大姐来电报、有紧急事情为由，轻轻叩响了房门。 屋内的赵宝宇，刚刚洗漱完毕，正准备休息，听到敲门声和侦查员的解释后，没有丝毫怀疑，他自认为自己的罪行隐藏得天衣无缝，专案组已经撤离，根本不会有人再怀疑到他头上。他慢悠悠地走到门口，打开了房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早已埋伏在门口的侦查员们就一拥而上，迅速将他控制住。“你们干什么？我没有犯法！”赵宝宇瞬间慌了神，脸色惨白，挣扎着想要反抗，却被侦查员们死死按住，动弹不得。当侦查员出示逮捕证，说出“你涉嫌亨得利钟表眼镜店杀人盗窃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时，赵宝宇的身体瞬间僵住，眼神里的得意和放松，瞬间被恐惧和绝望取代，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镇定。 赵宝宇被依法拘留后，专案组立即集中所有力量，对他进行突审。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凝重，预审员们神情严肃，目光如炬，紧紧盯着坐在审讯椅上的赵宝宇。刚开始，赵宝宇一言不发，低着头，双手紧紧攥在一起，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他毕竟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心里清楚，自己之所以被抓，一定是工作桌里的赃款出了问题，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想要顽抗到底，试图蒙混过关。 预审员们早已摸清了赵宝宇的心理，没有急于追问，而是耐心地向他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结合案件的相关线索，一点点打破他的心理防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审讯室里只剩下赵宝宇沉重的呼吸声和预审员沉稳的话语声。终于，赵宝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抬起头，脸上布满了悔恨和恐惧，却依旧试图狡辩，以攻为守，假意检讨道：“我犯了错误，商店发生案子后，我到验光室找钳子，在小屋里捡了钱，一时糊涂，就自己收了起来，我没有杀人，也没有盗窃，那些钱只是我捡来的。” 预审员们早已料到他会这样狡辩，当即抓住他话语中的漏洞，连续提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你捡的钱，为什么会藏在工作桌的隐蔽抽屉里？为什么钱上会有土腥味，还长满了绿毛？你捡钱的时间、地点，具体是怎样的？你既然是捡钱，为什么不主动上交，反而大肆挥霍？”一连串的问题，问得赵宝宇张口结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反复喃喃道：“我也说不明白，反正那个案子不是我干的，我真的没有杀人。” 此时的赵宝宇，早已是山穷水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狡辩毫无意义，专案组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再顽抗下去，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预审员们的耐心劝说和政策感召下，赵宝宇终于放弃了抵抗，低着头，缓缓交代了自己作案的全部过程，将这起震惊沈阳的杀人盗窃案的真相，彻底公之于众。 原来，赵宝宇从小就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参加工作后，更是沉迷于奢侈的生活，可他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支撑他的欲望。看着身边有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赵宝宇心里充满了嫉妒和不甘，渐渐萌生了“走捷径”、搞一笔巨款的念头。早在1979年7月，他就开始预谋盗窃亨得利商店的现金，暗中观察商店的布局、更夫的作息时间，熟悉工具和现金的存放地点，为作案做准备。 10月15号夜里，赵宝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当天晚上下班后，他故意将验光室的门钥匙带回了家，趁着夜色，悄悄经过皮鞋四厂门市部后角门，翻墙进入了亨得利商店的后院。他用钥匙打开验光室的门，取出那把后来用来撬锁的钳子，然后撬开了木工房的房门，准备拿上工具后，进入营业室盗窃。可就在这时，他听到营业室里有说话的声音，以为是更夫在巡逻，心里瞬间慌了神，不敢贸然下手，只能带着钳子，顺着原路翻墙回家，路上，他担心钥匙会留下痕迹，就把验光室的钥匙扔在了一个公共厕所里。 第二天上班后，赵宝宇发现商店里没有人追究木工房被撬、钥匙丢失的事情，心里更加放心大胆，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于是决定再次作案。10月17号下班后，商店召开大会，赵宝宇在会上得知，当天工作人员到沈阳7416厂卖表所得的6000多块钱，因为时间太晚，没有送到银行，而是暂时放在了库房的手提小金库里。同时，他还听到同事们议论，商店的后门不结实，很容易被撬开，这让他再次燃起了作案的念头。 回到家后，赵宝宇周密地思考了作案的路线、工具和过程，他知道，更夫吕某夜间喜欢走动，想要顺利拿到钱，就必须先把吕某杀死，永绝后患。10月18日凌晨3点05分，天还漆黑一片，赵宝宇从家里带上一把钳子、一把螺丝刀和一副白线手套，再次翻墙进入亨得利商店的后院。他先用螺丝刀和钳子撬开木工房的房门，穿上了木匠刘展工的棕色工作服，他知道，这样可以防止杀人时，血迹溅到自己的衣服上，留下痕迹。 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和更夫吕某认识，万一被吕某认出来，就全完了。于是，他灵机一动，拿起木工房里的扁铲，割下了刘展工一件墨绿色的确良衬衣的右袖，当作蒙面布，又戴上了刘展工放在木工房里的蓝色帽子，将自己的脸遮挡得严严实实。之后，他又来到锅炉房，换上了张瑞镇放在那里的一双布鞋，避免留下自己的鞋印，然后拿着斧子、扁铲等工具，悄悄来到了营业室。 此时，更夫吕某正躺在临时搭成的床铺上熟睡，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赵宝宇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趁着吕某熟睡之际，举起手里的斧子，对准吕某的头部，猛地砸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吕某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呼救，就被活活打死，鲜血瞬间染红了床铺和周围的地面。之后，赵宝宇用割下来的确良布，盖在了吕某的头部，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杀死吕某后，赵宝宇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来到库房，用钳子和螺丝刀，撬开了库房的三道门锁，两道明锁和一道暗锁，由于他没有撬锁经验，手法十分生疏，折腾了很久才撬开。进入库房后，他没有动那些价值13万元的手表，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手表有明显的标识，很难销赃，一旦销赃，就会被公安部门发现。他径直走到手提小金库前，撬开小金库的挂锁，将里面的6882块3角4分现金，全部装进了两个手提兜里。 做完这一切后，赵宝宇按照原路，悄悄翻墙逃离了现场。此时，天已经接近早上6点钟，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街上已经有了零星的行人。赵宝宇不敢停留，一路快步回到家，由于太过匆忙，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清点赃款的数目，就用报纸把赃款包好，藏在了自家水缸的后面，暂时躲避风头。 事隔半个月左右，赵宝宇觉得，把这么一大笔巨款放在家里，太过不安全，万一被人发现，就前功尽弃了。他思来想去，想到自己的对象的父亲，是沈阳军区陆军总院的干部，身份特殊，不容易受到怀疑，于是在11月初的一天，他把赃款用黑色的皮兜装好，悄悄带到了沈阳军区陆军总院，埋在了院外的花地里，这样既隐蔽，又不容易被人发现。 在这期间，赵宝宇开始大肆挥霍赃款，他买了两台自行车、一块手表、一对皮箱，还有毛毯、夹克、皮鞋等贵重衣物，平日里经常下饭馆、买奢侈品，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奢侈生活。同时，他还偷偷和亨得利商店的那名女工约会，用赃款给女工买礼物，讨好对方，掩盖自己的罪行。 1980年6月初，在去北京出差之前，赵宝宇担心埋在陆军总院花地里的赃款不安全，就悄悄把赃款取了回来，带回家中，埋在了炉子附近的砖地下。从北京出差回来后，他又觉得家里也不安全，于是就把一部分赃款，转移到了亨得利验光室自己的工作桌里，藏在隐蔽的抽屉里，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却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专案组发现，成为了指控他罪行的确凿证据。 除此之外，赵宝宇还交代，他之所以多次检举张瑞镇，就是为了栽赃陷害，转移专案组的视线，让专案组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张瑞镇身上，从而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知道张瑞镇性格暴躁、胆大手黑，还欠了外债，有作案动机，而且张瑞镇经常吃住在锅炉房，对商店情况熟悉，很容易成为怀疑对象，于是就故意编造谎言，多次向专案组检举张瑞镇，试图蒙混过关。 赵宝宇的供述，完整地还原了这起杀人盗窃案的全部过程，每一个细节，都与现场勘察到的线索完美对应，从木工房被撬的锁头、丢失的工具和衣物，到现场遗留的布鞋、螺丝刀上的海藻酸钠，再到赃款的藏匿地点和挥霍情况，没有一丝一毫的出入，彻底印证了赵宝宇就是这起案件的真凶。 赵宝宇因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几个月后，随着一声枪响，赵宝宇为自己的贪婪和残忍，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第268章 老实汉挥斧弑妻杀情夫 2019年8月21号这天中午，川东平昌的日头毒得能烤化人，柏油路面被晒得泛着油光，连路边的狗都趴在树荫下吐舌头，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就在这暑气逼人的时辰，83岁的老张却没在家歇着，佝偻着身子，脚步踉跄却又急得飞快，藏青色的粗布褂子早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上深刻的皱纹往下滚，砸在滚烫的地面上，瞬间就蒸发成一缕白气，连个痕迹都没留下。 路过的乡亲看见他，远远地喊：“老张，这么热的天，你往哪赶啊？快歇会儿！”老张头也不回，只是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找我孙女，找欣欣……”那语气里的焦急，隔着几米远都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照理说，八十多岁的老人，本该在家享清福，吹着风扇，喝着凉茶，安安稳稳地度过盛夏的午后。可老张不行，他的心头肉、他的宝贝孙女张欣，从早上到现在，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听筒里永远是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一次、两次、三次……老张把手机贴在耳边，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颤，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慌乱。他知道，孙女从来不会这样，就算再忙，看到他的电话也会第一时间接，就算当时接不了，过后也会立马回过来。这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孙女不接电话，那找孙女婿荀扬试试？老张又颤抖着拨通了荀扬的电话，可这次更让人揪心，电话里传来的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俩孩子，到底咋回事啊？”老张停下脚步，扶着路边的树干，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着。他活了八十多年，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孙女和孙女婿同时联系不上，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瞬间缠紧了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来。 张欣是他一手带大的，儿子儿媳走得早，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这个孙女身上，从小到大，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碰。在他眼里，张欣就是他的命，是他活下去的盼头。现在联系不上人，他不敢想，也不愿意想，孙女会不会出什么事。 “不行，我得去看看，我必须去看看！”老张咬了咬牙，用尽全身力气，又加快了脚步。他的腿不好，年轻时受过伤，走快了就会疼，可此刻，他早已感觉不到腿疼，满心都是对孙女的担忧，只想快点赶到孙女家，确认她的安全。 张欣住在镇上，镇上都是那种沿街盖的两层小楼，一家挨着一家，热闹得很。她的家就在镇中心的一条主街上，二楼，窗户朝着街面，平时只要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街上的人来人往。老张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孙女家门口，累得几乎要虚脱，扶着墙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可就在他抬头准备上楼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了门口台阶上的一串脚印，不是别的脚印，是一双男士皮鞋的脚印，鞋底沾着泥土，清晰地印在台阶上，一看就是刚留下没多久的。 这一下，老张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太了解孙女家了，张欣平时很爱干净，门口总是擦得干干净净，从来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脚印。而且，这双皮鞋的尺码很大，绝对不是荀扬的，荀扬个子瘦小，穿的是38码的鞋，而这串脚印，起码得是42码以上。 “欣欣？欣欣！”老张再也顾不上别的，跌跌撞撞地爬上二楼，来到张欣的房门前。那是一扇厚厚的防盗门，冰冷的金属质感，此刻在老张眼里，却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他伸出干枯的手，拼命地拍打房门，声音因为着急而变得嘶哑，甚至带着哭腔：“欣欣，开门啊！欣欣，你在里面吗？欣欣！” 他拍得手都麻了，胳膊也酸了，房门却纹丝不动，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安静得可怕。老张急得团团转，又把耳朵紧紧贴在房门上，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里面的声音。可不管他怎么听，里面都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连一丝呼吸声都听不到。 “怎么办？怎么办？”老张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站在门口，手足无措。他想破门而入，可这防盗门太结实了，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根本没有那个力气。情急之下，他想起了一楼的邻居，一个姓王的小伙子，平时挺热心的，或许能帮上忙。 老张又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找到了王邻居，拉着他的手，急切地说：“小王，小王，求你个事，帮我看看我孙女，她在二楼，房门打不开，里面也没动静，我担心她出事了！” 王邻居见老张哭得满脸泪痕，神色慌张，也知道事情不简单，赶紧点了点头：“大爷，您别着急，我这就跟您上去看看。”说着，他回屋找了一把梯子，扛着就跟着老张来到了二楼的窗户底下。 梯子搭在墙上，稳稳地靠在窗户边。老张看着那高高的梯子，心里又急又怕，他八十多岁了，腿脚不便，根本爬不上去。可他又实在放心不下孙女，只能颤颤巍巍地抓住梯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每爬一步，都感觉浑身的力气在流失，腿也不停地发抖，生怕自己摔下来。 好不容易爬到梯子顶端，老张扒着窗户，眯着眼睛往屋里看。这一看，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冰冷，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他清楚地看到，客厅的地面上，有一片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血迹，虽然隔着窗户，看得不是很清楚，但那颜色，那形状，让他浑身发冷，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不……不可能……”老张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宁愿是自己眼花了，看错了。他用力眨了眨眼睛，再仔细一看，那片暗红色的痕迹依然在那里，清晰可见。 老张再也撑不住了，颤颤巍巍地爬下梯子，脸色苍白得像纸，浑身不停地发抖，抓住王邻居的手，声音都在打颤：“小王，小王，你……你再上去看看，是不是我眼花了？是不是……是不是我看错了？” 王邻居也看出了不对劲，点了点头，赶紧爬上梯子，扒着窗户往屋里看。这一看，他的脸色也瞬间变了，眼神里充满了恐惧，身子也忍不住抖了起来。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爬下梯子，对着老张，声音沙哑地说：“大爷，您没看错……客厅里确实有血迹，而且……而且卧室里，好像有人躺在地上，我看得不是很全，但……但看着不像活人。” “什么？！”老张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幸好王邻居及时扶住了他。他缓了缓神，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拉着王邻居的手，苦苦哀求：“小王，求你，求你帮我把那防盗栏杆撬开，你钻进去看看，看看我孙女怎么样了，求你了！” 王邻居看着老张可怜的样子，又想到屋里的情况，心里也很着急，点了点头：“大爷，您别着急，我这就撬开栏杆，进去看看。”说着，他从家里找来了一把撬棍，又找了一把螺丝刀，来到窗户边，对着防盗栏杆，三下五除二，就把栏杆撬开了一个足够一个人钻进去的口子。 王邻居深吸一口气，钻进了屋里。老张站在梯子底下，双手合十，不停地祈祷着：“欣欣，没事的，你一定没事的，老天爷保佑，保佑我的欣欣没事……”他的声音颤抖着，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每一秒都过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没过多久，王邻居就从窗户里钻了出来，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发紫，眼神里的恐惧还没散去，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连站都站不稳：“大……大爷，出事了，真的出事了……你快报警，快报警啊！” 老张一听，浑身一软，瘫坐在地上，眼泪哭得更凶了，嘴里不停地喊着：“欣欣，我的欣欣……”王邻居赶紧拿出手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急促地说：“喂，警察同志，快来！平昌县镇上，有人出事了，好像……好像死人了！” 接到报警后，平昌县公安局的民警立刻出动，警车鸣着刺耳的警笛声，一路疾驰，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一时间，镇上的乡亲们都被警笛声吸引了，纷纷围了过来，议论纷纷，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 民警们下车后，立刻赶到二楼的房门前，试图打开防盗门，可防盗门是从里面反锁的，不管怎么拉，怎么拧，都打不开。无奈之下，民警只能找来工具，对着防盗门进行破拆。撬锁、砸门，忙活了好半天，终于“哐当”一声，防盗门被撬开了。 门一打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刺鼻难闻，让人闻着就毛骨悚然，忍不住想要呕吐。在场的民警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刑警，可闻到这股血腥味，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血腥味太浓了，说明现场的出血量非常大，情况绝对不简单。 民警们立刻警觉起来，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命案。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客厅的地面，地面似乎被人清洗过，有些地方还湿漉漉的，但尽管如此，依然能看到很多暗红色的血迹，有的已经干涸，有的还带着一丝湿润，顺着地面的缝隙，蔓延到墙角，触目惊心。 老张一看民警打开了门，就想冲进去找孙女，民警赶紧拦住了他，语气沉重地说：“大爷，您先别进去，里面不安全，我们先进行勘察，您再等等，好吗？”随后，民警又把围观的乡亲们都挡在了门外，禁止任何人进入现场，保护好案发现场的完整性。 一名民警戴上鞋套、手套，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开始进行初步勘察。他先来到客厅，仔细查看了地面的血迹，又检查了门窗，发现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随后，他朝着次卧走去，刚走到次卧门口，就看到地面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张白色的床单，只露出了一双脚，那是一双男士的脚，穿着一双黑色的袜子，脚趾蜷缩着，看起来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民警心里一沉，又来到主卧室，只见主卧室的地面上也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床被子，双手和双脚都露在外面，从身形和穿着来看，这是一名女士。民警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两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体也已经变得僵硬，显然已经死去多时。 民警立刻从屋里退了出来，封锁了整个现场，然后迅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案情。平昌县公安局接到汇报后，高度重视，立刻指派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带队，带领侦查员和技术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勘察。 技术民警戴上专业的勘察装备，走进现场，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勘察。他们先来到次卧，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在男士身上的白色床单，眼前的一幕让在场的民警都心头一紧，死者是一名男性，身上只穿着一条裤衩，浑身都是伤口，尤其是头部，有多处凹陷，伤口周围血肉模糊，很明显是被钝器击打所致，而头部的钝器伤，正是致命伤。 随后，技术民警又来到主卧室，掀开盖在女士身上的被子。老张隔着门缝，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士，那就是他的孙女张欣！张欣的手上有明显的刀伤，伤口很深，血肉模糊，头部也受到了钝器的击打，脸上还残留着一丝痛苦的表情，显然，她在临死前，经历了剧烈的痛苦。 现场的地面上，散落着两件凶器，一把刀刃带缺口的菜刀，刀刃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还有一把斧头，斧头上也沾满了血迹，看起来异常狰狞。技术民警仔细勘察后发现，房间里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家具被挪动过，墙壁上也溅满了血迹，虽然有人试图清洗过房间，但因为血迹太多，墙壁上、地面的缝隙里，依然残留着大量的血迹，根本无法清理干净。 结合现场勘察的情况，警方初步判断，现场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打斗，当时的情况异常惨烈。而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是熟悉的，凶手是和平进入现场的，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了警方面前：女性死者是张欣，那么男性死者是谁？是不是张欣的丈夫荀扬？老张听到民警的猜测，立刻摇了摇头，哭着说：“不是，不是荀扬！荀扬比他瘦多了，个子也矮，这不是我的孙女婿！” 既然男性死者不是荀扬，那他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张欣的家里，而且还衣衫不整，只穿着一条裤衩？他和张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荀扬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关机？他和这起命案，有没有关系？ 警方立刻明确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第一，尽快找到荀扬，了解他的行踪，确认他是否和这起命案有关；第二，查明男性死者的身份，理清他和张欣、荀扬之间的关系。 随后，警方立刻组织警力，对现场周围的居民进行走访摸排。镇上的居民大多是本乡本土的人，乡里乡亲的，彼此都比较熟悉。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居民们在案发前后，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有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有没有看到荀扬或者陌生男子出现在张欣家附近。 走访过程中，民警找到了荀扬的大姐。荀扬的大姐一听出了命案，还涉及到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吓得脸色惨白，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弟弟和张欣虽然偶尔会拌嘴，但没什么大的矛盾啊！荀扬平时老实本分，话也不多，性格也比较懦弱，从来不会跟别人吵架，更不会杀人啊！” 民警又继续走访，找到了荀扬的二姐。荀扬的二姐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平时和荀扬、张欣的联系比较多。她听到消息后，也是一脸震惊，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对民警说：“民警同志，其实……其实他们俩的关系，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好。” 民警一听，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追问：“大姐，你详细说说，他们俩到底是什么情况？” 荀扬的二姐叹了口气，说：“他们俩不久之前，已经离婚了，只是这件事，他们没敢告诉太多人，就连我大姐，都不知道。他们虽然离婚了，但因为两个孩子，还是住在一起，属于那种离婚不离家的情况。” 民警们愣住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情况。荀扬的二姐继续说：“他们俩离婚，主要是因为荀扬一直没什么工作，家里的开销，全靠张欣开理发店挣钱。时间长了，张欣就不满意了，经常抱怨荀扬窝囊、懒惰，不愿意出去挣钱，俩人为此吵了很多次，最后，就赌气去办了离婚证。” 说到这里，荀扬的二姐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色一变，赶紧说：“对了，民警同志，就在一个小时之前，荀扬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消息内容很奇怪，我当时还没在意，现在想想，太吓人了！” 民警立刻让荀扬的二姐拿出手机，查看那条消息。只见消息上写着：“二姐，人是我杀的，受到法律追究我也不后悔。二姐，以后我的两个孩子，就靠你和大姐了，一定要帮我照顾好他们，拜托了。” 看到这条消息，在场的民警们都明白了，凶手，就是荀扬！这条消息，相当于荀扬的自首信，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事不宜迟，警方立刻下达命令，全力抓捕荀扬，千万不能让他逃脱。 民警们再次对周围的居民进行走访，询问荀扬的行踪。很快，就有乡亲反映：“今天早上，我看到荀扬了，他骑着一辆白色的摩托车，好像是出镇了，往镇外的方向去了。那辆摩托车，没有上牌照，我看得很清楚。” 得到这个线索后，警方立刻行动起来，组织警力，在平昌县各个重要的路段、卡口设卡堵截，严格盘查过往的车辆，尤其是白色的无牌摩托车。同时，警方还联系了邻近的万源市警方，请求他们协助抓捕，形成合围之势，确保荀扬插翅难飞。 就在平昌警方全力部署抓捕工作的时候，和案发地邻近的通江县警方，突然接到了一个110报警电话。这个报警电话，就像一条线索，把两起看似无关的事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报警人是一名刘女士，电话里，刘女士的声音带着哭腔，非常焦急：“警察同志，求你们帮帮我，我丈夫不见了，联系不上他，我担心他出事了！” 民警连忙安抚刘女士的情绪，询问她丈夫的相关信息。刘女士哽咽着说，她的丈夫叫齐松，当年33岁，是通江人，在当地做工程，生意做得不错，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很富裕。 刘女士接着说：“19年8月20号上午，我丈夫带着我小舅子，还有另外三个工人，开着一辆车，去平昌县收工程款。到了晚上，我给我丈夫打电话，问他工程款收着了没有，他说没收着，我就劝他，没收着就别着急，明天早点回来。他答应我，说第二天上午就回来。” “以前，我丈夫也经常去外地收工程款，有时候也会不回家，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可昨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了，心里一直慌慌的，坐立不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整整一夜都没睡着，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刘女士的声音越来越哽咽，“今天早上，我又给我丈夫打电话，可电话一直打不通，听筒里传来的，都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赶紧给我小舅子打电话，我小舅子说，他也找不到我丈夫，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民警连忙追问：“你小舅子有没有说，你丈夫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 刘女士说：“我小舅子告诉我，昨天晚上，他们几个人一起在平昌县镇上的一家饭馆吃了饭，吃完饭之后，我丈夫说他有事先走，没有开车，一个人步行离开了，具体去了哪里，他也没说。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后，也喝了点酒，就回酒店睡觉了，直到今天早上，才发现我丈夫不见了。” 通江县和平昌县紧紧相邻，而刘女士的丈夫齐松，失踪的地点，正好就在平昌县镇上，而且失踪的时间，也和张欣家命案的案发时间非常接近。通江警方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和平昌县的那起血案有关，那个无名男性死者，会不会就是刘女士的丈夫齐松？ 通江警方立刻和平昌警方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平昌警方也觉得这件事太过巧合，立刻邀请刘女士，前往平昌县的案发现场，对无名男性死者进行辨认。 一路上，刘女士的心里都忐忑不安，她不停地祈祷，希望那个死者不是自己的丈夫。可她的心里，也有一个不好的预感，那种心慌意乱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在民警的陪同下，刘女士来到了张欣家的楼下。还没走进屋里，她就已经迈不开步子了，双腿发软，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她知道，一旦走进屋里，看到那个死者，无论是不是自己的丈夫，都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结果。 民警们搀扶着刘女士，慢慢走进屋里，来到次卧。当民警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在死者身上的床单时，刘女士只看了一眼，就“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齐松！我的齐松！你怎么会死在这里啊！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果不其然，那个无名男性死者，就是刘女士的丈夫齐松。刘女士趴在地上，哭得肝肠寸断，披头散发，状若疯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死在这里？你昨天还答应我，今天就回来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以后我和孩子们怎么办？我们娘仨，该怎么活啊！” 哭了好一会儿，刘女士才慢慢缓过劲来，她抓住民警的手，眼神里充满了恨意和哀求：“警察同志，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一定要让凶手偿命，要判他死刑！我丈夫死得太惨了，你们一定要为他报仇！” 在场的民警们，看着刘女士悲痛欲绝的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好的一个家庭，家里的顶梁柱突然离世，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往后的日子，该有多难啊。民警们纷纷安慰刘女士，承诺一定会尽快抓住凶手，还她和她的家人一个公道。 现在，嫌疑人已经明确是荀扬，抓捕工作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平昌警方调集了大量的警力，分成多个小组，在平昌县的各个乡镇、公路、乡路设卡堵截，同时，组织警力，对荀扬可能藏身的地方，进行全面的搜捕。 当天下午1点多钟，有村民向警方反映，在平昌县镇外的一条陡坡小路上，看到了一辆白色的无牌摩托车，停在半山腰上，摩托车的车链子脱落了，看起来像是被遗弃在那里的。 民警们立刻赶到了村民所说的地点，果然看到了一辆白色的无牌摩托车，停在半山腰的小路上，车链子确实脱落了，车身还有一些划痕，看起来像是行驶过程中出了故障。民警们仔细检查了摩托车，确认这辆摩托车，就是乡亲们所说的，荀扬骑着出镇的那辆。 “摩托车在这里，荀扬肯定跑不远！”民警们立刻判断，荀扬很可能就在附近的山林里。因为这条小路周围，都是连绵的大山，山林茂密，杂草丛生，树木长得遮天蔽日，非常适合藏身，想要在这么大的山林里找到一个人，难度非常大。 平昌县公安局副局长亲自赶到现场，登上警车，打开警车上的扩音器，对着山林喊话：“荀扬，你听好了！你已经没有地方可跑了，现在，你只有投案自首一条路可走！赶紧走出来，主动向我们投降，争取从宽处理！” 扩音器的声音，在群山环绕之中，不停地回响着，清晰地传到山林的每一个角落。可山林里，没有任何回应，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还有鸟儿被惊动后，扑扑楞楞飞走的声音。 副局长没有放弃，继续对着山林喊话：“荀扬，你想想你的老母亲，想想你那两个年幼的儿子！你不能抛下他们，你就算犯了错，也得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你既然敢做，就应该敢承担后果！出来吧，我们不会为难你，你的家人，我们会帮你照顾好！” 一遍、两遍、三遍……喊话声持续了很久，可山林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荀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踪迹。民警们知道，荀扬很可能就藏在山林里的某个角落，观察着外面的动静，想要伺机逃脱。 无奈之下，警方只能调集更多的警力，加上当地的村民，组成搜捕队，进入山林，进行地毯式的搜捕。搜捕队员们分成多个小组，拿着手电筒、警棍，小心翼翼地在山林里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山林里杂草丛生，荆棘密布，搜捕队员们的衣服被划破了，手脚也被扎伤了，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依然坚持着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捕，搜捕队员们终于在一处悬崖边上，找到了荀扬。荀扬坐在悬崖边的一块岩石上，背对着搜捕队员，面对着万丈悬崖，一动不动，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尖刀，刀尖对着自己的胸口，看起来情绪非常激动。 搜捕队员们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刺激到荀扬，让他做出跳崖自杀的举动。他们慢慢靠近，保持着安全距离，对着荀扬喊话，耐心地劝说他：“荀扬，你别冲动，放下刀，跟我们回去！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慢慢说，你的家人还在等你，你的两个儿子，还需要你照顾！” 荀扬依然一动不动，低着头，沉默不语，只有肩膀在微微颤抖，看起来非常痛苦。搜捕队员们继续劝说，不停地给他讲法律，讲他的家人，希望能打动他，让他放下刀，主动投降。 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荀扬终于抬起头，缓缓地开口了，声音沙哑而低沉：“我要见我的大姐和二姐，我要跟她们说几句话。” 民警们一听，心里顿时警惕起来。他们知道，荀扬现在提出要见大姐和二姐，很可能是想交代后事，一旦交代完后事，他很可能就会跳崖自杀。如果真的答应他，让他的大姐和二姐过来，一旦荀扬情绪失控，跳崖自杀，那么这起案件，就无法得到完整的审理，死者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公道。 可如果不答应他，又怕刺激到他，让他立刻做出极端的举动。经过短暂的商量，民警们决定，不直接让他的大姐和二姐过来，而是把他的两个姐夫找过来，两个姐夫都是成年人，比较理智，既能安抚荀扬的情绪，又能配合警方，防止他做出极端的举动。 很快，荀扬的大姐夫和二姐夫就赶到了现场。大姐夫一看到荀扬，就急得大喊：“荀扬，你这是干什么！赶紧放下刀，跟我们回去！有事好好说，别想不开！你想想你的两个孩子，你要是死了，他们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们？” 说着，大姐夫慢慢靠近荀扬，从口袋里拿出一瓶水，递到他面前：“荀扬，先喝口水，冷静冷静，别冲动。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都会帮你，你别一个人扛着。” 荀扬看了一眼大姐夫，没有说话，也没有接水，只是摇了摇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二姐夫也连忙上前，劝说着：“荀扬，你听我们的，放下刀，跟民警同志回去，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你还年轻，还有两个孩子，不能就这么毁了自己！” 二姐夫一边劝说，一边悄悄靠近荀扬，眼睛紧紧盯着荀扬手里的尖刀，寻找着合适的机会，想要趁机夺下他手里的刀。大姐夫也看出了二姐夫的意图，继续跟荀扬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荀扬，你想想，你小时候，妈是怎么疼你的？你现在要是跳崖了，妈怎么办？她年纪大了，怎么承受得住这个打击？” 荀扬的情绪，慢慢变得激动起来，肩膀颤抖得越来越厉害，手里的尖刀也微微晃动着。就在这时，二姐夫瞅准了一个机会，猛地扑了上去，想要夺下荀扬手里的尖刀。 荀扬瞬间就察觉到了，他猛地转过头，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疯狂，身体一滑，朝着悬崖底下就坠了下去。“不好！”大姐夫大喊一声，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荀扬的胳膊，紧紧地攥着，不让他掉下去。 二姐夫也立刻反应过来，连忙伸手，抓住了荀扬的另一只胳膊，和大姐夫一起，拼命地把荀扬往悬崖边上拉。荀扬挣扎着，想要挣脱他们的手，跳崖自杀，可大姐夫和二姐夫死死地抓住他，不肯松手。 周围的民警们一看，立刻一拥而上，抓住荀扬的身体，齐心协力，终于把他从悬崖边上拉了上来。刚一拉上来，民警们就立刻上前，按住荀扬，夺下他手里的尖刀，给他戴上了手铐。 直到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荀扬才彻底放弃了挣扎，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声里充满了绝望、悔恨和痛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办……” 民警们押着荀扬，回到了张欣家的案发现场。消息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乡亲们都纷纷赶了过来，围在张欣家的楼下，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当乡亲们看到被押着的荀扬时，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议论纷纷。 “怎么会是荀扬？他那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怎么会杀人呢？” “是啊，荀扬平时性格懦弱，话也不多，从来不会跟别人吵架，更不会做出杀人这种事，是不是弄错了？” “我平时看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怎么会有勇气杀人呢？这太不可思议了！” 乡亲们的议论声，一句句传到荀扬的耳朵里，他低着头，脸色苍白，浑身不停地发抖，不敢抬头看任何人。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彻底毁了，他再也不是那个老实巴交的荀扬了，而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 所有人都想不明白，一个老实巴交、身材矮小、瘦瘦弱弱的男人，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疯狂，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另一个陌生的男人。荀扬和张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齐松和张欣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一切，都要从荀扬和张欣的婚姻说起。 荀扬，1986年出生，是平昌县本地人，从小就性格懦弱，不爱说话，身材矮小瘦弱，长相也很普通，没有什么特长。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没有再上学了，跟着村里的人出去打了几年工，可因为性格内向，又没什么技术，没挣到什么钱，最后，只能回到老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十多年前，经村里的媒人介绍，荀扬认识了张欣。张欣比荀扬小3岁，长得清秀，性格开朗，说话也直爽，当时，荀扬一眼就看上了张欣，觉得她是自己这辈子想要共度一生的人。而张欣，看荀扬老实本分，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人很踏实，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就答应和他相处。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感觉彼此都还不错，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荀扬对张欣百般呵护，言听计从，张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从来不会反驳。没过多久，两人就结婚了，婚礼办得很简单，但很热闹，乡亲们都来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好好过日子，白头偕老。 刚结婚的那几年，两人的夫妻关系很好，相处得很和睦。张欣在镇上开了一家小理发店，虽然挣不到什么大钱，但每个月的收入，也足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荀扬则在镇上打零工，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也能帮衬家里一些。后来，张欣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一家人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平淡而幸福。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慢慢就显现出来了。最近几年，荀扬因为身体不好，加上没什么技术，就再也没有出去打零工，长时间待在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家里的所有开销，包括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还有家里的日常开支，全靠张欣开理发店挣钱支撑。 一开始，张欣还能理解荀扬，觉得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去干活，也不容易。可时间长了，张欣的心里，就越来越不满了。她每天在理发店里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痛，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做家务，而荀扬，却每天在家无所事事，要么躺在床上睡觉，要么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什么活都不干。 为此，两人经常吵架。张欣常常对着荀扬抱怨：“荀扬，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看看你，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不挣钱，家里的所有开销，全靠我一个人，我累不累啊？”“你就是个窝囊废，没本事，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起，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 每次吵架，荀扬都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不敢反驳张欣。他知道，张欣说得对，自己没本事，不能给她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只能任由张欣指责、谩骂。久而久之，张欣变得越来越强势，在荀扬面前，越来越有“大家长”的样子，对他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荀扬，也变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自卑。 据荀扬后来交代，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活在自卑和痛苦之中。他也想出去挣钱，想给张欣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可他身体不好，又没什么技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看着张欣每天那么辛苦，心里也很愧疚，可他却无能为力，只能任由矛盾一步步升级。 2018年10月份，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又吵了起来，而且吵得非常凶。张欣对着荀扬，又是指责，又是谩骂，说他窝囊、没本事，还说自己再也不想跟他过下去了，要跟他离婚。 荀扬被张欣骂得急了，这么多年积压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抬起头，对着张欣，大声地说：“离就离！谁怕谁呀！我告诉你，我荀扬就算再没本事，也有自己的尊严，你既然这么看不起我，那我们就离婚！” 一时冲动之下，荀扬拉着张欣，就去了平昌县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荀扬一时赌气，主动提出，自己净身出户，两个孩子归他抚养，家里的所有债务，也由他一个人承担，房子归张欣所有。 当时，荀扬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在向张欣证明，自己就算离开了她，也能活下去，也能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赌气，却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离婚之后，荀扬在镇上租了一个小房子，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就搬了出去。他本来想，自己就算再苦再累，也要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他没有经济收入，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更别说抚养两个孩子了。 没办法，荀扬只能把两个孩子，暂时留在张欣身边，让张欣帮忙照顾。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荀扬就后悔了。他想念孩子，想念和张欣在一起的日子，他觉得，自己当初太冲动了，不该赌气和张欣离婚。 于是，荀扬找到了张欣，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跟她说：“欣欣，我错了，我不该赌气跟你离婚，我不是真的想跟你离婚，我只是一时糊涂。你能不能原谅我，让我回来住，我们重新过日子，好不好？” 张欣看着荀扬，心里也有一丝不舍。毕竟，两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有两个孩子，就算有再多的矛盾，也还是有感情的。而且，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确实不容易，有荀扬在身边，也能帮她搭把手。 就这样，两人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还是重新住在了一起，过上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这件事，他们没有告诉太多人，只有荀扬的两个姐姐知道。荀扬的姐姐们，也觉得他们俩是一时冲动，闹着玩的，等气消了，就会去办理复婚手续，所以，也没有过多干涉。 可他们都没有想到，就算重新住在了一起，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深。张欣依然看不起荀扬，依然经常指责他、谩骂他，而荀扬，依然是那么懦弱，那么自卑，只能默默忍受。 在张欣的心里，她觉得，两人已经离婚了，自己就算是单身，荀扬也没有资格再管她的事情。而且，荀扬整天无所事事，没什么本事，长得也不帅气，身材也矮小，她是越看荀扬，越不顺眼，心里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2019年5月份，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也点燃了悲剧的导火索。这个男人，就是齐松。 2019年5月份的一天，天气很好，张欣的理发店里，没有什么客人，她闲着无聊，就抱着手机，玩小游戏、聊聊天、看看新闻。就在这时，齐松走进了理发店。 齐松当时是来平昌县收工程款的，可他跑了半天，也没有收着工程款，心里很窝火，就开着车，在镇上闲转悠。路过张欣的理发店时，他看到店里没人，就想进去剪个头发，顺便歇一会儿。 一走进理发店，齐松就吸引了张欣的目光。齐松人高马大，长得很帅气，穿着一身名牌衣服，身上自带一种老板的气场，和荀扬的懦弱、矮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欣看着齐松，心里一下子就动了心，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气场、有魅力的男人，和齐松比起来，荀扬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齐松也注意到了张欣，觉得这个女老板长得清秀，性格也开朗，就和她聊了起来。两人越聊越投机，齐松跟张欣抱怨，说自己收工程款不顺利，心里很窝火；张欣则跟齐松抱怨，说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容易，丈夫没本事，不能给她更好的生活。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起来，开始频繁地联系。齐松经常会来张欣的理发店里，找她聊天，有时候，还会请她吃饭、看电影。张欣也很乐意和齐松在一起，她觉得，和齐松在一起，她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快乐，也能暂时忘记家里的烦恼和荀扬的懦弱。 慢慢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暧昧，最终，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从那以后，张欣就彻底沦陷了，她经常和齐松偷偷见面，两人如胶似漆，就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张欣以为，自己和齐松的事情，做得很隐蔽，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很快就被齐松的妻子刘女士发现了。 刘女士和齐松结婚多年，感情一直很好，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平时，齐松对她和孩子都很好，也很顾家，所以，刘女士从来没有怀疑过齐松。可就在不久之前，刘女士发现，齐松的手机，总是设置着密码，而且，他经常躲着她，偷偷玩手机，有时候，还会很晚才回家，问他去哪里了，他也只是含糊其辞，说自己在忙工作。 刘女士心里很疑惑，就趁着齐松不注意，偷偷打开了他的手机。打开手机后，刘女士看到了齐松和张欣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非常暧昧，充满了不堪入目的话语，两人还经常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看到这些聊天记录，刘女士如遭雷击，瞬间就崩溃了。她拿着手机，找到齐松，对着他大发雷霆，质问他：“齐松，这个张欣是谁？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背叛我？背叛这个家？” 齐松被刘女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慌乱地解释：“老婆，你别生气，我和她只是网上认识的网友，没见过面，那些聊天记录，都是开玩笑的，不能当真，你别多想。” 刘女士看着齐松慌乱的样子，心里虽然很怀疑，但她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深爱的丈夫，会背叛自己。她想，齐松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不可能不顾及自己和孩子，不可能不顾及这个家。而且，平时齐松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所以，刘女士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齐松，没有再追究这件事。 可刘女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宽容和信任，不仅没有让齐松回头，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和张欣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而这一切，都在一步步走向悲剧的深渊。 2019年8月20号，也就是案发前一天，荀扬一大早就收拾好了东西，带着两个儿子，去平昌县城玩。这一天，荀扬过得很开心，他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他是真的爱自己的两个儿子。看着两个儿子在公园里跑啊、跳啊、玩啊，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荀扬的心里，也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他看着儿子们的样子，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挣钱，给儿子们更好的生活，让他们长大后，能有出息，不要像自己一样，窝囊一辈子。他甚至还在想，等以后，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好好挣钱，和张欣重新办理复婚手续，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吵架，再也不闹矛盾。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带着儿子们开心玩耍的时候，齐松正带着自己的小舅子和几个工人，开着车，再次来到了平昌县，收工程款。而齐松，早就和张欣约好了，等收完工程款，晚上就去找她，好好“团聚”一番，对他来说，这次来平昌，既要工作，也要“娱乐”，可谓是“工作生活两手抓”。 下午5点多钟，荀扬带着两个儿子，坐上了回家的车。一路上，两个儿子还在兴奋地谈论着白天玩的游戏，荀扬看着儿子们开心的模样，嘴角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所有的自卑和委屈，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不知道，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在家里等着他。 回到镇上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天渐渐黑了下来，镇上的路灯陆续亮起，昏黄的灯光照亮了街道，却照不进荀扬即将坠入的黑暗。荀扬把两个儿子送到张欣家楼下，本想跟着上去，可转念一想，自己白天没跟张欣说要带孩子回来，怕打扰到她，就跟儿子们交代：“你们先上去找妈妈，爸爸去附近买瓶水，马上就上来。” 两个儿子乖巧地点了点头，蹦蹦跳跳地跑上了二楼。荀扬转身，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慢悠悠地往张欣家走，心里还在盘算着，晚上要跟张欣好好谈谈，说说自己的想法，争取早日复婚，一家人团聚。可他刚走到二楼楼梯口，就听到屋里传来了不堪入耳的笑声和话语，那是张欣的声音，还有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语气亲昵，充满了暧昧。 荀扬的脚步瞬间僵住了，手里的矿泉水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浸湿了他的裤脚，可他却浑然不觉。他屏住呼吸，悄悄地挪到房门口，透过门缝，往里望去，眼前的一幕，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扎进了他的心脏，让他痛得无法呼吸。 客厅里，张欣依偎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脸上带着荀扬从未见过的娇羞笑容，而那个男人，正是齐松。齐松一只手搂着张欣的腰，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两人有说有笑，时不时还会亲昵地搂抱、亲吻。更让荀扬崩溃的是，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正坐在沙发上，懵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而张欣和齐松，丝毫没有避讳孩子们的存在。 那一刻，荀扬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憧憬，瞬间化为泡影。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的隐忍和委屈，想起了张欣日复一日的指责和谩骂，想起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付出的一切，想起了自己对张欣的深情和对孩子们的疼爱。可这一切，在眼前的画面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卑微。 积压了多年的委屈、愤怒、自卑和不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荀扬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浑身发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失去了所有的理智。他猛地推开门，冲进屋里，嘶吼着：“你们在干什么？！” 屋里的笑声瞬间停止，张欣和齐松猛地转过头，看到怒气冲冲的荀扬，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张欣下意识地从齐松怀里挣脱出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却还是强装镇定地说：“荀扬，你怎么回来了？你听我解释……” “解释？解释什么？”荀扬的声音沙哑而疯狂，指着齐松，嘶吼道，“他是谁？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你把我当什么了？把这个家当什么了？” 齐松缓缓站起身，上下打量着荀扬，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和轻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你就是荀扬？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一个没本事、连老婆都养不起的窝囊废。欣欣跟着你，真是受委屈了，她本来就不该属于你这样的人。” 齐松的话，像火上浇油，彻底点燃了荀扬心中的怒火。他看着眼前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看着他轻蔑的眼神，看着张欣慌乱却不认错的模样，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所有委屈和羞辱，一股极致的愤怒，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 他没有再跟两人争辩，转身冲进了厨房，目光落在了墙角的菜刀和斧头上，那是张欣平时做饭用的工具，此刻，却成了他复仇的凶器。荀扬一把抓起菜刀和斧头，双手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眼神里充满了疯狂和绝望，再次冲回了客厅。 “荀扬，你干什么？你把东西放下！”张欣看到荀扬手里的菜刀和斧头，吓得浑身发抖，连连后退，声音里充满了恐惧。齐松也脸色一变，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懦弱的男人，竟然会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他下意识地挡在张欣面前，对着荀扬呵斥道：“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你要是敢动我们一下，我饶不了你！” 可此时的荀扬，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什么也听不进去，眼里只有仇恨和绝望。他猛地举起斧头，朝着齐松砍了过去，齐松来不及躲闪，被斧头狠狠砸中了头部，瞬间倒在地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地面。 张欣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想要逃跑，可荀扬已经红了眼，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拽了回来。张欣拼命挣扎，哭喊着求饶：“荀扬，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放过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们重新过日子，好不好？” “重新过日子？”荀扬冷笑一声，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恨意，“你背叛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重新过日子？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和孩子们？你把我的尊严、我的付出，都当成什么了？”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不甘，手里的菜刀，狠狠砍在了张欣的手上，张欣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服。荀扬没有停下，他想起了这些年所受的所有委屈，想起了张欣的冷漠和羞辱，想起了齐松的轻蔑和挑衅，一次次举起手中的凶器，朝着两人砍去、砸去。 客厅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和凶器撞击的声音，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两个年幼的孩子，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哇哇大哭，蜷缩在沙发角落，浑身发抖，不敢抬头。荀扬看着孩子们恐惧的模样，心里有过一丝犹豫和愧疚，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惨叫声停止了，客厅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齐松和张欣倒在地上，浑身是伤，早已没了呼吸。荀扬手里紧紧攥着沾满鲜血的菜刀和斧头，站在血泊之中，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浑身不停地发抖。 过了好一会儿，荀扬才慢慢回过神来，看着地上的尸体，看着蜷缩在角落哭泣的孩子，一股深深的悔恨，瞬间淹没了他。他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杀了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两个年幼的儿子，想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实现的承诺，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他走到孩子们身边，轻轻抱住他们，哽咽着说：“儿子，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们，以后，爸爸不能陪着你们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长大。”他摸了摸孩子们的头，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 随后，荀扬小心翼翼地把孩子们送到了邻居家，托付邻居帮忙照顾，然后回到了案发现场。他试图清理现场的血迹，挪动被打翻的家具，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行，可现场的血迹太多，无论他怎么清理，都无法清理干净。 看着无法掩盖的痕迹，荀扬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他拿出手机，给二姐发了那条自首信息，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托付二姐照顾好自己的两个孩子。发完信息后，他关掉手机，拿起一把尖刀，骑着自己那辆白色的无牌摩托车，匆匆离开了小镇，朝着镇外的山林逃去。 他一路上慌不择路，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出了故障，车链子脱落，他只能把摩托车遗弃在半山腰的小路上，然后钻进了茂密的山林，想要藏身于此，逃避法律的制裁。可他没想到，警方的搜捕速度如此之快，最终还是在悬崖边找到了他。 被抓捕后，荀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详细交代了自己杀害张欣和齐松的全过程，以及自己和张欣的矛盾、张欣和齐松的不正当关系。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人，只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时冲动，才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他在看守所里，整日以泪洗面，充满了悔恨。他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后悔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后悔亲手毁了自己的家庭，后悔让两个年幼的儿子失去了父亲，后悔让年迈的母亲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犯下的罪行，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后来，经法院审理查明，荀扬因婚姻矛盾及妻子张欣与齐松的不正当关系，心生怨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荀扬案发后主动发送自首信息，有自首情节，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荀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尘埃落定，可这场悲剧，却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老张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孙女，晚年丧亲，悲痛欲绝；刘女士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亲，家庭破碎；荀扬的母亲失去了儿子，两个儿子失去了父亲，只能在亲戚的照顾下长大；而荀扬自己，也将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余生，在无尽的悔恨中，偿还自己犯下的罪孽。 第269章 致命微信陷阱！24 岁女销售命丧废弃小屋 在河北霸州的唐二里镇，这地方不大，街面不算繁华，却也藏着烟火气，镇上的人大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喜子就是这镇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三十出头，没成家，也没个正经稳定的营生，属于那种混日子的主儿。平时的喜子，走路总是慢悠悠的，双手插在裤兜里，脑袋时不时往两边晃，眼神涣散，要么在街边蹲着凉亭里看老头下棋，要么沿着镇口的小路瞎溜达，从东头逛到西头，再从西头晃回东头，一天就这么悠悠闲闲地过去了，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懒懒散散的劲儿，仿佛天塌下来都跟他没关系。 镇上的人都认识他，见了面顶多随口打个招呼：“喜子，又闲逛呢？”喜子也只是咧嘴一笑，含糊地应一声，脚步都不带停的，依旧我行我素地晃着。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平日里连走路都懒得加快脚步的人，会在2014年7月22号这一天，像被疯狗追着似的，拼了命地往前跑，脸色惨白，眼神里满是惊恐，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胸前的衣服，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别找我，别找我……”那模样，像是见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东西，恨不得多长两条腿，赶紧逃离那个让他魂飞魄散的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一向懒散的喜子吓成这样？这事还得从7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说起。 那天早上，喜子依旧跟往常一样，漫无目的地在镇周边闲逛，逛来逛去，就走到了唐二里镇车管所北边的一片小树林。这片小树林不算大，树木长得歪歪扭扭，枝叶却很茂密，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林子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还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小树林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小屋，那屋子看着有些年头了，墙体斑驳脱落，屋顶的瓦片掉了不少，窗户也破了好几个，用几块破旧的木板挡着，平时很少有人会往这边来，一来是位置偏僻，二来是小屋周围除了树林，就是一片坟地，大白天的走在这儿，都让人心里发毛。 喜子那天也是闲得无聊，好奇心作祟，想着反正没事，不如去那废弃小屋里看看，说不定能捡到点什么破烂卖钱。他慢悠悠地走到小屋门口，推了推那扇破旧的木门，“吱呀”一声，木门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缓缓地开了。一股混杂着灰尘、霉味和一股说不出的腥臭味，瞬间扑面而来，呛得喜子直皱眉，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 他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下屋里昏暗的光线，慢慢走了进去。小屋里面乱七八糟的，堆满了各种杂物，有破旧的木板、废弃的塑料瓶、发霉的纸箱，还有一些看不清原貌的垃圾，散落得满地都是，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扬起一阵灰尘。喜子一边用脚踢开挡路的杂物，一边四处张望着，心里还在盘算着能捡到点什么。 可就在他走到小屋最里面，靠近一个破旧灶台的地方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僵住了，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只见那脏兮兮的灶台上，躺着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具尸体。喜子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浑身不停地发抖，腿肚子直打颤，差点就瘫倒在地。他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 他定了定神，壮着胆子，又多看了一眼，这一眼，让他更是吓得魂飞魄散。那是一具女尸，双腿裸露着，呈岔开状，下身没有穿衣服，上衣、鞋子还有内衣，杂乱地散落在尸体旁边，有的沾着灰尘，有的还带着血迹。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死者的头被一个绿色的布袋子紧紧地罩着，看不清面容，身上还压着两三根沉重的水泥柱子，每一根都有成年人的胳膊那么粗，看样子，是被人特意搬过来压在上面的。 喜子吓得魂不守舍，转身就往屋外跑，一边跑一边喊，声音都变了调：“死人了！死人了！快来人啊！”他跑得飞快，一路上跌跌撞撞，好几次都差点摔倒，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刚才看到的那恐怖一幕，在不停地盘旋。他不敢回头，只想着赶紧逃离那个地方，逃离那具可怕的尸体。 害怕归害怕，喜子心里也清楚，遇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得报警。他跑了差不多一公里，才跑到镇上的小卖部，哆哆嗦嗦地拿起小卖部的电话，拨通了110。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喜子的声音还在发抖，语无伦次地说：“警……警察同志，唐二里镇……车管所北边的小树林里，有……有一具女尸，你们快来！” 接到报警后，霸州市公安局的民警不敢耽搁，立刻带着法医、技侦人员，驱车赶往案发现场。一路上，民警们心里都很沉重，猜测着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半个多小时后，民警们赶到了那片小树林，穿过茂密的树林和散落的坟包，终于找到了那间废弃的小屋。 当民警们走进小屋，看到灶台上的尸体时，就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民警，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泛起一阵寒意，纷纷感慨：“太惨了，真是太惨了。”法医立刻上前，开始对尸体进行初步勘查，技侦人员则拿着工具，在小屋的各个角落，仔细地提取着可能存在的线索。 法医小心翼翼地取下死者头上的绿色布袋子，布袋子上沾着一些灰尘和血迹，取下之后，一张年轻的脸庞露了出来。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面容清秀，可惜脸上布满了血迹，双眼圆睁，脸上还残留着惊恐和痛苦的表情，显然，她在死前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女孩的头上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伤口很深，血肉模糊，在尸体旁边，放着一块沾着血迹的砖头，砖头的棱角处，还残留着少许脑组织，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女孩应该是被这块砖头击打头部而死。 而死者赤裸的下身，还有散落一旁的衣物，也让民警们初步判断，这个女孩在死前，很可能遭受过性侵。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发现，女孩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绑手用的是一根车辆发动机上的胶皮带，胶皮带打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扣，民警试着用手拉扯了一下，发现这个扣非常牢固，越是往两边拉，扣就越紧，显然，绑人的人，对系结扣这类工作非常熟悉，很可能是从事相关工作的。 女孩就那么可怜地躺在脏兮兮的灶台上，身体扭曲着，双手反绑在身后，衣物散落一地，身上还压着沉重的水泥柱子，那模样，让人看了心里一阵发酸。民警们不难想象，这个女孩在死前，是多么的无助和绝望，她拼命反抗，却被牢牢捆绑，无力挣扎，最终惨遭侵害和杀害。 民警们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勘查，发现这间小屋虽然看似密闭，墙体完好，但窗户破损，木门也没有锁，谁都可以随便进来，属于一个开放的场所。屋里堆满了各种杂物，乱七八糟的，分不清哪些是路人丢弃的，哪些是和案件有关的线索。不过，在这些杂物之中，民警们发现了大量的烟头，散落得满地都是，其中，窗台上的几枚烟头，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 这几枚烟头，比地上的其他烟头都要新，烟蒂还带着一点点温度，显然是刚抽过不久的，应该是案发前后留下的。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发现，死者的衣袖上，有明显的烧灼痕迹，像是被打火机烧过一样。据此，民警们推断，嫌疑人应该是一个抽烟的人，身上随身携带打火机，而窗台上的这几枚最新鲜的烟头，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作案时留下的。 除了烟头和砖头，民警们还在现场提取到了不少其他物品，其中一些，一看就是死者的，包括一副耳机、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些推销松花粉产品的资料，资料上还写着一些联系方式和产品介绍，看得出来，死者应该是从事保健品销售工作的。在那块沾血的砖头上，还放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块手表，银行卡没有被拿走，手表也还在，显然，嫌疑人作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财。 另外，现场还有一些用来烤肉的签子，还有几个空的矿泉水瓶，瓶身上还残留着一些水渍，看得出来，不久前有人在这里烤过肉。死者就躺在那别别扭扭的灶台上，周围是杂乱的杂物和散落的烟头，还有那些烤肉签子，一对比，更显得死者的悲惨。 民警们一边勘查现场，一边议论着，心里充满了疑惑：这个女孩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偏僻的废弃小屋？她和嫌疑人是什么关系？嫌疑人为什么要对她下这么狠的毒手？不仅性侵她，还要用砖头击打她的头部，还要用水泥柱子压在她身上，显然是唯恐她不死，这得有多大的仇恨，或者说，嫌疑人的心理有多扭曲？ 整个上午，勘查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民警们不放过现场的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一枚小小的烟头、一根细小的毛发，都小心翼翼地提取下来，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小屋里面又闷又热，弥漫着腥臭味和霉味，民警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脸上也沾满了灰尘，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找到线索，抓住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 勘查工作结束后，民警们带着提取到的所有物证，回到了警队。一回到警队，法医和技侦人员就立刻钻进了实验室，开始对尸体和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详细的技术检验。他们要通过尸检，确定死者的准确死亡时间、具体的致死原因，还要通过物证检验，提取到嫌疑人的dNA信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有力的支撑。 可难题也随之而来，那间废弃小屋里面满地都是杂物，各种无关的痕迹和物证混杂在一起，给检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技侦人员要从这些凌乱的物证之中，筛选出和案件有关的线索，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难度极大。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知道，这些物证里面，很可能就藏着抓住凶手的关键，哪怕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与此同时，民警们也清楚，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找到尸源，确认死者的身份。只有确认了死者是谁，才能进一步排查她的社会关系，找到嫌疑人的线索。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想起了现场提取到的那个笔记本，那个笔记本是死者的，上面很可能记录着一些和她有关的信息。 民警们立刻拿出那个笔记本，小心翼翼地翻开，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有些破旧，里面的纸张也泛黄了，上面写着一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大多是一些产品介绍、客户联系方式，还有一些日常的琐事。民警们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在翻到中间一页的时候，一个人名映入了民警们的眼帘，看到这个名字，民警们突然浑身一个激灵，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我们知道！” 原来，就在7月19号上午，也就是案发前三天，有一个年轻人来到霸州市公安局报案，说自己的姐姐失踪了，找不到了，希望民警们能帮忙寻找。当时，报案人提供了他姐姐的姓名、年龄、外貌特征等信息，而这个姓名，正好和笔记本上记录的人名一模一样。 民警们立刻联系了那个报案人，让他赶到警队，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报案人赶到警队后，民警们拿出了现场提取到的一些死者的物品，还有法医根据尸体特征绘制的画像，报案人一看，当场就哭了出来，悲痛欲绝地说：“是她，是我姐姐婷婷！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dNA比对，民警们最终确认，死者就是婷婷，24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熟悉京津冀一带的人都知道，武清区和霸州市离得非常近，咫尺之遥，坐车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婷婷在武清区的一家保健品直营店担任销售，平时工作很认真，也很上进，一门心思都扑在工作上，就想多赚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婷婷的情况，民警们特意赶到了婷婷所在的保健品直营店，找到了店里的负责人马女士。马女士今年四十多岁，为人热情，说起婷婷，她也是一脸的惋惜和悲痛：“婷婷是个好孩子，特别老实，也特别上进，平时在店里兢兢业业，从不偷懒，对客户也很有耐心，我们都很喜欢她。” 马女士告诉民警，案发之前，也就是7月18号下午，婷婷曾经跟她说过，自己通过微信，刚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在微信上跟她说，对他们公司的松花粉产品很感兴趣，还说想要加入他们的直销队伍，但是要求必须面谈，详细了解一下产品和加盟流程。婷婷一听，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提升业绩的好机会，就答应了对方，约定在7月18号下午，赶到霸州唐二里镇和对方见面。 “我当时还劝过她，说一个女孩子，单独去那么远的地方见一个陌生网友，太危险了，让她要么带上一个同事，要么就让对方来我们店里见面。”马女士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自责，“可婷婷说，机会难得，对方不愿意来店里，她不想错过这个客户，还说自己会注意安全，到了地方就给我发消息。我实在劝不动她，只能让她多注意，出发之后，我就一直用微信跟她保持联系，生怕她出什么事。” 马女士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民警们看了她和婷婷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7月18号下午2点左右，婷婷给马女士发消息说，自己已经到唐二里镇的车站了，正在找见面的地方。之后，马女士每隔十几分钟，就会给婷婷发一条消息，询问她的情况，婷婷也会偶尔回复一句，说自己还在找，让马女士别担心。 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民警们立刻赶到了唐二里镇的车站，调取了车站周边的监控录像，很快就找到了婷婷的身影。监控录像显示，7月18号下午2点40分左右，婷婷背着一个双肩包，从一辆长途汽车上下来，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和一条牛仔裤，看上去很清秀，也很干练。下车之后，婷婷站在车站门口，四处张望了一下，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徘徊了大约五六分钟之后，她就朝着西边的方向走了过去。 民警们仔细查看了监控录像，发现婷婷往西走了大约五六十米之后，又突然折返了回来，依旧在车站周边徘徊，神情有些疑惑和焦急。民警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嫌疑人当时正在用微信、电话或者短信引导她，告诉她走错路了，让她往另一个方向走，也有可能是嫌疑人当时就在她附近，只是监控没有拍到，当面告诉她路线。但奇怪的是，整个监控画面里，都没有看到有其他人跟婷婷同行，也没有看到有车辆来接她，所以，民警们推断，嫌疑人应该是通过微信，远程引导婷婷往废弃小屋的方向走。 监控录像里，婷婷最后出现的画面，是在车站西边的一条小路口，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着那条小路走了进去，之后，就彻底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条小路，正是通往那片小树林和废弃小屋的路。 根据马女士的回忆，大约在婷婷消失在监控画面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3点多，她心里一直不踏实，又给婷婷发了一条微信，询问她有没有见到对方，情况怎么样。过了几分钟，婷婷给她回了一条语音消息，这也是马女士最后一次听到婷婷的声音。 “那条语音我现在还留着，”马女士说着，就点开了那条语音，语音里，婷婷的声音非常急促，带着明显的恐惧和慌乱，还有一丝委屈，只听她匆匆地说：“马姐，他骗我了，不是唐二里，是霸州……”语音的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后面就没有声音了。马女士听到婷婷的声音不对，心里一下子就慌了，立刻拨打婷婷的电话，可电话那头，却一直提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从那以后，马女士就再也联系不上婷婷了，她心里越来越着急，发动店里的同事，还有婷婷的家人，四处寻找婷婷的下落，可找了整整三天，都没有任何消息，直到7月22号，喜子发现了婷婷的尸体，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可爱、努力上进的女孩，已经惨遭毒手。 民警们再次来到那间废弃小屋，重新对周边的环境进行勘查。这间小屋距离公路大约有一公里左右，从公路到小屋，没有正规的道路，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土路两旁，全是茂密的树林、绿油油的玉米地，还有一片散落的坟地，坟包一个挨着一个，杂草丛生，看上去阴森恐怖。就算是一个成年男人，大白天独自一人走在这条土路上，心里也会发毛，更别说一个年轻的女孩了。 民警们心里充满了疑惑：婷婷一个年轻女孩，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走到这个这么偏僻、这么阴森的地方来？她到底是被嫌疑人胁迫过来的，还是被诱骗过来的？如果是被胁迫，那么现场为什么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如果是被诱骗，那么嫌疑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让婷婷放下了戒心，跟着他走到了这个地方？ 民警们分析，婷婷和嫌疑人是通过微信刚认识的，彼此并不熟悉，按照正常情况，一个年轻女孩，不可能轻易跟着一个陌生网友，走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结合婷婷最后那条语音“他骗我了，不是唐二里，是霸州”，民警们推测，嫌疑人很可能是故意欺骗了婷婷，告诉婷婷见面的地点是唐二里镇，可等婷婷到了唐二里镇之后，又用各种借口，把婷婷往霸州方向引导，而那间废弃小屋，正好就在唐二里镇和霸州的交界处。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推测，嫌疑人很可能有车。因为从唐二里镇车站到那间废弃小屋，虽然只有一公里左右，但那条土路很难走，而且周边环境阴森，婷婷一个女孩，就算是被诱骗，也不太可能步行走过去。所以，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婷婷下车之后，就一直开车跟在她附近，等到婷婷被引导到偏僻的地方，就趁机将她掳上车，拉到废弃小屋，然后对她实施侵害和杀害。 可新的疑惑又出现了：如果嫌疑人有车，为什么不把婷婷带到旅馆，或者在车上作案，反而要选择在这间四处都是垃圾、布满灰尘、乱七八糟的废弃小屋里作案呢？旅馆虽然需要花钱，但也比在这种地方更隐蔽，也更方便。民警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因为嫌疑人的经济条件比较拮据，连开旅馆的钱都舍不得花，由此可以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一个单身男性，经济条件不好，而且可能存在性饥渴的情况，心理上也可能不太成熟，甚至可能有过被虐待的经历，导致他的心理变得扭曲。 另外，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来看，他用专业的手法捆绑婷婷，用砖头多次击打婷婷的头部，还特意搬来水泥柱子压在婷婷身上，唯恐婷婷不死，这种多次实施暴力打击的行为，也能看出，嫌疑人的心智年龄可能比较小，没有什么犯罪经验，如果是一个年龄较大、比较成熟、有犯罪经验的人，大概率会一击毙命，不会做这么多多余的动作。 确定了大致的侦查方向之后，民警们立刻展开了全面的侦查工作。一方面，安排大量警力，对唐二里镇车站周边的监控录像进行反复查看，仔细排查案发前后出现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尤其是单身男性，希望能找到嫌疑人的身影；另一方面，围绕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工厂、小卖部，展开全面的走访调查，询问周边的村民，有没有看到过陌生的单身男性，有没有看到过婷婷的身影，有没有听到过异常的声音，希望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民警们的走访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案发现场周边的村民大多很少往小树林那边去，就算有人路过，也只是匆匆走过，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而且，那片区域比较偏僻，居住的人也不多，能提供线索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监控录像的查看工作也遇到了困难，车站周边的监控设备比较老旧，画面质量很差，很多地方都有盲区，而且监控录像的保存时间有限，给排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日子一天天过去，案件的侦破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民警们心里都很着急，可他们没有放弃，依旧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一边查看监控录像，一边走访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再次找到了警方，这个人，就是本案的报案人——喜子。喜子这次来，给警方带来了一个新的线索，他告诉民警：“警察同志，我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就在案发前几天，我路过那间废弃小屋的时候，正好赶上天下雨，我就躲进小屋里避雨，在小屋里，我看到了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他们正在小屋里烧烤，身边放着烧烤签子和矿泉水瓶，跟你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些一样。” 喜子接着说：“我进去之后，那些小男孩还挺热情的，主动跟我聊天，还给我发烟抽，我就跟他们聊了几句。我看他们都骑着山地自行车，穿着校服，看上去像是附近学校的学生，而且听他们聊天的内容，全是一些打打杀杀的事，说什么谁谁谁很能打，谁谁谁又跟人打架了，根本不像正经学生应该聊的学习的事，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些小孩不太正经。现在想想，婷婷的尸体是在那间小屋里发现的，那些小孩又在案发前去过那里，我就怀疑，这事是不是跟他们有关。” 喜子的这番话，让民警们眼前一亮。之前在现场勘查的时候，民警们就发现了烧烤签子和矿泉水瓶，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留下的，现在喜子这么一说，这些东西的来历就清楚了。而且，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来看，民警们也推断嫌疑人的年龄可能比较小，而这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正好符合这个年龄段的特征。 但是，民警们也没有轻易下结论，因为喜子的话，还有很多可疑的地方。之前，民警们已经跟喜子交谈过很多次，喜子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起来了？而且，喜子自己也是三十出头，单身，没有固定工作，也符合民警们之前推测的“单身年轻男性”的重点排查对象。 想到这里，民警们决定，对喜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同时，也提取了喜子的dNA，送到实验室，和现场窗台上那几枚最新鲜的烟头上的dNA进行比对。因为那几枚烟头是案发前后留下的，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留下的，如果喜子的dNA和烟头上的dNA相符，那么喜子就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与此同时，民警们也开始寻找喜子所说的那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围绕唐二里镇周边的学校，展开全面的排查，询问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有没有学生逃学，有没有学生在案发前去过那片小树林和废弃小屋。 几天后，dNA比对结果出来了，这个结果让民警们非常意外：喜子的dNA，和现场窗台上那几枚最新鲜的烟头上的dNA，完全相符！这个结果意味着，那几枚烟头，就是喜子留下的。 这个发现，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了。喜子是本案的报案人，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尸体，并且主动报警，现在又主动提供线索，可他的dNA却和现场的关键物证——烟头的dNA相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喜子到底是不是凶手？他为什么要报警？他提供的线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民警们立刻对喜子进行了传唤，对他进行详细的询问。面对民警的询问，喜子显得有些慌乱，眼神躲闪，说话也支支吾吾，前后矛盾。民警们问他，案发前几天，他为什么会去那间废弃小屋？他说自己是路过，躲雨的时候进去的。民警们又问他，现场的烟头是他留下的吗？他一开始不承认，后来在民警们的追问下，才勉强承认，那些烟头确实是他留下的，但是他说，自己只是在小屋里抽了几根烟，并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也不知道里面有尸体。 民警们又问他，案发当天，他为什么会去那间废弃小屋？他说自己是在周围上班，走那条小路清静，所以就去了。民警们让他带着去他所谓的“上班地点”，可民警们到了那里之后，经过调查发现，那个单位里，根本就没有喜子这个人，喜子是在撒谎。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发现了一个更可疑的地方：案发之后，喜子把自己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删除了，而且还把自己的手机送给了别人，像是在刻意隐藏什么。民警们找到喜子的手机，试图恢复里面的聊天记录，可由于聊天记录被彻底删除，加上手机被人使用过，很多数据都已经丢失，无法恢复。 这一系列的疑点，让民警们对喜子的怀疑越来越深。喜子为什么要撒谎？他为什么要删除微信聊天记录？他为什么要把手机送给别人？现场的烟头是他留下的，他又在案发当天出现在了案发现场，这一切，都让喜子变得嫌疑重重。 但是，民警们也没有轻易认定喜子就是凶手，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喜子和婷婷的死有关，而且喜子提供的线索，也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民警们决定，一方面继续对喜子进行调查，询问他更多的细节，另一方面，加快寻找那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核实喜子提供的线索是否属实。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发已经一个月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进展。民警们排查了一波又一波的年轻男孩，对所有的调查对象，都进行了测谎实验和dNA比对，可没有一个人的dNA和现场提取到的嫌疑人dNA相符，测谎实验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在刑警队里，负责查看监控录像的民警，依旧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查看唐二里镇车站周边的监控录像，哪怕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细微的动作，他们都不会放过。民警们始终坚信，监控录像里，一定藏着嫌疑人的线索，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之前，民警们推测，婷婷是被嫌疑人开车掳到废弃小屋的，所以他们排查了婷婷下车前后，车站周边出现的所有车辆，包括私家车、出租车、电动车、三轮车等，对每一辆车的轨迹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可最终，都一一排除了这些车辆的作案嫌疑。 如果婷婷不是被车辆掳过去的，那她就是自己步行过去的？可那条土路那么偏僻、那么阴森，婷婷一个年轻女孩，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步行走过去？民警们再次查看了监控录像，这一次，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婷婷下车后的那段时间，仔细排查了车站周边出现的每一个人。 监控录像显示，在婷婷下车的时间段前后，车站周边一共有6个人，其中有一个妇女，还有骑着电瓶车、电三轮来送站的人，剩下的几个人，都是行人。民警们采用排除法，一一排查这几个人的身份和行踪，排除了妇女、送站人员的嫌疑之后，剩下的一个年轻男子，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 这个年轻男子，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和一条短裤，身材中等，短发，他出现在车站的时间，比婷婷早了10分钟左右。一般来说，坐车的人，到了车站之后，都会在车站门口等待，或者直接上车，不会左顾右盼、四处张望，可这个年轻男子，却在车站周边不停地徘徊，左顾右盼，眼神四处扫视，看上去并不像是来坐车的，反而像是在寻找什么人。 婷婷下车的时间，是下午2点40分左右，就在婷婷下车之后，这个年轻男子就朝着车站门口走了过去，眼神一直盯着婷婷的方向。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发现，这个年轻男子在行走的过程中，一直拿着手机，拿手机的姿态非常明显，就是在用微信发语音的姿势——把手机放在嘴边，嘴巴动着，像是在说话，这个动作持续了大约6秒钟左右。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婷婷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喜子的聊天记录删了，但婷婷的聊天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发现就在这个年轻男子发语音的时间段，婷婷也正在发微信，而且婷婷发微信的时间，和这个年轻男子发语音的时间，几乎完全吻合。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非常振奋，这个年轻男子，很可能就是和婷婷通过微信联系的那个人，也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可问题是，民警们之前排查婷婷的微信好友时，并没有发现这个年轻男子的信息，他为什么会和婷婷有微信联系，却没有出现在婷婷的微信好友列表里？ 更让人头疼的是，监控画面的质量非常差，画面模糊不清，无法看清这个年轻男子的面部特征，只能看清他的大致穿着和体型，想要通过监控画面，找到这个年轻男子，难度非常大。 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准备调整侦查方向的时候，负责寻找那几个十五六岁小男孩的侦查员，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找到那几个在废弃小屋里烧烤的男孩了！ 民警们立刻把那几个男孩带到了警队，对他们进行询问。这几个男孩，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当地一所中学的校服，脸上还带着稚气，面对民警们的询问，他们显得一脸茫然，眼神里满是紧张和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叔叔，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啊，”其中一个男孩小心翼翼地说，“就是前几天，我们逃学，偷偷跑到那间废弃小屋里烧烤，我们就是觉得好玩，没有别的意思。” 民警们问他们：“你们在小屋里烧烤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就是喜子。” 几个男孩听了，纷纷点头，其中一个男孩说：“见过见过，我们在烧烤的时候，他正好躲雨进来，我们还给他发烟抽了，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是路过的，躲雨的。” 民警们又问：“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就是婷婷？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 几个男孩听了，都摇了摇头，一脸茫然地说：“没有见过什么女孩，也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我们就只是在小屋里烧烤，烤完就走了，不知道什么案子。” 民警们看着这几个男孩，他们的神情很自然，不像是在撒谎，而且经过dNA比对，这几个男孩的dNA，和现场提取到的嫌疑人dNA，也不相符，测谎实验也没有发现异常。所以，民警们排除了这几个男孩的作案嫌疑。 现在，疑点又回到了喜子和那个监控里的年轻男子身上。喜子提供的线索是真的，那几个男孩确实在案发前去过废弃小屋，和喜子见过面，但他们和案件没有关系。那么，喜子到底是不是凶手？监控里的那个年轻男子，又是谁？他和喜子有关系吗？ 民警们决定，让那几个男孩，看看监控里的那个年轻男子，看看他们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几个男孩围在电脑前，仔细地看着监控画面，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男孩突然指着画面里的年轻男子，大声说：“哦，我知道这个人！他姓刘，不对，是姓李，就住在唐二里镇，我们见过他几次，他经常在镇口的小卖部附近晃悠。” 这个消息，让民警们非常振奋，困扰了他们一个多月的谜团，终于有了一丝头绪。民警们立刻追问那个男孩，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李某的信息。男孩告诉民警，这个李某，大约二十多岁，平时没什么正经工作，好像在一家包装厂上班，具体是什么包装厂，他也不清楚，只知道李某平时喜欢抽烟，经常一个人晃悠，看起来不太好惹。 民警们立刻围绕唐二里镇周边的包装厂，展开全面的排查，经过两天的努力，民警们终于在外地的一家包装厂，找到了这个李某。李某，22岁，霸州唐二里镇人，平时就在这家包装厂上班，负责物品打包，每天的工作，就是用胶带、绳子，把各种物品打包好，系结扣，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 看到李某的那一刻，民警们心里就有了一种预感：这个李某，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因为民警们之前就推断，嫌疑人对系结扣这类工作非常熟悉，而李某的工作，就是打包，系结扣是他的专业，他完全有能力打出那种“越拉越紧”的专业绳扣。 民警们立刻将李某传唤到警队，对他进行审讯。可审讯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面对民警们的询问，李某显得非常冷静，坚决否认这起案子和他有关，还不停地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案发当天，一直在厂里上班，有同事可以作证，而且他根本不认识婷婷，也从来没有去过那间废弃小屋。 李某还主动提供了自己的行踪，说自己7月18号下午，一直在厂里上班，下班之后，就直接回家了，没有去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见面。为了验证李某的话，民警们立刻赶到了李某所在的包装厂，询问了李某的同事，可李某的同事们都说，7月18号下午，李某确实在厂里上班，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没有看到李某，李某说自己去厕所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李某那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审讯工作陷入了僵局，李某的态度非常坚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还摆出了一副无辜的样子。就在民警们准备调整审讯策略，进一步寻找证据的时候，实验室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现场提取到的嫌疑人dNA，和李某的dNA，完全相符！ 这个结果，彻底打破了李某的侥幸心理。当民警们把dNA比对报告放在李某面前的时候，李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的冷静和嚣张，瞬间被恐惧和慌乱取代，身体也开始不停地发抖。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抵赖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他再怎么辩解，也没有用了。 沉默了许久之后，李某终于低下了头，缓缓地开口，承认了自己奸杀婷婷的全部犯罪事实，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有恐惧，有悔恨，但更多的，是绝望。 原来，婷婷所在的保健品公司，为了扩大销售规模，这一两年，专门开发了微信销售业务，鼓励员工通过微信，结交各类好友，向对方推销公司的松花粉产品。婷婷为了提升自己的业绩，多赚点钱，就每天不停地通过微信摇一摇、附近的人，添加各种微信好友，然后向他们推销产品，李某，就是婷婷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添加的好友。 李某添加婷婷为微信好友之后，看到婷婷微信头像上的照片，年轻、漂亮、清秀，瞬间就动了邪念。他假装对婷婷推销的松花粉产品很感兴趣，还故意说自己想要加入婷婷的直销队伍，想要详细了解一下产品和加盟流程，以此来诱骗婷婷，让婷婷来唐二里镇和他见面。 婷婷一心想着提升业绩，没有多想，也没有对李某产生任何怀疑，就答应了李某的要求，约定在7月18号下午，赶到唐二里镇和他见面。婷婷出发之前，马女士劝过她，让她注意安全，可她急于促成这笔生意，还是一个人独自出发了。 7月18号下午，婷婷准时赶到了唐二里镇车站，下车之后，她就给李某发微信，询问见面的地点。李某当时就在车站周边，他没有直接去见婷婷，而是一直用微信，远程引导婷婷，让婷婷朝着那片小树林和废弃小屋的方向走。 婷婷是农村出身的女孩，从小在庄稼地里长大，走惯了偏僻的小路，所以并没有多想，也没有产生任何警惕心理，就按照李某的引导，一步步朝着废弃小屋的方向走去。她以为，李某就在小屋附近等她，只要到了小屋，就能和李某面谈，促成这笔生意，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一条不归路。 当婷婷走到废弃小屋门口，看到李某的时候，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可这时候，一切都晚了。李某冲了上去，一把抓住婷婷，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喊叫，然后强行将她拖进了废弃小屋。婷婷拼命反抗，拼命挣扎，可她一个女孩，力气根本比不上李某，很快就被李某制服了。 李某用自己平时打包时用的胶皮带，将婷婷的双手反绑在身后，打了一个专业的扣，让婷婷无法挣扎。之后，李某对婷婷实施了性侵，在性侵的过程中，婷婷不停地反抗、哭喊，李某害怕被别人发现，就拿起旁边的砖头，朝着婷婷的头部，反复击打，直到婷婷不再挣扎、不再哭喊。 李某以为婷婷已经死了，可他还是不放心，生怕婷婷没有死透，会醒来报警，于是，他又费力地搬来两根沉重的水泥柱子，压在婷婷的身上，确保婷婷必死无疑。做完这一切之后，李某又清理了现场的一些痕迹，拿走了婷婷的手机（后来被他丢弃），然后匆匆离开了废弃小屋。 案发之后，李某心里非常害怕，他知道，警方很快就会查到他的头上，所以，他就用非法手段，删除了自己和婷婷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故意隐藏了自己的行踪，试图躲避警方的调查。他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现场留下的烟头、dNA等痕迹，最终还是暴露了他的罪行。 而喜子，之所以会在案发当天出现在废弃小屋，之所以会留下烟头，只是因为他闲得无聊，四处闲逛，走到了那里，抽了几根烟，然后就发现了婷婷的尸体，因为害怕，就赶紧跑了出去，报了警。他之前没有提起那几个男孩的事，是因为他当时太害怕了，脑子一片空白，忘记了，后来才慢慢想起来，就赶紧告诉了警方。他删除微信聊天记录、把手机送给别人，只是因为他平时喜欢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害怕警方查到他的聊天记录，惹上麻烦，并不是因为他和案件有关。经过警方的进一步调查，最终排除了喜子的作案嫌疑。 真相大白，李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残忍地将一个年轻、上进、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女孩杀害，他的行为，令人发指，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不久之后，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李某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270章 尘封44年！K27 次列车上的无名碎尸案 从北京到丹东，有一趟老牌绿皮车，K27次。这趟车不似如今的高铁那般风驰电掣，也没有空调软卧的舒适，却是当年连接北京与东北边境的重要纽带，一趟下来，要慢悠悠地跑上十几个小时。 它从北京站始发，一路向东，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再穿过锦州、沈阳、本溪这些东北重镇，全程一千来公里，晃晃悠悠，最终稳稳停靠在丹东站。您可别小瞧这趟车，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依旧在铁轨上正常运行，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血腥秘闻。 这起震惊京辽两地的碎尸案，发生在1979年，那个没有高铁、没有网约车，甚至连私家车都寥寥无几的年代。那时候，坐飞机是件天大的奢侈事，一张机票的钱，够普通人家省吃俭用大半年，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出行，首选还是绿皮火车。火车上没有舒适的座位，没有便捷的服务，甚至连喝水都要自己带搪瓷缸子，但即便如此，每一趟列车依旧挤得水泄不通，因为那是当时最实惠、最便捷的出行方式。 时间拉回到1979年2月24号下午4点51分，北京站的广播里响起了检票通知，原本就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瞬间沸腾起来。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扛着行李卷，牵着老人、抱着孩子，争先恐后地朝着检票口挤去，生怕慢一步就抢不到座位，或是赶不上这趟车。那种拥挤的场景，想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哪怕是现在，逢年过节坐火车，偶尔也能看到几分当年的影子，人挨人、人挤人，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是座椅底下，到处都挤满了人，有座的人规规矩矩坐着，没座的人要么靠在过道边，要么蹲在地上，一路颠簸下来，浑身酸痛，却也只能硬扛。 K27次列车就这样载着满车厢的乘客和他们的期盼，缓缓驶出北京站，朝着丹东的方向驶去。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汗味、泡面味，还有孩子们的哭闹声、大人们的聊天声，嘈杂却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谁也没有想到，这趟看似平常的旅程，背后竟藏着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案。 经过一夜的颠簸，2月25号上午8点零5分，K27次列车准时抵达丹东站。广播里响起“丹东到站，请各位乘客携带好随身物品下车”的通知，乘客们瞬间忙碌起来，收拾行李的、喊孩子的、搀扶老人的，乱作一团。大家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提着装满土特产的篮子，陆续走出车厢，脚步匆匆地奔向各自的目的地，有的是探亲访友，有的是务工谋生，有的是出门办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抵达目的地的喜悦，没有人会留意，车厢的行李架上，还遗留着两件不属于任何人的物品。 等所有乘客都走干净，车厢里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满地的果皮、纸屑和杂物。按照规定，乘警和乘务员要上车进行全面检查、打扫清理，毕竟这趟车还要掉头返回北京，不能留下任何隐患。就在乘务员打扫6号车厢时，目光无意间扫过23、24号座位和28、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一下子就愣住了，那里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还有一个用白色塑料布裹着的行李卷，孤零零地摆在那里，显然是乘客遗留下来的。 “哎呦，这哪个乘客这么粗心大意啊？”乘务员一边念叨，一边伸手碰了碰手提包，感觉沉甸甸的，“这么大的包裹，怎么就能忘在火车上了？”旁边的乘警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仔细看了看这两件物品，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一般乘客遗留行李，要么是小件物品，要么是匆忙之下落下的，这么大两个沉甸甸的包裹，怎么看都不像是无意间忘记的。 谨慎起见，乘警立刻拨通了丹东车站派出所的电话，把情况详细说明了一遍，随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两件行李取了下来，送到了派出所。按照惯例，一旦有乘客报警说丢失了行李，派出所就能第一时间通知对方来领取，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件看似普通的遗留行李，打开之后，会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派出所的所长、指导员还有民警们，拿到这两件行李后，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决定先打开检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乘客的身份信息，也好方便后续联系失主。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再解开白色塑料布行李卷的时候，所有人都僵住了，脸上的表情瞬间从疑惑变成了震惊，甚至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手提包里，装着一段被肢解的尸体，没有头，没有手，只剩下残缺的躯干和四肢，被草草包裹着，散发着淡淡的腥臭味。那一刻，整个派出所的空气都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所长反应最快，立刻拿起电话，将情况紧急上报给了丹东市公安局。 接到报告后，丹东市公安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带领法医、技术人员火速赶到派出所。法医和技术人员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可除了确认尸体为男性、死亡时间不长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经过众人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起凶案绝对不是在丹东发生的，列车刚刚抵达丹东，乘客下车后才发现尸体，凶手不可能在列车上完成杀人、分尸这么复杂的操作，更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尸块藏在行李架上而不被人发现。 那么，这起凶案到底发生在哪里？尸体又是被什么人、从哪里带上K27次列车的？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了笼罩在所有人心头的迷雾。要知道，在1979年，监控摄像头还没有普及，火车上没有监控，车站里也没有监控，检票全靠人工，更没有如今的旅客实名制，谁上了车、谁带了什么行李，根本没有任何记录可查。想要找到破案线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尸体送到列车的首发站，北京，从北京开始，一步步排查。 尸体被紧急运往北京后，北京市公安局时任刑侦处处长柯南，亲自接待了丹东来的办案人员。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柯南，可不是大家看的动画片里那个神通广大的小侦探，可他的破案能力，一点也不逊色于动画里的柯南，在当时的北京公安系统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经手过无数疑难杂案，经验丰富，心思缜密。 柯处长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带领丹东的办案人员，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让技术科的主任满仓、法医志军等人，对尸体进行了更加详细、更加细致的检查，这一次，他们要从尸体上找出所有可能的线索，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痕迹，都不能放过。 经过几个小时的仔细检查，技术人员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肢解尸体所用的工具，应该是刀类物品，切口比较整齐，能看出凶手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包装尸块的灰色人造革手提包，上面有一把红卫牌的锁，这种锁在当时的北京很常见；死者身上穿着的灰布长袖衬衫和无领针织衫，经过鉴定，都是北京本地生产的。 可即便有了这些发现，也不能就此断定，死者就是在北京被杀害的，更不能确定尸块就是从北京带上K27次列车的，毕竟，北京生产的衣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买到，红卫牌的锁，也不是只有北京才有。柯处长看完验尸报告后，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是一起典型的疑难案件：死者身份不明，杀人动机不明，第一作案现场不明，凶手身份不明，甚至连尸块是从哪里带上车的，都无从得知。 但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柯处长，线索往往就藏在细节里。根据目前掌握的物证分析，携带尸块的人，从北京上车的可能性极大，毕竟，死者身上的衣物都是北京生产的，手提包上的锁也是北京常见的牌子，而且K27次列车从北京始发，凶手选择从首发站上车抛尸，更容易避开众人的注意。 随即，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下令，以北京为重点，全面展开侦查工作，一定要尽快找到破案线索，抓获凶手。当时，北京市刑侦总队的队长叫甄义，他接到命令后，立刻带领侦查员，联合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同志们，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他们首先找到了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员，这些人负责列车出库前的检查，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经过走访调查，侦查员们了解到，2月24号下午3点25分，K27次列车出库到站后，列车长和乘警们对各节车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座椅底下、行李架上、车厢连接处，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得干干净净，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更没有发现类似的手提包和行李卷。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尸块包裹绝对不是列车出库时就存在的，而是在乘客上车之后，被人带上车的。 为了扩大线索范围，侦查员们又将访问范围扩大到了北京站的电力工区、水暖工区、邮局运转处等13个单位，广泛发动这些单位的职工，回忆2月24号下午，也就是K27次列车检票、发车前后的异常情况，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电力工区的一名职工，名叫郭兰新，在回忆的时候，提供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他说：“24号下午4点多，我在北京站一楼的中间大厅，看到过一个穿着深蓝色棉服的小伙子，看着二十多岁，手里夹着一个塑料布包，看着沉甸甸的，走路都有些费劲，然后他从电梯上到了二楼，朝着候车室的方向去了。当时人太多了，我也没看清楚他的脸，只能记住他的穿着和手里的包，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小伙子的神情好像有些紧张，不太自然，当时没太在意，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可疑。” 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虽然没有看清嫌疑人的面目，但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二十多岁、穿深蓝色棉服、携带沉重的塑料布包，而且是在K27次列车检票前，出现在北京站的二楼候车室。与此同时，北京和丹东的警方也同步展开工作，他们重点排查了乘坐K27次列车6号车厢的所有乘客，因为尸块包裹就是在6号车厢发现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乘坐这节车厢的乘客。 经过一番努力，侦查员们找到了6号车厢的69名乘客，逐一进行询问排查。经过核实，23号座位的乘客是一位来自沈阳的普通群众，没有任何作案嫌疑；28号、29号座位的乘客是两名军人，经过调查，两人身份清白，而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也排除了作案嫌疑。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的时候，驻军某部的战士廖胜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直接为案件的侦破指明了方向。廖胜明说：“我当时是从云南探亲回来，24号下午乘坐K27次列车，坐在6号车厢30号座位。那趟车人特别多，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上车的时候，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已经放满了东西，我就想看看对面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能不能腾出点地方。” “我抬头一看，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已经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摆得不是很整齐，看着还有点空隙，我就想把我的行李挪上去。可我伸手一搬，才发现那两个包特别沉，根本挪不动，我用手摸了摸，里面的东西软软的，我当时还心想，应该是衣服之类的东西，不怕压，就把我的行李放在了那两个包的上面。” “一路上，我都没发现有人动过那两个包，周围的人也都在各自聊天、休息，没有什么异常。等到了丹东，我取下自己的行李就下车了，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眼，那两个包还在行李架上，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哪个乘客忘了拿，没想到竟然藏着这么可怕的东西。” 侦查员们一听，立刻拿出了从列车上提取的手提包和行李卷的照片，递给廖胜明：“同志，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包？”廖胜明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肯定地点了点头：“对，就是这两个包，一模一样，灰色的手提包，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我记得特别清楚，错不了。” 廖胜明的证词至关重要，他是从北京上车的，上车的时候，那两个尸块包裹就已经在行李架上了，这就直接证实了，尸块包裹就是在北京站被人带上K27次列车的，而且是在乘客上车期间，趁着人多混乱，悄悄放在6号车厢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的。 至此，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通过对北京至丹东沿线508名职工、170名旅客的走访询问，初步认定，碎尸包裹就是在北京被送上车的，第一作案现场，大概率也在北京。接下来，技术科的主任满仓和法医志军等人，又对尸体和包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查，试图从里面找出更多能够锁定死者身份和凶手的线索。 经过详细测量和检查，他们发现，那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长60厘米、宽22厘米、高28厘米，重量足足有23公斤，手提包的两边，分别印着北京农展馆和北京美术馆的图样，拉锁上挂着一把北京红卫牌的锁，这种锁在当时的北京，主要用于手提包、行李箱，很常见，但也有一定的地域性。 手提包里面，装着死者的上肢两块、下肢四块，这些尸块被一条白绿条纹的褥单子包裹着，尸块的切口处，都被人用新棉花堵住了，很明显，凶手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血迹渗漏出来，避免被人发现。尸块上还残留着灰色的棉毛裤、三角内裤，还有一块旧的蓝斜纹布料，手提包的底部，还发现了四块小塑料布，以及一块沾有大量血迹的抹布，显然，这块抹布是凶手用来擦拭血迹的。 再看死者的肢体特征：大腿外侧和小腿上，都长着浓密的汗毛，脚长23.9厘米、宽9.6厘米，最特别的是，死者的两只脚，第二个脚趾都压在第三个脚趾上面，这种脚掌形状比较特殊，算是一个明显的生理特征，或许能成为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 而那个白色塑料布的行李卷，长70厘米、宽40厘米，重量24公斤，被装在一个白色的网兜里。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解开塑料布，发现塑料布上有一个清晰的鞋印，前脚掌是波浪花纹，脚后跟有两条凸起的花纹，这个鞋印，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塑料布的第二层，是一块紫色的旧被面子，第三层是旧棉被套，里面裹着的，是死者的躯干。 死者的躯干上，穿着一件圆领短袖针织衫，躯干的下方，垫着半张报纸和一件灰布衬衣，和之前在手提包里发现的灰布长袖衬衫，款式、材质都很相似，应该是死者生前穿的衣物。和四肢的切口一样，躯干的切口处，也被人塞了很多新棉花，显然是为了掩盖血迹。除此之外，法医还在死者的肚子上，发现了一个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肛门处有痔疮，这些都是死者的重要生理特征。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法医判断，死者营养状况一般，皮肤比较黑，应该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死者的尸斑呈现紫红色，用手按压不褪色，尸僵已经得到缓解，结合当时的气温和列车运行时间，法医初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2月22号左右，也就是K27次列车发车前两天。 随后，法医对死者的脏器进行了解剖检查，发现除了右肺有钙化点之外，没有任何中毒迹象，说明死者是被人暴力杀害的，并非中毒身亡。经过血型鉴定，死者的血型为Ab型，而且生前患有类风湿性脊椎炎，这些信息，都为后续确认死者身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虽然尸检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掌握了死者的很多生理特征和衣物信息，但想要确认死者的身份，依旧是难如登天。在那个没有dNA鉴定技术、没有人口信息联网的年代，想要仅凭这些线索，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死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既然无法直接确认死者身份，侦查员们就把重点放在了死者的遗物上，那些包裹尸块的褥单子、塑料布、棉被套，还有死者身上的衣物、手提包、锁具，甚至是沾有血迹的抹布，每一件物品，都有可能隐藏着破案的线索。侦查员们兵分多路，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北京的200多个生产、销售、批发、科研单位，请教了400多位老工人、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就是为了查清这些遗物的生产、销售、品种、质量和使用范围，从而缩小侦查范围。 经过好几天的紧张工作，侦查员们终于有了收获，逐一查清了各种遗物的来源： 捆扎碎尸包裹用的麻绳，经过鉴定，是通县黄牧场生产的，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区，当时的通县黄牧场，主要生产黄麻制品，这种麻绳的原料是浙江三等黄麻，而且销售范围非常有限，只针对北京市场，没有在北京之外的地区销售过。这就意味着，凶手使用的麻绳，是在北京购买的，进一步印证了第一作案现场在北京的推测。 包裹行李卷的白色网兜，从原料搭配和编织方法上，经过北京丝线厂的专家鉴定，确认是北京丝线厂的产品，而且同样，这种网兜全部销售往北京市场，外地很少能见到。 包裹尸块的白绿条纹褥单子，经过北京色织厂的鉴定，从纱织、配色、组织规格上，确认是1972年北京色织厂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北京市场，外地的销售渠道非常少。 包裹尸体用的旧棉套，经过北京市土产公司的专家鉴定，确认是机织棉套，侦查员们顺着这条线索，逐家走访了北京的机织棉套生产和销售单位，最终来到了朝阳区关东店昙花门市部。门市部的一位老师傅，仔细检查了棉套之后，肯定地说：“没错，这棉套就是我们门市部织的，我们这里生产的机织棉套，销售范围很窄，只针对朝阳区、东城区、崇文区这三个区的结合部，就连北京其他区，都很少有销售。”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生产厂家少，商品种类单一，每个厂家的产品，销售范围都比较固定，不像现在，商品琳琅满目，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商品都能买到。也正是因为这样，侦查员们才能通过这些遗物，一步步缩小侦查范围，锁定第一作案现场的大致区域。要是放在现在，仅凭这些普通的衣物、麻绳、网兜，想要找到线索，恐怕要难上好几倍。 大量的走访调查结果表明，这起凶案，肯定是在北京发生的，而且第一作案现场，应该是在室内，毕竟，杀人、分尸是非常复杂且血腥的操作，不可能在户外或者公共场所完成，只能在封闭的室内进行，这样才能避免被人发现。 可问题来了，第一作案现场具体在北京的哪个地方？死者到底是谁？凶手为什么要杀害他？杀人动机是什么？这些谜团，依旧没有解开。为了尽快破案，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发动全市的力量，广泛征集线索。 随后，北京市各单位都召开了保卫干部会议，在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柯南，向全市的刑警队长、保卫处长，详细公布了这起碎尸案的案情，明确了侦查方向和要求：一是对2月24号之前失踪的、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的男性，逐一进行排查，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人；二是对外地来京上访、探亲、看病的人员，在24号之前的动向，进行全面调查，看看有没有失踪或者异常情况；三是组织人员，在铁路沿线的河沟、湖泊、荒地等地方，全面搜索死者的头部和手部，只要找到死者的头和手，就能通过面部特征和指纹，快速确认死者身份；四是向全市居民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些警方没有掌握的信息；五是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报，请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排查，扩大侦查范围；六是技术人员继续对物证进行细致检查，争取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会议结束后，全市各分县局、各单位的保卫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按照要求，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侦查员们走街串巷，走访群众，排查失踪人员，可忙活了好几天，却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线索，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大家有些泄气的时候，刑事技术处的工作人员，在对物证的再次检查中，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发现了几处不清楚、不完全的鞋印，经过反复分析研究，确认这些鞋印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席状花纹的，经过鉴定，是北京三羊牌布鞋的鞋印，这种布鞋在当时的北京很常见，很多老百姓都穿；另一种是前掌波浪纹的鞋印，这种鞋的款式比较特殊，经过多方调查，确认这种鞋不是北京生产的，而是外地生产的，在北京的销售范围也比较窄。 除此之外，技术人员还在塑料布的血迹下面，发现了几滴类似蓝色油迹的痕迹，经过化验，确认这些痕迹是油漆。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些油漆的具体种类和来源，但这些发现，无疑给侦查员们注入了新的信心，这些鞋印和油漆痕迹，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只要能查清它们的来源，就能找到凶手的线索。 技术人员没有放弃，继续对塑料布进行细致检查，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更大的收获，在塑料布干涸的血迹下面，有几个模糊的字迹。由于血迹的覆盖和时间的推移，这些字迹变得非常模糊，几乎无法辨认。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塑料布平铺好，用专业的工具进行处理，一点点清理掉血迹和污渍，经过反复辨认，终于看清了这些字迹，是两个电话号码：、，还有一个模糊的“陈”字。 有了电话号码，就有了新的突破口！侦查员们兴奋不已，立刻拿起电话，分别拨打了这两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侦查员们表明身份，向对方询问情况，经过核实，发现这两个电话号码，都属于朝阳饮食处双井店，这是一家当时的国营饭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说了，在那个年代，国营饭店、国营商店是主流，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大饭店、小餐馆、火锅店。 第二天一大早，侦查员们来不及吃一顿正经的早饭，随便啃了两口馒头，喝了一杯热水，就开车赶往了朝阳饮食处双井店。来到店里，侦查员们找到了饭店的经理，向他说明了来意，询问这两个电话号码的情况。 经理听后，仔细想了想，说道：“这个号码，是我们一楼营业室的电话，这个电话除了我们内部职工使用之外，来店里吃饭的旅客、附近单位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会借用这个电话；而这个号码，是我们二楼办公室的电话，这个电话主要是我们内部职工使用，外人很少知道，也很少有外人会借用这个电话。” 侦查员们一听，心里立刻有了判断：这两个电话号码写在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只有内部职工才会使用的办公室电话，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和这家双井饮食服务店有关，要么是店里的职工，要么是经常来店里、熟悉店里情况的人。而塑料布上的那个“陈”字，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的姓氏，或者是与凶手有关的人的姓氏。 于是，侦查员们把侦查重点，放在了双井饮食服务店的职工身上。经过了解，这家店的职工一共有200多人，人数不算少，其中姓陈的男女职工，一共有12人，这就进一步缩小了侦查范围，侦查员们决定，对这12名姓陈的职工，逐一进行详细排查，重点审查他们的历史情况、现实表现、有没有作案动机、有没有作案时间。 经过几天的细致排查，侦查员们排除了11名姓陈职工的作案嫌疑，这些人要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要么没有作案动机，要么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只剩下一名姓陈的职工，疑点非常大，这个人，名叫陈克浩。 饭店经理向侦查员们介绍了陈克浩的情况：“老陈今年55岁，是中共党员，原籍是河北唐山丰润县。他原本是市委行政处的干部，按说前途无量，可在1967年，他被调到了区饮食管理处当保卫干部，后来因为工作不负责，经常出纰漏，在1973年，又被调到我们这个店里工作。说句实在话，这个人的品质不怎么好，作风也不正，之前还受过处分，在店里的口碑也很差。” 侦查员们一听，心里的疑点更重了，一个原本在市委行政处工作的干部，本该平步青云，前途似锦，可却一步步被降职，从市委调到饮食管理处，再调到一家普通的国营饭店，这背后，肯定有不简单的原因。而且他品质不好、作风不正，还受过处分，具备作案的潜在动机。 侦查员们立刻对陈克浩展开了全面调查，这一查，又有了新的发现，陈克浩已经离婚的妻子，刘静芝，也有很大的嫌疑。经过走访了解，侦查员们得知了陈克浩和刘静芝之间的一段不堪往事。 在60年代初的时候，刘静芝还在市委幼儿园工作，那时候，陈克浩和刘静芝还没有结婚，而刘静芝当时已经是有夫之妇。在那个思想保守、风气淳朴的年代，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一旦被发现，不仅会身败名裂，还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可即便如此，陈克浩和刘静芝还是偷偷勾搭在了一起，有了不正当的往来。 后来，文革初期，刘静芝和她的丈夫被遣返原籍，就在刘静芝走投无路的时候，陈克浩利用自己的职权，把刘静芝留了下来，没有让她被遣返。没过多久，刘静芝就和她的丈夫离婚了，随后，就和陈克浩结了婚。本以为这段不正当的关系，终于能名正言顺，可没想到，两人结婚后，矛盾不断，经常吵架，最终在1978年，也就是案发前一年，两人离婚了。 可奇怪的是，两人离婚后，并没有彻底断绝联系，反而经常同居在一起，经济来往也非常密切。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可在那个年代，离婚后还继续同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这也让刘静芝的嫌疑，进一步加大。 侦查员们立刻对刘静芝的情况，展开了细致的调查。经过了解，刘静芝自从60年代离婚后，就一直没有工作，而且因为之前的不正当往来、投机倒把等行为，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她的社会交往非常复杂，经常和各种各样的人来往，男男女女都有，不仅仅是和陈克浩保持着密切联系。 还有群众反映，刘静芝和一个姓何的男人来往非常频繁，这个姓何的男人，据说是什么辽宁食品厂的人，四十多岁，长得比较瘦，还有点驼背。自从1978年之后，这个姓何的男人，就经常住在刘静芝家里，两人关系暧昧，来往密切。这个信息，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死者的身份，会不会就是这个姓何的男人？刘静芝和陈克浩，会不会因为这个姓何的男人，犯下了杀人碎尸的罪行？ 1979年3月4号，北京市公安局向全市群众公布了这起K27次列车碎尸案的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消息公布后，很多群众都积极响应，向警方反映各种可疑情况，其中，有群众反映的关于刘静芝家的情况，让侦查员们更加确定，刘静芝就是重点嫌疑人。 有群众说：“刘静芝家平时特别脏、特别邋遢，家里乱七八糟的，从来不爱打扫卫生，可从3月5号开始，她们家就突然开始大扫除，又是铲墙皮、刷地板，又是冲下水道，忙得不可开交；3月8号，又开始刷门窗、刷家具，就连桌子上的抽屉，都拆下来刷得干干净净；3月9号，更是直接粉刷了整个房屋，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 “这要是搁在平时爱干净、爱整洁的人家，大扫除也很正常，可刘静芝家平时那么邋遢，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勤快了？既不娶亲，也不嫁女，没有任何特殊情况，突然这么大规模地打扫卫生、粉刷房屋，实在是太反常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群众反映，在这段时间里，陈克浩虽然没有去过刘静芝家，但两人经常在外边秘密接头，仅仅是3月12号到3月16号这四天时间里，两人就接头了四次，几乎天天见面。而且每次接头的时候，刘静芝都显得神色慌张，总是东张西望，好像在害怕什么，生怕被别人发现。 特别是3月16号那天，有群众看到，刘静芝提着一个白布包，匆匆走出家门，在钱粮胡同口和陈克浩见了面，随后，两人一起向南走到东单，乘坐110路电车，在朝外大街下了车，然后一起走进了一家名叫“白絮昙花社”的店铺，没过多久，两人就匆匆走了出来，神色依旧很慌张。 侦查员们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赶到了白絮昙花社，向店铺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工作人员回忆说：“刚才确实有一男一女来店里，他们谈了一床棉被套，要弹一床新的，然后做了登记，登记的名字叫李丽，地址写的是五建宿舍。” 侦查员们一听，心里的疑点更重了，仅仅是弹一床新的棉被套，为什么要用假名假地址？这显然是在刻意隐瞒什么，结合之前刘静芝家大规模打扫卫生、两人秘密接头的情况，刘静芝和陈克浩的嫌疑，已经非常大了。 就在这时，又有群众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刘静芝家阳台的下边，是一处平房，平房的屋顶上，有一个紫色的破布包，放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看着很不起眼，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为了不打草惊蛇，当天晚上，侦查员们趁着夜色，悄悄来到了刘静芝家楼下，小心翼翼地爬上平房的屋顶，取下了那个紫色的破布包。回到派出所后，侦查员们打开破布包一看，瞬间眼前一亮，这块紫色的破布，和K27次列车上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看起来一模一样。 侦查员们立刻将这块紫色破布，送到了技术科，进行技术比对。经过详细的比对和鉴定，技术人员最终证实，这块紫色破布，和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并不是长得相似，而是本身就是同一块布，只是被剪开了，一部分用来包裹尸块，另一部分被丢弃在了刘静芝家阳台下的平房顶上。 随后，侦查员们又将这块紫色破布，送到了北京制线厂，让专家进行检验，经过对纱数、规格、颜色的详细检验，专家确认，这块紫色破布，就是北京制线厂生产的产品，和之前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出自同一批生产原料。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群众也向警方反映了一个关键线索，这个线索，直接将刘静芝和包裹尸块的物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位群众是一位大姐，她对侦查员们说：“民警同志，刘静芝家的沙发，是我在1971年的时候卖给她的，那沙发原本的沙发套是紫色的，后来用久了，就褪色了。到了1976年的时候，刘静芝又换了一个新的紫色沙发套，把那个旧的沙发套，改成了一床被子，给她儿子铺床用。” 侦查员们一听，立刻拿出了从列车上提取的紫色被面子，递给这位大姐：“大姐，您仔细看看，这块布，您认识吗？是不是当年您卖给刘静芝的那个旧沙发套？” 大姐接过紫色被面子，反复看了看，又用手摸了摸，然后肯定地说：“对！就是这个！这就是我当年卖给她的那个旧沙发套，错不了！你看，这上面还有两块补丁，这两块补丁，还是我亲手缝的，你看这针脚，是倒针，我做活的手法，我记得清清楚楚，绝对错不了！” 大姐一边说，一边指着补丁上的针脚，脸上还露出了几分自豪感，仿佛在炫耀自己的手艺。侦查员们看着大姐认真的样子，心里也不由得感慨，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正是这位大姐的细心回忆，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除此之外，这位大姐还认出，包裹尸块用的那块泡纱布，也是刘静芝家的。大姐说：“刘静芝当年用这块泡纱布做桌布，还是我帮她压的边，我压边的时候，底线用的是丝光纱，上线用的是棉线，这种做法，和别人不一样，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做的活。” 到这里，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了刘静芝，刘静芝家，很有可能就是这起杀人碎尸案的第一作案现场。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侦查员们想方设法，依法进入了刘静芝家，展开了全面、细致的搜查，每一个角落，每一件物品，都不放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搜查过程中，侦查员们在一间屋子的单人床底下，发现了一块木板，木板上，有几滴疑似油漆的痕迹；在北屋橱柜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块紫色的布料，经过比对，和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阳台下的紫色破布，是同一块布；在厨房的煤气灶上，发现了一台缝纫机，缝纫机的表面，被人用新油漆刚刚刷过，看起来很新，与周围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显得非常反常；在缝纫机抽屉的下边，还发现了几滴疑似血迹的痕迹。 侦查员们立刻对这些发现的物证，进行了拍照固定，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取下来，送到技术科进行鉴定。经过详细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从刘静芝家提取的紫色布料、阳台下的紫色破布，与包裹尸块的紫色被面子，都是同一块布；木板上的油漆，经过光谱分析，与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的蓝色油漆，完全一致；缝纫机抽屉下的血迹，经过血型鉴定，是Ab型，与死者的血型，完全相同。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刘静芝家，就是这起杀人碎尸案的第一作案现场，死者，就是在刘静芝家被杀害、被肢解的。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之前群众反映的，那个经常住在刘静芝家、姓何的辽宁食品厂的人？刘静芝和陈克浩，为什么要杀害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凶手？ 就在案件的侦查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派出所，这个电话，直接揭开了死者的身份之谜，也让整个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打电话的，是一位和刘静芝正在谈恋爱的老年男性，他在电话里，向侦查员们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这位老先生说：“民警同志，我跟刘静芝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在谈恋爱，我4月份一共去她家去过五回，每次去，都发现她精神不振，神色慌张，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就一再安慰她，还跟她说了，想跟她结婚的事。” “4月26号晚上，她终于忍不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她让我赶紧找房子搬家，说过了五一节，就跟我结婚。我当时还问她，为什么这么急，她就跟我说：‘你知道公安局公布的那起火车上的碎尸案吧？咱俩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事，就发生在咱们家。’” “她还跟我说，是她姐姐给她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在她家住过，家里的那辆自行车，就是那个人的。她之前在派出所登记的时候，说的名字是假的，那个人原本是北京人，什么坏事都干，之前被东城分局送到东北去了，后来又偷偷跑回了北京，住在她家里，还对她耍流氓。她没办法，就约了两个人，把那个人给杀了，然后碎尸，用棉被套和紫色的布包着，送上了火车，扔在了K27次列车上。” “对了，她还跟我说，结婚之后，咱俩吃饭没问题，她说她手上有6000块钱，我当时还纳闷，她一个没工作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现在想想，那些钱，恐怕就是那个死者的。” 侦查员杨帆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率领一组人马，专门负责调查死者的身份。他们首先对陈克浩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可查来查去，还是没有找到与死者特征相符的人。随后，他们又对刘静芝的社会关系，包括她平时来往的朋友、一起做投机倒把生意认识的人，都进行了正面和侧面的调查，还跑遍了河北、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的11个市县，走访了几百人，可依旧没能查清死者的真正身份。 侦查员们没有放弃，把调查到的所有情况，及时向柯南处长做了汇报。柯处长听完汇报后，沉思了片刻，对侦查员们说：“这个所谓的‘姓何的’，既然在刘静芝家住过，还跟陈克浩吵过架，而且根据那位老先生的说法，他是北京人，被东城分局送到东北去过，你们还是重点去北京的相关单位调查，在本市派出所处理过的投机倒把人员里面，找找符合条件的人。” 按照柯处长的指示，刑侦总队队长甄义，在4月28号，带着侦查员们，来到了东风市场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的档案里，找到了刘静芝的名字，知道了刘静芝之前因为投机倒把，被派出所处理过，可档案里，并没有提到那个所谓的“姓何的”男人。 随后，侦查员们又来到了东城分局刑侦科，找到了当年处理刘静芝投机倒把案件的同事。这位同事回忆说：“我记得，在1978年10月份，东风市场派出所确实处理过一起刘静芝的投机倒把案件，当时她还和一个男的一起，两个人合伙倒买倒卖，可那个男的具体是谁，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那个人后来被送到分局预审科审理了。” 侦查员们一听，立刻赶往了东城分局预审科，找到了当年审理这起案件的预审员。预审员回忆了很久，终于想了起来：“当时和刘静芝一起投机倒把的那个男的，叫张月华，我这里还有当时留下的相关卡片，你们可以看看。” 预审员一边说，一边从档案柜里，找出了当年的卡片，递给了侦查员们。侦查员们接过卡片，仔细一看，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张月华的资料：男，42岁，北京人，1954年因为耍流氓、盗窃罪，被送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1969年，被疏散到林甸县；1978年，偷偷返回北京，之后与刘静芝一起，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被东风市场派出所抓获，送到预审科审理。 这些信息，和之前那位老先生打电话说的情况，完全相符，张月华是北京人，做过坏事，被送到东北去过，后来又跑回北京，住在刘静芝家。这就说明，那个所谓的“姓何的”，其实就是张月华，陈克浩和刘静芝之前所说的“姓何的”，都是在故意隐瞒死者的真实身份。 可问题来了，张月华的家在哪里？他在北京有没有亲属？他是不是本案的死者？这些问题，预审科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只能提供这些档案资料。侦查员们没有耽搁，立刻开车来到了北京市劳改局，在劳改人员的卡片里，进一步查找张月华的相关信息。 经过一番查找，侦查员们终于找到了张月华的详细档案，档案里记载，张月华判刑之前，家住西城区红井6号，父母双亡，只有三个姐姐，而且三个姐姐都已经结婚，各自生活。侦查员们立刻赶往西城区分局的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张月华的三个姐姐，逐一进行询问。 可三个姐姐都说，她们早就和张月华断绝了来往，因为张月华从小就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还做过很多坏事，给家里丢尽了脸，所以她们不愿意和他有任何联系。就在侦查员们快要失望的时候，张月华大姐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外甥女，说了一句话，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 外甥女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风市场见过我舅舅张月华，当时他穿着一件棉服，看着比以前瘦了，还有点驼背，我当时想打招呼，可我妈不让我理他，说他不是好人，会带坏我，所以我就没跟他说话，眼睁睁看着他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侦查员们一听，立刻追问：“你再仔细想想，你舅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比如身上有什么疤痕，或者身体上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外甥女仔细回忆了片刻，说道：“我记得，我舅舅以前得过肺病，还做过阑尾手术，肚子上有一道疤痕；他还有点驼背，走路的时候，背有点弯；另外，他的脚趾有点奇怪，第二个脚趾是压在第三个脚趾上面的；还有，他左乳头下边，有一个小红痣，像红豆那么大，很显眼。” 侦查员们听完，心里瞬间有了答案，外甥女所说的这些特征，和法医尸检时发现的死者特征，完全吻合：死者肚子上有阑尾手术疤痕，有驼背（结合尸体骨骼特征推断），脚趾是第二个压在第三个上面，血型是Ab型，右肺有钙化点（符合得过肺病的特征）。 毫无疑问，本案的死者，就是张月华。那么，刘静芝为什么要杀害张月华？陈克浩在这起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没有其他的凶手？经过侦查员们的进一步调查，终于找到了所有的凶手，查明了整个案件的真相。 此时，案件的侦破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大量的证据都已掌握，破案的时机已经成熟。刑侦处处长柯南，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做了系统的汇报，详细说明了案件的侦查过程、掌握的证据，以及锁定的嫌疑人，并提出，立即逮捕刘静芝、陈克浩，以及刘静芝供述中提到的“另外两个人”，彻底查清案件的全部真相。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听完汇报后，当即批准了逮捕申请，下令由刑侦总队队长甄义亲自带队，兵分多路，同步实施逮捕行动，务必确保嫌疑人全部落网，不允许有任何遗漏。1979年4月29号凌晨，天还未亮，夜色依旧浓重，侦查员们身着便衣，悄悄抵达了刘静芝、陈克浩以及另外两名嫌疑人的住处，做好了逮捕前的一切准备。 凌晨5点，随着甄义队长一声令下，逮捕行动正式开始。侦查员们迅速破门而入，在刘静芝的家中，将还在熟睡的刘静芝当场抓获；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双井饮食服务店的职工宿舍，抓获了正在休息的陈克浩；另外两名嫌疑人，刘静芝的远房表弟王建国、邻居李学明，也在各自的住处被顺利逮捕，四人全部归案，没有一人逃脱。 被捕后，刘静芝、陈克浩等人起初还试图狡辩，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编造谎言，试图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侦查员们早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将紫色被面子、血型鉴定报告、油漆比对结果、证人证言等一一摆在他们面前，面对铁证如山，四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揭开了这起跨越京辽两地的碎尸案的全部真相。 根据四人的供述，死者张月华确实是刘静芝和陈克浩共同杀害的，而王建国和李学明，是刘静芝找来帮忙分尸、抛尸的帮凶。事情的起因，还要从1978年张月华偷偷返回北京说起。张月华从东北偷偷跑回北京后，偶然间遇到了刘静芝，得知刘静芝离婚后独居，又没有稳定工作，便动了歪心思，主动找上门，以“合伙做投机倒把生意”为幌子，住进了刘静芝家。 可张月华本性难移，住进刘静芝家后，不仅不务正业，还经常对刘静芝进行骚扰、耍流氓，甚至威胁刘静芝，要把她之前做投机倒把、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情捅出去，让她身败名裂。刘静芝不堪其扰，多次要求张月华搬走，可张月华不仅不搬，还变本加厉，甚至霸占了刘静芝的财物，向她索要钱财，否则就报复她的家人。 走投无路的刘静芝，想到了自己的前夫陈克浩。虽然两人已经离婚，但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陈克浩也早就看不惯张月华的所作所为，此前张月华曾多次找到陈克浩，威胁他要揭露他当年降职的黑幕，还向他索要钱财。两人一拍即合，决定除掉张月华，一了百了。 1979年2月22号晚上，刘静芝以“商量生意”为由，将张月华骗到家中，趁张月华不备，陈克浩从背后用木棍狠狠砸向张月华的头部，张月华当场倒地身亡。两人看着尸体，又惊又怕，知道杀人是滔天大罪，一旦被发现，必死无疑。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将尸体肢解，然后通过火车抛尸，让尸体无法被辨认，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由于两人力气有限，无法完成肢解和搬运尸体的工作，刘静芝便找到了自己的远房表弟王建国和邻居李学明，以重金相诱，许诺事成之后给两人各500块钱（在当时，500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让他们帮忙分尸、打包尸块。王建国和李学明一时贪念起，便答应了刘静芝的要求，参与到了这起凶案之中。 当天晚上，四人在刘静芝家中，用菜刀、斧头等工具，将张月华的尸体肢解成多块，然后用刘静芝家的旧被面子、塑料布、手提包等物品，将尸块小心翼翼地包裹好，用麻绳捆扎牢固，还在尸块切口处塞了新棉花，防止血迹渗漏。为了掩盖作案痕迹，他们还特意用抹布擦拭了现场的血迹，清理了地面上的杂物。 2月24号下午，也就是K27次列车发车前，陈克浩和王建国趁着北京站人多混乱，携带包裹好的尸块，悄悄登上了K27次列车6号车厢，趁着乘客上车的混乱之际，将尸块包裹放在了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随后便悄悄下车，没有乘坐这趟列车。而刘静芝和李学明，则留在家里，继续清理作案现场，试图销毁所有证据。 抛尸之后，四人一直心神不宁，时刻关注着警方的动向。当北京市公安局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后，刘静芝更是坐立不安，担心警方会查到自己头上，于是便开始大规模打扫卫生、粉刷房屋，试图掩盖作案时留下的血迹和痕迹；而陈克浩则经常与刘静芝秘密接头，商量对策，甚至打算一旦事情败露，就逃离北京。他们弹新棉被套、用假名假地址登记，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逃避警方的追查。 至于刘静芝手中的6000块钱，正如那位老先生所说，确实是从张月华身上搜来的，张月华当年从东北偷偷跑回北京时，携带了自己多年积攒的钱财，打算继续做投机倒把生意，这些钱，最终也成了刘静芝诱骗王建国、李学明参与作案的筹码。 案件真相大白后，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对刘静芝、陈克浩、王建国、李学明四人进行了审讯和起诉。1979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K27次列车碎尸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四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根据四人的犯罪情节和在案件中的作用，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刘静芝、陈克浩作为案件的主谋，犯故意杀人罪、碎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建国、李学明作为从犯，犯故意杀人罪、帮助碎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四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79年8月，刘静芝、陈克浩被依法执行死刑，王建国、李学明被送往监狱服刑，这起震惊京辽两地、跨越千里的碎尸悬案，终于尘埃落定。 第271章 伪帅恶魔：靠颜值骗财杀人，8年潜逃终伏法 1974年6月，大连的海风带着初夏的燥热，吹进了甘井子区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孔庆卓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日子里降生了。彼时的大连，正处在国企蓬勃发展的年代，他的父母都是当地一家大型国营机械厂的职工，捧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日子不算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或许是父母的过度溺爱，或许是成长环境的安逸，孔庆卓从小就没养成半点吃苦耐劳的性子，反倒染上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坏毛病。 小时候，别的孩子在外面疯跑玩耍、帮家里做家务，孔庆卓却总躲在屋里吃零食、睡懒觉，上学时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作业从不按时完成，成绩常年在班级倒数。父母也曾打骂过、劝说过，可他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久而久之，父母也渐渐失了耐心，索性放任不管，任由他在街头巷尾游荡，和一群不学无术的孩子混在一起，抽烟、逃课、打架斗殴，成了街坊邻里眼中名副其实的“问题少年”。 转眼到了成年，靠着父母的关系，孔庆卓顺利进入了当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和父母一样端上了“铁饭碗”。彼时的国企，工作稳定、福利优厚，每月工资按时发放，还有各类补贴，在当时绝对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可这份别人求之不得的工作，在孔庆卓眼里却成了“煎熬”。他吃不了车间里的苦，受不了流水线的枯燥，更不愿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每天上班要么消极怠工，要么偷偷溜出去闲逛，没过多久，就因为多次旷工、工作懈怠被领导约谈。 面对领导的批评教育，孔庆卓不仅没有悔改，反而觉得委屈，心里暗自盘算：“凭我这条件，何必在这里受这份罪？”没过多久，他就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递交了辞职报告，彻底告别了国企的工作，成了一名无业游民。辞职后的孔庆卓，没有丝毫危机感，反而觉得一身轻松，从此彻底放飞自我，在大连的街头东游西逛，白天在游戏厅、录像厅消磨时间，晚上就和一群狐朋狗友喝酒闹事，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虽说孔庆卓好吃懒做、不求上进，可上天却给了他一副好皮囊。他身高一米八以上，身材挺拔，五官俊朗，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平日里再稍微收拾一下，显得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走到哪里都备受女孩子们的青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帅哥”，哪怕他一事无成，也总有女孩子主动靠近。这一点，也成了孔庆卓日后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资本。 辞职后的日子，起初还算潇洒，可手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父母也不愿再无休止地接济他，孔庆卓第一次因为生计犯了愁。他没什么一技之长，又吃不了苦，不愿去工厂打工，也不愿做那些辛苦的体力活，整天愁眉苦脸，琢磨着怎么才能不劳而获，既能享受生活，又能轻松赚钱。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练歌厅、舞厅、酒吧遍地开花，成为当时年轻人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也滋生了一些特殊的职业群体。孔庆卓整天在街头游荡，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看着那些练歌厅里进进出出的人，他突然眼前一亮，心里冒出了一个歪主意：“我长得这么帅，何不利用自己的外表，去那些练歌厅里，找那些以陪伴客人娱乐为生的女孩子寻寻乐子，顺便从中弄点钱花花？”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孔庆卓的心里疯长。他觉得，这是一条既能享受美色，又能轻松赚钱的捷径，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于是，在1998年4月初的一天，孔庆卓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换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梳了一个利落的分头，喷了点廉价的香水，收拾得人模狗样，然后径直朝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家名气不小的练歌厅走去。 彼时的练歌厅，灯光昏暗，音乐嘈杂，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和酒精的味道，震耳欲聋的歌声夹杂着人们的欢声笑语，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孔庆卓的双脚刚刚踏进练歌厅的大门，就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尤其是几个正在大厅里等候客人的女孩子，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眼神里满是好奇和好感。 其中，一位穿着时髦、妆容精致的女孩子率先迎了上来，脸上堆着热情的笑容，一口一个“帅哥”叫得格外亲热，语气里满是讨好。“帅哥，第一次来呀？要不要我陪你唱歌、跳舞？”女孩子笑着问道，眼神里带着几分妩媚。这位女孩子，就是王丽，当时23岁，大连本地人，常年在这家练歌厅以陪伴客人唱歌、跳舞为生，为人精明，也有些虚荣。 孔庆卓见王丽主动上前，还长得有几分姿色，心里顿时喜不自禁，脸上立刻露出了暧昧的笑容，顺势答应道：“好啊，那就麻烦你陪我玩玩。”就这样，王丽陪着孔庆卓找了一个包间，点了酒水和歌曲，两人便开始唱歌、跳舞。 跳舞的时候，孔庆卓故意将王丽紧紧地搂在怀里，感受着她身上的香气，一边用低沉温柔的语气和她唠着家长里短，一边说着各种甜言蜜语，逗得王丽心花怒放。他很会说话，懂得揣摩女孩子的心思，知道王丽喜欢听什么、想要什么，几句贴心话下来，就彻底拉近了和王丽的距离。 几支曲子下来，孔庆卓就不动声色地把王丽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他得知，王丽是大连本地人，家里条件一般，早早地就出来打工，因为没什么一技之长，就选择在练歌厅里谋生，靠着陪伴客人唱歌、跳舞赚取收入，平日里省吃俭用，手里也攒了一点小钱，而且她性格单纯，容易动情，正是孔庆卓所需要的那种人。 摸清了王丽的底细后，孔庆卓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利用自己帅气的外表和甜言蜜语，频频向王丽发动爱情攻势，每天都来练歌厅找王丽，陪她唱歌、聊天，给她买小礼物，对她百般体贴、万般温柔。王丽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被这么帅气、这么体贴的男人追求过，很快就被孔庆卓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彻底沦陷在了他的温柔乡中。 没过多久，王丽就主动提出，要和孔庆卓同居。为了能和心爱的“白马王子”长相厮守，王丽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大连市市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精心布置了一番，然后带着孔庆卓搬了进去。自从和王丽同居以后，孔庆卓就彻底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 王丽对孔庆卓百般宠爱，简直把他当成了祖宗一样伺候。平日里，孔庆卓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出去闲逛、打游戏，所有的吃穿用度，包括房租、水电费，全都是王丽负责承担。不仅如此，王丽每次陪客人赚了钱，都会拿出一部分给孔庆卓当零花钱，让他出去玩乐，从不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孔庆卓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王丽的付出，丝毫没有愧疚之心，反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1998年4月27日，天气格外晴朗，孔庆卓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跑到了市内的一家游戏厅，沉迷于打游戏机。当时的游戏厅，摆满了各类游戏机，老虎机、拳皇、三国志应有尽有，是无业游民们消磨时间的主要场所，也是不少人投机取巧、妄图一夜暴富的地方。孔庆卓一开始运气不错，赢了几十块钱，可越玩越上瘾，越玩越贪心，到了晚上的时候，不仅把赢来的钱全部输光，还倒贴了500多块钱。 要知道，1998年大连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也就8000多块钱，月均工资不到700块，500多块钱相当于一名普通职工大半个月的工资，对孔庆卓来说，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输光了钱的孔庆卓，心情格外烦躁，脸色阴沉得可怕，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连晚上吃饭的钱都没有着落。 当天晚上12点，练歌厅快要打烊的时候，孔庆卓急匆匆地赶到了王丽坐台的歌厅，等着接她下班。一见到王丽，孔庆卓就急切地迎了上去，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和催促：“你今天坐没坐台？赚了多少钱？”王丽被他问得一愣，随即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小声说道：“今天生意不好，没接到几个客人，一分钱都没赚到。” 听到这话，孔庆卓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脸上的不耐烦毫不掩饰，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没赚到钱？你怎么回事？连点钱都赚不到，我今天输了500多块，你让我怎么活？”看着孔庆卓一脸沮丧、怒气冲冲的样子，王丽心里顿时感到十分愧疚和自责。她觉得，自己没能赚到钱，让心爱的人受了委屈，没能满足他的需求。 一路上，王丽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心里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爱的人有钱花呢？我不能让他受委屈。”她想了一路，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回到出租屋，王丽看着依旧一脸不高兴的孔庆卓，犹豫了片刻，还是咬了咬牙，凑到他身边，小声说道：“庆卓，我有个办法，能弄到钱，你看行不行？” 孔庆卓一听有钱赚，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连忙问道：“什么办法？快说！只要能弄到钱，什么办法都行！”王丽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说道：“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和我一样，在练歌厅里谋生，她叫朱芳芳，人长得水灵，而且干这行的时间长，平时不仅穿金戴银，手里还积攒了不少钱。我们可以找个机会，把她骗到咱们家里，弄点安眠药让她喝下去，等她迷糊睡着以后，就把她身上的钱和首饰都拿走，这样咱们就有钱花了。” 孔庆卓听完，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和狠厉，他稍微犹豫了一下，想到自己输了的500多块钱，想到平日里花钱的潇洒，很快就下定了决心：“好，就按你说的办！只要能弄到钱，管不了那么多了！”随后，他又急切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怎么骗她过来？” 王丽想了想，说道：“明天中午我给她打传呼，就说我租了新房子，邀请她过来做客，顺便陪我聊聊天、逛逛街，她为人单纯，肯定会答应的。”彼时，寻呼机正是最流行的通讯工具，“有事cALL我”是当时最时髦的说法，全国寻呼用户在1998年已经达到了6546万，成为世界上寻呼机用户第一大国，王丽和朱芳芳也都配有寻呼机，平时联系全靠它。 第二天中午，王丽果然按照约定，给朱芳芳打了传呼，语气热情地邀请她到自己的出租屋里做客，还说要陪她去商店买东西。巧合的是，朱芳芳当时正好打算去商店买些生活用品，接到王丽的传呼后，没有丝毫怀疑，立刻回了电话，愉快地答应了王丽的邀请，两人约定好了下午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当天下午，王丽早早地就出门了，在约定的地点和朱芳芳碰面。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王丽热情地拉着朱芳芳的手，陪着她一起去商店买东西，给她挑选了一些小礼物，表现得十分贴心，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朱芳芳更是毫无防备，一边和王丽聊天，一边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东西，完全不知道，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向她悄然逼近。 下午3点左右，两人买完东西，王丽便带着朱芳芳朝着自己的出租屋走去。走到出租屋楼下的小卖店时，王丽借口说要给孔庆卓打个传呼，让他在家准备一下，然后走进了小卖店。她拨通了孔庆卓的寻呼机，留下了约定的暗号，告诉孔庆卓朱芳芳已经来了，让他暂时从出租屋里躲出去，等她的信号再进来。 孔庆卓收到传呼后，立刻按照约定，从出租屋的后门躲了出去，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静静等候着王丽的信号。王丽打完传呼后，便走出小卖店，拉着朱芳芳的手，笑着说道：“走吧，咱们上去，庆卓在家等着咱们呢。”朱芳芳没有丝毫怀疑，跟着王丽一起上了楼，走进了出租屋。 进屋后，王丽热情地招呼朱芳芳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瓶事先放了安眠药的露露饮料，递到朱芳芳面前，笑着说道：“芳芳，刚逛完街，肯定渴了吧？喝点露露，解解渴。”朱芳芳哪里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接过饮料后，没有丝毫犹豫，拧开瓶盖就一口气喝了一大半。 而王丽，则拿起一瓶没有放安眠药的露露饮料，坐在朱芳芳身边，一边喝着，一边热情地和她唠着家常，询问她最近的生意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语气亲切，神情自然，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朱芳芳喝完半听饮料后，没过多久，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哈欠连天，浓浓的困意席卷而来，眼皮沉重得快要抬不起来。 王丽见状，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随即又装作十分关心的样子，假惺惺地对朱芳芳说道：“哎呀，芳芳，看你困成这样，肯定是最近太累了，快上床上去休息一会儿，等你醒了咱们再聊。”朱芳芳一开始还强撑着，摆了摆手说道：“不用不用，我不困，再陪你聊一会儿。” 可她终究没能抵御住困倦的强烈侵袭，眼皮越来越沉，脑袋也越来越晕，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在王丽的反复劝说下，朱芳芳又喝了几口剩下的饮料，最终再也撑不住了，点了点头，在王丽的搀扶下，走到卧室的床上，躺下后没多久，就沉沉地睡着了。 看到朱芳芳彻底睡着后，王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急切，立刻起身，快步走到屋门口，轻轻推开房门，朝着躲在外面的孔庆卓招了招手，压低声音说道：“快进来，她睡着了！”孔庆卓听到声音，立刻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快步走进了出租屋，眼神里满是贪婪和急切，径直朝着卧室走去。 两人走进卧室后，王丽立刻拿起朱芳芳放在床头的黑色皮包，迫不及待地翻了起来，想要找到里面的钱和首饰。可就在这时，朱芳芳被王丽翻包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惊醒了。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王丽和孔庆卓两个人正围着自己的包，手忙脚乱地翻着，顿时清醒了大半，虽然身体依旧虚弱，有气无力，却还是挣扎着喝问道：“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翻我的包？” 做贼心虚，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听到朱芳芳的问话，孔庆卓顿时慌了神，他没想到朱芳芳会这么快醒来，一时之间乱了阵脚，生怕朱芳芳大喊大叫，引来邻居的注意，暴露他们的阴谋。慌乱之中，他目光一扫，看到了床底下放着一块砖头，没有丝毫犹豫，弯腰捡了起来，朝着朱芳芳的头上和脖子上狠狠砸了过去。 突然受到袭击，朱芳芳疼得大叫起来，拼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想要从床上爬起来，想要呼救。王丽见状，也慌了，连忙上前，死死地按住了朱芳芳的双腿，不让她挣扎，嘴里还不停地喊道：“庆卓，快，快点，别让她叫出声来！” 孔庆卓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一边死死地按住朱芳芳的身体，一边用砖头不停地砸着她的头部，直到朱芳芳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叫喊声也越来越小。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又和王丽一起，拿起床上的棉被，紧紧地捂压在朱芳芳的脸上，死死地按住，不让她呼吸。 就这样，两人足足捂压了朱芳芳十几分钟，直到感觉到朱芳芳的身体彻底失去了挣扎，没有了呼吸，才缓缓地松开了手。他们小心翼翼地探了探朱芳芳的鼻息，确认她已经断气后，两人都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上满是恐惧和慌乱，浑身都在不停地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渐渐镇定下来，眼神里的恐惧被贪婪取代。 随后，两人再次拿起朱芳芳的皮包，仔细地翻了起来，把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经过清点，他们一共抢走了朱芳芳随身携带的800元现金，两条金项链，一条金手镯，还有一部爱立信牌手机，这些财物加起来，当时的价值足足有45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名普通职工半年的工资。 抢完财物后，两人深知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杀了人，一旦被警方发现，必死无疑。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不敢有丝毫停留，立刻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带上抢来的财物，连夜逃离了出租屋，决定远走高飞，找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躲藏起来。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两人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大连的长途汽车站，坐上了早上6:30前往沈阳的客车。一路上，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和任何人说话，眼神里满是警惕，生怕被别人发现异常。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沈阳。到了沈阳后，他们不敢停留，立刻换乘火车，朝着更远的上海逃去。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两人终于到达了上海。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人口众多，鱼龙混杂，想要隐藏两个人的行踪，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他们在上海找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暂时住了下来，打算先躲藏一两天，观察一下情况，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可两人身上的钱有限，坐了一路的车，又住了旅馆，很快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继续供孔庆卓吃喝玩乐，王丽只能再次重操旧业，在上海的一家歌舞厅里，继续以陪伴客人娱乐为生。她每天拼命地工作，赚来的钱全部都交给孔庆卓，供他吃穿用度，毫无怨言，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满足孔庆卓的一切要求。 虽然孔庆卓在上海衣食无忧，不用干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还有王丽伺候着，但他的心里却十分不安，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他害怕自己杀人的事情会被警方发现，害怕有一天会被警察抓回去，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朱芳芳来找他索命，梦见警察来抓他。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孔庆卓就再也忍不住了，他觉得两个人一直待在一起，目标太大，太容易被发现，迟早会出事。于是，他找到王丽，脸色凝重地说道：“丽，这样下去不行啊，咱俩一直待在一起，太危险了，迟早会被警察发现的。不如咱们分开躲，你先在这里干着，我去贵阳找我的朋友廖莎莎，在她那里躲些日子，等风头过了，我再回来找你。” 王丽听到孔庆卓的话，心里顿时一阵难过，她舍不得和孔庆卓分开，可她也知道，孔庆卓说的是对的，两个人待在一起确实太危险了。她强忍着泪水，咬了咬牙，勉强点了点头，说道：“好，我听你的，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要小心，等风头过了，一定要记得回来找我。” 就这样，孔庆卓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一部分抢来的财物，离开了上海，登上了前往贵阳的火车。在火车上，孔庆卓给远在贵阳的廖莎莎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去贵阳，让她到火车站去接自己。廖莎莎是孔庆卓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一直对孔庆卓颇有好感，听到孔庆卓要来贵阳，立刻欣然答应，满心欢喜地等着他的到来。 或许是上天眷顾，或许是巧合，孔庆卓刚到贵阳火车站，下车后，在人群中拥挤的时候，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张身份证。他弯腰捡了起来，仔细一看，顿时眼前一亮，身份证上的照片，竟然和他的相貌十分相似，眉眼、脸型几乎一模一样，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晚树晨，是黑龙江省海伦市人，年龄也和孔庆卓相差无几。 孔庆卓拿着这张身份证，心里暗暗窃喜，他觉得，这简直是上天给她的机会，有了这张身份证，他就可以彻底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晚树晨的名义活下去，再也不用担心被警方发现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身份证收好，揣在怀里，然后朝着火车站出口走去。 此时，廖莎莎已经在火车站出口等了很久了，看到孔庆卓从里面走出来，她立刻迎了上去，脸上满是惊喜和爱慕，眼神里的痴迷毫不掩饰。在廖莎莎的心里，孔庆卓就是她的“白马王子”，是她一直心心念念、魂牵梦绕的人，如今能够再次见到他，她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廖莎莎没有多问孔庆卓为什么会来贵阳，也没有问他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是热情地拉着他的手，径直把他带到了自己在贵阳租的房子里。廖莎莎的出租屋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细心的女孩子。 当天晚上，孔庆卓把那张晚树晨的身份证拿给廖莎莎看，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的表情，谎称道：“莎莎，对不起，我以前告诉你的名字是假的，我的真名叫晚树晨，以前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隐姓埋名，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真相了，你不会怪我吧？” 廖莎莎早就被孔庆卓的帅气和温柔冲昏了头脑，对他深信不疑，根本没有仔细看那张身份证，也没有多想，就立刻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怪你，我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难处，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喜欢你，都会一直陪着你。” 就这样，廖莎莎心甘情愿地相信了孔庆卓的谎言，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他的生活，不仅供他吃穿用度，还拼命地赚钱，满足他的一切要求，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成为了孔庆卓发泄欲望、赚钱挥霍的工具。孔庆卓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廖莎莎的付出，丝毫没有愧疚之心，依旧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每天除了睡觉、玩乐，什么都不干。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孔庆卓天生就风流成性，沾花惹草，走到哪里都改不了这个坏毛病。他和廖莎莎同居还不到三个月，就开始不安分起来，经常趁着廖莎莎出去工作的时候，在外面鬼混。后来，他通过廖莎莎，认识了同为以陪伴客人娱乐为生的张依然，张依然是廖莎莎的好朋友，长得年轻漂亮，性格单纯痴情。 孔庆卓见到张依然的第一眼，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立刻又动起了歪心思，开始对张依然百般讨好、甜言蜜语，发动爱情攻势。张依然年纪不大，涉世未深，哪里经得起孔庆卓的花言巧语，很快就被他吸引，沦陷在了他的温柔乡中，对他死心塌地。 1998年12月，孔庆卓觉得在贵阳待得时间久了，容易被人发现，而且他也厌倦了廖莎莎，于是就带着张依然，趁着廖莎莎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辞而别，离开了贵阳，一起前往张依然的家乡——重庆荣昌县。廖莎莎回来后，发现孔庆卓和张依然不见了，心里悲痛欲绝，却又无计可施，只能独自承受着这份背叛和伤害。 张依然是一个痴情又单纯的女孩子，自从和孔庆卓在一起后，就下定决心要从良，不再从事以前的工作，只想和孔庆卓一心一意地过日子，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回到荣昌后，张依然把孔庆卓带回了自己的家里，介绍给自己的父母认识。张依然的父母虽然对孔庆卓的来历有些怀疑，但架不住女儿的苦苦哀求，最终还是勉强答应了两人在一起。 为了让孔庆卓能够安稳下来，不再游手好闲，张依然托关系，把孔庆卓带到了她姑父开办的玻璃磨花厂打工，让他跟着自己一起上班，赚钱养家。玻璃磨花厂的工作虽然不算特别辛苦，但也需要耐心和细心，每天要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对好吃懒做的孔庆卓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一开始，孔庆卓还能勉强坚持下来，装作努力工作的样子，可没过多久，他的懒惰习性就彻底显露了出来。他每天上班要么迟到早退，要么消极怠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偷偷溜出去抽烟、偷懒，根本不把工作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他还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经常和张依然发生争吵，对张依然动辄打骂，态度十分恶劣。 张依然的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说张依然，让她放弃孔庆卓，说孔庆卓这个人好吃懒做、不求上进，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可张依然对孔庆卓死心塌地，根本听不进父母的劝说，依旧执着地守护着这段感情，默默忍受着孔庆卓的脾气和懒惰。 可孔庆卓却丝毫不知道珍惜，反而越来越过分，他觉得在张依然家里，不仅要上班，还要受约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吃喝玩乐，而且张依然的父母也看他不顺眼，经常对他冷嘲热讽。他心里清楚，自己在张依然家里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2000年7月份，孔庆卓趁着张依然上班的时候，偷偷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不辞而别，独自一人离开了荣昌，前往了宜宾市。他没有告诉张依然自己要去哪里，也没有和她告别，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只留下张依然一个人伤心欲绝，独自承受着这份背叛。 当天晚上10点左右，孔庆卓终于到达了宜宾市。经过一路的奔波，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彻底身无分文了，连晚上住旅馆的钱都没有。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宜宾的街头，看着路边的灯火通明，心里满是茫然和焦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就在他苦于寻找生计、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前面，有一个30多岁的瘦小女子，独自一人挎着一个包，慢悠悠地朝着他的方向走来。孔庆卓此时已经饿红了眼，就像一头饿狼一样，眼里闪过一丝贪婪和狠厉，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了上去，一把抢走了女子挎着的包，转身就拼命地跑。 被抢的女子顿时吓得尖叫起来，一边追赶着孔庆卓，一边大声呼喊：“抢劫啦！有人抢劫啦！快拦住他！”或许是女子的呼喊起了作用，恰巧有几名巡警正在附近巡逻，听到呼喊声后，立刻朝着孔庆卓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孔庆卓平时养尊处优，根本跑不快，没跑多远，就被巡警逮了个正着，当场缴获了他抢走的包。 被宜宾市的警察抓获后，孔庆卓心里顿时慌了神，他害怕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害怕自己杀人的事情被警方发现，于是就立刻谎称自己叫晚树晨，还从怀里掏出了那张捡来的身份证，递给了公安人员，试图蒙混过关。公安人员当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就按照他所说的名字，对他进行了讯问。 在后续的讯问和起诉过程中，孔庆卓一直坚持自己叫晚树晨，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时糊涂，才实施了抢劫，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杀人的罪行，只字不提。由于当时的侦查技术有限，警方没有核实出他的真实身份，就这样，孔庆卓成功地蒙混过关了。 2000年12月，宜宾当地的法院，以晚树晨的名义，以抢劫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孔庆卓的判决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接到判决后，孔庆卓没有提出上诉，他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成功地隐藏了真实身份，躲过了一劫，只要在监狱里待三年，就能重获自由，到时候又可以继续逍遥法外了。 2003年8月，经过三年的服刑，孔庆卓终于刑满释放了。当他拎着装满日常用品的破旧背包，跨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抬头望着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刺眼的阳光让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心里顿时感到一片茫然。三年的监狱生活，虽然让他收敛了一些性子，但他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本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短暂的茫然过后，孔庆卓又很快打起了歪主意。他已经吃惯了被女孩子包养的甜头，根本不愿意去工厂打工，不愿意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于是就决定，继续以晚树晨的名义，去歌舞厅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女孩子，让她们继续包养自己，这样既能享受生活，又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安全又潇洒。 于是，孔庆卓在宜宾市找了一家歌舞厅，每天都去那里游荡，凭借着自己帅气的外表，很快就吸引了一个名叫李娟的女孩子。李娟当时只有20岁左右，年纪轻轻，也是以给别人按摩、洗头为生，性格单纯，容易动情。孔庆卓对李娟百般讨好、甜言蜜语，很快就赢得了李娟的好感，让李娟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 没过多久，李娟就出资，在宜宾市租了一套房子，和孔庆卓同居在了一起，全心全意地照顾他的生活，每天靠给别人按摩、洗头赚来的血汗钱，供孔庆卓吃穿用度，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男朋友，甚至当成了自己未来的依靠。孔庆卓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李娟的付出，依旧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每天除了睡觉、玩乐，什么都不干。 同居一个月以后，李娟觉得宜宾市太小，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她也想把孔庆卓带回自己的家乡，介绍给自己的父母认识，于是就带着孔庆卓，一起回到了她的家乡——自贡市荣县。回到荣县后，李娟在县城汽车站附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两人继续同居在一起，李娟依旧靠按摩、洗头赚钱，包养着孔庆卓。 孔庆卓在荣县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里的环境还不错，人口不多，比较隐蔽，不容易被警方发现，于是就萌生了在荣县长期定居的想法。他想，只要能在荣县落上户口，办一张属于自己的新身份证，就能彻底以晚树晨的名义活下去，再也不用担心被警方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杀人的罪行。 于是，孔庆卓找到了李娟，装作十分委屈的样子，说道：“娟，我现在没有户口，也没有正式的身份证，走到哪里都不方便，你能不能帮我把户口落到荣县，再帮我办一张新的身份证？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好好工作，再也不偷懒了。” 李娟被孔庆卓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根本没有怀疑他的用意，立刻点了点头，说道：“好，我帮你，不管有多难，我都会帮你把户口落下，帮你办好身份证。”随后，孔庆卓把那张晚树晨的身份证交给了李娟，让她帮忙办理相关手续。李娟拿着身份证，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也没有去核实身份的真实性，就立刻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托他帮忙办理户口和身份证。 或许是当时的户籍管理不够严格，或许是李娟的朋友帮忙疏通了关系，没过多久，李娟就成功地帮晚树晨在荣县落上了户口，还办理了一张新的身份证。就这样，孔庆卓彻底摆脱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晚树晨的名义，在荣县扎下了根，实现了真正的“脱胎换骨”，他心里暗暗庆幸，自己又一次躲过了一劫，以后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依旧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每天除了睡觉、玩乐，什么都不干，还经常对李娟发脾气，甚至动手打骂她。李娟一开始还默默忍受着，觉得孔庆卓只是一时糊涂，总有一天会改好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娟越来越发现，孔庆卓虽然人长得帅气，但只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不仅好吃懒做、不求上进，而且脾气暴躁、自私自利，丝毫不知道珍惜她的付出，甚至还经常在外边鬼混，对她百般欺骗和背叛。 经过一年多的厮守，李娟终于彻底心死了，她觉得孔庆卓绝不是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继续和他在一起，只会让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2005年年初，李娟趁着孔庆卓出去玩乐的时候，偷偷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不辞而别，离开了荣县，再也没有回来，把孔庆卓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出租屋里。 再次失去了生活来源，又一次被人抛弃，懒惰成性而又背负着人命的孔庆卓，顿时感到一筹莫展。他没有一技之长，又吃不了苦，不愿意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只能继续想办法不劳而获。在荣县游荡了一段时间后，他很快就和当地的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打成了一片，这些人和他一样，好吃懒做、不求上进，整天靠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为生。 孔庆卓和这些人勾结在一起，整天在荣县的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专门干那些鸡鸣狗盗的勾当，偷东西、抢钱财，无恶不作。他们作案十分隐蔽，专挑偏僻的地方下手，欺负那些弱小的群众，一时间，荣县的街头人心惶惶，不少人都遭到了他们的侵害。 2005年5月4日到5月20日，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孔庆卓就和同伙一起，以租乘出租车为名，先后将被害人龚某等5名出租车司机，骗到了荣县双石镇街道等偏僻的地方，然后采用掐脖子、持刀搜身、语言威胁等暴力手段，对这5名被害人实施了抢劫，抢走了他们身上的现金、手机等财物，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心理阴影。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孔庆卓多次实施抢劫，性质恶劣，已经构成了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孔庆卓和他的同伙的嚣张气焰，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立刻展开了侦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和蹲守，终于将孔庆卓和他的同伙全部抓获归案。 2005年12月12日，荣县人民法院对孔庆卓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以被告人晚树晨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接到判决后，孔庆卓依旧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心里想着，只要在监狱里待十五年，等刑满释放后，就可以继续以晚树晨的名义活下去，依旧可以逍遥法外。 判决生效后，孔庆卓被投放到了四川省川南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彼时的川南监狱，建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芙蓉煤矿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规模宏大，设施齐全，除了传统的监舍、办公楼外，还有机修厂、水泥厂等配套企业，就像一个小型城镇，1997年还获得了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荣誉称号。孔庆卓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服刑生活，他以为，自己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待十五年，然后重获自由，却不知道，大连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 至此，孔庆卓已经背负着人命，畏罪潜逃了整整8年之久。在这8年里，他隐姓埋名，先后辗转于上海、贵阳、重庆、宜宾、自贡等地，靠着欺骗和压榨女孩子为生，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一直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可他不知道的是，大连警方从来没有忘记过1998年的那起杀人抢劫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的侦查工作。 1998年，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接到报警后，立刻派侦查员赶到现场，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警方确认被害人朱芳芳系被他人抢劫后杀害，租房人王丽具有重大嫌疑。经过技术手段排查，警方确定了匿名报警电话是从上海的一家旅店里打出的，于是立刻邀请上海警方协助，成功将王丽抓获归案。王丽到案后，对自己和孔庆卓抢劫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供出了同案犯孔庆卓已经潜逃在外的消息。 2001年7月27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对王丽的案件进行了审理，以抢劫罪判处王丽有期徒刑十五年。虽然王丽被判刑了，但孔庆卓却一直逍遥法外，大连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多年来，侦查员们辗转于全国各地，排查了无数条线索，克服了重重困难，始终没有停下寻找孔庆卓的脚步。 2006年1月，随着侦查技术的不断进步，大连市西岗分局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终于获取了孔庆卓的下落，得知他化名晚树晨，正在四川省川南监狱服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连警方立刻派人，日夜兼程，赶往四川省川南监狱，核实孔庆卓的身份。 2006年1月11日，大连警方的侦查员来到了四川省川南监狱，依法对孔庆卓进行讯问。当侦查员用一口地道的大连口音，问道：“晚树晨，这是你的真名吗？”的时候，孔庆卓的身体瞬间僵住了，他听到这熟悉的大连口音，心里顿时明白了，自己隐藏了8年的真实身份，终于还是暴露了，警方还是找到他了。 此时的孔庆卓，深知自己已经走到了绝路，再也无法蒙混过关了，任何的隐瞒和狡辩，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缓缓地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一丝绝望的表情，沉默了片刻后，缓缓地说道：“不是的，我的真名叫孔庆卓。” 侦查员见状，继续问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孔庆卓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悔恨，缓缓地说道：“我知道，是因为1998年4月份，我和我女朋友王丽，在大连抢劫杀人的事情，我杀了朱芳芳，抢了她的钱和首饰。”说完这句话，孔庆卓再也忍不住，低下了头，默默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终于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了。 随后，孔庆卓被大连警方从四川省川南监狱押回了大连，接受进一步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孔庆卓对自己1998年抢劫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详细交代了自己和王丽策划、实施抢劫杀人的全过程，同时也交代了自己这8年来隐姓埋名、辗转各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全部经过。 2006年6月26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孔庆卓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孔庆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法院一审以被告人孔庆卓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接到判决后，孔庆卓没有提出上诉，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死不足惜。他为自己的好吃懒做、自私自利付出了代价，为自己的残忍暴行付出了代价，也为自己8年来的潜逃生涯，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任何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都终将自食恶果。 第272章 震惊沈阳！38 串案五年未破，群众助警擒凶 1999年10月19日，深秋的沈阳已经浸透着刺骨的寒意，夜幕早早地笼罩了这座东北重镇。傍晚六点刚过，天色就彻底暗了下来，街面上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在寒风中微微晃动，将行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和平区的街道上，车辆行人渐渐稀疏，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车灯划破夜色，留下一串转瞬即逝的光影，随即又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此时，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正缓缓行驶在和平大街上，车内的张德敏和曹伦脸上都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眼神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期待。副驾驶座上的曹伦，双腿间紧紧夹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包身被塞得鼓鼓囊囊，沉甸甸的重量透过布料传递过来，那是刚刚从银行提取的100万元现金。后座上，同样放着一个鼓鼓的包裹，里面是剩下的32万元，两笔钱加起来，整整132万元，在1999年的沈阳，这绝对是一笔能让人眼红到极致的巨款。 “稳着点开，快到了。”曹伦压低声音，伸手按了按腿上的旅行包，指尖能清晰地摸到一沓沓现金的纹路，心脏不由得砰砰直跳。这笔钱是他们辛苦多年攒下的家底，还有一部分是向亲友拆借的，本打算用来扩大生意，没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前方悄然等候。 张德敏点点头，握紧方向盘，缓缓将车拐进和平区一个老旧的大院里。这个大院大多是老式居民楼，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很窄，路灯也有些昏暗，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透着微弱的光。车子稳稳停在楼下，张德敏先推开车门，警惕地环顾了一圈四周，大院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看不到任何人影。 “我先把这100万送上去，你把剩下的32万拿好，快点上来。”曹伦解开安全带，拎起腿上的旅行包，包的重量让他的手臂微微下沉。他快步走向一单元一楼的左门，手指刚碰到门把手，还没来得及拧开，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黑影如同鬼魅般窜了出来，一只冰冷的枪口瞬间顶在了他的后背上。 曹伦浑身一僵，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刚想开口呼喊，一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大院的寂静。子弹擦着他的肩膀飞过，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手中的旅行包瞬间脱手。黑影一把抓住旅行包，转身就往院外跑，动作快得像一阵风，没有丝毫停留。 此时，院外的张德敏正弯腰从车后座取出那32万元现金，刚直起身，就瞥见一个人影从单元楼里窜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同时，不远处还有一个人正朝着自己的方向快步走来，手在怀里摸索着，很快，一把黑洞洞的枪口露了出来，正对着他的方向。 “不好！”张德敏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恐惧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他来不及多想，下意识地扔掉手中的钱袋，撒开腿就往院外狂奔，耳边的风声呼啸，心脏跳得几乎要冲出胸膛。身后，一声枪响再次响起，子弹打在他脚边的水泥地上，溅起一串火星，碎石子溅到他的裤腿上，带来一阵刺痛。 他不敢回头，拼尽全力往前跑，眼角的余光瞥见，三名歹徒分别骑着两辆红色的摩托车，已经驶到了大院门口，拎着旅行包的黑影迅速跳上其中一辆，三个人一句话也没说，摩托车轰鸣着，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出大院，朝着夜色深处疾驰而去，很快就消失在了街头的拐角处。 从曹伦被袭，到歹徒抢走现金、骑摩托车逃离，所有的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大院里，只剩下曹伦痛苦的呻吟声、张德敏慌乱的喘息声，还有地上散落的32万元现金，以及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的硝烟味，冰冷而刺鼻。 和平大街，作为沈阳的主干道之一，竟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持枪抢劫案，涉案金额高达132万元，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迅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开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市民，还是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在议论着这起突如其来的大案，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接到报案后，沈阳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迅速行动，警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朝着案发大院疾驰而来。几分钟后，大批刑警、法医、技术人员赶到现场，迅速拉起警戒线，将整个大院封锁起来，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灯火通明，办案人员各司其职，有的在询问张德敏和曹伦，记录案件细节；有的在仔细勘察现场，寻找歹徒留下的蛛丝马迹；有的则在大院周边走访排查，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然而，歹徒作案手法极为老练，反侦察能力极强，现场并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物证。刑警们在单元楼的楼道里和楼外的空地上，仔细搜寻了许久，最终只找到了一枚五四式手枪的弹壳，还有一枚五九式手枪的弹头。这两枚弹壳和弹头，成为了现场仅有的、能指向歹徒的线索。 带队的三位公安局领导，拿着那枚弹壳和弹头，脸色都变得十分凝重，眉头紧紧皱起，眼神中满是震惊和凝重。其中一位领导低声喃喃道：“五四式、五九式……难道，三八的案子又打响了？” 在沈阳，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三八大案”的，尤其是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更是耳熟能详，刻骨铭心。提起这起案子，许多老沈阳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既有着被歹徒暴行激怒的怒火，也有着对案件迟迟未破的无奈和苦涩。那是一段让沈阳人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也是让无数警界英雄为之气短、为之揪心的大案。 那么，咱们就回溯到五年前，回到1995年，去看看这起曾经震惊沈阳、困扰警方五年之久，让无数人谈之色变的38串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升级，成为建国以来沈阳罕见的大案恶案的。 1995年9月10日，初秋的沈阳，天气还带着一丝燥热。辽中县的田小光和田明红，驾驶着一辆挂着河南省临时牌照的红色桑塔纳轿车，来到了皇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彼时的皇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是沈阳西部最大的机动车交易场所，每天都有大量的车辆在这里买卖、过户，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田小光和田明红这辆桑塔纳，是他们花了不少积蓄买下的，因为生意周转需要资金，不得已才决定卖掉。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车子刚停好没多久，就有一个买主主动上前询问，双方谈好价格后，很快就达成了交易。看着到手的定金，田小光和田明红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压在心头的石头也落了一半。 上午11点30分，按照约定，田小光和田明红拉着买主，驾驶着那辆红色桑塔纳，驶出机动车交易市场，准备去郊外试车，确认车辆的性能没问题后，就完成最后的交易。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憧憬着拿到钱后的日子，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致命的危险，正在悄然向他们逼近。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就有早起的市民在机动车交易市场附近的一条偏僻小路上，发现了那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车子停在路边，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但当人们走近一看，却吓得魂飞魄散，田小光和田明红双双横尸在车内，脸色惨白，早已没了呼吸。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经过法医鉴定，两人都是遭枪击毙命，子弹从胸部射入，直击要害，下手狠辣，没有丝毫留情。刑警们在车内仔细搜寻，最终找到了3枚五四式手枪弹壳，还有5枚弹头。除此之外，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歹徒的指纹、毛发等线索，歹徒作案后，清理得十分干净。 这起持枪杀人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但由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案件迟迟没有任何进展。谁也没有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时间转眼到了1996年1月31日，正值深冬，沈阳的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寒风呼啸，滴水成冰。这天下午，在沈河区于洪区杨氏乡金沙村东头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一名出租车司机，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出租车内，头部中枪，当场身亡。 警方赶到现场后，在车内发现了一枚五四式手枪的弹头和一枚弹壳，与1995年9月10日田小光和田明红被杀案现场发现的弹壳型号一致。这一发现，让办案民警心中一动，难道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伙歹徒所为？但由于没有更多的证据，只能暂时将这两起案件列为疑似关联案件，继续排查。 仅仅两天后，也就是1996年2月2日，年味越来越浓，市民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年，和平区南五烟市却迎来了一场血腥的抢劫。南五烟市是沈阳着名的批发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商贩在这里进货、出货，人流量巨大，十分热闹。当天下午，两名歹徒开着一辆微型客货车，突然窜进烟市，二话不说，就朝着一名烟摊业主开枪，子弹击中了业主的手臂，业主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歹徒趁机抢走了业主摊位上的200元现金，然后迅速钻进微型客货车，扬长而去。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一分钟，在场的商贩和路人都被吓得惊慌失措，纷纷躲避，没有人敢上前阻拦。警方赶到现场后，在摊位附近找到了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头、3枚五九式手枪弹头，还有3枚弹壳。 几天后，有人在和平区的一条偏僻小巷里，发现了歹徒丢弃的那辆微型客货车。车门敞开着，车内一片狼藉，而微型客货车的司机，被人活活勒死在驾驶座上，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勒痕，面色青紫，死状凄惨。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现场发现的弹壳、弹头，与前两起案件现场发现的弹壳、弹头，出自同一批枪支。 至此，公安机关正式认定，1995年9月10日的“9·10”杀人案、1996年1月31日的“1·31”出租车司机被杀案、1996年2月2日的“2·2”烟市抢劫伤人案，这三起案件是一伙歹徒所为，决定将三起案件并案侦查，成立联合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然而，歹徒作案极为隐蔽，反侦察能力极强，每次作案后，都会迅速清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专案组排查了大量的可疑人员，走访了无数的群众，跑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但案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就像陷入了一潭死水，看不到丝毫希望。 “2·2”案件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市民心中的恐惧还未平息，一个月之后，另一起持枪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再次在沈阳发生，无疑是给正在艰难办案的警方雪上加霜，也让整个沈阳城陷入了更深的恐慌之中。 1996年3月8日，上午8点30分，天刚亮不久，位于铁西区兴工街的沈阳第一饲料厂，一片忙碌的景象。厂里的两名出纳员，还有保卫干部刘明中、司机王俊，驾驶着一辆白色的伏尔加轿车，准时出发，前往工商银行北三支行，提取厂里职工的工资款。两天后就是发工资的日子，20.7万元的现金，是全厂职工的血汗钱。 一路上，几个人都十分谨慎，刘明中坐在副驾驶座上，目光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生怕出现任何意外。司机王俊稳稳地开着车，车速不快，始终保持着警惕。两名出纳员坐在后座，紧紧抱着装有现金的提包，大气都不敢喘。 顺利提取现金后，几个人不敢耽搁，立刻驾驶着伏尔加轿车，返回饲料厂。上午9点多钟，轿车稳稳地停在了厂办公楼的前面，两名出纳员打开车门，提着装有现金的提包，准备下车走进办公楼。与此同时，保卫干事韩国喜，也从厂办公大楼里走了出来，脸上带着笑容，准备接应他们，接过工资款，送到财务室。 就在这一刹那间，一辆红色的拉达出租车，突然从远处疾驰而来，在伏尔加轿车旁边停下，并且快速掉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还没等几个人反应过来，从出租车上下来两个人，头上戴着鸭舌帽，脸上捂着大口罩，身上穿着蓝色的大褂，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冰冷、凶狠的眼睛。 两人手中都拿着手枪，下车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着韩国喜和王俊开枪。两声沉闷的枪响过后，韩国喜和王俊应声倒地，没有了任何动静，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水泥地。刘明中吓得浑身发抖，刚想转身逃跑，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胳膊飞过，剧烈的疼痛让他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歹徒动作迅速，一把抢过两名出纳员手中的钱袋，转身就钻进了红色的拉达出租车。司机王俊早已没了呼吸，歹徒发动车辆，猛踩油门，出租车如同脱缰的野马般冲出了饲料厂的大门，消失在街头的车流中。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厂里的门卫和路过的职工，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暴行吓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才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一个小时以后，有人在铁西区应昌街二段的一个居民楼小区里，发现了那辆被歹徒丢弃的红色拉达出租车。出租车停在小区的偏僻角落，车门敞开着，车内一片狼藉。当办案民警打开出租车的后备箱时，发现了司机王建刚的尸体，他被人活活勒死，尸体被塞进了后备箱，面色青紫，双手被捆绑着，死状十分凄惨。 警方在出租车内和周边，仔细搜寻了许久，最终只找到了6枚五四式手枪的弹头和弹壳，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线索。这起案件，是该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件发生以来，杀人最多、抢钱数额最大的一起，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歹徒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案件经过新闻媒体报道之后，迅速震惊了整个沈阳城，甚至引起了全省的关注。由于这起案件发生在3月8日，沈阳市公安机关决定，将这一系列关联案件，正式定为“38串案”。从此，“38”这两个数字，就像一个噩梦，笼罩在沈阳市民的心头，成为了恐惧的代名词。 38串案的发生，给沈阳市民的心头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歹徒作案手段残忍，心狠手辣，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持枪杀人抢劫，而且作案后迅速逃离，不留痕迹，这样的暴行，实属建国以来沈阳市罕见的大案恶案。 一时间，“38串案”成为了市民街谈巷议的焦点，无论是在菜市场、公交车上，还是在单位、小区里，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这起案件。尤其是那些出租车司机，更是提心吊胆，日夜不安。当时的沈阳，出租车行业已经逐渐兴起，1985年沈阳就有了首批200台进口出租车，到了90年代，出租车已经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38串案中，多名出租车司机惨遭杀害，让整个出租车行业陷入了恐慌之中。许多出租车司机，天黑后就不敢出车，就算出车，也只敢在人多的地方行驶，生怕自己碰上那些丧心病狂的歹徒。 38串案，对沈阳市的社会治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从1995年9月到1996年3月，短短半年时间内，歹徒连续发生了4起暴力持枪案件，造成7人死亡、2人重伤，抢劫财物价值数十万元。歹徒心狠手辣，出手果断，没有丝毫留情，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给警方的办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将此案列为全国重点案件；沈阳市政府更是将其定为“沈阳特号公案”，责成市公安局尽快破案，抓获歹徒，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还沈阳一个安宁的社会治安环境。 为了尽快侦破38串案，沈阳市公安局迅速行动，抽调了刑警支队的精兵强将，联合皇姑、于洪、和平、铁西四个涉案地区的公安机关，组成了联合专案组，迅速投入到侦破工作当中。专案组的民警们，放弃了休息时间，日夜奋战在办案一线，发誓一定要将歹徒绳之以法。 专案组对38串案的4起个案，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综合分析，结合作案时间、地点、手段、使用的枪支等细节，得出了初步的判断：作案人不像是南北流窜的犯罪人员，极有可能就是长期生活在沈阳市的本地人，而且特别熟悉沈阳西部地区的地形地貌；他们在城乡结合地带，肯定有比较隐蔽的窝点，用来藏匿枪支、赃款和作案工具；此外，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整体年龄偏大，熟悉驾车技术，而且大部分或者全部成员，可能有较深的犯罪前科，反侦察能力极强。 根据这一判断，专案组制定了详细的侦破方案，一方面，组织警力，奔赴全国各地，追踪线索，调查取证。民警们北上黑龙江，南下天津、广西、云南，远征新疆，甚至远赴俄罗斯，排查一切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另一方面，市公安局抽调了大量的警力，对沈阳西部的重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排查，开展大兵团集中作战，就如同撒下了天罗地网，试图将歹徒一网打尽。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38串案的作案者，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在38大案发生后，竟然彻底沉寂了下来。他们既没有再继续作案，也没有留下任何新的线索，就好像是金盆洗手，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事，又好像是有意避开了警方的视线，潜伏了起来，等待着下一次作案的机会。 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丝毫懈怠，依然坚守在办案一线，日复一日地排查线索、走访群众，但无论他们付出多少努力，38串案的调查工作，始终没有任何进展，陷入了漫长的沉寂期。 这一沉寂，就是一年半。 1997年10月26日，沉寂了一年半的38串案，枪声再次打响。在沈阳的一个偏僻小区里，一名个体业主被歹徒持枪杀害，家中的现金被抢走；仅仅半个多月后，11月19日，又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发生，一名商贩被杀害，14.7万元的现金被歹徒抢走。两起案件，作案手法、使用的枪支，都与38串案的过往案件高度一致，毫无疑问，是同一伙歹徒所为。 歹徒的再次作案，让刚刚有所平复的沈阳市民，再次陷入了恐慌之中，也让专案组的民警们，更加坚定了破案的决心。他们加大了排查力度，扩大了排查范围，但歹徒作案后，依然迅速逃离，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进入1998年，奇怪的是，38串案的制造者们，又好像是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般，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两支罪恶的手枪，再也没有打响过。有人说，歹徒可能已经离开了沈阳，去了其他地方作案；也有人说，歹徒可能内部发生了矛盾，自相残杀；还有人说，歹徒可能是察觉到了警方的压力，暂时蛰伏了起来。 但联合专案组的民警们，始终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清楚地知道，枪不响，并不能说明歹徒已经冬眠，更不能说明他们已经收手，他们很可能正在暗中观察，寻找下一次作案的机会。因此，专案组的民警们，依然坚守在办案一线，整理案件资料，排查可疑线索，等待着破案的转机。 这一沉寂，又是一年零十一个月。 1999年10月19日，深秋的沈阳，寒意更浓，而那两支罪恶的手枪，再次在和平区响起，38串案，终于又一次打响了，这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张德敏和曹伦被持枪抢劫的“10·19”特大持枪抢劫案。 在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有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这里就是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所在地，而38专案组，就设在这座建筑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这间会议室不大，陈设简单，只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块黑板，但三面墙壁上，都已经挂满了38串案的现场方位示意图、案件分析报告、嫌疑人排查名单。 其中，最醒目的，就是那幅彩色的38系列案件现场分布图。地图上，每个发案地点，都用一个鲜红的圆圈标注着，一个个红圈，如同滴滴鲜血涂成的，刺眼而沉重，无声地诉说着这五年来，歹徒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承载着无数受害者的冤屈，还有警方破案的决心。 五年来，38专案组的民警们，矢志不移，攻坚啃硬，从未放弃过对歹徒的追捕。他们日复一日地排查线索、走访群众，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踏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甚至远赴全国各地，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累，但始终没有退缩。有关38串案的资料，堆积如山，足可以装满一辆132型的大货车，每一份资料，都凝聚着民警们的心血和汗水。 五年来，38串案一直困扰着公安机关，成为了民警们心中的一块巨石。以往的大兵团作战，收效不大，关键的原因，就是公安机关一方办案，难免被动。歹徒就隐藏在人群中间，和普通市民一样生活、出行，很难被发现。因此，专案组的领导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改变以往的办案模式，跳出固有的思维，广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 他们认为，只有让群众参与到38串案和“10·19”案件的侦破工作当中，让群众了解案件的细节，知道歹徒的体貌特征，才能收集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才能更快地抓获歹徒。于是，公安部门决定，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向社会公布“10·19”案件的相关情况，欢迎群众举报破案线索。 1999年10月23日，沈阳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首次播出了“10·19”特大持枪抢劫案的相关情况，详细介绍了案发经过，并且公布了歹徒的体貌特征，两名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和30岁左右，身高一高一矮，作案时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红色安全帽，骑红色摩托车，口音为沈阳本地口音。 第二天，沈阳的各大报纸、电台，都纷纷刊播了协查“10·19”案件的消息，并且公布了刑警支队的举报电话。一时间，“10·19”案件，成为了沈阳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无论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都在谈论着这起案件，谈论着那些凶残的歹徒，许多市民都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警方，提供自己知道的线索。 的确，“10·19”案件，与过去的6起个案，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以往的案件中，歹徒作案时，都会蒙着脸、戴口罩，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目击者根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也就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体貌特征。而“10·19”案件，由于歹徒作案时间仓促，加上现场有一定的光线，有一个目击者，清晰地看到了其中一名歹徒的体貌特征。 这个目击者，就是被专案组戏称为“国宝”的老周。老周是案发大院附近的居民，今年60多岁，平时经常在大院周边散步、聊天，对周边的环境和人员都比较熟悉。他的出现，就像一束光，为警方掀动38串案的铁幕，助了一臂之力，也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机。 据老周回忆，发案那天下午4点多钟，他像往常一样，在案发大院附近的小路上散步，路过大院门口时，看到了两个穿着崭新蓝色工作服、戴着红色安全帽的男人。其中一个男人，大约50多岁，身高中等，长着鹰钩鼻子，单眼皮，面色阴沉，眼神冰冷，看起来十分凶狠。老周说，这个50多岁的男人，他之前在大院周边见过多次，每次都是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行踪诡秘，眼神总是四处张望，显得十分可疑。 老周的描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欣喜若狂。这是五年来，警方第一次获得如此清晰的嫌疑人体貌特征。专案组立即行动，请来全国知名的刑侦画像专家，按照老周所描述的体貌特征，为那个50多岁的男子绘制模拟画像。画像绘制完成后，又送到中国刑警学院，进行电脑合成，不断优化细节，最终，一张清晰、准确的嫌疑人面部模拟像，被绘制了出来。 1999年10月25日，沈阳的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公布了这张嫌疑人模拟像，并且再次呼吁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协助警方破案。一时间，全市上下，掀起了一股举报线索的热潮，无论是街头的商贩、小区的居民，还是单位的职工，都在仔细对照模拟像，寻找身边可疑的人员。 时隔一天，也就是10月26日，警方在和平区南四马路的一条偏僻小巷里，发现了“10·19”案件作案人丢弃的那两辆摩托车。一辆是红色的巴达牌摩托车，另一辆是红色的长虹牌摩托车，两辆摩托车都没有悬挂牌照，车身有轻微的磨损，显然是被歹徒多次使用过。警方在摩托车上，提取到了少量的指纹和毛发，虽然线索不多，但无疑是又一个重要的突破。 这条消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再次点燃了市民举报线索的热情。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群众纷纷给38专案组打电话、写信，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专案组的办公室里，举报电话铃声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在电话旁，记录着每一条线索，每天都能记录满满两大本子。来自四面八方的举报线索，源源不断地汇集到38专案组，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大量的方向。 在众多的举报线索中，有一条线索，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指点了迷津，也让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这条线索，是红发板材的王经理夫妇俩提供的。王经理在铁西区做合成板材生意，开了一家板材店，还有一个专门的库房，平时生意做得不错，积累了不少财富。10月25日，王经理和妻子在家看电视，当看到新闻上公布的嫌疑人模拟像时，两人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模拟像上的男人，和他们之前多次看到的、跟踪他们的那个50多岁的男人，长得一模一样。 夫妻两人商量了一夜，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派出所，向警方提供这条重要的线索。10月26日一早，王经理和妻子，双双来到了铁西区公安分局兴华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详细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王经理告诉民警，在1999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高一矮两个男人，经常在他的板材库房附近徘徊、跟踪他。他的库房对面，是一个小市场，里面有几个卖肉的摊位，人来人往，比较热闹。那几天，他先是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来到小市场的肉摊前买肉，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朝着王经理的库房里窥视，神色诡秘，根本不像是真心买肉。 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大个子男人，骑着一辆蓝色的摩托车，也来到这个肉摊前买肉，和那个50多岁的男人一样，他也是一边买肉，一边不断地窥探库房的动静，眼神警惕，行踪可疑。王经理当时就觉得十分奇怪，也有些警觉，他想起了1997年10月16日发生的一起案件，铁西家具城有一个业主，被歹徒持枪杀害在家中，抢走了1.3万元现金和一条金项链。那件事，在当时的板材和家具行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王经理当时就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 于是，王经理立即吩咐家里的人，一定要小心防范，平时锁好库房的门窗，存取现金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慎，尽量避免单独行动。紧接着，他的司机又发现，那两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又来到了库房附近，不停地徘徊、窥探。司机十分机灵，悄悄记下了那个大个子男人骑的蓝色摩托车的车牌号，虽然记不全，但也记下了大部分数字。 最让王经理夫妇感到后怕的，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两个人的场景。那天下午，王经理的妻子正在库房里清点货款，突然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她下意识地抬头一看，发现那两个骑摩托车的男人，竟然开着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库房门口，正朝着库房里张望。王经理的妻子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把手中的钱交给了一旁的姐姐，让姐姐从库房的后门转移，自己则空着手，假装若无其事地从前门走出。 就在她走出库房门口的那一刻，那辆出租车突然发动起来，“嗖”的一下，从她身边擦过，速度快得惊人，差点就撞到她。王经理的妻子吓得浑身发抖，赶紧躲进了旁边的一家棋牌社，从窗户里，她清楚地看到了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辽AE4729。这个车牌号，她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兴华派出所的民警，听完王经理夫妇的讲述后，意识到这条线索的重要性，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铁西区公安分局。分局领导高度重视，当即批示刑警大队介入调查，成立专门的小组，从王经理夫妇提供的摩托车车牌号和出租车车牌号入手，顺藤摸瓜，全力追查嫌疑人的身份。 办案民警们，按照线索，一步步排查，过程曲曲折折，遇到了不少困难。他们先从出租车车牌号辽AE4729入手，查询这辆出租车的车主信息，发现这辆出租车，是一辆报废后被非法倒卖的车辆（当时沈阳存在倒卖报废车的产业链，许多人靠此发家），车主信息早已注销，无法查到准确的使用者。但民警们没有放弃，又从那辆蓝色摩托车的车牌号入手，经过多方排查，辗转多个区县，终于查到了线索，锁定了居住在皇姑区昆山中路134号的汪家仁，以及他的弟弟汪家礼，两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铁西区公安分局的领导，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汪家仁、汪家礼兄弟的情况。办案民警们，将汪家仁、汪家礼兄弟身上的种种疑点，与38串案的几名歹徒的特征、作案细节，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分析，发现有许多吻合之处：汪家仁今年50多岁，长着鹰钩鼻子、单眼皮，面色阴沉，与老周描述的、模拟像上的嫌疑人，长得一模一样；汪家礼30多岁，身高较高，与王经理夫妇描述的那个大个子男人特征相符；两人都有犯罪前科，汪家仁曾因抢劫被判过刑，蹲了8年大牢，汪家礼曾因盗窃被判刑，熟悉驾车技术，而且两人都长期在沈阳西部地区活动，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 经过请示沈阳市公安局，市局同意，决定立即传讯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对其进行讯问，核实相关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就立即实施抓捕。 1999年10月29日凌晨，天还没亮，夜色依然浓重，铁西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悄悄集结，调兵遣将，做好了抓捕汪家仁、汪家礼兄弟的一切准备。行动开始后，民警们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汪家仁的住处，一路前往汪家礼的住处，确保万无一失，不让任何一个嫌疑人逃脱。 凌晨8点40分，第一路民警，在汪家仁的住处，成功将汪家仁抓获。当时，汪家仁正在家里睡觉，被民警们叫醒时，脸上还带着一丝迷茫，但当他看到民警身上的警服，看到民警手中的手铐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仅仅20分钟后，也就是凌晨9点钟，第二路民警，在汪家礼的住处，也成功将汪家礼抓获。汪家礼比汪家仁更加狡猾，当民警们冲进他的住处时，他还试图反抗，想要从窗户逃跑，但被民警们迅速制服，最终束手就擒。 汪家仁被抓获后，民警们仔细观察他的外貌，发现他长着鹰钩鼻子、单眼皮，面色阴沉，和模拟像上的嫌疑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为了稳妥起见，刑警支队专案一大队，专门请来了被称为“国宝”的老周，让他前来辨认嫌疑人。 办案人员，将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分别夹在一群民警中间，让老周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进行辨认。老周仔细看了看人群，目光在每个人身上停留了片刻，当他看到站在第三位的汪家仁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毫不犹豫地指着汪家仁，对办案民警说：“就是他！就是他！我那天在大院门口看到的，就是这个男人，没错！” 老周的辨认，彻底确认了汪家仁的嫌疑人身份。那一刻，办案民警们，压抑了五年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所有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困扰沈阳警方五年之久的38串案，终于有了重大突破，破案的希望，就在眼前。案子，终于透亮了！ 为了尽快撬开汪家仁、汪家礼兄弟的嘴，让他们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刑警支队和铁西区公安分局的领导，亲自坐镇审讯室，亲自负责审讯工作。两间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压抑，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分别被关押在两间审讯室里，双手被手铐铐着，坐在冰冷的铁椅上，沉默不语，眼神冰冷，一副拒不配合的样子。 汪家仁并不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底子，也不知道，警方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线索，能够证明他的罪行。这个蹲过8年大牢的恶汉，性格倔强，心狠手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咬牙硬撑，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心里暗暗想着，只要自己不松口，警方就没有办法定他的罪。 他早就料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警方抓获，毕竟，他犯下了太多的血案，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恶有恶报，这是迟早的事情。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前几天，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了警方刊登的他的模拟像，当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觉得警方根本不可能找到他，随手就把报纸扔在了一边。而他的弟弟汪家礼，看到报纸上的模拟像后，更是恼羞成怒，索性就把报纸给撕碎了，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警方。 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正是这张他们不屑一顾的模拟像，日后会敲响他们的丧钟，会让他们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付出惨痛的代价。 审讯工作，陷入了僵局。无论办案民警们如何讯问，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始终沉默不语，拒不配合。就在这时，沈阳市公安局杨家林局长，亲自走进了关押汪家仁的审讯室。 汪家仁看到有人走进来，抬起头，眼神冰冷地看了一眼，摆出了一副老江湖的架势，一脸不屑，仿佛根本不把眼前的这个人放在眼里。但当他的目光，与杨家林局长的目光相遇时，不由得心头一凉，浑身微微一震。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公安局长，身上没有丝毫的戾气，但眼神却十分锐利，如同利剑一般，仿佛能看穿他的内心，不怒自威，让他从心底里感到一阵恐惧。 汪家仁强装镇定，故作嚣张地对杨家林局长说：“你是谁？我要看看你的工作证，我凭什么相信你？” 杨家林局长，平静地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给汪家仁。汪家仁接过工作证，仔细看了看，当他看到“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杨家林”这几个字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开始微微颤抖，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之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见到沈阳警界最高的领导，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跑不掉了。 杨家林局长，坐在汪家仁对面，语气平静，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义正词严地指出了他的罪行，直指他的痛处，诉说着那些被他杀害的无辜者的冤屈，诉说着警方五年来的追凶历程，诉说着人民群众的愤怒和期盼。 汪家仁听着，浑身颤栗，眼神散乱，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低着头，肩膀不停地颤抖，沉默了许久，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喃喃地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10月19日那起案子，是我干的……还有之前的那些案子，也都是我和我弟弟，还有其他人一起干的……” 汪家仁这个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但另一边，汪家礼依然负隅顽抗，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无论办案民警们如何讯问，他都沉默不语，甚至还故意挑衅民警，态度十分恶劣。 办案人员经过研究，决定采取迂回战术，让汪家仁、汪家礼兄弟俩见上一面，用汪家仁的供述，打破汪家礼的心理防线，让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 很快，两名刑警，押着汪家仁，走进了关押汪家礼的审讯室。沉重的铁镣，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刺耳声音，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显得格外吓人，也震得汪家礼心尖直颤。 汪家仁看到汪家礼，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他鼓足了勇气，看着汪家礼，声音沙哑地说：“三弟，已经到这份上了，别硬撑了，撂就撂吧……我，我都讲了，所有的事情，我都交代了……” 汪家礼看着汪家仁，又看了看旁边的民警，瞬间崩溃了，几乎是哀嚎着，大声喊道：“二哥！二哥！让我再看你一眼！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 刑警们，趁着汪家礼情绪激动的时候，将汪家仁带了出去，临走时，对汪家礼说：“等你交代完罪行，我们会让你哥俩好好谈谈的。” 审讯室里，陷入了一阵难堪的沉默。汪家礼低着头，双手抱头，肩膀不停地颤抖，过了许久，他抬起头，拿起桌上的香烟，接连抽了几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浑浊，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最终，他缓缓地抬起头，对办案民警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随着汪家礼的交代，这个恶贯满盈的犯罪团伙，他们的罪行，终于一一披露于世，一段尘封了五年的黑暗历史，也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这个犯罪团伙，形成于1989年，核心成员，是汪家仁、汪家礼兄弟，还有孙德林、孙德松兄弟，以及后来被排挤出团伙的王维旭。 汪家仁，早年因为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出狱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心想着不劳而获，赚大钱。为了谋生，他在东陵区开了一家肉食犬养殖场，还承包过一片鱼塘，但由于经营不善，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欠了不少外债。久而久之，他就又动起了歪心思，想要通过抢劫，快速获取钱财。 汪家礼，原来是沈阳国酒厂的货车司机，曾经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后来办理了停薪留职，不再上班。汪家礼在沈阳南站货场做力工的时候，结识了同样游手好闲、一心想发横财的孙德林，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打得火热，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密谋着抢劫钱财，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1989年的一天，汪家礼找到孙德林，神秘兮兮地对他说：“我听说，大东区有个警察，总是带着枪上下班，咱们不如先抢一辆车，然后开车撞死那个警察，把他的枪抢到手，有了枪，咱们以后抢劫，就更方便了，想抢多少，就抢多少。” 孙德林，身高一米八，体格健壮，心思缜密，性格凶残，做事果断，他早就有抢劫的想法，听到汪家礼的提议后，立即心领神会，满口答应下来。他觉得，有了枪，他们就能在抢劫的道路上，更加肆无忌惮，就能更快地发大财。 几天以后，汪家礼和孙德林，带着两根铁棒，偷偷窜到了抚顺市，在抚顺站前，租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然后驾驶着轿车，返回到沈阳。当车开到东陵区马关桥附近的一条偏僻小路上时，两人趁司机不注意，用铁棒将司机打死，然后准备驾驶着这辆伏尔加轿车，去完成下一步的计划，撞死警察，抢枪。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轿车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无论他们怎么摆弄，都打不着火。两人鼓捣了半天，忙得满头大汗，也没能将车发动起来。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放弃这辆车，弃车逃走，这一次的抢枪计划，最终成了泡影。 抢枪不成，汪家礼和孙德林，并没有放弃抢劫的念头，他们决定，先抢夺车辆，然后用抢来的车辆，进行抢劫作案。从那以后，两人就开始疯狂作案，接连在沈阳的大街小巷，抢夺车辆、抢劫财物，下手狠辣，没有丝毫留情。 随着作案次数的增多，两人觉得，人手不够，想要干更大的案子，就必须壮大力量。汪家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哥哥汪家仁，他知道，汪家仁蹲过8年大牢，心狠手辣，胆子极大，而且有抢劫前科，熟悉作案套路，有他入伙，无疑会让团伙的“实力”大增。于是，汪家礼找到汪家仁，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和孙德林的抢劫计划，许诺只要入伙，就能分到大把的钱财，不用再靠经营肉食犬养殖场和鱼塘勉强糊口。 汪家仁本就对清贫的日子不满，一心想快速发大财，听到弟弟的提议后，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入伙。他拍着胸脯对汪家礼和孙德林说：“放心，有我在，咱们干就干大的，保证万无一失！”除此之外，汪家礼还拉来了自己的朋友王维旭，王维旭为人狡诈，擅长察言观色，而且熟悉沈阳的大街小巷，能为团伙作案提供便利；孙德林也不甘示弱，将自己的弟弟孙德松介绍到团伙中，孙德松年轻力壮，做事冲动，是团伙中的“打手”，凡事都冲在最前面。 至此，一个由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林、孙德松、王维旭五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正式形成。起初，他们作案的凶器十分简陋，只有铁棒和尖刀，每次抢劫时，都是趁人不备，用铁棒将受害者打晕，再用尖刀威胁，抢走财物。但几次作案下来，他们觉得这些“家伙事”太不顺手，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被受害者反抗，甚至留下痕迹。 孙德林心思缜密，他深知，想要在抢劫的道路上走得“远”，想要干更大的案子，就必须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于是，他召集团伙成员，密谋一番后，决定前往吉林市购买枪支。几天后，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林、孙德松四人，分头行动，避开警方的排查，悄悄前往吉林市，通过非法渠道，买回了4支双筒猎枪，还有若干发子弹。 有了先进的武器，这伙歹徒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作案也更加频繁。他们不再局限于抢夺车辆、抢劫小商贩，而是将目标瞄准了现金较多的个体业主、企业出纳，甚至是银行取款人员。每次作案前，他们都会提前踩点，摸清受害者的行踪、作息规律，制定详细的作案计划；作案时，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望风，有人负责控制受害者，有人负责抢夺财物，下手狠辣，不留活口，只要有目击者，就会被他们残忍杀害，以此掩盖罪行。 然而，人心不足蛇吞象，随着抢劫的钱财越来越多，团伙内部的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几个人都是为了钱财才走到一起，没有任何情谊可言，一旦涉及到分赃，就会争吵不休。王维旭为人贪婪，每次分赃时，都想多要一份，而且做事拖沓，多次在作案时出现失误，险些暴露团伙的行踪，这让汪家礼和孙德林十分不满。 1994年的夏天，在一次分赃过程中，王维旭又因为分赃不均，与汪家礼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汪家礼早就想将王维旭排挤出团伙，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争吵，正好给了他机会。他联合孙德林、汪家仁、孙德松，强行将王维旭排挤出了犯罪团伙，并且威胁他，如果敢泄露团伙的任何信息，就会杀了他的全家。王维旭深知这伙人的凶残，只能忍气吞声，从此隐姓埋名，不敢再与他们有任何往来。 王维旭被排挤后，团伙就剩下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林、孙德松四人。没有了王维旭的拖累，他们作案更加疯狂，但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就此平息，反而越来越尖锐。1995年，汪家仁、汪家礼兄弟，悄悄前往广西，通过非法渠道，又买回了两把手枪和一批子弹。有了手枪，汪家礼的底气越来越足，他觉得自己是团伙的发起者，而且手中有枪，理应成为团伙的老大，于是，他开始在团伙中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孙德林性格高傲，心思缜密，一直觉得自己才是团伙的核心，根本不服汪家礼的指挥。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干大干小”上。汪家礼贪得无厌，无论是几万元、几千元，甚至是几百元，只要有机会，他都想抢，哪怕是冒很大的风险；而孙德林则认为，要干就干大的，小打小闹不仅赚不到多少钱，还容易暴露行踪，不如集中力量，抢劫大额现金，然后找个地方隐居，安享晚年。 两人经常因为这件事争吵不休，有时候甚至会拔出枪，互相威胁，险些火并。汪家仁夹在中间，一边是自己的亲弟弟，一边是一起作案多年的同伙，只能不停地劝说，但始终无济于事。团伙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这也为他们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时间转眼到了1998年5月，孙德林再也无法忍受汪家礼的独断专行，也厌倦了与他的争吵，于是，他决定与汪家礼分道扬镳，带着自己的弟弟孙德松，单独作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孙德林和孙德松，再次南下广西，打算购买更多的枪支弹药，准备单干。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会栽在广西警方的手里。 孙德林和孙德松，在广西购买枪支时，由于行踪诡秘，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广西警方经过周密部署，在他们交易枪支的现场，将孙德林当场抓获，孙德松反应迅速，趁乱侥幸漏网，连夜逃回到了沈阳。孙德林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广西警方依法逮捕，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送到了廖平劳改农场服刑。 孙德松逃回到沈阳后，心中十分慌乱，他一边担心自己会被警方抓获，一边又想着搭救自己的哥哥孙德林。想要搭救孙德林，就需要大量的钱财，于是，孙德松开始四处寻找作案目标，想要快速抢劫一笔巨款，用来打通关系，营救哥哥。 1999年6月份，孙德松在和平大街附近游荡时，偶然发现，做建材生意的曹伦，经常从银行提取大额现金，看起来十分有钱。孙德松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作案目标，于是，他悄悄跟踪曹伦，摸清了他的行踪和作息规律，知道他经常和张德敏一起，从银行提取现金，然后送回住处。 孙德松知道，仅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这起抢劫案，于是，他想到了汪家仁、汪家礼兄弟。虽然他和哥哥孙德林与汪家礼有矛盾，但此时，他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放下恩怨，主动找到汪家仁、汪家礼，提出合作，一起抢劫曹伦，抢到的钱财，三人平分，他拿到自己的那一份后，就用来营救孙德林。 汪家仁、汪家礼兄弟，此时也正处于“缺钱”的状态，而且他们也觉得，曹伦是一个不错的作案目标，于是，就答应了孙德松的提议。三人经过多次踩点，反复商量作案细节，最终决定，在1999年10月19日，曹伦和张德敏从银行提取现金后，在他们的住处附近，实施抢劫。 10月19日下午，曹伦和张德敏从银行提取了132万元现金，驾驶着白色本田轿车，缓缓驶向自己的住处，他们不知道，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劫，正在前方等候着他们。而这，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10·19”特大持枪抢劫案。 抢劫得手后，三人迅速逃离现场，回到秘密窝点，瓜分赃款。132万元现金，孙德松分到了32万元，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分到了64万元，剩下的36万元，被他们暂时藏匿起来，打算日后再分。拿到赃款后，孙德松一刻也不敢耽搁，于10月25日，带着自己分到的32万元赃款，匆匆赶到广西宾阳县，一边打探孙德林的消息，一边寻找机会，想要搭救自己的哥哥。 而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则将分到的64万元赃款，还有两把手枪，悄悄藏在了于洪区新凯乡汪家礼的住处，他们以为，这次抢劫做得天衣无缝，警方根本找不到他们，打算先消停几天，等风头过了，再继续作案。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警方已经通过群众举报的线索，锁定了他们的身份，一场针对他们的抓捕行动，正在悄然展开。 汪家仁、汪家礼兄弟被抓获，并且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丝毫懈怠，立即根据两人的供述，展开了下一步的抓捕行动。他们知道，这个犯罪团伙，还有孙德松、王维旭两名成员没有落网，而且孙德林还在广西服刑，必须尽快将他们全部抓获，彻底摧毁这个犯罪团伙，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专案组立即通过省公安厅，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请求协助调查，控制正在廖平劳改农场服刑的孙德林，并且排查孙德松的行踪。广西警方接到协查请求后，高度重视，立即行动，仅仅20分钟后，就回电表示，已经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控制了孙德林，防止他趁机逃脱。 与此同时，广西警方根据孙德林的交代，得知孙德松可能藏在宾阳县黎塘镇的一家小旅店内，正在四处活动，试图搭救自己。广西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前往宾阳县黎塘镇，对当地的小旅店进行逐一排查。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排查，民警们终于在一家偏僻的小旅店内，将正在策划营救孙德林的孙德松，当场抓获。 11月2日，在广西警方的协助下，沈阳警方的民警们，将孙德林、孙德松兄弟，从南宁押解回沈阳。当孙德林、孙德松兄弟被押解下火车，看到等候在车站的沈阳刑警时，两人面如死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紧接着，专案组的民警们，又根据汪家仁、汪家礼的供述，得知王维旭此时可能藏匿在哈尔滨。民警们立即动身，奔赴哈尔滨，经过多方排查，辗转多个区县，终于在哈尔滨的一个偏僻小区里，将王维旭抓获。11月3日，王维旭被民警们押解回沈阳，至此，这个恶贯满盈的犯罪团伙，5名核心成员，全部落网。 随着预审工作的不断深入，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林、孙德松、王维旭五人的罪行，一一披露于世，让所有办案民警，都感到无比的愤怒。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从1989年结成团伙，到1999年10月19日“10·19”特大持枪抢劫案发生，整整十年时间里，先后在沈阳、抚顺等地，疯狂作案42起。 在这42起案件中，他们残忍杀害无辜群众21人，杀伤24人，抢劫现金、车辆、金银首饰等财物，累计价值人民币高达300万元。这些受害者，有出租车司机、个体业主、企业出纳，还有普通的市民，他们之中，有的是家里的顶梁柱，有的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有的是年迈的老人，却都因为这伙歹徒的贪婪和残忍，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家庭的幸福。 这伙歹徒，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他们为了钱财，不惜滥杀无辜，无论老人、妇女，只要妨碍到他们作案，就会被他们残忍杀害；他们反侦察能力极强，每次作案后，都会迅速清理现场，销毁证据，藏匿枪支和赃款，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由于这伙人的罪行太过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引起了全社会的公愤，也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警方立案侦查，到法院依法判决，仅仅用了11天时间。1999年11月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林、孙德松、王维旭五人，进行了公开审理。 法庭上，五名歹徒，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他们低着头，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有的只是恐惧和绝望。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汪家仁、汪家礼、孙德林、孙德松、王维旭，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生效后，五名歹徒被依法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这伙恶贯满盈的歹徒，终于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些被他们杀害的无辜者，终于可以瞑目了。 第273章 养子挥刀弑父，真相竟是亲生父子（1） 2013年3月18号，湖南郴州的春天还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傍晚的风卷着路边香樟树的落叶，慢悠悠地掠过龙王庄园的高墙。这座盘踞在城郊的别墅区，住的都是郴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日里安静得只剩下鸟鸣和风吹树叶的声响，可这天晚上9点多，一阵凄厉的哭喊，彻底打破了这里的静谧，也揭开了一桩牵扯着二十多年恩怨的血案。 晚上9点15分，47岁的曾小英踩着一双轻便的广场舞鞋，哼着刚学会的舞曲，慢悠悠地走进了自家别墅的院门。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眼角有淡淡的细纹，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小区里的老姐妹们一起跳广场舞，每天雷打不动，跳完一身汗，回家洗个澡，日子过得清闲又安稳。 可今天，刚一进院门，曾小英脸上的笑容就瞬间僵住了。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平日里，她家那扇厚重的实木大门，哪怕是白天也会关得严严实实，有时候她忘带钥匙，还得按门铃等丈夫或者儿子来开。可今天，那扇价值不菲的大门竟然虚掩着，风一吹，就发出“吱呀吱呀”的轻响，像是在无声地求救。 更让她心里发慌的是院子里的黑背。那是丈夫李明辉特意养来护院的，名叫大黑，高大威武，性子凶猛，平日里只要有陌生人靠近院门，它就会狂吠不止，可对家里人却温顺得很。可今天，大黑没有像往常一样摇着尾巴跑过来蹭她的裤腿，反而蹲在大门内侧，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喉咙里发出低沉又急促的吠叫，眼睛死死盯着屋内，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焦躁，连尾巴都紧紧夹在腿间，浑身不停地发抖。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顺着虚掩的大门飘了出来，混杂着夜晚的寒气，钻进了曾小英的鼻腔。那味道很冲，不是杀鸡宰鸭的淡腥味，而是带着温热气息的、浓稠的血腥味，呛得她忍不住捂住鼻子，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心里的不祥预感像藤蔓一样，瞬间紧紧缠住了她的心脏，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明辉？明辉！”曾小英的声音已经开始发颤，她强压着心里的恐惧，加快脚步冲进了屋里。客厅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几缕微弱的光，勉强能看清屋里的轮廓。 下一秒，她的目光落在了客厅中央的沙发旁边，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她的丈夫李明辉，正横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双目圆睁，脸上还残留着痛苦和震惊的神情，身上的衬衫被鲜血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迹，蜿蜒蔓延，像是一条条狰狞的蛇，顺着地板的缝隙流淌，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几乎让人窒息。 “明辉！明辉你醒醒啊！”曾小英尖叫着扑了过去，跪在地上，伸手想去摸李明辉的鼻子，可指尖刚碰到他的皮肤，就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冰凉，那是生命消失后的冰冷，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热。 脑子“嗡”的一声，曾小英瞬间失去了方寸，浑身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嘴里反复念叨着李明辉的名字，混乱之中，她突然想起了儿子李楚雄，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或许儿子能帮上忙，或许儿子知道发生了什么。 “楚雄！楚雄！你在哪啊？快出来！”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在屋里喊着儿子的名字，声音嘶哑，带着哭腔，从客厅喊到卧室，从二楼喊到一楼，可屋里空荡荡的，除了她的回声，没有任何回应。 没有人应答，也没有任何动静。 曾小英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她知道，儿子李楚雄不在家。慌乱之中，她摸出兜里的手机，手指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按错了号码，费了好大的劲，才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喂……警察同志，快来……龙王庄园，我家死人了……我丈夫被人杀了……”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曾小英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起来，语无伦次地说着案发现场的情况，声音里的恐惧和绝望，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 接警后，郴州市永兴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不敢耽搁，带着法医和勘查人员，火速赶往龙王庄园。一路上，警灯闪烁，警笛长鸣，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让这座平日里光鲜亮丽的别墅区，蒙上了一层阴森的阴影。 十几分钟后，刑侦人员抵达案发现场，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法医迅速展开现场勘查，勘查人员则拿着工具，仔细搜查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丝蛛丝马迹。 曾小英被民警扶到了院子里的长椅上，她脸色苍白，浑身无力，眼神空洞，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明辉好好的，怎么就没了……” 经过法医的现场勘查，很快就得出了初步结论：死者李明辉，男，48岁，系被菜刀类锐器砍击致死，身上一共中了6刀，刀刀狠辣，其中致命的一刀砍在头部，刀伤长度达到15厘米，深度2.5厘米，直接刺穿了颅骨，导致颅脑损伤死亡。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和血液凝固情况，法医推断，李明辉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当天晚上8点10分左右。 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警方初步判断，这起命案大概率是仇杀或者劫财杀人。毕竟，李明辉在郴州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会突然惨遭杀害？ 李明辉出生于1965年，死的这一年刚好48岁，生前是郴州瑞辉建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当地建材行业小有名气，算得上是身家千万的富翁。说起他的发家史，在郴州建材圈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他大学毕业后，没有像身边的同学一样，找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而是选择了进入当地的酒厂上班。在酒厂的那几年，他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干了几年下来，他发现，这份工作虽然稳定，可工资不高，前途也渺茫，根本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 年轻气盛的李明辉，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于是在1993年，他毅然辞掉了酒厂的工作，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创办了瑞辉建材有限公司。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厂房，没有客户，没有资金，他就自己跑市场、找客户，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能回家，有时候为了谈一笔生意，还要陪客户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吐得昏天暗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打拼，李明辉的建材公司慢慢走上了正轨，生意越做越大，客户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成了郴州当地小有名气的建材企业，他也从一个普通的酒厂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身家千万的总经理。 据瑞辉建材公司的员工反映，李明辉这个人为人很好，性格乐观开朗，豁达大方，从来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平时对员工也很照顾，员工有困难，他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好善乐施，乐于助人，在公司里的口碑非常好。而且，员工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李明辉跟谁闹过矛盾，跟谁有冤有仇，更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既然没有仇人，那仇杀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那会不会是劫财杀人呢？ 警方又对别墅的周边环境进行了仔细勘查。这座别墅位于龙王庄园的深处，周边都是高档住宅，安保措施非常严格，别墅的围墙高达三米多，上面还装着防盗网和监控，外人很难翻墙进入。而且，家里还养着一条高大威武的黑背，只要有陌生人靠近，黑背就会狂吠不止，陌生人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别墅，更不可能在杀害李明辉后，从容离开。 更重要的是，勘查人员对别墅里的财物进行了清点，发现家里的现金、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都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保险柜也没有被撬动的迹象。由此可以推断，外人入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仇杀和劫财杀人都被排除了，那这起命案的凶手，到底是谁呢？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僵局，办案民警们皱紧了眉头，开始重新梳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到突破口。 就在这时，负责调取小区监控录像的民警，传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监控录像显示，当天晚上8点21分，也就是李明辉遇害后的11分钟，一个年轻男子慌慌张张地从李明辉家的别墅里跑了出来，男子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有些凌乱，神色慌张，跑的时候还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在害怕什么，随后快速离开了龙王庄园，消失在了夜色中。 民警把监控录像拿给曾小英看，曾小英只看了一眼，就失声痛哭起来：“是楚雄……是我的儿子李楚雄……” 民警立刻询问曾小英，李楚雄现在在哪里，可曾小英却摇了摇头，泪水不停地往下掉：“我不知道……我也在找他……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提示手机关机了……” 随后，曾小英向民警哭诉，李楚雄这孩子，从小就非常叛逆，性子执拗，脾气也不好，对他父亲李明辉的话，从来都是充耳不闻，左耳进右耳出，不管李明辉怎么教育他，他都不听，甚至还会跟李明辉顶嘴、发脾气。他们爷俩，平时只要说上三句两句，就会吵起来，动肝火，有时候还会发生争执，关系一直很僵。 “就在最近，他们爷俩还发生了两次大的争吵，吵得很凶，楚雄还说要搬出去住，再也不回这个家了……”曾小英一边哭，一边说道，语气里满是无奈和自责，“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好好劝他们，要是我多劝劝明辉，多说说楚雄，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听曾小英这么一说，办案民警们心里顿时有了怀疑：难道，杀害李明辉的凶手，就是他的养子李楚雄？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民警立刻对李楚雄的卧室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卧室里乱糟糟的，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床上也很凌乱，显然是主人匆忙离开时留下的痕迹。就在民警搜查床铺的时候，突然在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套换下来的衣服，衣服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污渍，看起来像是血迹。 民警立刻将这套衣服带回公安局，进行dNA比对。经过专业的检测，衣服上的血迹，正是死者李明辉的。 证据确凿，李楚雄的嫌疑瞬间上升到了最高。警方立刻成立了抓捕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布控，全力追捕李楚雄。可李楚雄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亲戚、朋友、同学，警方都一一排查过了，哪怕是只跟他说过一两句话的人，警方也没有放过，可所有人都表示，没有见过李楚雄，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案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李楚雄到底去了哪里？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养父？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看着办案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样子，曾小英坐在椅子上，长吁短叹，泪水不停地往下掉。沉默了许久，她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缓缓开口，对民警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十几年的秘密：“民警同志，其实……楚雄不是我和明辉的亲生儿子，他是我们收养的。” 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民警都愣住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李楚雄竟然是李明辉和曾小英的养子，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整个案件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曾小英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缓缓说起了当年收养李楚雄的经过，那些尘封了十几年的往事，在她的叙述中，慢慢浮现出来。 那是1993年，曾小英27岁，李明辉28岁，他们已经结婚4年了。那段时间，曾小英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月经不调，小腹疼痛，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子宫肌瘤，而且肌瘤的体积很大，必须进行手术切除子宫，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曾小英彻底崩溃了。她和李明辉都非常喜欢孩子，一直盼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可子宫切除后，她再也没有了生育的可能。那段时间，曾小英整天以泪洗面，情绪低落，李明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边忙着公司的生意，一边还要安慰妻子，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到了1994年，李明辉的建材公司已经慢慢走上了正轨，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可他和曾小英之间，却因为没有孩子，多了几分隔阂和遗憾。有一天，李明辉下班回家，坐在曾小英身边，犹豫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小英，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曾小英抬起布满泪痕的脸，看着丈夫，轻声说道：“你说吧。”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谢小琴，我们关系很好，”李明辉的语气很轻柔，生怕刺激到妻子，“她有一个姐姐，叫谢婉琴，家里生活很贫困，已经有了一儿一女，最近又生了一个小儿子，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就想着把这个小儿子送给别人收养，找一个条件好的人家，让孩子能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也是偶然听谢小琴说的，我想着，我们这辈子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不如，我们把这个孩子领回来，当成我们自己的儿子，好好抚养他长大，你看行吗？” 曾小英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她也想有一个孩子，可一想到那个孩子已经6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记忆和认知，恐怕很难跟他们亲近，心里就有些顾虑：“明辉，那孩子已经6岁了，这么大的孩子，都懂事了，他会不会不跟我们亲近啊？要不，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李明辉握住妻子的手，温柔地劝道：“小英，我知道你有顾虑，可谢小琴是我大学同学，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对她们家，我们可以说是知根知底。谢小琴的姐姐谢婉琴，还有她的家人，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史，孩子的身体也很健康，而且我见过那个孩子，长得很机灵，很可爱。至于感情，我们可以慢慢培养，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只要真心对他好，好好照顾他，他总有一天会接受我们，会把我们当成他的亲生父母的。” 看着丈夫真诚的眼神，听着他的劝说，曾小英的心也软了。她想起自己对孩子的渴望，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辛苦和包容，最终点了点头，泪水又掉了下来：“好，明辉，我们就把那个孩子领回来，当成我们自己的儿子，好好抚养他长大。” 1994年8月份，李明辉特意请假，陪着谢小琴一起，去了谢婉琴家，把那个6岁的小男孩领了回来。回来之后，李明辉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李楚雄，把他落户在了自己和曾小英的名下，正式成为了他们的养子。 刚把李楚雄领回家的时候，孩子很不适应。离开了熟悉的亲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两个陌生的人，李楚雄整天又哭又闹，嘴里不停地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小姨”，晚上也睡不着觉，经常半夜醒来哭闹，有时候还会偷偷跑出去，试图找到回家的路。 那时候，李明辉的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手头上并不富裕，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经常加班到深夜，可哪怕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陪着李楚雄，哄着他，陪着他玩耍。曾小英更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李楚雄身上，每天给他做饭、洗衣服、讲故事，只要李楚雄想要的东西，不管多贵，她都会想尽办法满足他。 有一次，李楚雄看到别的小朋友有一个遥控汽车，哭闹着非要不可，那时候遥控汽车的价格不便宜，相当于李明辉好几天的伙食费，可李明辉还是咬了咬牙，当天就把遥控汽车买了回来，看着李楚雄破涕为笑的样子，李明辉脸上的疲惫也消散了大半。还有一次，李楚雄感冒发烧，高烧不退，曾小英整夜守在他的床边，给他擦汗、喂药，一刻也不敢离开，直到李楚雄的烧退了，她才松了一口气，自己却累得倒在了床边。 在李明辉和曾小英的悉心照顾和宠爱下，原本又黑又瘦、怯生生的李楚雄，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也长高了、长胖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朝夕相处中，李楚雄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慢慢深厚起来。 八个月后的一天，李楚雄放学回家，看到李明辉和曾小英正在厨房做饭，他犹豫了很久，慢慢走到李明辉身边，小声地喊了一句：“爸爸。” 李明辉手里的锅铲瞬间停住了，他猛地转过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着眼前的孩子，眼眶瞬间红了。曾小英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听到孩子的喊声，泪水瞬间掉了下来。 “哎！哎！爸爸在！”李明辉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连忙蹲下身，把李楚雄抱了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孩子，再叫一声爸爸，再叫一声妈妈！” 李楚雄靠在李明辉的怀里，又抬起头，看着曾小英，轻声喊了一句：“妈妈。” “哎！妈妈在！妈妈在！”曾小英连忙走过去，握住李楚雄的手，泪水不停地往下掉，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动。 那天晚上，李明辉特意买了一瓶红酒，和曾小英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两个人坐在餐桌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熟睡的李楚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觉得，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个孩子，就足够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舒畅的事情了。 那段时间，是他们一家三口最幸福、最和睦的日子。李明辉忙着公司的生意，虽然辛苦，但只要一回家，看到妻子和孩子，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曾小英悉心照顾着家里，照顾着李楚雄，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李楚雄也很乖巧，每天按时上学、放学，回家后就帮着曾小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一家人其乐融融，羡煞旁人。 可这样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李楚雄慢慢长大，到了7岁，该上小学的时候，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李楚雄上学之后，很快就暴露出了不爱学习的毛病。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要么趴在桌子上睡觉，要么偷偷玩手机，要么和同学打闹，作业也从来不按时完成，有时候甚至还会公然逃课，跑到外面去玩耍。 老师经常把李明辉和曾小英请到学校，反映李楚雄的情况，每次李明辉都觉得很没面子，回到家之后，就会批评李楚雄，可李楚雄根本不听，要么顶嘴，要么就躲在一边哭，根本不把李明辉的批评放在心上。 更让李明辉头疼的是，李楚雄的脾气越来越差，性子也越来越叛逆，在学校里经常打架斗殴，欺负同学，有时候还会故意损坏学校的公物，老师和同学都对他颇有微词。李明辉和曾小英也经常教育他，可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劝，李楚雄都屡教不改，依旧我行我素。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到了小学四年级，李楚雄的成绩彻底稳定了下来，不是稳定在中游，而是稳定在年级倒数，不管老师怎么努力，不管李明辉和曾小英怎么辅导，他的成绩都没有丝毫起色，甚至还在不断下滑。 李明辉看着儿子的成绩单，急得焦头烂额，整夜睡不着觉。他深知，自己小时候条件不好，没有好好读书，所以一直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途，不要像自己一样，吃那么多苦。可李楚雄的表现，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李明辉经常对着曾小英叹气，“男孩子一定要严加管教，不然长大了肯定会学坏，这可怎么办啊？” 那时候，李明辉的公司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了，各种各样的应酬很多，有时候一天要赶好几场酒局，可为了李楚雄，他推掉了大部分的应酬，每天晚上都早早回家，陪着李楚雄写作业，辅导他学习。 可不管李明辉怎么耐心辅导，李楚雄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问他1+1等于多少，他能随口说不知道；问他简单的拼音，他也一个都不会读；让他背诵课文，他更是敷衍了事，背了上句忘下句。 有一次，李明辉辅导李楚雄做数学题，一道简单的加法题，李楚雄反复做错，不管李明辉怎么讲解，他都听不懂，还不耐烦地把作业本扔在一边，大喊着：“我不想学了！我根本就学不会！” 看着儿子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李明辉再也忍不住，气得浑身发抖，伸手就给了李楚雄一巴掌。这是他第一次打李楚雄，李楚雄愣住了，随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跑到曾小英身边，委屈地喊道：“妈妈，爸爸打我！爸爸打我！” 曾小英心疼地抱住李楚雄，一边安慰他，一边劝说李明辉：“明辉，你别生气，孩子还小，慢慢教，别动手打他。” “我不打他，他能听话吗？”李明辉气得脸色通红，“我每天推掉那么多应酬，辛辛苦苦辅导他，他就是这个态度，我能不生气吗？” 从那以后，李明辉对李楚雄的管教变得严厉起来，只要李楚雄不听话、不学习，他就会打骂李楚雄。一开始，李楚雄还会哭，还会向曾小英告状，可到了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不再哭，也不再告状，而是学会了反抗，学会了离家出走。 每一次李楚雄离家出走，李明辉都急得不行，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四处寻找，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大街小巷地找，有时候找一整天，找得精疲力尽，才能把李楚雄找回来。可每次找回来之后，李楚雄不仅不认错，反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自己就是不想待在家里，不想被李明辉管着。 就这样，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僵，矛盾也越来越深。李明辉恨铁不成钢，看着儿子一步步走向堕落，心里既着急又无奈；李楚雄则觉得，李明辉根本不理解自己，总是管着自己，对自己太严厉，心里充满了怨恨和叛逆。 转眼间，李楚雄就上了初中。这时候的他，已经长得高高大大，性子也更加叛逆，不仅不爱学习，还染上了很多坏毛病，抽烟、喝酒、上网，无所不为，甚至还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经常夜不归宿。 李明辉看着儿子变成这个样子，心里更加着急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辅导不了李楚雄的学习了，于是就花了大价钱，给李楚雄请了一对一的家教，每天辅导他学习，希望能让他迷途知返，好好读书。 那时候，一对一的家教费用并不便宜，一节课就要几百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根本舍不得掏这笔费用，可李明辉为了儿子，毫不犹豫，哪怕自己多辛苦一点，多跑几趟生意，也要给儿子请最好的家教。 可不管家教怎么努力，不管李明辉怎么管教，李楚雄都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上课不听讲，家教辅导的时候也不认真，甚至还会故意刁难家教，有时候还会偷偷溜出去上网、喝酒，根本不把学习放在心上。 中考的时候，李楚雄果然没有考上正儿八经的高中，只考上了一所高职院校，郴州职业学院。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刻，李明辉的心，彻底凉了。他看着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无奈，他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李楚雄倒是无所谓，他本来就不爱学习，能考上高职，他已经很满足了，甚至还觉得，这样就不用再被李明辉管着，不用再学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2010年，李楚雄从郴州职业学院毕业。毕业后，他也四处找工作，可因为他的学历不高，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还染上了很多坏毛病，所以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要么就是工作太累，要么就是工资太低，他都看不上。 看着儿子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在家待着啃老，李明辉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让李楚雄回到自己的公司上班，一来可以让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二来也可以好好锻炼他，让他改掉身上的坏毛病，将来能接手自己的公司。 李明辉并没有因为李楚雄是自己的儿子，就给他安排一个轻松的高管职位，而是让他从基层做起，去仓库当装卸工，每天搬建材、装货物，干最苦、最累的活。他觉得，只有让李楚雄吃点苦，才能让他明白生活的不易，才能让他成熟起来。 可李楚雄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是李明辉的儿子，回到自家公司，就应该当高管，吃香的、喝辣的，可李明辉却让他当装卸工，每天干那么苦、那么累的活，这分明就是故意刁难他，故意整他。 “凭什么？我是你儿子，你让我干这种活？”李楚雄找到李明辉，一脸不满地质问道，“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让我在公司里丢人现眼？” 李明辉看着儿子，语重心长地说道：“楚雄，我不是故意整你，我是想让你好好锻炼一下自己。你刚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从基层做起，慢慢积累经验，将来才能接手我的公司。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李楚雄不耐烦地喊道，“我才不要干这种破活，要干你自己干！” 虽然心里满心不满，满心怨恨，但李楚雄也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听从李明辉的安排，去仓库当装卸工。可他干起活来，却总是磨洋工，敷衍了事，每天要么躲在一边偷懒，要么就玩手机，根本不认真干活。 公司里的员工，都知道李楚雄是老板的儿子，所以就算看到他偷懒，也不敢当面说他，只能私下里议论纷纷。 “你看李楚雄，真是个败家子，老板让他来锻炼，他却整天偷懒，什么活都不干。” “就是啊，仗着自己是老板的儿子，就为所欲为，真是窝囊废，将来肯定成不了大器。” 这些议论声，慢慢传到了李楚雄的耳朵里，他心里更加怨恨李明辉了，觉得都是李明辉害自己被别人嘲笑，害自己丢尽了脸面。 李明辉也很快就知道了李楚雄在仓库的表现，他多次找李楚雄谈话，劝说他好好干活，改掉身上的坏毛病，可李楚雄根本不听，反而还埋怨李明辉，说李明辉故意整他，故意让他被别人嘲笑。 “爸，你到底什么意思？”李楚雄看着李明辉，一脸怨恨地说道，“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故意让我干这种活，让我在公司里抬不起头？” “我是为了你好！”李明辉气得脸色通红，“我让你干基层的活，是让你锻炼自己，不是故意整你！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 “为了我好？你这是为了我好吗？”李楚雄反驳道，“你要是真为了我好，就不会让我干这种破活，就不会让别人嘲笑我！” 每次谈话，最后都会变成争吵。父子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僵，到后来，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见面就吵架，根本无法正常沟通，有时候，甚至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在别人眼里，他们根本不像父子，反而像一对仇人、一对冤家。 曾小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经常劝说李明辉，让他对李楚雄温柔一点，改变一下教育方式，也经常劝说李楚雄，让他听话一点，理解一下李明辉的苦心，可不管她怎么劝，都没有用，父子俩依旧我行我素，矛盾越来越深。 2013年2月份，刚过完春节，瑞辉建材公司接到了新年的第一笔生意，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李明辉非常重视，特意叮嘱公司的员工，一定要好好做好这笔生意，不能出任何差错。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笔生意，竟然成为了父子俩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也为后来的血案，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当时，负责仓库保管和发货的，正是李楚雄。李明辉特意叮嘱过他，一定要仔细核对货物的型号和数量，不能出任何差错，可李楚雄根本没有把李明辉的叮嘱放在心上，上班的时候，整天拿着手机玩游戏，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 发货的时候，他连货物的型号都没有仔细核对，就随便把货物装上车，发了出去。结果，货物发到客户手里之后，客户发现，货物的型号和自己订购的型号完全不符，根本无法使用，于是就立刻联系了李明辉，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 李明辉得知消息后，气得火冒三丈，立刻赶回公司，找到李楚雄，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李楚雄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说道：“不就是发错货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退回来重新发不就行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李明辉气得浑身发抖，“你知道这一次发错货，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几十万啊！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你一句话，就给我浪费了！” “损失就损失呗，反正你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几十万。”李楚雄满不在乎地说道，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和自责。 看着儿子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李明辉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真想再打儿子一顿，可他忍住了，他知道，打已经没有用了，只会让父子俩的关系更加僵硬。 虽然心里恨得牙痒痒，但李明辉还是没有放弃李楚雄，他觉得，儿子还年轻，还有改正的机会，于是就再一次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去负责催收拖欠的货款，希望他能好好表现，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明天看下一章~ 第274章 养子挥刀弑父，真相竟是亲生父子（2） ~接上一章 可李楚雄，再一次让李明辉失望了。 有一次，李楚雄去一家客户那里，收回了5万块钱的货款。按照公司的规定，收回的货款，必须立刻交给公司财务，可李楚雄却没有这么做。他拿着这5万块钱，心里动了歪心思，觉得反正这钱是自己收回来的，不如自己先挥霍一番。 于是，他拿着这5万块钱，先是去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那时候，苹果手机刚上市，价格不菲，一部就要好几千块钱。然后，他又去商场买了一身高档的衣服和鞋子，从头到脚，彻底换了一身行头。之后，他又约上了几个平时一起玩的朋友，去酒吧、KtV吃喝玩乐，挥霍无度，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把这5万块钱挥霍一空。 财务人员找不到李楚雄，也收不到货款，就只能找到李明辉，向他反映情况。李明辉得知消息后，彻底被激怒了，他觉得，自己一次次地给儿子机会，可儿子却一次次地让自己失望，一次次地挑战自己的底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在公司里，李明辉当着很多员工的面，大发雷霆，甚至说过，要把李楚雄赶出公司，再也不要管他，让他自生自灭。 父子俩的矛盾，彻底达到了顶点。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爆发，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爆发的方式，竟然会如此惨烈。 3月18号那天傍晚，曾小英准备去跳广场舞之前，看到李明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脸色阴沉得可怕，心里就知道，他又在为李楚雄的事情烦心。 “明辉，别再生气了，”曾小英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李明辉的肩膀，温柔地劝道，“楚雄毕竟是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也知道要面子了，你也改变一下教育方式，别总是对他那么严厉，好好跟他谈谈，说不定他能听进去。” 李明辉抬起头，看着妻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想好好跟他谈谈，我也想让他能听进去我的话，可他根本就不理解我的苦心，一次次地让我失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慢慢来，别急，”曾小英说道，“我已经给楚雄打电话了，让他晚上回家吃饭，跟你好好聊聊，你们父子俩，好好沟通一下，消除一下彼此心里的积怨，别再这样下去了。” 李明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眼神里，依旧充满了无奈和疲惫。他心里也明白，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必须好好跟李楚雄谈谈，不管怎么样，也要让他迷途知返。 曾小英没有再多说什么，收拾了一下，就出门去跳广场舞了。她特意提前走了一会儿，故意留下空间，让李明辉和李楚雄父子俩，能安安静静地沟通，好好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她心里期盼着，这一次，父子俩能好好谈谈，握手言和，以后能和睦相处。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成为了她和李明辉的最后一面，这一场她期盼已久的谈话，竟然会成为李明辉生命的终点。 那天晚上，曾小英特意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李明辉和李楚雄平时爱吃的。李楚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看到桌子上的一桌子菜，再看看坐在沙发上的李明辉，还有厨房里忙碌的曾小英，他的心里，突然泛起一丝愧疚。 他看着养父养母，心里暗暗想着：养父养母都还不到50岁，头发上却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他们辛辛苦苦地抚养自己长大，给自己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可自己却一次次地不听话，一次次地让他们失望，一次次地伤他们的心，自己真的太不懂事了。 晚饭的时候，李楚雄吃得很安静，没有像往常一样顶嘴，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抱怨，甚至还主动给李明辉和曾小英夹菜，说了几句关心的话。曾小英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觉得，儿子终于长大了，终于懂事了，这一次，父子俩一定能好好沟通，化解矛盾。 晚饭过后，曾小英借口去跳广场舞，离开了家，临走前，她还特意叮嘱李明辉和李楚雄，让他们好好谈谈，别吵架。 曾小英走后，客厅里只剩下李明辉和李楚雄两个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李楚雄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心里很紧张，也很愧疚。他原本打算，只要李明辉能平等地跟自己谈一次，能理解自己，能尊重自己，自己就浪子回头，好好工作，好好孝敬养父养母，不再让他们失望。 可他没有想到，谈话一开始，李明辉就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语气严厉地质问他：“你说吧，你收回来的那5万块钱，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李楚雄的头埋得更低了，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低声说道：“我……我买了手机，买了衣服，还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把钱花完了。” 原来，李楚雄当时收回5万块钱的货款之后，就一直想着换一部新手机。他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心里很羡慕，于是就拿着货款，开着车去了长沙，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然后又去商场买了一身高档的衣服和鞋子，之后就约上了几个朋友，去酒吧、KtV吃喝玩乐，肆意挥霍，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把这5万块钱花得一分不剩。 李明辉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音量瞬间提高了好几倍：“你说什么？你竟然把货款拿去挥霍了？那是公司的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你竟然这么不懂事，这么浪费？” “我就是想买个手机，想买身衣服，怎么了？”李楚雄被李明辉的语气激怒了，也抬起头，反驳道，“你那么有钱，也不在乎这几万块钱，至于这么生气吗？” “我不在乎这几万块钱？”李明辉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李楚雄，大声骂道，“我在乎的不是钱，我在乎的是你的态度！我一次次地给你机会，一次次地原谅你，可你却一次次地挑战我的底线，一次次地让我失望！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抽烟、喝酒、上网，无所不为，好吃懒做，一事无成，你这样下去，以后能有什么出息？我看，监狱才是你最后的归宿！” “监狱才是我的归宿？”这句话，像是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李楚雄心里积压多年的怨恨和怒火。他猛地站起来，眼睛通红地看着李明辉，大声喊道，“我归宿在哪，关你什么事？我又不是你亲生的！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对我这么严厉？凭什么一次次地骂我？” 这么多年来，李楚雄一直因为自己是养子的身份，心里有些自卑，也一直觉得，李明辉对自己的严厉，不是为了自己好，而是因为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所以他才不喜欢自己，才故意刁难自己。刚才李明辉的这句话，彻底戳中了他的痛处，也彻底让他失去了理智。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小子！”李明辉被李楚雄的话气得脸色铁青，指着他，大声骂道，“我和你妈辛辛苦苦把你抚养成人，给你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对你掏心掏肺，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给我滚！滚出这个家，再也不要回来！” “滚就滚！我早就不想待在这个家了！”李楚雄怒吼着，转身就往门口走去，心里的怨恨和怒火，已经让他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看到李楚雄真的要走，李明辉瞬间慌了神。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让李楚雄滚，他只是一时气急了，说出了气话。他心里还是在乎李楚雄的，还是希望他能留下来，能好好改正自己的错误。 “楚雄，你站住！”李明辉连忙追了上去，一把拉住了李楚雄的胳膊，语气也缓和了一些，“我不是真的想让你滚，我只是气糊涂了，你别走，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可此时的李楚雄，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根本听不进李明辉的话。他用力甩开李明辉的手，怒吼道：“别碰我！我不想听你说话！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父子俩就这样推推搡搡起来，李明辉一心想拉住李楚雄，不让他走，可李楚雄却拼命地挣脱，一心想逃离这个家。混乱之中，李明辉用力把李楚雄推进了旁边的卧室，然后反手把房门反锁了，他想让李楚雄冷静一下，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跟他谈谈。 可他没有想到，这一举动，彻底把李楚雄逼到了绝境。 被反锁在卧室里的李楚雄，心里的怨恨和怒火越来越强烈，他觉得，李明辉这是在囚禁自己，这是在故意折磨自己。他疯狂地用拳头砸门，用脚踹门，嘴里不停地怒吼着，发泄着自己心里的怒火，“哐当哐当”的砸门声在寂静的别墅里回荡，刺耳又绝望。门板本就不算单薄，可在他失去理智的猛砸下，很快就出现了裂痕，螺丝也开始松动，没过几分钟，“哐当”一声巨响，卧室门被他硬生生砸烂了。 李楚雄红着眼睛，像一头失控的野兽，猛地从卧室里冲了出来，眼神里满是戾气和疯狂。李明辉被他这副样子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李楚雄竟然会做出砸门这样极端的事情。看着冲过来的李楚雄，李明辉又气又急，伸手就想拉住他，好好劝劝他，可他刚伸出手，就被李楚雄用力推开了。 “你还敢推我？”李明辉被推得一个趔趄，站稳身子后，也被彻底激怒了。他养了李楚雄十九年，掏心掏肺地对他好，哪怕他一次次犯错，一次次让人失望，自己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他，可现在，这个他从小疼到大的儿子，竟然不仅不感恩，还对他动手。一时之间，多年的委屈、愤怒和失望，全部涌上心头，李明辉再也忍不住，抬手就给了李楚雄一个响亮的大耳贴子。 “啪”的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这一巴掌，彻底打懵了李楚雄，也彻底点燃了他心里最后的怒火。他捂着脸，愣在原地，几秒钟后，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神里的戾气越来越重，那是一种被彻底激怒后的疯狂，一种不计后果的决绝。在他眼里，这一巴掌，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更是对他尊严的践踏，是这么多年来，李明辉对他所有“刁难”和“压迫”的缩影。 “你敢打我？”李楚雄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恨意，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凭什么打我？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凭什么打我？” 话音刚落，李楚雄就像疯了一样，转身冲进了厨房。李明辉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他连忙追了上去，想要阻止李楚雄，可还是晚了一步。李楚雄冲进厨房后，一把抓起灶台上的菜刀，刀柄被他紧紧攥在手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菜刀在窗外路灯的映照下，泛着冰冷刺骨的寒光。 “楚雄，你干什么？快把刀放下！”李明辉吓得脸色惨白，连忙停下脚步，对着李楚雄大声喊道，语气里满是惊慌和劝阻，“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啊！” 可此时的李楚雄，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根本听不进李明辉的劝阻，眼里只有浓浓的怨恨和怒火。他挥舞着菜刀，朝着李明辉就冲了过去，嘴里不停地怒吼着：“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你别再管我了！” 李明辉吓得连忙躲闪，可他已经快五十岁了，反应速度远不如年轻的李楚雄，再加上心里慌乱，根本来不及躲闪。第一刀，砍在了他的肩膀上，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衬衫；第二刀，砍在了他的手臂上，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身体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李楚雄像疯了一样，挥舞着菜刀，对着李明辉一顿乱砍，每一刀都狠辣无比，没有丝毫留情。 李明辉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他看着眼前这个自己养了十九年的儿子，眼神里满是痛苦、震惊和不解，他想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儿子，为什么会对自己下如此毒手。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可嘴里却只能涌出鲜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很快，他的眼神就失去了光彩，身体也停止了挣扎，彻底没了气息。 砍倒李明辉后，李楚雄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僵在原地，看着地上浑身是血的李明辉，看着那蜿蜒蔓延的血迹，刚才的疯狂和怒火，瞬间被巨大的恐惧和后悔取代。他缓缓蹲下身，伸出手，颤抖着摸了摸李明辉的鼻子，指尖传来的，只有刺骨的冰凉。 “爸……爸？”李楚雄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浓浓的恐惧和悔恨，“我……我竟然把你给砍死了？” 直到这一刻，他才彻底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想起了李明辉这么多年来对他的好，想起了李明辉为了他，推掉了无数的应酬，想起了李明辉为了他，不惜花大价钱请家教，想起了李明辉哪怕再生气，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他。可现在，他竟然亲手杀死了这个对他掏心掏肺的养父，这个养育了他十九年的父亲。 巨大的悔恨和恐惧，像潮水一样，瞬间将他淹没。他抱着头，蹲在地上，疯狂地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爸，你醒醒啊……我不该杀你的……” 可再后悔，再害怕，也为时已晚。李明辉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哭了许久，李楚雄才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自己杀了人，警察很快就会找到他，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他不敢再停留，慌乱之中，他跑回自己的卧室，胡乱地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又匆匆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没有敢再看地上的李明辉一眼，也没有敢再停留片刻，趁着夜色，偷偷从别墅的后门溜了出去，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尽快逃离郴州，离这里越远越好，不能被警察抓住。他不敢坐火车，也不敢坐高铁，甚至不敢用自己的手机，生怕被警察定位到。他一路狂奔，跑到了城郊的汽车站，买了一张最早开往广西柳州的客运汽车票，趁着天还没亮，登上了前往柳州的汽车。 汽车缓缓开动，李楚雄坐在汽车的角落里，低着头，浑身不停地发抖，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李明辉的样子，浮现出自己挥舞菜刀的画面，浮现出地上的血迹，每想一次，他的心里就多一分悔恨，多一分恐惧。他不敢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就是李明辉痛苦的神情，就是那刺眼的血迹，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睡，只能睁着眼睛，熬到天亮。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汽车终于抵达了广西柳州。李楚雄不敢在市区停留，趁着夜色，跑到了市郊区的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建筑工的活。他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能谎称自己叫“李磊”，家在外地，来柳州打工谋生。 建筑工地的活，苦不堪言。李楚雄每天的工作，就是挑砖块，从五十米之外的砖堆，把一块块沉重的砖块，挑到上架机上，再由上架机送到砌墙师傅的跳板上。每一块砖块都沉甸甸的，挑在肩上，压得他肩膀生疼，每一趟都要走五十米，来回一趟就要半个小时，一天下来，要跑几十趟，累得他腰酸背痛，浑身散架。 每天累死累活，一天下来，也只能挣150块钱，这和他以前在郴州的生活，简直是天差地别。以前的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李明辉都会满足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晚上，他就住在工地的简易工棚里，工棚里阴暗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晚上蚊虫叮咬，根本睡不好觉。 他不敢玩手机，也没有电动游戏机，甚至不敢和工友们过多交流，生怕自己的口音暴露，生怕自己的身份被发现。每天除了干活，就是躲在工棚的角落里，沉默不语，脑海里反复浮现出李明辉的样子，反复回忆着自己犯下的罪孽，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浑身又酸又疼，口袋里分文没有，连一支好烟都买不起。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摸出兜里仅剩的几块钱，买了一盒三五块钱的廉价香烟，点燃一支，抽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得他直咳嗽。他看着手里的廉价香烟，心里一阵酸楚，以前的他，从来都不抽这样的烟，李明辉给她买的，都是好烟，可现在，他连一支好烟都抽不起。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想拿出手机，给李明辉打个电话，想跟李明辉说一声“对不起”，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李明辉已经被他杀死了，他再也不能给李明辉打电话了，再也不能得到李明辉的原谅了。想到这里，他又忍不住红了眼眶，泪水无声地掉了下来。 从小到大，不管他闯了多大的祸，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李明辉都会护着他，出钱出力，为他收拾残局。小时候，他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是李明辉陪着他，给邻居道歉，赔偿损失；上学的时候，他打架斗殴，被老师批评，是李明辉去学校，陪着笑脸，给老师和同学道歉；他辍学在家，无所事事，是李明辉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他呢，却一次次地辜负李明辉的期望，一次次地伤李明辉的心，最后，还亲手杀死了他。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李楚雄几乎天天做噩梦。每天晚上，他都会梦到李明辉浑身是血地站在他面前，眼神里满是痛苦和不解，对着他大喊：“楚雄，你为什么要杀我？”每次从噩梦中惊醒，他都浑身是汗，心跳加速，再也无法入睡，只能睁着眼睛，熬到天亮。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僻，甚至不敢和工友们有任何眼神交流，整个人都变得憔悴不堪。 这样的日子，他在柳州的建筑工地，熬了三个多月。2013年6月份的一天，他正在工地上挑砖块，突然听到几个工友在一旁议论，说工地附近的派出所，最近要登记流动人员的身份信息，还要核对身份证，凡是没有合法身份的，都会被遣返，甚至会被调查。 听到这句话，李楚雄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恐惧瞬间笼罩了他。他知道，自己是杀人凶手，没有合法的身份可以登记，一旦被派出所的人查到，就会被抓住，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不敢再停留，当天晚上，他趁着工友们都睡着了，偷偷收拾了自己的简单行李，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建筑工地，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一次，他更加谨慎，不敢坐长途汽车，只能坐短途客运汽车，一路倒腾，辗转了好几天，才从柳州逃到了贵州遵义。到了遵义之后，他不敢在市区停留，只能躲在偏远的小镇上，他知道，自己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无论是找工作，还是住宿，都需要身份证。于是，他四处打听，找到了一个办假证的贩子，花光了自己这几个月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假身份证上的名字，依旧是“李磊”，地址也是伪造的。 有了假身份证，他才敢稍微安心一点。他在遵义的一个偏远小镇上，找到了一份下井矿工的活。下井矿工的活，比建筑工地的活，还要苦，还要危险。矿井里阴暗潮湿，漆黑一片，只能靠矿灯照明，空气污浊，到处都是煤尘，呼吸都很困难。每天，他都要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开采煤炭，搬运气煤，工作环境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以前的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别说下矿井，就连稍微重点的活，他都不愿意干。刚开始下井的时候，他每天都恶心呕吐，浑身无力，根本适应不了这样的工作，可他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为了不被警察抓住，他只能咬牙坚持。每天在矿井里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他回到宿舍，倒头就睡，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他熬了不到一个月，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实在受不了矿井里的环境，也受不了这样的苦，于是，他再次离开了遵义，继续逃亡。这一次，他逃到了云南昆明，随后又辗转到了大理，在大理的一个偏远河厂，找到了一份采砂工的活。 河厂位于大理的深山里，非常偏僻，很少有人往来，这也让李楚雄稍微安心了一点。采砂工的活，虽然没有下井矿工那么危险，但也同样辛苦。每天，他都要在河边采砂、筛砂，风吹日晒，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浑身都是沙子，每天累得腰酸背痛。 在这里，他没有什么收入，除了能有一顿饱饭吃，基本上拿不到什么工钱。老板刻薄，每天都要让他们干十几个小时的活，稍微偷懒，就会被老板打骂。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到了晚上，山里的蚊子特别多，又大又毒，咬得他浑身是包，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叮咬的痕迹，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他在昆明和大理，一共待了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多里，他过着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的生活，每天都在恐惧和悔恨中度过，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消瘦。他不敢联系任何人，不敢用手机，不敢出现在人多的地方，就像一只老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苟延残喘。 2013年11月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发起了高烧，体温高达39度多，浑身滚烫，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一整夜都没有睡着。躺在床上，他浑身发冷，意识模糊，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李明辉和曾小英的样子，浮现出自己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浮现出自己犯下的罪孽。 他开始不停地回想，回想李明辉对他的好，回想曾小英对他的疼爱，回想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心里的悔恨越来越强烈。他想起，李明辉虽然对他严厉，但从来都是为了他好，从来都没有真正害过他；他想起，曾小英总是温柔地劝他，包容他的脾气，不管他闯了多大的祸，都不会怪他。可他呢，却一次次地不听话，一次次地伤他们的心，最后，还亲手杀死了李明辉，辜负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爸，妈，我错了……”他躺在床上，虚弱地喃喃自语，泪水无声地掉了下来，“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我不该冲动，我不该杀了爸……我真的错了……”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反思自己的叛逆和无知，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当初，他能听话一点，能理解李明辉的苦心，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李明辉也不会死，他也不会过上这样颠沛流离、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活。 这场高烧，持续了好几天，他卧床不起，不吃不喝，整个人都快要垮掉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了很多很多，他觉得，自己这样逃亡下去，也不是办法，迟早会被警察抓住，与其这样苟延残喘，不如主动投案自首，承担自己犯下的罪孽，给李明辉一个交代，也给曾小英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解脱。 可在投案自首之前，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活了二十多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这是他心里最大的遗憾。他想在投案自首之前，见一见自己的亲生父母，问一问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把他抛弃，也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 他恍恍惚惚地记得，小时候，他曾经听谢婉琴（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提起过，自己的母亲叫谢婉琴，家在兰山县。这个记忆，很模糊，很零碎，但却是他唯一能找到亲生父母的线索。 高烧退了之后，李楚雄稍微恢复了一点力气，他收拾了自己的简单行李，离开了河厂，朝着兰山县的方向出发。他一路辗转，坐了无数次短途汽车，花了十几天的时间，终于抵达了兰山县。 到了兰山县之后，他按照自己模糊的记忆，四处打听谢婉琴的下落，可打听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谢婉琴的家。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人，老人告诉他，谢婉琴一家，几年前就已经搬到广东打工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听到这个消息，李楚雄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巨大的失望笼罩了他。他千里迢迢来到兰山县，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可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他坐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忍不住红了眼眶，泪水无声地掉了下来，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真是太可悲了，连见自己亲生父母一面，都成了一种奢望。 就在他绝望之际，那个老人又开口说道：“不过，你也别太失望，谢婉琴有个妹妹，叫谢小琴，一直在郴州做生意，你要是找不到谢婉琴，或许可以去郴州找谢小琴，她应该知道谢婉琴的下落。”说完，老人就把谢小琴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李楚雄。 听到这个消息，李楚雄的心里，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连忙记下了谢小琴的电话号码，对着老人连连道谢，然后立刻买了前往郴州的汽车票，匆匆赶回了郴州。他知道，郴州是他的伤心地，是他杀死李明辉的地方，回到这里，随时都有可能被警察抓住，但他已经不在乎了，他只想找到谢小琴，通过谢小琴，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却自己的心愿，然后就去投案自首。 2013年12月20号，李楚雄抵达了郴州。他按照老人给的地址，在同心桥市场，找到了谢小琴的门市部。门市部不大，卖的是日用百货，谢小琴正在门市部里整理货物，忙碌着。 李楚雄站在门市部门口，看着谢小琴，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对谢小琴，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小时候，谢小琴经常来看他，对他很好，经常给他买好吃的、买好玩的，那时候，他总觉得，谢小琴比谢婉琴还要亲，比自己的亲妈还要疼他。 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进了门市部，轻声喊道：“小姨……” 谢小琴听到声音，抬起头，看向李楚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她盯着李楚雄看了很久，眉头紧紧皱着，仔细打量着他，半天都没有认出来，眼前这个憔悴不堪、满脸沧桑的年轻男子，到底是谁。 “你是……”谢小琴疑惑地问道。 “小姨，我是李楚雄啊，”李楚雄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浓浓的委屈和愧疚，“我是谢婉琴的儿子，李楚雄，你不记得我了吗？小时候，你经常来看我，给我买好吃的、买好玩的……” 听到“李楚雄”这三个字，谢小琴的身体瞬间僵住了，手里的货物“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眼神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她死死地盯着李楚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嘴唇颤抖着，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过了许久，谢小琴才缓缓反应过来，她快步走上前，一把抱住李楚雄，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楚雄……我的孩子……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终于回来了……” 李楚雄被谢小琴抱着，心里的委屈和愧疚，瞬间爆发出来，他也忍不住大哭起来，抱着谢小琴，哽咽着说道：“小姨……我回来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 谢小琴抱着李楚雄，哭了很久很久，才渐渐冷静下来。她擦干脸上的泪水，拉着李楚雄，走到门市部的里屋，关上房门，生怕被别人听到。她看着李楚雄，眼神里满是心疼和愧疚，轻声问道：“楚雄，你这些日子，去哪里了？你知道吗？你爸……你爸他……” 说到这里，谢小琴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李楚雄看着谢小琴，心里也充满了愧疚，他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道：“小姨，我知道……我知道我爸死了……是我……是我杀了他……” 听到这句话，谢小琴的身体又是一阵颤抖，她看着李楚雄，眼泪掉得更凶了，可她并没有责怪李楚雄，只是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哽咽着说道：“孩子，我知道，我都知道……这不是你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造的孽啊……” 李楚雄愣住了，他抬起头，疑惑地看着谢小琴，不解地问道：“小姨，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是我犯的错，是我杀了我爸，和你没有关系……” 谢小琴深吸一口气，擦干脸上的泪水，缓缓开口，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她心里二十多年的秘密，一个足以让李楚雄崩溃的秘密：“孩子，你听我说，其实……其实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李明辉，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什么？”李楚雄瞬间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谢小琴，难以置信地说道，“小姨，你……你说什么？你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爸……我爸他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谢婉琴的儿子，是李明辉和曾小英的养子，可现在，谢小琴竟然告诉他，她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李明辉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谢小琴看着李楚雄震惊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她缓缓说道：“孩子，这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和你爸，是大学同学，读大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谈恋爱了，那时候，我们感情很好，约定毕业后就结婚。可毕业之后，我和你爸，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在同一个城市，那段恋情，也就因为异地恋，无疾而终了。” “后来，你爸就和酒厂的同事曾小英结婚了，我也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原本，我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交集了。可在1988年年初，郴州举办同学聚会，我和你爸再次相遇，旧情复燃，发生了一夜情。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当时很害怕，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也不敢告诉我的丈夫，我只能偷偷去医院，想把这个孩子打掉。可医生告诉我，我血小板太低，严重贫血，如果流产，会有生命危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孩子生下来。” “迫不得已，我只能躲到我姐姐谢婉琴家里，偷偷生下了你。生下你之后，我不敢把你留在身边，生怕被我丈夫发现，也生怕影响到你爸的家庭，所以，我就把你交给我姐姐谢婉琴代为抚养，让她对外谎称，你是她的儿子。” “就这样，我成了你的小姨，而你，一直以为，谢婉琴是你的亲生母亲。直到六年后，我听说，你爸和曾小英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很想要一个孩子，甚至想抱养一个孩子。我经过反复考虑，觉得，把你交给你爸抚养，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你就能在亲生父亲身边长大，能得到更好的培养和照顾，也能让我们母子，有一个间接的牵挂。” “于是，我就找到了你爸，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你爸得知你是他的亲生儿子之后，又惊又喜，他很想把你接到身边，好好照顾你，可他又怕伤害到曾小英，怕影响到他的家庭，所以，他就和我商量，对外谎称，你是我们从谢婉琴家抱养的孩子，就这样，你就正式成为了我和你爸的儿子，成为了曾小英的养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拼命克制着自己对你的思念，不敢对你表露太多的关心，只能以小姨的身份，偶尔来看你，给你买好吃的、买好玩的。我原本以为，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是为了让你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酿成这样的悲剧，竟然会让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说到这里，谢小琴再也忍不住，又一次崩溃大哭起来，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她觉得，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她造成的，如果不是她当年的一时冲动，不是她当年的隐瞒，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李明辉就不会死，李楚雄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听谢小琴说完这一切，李楚雄彻底崩溃了，他瘫倒在地，双手抱着头，疯狂地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爸是我的亲生父亲……你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竟然……” 巨大的震惊、悔恨和痛苦，像潮水一样，瞬间将他淹没。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养子，所以才觉得李明辉对自己的严厉是刁难，才一直叛逆，一直和李明辉对着干，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李明辉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个对他掏心掏肺、一次次原谅他、一次次给她机会的养父，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想起了自己对李明辉的怨恨，想起了自己对李明辉的顶撞，想起了自己挥舞菜刀，杀死李明辉的画面，心里的悔恨，达到了顶点。他用力捶着自己的胸口，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我真傻……我真混蛋……我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啊……” 谢小琴蹲下身，抱着李楚雄，一边哭，一边安慰他：“孩子，别哭了，这不是你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和你爸的错……我们不该隐瞒你，不该让你承受这么多……” 李楚雄哭了很久很久，才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李明辉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他犯下的罪孽，也必须由他自己来承担。他抬起头，看着谢小琴，眼神里充满了坚定，轻声说道：“小姨，不，妈，我决定了，我要去投案自首，我要承担自己犯下的罪孽，给我爸一个交代，也给曾小英妈妈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解脱。” 谢小琴看着李楚雄坚定的眼神，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她点了点头，擦干脸上的泪水，轻声说道：“好，孩子，妈陪你一起去，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妈都会陪着你，陪着你承担所有的一切。” 2013年12月21号，在谢小琴的陪伴下，李楚雄来到了永兴县公安局，主动投案自首。面对民警的询问，李楚雄没有丝毫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杀害李明辉的全部经过，也交代了自己逃亡的历程，以及自己的身世之谜。 李楚雄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永兴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在李楚雄归案之后，曾小英才知道，自己养了十九年的养子，竟然是自己丈夫的亲生儿子，竟然是谢小琴和李明辉的孩子。得知这个消息，曾小英非常震惊，也非常痛苦。她和李明辉结婚多年，感情一直很好，她一直知道李明辉有一个大学前女友，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竟然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还是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 第275章 闺蜜借钱不还，她竟将人装进行李箱！2万块引发的血案 2011年1月27号，这个日子离春节就只剩一个星期了。 家家户户进了腊月，都开始置备年货。菜市场里人头攒动，猪肉摊前排着长队，卖对联的铺子红彤彤一片，空气中飘着炸丸子的油香。整个湖北武汉都沉浸在过年的热闹劲儿里，可家住汉口某小区的老王，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为啥？他老伴丢了。 老王的老伴姓廖，叫廖翠珍。比他小二十岁，俩人虽然是重组家庭，但结婚已经十几年了，感情好得没话说。平时别说吵架，连拌嘴都少见。老王疼媳妇，廖翠珍也贤惠，街坊邻居都羡慕这一对。 可就在前一天，1月26号一大早上，廖翠珍接了个电话。 老王当时正在厨房热稀饭，就听见客厅里老伴“喂”了一声，然后声音就低了下去，好像在听对方说什么。没一会儿，廖翠珍挂了电话，匆匆忙忙地从卧室拿了外套，换了鞋，朝厨房喊了一嗓子：“老王的，我出去一趟啊！” 老王端着稀饭碗探出头来：“这么早去哪？吃了饭再走啊。” “不吃了不吃了，有点事。”廖翠珍头也没回，啪嗒一声把门带上了。 老王也没多想。快过年了嘛，鸡鸭鱼肉、瓜子糖果，该买的东西多着呢。老伴兴许是去赶早市了，或者约了姐妹逛街。他还寻思着，等会儿吃完饭自己也出去转转，买两挂鞭炮。 就这么着，一上午过去了，中午廖翠珍没回来。老王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他想，可能在商场里太吵，听不见。 下午又打了几遍，还是没人接。 天渐渐黑了，老王把饭菜热了又热，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可眼睛老往门口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下都敲在他心口上。到了晚上九点多，老伴还没回来，老王坐不住了，开始挨个给廖翠珍的牌友打电话。 “喂，老刘啊，翠珍今天去你那了吗？没有啊……行行，没事。” “喂，小罗，翠珍跟你在一块儿吗？也没见着？那算了算了。” 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都说没见着。 老王心里头“咯噔”一下。不对劲啊，翠珍这人平时出门，不管去哪都会跟他说一声，最晚天黑之前肯定到家。她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事在外头过夜？ 当天夜里，老王一宿没合眼。手机就攥在手里，隔一会儿就打一遍。一开始是没人接，到后来，直接关机了。 那一夜，老王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翠珍在武汉没什么亲戚，娘家在外地，平时来往最多的就是棋牌室里那几个姐妹。会不会是跟哪个姐妹去泡温泉了？不对，那也得打电话说一声啊。 越想越怕。 天刚蒙蒙亮，老王就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派出所报了警。 “警察同志，我老伴不见了，从昨天早上出门到现在，一天一宿没回家，电话也关机了，我怀疑她出事了……” 接待他的民警让他别急，先详细说一下情况。老王把昨天早上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特别提到那个电话，翠珍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才出门的，而且走得很急。 民警把信息记录下来，又问老王：“你们两口子最近有没有闹矛盾？吵过架没有？” 老王使劲摆手：“没有没有！我跟翠珍感情好着呢，十几年了从来没红过脸。她比我小二十岁，人家嫁给我，我能不对她好吗？平时她要什么我给什么，从来不跟她吵。” 民警又问廖翠珍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老王想了半天，说没有。翠珍性格好，对人热情大方，开了个棋牌室，街坊邻居都喜欢来她家打牌，没听说跟谁结过怨。 民警点点头，让老王先回去等消息，他们这边会想办法查找线索。 老王从派出所出来，天还没大亮。冬天的早晨冷得刺骨，他裹紧了棉袄，走在大街上，看着路边已经挂起来的红灯笼，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喘不上气。 警方这边一查，发现事情比想象的严重得多。 按照正常流程，有人失踪，先看身份证使用记录。现在都是实名制时代，坐火车、住旅馆、买机票，只要用身份证，系统里就有痕迹。可廖翠珍的身份证，从1月26号之后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过。 没有买过车票，没有住过宾馆，甚至连银行柜台都没去过。 一个大活人，一个中年妇女，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警方又调了廖翠珍手机的通话记录。老王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那个把廖翠珍叫出家门的电话。记录调出来之后，警方拿到了那个电话号码，拿给老王辨认。 老王翻遍了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又找了家里的小本子，愣是不知道这号码是谁的。 “没见过这个号，我老伴的牌友、亲戚我都存着，这个真没有。”老王摇着头说。 警方进一步查这个号码的开户信息，发现了一个更蹊跷的事：这个电话号码，是1月26号凌晨才刚刚开通的。也就是说，就在廖翠珍接到那个电话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人办了这张卡。 开卡之后，这个号码只打过一次电话，就是打给廖翠珍的。 只打过一次，再没有别的通话记录。 这是什么意思？警方心里头已经有了数：这张电话卡就是专门为廖翠珍办的，打完了这一次，卡就废了。来者不善，有预谋。 一般人接到陌生电话，十有八九是推销或者诈骗，根本不会搭理。可廖翠珍不但接了，还急急忙忙地出了门，说明打电话的人她认识，而且对方说了什么让她非去不可的话。 警方的弦一下子就绷紧了。这起失踪案不简单，极有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于是，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了疑似命案侦查机制。 侦查员兵分几路：一路继续调查廖翠珍的社会关系，一路去她家周围走访摸排，还有一路调取她失踪当天沿途的监控录像。 这时候，老王在家也没闲着。按照民警的叮嘱，他开始挨个打听亲戚朋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廖翠珍，或者接到过她的电话。亲戚们一听廖翠珍失踪了，都吓了一跳，纷纷赶到老王家里来慰问。 “翠珍姐怎么会失踪呢？她那么好的一个人。” “报警了吗？警察怎么说？” “老王你别急，我们帮着一起找。” 家里头一下子来了好多人，有的帮着做饭，有的帮着打电话问，有的陪着老王说话宽心。老王看着这些热心的亲戚朋友，心里头稍微好受了点，可那种不祥的预感，怎么也挥之不去。 说起廖翠珍这个人，在街坊邻居当中口碑确实好。 她退休之后没什么事干，就在家里开了个小棋牌室。其实也不算正式的棋牌室，就是把客厅收拾出来，摆了两张麻将桌，附近的老头老太太、街坊邻居没事了就来打几圈。一来二去，人越来越多，廖翠珍也认识了一大帮朋友。 在这些牌友里面，跟廖翠珍关系最好的有三个女人：刘湘云、罗全会、邵晓霞。 四个人处得跟亲姐妹似的，平时隔三差五就聚在一起。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躺在廖翠珍家的床上聊天、听音乐。廖翠珍这个人热情大方，经常请她们吃饭，逢年过节还给她们送东西。三个姐妹也把廖翠珍当亲姐姐看待，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说。 老话说得好，闺蜜之间最忌讳的就是借钱。感情再好，一提到钱就容易变味。可偏偏这四个人里头，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在廖翠珍失踪之后，警方按照惯例，开始逐一排查她的社会关系。三大可能性，情杀、仇杀、财杀，总得占一样吧。 情杀？老王跟廖翠珍感情好得很，廖翠珍在外面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这条可以排除。 仇杀？走访了一大圈，所有人都说廖翠珍为人善良，从不跟人结仇。连吵架都很少，哪来的仇人？这条也基本排除。 财杀？警方查了廖翠珍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一分没少。老王也没收到任何勒索电话或者信息。廖翠珍出门的时候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和一张银行卡，银行卡一直没动过。如果是图财，这说不通啊。 三条路都走不通，警方陷入了僵局。 这时候，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廖翠珍是接到电话之后才出门的，而那个电话是专门为她办的。这说明打电话的人跟她很熟，而且有预谋。那么，嫌疑人很有可能就在她身边最亲近的人当中。 民警把目光投向了那三个闺蜜。 老王回忆起一件事：刘湘云曾经跟廖翠珍借过钱，想借十万块。廖翠珍一开始答应了，毕竟姐妹情深，可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十万块钱不是小数，万一要不回来，伤了感情不值当，就反悔了。 刘湘云当时挺不高兴的，在电话里跟廖翠珍说了几句不好听的。后来虽然表面上和好了，可谁知道她心里头怎么想？ 警方把刘湘云叫来了解情况。刘湘云一听说警方怀疑她，当场就急了：“我怎么可能害翠珍姐？是，她没借给我钱，我确实有点不痛快，可那点事能记仇吗？我跟翠珍姐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犯得上为了十万块钱杀人？” 刘湘云说得义正辞严，但警方不能光听她说。侦查员对刘湘云案发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1月26号那天，刘湘云一大早就去了乡下老家赶集采购年货，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 乡下赶集，人来人往，认识她的人可不少。侦查员走访了一大圈，找到了十几个证人，都能证明刘湘云那天确实在集市上。这个不在场证明太硬了，刘湘云的嫌疑基本被排除了。 刘湘云洗脱嫌疑之后，主动跟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同志，说到经济纠纷的事，我倒是想起一个事儿。全会，就是罗全会，她可能跟翠珍姐有矛盾。” “怎么回事？” “全会之前家里有急事，跟翠珍姐借了两万块钱。后来翠珍姐催她还钱，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拖着不还。翠珍姐跟我抱怨过好几次，说全会这个人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两个人为了这事闹得挺不愉快。” 两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钱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在多少，关键是看怎么个借法、怎么个还法。 警方立刻把罗全会叫来询问。 罗全会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说话做事透着一股精明劲儿。她走进派出所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见了民警还主动打招呼。 可当民警问起廖翠珍借钱的事，罗全会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什么？你们怀疑我？”罗全会嗓门一下子就高了，“我怎么可能害翠珍姐？不就是两万块钱的事吗？我又没说不还，就是手头紧，拖了几天。我犯得着为了两万块钱杀人？” 民警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那你1月26号那天在干什么？” 罗全会说自己那天在家收拾屋子、准备年货，下午去了一趟老王家里，想还钱给廖翠珍，结果翠珍姐不在家，她就等了一会儿，帮着打扫了打扫卫生，然后就走了。 民警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没有当场说什么。 罗全会说到老王家里等廖翠珍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帮着打扫卫生”。 这个细节，民警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个外人，到别人家里去，平白无故地帮着打扫卫生？按理说，你去还钱，人不在家，要么把钱留下让老王转交，要么改天再来，怎么还帮着收拾起屋子来了？ 民警又去找老王核实这个事。 老王说：“对对对，全会是来过。那天翠珍走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全会就来了，说是来还钱的。我就跟她说翠珍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可能去买年货了，你等等吧。全会就在客厅坐着等，等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看翠珍还没回来，又看我家地上有点脏，就说帮我收拾收拾。” “她都收拾了哪些地方？” “就是扫了扫地，擦了擦桌子，还帮我把卧室的衣柜整理了一下。我说不用不用，她非说闲着也是闲着。”老王回忆着，表情很自然。 民警心里头的疑团更大了。一个来还钱的人，在别人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不但没觉得不耐烦，还主动帮着打扫卫生？这热情得有点过头了。 “老王，你好好想想，家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民警追问道。 老王一愣，想了想说：“不能吧？全会又不是外人，她能拿我什么东西？” “你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跟廖翠珍有关的物品。” 老王将信将疑地翻找起来。廖翠珍的包还挂在玄关的衣架上，老王把包拿下来，翻了翻，钱包、手机、钥匙、化妆包都在，没少什么。他又去翻抽屉，翻柜子，翻到床头柜的时候，手突然停住了。 “哎？欠条呢？” “什么欠条？” “就是罗全会打的那张两万块钱的欠条！我一直放在翠珍的床头柜抽屉里的，怎么不见了？” 民警对视一眼，心里已经有了数。 “老王，罗全会不是说她来还钱的吗？她还了吗？” “没有没有，翠珍不在家，她钱也没留给我，就说改天再来。我还跟她说，你们姐妹之间的事你们自己处理，我也没多问。” 欠条不见了，钱没还。这其中的逻辑，稍微一想就明白了：罗全会来老王家里，根本不是来还钱的，而是来找那张欠条的。 一个来偷欠条的人，她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把借款的凭证销毁，让廖翠珍拿她没办法。可如果仅仅是想赖账，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还用得着大费周章地办一张匿名电话卡把廖翠珍叫出去？ 民警心里头的怀疑越来越重。 就在警方围绕罗全会展开调查的同时，负责外围摸排的民警也带回了一条重要线索。 廖翠珍家附近有一家小商铺，老板姓周，过完年刚从老家回来。周老板告诉侦查员，1月26号早上，他开店门的时候碰见过廖翠珍。 “翠珍姐啊，我们这条街都认识她。那天早上大概八点多钟，她从我店门口过，我就打了个招呼，问她这么早去哪。她说去巡礼门。我还问她去巡礼门干什么，她笑了笑说有点事。” 巡礼门？那是武汉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离廖翠珍家不近，坐公交车得四五十分钟。 警方立刻把侦查方向对准了巡礼门一带，派出大量警力进行地毯式排查。查宾馆、查商场、查沿街店铺，看有没有廖翠珍出现的影像，或者有没有人见过她。 查着查着，一个可疑的信息浮出了水面：罗全会竟然在案发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月25号，入住了巡礼门附近的一家宾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退房。 案发前一天就住进去了，第二天上午廖翠珍接到电话出门去了巡礼门，而罗全会就在巡礼门的宾馆里。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警方调取了罗全会那几天的通话记录，发现她在1月26号上午给一个叫王立军的人打过电话。王立军是个跑出租的司机，开的是一辆面包车，平时拉客也拉货。 侦查员找到王立军，问他26号上午罗全会打电话是什么事。 王立军四十多岁，黑黑瘦瘦的，说起话来带着一股憨厚劲儿：“哦，你说那天啊，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个女的说她有俩亲戚要去汉川，让我去宾馆接人。我到了宾馆门口，等了一会儿，就看见那女的和两个男的从里头出来了。” “两个男的？”侦查员眼睛一亮，“什么样的男的？” “就是俩年轻小伙子，三十来岁，看着也不像什么正经人。一人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那种二十八寸的大箱子，看着就沉。我寻思帮个忙嘛，就过去想帮他们把箱子搬到后备箱里，结果那俩人挺不乐意的，一把把我推开了，凶得很。” 王立军说到这儿，语气里还带着点委屈：“我好心好意的，他们倒不领情。后来一路上，那三个人一句话都不说，车里安静得吓人。那气氛，哎呀，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自在。” 侦查员又问：“那两个行李箱，你能看出里面装的什么吗？” 王立军摇了摇头：“那谁能看出来？就听那个箱子在地上拖的时候，咕噜咕噜响，里头东西肯定不轻。我当时还寻思，这大过年的，带这么多行李，是回老家过年吧？可那俩人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气氛又那么怪，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侦查员记下了这些信息，又问王立军还记不记得那两个男的去了汉川什么地方。王立军说车子开到了汉川市郊一个村子附近，那俩人让他停在一个路口，然后拖着箱子走了，罗全会没跟着去，在半路就下了车。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罗全会不仅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宾馆，还叫了两个男人帮忙搬运沉重的行李箱。而这两个行李箱，很有可能就装着…… 警方没有继续往下想，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两个男人的身份。 通过调查罗全会的社会关系，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那两个人的身份：一个叫刘小明，一个叫李光宏。 这两个人都是三十出头的无业人员，常年在赌桌上混。罗全会也是赌桌上的常客，三个人就是在棋牌室里认识的。刘小明和李光宏管罗全会叫“干姐姐”，平时走得很近。 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三人在1月26号之后有过多次联络，而且李光宏和刘小明的通话记录显示，他们去过仙桃市一带。 结合王立军提供的信息，那两个行李箱被送到了汉川，警方怀疑，廖翠珍可能已经遇害，尸体被装进箱子运走了。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方向：罗全会就是这起失踪案的主谋。 警方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秘密搜集证据。通过对宾馆的监控录像进行调取，警方发现1月25号晚上，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三人先后入住。第二天早上8点多，罗全会用宾馆前台的电话拨打了廖翠珍的手机，这个时间点，跟廖翠珍接到电话出门的时间完全吻合。 上午9点多，廖翠珍出现在宾馆附近的监控画面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挎着一个黑色的包，脚步匆匆地走进了宾馆大门。 之后，她再也没有从宾馆出来。 上午11点左右，刘小明和李光宏各自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宾馆侧门离开。监控画面中，两个人显得很紧张，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看得出箱子里装的东西非常重。 罗全会则空着手，从正门出来，然后三个人汇合，坐上了王立军的出租车。 铁证如山。 2011年6月1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抓捕小组分别在三处地点将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抓获归案。 罗全会被抓的时候，正在家里做饭。她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手里的铲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你们……你们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 民警亮出证件：“罗全会，你涉嫌一起绑架杀人案，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我没有杀人！你们冤枉我！”罗全会开始大喊大叫，挣扎着不让警察靠近。可当手铐铐上她手腕的那一刻，她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 到了审讯室，罗全会一开始还在装无辜，哭着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当民警把通话记录、宾馆监控、王立军的证词、欠条丢失等证据一件件摆在她面前时，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嘴唇开始发抖。 最终，她崩溃了。 “我说……我都说……” 罗全会交代了一切。 事情要从那两万块钱说起。 罗全会这人好赌，打牌打得昏天黑地。十赌九输，她家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老公跟她离了婚，孩子判给了她，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手头从来没有宽裕过。 那时候她经常去廖翠珍的棋牌室打牌，一来二去就跟廖翠珍熟了。廖翠珍人好，看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经常照顾她，请她吃饭，逢年过节还给她孩子买衣服。罗全会嘴上叫廖翠珍“翠珍姐”，心里头也把她当亲姐姐看待。 后来罗全会遇到一件急事，具体是什么事她没说清楚，反正就是急着用钱。她硬着头皮跟廖翠珍开口，借了两万块。廖翠珍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两万块钱递给她，连借条都没让她打。还是罗全会自己说“姐你给我打张借条吧，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廖翠珍这才随手写了一张。 刚开始那几个月，廖翠珍也没催她。可时间一长，廖翠珍手头也紧了，就试探着提了一下。罗全会说手头没钱，再缓缓。廖翠珍也没说什么。 可后来廖翠珍催了几次，罗全会还是还不上。廖翠珍心里就不痛快了，我不是不让你缓，可你总得给个准话吧？你连个态度都没有，这算怎么回事？ 廖翠珍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就跟别的牌友抱怨了几句：“全会这个人啊，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就装聋作哑。我好心好意借给她，她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这些话传到了罗全会耳朵里。罗全会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面子。她一听廖翠珍在外面说自己坏话，火“噌”地就上来了。 “我什么时候说不还了？我不是手头紧吗？你至于到处跟人说吗？” 罗全会找廖翠珍理论了好几次。一开始廖翠珍还解释，说我没说你坏话，我就是随口提了一句。后来两个人都上了火，话越说越难听。 那段时间，罗全会每次从廖翠珍家棋牌室出来，都憋着一肚子气。她觉得自己委屈，我借钱是真的有急事，又不是故意赖账。你廖翠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让我以后怎么抬头做人？ 怨气越积越深。 终于有一天，罗全会动了歪心思。她找到自己的两个“干弟弟”，刘小明和李光宏，三个人在牌桌上认识，臭味相投，经常一起喝酒打牌。 罗全会跟他们说：“翠珍那个棋牌室，这几年可没少挣钱。她手里头少说也有几十万。我琢磨着，咱们绑她一回，弄点钱花花。” 刘小明和李光宏一听有钱赚，眼睛都亮了。他们俩也是赌棍，欠了一屁股债，正愁没钱过年。 三个人商量了一个计划：先用匿名电话卡把廖翠珍骗出来，然后绑架她，逼她拿钱。 1月25号晚上，三个人住进了巡礼门附近的一家宾馆。罗全会用非法渠道买了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装在手机上。第二天一大早，她拨通了廖翠珍的电话。 “翠珍姐，是我，全会。” 电话那头，廖翠珍的声音有点冷淡：“嗯，全会啊，什么事？” “姐，那两万块钱我准备好了，今天还给你。你看你在哪？我给你送过去。” 廖翠珍一听要还钱，语气立马缓和了不少：“哎呀，你要是有困难就再缓缓，不急。” “不不不，姐，我都准备好了，你别跟我客气。要不你过来拿吧？我现在在巡礼门这边有点事，你来某某宾馆，我在房间等你。” 廖翠珍犹豫了一下，但想到两万块钱能回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她换了件衣服，跟老王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她根本不知道，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廖翠珍到了宾馆，找到罗全会说的房间号，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罗全会探出头来，脸上挂着笑：“姐，快进来。” 廖翠珍迈步走进房间，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突然“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她回头一看，两个陌生男人堵在门口，脸色阴沉，眼神凶狠。 廖翠珍心里“咯噔”一下，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全会，这……这是谁？” 罗全会脸上的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漠的表情，像是变了个人：“姐，你别怕，他们两个是我朋友。今天我们找你，就是想跟你借点钱花花。” 廖翠珍往后退了一步，声音开始发抖：“全会，你……你这是干什么？你要钱你跟我说，咱们好好说，你别……” “好好说？”罗全会冷笑了一声，“我跟你好好说过多少回了？你听了吗？你到处跟人说我不还钱，你把我的名声搞臭了，你现在跟我说好好说？” “我没有！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我没有恶意……”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刘小明不耐烦地打断了她，“姐，你配合一点，把钱拿出来，我们不为难你。” 廖翠珍彻底慌了。她下意识地往门口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一喊，彻底打破了房间里的平衡。 刘小明和李光宏冲上去，一个捂住了廖翠珍的嘴，一个按住了她的胳膊。廖翠珍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双脚在地上乱踢。 “别喊！别喊听见没有！”刘小明压低声音吼道。 可廖翠珍根本停不下来，她越是害怕，喊得越大声。那声音透过手掌的缝隙传出去，在走廊里回荡。 罗全会慌了神。她跑到门口，把门锁死，然后转过身来，冲着刘小明喊：“快让她闭嘴！别让人听见！” 刘小明红了眼，伸出双手死死掐住了廖翠珍的脖子。 廖翠珍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满是恐惧和不解，她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真心对待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对她。 挣扎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终于，廖翠珍的身体软了下去，像一团没有骨头的棉花，瘫倒在地。 房间里安静了。 罗全会站在原地，浑身发抖。她看着地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 “完了……出人命了……”她喃喃自语，腿一软，瘫坐在床上。 刘小明松开手，手还在抖。他喘着粗气，看着地上的廖翠珍，脸上的表情从凶狠变成了惊恐。 李光宏也好不到哪去，他靠在墙上，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个人沉默了好几分钟。 最后还是罗全会先开了口，声音沙哑：“怎么办？” 怎么办？这是此刻他们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原本只是想绑架勒索，弄点钱过年。谁想到廖翠珍一喊救命，三个人全慌了手脚，下手没轻没重，竟然把人给掐死了。 现在钱没拿到，反倒背上了一条人命。 “要不……报警自首？”李光宏小声说了一句。 “自首？”刘小明瞪了他一眼，“自首也是死刑！你傻啊！” “那怎么办？把人扔这？” 罗全会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的脑子飞速转着，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先把尸体处理了。不能让人发现。” 刘小明和李光宏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和犹豫。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接下来的事，罗全会没有细说，只是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他们把……把翠珍姐……分开了，装进了两个行李箱里。” 民警追问细节，罗全会只是摇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不忍心看，我躲到厕所里去了……我真的不忍心看……” 分尸的具体过程，罗全会说自己没有参与，是刘小明和李光宏干的。但不管她有没有动手，她都是这起案子的主谋。 尸体被装进行李箱之后，罗全会独自去了廖翠珍家里。她的目的很明确，把那张两万块钱的欠条偷出来。 她到了老王家里，装作来还钱的样子，等了一个多小时。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她翻遍了廖翠珍的床头柜，找到了那张欠条，偷偷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欠条拿到手，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欠条没了，就没人知道她欠廖翠珍的钱。可她不知道，这张欠条的消失，恰恰成了警方锁定她的关键线索。 刘小明和李光宏则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两个行李箱运到了仙桃市郊外一处偏僻的空地。他们在那里挖了一个坑，把行李箱埋了进去。 一切做完之后，三个人分头离开，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罗全会甚至还像往常一样，去老王家里慰问，帮着打听廖翠珍的下落，在民警面前表现得痛心疾首。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的指认下，警方在仙桃市郊外挖出了廖翠珍的遗骸。 两个大行李箱已经被泥土压得变了形，打开之后，里面的情形惨不忍睹。法医经过鉴定，确认死者就是廖翠珍，死因为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人掐死的。 消息传回老王家里，老王当场瘫倒在地，嚎啕大哭。 “翠珍啊！你怎么就走了啊！你不是说出去一趟就回来吗？你倒是回来啊……” 亲戚朋友们也都红了眼眶。谁能想到，那个热情开朗、待人真诚的廖翠珍，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闺蜜手里。 审讯室里，罗全会哭得不成样子。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这么做……我就是一时糊涂……” 她哭诉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儿子刚满十八岁，老母亲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她说自己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翠珍姐的脸。她说自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如果能重来一次，她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 可后悔有什么用呢？ 两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当初廖翠珍没有催着还钱，如果罗全会没有好面子，如果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沟通，如果……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 就因为两万块钱，一个好人丢了命，一个糊涂人背上了人命。 就因为两万块钱，老王没了老伴，罗全会的儿子没了妈，两个家庭彻底破碎。 就因为两万块钱，昔日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变成了仇人，变成了杀人犯和受害者。 这起案子，后来被很多人提起，有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闺蜜的索命电话”。 一个电话，叫走了一条命。 一张欠条，照出了一颗人心。 两万块钱，买断了两家人的幸福。 咱们常说，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有金钱往来。借钱容易，还钱难。你借出去的时候是情分，你催还的时候就成了仇怨。不借，他怨你；借了，他不还，你怨他。怎么着都容易伤感情。 可这话也不全对。真正的情谊，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但前提是，彼此都要有分寸，都要守信用，都要懂得感恩。 廖翠珍错了吗？她好心借钱给姐妹，催着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她唯一的错，可能就是太信任一个人了。 罗全会错了吗？她错在不该赖账，不该好面子，更不该为了两万块钱就动了杀心。 第276章 情侣深夜遇害，凶手剃光头跨省逃亡 2015年7月5日，天刚蒙蒙亮。 山东临沂的夏天，天亮得格外早。不到五点，东方的天际就已经泛起了一层鱼肚白，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之中，偶尔传来几声零星的犬吠，随即又归于沉寂。 七十多岁的彭大爷跟往常一样，不到五点就起了床。人老了觉少，这么多年下来，他已经养成了固定的习惯，天不亮就出门，溜达到家附近的公园，活动活动筋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老伴总说他这人闲不住，他也不反驳，笑呵呵地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踩着露水就出了门。 这个点儿，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影。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晕洒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拉出他长长的影子。彭大爷双手背在身后，走得不紧不慢，嘴里还哼着几句老戏，自得其乐。 公园离他家也就隔了两条街，走了十来分钟就到了。公园不大，但胜在清静，草木茂盛，中间还有一条人工河，河边修了长廊凉亭，平日里来遛弯的人不少。不过这会儿天刚亮，整个公园都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晨雾里，安静得有些过分。 彭大爷沿着石板路慢慢往里走，一边走一边甩着胳膊，做着简单的拉伸。空气里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混着河水的腥味，倒也清爽。他走到河边的时候，习惯性地往长廊那边望了一眼。 这一眼，差点没把他魂给吓飞了。 长廊外头的草坪上，黑乎乎地躺着两个人影。彭大爷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醉汉喝多了睡在这儿了，可等他眯着眼凑近了几步，借着微弱的晨光一看，地上全是暗红色的东西，顺着草坪的坡度蔓延开来，触目惊心。 血。 彭大爷腿一软，差点没站稳。他使劲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老眼昏花。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都很年轻，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身上、身下的草地上，全是已经凝固了的血迹。 “这……这是咋回事啊……”彭大爷声音都哆嗦了，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僵在原地愣了好几秒，才想起来该干什么。 他颤颤巍巍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按了好几下才按对了号码。 “110吗？你们快来！公园里……死了人了！” 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接到报警后，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 最先抵达的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紧接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法医……一辆辆警车呼啸着冲进清晨的街道，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现场很快被封锁起来，黄色的警戒线拉了一圈又一圈。公园里早起晨练的市民被挡在外面，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惊恐和好奇。 “听说了吗？死了一男一女，可年轻了。” “枪打的？真的假的？” “警察都来了这么多，肯定是大案子啊……” 人群里的议论声嗡嗡地响成一片。 而警戒线里面，气氛要沉重得多。 法医陈建明蹲在两具遗体旁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干法医已经整整十五年了，经手的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各种各样的死法都见过，可眼前的这一幕，还是让他心头猛地一缩。 男性死者侧躺在草地上，左背部的衣服上有一个不大的破洞，周围全是干涸的血迹。女性死者仰面倒在一米开外，头部有明显的创伤，鲜血浸透了她的长发，在草地上洇出一大片触目惊心的暗红。 两个人的衣着都算整齐，没有明显被拖拽或挪动的痕迹。陈法医小心翼翼地检查了遗体周围的草地，也没有发现挣扎打斗的迹象。 “太狠了。”陈法医站起身来，摘下沾满血污的手套，深深吸了口气，对旁边的同事摇了摇头，“我干了十五年，说实话，这种场景我也是头一回见。太震惊了。” 技术员们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搜索着现场。很快，在距离两具遗体不远处的草丛里，他们发现了两枚带着血迹的金属弹头。 两枚弹头直径都在十一毫米左右，通体呈灰黑色，表面粗糙，带着明显的自制痕迹。技术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进证物袋，准备带回去做进一步鉴定。 “自制枪械发射的铅弹，八九不离十。”技术中队的负责人看了一眼，语气凝重。 枪杀案。 这几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了在场每一个民警的心头。临沂市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枪杀案了，更何况是两条人命。 消息很快传到了局领导的耳朵里。专案组立刻成立，刑侦、技侦、网安、派出所……多警种联合作战，一场争分夺秒的侦破工作就此展开。 法医的初步尸检结果出来了。 两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大致确定在7月4日深夜至7月5日凌晨之间，也就是案发前四到六个小时。两具遗体身上都没有发现抵抗伤，也就是说，他们在遇袭的时候，很可能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来不及反抗就已经倒下了。 男性死者背部中了一枪，子弹贯穿身体，伤及要害，当场死亡。女性死者身中两枪，其中一枪贯穿头部，同样是瞬间致命。 没有搏斗痕迹，没有挣扎迹象，现场干净得不像话。凶手下手之快、之狠、之准，让所有参与办案的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不是普通的抢劫或者纠纷，这是蓄意的、冷血的杀人。”专案组的老刑警抽着烟，眯着眼睛说了一句。 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两个人是谁？ 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身份的物品。两个人身上没有钱包、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干干净净。现场地面也搜过了，除了那两枚弹头，什么都没有。 死者身份不明，社会关系无从查起，案子就等于卡在了第一步。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在现场周边走访调查，另一路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失踪人员，尤其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男女。 走访工作很快就遇到了困难。这个公园位于临沂市的繁华地段，平时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大多是临时过来遛弯晨练的，谁也不认识谁。再加上临沂本身就是一个物流集散中心，外来人口众多，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有好几百万人，想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找到两个死者的身份，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警方没有放弃。专案组结合两名死者的衣着、体貌特征，把情况通报给了全市所有派出所，要求重点查询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专案组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一直到7月5日傍晚，也就是案发十多个小时之后，转机终于出现了。 负责排查的民警在一个居民小区里注意到了一家美甲店。据周围的商户和住户反映，这家美甲店的女老板姓冯，叫冯丽，二十五岁，临沂本地人。几个月前她租下了小区的底商开了这家店，平时生意还不错，每天白天都正常营业。 可是从昨天开始，这家店就一直关着门，谁也联系不上她。 “好几个顾客过来做指甲，打电话打不通，敲门也没人应。”旁边小卖部的老板跟民警说，“这不对劲啊，小冯这人挺勤快的，从来不这样。” 民警敏锐地嗅到了异常。他们立刻查询公安系统，联系上了冯丽的家人。 冯丽的父母住在临沂市郊区的农村，一辈子务农为生。接到警察的电话时，老两口正在地里干活，听到“你女儿可能出事了”这几个字，冯丽她妈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辨认过程是在殡仪馆进行的。当那块白布掀开的瞬间，冯丽的母亲只觉得天旋地转，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是她。是她那个从小就听话懂事的闺女，是她那个半个月前还高高兴兴地说要自己创业开美甲店的闺女，是她那个昨天下午还在店里跟她有说有笑的闺女。 “丽丽啊！我的丽丽啊，”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冰冷的房间里回荡，冯丽的父亲站在旁边，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浊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滚落下来。 等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冯丽的母亲才断断续续地向警方讲述了女儿的情况。 冯丽从职高毕业后就进了城，一直在外面打工。今年春节过后，她跟家里说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想自己开个美甲店。老两口手头不宽裕，但看着女儿那股子干劲，还是把攒了大半辈子的三万块钱拿了出来，给她做了启动资金。 “丽丽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冯丽的母亲抹着眼泪说，“她一个人在城里租房住，工作忙，也就逢年过节回来一趟。我放心不下她，每个月都进城去看看她……昨天下午，我还去店里看了她，她还好好的，还跟我说最近生意不错……” 昨天下午的一面，竟然就成了最后一面。 “那跟丽丽一起的那个男娃，您认识吗？”民警轻声问道。 冯丽的母亲仔细辨认了男性死者的照片，犹豫了一下说：“这……这看着像是丽丽的男朋友，叫楚颜。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他俩才认识半个月，还没处多长时间呢，连张合影都没拍过。” 楚颜，二十六岁，临沂本地人。 民警立刻赶往楚颜的家。 楚颜家的条件比冯丽家好得多。他父母在市区经营着一家加工厂，家境殷实。楚颜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姐姐，全家人都拿他当宝贝疙瘩。 楚颜的母亲听说警察来了，心里咯噔一下。她说儿子昨天晚上八点多说要去找女朋友，连饭都没吃就走了，结果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也关机了。 “这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啊！”楚颜的母亲急得直搓手，“他从小就听话，去哪都会跟我们说，从来不关机。我跟他爸一宿没睡，今天到处找人打听，都没消息……” 当民警告诉她，在一处公园里发现了一名男性死者，体貌特征与楚颜高度吻合时，楚颜的母亲脸色刷地白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辨认的结果证实了最坏的猜测，死者就是楚颜。 楚颜的母亲当场晕了过去。 两个家庭，在同一个夜晚，被同一个恶魔摧毁了。 专案组迅速对两名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摸排。 冯丽这边，她母亲说母女俩感情特别好，女儿什么事都会跟她说，从来没听说过女儿在外面跟谁闹过矛盾。冯丽平时生活很简朴，花销不大，美甲店经营得也不错，不可能欠别人钱。 楚颜那边，家人说他性格内向，高中毕业就在自家工厂帮忙，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玩电脑，跟外界接触很少。因为家里条件好，他也不可能跟人借钱。半个月前在客户介绍下认识了冯丽，这是他的初恋，谈了恋爱后人变得开朗了许多，全家人都挺高兴。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两个年轻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都很正常，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专案组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 走访冯丽美甲店的时候，店里的一名店员小李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小李说，冯丽平时都是晚上九点关门下班，但7月4号晚上八点半左右，她接了一个电话，挂了之后就说要提前关门。 “我当时就在她旁边，感觉那个电话不像是她男朋友楚颜打来的。”小李回忆说，“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冯丽跟我说，是之前的一个男同事，以前追过她，今天晚上说要来店里看她，听声音好像喝了酒。” 冯丽当时还说：“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好久没联系了。我怕他喝醉了来店里闹事，就出去跟他谈谈，把他打发走。” 说完这些话，冯丽就让小李先走了。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一个曾经追求过冯丽的男人，在被拒绝后还纠缠不休，听说冯丽有了男朋友，会不会因爱生恨，动了杀心？ 民警立刻调取了冯丽案发当天的所有通话记录。7月4日晚上，跟冯丽通话的除了男朋友楚颜之外，确实只有一个姓赵的男人。 锁定目标后，警方很快就在市区的一家工厂找到了小赵。 小赵倒也痛快，承认自己一直在追冯丽。他说那天晚上跟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给冯丽打了个电话表白。但他坚称自己后来没有去见冯丽，而是继续跟同事喝酒，喝到大半夜就回家了。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找到了小赵的同事核实情况，又调取了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所有证据都表明，小赵没有撒谎。他确实不具备作案时间。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条线索，又断了。 视频侦查组的民警把目光投向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 根据法医的鉴定，凶手的作案时间应该在7月4日晚上到7月5日凌晨之间。侦查员调取了这个时间段内中心现场附近所有的监控视频，一帧一帧地仔细查看。 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监控视频画质参差不齐，有的模糊得连人影都看不清，加上晚上光线不好，大部分画面都是一片漆黑。但侦查员们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眼睛盯着屏幕，看得眼泪直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 距离中心现场一百五十米左右的一个摄像头，拍到了一个关键的画面。 7月4日晚上十点五十八分，楚颜和冯丽出现在公园的一条小路上。两个人并肩走着，楚颜左手拎着一个女士提包，冯丽挽着他的胳膊，看起来像是一对普通的约会情侣。他们沿着小路往前走，方向正是河边的那条长廊。 就在他们走过之后几十秒钟，一个模糊的黑影出现在了画面里。 那个黑影和楚颜冯丽擦肩而过，然后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在观察什么。几秒钟后，他转过身，朝着长廊的方向走了过去。 另一个角度的摄像头拍到了这个黑影更清晰的画面，是一个男人，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上身穿短袖，下身穿长裤。脸上看不太清楚，但能看出他边走边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什么。 侦查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男人背上背着一个很大的包，包的状态看起来沉甸甸的，应该是装着比较重的东西。他走路的时候稍微有点驼背，身高目测在一米七五左右，体形偏瘦。 晚上十一点四十四分，距离中心现场十几米远的又一个摄像头捕捉到了这个男人的身影。 他正快步走出长廊，动作显得有些慌张。之前背在背上的大包，现在变成了用手提着。而且他在衣服外面多套了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帽子没有变，还是那顶棒球帽。 在案发时间段内，中心现场附近除了两名死者之外，只有这个男人出现过。 专案组一致认定，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离开长廊的时候，楚颜和冯丽应该已经遇害了。 确定了嫌疑人，接下来就要追踪他的逃跑路线。 侦查员调取了公园南大门附近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嫌疑人离开中心现场大约五分钟后，出现在公园南边的围墙附近。他没有走大门，而是翻墙出去的。 从视频里可以隐约看到，他翻过围墙后，横穿马路，翻过护栏，然后一路向南走去。 公园南边当时是一片废弃的工地，监控盲区很多。为了弥补视频的空白，专案组调来了十几条警犬。 警犬在中心现场捕捉到了嫌疑人留下的气味，然后顺着气味一路追踪。从公园南门外嫌疑人消失的地方开始，警犬们低着头，鼻子贴着地面，一路嗅一路跑，侦查员们跟在后面，累得气喘吁吁。 几个小时之后，在距离中心现场以南三公里的一片荒草丛中，警犬突然有了异常反应，它们围着一个小土包转了好几圈，尾巴使劲摇。 侦查员扒开草丛一看，三部手机，一个女士小手包。 小手包里没有现金，只有一张银行卡。三部手机的号码经过核实，都是两名被害人的。 这显然是嫌疑人逃跑途中丢弃的。 专案组精神为之一振，至少说明追踪方向是对的。 警犬继续向前搜寻。在距离发现手包的地方大约五百米远的一片林地里，它们又停住了。 这次发现的是一个蓝黑色的旅行包。 拉开拉链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包里装着一支自制的土枪，还有几十发没有发射的弹头。除此之外，还有一顶帽子、几件衣服和一些零散的日用品。 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东西逐一提取，装进证物袋。经过初步检验，这支枪的口径是十二毫米，自制猎枪。包里找到的那些弹头，无论是材料、尺寸还是重量，都和案发现场以及死者体内发现的那三枚弹头高度一致。 作案的凶器，找到了。 专案组立刻将枪和子弹送去做进一步的技术检验。所有人都盼着能从上面提取到嫌疑人的指纹，毕竟开枪要用手指扣动扳机，总会留下痕迹吧？ 然而结果让所有人失望了。技术人员反复在枪支、子弹、旅行包以及所有物品上寻找，都没有提取到完整的有效指纹。 不过，有一个发现同样重要，在这些物品上，检测出了三个人的dNA信息。其中两个属于被害人楚颜和冯丽，第三个，毫无疑问，就是嫌疑人留下的。 专案组立刻将这份dNA信息输入全国数据库进行比对。 结果却是，没有匹配。 这意味着，这个嫌疑人之前没有犯罪前科，或者说，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获过。 专案组又想到了另一个思路：通过嫌疑人遗留的物品，比如帽子、衣服、旅行包这些，追踪它们的销售渠道，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但一查才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大众货，在临沂市很多地方都能买到，销售范围太广了，根本没法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技术中队那边传来了一个消息。 在那个旅行包里，有一个白色的塑料瓶子。瓶子里除了几十枚自制的弹头之外，还塞着九十七个圆形的塑料片。这些塑料片大部分上面都有文字或者字母，但被剪得乱七八糟的，根本看不出完整的内容。 “这玩意儿像是从什么东西上剪下来的。”技术员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得把它们拼起来看看。” 于是，技术中队的办公室里摆开了一场特殊的“拼图游戏”。几个技术员趴在桌上，把九十七个小碎片按照颜色、纹理、文字边缘一点点地拼接。这活儿比小孩子玩的拼图难多了，很多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的文字只剩半个笔画。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拼图终于有了眉目。 拼出来的大碎片上，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几个字：“商城”“石家庄”“正定”“宝莲”…… 技术员们面面相觑，然后不约而同地反应过来，这是一个超市购物袋。 一般人都习惯在自己生活或工作地点附近的超市购物，很少有人会专门跑几十公里去别的地方买东西。而这家连锁超市的分店，大部分都在河北省。 河北。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专案组眼前的迷雾。 嫌疑人有很大可能来自河北。 与此同时，视频追踪组也有了新的进展。 从嫌疑人逃离现场的轨迹来看，他一路向南，方向明确。专案组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扩大侦查范围，终于在案发现场以南四公里的临沂汽车站附近，再次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监控显示，7月5日凌晨零点二十六分，嫌疑人出现在汽车站广场。他没有进站，在广场上转悠了一会儿，然后上了一辆摩的，走了。 之后的监控视频出现了多处中断。民警意识到，要确定嫌疑人的去向，必须先找到那辆摩的。 经过一整天的排查，摩的司机被找到了。 司机师傅回忆说，那天凌晨路上人很少，他一共也没拉几个客人，所以对那个人印象挺深的。“那个男的上车就说要去高速公路入口，讲好了三十块钱，我就把他拉过去了。这人说话不是本地口音，具体是哪儿的我也说不准。” 嫌疑人是从外地来的，流窜作案。 这个判断让专案组既紧张又兴奋。 摩的司机把嫌疑人送到了京沪高速入口附近。监控显示，零点四十二分，嫌疑人下车后往西走了，很快就走出了画面。 很多长途客车在进高速之前，会在这一带临时搭载乘客。嫌疑人会不会是坐长途客车逃走了？ 专案组立刻排查那个时间段经过高速入口的车辆。监控显示，在那个时间段，一共有十七辆长途客车上了京沪高速。侦查员逐一调看了所有客车上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影。 他没坐大客车。 那他来高速入口干什么？ 专案组决定把侦查方向转移到高速公路往西的那段路上。高速入口位于临沂市的城乡结合部，再往西不远就出了市区。嫌疑人既然是外地来的，作案后急着逃走，不可能再折回市区。 顺着高速路口一路往西追查，沿路的多个监控摄像头果然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迹。 凌晨一点十二分，嫌疑人出现在市区往西四公里的义堂镇。 清晨五点十一分，嫌疑人出现在义堂镇往西十公里的费县探沂镇。 此时，嫌疑人已经走了一整夜。监控画面里的他，脚步明显慢了很多，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 侦查员们都觉得奇怪，他下了摩的后，一路徒步往西，走了整整一宿，他到底要去哪？ 天色渐渐亮了，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嫌疑人在一家商场附近停留了很久，然后在一个早点摊买了点吃的。吃完早饭后，他又在商场附近转悠了一会儿。 然后，他消失了。 最后一个拍到他的监控画面里，他走进了一片监控盲区，再也没有出来。 侦查员们把嫌疑人消失前最后一段视频反复看了几十遍。 画面里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注意：嫌疑人吃完早饭后，在街上溜达了半个小时，然后走到路边的一个柜台前，跟一个女人说了几句话。女人伸手指了一个方向，嫌疑人顺着她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几十秒钟后就消失在了画面里。 他们说了什么？ 探沂镇不大，民警很快找到了视频里那个指路的女人。 一开始，女人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天的事。天天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谁能记得住每一个问路的人？ 民警没有放弃，耐心地启发她：“您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一个人问您什么特别的事？” 女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忽然“啊”了一声：“有有有，有一个人问我……问我哪儿能理光头。” 理光头。 这两个字让在场的民警心里猛地一跳。理光头，改变发型，这是典型的逃避侦查的手段，很多影视剧里的罪犯都这么干。 专案组立刻走访了镇上的几家理发店。在一家理发店里，老板确认了：7月5号早上确实有这么一个男的来推了个光头，还问他哪儿能买到便宜衣服。 顺着这个线索，民警在一家服装店的监控视频里，再次锁定了嫌疑人，已经剃了光头、换了行头的嫌疑人。 监控画面里，嫌疑人走进店里，花了十九块钱买了一件灰色的t恤衫。售货员对他的印象很深：“一般人都把衣服买回去洗洗晾晾再穿，他不是，当场就让把商标剪了，直接就换上了。” 改头换面之后的嫌疑人，看起来跟之前判若两人。 专案组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在服装店南侧一个十字路口的停车点，监控又一次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7月5日上午八点三十九分，嫌疑人上了一辆开往费县县城的公交车。 九点三十九分，公交车到达终点站，费县汽车站。 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到售票窗口，买了一张票，上了一辆长途客车。 但费县汽车站当时还没有实行实名购票制，查不到乘客的身份信息和目的地。 侦查员们没有气馁，再次调看监控，从画面细节里找线索。 这次他们注意到，嫌疑人在售票窗口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对他伸了五个手指头。 五个手指头，票价应该是五块、五十块或者五百块。五百块的可能性不大，五块钱又太少，大概率是五十块。 经过走访，费县汽车站没有五块钱的车票，也没有五百块的车票。五十块钱的车票，只有一趟车，开往山东省济宁市。 两个小时后，侦查员赶到了一百四十多公里外的济宁市。 调看济宁汽车站的监控，发现嫌疑人下车后没有出站，直接又到售票窗口买了一张票。 济宁汽车站同样没有实行实名购票制。 这次嫌疑人去了哪儿？ 侦查员再次从监控里捕捉细节。画面里，嫌疑人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递给售票员，售票员从电脑键盘旁边拿起一张零钱找给了他。 找到了那个售票员，民警问她：“您看这个人，当时买到哪儿的车票？” 售票员看了半天，摇摇头：“具体去哪我记不住了，但我这儿那个位置放的都是一块一块的零钱，我找了他一块钱。” 嫌疑人买的车票是九十九块钱。 从济宁到哪儿的车票是九十九？一查，只有一趟，开往河南省安阳市的。 安阳。 这个地名让专案组想起了之前的一条线索。 还记得那个白色塑料瓶里的九十七个塑料碎片吗？拼出来之后，上面显示的是河北一家连锁超市的购物袋。这家超市在河北有很多分店，但在河北之外，只有一家分店。 就在河南安阳。 两条线索，同时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专案组调集警力，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阳。 他们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在安阳汽车站的监控视频里，侦查员确认：7月5日傍晚，嫌疑人乘坐的长途客车到达安阳。他下车后出站，坐了一辆公交车。 继续追查视频。晚上八点零四分，嫌疑人下了公交车，穿过马路，走进了一个居民小区。 侦查员注意到一个细节：嫌疑人走进小区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和左顾右盼。他的步伐很自然，很流畅，就像平时回家一样。 “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要找某个地方，肯定要左右看看，确认路名、小区名对不对。”老刑警指着屏幕说，“你看这个人，下来就往里走，完全没有那种陌生感。这说明他对这个环境非常熟悉，甚至可能就住在这里。” 人只有在熟悉的地方，才会彻底放松下来。 专案组对这个小区展开了严密布控。经过了解，这是一个老旧小区，有几十栋楼，住了五千多人，很多是租住户。要逐门逐户排查，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很容易打草惊蛇。 更何况，嫌疑人手里有枪。那把枪他已经丢了，但谁也不敢保证他家里没有别的枪。如果在他家里实施抓捕，一旦他拒捕开枪，后果不堪设想。 专案组决定蹲守。 二十多名侦查员分成四个组，在小区和附近的路段全天候蹲守，等嫌疑人自己露面。 七月份的安阳，热得像蒸笼。白天烈日当空，气温将近四十度，蹲在车里就像进了烤箱。侦查员们不敢开空调怕暴露，只能把车窗摇开一条缝，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两天过去了，嫌疑人的影子都没看到。 2015年7月18日，案发后的第十三天。 很多蹲守的侦查员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困了就掐自己大腿，渴了抿一小口水，不敢多喝怕上厕所。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了血丝，但没有人敢有丝毫放松。 晚上九点半。 小区门口，一个光头的男人出现了。 他穿着灰色t恤，低着头，脚步匆匆地往里走。 蹲守的侦查员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个身影。虽然已经过了十三天，虽然嫌疑人剃了光头换了衣服，但那个走路的姿态、那个微微驼背的背影，跟他们看了几百遍的监控画面一模一样。 就是他。 “行动！” 几个人影从不同方向同时扑了上去。嫌疑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倒在地，双手反剪，冰凉的手铐“咔嗒”一声扣在了他的手腕上。 “你们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他挣扎着大喊。 “临沂公安。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找你。” 男人的挣扎瞬间停止了。他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吐出几个字：“我……我说。” 这个男人叫牛志明，四十六岁，河南安阳人。 没有犯罪前科。 在审讯室里，牛志明低着头，断断续续地交代了全部经过。 他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生了两个女儿。十几年前，一家四口从农村老家搬到安阳市区，他靠打零工养家，一个月挣三千多块钱。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全家的开销都指着这点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压力大，他就开始喝酒。每回都得喝醉，喝醉了回家就跟老婆吵架。吵完架他就一个人跑回农村老家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干一件事，造枪。 牛志明从小就对枪械着迷。早些年管制不严的时候，村里有人用自制的猎枪打兔子打鸟，他跟着一起玩，慢慢就摸透了枪支的原理和构造。后来他开始收集废旧材料，自己做枪。他知道这是犯法的，所以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心里憋屈的时候，他就回到老家，对着门板或者铁皮桶开上两枪，过过瘾，发泄发泄。 2015年7月1日，他又因为喝酒的事跟妻子大吵了一架。这回吵得特别凶，他觉得这个家待不下去了，就收拾行李想出去散散心。临走的时候，他把枪和子弹装进了包里。 在安阳市的高速公路入口，他看见一辆开往临沂的长途客车正在揽客。他临时起意，补票上了车。 到了临沂，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身上带的几百块钱花得差不多了，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抢一笔钱。 7月4日晚上，他带着枪来到了临沂汽车站附近的公园，躲在暗处物色目标。转悠了三个多小时，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晚上十点五十九分，他在公园一条偏僻的小路上看见了一对年轻男女，就是楚颜和冯丽。 他注意到那个男的左手上拎着一个女士提包，看着挺讲究，觉得里面应该有不少钱。他尾随着两个人，一直跟到了河边那条长廊里。 他刚把包抢到手，那个女的就开始喊救命。 “救命啊！有人抢钱啦！” 尖叫声在安静的公园里格外刺耳。牛志明说，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脑门。他抬起枪，扣动了扳机。 一下，两下，三下。 喊叫声戛然而止。 他打开抢来的包一看，只有三百多块钱。 这些钱，在他逃跑的路上就花光了。 他换了多次逃跑路线，剃了光头，换了衣服，以为这样就能躲过警察的追捕。回到安阳后，他天天在家喝得烂醉，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 直到那双冰凉的手铐铐住了他的手腕。 牛志明的妻子被叫到公安局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她听说了丈夫犯下的罪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当场，好半天才喃喃地说了一句：“老牛这个人……性格是有点孤僻，偏激，可我真的想不到……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最终，牛志明因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制造枪支罪等，被判处死刑。 第277章 暴雨夜离奇车祸，背后竟是1600万骗保阴谋 2017年7月20号晚上，河北省秦皇岛市。 天上是哭嚓嚓哗啦啦，又打着雷，又下着雨。那雷声啊，轰隆隆地从天边滚过来，像是老天爷在发怒，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心头发慌。雨点砸在地上，噼里啪啦的，溅起一朵朵水花，转眼间就连成了片，汇成了河。 这是在当地啊，这么多年都罕见的暴雨。那雨大得，就跟有人拿着盆从天上往下泼似的，风也呼呼地刮，把雨幕吹得东倒西歪，打在脸上生疼。街面上的积水很快就没过了脚脖子，路边的树木被风吹得弯下了腰，枝叶哗啦啦地响，仿佛随时都要折断。 这么恶劣的天气，大家呀都是能回家的赶紧窝家里边，谁也不出来了。你想啊，那雨大得连路都看不清，谁没事往外跑啊？暖和的被窝里一钻，手机一刷，那才是正经事。可是啊，有些人偏偏歇不了，谁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六大队的民警们。 他们休息不了。 他们呢，来到了102国道山海关长寿山路口。雨夜里，几辆警车的灯光在雨幕中显得格外刺眼，红蓝交替的光芒被雨水折射得支离破碎。民警们穿着雨衣，可那雨衣在这种暴雨面前就跟纸糊的似的，没两分钟就湿透了。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灌进脖领子里，冰凉冰凉的。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 因为接到了一起来自医院的报警。报案的呀，是山海关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 当时呢，是有人发现说有人呐在路上躺着，就打了120。后来发现这是个小伙子，骑着电动车在这经过，打了120。120把人拉到了医院以后，这才打的110报警。 报警的医生就说呀，这小伙子路过的那啊，可能是个交通事故现场。当时那小伙子赶到的时候呢，那伤员呐就躺在公路上的，肇事车辆已经无影无踪了。到底被谁撞的不知道。医生说，那伤者头部有很严重的创伤，血流了不少，送到急诊的时候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瞳孔对光反射迟钝，情况非常危急。 120急救车把这伤者拉走之后不久，这暴雨哗可就下来了。 那雨下得，就像是天被捅了个窟窿。 暴雨之中，为了保护好现场，民警们赶紧就设立了警戒线，也在那戳好了指示牌，打开灯光，让这个过往的车辆啊进行避让。 那警戒带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反光锥筒在雨中摇摇欲坠。民警们又找来石块压住底座，这才勉强稳住。车灯、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幕中交织，照出一片白茫茫的水汽。 警方呢赶紧下去看看现场什么情况吧。 这一下去，哎呦，别说是身上湿透了，这心里啊也湿透了。 这场暴雨，给现场勘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这雨太大了，事故现场呢又是在一个坡道上，那坡道不算陡，但刚好是个视线盲区，从东边过来的车辆要到了跟前才能看清坡顶的情况。除了找到了两只鞋子之外，那大雨是把这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 只有两只那白色的运动鞋，是布面的，网面的那种运动鞋。两只鞋一左一右，相隔了大概有两三米远，歪歪斜斜地躺在湿漉漉的路面上，鞋面上沾着泥水，有一只鞋带还松开了。除此之外，现场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刹车痕迹也没有了，事故产生的碎片那更是没有了。 民警们蹲在地上，用手电筒一寸一寸地照。路面被雨水洗得发亮，连一粒碎玻璃碴子都找不到。有个老民警叹了口气，说他在交警干了二十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现场，干净得不正常。 为了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民警们呐，就认认真真地搜索了周围几百米的路面。几个人排成一排，弯着腰，像梳子一样从路这头梳到路那头。雨点打在他们的后背、帽檐上，噼啪作响。手电筒的光在雨中摇晃，照出路面上每一道裂纹、每一块补丁。 可是什么遗留物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到。 这雨呼嚓嚓的是越下越大，雨点子砸在地上，都能砸出小坑来。民警一遍又一遍地找吧，找了半天还是没找着。有个年轻民警不甘心，又沿着排水沟往坡下走了几十米，想着说不定碎片被雨水冲下去了。结果呢，除了烂泥和树枝，啥也没有。 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呀，现场遗留物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冲走之后找不着了，你就还原不了之前的案发情况。比如刹车痕迹能判断车速，碎片能判断车型，散落物能还原碰撞角度，这些东西要是没了，那破案的难度可就是几何级数往上涨。 最终两个多小时在那勘察来勘察去，四个字：一无所获。 这时候呢，到医院急救中心进行调查的民警打来电话了。 “哎呦，不好了！这伤者呀，抢救无效，已经在0点左右的时候死亡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沉重，值班民警听完，手里的对讲机差点没拿稳。他愣了几秒钟，然后深吸一口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现场的同事们。 雨夜里，几个民警站在警戒线旁，谁都没说话。雨水顺着他们的脸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现在这一下更不好说了，死无对证。 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来看，伤者主要的伤还是在头部。法医后来做了初步检验，说颅骨有粉碎性骨折，脑组织严重挫伤，这种伤情一般是高速撞击造成的，而且死者几乎没有本能地做出防护动作，这一点，后来成了整个案件的关键疑点之一。 伤者一死亡，本身这是极其不幸的事情，更主要的呀，也增加了事故调查的难度。 咱们国家呀，对这种交通肇事的破案率的要求，基本上就是你得100%破案，同时呢也基本能够做到100%破案。这得益于现在日新月异的、不断进步的刑侦科技，什么天网系统、dNA比对、微量物证分析，这些技术手段让逃逸者无处遁形。 发现了逃逸的案子，警方呢也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于是这个案子也立刻成立了专案组，从各科室抽调了精干力量，连夜开会。 这一夜，侦查也没带来什么进展。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个老民警面前的水杯已经续了好几回水了。墙上的白板上画着事故现场的简图，旁边贴着几张模糊的照片，箭头画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现在时间很紧迫。你要是不加快侦破进度，那么这个逃逸者很可能就会对肇事车辆进行伪装，比如重新喷个漆呀，或者重新进行彻底的清洗啊，进而进行一个深度的隐藏。哪怕最后他车不要了，往哪个荒郊野岭一扔，再报个失窃，那线索可就彻底断了。 专案组组长掐灭了烟头，站起来说：“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再去现场。” 第二天一大早，这一起来呀，天可就是一片晴朗，万里无云。 那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经过一夜暴雨的冲刷，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清香，路面上积水已经退了，只留下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洼，在阳光下闪着光。路边的树叶被洗得翠绿，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 今天天气好晴朗，铃儿响叮当，嘿响叮当。 看着万里无云，市民们心里痛快了，憋了一晚上的闷热，总算被这场雨给冲散了。广场上有人遛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切如常。 但这警方啊，他心里还是不对味。 第一件事还得重新回到现场，重新进行勘察，仔细对周边的环境啊、对周边的监控录像啊，开始仔细的摸排。 白天的现场看起来跟夜里完全不一样。那坡道两侧是稀疏的杨树，路肩外头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再远一点能看到几间破旧的厂房和一个汽修厂的院子。地上还残留着昨夜警戒带的碎片，被风吹到了草丛里。 虽然呐，对现场进行复勘也没什么收获，暴雨的破坏力太大了，能冲走的全冲走了，但是事故现场几十米之外，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却记录下来了在这暴雨来临之前，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路口一根电线杆上，角度有点偏，但刚好能拍到那段坡道的一部分。民警找到监控室，调出了当晚的录像，几个人围在屏幕前，一帧一帧地看。 据监控画面显示，当天晚上呢，一辆从西往东行驶的大货车和对面行驶的两辆大货车交汇之后，明显就感觉跟在他后边的车开始避让了。通过车辆灯光，就隐约看见道路中间有个黑影，好像是躺着一个人。 画面很模糊，像素不高，再加上远处没有路灯，只有车灯照出来的那一小片亮光。那黑影就那么横在路中间，一动不动。 但是现场没有路灯，录像的清晰度呢也不是很高，警方啊也只能大致分析，应该就是在这发生了事故。 咱们大伙都知道，但凡要下大暴雨了，通常之前先是刮大风。呼呼的，当时风速很快，监控画面里能看到路边的树枝被吹得剧烈摇晃，连摄像头本身都在微微颤动。再加上监控摄像头距离也比较远，从画面上呢也看不清楚大货车的牌照。 几个民警轮流盯着屏幕看了好几遍，眼睛都看酸了。有个年轻的辅警拿手机把画面拍下来，放大了看，还是模糊。 经过反复的辨认，终于发现了这辆车的一个明显特征：前边不是俩大车灯吗？有一个不亮了。而且后边啊，他这车上装载的是铁管，那种建筑工地上常用的钢管，一捆一捆地码在车斗里，用绳子捆着。 根据这些特征，民警呢就沿着肇事车辆可能逃逸的路线，调取了沿路上所有的监控资料。 这就开始了漫长的视频追踪。从山海关到秦皇岛市区，从国道到高速入口，一个探头一个探头地找，一辆车一辆车地比对。这活儿枯燥得很，眼睛盯着屏幕，手不断点着鼠标，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最终，在秦皇岛东高速路口的监控画面上，发现了一辆车。装的货物呢也是铁管，同样是右侧大灯坏了。 民警当时就激动了，这特征对上了！ 民警怀疑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在高速路口，监控把这车的车牌号拍得那是清清楚楚啊。一看这车牌子呢，是葫芦岛的车牌。其实啊，车主还不是葫芦岛人，车主呢是吉林人。 警方啊就赶紧联系他。电话打过去，那头说人已经回吉林了。 “请你马上把车开回来，配合调查。” 对方倒也配合，说行，我这就往回赶。但是呢，从吉林到秦皇岛，怎么也得大半天。民警们就在队里等着，心里七上八下的。 按照警方的要求，这肇事车辆的驾驶员还有车主，很快就来到了警队。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车主，四十来岁，身材魁梧，说话带着东北口音；另一个是驾驶员，三十出头，瘦高个，眼神有点闪躲。 可是车主和驾驶员给了警方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驾驶员就说呀：“当天晚上我路过那的时候，因为视线也不好，我恍恍惚惚的就看见有一个黑影，在那路的一边啊，冲我这车就冲过来了。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撞上了，我也不确定那黑影是不是人。我往前开了差不多一公里左右吧，就停在路边了。当时呢我也跟我哥，就这车主，反正呢就说了这事，商量完以后啊，我们还下车来看过呢，然后还报了警了呢。” “报警了？”民警追问，“报的哪里？” “嗯，报了警了。” 可警方没接到他们的报警啊。专案组调取了当天晚上秦皇岛市110和122报警台的全部记录，从头翻到尾，没有找到任何来自这辆车或者这两个人的报警信息。 难道这车主和司机是在撒谎？ 不过你要没报警啊，你跟警察说“我找过你们了，我报了警了”，那一查不就查出来了吗？这种谎撒得也太没水平了。 按照车主的描述啊，民警查询了事故当天晚上的全部报警记录，但是秦皇岛110、122报警台都没有记录车主报警的信息。 当民警再次询问车主的时候，车主啊才猛然想起来：“哎，不对不对，我们当时以为已经开出河北了！” 自己的行驶路线是经过河北、辽宁，最终抵达了吉林省。当天晚上他们停车以后，因为天气不好，视线也不好，他们以为车呢已经开出河北，进入辽宁的葫芦岛市了，于是把报警电话打到了葫芦岛。 而且呀俩人还记得，电话里面接警的接警员呢还提示过他们说：“你们呐，要仔细查看可能出事的路段啊，确定一下到底是在哪出的事。” 这时候秦皇岛民警呢，赶紧联系葫芦岛市的报警台。 电话打过去，葫芦岛那边查了一会儿，回话了，这一查还真查到了，确实他们报了警了，接警记录、通话录音都有，时间、地点、内容都对得上。 车主和驾驶员呐都说，他们曾经返回事故地点进行查看了，可没有看到伤者。 那么这回说的是不是真的？他们是不是真的回去查看过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民警又调取了大货车停车路段附近的道路监控。这条路沿途有好几个治安探头，虽然夜间画质一般，但车辆停靠的位置、人员的活动还是能看出来的。 在画面里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天晚上9:26，大货车慢慢地停靠在路边，双闪灯一明一暗地跳着。9:37，有人拿着手电筒从车上下来，沿着路边往回走。那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一晃一晃的，渐渐远去。到了晚上10点钟，拿着手电筒的人又返回来，上了车。之后，大货车发动，开走了。 的确，这驾驶员和这车主没撒谎，他们还真返回来看了看。 但是啊，他们回来的时候，120已经把伤员拉走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条空荡荡的公路，和地上被雨水冲淡了的暗红色痕迹，也许看到了，也许没注意。 事已至此，肇事车辆虽然找到了，但是办案民警却并不轻松啊。 在事故中受伤的行人，究竟是如何被撞伤的，很难查清楚啊。因为这起事故太反常了。 那么都有哪些反常的情况呢？ 当天天气那么恶劣，暴风雨来临之前，大风呼呼地刮，那吹在脸上跟小刀子在那拉似的。一个行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么偏僻的事故现场？102国道那段，两边都是荒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近的居民区也得走二十分钟。大晚上的，又是那种天气，正常人谁会出现在那儿？ 事故发生之后，为什么他的家人又迟迟没有出现呢？ 民警在医院就了解到一个情况：120急救车把伤者接到医院之后，医生在进行抢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就打通了伤者家人的电话。电话里，对方听说人出事了，语气却出奇地平静，只是问了句“在哪个医院”，就挂了。 当家属赶到医院的时候，伤者已经死亡了。 一般来说啊，家属过来之后，看见亲人这么凄惨地离开人世，那得是哭天抢地啊，他这心里接受不了啊。你也得赶紧联系交警处理事故啊。可是这个伤者的家属来了，很冷静地办了一些必要的手续就走了，也没有联系交警处理事故。 人命关天呐，为什么家人表现得这么反常呢？ 为了解开这些疑点，专案组的民警决定重新梳理案情。 事故当天晚上啊，赶到医院的民警呢也第一时间查看了死者张某的尸体，提取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和手机。身份证显示死者姓张，34岁，是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 民警这时候拿过来他的手机，打开看看吧，有没有跟谁联系啊？这通话记录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这一看，还真有异常情况啊。 通讯录上只有两个手机号。 只有俩人呐！ 各位，您翻翻您的通讯录上有多少人呐？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少说也得几十个吧？就算你再怎么不爱社交，好歹家人、父母、兄弟姐妹，那也得有好几个吧？ 只有两个人。你就再没有朋友，好歹有家人吧？是吧？你在社会上生活，你好歹有一些社会关系吧？这太不正常了。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两个人？ 再分析这俩人吧，一个姓杨，还有一个呢上面写的不是名字，而是写着“妻子”。 难道死者生前谁也不认识？全世界70多亿人，谁都不认识？就认识这姓杨的男的，还有自己的媳妇？自己的爹妈、什么兄弟姐妹都不认识？那可能吗？ 民警在疑惑之下，立刻就和这通讯录上的俩人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上午呢，这一男一女就来到交警大队了。女人来了就说：“我是他的妻子。”那么这男的呢，自称是张某的表哥，姓杨，叫杨某峰。 民警看到他俩的表现，哎呦这心里啊更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妻子，一个是表哥，这都是家人呐。看见家人死这么惨，他们既没有感到意外，说话的时候呢一点也不悲伤啊，特别平静，就跟没事人似的。那位妻子全程没有掉一滴眼泪，说话条理清晰，仿佛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位表哥呢，翘着二郎腿，偶尔还笑一下。 民警心里就犯嘀咕了，这正常吗？ 民警呢就开始问他们，张某为什么从葫芦岛来到山海关呢？ 妻子啊就给了民警一个看似挺合理的解释。她说呢：“我俩打架了，然后他来山海关旅游散心了。” 嗯，夫妻吵架，丈夫赌气出门散心，倒也说得通。可问题是，散心不往景区去，往那荒郊野岭跑什么？ 当两个人接受完询问之后，要离开的时候，民警呢多留了一个心眼，看看他们哎，到底是怎么走的，去哪。 这时候就看见他们呢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当时民警这么一看，嘿，这家人挺有钱啊，开奥迪来的。而且车牌照是“苏”，也就是江苏省的车辆。一个葫芦岛的普通家庭，开着一辆江苏牌照的奥迪，这又是个疑点。 事故地点是人迹罕见的荒郊野外。据家属说，死者是一个人来山海关旅游的。各位，哦，来旅游来了？马上下大暴雨，那大风已经呼呼刮上了，那不去景点里边玩去，来这荒郊僻岭的，他干什么来呀？啊？他是葫芦岛人呐，这个位置本地人都很少去。 而且张某也没有交通工具，他怎么到的现场呢？自己一个人压马路压到这儿来了？那他得多有力气啊？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呢再次查看了事故现场附近的那处监控探头，通过监控画面仔细查看了事故发生之前的状况。 画面上呢，并没有行人路过。 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者不是步行到现场的。 那么他是怎么来的？毫无疑问呐，有交通工具啊！ 那他是坐哪辆车来的呢？ 民警啊就又开始搜索更早时间的监控画面。把时间轴往前拉，拉到事故发生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帧一帧地看。 果然查出新的情况了。 录像显示，事故发生前的晚上8:46，一辆小轿车出现在事故地点附近，最终呢停在了一个岔路口。在这个路口南侧呀有那么一个小路口，但是进不去机动车，就是平时农村里边大伙下地走的那种小路、小土路。 那么，这辆小轿车跟后来发生的交通事故究竟有没有关联呢？ 因为这辆车呀，停了有半个小时。就停在发生事故的这一侧的道路上，位置恰好能看到坡顶那段路面。 带着这疑问，民警就接着看。 晚上9:11左右，从车上呢下来一个人。摄像头离车辆很远，加上有大风呼呼啦啦，画面很不清楚，民警呢也没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者张某。但是明显这人出来之后啊，画面上有闪光，那种小红光，一闪一闪的，这代表什么呀？代表他下来抽烟来了。 一根烟的时间，大概五到七分钟。他抽完烟，又站了一会儿，然后…… 到了晚上9:18，也就是7分钟之后，这辆小轿车从岔路口开了出来，随后就开进了马路对面没有厂门的一个汽修厂的院子。 几分钟之后，肇事的大货车可就出现在了公路上。随后，事故就发生了。 据此判断，受害人张某应该是从那辆小轿车上下来的。因为这辆车停了有半个小时，时间点完全吻合。 事故发生之后，晚上9:25，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来到了事故现场。他呢看见道路中间躺着人，就把电动车呀挡在了这伤者的西边，打开车灯，又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挥舞，提醒过往的车辆进行避让。事后证实，就是这个年轻人拨打的急救电话。 可是，让民警疑惑的是，在事故发生10多分钟以后，停在汽修厂的这辆小轿车就离开这了，向着东北方向，一踩油门，呜啦一下可就走了。 通过实地调查，民警发现，在小轿车停留的这个地点，能够清晰地看见整个事故现场。也就是说，当时开这辆小轿车的人，是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生。 那么这疑点就太大了。 可以断定，先前从小轿车里出来的，就是后来受伤死亡的张某。为什么同乘一辆车，这驾驶员目睹事故发生不管不问呢？为什么这么冷漠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事件的疑点呐越来越多。想查明真相，必须得找到在暴雨来临之前出现在现场附近的那辆小轿车。 但是大晚上的，又是那么个天气，监控视频那么模糊，不确定这车是什么车型，也不确定这车是什么牌照。 警方呢继续通过沿路的卡口监控来追寻车辆的轨迹。当追查到光线比较好的一处卡口的时候，画面变得清晰起来了，小轿车的特征那是一清二楚。 这是一辆号牌为“苏L”的黑色奥迪轿车。 等一下，“苏L”？江苏牌照的奥迪？ 民警脑子里“嗡”的一下，刚才来交警队的那两个人，开的不也是江苏牌照的奥迪吗？ 那么，赶在暴雨之前来到现场的这辆黑色奥迪轿车，和那张某的妻子孙某还有那表哥杨某峰开过来的那辆奥迪车，是不是有关联？是不是同一辆车？ 民警再一分析视频，发现呐，开着这辆到现场的奥迪车的，正是张某的那个表哥，杨某峰。 原来，张某是被自己的表哥送到现场的，之后就遭遇了事故。 那么这背后会是巧合吗？哪来那么多巧合呀？ 随后，民警对奥迪轿车的行驶轨迹展开了深入排查。调取了这辆车在秦皇岛市范围内所有能拍到的卡口照片、路面监控，一辆一辆地比对，一条路一条路地捋。 发现这辆车从上午就从葫芦岛沿着高速来到秦皇岛，从秦皇岛的东口下的高速。在当时的监控画面里，副驾驶坐的这人和死者非常相似，同样的体型，同样的穿着。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事故发生前连续两天，秦皇岛呢都是阴雨天气。这辆黑色奥迪轿车呀，哎也不是玩的，也不到什么正儿八经的地方，就在秦皇岛市周边来回来去地转，经常出现在一些偏僻的、本地人都不会去到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废弃的厂房门口，断头路的尽头，河堤上的土路，这些地方，监控覆盖面少，人迹罕至。 民警就觉得，这杨某峰一定是在筹划着什么。 在事故当天呢，这辆奥迪车驶下高速公路以后，还围着秦皇岛市绕了整整一圈，最后停在了山海关区的一家宾馆前面。也就是说，他们提前到了，在附近住下了，等到晚上才动身去了那个路口。 查出来了这辆车了，也看了他的行动轨迹了。警方认为这车太不对劲了，于是又重新回到了当时那辆小轿车停的那个小土道那进行勘察。 这回查的是一寸一寸，一厘米一厘米地在那查。 虽然事故过去几天了，尽管又经过了暴雨的冲刷，大部分的痕迹物证都没了。不过呀，警方经过细心的搜索，还是有了重大的发现。 民警蹲在路边，戴上白手套，拨开杂草，一寸一寸地往前搜。那土路窄得很，两边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草叶上还挂着昨夜的雨水。阳光照下来，草丛里亮晶晶的。 忽然，一个民警的手停住了。 他在一丛杂草的根部，发现了一个东西。那东西不大，白色的，塑料材质，沾着泥巴，半埋在土里。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用手套擦了擦表面的泥， 这是一个医疗用品。 具体来说，是一个引流袋的接口，还连着一段细管。这种东西一般医院里才有，普通人家里很少见。 民警立刻就想起来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尸检的时候，曾经发现死者张某身体上有一个“窗口”，那是一种医学上的造口，一般是某些疾病手术后留下的。 如果说这个医疗用品和死者身体上的窗口存在关联的话，那是不是又能说明什么呢？ 经过相关部门给警方提供的帮助，这个医疗用品呢很可能就是从死者身上摘下来的医疗用品。经过比对，型号、规格、生产批号都对得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在事故发生之前，张某就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做了准备了。他特意把这个东西从身上取下来，留在了路边。为什么？怕撞的时候造成二次伤害？还是说……这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哎，既然做了准备，他又怎么会义无反顾地去死呢？ 为了找到更多信息，民警尝试通过汽修厂的监控查找新线索。那个汽修厂的院子就在马路对面，奥迪车曾经开进去停过一段时间。如果汽修厂的监控能拍到什么，也许能有突破。 但是啊，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没有什么新进展。汽修厂的摄像头只对着大门口和车间，拍不到院子里靠墙的那一侧。 当民警准备离开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汽车修理工，姓李，大伙都叫他小李。 小李正在给一辆车换轮胎，看见民警在院子里转悠，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是查那天晚上那个事故的吧？” 民警一听，立刻停下了脚步。 小李说：“出事那天呐，正好我一朋友也是开大货车的，就跟在他们那车后边。” 得到这个消息，民警那是如获至宝啊。赶紧让小李联系那个朋友。 小李呢赶紧就联系上了那开大货车的朋友。电话那头，那个司机说愿意配合。很快，这位亲眼见过事故过程的证人就赶到了交警大队。 目击者说：“那天晚上我开车跟在那辆大货车后边，离得不远。我就看见路边有个人，突然就从路肩上冲出来了，直直地朝着大货车的方向跑过去，一点都不带犹豫的。那感觉……感觉就是故意的，就是奔着车去的。” “你确定他是冲出来的？”民警追问。 “确定！不是不小心走出来的，也不是被推出来的，就是自己冲出来的。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人完了。” 随后大货车就撞上了。给人的感觉，这是故意撞上的。 听了这目击证人的说法，民警更加肯定这起交通事故就是人为制造的。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张某的表哥杨某峰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专案组决定，派民警到死者张某的居住地，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进行更全面的调查。 两名民警驱车北上，沿着京哈高速一路往东北方向开。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玉米地，过了山海关，就进了辽宁地界。葫芦岛是个海滨城市，不大，但很安静。 到了龙港区，民警首先走访了各大医院。如果张某患有某种疾病，那他一定在当地留下过治疗记录。他们跑了葫芦岛市所有的三甲医院、区级医院，甚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阅了最近两年的住院和门诊记录。 结果呢？在葫芦岛所有的大型医院，都没查到张某的救治记录。 可身上的创口又说明张某患有疾病，那可不是小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病。可是在葫芦岛的医院又没有他的治疗记录。这就奇了怪了呀。 这时候啊，民警想起了一个细节。 在案发之后第三天，张某的妻子孙某、表哥杨某峰，还有孙某的一个女性朋友，曾经到过尸检中心。当时孙某看见丈夫遗体，哎，很冷静啊，一点反应也没有。就是站在那儿，看了看，然后转过头说“可以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眶都没红一下。 但是跟她一起来的那个朋友，情绪很激动，哭得不行，甚至需要别人搀扶。感觉这个女的比孙某更像是张某的妻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民警就怀疑啊，这个遭遇事故的家庭一定有问题，情感上肯定是有什么纠葛。 警方呢就想查查这张某的婚姻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在当地民政局调查取证之后，就发现了惊人的内幕。 张某2015年和一个姓谢的女人离婚了。两年之后，2017年6月16号，和现任妻子孙某组成了家庭。 而再一查，孙某的这个民政局的登记档案，哎，发现孙某的前任丈夫竟然是张某的表哥杨某峰！ 杨某峰是2017年6月14号离婚的，两天之后，妻子孙某就跟张某结了婚了。 也就是说，这孙某不仅是张某的妻子，还是张某的前表嫂。这表哥跟表嫂离婚两天之后，这表嫂可就跟表弟结了婚了。 听着就这么乱乎啊。 那么这几个人闪电般的离婚、闪电般的结婚，为什么呀？这婚姻肯定不对劲。 更不正常的是，和张某离异的那个谢女士，就是出现在尸检中心的那位所谓的“孙某的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是孙某的朋友，而是张某的前妻！ 这一切到这儿似乎就要真相大白了。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案情逐渐清晰起来。这起交通肇事案背后，一定是有着更大的阴谋。 一般交通肇事案子，家属都是找车，然后问问交警破没破案、让什么车给撞了。但他们这家属来了呢，不提这事，就问警方“什么时候给认定书啊？”“什么时候给事故处理的通知书啊？” 民警就怀疑，杨某峰和张某等人呐，是不是想通过碰瓷来制造一起交通事故？ 可通过后期的排查，似乎也不是。感觉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大货车的赔偿，不是为了讹诈大货车。那冒这么大风险自己去撞大货车去，你图什么呀？ 接着查吧。 终于查到了，张某曾经在北京某家医院进行过治疗。民警联系了那家医院，调出了张某的病历。病历显示，张某患有一种慢性疾病，虽然不致命，但需要长期管理。更关键的是，医院方面透露，张某在治疗期间，曾经有人专门来咨询过商业保险的理赔事宜。 哦，原来作案动机不在大货车上，而是在这一份大额的人身意外保险上！ 联系保险公司，这一查，不得了。 张某和孙某结婚之后不到一个月，分别投保人身意外保险，多少份？十一份！不同公司，不同险种，保额叠加起来，如果按意外身故理赔，总金额高达一千六百多万元。 保险受益人是谁？全部是张某的现任妻子，孙某。 葫芦岛的侦查小组带着这么多的线索返回了秦皇岛。专案组判定：杨某峰他们制造交通事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不法经济利益。这个人有这么多的反常行为，这可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了。 所以警方把这个案子就移交给了秦皇岛市公安局山海关分局刑侦大队。 这时候啊，交警大队接到了葫芦岛刑侦部门打来的电话。他们呢，也想了解张某的情况。 那张某到底之前在葫芦岛做了什么事，怎么也引发了葫芦岛警方的调查呢？ 原来啊，早在2017年7月份，葫芦岛市保险行业协会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情。保险企业赔付的几个重病医疗保险，都是同一种疾病，并且这些人员全部集中在一个地点，就是葫芦岛市龙港区。 保险公司内部发现不对劲了，就跟刑警大队报案说明了这个问题。警方呢就开始进行侦查。 一调查就发现，这些投保业务的办理人都是同一个人，都是杨某峰，还有杨某峰的妻子，呃，可以说是前妻吧，就是张某的现任妻子孙某。都是这俩人办的。 杨某峰投保的人呢，很多都得了重病了，赔偿的数额呀都很大。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葫芦岛警方还发现，这些投保的人里，只有一个姓张的，就是张某，真正患有疾病，进行过治疗。其他人呢？体检报告造假、病历造假，全都是虚构的疾病。 到张某家里调查，发现和前妻已经离婚一年了。 随着葫芦岛市警方的深入调查，他们就得知了秦皇岛公安机关也调查过张某、杨某峰还有孙某的情况，也发现了几个人闪电离婚、闪电结婚、大量投保的事实。就发现死者张某6月份到7月份之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投了十几份人身意外险。金额，全赔的时候，应该是能够拿到1,600多万的赔偿金。 如果是发生意外，那么这一下1,000多万可就到了手了。 这么一来，警方就判断，张某的行为背后，这是个长期作案的诈骗团伙，而为首的就是杨某峰。 葫芦岛市公安局龙港分局的民警寻找机会，迅速控制了杨某峰。 到案之后啊，杨某峰也交代了：从2015年4月份到案发之前，伙同十几个社会闲散人员，诈骗保险公司160多万。 当民警询问杨某峰张某去向的时候，杨某峰却一直说不知道张某去哪了。 为了调查张某的情况，葫芦岛龙港分局这才和秦皇岛市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秦皇岛的警方呢也就说了，说张某啊已经死了，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这时候双方警方这么一对，哦，这背后可是个惊天大骗局！ 得到秦皇岛警方提供的证据之后，龙港分局的民警又提审了杨某峰。 这回，他终于说了实话。 他说：“张某啊，到山海关是我带他去的，并且整个车祸是我们俩一起导演实施的。” 杨某峰交代，这场车祸实施之前呢，他特意看了秦皇岛的天气预报，专门选一个恶劣的天气。事故当天，他们感觉大暴雨马上就要下下来了，这才开始作案。“希望暴雨能掩盖住我们这点事。” “可是啊，谁能想到你们公安民警这么执着。我们费尽心机没用啊！” 这话说出来，审讯室里的民警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这事查清楚之后，最终认定这不是交通事故啊，这是一种故意行为啊。 那么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位司机师傅呢，哎，也就免受一切损失了，算是还给人家一个清白了。 最终，这起交通肇事案演变成了巨额保险诈骗案，案件也得以成功告破。 不过，张某为什么会选择一辆大货车主动地撞了上去？他的这个心理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随着张某的死亡，已经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了。 其实无外乎也就两种原因吧。 第一个，张某心大啊，就想着让货车撞一下，自己呢也死不了，伤的重点就重点吧，能拿到1,000多万呢。不过没想到撞猛了，结果呢人没救过来。 第二种情况，就是因为张某自身有病。那他会不会是想着：反正我也命不久矣了，就用我这条命换来一笔巨款，让我的家人们能够踏踏实实地享受后面的美好生活？ 这也是有可能的。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第278章 天残杀13人，河北连环杀人狂魔覆灭记 2003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晚一些。 大年正月初三，冀中平原上还笼罩着浓得化不开的节日气氛。藁城市南董镇南大张村的巷道里，偶尔还能听见零星的鞭炮声，那是谁家孩子从年三十剩下的存货。红彤彤的对联贴在每家每户的门框上，“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空气里飘着炖肉的香气，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着炊烟，妇女们围在灶台前忙活，男人们则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街上追逐嬉戏。 这年春节，庄稼人过得还算踏实。虽说前两年粮食价格不太景气，但好歹风调雨顺，地里的收成凑合能糊口。滹沱河滩上的蔬菜大棚，这几年成了不少农户的额外进项，谁家要是种上两棚反季节蔬菜，到了开春准能卖个好价钱。 南大张村的刘华钗，这天下午送走了来串门的亲戚。亲戚是县城来的，带了点儿年货，坐了一个多钟头，喝了杯热茶就走了。刘华钗站在院门口，目送亲戚的自行车消失在巷子尽头，这才转身回屋。他媳妇正在堂屋里拾掇碗筷，见他进来，随口说了句：“大棚那边好几天没去看了，志虎子大爷一个人在那儿守着，你不过去瞅瞅？” 刘华钗一听，也觉得该去看看。他那个蔬菜大棚建在滹沱河的河滩上，离村子大约三华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平时有个本村的老汉帮着照看，老汉大号叫什么，村里人知道的倒不多，大伙都管他叫“志虎子”。志虎子那年七十四岁，身子骨还算硬朗，一个人住在大棚旁边的小屋里，白天帮着看看棚，晚上就在那儿过夜。 刘华钗套上那件半旧的军大衣，把拉链一直拽到下巴颏，又从门后摸了一顶棉帽子扣在头上。媳妇追出来喊了一句：“早去早回，天黑了冷！” “知道了。”他应了一声，推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出了门。 从村子往河滩去的路，是条土路，坑坑洼洼的，骑自行车得小心着点儿，不然准得颠散了架。两边的地里光秃秃的，冬小麦还没返青，灰绿绿的一层趴在地皮上。远处滹沱河的河床裸露着，干涸的河滩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刘华钗骑了大约一刻钟，远远地就看见自家的大棚了。那一片白色的塑料薄膜在灰黄色的河滩上格外扎眼，像一块巨大的补丁贴在大地上。 可他越骑越近，心里却渐渐生出一丝不对劲来。 大棚的塑料薄膜，靠东边那一面，被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窟窿，黑黢黢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豁开了似的。风从那个窟窿灌进去，薄膜呼啦啦地鼓着，像一面破旗在风中挣扎。 刘华钗皱了皱眉，心里头埋怨起来：这志大爷怎么这么不小心，棚破了也不补补，夜里寒气进去，苗子还不得冻坏了？ 他又往前骑了几步，目光不经意地扫向旁边那间小屋。这一看，心里头又咯噔了一下，小屋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碎碴子挂在窗框上，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砸进去的。 刘华钗把自行车支在路边，喊了一声：“志大爷！” 没人应。 他又提高了嗓门：“志大爷！志虎子大爷！” 风从河滩上刮过来，把他的声音吹散了。四野里一片寂静，只有风刮过枯草发出的沙沙声。 刘华钗心里头开始有些发毛了。他走到小屋门前，伸手一推，那扇薄木板钉成的门纹丝不动，从里面反锁着。 不对劲。 志大爷平时白天从不锁门，这老头儿在这儿看了好几个月的大棚，刘华钗来过不知道多少回，哪回不是一推门就进？今儿这是怎么了？ 刘华钗绕到窗户边上，那个碎了的玻璃窟窿足够大，他把脸凑过去，抬手遮住刺眼的阳光，往里头张望。 就那么一眼。 就那一眼，刘华钗只觉得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顶，又从头顶一下子降到了脚底板。他两条腿像被人抽去了骨头，身子一软，差点儿没跌坐在地上。 志虎子俯卧在屋里的泥地上，脸朝下，一动不动。在他身子底下，有一摊已经凝固了的血，黑红黑红的，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令人心悸的光泽。 刘华钗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河滩上骑回村子的。他只记得自己一路上蹬得飞快，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可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疼。脑子里嗡嗡的，全是志虎子趴在地上的那个画面。 他冲进村委会的时候，腿还是软的，声音都在发抖：“报……报警……快报警……志大爷……死了……” 藁城市公安局的警车，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开进了南大张村。 警灯在灰蒙蒙的天底下闪烁着，却没有拉警报，大概是怕惊扰了还在过年的人们。可村子里的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三三两两的聚在路边，低声议论着，脸上都是惊疑不定的神色。 “志虎子？那个看大棚的老汉？” “可不是嘛，听说让人给打死了。” “谁干的？抢东西了？” “谁知道呢……大过年的，造孽啊……” 刑侦技术人员在志虎子的小屋里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勘查灯把那个逼仄的空间照得雪亮，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法医蹲在尸体旁边，仔细地检查着伤口，不时低声和旁边的助手说几句话。 现场的勘察结果，在天亮之前就出来了。 志虎子是被人用斧头猛击头部致死的。凶手至少击打了三下，每一下都用了很大的力气，颅骨碎裂，惨不忍睹。老人的衣兜被翻了个底朝天，里面的东西，大概也就几十块钱的零碎，被搜刮一空。床上更是一片狼藉，被褥被翻得七零八落，枕头被扔到了地上，像是被什么人仔仔细细地搜过一遍。 法医通过尸检进一步推断，志虎子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当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之间。也就是说，凶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 “抢劫杀人，特征很明显。”负责此案的刑警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凶手应该是趁受害人不备下的手。作案工具是就地取材，那把斧子就是小屋里的。” 可接下来的调查访问，却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附近的村民都说，那天上午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河滩附近转悠。也是，大过年的，谁没事往那荒凉的河滩上跑？ 案件陷入了僵局。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正月初六，二月六日的上午，藁城市连州镇东街的一个苗圃小屋里，又一名中年妇女被杀害了。 案发现场同样位于滹沱河的河滩上，周围种着一大片果树，冬天里光秃秃的，枝丫交错，像一幅沉默的素描。苗圃南面距离藁城县城大约两华里，北面距离无极县界只有一百米，一百米，也就是从村子这头到那头那么远。 死者姓张，四十七岁，是无极县人，被雇来看护这片苗圃的。她来这儿干活还不到两个月，平时一个人住在苗圃的小屋里，和村里的人来往不多。 现场的惨状，和志虎子案如出一辙，钝器击打头部致死，床上被褥被翻动过，衣物散落一地，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两起命案，相隔仅仅两天。 藁城警方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同样位于滹沱河滩，同样是看守田地的老人，同样是钝器击打头部，同样是被翻动过的现场，这绝不是什么巧合。 可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新的噩耗又来了。 正月十一，二月十一日的下午，毗邻的无极县公安局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凝重：“在滹沱河滩无极和藁城交界的地方，两名看树苗的老人被杀害了，你们赶紧过来。” 藁城警方立刻驱车赶往现场。两地的刑侦人员会合后，一起进行了勘查。 现场位于无极县境内，死者是一对老夫妻，男的七十九岁，女的六十四岁。两个人都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的，和之前的两起案件一模一样。炕上的被子被翻得乱七八糟，炕席都被掀了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老两口的儿女从附近的村子赶过来，一看见父母的遗体，当场就哭得瘫倒在地。那个场景，在场的人没有不动容的。大过年的，谁家能想到会遭这样的祸事？ 作案手段、案发地点、侵害目标，所有这些，都和藁城的前两起案件惊人地相似。两地警方当即决定，主动联手，并案侦查。 可这案子，远远没有到头。 正月十四，二月十四日的下午，藁城市土山村的一个村民跌跌撞撞地跑进派出所报案，说他父亲耿某已经失踪整整六天了。这个村民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眼睛里全是血丝：“我爸六天没回家了，打听了所有人都说没见过他，肯定是出事了！” 民警问他：“你父亲最后可能在哪里？” “他在城区那边有个废品收购站的小屋，平时有时候会在那儿过夜。我去找过了，门锁着，敲也没人应……” 民警立刻带着这个村民，赶到了位于石黄高速公路南侧、藁城旧城墙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那片地方偏僻得很，周围都是荒地，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墙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字。 小屋的门上挂着一把铁锁，看起来完好无损。民警用工具把锁撬开，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着腐败的气息，从屋子里扑面而来。 耿某仰面躺在外屋的地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民警上前掀开被子，死者脑部的颅骨明显塌陷了下去，像是被什么重物砸过。地上有拖拉的痕迹，从外屋一直延伸到里屋。 民警小心翼翼地走进里屋，眼前的一幕让见惯了各种场面的老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炕上、墙上，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暗红色的，已经干了，像是一幅狰狞的抽象画。被子全部堆在地上，乱七八糟的。 民警蹲下来，捏住被子的一角，缓缓掀开。 被子下面，竟然是两具尸体。 三具。 这个小屋里，一共躺着三具尸体。 经过辨认，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认。一个是石某，男，四十七岁，衡水市人，在藁城收废品为生，是这个小屋的主人。另一个是尚某，男，六十四岁，藁城市东街人，也是以收购废品为生。加上耿某，三个人都是被钝器打击头部致死。 屋里凌乱不堪，到处都被翻动过，抽屉被拉了出来，柜子被撬开了，连炕洞都被掏了一遍。尚某平时用来收购废品的那辆三轮车，也不见了。 民警立即在周边展开访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很快浮出水面， 据附近的人回忆，二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也就是正月初六的傍晚，石某和尚某两个人曾经在小屋里一起喝酒。有人看见他们买了花生米和白酒，有说有笑地进了屋。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两个人。 而耿某，则是在二月八日下午出现在这个废品收购站的。那天下午，耿某在城区的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卖废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那男子三十二三岁的样子，身材偏瘦，穿着深色衣裤，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织的无檐帽。 那个男子拦住耿某，说：“我有废品要卖，你跟我去拉一趟。” 耿某信以为真，就跟着他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那个男子独自一人骑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车上装了一些废铁和旧书报。他把废品卖了，拿着钱，骑着三轮车向东边走了，很快就消失在暮色里。 当天晚上，民警在城区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某丢失的那辆三轮车。收购废品的人说，是一个外地人来卖这辆车的，还留了一张字据。那张皱巴巴的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 “今证明卖三轮车一辆，45元整。2003年2月8日。” 字写得很难看，像是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写的。 民警据此判断，卖车人，就是作案人，就是凶手。 凶手在二月六日下午杀害了石尚二人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潜伏在当地。两天后，他又把耿某骗到那个小屋里杀害了。 六天之内，四起命案，六条人命。 整个藁城警方的神经，绷到了极限。 二月十六日，正月十六。 按照北方的习俗，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十六这一天，年才算真正过完。家家户户开始收拾过年的东西，该拆的拆，该收的收，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忙碌的春耕。 可藁城警方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 这天上午九点，河北省公安厅和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领导赶到了藁城市，正在听取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汇报。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墙上的黑板用粉笔画着案发地点分布图，一个个红叉触目惊心。每个人都熬得眼睛通红，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汇报刚进行到一半，会议室的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了。 一个民警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怎么回事？”主持会议的领导皱起了眉头。 “报……报告……又出事了……”那个民警的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307国道……五里庄路段……大碗居小吃部……一家六口……全死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有那么几秒钟，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然后，会议室炸开了锅。 省厅的领导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翻倒，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市局的领导抓起桌上的帽子就往外走，边走边吼：“所有人，立刻出发！” 十几辆警车拉响了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案发现场。 307国道藁城市城西五里庄路段，大碗居小吃部。 那是一个路边常见的简陋饭馆，红砖砌的平房，门头上用油漆写着“大碗居”三个字，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门口挂着过年贴的红对联，上联“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财源茂盛达三江”，横批“恭喜发财”。对联合辙押韵，透着庄稼人对好日子的朴素期盼。 可谁能想到，这竟成了这家人的挽联。 民警们冲进小吃部的时候，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店主梁某，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被杀死在前厅的地上。她身上还穿着那件过年做的新棉袄，枣红色的，本应喜庆的颜色，此刻却被鲜血浸透，变成了一种令人心悸的黑褐色。她倒在饭桌旁边，桌上一碟花生米、半瓶白酒还在，仿佛上一秒她还在招呼客人。 她的丈夫李某，死在了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台阶上全是血，他像是从上面滚下去的，又像是被人拖下去的，身子歪歪扭扭地靠在墙角，脑袋上有一个深深凹陷下去的伤口。 而一楼西侧的卧室里，是最让人心碎的一幕。 四个孩子，全部被杀死在床上。 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是这家的大女儿。最小的才十三岁，是个男孩，长得虎头虎脑的，过年还理了个新发型。另外两个，一个是二女儿，一个是侄女，都是花一样的年纪。 四个孩子整整齐齐地并排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一样。可她们再也醒不过来了。每个人的头部都被钝器猛击过，枕头上、被褥上、墙壁上，到处是喷溅的血迹。 床头的柜子被打开了，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被褥被掀开了一半，死者的衣兜被掏了出来，连孩子们的内裤都被翻过，凶手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像是在找什么值钱的东西。 一辆二十六型的女士自行车，也不见了。 整个现场，惨不忍睹。 大碗居的邻居说，昨天晚上还看见这家人在门口放鞭炮。大女儿帮着妈妈揉面，二女儿在扫地，男孩和他爹在门口贴福字。一家子热热闹闹的，谁能想到，一夜之间，全没了。 “这得多大的仇啊……”邻居的老太太哭着说，“连孩子都不放过……这还是人吗……” 可专案组的分析表明，这根本不是什么仇杀，而是纯粹的图财害命。凶手和这家人素不相识，之所以选择大碗居，不过是因为它开在路边，容易下手，也容易逃跑。 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六，短短十四天时间，杀人恶魔游移不定，疯狂作案六起，十三条人命惨遭毒手。 整个藁城，整个无极，乃至整个石家庄，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夜不闭户，不对，是夜不敢闭户，又怕又怕，索性整夜整夜地亮着灯。看大棚的不敢再看大棚了，看苗圃的不敢再看苗圃了，废品收购站的小屋空了，路边的小饭馆也关了门。太阳一落山，街上就看不见人影，家家户户大门紧锁，连狗都不敢叫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案件的严重性，很快上报到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公安部的领导相继作出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还社会以安宁！ 藁城市公安局迅速行动起来。机关民警全部下到派出所和刑警中队，由领导亲自带队，围绕案发现场，逐村、逐街、逐户、逐人地进行调查走访。那个阵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每一个民警都领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所有案发现场的位置，他们需要把以现场为中心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每一户人家都走一遍，问一遍，记一遍。 技术人员则对六个案发现场逐一进行反复的勘查。他们趴在地上，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不放过任何一根头发、任何一枚指纹、任何一滴血迹。垃圾堆被翻了个底朝天，墙角旮旯里的每一个烟头都被捡起来装进了证物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侦查人员就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途径路线和销赃地点，寻找到了数名目击证人。最关键的一条线索是，大碗居小吃部附近的人反映，从二月三日到十五日，小吃部里曾经住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人。 “那个人很瘦，”一个目击者说，“穿着深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织的无檐帽。他不太爱说话，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怎么出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谁也不搭理。” “他饭量特别大，”另一个人补充道，“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或者一大盆面条。看着像是好久没吃过饱饭的样子。” 专案指挥部综合这些情况，对凶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男性，三十来岁，身高一米六八左右，体态偏瘦，长脸，尖下巴。经济条件较差，应该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图财为目的，凶狠残暴，手段残忍。春节期间租住在路边店，毫无顾忌地连续作案，应该是流窜作案，独身一人，不排除有心理变态的可能。 “这个人，”专案指挥部的负责人在分析会上敲着黑板说，“应该是一个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收入、没有社会关系的外来人员。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他也不在乎任何一个地方。对他来说，杀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基于这个分析，专案指挥部确定了侦查方向，以案发现场为中心，以藁城、无极、正定、石家庄市区以及沿着307国道的晋州、辛集为重点，以藁城西北部和石家庄市区为主攻方向，从排查外来人口入手，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有针对性的调查。 协查通报印发到了全省每一个派出所，悬赏公告贴满了大街小巷。举报电话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群众提供的线索源源不断地涌来。 与此同时，从邯郸到秦皇岛，从沧州到张家口，全省各地的公安机关按照专案指挥部的部署，对小旅馆、路边店、车站码头、出租房屋和用工单位等嫌疑人易于藏身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清查。交通要道上设了卡，过往车辆和人员逐一盘查。所有的警力，全部投入到案件的协查中。 一张缉捕犯罪嫌疑人的大网，在燕赵大地全面铺开。 从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几天时间，专案民警就分析处理了线索上千条，辨认照片一百六十多张。每一条线索都要核实，每一张照片都要比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可让专案指挥部感到严峻的是，尽管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刻画，尽管线索纷至沓来，可真正能让案件取得重大突破的线索，始终没有出现。 这个疑犯究竟是哪里人？姓甚名谁？逃向了何方？一切都扑朔迷离。 专案组的民警们熬得双眼通红，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方便面盒子堆成了小山。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可案子就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转机，出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语言特征的分析上。 专案指挥部通过技术手段，对目击者描述的凶手口音进行了反复辨别。那些和凶手有过接触的人，有的说他是东北口音，有的说他像河北北部的人，有的说他说话带点儿“儿化音”，莫衷一是。 技术人员把多种方言的录音样本逐一比对，最终得出了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犯罪嫌疑人操着东北口音，极有可能来自东北三省或内蒙古东部地区。 专案指挥部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把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人员圈入排查重点。 二月二十六日，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出现了。 专案技术人员再次对大碗居的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这一次，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现场垃圾堆上。那堆垃圾里有吃剩的饭菜、碎酒瓶、烟头、废纸，混杂在一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技术人员蹲在垃圾堆旁边，戴上手套，一点一点地翻检。 突然，一个人的手停住了。 他从垃圾堆里拈起几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有手写的字迹。纸片被油污浸得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石家庄圣洁家政服务部”。 这几个字，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道光。 专案指挥部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抄写这几个字？他是不是在这个家政服务部打过工？或者想去那里找工作？ 排查的焦点，一下子就聚焦到了石家庄市区。 石家庄市公安局立即下达死命令，对全市所有的家政、保洁、搬家公司以及浴池、小旅馆等地，一处不落地进行过筛子。哪个辖区出现漏洞，就追究哪个辖区的责任！ 二月二十七日，桥西公安局率先找到了“石家庄圣洁家政服务部”。 那是一家开在居民楼底商的小门面，门脸不大，玻璃门上贴着“家政服务”四个红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说话快人快语。 民警拿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问她：“这个人你有没有印象？” 老板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这人……好像在我这儿打过工。” 民警的心跳加快了：“什么时候的事？” “让我想想……”老板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今年一月二十一号，正月初几来着？对，腊月二十左右，有个自称叫刘强的男的来我这儿打工，操着东北口音，说想找个活儿干。” “他有身份证吗？” “没有。我问他，他说丢了，还没来得及补。我看他可怜，就让他留下了。”老板叹了口气，“谁知道这人干活儿是真不行。力气倒是有，可让他擦个玻璃都擦不干净，东一道西一道的，跟猫洗脸似的。饭量还特别大，一顿能吃八个馒头，或者一斤半的面条，我们都叫他‘饭桶’。” “他就干了五天，”老板继续说，“腊月二十五那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他辞了，给了他五十块钱工钱。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嘟囔了几句，我也没听清他说什么。” “后来呢？他后来又回来过吗？” “回来过两次，说要借住一宿。我看天冷，就让他住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他又来了，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民警又找到了家政服务部的其他工人。一提起“刘强”这个名字，几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那个人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性格特别孤僻，不爱跟人说话。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饭，他就一个人端个碗蹲在墙角吃，谁也不理。” “他自称是吉林四平人，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一回我们开玩笑，有人说了他一句什么，他当时脸色就变了，说了一句‘谁要是对不起我，我就整死谁’。那个眼神，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瘆得慌。” “从那以后，我们都不敢跟他接近了。这人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二月二十八日，大碗居案发现场丢失的那辆女士自行车，在石家庄火车站邮政大楼的西面被发现了。车子被随意地扔在路边，车座上落了灰，看样子已经停了好几天。 专案指挥部据此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乘火车潜逃了。向南逃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石家庄火车站南下的列车最多，而且郑州是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到了郑州，往东往西往南都方便。 但也不能排除他仍然藏匿在石家庄或者周边县市的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很难预测，他可能会在风声稍微松一点的时候再次作案。 专案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坐镇石家庄，指挥市区排查加紧进行；另一路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邢台、邯郸进行督战。同时，又派出了三个专案工作组，分头赶赴郑州、太原、济南开展工作。 所有的参战民警，深感责任重大。每个人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每天二十四小时闻风而动，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线索，立刻出动。 在石家庄火车站，民警们对劳务中介所进行了逐一排查。站前公安分局的民警翻遍了中介所的登记簿，一条一条地查找，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名字。 终于，在一家中介所的登记簿上，他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找工作时留下的姓名和地址， 姓名：刘强。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长发乡长发村。 民警立即把这个信息传回了专案指挥部。指挥部马上联系吉林警方进行核实，结果很快就反馈回来了，查无此人，“刘强”是个假名。 可这个假名背后，一定藏着一个真名。 民警们继续在石家庄市区排查。清源街、火车北站、大锅村……在多处家政、保洁、搬家公司，警方都发现了这个“刘强”的踪迹和证据。他去过的地方，有的是去打工，有的是去借宿，有的是去找吃的。每到一处，他都会留下一些信息，虽然大多数都是假的，但有些细节是一致的， 东北口音，自称吉林人，身材偏瘦，饭量极大，性格孤僻，有暴力倾向。 专案指挥部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逐渐把犯罪嫌疑人的原籍圈定在了吉林省四平市一带。 三月二日，公安部在藁城市召开了案件协查会。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天津、河北等省、市、自治区的刑侦总队负责人齐聚一堂。公安部的要求非常明确，各省市统一协查，尽快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限期破案！ 缉捕的大网，从河北向全国延伸。 协查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由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大案处副处长赵宏磊、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升级、藁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率领的第二批工作组，带着刑事技术人员和多名目击证人，赶赴吉林。 三月的东北，还是冰天雪地。火车一过山海关，车窗外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片白茫茫。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呼气成冰。工作组的人大多来自河北，对东北的严寒有些不适应，可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知道，凶手可能就在这片冰天雪地的某个角落里藏着。 三月五日，石家庄市新华公安分局的民警在辖区广元路世纪家政服务中心调查时，又有了新的发现，犯罪嫌疑人去年十二月中旬曾经在此打过工，留下的姓名和地址是：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的“刘景仁”。 专案指挥部立即指令赴吉林的工作组，马上赶赴辽源。 三月五日下午三点，正在长春开展工作的工作组接到指令后，会同吉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领导，火速赶往辽源。高速公路两侧是茫茫雪原，警车在风雪中疾驰，车窗上的雨刮器不停地摆动。 辽源市公安局接到通知后，已经组织警力展开了侦查工作。 消息很快传回来了，“刘景仁”确有其人，是吉林省东辽县人，还有一个别名，叫“刘政委”，男，三十三岁。此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姑父长大。一九九一年因为盗窃罪、纵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不对，是“两千年”，这个数字显然有误，应该是“二〇〇〇年”即2000年？工作组反复核实，确认记录有误。事实上，刘景仁1991年被判刑，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被减刑，于2000年7月获释。也就是说，他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九年。 获释后，刘景仁一直不在家居住，去向不明，四处游荡。 侦查人员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组织了目击证人对刘景仁的照片进行辨认。那些在石家庄见过“刘强”的人，一看到照片，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就是他！” 由于刘景仁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抓捕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他像一匹孤狼，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游荡，没有固定的落脚点，没有固定的社会关系，谁也不知道他下一刻会出现在哪里。 针对这种情况，专案组和辽源市公安局共同研究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兵分四路，全面摸排刘景仁的社会关系和可能的落脚点。同时，将刘景仁的照片翻印后分发到各个派出所和警务站，在全市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出租房屋、工地、家政公司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 此时的辽源，仍然是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二十多度，街上的行人裹着厚厚的棉衣行色匆匆。民警们在寒风中蹲守、走访、排查，手脚冻得生疼，没有一个人退缩。 三月六日下午三点，一条可靠的消息传到了专案组，刘景仁近期在他哥哥家出现过，现正在他哥哥家中！ 消息来得突然，但专案组早就做好了准备。指挥部紧急布置警力，参战民警迅速出击。 十多分钟后，几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辽源市福山区福镇街的一处民宅外面。那是一座普通的北方民居，砖瓦房，院墙不高，院门虚掩着。 民警们迅速包围了院子。指挥员打了个手势，几名民警翻墙进入院子，悄无声息地靠近屋门。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屋里很暗，有一股酸臭的味道。炕上躺着一个人，裹着一床脏兮兮的被子，正在呼呼大睡。 民警对视一眼，猛地扑了上去。 那人从睡梦中惊醒，本能地想要挣扎，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冰冷的手铐已经扣在了他的手腕上。 “刘景仁！” “嗯……”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然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别动！我们是警察！” 刘景仁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挣扎。他顺从地被民警从炕上拽起来，套上衣服，押出了屋子。 院子里，阳光刺眼。刘景仁眯起眼睛，看了看四周，嘴角居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种笑，让人不寒而栗。 经过突审，刘景仁对藁城、无极系列抢劫杀人案供认不讳。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波动，仿佛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不过是路边的蝼蚁。 “都是我干的，”他说，“一个也没冤枉我。” 警方在突审中还了解到，刘景仁从监狱获释以后，一直在外面四处飘荡，到过沈阳、北京、新疆、郑州等地。在河北作案之前，他早就犯下了命案，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在辽源市石河乡建国村，他把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潘某给杀了。 去年十一月，他流窜到石家庄市，先后在市区多家家政服务中心、搬家公司打过工。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是被辞退，就是自己待不住。 正月初二那天，他住进了大碗居。 正月初三晚上，他沿着滹沱河的河滩游荡到了藁城市南大张村一带，钻进了一个蔬菜大棚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旁边的小屋里住着志虎子。他用小屋里的斧子，把那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打死了，抢走了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一条人命，三十块钱。 为了继续抢劫杀人，刘景仁还专门准备了一根长四十五厘米的铁棒。那根铁棒被他磨得锃亮，一直带在身边。 他以大碗居为据点，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正月十六凌晨，他把大碗居一家六口全部杀死后，骑着偷来的自行车逃到了石家庄火车站，乘火车向南逃窜。在郑州滞留了两天，又向北返回吉林。 二月二十一日，他回到辽源仅仅几天后，又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乡作案，把六十四岁的老人刘成立杀死。 “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审讯的民警问他。 刘景仁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习惯了。” 三月八日，刘景仁被河北省警方从吉林辽源成功押解回石家庄。 那天石家庄下着小雨，灰蒙蒙的天，冷飕飕的风。刘景仁被带下警车的时候，戴着手铐和脚镣，步履蹒跚。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慌张，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他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地上，像一具行尸走肉。 他似乎对即将面临的一切毫不在意。 三月九日，在审讯室里，刘景仁对着讯问他的民警说了一句话：“大哥，我态度够好的吧？政府可得宽大处理我呀。” 审讯的民警愣住了。 一个杀害了十五条人命的恶魔，加上吉林的两起案件，他一共杀害了十五个人，竟然还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他不知道“宽大”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还是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杀人偿命”这个概念？ 随着审讯的深入，刘景仁的身世逐渐浮出水面。 刘景仁是一九七〇年出生的。他在向警方交代自己的身世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里发酸的话：“我从小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他本来姓井。母亲生下他四十五天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实在养不起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父亲怕他活不下去，就把他给了自己的妹妹抚养。 他从此随了姑父的姓，改名刘景仁。 几年以后，姑姑也去世了。姑父再娶，有了自己的家，刘景仁就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他在那个家里，像是一个多余的物件，有也行，没有也行。 谁也说不清，罪恶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刘景仁承认，他从小就没有朋友。这固然与他被寄养的身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爱偷东西。上小学的时候，他今天偷同学的橡皮，明天偷同学的铅笔，后天偷邻居家的鸡蛋。小伙伴们都不愿意跟他玩，骂他是一个“缺爹少娘的东西”，还经常找茬揍他。 他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没有事做，就整天在家晃荡。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不是考上了大学走了，就是出去打工挣钱了。而他，既不肯踏踏实实地种地，又没有别的本事挣钱，整天愁吃愁穿，把偷鸡摸狗的恶习发展到了入室盗窃。 一九八九年七月的一天夜里，刘景仁在离养父家不远的一个制酒作坊里实施了盗窃。偷完东西以后，他怕被人发现，又纵火烧了那个作坊。 三天以后，警方就侦破了此案。那一年，刘景仁才十九岁。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九年，他于二〇〇〇年七月被提前释放。 九年的时间，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霓虹灯彻夜闪烁，手机、摩托车这些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今满大街都是。 可刘景仁什么都没有。 他买不起手机，他不会骑摩托车，他甚至连一张身份证都没有。他害怕和别人交流，不敢和那些过得比他好的人对视。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低人一等。”他说。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原本就不健全的心灵，更加扭曲了。 他后来交代说，他第一次杀人是在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那天，他游荡在辽源市石河乡建国村的村边，看到一处破旧的人家。那房子又矮又破，墙皮都掉了，屋顶上长满了草。他心想：“住在这里的人，一定不比我强。” 这个念头让他陡然地树立起了自信心。 “杀人就是为了抢钱，”他说，“如果碰上个女的，那就最好。” 那天晚上，住在那栋旧房子里的六十岁老太太潘某，被他杀死以后，还遭到了侮辱。由于这起案件缺少线索，一直未被侦破。 “我不能在城市里杀人，”刘景仁交代说，“我在比我强的人面前，脑子就转不动。我见不得比我强的人。” 极度的自卑，导致了他的畏惧。畏惧又积攒成了仇恨和敌意。这样的人一旦爆发，性格就是格外的疯狂。 在河北所做的六起血案中，刘景仁仅仅抢到了不足一千元钱。最多的一次，也就是在大碗居，抢了不到二百元。 被他杀死的人里，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才十三岁。 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他可能还没来得及看够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长大，还没来得及实现那些关于未来的小小梦想。 可刘景仁的那根铁棒，夺走了一切。 二月十五日夜里，刘景仁在大碗居作完案以后，骑着偷来的那辆女士自行车，从藁城一直骑到了石家庄市区。骑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到了石家庄火车站。 他开始害怕了。 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害怕被抓。 他决定逃跑。 他先坐火车到了郑州，在郑州待了两天，又向北返回吉林。他以为跑得够远了，以为河北的警察不会追到东北来。 可他错了。 回到家乡才几天，二月二十一日深夜，他又在辽源市西安区富洼村外，把六十四岁的老汉刘成立残忍地杀死了。 不论是吉林杀人，还是河北作案，刘景仁的侵害目标，大都是老人和妇女。也许只有在摧残这些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内心才能获得那种扭曲的满足感。 四月十一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法庭上，刘景仁站在被告席上，脸上依然是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静。他微微低着头，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法官，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 法院依据大量确凿的证据，认定被告刘景仁为了谋取钱财，当场使用暴力，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残杀多人，入户劫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泄私欲，刘景仁还多次侮辱尸体，情节极其恶劣。其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而且又因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之内再次故意犯罪，系累犯。 经过审理，法庭当庭宣判， 刘景仁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槌落下，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 刘景仁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是恐惧还是不甘的光。 但那一切都太迟了。 刘景仁这个名字，和那个血腥的春天一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279章 年山东农村，拖拉机下藏尸，黄围巾勒出18年情杀 1994年12月21号，农历冬月十九，冬至刚过没两天。 山东莱州市葛城村。 那一宿，不知咋回事，整个村子里的狗叫得都特别邪乎。 各位兴许也有这经验，村子里头但凡有一家的狗开了腔，那行了，这一晚上谁都甭想睡踏实了。先是一条狗，接着两条、三条，不到半袋烟的工夫，整个葛城村的狗全炸了窝，嗷嗷地嚎，跟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似的。 老人们后来提起这事，都说那天晚上阴气重，连月亮都是昏蒙蒙的，挂在天上像块发了霉的铜钱。 可当时谁也没往那方面想。 村民们只当是有野猫溜进来了，或者是谁家来了生人，骂了两句，翻个身，拿被子蒙住脑袋接着睡。 谁也想不到，这满村的狗叫，是因为出了大事了。 天大的事。 就在那天晚上，葛城村发生了一死一伤的凶案。 说起来，葛城村这地方，民风淳朴，几十年来连偷鸡摸狗的事都少见，更别提杀人放火了。村民们对这案子记忆犹新，不是因为案子有多离奇，而是因为，这是葛城村几十年来头一回发生杀人案。 而且这案子前前后后，侦破工作历时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啊，够一个孩子从懵懂长到成年，够一个壮年人熬白了头发。 咱们从头说。 案发当天晚上九点半，葛城村村民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天早就黑透了，十二月的北方农村，夜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现场停着一辆拖拉机，车后斗里头码着三根水泥领条，车斗前边全是血，黑红色的，在手电筒的光柱底下显得格外瘆人。地面上也有滴落的血迹，一摊一摊的，顺着拖拉机的方向往远处延伸。 除了这拖拉机，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 拖拉机就停在葛城村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路两边是庄稼地，冬天里光秃秃的，连个遮挡都没有。那车斗里装的水泥领条，就是盖房子用的那种，又长又沉。 当天晚上，住在附近的村民后来跟警方反映，说他们听见反复启动拖拉机的声音，动静特别大，突突突的，一会儿响了，一会儿又灭了，反反复复好几回。 当时大伙还寻思，是不是拖拉机陷到烂泥里头了，想着出门帮一把。农村人嘛，邻里邻亲的，谁家有个难处都伸把手。可等他们走近了一看，才发现不对劲，拖拉机车斗前头那一大摊血，在手电筒光底下红得扎眼。 “哎呦我的娘嘞！”走在头里的那个村民腿一软，差点没坐地上。 众人这才慌了神，赶紧凑上前去细看。 村子里头的治保主任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胆大，打着电筒往车斗里一照，就在那三根水泥领条底下，压着一个人，浑身上下全是血，脸上糊得都看不清模样了。虽然被领条压着，但人还有呼吸，胸膛还在微弱地起伏，就是意识已经模糊了，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也不知道是在喊疼还是在喊谁。 村民们也顾不上去想这人是谁了，七手八脚地把他从领条底下弄出来，又急急忙忙地往医院送。那领条一根就一百多斤，三根摞在一起，几个壮劳力费了好大劲才抬开。 人送走了，警方得先搞清楚两个问题：这受伤的人是谁？这拖拉机是哪来的？ 各位该说了，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还能不认识？ 警方也是这么想的，就问参与抢救的村民们。可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这拖拉机是哪来的。这倒也不稀奇，葛城村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再加上这人是晚上出现在村子里的，天又黑，认不出来也情有可原。 不过村民们倒是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他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惊动了那拖拉机的司机。那司机趁着天黑，慌里慌张地就跑了，有眼尖的村民模模糊糊看见个背影，说是个男的，个头不高，但长相看不清。 那个年代，农村哪有什么监控摄像头？别说葛城村了，就是莱州市里也没几个。想从监控录像里查司机是谁，那是做梦。 得，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那个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伤员了。 警方只能先从案发现场下手。 拖拉机的前大灯有明显的撞击痕迹，玻璃碎了大半，灯罩也歪了。拖拉机旁边那辆自行车，村民们发现的时候是搁在拖拉机上面的，后来为了抢救伤员才给抬下来。这自行车后轮已经严重变形了，整个轮圈拧成了麻花状，和拖拉机前大灯的撞击痕迹非常吻合。 民警初步推断，这拖拉机曾经撞过这辆自行车。 可是，一系列证据又表明，这个地方并不是撞车的第一现场。为啥呢？因为现场周围没有发现肇事之后应该留下的那些痕迹物证，比如自行车被撞之后掉落的漆皮，现场没有；拖拉机被撞之后掉落的塑料碎片，现场也没有。再说了，如果这就是撞击的第一现场，那自行车怎么可能会跑到拖拉机的车斗里头去？ 这就说不通了。 那么，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车祸？受伤的那个人，又为啥被藏在那三根水泥领条底下？ 警方根据现场情况推测，这个肇事的司机很可能是想把伤员拉走，扔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然后再逃之夭夭。结果不知道是拖拉机出了毛病，还是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总之没跑成，最后只能弃车跑路了。 如果找到那个司机，这个案子也就破了。 那司机跑了怎么办？查拖拉机呗。 拖拉机这东西，在那个年代可是值钱的物件，跟现在的小汽车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当成宝贝疙瘩。所以拖拉机的车主信息查起来不难，警方很快就锁定了拖拉机主人的身份。 可一查才发现，这拖拉机的车主也失踪了，找不着了。 车主叫程池，二十三岁，李家村人，平时在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就帮人用拖拉机拉拉货，赚点辛苦钱。李家村距离案发地点葛城村大约五公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 警方找到了程池的母亲。程池的母亲一听警察问起儿子，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哎呀，池子早上就出去拉货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这心里头一直扑腾扑腾地跳，总觉着有什么事儿……” 现在问题来了，会不会是程池开拖拉机肇事后逃逸了，不敢回家？还是说，他出了别的什么事？ 医院里的伤员还没醒，警方只能先让李家村的村干部去辨认一下伤者的身份。村干部听说有可能是程池撞了人，一路上还在那嘀咕：“哎呀你说这池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孩子，咋能撞了人就跑了呢？” 可等到了医院，往病床上一看，村干部整个人都傻了。 “这……这不就是池子吗？！” 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伤员，竟然就是拖拉机的车主，程池！ 这一下子，整个案子全乱套了。 病床上躺着的是程池，那就不可能是程池开着拖拉机撞了自行车再逃逸。他自己都伤成这样了，怎么逃逸？再说了，他是怎么受的伤？怎么会躺在自家拖拉机的领条底下？ 村民们看见的那个开拖拉机逃跑的小个子男人，又是谁？ 此时此刻，程池头部受了重伤，正在抢救。他后脑勺上有一道六厘米长的弧形挫裂伤，伤口深可见骨，右眼肿得跟个桃子似的，眼球充血，大夫说能不能保住这只眼睛还不好说。程池的母亲听说儿子有可能失明，当场就晕了过去，被医生护士七手八脚地抬到隔壁病房去了。 法医向医生详细了解了程池的伤情，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车祸受伤的可能性。 因为程池的伤非同一般，那不是撞击形成的，而是被钝器反复打击之后留下的。根据他受伤的部位和形态来看，他应该是被人从背后突然袭击，第一下就打在脑袋上，当场就倒地了。倒地之后，凶手又多次击打他的面部，下手极重，每一击都是奔着要命去的。 这得是多大的仇？还是说，是为了抢劫？ 可如果是劫财，罪犯一般打完了就跑，不会费那么大劲把人塞到领条底下去。从这个细节来看，凶手的目得很明确，就是要置程池于死地，而且还要把他藏起来，拖延被人发现的时间。 所以警方初步判断，这很可能不是劫财案件，而是仇杀。 可程池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平时老实巴交的，跟谁结过这么大的仇？ 警方去问程池的母亲，他母亲抹着眼泪说：“俺家池子从小就老实，跟人说话都脸红，哪能得罪人啊？”又问村子里的人，大伙也都说程池这人没说的，勤快、本分、不爱惹事，跟谁都没红过脸。 走访了一圈，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疑的仇家。 警方只好把重点重新放回那台拖拉机上。 那个年代的拖拉机，启动可不像现在的小汽车拧一下钥匙就行，得用手动摇棒，一根铁棍子，弯成Z字形，插到拖拉机前头的启动口里，然后使劲摇，哒哒哒哒，摇半天才能着。 在程池的拖拉机上，警方发现了一个摇把。这摇把上沾着血，而且血迹已经干了，呈暗红色，量还不小。 这摇把，会不会就是打伤程池的凶器？ 经过技术鉴定，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摇把上的血，不是程池的。 程池头部伤口的形态，和摇把的形状也对不上。 这个新情况让警方更加措手不及了。 摇把上的血不是程池的，那是谁的？难道是程池在被袭击的过程中奋起反抗，夺过摇把打伤了凶手？那凶手身上的伤，会不会就是村民看到的那个逃跑的小个子男人留下的？ 根据摇把上的血迹量来分析，那个人受的伤绝对轻不了，血出了那么多，说不定也是重伤。 还有，现场留下的那辆自行车到底是谁的？拖拉机撞自行车，跟程池被打伤，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 一连串的问题搅在一起，警方想得脑仁都疼。 第二天天一亮，警方决定扩大搜索范围，沿着程池的家到案发现场这条路，仔仔细细地搜查一遍。 这一搜，可搜出了大东西。 在葛城村路边一个十多米深的沟里，警方发现了一具男尸。这地方距离发现拖拉机的现场大约二百米，沟很深，坡很陡，上面长满了枯草。要不是警方仔细，还真不容易发现。 死者是个男性，浑身是土，头部被打得血肉模糊，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脖子上勒着一条黄色的围巾，围巾系得很紧，深深地嵌进皮肉里。小坡上的草有明显被压倒的痕迹，而且不是一条两条，是一大片，像是有人从坡上滚下去的时候压出来的。 法医推测，死者应该是和凶手在搏斗的过程中，从坡上滚下去造成的。 尸检结果出来之后，连见惯了生死的法医都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他妈也太狠了。” 死者头部遭受了多次重击，颅骨多处骨折，脑组织严重挫伤。脖子上那条黄围巾更是勒得死紧，连喉软骨都碎了。法医说，凶手是一心想要受害人的命，没有半点犹豫，每一击都是奔着致命去的。 在死者的手腕上，还戴着一块手表，表盘碎了，指针停在八点二十分。 经过尸体解剖，法医确认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晚上。也就是说，如果死者是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遇害的，那么二十分钟之后，在距离死亡地点二百米之外的地方，村民们就发现了拖拉机，而拖拉机上躺着身受重伤的程池。 这两起案子之间，如果说没有关联，鬼都不信。 更关键的是，法医在尸检的时候，发现死者头上的伤口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状，两个圆弧交叉在一起，像个月牙形，又像是个不规则的括号。这种特殊的形状，能够反映出凶器的特征。 经过反复比对和实验，法医最终确定，死者头部的伤口，就是用程池那台拖拉机上的摇把打出来的。 随后进行的血型鉴定也证实，死者的血型和摇把上的血迹血型一致。那个年代dNA检测还非常困难，绝大多数地方都没这个条件，血型鉴定已经是当时能做的最先进的比对了。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人用程池拖拉机的摇把，打死了这个人。 那么，会不会是程池和死者之间发生了冲突，两人互殴，程池用摇把打死了对方，自己也受了重伤，然后挣扎着回到了拖拉机上？ 这个推断乍一听似乎说得通，可仔细一琢磨，破绽太大了。 首先，如果程池和死者是互殴，那程池把对方打死之后，自己回到拖拉机上，他不可能再往自己身上压上三根水泥领条。那一根就一百多斤，三根摞在一起三百多斤，他受那么重的伤，连站都站不稳，哪来的力气把自己压到领条底下去？ 其次，他没有这么做的理由。压领条的目的是什么？把自己藏起来？那不成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所以，这件事一定有第三个人参与。 现在案子越来越复杂了，一死一重伤，案件性质恶劣，莱州警方决定投入更多警力，一方面仔细勘察现场，另一方面尽快确认死者的身份。 警方找来李家村的村民对死者进行辨认。村民们凑过去一看，当时就有人惊呼出声：“哎呦我的天，这不是大培吗！” 死者名叫李成培，村里人都叫他大培，三十一岁。大培这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打工，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干的时候就回老家歇着。他跟重伤的程池是一个村的，俩人还沾着点远房亲戚。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家人的关系一直都挺好，逢年过节还互相走动。 这两家人关系这么好，怎么一个死了，一个伤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方在李家村的排查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死者大培脖子上那条黄围巾，让案子又多了一层迷雾。 这种黄围巾在那个年代的当地非常流行，几乎每个女人都有一条。有的围在脖子上，有的搭在肩膀上，就跟现在的时尚单品似的，走到哪儿都能看见。 大培的尸体上勒着一条黄围巾，说明现场很可能出现过一个女人。 但问题是，十二月的北方农村，土地冻得跟铁板似的，要不是体重特别重的人或者在地上玩命搏斗，根本留不下明显的足迹。所以想单凭现场痕迹来判断有没有女人来过，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只能从围巾入手，挨家挨户地查。 大培的堂哥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我弟媳妇刘玉波，就有一条这样的黄围巾。” 这话一出来，警方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大培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他媳妇的刘玉波，怎么一直没露面？公公婆婆来了，堂哥堂嫂来了，村里的大伙都来了，唯独她，大培最亲近的人，始终不见人影。 经过几个亲戚辨认，确认大培尸体上的那条黄围巾，就是刘玉波的。而且亲戚们还说，这条围巾是当年大培和刘玉波结婚之前，大培送给刘玉波的定情信物。刘玉波走到哪儿都带着，宝贝得不得了。 这么宝贝的东西，怎么会在丈夫的尸体上？还是勒在脖子上？ 警方立刻赶到大培的丈母娘家。娘家人说，玉波没回来过，他们也联系不上她。 这下问题大了。 大培死了，大培的老婆刘玉波找不着了。刘玉波的围巾系在大培的脖子上，把人给勒死了。刘玉波的失踪，绝不可能是巧合。 天底下哪来那么多巧合？ 刘玉波到底是遇害了？被人劫持了？还是说，她就是凶手之一？ 现在谁也说不好。 警方在大培尸体附近继续搜查，距离尸体十五米远的草丛里，又发现了一双男士毡鞋。这种毡鞋是用羊毛或者别的毛做的，又暖和又挡风，冬天北方农村几乎人人都穿。有高腰的也有中腰的，这双是中腰的，鞋口有点松，应该是双方打斗滚落的时候脱落的。 周围的土地上有两种鞋印，一种是大培穿的大头鞋留下的，另一种是大约二十五厘米长的毡鞋留下的。这双毡鞋不是大培的，那穿毡鞋的人，很可能就是打死大培的凶手。 警方把这双毡鞋的足迹制成了模型，送到实验室，充分运用足迹形态学进行分析。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穿这双鞋的人，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身高一米六到一米六五之间，体态偏瘦小。 警方据此刻画出了嫌疑人的特征：身高一米六五以下，年龄三十岁上下，体态瘦小，很可能跟程池和死者大培都比较熟悉，至少是认识的。 程池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警方等不了他苏醒了，只能自己接着查。侦查员们开始走访调查程池案发当天的活动轨迹，一点一点地把他的行踪拼出来。 程池的家人说，案发那天下午四点左右，程池出门去拉水泥领条。 警方拿着程池的照片，挨家挨户地走访李家村附近所有卖链条的商户。问到其中一个商户的时候，店主看了一眼照片，想了想说：“哦，这个人啊，我认得。下午四点半左右，他拉着一个人来我这买的链条。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个子不高，尖嘴巴，挺瘦的。” 个子不高，尖嘴巴，挺瘦的，这不就跟警方刻画出来的嫌疑人特征对上了吗？ 这个和程池一起买领条的瘦小男人，到底是谁？ 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往下追。买领条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半，发现程池重伤躺在拖拉机里是晚上九点来钟，中间有四个多小时的空白。这四个多小时里，两人干了什么？ 民警们一合计，买了领条，那不得吃晚饭吗？ 于是又开始排查周边的饭店。问到一家饭店的时候，老板说：“对对对，那天是来过俩人，一个就是你们照片上这个人，另一个嘛，个子不高，矮矮的，尖嘴猴腮的，俩人喝了一瓶白酒，吃了两个菜。大概是晚上七点左右吧，俩人就走了。” 晚上七点左右从饭店出来，到九点多被发现，中间这两个小时，才是整个案子的关键。 警方顺着饭店老板提供的时间，沿着从饭店到葛城村那条狭窄的小路，一点一点地往前排查。这条小路两边都是庄稼地，冬天里光秃秃的，连个遮拦都没有，夜风呼呼地刮。 就在这条小路边上，警方发现了一把带血的锄头。 锄头上血迹斑斑，干涸后成了黑褐色，糊在锄头的铁面上，看着触目惊心。锄头的形状，和程池头上的伤口基本吻合，都是弧形的挫裂伤。 为了进一步验证，警方把锄头上的血迹送去化验。结果是A型血，而程池也是A型血。 吻合。 综合现场情况来分析，警方认为，嫌疑人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用这把锄头从背后袭击了程池，把他打成了重伤，然后把他弄到拖拉机的车斗里，压上那三根水泥领条。按照路程来推算，这个时间应该在晚上七点半左右。 那么问题又来了，拖拉机车斗里的那辆自行车，该怎么解释？ 走访中警方了解到，那辆自行车就是死者大培的。村民们说，当天晚上七点多，大培骑着这辆自行车出了村，到底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 从大培家到他遇害的现场，大约五公里的路程。警方沿着这条路一点一点地排查，终于找到了撞车的第一现场。现场没有任何血迹，从自行车受损的程度来看，撞击的后果并不严重，也就是把后轮给撞歪了。 警方推测，大培当时应该没有受伤，只是自行车被撞坏了。那么，他是怎么死在了三公里外的麦田沟里的？ 这还是个谜。 案发当天晚上八点二十分，有村民说听到了激烈的打斗声。这个村民的家就在大培死亡那个沟的上边，距离很近。他说那天晚上天特别黑，沟又深，得有十多米，他听见动静后从家里出来，趴在地头上往下看，但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只看见远处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往村子里开，他以为是过路的，也没在意，就回家睡觉去了。 他回家之后没过多久，村民们就发现了那辆拖拉机，以及被打成重伤的程池。 这个案子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有四个现场。 第一个现场，是发现程池和拖拉机的现场，以及拖拉机上那辆被撞坏的自行车。第二个现场，是发现大培尸体的现场。第三个现场，是发现那把带血的锄头的现场。第四个现场，才是真正的撞车第一现场。 四个现场，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时间跨度将近两个小时，牵扯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演，警方最终拼凑出了案件发生的大致过程， 嫌疑人先用锄头从背后袭击了程池，将其打成重伤，然后把他塞进拖拉机的车斗里，压上水泥领条。接着，嫌疑人开着拖拉机找到了大培，故意撞了他的自行车，想把人撞死，但失败了。大培没死，只是自行车坏了。于是嫌疑人又用拖拉机上的摇把，追着大培打，一直打到那个深沟里，把人活活打死。然后嫌疑人开着拖拉机想逃跑，结果才走了二百米，拖拉机就陷进了坑里开不动了，最后只能弃车逃跑。 这个嫌疑人，就是村民们看到的那个矮小的男人。 那么问题又绕回来了，他的动机是什么？ 结合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再结合大培尸体上那条黄围巾，一条重要的线索逐渐浮出了水面。 大培的妻子刘玉波不是失踪了吗？村里人私底下早就议论开了。有人说，大培常年在外头打工，家里就剩刘玉波一个人守着空房，时间长了，难免出事儿。也有人说，刘玉波跟村里一个叫李成生的男人关系不一般，俩人经常眉来眼去的，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只是谁也不好意思当面说。 李成生，跟大培一样，也是李家村的。二十六岁，没成家。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二十六岁还不结婚的男人，简直是凤毛麟角，走到哪儿都被人指指点点。他平时在家务农，也会开拖拉机，长相不起眼，但嘴皮子利索，特别会哄人。 警方拿着李成生的照片，去找那个卖链条的商户和饭店老板辨认。 商户和老板一看照片，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就是他！跟着程池一起来买链条、一起吃饭的，就是这个李成生！” 警方又提取了李成生的鞋印，跟现场那双毡鞋留下的足迹模型进行比对。 特征完全一致。 李成生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可等警方去找李成生的时候，发现他也找不着了。大培的妻子刘玉波也找不着了。这俩人跟约好了似的，同时人间蒸发。 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说肯定是刘玉波和李成生合伙害死了大培，然后俩人私奔了。大培家里人也越来越相信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发现大培家里头的钱也不见了，大培的堂哥说，大培平时把钱藏在米缸里，只有家里人知道这个地方，现在钱没了，这不明摆着是刘玉波拿走的吗？ 可是警方还是有点不敢往这上想。刘玉波和大培九年的夫妻，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小莲。一个女人，真能狠下心来把自己的丈夫害死，扔下亲生骨肉不管，跟别的男人跑了吗？ 直到警方在大培家调查的时候，从一个细节中找到了答案。 大培和刘玉波七岁的女儿小莲，跟警察说了一句话：“那天晚上十点，我妈妈把我领到长生叔家睡觉去了。” 长生叔，就是李成生。 按照时间来推算，晚上十点正是李成生杀人之后准备逃跑的时间。刘玉波没有报警，没有留在现场，更没有去照顾死去的丈夫，而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姘头家里安顿好，然后跟姘头一起跑了。 这个细节让警方确信，刘玉波对当天晚上的凶案是知情的，而且她是参与者，不是旁观者。 可李成生为什么要杀程池呢？程池跟他又没仇没怨的，平时关系还不错。 几天之后，程池终于做完了手术，恢复得不错，能够开口说话了。他告诉警方，那天是李成生叫他去买水泥领条的，俩人买完领条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天快黑了才上路。他开着拖拉机往前走，走到半路上，忽然感觉头上像过了电一样，嗡的一声，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打我。”程池说这话的时候，右眼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的表情是困惑多于愤怒，“我跟他关系一直挺好的，没得罪过他啊。” 看来，所有的疑问，只能等找到李成生和刘玉波才能解开了。 警方立刻组织警力到各个车站、路口进行布控堵截。可那个年代，交通工具不发达，人员流动也不像现在这么大，人一旦跑了，想找回来比登天还难。 刘玉波和李成生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莱州警方把李成生列为网上追逃的对象，全国通缉。只要有线索，不管多远，警方都会派人去追查。可一次次的出击，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这案子像是被时间封冻了一样，再也没有任何进展。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 程池的日子过得有多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受伤之前，程池长得很标致，一米七几的个头，浓眉大眼，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俊后生。可那次受伤之后，他的右眼彻底失明了，眼球萎缩，眼眶塌陷，脸也变了形，半边脸都是歪的。他出去打工，人家一看他这副模样，都不敢用，怕他干活不方便出事故。 他当年开过的那台拖拉机，后来就一直扔在院子里，风吹雨淋，早就生了锈，锈死了，摇把都摇不动了。程池有时候会站在拖拉机跟前发呆，一站就是半天，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程池一直没结婚。不是不想结，是没人愿意嫁给他。后来好不容易经人介绍，找了个有残疾的姑娘，俩人才凑合着过到了一起。 程池说，这十几年，每回想起李成生，他就恨得牙根痒痒。他做梦都想当面问问李成生，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 可这十几年，还有一个人比程池过得还难。 那个人就是大培的女儿，小莲。 案发那年，小莲才七岁。七岁的孩子，对死亡的理解还很模糊，但她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她的爸爸死了，她的妈妈跑了，而且所有人都说是她妈妈害死了她爸爸。 一夜之间，爹没了，娘也没了。 小莲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日子苦点无所谓，最难熬的是村里人的指指点点。大人们背地里议论，孩子们当面嘲笑，说小莲她妈跟人跑了，说小莲长大了也得是那样的女人。 小莲心里委屈，可委屈又能跟谁说呢？ 从七岁开始，不管是亲戚还是乡亲，总有人跟她说：“你妈把你爸杀了，跟人跑了，你可不能学你妈啊。”这话听了无数遍，听了十几年，听得小莲心里头像是扎了一根刺，拔不出来，也烂不掉。 小莲说，她无数次做噩梦，梦到的都是满脸是血的父亲。她每次从梦中惊醒，都是一身的冷汗，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 她唯一的指望，就是早日破案。 破案之后，她就要彻底离开这个村子，去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可这个案子，一等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里，很多人都觉得这案子破不了了，希望太渺茫了。当年办案的民警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连卷宗都泛黄了。程池的眼睛早就彻底瞎了一只，小莲也从一个七岁的小姑娘长成了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直到2011年。 2011年10月，莱州市公安局换了一任新局长。新局长上任后翻阅积案卷宗，听说了这桩十八年没破的案子。那时候，绝大部分民警对这案子已经不抱希望了，毕竟时间太久，线索太少，嫌疑人早就不知道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可这位新局长不这么看。 他认为，这恰恰是破案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因为犯罪分子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十八年过去了，警方认为破不了案了，犯罪分子也会放松警惕，觉得风头过去了，安全了。他们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重新跟自己的亲属取得联系。 于是，警方重新梳理了李成生和刘玉波在莱州的经济往来情况，包括他们跟外地有没有联系。这项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像大海捞针，需要一页一页地翻查那些泛黄的汇款单存根，一条一条地比对那些手写的记录。 到了2012年3月份，一张汇款单终于引发了警方的注意。 李成生有个弟弟叫李成豪，他往外头汇了一笔钱，五千块。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不算小，一个在家务农的农民，收入不高，给一个外地女人汇这么多钱干什么？ 收款的对方叫石娥，江西省彭泽县人。 警方通过照片比对，发现这个叫石娥的女人，跟刘玉波长得有几分相似。虽然过去了十八年，人的容貌会有变化，但骨骼的轮廓、五官的比例，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会不会是刘玉波和李成生逃到了江西，改了名字，重新开始了生活？ 莱州警方立刻赶到了江西省彭泽县的杨子镇。可经过调查，这个石娥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跟刘玉波没有半点关系。 线索断了？ 警方不死心，决定再往下挖一挖。他们请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帮忙，在石娥家周边走访调查，看看有没有北方口音的人出没。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名堂。 一个叫李东生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这个人据说是从外地来的，给当地一个水库看门，平时深居简出，很少跟人来往，口音带着浓重的北方味儿。 莱州警方立刻驱车赶往那个水库。水库不大，周边全是山，很偏僻，手机信号都不太稳定。看水库的人平时就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孤零零地杵在水库边上。 民警赶到的时候，小屋子挂着锁，里头没人。 警方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又走漏了风声？ 带队的民警压住焦躁，低声说：“等等。” 天一点一点地黑了，山里黑得快，太阳一落山，四周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民警们蹲在车里，眼睛死死盯着那条通向水库的小路。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个人影从小路那头走了过来。那人影不高，体态瘦小，走得慢吞吞的，手里好像还提着什么东西。 等那人影走近了，民警们借着车灯的光仔细一看，身高、体态，跟十八年前刻画的嫌疑人特征几乎一模一样。 民警们冲上去，瞬间就把人按住了。 那人拼命挣扎，嘴里喊着：“你们干啥！你们干啥！我不是李成生！我是本地人！” 可他只坚持了不到三十秒。 三十秒之后，他的眼神开始躲闪，嘴唇哆嗦着，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 “我……我就是李成生。” 十八年了。 他承认，程池是他打伤的，大培是他杀死的。同时他也交代，刘玉波参与了作案，是他俩一起干的。 李成生带着警察去抓捕同在江西的刘玉波。刘玉波在附近一个村子里，也改了名字，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被抓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警察进来，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脸色一下子白了。 前前后后历经十八年，李成生和刘玉波终于到案了。 整起案件的真相，终于要水落石出了。 小莲得知案件破获的消息时，正在外地打工。她接到电话，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她说：“我恨李成生，但我更恨刘玉波。” 从始至终，小莲提到刘玉波，都只称呼“她”，绝不说“妈妈”这个词。在她的心里，那个叫刘玉波的女人，早就不是她的母亲了，而是杀死她父亲的仇人。 那么，刘玉波当年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玉波在审讯中说，她跟大培感情不好，大培有时候还动手打她，她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才跟李成生走到了一起。但大培的家人不认这个说法，说这就是刘玉波给自己出轨找借口。警方也试图找村里人核实，可这事儿过去快二十年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再提了。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那个年代，在那个闭塞的村子里，刘玉波没有选择离婚这条路，而是选择了杀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谁家里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就是了不得的富裕人家了。李成生家正好有这么一台，刘玉波闲着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去他家看电视。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 刘玉波说，李成生长得虽然不好看，但是会心疼人。她会跟李成生在一起，不为别的，就是图他对自己好。 可这份“好”，最终变成了一把杀人的刀。 刘玉波跟大培提过离婚，大培不同意，还因此动手打了她。刘玉波就跟李成生合计，说咱俩要想长长久久地在一起，就得把大培给弄死。 李成生答应了。 他设计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先找个由头把程池叫出来，在半路上把他打晕，然后开着程池的拖拉机去撞死大培，再把拖拉机弄到山沟里，制造一起假车祸。这样一来，大培死了，程池也死了，死无对证，谁也查不到他头上。他就可以跟刘玉波顺顺利利地在一起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出了岔子。 他打程池的那几下，没把人打死，只是打成了重伤。他撞大培的那一下，也没把人撞死，只是撞坏了自行车。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亲自动手，用摇把把大培活活打死。 而刘玉波，就在旁边看着。 大培死后，李成生用刘玉波脖子上的黄围巾勒住了大培的脖子。那是一条黄色的围巾，当年是大培送给刘玉波的定情信物。 大培怎么也想不到，这条围巾，最后竟然成了勒死自己的凶器。 杀害大培之后，李成生和刘玉波开着拖拉机想逃跑，可才走了二百米，拖拉机就陷进了坑里。村里人听到动静出来查看的时候，俩人慌不择路，趁着夜色跑了。 刘玉波跑回家，从米缸里拿走了家里的两千多块钱现金。七岁的女儿小莲正在屋里睡觉，她甚至没有多看孩子一眼。 她把小莲送到了李成生家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十八年。 十八年后，真相大白。 尽管迟到了十八年，但李成生和刘玉波最终还是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程池虽然右眼失明，后半辈子都要带着那张变了形的脸过日子，但至少他知道了真相，知道了自己当年为什么会挨那一下子。小莲虽然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但至少她不用再活在猜测和流言里了。 案子结了，可日子还得过。 程池说，他会好好活下去，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小莲说，她要离开那个村子，去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 十八年的恩怨，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280章 机井惊魂：沙土地里的无名尸 2007年4月2日，豫北平原的清晨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雾气中。 河南省滑县白道口镇的春天总是来得迟疑。王运增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踩着露水未消的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自家麦地走去。他是个地道的农民，五十三岁的年纪，脊梁早已被岁月和劳作压成了一张弓。这天早上，他本不该去那片位于许村边缘的田地，按照农时，清明前后才是浇灌的关键期，但昨夜那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让他心神不宁。 那片地，有口新打的机井。 说是新井，其实也不新了。去年冬天，村里统一打了这口深达十七米的机井，配套建了配电房，解决了周边几十亩沙土地的灌溉难题。王运增记得清楚，井打成那天，他还特意买了挂鞭炮在井台边放了，红色的纸屑在沙土上铺了一层，像干涸的血。 风很大，带着黄河故道特有的粗粝感，吹得人脸生疼。王运增眯着眼睛，远远地就看见那口机井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可今天，那轮廓似乎有些不对劲。 井台，高了。 王运增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他加快了脚步，胶鞋踩在松软的沙土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越靠近，那种不对劲的感觉越强烈。本该平整的井台，此刻竟鼓起了一个土包，新鲜的黄土在灰褐色的沙地上显得格外刺眼，像是大地长出的一个恶性毒瘤。 这他妈是哪个缺德鬼干的？ 王运增骂了一句，声音被风吹散。他走到井边，扒着井口往里瞧。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地下深处特有的霉味。井壁上的水泥还泛着青灰色，那是新井特有的色泽。但往下看，他的瞳孔骤然收缩， 水面之上约两米处，一块巨大的石头卡在那里。石头周围，密密麻麻地填满了碎砖头，砖缝间还塞着黄土，就像有人精心搭建了一座通往死亡的祭坛。 王运增的手开始发抖。他退后两步，跌跌撞撞地跑向旁边的配电房。那是个不足五平米的简易砖房，平时用来存放工具。他记得很清楚，上个月清理配电房时，墙角还堆着一大堆碎砖头，是施工时剩下的。 推开门，墙角空空如也。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王运增不是傻子，他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有人偷了配电房的砖头，填进了那口新井。这不是恶作剧，这是蓄意的破坏，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他蹲下身，仔细检查井台。沙土地保存痕迹的能力很差，一夜的风沙足以抹平大部分足迹，但在井台的青砖边缘，他发现了两三个模糊的脚印。那脚印很小，像是四十二码左右的男鞋，鞋纹呈现出一种波浪状的图案。井台通往水泥路的那四米田埂上，虽然有人用扫帚扫过的痕迹，但两道深深的车辙印还是倔强地显露出来，那是农村常见的平板车，橡胶轮胎，轮毂间距约八十厘米。 昨晚……一定是昨晚…… 王运增喃喃自语。他摸出手机，那是儿子淘汰下来的旧诺基亚，按键已经磨损得看不清数字。他本想报警，但手指悬在按键上，却迟迟按不下去。在农村，一口井被填，说出去不是什么光彩事。更何况，如果报警，查不出个所以然，反而会成为十里八乡的笑柄。 他最终收起了手机，决定先找个人商量。 高如顺是王运增的发小，也是同村的乡亲，两人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如今虽然各自有了家庭，但那种血脉相连的信任从未改变。接到电话后，高如顺骑着那辆嘎吱作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十五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我操，这是要断咱的根啊！高如顺蹲在井边，脸色铁青。 在沙土地带，机井就是农民的命脉。没有水，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庄稼。高如顺是个细心人，他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检查那些车辙印。 你看这纹路，他指着地面，平板车，载重不轻，而且是新印子。昨晚风沙大，要是前天晚上的痕迹，早就平了。 两人顺着车辙印往外找，希望能追踪到破坏者的老巢。但痕迹在水泥路边缘消失了，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突然抹去。他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观察着每一户门前的地面，却再也没有发现那dt牌的轮胎痕迹。 算了，王运增最终疲惫地摆摆手，认倒霉吧。这事传出去，丢人。 高如顺也叹了口气。在农村，面子有时候比里子更重要。两人约定，这事暂不声张，等农忙过了，再想办法清理井里的堵塞物。 但他们不知道，这口井里埋藏的，远比砖头石块要可怕得多。 十天后的清晨，王运增和高如顺再次来到了机井边。 这十天里，王运增寝食难安。每当夜深人静，他总能梦见那口井，梦见井下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更奇怪的是，他总觉得有人在暗中观察自己，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如芒在背。 老王，你看！高如顺突然惊呼。 王运增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愣住了。井台边的土堆消失了，井口恢复了原本的平整。两人对视一眼，快步走到井边。往下一瞧，那块大石头不见了，那些碎砖头也不见了。井水幽深，倒映着天空，平静得像一面黑色的镜子。 有人……清理过了？高如顺难以置信地说。 王运增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进井里。按照常理，十七米的深度，应该能听到清脆的落水声。但这一次，没有声音。石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吞没了，悄无声息。 两人面面相觑，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心底蔓延。 得淘井，王运增咬了咬牙，不管里面有什么，总得把水弄出来。麦子等不了。 2007年5月2日，他们叫来了另一个村民王天水。三人商量决定，第二天开始淘洗机井，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5月3日，天气闷热，豫北平原即将进入麦收前的最后准备期。三人带着铁钩、绳索和竹筐，开始了打捞工作。起初，他们捞出了一些杂草和淤泥，这是井底常见的沉积物。但很快，打捞工具似乎钩住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底下有货，王运增感觉手中的绳索传来异样的沉重感，挺沉，像是块大石头。 三人合力，用铁棍作为杠杆，一点一点地将那物体往上拉。绳索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井壁的水珠被蹭落，滴在他们脸上，冰凉刺骨。 一、二、三，起！ 随着一声闷响，那物体终于被拽出了井口，重重地摔在井台上。尘土飞扬中，三人定睛一看，顿时魂飞魄散， 那不是什么石头。 那是一只脚。 一只已经发白、肿胀、呈现出腐败迹象的人脚。皮肤像泡发的馒头一样褶皱，趾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灰色，脚踝处还挂着一缕缕水藻般的物质。更可怕的是，那只脚上还穿着一只白色的运动鞋，四十三码，鞋帮处绣着一个模糊的品牌标志。 啊，！ 王天水最先反应过来，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王运增和高如顺呆立原地，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那只脚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恐怖感，像是从地狱深处伸出的索命之手。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王运增颤抖着摸出了手机。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直接拨通了110。 喂……警察同志……俺、俺们在井里……捞着个人…… 滑县公安局白道口派出所的警车在十五分钟后呼啸而至。 带队的是刑警大队副队长张建国，一个从警二十年的老刑警。他跳下车，第一眼就看到了井台上那用白布覆盖的物体，以及旁边三个面如土色的农民。 保护现场！张建国一声令下，民警们迅速拉起了警戒线。 法医李敏戴着口罩和手套，蹲在那只脚旁边。她小心翼翼地掀开白布，动作专业而冷静。那只脚已经高度腐败，皮肤呈现出巨人观的特征，但在脚踝处，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一道浅浅的勒痕，像是被绳索捆绑过。 不是意外溺亡，李敏低声对张建国说，先控制尸臭，准备全面打捞。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当警方用专业的打捞设备深入井底时，他们意识到这口井远比想象中要深。十七米的水下，黑暗如同浓稠的墨汁。潜水员下潜后报告，井下有一具完整的男性尸体，被两个麻袋包裹着，袋口用铁丝紧紧缠绕，还绑着几块大石头作为配重。 凶手懂行，张建国点燃一支烟，手有些发抖，知道用配重防止尸体上浮。这口井冬天打的，他估计是趁冬天水浅的时候抛的尸。 经过三个小时的艰难作业，尸体终于被完整地打捞上来。那是一具年轻男性的遗体，身高约一米七一，虽然面部已经腐败不堪，但黑色的长发依然贴在头皮上。尸体穿着一套深色的运动服，衣服被水浸泡得发亮，口袋里空空如也。 十三处刀伤，李敏在初步检查后报告，集中在胸部、颈部和头顶。凶器应该是单刃锐器，刃长二十厘米左右。心肺肝胃都有贯穿伤，这是虐杀。 张建国的眉头紧锁。无名尸案是最难破的，没有身份，就没有调查方向，就没有动机。他环顾四周，这片沙土地荒凉而广阔，许村就在不远处，但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平日里少有人迹。 扩大搜索范围，他命令道，找找有没有遗漏的物证。还有，查最近半年的失踪人口报案记录。 民警们在井边仔细搜索，很快有了发现。在距离井台五米远的一处沙土坑里，他们找到了一块四五十斤重的大石头，石头上还缠着几根断裂的麻绳。更关键的是，在石头旁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只白色的运动鞋，与尸体脚上那只正好是一对。 四十三码，技术员拍照取证，国产杂牌，县城到处都有卖。 尸体被运往县殡仪馆进行进一步检验。与此同时，画像师根据尸体腐败前的可能样貌绘制了模拟画像。张建国盯着那张画像，一个二十岁左右、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眉眼间还带着稚气。 发协查通报，他对助手说，重点排查周边乡镇最近半年失踪的青年男性。特别是…… 他的目光落在尸体胸部。那里，透过腐败的组织，隐约可见一块青黑色的图案。那是一处纹身，虽然被水泡得模糊，但大致能看出是一尊弥勒佛，笑容诡异而慈悲。 有纹身的，张建国补充道，重点查有这处纹身的。 接下来的三天，警方走访了城区所有的纹身店。 滑县是个小地方，城区不大，但纹身店竟有二十七家之多。这些店铺隐藏在商业街的二楼或者胡同深处，门面不大，但里面往往烟雾缭绕，墙上贴满了各种纹身图案，龙虎、观音、般若、樱花，还有当下流行的明星头像。 这纹身，一家名为刺青阁的店里，老板叼着烟，眯着眼睛看着照片，是六七年前的老手艺了，线条粗，着色深，应该是传统的针法，不是现在的机器纹的。 张建国点点头。这是一个线索，说明死者可能在几年前，也就是十六七岁时就纹了身。 但排查陷入了僵局。二十七家纹身店，没有一个记得有这样一个客户。纹身店是个讲究隐私的地方，很多客人用的都是假名，而且时间久远，记忆模糊。 直到5月8日，一家位于红旗路的小纹身店里，女技师小云看着照片，脸色突然变了。 这个……我好像见过。 张建国立刻警觉起来：什么时候？在哪？ 小云咬着嘴唇，显得犹豫不决。在警方再三保证只是调查案件，不涉及其他后，她终于开口：去年夏天，大概六七月份，有个小伙子来洗纹身。就是胸口这个弥勒佛。他说要参军，不能有纹身，经人介绍来的。 叫什么名字？介绍人是谁？ 叫……叫杜远航，小云回忆道，是白道口镇一个化妆店的老板介绍来的，那老板姓刘，经常给店里介绍客人。 杜远航。 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调查的大门。 张建国立即带人前往白道口镇，找到了那家化妆店。店老板刘姐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起初还想隐瞒，但在警方出示命案现场照片后，她崩溃了。 远航……远航死了？刘姐颤抖着，那孩子……那孩子挺好的啊，就是有点混…… 通过刘姐，警方了解到，杜远航，男，1989年出生，白道口镇人，曾在郑州、天津、厦门等地打工，2007年1月初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家人曾报案，但后来又撤案，因为有人说看见他在外地打工。 他父母呢？张建国问。 在镇上住，刘姐抹着眼泪，老杜夫妇挺苦的，远航这孩子不省心，常年不回家…… 5月9日深夜，警方敲响了杜远航家的门。开门的是杜远航的父亲杜建国，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当他看到警察出示的照片上那处残缺的弥勒佛纹身时，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当场瘫倒在地。 远航……我的儿啊…… dNA比对在5月10日凌晨出了结果。尸体就是杜远航，时年十八岁。 但诡异的是，当警方询问杜远航母亲许桂兰时，她的反应令人费解。她先是震惊，然后是一种奇怪的释然。 其实……许桂兰欲言又止，5月4号，我看见警方贴的那个认尸公告，就觉得像远航。我还想让老伴带我去看看…… 那为什么没去？张建国敏锐地问。 许桂兰的脸涨得通红：那天……那天我去找隔壁村的半仙算了一卦。半仙说远航在南方打工，平平安安的……我，我就信了…… 张建国无言以对。迷信，又一次成为阻碍正义的迷雾。 但无论如何，尸源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排查杜远航的社会关系，找出那个在寒冬深夜，将他刺了十三刀后抛入机井的恶魔。 杜远航的社会关系复杂而混乱。 他是个典型的，初中辍学，常年在外游荡，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警方列出了十几个名字，但大部分人都在外地打工，排查起来困难重重。 但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在证人口中，吕斗。 吕斗，1989年出生，和杜远航同岁，白道口镇副食批发商老吕家的二儿子。据知情人透露，杜远航生前曾多次向吕斗，实际上是要钱，不给就威胁恐吓。 吕斗那孩子老实，一个村民说，从小就怕杜远航。远航那孩子野，爱欺负人，吕斗被他欺负了好多年。 张建国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他调出了吕斗的资料：体校毕业，现在在父母的批发部帮忙送货，性格内向，平时话不多。 5月11日上午，三辆警车停在了老吕家的副食批发部门前。那是镇上繁华地段的一家大店铺，门口停着两辆送货车，货物堆得满满当当。 老吕夫妇看到警察，明显慌了神。但当听说只是找吕斗了解情况后，他们又松了一口气。 小豆去地里打农药了，老吕说，要不我去找他？ 我们分头找，张建国不动声色，一部分人去地里，一部分人去你们仓库看看。听说他晚上住在仓库？ 老吕的脸色微变，但还是点了点头。 仓库就在批发部对面，是个低矮的红砖房，里面堆满了啤酒和饮料。吕斗的姐夫齐恒正在往面包车上装货，看到警察进来，手一抖，一箱啤酒差点掉在地上。 吕斗在这吗？民警问。 不……不在，齐恒结结巴巴，他……他回村里了…… 警察转身离去后，齐恒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摸出手机，拨通了吕斗的电话。 小豆，你在哪？ 电话那头，吕斗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姐夫，我没事。 没事？三四辆警车停在咱家门口！你到底干了什么？ 沉默。长久的沉默。然后，吕斗说了一句让齐恒血液凝固的话：许村那事，是我干的。 齐恒的脑子的一声。许村机井抛尸案，这半个月来已经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谁不知道？ 你……你杀了杜远航？齐恒的声音在发抖。 他逼我太甚，吕斗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没法活了……姐夫，我在你家门口，我想见你最后一面。 齐恒跌跌撞撞地跑出门，正好看见吕斗站在巷口。那个平日里腼腆内向的少年的脸色苍白得可怕，眼睛里布满血丝，但表情却有一种诡异的平静。 走吧，吕斗说，去你家说。 在老吕家的仓库里，齐恒和随后赶来的吕斗的大哥吕宇，听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吕斗没有隐瞒，他详细地讲述了六年来被杜远航欺凌、勒索，直到最后爆发杀人的全过程。 我准备了刀，吕斗说，从去年中秋节就准备了。我等他来，我知道他一定会来。那天晚上，他脱衣服的时候，我……我就…… 他说不下去了，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 吕宇这个做大哥的，此刻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抉择。他看着眼前这个从小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弟弟，又想起那具在机井里泡了四个月的尸体。 吕宇咬牙道，现在跑还来得及。我送你去车站。 吕斗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跑不掉的。哥，我累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杜远航，他站在我床边，浑身是水，问我为什么要杀他……我受不了了。 与此同时，老吕夫妇也在经历着煎熬。当老吕得知真相后，这个做了二十年生意的汉子，在女儿女婿家的小院里蹲了整整两个小时，抽掉了一包烟。 投案吧，最终，他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咱们老吕家，不能出逃犯。豆豆还年轻，投案能轻判…… 一家人做出了决定。下午两点半，老吕拨通了滑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国法的电话。 张局长，我是吕xx，许村那案子……我儿子想投案。他……他才十七岁，能轻判吗？ 电话那头，张国法长舒一口气：老吕，让吕斗别跑，我们见面谈。投案自首，法律会宽大处理。 下午四点，在约定的地点，吕斗在父亲、哥哥、姐夫的陪同下，走向了那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他走得很稳，像是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 张建国亲自给吕斗戴上了手铐。那是一副崭新的手铐，金属冰冷，但在夕阳下泛着一种奇异的光泽。 后悔吗？张建国问。 吕斗看着远处的田野，那里，麦浪滚滚，一片金黄。 后悔，他轻声说，但我更后悔，为什么六年前，第一次被他要钱的时候，没有告诉老师和家长……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 吕斗坐在铁椅子上，双手交握，出奇地平静。他的供述详细而清晰，仿佛这个场景已经在心里排练过无数次。 那是2001年，他开始讲述，我五年级，他六年级。那天放学，他把我堵在厕所后面，向我要钱。我说没有，他就扇我耳光，说第二天必须带来，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张建国静静地听着。这是一个典型的校园暴力演变悲剧。 我不敢告诉家里。我爸辛苦做生意，每天凌晨四点就去进货，我不想让他操心。第二天，我从柜台抽屉里偷了五块钱给他。从那以后，他就盯上我了。 吕斗的声音没有波动，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初中我在二中，他在一中，我以为解脱了。但他会专门跑到二中来找我，在厕所里，在操场后面，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每次二十，五十，一百。他说这是保护费，说我是乡巴佬，在镇上做生意就得给他交钱。 你为什么不报警？记录员忍不住问。 吕斗惨笑：报警？警察管一次，能管他一辈子吗？他警告我，如果我报警，他就烧了我家的批发部，杀了我爸妈。我相信他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个疯子。 后来呢？ 后来我去了安阳体校，学散打。我以为我变强了，就能反抗了。但回到家，我发现我还是怕他。那种恐惧刻在骨子里了。他不用动手，只要瞪我一眼，我就浑身发抖。 吕斗的描述让审讯室里的气温仿佛下降了几度。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pUA，是精神控制与肉体暴力的完美结合。 2005年开始，他胃口变大了。一开口就是三五百，说是借，但从来不还。他说要做生意，要我投资。去年一年，我给了他三四千。那是我偷偷从货款里扣的，每次算账我都心惊胆战，生怕爸妈发现。 案发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张建国问。 2007年1月10号，他打电话，要一千块。我说没有，他说明天来取。我知道他来就是要钱，不给就打。我提前藏了刀，我想，如果他再打我，我就捅他，让他知道疼，以后不敢再来…… 吕斗的声音开始发抖：但他来的那天，我没想杀他。真的，我只想吓唬他。他来了，像往常一样，骂我，让我拿钱。我给了他五百，是当天收的货款。然后他……他开始脱衣服，说要把我以前给他的衣服还我。他脱毛衣的时候，头蒙在里面，我看见了那把刀…… 审讯室里安静得可怕。 我脑子一片空白。等我反应过来，刀已经捅进去了。他倒在地上，说以后再也不找你要钱了。我……我疯了，我怕他报复，怕他告诉别人，我怕极了……我就……就继续捅…… 吕斗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间渗出：我捅了十三刀。每一刀，都是这六年来的恐惧和屈辱…… 案件告破，但张建国的心情异常沉重。他看着卷宗里那张稚气未脱的照片，十八岁的吕斗，在体校时穿着运动服，笑得阳光灿烂。而在另一张照片里，是同样十八岁的杜远航，叼着烟，眼神阴鸷。 校园暴力，这个被忽视的社会毒瘤，终于以最惨烈的方式，绽放在这口幽深的机井之中。 吕斗案一审判决下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且被害人杜远航长期对其实施敲诈勒索，存在重大过错，法院从轻处罚。 第281章 蜜糖与砒霜 2003年9月11日，苏州。 这座江南名城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桂花的香气漂浮在空气中，与月饼的甜腻、蟹肉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中秋特有的嗅觉记忆。古城区的石板路上，行人脚步轻快，提着礼盒，赶着回家团圆。 狮山新苑，这是苏州高新区一处高档住宅小区。12栋302室，顾苏正在厨房里忙碌。 顾苏三十二岁，身材纤细，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间透着知识女性的优雅。她是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综合科科长，从出纳做起，凭借勤勉和正直，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此刻，她正在准备晚餐，虽然丈夫邱小强说今晚要值夜班，可能回不来，但她还是习惯性地做了他爱吃的清蒸白鱼和醉蟹。 门铃响了。 顾苏擦擦手，打开门，愣住了。门口站着她的丈夫邱小强，一身白大褂还没脱，手里提着一盒美心月饼。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有急诊手术？ 邱小强微笑着，那笑容温润如玉，带着医生特有的让人安心的气质：手术提前结束了。今天是中秋，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过？ 他走进门，换上拖鞋，很自然地接过顾苏手中的围裙：我来吧，你去休息。对了，我给你泡了杯咖啡，新买的蓝山，在餐桌上。你趁热喝，我去炒菜。 顾苏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结婚七年，邱小强一直如此体贴。他是苏州儿童医院的胸外科医生，医术精湛，待人温和，在同事和病人中口碑极佳。当年父亲顾思荣选择他作为女婿，看中的就是他这份稳重和才华。 餐桌上，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散发着浓郁的香气。顾苏端起杯子，轻轻抿了一口。咖啡有些苦，但回味甘甜，就像她此刻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幸福。 对了，顾苏想起一件事，单位要评选五好家庭，推选咱们家参加市里的表彰。同事们都说你是模范丈夫呢。 邱小强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顿了顿，随即笑道：那是他们抬爱。我做得还不够。 你又谦虚了，顾苏笑着说，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我去换件衣服，晚上咱们去金鸡湖边散步赏月吧，听说今晚有音乐喷泉。 好，你先歇会儿，我很快就好。 顾苏走向卧室。她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以为是起得太猛，扶住了门框。眩晕感很快过去，她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但她没能走到卧室。 那种眩晕感像潮水般汹涌而来，伴随着剧烈的头痛和胸闷。顾苏捂住胸口，感到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疯狂地跳动，却又泵不出血液。她的视野开始模糊，周围的景物扭曲变形，色彩变得刺眼而诡异。 小强……她试图呼喊，但声音微弱得如同蚊呐。 她跌坐在沙发上，感到呼吸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吸入滚烫的沙子，肺叶灼烧般疼痛。她想要求救，但舌头变得僵硬，不听使唤。 邱小强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他看到顾苏的样子，脸色，急忙冲过来：苏苏！你怎么了？ 难……难受……顾苏抓住丈夫的手，那手冰凉而干燥，送……送我去医院…… 好好，你别急，可能是低血糖，邱小强扶住她，让她靠在沙发上，先歇会儿，深呼吸，我去拿糖水。 他转身进了厨房，但没有拿糖水。他站在水池边，慢慢地、仔细地将那个咖啡杯洗净，用洗洁精洗了三遍，直到杯壁上没有一丝痕迹。然后，他打开窗户，让秋风吹散厨房里可能残留的气味。 做完这一切，他才回到客厅。 顾苏的情况更糟了。她的脸色呈现出一种可怕的青紫色，嘴唇发绀，瞳孔散大。她艰难地伸出手，抓住邱小强的白大褂：救……救我…… 别担心，没事的，邱小强握住她的手，语气温柔，可能是心脏病犯了，休息一下就好。你现在不能移动，移动了更危险。 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晚上八点四十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顾苏的意识在痛苦中沉浮，她感到自己正在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而丈夫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像是从水底发出的闷响。 坚持住，苏苏，很快就好了…… 晚上九点五十分，顾苏的呼吸变得微弱而不规律。邱小强终于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顾静吗？我是姐夫。你姐心脏病又犯了，这次很严重……对，你赶紧过来，顺便叫上爸妈…… 他挂了电话，看着已经陷入昏迷的妻子，轻轻理了理她额前的碎发。那动作温柔至极，仿佛在抚摸一件易碎的艺术品。 对不起，他轻声说，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但我必须这么做。 顾思荣接到电话时，正在书房里看一本医学期刊。 作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胸外科的退休主任，顾思荣在江苏医学界是泰斗级的人物。七十二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每天坚持阅读最新的医学文献。但今晚，他心烦意乱，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电话响了，是小女儿顾静打来的。 爸！姐……姐夫说姐姐病危！心脏病犯了！ 顾思荣的心猛地一沉。他太了解自己女儿的身体状况了。苏苏从小健康，虽然这两年偶尔有胸闷的症状，但那更像是工作压力大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绝不是器质性心脏病。 备车！去医院！他对老伴喊道。 老两口连鞋都来不及换，穿着拖鞋就冲出了门。出租车在夜色中飞驰，顾思荣的手一直在抖。他拨通了邱小强的电话：小强，苏苏现在什么情况？ 电话那头，邱小强的声音带着哭腔：爸……我们在楼梯口……我搬不动她……她……她好像不行了…… 顾思荣的心沉到了谷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心外科医生，他太清楚不行了意味着什么。 当他们赶到那家民营医院时，急诊室里一片忙乱。顾苏躺在抢救床上，身上盖着白布。顾思荣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大势已去。 女儿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深紫色，那是缺氧导致的紫绀。瞳孔已经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心电监护仪上是一条直线，偶尔有无效的室性逸搏。 爸……顾静也赶到了，哭着拉住父亲的手。 让开，顾思荣推开抢救的医生，我是顾思荣，让我看看！ 他检查女儿的生命体征，做心外按压，命令护士推肾上腺素。但一切都是徒劳的。顾苏的身体已经凉了，死亡时间至少在半小时以上。 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顾思荣厉声问。 大概……大概十分钟前……邱小强站在角落，面如死灰，我……我以为她只是晕过去了…… 顾思荣盯着女婿。邱小强是他一手培养的学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也是他亲自挑选的女婿。但此刻，他从这个年轻人眼中看到了一种奇怪的东西，那不是悲痛欲绝，而是一种……解脱？ 你为什么不及时送医？顾思荣的声音在颤抖，从你家到这里只有十分钟路程！你为什么要等她……等她不行了才打电话！ 爸，我……我以为没事……邱小强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我错了……我应该第一时间送医的……苏苏……苏苏啊…… 他开始用头撞墙，作响，额头上很快出现了青紫的肿块。我不活了！我要随苏苏去！ 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为之动容，纷纷上前劝阻。顾静也哭着去拉姐夫：姐夫，别这样……姐已经走了……你要保重啊…… 但顾思荣没有动。他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中的疑云越来越重。 太完美了。邱小强的悲痛表现得太过完美，完美得像是一场排练好的戏剧。而且，作为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顾苏的症状不符合任何已知的心脏病发作模式。 顾思荣悄悄从女儿的胃管里抽取了一些胃内容物，装进了随身携带的塑料袋。这个动作没有人注意到，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邱小强身上。 先料理后事吧，顾思荣深吸一口气，但苏苏的死因，必须查清楚。 9月12日凌晨，顾思荣家的书房灯火通明。 那袋从女儿胃中取出的内容物被存放在冰箱里。顾思荣知道，常规的尸检可能查不出什么，如果是中毒，必须有针对性的毒理检测。但他没有声张，只是悄悄联系了一位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请他帮忙做一个初步的毒物筛查。 与此同时，邱小强表现得像个标准的模范鳏夫。 他在灵堂里哭得昏天黑地，多次晕厥。他对每一位前来吊唁的亲友磕头致谢，感谢他们对顾苏的厚爱。他向前来慰问的领导表示，要将女儿改姓顾，以延续顾家的香火。他甚至跪在顾思荣面前，发誓要做顾家的儿子，替顾苏尽孝。 小强，你起来吧，顾思荣的声音很平静，先让苏苏入土为安。 邱小强抬起头，脸上满是泪痕，我想……我想让苏苏土葬，不要火化…… 顾思荣的心猛地一紧。在苏州，早就实行火化了，除非有特殊情况。邱小强要求土葬，是想毁灭证据吗？ 不行，顾老斩钉截铁，苏苏是党员，是干部，必须火化。而且……而且我要做尸检。 灵堂里一片哗然。邱小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爸！苏苏已经走了！您还要让她开膛破肚吗？我不同意！我绝不同意！ 必须尸检，顾思荣盯着女婿的眼睛，苏苏死得不明不白，作为父亲，我有权知道真相。小强，如果你心里没鬼，就不要阻拦。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锋，仿佛有无形的火花迸射。最终，邱小强败下阵来。他垂下头，肩膀剧烈抖动：好……好吧……但如果查出是心脏病，爸，您要向我道歉…… 9月13日下午，尸检在苏州市殡仪馆进行。 法医团队由省市两级专家组成。当解剖刀划开顾苏的胸腔时，顾思荣站在一旁，老泪纵横。但作为医生，他强迫自己看着，他要亲眼看到真相。 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主检法医报告，冠状动脉通畅，心肌没有梗死灶。不是心脏病。 顾思荣握紧了拳头。 等等，另一位法医指着胃内容物，这是什么味道？有股奇怪的甜味？ 经过提取和初步化验，他们在顾苏的血液和胃内容物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成分，氯胺酮。这是一种医用麻醉剂，常用于手术麻醉，但过量使用会导致呼吸抑制和心力衰竭。 氯胺酮？顾思荣震惊，苏苏最近没有做过手术，她怎么会有麻醉剂？ 而且剂量很大，法医说，足以毒死一头牛。这不是意外，是投毒。 顾思荣感到天旋地转。他想起那个中秋夜，想起那杯咖啡，想起邱小强拖延送医的种种细节。一切豁然开朗。 报警，他咬着牙说，立即报警。邱小强是医生，他能拿到氯胺酮。是他……是他杀了苏苏！ 警方介入后，案件的调查却陷入了僵局。 邱小强的社会关系简单得可怕。他每天医院、家里两点一线，工作兢兢业业，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同事们都说他是好医生、好丈夫，病人家属们甚至自发组织起来为他请愿，要求警方不要冤枉好人。 邱医生不可能杀人，儿童医院的院长拍着胸脯保证，他是我们院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做过很多高难度的先心病手术。他对病人比对自己家人还好。 确实，邱小强在医院的口碑无可挑剔。他记得每一个病人的名字，会自掏腰包给贫困患儿买营养品，经常在手术室里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就在顾苏去世前一周，他还成功完成了一例国内罕见的复杂先心病手术，挽救了一个出生仅三个月的婴儿。 但警方没有放弃。他们对邱小强进行了秘密监控，监听他的电话，跟踪他的行踪。 9月20日，也就是顾苏去世后的第九天，转机出现了。 那天晚上，邱小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狮山新苑的另一栋楼。他敲开了一扇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两人拥抱，亲吻，然后关上了门。 那是谁？侦查员问小区的保安。 张女士，保安说，好像是高新区一家医院的医生，听说以前来儿童医院进修过，跟邱医生是同事。 侦查员们面面相觑。妻子尸骨未寒，丈夫就另寻新欢，这虽然道德败坏，但还不足以证明杀人。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案件的性质彻底改变。 凌晨一点，邱小强从张女士家出来，在楼道里打了个电话。他的声音很轻，但监听器捕捉到了每一个字。 没事了，宝贝。我已经把老婆摆平了……对，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放心，没人会怀疑…… 把老婆摆平了，这句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案件的死结。 9月23日晚，当邱小强再次与张女士在家中约会时，警方破门而入。 邱小强没有反抗。他坐在沙发上，冷静得可怕。这是我的隐私，他说，我妻子去世，我有权利开始新生活。你们抓我，有证据吗？ 8月26日下午，刑警队长冷冷地说，你潜入医院第三手术室，偷走了8支氯胺酮。医院的监控拍到了你的背影，虽然你戴着口罩，但你的身形、走路姿势，我们比对过了，就是你。 邱小强的脸色终于变了。 顾苏体内检测出的氯胺酮，与医院丢失的批次完全一致，刑警队长继续说，而且，我们在你家厨房的下水道里，提取到了微量的氯胺酮残留。你洗杯子洗得很干净，但下水道不会说谎。 证据确凿。邱小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笑容温和而诡异，就像他平日里对待病人时的笑容。 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他说，我准备了两年，制造了心脏病发作的假象，连老丈人这个心胸外科专家都骗过了……没想到，输在了一句话上。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释然：能给我一支烟吗？ 审讯持续了整整四十八小时。 邱小强出人意料地配合。他详细交代了作案的每一个细节，那种冷静和条理，让经验丰富的刑警都感到不寒而栗。 我从2001年开始计划，他说，那年，我遇到了小张，就是你们抓到我时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是来进修的护士，年轻，漂亮，崇拜我。我那时才发现，原来婚姻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 他的语气平淡，就像在讲述一台手术的过程：但我不能离婚。顾苏的父亲是顾思荣，苏州医学界的泰斗。我的工作是顾老安排的，我的职称、我的论文、我的社会地位，都和他有关。如果离婚，我什么都保不住，还会身败名裂。 所以你就想杀妻？审讯员问。 最初没有，邱小强摇头，我只是想让她……消失。但怎么消失？推下楼？太明显。车祸？风险太大。直到有一天，我在手术室里，看着麻醉师推注氯胺酮，突然有了灵感。 他详细描述了氯胺酮的特性：无色无味，溶于水，过量使用会导致呼吸抑制死亡，而且代谢快，尸检很难发现。更重要的是，作为医生，他可以轻易获取这种药物，而且知道如何控制剂量，制造慢性中毒的假象。 2001年底，顾苏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邱小强微笑着，那是我第一次试验。我在咖啡里加了很小剂量的氯胺酮，她喝完后头晕、胸闷，以为是工作太累。我去医院陪她，表现得很焦急，所有人都夸我是好丈夫。 后来的两年里，我每隔几个月就一次。剂量控制得很精准，让她难受，但不致命。我带她看遍了苏州的心脏病专家，做了无数次检查，当然查不出问题。慢慢地，所有人都接受了顾苏有心脏病的。 包括顾老？ 尤其是顾老，邱小强的笑容变得讽刺，他是心胸外科专家，却查不出女儿的。他越查不出，越焦虑，越依赖我。我陪他翻书，陪他讨论病例，表现得比他还着急。他根本想不到，凶手就在他身边。 2003年8月26日，邱小强偷取了8支氯胺酮，每支100毫克。他将其中3支用于9月5日的，那杯让顾苏严重发病但最终抢救过来的咖啡。 9月5日那次，我用了300毫克，邱小强说，她差点死了，但抢救及时。这让我确定了最终剂量，500毫克，足以在半小时内致命，而且等送到医院，药物已经代谢得差不多了。 9月11日，中秋夜。邱小强将剩下的5支氯胺酮全部倒入咖啡，看着妻子喝下。然后，他拖延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求救，确保顾苏在送医前就已经死亡。 你为什么要等一个小时？审讯员问，你不怕她中途醒来？ 氯胺酮的作用机制我很清楚，邱小强说，大剂量注射后，先是兴奋期，然后是抑制期，最后是呼吸麻痹。她不会醒来的，只会慢慢窒息。那一个小时，我坐在她身边，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 他的眼神变得迷离：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时刻。但我没有后悔，只有……解脱。她死了，我自由了。我可以和小张在一起，可以开始新生活。而且，没有人会怀疑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一个医术精湛的好医生。 你爱过顾苏吗？审讯员突然问。 邱小强愣了一下，然后摇头：从来没有。我娶她，是因为她是顾思荣的女儿。我需要顾老的资源，需要这个跳板。七年来，我演得很累。现在，终于结束了。 案件告破后，顾思荣大病一场。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护士进来换药，轻声说：顾老，有人来看您。 他转过头，看见了张建国。这位负责侦破女儿案件的刑警队长，手里提着一个水果篮。 坐吧，顾思荣的声音嘶哑，有烟吗？医生不让抽，但我现在想抽一支。 张建国递过一支烟，帮他点上。烟雾缭绕中，两个男人沉默了很久。 我查过邱小强的背景，张建国终于开口，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普通工人。他从小成绩优异，但性格内向，自尊心极强。上大学时谈过一个女朋友，因为对方家境不好，他主动分手了。他选择顾苏，从一开始就是算计。 我知道，顾思荣苦笑，我都知道。当年我把苏苏介绍给他，看中的是他的才华和稳重。我以为，一个贫寒出身的年轻人，会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以为，我给了他一切，他会感恩，会对苏苏好…… 顾老，这不是您的错，张建国说，邱小强是个高智商的，他善于伪装，善于利用人心。这两年来，他一直在您眼皮底下投毒，您都没有察觉，这不是您的疏忽，是他的狡猾。 但我应该察觉的，顾思荣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是医生，我是父亲。苏苏每次发病，都在家里，都在喝了他泡的咖啡之后。我怎么会这么蠢？我怎么会被一个我亲手培养的学生骗得团团转？ 张建国无言以对。他想起审讯邱小强时的情景，那个年轻人谈到谋杀妻子时的冷静，谈到两年布局时的得意，那种深入骨髓的冷漠，确实不像正常人。 他会被判死刑吗？顾思荣问。 大概率会，张建国说，预谋杀人，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虽然他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 顾思荣闭上眼睛，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我只有一个请求……行刑的时候，让我在场。我想亲眼看着这个畜生，为我女儿偿命。 2004年1月2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庭里座无虚席。这起隐形杀妻案经过媒体的报道，已经轰动全国。人们都想看看，这个被誉为模范丈夫的毒医生，究竟长什么样子。 邱小强被押上法庭时，依然保持着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他穿着整洁的囚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向法官微微鞠躬，仿佛是在参加一场学术会议。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邱小强的犯罪事实：预谋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建议判处死刑。 邱小强的辩护律师提出了几点从轻情节：一是邱小强有自首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二是邱小强平时表现良好，是医术精湛的好医生，救过很多病人；三是本案系家庭矛盾引发，邱小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但公诉人反驳说，邱小强的是在证据确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的，不构成真正的自首。而且，他两年预谋，多次投毒，最后残忍杀害妻子，主观恶性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最后陈述阶段，邱小强站了起来。他环视法庭，目光在顾思荣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 我认罪，他说，但我请求法庭考虑，我在医学上做出的贡献。我救过很多孩子，有些手术是国内首例。如果我死了，那些技术就失传了。我请求法庭，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我用余生赎罪。 法庭里一片哗然。顾思荣猛地站起来，指着邱小强，浑身发抖：你……你杀了我女儿，还想活命？你做梦！ 法警上前扶住顾老。邱小强看着这一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休庭十分钟后，法官宣判：被告人邱小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邱小强的身体晃了晃，但很快恢复平静。他微笑着，向法官鞠躬：谢谢法庭给我说话的机会。我上诉。 2004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第282章 贫困户暴富背后的罪恶，警方3个月蹲守揭开毒网 2020年初，春寒还未完全褪去，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镇的山间依旧裹着一层淡淡的薄雾。一场全国范围内的Gdp基层数据普查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在各个村镇推进，普查人员的脚步，也踏遍了遮放镇最偏远的拉新村。 拉新村坐落在群山环绕之中，地势偏僻，交通闭塞，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蜿蜒曲折，是村子与外界连通的唯一通道。这里人烟稀少，村民们世代靠山吃山，日子过得朴实而清贫，家家户户住的都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简易砖房，墙面斑驳，屋顶大多覆盖着瓦片，透着一股原生态的简陋。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的半山腰上，一栋气派非凡的四层欧式大别墅，像一颗突兀的明珠，硬生生闯入了普查人员的视线，也打破了这个小山村的宁静。 这栋别墅通体采用白色欧式设计，罗马柱、浮雕、弧形阳台一应俱全，四层的楼高在连绵的矮山之间格外扎眼，远远望去，如同城堡一般矗立在半山腰，与周围村民们朴实无华的房屋形成了天壤之别。别墅的外围围着一圈两米多高的铁艺栅栏，栅栏上缠绕着翠绿的藤蔓，大门是厚重的朱红色实木门，上面镶嵌着黄铜门环，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威严。别墅的一侧，是一个宽敞的停车场，里面停放着几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奔驰、宝马整齐排列，车身一尘不染，与这个贫困落后的山村格格不入。 但凡看到这栋别墅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念头：这户人家，绝对是拉新村首屈一指的大富豪，甚至在整个遮放镇，都算得上是家境殷实的人家。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栋看似光鲜亮丽的别墅，并没有成为主人身份的象征，反而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这户人家牢牢困住。普查工作结束后不久，一批身着便衣的警察，便悄悄潜伏到了拉新村，围绕着这栋欧式大别墅，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秘密蹲守。最终，在一个深夜，警方雷霆出击，将别墅内的全家人全部逮捕，一场隐藏在边境山村的惊天罪恶，也随之浮出水面。 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这栋大别墅的主人，是村里的村民排左成一家。说起排左成，村里的人都有着说不完的感慨，因为就在几年前，排左成家还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穷得叮当响，连一顿饱饭都很难吃上，更别说盖别墅、买豪车了。 拉新村地处边境山区，土地贫瘠，气候条件有限，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要么是在山上种植一些玉米、茶叶等农作物，要么是背井离乡，到城里打零工，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人均收入也不过五六千元。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能盖一间结实的砖房，就已经是毕生的心愿，更别提这样一栋造价上百万的欧式大别墅了。 排左成家的暴富，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梦，来得猝不及防。短短三年时间，从村里最穷的人家，一跃成为村里的首富，四层大别墅拔地而起，豪车堆满停车场，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这样的变化，让村里的人既眼红又羡慕，平日里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就是排左成。有人说他运气好，中了大奖；有人说他找到了什么发财的捷径，做了什么暴利的生意；也有人心里暗暗嘀咕，这穷山沟沟里，能有什么暴利生意，能让一个贫困户在短短三年内富得流油？ 疑惑的种子，在村民们的心里悄悄生根发芽。尤其是排左成暴富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以前的他，虽然贫穷，但性格还算开朗，偶尔会和村民们坐在一起唠唠嗑，聊聊家常。可暴富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很少再和村民们来往，甚至连自家的大门，都常年紧闭着，哪怕是白天，也很少看到有人进出。 在农村，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开门唠嗑，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全村人都会主动帮忙；闲暇之时，大家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聊着家常，日子过得简单而热闹。可排左成家，却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大门紧锁，院墙高耸，无论村民们怎么打招呼，里面都很少有人回应。偶尔有人好奇，跑到别墅门口张望，也只会看到紧闭的大门和院子里修剪整齐的绿植，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排左成这是发了财，就看不起我们这些穷邻居了？”“说不定他的钱来得不干净，所以才不敢开门见人。”“这么多钱，短短三年就挣到了，除非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村民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多，疑惑也越来越深，最终，有人悄悄拨通了报警电话，将排左成一家的异常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警方。 警方接到举报后，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遮放镇地处中缅边境，地理位置特殊，历来都是禁毒、反走私工作的重点区域。排左成一家的异常暴富，加上他刻意回避村民、紧闭大门的反常行为，让警方敏锐地察觉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为了查明真相，警方迅速成立了专项调查组，悄悄潜入拉新村，对排左成一家展开了秘密盯梢和调查。 “最远的地方，到红色大门那里，这一片也是他家的，这一片山坳里面，全都是他家的。”蹲守的民警指着半山腰的一片区域，低声对身边的同事说道。经过初步排查，警方发现，排左成不仅盖了四层大别墅，还占用了周边的一片山坳，名义上是搞养殖、种庄稼，可实际上，这片山坳平日里也很少有人进出，显得十分神秘。 随着蹲守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的疑点越来越多。排左成一家家境殷实，坐拥豪车别墅，可排左成本人，却几乎全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偶尔，他会驾驶着豪车出门兜风，但兜风的路线却十分固定，每次都是朝着中缅边境附近的公路行驶，而且每次出门，都十分谨慎，时不时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像是在躲避什么。 更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排左成家的大门，几乎常年处于紧锁状态，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蹲守的三个多月里，民警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排左成和他的妻子唐安琪出过门，偶尔进出别墅的，只有他的妻弟和侄子侄女，而且每次进出，都行色匆匆，大门打开的瞬间，会迅速闪身进去，随后立刻关上，不给外人任何窥探的机会。 三个多月的蹲守，警方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线索，这让参与蹲守的民警们都感到十分头疼。“这家人太谨慎了，几乎不与外界接触，我们根本找不到突破口。”一位年轻的民警低声抱怨道。资历深厚的老民警看着紧闭的别墅大门，眉头紧锁，心里暗暗思索：越是谨慎，越是反常，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秘密，我们必须沉住气，继续蹲守，等待最佳的时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蹲守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这天上午，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缓缓驶入拉新村，停在了排左成家的别墅门口。车门打开后，下来两个中年男子，一个身材高大，满脸横肉，另一个身材瘦小，眼神闪烁，两人手里都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看起来十分谨慎。 蹲守的民警立刻提高了警惕，悄悄用望远镜观察着两人的一举一动。只见两人走到别墅门口，按了按门铃，大门很快就打开了一条缝隙，两人迅速闪身进去，大门随即关上。大约一个小时后，别墅的大门再次打开，那两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手里依旧提着沉甸甸的袋子，只不过袋子的外观，变成了装牛肉的保鲜袋，远远望去，里面装满了暗红色的牛肉，看起来分量十足。 “这两个人是谁？为什么来排左成家？而且带走的都是牛肉？”老民警低声问道。身边的民警摇了摇头：“不清楚，从来没有在村里见过这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老民警沉思片刻，说道：“不对劲，排左成家就算是搞养殖，也不至于让亲戚带走这么多牛肉，而且这两个人的神情，太过谨慎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为了查明真相，老民警立刻安排两名便衣警员，悄悄跟了上去，密切跟踪这两个中年男子的行踪，务必查清他们带着这些牛肉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便衣警员不敢大意，远远地跟在两人身后，尽量避开他们的视线，沿着山间的小路，一路向南行进。 山间的小路崎岖不平，杂草丛生，两人走得很快，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警惕性极高。便衣警员一路小心翼翼地跟踪，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来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山谷，山谷的尽头，就是中缅边境的国境线，一道低矮的铁丝网，将两个国家分隔开来。 让人震惊的是，这两个中年男子，竟然毫不犹豫地跨过了铁丝网，踏入了缅甸境内。看到这一幕，便衣警员立刻停下了脚步，悄悄躲在一旁，迅速将情况汇报给了蹲守的老民警。“他们非法越境了！”老民警听到汇报后，眼神一沉，“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想没错，排左成一家，很可能在从事走私、贩毒之类的违法犯罪活动！”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未经许可私自踏出国境，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警方此时完全可以立刻出手，将这两个非法越境的男子抓捕归案。但老民警却摇了摇头，制止了手下的行动。“不行，不能现在抓他们。”老民警低声说道，“这里是边境地带，地形复杂，而且这两个人敢如此大胆地非法越境，身上很可能携带了武器。你们看，他们腰间挂着的那个包裹，形状很像枪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很可能会引发冲突，危及警员的安全。” 除此之外，老民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两个中年男子，很可能只是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小角色，他们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团伙，而排左成一家，很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在国内的落脚点。如果现在抓捕了这两个人，很可能会打草惊蛇，让背后的主谋逃脱，之前三个多月的蹲守，也就前功尽弃了。 “放长线，钓大鱼。”老民警当机立断，立刻调整部署，派遣多名便衣警员，悄悄潜伏在中国与缅甸的交界处，在周边布下天罗地网，密切监视边境线的一举一动，等待这两个中年男子偷运违禁品回国，到时候再一网打尽，顺藤摸瓜，挖出背后的整个犯罪团伙。 边境的夜晚，格外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虫鸣声。潜伏在交界处的便衣警员，纹丝不动地躲在草丛中，眼神警惕地盯着边境线，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们知道，这是一场耐心的较量，只有沉住气，才能等到最佳的抓捕时机。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傍晚，夕阳西下，余晖将边境的山谷染成了一片金黄色。那两个中年男子，再次出现在了缅甸一侧的边境线附近，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确认没有异常后，才缓缓跨过铁丝网，回到了中国境内。和之前一样，他们手里依旧提着沉甸甸的牛肉，只不过这一次，牛肉的分量看起来比之前更重了，两人走得十分缓慢，额头上布满了汗水。 便衣警员们立刻提高了警惕，紧紧盯着两人的行踪，悄悄跟在他们身后，等待着合适的抓捕时机。只见两人沿着原路返回，一路小心翼翼，没有丝毫的停留，很快就回到了排左成家的别墅门口。大门打开，两人迅速闪身进去，大门随即关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天晚上，原本寂静的欧式大别墅，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别墅内灯火通明，隐约可以听到欢声笑语、划拳饮酒的声音，还有音乐的声响，显然，排左成一家正在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庆祝什么。蹲守的民警们知道，这很可能是他们完成了一次交易，正在庆祝。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依旧潜伏在原地，密切监视着别墅的一举一动，等待着更好的时机。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别墅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排左成的侄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装着牛肉的袋子，匆匆走出了别墅，神色依旧十分谨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村里停留，而是直接朝着村外的树林走去。 蹲守的民警立刻行动起来，安排两名便衣警员，悄悄跟了上去，务必查清他要去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见面。年轻男子沿着山间的小路，一路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深处，有一个隐蔽的山洞，洞口被杂草和树枝遮挡着，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年轻男子走到山洞门口，停下了脚步，左右张望了一番，确认没有异常后，才在山洞门口徘徊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手机，显然是在等什么人。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三个穿着深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从树林深处走了出来，他们身材高大，神情严肃，走路悄无声息，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音箱，看起来沉甸甸的，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排左成的侄子看到这三个人后，立刻迎了上去，脸上露出了谄媚的笑容。双方没有过多的交谈，中年男子将手里的白色音箱递给了年轻男子，年轻男子接过音箱，立刻打开检查。当音箱被打开的瞬间，里面的东西让潜伏在一旁的便衣警员们心头一震——音箱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音响设备，而是装满了白花花的人民币，一沓一沓的，整齐地码放在里面，看那数量，足足有几十万。 年轻男子仔细清点了一下金额，确认无误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随后将手里的牛肉，递给了那三个中年男子。三个中年男子接过牛肉，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将牛肉割开。就在牛肉被割开的那一刻，潜伏在一旁的便衣警员们，终于看清了牛肉里面的秘密——在暗红色的牛肉纹理之间，夹杂着一些白色的晶体，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民警们一眼就认出，这些白色晶体，正是危害极大的冰毒。 “行动！”随着老民警的一声令下，潜伏在树林中的便衣警员们，立刻冲了出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排左成的侄子和那三个中年男子团团围住。“不许动！警察！”民警们大声呵斥道，手里的手铐瞬间铐在了犯罪嫌疑人的手腕上。 突如其来的抓捕，让几个犯罪嫌疑人惊慌失措，他们试图反抗，但面对训练有素的民警，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很快就被民警们制服。民警们当场从牛肉中缴获了大量的冰毒，从白色音箱中缴获了几十万现金，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抓捕行动成功后，老民警立刻下达命令，全体警员集合，趁热打铁，立刻对排左成一家实施抓捕，彻底捣毁这个隐藏在边境山村的贩毒窝点。大批民警迅速赶到排左成家的别墅门口，用力敲响了大门。别墅内的欢声笑语，瞬间戛然而止，里面传来了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民警们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破门而入。别墅内，排左成一家和几个亲朋好友，正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显然还在庆祝。看到突然闯入的民警，所有人都吓得脸色惨白，惊慌失措，有的试图躲藏，有的试图逃跑，但都被民警们一一制服。 此时的排左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他浑身发抖，脸色惨白，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罪恶勾当，最终还是被警方发现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用三年时间换来的财富和地位，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 熟悉边境情况的人都知道，在中缅边境，最暴利、最危险的违法犯罪活动，就是贩毒。毒品，就像一个恶魔，不仅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和意志，还会摧毁一个家庭，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定。而排左成一家，正是被这巨大的暴利所诱惑，一步步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最终沦为了法律的罪人。 2020年5月初，随着排左成、唐安琪、郭乐度等所有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捕归案，这起隐藏在边境山村的家族式贩毒案，终于告破。警方在排左成家的别墅内，缴获了大量的毒品、现金和作案工具，彻底捣毁了这个横跨中缅边境的贩毒窝点，斩断了一条重要的贩毒链条。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气氛压抑。排左成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浑身发抖，面对民警的审讯，他终于崩溃了，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他主动供出，这起贩毒案的幕后主谋，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妻子——唐安琪。 一开始，民警们并不相信排左成的话，认为他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故意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自己的妻子身上。毕竟，在所有人的眼中，唐安琪都是一个温柔贤淑、背景干净的女人，她嫁给排左成之后，一直经营着一家汽车美容店，没有任何犯罪前科，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贩毒团伙的主谋。 但随着审讯的深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找到，民警们终于发现，排左成说的是实话，这起家族式贩毒案的幕后主谋，真的就是唐安琪。这个在村民们眼中貌美如花、才高八斗的女人，背地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她才是整个贩毒链条的核心，是隐藏在幕后的“毒枭女王”。 据排左成供述，唐安琪并不是云南本地人，她嫁给排左成之后，才跟着他来到了遮放镇拉新村定居。表面上，唐安琪经营着一家汽车美容店，生意平平淡淡，用来掩人耳目；实际上，她却是打着汽车美容店的幌子，暗地里将汽车美容店变成了贩毒交易的秘密地点，与境外的贩毒分子悄悄进行交易，谋取暴利。 更让民警们震惊的是，唐安琪在缅甸有一位亲戚，而这位亲戚，正是长期从事走私、贩毒违法犯罪活动的毒枭。早在嫁给排左成之前，唐安琪就已经和这位缅甸亲戚有了联系，只是一直隐藏得很深，没有人知道。嫁给排左成之后，她看到拉新村地处中缅边境，地理位置隐蔽，交通闭塞，是进行贩毒活动的绝佳地点，于是便萌生了利用这里进行贩毒的念头。 在唐安琪的劝说和诱惑下，原本贫穷潦倒、渴望暴富的排左成，最终动了心，答应和唐安琪一起从事贩毒活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利用贩毒赚来的第一桶金，在拉新村的半山腰上，盖起了这栋四层欧式大别墅，营造出一种暴富的假象，用来迷惑村民和警方。 他们的贩毒流程，十分隐蔽。唐安琪负责与缅甸的亲戚联系，确定交易的时间、地点和数量；排左成则负责安排自己的侄子、妻弟等亲信，偷偷翻越国境线，到缅甸领取毒品，然后将毒品藏在牛肉等常见物品中，悄悄运回国内；随后，再由排左成的侄子，将毒品送到指定的地点，转卖给国内的贩毒分子，从中获取巨额暴利。 为了确保安全，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平日里尽量不与外界接触，别墅大门常年紧闭；所有参与贩毒的人员，都是自己的亲戚，确保不会走漏风声；交易地点每次都不固定，大多选择在隐蔽的山洞、树林等地方；毒品的藏匿方式也十分隐蔽，除了藏在牛肉中，还会藏在农产品、日用品等物品中，躲避警方的检查。 短短三年时间，凭借着这种隐蔽的贩毒方式，唐安琪和排左成赚得盆满钵满，从村里的贫困户，一跃成为村里的首富，盖起了大别墅，买起了豪车，过上了挥金如土的生活。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罪恶勾当，终究还是没有逃过警方的眼睛。他们为了追求巨额暴利，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最终不仅毁了自己，还将自己的家人、亲戚都拉上了这条不归路，真是害人又害己。 随着审讯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揭开，唐安琪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她坦言，自己一开始只是想赚点快钱，改善一下生活，可一旦踏入贩毒的泥潭，就再也无法回头。巨大的暴利，让她迷失了心智，变得越来越贪婪，最终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最终，法院对这起家族式贩毒案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唐安琪作为贩毒团伙的主谋，涉案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排左成作为主要参与者，积极参与贩毒活动，情节严重，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郭乐度、金乐三（另一名中年男子）以及排左成的侄子、妻弟等其他参与贩毒的人员，也根据其涉案情节的轻重，被依法判处了相应的刑罚，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第283章 追凶 28 年！当年石首筒子楼命案，凶手竟藏在隔壁县 今天要说的这起案子，堪称石首公安史上最执着的追凶案，整整28年，几代刑警接力追查，从青丝到白发，从落后的侦查条件到现代刑侦技术，只为将一个逃亡的凶手绳之以法。这起案子发生在遥远的1985年，那时候没有监控，没有智能手机，连长途电话都得去邮电局排队打，可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一桩命案，一张字条，让一个女人的名字，刻在了石首刑警的卷宗里，也刻在了受害者家人的心里，一刻就是28年。 时间拉回1985年4月10号，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湖北省原石首县的春天还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清晨六点多，天刚蒙蒙亮，原石首县副食品公司的职工们陆续起床，准备去上班。筒子楼里飘着淡淡的煤炉烟火气，有人在洗漱，有人在煮稀粥，还有人在互相打招呼，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惨剧，就藏在其中一间宿舍里。 副食品公司的宿舍是老式的筒子楼，一层楼十几间房，房门挨着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很，平时谁家说话大声点，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早上，职工李建国路过同事王生涛的宿舍时，发现房门虚掩着，没有关严，还留着一条缝隙。他心里犯了嘀咕，王生涛平时都是最早起床的，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开门？而且房门怎么没锁？ 李建国走上前，轻轻推了一下房门，“吱呀”一声，房门开了。一股淡淡的、说不出的异味扑面而来，不是煤烟味，也不是饭菜味，带着一丝沉闷的压抑。他探头往里看，宿舍里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几缕晨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照亮了床上蜷缩的身影，那是王生涛。 “生涛？生涛？起床上班了！”李建国喊了两声，床上的人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回应。他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赶紧快步走进宿舍，走到床边。伸手推了推王生涛的胳膊，冰凉的触感瞬间传来，那不是正常的体温，是那种失去生命迹象的冰冷僵硬。 李建国吓得浑身一哆嗦，手猛地缩了回来，腿都开始打颤。他慌乱地掀开被子一角，只见王生涛躺在床上，双目圆睁，脸色青紫，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深色勒痕，看得人触目惊心。他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冲出宿舍，一边跑一边大喊：“死人了！死人了！王生涛死了！” 喊声打破了筒子楼的平静，职工们纷纷从宿舍里跑出来，围在王生涛的宿舍门口，议论纷纷，神色慌张。有人赶紧跑去邮电局打报警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报警只能靠固定电话，折腾了十几分钟，石首县公安局的民警才匆匆赶到现场。 民警们迅速封锁了现场，拉起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法医带着工具赶到，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刑侦队员则在宿舍里仔细搜查，寻找任何与凶手有关的线索。宿舍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宿舍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里的桌椅、衣柜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甚至连床上的被褥，除了王生涛躺着的地方，都还算整齐，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这说明，凶手要么是王生涛认识的人，要么是趁他不备下手，而且下手非常果断，没有给王生涛任何反抗的机会。 就在民警们仔细搜查的时候，一名队员在桌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字条。字条是用普通的方格稿纸写的，字迹潦草，带着几分仓促和决绝，上面只有短短几句话：“我手下无情，好人做事，好人当嘿。” 这话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语气奇怪，既像是在辩解，又像是在自我安慰，谁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凶手怎样的心思。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王生涛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大概在4月8日凌晨，也就是案发前两天，颈部的勒痕是致命伤，凶器应该是柔软的带状物品，比如毛巾、布条之类的东西。结合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完好的情况，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熟人作案，而且凶手大概率是女性，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男性的足迹和指纹，而且凶器是柔软的物品，更符合女性的作案特点。 接下来，警方开始对王生涛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排查。王生涛当时25岁，是副食品公司的正式职工，性格开朗，为人老实，平时和同事们相处得都不错，没有什么仇人，也没有和谁发生过激烈的矛盾。排查来排查去，一个人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民警的视线里，刘冬梅，王生涛的女朋友。 刘冬梅当年23岁，是石首大院灯泡厂的工人。那时候的灯泡厂，北面靠河，东边临河，大门朝东，一进大门就是一片堆满碎玻璃的“白场”，赤着脚走进去一不小心就会踩出血，车间里因为烧制玻璃，常年闷热难耐，工人们每天都要在高温环境下干活，十分辛苦。刘冬梅从农村出来，能在灯泡厂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她性格内向，话不多，但做事麻利，在厂里的口碑还算不错。 据王生涛的同事回忆，王生涛和刘冬梅在一起已经快一年了，两人感情一直挺好，经常一起上下班，有时候王生涛还会给刘冬梅带早饭，刘冬梅也会给王生涛洗衣服、织毛衣。就在案发前几天，有人还看到两人一起在筒子楼楼下散步，只是当时两人的神色都不太好，好像在吵架，具体吵什么，没人听清楚。 更关键的是，案发之后，刘冬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灯泡厂的同事说，4月8号那天下午，刘冬梅就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之后就一直没来过，宿舍里的东西也被人拿走了，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杂物。王生涛的邻居也说，4月8号凌晨，隐约听到王生涛的宿舍里有争吵声，还有女人的哭声，当时以为是小情侣吵架，就没在意，现在想来，那大概就是案发时的声音。 警方立刻调取了刘冬梅的档案，发现她是农村户口，老家在石首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都是农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警方赶到刘冬梅的老家，却发现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哥哥留在村里务农，姐姐则嫁到了临近的公安县。据刘冬梅的哥哥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妹妹，是在4月7号，妹妹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语气很奇怪，说自己对不起家里人，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回来了，当时他还以为妹妹是在闹脾气，没当回事，没想到，那竟然是兄妹俩最后一次通话。 结合现场找到的字条、刘冬梅的失踪时间，以及邻居听到的争吵声，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冬梅。通过对字条上的笔迹进行鉴定（那时候的笔迹鉴定技术虽然不如现在先进，但已经能通过笔画、笔顺、字迹力度等特征进行比对），再加上走访刘冬梅的同事、朋友，确认字条就是刘冬梅所写，种种迹象表明，刘冬梅就是杀死王生涛的凶手。 可是，凶手找到了，人却不见了。警方立刻在石首县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搜捕，封锁了车站、码头、路口，甚至派人前往刘冬梅的亲戚家蹲守，可刘冬梅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那时候，交通和通讯都极其落后，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长途旅行主要靠火车和汽车，而且没有实名制，只要换一身衣服，换一个身份，就能轻易躲过排查；通讯也只有固定电话，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想要联系一个人，只能靠写信或者托人带话，想要追查一个人的下落，难如登天。 警方没有放弃，先后派人前往湖北各地，以及湖南、四川、广东等周边省份追查，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刘冬梅就像一滴水，融入了茫茫人海，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这一找，就是28年。 28年，足以让一个懵懂的孩子长成参天大树，足以让一个年轻的小伙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足以让一座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起案子，也经历了石首公安几代刑警的接力侦破，当年承办这起案子的民警，有的退休了，有的调离了岗位，有的甚至已经与世长辞，相关的知情人，也大多老去，很多人都已经记不清当年的细节，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 而那个嫌疑人刘冬梅，毋庸置疑，肯定也已经面目全非。28年前，她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眉眼清秀，带着农村姑娘的质朴；28年后，她已经51岁，岁月的沧桑一定会在她脸上留下痕迹，或许她已经结婚生子，或许她已经换了好几个身份，或许她就生活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再也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的名字，知道她犯下的罪行。 说句实在的，28年前，我还穿着开裆裤，跟着大人后面跑呢，哈哈。所以啊，重新侦办这种陈年旧案，难度可想而知。当年的卷宗已经泛黄，很多证据已经丢失，知情人寥寥无几，嫌疑人更是踪迹难寻，再加上当年的侦查技术有限，没有监控录像，没有dNA比对，想要找到一个消失了28年的人，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对于刑警来说，案子不破，就是失职；受害者的冤屈不雪，就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3年，石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决定，重新启动对这起28年陈年旧案的侦查工作，抽调了队里最精干的力量，组成了专项侦查小组，发誓一定要找到刘冬梅，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给逝去的王生涛一个公道。 侦查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走访王生涛的家人。时间已经过去28年，可当侦查员们来到王生涛家，提起当年的事情时，王家人的情绪依然瞬间崩溃，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王生涛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头发花白，脊背佝偻，说起儿子，老人的声音哽咽，浑身都在颤抖。 “我的儿啊，他才25岁啊，正是好年纪，怎么就这么没了……”老人一边哭，一边从一个旧木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包裹，包裹用手帕层层包裹着，打开之后，里面全是王生涛生前用过的物品：一顶洗得发白的蓝色帽子，那是王生涛当年在副食品公司上班时戴的；一把小小的指甲刀，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是王生涛平时用来剪指甲的；还有几张泛黄的奖状，是王生涛上学时获得的，有“三好学生”，有“优秀班干部”，字迹工整，依稀能看出当年那个年轻小伙的朝气。 王生涛的母亲，眼睛已经哭瞎了一只，另一只眼睛也模糊不清，她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着眼泪，嘴里反复念叨着：“生涛，我的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怎么还不被抓到啊……” 亲人们说，王生涛是个孝顺的孩子，平时上班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买好吃的，帮父母干农活。他对未来充满了遐想，想着以后和刘冬梅结婚，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努力工作，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所有的美好，让这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自从王生涛去世后，王家人就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好年。每年春节，别人家都是张灯结彩，阖家团圆，喜庆祥和，可他们家，却是一片死寂，一片悲凉。家家户户都在吃年夜饭、放鞭炮，他们家却只能对着王生涛的照片，默默流泪，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下。那个作案后人间蒸发的刘冬梅，就像一个噩梦，缠绕了王家人28年，让他们日夜不得安宁。 “我们早就不抱希望了，都28年了，我们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凶手被抓到的那一天了……”王生涛的妹妹红着眼睛说，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可他们不抱希望，警方不能懈怠，侦查小组的队员们看着王家人悲痛的样子，心里更加坚定了破案的决心，无论多难，一定要找到刘冬梅，还王家一个公道。 接下来，侦查队员们翻阅了当年的所有卷宗，一点点梳理线索，试图从泛黄的纸页中，找到被遗漏的蛛丝马迹。卷宗里的每一份笔录、每一张照片、每一份鉴定报告，他们都仔细研读，反复推敲，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根据卷宗的记载，他们找到了当年承办这起案子的老刑警之一，张师傅。找到张师傅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头发早就白得像雪，脸上布满了皱纹，因为身体不好，早就退居二线，在家安享晚年。可当侦查队员们提起这起28年前的命案时，张师傅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的疲惫也消失了大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办案的日子。 “我怎么会忘记这起案子呢？”张师傅叹了口气，语气里充满了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当年没能抓住刘冬梅，没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我心里一直不安，这么多年，我经常会翻看当年的卷宗，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张师傅回忆说，当年王生涛的尸体被发现后，法医进行了详细的鉴定，确定王生涛死于窒息，颈部的勒痕很明显，凶器应该是一条毛巾或者布条，现场没有发现凶器，大概率是被刘冬梅带走了。宿舍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打斗痕迹，说明刘冬梅是趁王生涛熟睡的时候下手的，下手非常狠辣，没有丝毫犹豫。 “当年我们排查了所有和刘冬梅有关系的人，走访了她的老家、她的单位，甚至派人去了周边的省份追查，可那时候条件太差了，交通不便，通讯落后，没有任何监控，想要找到一个人，全靠腿跑、嘴问，刘冬梅又很狡猾，刻意隐藏自己的踪迹，所以一直没有进展。”张师傅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案子就成了积案，可我们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张师傅还告诉侦查队员们，当年他们在整理刘冬梅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封她写给家人的信，这封信是王生涛死后第三天寄出去的，寄信地址是一个陌生的小镇，没有具体的门牌号，信封上的字迹很潦草，看得出来，写信的人当时很慌乱。 侦查队员们立刻从卷宗里找到了这封信，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清上面的内容：“爸爸，我感到很惭愧，对不起你们，我做错了事情，再也没有脸见你们了。哥哥姐姐，我舍不得你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你们不要找我，就当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吧。嘿。” 从信的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封诀别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愧疚和绝望，至少透露出来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刘冬梅间接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否则不会说“做错了事情”“没有脸见你们”；第二，她感到对不起自己的亲人，有明显的轻生念头，想要一死了之。 警方根据这封信推断，刘冬梅在作案后，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愧疚，既不敢自首，又无法面对自己的亲人，所以选择了逃亡，并且可能想要自杀。如果刘冬梅真的已经自杀了，那么侦查队员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这起积案，也将永远无法告破。 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弄清楚一个问题：刘冬梅到底还活着吗？ 侦查小组的队员们经过商议，决定从刘冬梅的老家开始，重新展开侦查。刘冬梅的老家在石首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不大，交通不便，村民们大多以务农为生，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根据档案记载，刘冬梅的父母已经去世，她的哥哥刘建军还在村里务农，性格憨厚，身体不好，一向深居简出，社会交际非常简单，平时除了和村里的几户邻居来往，几乎不与外人接触，更不用说和外地的人有联系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队员们没有直接去找刘建军，而是先在村子里进行外围调查，秘密走访村民，寻找关于刘冬梅的线索。可时间已经过去28年，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是中老年了，很多村民都已经记不清刘冬梅了，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村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 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对当年的事情还有些恍恍惚惚的印象。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姑娘，长得挺清秀的，话不多，经常回村里来看她父母，后来好像出了什么事，就再也没回来过，具体是什么事，我也记不清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另一位老爷爷回忆说：“当年好像听说她和一个城里的小伙子谈恋爱，后来小伙子死了，她就跑了，具体的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村里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她是凶手，可也没人见过她回来。” 侦查队员们就这样在村里走访了整整三天，问了几十位村民，只得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就在大家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提供了一个线索：“我记得大概在刘冬梅失踪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大概2000年左右，我们镇上有一个女孩，无意之中看到过一个女人，长得和刘冬梅很像，当时那个女人穿着很朴素，戴着帽子和口罩，低着头，好像很怕被人认出来，那个女孩也不敢确定，只是觉得长得很像。” 这个线索让侦查队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追问那个女孩的下落，可这位中年妇女说，那个女孩后来嫁给了外地，再也没有回过镇上，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这个消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真假难辨，无从考证。 侦查队员们没有放弃，他们回到公安局，反复研究刘冬梅写给家人的那封信，反复琢磨她的字迹、她的语气，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侦查队长李警官说：“从这封信的字迹来看，刘冬梅虽然有轻生的念头，但她的字迹很有力，不像是那种一心求死的人，而且信里说‘你们不要找我’，更像是一种借口，一种想要隐藏自己的借口，我直觉，她没有自杀，她还活着，而且很可能就藏在某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带着这份直觉，侦查队员们继续打探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又听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2010年，刘冬梅的父亲去世，下葬那天深夜，有人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背着一个包袱，在刘冬梅父亲的坟前跪着烧纸，那个女人的背影，和当年的刘冬梅非常像，而且她烧纸的时候，一直在低声哭泣，哭到浑身发抖，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匆匆离开，不敢停留。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就可以确定，刘冬梅没有自杀，她还活着，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还偷偷回到过老家，给父亲上坟。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侦查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只要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刘冬梅的踪迹。 警方推断，刘冬梅既然敢偷偷回到老家给父亲上坟，就一定不会完全和家人断绝联系，她在老家唯一的亲人，就是她的哥哥刘建军，所以，她大概率会和刘建军有联系，哪怕是偷偷联系，也一定会留下痕迹。 于是，侦查队员们依法调取了刘建军家的固定电话通信记录。刘建军家的电话很少使用，通话记录非常有限，大多是和村里的邻居、亲戚的通话，都是本地号码。可就在这些有限的通话记录里，有两个外地号码引起了侦查队员们的注意，这两个号码都是临近石首的公安县的号码。 公安县距离石首差不多有60多公里，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在当年，算是比较远的距离了。刘建军身体不好，一向深居简出，连村里的人都很少来往，怎么会有公安县的人给她打电话呢？而且这两个号码，和刘建军的联系也很少，近半年的时间，就只联系了一次，通话时间也很短，只有不到一分钟。 虽然不能肯定这两个电话就是刘冬梅打的，但这是目前警方唯一能够追查下去的线索了，无论这条线索多么渺茫，侦查队员们都不会放弃。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公安县，对这两个电话号码进行详细调查。 经过查询，这两个电话号码的机主都是男性，一个叫张强，一个叫李伟，都是公安县本地人，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也和石首没有任何关联，看起来，这两个人和刘冬梅没有任何关系。 侦查队员们没有气馁，他们扩大了调查范围，开始排查这两个机主的亲戚和朋友，看看其中有没有人可能和刘冬梅有关联。就这样，他们在公安县走访了整整四天，排查了几十个人，终于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机主张强的亲戚里，有一个姓刘的女人，名叫刘云华，登记的年龄是52岁，按照年龄推算，当年刘冬梅23岁，28年后，正好是51岁，和刘云华的年龄大差不差。 这个发现让侦查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刘云华的住处，想要确认她是不是刘冬梅。可当他们找到刘云华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到很失望，这个刘云华，虽然也是石首人，但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刘冬梅。 不过，让侦查队员们没有想到的是，刘云华竟然和刘冬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她是刘冬梅的亲姐姐。刘云华说，当年她嫁给了公安县的一个农民，一直在公安县生活，四五年前，因为儿子在河北工作，她就跟着儿子搬到了河北居住，很少回公安县，也很少和老家的人联系，这次回来，是因为家里的老房子要拆迁，回来处理一些事情。 刘云华还说，她和妹妹刘冬梅自从198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也不知道妹妹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当年妹妹出了事之后，我也很着急，到处找她，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时间长了，我也就放弃了，我以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刘云华红着眼睛说，语气里充满了愧疚和无奈，“我对不起妹妹，也对不起王生涛的家人，如果当年我能多劝劝她，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刘冬梅的哥哥和姐姐之间有联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那两个公安县的电话号码，应该就是刘云华给刘建军打的，和刘冬梅没有关系。线索再一次中断，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侦查队员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不甘心让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既然来了公安县，就一定要找到线索，哪怕是漫天撒网，也要试试！”侦查队长李警官坚定地说。于是，侦查队员们在公安县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凡是和刘冬梅年龄、相貌相似的女人，他们都一一排查，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刘冬梅的女人，有没有见过和照片上长得一样的女人。 就这样，他们在公安县走访了五天五夜，问了上百人，腿都跑酸了，嗓子都喊哑了，依然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看到刘冬梅的照片后，突然眼前一亮，说道：“哎，这这人有点印象，很像过去闸口联合社的一个女工人，当年在我们社里干了一段时间，人很内向，话不多，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听到这句话，侦查队员们比捡了200块钱还开心，连日来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他们赶紧追问老人，那个女工人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在联合社上班，还有没有其他的印象。可老人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只记得那个女工人是从外地过来的，大概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来的联合社，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具体叫什么名字，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姓刘。 侦查队员们不敢耽搁，立刻驱车赶往闸口联合社。可当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泼了一盆冷水，当年的闸口联合社，早就被拆迁了，原来的厂房、办公室，都已经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建的居民楼，当年的职工，也都各奔东西，散落各地。 没有办法，侦查队员们只能四处寻找当年联合社的老职工，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找到一些线索。可28年过去了，很多老职工都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些人搬到了外地，很难联系上。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侦查队员们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联合社的老书记，陈书记。 陈书记已经75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但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回想将近30年前的事情，显得十分费劲。侦查队员们没有着急，而是耐心地引导、启发他，拿出刘冬梅的照片，一点点给他讲解当年的事情，陪着他聊了整整四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四个小时后，陈书记突然眼睛一亮，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过一个从外地过来的女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到过我们厂子，大概20多岁，长得清秀，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干活很麻利，我们都挺喜欢她的。我记得那女孩是叫刘……刘……刘东方！对对对对对，就是刘东方！” 刘东方？！ 侦查队员们眼前一亮，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刘冬梅，刘东方，两个名字就差一个字，而且都姓刘，年龄也差不多，会不会是时隔多年，陈书记记错了名字，本来那个女孩就是刘冬梅？或者，是刘冬梅到了公安县之后，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特意改了一个名字，把“冬梅”改成了“东方”？ 侦查队员们赶紧把刘冬梅的照片递到陈书记面前，让他仔细辨认。陈书记戴上老花镜，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力点头，激动地说道：“对对对对对，就是她！就是她！哎呀，这就是当时来我们这上班的那个小姑娘，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她的眉眼还是没变，就是老了一些，当年她就叫刘东方，我记得清清楚楚！” 听陈书记这么一说，所有的侦查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线索终于清晰了！果然就像他们之前判断的那样，刘冬梅当年没有自杀，也没有离开太远，而是在案发几年之后，偷偷潜回了紧挨着石首的公安县，并且改了名字，隐姓埋名，在闸口联合社找了一份工作，隐藏了下来。 接下来，侦查队员们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立刻对公安县所有50岁左右、名叫刘东方的妇女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比对她们的身份信息、相貌特征，想要找到那个改名为刘东方的刘冬梅。 公安县虽然不大，但名叫刘东方的妇女也有十几个，侦查队员们一个个地排查，一个个地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调取了这些刘东方的户籍资料、照片，和当年刘冬梅的照片进行仔细比对，利用现代刑侦技术，进行面部特征比对，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嫌疑人。 大家都知道，28年的时间，人的相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皮肤会松弛，头发会变白，眼角会出现皱纹，但五官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太大的。就好比说我吧，小眼睛单眼皮，不管年纪多大，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变成大眼溜圆、双眼皮忽闪忽闪的样子，对吧？刘冬梅也是一样，就算她改了名字，换了身份，她的眉眼、鼻梁、脸型，这些基本特征，依然能和当年的照片对应上。 经过几天的努力，侦查队员们终于筛选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户籍资料显示，她名叫刘东方，51岁，户籍所在地是公安县闸口镇，早年嫁给了当地一个农民，生有一个儿子，现在一家人都在公安县生活。她的照片，和当年刘冬梅的照片比对之后，五官特征高度吻合，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依然能一眼看出，她就是当年的刘冬梅。 警方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两人的照片进行了专业的比对鉴定，最终确认：这个名叫刘东方的女人，就是他们追寻了28年的犯罪嫌疑人，刘冬梅！ 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侦查队员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追寻了28年，历经几代刑警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而且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逃亡了28年的凶手，竟然没有跑远，就藏在离石首只有60多公里的公安县，就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还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侦查队员们来不及庆祝，立刻驱车赶往刘冬梅的住处，准备实施抓捕。办案警官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28年的坚守，28年的追寻，终于要迎来终点了，他们恨不得立刻就将刘冬梅抓获，给王生涛的家人一个交代。 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侦查队员们赶到刘冬梅的住处时，发现她家的大门紧闭，大门上挂着一把锁，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侦查队员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在周边隐蔽起来，进行蹲守，希望能等到刘冬梅回来。 这一蹲守，就是两天两夜。两天两夜里，侦查队员们轮流值守，不敢有丝毫懈怠，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点矿泉水，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刘冬梅的家门，可始终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院子里依然是一片死寂。 侦查队员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就向周边的邻居打听情况。邻居说：“这家人啊，早就外出打工了，大概在一个月前就走了，具体去了哪里打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很匆忙，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 听到这句话，侦查队员们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大失所望。好不容易找到了凶手的踪迹，确定了凶手的身份，可没想到，她竟然又一次消失了，而且走得那么匆忙，显然是察觉到了什么，或者是早就做好了再次逃亡的准备。 案件侦破到这一步，陷入了新的困境，凶手找到了，身份也确认了，可她的去向，却又成了一个谜。难道，28年的努力，就要这样功亏一篑吗？难道，他们还要继续追寻下去吗？ 就在侦查队员们感到失望、沮丧，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另一路负责排查通话记录的侦查队员，带回来了一个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再一次点燃了大家的希望。 这路侦查队员，在对刘冬梅的哥哥刘建军、姐姐刘云华的通话记录进行重新梳理时，发现近期有两个陌生的电话，分别打给了刘建军和刘云华，这两个电话都很蹊跷，它们都是从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打过来的。 根据警方之前的调查，刘家在广东省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刘建军和刘云华也从来没有和广东的人有过联系，这两个从中山打过来的电话，显得格外可疑。侦查队员们立刻对这两个电话号码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一部是手机，机主名叫蓝海，另一部是固定电话，机主姓罗，名叫罗建国，两个人都是男性，蓝海20多岁，罗建国50多岁，都是湖南人。 这两个人，会不会和刘冬梅有什么关系呢？侦查队员们反复琢磨，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点，刘冬梅改名为刘东方之后，在公安县结婚生子，她的儿子名叫邓海兰。而那个手机机主，名叫蓝海，“海”字和邓海兰的“海”字相同，而且蓝海的年龄，和刘冬梅儿子的年龄也差不多。 一个大胆的推测在侦查队员们的脑海中浮现：这个名叫蓝海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刘冬梅的儿子邓海兰，他之所以改名为蓝海，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习惯了这个名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刘冬梅全家外出打工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在广东省中山市古镇！ 这个推测，让所有的侦查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立刻收拾行装，于2013年7月12日，驱车赶往广东省中山市，开启了新的追凶之路。 中山古镇，素有“中国灯都”的称号，这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大大小小的灯具厂、配件厂遍布全镇，每年都有无数人来这里打工谋生，想要在这个人流量巨大的地方，找到一个人，难度依然很大。不过，侦查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知道，这是抓住刘冬梅的最后机会，无论多难，他们都要坚持下去。 到达中山古镇后，侦查队员们立刻联系了当地警方，请求协助调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他们首先查到了那个固定电话的机主罗建国的情况。罗建国是湖南人，50多岁，在古镇的一家物流公司上班，为人老实，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和石首也没有任何关联。 可当侦查队员们对罗建国进行进一步排查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罗建国和一名湖北籍的女士来往非常密切，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关系十分亲密。而这名湖北籍的女士，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身材、相貌，都和刘冬梅非常相似。 侦查队员们的心里越来越有底了，他们知道，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对整个中山古镇的灯具厂、配件厂进行了全面的摸排，逐一查看各个工厂的工人登记表，寻找名叫刘东方的湖北籍女工。 古镇的灯具厂有上百家，工人更是多达几万人，排查工作十分繁琐，侦查队员们每天都要走访好几家工厂，查看上千份工人登记表，累得筋疲力尽，但他们没有丝毫懈怠，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排查了整整三天之后，侦查队员们终于在一家小型灯具厂的工人登记表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刘东方。登记表上显示，刘东方，51岁，湖北石首人（登记时隐瞒了真实籍贯，只写了湖北），在这家工厂从事灯具组装工作，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 看到这个名字，侦查队员们的心情异常激动，同时也十分紧张。28年了，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个逃亡了28年的凶手了，可他们心里也没底，28年的时间，刘冬梅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不会反抗？会不会再次逃跑？ 侦查队员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悄悄进入了这家灯具厂的车间。车间里一片忙碌，几十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组装灯具，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塑料和金属的味道。侦查队员们的目光，在车间里仔细搜索，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女工。 这个女工，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正低着头，默默地组装着灯具，动作麻利，神情平静，看起来和其他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可侦查队员们一眼就认了出来，她的眉眼、鼻梁、脸型，都和当年刘冬梅的照片高度吻合，她就是刘冬梅！ 侦查队员们慢慢靠近她，尽量不引起她的注意。一开始，这个女工表现得非常冷静，依然低着头干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当侦查队员们走到她面前，轻声问起：“你是湖北石首人吗？你认识王生涛吗？”的时候，她的身体瞬间僵住了，手里的工具“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双手也开始不停地发抖。 见她一问三不知，拒不承认自己是石首人，也不承认认识王生涛，侦查队员们知道，她是在刻意伪装，想要蒙混过关。侦查队长李警官深吸一口气，看着她，一字一句地喊出了那个尘封了28年的名字：“刘冬梅！” 第一次喊，她没有答应，依然低着头，肩膀不停地颤抖。 “刘冬梅！”李警官又喊了一声，声音提高了几分。 她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在了工装上，晕开了一小片水渍。 “刘冬梅！”李警官第三次喊出了她的名字，语气坚定，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这一次，她缓缓地抬起头，脸上布满了泪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愧疚，她看着侦查队员们，嘴唇动了动，终于发出了沙哑的声音：“我……我是……” 这句话，意味着28年的追凶之路，终于画上了句号。刘冬梅知道，自己再也躲不掉了，28年的逃亡，28年的惶恐，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她再也无法伪装，再也无法隐藏，只能彻底交代自己28年前犯下的罪行。 在审讯室里，刘冬梅缓缓地讲述了自己28年前的所作所为，讲述了自己28年的逃亡生涯，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愧疚和悔恨，泪水始终没有停止过。 刘冬梅说，当年她和王生涛在一起，是真心相爱的，她从农村出来，能认识王生涛这样的城镇职工，心里非常珍惜这段感情，也一直憧憬着和王生涛结婚生子，过上好日子。可她是农村户口，王生涛是城镇户口，在那个年代，城乡户口的差异巨大，城镇户口意味着能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待遇，而农村户口，就像是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的标签，想要“农转非”，难如登天。王生涛一开始并不在意她的户口问题，可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深，谈论到结婚生子时，王生涛的态度渐渐变了。 王生涛告诉刘冬梅，他的家人不同意他娶一个农村户口的女人，说如果两人结婚，以后他们的孩子也会是农村户口，一辈子抬不起头，找不到好工作，也得不到好的教育。王生涛一开始还试图说服家人，可架不住家人的反复劝说和施压，慢慢就动摇了，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刘冬梅，甚至提出了分手。 而此时的刘冬梅，已经怀了王生涛的孩子。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她出身农村，性格内向又好强，在那个年代，没结婚就怀孕，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一旦传出去，她不仅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可能被赶出村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她苦苦哀求王生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抛弃她和孩子，可王生涛心意已决，态度坚决，说两人之间没有可能了，让她赶紧打掉孩子，从此两不相欠。 1985年4月8号晚上，刘冬梅找到了王生涛的宿舍，再次和他争吵起来。她哭着质问王生涛，为什么要这么对她，为什么要抛弃她和未出世的孩子，可王生涛却不耐烦地呵斥她，说她不懂事，还说两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分手是迟早的事情。看着王生涛冷漠的眼神，听着他绝情的话语，刘冬梅彻底绝望了。 她想着，自己怀了孩子，被王生涛抛弃，要是这件事传出去，她就再也没有脸见人了，不如和王生涛同归于尽，这样就不用再承受这些痛苦和非议了。当晚，她趁着王生涛熟睡的时候，拿起身边的一条毛巾，紧紧地勒住了王生涛的脖子，她一边勒，一边哭，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直到王生涛不再挣扎，彻底没了呼吸，她才松开手。 作案之后，刘冬梅吓得浑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她看着王生涛的尸体，心里充满了恐惧，连和家人告别的勇气都没有，就匆匆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连夜逃离了石首，开始了她长达28年的逃亡之路。 刘冬梅说，逃亡的日子，比死还难受。80年代，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逃亡，无依无靠，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她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和任何人深交，不敢暴露自己的籍贯，每天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生怕被警方发现。一开始，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又不想自首，就给家人写了那封诀别信，然后割腕自杀，可幸运的是，她被一个好心人救了下来，没有死成。 自杀未遂之后，刘冬梅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觉得，既然没死成，就好好活下去，哪怕活得再艰难，也要活下去。案发三年之后，她偷偷潜回了紧挨着石首的公安县，因为这里离石首不远，却又不容易被警方注意到，她想在这里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 在公安县，她谎称自己是孤儿，没有家人，经人介绍，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农民，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那时候，户籍制度管理比较松散，有很多漏洞，她就趁机以“刘东方”的名字，办理了户口，从此，世上再没有刘冬梅，只有刘东方。 一开始，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她和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海兰，她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一直隐藏下去，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把当年的罪行彻底忘记。可没想到，后来她的丈夫得了精神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她不得不四处打工，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个人养活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这么多年以来，她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白天打工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梦见王生涛来找她索命，梦见警方来抓她，每次都从噩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她不敢回老家，不敢见自己的亲人，哪怕是父亲去世，她也只能在深夜偷偷回去，在父亲的坟前烧几张纸，不敢停留太久，生怕被人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年过去了，她渐渐放松了警惕，觉得都过去快30年了，警方应该早就把这件案子忘了，应该不会再找她了。她甚至开始尝试着和家人偷偷联系，偶尔给哥哥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可她没想到，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从来没有忘记过这起尘封了28年的命案，从来没有忘记过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当侦查队员们说出“刘冬梅”这三个字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她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再也不用活在恐惧之中了。她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愧疚和悔恨，她说，如果当年她能冷静一点，能好好和王生涛沟通，能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不是选择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就不会毁掉自己的一生，也不会毁掉王生涛的一生，更不会让两个家庭都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得知刘冬梅被抓获的消息后，王生涛的家人激动得喜极而泣，他们盼这一天，盼了整整28年，盼了将近三千个日夜，终于等到了凶手伏法的这一天，终于可以告慰王生涛的在天之灵了。王生涛的父亲，抱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嘴里反复念叨着：“生涛，我的儿，凶手抓到了，你可以安息了，你可以安息了……” 第284章 荆门 1?7 大案：出纳被残杀，60 小时缉凶揭开血债真相 1995年的元月，鄂中大地还裹在深冬的寒意里，寒风顺着仙女山的沟壑呼啸而下，刮过荆门市东宝区的乡间土路，卷起细碎的尘土和残雪，落在坐落在山脚下的荆门市农业银行仙女信用社的土墙上。这座不起眼的小信用社，就像当时无数乡村金融网点一样，简陋、朴实，却承载着周边几个村落百姓的血汗钱，谁也没有想到，元月7日这一天，会成为它永远的噩梦，也成为荆门刑侦史上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仙女信用社坐西朝东，依山而建，整个院落不大，拢共就三间砖瓦房，墙体被岁月浸得有些斑驳，屋顶的瓦片间还残留着前几天下雪的痕迹，显得格外冷清。北边的一间房住着会计叶青，房间不大，又用木板隔出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隔间，里面放着一个深绿色的铁皮保险柜，这便是整个信用社的“金库”，没有厚重的防盗门，没有先进的监控设备，甚至连一把像样的防盗锁都没有，在那个治安相对简单的年代，这样的防护，在别有用心之人眼里，几乎形同虚设。 南边的一间房属于出纳钟小明，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未脱的青涩，平日里话不多，做事却格外踏实认真，信用社的现金收付、票据整理，大多都是他在打理。中间的房间就是简陋的营业室，一张掉漆的木质柜台，一把旧藤椅，一张摆着算盘和账本的办公桌，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金融政策宣传画，这便是营业室的全部家当。 这一天恰逢大礼拜，元旦的喜庆还未完全散去，乡间的小路上偶尔能看到走亲访友的村民，脸上带着节日的笑意。会计叶青刚新婚不久，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新婚燕尔的他，看着窗外清冷的天色，又想到这是休息日，储户大概率不会太多，便动了请假的心思。他跟单位打了招呼，又跟爱妻商量了一番，两人便提着简单的礼品，开开心心地去串亲访友了，只留下出纳钟小明一个人，坚守在信用社的岗位上。 钟小明没有丝毫怨言，他知道叶青新婚不易，休息日想多陪陪妻子也情理之中。他早早地来到营业室，打扫干净卫生，整理好账本，便坐在柜台后，一边翻看着票据，一边留意着门口的动静。冬日的白天格外短，不知不觉间，太阳就斜斜地挂在了西边，寒风透过窗户的缝隙钻进来，吹得人忍不住打寒颤。钟小明裹了裹身上的棉衣，心里想着，再等一会儿，要是没人来办理业务，就提前整理好东西，关好门窗。 另一边，叶青陪着妻子在朋友家聊得热火朝天，妻子玩性正浓，拉着朋友的手有说不完的话，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叶青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3点多了，心里惦记着信用社的事，便跟妻子说了一声，独自起身往信用社赶。他沿着乡间土路慢慢走着，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一样割得慌，路上的村民渐渐少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十几分钟后，叶青终于赶到了信用社。他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眼营业室的大门，平日里这个时候，大门都是敞开着的，可今天，大门却紧紧地闭着，连里面的灯光都没有亮。叶青心里咯噔一下，泛起一丝莫名的不安，他没有多想，习惯性地绕道到营业室的后门，这是他们平时上下班常用的通道，后门没有锁，只是虚掩着。 他轻轻推开后门，一股浓烈的腥味瞬间扑面而来，不是饭菜的腥味，也不是泥土的腥味，而是一种带着铁锈味的、令人作呕的腥气，直冲鼻腔。叶青的心脏猛地一沉，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下意识地皱起眉头，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屋里光线昏暗，只有几缕夕阳透过窗户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他顺着腥味的方向走去，首先看到的是金库的铁门，那扇平日里需要用钥匙才能打开的铁门，此刻正大敞四开，里面的保险柜门也虚掩着，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空空如也。叶青的浑身瞬间绷紧了，手脚也开始发凉，他猛地回头，看向南边钟小明的房间，只见一滩暗红色的污渍从房门缝隙里流出来，顺着地面蔓延，那股刺鼻的腥味，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小明！钟小明！”叶青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快步走到钟小明的房门前，双手用力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这个刚满20出头、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瞬间浑身僵硬，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房间里一片狼藉，地面、墙壁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痕迹，空气中的腥味浓得让人窒息，钟小明的双腿从床底下伸出来，鞋子还好好地穿在脚上，可身体却一动不动。 叶青吓得浑身汗毛倒竖，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他再也忍不住，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惊叫，声音在空旷的信用社里回荡，夹杂着寒风的呼啸，显得格外凄厉。他想爬起来，可手脚却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浑身不停地发抖。 不知道过了多久，叶青才勉强缓过神来，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冲出信用社，朝着附近的村民家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喊：“杀人了！快来人啊！仙女信用社杀人了！”他的声音嘶哑，脸上满是恐惧和慌乱，路过的村民听到喊声，都纷纷从家里跑出来，一脸疑惑地跟着他往信用社赶。 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附近的村支书，他走进信用社，看到眼前的场景，也吓得脸色惨白，但还是强装镇定，一边安抚叶青的情绪，一边让人赶紧去通知信用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很快，陆陆续续的，信用社的主任、其他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看着金库空空如也、钟小明的房间一片狼藉，所有人都慌了神。 也许是太过慌乱，也许是缺乏基本的报警常识，也许是这突如其来的命案彻底搅乱了他们的头脑，这些赶到现场的银行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第一时间报警。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看看丢了多少钱，赶紧清点账目，仿佛只要查清了损失，就能挽回一切。有人翻箱倒柜，有人慌乱地翻看账本，有人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知所措，原本就混乱的现场，被他们搅得更加不堪，地上的痕迹被踩得乱七八糟，一些可能存在的线索，也在这场慌乱中被彻底破坏。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从叶青发现现场的下午3点多，一直到下午5点30分，整整两个多小时，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多刀石派出所的报警电话，才终于响起。打电话的是信用社的主任，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语无伦次地向民警说明情况：“警察同志，快来！仙女信用社出事了！出纳被人杀了，钱也被抢光了！” 多刀石派出所的所长接到电话后，心里咯噔一下，他深知信用社杀人抢劫案的严重性，不敢有丝毫耽搁，一边迅速组织所里的全部警力，带上勘查工具，火速赶往案发地点，一边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东宝分局和荆门市公安局。警车的鸣笛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朝着仙女山脚下疾驰而去，车上的民警们面色凝重，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这绝对是一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大的特大案件。 十几分钟后，民警们赶到了仙女信用社。此时，现场已经围了不少村民，大家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恐惧和疑惑。所长立刻下令，封锁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同时安排民警维持现场秩序，保护好现场残留的痕迹。可此时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地面上布满了杂乱的脚印，账本、纸张散落一地，想要提取到有价值的线索，难度极大。 紧接着，东宝分局的刑侦民警、技术人员也陆续赶到了现场，荆门市公安局的领导也第一时间抵达，成立了临时专案组，负责全权侦破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经过初步的现场勘查和调查询问，民警们很快掌握了基本情况：犯罪分子在作案过程中，从信用社的金库和营业室共抢走现金1.7万余元，同时还威逼钟小明，开具了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而这5万元现金，已经在当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被犯罪分子从荆门市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取走。 现场勘查工作有条不紊地从外围向中心推进。技术人员仔细勘察着每一个角落，发现犯罪分子是从信用社的后门进入营业室，而后又冲进了钟小明的寝室和金库。令人疑惑的是，现场所有的门窗都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破坏的痕迹，金库的铁门、保险柜、钟小明的办公桌，也都没有被暴力破坏的痕迹，仿佛犯罪分子是拿着钥匙，从容地打开了这些地方。 “难道是熟人作案？”负责勘查的技术人员皱着眉头，心里泛起一丝疑惑。如果是陌生人作案，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进入信用社，更不可能在不破坏门窗、保险柜的情况下，抢走现金和开具现金支票。而且，犯罪分子还知道钟小明独自一人值班，知道现金的存放位置，甚至知道如何开具现金支票、如何到联社营业部取款，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可能性，犯罪分子和死者钟小明关系密切，而且对信用社的内部情况、业务流程十分了解。 由于现场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技术人员翻遍了整个现场，也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足迹和手印，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细心的技术人员，在钟小明的寝室里，发现了三枚已经被踩扁的烟头。他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烟头夹起来，放在证物袋里，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三枚烟头还比较新鲜，烟丝没有完全干枯，可以断定是当天留下的。 为了确认烟头的来源，民警们立刻找到了会计叶青，向他询问情况。叶青回忆说，钟小明平时极少抽烟，几乎可以说是不抽烟，而且发案以后，进入现场的所有人员，也没有一个人抽过烟。“他平时连烟都不碰，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寝室里留下烟头？”叶青的语气十分肯定，这也就意味着，这三枚烟头，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在作案过程中留下的。 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民警们都精神一振，这是案发以来，他们找到的第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技术人员将烟头小心翼翼地封存好，准备带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检验，希望能从中提取到犯罪分子的dNA信息。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在勘察钟小明的寝室时，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床上布满了暗红色的痕迹，但在床单的角落，有两处形状非常特别的痕迹，呈V字形，隐隐约约能看出刀具的轮廓。 技术人员蹲在床边，仔细观察着这两处痕迹，结合现场的情况，大胆地推断：这两处痕迹，很有可能是犯罪分子作案结束后，擦拭凶器时留下的。根据痕迹的形状和大小，技术人员进一步判断出，凶器应该是一把单刃刀具，刀刃长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宽度约3厘米，而且刀具的刃口比较锋利。这个推断，为案件的侦破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只要找到这把凶器，就能进一步锁定犯罪分子的身份。 元月8日的凌晨4点，荆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办公室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透过窗户，照亮了窗外漆黑的夜空。侦查、技术各路的精兵强将，都聚集在椭圆形的会议桌旁边，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神却格外坚定。桌上摆满了现场勘查报告、询问笔录、证物照片，大家围坐在一起，围绕着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调查访问的情况，再结合刑事犯罪的一般行为特点和心理特点，侦查人员经过反复分析、研判，终于给犯罪分子画出了基本的画像：第一，犯罪分子至少有两个人以上，单人作案很难完成威逼受害人、抢劫现金、开具支票、取款等一系列操作；第二，犯罪分子和死者钟小明关系甚密，对现场周围的环境、信用社的内部情况，以及银行的往来业务知识都十分了解；第三，犯罪分子的年龄和钟小明相仿，大概在20岁左右，具备一定的行动能力和反侦查意识；第四，犯罪分子可能存在经济困难，作案动机大概率是为了钱财。 “熟人作案，这是我们侦破此案的核心方向！”专案组组长敲了敲桌子，语气坚定地说道，“所有的调查访问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展开，不能有丝毫偏差。”随后，专案组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方案，将侦查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同步开展调查走访工作：第一小组负责调查走访现场周围的群众，了解案发前后是否有可疑人员出现，收集相关线索；第二小组负责调查所有符合犯罪分子画像条件的人员，逐一排查，筛选出重点嫌疑对象。 钟小明生前是信用社的出纳，性格开朗，为人热情，社会交往比较广泛，不仅认识周边的村民，还认识不少做生意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但侦查人员没有丝毫退缩，他们顶着深冬的寒意，先后深入到汉津、安团、烟墩、五里、姚河等9个街办镇乡，走村入户，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走访。 白天，他们踏着泥泞的乡间土路，走访每一个可能了解情况的村民，耐心地询问案发前后的细节，记录下每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晚上，他们回到临时办公室，整理询问笔录，筛选嫌疑对象，常常忙到深夜，连一口热饭都顾不上吃。有时候，为了核实一条线索，他们还要往返几十公里，哪怕是雨雪天气，也从未停歇。就这样，经过几天几夜的不懈努力，侦查人员先后调查走访了300多人，终于排查出了47名符合犯罪分子画像条件的重点嫌疑对象。 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要全面查清这47名嫌疑对象的情况，核实他们在案发前后的行踪，排除他们的嫌疑，谈何容易。这47名嫌疑对象，分布在不同的乡镇，有的做生意，有的打工，有的无业，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十分复杂，而且部分人员还存在外出务工、行踪不定的情况。侦查人员只能逐一排查，逐个核实，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遗漏任何一条线索。 与此同时，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停下工作。他们根据现场的地理位置，以及发案的时间，大胆推断：犯罪分子作案后，为了快速逃离现场，并且不留下作案痕迹，很可能会将作案凶器藏匿在现场附近，然后迅速赶到荆门城区取款。基于这个推断，技术人员决定对现场周围进行全面搜索，寻找作案凶器。 元月8日的上午，天还没有完全亮，技术人员就带着警犬，来到了仙女信用社的周围，展开了仔细的搜索。警犬嗅觉灵敏，在现场周围来回嗅探，可由于前几天下过雨雪，地面潮湿，气味被严重稀释，警犬搜索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搜索工作陷入了僵局。 就在大家有些泄气的时候，一名技术人员无意间看到了信用社后面的一口水井。这口水井已经有些年头了，井口不大，周围长满了杂草，井水浑浊，平时很少有人靠近。技术人员眼前一亮，心里想：犯罪分子会不会把凶器扔到了这口井里？毕竟水井就在现场附近，而且隐蔽性强，不容易被人发现。 想到这里，技术人员立刻找来一块强磁铁，用绳子系好，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井中，进行试探性的吸附。一开始，没有任何反应，技术人员没有放弃，慢慢调整磁铁的位置，一遍又一遍地试探。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磁铁突然传来一阵吸力，技术人员心里一喜，赶紧慢慢拉动绳子。随着绳子一点点上升，一把沾满锈迹的单刃刀具，被磁铁吸附着，慢慢露出了水面。 技术人员赶紧将刀具取下来，仔细擦拭干净，发现这把刀具的形状、大小，和他们之前根据床单上的痕迹推断出的凶器形状，完全吻合。而且，刀具上还残留着一些暗红色的痕迹，经过初步检验，这些痕迹正是人血，和死者钟小明的血型一致。这把刀具，正是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凶器！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都振奋不已，案件的侦破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为了进一步锁定犯罪分子的身份，技术人员拿着这把刀具，走遍了荆门城区大大小小上百个卖刀的摊点、商店，逐一比对，寻找刀具的来源。他们顶着寒风，从东门走到西门，从南门走到北门，不放过任何一个卖刀的摊位，饿了就啃一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凉水，整整跑了两天，终于在北门桥上，发现了几家卖这种刀具的小摊点。 技术人员立刻上前，将手中的刀具和摊点上的刀具进行比对，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其中仅有一家摊点的刀具，上面的印记和他们手中的刀具印记完全相同。摊主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看到技术人员手中的刀具，仔细回忆了一番，说道：“前些日子，确实有两个年轻人，在我这里买过一把这样的刀。” 技术人员立刻追问：“大爷，您还记得这两个年轻人的长相吗？他们是什么时候来买的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老人皱着眉头，仔细回忆了很久，摇了摇头说道：“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太清楚他们的具体长相了，只记得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左右，其中一个好像是讲着普通话，口音不太标准，另一个讲的是本地话。他们买刀的时候，神色有些慌张，付了钱就匆匆走了，我也没多问。” 虽然没有获得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这个线索，还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中一名犯罪分子讲普通话，口音不标准，这很可能是外地口音。可即便如此，截止到元月9日，案件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7名重点嫌疑对象的排查工作还在艰难推进，犯罪分子的身份依旧是个谜。 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不仅引起了荆门市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惊动了湖北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专门致电，慰问参与侦破这起“1·7”特大抢劫杀人案的全体干警，并且明确要求大家：一定要抓住有利战机，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侦破此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荆门人民一个交代。同时，副厅长还鼓励大家，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广泛收集线索，就一定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上级的关怀和鼓励，给了参战干警们极大的动力。元月9日上午，专案组再次召开会议，调整侦查方案，决定对现场周围5个村、20多个摊点的群众，进行再一次的逐一回访，重点调查47名重点嫌疑对象，在案发前后是否在现场周围出现过，是否有可疑行为。 侦查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再次深入到乡村，挨家挨户地进行回访。他们耐心地和群众沟通，讲解案件的严重性，鼓励群众主动提供线索，对于群众反映的每一条线索，都认真记录、仔细核实。就在回访工作进行到仙女村三组的时候，侦查人员遇到了一名姓文的中年妇女，她看到侦查人员，神色有些慌张，说话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眼神躲闪，显然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侦查人员察觉到了异常，知道这名妇女大概率是知道一些线索，但又因为某种原因，不敢轻易开口。他们没有急于追问，而是先和妇女拉家常，聊一些村里的琐事，缓解她的紧张情绪，慢慢取得她的信任。过了一会儿，看到妇女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侦查人员才机智地把她请到了车上，避开了周围的熟人，轻声对她说：“大姐，我们知道你可能有什么顾虑，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如果你知道什么线索，一定要告诉我们，这对我们侦破案件、抓住凶手，非常重要。” 在侦查人员的耐心引导下，这名文姓妇女终于放下了顾虑，缓缓开口说道：“我在元月7日中午，大概11点多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叫‘宝儿’的青年人，在仙女信用社的附近转来转去，神色很慌张，时不时地往信用社里面看，好像在观察什么。我当时觉得有些奇怪，但也没多想，现在想想，他的行为确实很可疑。” 侦查人员立刻追问：“大姐，你说的这个‘宝儿’，真名叫什么？你认识他吗？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妇女想了想，说道：“他的真名叫李春宝，家是安团乡袁冲村的，今年大概20岁左右。我之所以对他印象这么深，是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他在我家门前的公路上，拦乘一辆货车，因为车费的事情，和司机发生了争吵，还动手打了司机一顿，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也记得很清楚。” 这个线索，让侦查人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调取了47名重点嫌疑对象的资料，果然，李春宝就在其中！侦查人员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组织力量，对李春宝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经过一番紧张的排查，侦查人员很快查明了李春宝的基本情况：李春宝，男，现年20岁，东宝区安团乡袁冲村人，1994年4月份，通过协议招工，来到了荆门宏图机械厂工作，可仅仅工作了两个月，也就是1994年6月，他就离开了厂子，在荆门城区北门路长城商业街11号，开了一家服装店，做起了服装生意。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关于李春宝的线索被逐步揭开：元月3日，李春宝和钟小明有过密切往来，有人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信用社附近的小饭馆里一起吃饭、聊天；元月5日、6日两天，李春宝连续在仙女信用社的周围逗留，行踪可疑；元月8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二天，李春宝就带着女朋友，以去外地进货为由，离开了荆门，去向不明。 除此之外，根据当地群众和知情人员的反映，李春宝早在1993年就认识了钟小明，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来往十分密切，李春宝还曾经在钟小明的寝室里住过一段时间。1994年10月1日，李春宝因为开服装店资金不足，向钟小明借了4000元现金，可由于生意不景气，李春宝一直无力偿还这笔债务。到了12月份以后，钟小明因为自己也需要用钱，便开始频繁地向李春宝催债，语气越来越急，有时候还会在众人面前催促，让李春宝感到十分难堪。 更让侦查人员感到可疑的是，有人反映，李春宝在案发前一段时间，曾经向身边的人打听，如何开具现金支票、如何到银行取款等相关知识，当时大家还觉得奇怪，他一个开服装店的，怎么会突然打听这些，现在想来，这一切都是他为作案做的准备。与此同时，侦查人员还发现，李春宝开的服装店，距离北门桥上的凶器出售点，仅仅只有500米左右的距离，步行也就几分钟的路程，这和之前摊主反映的“两个年轻人在他那里买刀”的线索，完全吻合。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春宝！专案组当机立断，立刻将李春宝列为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的第一号犯罪嫌疑人，并且制定了三管齐下的抓捕和侦查方案：一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收集线索，开辟新的侦查方向，密切关注李春宝的行踪；二是派专人24小时监控李春宝在北门路长城商业街11号的服装店，一旦李春宝露面，立即实施拘捕；三是全面排查和李春宝关系密切的人员，寻找可能和他共同作案的同伙。 元月9日下午5点，专案组指派刑警大队的4名经验丰富的刑警，组成蹲守小组，前往北门路长城商业街11号，对李春宝的服装店进行24小时监控。这4名刑警，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刑警，他们深知蹲守工作的艰辛，也明白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只要抓住李春宝，案件就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甚至彻底告破。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也在全力排查和李春宝往来密切的人员。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侦查人员查明，有6个人和李春宝的关系非常好，平日里经常一起吃饭、玩耍，来往十分频繁。侦查人员对这6个人逐一进行排查，核实他们在案发前后的行踪，排除他们的嫌疑。经过两天两夜的排查，最终发现，只有一个叫石志刚的人，有作案时间，并且完全符合犯罪分子的画像条件，而且，石志刚平时讲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这和北门桥刀具摊主反映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讲普通话”的线索，完美吻合。 侦查人员立刻对石志刚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很快查明了他的基本信息：石志刚，男，现年20岁，孝感市孝昌县封山镇人，1993年元月，因为生病，来到荆门宏图机械厂他姑妈家休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同在宏图机械厂工作的李春宝，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李春宝离开了宏图机械厂，开了服装店，石志刚也经常去李春宝的服装店里玩耍，有时候还会在那里帮忙看店。 为了尽快找到石志刚，侦查人员立刻赶到了石志刚的姑妈家。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却发现石志刚已经在元月9日凌晨，突然收拾东西外出，去向不明。侦查人员询问石志刚的姑妈，姑妈说，石志刚平时很少出远门，在荆门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少，和外界的接触不多，临走前，他没有说要去哪里，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只是说“出去一段时间，很快就回来”。 “他很少出远门，社会关系又简单，案发后突然外出，肯定有问题！”负责调查的侦查人员皱着眉头说道，“结合他的情况，他外逃的话，首先潜回老家孝昌县封山镇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必须立刻赶过去，抓住他！” 元月9日晚上12点，天空下起了雨雪，寒风呼啸，雨雪交加，气温低至零下几度，路面湿滑难行。两名侦查员冒着恶劣的天气，驾驶着警车，火速赶往孝昌县封山镇。一路上，雨雪打在车窗上，模糊了视线，路面泥泞湿滑，警车只能缓慢行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两名侦查员没有丝毫退缩，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尽快赶到封山镇，抓住石志刚，不让他逃脱。 经过整整4个多小时的艰难奔波，警车终于抵达了孝昌县封山镇。此时，天还没有亮，整个小镇都笼罩在雨雪之中，一片寂静。石志刚的老家在距离封山镇还有五六里的土路上，路面泥泞不堪，警车无法通行。就在侦查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突然想起，石志刚有一个哥哥，在封山镇国税所工作，或许石志刚会躲在他哥哥家。 侦查人员立刻调整方向，赶往石志刚哥哥的家。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前，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隙，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神色警惕地问道：“你们是谁？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侦查人员立刻亮明身份，说道：“我们是荆门市公安局的刑警，来找石志刚，他是不是在你这里？”听到“荆门市公安局”“刑警”这几个字，石志刚的哥哥脸色瞬间大变，眼神躲闪，身体也微微发抖，说话也变得支支吾吾：“没……没有，他不在我这里，我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 侦查人员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立刻意识到，石志刚肯定就躲藏在这里，他的哥哥是在故意隐瞒。“我们知道石志刚就在里面，你不要再隐瞒了，配合我们的工作，否则，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语气坚定地说道，同时，迅速推开房门，冲了进去。 房间里一片昏暗，侦查人员凭借手电筒的光线，快速扫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很快，他们就在一间卧室的床上，发现了一个蜷缩的身影。“石志刚！不许动！”侦查人员大喝一声，快步冲了过去，掀开被子，只见石志刚浑身发抖，脸色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显然是被突如其来的刑警吓坏了。 侦查人员立刻对石志刚进行搜查，当场从他的身上，搜出了现金元。这些现金，经过初步核实，正是犯罪分子从信用社抢走的赃款。两名侦查员虽然已经连续奋战了几天几夜，旅途的劳累和雨雪的侵袭，让他们疲惫不堪，但看到眼前的石志刚和赃款，所有人都精神大振，丝毫顾不上休息，立刻将石志刚带到了封山镇派出所，就地展开突审。 突审工作一开始，石志刚还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胡言乱语，试图蒙混过关。侦查人员没有急于逼供，而是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耐心地对他进行政策宣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同时，摆出了在他身上搜出的赃款、作案凶器等证据。 在证据面前，石志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低着头，浑身不停地发抖，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供认了自己伙同李春宝，杀死钟小明、抢劫信用社的全部过程。此时，正是元月10日的凌晨5点，距离案发时间，正好整整60个小时。 初战告捷，参战的干警们都精神大振，疲惫也一扫而空。为了抓住战机，防止李春宝逃脱，两名侦查员没有丝毫停留，立刻将石志刚押解回荆门，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详细核实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专案组也加大了对李春宝的追捕力度，调整追捕方案，全力以赴抓捕李春宝。 追捕工作全面展开：一是继续安排4名刑警，在北门路长城商业街11号的服装店蹲守，密切关注李春宝的行踪，一旦他露面，立即实施拘捕；二是启用技术侦查手段，监控李春宝的几个可能联系的亲友和地点，掌握他的行踪轨迹；三是派出多个专案小组，前往李春宝可能出逃的地区，包括他的老家安团乡袁冲村、女朋友的老家，以及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布下天罗地网，进行全方位的追捕。 且说在北门路长城商业街11号蹲守的4名刑警，他们分成两个小组，每组12个小时，轮流蹲守，不敢有丝毫松懈。这个商业街是荆门城区的闹市区，白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非常热闹，想要隐蔽自己，不被人发现，难度极大；到了晚上，所有的门店都关门闭户，街道上变得冷清起来，更加难以藏身，稍有不慎，就会被熟人发现，或者引起可疑人员的警觉，影响蹲守任务的开展。 为了出色地完成蹲守任务，4名刑警只能想尽一切办法，乔装打扮，隐藏自己。白天，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扮成路人、商贩，在李春宝的服装店附近来回走动，假装逛街、买东西，密切关注着服装店的一举一动，不敢有丝毫大意；到了晚上，他们甚至不得不扮成乞讨的盲流人员，蜷缩在服装店门口的屋檐下，忍受着寒风和雨雪的侵袭，默默地进行监视。 天公不作美，从元月8日晚上开始，荆门就下起了雨雪，到了9日，更是北风呼啸，雨雪交加，有时候还夹杂着冰雹，寒气逼人，气温低至零下好几度。蹲守的刑警们，没有温暖的房屋可以躲避，只能在寒风雨雪中坚守岗位，身上的衣服被雨雪打湿，冻得浑身发抖，手脚都冻僵了，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退缩，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眼神坚定地盯着李春宝的服装店，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日子一天天过去，蹲守工作已经持续了四天四夜，4名刑警们没有好好睡过一觉，没有吃过一顿热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依旧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李春宝，为钟小明报仇，给荆门人民一个交代。 元月12日中午1点30分，正是两班蹲守刑警交接班的时间，四名刑警聚集在李春宝的服装店附近，简单交接着工作，脸上都带着疲惫。就在这时，一名刑警突然眼睛一亮，轻声说道：“你们看！有人进去了！” 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女青年，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小心翼翼地走到长城商业街11号的服装店门口，四处看了看，确认没有人注意后，便用钥匙打开了服装店的卷闸门。紧接着，一个男青年，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包裹，鬼鬼祟祟地跟了进去，快速关上了卷闸门。 “是李春宝！”一名刑警压低声音，语气中带着一丝惊喜和激动。他们一眼就认出，那个男青年，正是他们苦苦蹲守了四天四夜的第一号犯罪嫌疑人李春宝！四名刑警瞬间精神大振，疲惫一扫而空，立刻按照事先制定的抓捕方案，形成两个战斗小组，分兵两路，快速绕到服装店的两侧，堵住了李春宝的两条去路，防止他趁机逃脱。 一切准备就绪后，四名刑警对视一眼，点了点头，随后一拥而上，猛地推开服装店的卷闸门，冲了进去。李春宝正在店里整理包裹，听到动静，猛地回头，当他看到四名刑警，以及他们手中乌黑的枪口时，瞬间吓得面如土色，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脸上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无尽的恐惧。 “你们……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就是进货回来了，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李春宝颤抖着声音，发出有气无力的哀鸣，试图狡辩，想要蒙混过关。 “李春宝，你别再狡辩了！我们是荆门市公安局的刑警，你伙同石志刚，杀死钟小明、抢劫信用社的罪行，我们已经全部查清了，石志刚也已经被我们抓获，并且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刑警们语气坚定地说道，一边说，一边快速上前，麻利地将李春宝铐了起来，防止他反抗。 随后，刑警们对李春宝的服装店进行了全面搜查，最终，在服装店的顶棚上，搜出了赃款元。看着被搜出的赃款，看着刑警们手中的手铐，李春宝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他缓缓地低下了头，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悔恨，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狡辩。 随着李春宝的落网，这起震惊荆门的“1·7”特大抢劫杀人案，终于真相大白。经过审讯，李春宝和石志刚详细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段因4000元债务引发的血案，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1994年10月1日，李春宝因为开服装店资金不足，向好朋友钟小明借了4000元现金。当时，钟小明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了他，还笑着说：“都是好朋友，不用急着还，等你生意好了，再还我就行。”李春宝当时十分感动，承诺一定会尽快还钱。 可没想到，服装店开业后，生意一直不景气，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亏了不少，李春宝渐渐陷入了经济困境，根本无力偿还钟小明的4000元债务。到了12月份以后，钟小明因为自己要结婚，需要用钱，便开始频繁地向李春宝催债，一开始，钟小明还比较客气，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李春宝一直没有还钱的意思，钟小明的语气也越来越急，有时候还会在众人面前催促，让李春宝感到十分难堪，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变得紧张起来。 李春宝被催债催得焦头烂额，他四处借钱，想要偿还钟小明的债务，可由于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根本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走投无路之下，李春宝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石志刚，便找到了石志刚，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并且和他商量对策。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得出了两个办法：要么出去抢钱，回来偿还钟小明的债务；要么，就把钟小明杀死，一了百了，再也不用被催债困扰。一开始，石志刚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一旦被抓住，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在李春宝的反复劝说和诱惑下，石志刚最终还是动了邪念，答应和李春宝一起，实施抢劫杀人。 1994年12月底，李春宝和石志刚两个人，专门去了一趟广州，想要在广州找点“油水”，抢点钱回来偿还债务，可他们在广州待了几天，四处游荡，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不仅没有抢到钱，反而花光了身上仅有的一点积蓄，生意也因为无人打理，亏得更多，两人更是债台高筑。 回到荆门后，李春宝和石志刚再次商量，决定对钟小明下手。他们知道，钟小明是信用社的出纳，手里掌管着信用社的现金，而且，每个大礼拜，叶青都会请假休息，只留下钟小明一个人值班，这是他们下手的最好机会。为了实施作案，他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北门桥的小摊点上，买了一把单刃刀具，作为作案凶器；向身边的人打听了开具现金支票、取款的相关知识；多次到仙女信用社附近踩点，观察钟小明的作息时间和信用社的内部情况，熟悉逃跑路线。 1995年元月7日中午11点左右，李春宝和石志刚两个人，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趁着信用社只有钟小明一个人值班之际，悄悄来到了仙女信用社。他们以找钟小明聊天、借钱为由，进入了钟小明的寝室。钟小明看到他们，并没有丝毫防备，热情地招待他们，还拿出水给他们喝。 三人坐在寝室里，李春宝和石志刚一边抽烟，一边和钟小明聊天，再次向钟小明提出借钱的请求。可这一次，钟小明因为自己急需用钱，便严词拒绝了他们，还语气生硬地说道：“我之前已经借过你4000元了，你到现在都没有还，我现在也需要用钱，不可能再借你钱了，你赶紧想办法把之前的钱还给我！” 听到钟小明的话，李春宝和石志刚瞬间凶相毕露，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狰狞的面目。李春宝猛地从怀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具，架在钟小明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道：“钟小明，识相点，赶紧把信用社的现金拿出来，再给我们开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否则，我们就杀了你！” 钟小明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他没想到，自己曾经帮助过的好朋友，竟然会对自己下此毒手。他想要反抗，可刀具架在脖子上，锋利的刃口已经划破了皮肤，渗出了血丝，他只能乖乖地听从李春宝和石志刚的摆布，带着他们来到金库，打开了保险柜和办公桌，拿出了里面的多元现金。随后，在李春宝和石志刚的威逼下，钟小明又开具了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并且告诉了他们取款的密码和流程。 拿到现金和现金支票后，李春宝和石志刚担心钟小明会报警，便决定杀人灭口。他们趁着钟小明不注意，猛地对他下手，将他残忍杀害，随后，将钟小明的尸体藏在了床底下，试图掩盖自己的犯罪痕迹。作案结束后，他们用床单擦拭了作案凶器上的痕迹，然后将刀具扔到了信用社后面的水井里，随后，两人带着抢来的现金，快速逃离了现场，乘车赶到了荆门城区。 当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石志刚拿着钟小明开具的现金支票，来到了荆门市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顺利取走了5万元现金。随后，两人回到李春宝的服装店里，将抢来的现金进行了分赃，石志刚分得了元，李春宝分得了元，剩下的现金，被两人用来偿还了部分债务和挥霍。分赃结束后，两人担心事情败露，便决定分头逃窜，石志刚潜回了老家孝昌县封山镇，李春宝则带着女朋友，以去外地进货为由，逃离了荆门，可他们终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至此，这起震惊荆门市的“1·7”特大抢劫杀人案，经过全体参战干警6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成功告破，两名犯罪嫌疑人李春宝、石志刚全部被抓获归案，赃款也被全部追回。 第285章 女秘书被碎尸抛河，慈善 “蚯蚓大王” 是真凶 1997年5月3号，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线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鱼肚白，空气中夹杂着乡村特有的泥土腥气和河水的潮湿。山东阳谷县定水镇的清晨，向来是安静又热闹的，早起的老人扛着锄头下地，妇女们拎着篮子去菜市场，而蚯蚓厂的几个老工人，还是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就沿着厂对面的小河边，溜溜弯、打打拳、跑跑步，活动活动老骨头。 这几个老工人都是蚯蚓厂的老员工，在厂里干了五六年，每天清晨的河边漫步，早就成了他们雷打不动的习惯。这天，他们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脚步慢悠悠地沿着河岸往前走，目光时不时扫过河边的草丛，偶尔还会停下来看看河里的鱼虾。就在走到离蚯蚓厂大门对面不远的一处芦苇丛旁时，其中一个姓王的老工人，突然停下了脚步，揉了揉眼睛，语气里带着几分疑惑：“哎，你们看，那黑乎乎的东西是啥？” 其他几个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河边的杂草丛里，躺着一个黑乎乎的物件，体型不大，却轮廓分明，乍一看，像是一个人叉着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能吧？大清早的，谁会躺在这草堆里睡觉？”另一个老工人笑着说道，可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往那边挪了挪，他心里也犯嘀咕，这地方偏僻，平时除了他们几个晨练的，很少有人来，更何况是躺在湿漉漉的草丛里。 越走近，几个人的心里就越发慌。那黑乎乎的东西，确实是人形，可身上没有一点衣物的痕迹，头发乱糟糟地披在头上，沾满了泥土、枯草和碎叶子，脏得不成样子，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腐臭味，混杂着河水的腥气，让人胃里一阵翻涌。 王师傅壮着胆子，再往前走了两步，眯着眼睛仔细一看，瞬间吓得浑身一哆嗦，腿肚子都软了，连连后退几步，声音都变了调：“我的娘哎！是、是个人！是个死人！”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几个老工人中间炸开了。所有人都慌了神，谁也不敢再靠近，一个个脸色惨白，手心冒冷汗，有的甚至吓得直发抖。他们活了大半辈子，别说亲眼见到死人，就连听都很少听这么吓人的事。“快、快报警！赶紧报警！”其中一个年纪稍轻的工人反应过来，声音急促地喊道，一边说一边掏出兜里的老式按键电话，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普通人手里能有个按键电话，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电话拨通后，老工人的声音都在发颤，结结巴巴地跟派出所的民警说清楚了地点：“喂、喂，派出所吗？我们是定水镇蚯蚓厂的工人，在厂对面的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个女的，一丝不挂，太吓人了，你们赶紧过来！” 定水镇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不敢有丝毫耽搁，所长亲自带着几名民警，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案发现场。刚一到河边，民警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警戒线拉起来之前，已经有几个早起的村民闻讯赶来围观，对着草丛里的尸体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恐惧和好奇。 民警们立刻疏散了围观群众，拉起警戒线，禁止任何人靠近现场，同时迅速保护好现场痕迹。所长蹲在草丛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尸体，脸色越来越凝重。他干公安工作十几年，见过不少命案现场，有被刀杀的，有被勒死的，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的，这是一具女尸，脚朝南、头朝北，静静地躺在半人高的草丛里，身上一丝不挂，皮肤被河水泡得发白，更让人揪心的是，死者的面目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像是被人用刀反复切割过，又被火烧过，焦黑一片，惨不忍睹。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女尸的上身被人用刀划开了一个十字形的伤口，伤口周围的皮肤已经发黑，小腹部被划开一个三角状的口子，像是被人刻意剖开，而下体也有被火烧过的痕迹，隐约能看到焦黑的痕迹。负责勘察现场的民警，手里拿着相机，一边拍照一边记录，指尖都在微微发抖，这样残忍的作案手法，显然不是简单的仇杀，凶手的心理素质极强，而且手段极其恶劣，显然是想毁尸灭迹，不让人认出死者的身份。 “所长，这案子不简单，咱们镇派出所处理不了，得赶紧上报阳谷县公安局！”一名年轻民警凑到所长身边，压低声音说道。所长点了点头，脸色凝重地说道：“没错，这是一桩恶性命案，立刻上报县局，请求支援，另外，再联系法医，尽快过来对尸体进行检验。” 很快，阳谷县公安局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带队的是县局刑侦大队的队长，身后跟着十几名刑侦队员和法医。法医立刻对尸体进行初步勘察，刑侦队员则在现场周围展开地毯式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现场很简陋，除了河边的草丛和泥土，没有任何遮挡物，经过河水的冲刷和清晨的露水浸泡，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刑侦队员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地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终于在死者身边的泥土里，发现了一双清晰的泥脚印，这是一双男士皮鞋的脚印，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显然是凶手穿着鞋踩在泥里留下的，除此之外，在不远处的草丛里，还发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打火机，打火机上沾满了泥土，看不清上面的指纹，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把打火机收好，回去做指纹鉴定，另外，对比一下脚印的尺寸和纹路，看看能不能锁定嫌疑人的范围。”刑侦队长对着队员们吩咐道，随后又让人牵来了警犬，警犬的嗅觉灵敏，或许能顺着气味找到凶手的踪迹。 警犬被带到现场后，围着尸体嗅了几圈，随后猛地抬起头，朝着前方狂吠几声，然后撒腿就往前跑。警犬队的队员们赶紧跟在后面，一路跑跑停停，警犬的速度很快，穿过了一片农田，又穿过了镇上的菜市场，就在菜市场的中心位置，警犬突然停下了脚步，围着一个下水道口转起圈来，不停地狂吠，却再也不往前跑了。 刑侦队员们立刻对下水道口进行排查，可下水道里又黑又脏，什么也找不到，显然，凶手是故意把一些东西扔在了这里，干扰警犬的嗅觉，线索就这样突然中断了。 “看来凶手很狡猾，早就做好了毁尸灭迹、干扰侦查的准备。”刑侦队长皱着眉头，语气沉重地说道，“当务之急，是先确定死者的身份，只有找到尸源，才能进一步排查嫌疑人。” 随后，法医将尸体运回了县公安局的太平间，对尸体进行整形和处理，因为死者的面目被严重破坏，无法辨认，法医只能通过面部骨骼还原死者的大致容貌，然后拍下照片，通过阳谷县电视台、广播电台，还有各乡镇的宣传栏，发布认尸启事，希望广大群众能提供线索，帮助警方确认死者的身份。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认尸启事发布了好几天，却没有一个人前来认尸，也没有任何群众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这起恶性命案在阳谷县定水镇，甚至整个阳谷县都传开了，一时间，人心惶惶，老百姓们个个谈之色变。 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人们的议论声，有人说“死者肯定是被人仇杀的，不然不会死得这么惨”，有人说“凶手太残忍了，简直是丧心病狂”，还有人说“这地方太不安全了，晚上都不敢出门了”。尤其是蚯蚓厂附近的居民，更是吓得不行，晚上早早地就关上门窗，不敢外出，就连清晨晨练的人，也再也不敢去河边了。 县公安局的刑侦队员们，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排查线索，可现场留下的线索太少，尸源无法确定，案件陷入了僵局。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50出头的中年妇女，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定水镇派出所，她的脸上布满了憔悴和焦虑，眼睛红肿，一看就是哭了很久。 “同志，同志，求你们帮帮我，我找我的女儿，我女儿不见了！”中年妇女一见到民警，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声音哽咽，浑身都在发抖。民警赶紧给她倒了一杯水，安抚她的情绪：“大姐，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什么时候不见的？” 中年妇女喝了一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才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叫张桂兰，是四川万县的，我女儿叫梁雅文，今年24岁，大学毕业刚一年多。半年前，她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她在山东阳谷县定水镇的蚯蚓厂，给老总当秘书，一个月工资上千块钱，还说老板对她特别好，让我们别挂念她，还说端午节的时候，要回趟家，如果端午节回不去，就让我来阳谷找她，她说她在厂里住得很好，房子宽敞，生活也很舒心。” 说到这里，张桂兰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在家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她回家，端午节过了，也没收到她的信，我心里实在不放心，就一路坐车，从四川万县赶到了阳谷县定水镇，可我到了蚯蚓厂，问了厂里的人，他们都说不知道雅文去哪了，有人说她早就走了，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她，求你们帮帮我，找找我的女儿吧！” 民警听到“蚯蚓厂”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案发现场就在蚯蚓厂对面的河边，这个梁雅文，会不会就是死者？民警强压着心里的疑惑，继续问道：“大姐，你再仔细说说，你女儿长什么样子？身高、体型，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比如疤痕、胎记之类的，这些对我们找她很有帮助。” 张桂兰擦了擦眼泪，仔细回忆着：“雅文身高大概一米六左右，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净，眼睛很大，大学学的是心理系，外语学得特别好，尤其是英语，口语特别流利，还能当翻译。她小时候，我们家里条件不好，孩子多，没人管她，她经常坐在家里的大门墩上玩，有时候玩着玩着就睡着了。” 说到这里，张桂兰突然眼睛一亮，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忙说道：“对了，对了！她小时候出过一次意外，有一回，她把柴刀靠在了大门墩上，刀口朝外，天黑的时候，她忘了把柴刀拿回去，一屁股坐了上去，柴刀把她屁股尾巴骨那地方，割开了一个斜口子，流了好多血，后来愈合了，就留下了一个疤痕，那个疤痕很明显，斜着的，大概有两厘米长。” 这个线索，就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陷入僵局的案件！办案民警立刻意识到，这个梁雅文，很可能就是河边发现的那具女尸。他们不敢耽搁，立刻联系了县公安局的刑侦队，把张桂兰提供的线索上报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成员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到了县公安局的太平间，小心翼翼地将冷冻的女尸抬了出来，仔细检查死者的尾巴骨部位，果然，在死者的尾巴骨处，有一道清晰的斜形疤痕，和张桂兰描述的一模一样！ 为了进一步确认，专案组还提取了张桂兰的血液样本，和女尸的dNA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河边发现的那具女尸，正是张桂兰失踪多日的女儿，梁雅文！ 尸源终于确定了，专案组的成员们都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一个新的疑问又涌上心头：梁雅文是蚯蚓厂老总的秘书，为什么会被人残忍杀害，抛尸在河边？是谁对她下了这么狠的毒手？ 专案组立刻围绕梁雅文的身份，展开了深入调查。通过对蚯蚓厂员工的询问，专案组了解到，梁雅文确实在蚯蚓厂给老总徐元正当了一年多的秘书，工作能力很强，深受徐元正的赏识，可就在三个月前，梁雅文突然失踪了。 当时，厂里的员工都很纳闷，纷纷问徐元正，梁雅文去哪了。徐元正当时是这么说的：“雅文回四川老家了，可能过几天就回来，也可能是觉得咱们这地方小，看不上，去南方的大企业找工作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可徐元正的这番话，厂里的很多员工都不信。因为大伙都看得出来，徐元正和梁雅文的关系，根本不是普通的老板和秘书那么简单，徐元正经常带着梁雅文出席各种场合，对她格外照顾，甚至有时候会在厂里的办公室，单独和梁雅文待很久，就连厂里的员工，都经常看到徐元正送梁雅文回宿舍，两人举止亲密，一看就不正常。 只不过，徐元正在定水镇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没人敢多嘴，也没人敢追问太多。后来，梁雅文一直没有露面，时间久了，大伙也就慢慢忘了这件事，直到梁雅文的尸体被发现，大伙才又重新想起了这个失踪的女秘书。 说到徐元正，在定水镇，乃至整个阳谷县，那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早在案发三年前，徐元正就因为把蚯蚓厂做得风生水起，被当地老百姓称为“蚯蚓大王”。那时候，蚯蚓厂是阳谷县的重点企业，主要做蚯蚓养殖和出口生意，徐元正靠着蚯蚓养殖，赚得盆满钵满，当地的广告栏、电视台、报纸上，到处都是蚯蚓厂的广告，也到处都是徐元正的报道。 更让人敬佩的是，徐元正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经常给当地的学校、贫困家庭捐款捐物，有人算过一笔账，定水镇工薪阶层老百姓的工资，每10块钱里面，就有3块钱是徐元正的蚯蚓厂创下的利润，要知道，1997年的时候，阳谷县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一年才4199块钱，一个月也就三百多块，而徐元正的蚯蚓厂，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 那时候，徐元正就是定水镇的骄傲，是人人称赞的慈善家、大企业家，电视上经常播放他给镇小学捐桌椅、给贫困老人送米面油的画面，报纸上也登着他的先进事迹，很多人都觉得，徐元正是一个有良心、有担当的企业家，这辈子都不可能和“杀人”这两个字扯上关系。 可专案组的调查，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徐元正，这个表面上乐善好施、温文尔雅的“蚯蚓大王”，竟然是杀害梁雅文的最大嫌疑人！ 这一切，还要从梁雅文毕业之后说起。一年前，梁雅文从一所师范学院的心理系毕业，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才华横溢，英语口语能力特别突出，能熟练地进行双语翻译。当时，徐元正的蚯蚓厂正在拓展海外业务，急需一名懂英语、能力强的秘书，负责处理海外谈判和文件翻译的工作。 梁雅文刚毕业，就通过招聘，进入了蚯蚓厂，成为了徐元正的秘书。徐元正一开始就很赏识梁雅文的能力，觉得这个姑娘聪明、能干，而且很有眼力见，所以对她格外照顾。梁雅文的月薪，第一个月就有1000块钱，到了第三个月，就涨到了1800块钱，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奖金、福利，待遇好得让人羡慕。 要知道，在1997年，阳谷县的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百多块，梁雅文一个月1800块的工资，妥妥的高薪工作，比很多工作多年的老工人工资都高，就连当时阳谷县最低工资标准，一个月也才三百多块，梁雅文的工资，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收入。所以，梁雅文对这份工作很珍惜，工作也格外努力。 一开始，梁雅文住在厂里消防科的女工集体宿舍里，集体宿舍条件简陋，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没有空调，没有独立卫生间，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可梁雅文从来没有抱怨过，依旧兢兢业业地工作。她的努力，徐元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三个月后，徐元正就把梁雅文调到了自己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单独宿舍，那间宿舍又宽又大，有空调、有热水器，能洗澡、能做饭，条件比集体宿舍好太多了，说是宿舍，其实和小公寓差不多。 梁雅文心里很感激徐元正，工作也更加卖力了。她是个很有眼力见的姑娘，只要徐元正不下班，她就绝对不下班，从来不早走一步，徐元正加班，她就陪着加班，端茶倒水、整理文件，把徐元正的工作和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久而久之，徐元正对梁雅文越来越信任，也越来越依赖。到后来，徐元正的换洗衣服、皮鞋、牙刷，甚至是私人存折、银行卡，都交给梁雅文保管，两人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亲密，从最初的老板和秘书，慢慢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厂里的员工，虽然都看在眼里，却没人敢多说什么，徐元正是厂里的一把手，是当地的名人，谁也不想因为多嘴，丢了自己的工作。可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份看似亲密的关系，背后隐藏着多少危机，而梁雅文的悲剧，也从这一刻，慢慢埋下了伏笔。 专案组为了找到更多线索，找到了梁雅文生前的几个朋友和同事，当他们告诉这些人，梁雅文已经被害的消息时，所有人都很震惊，尤其是蚯蚓厂的一位老会计，这位老会计在厂里干了十几年，负责厂里的财务工作，半年前，因为身体原因，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老会计听说梁雅文被害的消息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沉默了半天，才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道：“唉，我就知道，雅文这孩子，迟早会出事，她的死，多半是徐元正干的。不过，我可不敢乱说，这只是我的直觉，你们可别说是我说的，徐元正势力太大，我怕他报复我和我的家人。” 专案组的成员们，立刻追问老会计：“大爷，您为什么会这么说？您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您和您的家人，只要您能提供线索，帮助我们破案，就是对梁雅文最好的交代。” 老会计犹豫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说出了一个隐藏在他心里很久的秘密。老会计说：“我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一直负责财务工作，和徐元正接触得比较多，雅文作为他的秘书，也经常和我打交道，说实话，整个蚯蚓厂，最了解徐元正底细的，就是雅文了。” “你们别看徐元正表面上乐善好施、为人和善，是个慈善家，可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人，背地里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不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甚至手上还有人命！”老会计的声音压得很低，语气里带着几分恐惧，“就在案发八个月之前，有一个周末，徐元正带着梁雅文，还有保卫科的干事小李，一起开车去几十里地之外的河边钓鱼，那天他们运气不好，没钓上几条大鱼，回来的时候，在路边的市场上，买了一麻袋子青蛙，准备回来炖汤喝。” “那天晚上，天很黑，路上没有路灯，司机急着赶路，车速很快，结果不小心，把小车撞在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大卡车上。那辆大卡车的司机，当时正在车后面修车，没来得及躲闪，被小车撞了个正着，当场就没气了。” “司机当时就吓傻了，下车一看，人已经死了，吓得腿都软了，赶紧跑回车上，请示徐元正该怎么办。徐元正当时脸色铁青，想都没想，就对保卫科的小李说：‘快，赶紧开车走，别留下任何痕迹，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出去，要是泄露出去，咱们都得完蛋！’” 老会计接着说道：“小李当时也吓坏了，不敢违抗徐元正的命令，赶紧上车，发动车子，连夜逃离了现场。这件事，除了徐元正、梁雅文、小李和那个司机，就只有我知道，因为后来，徐元正让我处理这笔‘善后费用’，说是给司机的封口费，还有一些打点的钱，我当时就觉得，徐元正心太狠了，出了人命，不想着投案自首，反而想着逃跑、掩盖罪行。” “而且，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就发现，徐元正和梁雅文之间，好像有了隔阂。以前，徐元正经常偷偷摸摸地去梁雅文的宿舍过夜，两人举止亲密，可那件事之后，徐元正就很少再去找梁雅文了，甚至有时候，在厂里碰到，两人都不怎么说话，眼神里都带着几分躲闪。” “我当时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徐元正心狠手辣，梁雅文又知道他这么多秘密，我怕徐元正会对梁雅文下手，也怕这件事牵连到我，所以，我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赶紧离开了蚯蚓厂，眼不见心不烦。” 老会计提供的线索，让专案组的成员们眼前一亮，这不仅解释了徐元正为什么有杀人的动机，还牵扯出了一桩尘封的车祸冤案！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传讯了蚯蚓厂保卫科的干事小李。 小李一开始还拒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什么车祸的事，可经过专案组民警一天一夜的审讯和政策宣讲，小李终于扛不住了，如实交代了当年的车祸真相，和老会计说的一模一样。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到了当年车祸发生的邻县，核实这起车祸案。可没想到，邻县的公安部门，早就已经“破获”了这起车祸案，还抓获了“肇事凶手”，一个青蛙贩子。原来，当年车祸发生后，现场散落了很多青蛙，有死的，有活的，办案民警误以为，肇事车辆的司机，肯定是一个青蛙贩子，所以就四处排查，抓了一个正好在附近卖青蛙的贩子，认定他就是肇事凶手，那个青蛙贩子百口莫辩，只能被关押起来，等待审判。 如果不是因为梁雅文被害案，这个无辜的青蛙贩子，很可能就会被冤枉入狱。专案组立刻和邻县公安部门沟通，说明了事情的真相，释放了被冤枉的青蛙贩子，同时抓获了当年的肇事司机，彻底查清了这起车祸冤案。 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调查的深入，徐元正更多的罪行，被一一揭露出来。专案组通过对蚯蚓厂财务的核查，发现蚯蚓厂本身是一家国有企业，而徐元正作为厂里的负责人，却利用职务之便，借公肥私，大肆贪污挪用公款。 据调查，徐元正不顾厂里工人的生活困难，私自侵占了三套公家住房，这三套住房，都被他装修得豪华无比，要么自己住，要么给了自己的亲戚，而厂里的工人，却只能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有时候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及时。除此之外，徐元正还挪用公款500多万，将这些公款转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里，变成了自己的存款，而这些存折，一直都是由梁雅文保管的。 老会计回忆说，当时梁雅文拿到这些存折的时候，心里很不安，曾经私下问过他，这些公款被徐元正私自挪用，会不会出问题，他当时也很害怕，怕引火烧身，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劝梁雅文少管闲事，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梁雅文虽然心里有顾虑，可因为徐元正的权势，也只能默默忍受，继续帮他保管这些存折。 除此之外，专案组还发现，徐元正之前有一个情人，两人的情人关系维持了三年之久。1995年2月，徐元正以给蚯蚓厂购置生产设备的名义，骗取了厂里300多万的资金，全部给了他的那个情人，而那个情人拿到钱之后，就卷款跑路了，至今杳无音信，这笔钱，也打了水漂，给蚯蚓厂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足以让徐元正身败名裂、锒铛入狱，而这一切，梁雅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不仅知道徐元正肇事逃逸、冤枉好人，还知道他贪污挪用公款、骗取厂里资金，她手里，还掌握着徐元正犯罪的关键证据。 为了弄清楚梁雅文和徐元正之间的矛盾，专案组找到了梁雅文生前的一个闺蜜，这个闺蜜和梁雅文是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梁雅文来到阳谷县之后，两人也经常联系。 闺蜜听到梁雅文被害的消息后，哭得肝肠寸断，她告诉专案组的民警：“雅文不仅仅是徐元正的秘书，还是他的情人，两人在一起一年多，雅文一开始是真心喜欢徐元正，觉得他有能力、有担当，可后来，雅文发现了徐元正的真面目，知道他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心里就很害怕，可那时候，她已经陷进去了，无法自拔。” “雅文后来怀孕了，她想让徐元正和他的老婆离婚，和她结婚，给她和孩子一个名分。可徐元正怎么可能离婚？他的老婆家里很有势力，而且，他要是离婚，他的名声、他的事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徐元正一直拖着，不肯答应雅文。” “雅文急了，就威胁徐元正，说如果他不离婚，不娶她，她就把他肇事逃逸、贪污挪用公款的所有证据，都举报给警方，让他身败名裂，坐牢抵债。徐元正的老婆，后来也知道了雅文和徐元正的关系，带着娘家人，跑到蚯蚓厂闹了好几次，指着雅文的鼻子骂，还说要杀了雅文，让她断了念想。” 闺蜜擦了擦眼泪，继续说道：“雅文那时候，一边要面对徐元正的敷衍和拖延，一边要面对徐元正老婆的威胁，心里压力很大，她曾经跟我说过，她后悔了，后悔认识徐元正，后悔卷入这一切，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到这里，梁雅文被害的真相，已经逐渐清晰起来。专案组经过各方面信息的研判，一致认为，梁雅文的命案，和徐元正有着直接的关联，徐元正因为梁雅文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又被梁雅文威胁离婚，害怕梁雅文会揭发他的罪行，毁了他的前程和名声，所以，就对梁雅文下了毒手，杀人灭口。 1997年5月14号，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专案组果断出击，在蚯蚓厂的办公室里，将徐元正刑事拘留。让人意外的是，面对民警的抓捕，徐元正竟然异常平静，没有丝毫慌乱，反而一脸从容，甚至还笑着对民警说道：“小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在定水镇，谁不知道我徐元正？我一贯遵纪守法，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当地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凭什么抓我？”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徐元正坐在椅子上，穿着一身名牌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依旧带着那种温文尔雅的笑容，仿佛自己只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专案组的民警，没有和他废话，开门见山：“徐元正，你认识梁雅文吗？” 徐元正点了点头，语气轻松地说道：“认识啊，那个姑娘，是个大学生，很有才华，给我做了将近一年的秘书，工作能力很强，我很赏识她。不过，她三个月前就辞职了，去海南另谋高就了，听说那边的待遇更好，她嫌咱们这地方小，留不住她。” “她没有去海南，她死了。”民警的语气冰冷，眼神锐利地盯着徐元正，“就在5月3号，有人在蚯蚓厂对面的河边，发现了她的尸体，死状很惨，被人刀割、火烧，毁尸灭迹。” 听到“梁雅文死了”这五个字，徐元正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变化，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仅仅是一瞬间，就又恢复了平静，他皱了皱眉头，故作惊讶地说道：“死了？不可能吧？雅文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怎么可能会死？再说了，就算她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和她只是老板和秘书的关系，她辞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徐元正，你别再装了，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梁雅文的死，和你有关。”民警拿出一份份证据，摆在徐元正面前，“我们找到了当年车祸的目击者，找到了你挪用公款的账目，找到了你让梁雅文保管的存折，还有，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打火机，上面有你的指纹，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徐元正看着面前的证据，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他的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手开始微微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他沉默了很久，低着头，一言不发，审讯室里，只剩下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和心理较量，徐元正终于扛不住了，他抬起头，脸上布满了疲惫和绝望，缓缓地交代了自己杀害梁雅文的全部真相。 徐元正说，一年前，梁雅文被蚯蚓厂录用，成为他的秘书，这个姑娘聪明、能干、漂亮，很快就赢得了他的信任和好感。他一开始只是赏识她的能力，可慢慢的，他就被梁雅文吸引了，一步步把她变成了自己的情人。他给她高薪，给她好的住宿条件，对她百般呵护，就是想让她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成为自己的附庸。 可他没想到，短短几个月里，他接连出了几件事，肇事逃逸，撞死了人；挪用公款被人察觉，只能把存折交给梁雅文保管；之前的情人卷走了厂里300多万的资金，杳无音信。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足以让他坐牢，而这一切，梁雅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还掌握着他犯罪的关键证据。 后来，梁雅文怀孕了，开始逼着他离婚，和她结婚，还给了他最后期限，说如果他不答应，就把所有的证据都举报给警方，让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徐元正一开始还想敷衍她，哄她，可梁雅文态度坚决，丝毫不让步，甚至还拿出证据，威胁他说，只要他敢反悔，她就立刻去举报。 “我当时就火了，我觉得这个姑娘太贪心了，太不知好歹了，我给了她那么多，她竟然还敢威胁我！”徐元正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我从小就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好不容易创下这份家业，成为人人尊敬的企业家，我不能因为她，毁了我一辈子的前程！” 徐元正说，案发三个月之前，他就暗地派人，把梁雅文关在了一个偏僻的小屋里，那个小屋很隐蔽，周围没有人烟，他不想杀她，只是想把她关起来，让她冷静冷静，放弃让他离婚的念头，彻底摆脱他，可梁雅文却依旧态度坚决，只要见到他，就喊着要他离婚，要举报他。 “我看着她那个样子，就知道，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只要她活着一天，我就一天不得安宁，她迟早会把我的秘密揭发出去，毁了我的一切。”徐元正的眼神里，充满了狠戾，“我当时就想，既然她不肯放过我，那我就只能让她永远闭嘴，只有她死了，我才能高枕无忧。” 1997年5月2号晚上，徐元正又去了关押梁雅文的小屋。此时的梁雅文，已经被关了三个月，精神早就失常了，时而哭，时而笑，嘴里反复念叨着“离婚”“举报”的字眼。徐元正看着她，心里没有丝毫怜悯，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她。 他假意对梁雅文说，要送她回家，带她回到四川，梁雅文信以为真，乖乖地跟着他上了车。徐元正开着车，一路朝着郊外的河边驶去，他早就选好了抛尸地点，就是蚯蚓厂对面的河边，那里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去，而且靠近河水，容易破坏现场痕迹。 到了河边之后，徐元正趁着梁雅文不注意，对她下了毒手，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在她的身上，点燃了火焰，他想把梁雅文的尸体烧得面目全非，让人无法辨认，制造一个情杀或者仇杀的假象，掩盖自己的罪行。 作案之后，徐元正又故意把梁雅文的尸体拖到草丛里，然后把自己的打火机扔在现场不远处，假装是凶手不小心遗留下来的。除此之外，他还特意把梁雅文的鞋帽、衣物，还有她平时常用的香水，都扔在了镇上菜市场的下水道里，他知道，警犬的嗅觉灵敏，这样做，就是为了干扰警犬的侦查，让警方找不到线索，中断侦查方向。 “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以为没有人能发现是我干的，以为我能一直逍遥法外，继续做我的‘蚯蚓大王’，继续被人们尊敬、被人们称赞。”徐元正低着头，眼泪掉了下来，语气里充满了悔恨，“可我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还是被你们找到了，我这是罪有应得啊。” 徐元正还对专案组的民警说，他从小失去父母，是个孤儿，吃了很多苦，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太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了，所以，当梁雅文威胁到他的前程时，他才会不顾一切，痛下杀手。“我现在才明白，做男人，要懂得珍惜，要懂得负责任，跟女人斗，跟法律斗，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1997年11月份，阳谷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徐元正因故意杀人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徐元正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是一时冲动，请求从轻处罚，随后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经过详细的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量刑适当，徐元正故意杀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且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等多项罪行，罪大恶极，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因此，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决定。 第286章 文物盗窃案反转！警方抓郭胜利，竟错抓同名烧烤摊主 从2017年开始，陵川当地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各个村子里的古寺庙，被盗的频率越来越高，就跟被人盯上了似的，一伙盗贼昼伏夜出，专挑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下手，胆子大得离谱。 可能有人不知道，陵川这地方，自古就是商贸要道，尤其是下属的平城镇，那可是个实打实的古镇，从古代起就商铺林立、车水马龙，来往的商客多了，有钱人家也多，久而久之，就留下了一大批古建筑。咱别以为古镇里的宝贝都在大街上，其实很多不起眼的小村庄里，都藏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古寺庙，这些寺庙不算什么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却都是当地人的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念想。 2017年5月24号，这一天本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陵川县平城镇的一个小村庄，入夜后就静得只剩下虫鸣，村民们早早就熄灯休息了，谁也没想到，一群不速之客，正悄悄朝着村里的古寺庙摸来。 这伙盗贼，一看就是惯犯，提前踩好了点，知道这村子偏僻，没有监控，也没有专人看守古庙，就选在了凌晨这个最容易得手的时间。大概凌晨1点半左右，村里一位村民忙完农活回家，路过古庙的时候，无意间瞥见庙里有微弱的灯光，还隐约听到了撬动东西的“咔哒”声。 村民心里咯噔一下，这大半夜的，庙里怎么会有人？再说了，这古庙平时除了逢年过节村民去烧香，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难不成是进贼了？他不敢声张，悄悄凑到庙门口，眯着眼睛往里看，就见几个黑影在庙里晃来晃去，手里还拿着家伙事，这下心里就有底了，肯定是偷文物的！ 就在村民犹豫着要不要喊人的时候，庙里的盗贼好像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其中一个人低喝了一声，几个人瞬间慌了神，连手里的东西都没顾上拿，跌跌撞撞地从庙后翻墙跑了，跑的时候还差点摔在地上，那慌张劲儿，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等盗贼跑远了，村民才敢上前，确认庙里没人了，赶紧掏出手机报警，声音都还在发颤：“警察同志，快来！我们村的古庙被人偷了，盗贼刚跑，工具还在现场！”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不敢耽搁，三分钟就集合完毕，开着警车，拉着警笛，一路疾驰赶往现场。当时天还没亮，夜色正浓，警车的灯光划破夜空，在寂静的乡村小路上格外刺眼，民警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生怕盗贼跑远了，也生怕庙里的文物被破坏得更严重。 赶到古庙门口，民警们先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然后拿着手电筒走进庙里，眼前的一幕让人心疼又气愤：庙门口的石门槛被撬动了，房梁上的木雕被掰得残缺不全，地上散落着砖头和木屑，而盗贼留下的作案工具，就随意扔在墙角，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最显眼的，就是那架拼接起来的梯子。咱各位在装修工地、建筑工地上应该都见过，就是那种一节一节接起来的钢管梯，有的是用废弃的暖气管改造的，粗细差不多有成年人的胳膊那么粗，结实得很。民警现场清点了一下，一共三截，每截大概一米五六长，拼起来足足有五米高，刚好能够到庙房梁上的木雕和屋檐上的构件。 除了梯子，还有千斤顶、撬棍，清一色的“硬家伙”。您各位一听该说了，这偷文物用这玩意？这撬棍多粗笨啊，那些娇气的文物，一撬不就碎了？哎，您还真别小瞧这些工具，这伙盗贼偷的不是那些易碎的古瓷器、古字画，全是古建筑上的“硬骨头”，木雕、石墩子、石狮子、石柱础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木头和石头做的，耐折腾。 民警现场查看后就明白了，这撬棍可不是用来撬文物的，主要是用来撬固定木雕的砖头。咱都知道，古建筑上的木雕，为了固定得牢固，两头都会用砖头卡死，盗贼们就用撬棍把砖头撬开，然后再把木雕硬生生掰下来，这样既能保证木雕不被损坏，又能快速得手。至于千斤顶，是用来撬石墩子和石狮子的，那些石构件动辄几百斤，靠人力根本搬不动，用千斤顶一顶，就能轻松撬起来，再搬到车上运走。 有经验的老民警一看这作案工具、作案手段，心里就有谱了：这跟之前陵川境内发生的多起文物被盗案，简直是如出一辙！之前那些案子，盗贼偷的也都是木雕、石墩、石狮子这些建筑部件，作案时间也都是凌晨、深夜，作案地点也都是偏僻的小村庄，手法极其相似，一看就是同一伙人，或者是有联系的犯罪团伙。 这种偷盗行为，对古建筑的破坏有多大！那些石墩子，是支撑房屋的关键，盗贼们为了偷石墩子，连底下的底座都给撬了，各位想想，一座几百年的古建筑，底座都被撬空了，它还能结实吗？说不定哪天一场大雨、一阵大风，就可能轰然倒塌。还有那些木雕，都是古人精心雕刻的，上面的花纹栩栩如生，一旦被掰下来，再想复原就难如登天，就算能修复，也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这次被偷的这座古庙，可有年头了，算下来有七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大概是元明时期建的，在当地村民的心里，那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座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福气，逢年过节，大家都会去庙里烧香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如今被盗贼这么一折腾，庙里乱七八糟，不少构件被损坏，村民们看了都心疼得直掉眼泪。 后来有记者去采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握着记者的手，声音哽咽地说：“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几百年的文物啊，是咱们村的根，他们就这么一夜之间给洗劫一空，怎么可能不心疼？我们这代人守着这些宝贝，就是想留给子孙后代，可现在……”说到这里，老人再也说不下去了，眼里满是无奈和愤怒。 可说实话，在陵川当地，这类文物盗窃案的侦破，确实有着很大的难度。您各位想想就知道，陵川的古建筑太多了，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个偏远的农村，大多数都没有安装监控设施，也没有专人看守，相当于“不设防”。再加上这些古庙、古建筑的文物级别不算特别高，算不上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投入的保护力量有限，案发地点又特别分散，盗贼们又专挑凌晨、深夜这种没人的时间段作案，目击证人少得可怜，想要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确定嫌疑人，难度真的太大了。 之前的好几起案子，都是因为没有线索，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盗贼们也越来越嚣张，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人能抓住他们。可这一次，他们运气不好，碰到了那个深夜回家的村民，这就成了整个案子的突破口，有目击者，就有线索！ 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那位村民，耐心地询问情况。村民回忆说，当时天太黑，又没开灯，他没看清盗贼的长相，也没看清他们开的车的车牌号，毕竟盗贼跑的时候太快了，他只来得及扫了一眼。但他能确定，盗贼们开的是一辆浅色的面包车，大概是银色或者白色的，而且他能清楚地记得，那辆面包车是朝着高平市的方向开走的。 就这一个线索，对民警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收获了！要知道，之前的案子连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次好歹有了车辆的颜色和行驶方向，只要顺着这个线索查，就有可能找到盗贼的踪迹。 民警立刻行动起来，调集了陵川县和平城镇周边所有大路口的监控画面，开始逐一排查。您各位也知道，那个小村庄里没有监控，只能从周边的主干道、十字路口找监控，那些监控摄像头分布得很散，而且有的监控画质不好，排查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民警们分成几组，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眼睛熬得通红，对着电脑屏幕一帧一帧地看，生怕错过一个细节，有时候看久了，眼睛都睁不开，就揉一揉眼睛，喝一口浓茶，继续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的排查，民警们终于在杨家河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银色面包车。监控画面显示，在凌晨2点左右，也就是盗贼从古庙逃跑后没多久，这辆银色面包车从平城镇方向开过来，朝着高平市的方向驶去，时间、方向都和村民描述的完全吻合。 为什么说这辆车可疑呢？您各位想想，凌晨2点，正常人都在睡觉，谁会开着面包车在乡村小路上乱跑？更可疑的是，这辆面包车的主驾和副驾上的两个人，都把遮阳板给放下来了！咱们平时开车，遮阳板是用来挡太阳的，凌晨2点，天漆黑一片，哪来的太阳？这明显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挡住自己的脸，不让监控拍到长相！ 不过这帮盗贼千算万算，还是失算了。他们没想到，现在的监控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清晰度恨不得比咱们的手机屏幕都高，就算他们放下了遮阳板，也没能完全挡住脸，监控还是拍到了他们的大致轮廓，而且车身的细节也拍得清清楚楚，和村民描述的浅色面包车一模一样。 既然找到了可疑车辆，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顺着车牌查车主！民警通过交管系统，很快就查到了这辆银色面包车的车主信息，车主名叫郭二平，是陵川县本地人。民警立刻调阅了郭二平的户籍信息，把他的户籍照片调了出来，然后和监控画面里的驾驶员进行对比，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天晚上开面包车的，就是郭二平！ 民警们没有就此停手，他们知道，郭二平肯定不是单独作案，背后一定有团伙。于是，民警们又调阅了这辆面包车之前的监控录像，前前后后看了几个月的，结果发现，从2016年12月份开始，也就是案发前五个月，这辆面包车就经常在晚上12点左右开到陵川县境内，然后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离开，每次都是深夜来、深夜走，行踪诡异得很。 各位用脚指头想想也能知道，大半夜的，开着面包车跑到偏僻的乡村，能做什么好事？肯定是干着偷鸡摸狗、违法犯罪的勾当！结合之前的文物被盗案，民警更加确定，郭二平就是盗窃文物的团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团伙里负责开车、接送的人。 确定了郭二平的身份后，民警们立刻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重点排查郭二平的社交关系和通话记录。通过技术手段，民警们获取了郭二平所有的通话记录详细信息，逐一梳理后发现，郭二平经常在后半夜，也就是盗贼作案的时间段，和一个叫焦宏卫的人频繁联系，有时候一天晚上能打三四次电话，通话时间都很短，看起来像是在互通消息。 这么一来，焦宏卫也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民警们又顺着焦宏卫的通话记录往下查，很快就发现了另外三个人，苏海军、苏海根、宋完土。这三个人和焦宏卫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尤其是在深夜，通话频繁，而且他们的活动轨迹，也和陵川境内多起文物被盗案的案发地点有重合。 其中，苏海军这个人，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注意。民警们调阅了苏海军的前科记录，发现他有盗窃古寺庙木雕和古建筑构件的前科，而且是2015年才刑满出狱的！刚出狱两年，就又开始作案，可见这家伙根本没有悔改之心，是个惯犯。 线索越来越清晰，郭二平、焦宏卫、苏海军、苏海根、宋完土，这五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专门盗窃古建筑文物的犯罪团伙，之前陵川境内发生的多起文物被盗案，很可能都是他们干的。掌握了这些线索后，警方立刻决定，对这五个人实施抓捕，不能再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继续破坏文物。 2017年6月21号晚上，天气阴沉沉的，没有月亮，正是抓捕的好时机。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兵分五路，分别前往五个人的住址，同时实施抓捕，防止他们之间通风报信。 抓捕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民警们提前摸清了五个人的作息规律，知道他们晚上都会在家。当天晚上10点左右，五路抓捕小组同时行动，破门而入，将郭二平、焦宏卫、苏海军、苏海根、宋完土五个人全部抓获归案，没有一个人逃脱。 抓到人之后，民警们立刻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一开始，这五个人还嘴硬，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胡言乱语，说自己晚上一直在家里睡觉，从来没有出去过，更没有偷过文物。 但民警们早有准备，把监控录像、通话记录这些证据摆在他们面前，尤其是苏海军，看到自己的前科记录和与焦宏卫的通话记录，心理防线瞬间崩溃，率先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了第一个人开口，剩下的四个人也撑不住了，纷纷低下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根据他们的供述，从2016年12月份开始，他们五个人结成团伙，在晋城市陵川县、高平市等地，先后作案十几起，专门盗窃古寺庙里的木雕、石墩、石狮子、石柱础等建筑构件，然后卖给收赃的人，从中牟利。他们每次作案前，都会提前踩点，选择偏僻、没有监控的古寺庙，然后在凌晨作案，得手后立刻开车逃离现场，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审讯结束后，民警们立刻对这五个人的家进行了搜查，在他们的家里、院子里、柴房里，搜出了大量被盗的文物，有石狮子、石雕、木雕，还有一些琉璃瓦，这些文物都被民警依法进行了扣押，看着这些被追回的文物，民警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把这五个人都抓住了，案子是不是就可以结案了？其实不然，有经验的民警都知道，这种盗窃文物的团伙，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有偷的，就有收的，有收的，就有卖的。如果只抓住盗窃的人，不把收赃、销赃的人也抓住，那么这些被盗的文物，很多都已经被转卖掉了，无法追回，而且还会有新的盗窃团伙冒出来，继续作案。 咱说实话，这些收赃的人，比盗窃的人更可恨。他们往往会先四处游荡，踩点看哪个村里的古寺庙有值钱的文物，哪个地方好下手，然后告诉盗窃团伙“你们去这个庙偷，那里有木雕、石墩，能卖钱”，相当于给盗窃团伙指路，让他们有恃无恐，有目的地作案，根本不用担心偷来的文物卖不出去。 虽然这起案件看似顺利告破，但还有很多被盗的文物已经被转卖掉了，流落到了各地，想要全部追回，难度很大。而且警方也意识到，这五个人的团伙，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陵川境内还有其他的盗窃文物团伙，还有其他的收赃、销赃人员，必须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深查，把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一网打尽，彻底斩断这条文物盗窃、贩卖的黑色链条。 那么，该从哪里入手深挖呢？民警们把目光放在了焦宏卫的身上。为什么是焦宏卫？因为根据审讯得知，焦宏卫在这个团伙里，并不是普通的盗窃成员，他是一个“纽带”一样的角色，他不仅在郭二平这个团伙里作案，还加入了另外一个盗窃文物的团伙，和两个团伙都有联系，通过他，很可能就能找到其他的犯罪团伙和收赃、销赃人员。 民警们立刻对焦宏卫的通话记录和社交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排查，果然有了新的发现：焦宏卫除了和郭二平、苏海军等人联系密切之外，还经常和一个叫史建强的人联系，这个人是高平市人，而且这个名字，对于陵川警方来说，并不陌生。 咱说到这里，就得回头说说史建强这个人。早在2016年1月份，陵川县台南村的二郎庙就发生过一起文物被盗案，当时民警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几个犯罪嫌疑人抽完的烟头，经过技术鉴定，在其中一个烟头上，发现了史建强的dNA！只不过当时没有其他线索，无法确定史建强的具体身份和作案同伙，这个案子就一直悬着，没想到，这次通过焦宏卫，竟然又找到了史建强的踪迹。 顺着史建强这条线索，民警们又展开了排查，很快就发现，史建强背后，也有一个专门盗窃文物的团伙，而且这个团伙和郭二平的团伙，有交叉作案的情况，有时候两个团伙会一起作案，有时候会各自作案，然后把偷来的文物卖给同一个收赃的人。 就这么一环扣一环，从最初的一起古庙盗窃案，慢慢扩展到了20多起相关的文物盗窃案，警方掌握的嫌疑人也越来越多，前后加起来有十几个人，这些人交叉作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物盗窃、贩卖网络，涉及陵川、高平多个乡镇，甚至还延伸到了周边地区。 在史建强的这个团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名叫张科。民警们通过调查发现，这个张科，很可能就是负责为这几个犯罪团伙销赃的人，他在高平市开了一家古玩店，表面上是做古玩生意，实际上，暗地里却专门收购盗窃来的古建筑文物，然后再转卖给其他人，从中赚取差价。 为了确认张科的身份，掌握他收赃、销赃的证据，民警们决定乔装打扮，装作是来买古玩的顾客，去张科的古玩店一探究竟。您各位可别以为是简单的打扮，民警们特意换上了普通的衣服，说话也故意装作不懂古玩的样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买家，避免引起张科的怀疑。 当天下午，民警们来到了张科的古玩店门口，没想到，店门是关着的，门口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民警们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张科察觉到了什么？还是刚好有事出去了？民警们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附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蹲守，打算等张科回来。 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就见一个中年男人，晃晃悠悠地朝着古玩店走来，手里还叼着一根烟，看起来吊儿郎当的。民警们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张科，和他们调取的户籍照片一模一样。 张科走到店门口，掏出钥匙打开店门，民警们趁机上前，装作偶然路过的样子，走进店里，笑着说：“老板，开门做生意啊？我们路过，想进来看看古玩，有没有合适的。” 张科抬头看了看民警们，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脸上堆起笑容，热情地招呼道：“哎，来了来了，快请进！我这刚出去办点事，刚回来。你们想看点什么？我这有木雕、石雕，还有一些老瓷器，都是好东西！” 民警们跟着张科走进店里，店里不算大，摆满了各种古玩，墙上挂着字画，货架上摆着瓷器、木雕、石雕，看起来琳琅满目。张科一边给民警们介绍，一边不停地推销：“你们看这个木雕，清代的，纯手工雕刻，花纹多精致，绝对值钱！还有这个石狮子，青石做的，年代也久了，放在家里镇宅，再好不过了！” 民警们一边听着张科介绍，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店里的情况，果然在角落里，看到了几件疑似被盗的木雕和石雕，和之前郭二平团伙交代的盗窃文物样式非常相似。但民警们没有声张，怕引起张科的怀疑，毕竟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打草惊蛇。 民警们假装看了一会儿，故意挑了几件不起眼的小物件，问了问价格，然后找了个借口：“老板，我们再考虑考虑，回头再来买，先去别的地方看看。”张科也没多想，笑着点了点头：“行，没问题，你们随时来，我都在。” 走出古玩店后，民警们立刻召开了会议，结合观察到的情况和之前的线索，确定张科就是收赃、销赃的关键人物，而且他的古玩店里，就有被盗的文物。现在证据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警方决定，分头行动，对史建强团伙的6名嫌疑人，同时实施抓捕，彻底端掉这个团伙。 这个团伙一共有6名嫌疑人，其中3人名下陵川县，3人名下高平市，分布比较分散。为了确保抓捕行动顺利进行，警方决定兵分三路，一路去陵川抓捕史建强等人，另外两路去高平，分别抓捕张科和另外两名嫌疑人，约定好在当天晚上7点左右，同时行动，防止嫌疑人之间通风报信。 当天晚上7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三路抓捕小组同时出发，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进。其中，去高平抓捕张科和郭胜利（团伙另一名嫌疑人）的小组，率先到达了目的地。 抓捕张科的小组，先来到了张科的住址，这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张科家在三楼。民警们悄悄来到楼下，抬头一看，张科家的灯是黑的，没有一点动静。民警们心里犯了嘀咕：难道张科没在家？还是提前察觉到了什么，跑了？ 带队的民警决定，先在楼下蹲守，看看张科是不是出去了，过一会儿会回来。同时，让另一组民警，先去抓捕住在高平的另一名嫌疑人，郭胜利，避免耽误时间。 抓捕郭胜利的小组，在高平市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很快就得到了郭胜利的线索：有人说，郭胜利最近在某个广场上卖烧烤，每天晚上都会出摊。民警们立刻赶往那个广场，远远地就看到了一个烧烤摊，摊主是一个光头，正忙着收拾东西，看起来像是要收摊了。 民警们悄悄凑过去，仔细看了看那个光头摊主，心里却犯了疑惑：他们之前调取的郭胜利的户籍照片，上面的郭胜利头发很长，差不多到肩膀，可这个摊主是个光头，两者差距也太大了，难道是找错人了？ 为了确认身份，民警们找到了当地的社区民警，询问情况。社区民警说：“没错，这个烧烤摊的摊主就是郭胜利，几天前他还因为邻里纠纷报过警，我亲自处理的，肯定不会错，他就是个光头，可能是后来剃的。” 民警们一听，心里就有底了，可能是郭胜利作案后，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特意把头发剃光了，改变了样貌。这时候，郭胜利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正准备推着烧烤车回家。民警们一看，不能再等了，要是让他回了家，再想抓捕就难了，只能提前实施抓捕。 民警们立刻上前，拦住了郭胜利，亮明身份：“郭胜利，我们是陵川警方的，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可没想到，那个光头摊主一下子就懵了，手里的烧烤签子都掉在了地上，一脸无辜地说：“警察同志，你们认错人了吧？我叫郭胜利，但我没犯什么事啊，我就是个卖烧烤的，每天辛辛苦苦摆摊，从来没干过违法犯罪的事！” 民警们心里咯噔一下，难道真的找错人了？他们立刻拿出郭胜利的户籍照片，让光头摊主看，光头摊主摇了摇头：“这不是我啊，你们看，我是光头，照片上的人头发那么长，怎么可能是我？” 民警们赶紧对光头摊主的身份进行核实，通过身份证查验，发现这个光头摊主，确实叫郭胜利，和他们要找的嫌疑人郭胜利，同名同姓，三个字一模一样，连出生日期都差不了几天，只不过不是同一个人！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纯属巧合！民警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赶紧给光头郭胜利解开了手铐，一个劲地赔不是：“大哥，实在对不住，我们要抓的是另一个郭胜利，和你同名同姓，闹误会了，耽误你收摊了，我们给你道歉！” 光头郭胜利虽然心里有点生气，但也知道民警们是在执行公务，只能无奈地摆了摆手：“没事没事，你们也是为了工作，下次注意点就行，我还得赶紧回家呢。”说完，推着烧烤车就走了。 这边抓错人的消息传到了蹲守张科家楼下的民警耳朵里，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张科家还是黑着灯，看样子是真的没在家，郭胜利又抓错了，高平这边的抓捕行动，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本来，警方是打算陵川和高平同时行动，一起抓捕嫌疑人，防止他们之间通风报信，可现在高平这边出了岔子，张科找不到，郭胜利也抓错了，再等下去，很可能会夜长梦多，万一陵川那边的嫌疑人察觉到了什么，跑了就麻烦了。 带队领导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计划，让陵川那边的抓捕小组先下手，率先抓捕史建强等人，高平这边继续蹲守张科，同时继续寻找郭胜利的下落。 陵川那边的抓捕小组接到命令后，立刻行动起来，第一个目标就是史建强。史建强之前有过两次前科，一次是暴力伤害，一次是盗窃罪，反侦察能力很强，民警们不敢掉以轻心，悄悄来到史建强的住址，破门而入，一举将史建强抓获归案。 史建强被抓的时候，还在睡觉，迷迷糊糊地就被戴上了手铐，等他反应过来，看到民警们，脸色一下子就白了，知道自己跑不掉了。民警们随后对史建强的家进行了搜查，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两块木雕，这两块木雕，一看就是古建筑上梁子上的小木雕，上面刻着精美的花纹，还有被撬动的痕迹，显然是被盗来的赃物。 与此同时，在陵川的另一个村子里，抓捕韩志荣（团伙另一名嫌疑人）的行动，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民警们来到韩志荣的家门口，用力敲门，“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寂静的村子里格外响亮，可敲了半天，屋里始终没有回应，也没有一点动静。 民警们心里犯了嘀咕：难道韩志荣不在家？还是知道我们来了，躲在屋里不出来？带队的民警灵机一动，决定用当地方言喊韩志荣的名字，这样既能让韩志荣放松警惕，以为是同村的老乡来找他，又能试探出屋里有没有人。 民警们用一口地道的陵川方言，大声喊：“韩志荣！韩志荣！开门嘞！我是隔壁村的，找你有点事！” 喊了几声之后，屋里终于有了动静，传来了脚步声，然后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韩志荣探出头来，疑惑地看了看门外的民警们，刚想开口问“你们是谁”，民警们就趁机冲了进去，一下子就把韩志荣控制住了，动作干净利落，没有给韩志荣任何反抗的机会。 捉贼拿赃，这是不变的道理。民警们随后对韩志荣的住宅进行了全面搜查，在他的卧室里、院子里，搜出了不少赃物，有琉璃瓦、小古瓷器，还有一些古建筑上的木雕件，这些都是韩志荣参与盗窃得来的，每一件都承载着老祖宗的智慧和历史。 这一晚上，陵川这边的抓捕行动很顺利，成功抓捕了史建强、韩志荣等3名嫌疑人，而高平那边，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张科依旧没有回家，郭胜利也还是找不到，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民警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又累又困，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都在坚持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剩下的嫌疑人全部抓获，把被盗的文物全部追回。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民警们突然想到，他们要找的郭胜利，户籍信息上显示是集体户口。这可是个突破口！集体户口的信息比较集中，而且可以以查户口、核实信息的名义，联系到郭胜利或者他的家人，这样既能不引起怀疑，又能找到郭胜利的下落。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郭胜利的集体户口信息，找到了登记的联系电话，然后拨通了电话。电话响了几声之后，被一个女人接了起来，声音有些不耐烦：“谁啊？大半夜的，打电话干什么？” 民警们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说道：“您好，我们是派出所的，负责户籍登记，郭胜利是集体户口，我们需要核实一下他的个人信息，请问他在家吗？” 那个女人说道：“他不在家，出去了，你们找他干什么？” 民警们说道：“没什么大事，就是例行核实信息，麻烦您给我们一个他的联系方式，或者他的住址，我们找他核实一下。” 女人犹豫了一下，说道：“他不在高平，去外地了，我给你们一个他以前住的老房子地址，你们去看看吧，不知道他在不在那里。”说完，就报了一个老房子的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 民警们立刻赶往那个老房子，可到了地方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那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墙皮都掉光了，门窗也都烂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根本不可能有人在里面。 就在民警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之前那个电话号码，突然回拨了过来。民警们立刻接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有些慌张：“喂，你们是派出所的？找我干什么？我是郭胜利。” 民警们心里一喜，终于找到郭胜利了！他们强装镇定，说道：“郭胜利你好，我们是派出所的，核实一下你的户籍信息，你现在在哪里啊？” 郭胜利说道：“我在深圳呢，出差，有什么事，你们在电话里说就行，我这边不方便回去。” 听到这里，民警们心里都笑了，这笨贼，撒谎都不会撒！他老婆打电话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电话号码，而且语气很不耐烦，明显是在家，而郭胜利现在又用这个电话号码回电话，还说自己在深圳，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民警们没有戳穿他的谎言，继续说道：“好的，那我们就在电话里核实一下，你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现住址。” 郭胜利支支吾吾地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语气越来越慌张。民警们趁机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郭胜利的具体位置，他根本不在深圳，就在高平市的家里，距离那个老房子不远！ 锁定位置后，民警们立刻赶往郭胜利的家，破门而入，一下子就把郭胜利抓获了。郭胜利被抓的时候，还拿着手机，脸上满是惊慌，嘴里不停地念叨：“我没撒谎，我真的在深圳，你们抓错人了……” 民警们拿出手机，给他看了定位信息，郭胜利瞬间就蔫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只能低着头，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刚才是听到老婆说派出所打电话找他，心里慌了，就想撒谎蒙混过关，没想到，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抓获郭胜利后，民警们立刻赶回张科的住址，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张科家的灯还是黑着的。民警们心里犯了嘀咕，张科到底在哪里？难道真的跑了？ 就在这时，带队领导想到了一个办法：以派出所的名义，给张科打电话，假装是调查户口，看看他在哪里，能不能让他主动回家。民警们立刻拨通了张科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之后，张科接了起来，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刚睡醒。 “喂，谁啊？大半夜的打电话。”张科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您好，张科，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个户口信息需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现在在家吗？我们过去找你。”民警们说道。 张科沉默了一下，说道：“我在家，你们过来吧。”说完，就挂了电话。 民警们心里一喜，没想到张科竟然在家！他们立刻做好准备，悄悄来到张科家的门口，等着张科开门。可等了几分钟，也没见张科开门，民警们正准备再次敲门，就看到门被打开了一条缝，张科探出头来，左右看了看，眼神里满是警惕，显然是心虚了，怕门口有警察。 就在张科探头张望的时候，民警们抓住机会，一下子冲了上去，将张科控制住了。张科挣扎了几下，见挣脱不开，就放弃了反抗，脸上满是绝望。 民警们随后询问张科，为什么家里黑着灯，不开灯。张科交代，他当天很早就回家了，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要出远门，躲避警方的追查，所以吃完饭就睡了，没开灯，接到民警的电话后，心里很慌，怕门口有警察，就先探出头看看，没想到还是被抓了。 抓获张科后，民警们立刻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在他的卧室里、书房里，搜出了不少被盗的文物和交易记录，还有一些现金，这些都是他收赃、销赃得来的。但民警们没有就此停手，他们知道，张科的古玩店里，肯定还有更多的赃物。 此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民警们顾不上困，顾不上累，带着张科，立刻赶往他的古玩店。打开古玩店的门，民警们进行了全面搜查，果然在店里的角落里、货架后面，发现了两块巨大的木雕，每块都有两米五左右长，上面刻着精美的镂空花纹，一看就是古建筑上的重要构件，价值不菲。 民警们立刻询问张科，这两块木雕是哪里来的。张科一开始还想抵赖，笑着说：“民警同志，这两块木雕是我合法收购的，有凭证，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是偷来的。” 可他的谎言，在铁证面前，不堪一击。民警们拿出之前抓获的嫌疑人的供述，那些嫌疑人都明确交代，这两块木雕，是他们分两次卖给张科的，一共卖了块钱，张科收购后，打算转手卖给其他人，赚取更高的差价。 看着嫌疑人的供述，张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抵赖，只能低着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收赃、销赃的犯罪事实。他承认，自己开古玩店，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专门收购郭二平、史建强等团伙盗窃来的古建筑文物，然后再转卖给外地的买家，从中赚取差价，前后一共收赃、销赃几十件文物，获利好几万元。 至此，经过一夜的奋战，史建强团伙的6名嫌疑人，一共抓捕了5人，只剩下一个叫牛文勇的嫌疑人，没有被抓获。民警们立刻对牛文勇的信息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个人比张科、郭二平等人更狠，他不仅在陵川、高平一带作案，还跨区域、跨省作案，先后去过陕西、河北等地，盗窃古寺庙文物，反侦察能力很强，而且行踪诡秘，很难抓捕。 为了尽快抓获牛文勇，警方立刻将他的信息录入全国追逃系统，发布网上追逃令，同时联系陕西、河北等地的警方，协助抓捕，务必将牛文勇抓获归案，绳之以法。 根据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民警们还发现，除了郭二平、史建强这两个团伙之外，还有其他的犯罪团伙和个人，参与了文物盗窃、收赃、销赃活动，这些人有的单独作案，有的交叉作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色链条，涉及范围很广。 警方没有就此停手，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深查，先后又抓捕了一批犯罪嫌疑人，追回了大量被盗的文物，包括石狮子、木雕、石雕、琉璃瓦等，足足有几十件，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每一件都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赃物追回来了，嫌疑人也大部分被抓获了，按理说，这个案子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民警们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因为这些被盗的文物，都是古建筑上的部件，被盗贼们硬生生拆下来，有的被损坏，有的被磕碰，就算被追回来了，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那些被破坏的古建筑，想要修复，更是难如登天。 第287章 灭门案：上门女婿的滔天恨意，一家六口惨遭毒手 2012年6月1号傍晚，夕阳把云南省嵩明县的牛栏江染成了一片暗红色，江风裹挟着水汽，掠过岸边的锦江苑别墅群，本该是家家户户炊烟升起、准备晚饭的温馨时刻，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却打破了这片宁静，也揭开了一场震惊整个云南的灭门血案。 嵩明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听筒里，传来报案人颤抖到几乎说不出话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恐惧：“喂……110吗？快……快来！锦江苑，牛栏江边上的三层别墅，死人了！好多人……全是血！” 电话那头的慌乱与绝望，让接警民警的心瞬间沉了下去。来不及多问细节，指挥中心立刻下达指令，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们火速集结，拉响警笛，朝着锦江苑的方向疾驰而去。警笛声划破暮色，在县城的街道上回荡，也让周围的居民隐约感觉到，有大事发生了。 十几分钟后，民警们抵达了锦江苑别墅。刚推开别墅的大门，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混杂着江风的湿气，让人胃里一阵翻涌。办案民警们常年与凶案现场打交道，见惯了各种惨烈场面，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们忍不住皱紧了眉头，步步惊心。 别墅的院子不算小，铺着平整的石板路，可此刻，石板路已经被暗红色的血污彻底浸透，有些地方的血迹已经凝固发黑，形成了一块块狰狞的印记。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三具尸体，姿态扭曲，身上布满了伤痕，看得出来，他们在临死前经历过激烈的反抗。 很快，接到通知的倪家亲属匆匆赶来，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当场就有人瘫倒在地，撕心裂肺的哭声瞬间响彻整个别墅群。经过亲属辨认，这三具尸体分别是别墅主人倪少平的岳父孙福臣、岳母郑元梅，还有倪少平的亲妹妹倪颖。 满地的血污之中，还散落着已经折断的木棍、扫帚，还有几双杂乱无章的脚印，有的清晰，有的模糊，交错在一起，无声地诉说着刚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搏斗。木棍上还沾着血迹和毛发，扫帚的竹枝被折断了大半，看得出来，受害者们曾拼尽全力反抗，却最终没能逃过一劫。 勘察完院子里的现场，民警们强压着心中的震撼，小心翼翼地走进别墅内部，准备进一步勘察。刚推开一楼大堂的门，更让人惊悚的情景出现在眼前，别墅主人倪少平，正躺在进门不远处的血泊之中，双目圆睁，脸上还残留着惊恐与不甘，早已没了气息。他身上穿着一件浅色的衬衫，此刻已经被血浸透，变得通红，身上有多处明显的伤口，鲜血还在微微渗透，染红了身下的大理石地面。 顺着楼梯往上看，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转换台上，躺着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那是倪少平的大女儿倪冰。倪冰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几分未脱的稚气，可此刻，她的脸色苍白如纸，身上的衣服沾满了血污，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显然是在临死前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而在倪冰的身边，躺着的是倪少平的妻子孙文静，她同样气绝身亡，眼神空洞，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血迹，场面惨不忍睹。 就在民警们紧张勘察现场、清点受害者人数的时候，一名负责搜索院子角落的民警，突然在大门后边的阴影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一个只有一岁多的孩子，身上裹着一件沾满血污的小外套，满脸都是眼泪和血渍，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因为过度惊吓，已经哭不出声音，只是微微颤抖着，小身子缩在角落，像一只受惊的小猫。 民警们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了起来。孩子的身体很软，浑身冰凉，只有微弱的呼吸。经过询问倪家亲属得知，这个孩子是倪冰的儿子，也就是倪少平的外孙子，名叫小博，只有一岁半。警方不敢耽搁，立刻安排车辆，把小博送到了县医院进行全方位的检查，万幸的是，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小博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需要好好安抚和观察。 这起灭门案，一下子造成了六人身亡，只剩下一个一岁半的孩子侥幸存活，消息很快就在嵩明县传开了，引起了全城的恐慌。人们议论纷纷，都在猜测，到底是谁，竟然如此残忍，对一家老小痛下杀手？ 随着勘察工作的深入，民警们对受害者倪少平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倪少平今年43岁，是嵩明县出了名的富豪，在当地颇有威望。早年间，他从一个小小的餐馆做起，起早贪黑，勤勤恳恳，靠着自己的努力，把餐馆做得有声有色，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又涉足服装行业，开了几家服装店，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又进军黄金首饰行业，凭借着诚信经营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个人财富一路飙升，达到了上千万。 据倪家亲属和周围的邻居反映，倪少平为人善良、热心肠，平时待人宽厚，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邻居，只要有困难找他，他都会尽力帮忙，从来没有跟谁结过怨，也没有什么仇家。在嵩明县，提到倪少平的名字，大多数人都是赞不绝口，都说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既然倪少平为人和善，没有仇家，那凶手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要对他一家痛下杀手呢？民警们陷入了沉思，开始对倪少平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排查。排查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倪少平这些年，借出去了很多钱。 据知情的倪家亲属回忆，倪少平为人仗义，只要有人开口向他借钱，只要他有，都会毫不犹豫地借出去，从来不会刻意催债。这些年，他借给别人的钱，加起来足足有2000多万，涉及的人数也不少，有亲戚朋友，也有生意伙伴，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人。 “难道是借了钱的人，不愿意还钱，倪少平催债之后，双方反目成仇，对方恼羞成怒，才对他一家下了毒手？”这个猜测，很快就出现在了民警们的脑海里。毕竟，自古以来，因债务纠纷引发的命案不在少数，尤其是涉及到巨额资金的时候，很容易滋生恶念。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民警们立刻对所有向倪少平借过钱的人进行逐一排查，核实他们在案发当天的行踪，询问他们与倪少平之间是否有矛盾。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涉及的人数众多，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民警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逐一核实，排除嫌疑。 经过几天的深入排查，大部分借款人都被排除了嫌疑。他们要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要么与倪少平关系良好，不存在债务纠纷，还有一些人虽然暂时没有还清欠款，但也一直在积极还款，与倪少平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民警们发现，有两个人，在案发之后，突然下落不明，无论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这两个人，一个叫袁伟，一个叫袁凤科。据了解，袁伟和袁凤科都曾向倪少平借过钱，而且一直没有还清，这就让他们的嫌疑瞬间上升。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也进入了民警们的视线，那就是倪少平的女婿，桂云龙。案发的时候，倪少平的小女儿倪冬因为不在家，侥幸逃过了一劫。事后，民警们找到倪冬，向她了解情况，倪冬告诉民警，她的姐夫桂云龙，平时经常打骂她的姐姐倪冰，有一次，因为桂云龙又打骂倪冰，被她的父亲倪少平看见了，倪少平气得不行，当场扇了桂云龙一个耳光。从那以后，桂云龙就对倪少平心怀不满，经常在背后抱怨，甚至说过一些怨恨的话。 更让民警们怀疑的是，案发之后，桂云龙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照理说，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灭门惨案，作为女婿，桂云龙就算不在家，也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赶回家里帮忙处理后事，可他却既不露面，也不联系，这显然不合情理。 一个更关键的线索被民警们发现了：袁伟和袁凤科，平时和桂云龙的交往非常密切，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打牌，关系好得不得了。结合之前的线索，民警们大胆推测，这起灭门惨案，很可能是桂云龙、袁伟、袁凤科三个人联手所为。 那么，桂云龙和他的妻子倪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矛盾？他和倪少平之间，除了那一记耳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深仇大恨？他为什么会联合袁伟和袁凤科，对自己的岳父一家痛下杀手？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时间回到2010年2月中旬，春节刚过，嵩明县的昆滇酒店里，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桂云龙当时正在这家酒店打工，他刚从老家宜良县过年回来，脸上还带着一丝未褪去的疲惫，却也有着几分年轻人的朝气。 桂云龙出生于1990年，是云南宜良县马街乡大地山村人，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常年在地里劳作，收入微薄。桂云龙还有一个哥哥，兄弟俩从小就懂事，知道家里不容易，所以，两个人都只念到初中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希望能多挣点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2009年春天，经过一位老乡的介绍，桂云龙来到了嵩明县的昆滇酒店，做起了服务员。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工资也不高，但对于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技能的桂云龙来说，已经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了。他每天勤勤恳恳，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心里也只是想着，好好打工，多挣点钱，将来能娶个媳妇，改善家里的条件。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命运会在这个时候，给她安排一场意想不到的相遇，把一个“白富美”送到他的面前。 那天，他刚回到酒店，就发现收银台那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孩。那个女孩小巧秀气，皮肤白净，眉眼间带着几分青涩，说话细声细气的，看起来温柔又可爱，一下子就把桂云龙的目光牢牢地吸引住了。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心里暗暗想：这个女孩真漂亮，是谁啊？ 后来，桂云龙才知道，这个女孩名叫倪冰，是酒店新来的收银员，也是嵩明本地人。倪冰当时只有19岁，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事很认真，对待客人也很热情，很快就赢得了酒店同事们的喜欢。 自从见到倪冰的第一眼起，桂云龙就对她念念不忘。他觉得倪冰漂亮、气质好，和自己身边的女孩完全不一样，心底里生出了一丝爱慕之情。因为两个人工作的地方离得不远，桂云龙就经常找借口，凑到收银台旁边，跟倪冰搭话。 桂云龙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嘴巴很会说，能言善辩，而且为人也还算开朗，说话也很风趣。倪冰刚到酒店，还不太熟悉环境，也没什么朋友，所以，对于桂云龙的主动搭话，她也没有拒绝，反而觉得桂云龙很热情，愿意跟他聊天。 两个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平时上班的时候，会互相照应，下班之后，也会偶尔一起出去吃饭、散步。桂云龙很会照顾人，知道倪冰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会主动给她带早餐，会在她不开心的时候，哄她开心。而倪冰，也觉得桂云龙虽然出身贫寒，但为人老实、勤奋，对自己也很好，心里也渐渐对这个阳光开朗的男孩有了好感。 不知不觉之间，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那段时间，是桂云龙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他每天都充满了干劲，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希望。他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却从来没有问过倪冰的家庭情况，也没有想过，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女孩，背后竟然有着不一般的身世。 转眼到了4月份的一天，轮到桂云龙休息，倪冰也跟酒店老板请了假，她拉着桂云龙的手，脸上带着几分羞涩，说道：“云龙，我带你回家，见我爸妈吧。” 桂云龙一听，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倪冰愿意带自己见家长，说明她是真心喜欢自己的；紧张的是，他担心自己出身贫寒，倪冰的父母会看不上自己。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说道：“好，我听你的。” 当天，桂云龙特意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一身衣服，虽然衣服不算名贵，但也干净整洁。他跟着倪冰，来到了倪家。一走进倪家的大门，桂云龙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倪家的房子很大，装修得很豪华，家里的家具、家电都是名牌，处处都透着一股富贵气。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倪冰的家庭，可能并不简单。 倪少平见到桂云龙之后，脸上并没有什么笑容，只是淡淡地打量着他，大面上地问了几句：“你家是哪里的？父母是做什么的？现在在酒店做什么工作？” 桂云龙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他小心翼翼地回答着倪少平的问题，不敢有丝毫隐瞒。说完之后，倪少平就没再说话，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冷漠，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直到这时候，倪冰才拉着桂云龙的手，轻声说道：“云龙，我跟你说，我爸爸就是倪少平。” 听到“倪少平”这三个字，桂云龙瞬间就懵了。他在嵩明县打工也有一段时间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倪少平的名字？倪少平是嵩明县出了名的富豪，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对象。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谈恋爱的对象，竟然是倪少平的女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家千金。 桂云龙的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为自己能交到一个富家千金做女朋友而感到开心，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另一方面，他又更加自卑了，他觉得自己出身贫寒，和倪冰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倪少平肯定不会接受自己的。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倪冰是富家千金，从小娇生惯养，怎么会跑到昆滇酒店那样的地方，做一个普通的收银员呢？这还要从倪少平年轻的时候说起。 1989年，倪少平和同乡的女人罗蓉结婚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1992年，他们有了大女儿倪冰，1995年，又有了小女儿倪冬。倪少平一直努力打拼，生意越做越大，家里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原本以为，一家人会就这样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可没想到，2009年的时候，倪少平夫妻俩因为感情不和，最终选择了协议离婚。 离婚之后，两个女儿都选择了跟随父亲倪少平生活。那一年，倪冰刚好高考落榜，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倪冰是一个很有自己主意的女孩，虽然家里条件优越，她完全可以不用工作，在家坐享其成，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富家千金，但她不想那样。她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不能一直依靠父亲，应该自己出去锻炼锻炼，学点东西，靠自己的努力生活，而不是做一个啃老族。 倪少平得知女儿的想法之后，心里非常欣慰。他觉得，女儿长大了，懂事了，虽然心里有些舍不得，但还是支持了女儿的决定。不过，他也给倪冰提了一个要求：“冰冰，你出去打工可以，但是一定要低调，不要告诉别人你的身份，好好锻炼自己，有什么困难，就给爸爸打电话。” 倪冰点了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就这样，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来到了昆滇酒店，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收银员。也正是因为这样，桂云龙一开始才不知道她的身世，两个人才能毫无芥蒂地谈起恋爱。 从倪家回来之后，桂云龙的心情一直很矛盾，整天唉声叹气的。他知道，倪少平对自己不满意，自己和倪冰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段感情，可能很难有结果。他甚至想过放弃，可他又舍不得倪冰，舍不得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一转眼，就到了5月初。那时候，桂云龙和倪冰认识还不到三个月，谈恋爱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两个人的感情正处于热恋期，一时冲动之下，发生了性关系。原本，两个人都以为，这件事只要他们自己知道就好，可没想到，没过多久，倪冰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桂云龙瞬间慌了神。当时，桂云龙只有20岁，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年轻人，他自己都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当父亲意味着什么，别说结婚生子了，就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有稳定下来。他看着倪冰，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倪冰也很害怕，她今年才19岁，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而且，她也知道，父亲肯定不会同意自己这么早就怀孕生子，尤其是和桂云龙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打工仔。无奈之下，倪冰只能想到了自己的继母，孙文静，她决定，向孙文静求助。 孙文静是倪少平离婚之后，重新找的妻子，她1979年出生，是云南寻甸县人，两年前，她来到嵩明县城做茶叶生意，偶然间认识了倪少平。那时候，倪少平刚离婚不久，心情很低落，孙文静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经常安慰他、陪伴他，两个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之后，就结婚了。 据桂云龙后来回忆，倪冰特别喜欢这个继母。孙文静比倪少平小了十几岁，比倪冰也只大了十来岁，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代沟，相处得就像姐妹一样，倪冰有什么心事，都会跟孙文静说，孙文静也会像姐姐一样，耐心地开导她、帮助她。 倪冰找到孙文静，把自己和桂云龙谈恋爱、还有自己怀孕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并且苦苦哀求道：“继母，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这么早就谈恋爱、怀孕，可我是真的喜欢云龙，他对我很好，也很上进，我不在乎他的出身，我想和他在一起。你就帮帮我，帮我做通我爸爸的工作，好不好？” 一开始，孙文静也不看好倪冰和桂云龙的这段感情。她觉得，两个人的出身差距太大了，生活习惯、价值观也肯定不一样，就算勉强在一起，以后也不会幸福。但是，看着倪冰苦苦哀求的样子，看着她对桂云龙的真心，再加上倪冰已经怀孕了，孙文静的心，渐渐软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倪冰又多次找孙文静，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自己和桂云龙的感情，诉说着桂云龙的好，孙文静也渐渐被倪冰的执着打动了，她决定，帮助这两个年轻人，试着做通倪少平的工作。 孙文静找到倪少平，把倪冰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劝说道：“少平，冰冰已经怀孕了，她是真心喜欢桂云龙的，虽然桂云龙出身贫寒，但是我看他这个人，也还算老实、勤奋，只要他以后好好努力，好好对冰冰，也未必不能给冰冰幸福。现在冰冰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我们也不能逼她太紧，不如就成全他们吧。” 倪少平得知女儿怀孕的消息之后，气得不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儿，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可看着女儿苦苦哀求的眼神，再加上孙文静的反复劝说，他也没有办法了。毕竟，那是自己的女儿，也是自己的亲外孙，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为难。 最终，倪少平妥协了。他把桂云龙叫到家里，严肃地对他说：“桂云龙，我知道你和冰冰是真心相爱的，冰冰也已经怀了你的孩子，我就成全你们。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必须保证，以后好好对冰冰，好好对孩子，不能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情，要努力上进，好好做事，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桂云龙听到倪少平的话，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赶紧连连点头，语气坚定地说道：“叔，您放心，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对冰冰，好好对孩子，努力上进，好好做事，绝对不会让您和冰冰失望的！” 2010年6月中旬，倪家宴请了双方的亲朋好友，给桂云龙和倪冰操办了一场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倪少平还特意把一套房子收拾一新，给他们做婚房，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桂云龙的父母也非常开心，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能娶到倪少平这样的富豪的女儿。他们考虑到倪家没有男孩，就主动提出来，让桂云龙做上门女婿，桂云龙和倪家都同意了。 婚礼过后，倪少平并没有让桂云龙继续在酒店打工，而是让他跟着自己学做生意，把他安排到了自家的一家服装店里，协助店长做管理工作。倪少平想着，既然桂云龙已经成了自己的女婿，就是自己人了，他想好好培养桂云龙，让他以后能独当一面，也能好好照顾倪冰和孩子。 到这里，一个出身贫寒的打工仔，逆袭娶到富家千金，获得美好爱情的童话故事，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可现实终究不等同于童话，隐藏在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的危机，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显露出来。 桂云龙原本以为，自己娶了倪冰，就可以一步登天，摆脱贫困的生活，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可他万万没想到，婚后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反而充满了矛盾和争吵。 倪少平把桂云龙安排到服装店协助店长管理，原本是想让他多学点东西，积累点经验，可桂云龙却一点生意头脑也没有，根本不懂管理，也不愿意学习。他每天在店里，不认真做事，要么玩手机，要么和店员闲聊，而且，他还仗着自己是倪少平的女婿，高人一等，根本不服从店长的安排，经常和店长发生冲突，把店里搞得一团糟。 店长实在没办法，只能把情况反映给了倪少平。倪少平得知之后，非常生气，他找桂云龙谈了好几次，批评了他，让他好好做事，虚心学习，可桂云龙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还是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有改变。 倪少平没办法，只能先后给桂云龙调换了好几个分店，希望他能在不同的环境里，有所改变，能静下心来好好做事。可不管换到哪个分店，桂云龙都干不好，要么和店员发生矛盾，要么把生意搞砸，到最后，没有一个分店愿意要他。 这时候，倪冰也快要生孩子了，身体越来越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倪少平看着桂云龙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料，也没有办法，索性就让桂云龙辞掉工作，留在家里，专门照顾倪冰，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就拿出一个店铺，交给他们夫妻俩打理，自己平时再给他们一些扶持和帮助，让他们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倪少平的这个想法，可谓是用心良苦，他真心希望桂云龙能好好过日子，能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桂云龙根本就不领情，也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2011年3月份，倪冰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小博。小博的出生，给倪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倪少平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每天不管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回家看看自己的外孙子。他特意摆了一场豪华的满月酒，宴请了亲朋好友，还给了小博一个5万块钱的大红包，可见他对这个外孙子的疼爱。 一开始，桂云龙也挺开心的，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心里也有一丝当父亲的喜悦和责任感。可这种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在家里照顾了孩子几天，他就厌烦了。 小博满月之后，来伺候月子的桂云龙的妈妈，就收拾东西回了老家。因为倪冰奶水不足，小博每天都要喝奶粉，桂云龙每天都要给小博冲奶粉、换尿不湿，还要照顾倪冰的饮食起居。有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刚出生的孩子，作息不规律，经常睡一会儿就醒，醒了就哭，尤其是到了晚上，经常会哭闹不止，让人休息不好。 桂云龙本来就好吃懒做，不愿意吃苦，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腾。每天晚上，只要小博一哭，他就会被吵醒，心里就特别不耐烦，甚至会对着哭闹的小博发脾气，骂道：“你这个小东西，怎么这么能哭，烦死人了！” 面对桂云龙的不耐烦和抱怨，倪冰也渐渐开始抱怨他。她觉得，桂云龙作为孩子的父亲，照顾孩子是他的责任，可他却这么不负责任，好吃懒做，不愿意吃苦。两个人之间，渐渐没有了恋爱时的甜蜜和温柔，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争吵和矛盾。 其实，桂云龙的理想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他原本以为，娶了倪冰之后，就可以不用工作，不用吃苦，倪家会给她大把大把的钱，让他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可现实却和他的想象相差甚远，他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被妻子抱怨，这让他心里充满了不满和怨恨。 桂云龙的烦恼，还不止于此。倪家是嵩明县的富豪，家里的亲属，还有周围的交际圈，几乎都是有钱人，他们个个都很有商业头脑，谈吐优雅，出手阔绰。而桂云龙，出身贫寒，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见识，对生意一窍不通，再加上他本身就不上进，好吃懒做，所以，在倪家的圈子里，他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每次家里来了倪少平的生意伙伴，或者是亲朋好友，大家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桂云龙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插不上一句话。人家聊生意，他不懂；人家聊名牌、聊娱乐，他也插不上嘴。他只能坐在一边，默默地玩手机，或者随时准备给大家端茶倒水，就像一个服务生一样。 有好几次，倪少平的生意伙伴，还会不经意间问起桂云龙的工作，桂云龙都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那种尴尬和自卑，让他心里特别难受。他也想融入倪家的圈子，也想被别人尊重，可他自身的条件，却让他根本无法做到。 妻子的埋怨、儿子的哭闹、无法融入的家庭、骨子里的自卑，这一切，都让桂云龙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痛苦。他渐渐觉得，自己当初选择做上门女婿，就是一个错误，他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自己却被困在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圈子里，受尽了委屈和白眼。 心情郁闷之下，桂云龙就不愿意待在家里了。他每天都找借口出去，要么去网吧上网，要么就找几个宜良的老乡，一起去打牌、喝酒，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怨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袁伟和袁凤科，这两个人，也成了将他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 那是2011年10月份的一天，桂云龙在一个牌局上，认识了袁伟和袁凤科。袁伟出生于1984年，是嵩明县小街镇白骨村人，在嵩明县城开了一家小宾馆。袁伟这个人，好吃懒做，还特别喜欢赌博，因为赌博，他欠了一屁股债，前几年，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他就找倪少平借了4万多块钱，一直没有还上。 袁凤科比袁伟大七岁，1971年出生，和袁伟是同一个村子的老乡。他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小生意，可因为好吃懒做，又喜欢赌博，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常年欠债。1997年的时候，他因为参与一起盗窃案，被嵩明市法院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看着他屡教不改，实在看不到希望，就跟他离婚了。2000年，袁凤科减刑释放，出狱之后，他也没有好好找一份工作，而是四处打工，混日子，在和桂云龙认识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勉强维持生计。 袁伟和袁凤科，两个人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徒，而且都欠了一屁股债，在生活的底层苦苦挣扎。当他们得知，桂云龙是倪少平的女婿，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富豪的上门女婿的时候，两个人瞬间就热情了起来。在他们眼里，桂云龙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只要巴结好桂云龙，说不定就能从倪少平那里借到钱，或者得到一些好处。 于是，袁伟和袁凤科，经常主动请桂云龙吃饭、喝酒、打牌，对他百般讨好，说尽了好听的话。桂云龙本身就心情郁闷，没有人倾诉，袁伟和袁凤科的热情和讨好，让他感到了一丝温暖和尊重，他也渐渐把这两个人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有什么心事，都会跟他们说。 每次桂云龙在家里和倪冰吵架，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跑到袁伟的宾馆里，向袁伟和袁凤科倾诉自己的委屈。而袁伟和袁凤科，总是会顺着桂云龙的意思，安慰他、哄他，一边骂倪冰不懂事，一边抱怨倪少平看不起他，挑拨他和倪家的关系。 “云龙，你说你多委屈啊，娶了他们家的女儿，还给他们家生了孙子，可他们却看不起你，把你当外人，真是太过分了！” “就是啊，云龙，倪少平那么有钱，也不帮帮你，让你整天受委屈，还有倪冰，也不体谅你，整天对你抱怨，这样的日子，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桂云龙的心里就更加怨恨倪家，怨恨倪少平，怨恨倪冰。他觉得，袁伟和袁凤科，才是真正懂自己的人，才是自己的好朋友。就这样，三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常在一起鬼混，喝酒、打牌、抱怨，渐渐的，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们三个人的心里，慢慢滋生。 时间转眼就到了2012年春节，桂云龙带着倪冰和儿子小博，回宜良老家，给父母拜年。倪冰本来给了公婆1000块钱的红包，她觉得，公婆家里条件不好，1000块钱，也能帮他们减轻一点负担。可桂云龙却觉得，1000块钱太少了，丢了自己的面子，毕竟，他现在是倪家的女婿，是富豪的女婿，怎么能只给公婆1000块钱呢？ 临走的时候，桂云龙趁着倪冰上厕所的功夫，悄悄从倪冰的包里，拿出了2000块钱，塞给了自己的父母。可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出来的倪冰看见了。倪冰顿时就生气了，她觉得，桂云龙太不懂事了，自己给公婆1000块钱，已经不少了，他竟然还偷偷再拿2000块钱，而且，这钱是她自己的，桂云龙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就擅自拿走，太不尊重她了。 两个人当场就吵了起来，倪冰指责桂云龙不懂事、不尊重自己，桂云龙则指责倪冰小气、看不起自己的父母。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从家里一直吵到了返回嵩明的路上，就算回到了松明的家里，两个人也还是谁也不让谁，争吵越来越激烈。 倪冰被桂云龙吵得心烦意乱，一时冲动，就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行行行，你做的对，就当我们家救济乞丐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一样，狠狠刺在了桂云龙的心上。他本身就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在倪家抬不起头，心里就很自卑，倪冰的这句话，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他瞬间就失去了理智，也顾不上旁边哇哇大哭的儿子小博，一把就把倪冰推倒在了地上，然后，对着倪冰拳打脚踢。 倪冰从小就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她被桂云龙打得浑身是伤，一边哭，一边抱着儿子，跑去找父亲倪少平哭诉。倪少平得知桂云龙竟然敢动手打自己的女儿，顿时就气坏了。他找到桂云龙，指着他的鼻子，怒声骂道：“桂云龙，你越来越长本事了，竟然敢动手打冰冰，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骂完之后，倪少平越想越气，抬手就给了桂云龙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一巴掌，打得桂云龙的脸颊火辣辣地疼，也打在了他的心上。他捂着脸，低着头，不敢说话，心里却充满了怨恨，他暗暗发誓，这一巴掌，他迟早要报复回来。 倪少平数落了桂云龙一顿，逼着他去向倪冰道歉。桂云龙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向倪冰道歉，并且当着倪少平夫妻的面，保证今后再也不会打骂倪冰了，一定会好好对她，好好对孩子。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特意给倪冰打了一盆洗脚水，让倪冰洗脚。倪冰看着桂云龙诚恳的样子，再加上父亲的劝说，心里的气也渐渐消了，最终，原谅了桂云龙。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就这样过去了，倪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只有桂云龙自己知道，这一巴掌，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阴影，他对倪少平的怨恨，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他忘记了，是自己先动手打了倪冰，忘记了倪少平对他的包容和帮助，他只记得，倪少平打了他一巴掌，记得自己所受的委屈和羞辱。 几天之后，桂云龙又跑到了袁伟的宾馆里，刚好袁凤科也在。他把自己被倪少平打了一巴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两个人，一边说，一边抱怨，语气里充满了怨恨和不甘。 袁伟和袁凤科，一听这话，立刻就附和着，哄桂云龙开心。“云龙，你太委屈了，倪少平也太过分了，就算冰冰有错，他也不能动手打你啊，你可是他的女婿啊！”袁伟说道。 袁凤科也跟着说道：“就是啊，云龙，不过你也别太生气了，倪少平那么有钱，你就暂时忍一忍，哄他开心一点，将来，他们家的财产，还不都是你的？到时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怕报不了这一巴掌之仇？” 桂云龙听着袁伟和袁凤科的话，心里的委屈和怨恨，渐渐消散了一些，他觉得，两个人说得有道理。是啊，倪少平那么有钱，只要自己好好哄他，将来就能继承他的财产，到时候，自己就再也不用受委屈了，也能好好报复他。就这样，桂云龙对袁伟和袁凤科，更加信任了，三个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而一场邪恶的计划，也在他们的心里，慢慢酝酿成熟。 2012年春节过后，倪少平跟妻子孙文静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搬到锦江苑的别墅里去住。锦江苑位于牛栏江边上，环境优美，安静舒适，倪少平早就买了这套别墅，一直没有装修，这次，他想着，一家人搬到一起，热热闹闹的，也能互相照应。 倪少平80岁的老父亲，得知他们要搬到别墅里去住，摇了摇头，说道：“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舍不得这老房子，在这里住惯了，还是觉得这里舒服，你们放心，我身体很好，能照顾好自己。” 倪少平看着老父亲坚定的眼神，也没有勉强，他知道，老父亲对老房子有着很深的感情，而且，老父亲的身体确实很好，平时也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就同意了老父亲的决定，让他继续住在老房子里。 3月初的时候，倪少平雇了人，把锦江苑的别墅，彻底收拾了一遍，装修得干净整洁，还买了全新的家具家电，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带着全家，搬到了别墅里。 这套别墅是三层结构，一楼除了大堂之外，还有一个宽敞的厨房和一间杂物间；二楼有一个客厅，还有四间卧室，这四间卧室，分别住着倪少平夫妻、桂云龙夫妻、周末回家的小女儿倪冬，还有倪少平的妹妹倪颖；三楼有两间卧室，孙文静把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倪少平的岳父岳母，接了过来，让他们住在三楼的一间卧室里，另一间卧室，用来当客房。 搬到新家之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日子过得也还算平静。桂云龙也收敛了很多，虽然他和倪冰之间，还是会时不时地发生一些小争吵，但倪冰为了不让父母太操心，也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都选择了隐忍下来，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跟桂云龙大吵大闹。 倪少平看着家里的一切，心里也很欣慰，他以为，经过之前的事情，桂云龙已经有所改变，一家人就能这样平平静静、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想法，只是一个美好的奢望，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惨无人道的灭门惨案，正在悄然酝酿，很快，就会降临到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倪少平是一个商人，虽然为人仗义，借出去了很多钱，从来不会刻意催债，但他也知道，自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得来的。所以，2012年4月份的时候，倪少平决定，对这些年借出去的外债，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找那些借钱的人，催一催，让他们尽快还款。 4月初的一天，倪少平找到了袁伟，向他催要那4万多块钱的借款。袁伟当时一脸为难，拉着倪少平的手，苦苦哀求道：“倪总，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手头真的很紧，宾馆的生意不好，又欠了一屁股债，你再宽限我一段时间，等我周转开了，一定第一时间把钱还给你，好不好？” 倪少平看着袁伟为难的样子，心里也有一丝不忍，他知道，袁伟确实欠了很多债，日子也不好过。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人，所以，就点了点头，说道：“行吧，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一定要尽快想办法，把钱还给我，我也有自己的用处。” 袁伟一听，连忙连连道谢：“谢谢倪总，谢谢倪总，我一定尽快还款，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袁伟的心里，却一点也没有还款的打算。他本身就好吃懒做，又喜欢赌博，根本没有能力还款，他之所以向倪少平求情，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 5月中旬的一天，袁伟、袁凤科，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个人就聊了起来，聊到了嵩明县的富豪，聊到了倪少平。 其中一个朋友，喝了一口酒，说道：“要说咱们嵩明县谁最有钱，那肯定是倪少平啊，听说他的资产，都上千万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真是太厉害了！” 另一个朋友也跟着说道：“是啊，倪少平不仅有钱，为人还仗义，平时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不过，他也很大方，据我所知，五年前，他一次性就借给曲靖一个姓韩的老板1000万，现在，那个姓韩的老板还没有还给他，他也没有怎么催债，真是太大气了！” 袁伟一听这话，心里瞬间就不舒服了。他想起自己欠倪少平4万块钱，倪少平就天天催着自己还款，而别人借了他1000万，他却一点也不着急，也不催债。“凭什么？”袁伟在心里暗暗抱怨，“我欠他4万块钱，他就紧追不舍，别人欠他1000万，他却不闻不问，这也太不公平了，太不仗义了！” 坐在一旁的袁凤科，看出了袁伟的不满，也跟着附和道：“是啊是啊，倪少平这也太不仗义了，你欠他4万块钱，他就天天催你，别人欠他1000万，他却不管不问，这明显就是看不起你，觉得你好欺负！” 其实，袁伟和袁凤科，心里都清楚，倪少平之所以不催那个姓韩的老板还款，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是两个人关系很好，要么是那个姓韩的老板确实有困难，暂时无力还款，倪少平愿意给他时间。可他们却不愿意这么想，他们只觉得，倪少平是看不起他们，是故意为难他们，心里的不满和怨恨，越来越强烈。 可他们却忘了，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不管倪少平借给别人多少钱，不管别人还没还，他们借了倪少平的钱，就应该按时还款，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可被贪婪和怨恨冲昏头脑的他们，根本不会想这些，他们心里，只有不满和怨恨，只有对金钱的渴望。 过了几天，袁伟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最终下定决心，要对倪少平痛下杀手，抢劫他的钱财，并且杀人灭口。 袁伟本身就欠了一屁股债，除了欠倪少平的4万块钱之外，还欠了其他几个债主的钱，那些债主，也一直在催着他还款，逼得他走投无路。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他在一场赌博之中，又把自己刚借的2万块钱，输得精光。 债主们得知袁伟又输了钱，彻底失去了耐心，纷纷上门催债，态度非常强硬，对着袁伟大骂，还威胁他说：“袁伟，你要是再不还钱，我们就把你的宾馆和你的车，全都拿走抵债，到时候，你就一无所有了！要是还敢拖延，我们就对你不客气！” 袁伟被债主们逼得焦头烂额，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深知自己根本无力还款，一旦宾馆和车子被拿走，他就真的一无所有，甚至可能还会遭到债主的报复。走投无路之下，袁伟想到了倪少平，想到了他上千万的资产，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彻底扎根，与其被债主逼死，不如干脆除掉倪少平，抢走他的钱财，一了百了。 当天晚上，袁伟就急匆匆地找到了袁凤科，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袁凤科本身就对倪少平心怀不满，再加上自己也欠了一屁股债，日子过得穷困潦倒，听到袁伟的提议，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行！就这么干！倪少平那么有钱，只要杀了他，抢走他的钱，我们就能彻底摆脱困境，再也不用被债主催债了！”袁凤科眼神凶狠地说道，语气里充满了贪婪和疯狂。 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仅凭他们两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这件事。倪少平身材高大，而且家里人多，一旦发生反抗，他们很难得手。这时候，袁伟想到了桂云龙，桂云龙是倪家的上门女婿，熟悉倪家别墅的布局，熟悉倪家人的作息，而且他对倪少平也心怀怨恨，只要能说动桂云龙加入，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天，袁伟和袁凤科就找到了桂云龙，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一开始，桂云龙还有些犹豫，他虽然怨恨倪少平，但杀人抢劫这样的事情，太过残忍，他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可袁伟和袁凤科，却一直在旁边煽风点火，不断挑拨他和倪家的关系。 “云龙，你想想，倪少平平时怎么对你的？他看不起你，打你耳光，让你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倪冰也不体谅你，整天对你抱怨，骂你是乞丐。你在倪家，从来没有被尊重过，就像一个外人，一个仆人！”袁伟拍着桂云龙的肩膀，语气沉重地说道，“只要杀了倪少平一家，他们家的财产，就都是你的了，到时候，你就是嵩明县的富豪，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气，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袁凤科也跟着说道：“是啊，云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倪少平那么有钱，只要我们得手，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而且，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只要我们处理干净，谁也不会知道是我们干的。就算将来有人怀疑，也不会怀疑到你这个上门女婿头上！” 桂云龙看着袁伟和袁凤科凶狠而贪婪的眼神，又想起了自己在倪家所受的委屈和羞辱，想起了倪少平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想起了倪冰那句“救济乞丐”的嘲讽，心里的怨恨和贪婪，彻底战胜了恐惧。他咬了咬牙，眼神变得凶狠起来，说道：“好！我跟你们干！我要让倪少平，让倪家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三个被贪婪和怨恨冲昏头脑的人，就这样达成了共识，开始秘密策划这场惨无人道的灭门惨案。他们多次聚集在袁伟的宾馆里，商量作案的时间、方式和路线，反复勘察倪家别墅的布局，摸清倪家人的作息规律。桂云龙详细地告诉了袁伟和袁凤科，别墅里每一个房间的位置，倪家人平时都在什么地方活动，什么时候家里人最齐全，什么时候最容易得手。 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作案工具，袁伟从自己的宾馆里，拿出了两把锋利的菜刀和一根粗壮的木棍；袁凤科则找来了一把水果刀，还准备了几个黑色的口罩和手套，防止留下指纹和痕迹。他们约定，在2012年6月1号傍晚动手，因为那天是星期五，倪少平的小女儿倪冬在学校住宿，不会回家，这样可以减少一个阻力；而且傍晚时分，正是一家人准备晚饭的时间，注意力分散，容易得手。 2012年6月1号傍晚，夕阳西下，牛栏江的景色依旧优美，可锦江苑别墅里，却即将迎来一场血腥的灾难。桂云龙像往常一样，待在倪家别墅里，假装照顾儿子小博，实则在观察家里人的动向，给袁伟和袁凤科通风报信。 傍晚6点左右，袁伟和袁凤科戴着口罩和手套，偷偷来到了倪家别墅的后门。桂云龙早已提前打开了后门，等着他们。三人汇合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按照事先约定的分工，开始行动。袁伟拿着菜刀，直奔院子里正在收拾东西的孙福臣和郑元梅；袁凤科拿着水果刀和木棍，冲进一楼大堂，寻找倪少平；桂云龙则拿着菜刀，上楼寻找倪冰和孙文静。 孙福臣和郑元梅正在院子里收拾晾晒的衣服，根本没有想到，危险会突然降临。袁伟冲过去，二话不说，举起菜刀就朝着孙福臣砍去。孙福臣猝不及防，被砍中了头部，当场倒地，鲜血瞬间喷涌而出。郑元梅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跑，可袁伟早已追了上来，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菜刀狠狠砍了下去，郑元梅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倪颖，看到外公外婆被人砍倒，吓得尖叫起来，转身就想跑进别墅里求救。袁伟听到尖叫声，立刻追了上去，对着倪颖的后背，狠狠砍了几刀，倪颖倒在石板路上，挣扎了几下，就没了气息。短短几分钟，院子里就躺着三具尸体，血污染红了石板路，场面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袁凤科冲进一楼大堂，正好遇到了刚从厨房出来的倪少平。倪少平看到一个陌生男人戴着口罩，手里拿着刀，瞬间就意识到了危险，他一边大喊“有歹徒”，一边朝着袁凤科冲了过去，想要夺下他手里的刀。袁凤科见状，立刻举起木棍，朝着倪少平的头部狠狠砸去，倪少平被砸中后，踉跄了几步，袁凤科趁机举起水果刀，朝着倪少平的胸口和腹部，狠狠刺了好几刀。倪少平倒在血泊之中，双目圆睁，充满了不甘和恐惧，很快就没了气息。 桂云龙拿着菜刀，冲上二楼，找到了正在房间里哄孩子的倪冰和孙文静。倪冰看到桂云龙手里拿着菜刀，脸上带着凶狠的表情，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抱着小博，后退到墙角，哭着说道：“云龙，你干什么？你别吓我！”孙文静也连忙上前，试图阻止桂云龙：“桂云龙，你疯了吗？快把刀放下！” 可此时的桂云龙，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看着倪冰，眼神里充满了怨恨，说道：“干什么？我要杀了你们！我要让你们倪家，付出代价！”说完，他举起菜刀，朝着孙文静砍去。孙文静躲闪不及，被砍中了颈部，当场倒地身亡。倪冰吓得抱着小博，蜷缩在墙角，拼命求饶，可桂云龙却丝毫没有留情，朝着倪冰的头部和身上，砍了好几刀，倪冰倒在地上，渐渐没了呼吸，只有怀里的小博，还在哇哇大哭。 桂云龙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一种复仇的快感。他想起了自己在倪家所受的所有委屈和羞辱，想起了那一记耳光，想起了倪冰的嘲讽，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三人作案之后，并没有立刻逃跑，而是在别墅里翻找钱财。他们撬开了倪少平的保险柜，拿走了里面的现金、黄金首饰和银行卡，还翻找了各个房间，把能拿走的贵重物品，全都装进了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还故意在院子里和别墅里，留下了一些杂乱的脚印和打斗痕迹，试图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三人趁着夜色，偷偷从后门离开了别墅，坐上了袁伟事先准备好的车，朝着宜良县的方向疾驰而去。他们计划着，先躲在宜良县的深山里，等风头过了，再拿着抢来的钱财，远走高飞，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警方的行动，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快。案发之后，嵩明县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对案件进行全面侦查。民警们通过现场勘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指纹和脚印，结合之前排查到的线索，很快就锁定了桂云龙、袁伟和袁凤科三名犯罪嫌疑人。 专案组立刻启动了应急预案，对三名嫌疑人进行全网通缉，同时，组织警力，沿着桂云龙、袁伟和袁凤科可能逃跑的路线，进行全方位的搜捕。民警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辗转于嵩明、宜良、寻甸等多个县市，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2012年6月3号凌晨，民警们在宜良县马街乡的一座深山里，发现了三名嫌疑人的踪迹。当时，三人正躲在一个废弃的山洞里，身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身边放着抢来的现金和黄金首饰。民警们立刻展开行动，将三名嫌疑人成功抓获，当场缴获了全部赃款赃物。 面对民警的审讯，桂云龙、袁伟和袁凤科一开始还试图狡辩，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当民警们拿出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脚印，以及缴获的赃款赃物时，三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们如实交代了自己联手杀害倪家六口、抢劫钱财的全部犯罪事实。 据三人交代，他们之所以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桂云龙是因为长期在倪家受到歧视和羞辱，心里充满了怨恨，想要报复倪家；袁伟和袁凤科，则是因为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被贪婪冲昏了头脑，想要通过杀人抢劫，摆脱困境，发一笔横财。三个被怨恨和贪婪吞噬的人，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亲手毁掉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2012年12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惊云南的灭门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桂云龙、袁伟、袁凤科三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六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三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桂云龙、袁伟、袁凤科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第288章 蓝可儿离奇死亡事件：电梯里的诡异残影 这起案子啊，诡异到什么程度？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网上扒细节、猜真相，有人说它是灵异事件，有人说它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还有人说它是一场被掩盖的意外。今天，我们就从头到尾，把这起案子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原原本本给大伙唠清楚，不添油加醋，不删减情节，只把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隐藏的巧合，一一扒出来，让大伙自己琢磨琢磨，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咱们先认识一下主人公，蓝可儿。可能有些老铁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当年这案子闹得太大，全球网民都在关注，各种分析、各种猜测铺天盖地。蓝可儿，是个加拿大籍华人，1992年出生，2013年事发的时候，她才刚满21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在校园里享受青春，本该和家人享受平淡的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她会以一种极其诡异、极其悲惨的方式，永远定格在了21岁。 先说说蓝可儿的家庭背景。她的父母，是香港移民，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夫妻俩背井离乡，从香港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大温哥华地区扎根落户，开了一家小餐馆，靠着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打拼，慢慢站稳了脚跟。咱们都知道，移民在外不容易，尤其是开餐馆，没日没夜地忙，受了不少苦，夫妻俩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女儿蓝可儿培养好，让她能安安稳稳、顺顺利利地长大。 蓝可儿也没让父母失望，从小就乖巧懂事，性格也开朗，待人友善，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很喜欢她。她高中毕业于温哥华大学山中学，这所学校在当地不算顶尖，但也是一所口碑不错的公立中学，蓝可儿在学校里的成绩不算特别突出，但也中规中矩，平时也没什么不良嗜好，更没有和人结怨。后来，有媒体报道说，蓝可儿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心理学专业，这所大学可是加拿大的顶尖学府，能考上这里，说明蓝可儿还是很优秀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面对媒体的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既不承认蓝可儿是该校学生，也不否认，就这么模棱两可，这也给这起案子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有人猜测，蓝可儿可能只是在这所大学旁听，也有人猜测，她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中途辍学了，还有人说，校方是故意隐瞒，怕影响学校的声誉。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至今也不得而知，只能当成一个小小的疑点，记在心里。 时间来到2013年，这一年，蓝可儿21岁，正是叛逆又渴望自由的年纪。或许是因为学业压力，或许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或许只是单纯地想出去走走、散散心，蓝可儿做了一个决定，一个人去美国加州旅行。她的最终目的地，是北加州的圣克鲁兹，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据说蓝可儿早就想去那里看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月26号，蓝可儿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登上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抵达洛杉矶之后，她没有直接前往圣克鲁兹，而是打算在洛杉矶停留几天，逛逛这座国际大都市，放松一下心情。经过一番挑选，她入住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塞西尔酒店。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或许就是她悲剧的开端。 可能很多老铁不知道，塞西尔酒店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酒店，这地方，简直就是“凶宅”的代名词，历史上和多个着名的命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酒店附近的治安，差到离谱。咱们先简单唠唠这塞西尔酒店的黑历史，大伙就知道这地方有多诡异了。 塞西尔酒店建于上世纪20年代，曾经也风光过，是洛杉矶财富和名望的象征，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地方慢慢破败，因为房费低廉，逐渐成为了社会底层人员、流浪汉、吸毒者的聚集地，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了犯罪的温床，一桩桩离奇的命案，在这栋大楼里不断上演。 最出名的，就是1947年的“黑色大丽花”悬案，这起案子至今都是美国二战以来最着名的悬案之一。受害者是一名叫做伊丽莎白·绍特的不入流女演员，因为喜欢穿黑色衣服，被称为“黑色大丽花”。她失踪前最后露面的地方，就是塞西尔酒店一楼的酒吧，后来她的尸体被发现，死状极其凄惨，案件至今没有告破，成为了永远的谜团。 除了“黑色大丽花”悬案，这酒店还住过两个臭名昭着的连环杀人犯，今天也重点提一提，因为这两个人，和蓝可儿的案子，有着一个惊人的巧合。第一个，是理查德拉米雷兹，绰号“午夜追随者”，也有人叫他“暗夜魔王”。1985年，这个恶魔住进了塞西尔酒店的14楼，当时他住的房间，租金只有每晚14美元。在住在这里的几个月里，他在洛杉矶市区疯狂作案，残害了13名无辜者，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后来被抓获，被判死刑。 第二个，是杰克恩特维格，也叫杰克·安特威格，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连环杀人犯，同时还是一名记者。1991年，他在塞西尔酒店住了五周，据说是为了向拉米雷兹表达“敬意”。在这五周里，他在洛杉矶杀害了3名妓女，还有一名酒店住客，作案手法同样残忍，喜欢将受害者勒死之后，丢弃在酒店附近。后来他被引渡回奥地利，最终在监狱里自杀身亡。 除此之外，塞西尔酒店还有很多离奇的死亡事件。1962年，一名叫做朱莉娅·穆尔的女子，从酒店8楼跳下自杀，死后人们在她身上发现了一张巴士车票、59美分，还有一本存有1800美元的存折，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要自杀。同年10月，另一名叫做波林·奥顿的女子，因为和分居的丈夫发生争执，从9楼跳下，结果不幸砸中了楼下一名正在行走的路人，两人当场毙命，堪称悲剧中的悲剧。1964年，一名退休的电话接线员，因为喜欢喂鸽子，被人们称为“鸽女士”，她在酒店房间里被人刺伤、强暴，财物被洗劫一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大伙想想，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周围全是鱼龙混杂的人，历史上还发生过这么多离奇命案，蓝可儿一个21岁的小姑娘，孤身一人，得多危险？可当时的蓝可儿，或许并不知道这些，或许只是觉得这里价格便宜，交通方便，就匆匆住了进来。现在想来，真的让人唏嘘，如果她当时选择了一家正规的酒店，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蓝可儿入住塞西尔酒店之后，每天都会和家人通电话，报平安，聊聊自己在洛杉矶的所见所闻，让父母放心。她的父母也一直叮嘱她，一个人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早点前往圣克鲁兹，结束这场旅行，早点回家。蓝可儿也一直答应着，说自己会注意安全，很快就会回家。 可谁也没想到，1月31号这一天，一切都变了。从这一天起，蓝可儿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一开始，她的父母还以为，蓝可儿只是忙着游玩，忘了打电话，心里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没太在意。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蓝可儿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微信、邮件也没有任何回复，这时候，她的父母彻底慌了。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一个21岁的小姑娘，孤身一人在美国，远离家人，突然失去联系，换做是谁，父母都会心急如焚。蓝可儿的父母，一夜之间愁白了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不好的念头，生怕女儿出什么意外。他们赶紧联系了洛杉矶警方，报警求助，希望警方能帮忙寻找蓝可儿的下落。 洛杉矶警方接到报警后，也十分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搜寻工作。他们调取了蓝可儿入住酒店附近的监控录像，走访了酒店的工作人员和周边的居民，查看了蓝可儿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和手机定位，可忙活了好几天，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蓝可儿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蓝可儿的父母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人提出，不如调取塞西尔酒店内部的监控录像，看看蓝可儿在酒店里的最后行踪。警方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调取了酒店所有公共区域的监控录像，一段一段地仔细查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电梯的监控录像中，他们发现了一段极其诡异、极其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这段视频，也是蓝可儿失踪前的最后影像。 这段视频，是酒店电梯监控摄像头在1月31号，也就是蓝可儿失踪之前拍到的，整个片长差不多是4分钟，其中蓝可儿出现的时间，大约一共有2分38秒。直到现在，这段视频在网络上还能找到，有兴趣的老铁可以去搜一搜，看完之后，保证让你后背发凉，浑身起鸡皮疙瘩。 现在就来详细唠唠这段视频里的细节，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动作，都藏着疑点，值得咱们仔细琢磨。视频一开始，蓝可儿穿着一身休闲装，走进了电梯，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脚上穿着一双拖鞋，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神态也很平静，没有任何异常的状态，不像是受到了惊吓，也不像是有什么心事。 可就在她走进电梯，按下关门按钮之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她突然躬下身，伸出手，将电梯里所有楼层的按钮都按了一遍，动作很快，像是在做什么紧急的事情，唯独没有按下14楼的按钮。咱们都知道，电梯里只要按下关门按钮，再按下自己要去的楼层，电梯就会自动关门，然后运行。可蓝可儿按完所有按钮之后，电梯门却没有随之关闭，就那么敞开着，一动不动，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说到这里，咱们就得提一提那个惊人的巧合了。刚才咱们说过，连环杀人犯拉米雷兹，1985年的时候，就住在塞西尔酒店的14楼，而且他被认定杀害了14个人，数字上和14楼完美重合。蓝可儿按下了所有楼层的按钮，唯独跳过了14楼，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她知道14楼的秘密，故意不按？至今没人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大约20秒钟之后，蓝可儿慢慢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的表情，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出电梯外边，左右看了看，像是在查看什么，又像是在寻找什么人。看了几秒钟之后，她又把头缩了回来，然后来来回回地进出电梯多次，有时候走出电梯，站在门口停留几秒，有时候又快速走进电梯，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期间，她还曾经站在电梯里的死角处，也就是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身体紧紧贴着墙壁，像是在躲着什么人，又像是在观察外面的动静。这时候，电梯门依然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从来没有关闭过，哪怕蓝可儿回到电梯里，按下关门按钮，电梯门也纹丝不动，就那么敞开着，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一直按着电梯的开门按钮。 在电梯外边站了大约30秒钟之后，蓝可儿重新回到了电梯里，这时候，她的神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双手抱头，看起来有些烦躁，也有些无助，然后她再一次伸出手，将多个楼层的按钮又按了一遍，似乎是在确认电梯是不是出了故障。可不管她怎么按，电梯门依然没有关闭，电梯也没有任何运行的迹象。 紧接着，蓝可儿再次走出电梯，面向右边，双手做出了一些很奇怪的姿势，上下左右地比划着，双腿也做出了一些怪异的动作，像是在和对面的人说着什么，又像是在和什么东西互动。她的表情很认真，有时候会皱着眉头，有时候又会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期间，她还被拍到用手像数数似的，在那掰手指头，不知道在数什么，也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大约15秒钟之后，蓝可儿停止了比划，转身朝着电梯旁边的走廊走去，慢慢消失在了监控摄像头的捕捉范围之内，再也没有出现过。而电梯在蓝可儿离开之后，依然开着门，静止了一段时间，过了大约一分钟左右，电梯门才缓缓关闭，关闭之后，电梯又照常运行，开始运行到了其他的楼层，每一次开关门，都没有任何乘客进出，就像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可那个21岁的女孩，却再也没有回来。 这段诡异的视频，被警方公布之后，很快就上传到了网络，立刻引起了全球各地网民的轰动，点击量瞬间突破千万，无数网友和媒体，都对蓝可儿的行为举止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猜测，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把这起案子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网友分析说，蓝可儿的行为，似乎像是要躲避某个可疑的跟踪者。她走进电梯之后，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让跟踪她的人不知道她到底要去哪一层；她多次探头查看，就是为了确认跟踪者有没有跟过来；她躲在电梯的死角处，就是怕跟踪者一眼就看穿电梯里有人。可奇怪的是，她的神态，却没有任何因恐惧而引发的慌乱，不像是在危机关头特别紧张的样子，反而显得有些平静，甚至有些从容，这又和“躲避跟踪者”的说法矛盾。 还有网友分析说，电梯本身的诡异运行动作，也很有问题。正常情况下，电梯只要按下关门按钮，就会自动关闭，就算有故障，也不会一直敞开着，而且蓝可儿多次按下关门按钮，电梯都没有反应，这很可能是有人在外面按着电梯的开门按钮，故意不让电梯关门。可监控录像只拍到了电梯内部和门口的画面，走廊深处的画面没有拍到，所以无法确认，电梯门外到底有没有人。 还有一些网友，甚至提出了更离奇的说法，说蓝可儿可能是被灵异力量操控了，她的那些怪异动作，不是自己主动做的，而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着，所以才会显得那么诡异、那么反常。当然，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离奇，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也有很多人相信，毕竟这起案子，实在是太诡异了，很多细节，根本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可不管网友们怎么分析，怎么猜测，这段视频诡异归诡异，并没有给警方带来更多的破案线索，他们依然搜寻不到蓝可儿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蓝可儿的父母，每天都在洛杉矶街头奔波，四处寻找女儿的下落，逢人就问，可得到的，只有失望和无奈，他们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心里，依然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女儿能平安归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半个多月过去了，蓝可儿依然杳无音信，警方的搜寻工作，也陷入了僵局。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子会成为一桩悬案，蓝可儿会永远消失的时候，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近三周后的2月19号，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塞西尔酒店的前台，就接到了很多客人的投诉电话，电话里，客人们都在抱怨，说酒店的水压太低了，水龙头里几乎流不出水，连洗漱、喝水都成了问题。一开始，酒店工作人员还以为是水管出了故障，并没有太在意，直到投诉的客人越来越多，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出维修人员，前往楼顶的水箱检查，看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 塞西尔酒店的楼顶，有四个巨大的水箱，用来储存酒店的生活用水，供所有客人洗漱、饮用。维修人员顺着梯子，慢慢爬上楼顶，走到水箱旁边，刚要打开水箱的盖子，检查里面的水位和水管，就看到水箱里有一团模糊的黑影，漂浮在水面上。一开始，维修人员还以为是垃圾，心里还在抱怨，谁这么没素质，把垃圾丢进水箱里。 可当他凑近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双腿一软，差点从楼顶的平台上摔下去。那根本不是什么垃圾，而是一具尸体！尸体全裸着，头朝下，身体异常扭曲，浸泡在水里，因为浸泡的时间太长，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维修人员吓得浑身发抖，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和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到了现场。由于尸体沉在水箱底部，水箱又很高，而且密封很严，警方和消防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动用了专业的工具，锯开水箱的侧面，才慢慢把尸体从水箱里捞了上来。经过法医的初步鉴定，这具尸体，正是失踪了近三周的蓝可儿。 蓝可儿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洛杉矶，整个城市都被震惊了。塞西尔酒店的住户们，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纷纷抱怨，自己这几天喝的水、用的水，很可能就是浸泡过蓝可儿尸体的尸水！一想到这里，很多住户都当场吐了出来，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恶心。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每天喝的水、用来做饭、洗漱的水，竟然浸泡过一具尸体，而且浸泡了近三周，换做是谁，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心里这道坎，根本过不去。很多住户在得知消息后，吓得连夜打包行李，匆匆离开了酒店，哪怕是损失了已经缴纳的房费，也不愿意多待一秒钟。 对于塞西尔酒店的客人来说，占便宜是小事，保命才是大事，一想到自己可能喝了尸水，他们就浑身发冷，脚都软了，哪怕后来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证实酒店的水质符合卫生标准，没有发现有致病细菌的存在，可他们心里的阴影，依然无法消除。 毕竟，就算水质没有问题，心理上的隔阂，也很难跨越。想想看，你每天喝的水，曾经浸泡过一具尸体，哪怕知道没有细菌，也很难再咽得下去。也正因为如此，2月26号，有两名塞西尔酒店的客人，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了控告，要求酒店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和健康损失。至于酒店最终如何赔偿这些客人，赔偿了多少，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蓝可儿的尸体被捞上来之后，警方立刻展开了尸检工作，他们希望通过尸检，找到蓝可儿的死亡原因，解开这起案子的谜团。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对蓝可儿的死亡原因，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她是自杀，有人说她是他杀，还有人说她是意外身亡，各种说法，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首先，咱们来看看“自杀”的说法。有一部分人认为，蓝可儿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一时想不开，选择了自杀。可这种说法，很快就被蓝可儿的同学和朋友否定了。 一部分曾经和蓝可儿接触过的同学说，蓝可儿性格开朗，待人和善，平时总是笑嘻嘻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积极面对，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杀的倾向，也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消极、悲观的话，不像是会想不开自杀的样子。 还有一位曾经在案发前一个月，接待过蓝可儿的多伦多旅社经理，也表示，他从来没有看过蓝可儿有任何怪异的举动，蓝可儿当时在旅社住了几天，每天都很开心，和旅社的工作人员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和他们聊天，看起来很阳光，根本不像是有心理问题，更不像是会自杀的人。 最有说服力的，是蓝可儿的12年好友伍麦。伍麦和蓝可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无话不谈，对彼此都非常了解。伍麦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红着眼眶说，在电梯监控中看到的蓝可儿，与她平时的作风极其不同，简直判若两人。 伍麦还说，塞西尔酒店所在的地区，疑似毒品猖獗，酒店里也充斥着各种怪异人士，有流浪汉、有吸毒者，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严重怀疑，蓝可儿是被人下药了，所以才会做出那些怪异的举动，最终被人杀害，而不是自杀。 除了伍麦的怀疑，还有一个线索，让“他杀”的说法，变得更加可信。有一名据称是蓝可儿友人的人，在网上发布了一张照片，说是蓝可儿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还有蓝可儿的签名。明信片上，写着一些怪异的字眼，比如“令我毛骨悚然”“朝圣”等等，还有一些不知所云的语句，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来，写的时候，蓝可儿可能很慌乱，也很害怕。 这张明信片的出现，让这起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让更多的人相信，蓝可儿的死，绝对不是自杀那么简单，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随着蓝可儿离奇死亡的消息不断被披露，她生前所居住的塞西尔酒店，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全球网民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都对这栋充满诡异气息的酒店充满了好奇，大批的游客，专程前往洛杉矶，来到塞西尔酒店，想要亲眼看看，这栋大楼到底是什么样子，想要寻找一些和蓝可儿案子相关的线索。 一时间，塞西尔酒店的访问者骤增，甚至出现了订房爆满的现象，订房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很多人宁愿花高价，也要住一晚蓝可儿曾经住过的房间，想要体验一下那种“诡异”的感觉。更有一些当地的华裔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亲自前往塞西尔酒店现场，搜集证据，开展民间调查，希望能够解开在互联网上疯传的各种灵异谜团，还蓝可儿一个公道。 大家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了那段短短几分钟的诡异电梯视频上，无数人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这段视频，试图从里面找到更多被忽略的线索，针对蓝可儿的怪异行为，大家也给出了不同的推断，每一种推断，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一些漏洞。 第一种推断，也是最温和的一种推断，说蓝可儿是在与一个关系亲密的男人开玩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蓝可儿愉快地走进电梯，淘气地按下了所有楼层的按钮，说明她当时心情很好，可能是在等一个关系亲密的男人，准备和他一起乘坐电梯。 等了一会儿，那个男人没有进来，蓝可儿就躲在电梯的死角处，想要吓吓对方，所以才会做出那些躲躲藏藏的动作。后来，她走出电梯，做出那些怪异的比划动作，其实是在和那个男人撒娇、娇嗔，表达自己的不满，抱怨对方来晚了。而电梯门一直没有关闭，是因为那个男人一直在电梯门外按着开门按钮，不让电梯关门。最后，蓝可儿改变了搭电梯的计划，跟着那个男人走了，因为那个男人不再按电梯的开门按钮，所以电梯才又开始正常运作。 这种推断，虽然听起来很合理，也能解释蓝可儿的一些怪异动作，但也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如果真的是和关系亲密的男人开玩笑，那么那个男人是谁？为什么监控录像里没有拍到他？蓝可儿跟着他走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蓝可儿会最终死在水箱里？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这种推断，也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第二种推断，也是最被大家认可的一种推断，说蓝可儿是被人跟踪了，她的那些怪异动作，都是为了躲避跟踪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蓝可儿在进入电梯之前，就发现有人在跟踪她，所以她才会快速走进电梯，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以便掩人耳目，让跟踪她的人不知道她到底要去哪一层，从而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她多次把头伸出电梯外边查看，是想确认跟踪者有没有跟过来，有没有发现她的踪迹；她躲在电梯的死角处，是怕跟踪者一眼就看穿电梯里有人，从而对她下手；她走出电梯，做出那些夸张的比划动作，其实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抱怨电梯出了故障，无法正常运行，也无法帮助她逃离危险。 而最后，她走出电梯，消失在监控范围之内，并不是她主动走的，而是被跟踪者强行带走的，或者是她为了躲避跟踪者，主动躲进了走廊深处，最终还是被跟踪者找到了，惨遭杀害，然后被凶手扔进了楼顶的水箱里，伪造了意外死亡的假象。 这种推断，虽然能解释大部分的疑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蓝可儿真的被人跟踪了，为什么她的神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恐惧？为什么她没有大声呼救？跟踪她的人到底是谁？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还是外面的陌生人？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依然是一个个谜团。 第三种推断，说蓝可儿的夸张动作，是为了引人注意，是为了给破案者留下线索。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蓝可儿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危险，知道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她故意做出那些怪异的动作，手舞足蹈，比划不停，就是为了让监控录像能够拍下这些画面，让外界注意到这段录像，为后续的破案留下线索。 她走路姿势奇怪，是因为心里害怕，双腿没有力气；她躲在电梯的死角处，是想侧身从楼层按键的反光中，留意电梯外面的动静，观察跟踪者的位置；她跳出去又喊又叫（虽然监控没有声音，但从动作可以推测），是想为自己壮胆，也是想吸引周围人的注意，希望有人能够发现她的危险，前来帮助她；后来她身躯扭曲，是因为察觉自己躲不过危险，彻底陷入了绝望，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这种推断，虽然听起来很悲壮，也很有道理，但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只能是一种猜测。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蓝可儿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会遭遇不测，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的那些动作，是故意为了留下线索。 当然了，甭管哪种推断，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如果蓝可儿是死于他杀，那么凶手，很有可能是她认识的人，或者是塞西尔酒店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塞西尔酒店的屋顶通道，是上着锁的，而且还和警报系统相连，普通的客人，很难登上屋顶，更难进入水箱所在的区域。而酒店的工作人员，拥有屋顶通道的钥匙，也知道如何关闭警报系统，能够轻松登上屋顶，将蓝可儿的尸体扔进水箱里，不被人发现。 除此之外，蓝可儿是一个孤身一人的外国游客，在洛杉矶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仇人，所以凶手不太可能是外面的陌生人，更有可能是她认识的人，或者是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因为熟悉酒店的环境，所以才能轻易地将她杀害，并且处理好尸体，不留下任何线索。 一时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尸检结果，希望尸检结果能够解开这起案子的谜团，告诉大家，蓝可儿到底是怎么死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蓝可儿的父母，更是日夜煎熬，每天都在期盼着尸检结果的公布，希望能够早日知道女儿的死因，还女儿一个公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四个多月过去了，经过法医的反复检测、化验、比对和分析，尸检结果终于在6月20号正式出炉了。而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所有关注这起案子的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疑惑。 根据洛杉矶法医验尸报告显示，蓝可儿的死因，被确认为意外溺亡。洛杉矶检查部门也证实，蓝可儿患有躁郁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向情感障碍症，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是情绪波动极大，既有躁狂发作，也有抑郁发作，患者往往会因为情绪低落，产生自杀的念头。 检查官员还表示，经过详细的尸检，没有发现蓝可儿身上有明显的伤痕，也没有发现有中毒的迹象，毒理学检测也没有在她体内发现任何可以导致其身亡的相关化学物质，所以排除了他杀和中毒身亡的可能，认定她是意外溺亡，而躁郁症，是导致她溺水身亡的重要成因。 不过，官方并没有公布更多蓝可儿身患躁郁症的详细内容，也没有提供任何临床诊断记录和治疗记录，只是简单地说，蓝可儿明显有躁郁症倾向。而且，警方在公布尸检结果的时候，异常低调，既不准备召开记者会公开说明，也不想把尸检结果公布在警局的网站上，警方表示，希望通过低调处理，来淡化蓝可儿命案在全球舆论界所造成的影响。 洛杉矶市警局亚裔社区联络官赵一龙，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其实办案人员在蓝可儿遗体打捞上来的时候，根据现场以及遗体身上的蛛丝马迹，就已经做出了初步推断，排除了蓝可儿死于他杀的可能，只是当时没有公布，一直在等待尸检结果的确认。 可这个尸检结果，并没有解开这起案子的谜团，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和争议。如果蓝可儿不是死于他杀，而是意外溺亡，那么新的疑点，又出现了，而且这些疑点，比之前的疑点，更加令人不解。 第一个疑点：塞西尔酒店的屋顶通道，是上着锁的，而且还和警报系统相连，普通的客人，很难登上屋顶，蓝可儿是如何自己走上楼顶的？她是怎么拿到屋顶通道的钥匙的？还是说，她找到了什么其他的通道，成功登上了楼顶？ 第二个疑点：蓝可儿是如何发现通向水塔的安全门的？如何通过安全门，但是警铃又没有响？或者说，警铃响了，但是没有被人察觉？要知道，塞西尔酒店的屋顶警报系统，是非常灵敏的，只要有人强行打开屋顶通道的门，警铃就会立刻响起，酒店的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发现，可为什么蓝可儿登上屋顶的时候，警铃没有响？ 第三个疑点：蓝可儿是如何爬上水塔楼梯的？如何掀开水塔盖子的？要知道，塞西尔酒店的水箱，高度有2.5米左右，以蓝可儿的身高，根本无法自己爬上水箱，而且水箱的盖子，虽然没有上锁，但也比较重，一个女孩子，很难独自掀开水箱盖子。 第四个疑点：蓝可儿为什么要脱光衣服，跳进水塔？就算她患有躁郁症，情绪失控，也很难让人相信，她会脱光衣服，赤裸裸地走上楼顶，不被任何人察觉，然后自己跳进水塔，溺水身亡。而且，蓝可儿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全裸的，衣服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在水箱里，也没有在屋顶上找到？ 第五个疑点：根据酒店的水质检查记录，2月14号，酒店曾经做过一次水质检查，当时的水质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而法医鉴定，蓝可儿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2月1号，也就是她失踪的第二天。这就意味着，蓝可儿的尸体，很可能被人藏匿了大约15天，直到2月14号水质检查之后，才被悄悄丢弃进水箱里。如果蓝可儿是意外溺亡，那么她的尸体，为什么会被藏匿15天？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还有一个疑点，就是警方之前的说法，和尸检结果相互矛盾。在蓝可儿失踪之后，警方曾经对外表示，蓝可儿没有任何精神疾病，而且还曾经锁定酒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这起案子的“重大嫌疑人”，怀疑蓝可儿可能遭到了谋杀，甚至可能有性侵犯。可现在，尸检结果却显示，蓝可儿患有躁郁症，死于意外溺亡，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这前后矛盾的说法，怎么能让人信服？ 正因为这些疑点的存在，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警方公布的尸检结果，认为警方是在刻意隐瞒什么，认为蓝可儿的死，绝对不是意外，而是一场被掩盖的谋杀，警方之所以认定为意外溺亡，只是为了尽快结案，平息舆论。 那么，躁郁症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它真的会导致蓝可儿自杀，或者意外溺亡吗？咱们今天也简单唠唠。心理学专家王兆英表示，躁郁症，也称双向情感障碍症，是一种兼有躁狂和抑郁的心理疾病，患者的情绪波动往往非常大，有时候会极度兴奋、狂躁，有时候又会极度低落、抑郁。 患者往往会因为自我防卫忧郁症状，产生焦躁扩大或者夸大的情绪反应，比如拼命的购物、拼命的花钱，把自己想象成很伟大的人物，以此来脱离忧郁的情绪。当躁郁症患者的低落情绪，实在难以解脱的时候，不排除会出现自杀的可能性。 但是，专家也表示，心理或者精神疾病患者，每一个个案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必须有充分的临床诊断分析以及记录，才能判断患者的病情，才能判断患者的死亡，是否与疾病有关。如果没有临床上的诊断以及治疗记录，是不能轻易的把患者的躁郁症与死亡，骤然画上关联线的。 而蓝可儿的情况，就是这样。警方虽然说蓝可儿患有躁郁症，但并没有提供任何临床诊断记录和治疗记录，也没有说明蓝可儿的躁郁症，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是否曾经出现过情绪失控、自杀倾向等情况。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警方不能仅仅凭借“躁郁症”这一点，就认定蓝可儿是意外溺亡，这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还有一些网友，通过人肉搜索，找到了蓝可儿暗恋的一名摇滚歌手，这名摇滚歌手，喜欢血腥场面，性格怪异，网友们怀疑，这名摇滚歌手，就是害死蓝可儿的凶手，但这种猜疑，最终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只能是一种猜测。 甭管怎么说，随着尸检报告的公布，蓝可儿事件，也有了一个“最终定论”，警方认定，蓝可儿死于意外溺亡，与躁郁症有关，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但是，这个“最终定论”，并没有解开这起案子的所有谜团，反而留下了更多的疑问，让这起案子，成为了一桩永远的悬案。 第289章 杀人狂魔：从边防战士沦为恶魔，24 案 18 条人命 1999年12月31日，深夜的豫北太行山区，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裹得严严实实。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呜呜地嘶吼着，卷着细碎的雪粒，打在窗棂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双无形的手，在黑暗中摸索、叩击。 再过几个小时，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全世界都会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里，可这份热闹与温暖，从来都不属于袁秋福。他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被褥硬邦邦的，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身上，让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黑暗中，那些被他亲手终结的生命，一张张脸在他脑海里盘旋，有年轻姑娘的惊恐，有老太太的无助，还有那些临死前未说完的话语，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再也无法忍受这夜的黑暗，无法忍受心底那股翻涌的恐惧与罪孽，终于，他缓缓地从被窝里钻了出来。 冰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了他，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摸索着从炕边的柜子上拿起一包廉价香烟，抽出一根，用火柴点燃。微弱的火苗在黑暗中跳动，映亮了他半边脸，颧骨偏高，眼神浑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慌乱，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他吸了一口烟，烟雾顺着喉咙滑进肺里，带来一阵短暂的麻痹，也让他混乱的思绪稍稍安定了一些。他走到破旧的窗户口，推开一条缝隙，外面的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把天地间都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他推开门，一步一步踏出门外，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寒风卷着雪粒打在他的脸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缓缓地仰起头，看着头顶的天空。 看着看着，他忽然觉得，那白茫茫的天空，像一张巨大的网，密密麻麻的雪粒就是网的丝线，随风飞舞，在夜空中不停的编织着，越收越紧，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牢牢困住，让他无处可逃。 这个念头一出，一段尘封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那是他在新疆服刑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候，他被关押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黄沙，放眼望去，看不到一丝生机，那种被天地围困、孤立无援的绝望，和此刻一模一样。他知道，自己终究逃不过宿命，终究会再次落入一张网中，一张名为正义的网。 他收回目光，不再犹豫，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弯曲山路上的积雪，朝着村外的方向走去。雪很深，没过了他的脚踝，每走一步都格外费力，积雪灌进鞋子里，冰冷刺骨，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身后的小山村，一片寂静，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沉浸在沉睡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深夜出门的男人，身上背负着怎样滔天的罪孽。 这是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曾经留下过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小时候，他在这里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奔跑打闹，帮父亲在田埂上放牛，听母亲在灶台边讲过去的故事。可这些美好，早已被他亲手撕碎，被鲜血淹没，再也找不回来了。他不敢回头，不敢再看一眼那熟悉的房屋，不敢再想父母熟睡的脸庞，他知道，自己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无法弥补对父母的亏欠，再也无法偿还那些被他夺走的生命。 寒风依旧呼啸，雪依旧在下，他的身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显得格外单薄、孤寂。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坚实，留下一串长长的、孤独的脚印，延伸向远方。整整一个多小时，他没有停歇，凭着记忆，朝着林州市公安局元康派出所的方向走去。 终于，在凌晨时分，他走到了元康派出所的大门前。派出所的大门虚掩着，里面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能看到值班民警忙碌的身影。他深吸一口气，抖了抖满身的雪花，雪花从他的头发、肩膀上簌簌落下，在他脚边堆起一小堆。 他推开大门，走进了派出所的院子里，院子里的积雪也积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同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值班民警彭增献听到动静，抬起头，看到了这个浑身是雪、神色平静的男人，不由得愣了一下，开口问道：“你找谁？有什么事？” 袁秋福停下脚步，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彭增献，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没有一丝颤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来投案，我杀人了，杀了二十几个女的。”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寂静的派出所院子里轰然响起。彭增献瞬间愣住了，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子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确认道：“你说什么？你杀人了？杀了二十几个？” 袁秋福没有重复，只是点了点头，依旧是那副平静的模样，仿佛自己说的不是杀人这样十恶不赦的大事，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左手空荡荡的，只有一根大拇指，其余四根手指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肉疙瘩，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彭增献回过神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起身，快步走到袁秋福身边，一边招呼他进屋，一边急忙拨通了派出所所长杨秋生的电话。 杨秋生所长接到电话时，正在家里休息，听到彭增献的汇报，瞬间睡意全无，抓起衣服就往派出所赶。他干了多年的刑警，见过各种各样的犯罪嫌疑人，有穷凶极恶的，有畏罪潜逃的，有痛哭流涕的，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一个声称杀了二十几个人的凶手，竟然如此平静，没有丝毫的慌乱和畏惧。 几分钟后，杨秋生赶到了派出所。他第一眼看到袁秋福，就有些难以置信。眼前的这个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头发凌乱，脸上布满了风霜，看上去和普通的农村汉子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有些农村汉子还要显得老实本分，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 杨秋生的心中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是不是在胡说八道？他压下心中的震惊，示意彭增献烧起炉火，然后让袁秋福围在火炉边，和自己面对面地坐下，递过去一根烟，语气温和地说道：“烤烤火，别冻着，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别着急。” 袁秋福接过烟，点燃，猛抽了几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依旧浑浊而平静。沉默了片刻，他缓缓开口，开始一桩一桩地讲述自己的罪行，语气平淡，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没有丝毫的波澜。 杨秋生坐在他对面，神情严肃，一边认真倾听，一边仔细记录着。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可听着听着，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手心也冒出了冷汗。因为袁秋福讲述的案件中，有三起，正是近两年发生在林州本地的悬案，案件的细节、受害者的衣着、作案的地点，都和他们当时勘察的现场情况一模一样，甚至有些只有办案民警才知道的细节，袁秋福都能准确地说出来。 这一刻，杨秋生才真正相信，眼前的这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男人，正是他们一直苦苦寻觅的那个杀人狂魔。他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和愤怒，立刻拨通了林州市公安局领导的电话，颤抖着声音，报告了这一震惊全城的情况。 当晚，林州市公安局的领导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了元康派出所。一时间，派出所里灯火通明，气氛异常紧张。领导们亲自坐镇，和杨秋生所长一起，对袁秋福进行审讯。 袁秋福没有丝毫隐瞒，一口气交代了十多起杀人案，从作案的时间、地点，到作案的过程，都讲述得清清楚楚。他整整讲了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停下脚步，揉了揉有些沙哑的嗓子，平静地说道：“杀的人太多了，过去的时间也久了，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以后会好好回忆，再向政府交代清楚，绝不隐瞒。” 随后，公安机关成立了专案组，对袁秋福交代的所有案件进行逐一核实查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专案组民警辗转河南、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份，行程上万公里，到袁秋福交代的每一个作案地点，走访群众，调取证据，核实案件细节。 最终，除了一些无人报案的盗窃、抢劫、强奸等案件未能查明外，一共查实了24起案件。在这24起案件中，受害者涵盖了各个年龄段，上到79岁的老太婆，下到不满18岁的少女，其中，有18名无辜的受害者，被袁秋福残忍杀害，她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黑暗的时刻，她们的家庭，也因为袁秋福的暴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很多人在看到袁秋福的照片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不是在高墙之内，不是在审讯室里，没有人会把这张平淡无奇的面孔，和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狂联系起来。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像是一池平静的水，没有丝毫的戾气，表情也总是淡淡的，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仿佛那些被他夺走的生命，都与他无关。 在审讯的间隙，袁秋福又要了一根烟，点燃后，缓缓地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说起。他的语气依旧平静，可透过那些平淡的话语，我们能看到一个曾经单纯、懂事的农村孩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最终沦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 1964年11月17日，袁秋福出生在地处豫北太行山区的林州市元康镇三宗庙村。那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村民们大多靠种地为生，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袁秋福也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他是家里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受父母疼爱的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袁秋福一直在本村上学，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小山村。那时候的他，性格十分内向，不爱说话，也不喜欢与人交往，总是安安静静的，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从来没有和别人拌过嘴，也从来不招惹是非，是老师和邻居眼中的老实孩子。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袁秋福从小就很懂事，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父亲干农活。从十几岁起，他就开始干推粪、种地、割麦等重活，小小的年纪，手上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他知道父母不容易，只想多帮家里分担一些，让父母能轻松一点。 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袁秋福看着自己平平淡淡的学习成绩，心里很清楚，就算再继续读下去，也很难有大的前途，与其浪费时间，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为家里分忧。于是，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他搬着自己的凳子，从学校回到了家里，低着头，对父母说道：“爹，娘，我不读书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出去打工挣钱，帮你们减轻负担。” 那年，他才16岁，正是懵懂无知、充满憧憬的年纪，却早早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父母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又心疼又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就这样，袁秋福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山村，来到了山西省的一个建筑工地，做起了小工。 建筑工地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搬砖、和泥、搭架子，干的都是重体力活，一天下来，累得浑身散架，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而且工地上的条件很差，住的是简陋的工棚，吃的是粗茶淡饭，可袁秋福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省吃俭用，把每个月挣来的钱，除了留下一点点自己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都寄回了家里，交给了父母。 就这样，他在山西的建筑工地干了三年。三年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偷懒耍滑，深得工头和工友们的认可。袁秋福的父母看着这个懂事、听话又有孝心的儿子，心里既欣慰又心疼，他们觉得，这样长期在工地上打工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便决定送他去当兵，到军营中去锻炼成长，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途。 当父母把这个想法告诉袁秋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他来说，当兵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也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他渴望穿上崭新的军装，渴望保卫国家，渴望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袁秋福说，那段当兵的日子，是他这辈子最值得炫耀和自豪的日子。那是1983年的11月份，19岁的袁秋福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身姿挺拔，精神抖擞。乡亲们放着鞭炮，敲着锣鼓，把他送到了镇上，脸上满是羡慕和祝福。那一刻，袁秋福的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表现，不辜负父母和乡亲们的期望。 集合到部队后，袁秋福被分配到了远离家乡很远的新疆，成为了一名边防军，驻地距离国境线很近。新疆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耐，而且新兵训练的强度很大，每天要进行长时间的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很多新兵都难以承受，可袁秋福却咬牙坚持了下来。 他每天都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无论是体能还是军事技能，都表现得十分出色，多次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表扬和嘉奖。每当训练累到极致的时候，每当思念家乡和父母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名边防军，想起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想起父母和乡亲们的期望，顿时就充满了力量。他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亲人。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战士，却因为一本小小的手抄本，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一步步走向了罪恶的深渊。袁秋福说，把他推向罪恶深渊的，是他偶然看到的一个手抄本，手抄本的名字叫《少女之心》。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手抄本意味着什么，可在那个年代，这本手抄本是被严格禁止传阅的，一旦被发现，轻则受到批斗，重则会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甚至判刑。那本手抄本，抄得并不清楚，纸张已经发黄、破损，字迹也有些模糊，可袁秋福却像着了魔一样，一字一句地看完了。 看完手抄本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在他的心底悄然滋生、肆意蔓延。他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再加上长期在部队，远离家乡和亲人，内心的孤独和压抑，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他没有抑制住那种冲动，而是任由它在心底疯长，最终，冲昏了自己的头脑，做出了让他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那是1984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袁秋福值班，负责站流动岗。按照部队的规定，流动岗必须按照固定的路线巡逻，可那天晚上，他的脑海里全是手抄本上的内容，心神不宁，鬼使神差地，他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巡逻，而是转到了附近的一个工厂的家属区。 家属区里很安静，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休息了。袁秋福沿着家属区的围墙，慢慢的走着，目光不停地扫视着每一户人家的窗户。忽然，他从一个住户的窗户里，看到了屋内床上正睡着一个青年妇女。那一刻，他心底的冲动彻底爆发了，理智被欲望吞噬，他失去了所有的判断力。 他悄悄走到窗户边，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人后，把身上的枪靠墙放下，然后双手抓住窗户边缘，用力一跃，跳进了室内。屋内的光线很暗，那个青年妇女被突如其来的动静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轻声问道：“谁？” 袁秋福扑了上去，一把按住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道：“不准喊，喊我就不客气了！”那个妇女被吓坏了，浑身发抖，不敢再吭声，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袁秋福失去了理智，不顾妇女的反抗，强行发泄了自己的兽欲。发泄完之后，袁秋福才彻底清醒过来，心底的冲动褪去，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慌乱，他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不敢多做停留，转身就要逃走。 慌乱之中，他无意间瞥见妇女床头放着一块手表，鬼使神差地，他伸手将手表揣进了自己的口袋，或许是出于一丝贪婪，或许是下意识的动作，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块手表，再加上他不慎遗落的一副眼镜，成为了警方锁定他的关键证据。 他跌跌撞撞地跳出窗户，抓起靠墙的枪，一路狂奔，跌跌撞撞地跑回了营房。他的心怦怦直跳，手心全是冷汗，脑海里一片空白，只能不停地祈祷，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被人发现。可他的侥幸心理，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小时。 当天深夜，部队的巡逻队就找到了营房，将还在惊魂未定的袁秋福抓了起来。原来，他在逃跑时，将一副刻有自己姓名的眼镜，不小心遗落在了受害人的家里。受害人醒来后，第一时间报了警，部队和当地警方联手排查，很快就根据眼镜上的姓名，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袁秋福。 被抓进看守所后，袁秋福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从其他犯人的口中得知，自己犯的强奸罪和抢劫罪，情节十分严重，很可能会被判处很长的刑期，甚至有可能被判死刑。听到这些话，这个曾经坚强的边防战士，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他想起了父母送他参军时的场景，想起了乡亲们羡慕的目光，想起了自己在部队里受到的表扬和嘉奖，想起了自己曾经许下的“好好表现、不辜负期望”的誓言。那些画面，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过，像一把把尖刀，扎得他心口生疼。他后悔自己一时糊涂，后悔自己没有抑制住心底的冲动，更后悔自己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前途，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 巨大的恐惧和悔恨，让他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他不甘心就这样被判刑，不甘心就这样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他想回家，想见到自己的父母，想弥补自己的过错。于是，在一个深夜，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他趁机挣脱了束缚，从看守所里逃了出去。 他不敢走大路，只能沿着偏僻的小路，一路向着家乡的方向狂奔。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只知道不停地跑，不停地跑，脚下磨出了血泡，喉咙干得冒烟，浑身的力气都快要耗尽，可他不敢停下脚步，他怕被抓回去，怕面对那沉重的刑罚，怕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 就这样，他一路狂奔，整整跑了将近24个小时，跑了几十公里的路，身上的衣服被划破了，脸上、身上全是灰尘和汗水，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他实在是跑不动了，又渴又饿，眼前阵阵发黑，只能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的一个农户家里，想讨一口水喝，顺便休息一下。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农户家的主人，正好看到了警方发布的通缉令，认出了他的模样。农户一边假装热情地给他倒水，一边悄悄拨通了当地警方的电话。没过多久，追捕袁秋福的队伍就赶到了，将刚刚喝了一口水、还没来得及休息的袁秋福，再次抓了回去。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逃跑的机会了。不久后，北江军区法院对袁秋福的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以抢劫罪、强奸罪、脱逃罪，数罪并罚，判处袁秋福有期徒刑27年，合并执行20年。判决下来后，袁秋福被押送到了地处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劳改农场，开始了他漫长的服刑生涯。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环境，比他想象中还要恶劣。这里常年干旱少雨，风沙漫天，白天烈日炎炎，气温高达几十摄氏度，晚上寒风刺骨，气温又会降到零下。劳改农场里的劳动强度极大，每天都要挖渠、种地、开荒，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重活，再加上恶劣的气候条件，很多犯人都难以承受，可袁秋福，却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这都是他自己犯下的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袁秋福说，1986年5月份的一天，是除了他看手抄本之外，又一次对他的人生之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日子。那天，他突然拉肚子，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本以为能得到管教干部的照顾，休息一天，可没想到，管教干部却认为他是故意逃避劳动，不仅没有给他任何照顾，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那一刻，袁秋福积压在心底的委屈、愤怒和绝望，彻底爆发了。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太不公平，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地改造了，却还是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理解和宽容。他不想再忍受这样的日子，不想再被人轻视、被人惩罚，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端的举动，他从自己的衣服里，掏出一把折叠剪刀，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想用这种方式，反抗管教干部的处罚，也想结束自己这痛苦的一生。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把小小的折叠剪刀，在他的肚子里，并没有发挥他预想中的威力。一天过去了，他虽然感觉到肚子有些不舒服，但并没有出现致命的危险，也没有感到太大的痛苦。这种“失败”的反抗，让他更加绝望，也让他变得更加极端。 他不甘心，他想让管教干部重视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痛苦和愤怒。于是，他找到了同监舍的狱友，苦苦哀求，让狱友帮他一个忙。狱友被他的执着和疯狂打动，最终，在一个深夜，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狱友拿起一把菜刀，在袁秋福的哀求下，将他左手大拇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全部剁了下来。 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了全身，袁秋福疼得浑身抽搐，冷汗直流，忍不住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那种钻心的疼痛，让他一连几天都无法入睡，只能蜷缩在角落里，默默忍受着。直到这时，他才开始后悔，后悔自己的冲动，后悔自己的极端。 特别是当伤口慢慢长好，管教干部帮他解下绷带的那一刻，他看着自己的左手，曾经完好无损的一只手，如今只剩下一根大拇指，其余四根手指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肉疙瘩，丑陋而刺眼。那一刻，他彻底崩溃了，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再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只残缺的手，将会伴随他一生，成为他永远的耻辱和伤痛。 从那以后，袁秋福再也没有干过挖渠、种地之类的重活。管教干部看着他残缺的左手，也确实无法再让他从事重体力劳动，便安排他在狱内打扫卫生，做一些轻松的杂活。或许是经历了这场变故，袁秋福变得沉默寡言，更加内向，也更加麻木，他每天按时干活，按时休息，不与人交流，也不惹是生非，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时间一天天过去，袁秋福在劳改农场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枯燥而乏味的生活。直到1992年，或许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或许是想争取减刑，早日出狱，袁秋福主动向管教干部提出，要求去农场的棉花地里摘棉花。摘棉花虽然也很辛苦，每天要在烈日下劳作，手上会被棉花杆划破，可他却做得格外认真、格外努力。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钻进棉花地里，一边摘棉花，一边默默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和手上的疼痛，直到天黑才肯休息。他的努力，被管教干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表现良好，袁秋福在服刑期间，先后被4次减刑，一共减刑6年。这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开始盼望着，盼望着早日刑满释放，早日走出这座高墙，早日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身边。 1998年5月22日，这是袁秋福终身难忘的一天。经过整整20年的服刑，他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刑满释放的日子。当管教干部把释放证明交到他手里，当他走出劳改农场的大门，感受到外面自由的空气时，他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喜悦，有激动，有迷茫，还有一丝不安。 他不知道自己离开了15年的家乡，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还健在，不知道自己回到家乡后，能否被乡亲们接纳，能否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背着简单的行囊，一路辗转，终于在1998年5月底，回到了阔别了15年的家乡，林州市元康镇三宗庙村。 15年，整整15年，这座小山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老房子都被翻新了，村里也修了水泥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都是他不认识的。他站在村口，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一切，心里充满了迷茫和不安。他鼓起勇气，一步步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脚步沉重而犹豫。 当他走到家门口，看到年迈的父母时，忍不住落下了眼泪。15年的时间，父母已经苍老了许多，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背也驼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能为他遮风挡雨的模样。父母看到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他，老泪纵横，一把抱住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袁秋福知道，这15年来，父母一定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和委屈。因为他的罪行，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被乡亲们指指点点，受尽了白眼。而且，这15年来，没有一个亲人去新疆探望过他，不是亲人不想去，而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再加上家里条件不好，根本没有钱去新疆看他。 回到家后，袁秋福发现，自己和家乡的人，已经有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断裂带。这道断裂带，是15年的牢狱生活造成的，是他的罪行造成的。他不和村上的任何人交往，就算在路上遇到乡亲们，也只是低着头，匆匆走过，不敢和别人对视。和父母的交流也很少，他每天都躲在父母分给他的小屋里睡觉，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说话，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孤僻。 袁秋福的父母看着儿子这个样子，心里既心疼又着急。他们知道，儿子在监狱里受了很多苦，心里有很多的委屈和阴影，可他们更希望儿子能走出阴影，重新做人，好好生活。于是，有一天，父母特意去镇上，给袁秋福买了几套新衣服，然后坐在他的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秋福，你已经刑满释放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出去打工吧，挣些钱，将来也好找个媳妇，安个家，好好过日子。” 袁秋福听到父母的话，语气生硬地说道：“找媳妇干啥？我这样的人，谁会愿意嫁给我？”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自卑和绝望。他知道自己左手残缺，又有牢狱前科，这辈子，恐怕都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拥有幸福的生活。 “哎，秋福，别这么说。”袁秋福的父亲叹了口气，语气温柔地说道，“咱们家现在还不富裕，我和你妈都老了，也干不动活了。你去外边挣点钱，既能养活自己，也能为家里分担一些，我们也就放心了。就算找不到媳妇，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也能有个依靠。” 在父母的多次催促和劝说下，袁秋福终于动摇了。他也想重新做人，也想好好生活，也想让父母放心。于是，他答应了父母的请求，决定外出打工，挣些钱，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实的残酷，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收拾好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乡，辗转于各个城市，寻找工作。可无论是建筑工地，还是工厂，无论是小饭馆，还是小卖部，只要老板看到他残缺的左手，再听到他有牢狱前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纳他，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出去转悠了好几天，跑了很多地方，不仅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还把父母给的盘缠花得精光。无奈之下，他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里。父母看到他一无所获地回来，心里很着急，忍不住和他争吵了几句。可袁秋福的心里，比谁都委屈，比谁都绝望。 其实，他出狱回到家里，看到村里盖起了新楼房，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心里也很高兴，他也真心想重新做人，想靠自己的双手，挣些钱，好好生活，弥补对父母的亏欠。可左手的残缺，加上牢狱前科，让他处处碰壁，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拒绝，让他彻底心灰意冷，开始自暴自弃。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希望了，都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都无法被这个社会接纳。于是，他放弃了重新做人的念头，开始走上了歪路，找不到工作，他就开始小偷小摸，靠偷窃维持生计。 有一次，他在博爱县的一个五金店内，趁老板不注意，偷偷偷窃了200元钱。可他刚走出五金店，就被老板发现了，老板立刻喊人，将他抓住，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最终，他因为偷窃，被警方拘留了10天。 10天的拘留，不仅没有让他幡然醒悟，反而让他变得更加极端。他觉得，偷窃不仅不容易得逞，而且一旦被抓住，还要被拘留、被处罚，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于是，他开始萌生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念头，抢劫单身的女人。在他看来，女人力气小，容易控制，而且很多女人身上都会带钱、带首饰，抢劫她们，既容易得手，又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就这样，袁秋福彻底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一个小偷小摸，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抢劫犯、杀人犯。他出狱后的第一起作案，发生在1998年7月15日的晚上。那天晚上，天气格外闷热，袁秋福独自一人，辗转来到了安阳市飞机场南边的草坪上。 草坪上很安静，偶尔有几个人经过，大多是情侣或者散步的人。袁秋福躲在草坪的角落里，目光不停地扫视着四周，寻找着合适的抢劫对象。突然，他看到前面不远处，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那个女人独自一人，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身边没有任何人陪伴，正是他寻找的目标。 袁秋福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起来，他压下心底的激动和紧张，悄悄地从草地上走过去，脚步很轻，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一点点地逼近那个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女青年。直到他走到女青年的身后，距离女青年只有几步之遥时，他猛地一跃而起，像一头饿狼一样，猛扑了过去，一把捂住了女青年的嘴，将她按倒在草地上。 那个女青年毫无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她想挣扎，想大喊，可嘴被捂住，身体被牢牢按住，根本无法动弹，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可袁秋福却丝毫没有怜悯之心，他残忍地将女青年杀害，然后疯狂地发泄了自己积压了14年的欲望。 发泄完之后，袁秋福的理智稍稍恢复了一些，他开始在女青年的身上翻找起来，想找到一些钱或者首饰。可他翻遍了女青年被撕烂的衣兜，却一分钱也没有找到，只有一些随身的小物件。他心里有些失望，不敢多做停留，慌慌张张地收拾了一下，便逃离了现场，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这名死于袁秋福之手的女青年，名叫王芬，年仅21岁。她从农村来到安阳市，在一家工厂做临时工，虽然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她很努力，很乐观，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在她被害之前，她曾经给男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上还充满希望地说：“我已经找到了人生的坐标，我知道我应该到哪里去了，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去寻找那个“很美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和男朋友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就被袁秋福残忍地夺走了生命。她的青春，她的梦想，她的一切，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黑暗的夜晚，留给她家人和男朋友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思念。 杀害王芬后，袁秋福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不敢留在安阳，生怕被警方抓住。于是，他当天晚上就乘火车北上，来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到了石家庄后，他没有停留，又爬上了另一列火车，准备继续北上去内蒙古。他之所以想去内蒙古，是因为他的姑父，在内蒙古的一家建筑工地当工头，他想去找姑父，在姑父的工地上混碗饭吃，暂时躲避一下风头。 可他因为慌乱，没有看清火车的行驶方向，他以为自己坐的火车是北上去内蒙古的，可实际上，这列火车是向西行驶的。就这样，他在火车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等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到达了山西省的阳泉市。 1998年7月17日中午，袁秋福下了火车，来到了阳泉市。他漫无目的地在市区里闲逛，心里既慌乱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不知不觉中，他走到了一家大型工厂家属区的花园内。这个花园很大，环境很幽静，里面种满了花草树木，还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很少有人走动。 袁秋福走在花园里的小路上，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他听到不远处的游泳池里，有戏水、嬉闹的声音，心里有些好奇，正想走过去看看，这时，一个女青年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内。那个女青年独自一人，穿着漂亮的裙子，正沿着小路慢慢走着，此时，小路上再没有其他的行人，四周静悄悄的，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袁秋福的心底，那种嗜血的欲望再次爆发了。他躲在路边的灌木丛后面，静静地等待着，等到那个女青年走近，他猛地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像一头饿狼一样，猛扑了过去，一把将女青年按倒在地上。 女青年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浑身发抖，她挣扎着，艰难地说道：“你……你这是干啥？你要是要钱，我马上就去给你取，我家里有钱，我不会反抗的，求你别伤害我。”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哀求，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可袁秋福已经被欲望和疯狂冲昏了头脑，他没有吱声，也没有理会女青年的哀求，而是继续对女青年施暴，然后残忍地将女青年害死，甚至在女青年死后，还做出了奸尸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最后，他从女青年的身上，抢走了她的金耳环、金戒指，还有10块钱，然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离开阳泉市后，袁秋福辗转了几个地方，终于来到了内蒙古。他找到了自己的姑父，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希望姑父能收留他，让他在工地上干活。姑父看着他可怜的样子，又念及亲戚情谊，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在自己的工地上做一些轻松的杂活。 可袁秋福的左手残缺，干不了搬砖、和泥之类的重活，只能做一些打扫卫生、整理材料的杂活，挣的钱也很少。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在姑父的照顾下，才能有一份工作，才能有一口饭吃，他不好意思白拿姑父的工钱，也觉得自己在这里待着，是一种负担。 就这样，他在姑父的工地上干了没过几天，就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他觉得，就算在内蒙古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不仅挣不到多少钱，还会给姑父添麻烦。于是，他向姑父辞行，姑父没有挽留，给了他一些路费，让他注意安全，然后他就离开了内蒙古，准备回林州的老家。 1998年7月29日的中午，袁秋福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内蒙古的宝昌县。可他身上的钱，在途中就已经花完了，到达宝昌县的时候，他已经身无分文，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饥饿和绝望，让他再次萌生了抢劫的念头，他在宝昌县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寻找着合适的抢劫对象。 就这样，他在宝昌县的街头游荡了一下午，直到傍晚时分，他才看到一个合适的目标，一个年迈的老太太，独自一人，背着一个布包，沿着路边慢慢走着，看起来很瘦弱，很容易控制。袁秋福眼睛一亮，立刻跟了上去，悄悄地尾随在老太太的身后，一直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他觉得时机已到，猛地冲了上去，一把将老太太推倒在路边的田地里。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很虚弱，被推倒后，根本爬不起来，只能躺在田地里，不停地呻吟。袁秋福上前一步，伸出手，正要掐住老太太的脖子，可就在这时，老太太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救命啊！有人抢劫啊！杀人了！” 老太太的喊声很大，在寂静的傍晚，显得格外刺耳。袁秋福心里一惊，生怕被别人听到，他抬头看了看远处，发现有几个人正朝着这边走过来。他心里很慌乱，不敢多做停留，只能放弃抢劫，慌慌张张地逃离了现场，继续在宝昌县的街头游荡，寻找下一个目标。 当天夜里11点左右，袁秋福终于在宝昌县的翟昌镇，寻找到了又一个抢劫对象。那是一个年轻的女青年，独自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布包，正沿着街边慢慢走着，看起来很疲惫。袁秋福悄悄地跟在女青年的身后，不声不响地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直到女青年拐进了一个居民区的胡同里，袁秋福才觉得时机已到。这个胡同很窄，很偏僻，里面没有路灯，一片漆黑，也没有任何行人，是一个下手的绝佳地点。他加快脚步，追了上去，掏出了随身带的一把铁锤，趁着女青年不注意，猛地朝着女青年的头部砸了下去。 女青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倒了下去，当场死亡。袁秋福没有停留，从女青年的布包里翻找了一番，找到了一些钱和几件随身物品，然后匆匆逃离了胡同，连夜离开了宝昌县，朝着林州的方向赶去。 回到林州的老家后，袁秋福每天都躲在自己的小屋里蒙头大睡，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说话，整个人变得更加麻木、更加疯狂。他不敢想自己犯下的罪行，不敢想那些被他杀害的无辜者，可那些画面，却总是在他的脑海里盘旋，让他无法入睡，让他陷入了无尽的恐惧和痛苦之中。 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犯罪的脚步，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1998年8月20日，袁秋福像一头困兽一样，再次走出了家门，开始寻找新的目标。那天下午，天气格外炎热，袁秋福独自一人，来到了元康镇齐党村附近的公路上。 公路上的车辆很少，行人也不多。袁秋福躲在路边的树林里，静静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没过多久，一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独自一人，沿着公路慢慢走着，看起来很年轻，很瘦弱。袁秋福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起来，他猛地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一把抓住女青年的胳膊，将她拖到路边的河滩上。 女青年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地挣扎，想逃离他的魔爪，可她的力气太小，根本不是袁秋福的对手。袁秋福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将她掐昏过去，然后对她实施了强奸。强奸完之后，他担心女青年醒来后报警，便残忍地拿起路边的石头，将女青年砸死，彻底断绝了后患。 做完这一切后，袁秋福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恐惧，反而有一种扭曲的满足感。他翻开女青年的提包，想找到一些钱或者首饰，可他翻遍了整个提包，里面装的只是一包梨，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任何首饰。 袁秋福没有失望，也没有生气，他坐在河滩上，从容不迫地拿起一个梨，擦了擦，然后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看着女青年的尸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就这样，他一连吃了六七个梨，直到吃饱了，才从容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转身离开了河滩，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这天晚上，没有弄到钱的袁秋福，心里很不甘心。他又来到了元康镇信用社对面的公路上，继续寻找抢劫对象。深夜的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和行人，只有昏暗的路灯，照亮了空荡荡的路面。没过多久，一个匆匆赶路的女青年，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内。 袁秋福眼睛一亮，立刻跟了上去，趁着女青年不注意，猛地冲了上去，一把将她拖到路边的田地里。女青年吓得大声哭喊，拼命地挣扎，可袁秋福丝毫没有怜悯之心，他死死地掐住女青年的脖子，直到女青年停止呼吸，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才松开手。他在女青年的身上翻找了一番，还是没有找到任何钱和首饰，只能不甘心地逃离了现场。 从1999年3月份起，袁秋福变得更加疯狂，他不再局限于林州、安阳等地，而是乘坐汽车，辗转来到了鹤壁、新乡、焦作、辉县等多个县市，在这些地方频频作案，疯狂地抢劫、强奸、杀人，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让这些县市的百姓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共有11名无辜的受害者，惨死在袁秋福的魔爪之下。这些受害者，涵盖了各个年龄段，上到79岁的老太婆，下到不满18岁的女大学生，她们之中，有勤劳朴实的农民，有努力奋斗的工人，有充满憧憬的学生，她们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梦想，可她们的生命，都被袁秋福残忍地夺走了。 袁秋福的暴行，令人发指，他不仅夺走了这些无辜者的生命，还对她们实施了残忍的蹂躏，给她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有记者曾经在审讯袁秋福的时候，问他：“你想过没有，你这沾满鲜血的双手，夺去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你给一个个家庭留下的，都是无法弥补的伤痛，你觉得你还是个人吗？” 面对记者的质问，袁秋福的表情依旧平静如水，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恨，他缓缓地说道：“我的确不是人，我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也有父母亲人，我也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现在想起来，那些无辜的受害人的确很可怜，我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太大的伤害，我只有用我的命，向他们谢罪，向他们的家人谢罪。” 他的话语很平淡，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可透过这些平淡的话语，能感受到他心底深处，那一丝微弱的愧疚。可这份愧疚，来得太晚太晚，那些被他杀害的无辜者，再也回不来了，那些破碎的家庭，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 袁秋福说，他做的最后一起凶案，发生在2000年6月25日的夜里。那天下着大雨，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狂风呼啸，夜色漆黑，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大雨和黑暗笼罩着。 那天晚上，袁秋福在焦作市的一个小区里，盗窃了两个铝合金框，他想把这两个铝合金框卖掉，换一些钱。于是，他沿着焦作火车站东边的铁路，慢慢走着，寻找着买主。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铁路边，独自坐着一个女青年，那个女青年低着头，似乎在哭泣，身边没有任何人陪伴。 袁秋福本想直接走过去，继续寻找买主，可当他走到女青年身边，看到女青年无助的模样时，心底那种嗜血的欲望，又不由自主地爆发了。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做出了一个饿狼似的动作，猛地扑了上去，捂住了女青年的嘴，将她按倒在铁路边的泥地里。 女青年的哭声被死死捂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她拼命地挣扎，双手在泥地里胡乱抓挠，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和碎石，可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挣脱袁秋福的控制。雨水混合着泥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也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像一只被猎人捕获的羔羊，只能任由宰割。 袁秋福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怜悯，只有被欲望吞噬的疯狂，他不顾女青年的挣扎，残忍地将她杀害，随后又对她的尸体实施了蹂躏。做完这一切，他浑身沾满了泥水，狼狈不堪，可他却没有丝毫慌乱，只是蹲在原地，看着地上的尸体，眼神空洞而麻木。 大雨依旧瓢泼，冲刷着地上的血迹，也冲刷着袁秋福身上的泥水，可却冲不掉他手上的鲜血，冲不掉他犯下的滔天罪孽。他缓缓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水，没有再去寻找铝合金框的买主，也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茫茫的雨夜里，一步步朝着林州的老家走去。 这一次，袁秋福没有像往常一样，作案后充满恐惧和慌乱，也没有那种扭曲的满足感，反而心底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空虚和疲惫。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自己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到底能得到什么。这些年，他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孩子，变成了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再到一名阶下囚，最后沦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他的人生，就像一场失控的悲剧，一步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回到老家后，袁秋福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孤僻。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整天蒙头大睡，不吃不喝，偶尔醒来，就坐在窗边，望着窗外，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他开始频繁地做噩梦，梦里全是那些被他杀害的受害者，她们浑身是血，眼神怨毒地盯着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还我命来”，每一次，他都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淋漓，再也无法入睡。 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也越来越偏执。之前在监狱里吞剪刀的事情，像一根刺，一直扎在他的心里，他总觉得，那把剪刀没有被消化掉，而是一直卡在他的咽喉处，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他常常会用手去抠自己的喉咙，试图把那把不存在的剪刀抠出来，可每次都只会抠得自己喉咙出血，狼狈不堪。 后来，他的父母看到他这副模样，十分心疼，强行拉着他，先后去了三家医院做检查，想看看他的喉咙里到底有没有剪刀。可每一家医院的医生，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他的身体里，根本没有任何剪刀，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长期的心理压抑和精神折磨，患上了精神疾病。 可袁秋福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他固执地认为，医生是在骗他，那把剪刀一定还在自己的咽喉处，早晚都会要了他的命。这种偏执的想法，让他变得更加绝望，他觉得，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了，既然早晚都是死，不如破罐子破摔，继续作恶，直到生命的尽头。 就这样，他把自己憋在家里，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外出，每天都在恐惧、绝望和疯狂中挣扎。而这段时间，公安机关正好在对户口进行整顿，责任区的民警听说，村里有一个叫袁秋福的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外出打工，一直没有申报户口，便主动上门，让他申报户口。 2000年11月22日，袁秋福来到派出所，申报了户口。这段时间，正是他心理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也曾有过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念头，他想好好陪伴年迈的父母，想弥补自己这些年来对父母的亏欠，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好好度过剩下的日子。 可每当他想起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想起那些被他杀害的无辜者，想起自己手上沾满的鲜血，那种强烈的负罪感，就像一块巨石，死死地压在他的心上，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已经无法收拾，就算想要重新做人，也没有资格了。他试图逃避，试图忘记，可那些罪恶的画面，那些受害者的脸庞，却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重压之下，他变得烦躁不安，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绝望之中。他说，自从出狱后，从做下第一起案件开始，他的心里就再也没有踏实过，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清醒还是沉睡，他都在恐惧中度过，睡梦中，总是被刺耳的警笛声惊醒，醒来后，浑身是汗，心脏狂跳不止。 这种日子，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知道，自己终究逃不过正义的制裁，与其这样在恐惧和绝望中苟延残喘，不如主动投案自首，结束这一切。于是，在1999年12月31日的深夜，他做出了投案自首的决定，踏着厚厚的积雪，一步步走向了元康派出所，走向了他最终的归宿。 在审讯室里，袁秋福不止一次地说：“现在不管政府怎么处理，我以前那种不踏实的感觉，现在没有了。”他的语气依旧平静，可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解脱。他也常常流露出悔恨，他说：“我很后悔，的确，我知道一旦走上了这条路，生命注定是短暂的。我想，人一生下来本来是善良的，能够把握好自己，就会有很好的活法，可是我不行了。” 袁秋福的疯狂杀戮，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从此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年仅18岁的张艳，是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是河南省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在校学生，2000年5月22日晚上，她从租住的地方回学校，途中遭遇了袁秋福，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8岁。 张艳的父母在几百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得知女儿被害的消息后，一夜白头，失去爱女的痛苦，像一把尖刀，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们。每当看到女儿的照片，他们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嘴里不停地喊着女儿的名字，那种锥心刺骨的疼痛，一辈子都无法抹去。 被害人万芬，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商店，日子过得红火而幸福。那天，她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心里生气，便把商店里的2500元现金塞进胸罩内，漫无目的地外出转悠，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袁秋福的魔爪，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也夺走了这个家庭的幸福。 1999年6月21日晚上，焦作市一家化工厂的化验员王玲，在下班途中被袁秋福杀害。王玲的妹妹谈起姐姐的事情时，言语中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却也满是对姐姐的怀念和对凶手的痛恨。她说，一家人给姐姐送葬的时候，有一只白色的小飞蛾，落在棺木上，怎么赶都赶不走，就这样一路跟着棺木，直到墓地。 入葬时，王玲的妹妹对着小飞蛾，哽咽着说：“我知道你死得冤，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你走吧。”话音刚落，那只小飞蛾才缓缓地飞走了。在之后的一年多里，王玲的家人慢慢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可就在袁秋福投案自首的前几天，王玲的妹妹说，姐姐突然托梦给她，说“我的仇快要报了，你去公安局问问”。没想到，没过几天，就传来了袁秋福投案自首的消息，一家人特意赶到王玲的坟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还有中年妇女牛某，她是少数被袁秋福袭击后，被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受害者之一。可这场袭击，给她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强烈的刺激和致命的外伤，让她彻底精神失常，从此活在恐惧和混乱之中，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她的家庭，也因此陷入了无尽的困境。 袁秋福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罪恶的一生。他曾经有过美好的童年，有过光荣的军旅生涯，有过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他却一次次地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一次次地放纵自己的欲望，最终沦为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最终，袁秋福因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多项罪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判决书宣读的那一刻，袁秋福没有丝毫反抗，也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只是平静地低下了头。 第290章 岁美女主持深夜被掐死，红睡衣下的致命12小时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清晨，南中国的天空还挂着一层灰蒙蒙的纱幕。 素有“广州中环”之称的天河区内，一幢幢摩天大楼仍笼罩在朦胧的晨雾之中，像是一群沉默的巨人，尚未从沉睡中醒来。这个被改革开放春风率先吹醒的城市，此刻显得格外安静街道上只有零星的环卫工人挥动着扫帚，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反而衬得四周愈发寂静。 龙口西路九十二号，天成大厦第一座三十一楼F室。 这座在当时堪称广州地标性的高档住宅楼，外墙贴着淡雅的米黄色瓷砖，在晨光中泛着清冷的光泽。整座大厦静悄悄的，连平日里二十四小时运转的电梯也似乎放慢了呼吸，一切都沉浸在世纪末最后一个寒冬的宁静之中。 屋内温暖如春，中央空调的送风口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小保姆齐某，像往常一样在清晨六点半准时醒来。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轻手轻脚地从保姆房走出来，生怕惊扰了还在休息的女主人。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姑娘，半年前经老乡介绍来到这户人家，至今仍对这座近三百平方米的豪华住宅感到新奇和艳羡。 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棉布睡衣，脚上趿着塑料拖鞋，沿着铺着深色实木地板的走廊，准备去储物间拿吸尘器开始一天的打扫。 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据说是女主人从欧洲带回来的。小保姆每次经过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虽然她看不太懂那些抽象的色彩和线条，但她知道，这些东西一定很值钱。 客厅的窗帘还没有拉开，只有一线微弱的光从缝隙中挤进来，落在大理石茶几的边角上，折射出淡淡的光晕。 小保姆齐某推开走廊与客厅之间的玻璃推拉门，正准备迈步往前走。 忽然，她的目光被客厅中央一堆东西吸引住了。 那团东西静静地横陈在光洁的木地板上，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突兀。小保姆下意识地眯起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以为是女主人昨晚看电视时随手扔在沙发上的毛毯，或者是哪件不小心从衣架上滑落的衣物。 她正想挪步往前走。 下一秒，她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骇然看清，地上那堆东西，分明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 那抹红色在昏暗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眼，像一朵盛开在暗夜里的罂粟花，美丽而又诡异。 小保姆本能地想要尖叫，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掐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双腿开始发抖，牙齿不受控制地打着颤，整个人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动弹不得。 她认出了那件红色睡衣那是女主人最喜欢的一套真丝睡衣，上个月刚从香港买回来的，据说花了好几千块钱。 “太太……太太？” 小保姆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试探着叫了两声，嗓音在宽敞的客厅里回荡，显得格外的惊慌和空洞。 没有回应。 那具穿着红色睡衣的身体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女人的长发散落在地板上，像一摊黑色的墨水，缓缓流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泛着青紫，脖子上隐约可见几道暗红色的痕迹。 小保姆的心脏砰砰狂跳，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她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脑海里飞速翻涌着各种可能煤气中毒？一定是煤气中毒！听说冬天洗澡不开窗很容易煤气中毒，一定是昨晚女主人洗澡后忘了关煤气…… 她哆哆嗦嗦地走上前去，蹲下身子，伸出颤抖的手，想要试探一下女主人的鼻息。 手伸到一半，她又缩了回来她害怕，害怕触碰到那具冰冷的身体，害怕确认那个她不敢面对的真相。 “太太！太太！你醒醒啊！” 她又连叫了数声，声音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惊恐。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小保姆彻底慌了神，她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来，膝盖磕在茶几的边角上，疼得她龇牙咧嘴，但她顾不上这些，连滚带爬地冲向客厅角落的电话机。 她抓起听筒，手指哆嗦得几乎按不准按键，好几次按错了号码，又重新挂断再拨。终于，她拨通了女主人姐姐家的电话号码。 “嘟……嘟……嘟……” 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睡意朦胧的女声。 “大姐！大姐！你快来！太太她……她好像出事了！”小保姆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不清楚。 “什么？你说什么？慢慢说！” “太太她……她躺在地上，怎么叫都叫不醒！好像是煤气中毒了！你快来啊！” “我马上过来！” 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 小保姆握着听筒，整个人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客厅中央那抹红色的身影，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女主人的姐姐跌跌撞撞地赶到了天成大厦。 她叫陈旭华，比妹妹大五岁，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小区。接到小保姆的电话时，她正在厨房准备早餐，围裙都没来得及解，抓起一件外套就冲出了家门。 一路上，她不断地在心里安慰自己没事的，肯定是煤气中毒，送医院吸吸氧就好了，不会有事的。 可是当她推开妹妹家的大门，看到客厅地板上那团红色的身影时，她的心脏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旭然！旭然！” 陈旭华扑到妹妹身边，跪在地板上，俯下身去摸妹妹的鼻子。 她的手指颤抖着，凑近妹妹的鼻孔 没有气息。 一点气息都没有。 那曾经温热的呼吸，那曾经在话筒前吐露过无数动听话语的双唇，此刻冰凉如铁，再也没有任何气息流出。 陈旭华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像是有千百只蜜蜂在耳畔嗡鸣。她的眼前一阵发黑，身体晃了晃，险些栽倒在地。 “不……不可能……” 她喃喃自语着，又伸手去摸妹妹的脉搏颈动脉处，死寂一片，没有任何跳动的迹象。 皮肤是冰凉的，僵硬得像是摸在一块冷冻的猪肉上。 陈旭华终于崩溃了，她趴在地上嚎啕大哭，眼泪打湿了地板。小保姆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切，也跟着哭了起来。 哭了一会儿，陈旭华猛地抬起头来，她擦了擦眼泪，跌跌撞撞地冲到电话机旁，抓起听筒，用尽全力按下了三个数字一一零。 “喂？110吗？我妹妹……我妹妹死了！你们快来！天成大厦第一座三十一楼F室！” 她的声音嘶哑而尖锐，像是从灵魂深处撕裂出来的哀鸣。 广州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后，立即拉响警笛，驱车火速赶往天成大厦。 警车在清晨空旷的马路上飞驰，红灯也顾不上等了，一路风驰电掣。车窗外，这座南方大都市正在慢慢苏醒，街边的早点摊已经开始冒热气，早起的市民裹着厚外套匆匆走过，对即将揭开的惊天大案毫不知情。 大约十五分钟后，几名民警气喘吁吁地登上了三十一楼F室。 当他们的目光触及客厅里的景象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一名身穿红色睡衣的女子仰面倒在光洁的木地板上，脸色青紫，双目微睁，嘴唇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乌黑色。她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胸部位置的衣服上有几处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像是几朵凋零的暗红色花朵。 整个客厅虽然光线昏暗，但可以看出布置得极为简洁雅致真皮沙发、大理石茶几、进口实木地板、水晶吊灯，每一件家具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奢华。 民警们迅速在屋内巡视了一圈，发现物品并没有明显的翻动迹象。客厅角落的保险柜门敞开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沓百元大钞，粗略估计有十多万元，纹丝未动。 茶几上放着一部诺基亚手机和一部摩托罗拉手机，旁边还有一只精致的伯爵牌手表和两台高级照相机。那只手表的表盘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一看就价值不菲。一旁散落着一些零钱，粗略数了数，大概有一千多元现金。 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拿走。 民警们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为什么凶手对这些价值不菲的财物视而不见？ 领队的民警皱紧了眉头，他蹲下身仔细查看了死者的颈部，那几道深深的掐痕触目惊心。他站起身，对身边的同事低声说了句：“这不像煤气中毒，像是被人掐死的。” 随即，他通过对讲机向天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了案。 天河区公安分局与天成大厦仅仅相隔一条马路，直线距离不过一百米。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案发现场距离公安机关最近的命案之一了。 几分钟后，刑警大队的负责人率领着几名经验丰富的刑警、技术人员以及法医，火速奔赴现场。一行人步履匆匆，神色凝重，谁都知道，这起案件非同小可死者是一名公众人物，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放大，被议论，被传播。 到达现场后，技术人员立即拉起了警戒线，开始对中心现场进行细致入微的勘查。法医则蹲在死者身旁，开始初步检验。 刑警们分工合作，有的拍照取证，有的询问小保姆和陈旭华，有的对整层楼进行地毯式搜索。 在中心现场，技术人员从地板的一处角落提取了一把沾有血迹的水果刀。刀刃长约十厘米，刀身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渍，在技术人员的白手套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刑警进一步调查时，从陈旭华口中了解到一个细节死者随身的钱包不见了。 “我妹妹平时出门都会带那个钱包，是LV的，棕色的，里面有多少钱我不知道。”陈旭华红着眼眶说，“我刚才找了一圈，没看到那个钱包。” 这个信息让刑警们心头一动难道真的是抢劫？可为什么保险柜里的十几万现金和桌上那些贵重物品都没有动？ 疑点重重。 法医俯下身去，对死者进行更加细致的检验。 他先检查了死者颈部的伤痕那是两处明显的掐痕，间距与成年男性的手掌宽度吻合，皮肤表面有明显的皮下淤血，说明施力极大，持续时间较长。 接着，法医查看了死者胸部的刀伤共有三处，都不算太深，但刀刀见血。其中一刀刺在左侧锁骨下方，距离颈动脉仅有两三厘米，如果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进一步的体表检验和后续的解剖分析，法医最终确认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二十九日深夜十一时至三十日凌晨两时之间，死因为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那把水果刀造成的刀伤虽然出血不少，但并不致命。真正的死因，是那双手那双死死扼住她脖颈的手。 死者名叫陈旭然，一九六八年出生，广东肇庆人，自小在广州长大。 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末期的广东可谓家喻户晓。 一九八六年，年仅十八岁的陈旭然初登荧屏，主持广东电视台的《早晨》栏目。她的声音清亮动听，笑容温婉可亲，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之后，她又先后主持了《家庭百事通》等栏目，逐渐积累了不俗的人气。 后来，她被调入广东电视台文艺部，开始主持《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一周荧屏》等名牌栏目，以及各种大型文艺晚会。她的主持风格大气而不失亲和，专业而不失灵动，无论是端庄的晚会主持还是活泼的综艺节目，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她所主持的节目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电视节目奖，她本人也被公众评为“广东最受欢迎的十大明星”之一。 可以说，在当时的广东观众心目中，陈旭然就是电视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是无数家庭晚饭后守在电视机前的期待。 正是因为这层特殊的身份，案发不到两个小时，“陈旭然死了”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羊城的大街小巷。 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微博，但信息的传播速度依然惊人电话、寻呼机、口口相传，人们用各种方式交换着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喜爱陈旭然节目的男女观众，甚至是一些狂热的崇拜者，纷纷通过电话、见面或者书信等各种形式，相互传递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你听说了吗？陈旭然死了！” “真的假的？怎么死的？” “听说是被人杀死的，在家里被人杀了！” “天哪！怎么会这样？她才三十岁啊！” 一时间，整个广州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广州市民的口头传播中，更是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说法。有人说陈旭然死于情杀，是感情纠纷引发的悲剧；有人说她得罪了什么人，被人寻仇；还有人说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各种传闻甚嚣尘上，真假难辨。 然而，刑警们很快就发现，陈旭然被害之后，各种传闻满天飞，从出租车司机到民航空乘小姐，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部消息”和“独家版本”。 有的说，陈旭然拥有千万家财，天成大厦那套将近三百平方米的豪宅就价值三百万元，此外她还有三辆轿车一辆奔驰、一辆皇冠、一辆宝马。相传那辆奔驰是某酒家老板赠送的，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有的说，陈旭然生前异性朋友很多，其中不乏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企业界巨子，个个身家过亿。她与这些人的交往错综复杂，很难说清楚到底有没有感情纠葛。 还有人说，案发当晚有人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在楼下停留了很久，形迹可疑…… 这些传言就像一团团迷雾，将整个案件笼罩得严严实实。 办案民警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为所动，继续从刑事侦查的角度展开调查。他们心里清楚，破案要靠证据，不能靠猜测，更不能被那些真假难辨的传言牵着鼻子走。 他们决心找出真凶，拨开笼罩在这个特殊案件上的重重迷雾。 刑警们在秘密展开调查工作，可是有关陈旭然死因的传闻却一浪高过一浪。不管是民间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还是某些不良媒体为了博眼球编造的故事，都没有能够左右整个案情的向前发展。 办案民警排除一切干扰，始终不偏离中心现场所搜集到的证据，一步一步地循线追踪，紧紧咬住每一个可疑的线索。 他们反复勘查中心现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楼高三十三层，三十二楼没有人居住。陈旭然所住的三十一楼套房的外墙是一整面光滑的瓷砖墙面，没有任何可供攀爬的水管、窗台或者突出物。也就是说，凶手根本不可能从楼下往上爬进屋里。 那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正门？小保姆说当晚大门是锁好的，她早上开门时并没有发现异常。 办案人员站在陈旭然住过的卧室里，仔细查看地面和墙面上的每一个斑点，试图找出能够带动全案侦破的细节。 就在这时，一名办案人员打开了卧室的窗户，把头伸出了窗外。 清晨的冷风灌进来，吹得人精神一振。 他探头往下看了看，又抬起头往上看了一眼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窗外的空调外机上，瞳孔骤然收缩。 “你看这里！”他立刻指着空调外机，对身旁的技术人员说。 技术人员俯身探出窗外，仔细一看空调外机上面，赫然有两只新鲜的脚印！ 脚印很清晰，鞋底的纹路都看得一清二楚，明显是有人踩踏过的痕迹。 办案人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有人从这个窗户爬进了卧室！ 可是，三十一楼，距离地面将近一百米，什么人能从这个高度爬进窗户？ 除非……是从楼顶下来的。 办案人员咚咚咚地登上了大厦的楼顶。 楼顶的天台铺着白色的水泥板，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光洁，放眼望去，一览无余。 然而，一名办案人员走到消防栓前时，还是发现了异常那卷消防水带明显被人打开过，而且使用过，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式规规矩矩地盘好，而是有些凌乱地堆在那里。 办案人员对视一眼，心中已经有了判断 凶手极有可能利用大厦的消防水带，从楼顶天台滑降到三十一楼卧室窗外，然后踩着空调外机，从窗户翻进房间，杀害了女主人。 而且，凶手一定是事先藏在天台上，等待时机成熟才动手的。 这个发现，让整个案件的侦查方向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地下了楼，他们找到大厦的管理部门，询问大楼的保安情况。 一名负责管理的中年男子热情地介绍说：“我们这座高尚住宅，外围的保安那是相当严密的。小区大门设有闸口，进出车辆都要经过保安检查才能进入停车场。每座楼的大堂都有保安员值班，大堂和电梯里都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 办案人员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惊喜，连忙打断了他的话：“第一座的闭路电视正常运作吗？” 管理人员点了点头：“肯定有的，每座都有。” “那好，”办案人员说，“我们想看一下二十九日到三十日的监控录像。” 管理人员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还是转身去调取录像。 他手忙脚乱地打开监控设备，屏幕上却是一片雪花，什么画面都没有。 他猛地拍了一下大腿，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哎哟，我忘了……第一座的闭路电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好像是……没打开。” 办案人员的脸色沉了下来：“为什么不用？” 管理人员嗫嚅着，目光躲闪，不敢正视办案人员的眼睛：“以为……以为不会有事……” 他低下头，承认了这是一次重大的管理失误。 办案人员虽然没有当场发作，但心里已经将这个信息记了下来监控缺失，无疑给案件的侦破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凶手是不是知道这里的监控坏了？或者，他根本就是大厦的内部人员，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 为了验证从天台滑降到三十一楼的可行性，办案人员再次登上了天台，决定做一次实地测试。 半小时后，一名年轻的消防战士被请到了现场。只见他熟练地将一根绳索绑在腰间，把绳索的一端固定在消防栓上，然后双手握住绳索，一步一步地往下滑。 他的动作干净利落，显然经过专业训练。 大约两分钟后，他准确地停在了三十一楼的位置，双脚踩在空调外机上，然后侧身一翻，从开着的窗户轻松地爬进了卧室。 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更没有惊动任何人。 这次验证，证明了凶手利用消防水带滑降到三十一楼的可能性。 同时，这也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凶手能够想到使用消防水带，一定是对大厦的结构非常熟悉，而且很有可能接受过相关的训练，或者至少是有一定的攀爬经验。 办案人员将侦查的圈进一步缩小凶手很可能就在天成大厦工作过，或者是曾经在这里打过工的外来人员。 经过几天的走访和排查，一个名字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丁国礼。 就在新闻媒体纷纷扬扬地爆炒所谓“陈旭然死于仇杀、情杀”之类的粉红色故事时，办案人员正默默地在现场附近展开地毯式的排查。 他们敲开一户户居民的大门，耐心地询问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您好，请问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在附近出现？” 每一户居民都对陈旭然之死表现出莫大的惋惜，有人叹息，有人落泪，有人愤愤不平地咒骂凶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办案人员提供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信息 “我那天晚上好像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楼下转悠，个子不高，穿着深色衣服……” “前几天有个陌生人在电梯里，看我不认识他，还多看了我两眼……” 这些信息虽然零散，但都在一点点地拼凑出凶手的轮廓。 一名出租车司机对办案人员说：“十二月三十号凌晨三点多，有个年轻人在天河这边上了我的车，说是去黄埔。一路上他都不怎么说话，到了地方连零钱都没要就下车跑了，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 还有一位老太太打来电话说：“我那天带孙子在小区里玩，有个年轻人只顾着低头走路，一下子撞倒了我小孙子，连句对不起都没说就跑了，气死我了！” 另外一名保安提供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我认识一个老乡，姓丁，以前在这栋大厦打过工，后来被炒了鱿鱼。他曾经亲口跟我说过，他想干一票大的，搞点钱花……” 经过几天的外围侦查，办案人员掌握了大量的线索。根据各种情况综合分析，一名来自湖北的打工仔丁国礼，有重大作案嫌疑。 丁国礼，二十五岁，湖北省广水市人，曾经在天成大厦内打过工，具体工作是保洁员。后来因为工作表现不好，被物业公司辞退，此后去向不明。 这个人，无论是年龄、身份，还是对大厦的熟悉程度，都与警方的判断高度吻合。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距离陈旭然遇害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天。 天河区公安分局每天仍然接到数不清的电话，有记者打来追问案件进展的，有热心市民提供线索的，也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观众责问公安民警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还不把某某人抓起来审问。 各种压力如山一样压在办案人员肩上，但他们顶住了，一如既往地循着已有的证据展开侦查，不为外界的声音所动。 办案人员分析，丁国礼面对每天铺天盖地关于陈旭然的报道，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他很可能已经逃离广州，潜回湖北老家避风头。 天河分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员赶赴湖北广水，扩大侦查的视线。 二十多个小时后，四名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的“生意人”进入了广水市区。 他们操着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逢人就打听关于收购名贵中药材的市场行情。这个伪装很成功九十年代末期，到处都有收购药材的南方商人，本地人见怪不怪。 这四个人，正是伪装成药材商人的办案人员。 他们在市井百姓的口中了解到，广水本地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意可做，许多青年男女都南下打工谋求发展，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广东东莞的某个镇上打工。 四名“生意人”似乎有些失望，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雇了一辆农用车，颠簸着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这个村子不大，住着十几户人家，稀稀拉拉的房屋散落在田野之间。夕阳将田野抹上了一层金粉，炊烟袅袅升起，显得格外静谧。 两名“生意人”在村头的一间瓦房里歇脚，另外两名继续往前面几栋房舍走去。 两名“生意人”一前一后，走到了一户姓丁的农家门前。 就在这时，一只黄狗从屋里窜了出来，对着陌生人狂吠不止，龇牙咧嘴，凶相毕露。 “生意人”显得格外慌张，大声呼喊房主出来赶狗。 一名年约半百的男人走了出来，冲着黄狗骂了一句，黄狗立刻夹着尾巴乖乖地走开了。 两名“生意人”主动和老头攀谈起来。老头见这两人长相不俗，穿着体面，像是做大生意的阔佬，便讨好地问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这个地方。 “生意人”大摇其头，唉声叹气地诉说被人给坑了，说好要收一批名贵药材的，结果连对方的人影都找不着，白跑一趟。 那个个头小一些的“生意人”更是气呼呼地说：“那人说他住在这个村里，可是我们问遍了也找不到这么一个人。” 大个头的“生意人”对老头说：“老人家，您忙吧，我们走了。” 老头有些好奇地问：“你们是哪里人呐？” “哦，我们是广州来的。” 老头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广州？我儿子也在广州打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哦？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厂？” “他叫丁国礼，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广州，好久没来信了……” 两名“生意人”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们又和老头闲聊了几句，便客气地告辞了。 他们来到村头那间瓦房里，与另外两名“生意人”汇合，四个人提起密码箱，旋即离开了这个村子。 四名办案人员离开那个村庄后，立即与广州总部取得联系，要求专案组派专人到东莞，查找丁国礼的下落。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东莞某镇。 林立的厂房吐出一团团青烟，街道上走动着南腔北调的青年打工一族。他们的脸上挂着各种表情惶恐的、麻木的、惊喜的、思念的、平淡的、伤感的……只有一种东西是共同的：他们都是辞别家乡，为钱而来。 几天来，几名“检查员”不断地出入一家家工厂，说是检查产品质量，实际上是在寻找丁国礼的踪迹。 当他们被工厂老板领到生产车间的时候，他们对二十五岁左右的男青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家庭背景。 有一次，“检查员”在一家工厂进行“质检”时，发现一名男青年神色慌张，躲躲闪闪，便警觉地上前盘问。 就在这时，一本花花绿绿的书啪的一声从这名青年的裤腿里滑到了地板上。 这名男青年吓得脸都白了。 经过询问，此人虽然也是湖北广水人，但并不是丁国礼。不过他以前见过丁国礼，只是不知道丁国礼在哪家工厂打工。 几天过去了，“检查员”们走访了几十家工厂，仍然没有找到丁国礼的影子。 然而，在近千名打工仔中走访摸排，他们终于摸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丁国礼很可能不在东莞，而是在广州黄埔区打工。 于是，“检查员”们又悄悄地离开了东莞，折回广州。 黄埔区位于广州城区的东部，是外来打工一族比较密集的地方。这里有上千家工厂，而且每家工厂的情况都不一样，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一个叫丁国礼的打工仔，其难度可想而知。 办案人员继续以“检查员”的身份深入工厂，他们决定采取“以愚为智”的策略不急着抓人，而是先摸清丁国礼的社会关系，然后顺藤摸瓜，引蛇出洞。 办案人员分析，如果丁国礼杀人之后一直藏在广州，那么他肯定已经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知道了被害人的真正身份，也一定知道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程度。假如他仍然心存侥幸，玩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游戏，那他就一定会在某个地方露出马脚。 办案人员了解到，丁国礼的未婚妻也在黄埔区的一家工厂打工。于是，他们决定从查找这名女子入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办案人员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终于查出了丁国礼的未婚妻她在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厂打工。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暗中注视着这名女子的行踪。 第二天傍晚，丁国礼的未婚妻从工厂宿舍走了出来。她一边走，一边拿出小圆镜照了照，又对着镜子擦了擦口红。 办案人员等到这名女子拐过一个路口，才骑着两辆摩托车悄悄地跟了上去。 只见那名女子来到一家银行门前，转身走了进去。 几分钟后，她从银行走出来，沿着来时的路又走了回去。 办案人员随即闪入这家银行查询原来，丁国礼的未婚妻刚刚存了一笔钱，其中有一张面值一千元的港币。 这与案发现场陈旭然钱包内的港币特征基本吻合！ 线索，越来越清晰了。 两天过去了，丁国礼依然没有露面，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未婚妻出面处理。 但有一件事令办案人员充满信心丁国礼一定藏在这家工厂附近的某个地方，一定就在不远处窥视着，等待着。 一月十五日上午，广州格外寒冷。 北风呼啸着掠过街头，行人们裹紧衣领，行色匆匆。路边的法国梧桐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谁也不会注意到，在一家单位的外面，有一个穿着暗红色工作服的“环卫工”，正在低头打扫着枯黄的树叶。 他扫得很慢，很仔细，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的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马路对面的那扇侧门。 十一点多，一名穿着天蓝色夹克衫、年龄约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步履迟缓地从那家单位的侧门走了出来。 他似乎想走到对面的报摊买份报纸，左右张望了一下，正准备迈步过马路。 那个“环卫工”脱下了帽子，朝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汽车挥了一下手。 突然！ 从那辆汽车里，从那辆汽车后面的另外几辆车里，冲出了十来个荷枪实弹的民警！他们像旋风一样冲到了青年男子的面前，将他团团围住。 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他。 青年男子看到那些枪口，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双腿一软，裤裆一热他尿了裤子。 民警们咔嚓一声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腕，一把将他塞进了汽车。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前后不过十几秒钟。 路边的行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青年男子，就是丁国礼。 在审讯室里，丁国礼面如死灰，双手不住地发抖。 他知道自己完了。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对作案经过的供述，与办案人员在现场的勘察和法医鉴定结果完全吻合，细节之处无一差错。 最后，丁国礼要了一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然后抬起头，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我并不知道她这么有名……我只知道，她肯定很有钱。”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那天，丁国礼就像往常一样，悄悄地来到了天成大厦附近，暗暗地观察着进出大厦的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他对天成大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曾在这里打过工，知道每一层楼的布局，知道消防水带放在哪里，知道哪个时间段保安最松懈，甚至知道哪几户人家是单身居住。 他知道，进出这座大楼的那些轿车的主人们，都是腰缠万贯的大腕。他们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出入高档场所，过着让他眼红心热的生活。 他决定，要干一票大的。 傍晚时分，一辆他所熟悉的豪华轿车缓缓驶入了庭院。 几分钟后，从车里走出一个三十岁左右、风采照人的女人。她戴着一副墨镜，脸上挂着职业化的怡人微笑，像一阵风一样进入了天成大厦的大堂。 丁国礼心头一阵狂喜，兴奋得喉头发紧。 他已经盯上她好一段日子了。他知道她住在第一座三十一楼F室，而且是一个人住。 夜越来越深，寒意越来越浓。 丁国礼决定动手。 他正了正衣装，装出心高气傲的样子，目不斜视地走进大堂，大摇大摆地上了电梯。 没有人注意他。 电梯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都仰着头盯着上方的红色指示灯，谁也没有多看他一眼。 一切就像他预想的那样顺利。 他到达了最顶层，然后登上了楼顶的天台。 站在天台上放眼望去，广州城在灯火的海洋中起伏着，璀璨夺目，美得不像话。 丁国礼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要是有钱，生活在广州该多好啊。 他活动了几下手腕，感觉到了身体里暗藏的力量。 他再次走到消防栓前，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又重新坐回平台上，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街上轰鸣不息的马达声渐渐微弱，整座城市慢慢沉入了梦乡。 丁国礼看到天成大厦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 他站起身，散开了消防水带，一步一步地往下滑。 冷风在耳边呼啸，他的手心全是汗，但他不敢松手，死死地抓住那根救命的带子。 似乎只过了几分钟，他就滑到了三十一楼。 他的双脚踩在空调外机上，稍作停留，稳住了身形，然后蹑手蹑脚地从开着的窗户里溜了进去。 卧室里一片漆黑。 他刚走了两步，不知道踢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一声脆响哐当！ 女主人被惊醒了。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黑暗中大声喝问：“谁？！” 丁国礼大吃一惊，本能地冲上前去，双手死死地卡住了女主人的脖子。 他从身上摸出了那把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架在女主人的胸前，压低了声音威胁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 女主人拼命挣扎，本能地进行反抗。 丁国礼心一横，向她的胸前连扎了几刀。 鲜血喷涌而出，溅在了他的手上、衣服上，温热的液体让他更加疯狂。 女主人尖叫着向客厅跑去，丁国礼追了过去，再次紧紧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一秒，两秒，三秒…… 他不知道自己掐了多久，直到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丁国礼在黑暗中喘着粗气，急忙在房间里翻找财物。 就在这时，女主人竟然又苏醒了过来！她猛地跳起来，死死地抓住丁国礼，声嘶力竭地大喊：“救命！救命啊” 丁国礼吓坏了，他再次扑上去，用尽全身力气扼住了她的颈部。 这一次，她没有再醒过来。 丁国礼搜出了一个钱包，藏在了身上，然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他登上天台，穿上鞋子，将消防水带恢复原状，然后坐电梯下楼。 在天成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门边，他把钱包里的东西掏了出来，随手把空钱包扔在了地上。 回到出租屋后，他清点了一下“战利品”只有寥寥几千元港币。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刚才的一幕那个女人，到底死了没有？ 他猛地想起，那把水果刀还留在现场，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那个女人叫陈旭然，是广东着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已经死了。 他一开始很害怕，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公安不可能知道是他干的。没有人看见他上下楼梯，即使有人看见他坐过电梯，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于是，他决定藏匿在广州。他倒想看看，公安会怎么忙活。 陈旭然之死在媒体上炒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归于了平静。 丁国礼自以为危险已过，便忍不住和未婚妻见了面。 他当然不知道，公安在案发后没几天，就已经把侦察的圈子锁定在了他的头上。 丁国礼说，他当时以为陈旭然只是再次昏了过去，没想到她竟然真的死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现场勘查，丁国礼在离开陈旭然家之前，曾经特意到厨房扭开了煤气炉的开关他分明是想伪造煤气中毒的现场，来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残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丁国礼死刑。 丁国礼认为判得太重，当庭表示要上诉。 然而，法律不会因为他的上诉而改变公正的判决。 一九九九年四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丁国礼的上诉，核准死刑。 一颗罪恶的灵魂，终于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第291章 物流藏尸、分尸抛尸！不起眼线索锁真凶 2007年1月7日下午，青岛的冬天还带着刺骨的寒意，北风卷着细碎的雪沫子，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疼。位于城阳区的顺通物流公司里，老板张明正坐在办公室的旧沙发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手里攥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水，指节都泛了白，他从业五年，什么样的麻烦事都见过，丢件、破损、货主扯皮，但从来没有一件事，像今天这样让他心里发慌，后背一阵阵冒冷汗。 让他心烦意乱的，不是年底堆积如山的货物，也不是催单的客户，而是当天上午收到的一个普通快递纸箱。这本该是极为寻常的一天，和往常无数个物流旺季的日子一样，忙碌、琐碎，却井然有序。 当天清晨7点，天还没亮透，窗外还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一辆挂着粤A牌照的大货车，顶着寒风缓缓驶入物流公司的院子，车轮碾过地面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司机跳下车，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和张明简单交接后，就开始卸这批从广州发过来的货物。箱子堆得像小山一样，有大有小，大多是普通的纸箱，印着各类商品的logo，唯有一个箱子，显得格格不入。 早上8点，工人们陆续到岗，穿着厚厚的棉衣，搓着手开始分拣货物。有的货物要转给同城的快递公司，送到客户手里；有的则按照物流单上的联系方式，打电话通知货主来自提。分拣线嗡嗡作响，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闲聊，抱怨着青岛的冬天太冷，盼着早点下班回家暖身子，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不起眼的纸箱，正静静地躺在角落，像一个隐藏着致命秘密的定时炸弹。 这批来自广州的货物里，那个特殊的纸箱，长宽各约50厘米，高80厘米左右，就是最常见的瓦楞纸箱，表面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特殊的印刷字体和图案，甚至连胶带都缠得有些潦草，一看就不像正规厂家发货的样子。物流单贴在纸箱的侧面，纸张有些泛黄，上面的字迹还算清晰，收货人名写着“宋德远”，货物品名标注的是“药品”，发货人要求必须自提，不能送货上门。 “宋德远？”张明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就觉得有些古怪。他把物流单拿在手里，反复念了两遍，听起来平平无奇，可盯着那三个字看久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后来他才反应过来，这个“宋”，不是宝字盖底下加个木的“宋”，而是“送走”的“送”；“德”是“得到”的“得”，“远”是“远近”的“远”，送得远，这三个字连起来，像是一种诡异的暗示，让人心里发毛。 更古怪的还在后面。上午9点多，分拣工人按照物流单上的手机号码，拨通了收货人的电话，想通知对方过来提货。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了起来，那边传来一个操着内蒙古口音的女性声音，语气里带着几分疑惑和不耐烦。 “喂？谁啊？” “您好，请问是宋德远先生吗？这里是青岛城阳顺通物流公司，您有一个从广州发来的快递，标注的是自提，麻烦您有空过来取一下。”工人客气地说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女子更不耐烦的声音：“你打错了吧？我不是宋德远，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我一直在内蒙古，从来没去过青岛，更不可能从广州发什么快递过来。” 工人愣了一下，以为是自己拨错了号码，反复核对了几遍，确认号码没错，又耐心解释：“女士，您的手机号码和我们物流单上的一致，您再想想？货是从广州发过来的，品名是药品，您是不是帮别人代收的？” “不可能！”女子的声音陡然提高，“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在广州，也没人会给我寄药品，你们肯定是搞错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烦不烦啊！”说完，就“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工人拿着电话，一脸茫然地看向张明。张明心里的疑惑更重了，他亲自拿起电话，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可这次，电话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他又连续打了三四遍，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直接被挂断，到最后，甚至提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单据上的收货人不认货，自提的货物也始终没有人来提，这种情况，在物流单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张明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从业五年，见过货主留错电话的，见过代收人忘记提货的，却从来没见过收货人直接否认自己是货主，还直接拉黑电话的。 整个上午，张明都心神不宁，时不时就去角落里看一眼那个纸箱，总觉得心里堵得慌。工人们也议论纷纷，有人说可能是发货人填错了信息，有人说会不会是违禁品，还有人开玩笑说，里面说不定装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张明呵斥了几句，让大家专心干活，可他自己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 到了下午两点多，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负责看管货物的工人突然跑过来，脸色发白地对张明说：“张老板，不好了！那个广州来的纸箱，好像漏了！” 张明心里一沉，快步跟着工人跑到角落，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纸箱，纸箱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破损口，暗红色的液体正从破损口慢慢渗出，滴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个深色的印记。更让人不安的是，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异味，不是药品的味道，也不是纸箱受潮的味道，而是一种类似铁锈混合着腐烂的怪味，让人胃里一阵翻涌。 “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年轻工人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声音都有些发颤，“不是说里面是药品吗？怎么会漏这种东西，还这么难闻？” “会不会是药品变质了？”另一个工人猜测道，“广州那边暖和，青岛这么冷，温差太大，说不定药品冻裂了，漏出来的是药水？” 可张明却摇了摇头。他凑近纸箱，仔细闻了闻那股异味，又看了看地上的暗红色液体，心里的不安达到了顶点。药品变质，绝不会是这种味道，而且这种液体的颜色，太像血了。他从事物流行业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货物，也见过货物破损漏液的情况，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工人们都慌了神，有人说要赶紧联系发货人，可物流单上根本没有发货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只有一个和收货人一样的手机号码，现在还关机了。有人说要把纸箱扔了，可万一里面真的是贵重药品，或者有什么其他问题，他们根本承担不起责任。 张明皱着眉，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里面真的是危险品，或者有什么违法违规的东西，拖延下去只会更麻烦。经过一番商量，他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打开纸箱，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下午4点，物流公司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张明找来了一副手套，又让两个年轻力壮的工人在旁边帮忙，其余的工人都远远地站在一边，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好奇，没人敢靠近。 “大家都离远点，小心点，别碰里面的东西。”张明叮嘱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抓住纸箱的胶带，一点点撕开。胶带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每撕一下，所有人的心跳就加快一分。 纸箱被打开的那一刻，一股更浓烈的异味扑面而来，几个工人忍不住捂住了鼻子，甚至有人当场干呕起来。张明强忍着胃里的不适，探头向里面看去，里面没有什么药品，只有一些杂乱的东西：一张大王扑克牌，一盒拆开的椰树牌香烟，几张皱巴巴的广州当地报纸，还有几件叠得乱七八糟的女性上衣，以及一块沾着污渍的床单。 “搞什么啊，这哪里是什么药品？”一个工人松了口气，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满，“这发货人是故意恶作剧吧？” 张明却没有放松警惕，他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戴上手套，伸手将里面的杂物一点点拿出来，扑克牌、香烟、报纸、衣服……当他拿起最后一件女性上衣，准备把床单也拿出来的时候，手指突然触碰到了一个坚硬而冰冷的东西，触感异常诡异，不像是衣物，也不像是任何他熟悉的货物。 他的心猛地一沉，双手微微发抖，慢慢掀开了那层床单。就在床单被掀开的瞬间，张明浑身一僵，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的两个工人凑过来一看，吓得“啊”的一声尖叫，连连后退，甚至有人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 只见在层层杂物的包裹之下，赫然躺着一具男性尸体的躯干部位，皮肤已经失去了血色，呈现出一种青紫色，暗红色的液体正是从这里渗出来的，那股刺鼻的异味，也正是从尸体上散发出来的。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出了一身冷汗，办公室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众人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物流纸箱里发现尸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城阳区的物流圈传开了。附近物流公司的老板和工人，都纷纷过来围观，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传闻层出不穷。有人说死者是被人仇杀的，有人说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还有人说发货人和收货人都是凶手，故意用物流来抛尸。 张明缓过神来，第一时间拿起电话，拨通了110报警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的声音还在发抖：“喂，警察同志，快来！我们物流公司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在一个快递纸箱里！” 接到报案后，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民警，立即会同城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火速赶到了顺通物流公司。民警们封锁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随后开始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法医也赶到了现场，对尸体进行初步的检验，提取相关的物证。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市局和分局联合成立了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李队担任组长，抽调了精干的警力，全力展开侦查工作。专案组的民警们，首先把目光放在了那张物流单据上，希望能从上面找到一些线索。 经过仔细查看，民警发现，这张物流单据上的信息非常不完整。发货日期是2007年1月4日，始发地是广州，目的地是青岛，收货人名是“宋德远”（送得远），货物品名是“药品”，发货人姓名一栏是空的，没有填写。更奇怪的是，发货人还为这箱“药品”投了30元的保险，保额是1万元。 这张单据上的疑点，不止一处。民警们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后发现，收货人“宋德远”的名字，并不是一次写成的，而是经过了涂改。透过涂改的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来写的收货人名是“宋德远”，但那个“宋”，是宝字盖底下加个木的“宋”，“德”是道德的“德”，“远”是远近的“远”。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发货人在填写完成后，又把“宋”改成了“送”，变成了“送得远”。 更可疑的是，单据上收货人留下的手机号码，和发货人留下的联系方式，竟然是同一个号码，也就是那个内蒙古女子的手机号。除此之外，单据上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没有发货人的地址，没有身份证号，甚至连发货时的签名都没有。 专案组的民警，按照单据上的手机号码，再次尝试联系那个内蒙古女子。电话响了很久，终于被接了起来，还是那个操着内蒙古口音的女子，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和愤怒：“我都说了，我不是宋德远，也没有什么快递！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再打电话骚扰我，我就报警了！” 民警耐心地向女子解释，说明他们是警察，正在调查一起案件，希望她能配合。可女子根本不听，语气越发激动：“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再说最后一遍，我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从来没去过广州，也没去过青岛，更不认识什么宋德远！你们别再烦我了！”说完，再次挂断了电话，之后无论民警怎么打，都再也打不通了。 从女子的语气和反应来看，她似乎真的与此案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被无辜牵扯进来的人。但出于谨慎，李队还是决定，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内蒙古当地的警方，请当地警方协助调查，核实这名女子的真实身份、近期行踪，以及她的社会关系，排除她的作案嫌疑。 调查结果很快就反馈了回来。这名女子名叫王芳，是内蒙古当地一家超市的收银员，性格老实本分，在当地生活了一辈子，近半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也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她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家人、朋友都在内蒙古本地，没有任何亲属或朋友在广州、青岛等地，也从来没有和这两个城市的人有过联系。 至此，专案组基本排除了王芳与此案的关系。大家推测，发货人应该是随便在网上搜到了一个手机号码，填在了物流单上，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让警方无法追查。 与此同时，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死者为男性，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身高约1.7米，体型瘦弱，死亡时间大概在3至5天左右，也就是1月2日至1月4日之间。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扼压痕迹，初步判断是被人掐死的，死后被人分尸，只将躯干部位装进了纸箱，运往青岛。 民警们再次对纸箱内的杂物进行了仔细的清查，希望能找到一些与死者身份相关的线索。除了之前发现的大王扑克牌、椰树牌香烟、广州报纸、女性上衣和床单之外，还发现了一个一次性打火机，打火机上印着“金满玉液 广州粤垦路”的字样。 这些杂物，个个都透着古怪。床单用来包裹尸体，还能说得过去，可一张大王扑克牌、一盒香烟、一个打火机，为什么会被塞进纸箱里？是发货人无意夹带进去的，还是故意留下的线索？更让人疑惑的是，死者明明是男性，纸箱里却有两件女性上衣，这两件衣服是谁的？和死者、和凶手，又有什么关系？ 案件被层层的迷雾笼罩着，专案组的民警们个个压力巨大。但大家都很清楚，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必须去的，广州。因为这箱尸体，是从广州发过来的，发货人在广州，死者的遇害地点，大概率也在广州。只有去广州，找到发货人，才能一步步揭开案件的真相。 经过一番准备，1月8日清晨，李队带着专案组的四名民警，登上了飞往广州的飞机。此时的广州，虽然没有青岛那么寒冷，但也透着一股湿冷的气息，与青岛的干冷截然不同。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后，民警们连饭都来不及吃，甚至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就火速赶往了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根据物流单据上的信息，这箱货物，就是从这里的一家物流公司发出的。 2007年的广州，物流业已经非常发达，白云区作为广州的物流枢纽，聚集了大量的物流公司，沙太路更是物流园区的集中地，这里大大小小的物流公司有上百家，每天都有无数的货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车水马龙，异常繁忙。据当时的资料显示，2007年广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7109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达732亿元，占Gdp的10%，物流业已经成为广州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白云区的物流园区，正是这一产业的重要载体。 专案组民警赶到那家物流公司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物流公司的负责人是一个中年男人，姓刘，得知民警的来意后，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连忙配合民警的调查。民警们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要求：调取1月4日晚上的监控视频，找到那个发货的人。 可刘老板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民警们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警察同志，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刘老板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语气急促地说，“我们公司的监控录像，是自动录存的，只能保存7天，超过7天，新的视频就会自动覆盖旧的。今天已经是8号了，1月4号的监控，再过两个小时，就会被自动删除了！” 民警们心里一阵后怕，如果他们再晚来两个小时，这段关键的监控视频就会永远消失，案件的侦破，很可能会陷入僵局。李队当即下令，让技术民警立即调取监控，拷贝1月4日晚上的所有视频，不能有任何遗漏。 技术民警迅速行动起来，很快就调取了1月4日晚上的监控视频。经过仔细查看，一段珍贵的画面被找到了，1月4日晚上6点30分左右，一名身高大约1.7米左右、体型中等的中年男子，走进了这家物流公司。他上身穿一件红褐色的立领上衣，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手里拿着一副墨镜，走路匆匆，神色有些慌张，眼神时不时地四处张望，像是在躲避什么。 男子走到物流柜台前，向工作人员说明了要发货，随后从外面搬进来一个大纸箱，正是那个发往青岛、藏有尸体的纸箱。他填写物流单的时候，动作很快，甚至有些潦草，还时不时地抬头看向门口，显得十分急躁。办理完托运手续后，他没有多做停留，抱着剩下的东西，匆匆离开了物流公司。 专案组的民警们，反复观看这段监控视频，试图看清男子的样貌，可由于当时天色已晚，监控摄像头的清晰度不高，再加上男子始终低着头，偶尔抬头的时候，也因为光线昏暗，无法看清他的具体样貌，只能看清他的大致身形和穿着。 随后，民警们拿着那张收货人是“宋德远”的物流单，对这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逐一走访，重点询问了1月4日傍晚的值班人员。可遗憾的是，当天晚上发货的人很多，工作人员都很忙，并没有人对这个中年男子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他发货的时候非常着急，语气也很急促。 “我记得他，”一名值班的女员工回忆道，“他进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能不能把一件药品发到上海，我告诉他，发上海的话，因为年底物流繁忙，需要等几天才能发货。他听了之后，显得很着急，又问我，能不能立刻发青岛，我说可以，当天发货，三天就能到。他听了之后，才松了口气，很快就填写了物流单，还特意要求给货物买了30元的保险，保额1万元。” “他当时有没有说什么别的？比如货物里面装的是什么，或者发货人是谁？”李队问道。 女员工摇了摇头：“没有，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个劲地催我快点办理，办理完就匆匆走了，我甚至都没看清他的脸。” 虽然没有从工作人员口中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但监控视频已经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重大的进展。根据监控视频显示，这名中年男子在发货的时候，还携带了其他的东西，很可能还有其他的纸箱。 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即联系了这家物流公司所在的物流园区管理方，调取了1月4日当天园区内的所有监控视频。这个物流园区占地面积很大，是白云区规模较大的物流园区之一，园区内道路纵横交错，物流公司林立，监控摄像头遍布各个角落。民警们分成两组，对当天的视频资料进行反复的排查、筛选，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这名中年男子进入园区的视频。 在正对着那家物流公司门口的一处监控摄像头中，民警们看到，1月4日傍晚6点15分左右，一辆浅蓝色的起亚出租车，缓缓驶入了物流园区，停在了那家物流公司的门口。随后，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一名男子，正是监控中那个发货的中年男子。他从车上搬下来三个纸箱，每个纸箱的大小都差不多，和发往青岛的那个纸箱一模一样。 男子搬下三个纸箱后，抱着其中一个，匆匆走进了那家物流公司，剩下的两个纸箱，就放在出租车旁边。大约15分钟后，男子从物流公司里走了出来，脸色依旧有些慌张，他抱起剩下的两个纸箱，没有朝园区的大门方向走，而是朝着园区内部的其他物流公司走去，之后，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监控的盲区，再也没有出现过。 看到这段视频，专案组的民警们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名中年男子携带的另外两个纸箱，里面很可能也装着尸体的其余部分。他之所以选择在三家不同的物流公司发货，就是为了分散警方的注意力，将尸体的不同部分，发往不同的城市，让警方难以察觉，从而达到抛尸灭迹的目的。 可这个推测，想要验证并不容易。整个物流园区占地面积巨大，园区内大大小小的物流公司有200多家，即使是缩小了排查范围，聚焦在男子行走的方向，也有将近百家物流公司。而且，当时广州的很多小物流公司，管理都比较混乱，没有规范的发货记录，有的甚至连监控都没有安装，或者监控无法正常工作，再加上工作人员大多是倒班制，一个班的员工，根本不清楚上一个班的员工所接触的人和货，这给排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好在，广州警方得知情况后，立即抽调了大量的警力，配合青岛专案组的民警，展开了全面的走访排查工作。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按照男子行走的方向，逐一走访园区内的物流公司，同时，民警们还模拟了男子当时的情景，携带和那三个纸箱大小、重量相似的箱子，按照他进出第一家物流公司的时间，一步步排查他可能去过的地方。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重点排查了1月4日晚上，园区内所有物流公司的发货记录，重点寻找收货人是“宋德远”的发货单据，以及和青岛那张物流单字迹相似的单据。 排查工作异常艰难，民警们每天都要走访几十家物流公司，从早上忙到深夜，饿了就吃一口盒饭，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一会儿，嗓子喊哑了，脚也磨破了，却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心里很清楚，每多走访一家物流公司，就多一分找到线索的希望。 就这样，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奋战，在1月8日深夜，排查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民警们在园区内的一家小型物流公司里，查询1月4日当天的发货记录时，发现了一张收货人名为“宋德远”的发货单据，这个“宋”，是宝字盖底下加个木的“宋”，和青岛那张物流单上涂改前的收货人姓名一模一样，而且两张单据上的字迹，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填写的。 更让民警们兴奋的是，这张单据上留下的联系方式，和青岛那张物流单上的联系方式，完全一致，都是那个内蒙古女子王芳的手机号。有了这个线索，民警们士气大振，立即扩大排查范围，很快，又在园区内的另一家物流公司里，找到了一张收货人同样为“宋德远”（宝字盖宋）的发货单据，联系方式同样是王芳的手机号。 至此，这名可疑男子的发货记录，终于完整地浮出了水面。根据三张物流单据显示，1月4日傍晚6点30分、7点、8点，这名男子先后在三家不同的物流公司，向外地发了三个纸箱，目的地分别是青岛、江阴、北京。 此时，青岛和顺通物流公司已经收到了那个藏有尸体躯干部位的纸箱，北京的物流公司也收到了一个无人认领的纸箱，只有发往江阴的那个纸箱，还在运输途中，刚刚抵达张家港。 案件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起案件，涉及青岛、北京、张家港三个城市，性质恶劣，影响极大。专案组立即将案件逐级上报到公安部，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下令，要求北京、张家港两地的警方，连夜行动，截获那两个可疑纸箱，同时配合青岛、广州警方，展开全面侦查。 接到命令后，北京、张家港两地的警方，立即行动起来，连夜赶到了当地的物流公司，找到了那两个可疑纸箱。经过开箱排查，民警们确认，这两个纸箱内，果然包裹着青岛发现的那具男性尸体的剩余部分，一个头颅和两条四肢。至此，这具男性尸体的各个部分，终于被全部找到，可死者的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尽管已经找到了完整的尸体，但想要确认死者的身份，仍然困难重重。首先，这起案件涉及三个城市，尸体被分尸后，分别发往不同的地方，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证件、物品；其次，案发地点推测在广州，而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数量巨大、人员流动性极强的城市，2007年的广州，外来务工人员多达数百万，很多人常年不回家，甚至不和家中联系，即使死者的家人发现他失踪，也很可能在其他省市报案，想要通过对比广州当地的失踪人员信息，来确认死者身份，可能性几乎为零。 专案组的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李队召集所有民警，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大家各抒己见，最终决定，将侦查方向再次转回青岛，重新对发往青岛的那个纸箱内的所有杂物，进行全面的清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希望能从这些杂物中，找到一些与死者身份相关的线索。 民警们再次对纸箱内的杂物进行了仔细的梳理，逐一排查每一件物品。首先是那张出版于2006年12月30日的广州当地报纸，之所以确定是2006年，是因为民警们发现报纸上的日期有误，推测是发货人慌乱中，不小心塞进了过期的报纸。民警们找到了这家报社，询问了这份报纸的发行区域，希望能通过发行区域，缩小排查范围，找到死者或凶手的活动范围。可遗憾的是，这份报纸是广州当地的一份都市报，发行量非常大，覆盖了广州的各个区县，甚至还辐射到了周边的城市，根本无法通过发行区域，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接下来是那盒椰树牌香烟。民警们了解到，椰树牌香烟是广州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种香烟，价格便宜，单盒价格大约在3元钱左右，主要面向的是普通打工者和低收入人群。无论是这盒香烟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都可以推测，死者或凶手，很可能是在广州务工的人员，而且经济条件一般，两人之间，很可能有着某种交集，比如同事、朋友，或者邻居。 然后是那个一次性打火机，打火机上印着“金满玉液 广州粤垦路”的字样。粤垦路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是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街道两旁有很多小商店、餐馆和出租屋。民警们立即赶到了粤垦路，找到了那家印有“金满玉液”字样的小商店。店主是一个老年男人，民警们拿出死者的面部还原照片，让店主辨认，可店主看了很久，还是摇了摇头，说自己每天接触的客人太多了，都是些普通的打工者和路人，根本记不清具体的面孔，也不记得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通过广东省商标管理部门，查询了纸箱内发现的两件女性上衣和床单的商标，希望能找到生产厂家和销售范围，从而缩小侦查范围。可经过一番查询，民警们发现，这些衣物和床单，都是一些没有知名品牌的地摊货，生产厂家在广州的一个小作坊里，销售范围遍布广州的各个小商品市场和地摊，根本无法通过这些信息，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一次次的排查，一次次的无果，让民警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可大家并没有放弃。李队鼓励大家：“线索肯定就在这些细节里，我们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民警们再次梳理所有的线索，突然意识到，那个打火机上的“粤垦路”，或许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粤垦路位于天河区，而物流公司所在的沙太路位于白云区，两个区域相距不算太远，但也不算近，凶手为什么会带着印有粤垦路字样的打火机？这说明，凶手或死者，很可能在粤垦路附近活动、居住，而不是在沙太路附近。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重新看到了希望。接下来，专案组的侦查重点，转移到了嫌疑人的行踪上，而之前获取的监控视频，再次成为了案件侦查的关键。民警们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物流园区门口的监控视频，试图从中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可遗憾的是，物流园区门口的监控视频，距离较远，清晰度不够，无法辨认出嫌疑人的样貌特征。嫌疑人乘坐的那辆浅蓝色起亚出租车，只能看清大致的车型，无法看清车牌号，这给追查出租车的行踪，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但民警们并没有气馁，技术民警将监控视频放大、逐帧查看，经过数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发现了这辆出租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出租车顶灯上的字迹看不清楚，但能够隐约看出，顶灯上有四个字，推测应该是出租车公司的名字。 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后，专案组立即会同广州警方，调取了沙太路周边大量的监控视频，试图找到这辆出租车的行踪，确认出租车公司的名字。可沙太路是广州的交通要道，车流量非常大，再加上当时天色已晚，监控清晰度有限，调取了大量的视频，仍然没有找到这辆出租车的其他线索。 “既然找不到视频线索，我们就去马路上蹲点！”李队当机立断，“广州的出租车顶灯，大多是没有字，或者只有两个字，四个字的应该很少，我们分头去马路上蹲守，一定能找到这家出租车公司！” 随后，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分别在广州的主要街道、路口蹲守，仔细观察过往的出租车，重点寻找顶灯上有四个字的出租车。广州的冬天虽然不冷，但湿冷的天气，还是让民警们冻得瑟瑟发抖，可大家没有一个人退缩，眼睛死死地盯着过往的车辆，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线索。 蹲守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们发现，过往的出租车中，顶灯上有四个字的，果然非常少见。经过反复的观察和确认，民警们终于锁定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天湖统一出租车公司。这家公司的出租车，顶灯上用红色的字体，印着“天湖统一”四个字，和监控视频中看到的特征，完全一致。 案件的侦查，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民警们立即联系了天湖统一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向其说明情况，希望能调取该公司1月4日下午的出租车行驶记录，找到那辆载着嫌疑人的浅蓝色起亚出租车。 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非常配合民警的工作，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调取了公司的车辆行驶记录。据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共有297辆起亚牌出租车，其中，近一段时间，有大约100辆出租车，因为车辆更新，安装了GpS定位系统，能够清晰地记录车辆的行驶轨迹和时间。 技术民警立即对这100辆安装了GpS定位系统的出租车，在1月4日下午的行驶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查询。经过仔细的筛选，民警们发现，有两辆出租车，在1月4日下午6点左右，先后去过白云区沙太路的那个物流园区，这与嫌疑人进入园区的时间，高度吻合。 民警们立即找到了这两辆出租车的司机，对他们进行了询问。其中一辆出租车的司机表示，1月4日下午6点左右，他确实去过沙太路的物流园区，但只是在园区门口，将一名乘客放下，那名乘客没有携带任何纸箱，而且体型、穿着，都和监控中的嫌疑人不符，排除了嫌疑。 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姓赵，是一名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当民警们向他询问1月4日下午的载客情况时，赵师傅仔细回忆了一下，很快就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语气肯定地说：“我记得那天下午，大概5点30分左右，我在元岗村的一处老旧小区门口，接到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那个小区很旧，都是老居民楼，位置比较偏。” “你再仔细想想，这两名乘客的样貌、穿着，还有当时的情况，越详细越好。”李队连忙说道。 赵师傅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了一会儿，缓缓说道：“那个男乘客，大概30来岁，身高大约1.75米左右，体型中等，上身穿一件红褐色的立领上衣，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手里拿着一副墨镜，即使是傍晚，光线很暗，他也一直戴着墨镜，看起来很奇怪。那个女乘客，大概40岁左右，身高不到1.6米，有点胖，脸上肉比较多，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说话带着一点广州本地的口音。” “他们当时有没有携带什么东西？” “有！”赵师傅点了点头，“他们携带了三个大纸箱，和普通的快递纸箱一样大，看起来很重，那个男乘客，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三个纸箱搬到车上。我当时还好奇，这么晚了，他们带着这么重的纸箱去干什么，可我也没好意思问。” “他们当时说要去哪里？在车上有没有说什么话？” “他们说要去白云区沙太路的物流园区。”赵师傅说道，“在车上，他们两个人话很少，几乎没怎么说话，气氛很尴尬。我本来想走大路，大路好走，也快一些，可那个女乘客，却一直让我走小路，说小路距离近，能节省时间。我看她对广州的道路很熟悉，就按照她指的路走了，一路上，她都在盯着窗外，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到了物流园区之后，他们做了什么？” “到了物流园区门口，那个女乘客先下了车，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像是在放风。那个男乘客，带着三个纸箱，让我开车把他送到园区里面的一家物流公司门口。到了之后，他付了车费，就把三个纸箱搬下车，走进了那家物流公司。我等了一会儿，没看到他出来，就开车走了。” 赵师傅的回忆，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兴奋不已。这两名乘客的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嫌疑人，高度吻合，而且他们携带的三个纸箱，也和发往青岛、江阴、北京的三个纸箱一致。很明显，这两名乘客，就是本案的凶手！ 民警们立即再次调取了物流园区门口的监控视频，按照赵师傅的描述，仔细排查，果然在监控视频中，找到了那个女乘客的身影，她站在园区门口，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和赵师傅描述的一模一样。 真相，越来越近了。根据赵师傅提供的乘车地点，元岗村的一处老旧小区，专案组立即决定，对该小区展开地毯式的清查，务必找到这两名嫌疑人的踪迹。 1月11日晚上，广州的天气依旧湿冷，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穿着便衣，悄悄潜入了元岗村的那处老旧小区。这个小区是典型的城中村小区，房屋密集，道路狭窄，人员复杂，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这里，管理混乱，没有监控摄像头，这给排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民警们采取秘密排查的方式，逐栋楼、逐户进行排查，同时询问小区的居民、楼长，了解近期有没有见过符合特征的一男一女。可第一轮排查下来，却扑了个空，没有发现任何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也没有居民见过这两名乘客。 “难道他们在作案后，已经逃离了广州？”有民警疑惑地说道。 李队摇了摇头：“不可能，他们1月4日才发货，短短几天时间，不可能逃得太远，而且他们很可能还在广州，只是隐藏了起来。我们不能放弃，进行第二轮排查，这一次，不仅要排查住户，还要重点询问小区的楼长、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和居民接触多，可能会有线索。” 随后，民警们展开了第二轮排查。这一次，民警们找到了小区的楼长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详细描述了两名嫌疑人的特征，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名居住在该小区的老太太，在听了民警的描述后，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我好像见过那个女的，她住在我家那栋楼的6楼，姓方，平时很少说话，看起来挺内向的。她经常一个人住，不过，最近几个月，经常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来找她，那个男人的身高、穿着，和你们描述的差不多，两个人有时候一起出门，有时候一起回来，看起来关系很亲密。” “您确定吗？她住6楼哪一户？”李队连忙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 “确定，就是6楼最东边的那一户。”老太太点了点头，“我每天早上都要下楼买菜，经常能碰到他们，那个女的有点胖，说话带着广州口音，那个男的，有时候会戴墨镜，看起来挺酷的，不过也挺奇怪的，有时候大晚上的也戴墨镜。” 得到这个线索后，民警们立即行动起来，悄悄登上了6楼，来到了最东边的那一户门口。李队示意大家做好准备，随后轻轻敲响了房门。 “咚咚咚，” 房门响了几声，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几分警惕：“谁啊？” “您好，我们是社区居委会的，过来登记一下住户信息，麻烦您开一下门。”民警们故意压低声音，装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里面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脚步声，房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隙，一个有点胖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正是民警们要找的嫌疑人！她看到门口站着几个陌生男人，神色瞬间变得慌张，想要关门，可民警们反应迅速，立即上前，按住了房门，将她控制住。 这名女子，正是方艳，出生于1967年，广州本地人。民警们立即对她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在卫生间里，提取到了少量的人体组织和血迹，经过初步检测，这些血迹和人体组织，很可能来自死者。 面对民警的询问和提取到的物证，方艳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她低着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断断续续地供述了自己伙同情人陈涛，杀人碎尸、物流抛尸的犯罪事实。 根据方艳的供述，民警们立即行动，在广州一家物流公司里，将方艳的情人陈涛抓获归案。陈涛，出生于1975年，广东梅州人，在广州的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熟悉物流托运的流程，才想到了用物流抛尸的方法。 随后，法医对在方艳出租屋卫生间里提取到的血迹和人体组织，进行了dNA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些血迹和人体组织，与青岛发现的那具男性尸体的dNA，完全一致。至此，这起震惊三地的物流藏尸案，终于真相大白。 这是一起因感情纠葛引发的命案，死者名叫李建宝，出生于1957年，山东人，在广州打工已经十多年了，经过多年的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积蓄，为人性格固执，占有欲很强。 事情的经过，还要从2002年说起。2002年，方艳和丈夫一起，从老家来到广州打工，丈夫在广州找了一份建筑工人的工作，后来因为老家有事，就回到了河南荥阳的老家，只留下方艳一个人，在广州打工，租住在元岗村的那处出租屋里。 独自一人在广州的方艳，感到十分孤独，平时除了上班，就很少出门。2006年年初，方艳在一家小工厂上班时，认识了李建宝。李建宝比方艳大10岁，为人成熟稳重，出手也比较大方，经常对方向艳嘘寒问暖，久而久之，孤独的方艳，就对李建宝产生了好感，两个人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 刚开始，两个人的关系很好，李建宝经常给方艳买衣服、买礼物，还经常请她吃饭，方艳也沉浸在这份感情里，暂时忘记了孤独。可相处久了，方艳就发现，李建宝的性格非常固执，占有欲很强，他不允许方艳和其他男人说话、来往，甚至还经常干涉方艳的工作和生活，这让方艳感到越来越压抑。 2006年3月份，方艳在一次物流发货时，认识了在物流公司工作的陈涛。陈涛年轻高大，性格开朗，说话幽默，和固执的李建宝相比，陈涛更能懂方艳的心思，也更能包容她。方艳很快就被陈涛吸引，两个人来往越来越密切，到了2006年年底，方艳就和陈涛开始同居，搬到了一起住，同时，她也开始刻意疏远李建宝，想要和李建宝断绝关系。 李建宝发现方艳疏远自己，还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后，非常愤怒。他多次找到方艳，希望方艳能回心转意，和陈涛断绝关系，重新和自己在一起。可方艳已经下定决心，想要摆脱李建宝，一次次地拒绝了他。 被拒绝后的李建宝，变得越来越极端，他开始频繁地骚扰方艳，不仅经常去方艳的出租屋门口堵她，还打电话威胁她，甚至还向方艳索要自己之前为她花的钱，声称如果方艳不还钱，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情人关系，告诉方艳的丈夫和家人，让她身败名裂。 方艳感到十分害怕，她既不想让丈夫和家人知道自己的婚外情，也不想一直被李建宝骚扰，可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陈涛，陈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两个人商量着，想办法摆脱李建宝的纠缠，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1月4日早上，方艳正在出租屋里，突然接到了李建宝的电话，李建宝在电话里说，他要过来拿自己放在方艳这里的东西，其实，他是想再次找方艳索要钱财，逼方艳回心转意。方艳害怕陈涛和李建宝见面后发生冲突，也害怕李建宝闹事，就让陈涛躲在卫生间里，不要出来。 没过多久，李建宝就来到了方艳的出租屋，一进门，就开始向方艳索要钱财，语气十分凶狠。方艳不愿意给钱，两个人很快就发生了争吵，争吵越来越激烈，从最初的争执，变成了互相指责、谩骂。李建宝气得双眼通红，指着方艳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背叛我，跟那个小白脸在一起！今天你必须把我给你花的钱还给我，不然我就把我们的事捅到你老家去，让你丈夫休了你，让你在老家抬不起头！” 方艳被骂得脸色发白，又气又怕，她冲着李建宝大喊：“我没有欠你的！那些钱是你自愿给我的，我没有逼你！你不要再纠缠我了，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结束？我说结束才算结束！”李建宝被彻底激怒了，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方艳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把方艳的手腕捏碎，“我告诉你，方艳，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要么跟我回去，要么还钱，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方艳疼得眼泪直流，拼命挣扎，可她的力气根本比不上李建宝，怎么也挣脱不开。慌乱之中，她想到了放在茶几上的手机，想要拿起手机报警，可她的手刚碰到手机，就被李建宝一把抢了过去，狠狠摔在地上，手机瞬间摔得粉碎。 “你还敢报警？”李建宝目露凶光，更加愤怒了，他猛地松开方艳的手腕，一把掐住了方艳的脖子，“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 方艳被掐得喘不过气来，脸色瞬间变得青紫，双手拼命抓挠着李建宝的手，双脚胡乱蹬踏，嘴里发出“呜呜”的求救声。她的手指不小心抓伤了李建宝的手臂，李建宝吃痛，更加用力地掐着她的脖子，还一口咬在了方艳的手指上，剧烈的疼痛让方艳几乎晕厥。 就在方艳快要窒息的时候，躲在卫生间里的陈涛，听到了外面激烈的争吵声和方艳的求救声，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推开门，冲了出去，一眼就看到李建宝正死死地掐着方艳的脖子，方艳已经奄奄一息。 陈涛顿时红了眼，他来不及多想，冲上前去，一把抓住李建宝的后背，用力将他往后拽。李建宝没想到卫生间里还有人，猝不及防之下，被陈涛拽得一个趔趄，松开了掐着方艳脖子的手。方艳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咳嗽不止，脖子上留下了一圈深深的红痕。 李建宝稳住身形，转头看到陈涛，顿时怒火中烧：“你就是那个小白脸？竟敢坏我的好事！今天我连你一起收拾！”说着，就朝着陈涛扑了过去。陈涛年轻力壮，又常年在物流公司干活，力气比李建宝大得多，他侧身躲开李建宝的扑击，反手一拳打在李建宝的脸上，李建宝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嘴角流出了鲜血。 被打后的李建宝更加疯狂，再次朝着陈涛扑来，两人扭打在一起。方艳缓过神来，看到陈涛和李建宝扭打在一起，生怕陈涛吃亏，也顾不上身体的疼痛，冲上前去，抱住李建宝的胳膊，用力撕扯。李建宝被两人夹击，渐渐体力不支，陈涛趁机按住他的后背，将他按倒在沙发上，方艳也连忙扑上去，按住李建宝的胳膊和腿。 李建宝拼命挣扎，嘴里不停地咒骂着，还试图反抗。方艳看着李建宝凶狠的样子，想到他之前的骚扰和威胁，又想到自己刚才差点被掐死，一股恐惧和愤怒涌上心头，她对着陈涛大喊：“别放过他！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陈涛的怒火。他死死地按住李建宝的脖子，方艳也用力按住李建宝的身体，不让他动弹。李建宝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呼吸也越来越急促，脸色从青紫变成了惨白，最后，彻底停止了挣扎，身体也变得僵硬起来。 陈涛和方艳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恐惧和慌乱。他们松开手，试探着摸了摸李建宝的鼻子，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李建宝，被他们活活掐死了。 出租屋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两人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跳声。方艳看着李建宝的尸体，吓得浑身发抖，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嘴里喃喃自语：“我们杀人了……我们真的杀人了……怎么办？警察会找到我们的……” 陈涛也慌了神，他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脸色惨白。他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枪毙，就浑身发冷。但他很快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对着方艳说：“别慌！现在慌也没用，我们必须想办法处理掉尸体，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方艳抬起头，看着陈涛，眼神里充满了无助：“怎么处理？尸体这么大，我们根本运不出去啊！” 陈涛皱着眉，沉思了很久。他在物流公司工作多年，经常接触各种货物，也知道物流托运的流程，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里闪过：“我们可以把尸体分尸，装进纸箱里，通过物流寄到外地去，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方艳听到“分尸”两个字，吓得浑身一哆嗦，连连摇头：“不行！太可怕了，我不敢……”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陈涛语气坚定地说，“如果不处理掉尸体，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死定了！分尸虽然可怕，但只要我们做得干净，就不会有人发现。我熟悉物流流程，只要我们把尸体装进纸箱，伪装成普通货物，寄到偏远的地方，谁也不会想到里面装的是尸体！” 方艳看着李建宝的尸体，又看了看陈涛坚定的眼神，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她咬了咬牙，点了点头，泪水再次掉了下来：“好……我听你的，我们一起处理，一定要做得干净点。” 随后，两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先把李建宝的尸体抬到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有下水道，方便清理痕迹。陈涛找来了一把菜刀和一把水果刀，方艳则找来了几个大纸箱和编织袋，这些纸箱，本来是陈涛用来装货物的，一直放在出租屋里，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分尸的过程，异常残忍，也异常艰难。方艳因为害怕，全程都在发抖，不敢直视，只能在一旁帮忙递东西、清理痕迹；陈涛虽然也很害怕，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点点地处理尸体，每一刀下去，都像是在跟自己的良知做斗争。卫生间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两人的衣服上、手上，都沾满了血迹。 不知道过了多久，尸体终于被处理完毕，分成了三个部分：躯干部位、头颅和四肢。他们把尸体的各个部分，分别用床单和编织袋包裹好，然后装进了三个大纸箱里。为了掩盖尸体的血腥味，也为了让纸箱看起来更像普通货物，他们在纸箱里塞进了几件方艳的旧上衣，这就是为什么藏尸纸箱里会有女性上衣的原因。 在忙碌的过程中，陈涛不小心把自己平时抽的椰树牌香烟，掉在了纸箱里，他当时太慌乱，没有发现；方艳也不小心把李建宝之前落在出租屋里的一张大王扑克牌，塞进了纸箱；而那个印着“金满玉液 广州粤垦路”的一次性打火机，是陈涛前几天在粤垦路的小商店买的，平时放在口袋里，干活的时候掉了出来，也被不小心塞进了纸箱。这些无意之间夹带进去的杂物，后来都成了警方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 处理完尸体，两人又开始清理出租屋里的痕迹。他们用消毒液清洗卫生间的地面和墙壁，擦掉地上的血迹，把沾有血迹的衣服和床单，塞进编织袋里，打算后续一起扔掉。他们还把李建宝摔碎的手机，捡起来装进塑料袋里，也打算扔掉，防止留下线索。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两人累得浑身是汗，脸色苍白，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恐惧。他们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陈涛开口说道：“现在，我们要把这三个纸箱寄出去，寄到不同的城市，越远越好，这样警方就很难查到我们头上。” 方艳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都听你的，你说寄到哪里，就寄到哪里。” 陈涛想了想，说道：“我在物流公司工作，知道青岛、江阴、北京这三个城市距离广州都很远，而且物流发达，货物周转快，不容易被察觉。我们就把这三个纸箱，分别寄到这三个城市。” 随后，两人简单收拾了一下，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把三个纸箱搬到楼下。他们不敢乘坐公交车，也不敢打车太近，怕被人记住，就步行了一段距离，来到了元岗村附近的一个路口，等待出租车。 大约5点30分左右，一辆浅蓝色的起亚出租车经过，方艳连忙挥手拦车。出租车停下后，陈涛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三个沉重的纸箱搬到车上。上车后，方艳告诉司机，要去白云区沙太路的物流园区，还特意让司机走小路，因为她害怕走大路会被监控拍到，也害怕遇到熟人。 一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气氛十分紧张。方艳一直盯着窗外，四处张望，生怕被人发现异常；陈涛则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拳头，心里忐忑不安，脑海里反复回想处理尸体的过程，生怕哪里留下了痕迹。 大约6点15分左右，出租车到达了沙太路的物流园区。方艳先下了车，站在园区门口，四处张望，像是在放风，确认没有异常后，才示意陈涛把纸箱搬下来。陈涛抱着一个纸箱，让司机开车把他送到园区里面的一家物流公司门口，方艳则在园区门口等候。 到了物流公司门口，陈涛付了车费，把纸箱搬下车，匆匆走进了物流公司。他走到柜台前，假装要寄药品，向工作人员询问发货到青岛的时间，得知当天发货，三天就能到后，他才松了口气。填写物流单的时候，他因为紧张，动作十分潦草，还特意把收货人姓名写成了“宋德远”，后来又觉得不妥，把“宋”改成了“送”，变成了“送得远”，暗示自己想要把尸体送得越远越好。 他还特意为这箱“药品”投了30元的保险，保额1万元，假装这箱货物很贵重，以此来掩盖里面的尸体。填写联系方式的时候，他随便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内蒙古的手机号码，填在了单据上，就是王芳的手机号，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让警方无法追查。 办理完托运手续后，陈涛匆匆离开了这家物流公司，抱着剩下的两个纸箱，朝着园区内的其他物流公司走去。他先后在另外两家物流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把另外两个纸箱，分别寄往了江阴和北京，收货人姓名都写成了“宋德远”，联系方式依然是王芳的手机号。 做完这一切，陈涛才走出物流园区，和方艳汇合。两人不敢多做停留，打车回到了出租屋。回到出租屋后，他们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出租屋，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才稍微松了口气。但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只要尸体被发现，警方就一定会追查到底，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获。 接下来的几天，方艳和陈涛都心神不宁，不敢出门，也不敢看电视、听广播，生怕看到关于物流藏尸案的新闻。他们每天都待在出租屋里，互相安慰，却又互相猜忌，害怕对方会出卖自己。 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天，青岛警方就发现了藏有尸体的纸箱，并且很快就锁定了广州，顺着线索，一步步找到了他们。当民警们出现在出租屋门口，将他们控制住的时候，方艳和陈涛都没有反抗，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 在审讯室里，方艳和陈涛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当民警们拿出在出租屋卫生间里提取到的血迹、人体组织，以及物流单据、监控视频、出租车司机的证言等证据时，他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自己杀人碎尸、物流抛尸的全部经过。 在后来的庭审过程中，方艳和陈涛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互相推脱责任。方艳说，杀人是陈涛先动手的，她只是被迫帮忙，是陈涛提议分尸和物流抛尸的；而陈涛则说，是方艳先让他帮忙反抗李建宝，也是方艳害怕李建宝报复，才提出要杀死李建宝，他只是被方艳怂恿的。 但无论他们如何推脱，都改变不了杀人的事实。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方艳和陈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考虑到方艳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处罚；陈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依法从重处罚。 2008年5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方艳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陈涛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第291章 老实丈夫被恶妻逼疯，持刀血溅家中 1995年的秋天，风里还带着夏末的余温，却已经有了几分凉意。合肥的街头，梧桐叶刚开始泛黄，老城区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路边的小卖部挂着褪色的塑料招牌，吆喝着“冰棍儿五毛钱一支”，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烟火气。这一年的9月份，对于20岁的穆远松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中专毕业了，没有回到老家那个贫瘠的小村庄，而是被分配到了安徽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从此在这座省城扎下了根。 穆远松生在安徽乡下，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里条件拮据，能供她读完中专，已经是拼尽全力。对于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学历不高，没什么背景，能在省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她长得清秀，皮肤是农村姑娘特有的健康肤色，眼神里带着几分刚踏入社会的懵懂和拘谨，还有一丝藏不住的对未来的憧憬。 参加工作后，穆远松格外努力。每天早早来到车间，擦设备、学技术、听师傅们讲解安装流程，哪怕是最脏最累的活，她也从不抱怨。在她眼里，这份工作是她摆脱农村、扎根城市的唯一依靠，她格外珍惜。身边的同事大多是本地人，说话带着一口地道的合肥方言，偶尔会调侃她的农村口音，但穆远松从不往心里去，只是默默努力，只想尽快融入这个陌生的城市。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工作稳定之后，头等大事就是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生子，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人生轨迹，穆远松也不例外。她心里盘算着，能找一个城里的男人，踏实稳重，能给她一个家，这辈子安安稳稳、平平淡淡，就足够了，就像身边大多数同事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完人生的三部曲。 缘分来得比想象中快。穆远松所在的车间，班长叫陶自平，比她大5岁，只有初中毕业，却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陶自平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老茧，那是常年摆弄设备留下的痕迹，但他性格温和，脾气极好，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待人真诚，不管对谁都和和气气，从来不会摆班长的架子。更让穆远松心动的是，陶自平的父母都是厂里的老工人，算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家里有一套老房子，不用他们婚后再为住房发愁。 陶自平也很喜欢这个踏实肯干、清秀单纯的农村姑娘。穆远松虽然话不多，但做事麻利，眼里有活，不像有些城里姑娘那样娇气。工作上，陶自平经常主动指导她，教她怎么操作设备，怎么排查故障；生活上，也会时不时关心她，天气冷了提醒她加衣服，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就从家里带些咸菜给她。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浪漫，没有鲜花和礼物，只有平淡中的温暖。陶自平会骑着自行车，载着穆远松穿梭在合肥的街头，去城隍庙逛一逛，去淮河路吃一碗馄饨，晚风拂过，带着彼此的心跳，简单而幸福。穆远松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陶自平踏实、可靠，能给她安全感，跟着他，这辈子一定能安安稳稳。 1997年元旦，天寒地冻，合肥的街头飘着零星的雪花，穆远松和陶自平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昂贵的彩礼，只是请了厂里的同事和双方的亲戚，在一家小饭馆摆了几桌酒席。婚礼上，穆远松穿着一身红色的外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陶自平看着她，眼里满是温柔和宠溺。那一刻，穆远松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终于在这座城市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甜蜜。陶自平依旧温和体贴，每天下班回家，都会主动帮穆远松做家务，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从不抱怨。穆远松也依旧勤劳能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伺候公婆，照顾陶自平的饮食起居。厂里的同事都羡慕他们，说陶自平娶到了一个好媳妇，穆远松嫁对了人。 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小小的婴儿皱着眉头，哭声洪亮，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更多的欢乐。陶自平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就冲进屋里，抱着儿子爱不释手，再累也不觉得辛苦。穆远松看着怀里的孩子，看着身边温柔的丈夫，心里满是满足，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圆满了，当初的梦想都实现了。 穆远松的亲戚们，还有老家的同学们，听说她在省城安了家，嫁了城里人，还有了孩子，都特别羡慕她。每次回老家，亲戚们都会围着她问长问短，夸她有出息，说她运气好，能摆脱农村的苦日子。穆远松每次听到这些，心里都美滋滋的，脸上也有光。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看似圆满的幸福，在儿子出生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裂痕。矛盾的导火索，是儿子的满月酒。按照合肥的习俗，孩子出生满月，要摆满月酒，邀请亲戚朋友前来祝贺，图个喜庆。穆远松和陶自平商量之后，就在家附近的一家饭馆订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厂里的同事、双方的亲戚，还有穆远松的几个老同学。 满月酒那天，饭馆里热闹非凡，亲戚朋友们络绎不绝，纷纷给孩子送上红包和祝福，陶自平忙着招呼客人，穆远松抱着孩子，脸上挂着笑容，忙着回应大家的祝贺。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女人走了进来，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女人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连衣裙，脖子上戴着金项链，手上戴着金手镯，耳朵上挂着金耳环，脸上化着精致的妆容，气质雍容华贵，和在场穿着朴素的亲戚朋友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远松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她的中专同学，林美娟。 上学的时候，穆远松和林美娟的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两个人经常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聊天，林美娟那时候就很爱美，总说以后要嫁个有钱人，过好日子。穆远松当时还笑着调侃她，说她太贪心，没想到，林美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林美娟走到穆远松面前，笑着打量着她，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孩子，语气带着几分炫耀：“远松，好久不见，你变化不大啊，还是这么朴素。这就是你儿子吧，真可爱。”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递了过去。 穆远松接过红包，脸上挤出笑容，说了声“谢谢”，心里却不是滋味。她看着林美娟身上的金饰，看着她精致的妆容，再看看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外套，手上没有任何首饰，脸上素面朝天，心里瞬间就不平衡了。她原本以为，自己在同学里面过得算是不错的，嫁了城里人，有稳定的工作，有了孩子，可和林美娟比起来，自己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地鸡毛。 林美娟似乎没有察觉到穆远松的异样，拉着她的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生活。她说，她嫁给了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丈夫很有本事，每个月挣的钱比陶自平一年挣的还多，平时对她也特别好，想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还经常带她去吃大餐、去旅游。说着，还故意晃了晃手上的手镯，炫耀着自己的幸福。 “远松，你爱人在厂里做什么呀？”林美娟突然问道，语气里带着几分不经意的调侃，“我认识他两年了，好像还是当初那个小班长呢。” 穆远松的脸瞬间红了，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林美娟见状，拍了拍她的肩膀，故作好心地说道：“远松，不是我说你，现在这年头，人要进步，光靠踏实肯干是没用的。一要拍马屁，二要送礼，三要做表面文章，这样才能得到领导的赏识，才能升职加薪。我看你爱人挺老实的，你可得时常点拨点拨他，让他买些东西，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不然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小班长。” 林美娟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恶意，或许是真的想帮穆远松，可穆远松却听得格外刺耳，也格外走心。她觉得，林美娟说的对，陶自平就是太老实、太死板了，不会溜须拍马，不会送礼，所以才一直得不到提拔，一直是个小班长。如果陶自平能听她的话，能升职加薪，能挣更多的钱，她也能像林美娟那样，穿金戴银，过上好日子，不用再这么朴素，不用再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那天的满月酒，穆远松全程都心不在焉，脸上的笑容也变得勉强。看着林美娟被众人簇拥着，听着大家对林美娟的羡慕和夸赞，穆远松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她不停地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让陶自平开窍，怎么才能让陶自平升职加薪，怎么才能过上像林美娟那样的好日子。 晚上，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家里终于安静了下来。陶自平累得倒在沙发上，揉着酸痛的肩膀，脸上满是疲惫。穆远松把孩子哄睡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林美娟说的话，全是林美娟穿金戴银的样子。 终于，她忍不住推了推身边的陶自平，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和不满：“子平，你醒醒，我有话跟你说。” 陶自平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看着穆远松，轻声问道：“怎么了？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吗？” “不行，我现在就想说。”穆远松坐了起来，语气严肃，“子平，你也给领导送送礼吧，总这么当个小班长，这算怎么回事啊？你看看人家林美娟的丈夫，都是经理了，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人家过得多好。你再看看你，一辈子都只能是个小班长，挣那点死工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陶自平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远松，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平白无故的，给领导送什么礼啊？我们凭本事吃饭，我技术过硬，把工作做好就行了，为什么要搞那些溜须拍马、送礼行贿的事情？我不喜欢，也做不来。” “凭本事吃饭？”穆远松一听，瞬间就火了，提高了音量，“凭本事能当经理吗？凭本事能挣大钱吗？你要是个男人，就争点气，也当个经理什么的，混出个人样来，让我也能在同学面前抬得起头！” 陶自平的脸色也沉了下来，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和不满：“我怎么就不是人样了？我每天辛辛苦苦上班，勤勤恳恳工作，挣的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我们一家三口过日子了。那些溜须拍马、送礼行贿的事，我就是不干，我看不上！” “你这个没用的男人！”穆远松气得浑身发抖，伸手就拧住了陶自平的胳膊，一边拧一边骂，“嫁给你还不如嫁给木头呢！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骂完之后，穆远松猛地扭过身去，搂住身边熟睡的孩子，一声不吭地躺下了，任凭陶自平怎么叫她，她都不理不睬。 陶自平坐在床上，一脸懵圈。他不明白，穆远松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以前的她温柔体贴，从来不会这样对他发脾气，也从来不会要求他做这些事情。他想不通，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心里很委屈，也很无奈，他知道，穆远松是真的生气了，可他真的做不到那些溜须拍马、送礼行贿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陶自平还想跟穆远松好好沟通一下，可穆远松根本不给他机会。她早早地就起床了，收拾好之后，就出门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包装袋，里面装着烟酒和一些水果。 穆远松把包装袋递给陶自平，语气强硬：“拿着，今天下班之后，去领导家里送过去。我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件事你必须去做！不然，我们就别过了！” 陶自平看着手里的礼品，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再次跟穆远松争辩：“远松，你别这样行不行？我们真的没必要这样做，我好好工作，总有一天会得到领导的赏识的。再说，我们跟领导无冤无仇，也没什么事求他，平白无故地送礼，人家也不会收，反而会觉得我们有问题。” “你少跟我说这些废话！”穆远松打断了他的话，语气更加严厉，“我让你去你就去，哪来那么多废话？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过上好日子？”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陶自平性子温和，不擅长吵架，可穆远松却得理不饶人，越吵越凶，把心里所有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陶自平看着蛮不讲理的穆远松，心里既委屈又生气，可他又舍不得对穆远松开火，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穆远松虽然比陶自平小5岁，但她心思缜密，很有城府。吵了几天之后，她也看出来了，陶自平是铁了心不愿意去送礼，硬来是不行的，只能想别的办法。于是，她想到了一招苦肉计。 从那天起，穆远松故意对刚满月的儿子不管不问。儿子饿了，哭着要喝奶，她也不喂，只是任由儿子在那里哭；儿子拉了、尿了，她也不换尿布，任凭儿子难受。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的奶水挤在碗里，然后狠狠地倒在地上，看着奶水浸湿了地板，她的心里既心疼又坚定，她必须让陶自平妥协，必须让陶自平去送礼。 刚满月的孩子，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饿了没奶吃，拉了没尿布换，哭得撕心裂肺，嗓子都哭哑了，小脸也变得通红，一天比一天消瘦。穆远松看着儿子哭得可怜的样子，心里也很心疼，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可她狠下心来，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心软，为了以后的好日子，为了让陶自平争点气，只能委屈儿子了。她甚至还对着哭个不停的儿子喃喃自语：“儿子，别怪妈妈心狠，这不都怨你爸他不争气吗？妈妈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让你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咱不就图他有个长进吗？” 陶自平看着儿子越来越消瘦，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停地哄穆远松，不停地跟她讲和：“远松，有什么话好说，你别饿着咱儿子呀，他才满月，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你看他哭的，你不难受吗？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只要你好好照顾儿子，行不行？” 穆远松看着陶自平焦急的样子，心里有了一丝得意，但她还是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语气冷淡：“我心里当然难受，可你不争气，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想让你去给领导送个礼，让你争点气，难道我错了吗？” 陶自平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几分妥协：“远松，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好，可送礼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我可以答应你，以后我更加努力工作，更加拼命赚钱，尽量让你和儿子过上好日子，但是送礼，我真的不能去做，咱们实在是没有来由，你说也没什么事找他，给他送礼干什么呀？” 穆远松看着儿子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差，终究还是不忍心再折磨儿子。她心里的怒火，瞬间就全发泄到了陶自平的身上，对着陶自平大喊大叫：“陶自平，你没长人脑子吗？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你还有什么用？以后你就别像个人似的上床睡觉了，给我睡地板去！” 骂完之后，穆远松就抱着儿子，转身走进了卧室，关上了房门，任凭陶自平在门外怎么敲门，她都不开。 儿子终于吃上了妈妈的奶水，不哭不闹了，可陶自平，却被穆远松赶到了地板上睡觉。从那以后，陶自平就只能睡在客厅的地板上，每天晚上，他都能听到卧室里穆远松和儿子的呼吸声，心里既委屈又无奈，却又无计可施。 夫妻俩的矛盾，就这样越来越深，彻底升级了。刚结婚的时候，穆远松心疼陶自平工作辛苦，把所有的家务活都一手包揽了下来，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从来不让陶自平插手。可自从觉得陶自平没出息，不能给她过上好日子之后，穆远松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推给了陶自平。 陶自平每天在厂里忙工作，累得腰酸背痛，下班之后，还要回家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儿子，忙里忙外，又当爹又当妈。他以为，只要自己多做点，多忍让一点，就能赢得穆远松的谅解，就能让夫妻俩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就能破镜重圆，过上平平稳稳的日子。 可他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在穆远松眼里，根本一文不值。穆远松要的，不是他做家务，不是他照顾孩子，不是他勤勤恳恳工作，而是他能升职加薪，能挣大钱，能让她像林美娟那样，穿金戴银，被人羡慕。所以，不管陶自平做得再多，再努力，换来的，都是穆远松更加伤人、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冷言冷语。 “陶自平，你看看你，整天就知道做饭、洗衣，跟个女人似的，一点男人样都没有！” “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挣那点死工资，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给我买不起！” “你看看人家林美娟的丈夫，每天开着车上下班，出手大方，再看看你，连辆自行车都是破的，我跟着你，真是受够了！” 这样的话，陶自平每天都能听到。他心里很委屈，也很寒心，可他还是选择了忍让，他不想这个家散了，不想儿子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穆远松的辱骂和嘲讽，默默地做着所有的家务活，默默地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穆远松能看到他的努力，能回心转意。 时间转眼就到了1998年3月17号，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陶自平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厨房，开始做饭。他做了穆远松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儿子爱吃的鸡蛋羹，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心意。 饭菜做好之后，陶自平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朝着卧室喊了一声：“远松，饭菜做好了，出来吃饭吧。” 穆远松慢悠悠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都没看餐桌上的饭菜，就开始冷嘲热讽：“人家的男人当官发财，穿金戴银，每天都能吃大餐，像你这样的男人，只配做饭，不配吃饭，你就别吃了。” 陶自平手里的筷子，瞬间停住了。他看着穆远松，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每天辛辛苦苦上班，挣的钱全部交给穆远松，供她和儿子花；下班之后，还要回家做饭、做家务，照顾她和儿子，忙活半天，最后竟然连吃饭的资格都没有了。他觉得自己一点尊严都没有了，这么多年的忍让和付出，在穆远松眼里，竟然一文不值。 那一刻，陶自平的心，彻底寒了。他再也忍不住了，站起身来，语气冰冷地对穆远松说：“穆远松，我没本事当官，害得你不能出人头地，不能去你那些同学朋友面前显摆，是我对不起你。咱们离婚吧，从此以后，你过你的好日子，我过我的苦日子，互不打扰。” 说完，陶自平猛地一摔门，转身就走了，留下穆远松一个人，愣在原地。 穆远松看着紧闭的房门，瞬间就懵了。她从来没有想过，陶自平会跟她提离婚。在她眼里，陶自平一直是个温和、懦弱、只会忍让的人，他从来不会反抗她，更不会跟她提离婚。她以为，陶自平会一直包容她、忍让她，会一直听她的话，可没想到，陶自平竟然真的摔门走了，还跟她提了离婚。 那天晚上，穆远松一夜没睡。她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了后半夜，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陶自平的样子，全是这些年的点点滴滴。虽然她恨陶自平死脑筋，恨他没出息，恨他不能给她过上好日子，可要真说离婚，她从来没有想过。毕竟，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她静下心来，仔细回想了一下，陶自平其实也有很多好处。他从来不跟同事玩扑克、玩麻将，不会乱花钱，挣来的工资全部上缴给她，从来没有藏过私房钱；他工作认真负责，在公司里人缘特别好，同事们都很喜欢他，还多次被评为公司的生产标兵；他下班之后，就回家忙活家务，任劳任怨，从来不会抱怨；不管她说话再难听，再刻薄，他都不吭声，处处忍让她，包容她的脾气。 想到这些，穆远松的心里，有了一丝愧疚。她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对陶自平要求太高了。她只是想过上更好的日子，只是想被人羡慕，可她却忽略了陶自平的感受，忽略了陶自平的努力，一味地辱骂他、嘲讽他，把他逼到了绝境。 第二天一早，穆远松就收拾了一下，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婆婆家。她知道，陶自平肯定在婆婆家。到了婆婆家，陶自平正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一言不发。穆远松走到他面前，语气缓和了很多，轻声说道：“自平，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发脾气，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你跟我回家吧，我们好好过日子，以后我不逼你送礼了，行不行？” 陶自平看着穆远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你真的能改吗？你真的不再逼我做那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了吗？” “我能改，我真的能改。”穆远松连忙点头，眼里带着一丝恳求，“自平，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再也不逼你送礼了，我们好好照顾儿子，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看着穆远松诚恳的样子，再想想可爱的儿子，陶自平的心，软了。他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好，我跟你回家，希望你说到做到，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吵架了。” 就这样，穆远松把陶自平接回了家。这跟往常人们熟知的夫妻吵架场景，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夫妻吵架，都是媳妇跑到娘家，丈夫赶紧去娘家哄媳妇，可这一次，却是穆远松主动去婆婆家，把陶自平哄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穆远松一改往日的蛮横和刻薄，主动下厨，做了陶自平爱吃的饭菜，还亲手为他斟酒、夹菜，语气温柔，态度诚恳。陶自平看着眼前的穆远松，心里既惊讶又欣慰，他以为，穆远松真的改了，他们真的能回到以前的样子，能过上平平稳稳的幸福小日子了。 吃完饭之后，穆远松拉着陶自平的手，走进了卧室，温柔地说道：“子平，这些天，让你受委屈了，以后你不要再睡地板了，跟我一起睡床上吧。” 陶自平受宠若惊，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看着穆远松，眼里满是感动：“远松，谢谢你，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理我了。” “傻瓜，我们是夫妻，我怎么会不理你呢。”穆远松靠在陶自平的怀里，轻声说道，“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吵架了，好不好？” “好，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吵架了。”陶自平紧紧地抱住穆远松，心里充满了希望，他觉得，他们的幸福生活，又要回来了。 可陶自平不知道，穆远松这一次的忍让，并不是真的想回归过去的那种清贫生活，也不是真的想改掉自己的脾气，她只是不想离婚，只是不想失去这个家，不想失去陶自平这个“免费的保姆”。她心里的攀比心，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她依然不想过穷苦日子，依然想过上像林美娟那样的好日子。 没过多久，穆远松就一改往日的温柔，又开始对陶自平提要求了。这一次，她换了一种策略，不再逼陶自平送礼、升职，而是换了一个说法。 一天晚上，穆远松依偎在陶自平的怀里，语气和颜悦色，看似温柔，实则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子平，我知道，你不是当官的料，我从今以后，也不逼你了。可你也得想想办法，搞个第二职业吧，挣点钱，我们先把欠的账还上，再把日子过得滋润一点。你看人家，一个月挣个万八千的，你一个月哪怕挣个两三千也行，总比一直挣这点死工资强吧。” 陶自平愣了一下，随即说道：“远松，我们哪有什么外债啊？” “怎么没有？”穆远松皱了皱眉头，语气带着几分不满，“我们结婚的时候，欠了5000块钱，这都两年多了，还没还上呢。你以为5000块钱是小数目吗？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就是一笔大数字。我们家现在这么穷，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你就不能争点气，多挣点钱吗？” 陶自平沉默了。他知道，穆远松说的是实话。他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确实借了5000块钱，用于举办婚礼和添置家具。这两年，他的工资不高，每个月除了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根本剩不下什么钱，所以这笔外债，一直没能还上。 可陶自平也有自己的难处。他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远松，我知道我们欠了钱，我也想多挣点钱，尽快把账还上。可单位上真的很忙，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我哪有功夫搞第二职业啊？再说，我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文化，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公司里，每天都是跟设备打交道，对外面的赚钱门道，我也生疏得很，你让我怎么挣大钱呢？这钱，不是想想就能挣来的呀。” “你少跟我说这些借口！”穆远松一听，瞬间就变了脸，比川剧变脸还快，刚才的温柔体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愤怒和刻薄，“陶自平，你不会当官也就算了，你再不会赚钱，你还活着干什么呀？你就是个废物，一个没用的废物！” “远松，我不是借口，我说的是实话。”陶自平试图解释，可穆远松根本不听。 穆远松越说越生气，随手拿起身边的晾衣架，朝着陶自平的脑袋上，就狠狠砸了下去。“啪”的一声，晾衣架打在陶自平的头上，疼得陶自平皱起了眉头，可他还是没有反抗。 可穆远松并没有就此停手，她又抓起身边的瓶瓶罐罐，碗、盘子、杯子，朝着陶自平的身上，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陶自平躲闪不及，身上被砸中了好几下，胳膊、肩膀、后背，都被划破了，鲜血瞬间渗了出来，疼得他龇牙咧嘴。 他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穆远松，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知道，穆远松已经彻底变了，变得蛮横、刻薄、不可理喻。他不想跟穆远松争吵，也不想跟她动手，只能转身，慌慌张张地逃出了家门。 陶自平走后，家里变得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被砸坏的碗、盘子、杯子的碎片，还有散落的衣物和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破碎的气息，就像他们这段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 陶自平漫无目的地走在合肥的街头，夜里的风很冷，吹在他身上，带着刺骨的寒意，可他却感觉不到疼，心里的疼，比身上的疼，要强烈得多。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不想回家，不想再面对穆远松的辱骂和殴打，可他又放不下儿子，放不下这个家。 无奈之下，陶自平只能厚着脸皮，去了婆婆家。他的母亲年纪已经大了，身体也不好，平时都是靠他和妹妹照顾。看到陶自平浑身是伤、狼狈不堪的样子，老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连忙拉着他的手，问道：“儿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又跟远松吵架了？她是不是又打你了？” 陶自平看着老母亲，再也忍不住了，眼泪瞬间掉了下来，他点了点头，哽咽着说道：“妈，是我没用，没能让远松过上好日子，她又跟我吵架了，还打了我。我们欠了5000块钱，远松逼我搞第二职业，可我实在是没时间，也没本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老母亲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无奈和心疼：“儿子，委屈你了。远松这孩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当初她刚嫁过来的时候，多温柔、多懂事啊，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蛮横、这么刻薄？” “妈，我也不知道。”陶自平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绝望，“我真的不想跟她吵架，我只想好好过日子，好好照顾你和儿子，可她就是不满足，总是跟别人攀比，总是逼我做那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老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沓崭新的钱，都是10块、20块的，看得出来，是攒了很久的。“儿子，这是5000块钱，是你弟弟在广州打工，寄回来给我养老的血汗钱，你拿去吧，把欠的账还上，别让远松再跟你吵架了，也别让她再打你了。” 陶自平看着那5000块钱，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结婚了，本该是他养老母亲的时候，可现在，他却还要向老母亲要 money，还要花弟弟的血汗钱，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他想拒绝，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他知道，只要把账还上，穆远松或许就能安静一段时间，或许就能不再跟他吵架了。 “妈，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弟弟。”陶自平哽咽着，接过了那5000块钱，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傻孩子，跟妈说什么对不起。”老母亲拍了拍他的手，轻声说道，“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该互相帮助。你好好跟远松沟通沟通，让她改改脾气，你们好好过日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妈就放心了。” 陶自平点了点头，擦干眼泪，拿着钱，转身就回家了。他以为，只要把账还上，穆远松就能改改脾气，就能跟他好好过日子，可他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矛盾，还在后面等着他。 回到家之后，穆远松已经冷静下来了，看到陶自平身上的伤，她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语气冷淡地问道：“钱找到了？” 陶自平点了点头，把那5000块钱递给她：“找到了，这是我妈给我的，是我弟弟在广州打工寄回来的血汗钱，你拿着，把账还上吧。” 穆远松接过钱，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丝毫没有在意陶自平的语气，也没有在意他身上的伤，只是随口说道：“这还差不多，早这样不就好了，非要跟我闹，真是没用。” 陶自平看着她冷漠的样子，心里的愧疚，瞬间被失望取代了。他默默地走到一边，处理身上的伤口，心里充满了绝望。他想不明白，刚毕业的时候，穆远松还是个羞羞怯怯、单纯善良的小姑娘，刚结婚的时候，也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所以他才那么喜欢她，那么爱她，才会对她百般包容、百般忍让。可怎么就这么一两年的功夫，她就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蛮横刻薄、爱慕虚荣的泼妇了呢？ 其实，穆远松自己也想不明白。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合肥这座城市，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街头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大商场、大酒店遍地都是，大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华贵漂亮的衣服和化妆品；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穿着洋气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四处走动；还有一些成功男士，开着桑塔纳、奥迪这样的豪车，穿梭在街头，意气风发。 每次看到这些，穆远松的心里就充满了不平衡。她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能过上穿金戴银、衣食无忧的好日子，而自己却只能过着清贫寡淡的生活；为什么别人的丈夫都那么有出息，能当官、能挣大钱，而自己的丈夫，却只能是个小小的班长，挣那点死工资；为什么自己就不配穿金戴银，不配吃牛排、喝咖啡，不配被别人羡慕？ 对穆远松来说，幸福的标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刚毕业的时候，她只是个单纯的农村姑娘，那时候，她觉得幸福就是能从农村来到城市，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找一个城里人结婚，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现在，她见多了外面的繁华，见多了别人的幸福，心态就变了。她不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她想要的，是品位，是排场，是珠光宝气，是所有人的羡慕和追捧。 可陶自平，显然没有能力带给她这些。陶自平老实、本分，只会勤勤恳恳工作，只会默默付出，他没有野心，也没有本事，更不会溜须拍马、投机取巧，他能给穆远松的，只有平淡的生活和满满的真心，可这些，在穆远松眼里，已经一文不值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穆远松的攀比心越来越强，脾气也越来越蛮横。如果说，一开始她的蛮横，是为了逼陶自平争气、升职、挣大钱，那么到了后来，她的蛮横，就变成了单纯的发泄，发泄心里的怒火，发泄心里的不平衡。哪怕陶自平已经妥协了，已经努力了，她也依然不满足，依然会找各种借口，辱骂他、殴打他。 1999年8月份的时候，陶自平的老母亲，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了，疼得浑身发抖，连路都走不了。陶自平心疼老母亲，就把老母亲接到了自己家里，想好好照顾她，让她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可穆远松，对此却十分不满，左不痛快，右不痛快。她觉得，老母亲来了，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会增加她的负担，而且老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需要人照顾，她可不想浪费时间，去照顾一个没用的老人。 老母亲来到家里的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穆远松就找了一个借口，对着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狠狠地打了起来。儿子被打得哇哇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嗓子都哭哑了。 陶自平的老母亲，看着孙子哭得可怜的样子，心里很心疼，连忙上前，拉住穆远松的手，轻声劝道：“远松，别打了，别打了，你看孩子哭成什么样了，他还小，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 穆远松猛地甩开老母亲的手，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刻薄地说道：“我打我的儿子，我用不着别人管！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你就别住这，赶紧走！” 陶自平的老母亲，活了一辈子，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人没遇过，她怎么会看不出来，穆远松这是在故意找事，是在赶她走。她心里很委屈，也很伤心，声音颤颤巍巍地，拉着陶自平的手，说道：“孩子，我不让你为难了，我这就去你妹妹家，我不在这给你添麻烦了。” 陶自平看着老母亲苍老而疲惫的样子，看着她眼里的泪水，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想挽留老母亲，想跟穆远松争辩，可他又怕穆远松再发脾气，再打他，再打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亲，一步一步，蹒跚地走出了家门。 老母亲走后，陶自平再也忍不住了，坐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他觉得自己很窝囊，很没用，连自己的老母亲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还要看着妻子如此蛮横、如此刻薄，他心里的痛苦和绝望，越来越强烈。 可穆远松，却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反而一脸不屑地看着陶自平，语气刻薄地说道：“陶自平，看你那熊样，哭哭啼啼的，哪像个男人？不就是走了个老人吗，有什么好哭的？真是没出息！” 陶自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哭着，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发泄在眼泪里。他知道，跟穆远松争辩，是没有任何用的，她只会越来越蛮横，越来越刻薄。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陶自平的老母亲，再也没有来过他们家，只是偶尔会让妹妹陶小琴，捎来一些东西，问问儿子和孙子的情况。陶自平心里很愧疚，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偶尔偷偷地去妹妹家，看看老母亲，陪老母亲说说话。 时间转眼就到了1999年10月份，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陶自平的妹妹陶小琴，趁着休息，买了一些水果和零食，来到了哥哥家，想看看哥哥、嫂子和侄子。 陶小琴来到哥哥家门前，按了好几次门铃，都没有人答应。她心里很奇怪，心想，这个点，哥哥和嫂子应该都在家啊，怎么没人开门呢？于是，她就走到窗户边，透过窗户，往屋里看了一眼。 这一看，陶小琴可就惊呆了，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她看到，自己的哥哥陶自平，正跪在卧室的床前，头低着，肩膀微微颤抖，而嫂子穆远松，却坐在床上，脸上满是愤怒，眼神冰冷，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陶小琴心里很着急，也很心疼哥哥，她一边用力拍着窗户，一边大声喊着：“哥哥！哥哥！你怎么了？快开门啊！” 陶自平听到了妹妹的声音，身体微微一僵，却不敢抬头，也不敢起身，依旧跪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他知道，妹妹看到了这一幕，一定会很心疼，一定会很生气，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忍受着，他不想让妹妹担心，也不想让妹妹卷入他们的矛盾之中。 陶小琴拍了很久的窗户，喊了很久的哥哥，屋里都没有动静。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隔着窗户，朝着穆远松央求道：“嫂子，求你了，你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我哥吧，别再为难他了，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穆远松，却像没听见一样，把头往边上一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言不发，依旧用冰冷的眼神看着陶自平，丝毫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陶小琴看着哥哥委屈的样子，看着穆远松蛮横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哇啦一声就哭了出来，捂着脸，转身就跑开了。她心里很疼，很生气，她不明白，嫂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哥哥，哥哥那么老实、那么本分，那么疼她、那么包容她，她为什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陶小琴不知道的是，她所看到的这一幕，对陶自平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自从他们的矛盾升级之后，穆远松就经常让陶自平下跪，让他认错，不管陶自平有没有错，只要她心情不好，只要她不满意，就会让陶自平下跪，辱骂他、殴打他。陶自平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子，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只能一次次地妥协，一次次地退让。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自平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儿子越长越高，越来越懂事，需要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老母亲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需要人照顾；而穆远松，却越来越蛮横、越来越刻薄，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既要照顾老母亲，又要照顾儿子，还要忍受穆远松的辱骂和殴打，他的心里，早已不堪重负。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年危机”，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蛮不讲理的妻子，陶自平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他曾经想过离婚，想过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可他又不敢。他怕离婚之后，儿子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怕儿子受到伤害；他怕离婚之后，老母亲会为他担心，会受不了这个打击；他更怕自己离婚之后，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包容他、照顾他的人，再也给不了儿子一个安稳的生活。 日子在压抑和煎熬中一天天推进，陶自平的隐忍，非但没有换来穆远松的收敛，反而让她更加肆无忌惮。她仿佛把欺负陶自平当成了日常，当成了发泄内心不满的唯一方式，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成为她辱骂、殴打陶自平的借口。 2000年7月份，盛夏的合肥骄阳似火，热浪滚滚，郊区的工地更是闷热难耐，水泥地被晒得发烫，站在上面没多久，鞋底就快要被烤化。公司接到一个郊区工地的施工任务，条件艰苦，没人愿意去，领导考虑到陶自平老实本分、技术过硬，又有责任心，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还特意叮嘱他，作为班长，要带头做好表率。 陶自平接到任务后，没有丝毫怨言，他知道，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穆远松的时候，穆远松瞬间就炸了，对着他破口大骂：“陶自平，你是不是傻？别人都不愿意去的破活，你倒是抢着接！你就只会出力流汗，只会干这些没人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当官发财怎么就轮不到你？我告诉你，不准去！你要是敢去，我就跟你没完！” 陶自平看着暴怒的穆远松，心里满是无奈，他试图解释：“远松，我是班长，大家都不愿意去，我要是不去，怎么好意思让别人去呢？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推脱。再说，去郊区工地施工，有额外的补贴，能多挣点钱，也能帮衬家里一点。” “多挣点钱？”穆远松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嘲讽，“就那点补贴，够干什么的？够我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吗？够我买一套化妆品吗？陶自平，你真是没出息，一辈子就只能靠卖力气挣钱，我真是受够你了！” 说着，穆远松就顺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眼神凶狠地朝着陶自平的脸上划了过去。陶自平躲闪不及，刀刃划过他的脸颊，一阵刺痛传来，鲜血瞬间就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衣服上，染红了一片。 “你不是逞能吗？你不是愿意去干那破活吗？”穆远松握着水果刀，眼神狰狞，“我给你做个记号，我让你再逞能，让你记住自己是什么货色！” 陶自平捂着流血的脸颊，疼得浑身发抖，可他还是没有反抗，也没有反驳。他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穆远松，心里一片冰凉，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却又无处发泄。他默默地拿起桌上的卫生纸，捂住伤口，转身就跑出了家门，朝着郊区工地的方向走去。 到了工地，同事们看到陶自平脸上的伤口，还有身上的血迹，都惊呆了，纷纷围上来，关切地问道：“子平，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满脸是血？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陶自平勉强笑了笑，掩饰着心里的委屈，轻声说道：“没事没事，就是骑自行车不小心摔的，擦破了点皮，不严重。”他不想让同事们知道自己被妻子殴打，不想让别人笑话自己，更不想让同事们卷入自己的家事之中。 可同事们都不是傻子，陶自平脸上的伤口，明显是刀刃划出来的，根本不是摔的。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再追问，但心里都清楚，这肯定是穆远松干的。同事们都很气愤，纷纷说道：“子平，你也太老实了，她怎么能这么对你？走，我们跟你一起回家，找她算账去！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女人，竟然敢拿刀划你！” 陶自平连忙摆了摆手，叹了口气说道：“算了算了，大家别冲动，也没多深的伤口，不碍事。这是我们的家事，我自己能解决，就不麻烦大家了。”他一边说，一边低着头，掩饰着眼里的泪水，他知道，就算同事们跟他一起回去，也改变不了什么，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同事们看着陶自平委屈的样子，心里都很心疼，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地陪着他，帮他处理伤口，安慰他。陶自平看着身边关心自己的同事，心里一阵温暖，可一想到家里的穆远松，心里又瞬间变得冰冷，那种绝望和无助，几乎要将他吞噬。 陶自平以为，自己的隐忍和退让，能让穆远松收敛一点，能让她明白自己的难处，可他没想到，穆远松并没有把冲突控制在家门之内，反而把自己的蛮横和刻薄，带到了他的工作中，让他在同事们面前颜面扫地。 2000年8月份的一天，陶自平正在合肥市七里塘种子公司的工地上忙碌着，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脸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痕。就在他专心致志地指挥工人施工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工地上，满脸的愤怒，眼神冰冷，正是穆远松。 陶自平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快步走到穆远松面前，轻声问道：“远松，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穆远松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上前一步，抬手就朝着陶自平的脸上扇了两个耳光，“啪、啪”两声，清脆的响声在工地上回荡，所有的工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们，眼神里满是惊讶和疑惑。 陶自平被扇得头晕目眩，脸颊瞬间就红了，火辣辣地疼。他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穆远松会跑到工地上，当着这么多同事和工人的面，扇他的耳光，让他如此难堪。他的脸，瞬间就没地方搁了，羞愧、愤怒、委屈，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浑身发抖。 同事们见状，连忙上前，把穆远松拉开，劝道：“嫂子，有话好好说，别在工地上闹事，这么多人看着呢，给子平留点面子。” 穆远松却挣扎着，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朝着陶自平扑过去：“我就不给他留面子！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连自己的儿子都照顾不好，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 陶自平这才知道，原来是儿子发烧了，穆远松找不到人帮忙，心里着急，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他的身上，竟然跑到工地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他。陶自平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穆远松，看着周围同事们异样的目光，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那种深入骨髓的屈辱，让他几乎要崩溃。 那天，穆远松在工地上闹了很久，直到筋疲力尽，才被同事们劝走。穆远松走后，工地上一片寂静，同事们看着陶自平，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默默地安慰他。陶自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眼里的泪水，却忍不住掉了下来。他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太没用了，连一点尊严都没有，不仅在家里被穆远松欺负，在工作上，还要被她当众羞辱，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日子依旧在压抑中继续，陶自平的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巨石，越来越沉重，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平时在厂里，他很少说话，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只是忍气吞声。同事们都看出了他的变化，都很担心他，可每次劝他，他都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不说。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他觉得，只要儿子能健康长大，只要儿子能有出息，自己所受的所有委屈和痛苦，都是值得的。他每天下班之后，不管多累，都会陪着儿子，给儿子讲故事，陪儿子玩耍，只有在儿子身边，他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才能暂时忘记心里的痛苦和绝望。 可穆远松，却从来没有体会过陶自平的难处，也从来没有珍惜过陶自平的付出，她依旧我行我素，依旧对陶自平百般辱骂、百般殴打，她的攀比心，也越来越强烈，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她就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陶自平的身上。 时间转眼就到了2001年8月9号，这天，陶自平忙到了晚上9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工地上回到家。虽然很累，但他的脸上，却带着一丝难得的笑容，因为今天，公司给他们发了200块钱的奖金，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想着，把这笔钱交给穆远松，或许她能开心一点，或许能对自己好一点，或许，他们之间的矛盾，能稍微缓解一点。 一进门，陶自平就迫不及待地朝着卧室喊道：“远松，远松，我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发了200块钱奖金，你看！”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那200块钱，脸上满是喜悦。 可穆远松，却没有丝毫的开心，反而满脸怒气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眼神冰冷地看着陶自平，语气刻薄地说道：“发了200块钱就这么开心？陶自平，你真是没出息，200块钱就把你打发了？你看看人家，随便一笔生意，就挣好几千、好几万，你再看看你，累死累活，就挣这么点钱，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废物！” 陶自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心里的喜悦，也瞬间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看着穆远松，心里满是委屈，他想说，这200块钱，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是他起早贪黑、流血流汗换来的，可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跟穆远松争辩，是没有任何用的。 陶自平没有说话，默默地走进卫生间，洗了个澡，想缓解一下身上的疲惫，也想平复一下心里的情绪。可他没想到，洗完澡出来，穆远松正站在客厅里，脸上依旧满是愤怒，手里还拿着300块钱，那是他放在衣服口袋里，准备明天发给同事小刘的工资，小刘今天请假了，公司让他负责把工资带给小刘。 穆远松看到陶自平出来，上前一步，把手里的300块钱递到他面前，语气凶狠地问道：“陶自平，你老实交代，这300块钱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只发了200块钱奖金吗？怎么还有300块钱？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 陶自平连忙解释道：“远松，你别误会，这不是我的钱，这是小刘的工资，小刘今天请假了，公司让我负责明天把工资发给她，所以我就放在口袋里了。” “小刘的工资？”穆远松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怀疑和嘲讽，“你有本事啊，兜里还装着别的女人的钱？陶自平，你是不是跟那个小刘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就可以在外边胡作非为？” “远松，你真的误会了，我跟小刘就是同事关系，没有别的什么，这真的是她的工资，我明天必须发给她。”陶自平急得满头大汗，不停地解释着，他知道，穆远松一旦认定了一件事，就很难改变，他真的不想再跟她吵架，不想再被她殴打。 说着，陶自平就朝着穆远松伸出手，轻声说道：“远松，把小刘的工资给我吧，明天我还要发给她，不然就不好交代了。” 穆远松看着陶自平急切的样子，心里知道，自己可能真的误会他了，可她却不想承认，也不想善罢甘休。她冷哼一声，把手里的300块钱攥在手里，语气蛮横地说道：“想要这100块钱，可以，不过你得跪下来求我，只要你跪下来求我，我就把钱还给你。” 陶自平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着穆远松，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愤怒。他是一个男人，有自己的尊严，他可以忍受穆远松的辱骂，可以忍受穆远松的殴打，可以忍受穆远松的百般刁难，可他不能忍受，让自己跪下来求她，这是对他最大的羞辱，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陶自平瞪着穆远松，两个人僵持了很久，客厅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陶自平看着穆远松坚定的眼神，知道她是铁了心要让自己下跪，他又想到了明天要给小刘发工资，想到了不能耽误工作，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心里的怒火，一点点被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无奈和绝望。 最终，陶自平还是叹了口气，缓缓地弯下膝盖，跪在了穆远松的面前。他的头，深深地低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心里的尊严，却在这一刻，被彻底践踏得粉碎。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狗，被穆远松肆意践踏，没有丝毫的尊严可言。 几分钟之后，陶自平缓缓地站起身，伸出手，再次说道：“远松，我已经跪了，你把钱给我吧。” “我还没让你站起来呢，不算！”穆远松冷笑一声，语气蛮横，“你给我跪够一个小时，我就把钱还给你，少一分钟都不行！” 听了这话，陶自平再也忍不住了。这么多年，他忍受了穆远松的辱骂，忍受了穆远松的殴打，忍受了穆远松的百般刁难，忍受了所有的委屈和痛苦，他以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只要自己多付出一点，就能换来穆远松的一丝温柔，就能换来这个家的一丝安宁。可他没想到，穆远松竟然如此得寸进尺，竟然如此过分，竟然让他跪够一个小时，仅仅是为了100块钱，仅仅是为了发泄她心里的不满。 陶自平想起了这些年所受的所有委屈，想起了被穆远松拿刀划脸的疼痛，想起了在工地上被当众扇耳光的屈辱，想起了老母亲被赶走时的无奈，想起了自己跪在床前的卑微，想起了穆远松所有的蛮横和刻薄。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了，所有的情绪，都不受大脑的控制，他再也不想忍了，再也不想退让了，再也不想过这样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日子了。 陶自平索性躺在了地板上，蒙着头，一言不发，用沉默来对抗穆远松的蛮横。他不想再跟她争辩，不想再跟她纠缠，他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累了，真的累了。 穆远松看着躺在地板上的陶自平，瞬间就火了，她觉得，陶自平这是在故意跟她作对，是在挑衅她的权威。“行啊，陶自平，你这是用沉默对抗我呀，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穆远松一边大喊，一边朝着陶自平走过去，伸手就去拽他的头发，想把他拉起来。 可陶自平，却一动不动，依旧蒙着头，沉默不语。穆远松越拽越生气，越拽越用力，可陶自平，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躺在地板上，纹丝不动。 就这样，穆远松在一旁骂了很久，直到嗓子都哑了，才停了下来。到了夜里12点，穆远松也冷静了下来，她心里清楚，这300块钱终究是小刘的工资，陶自平明天必须发给她，要是耽误了，肯定会影响陶自平的工作，到时候，家里就更没有收入了。 无奈之下，穆远松只能把那300块钱，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陶自平的口袋里。她蹲在地板上，看着沉睡中的陶自平，心里满是不满和怨恨，她喃喃自语道：“陶自平，你这个没用的废物，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让我为了区区100块钱患得患失，我真是受够你了！” 说着，穆远松的怒火，再次涌了上来，她猛地站起身，跳到陶自平的身上，朝着他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陶自平被这一巴掌扇醒了，他猛地睁开眼睛，眼神里满是迷茫和愤怒，下意识地用力一推，穆远松没有防备，一下子就摔在了地板上，重重地磕了一下。 穆远松愣了一下，随即就尖叫起来，眼神狰狞地看着陶自平：“陶自平，你反了天了！平时都是我揍你，都是我让你跪着，你竟然敢推我？你竟然敢还手？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说着，穆远松就从地上爬了起来，顺手拿起身边的电熨斗，朝着陶自平就砸了过去。陶自平反应迅速，连忙躲闪，电熨斗砸在了地板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摔得粉碎。 穆远松见没有砸中陶自平，更加生气了，她转身跑到厨房，拿起一把水果刀，紧紧地握在手里，站起身，眼神凶狠地看着陶自平，嘶吼道：“陶自平，我今天就把你弄死，我让你再跟我作对，我让你再推我！” 陶自平看着穆远松手里的水果刀，看着她狰狞的面孔，听着她凶狠的嘶吼，心里的最后一丝理智，彻底消失了。压抑了这么多年的委屈、愤怒、痛苦和绝望，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他再也不想忍受了，再也不想被穆远松肆意践踏了。 陶自平猛地冲了上去，一把夺过穆远松手里的水果刀，然后用力将她摁在床上，失去理智的他，拿着水果刀，朝着穆远松的身上，一通乱刺。穆远松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可陶自平，却没有丝毫的停顿，他一边刺，一边嘶吼着：“我做男人了！我他妈终于做男人了！” 穆远松的妹妹穆世红，当时正在里屋睡觉，听到外面的惨叫声和嘶吼声，连忙起床，打开房门，一看眼前的一幕，瞬间就惊呆了，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啊，” 穆世红吓得浑身发抖，可她还是鼓起勇气，扑了上去，试图拉开陶自平，救自己的姐姐。“陶自平，你别疯了，快住手！你会出人命的！” 可此时的陶自平，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眼里只有愤怒和绝望，他以为，穆世红是来帮穆远松的，是来欺负他的。他转身，朝着穆世红，再次举起了水果刀，又是一阵乱刺。穆世红也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没过多久，就倒在了地上，没了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陶自平才停了下来，他手里的水果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浑身是血，站在原地，眼神空洞，嘴里还在喃喃地念叨着：“我做男人了，我终于做男人了……” 他看着床上的穆远松，看着地上的穆世红，看着满地的鲜血，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恐惧瞬间淹没了他。他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只能漫无目的地在屋里走动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冷静下来，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 2001年8月10号凌晨2点，警方赶到了现场，穆远松和穆世红姐妹，已经不治身亡。陶自平浑身是血，主动向警方自首，被警方依法抓获。 消息传到陶自平的单位的时候，所有的同事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平时老实本分、温和善良，上班十几年都没跟人红过脸，还多次被评为公司生产标兵的陶自平，竟然会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竟然连杀两人。 陶自平的一个老同事，得知消息后，忍不住叹了口气，说道：“自平这孩子，太老实、太本分了，他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是经商的料，就只想踏踏实实地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他媳妇穆远松，太喜欢攀比，太爱慕虚荣了，一直希望子平能做高官、赚大钱，几乎发展到了变态的地步，整天辱骂他、殴打他，把他逼得走投无路，这才酿成了这样的悲剧啊。” 同事们听了，都纷纷点头，脸上满是惋惜和心疼。他们都知道，陶自平是个好人，只是被穆远松逼得太紧了，只是压抑得太久了，才会在一瞬间失去理智，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2001年12月25号，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陶自平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审理认为，陶自平因长期遭受妻子穆远松的辱骂、殴打和精神虐待，情绪失控，持刀杀害穆远松、穆世红姐妹，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法院一审判决陶自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陶自平接到判决书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反抗，也没有丝毫的辩解，只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杀了两个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唯一后悔的，就是自己一时冲动，酿成了这样的悲剧，对不起自己的老母亲，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对不起穆远松姐妹，也对不起所有关心自己的人。 第292章 护士偷婴！只为维系婚姻 2008年2月29号，这个四年才会出现一次的特殊日子，落在了农历正月二十三。按老辈人的说法，没出正月都是年，哪怕已经过了二十三，年味也还没散透。 事发地在山东省胶南市，或许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名字了，因为如今它早已撤销，并入了青岛市黄岛区，成为了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一部分。但在2008年那个冬天，胶南还是一个独立的县级市，有着自己的烟火气，有着属于这座小城的热闹与安稳。 那天的胶南，街头巷尾还挂着春节残留的红灯笼，风吹过的时候，灯笼轻轻摇晃，映得整个街道都暖融融的。路边的小卖部里，还摆着没卖完的糖果和鞭炮，偶尔有孩子拿着压岁钱跑过，笑声清脆，混着空气中残留的鞭炮碎屑味，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安稳，会在当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 当天晚上8点03分，胶南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值班室里格外突兀。接警员迅速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带着哭腔、语无伦次的声音，是胶南市某医院妇产科的一名女护士。 “警察同志，快！快来！我们医院妇产科8号病房，一个刚出生的男婴儿被人偷走了！”护士的声音里满是慌张，甚至带着一丝颤抖，“大概7点左右不见的，才出生一天，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被人偷走啊……” 一个出生仅24小时的男婴，在地处闹市区的医院妇产科病房里被人偷走，这在胶南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消息传来，整个110指挥中心都绷紧了神经，案情紧急，容不得半点耽搁。 接到指令后，北京路派出所的十几名民警和联防队员，来不及多想，迅速带上装备，跳上警车，警笛声划破夜空，朝着那家医院疾驰而去。短短几分钟，民警们就赶到了现场，第一时间对医院进行了全面封锁，各个出入口都安排了警力把守，严防犯罪嫌疑人带着婴儿逃离医院。 与此同时，分管刑侦工作的各级领导也接到了汇报，连夜赶到了医院。看着医院里慌乱的医护人员和焦急的家属，领导当即下令，组织民警和医院的保卫人员，对医院内外进行拉网式排查。上百辆停放在医院门口、停车场的车辆，每一辆都被仔细检查，后备箱、后座，甚至车底都没有放过；医院大楼的每一个楼层、每一个角落，病房、走廊、楼梯间、卫生间，甚至是楼顶和地下室，都有民警的身影，大家屏住呼吸，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线索。 可遗憾的是，一番全面搜索下来，民警们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和被盗婴儿的踪迹。此时，距离婴儿被盗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左右，按照常理推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带着婴儿逃离了医院。 一个刚出生一天的婴儿，身体虚弱，连体温都还不稳定，离开了母亲的照料，离开了医院的专业护理，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被盗婴儿生死不明、下落不清，每一位参战民警的心里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脚步也越发急促。 民警们除了担心婴儿的安危，更牵挂着婴儿的母亲，张艳。大家都知道，张艳是剖腹产生下这个孩子的，腹部的刀口还没有愈合，还处在恢复期，身体十分虚弱。如果让她知道，自己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还没来得及取名字的儿子，竟然被人偷走了，巨大的打击之下，她一旦情绪激动，刀口很可能会裂开，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危及生命。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民警们第一时间找到了张艳的丈夫冯伟祥，还有张艳的婆婆，拉着他们走到僻静的角落，低声叮嘱道：“在孩子找到之前，千万不能让张艳知道孩子被盗的事，一定要瞒着她，安抚好她的情绪，不能让她激动。” 随后，民警又紧急协调医院，让医院配合上演一场“戏”，假模假式地发布一则通知，告诉张艳，她的孩子因为洗澡时不小心呛水，出现了一点小毛病，需要送到婴儿观察室进行观察治疗，暂时不能陪在她身边。 医院的大夫按照民警的嘱咐，来到张艳的病房，一脸严肃又带着些许温和地把这番话说给了她。刚经历剖腹产的张艳，身体虚弱，精神也有些恍惚，听到孩子只是有点小毛病，虽然心里有些担心，但也没有多想，乖乖地相信了大夫的话，只是反复叮嘱大夫，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 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这看似善意的谎言，其实是民警们无奈之下的应急举措。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谎言瞒不了多久，一旦张艳的刀口愈合，身体恢复一些，她必然会去婴儿观察室看望自己的孩子，到时候，真相还是会被戳破。所以，民警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尽快找到孩子，在张艳发现真相之前，把孩子平平安安地送回到她身边。 此时，心里最难受、最煎熬的，莫过于孩子的父亲冯伟祥。他守在妻子的病床前，一边要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虚弱的妻子，一边要强颜欢笑，应付着妻子时不时对孩子的询问，一遍遍地安慰妻子：“放心吧，孩子没事，就是一点小毛病，大夫说观察几天就好了，很快就能回到我们身边。” 可每当他看到妻子身边那张空空的婴儿床，想到自己那个刚出生一天、还没来得及好好抱抱的儿子，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疼得几乎无法呼吸。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他和妻子爱情的结晶，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可如今，孩子却不知被人带到了哪里，生死未卜。他只能把所有的悲痛和焦虑都压在心底，在妻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哪怕心里早已翻江倒海，也不敢有丝毫流露，他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妻子，怕妻子看出破绽，更怕妻子因为激动而出现意外。 张艳的婆婆更是悲痛欲绝，她拉着民警的手，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地哀求道：“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我的孙子，一定要找回来啊！我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成了，我真的活不成了……”老人的哭声撕心裂肺，在场的民警们听着，心里也十分不是滋味，一个个暗下决心，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一定要找回被盗的婴儿，给这家人一个交代。 一边是对孩子家人的紧急安抚，一边是紧张有序的侦破行动。当天晚上，专案组迅速成立，从刑警大队和北京路派出所抽调了20多名精兵强将，都是有着丰富刑侦经验的老民警和年轻骨干，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之中。 与此同时，专案组第一时间将这一重大警情汇报给了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请求市局紧急向全市各区县公安局发布协查通报，让所有兄弟单位都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严防犯罪嫌疑人带着婴儿逃离青岛。 为了切断犯罪嫌疑人的逃离路线，专案组当即指示，启动快速反应系统，对胶南市所有进出城的关键交通要道实行全面管制。高速公路胶南出口、204国道、太薛公路等主要路段，都安排了大量民警和联防队员，24小时严密盘查，重点检查从胶南开往青岛、黄岛、胶州、诸城、日照等相邻县市方向的车辆，尤其是载客车辆和小型私家车，每一辆都仔细检查，不放过任何可疑人员和可疑物品。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紧急调集警力，赶到胶州火车站、青岛火车站和青岛轮渡码头，对进出站的旅客、上下船的人员进行严密排查，严防犯罪嫌疑人乘坐火车或者轮船逃离。一时间，整个胶南乃至周边地区，都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誓要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找回被盗的婴儿。 婴儿的父亲冯伟祥和奶奶，也努力平复着悲痛的心情，向民警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据他们回忆，那个冒充女护士偷走孩子的犯罪嫌疑人，大概20多岁，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看起来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皮肤比较白净，留着长头发，扎着一根辫子，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方面，上身是一件黑色毛衣，下身是黑色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黄色的半筒平底皮靴。当时，她还自我介绍说自己叫于静，说话是本地口音。 民警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于静”大概率是个假名，犯罪嫌疑人既然敢冒险偷孩子，肯定不会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信息，用假名来伪装自己，是最基本的操作。但这条线索也并非毫无用处，至少让民警们对犯罪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和衣着打扮有了清晰的了解，为后续的排查工作提供了方向。 在对交通要道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专案组决定，连夜开展一场全城大搜捕。他们迅速从城区5个派出所调集了100多名民警和联防队员，以治安大清查的名义，对城区所有的大小旅馆、出租屋进行过筛式的大拉网排查。每一家旅馆，每一间出租屋，都逐一检查，仔细询问房东和租客，查看身份信息，排查可疑人员；与此同时，还调集了50多名交警，对正在城区营运的出租车进行严密盘查，询问出租车司机，是否在当晚见过符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的女人，是否载过抱着婴儿的可疑人员。 除此之外，专案组还命令各乡镇派出所，紧急组织警力上路堵截，在各个乡镇的主要路口、乡间小路上安排人员值守，严防犯罪嫌疑人通过乡间小路逃离胶南。一时间，整个胶南城区灯火通明，民警们不顾夜色深沉，不顾寒风刺骨，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尽快找到那个偷走婴儿的犯罪嫌疑人，找回那个可怜的孩子。 专案组根据案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被盗的男婴出生才24小时，属于新生儿，身体极其虚弱，体温调节能力差，免疫力低下，护理稍微有一点不小心，就容易生病，甚至可能导致夭折。而犯罪嫌疑人冒这么大的风险，不惜触犯法律偷走婴儿，肯定不希望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婴儿变成病婴，更不希望婴儿夭折。所以，她大概率不会急着逃离胶南市城区，而是会先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一方面是为了逃避警方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等婴儿的身体稍微壮实一点，再带着孩子外逃。 基于这个判断，民警们加大了对城区内部的排查力度，尤其是那些隐蔽的出租屋、废弃的房屋、偏僻的小巷，都成为了排查的重点。可遗憾的是，参战民警经过整整5个多小时的全城大搜捕，走遍了城区的每一个角落，排查了上百家旅馆、上千间出租屋，询问了无数名群众和出租车司机，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冒充“于静”的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发现被盗婴儿的踪迹。在车站、码头守候的民警，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的身影。 天快亮的时候，一夜未眠的民警们，脸上写满了疲惫，眼里满是无尽的焦虑。他们身上沾满了灰尘，手脚冻得冰凉，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心里的石头却丝毫没有落地，一夜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无所获。婴儿的安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每一位民警的心头，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尽管外围的围追堵截和全城大搜捕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还有一路人马，一直在医院里仔细查看监控录像，希望能从监控中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负责查看监控的专案民警，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医院各个角落的监控录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仔细排查，民警们终于查到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几组关键画面，完整地还原了她的作案过程。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下午2点12分，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戴着针织帽的女人，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从医院门诊楼大厅走了进来。她脚上穿的，正是冯伟祥一家描述的那双米黄色半筒平底靴。女人一边打着手机，一边快速穿过急诊护士室，径直走到了妇产科一楼。 下午2点17分，这个女人在妇产科一楼大厅里停下了脚步，继续打着电话，语气看起来很平静，时不时还抬头环顾四周，像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挂了电话之后，她走进了一楼的护士站，和一名护士简单说了几句话，民警们后来询问了那名护士，护士回忆说，当时这个女人只是随便问了几句妇产科病房的位置，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后，女人又继续打着电话，慢慢走出了护士站。 下午3点19分，女人走进了一楼的卫生间。两分钟之后，她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手里的白色塑料袋不见了，身上的穿着也没有什么变化，但神情看起来比之前更加从容了一些。 下午3点34分，女人再次走进了妇产科一楼，两分钟之后走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换上了一件绿色的手术隔离服，头上也戴上了配套的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之后，她就开始在妇产科病房区来回走动，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各个病房的情况，看起来就像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傍晚6点50分，女人从一楼护士站抱了一个婴儿，走进了8号病房，也就是张艳所在的病房。民警们判断，这个时候，她应该是在和冯伟祥一家周旋，获取他们的信任。 晚上7点03分，女人抱着婴儿，从8号病房走了出来，神色有些慌张，脚步匆匆，一路朝着医院的西门走去，很快就走出了医院的大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从监控录像的画面来看，这个穿着红色羽绒服、戴着针织帽的女人，无疑就是那个偷走男婴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那个自称“于静”的女人。可让人无奈的是，监控画面比较模糊，再加上女人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无法看清她的面部特征，只能看清她的衣着打扮，那件红色羽绒服和那双米黄色的平底靴，成为了她最明显的标志。 为了尽快弄清楚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专案组民警首先通过户口管理系统，调出了胶南市所有名叫“于静”的人，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20多岁）、身高、体型等特征进行进一步筛选，最终筛选出了15名符合条件的“于静”。 随后，民警们拿着这15名“于静”的照片，来到了医院，找到了冯伟祥和他的母亲，让他们仔细辨认。可遗憾的是，冯伟祥一家看了之后，都一一摇了摇头，否认了，这些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是那个冒充护士偷走孩子的女人。 民警们并没有气馁，又扩大了排查范围，调出了山东省全省100多名符合条件的“于静”的照片，再次让冯伟祥一家辨认。可结果依然一样，没有一个人符合他们的记忆。到这时，民警们已经100%确定，“于静”这个名字，就是犯罪嫌疑人编造的假名，她根本不叫于静，这个名字，只是她用来伪装自己的工具。 3月1号上午，也就是婴儿被盗后的第二天，专案组特意请来了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模拟画像专家。专家根据监控录像上犯罪嫌疑人的形体特征、衣着打扮，再结合冯伟祥一家提供的相貌描述，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很快就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民警们把模拟画像拿给冯伟祥和他的母亲看，两人仔细看了之后，异口同声地说：“像！太像了！就是她！虽然戴着口罩，但这个身形、这个眼神，绝对就是那个偷走我们孩子的女人！” 模拟画像得到了受害人的确认，这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精神一振，终于有了更明确的排查方向。专案组领导当即下令，紧急将模拟画像复印了500张，由城区五个派出所组织警力，在大街小巷张贴，无论是小区门口、菜市场、超市，还是公交车站、路边的墙壁上，都贴上了这份模拟画像，让广大群众帮忙辨认。 与此同时，民警们还拿着模拟画像，深入辖区的各个社区、村庄，走访摸排，重点排查那些有新生婴儿的家庭，以及近期有可疑人员出没的地方。另外，专案组还通知了全市所有的医院，要求各医院加强防范，尤其是妇产科，要严格核实医护人员的身份，加强对进出病房人员的登记和排查，防止犯罪嫌疑人再次冒充护士，到其他医院实施盗婴作案。 就在排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3月1号上午11点左右，北京路派出所所长在走访摸排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群众反映，2月29号上午，也就是婴儿被盗的当天上午，胶南市人民医院有一名新生男婴，差点被一位女护士骗走。 这条线索立刻引起了专案组领导的高度重视，难道这个女人在偷走张艳的孩子之前，还曾在另一家医院尝试过盗婴？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胆子也太大了，而且很可能是有备而来。 专案组当即派民警赶到胶南市人民医院，调取了医院当天的监控录像。很快，民警们就在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在妇产科活动的画面。这个女人的衣着打扮，和在另一家医院偷走婴儿的那个女人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红色羽绒服、米黄色半筒平底靴，身形也十分相似。 可遗憾的是，人民医院的监控画面同样比较模糊，女人依然戴着帽子和口罩，无法看清面部特征，所以民警们一时无法确定，这两家医院出现的红衣女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专案组的民警们拿着之前画好的模拟画像，找到了在人民医院差点被偷走孩子的李先生一家。李先生仔细看了看画像，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道：“嗯，看起来挺像的，身形和穿着都差不多，尤其是那双眼睛，感觉就是同一个人。” 可李先生的母亲看了画像之后，却摇了摇头，肯定地说：“不像，一点也不像！我跟那个骗子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对她的印象很深，她的年龄应该在40岁左右，比画像上的人老多了，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民警们又让李先生的母亲观看了人民医院的监控录像，老人仔细看了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监控录像上的女人，衣着打扮倒是和那个骗子差不多，但年龄肯定不一样，那个骗子看起来比录像上的人老，而且气质也不一样。” 李先生母亲提供的这个情况，让专案组的民警们感到十分震惊和困惑。如果两家医院出现的红衣女人不是同一个人，那会不会是有两个专门盗窃、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同时流窜到胶南作案？ 要知道，在前些年，新生婴儿在医院被偷的案件时有发生，新闻媒体上也经常有相关的报道。一些盗窃、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会流窜到各个城市，专门在医院作案，盗取新生婴儿，然后转手卖掉，谋取暴利。所以，两个犯罪团伙同时流窜到胶南作案，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那警方面临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他们要找的，就不仅仅是“于静”一个人，很可能还有另一个犯罪团伙，还有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受害者。一时间，整个专案组的气氛都变得更加紧张起来，大家心里都充满了疑问：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两个红衣女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为了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专案组再次组织技术人员，对两家医院的监控录像进行了仔细的技术分析。技术人员一遍又一遍地比对画面，从衣服的纹路、发型的细节，到走路的姿态、身形的比例，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可由于画面模糊，再加上女人做了伪装，无论是衣服还是面部特征，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技术人员突然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人民医院监控录像里，那个红衣女人左脚穿的米黄色平底靴，和在另一家医院作案的红衣女人穿的平底靴，无论是款式、颜色，还是鞋面上的细节，都一模一样，甚至连靴子侧面的一道细微划痕，都完全吻合。 这个发现，让所有民警都兴奋不已，这就足以认定，在人民医院试图偷孩子却没有成功的红衣女人，和在另一家医院成功偷走男婴的红衣女人，就是同一个人！之前李先生的母亲之所以觉得年龄不一样，很可能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刻意做了伪装，或者是老人因为紧张、慌乱，对年龄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这个结论，不仅排除了两个犯罪团伙同时作案的可能性，也让专案组的排查方向更加明确了，他们只需要集中力量，寻找这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米黄色平底靴的女人，就能够找到被盗的男婴。 可即便如此，专案组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胶南是一个有着近百万人口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当年在胶南经商、务工的外来人口就高达20多万人。要想从这上百万人里面，找到一个身份不明、还刻意伪装自己的女人，并且找回被盗的男婴，难度可想而知。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线索出现了。3月1号上午11点左右，被聘为治安信息员的出租车司机刘师傅，主动联系了专案民警，向民警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刘师傅说，2月29号晚上7点左右，也就是婴儿被盗后不久，他的朋友杨师傅（开黑出租的），在胶南市某医院西门口等客人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急匆匆地走上了他的出租车，让他送自己去胶南市人民医院。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线索；紧张的是，这个线索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逃离了胶南，或者正在准备逃离。 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刻找到了杨师傅，向他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杨师傅回忆说，那个抱着婴儿的女人，上车之后，一开始问他去临沂要多少钱，他说需要800块钱，那个女人嫌车费太贵，就改变了主意，让他送到胶南市人民医院。 杨师傅还说，那个女人的相貌特征，和民警们描述的犯罪嫌疑人极其相似，20多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看起来有身孕，皮肤白净，戴着近视眼镜，穿着黑色毛衣、黑色裤子和米黄色半筒平底靴。而且，那个女人抱着婴儿的时候，神色有些慌张，一路上都很少说话，只是时不时地低头看着怀里的婴儿，还时不时地看向窗外，像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害怕被人发现。 根据杨师傅提供的情况，专案组民警初步分析认为，那个盗走男婴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顺利逃离了胶南。因为从杨师傅的描述来看，那个女人抱着婴儿到达胶南市人民医院的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而警方接到报警的时间是晚上8点03分，从接警到各个堵截点的民警全部到岗，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里，犯罪嫌疑人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趁着夜色和警方布防的间隙，逃离胶南，逃之夭夭。 不过，杨师傅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那个女人上车后，首先询问的是去临沂的车费。这说明，这个女人很可能是来自临沂地区，或者是打算带着婴儿逃往临沂。这个细节，为专案组缩小了排查范围，也给排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 根据这个线索，专案组立刻增加警力，围绕着胶南市人民医院开展全方位的调查访问，同时紧急调集警力，查看胶南市城区以及大竹山收费站等关键路段的监控录像，重点查看2月29号晚上7点以后，开往临沂方向的出租车的详细资料，希望能找到犯罪嫌疑人乘坐的出租车，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3月2号上午9点，负责查看监控录像的民警们，在翻看大竹山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时，发现了一辆红色出租车，于2月29号晚上7点13分，通过大竹山收费站，朝着临沂方向行驶。这辆出租车的车型，和杨师傅描述的车型有些相似，而且车上似乎坐着两个人。 可遗憾的是，当天晚上雾很大，监控录像的画面变得更加模糊，不仅无法看清出租车的车牌号，也无法看清车内人员的相貌，只能隐约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身影坐在副驾驶上。尽管如此，民警们依然没有放弃，继续仔细翻看监控录像，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 3月2号上午9点半，民警们又从监控录像里，发现了另一辆红色出租车，于2月29号晚上8点11分，通过大竹山收费站，朝着临沂方向行驶。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能够看清开头的“鲁q”两个字，而鲁q，正是山东省临沂市的车牌代码。更让民警们兴奋的是，这辆出租车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身形和犯罪嫌疑人十分相似，而且这辆出租车的车型，也和在胶南市人民医院监控录像里发现的那辆接应犯罪嫌疑人的出租车极其相似。 民警们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专案组领导。专案组领导当即下令，立刻组织警力，前往临沂市莒南县（因为车牌号显示，这辆出租车来自莒南县），展开调查，务必找到这辆出租车，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民警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莒南县，经过一番仔细的排查和走访，终于找到了这辆红色出租车的司机。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司机竟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当时并没有参与盗婴案，他当天是去青岛经济开发区接一位女客户，并且全程都有监控录像和证人可以证明。 民警们对司机和那位女客户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查证，最终确认，两人都不具备作案时间，也没有任何作案嫌疑。原来，只是一个巧合，那位女客户当天也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而且身形和犯罪嫌疑人有些相似，再加上当天晚上雾大，监控画面模糊，才让民警们产生了误会。 虽然这次排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民警们并没有气馁。他们想起，在胶南市人民医院的监控录像里，那辆接应犯罪嫌疑人的红色出租车，是在2月29号上午11点左右进入医院的，一直停到晚上7点，才拉着犯罪嫌疑人离开。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会从上午一直趴活到晚上，所以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专门来接应她的。 基于这个判断，专案组领导决定，调整排查方向，查清楚这辆出租车在2月29号上午通过大竹山收费站的资料情况，既然它上午进入胶南，那么很可能是从临沂方向过来的，通过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或许能找到更多线索。 负责在大竹山收费站查看监控资料的民警，根据专案组的指示，将2月29号的监控录像，从当天晚上的19点往前翻看，一点点排查，不放过任何一辆红色出租车。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仔细翻看，民警们终于在2月29号上午10点37分的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辆红色羚羊出租车，这种车，当年铃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曾经卖得非常火爆，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只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记得这种车型了。 这辆红色羚羊出租车，车牌号开头是“鲁qLt”，很明显是临沂市沂南县的车牌（鲁q是临沂，Lt是沂南），由西向东通过大竹山收费站，进入胶南市。更让民警们兴奋的是，这辆出租车的后玻璃上，贴着一个清晰的呼车号码，这为他们找到司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民警们立刻找到了大竹山收费站的站长，让他叫来当天上午值班的收费员，让收费员帮忙辨认，2月29号上午录像中的这辆红色羚羊出租车，是不是就是2月29号晚上7点13分通过收费站、开往临沂方向的那辆红色出租车。 按理说，收费站每天来来往往的车辆不计其数，收费员每天要接待上百辆甚至上千辆车，很难对某一辆车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何况是一辆上午经过、一辆晚上经过的车。可巧合的是，当天值班的收费员，对这辆红色羚羊出租车印象特别深刻。 收费员仔细看了监控录像之后，肯定地说：“没错，就是这辆车！我记得很清楚，这辆车上午经过的时候，后排座上坐着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女人，还抱着一个特别小的孩子，看起来也就刚出生不久。而且，这辆车的后玻璃上贴着呼车号码，我当时还多看了一眼，所以印象很深。晚上的时候，这辆车又从这里经过，朝着临沂方向开去，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怎么上午刚进来，晚上就走了，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 这个消息，让所有民警都激动不已，所有的线索，终于都串联起来了！这辆红色羚羊出租车，就是犯罪嫌疑人从沂南租来的，专门用来接应她的车辆。犯罪嫌疑人从沂南出发，乘坐这辆出租车来到胶南，实施盗婴作案，得手之后，又乘坐这辆出租车，沿着大竹山收费站，返回沂南。 专案组领导立刻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正在莒南县摸排线索的刑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毕忠刚，命令他火速带领警力，赶往沂南县，务必找到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藏身之处，成功解救出被盗的男婴。 毕忠刚是一名有着多年刑侦经验的老刑警，办案经验丰富，心思缜密。他接到命令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被盗的男婴已经失踪了两天多，身体极其虚弱，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而且，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把被盗的孩子安全解救出来，哪怕最终抓住了犯罪嫌疑人，也无法弥补这起案件给冯伟祥一家带来的伤害，更无法避免可能发生的家庭悲剧。 毕忠刚立刻带领警力，马不停蹄地赶往沂南县，并且在途中，就和沂南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请求当地警方配合，制定详细的抓捕和解救方案。由于之前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了出租车后玻璃上的呼车号码，所以民警们决定，以打电话预约用车为借口，联系上出租车司机，然后实施秘密抓捕。 到达沂南县之后，毕忠刚按照呼车号码，拨通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谎称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需要出租车帮忙接送，并且需要司机协助取证。司机没有丝毫怀疑，很快就按照毕忠刚提供的地址，赶了过来。 当司机韩某赶到现场，看到周围站着很多民警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还没等毕忠刚开口询问，韩某就主动说道：“你们是从胶南来的吧？是来找那个偷孩子的女人和孩子的，对不对？” 韩某的这句话，让毕忠刚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看来，韩某知道一些情况，这起案子，很快就要破获了。 毕忠刚没有绕弯子，直接表明了身份，然后询问韩某，是否认识那个穿着红色羽绒服、抱着婴儿的女人，是否知道她的藏身之处。 经过一番仔细的询问，毕忠刚才知道，韩某其实并没有参与这起盗婴案，他甚至连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名字都不知道。当时，是那个女人主动联系他，花了400块钱，雇佣他的出租车，从沂南开到胶南，然后再从胶南返回沂南，并且要求他在胶南市人民医院门口等候接应。 韩某还说，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平时就特别痛恨偷孩子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他看到那个女人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神色慌张，而且一路上都很少说话，心里就有些怀疑。但因为对方已经付了钱，他也不好多问，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把她送到指定的地点。 “警察同志，我知道偷孩子是犯法的，我也很想帮你们抓住那个女人，找回孩子。”韩某一脸诚恳地说道，“那个女人是在我们县城的一条胡同口下的车，我记得她住的那排房子的位置，我可以带你们去，一定能找到她！” 当天晚上7点左右，在韩某的带领下，毕忠刚和民警们，悄悄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附近。这是一片老旧的平房区，环境比较偏僻，灯光昏暗，很少有行人经过，正好适合隐蔽抓捕。 然而，抓捕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韩某虽然记得犯罪嫌疑人住在那一排平房里，但那一排平房一共有三户人家，具体是哪一户，他却记不清楚了，当时晚上光线太暗，他只看到那个女人走进了那一排房子，并没有看清具体的门牌号。 毕忠刚心里有些着急，如果不能准确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住处，贸然行动，很可能会打草惊蛇，不仅抓不到犯罪嫌疑人，还可能危及到婴儿的安全。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当地的刑警突然说道：“毕队，我有个办法。我们沂南有个风俗，谁家生了男孩，都会在大门口插上两面小红旗，用来辟邪、祈福，讨个好彩头。那个女人偷了孩子，肯定会装作是自己生的孩子，说不定也会在门口插小红旗，我们可以悄悄观察一下。” 这个建议，让毕忠刚眼前一亮。他立刻带领民警们，悄悄绕到那一排平房的侧面，进行秘密观察。果然，在东头那户人家的大门口，插着两面小小的红旗，在昏暗的灯光下，隐约可见。 毕忠刚心里一阵兴奋，他判断，这户人家，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藏身之处。他立刻带领3名刑警，还有沂南县当地的5名刑警，悄悄把这户人家包围起来，做好了抓捕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民警们轻轻推开了院门，悄悄走进了院子里。可当他们走进正房，看到屋里的情况时，却发现自己搞错了，屋里坐着一对夫妻，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看起来已经过了满月，而且这对夫妻的相貌，和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完全不符。经过询问，民警们才知道，这户人家的孩子，是他们自己亲生的，当天正好是孩子过满月，所以才在门口插了小红旗。 这场因为当地风俗而导致的错误抓捕，让毕忠刚心里极度不安。他担心，刚才的行动，可能已经打草惊蛇，如果犯罪嫌疑人就在附近，听到了动静，很可能会带着婴儿逃跑，到时候，再想找到他们，就难上加难了。 韩某也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信誓旦旦地说：“警察同志，我肯定没记错，那个女人就是住在这几户里面的一户，怎么会没有呢？难道她没有按照我们沂南的风俗，在门口插小红旗？” 毕忠刚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说道：“或许，她不是本地人，不知道我们沂南的这个风俗；也有可能，她故意不插小红旗，就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这里有可能是盗窃、拐卖儿童犯罪团伙的秘密窝点，所以她才不敢声张。” 为了避免再次打草惊蛇，毕忠刚决定，亮明自己的身份，向这户人家的主人询问情况。他走到主人面前，出示了警官证，然后问道：“您好，我们是胶南市公安局的民警，正在办理一起案件。请问，你知道你西边的那两家邻居，谁家最近生了男孩吗？” 房主想了想，说道：“我西邻是个租房子的，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好像在医院工作，女的前段时间怀孕了，听说是快生了，具体什么时候生的，我就不知道了。东边的那户，也是租房子的，没有小孩，平时很少有人来往。” 房主的话，让毕忠刚心里一下子有底了，他可以确定，那个偷走男婴的红衣女人，就是房主的西邻，也就是那对租房子的年轻夫妻中的妻子。 民警们再次悄悄包围了西邻的房子，院子的门关着，里面一片安静，没有任何动静。毕忠刚决定，不急于行动，在外面耐心等候，等屋里的人出来，再实施抓捕，这样既能确保抓捕成功，也能保证婴儿的安全。 民警们在院子外面，静静地守候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看到院子的门慢慢打开，一个女人探出头来，左右看了看，像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确认没有异常之后，才准备出门。 就是现在！毕忠刚当机立断，立刻亮出警察身份，大喝一声：“警察！不许动！” 那个女人吓了一跳，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民警们就已经冲了上去，控制住了她。毕忠刚则急匆匆地走进了正房，一眼就看到，一名穿着黑色毛衣的少妇，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神色有些慌张；而衣架上，赫然挂着一件红色羽绒服，正是民警们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穿的那件红色羽绒服！ 在东间的床上，一个熟睡的婴儿，正安静地躺着，小小的身子裹在被子里，看起来十分虚弱，正是冯伟祥一家被盗的那个男婴！ 毕忠刚心里一阵激动，悬了两天多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孩子找到了，而且安然无恙！他立刻安排民警，小心翼翼地抱起婴儿，检查婴儿的身体状况，同时，对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女人，进行就地询问。 面对民警的询问，那个女人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偷了孩子，说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可当民警们拿出模拟画像，拿出医院的监控录像，还有韩某的证词时，她再也无法抵赖，终于低下了头，对自己盗窃婴儿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这个女人，名叫王小冉，今年22岁，正是胶南市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说话是本地口音，为什么她对胶南的医院那么熟悉。 可就在民警们准备带着王小冉和被解救的婴儿离开的时候，王小冉的婆婆突然从里屋冲了出来，死死地抱住民警的腿，哭着哀求道：“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不要把孩子抱走，这是我的孙子，是我们家的命啊！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民警们耐心地向王小冉的婆婆解释，告诉她，这个孩子不是王小冉亲生的，是从胶南偷来的，他们必须把孩子送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可王小冉的婆婆根本不听，依然死死地抱着民警的腿，不肯松手。 后来民警们才知道，这一天，是这个男婴被王小冉带回沂南的第三天。按照沂南的风俗，新生儿出生第三天，家人要包饺子，庆贺孩子“过三天”，图个吉利。王小冉的婆婆，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偷来的，还以为是自己的亲孙子，特意包了饺子，准备好好庆贺一番，没想到，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王小冉的婆婆终于松开了手，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视若珍宝的“孙子”，竟然是偷来的，而自己的儿媳妇，竟然是一个偷孩子的罪犯。 经过40多个小时的紧张排查和抓捕，被盗的男婴，终于被成功解救出来，重新回到了亲生母亲张艳的怀抱。当冯伟祥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走到张艳的病床前，告诉张艳真相的时候，张艳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泪水夺眶而出，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久久不肯松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孩子，我的宝贝，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冯伟祥看着妻子和孩子，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握住民警们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警察同志！如果不是你们，我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我的孩子了，你们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对民警们充满了感激。医院的负责人拉着民警的手，感慨地说：“警察同志，太感谢你们了！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医院的声誉就彻底毁了，以后谁还敢来我们医院生孩子啊？是你们，保住了我们医院的名声，也保住了我们医院的希望！” 可就在大家都为孩子被成功解救而感到高兴的时候，民警们在对王小冉的审讯过程中，却发现，案情的真相，与专案组当初的判断，有着很大的出入。一开始，民警们判断，这起盗婴案，很可能是一个犯罪团伙作案，可王小冉的供述，却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这起案子，竟然是她单独作案，没有任何同伙，韩某也只是被她雇佣的出租车司机，并不知情。 那么，王小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要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去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一切，还要从她的人生经历说起。 王小冉，1986年出生在胶南市的一个教育世家，父母都是老师，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从小就被父母宠着、惯着，是父母手中的掌上明珠。小时候的王小冉，活泼好动，性格开朗，可就是不爱学习，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整天只顾着玩，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过是倒数的。 初中毕业之后，王小冉因为成绩太差，没有考上高中。她的父母望女成凤，不甘心自己的女儿就这样一事无成，于是不惜花了很多钱，把王小冉送进了青岛某卫校，希望能把女儿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护士。在父母看来，护士是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以后女儿毕业后，找一家好医院上班，再找一个好女婿，这辈子也就圆满了。 可王小冉，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她从小被宠坏了，性格叛逆，我行我素，在卫校里，也没有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反而早早地就和别人发生了男女关系，这也为她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2003年10月份，17岁的王小冉，来到了胶南市的一家医院实习。那时候的她，已经长到了一米六五的身高，长得清秀漂亮，身材也很好，再加上平时打扮得很时尚，性格又开朗，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年轻男孩子的注意。 最早追求王小冉的，是当时也在这家医院实习的许家伟。许家伟比王小冉大6岁，出生在沂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医学院的本科生，学习成绩很好，为人也比较稳重。因为两个人都是学医的，对生理知识、两性知识都比较熟悉，所以他们的性观念也比较开放。两人认识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且很快就同居在了一起。 2004年2月份，王小冉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总是恶心、乏力，月经也推迟了很久。她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4个多月了。这个消息，让王小冉一下子慌了，她当时还在医院实习，还没有毕业，也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而且她还只有17岁，要是让父母知道她怀孕了，肯定会气得半死；更重要的是，她担心这件事传出去之后，会影响她和许家伟的毕业，影响他们以后的前途。 为了保守这个秘密，王小冉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许家伟的家人，而是偷偷地一个人，跑到了日照市人民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手术之后，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浑身无力，肚子疼得厉害，可她为了不被别人发现，只能拖着虚弱的身子，照常去医院实习，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那些电台广告里经常播的“意外怀孕怎么办，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其实都是骗人的，人工流产对女人的身体伤害很大，需要好好休养，根本不可能做完手术就正常上班。王小冉每天都强忍着身体的不适，一边伪装自己，一边应付实习工作，久而久之，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疾病。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次偷偷流产，竟然彻底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术后复查时，医生明确告诉她，由于手术操作不当以及术后没有及时休养，她的子宫受到了严重损伤，以后很难再怀孕，甚至可能终身不孕。 这个消息，像一道晴天霹雳，狠狠砸在了王小冉的头上。那时候的她，还只是个17岁的少女，根本无法接受自己这辈子都不能拥有孩子的现实。她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告诉许家伟，只能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每天都活在痛苦和恐惧之中。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敏感，原本开朗活泼的少女，渐渐变得阴郁易怒。 2005年，王小冉从卫校毕业，凭借父母的关系，进入了胶南市一家医院做护士。同年，她和许家伟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后，许家伟的父母一直盼着抱孙子，频频催促两人尽快要孩子。每当这时，王小冉就会变得无比焦虑，只能找各种借口推脱，说自己工作忙、身体不好，暂时不适合要孩子。许家伟虽然体谅她，却也难免有些失望，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件事，渐渐出现了裂痕。 为了能怀上孩子，王小冉四处求医问药，中西医都试过，偏方也吃了不少，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去过大大小小的医院，做过无数次检查，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很难怀孕。医生也曾劝过她，放宽心态，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王小冉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想要自然怀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看着婆婆每次看到别人家孩子时羡慕又失望的眼神，看着丈夫日渐冷淡的态度，王小冉的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她开始变得偏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必须要有一个孩子，无论用什么方法，哪怕是触犯法律，她也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维系自己的婚姻，满足婆婆的期待，也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缺。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发芽，就疯狂地生长。王小冉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医院的妇产科，观察新生婴儿的一举一动，甚至偷偷记下医护人员的工作流程，琢磨着如何能偷走一个婴儿。她知道自己曾在医院实习过，熟悉医院的环境，也了解医护人员的工作习惯，这成为了她实施作案的“优势”。 2008年2月，王小冉得知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胶南市某医院生孩子，便借着探望的名义，多次前往该医院，熟悉妇产科的布局、监控位置以及医护人员的换班时间。她还特意准备了红色羽绒服、米黄色半筒平底靴，又从医院的废弃物资中找到了一件绿色手术隔离服、帽子和口罩，为作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月29号上午，王小冉先是前往胶南市人民医院，试图冒充护士偷走一名新生男婴，可由于当时婴儿的家人一直守在身边，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只能悻悻离开。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立刻前往另一家医院，也就是张艳生产的医院，继续寻找机会。 下午，她伪装成探视家属，进入妇产科，观察各个病房的情况，最终锁定了8号病房的张艳。她看到张艳刚做完剖腹产，身体虚弱，身边只有丈夫和婆婆照料，而且两人偶尔会离开病房，防守相对薄弱，便决定对这个刚出生一天的男婴下手。 于是，她上演了监控中看到的一幕：换上提前准备好的手术隔离服，伪装成护士，走进8号病房，以“检查婴儿身体”为由，骗取了冯伟祥和其母亲的信任，抱着婴儿匆匆离开了医院，随后联系了提前雇佣好的出租车司机韩某，准备返回沂南，将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抚养。 王小冉在审讯中哭着供述，她偷走孩子后，心里也充满了愧疚和恐惧，害怕被警方抓住，害怕孩子的亲生父母伤心欲绝。可每当她看到怀里熟睡的婴儿，想到自己终于有了“孩子”，想到自己的婚姻终于能得以维系，就又狠下心来，决定将这个谎言继续下去。她甚至已经想好了，等回到沂南，就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早产生下的，好好抚养他长大。 可她终究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2008年3月，王小冉因涉嫌盗窃罪，被胶南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经过法院审理，王小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婴儿，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且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大。考虑到王小冉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且被盗婴儿被成功解救，未造成严重后果，法院最终判处王小冉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执念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期待能让人奋进，可过度的执念，却会让人迷失心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第293章 妙龄少女被分尸藏进拉杆箱，警方凭3条线索追凶23天 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妙龄少女，生前遭遇了不堪回首的侵害，死后更是被凶手残忍分尸，肢解成好几块，去头的上半身被硬生生塞进一个红色拉杆箱，随手扔进了废弃涵洞里，剩下的身体部位，被凶手胡乱分散在各个角落，藏得严严实实。 你们想想，一个鲜活的姑娘，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这你受得了吗？更让人揪心的是，案发初期，警方手里只有三样东西：一个无头上身尸块、一个陈旧的红色拉杆箱、一条带血的喜庆床单。没有死者身份，没有作案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就凭着这三样残缺的线索，民警们昼伏夜出、抽丝剥茧，一步步拨开迷雾，硬生生把藏在暗处的恶魔揪了出来，揭开了这起惨案背后的所有真相。 这案子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具体位置就在青山区，武汉的宝子们肯定对青山公园不陌生吧？那可是武汉市区里数一数二的大公园，总面积有35.7公顷，绿化率高达89.8%，被誉为十里钢城的“绿地明珠”，园内有樱花园、紫薇园、湖心亭等好多景点，平时每天都有大把市民去那锻炼、散步、遛弯，热闹得很。 可在2015年，青山公园后门附近，却成了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地方。那一年，青山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施工改造，华中地区最大的工业棚户区正在拆迁重建，戴家湖公园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从青山区建设路通往青山公园后门的那条水渠，早就被废弃了，周边到处都是施工围挡，尘土飞扬，过往的行人变得特别少。 不过呢，春夏之交的武汉，不冷不热，微风习习，正是钓鱼的好时候，所以还是有不少附近的老百姓，趁着闲暇时间，偷偷跑到这条废弃水渠边上钓鱼，既能打发时间，也能碰碰运气，钓上几条小鱼解解馋。 2015年4月28号中午，大概11点多，太阳不算太晒，微风拂过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家住附近的胡师傅，像往常一样，扛着鱼竿、提着鱼桶，来到了水渠边的老位置钓鱼。他钓了快一个小时，一条鱼都没上钩，心里正有点烦躁，无意间抬头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土坡，突然发现，那土坡上孤零零地放着一个红色的旅行箱。 胡师傅心里犯了嘀咕：“这是谁啊？好好的拉杆箱，怎么扔在这荒郊野外的？”他当时也没多想，只当是有人搬家或者旅行，不小心落下的，毕竟周边在施工，人来人往的，丢点东西也不算稀奇。 好奇心驱使着胡师傅，放下鱼竿，慢悠悠地朝着土坡走去。那箱子看着不算小，大概26寸的样子，颜色是那种很鲜艳的大红色，不过看得出来已经用了挺久，箱子表面有些磨损，边角也有些磕碰，显得有些陈旧。走近了之后，胡师傅发现，箱子的一侧拉链没拉紧，留着一道手指宽的缝隙。 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往缝隙里瞅了一眼，这一眼，差点让他魂飞魄散，缝隙里隐隐约约能看到暗红色的血迹，还夹杂着一股刺鼻的、说不出来的腥臭味，那味道不像鱼腥味，也不像泥土味，刺鼻又恶心，直冲鼻腔。 胡师傅的头皮一下子就麻了，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手里的鱼竿差点掉在地上。他不敢再多看一眼，也不敢去碰那个箱子，心脏“咚咚咚”地跳得飞快，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定了定神，赶紧掏出手机，手指因为紧张都在发抖，哆哆嗦嗦地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都带着颤音：“喂……警察同志，快来！青山公园后门的废弃水渠边，有个红色箱子，里面好像有血，看着不对劲！” 接到报警后，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的民警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为了保护现场不被破坏，民警们在周边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随后，刑侦技术人员、法医也陆续赶到，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 民警们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拉开了那个红色拉杆箱的拉链，箱子里铺着一条颜色很喜庆的床单，床单紧紧包裹着一个东西，鼓鼓囊囊的，床单上浸透了暗红色的血迹，腥臭味变得更加浓烈，在场的民警们，哪怕见多识广，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有的甚至忍不住转过脸去。 当法医小心翼翼地掀开那条带血的床单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床单里面包裹的，竟然是一段人体的躯干，只有上半身，没有头，也没有腿，躯干的切口很不规整，看得出来，凶手分尸的时候，极其残忍，没有丝毫留情。从躯干的体型和曲线来看，民警们一眼就判断出，死者是一位女性。 一个妙龄女子，惨遭杀害，还被残忍分尸，这无疑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重大杀人抛尸案件！消息传到青山分局，局里立刻高度重视，成立了428专案组，抽调了全局最有经验的刑侦民警、技术人员，全力侦破这起案件。 可摆在民警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案发地点偏僻，周边正在施工，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除了这个红色拉杆箱和里面的尸块、床单，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线索。要想侦破此案，只能从这仅有的几样物证入手，一点点抽丝剥茧。 民警们首先对这个红色拉杆箱进行了仔细的勘察。这是一个26寸的拉杆箱，四个轮子都还在，但其中一个轮子沾满了厚厚的泥土，一看就是被人在泥地上拖行过很久。箱子的表面有一些划痕和磨损，侧面还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品牌logo，看样子已经用了两三年了。 这时候，一个疑问浮现在民警们的脑海里：凶手抛尸，目的就是为了隐藏罪行，不让人发现，可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装着尸块的拉杆箱，直接推进旁边的水渠里？水渠里有水，能很好地掩盖尸块的气味，也能延缓尸块被发现的时间，可他偏偏把箱子扔在岸边的土坡上，这明摆着很容易被人发现啊！ 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很不合常理？凶手到底是慌不择路，来不及把箱子推进水渠，还是说，他当时还携带着死者的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头颅、双腿，没时间仔细处理这个装着躯干的箱子？又或者，他是故意这么做，想混淆警方的视线？种种疑问，像一团迷雾，笼罩在民警们的心头。 除了尸块，箱子里还有一条被套，不是包裹尸块的那条床单，是另一条被套，被套的一部分被水浸泡过，湿漉漉的，还沾着一些泥土和血迹，而另一部分却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污渍。民警们观察后发现，这条被套的面料还不错，看起来用的时间不算长，没有明显的磨损，不像是那种用了很多年的旧被套。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民警们在抛尸现场周边展开了拉网式的搜索，顺着水渠的上下游，挨个儿排查，草丛里、土坡下、水渠边，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甚至请来了专业的打捞人员，对水渠进行了全面的打捞，希望能找到死者的其他身体部位，或者凶手遗留下来的其他物证。 可遗憾的是，整整搜索了一天，民警们什么都没找到。没有死者的头颅，没有双腿，没有凶手的指纹、脚印，除了那个红色拉杆箱、带血的床单和被套，现场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更让人头疼的是，那具躯干尸块，因为放置的时间比较久，加上当时的天气不算冷，尸体已经开始发黑、腐烂，皮肤变得黑乎乎的，紧紧贴在骨头上，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蜡化，看不清任何面部特征，也没有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标记，没有纹身，没有胎记，没有首饰，什么都没有。想要通过这具无头无腿的尸块，确定死者的身份，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时候，民警们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胡师傅发现箱子的时候，拉链是没拉严的，有一道缝隙，这说明，这个箱子在抛尸之后，很可能被人动过！ 凶手抛完尸，肯定是恨不得赶紧逃离现场，怎么可能闲得没事，再把箱子打开，看一眼尸块？难道是想做什么告别仪式？“再见，安息吧”，这根本不可能！凶手既然敢残忍分尸抛尸，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善心”。 那到底是谁动过这个箱子？如果是和这起案件无关的路人，看到箱子里的尸块，看到那么多血迹，肯定会吓得赶紧报警，可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报警，反而只是打开箱子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和这起案件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凶手的同伙？又或者，是另一个无意间发现箱子，却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的人？ 一个个疑问，让民警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此时，警方能够掌握的线索，只有三样，总结一下就是：第一，死者是一名女性；第二，有一个陈旧的红色26寸拉杆箱；第三，有一条喜庆的床单和一条半湿半干的被套。 民警们分析，这三样东西之间，肯定有着密切的关联。最合理的推测就是，凶手是在室内作案的，因为床单和被套，都是室内常用的物品，不可能随身携带，所以，死者很可能是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凶手的家里，甚至是某个出租屋里，被杀害、被分尸的。 那么，抛尸的地点，和受害人遇害的地点，在空间上会不会有关联？凶手为什么会选择青山公园后门的废弃水渠抛尸？是随机选择的，还是早就踩好点了？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到底在哪里？受害人到底是谁？她今年多大？是武汉本地人，还是外来务工人员？ 面对着这样一起毫无头绪的案件，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也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这是他们从警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案件之一，没有尸源，没有现场，没有证人，几乎是从零开始侦查。 民警们都清楚，想要侦破这起案件，最关键、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尸源，确定死者的身份。只有知道了死者是谁，才能顺着死者的社会关系，排查出可疑人员，才能一步步找到凶手，揭开案件的真相。可一个无头无腿、已经蜡化发黑的尸块，想要确定身份，难度可想而知。 没有其他办法，民警们只能从尸块本身入手，一点点寻找线索。一方面，法医对尸块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和检验，试图从尸块的状态，判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年龄、身高和体态；另一方面，刑侦技术人员，对尸块上的血迹、皮肤组织进行了提取，准备做dNA检测，为后续确认尸源打下基础。 因为这起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大，武汉市公安局特意邀请了公安部的人体学专家、全国知名的刑侦技术专家和法医，赶到武汉，和青山分局的民警们一起，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研判。专家们围着尸块，反复研究、讨论，结合尸蜡形成的速度、尸块的腐烂程度，还有现场的环境，经过整整两天的会诊，终于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概在2015年春节前后，年龄在21岁到27岁之间，身高大概在158到165厘米之间，体态偏瘦。 有了这个初步的结论，专案组立刻制定了侦查方向：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区域开展大面积的排查，同时，对2015年以来，武汉市全市范围内的失踪女性人员，进行全面的筛选和查找，重点排查年龄在21到27岁之间、体态偏瘦的失踪女性。 接下来的几天，民警们开启了“连轴转”模式，不分白天黑夜，奔波在排查的路上。他们分成多个小组，一方面，在抛尸现场周边的小区、商户、工地，挨家挨户地走访，张贴协查通告，询问周边的居民、施工工人，有没有在春节前后，见过可疑的人员、可疑的车辆，有没有见过和死者特征相符的失踪女性；另一方面，他们调取了湖北省全省2015年元旦以来，所有的失踪人员记录，一个个地进行排查、回访，核对失踪人员的年龄、体态、失踪时间，试图找到和尸块dNA匹配的人员。 那段时间，民警们有多辛苦。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能回家，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水都顾不上喝，眼睛熬得通红，嗓子也喊得沙哑。他们走访了上百个小区、上千户人家，排查了几百名失踪女性，可结果却让人失望，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调取了抛尸现场周边方圆5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监控录像，重点查看春节前后，进出抛尸路段的一切可疑车辆和人员。可因为周边正在施工，很多监控被施工围挡遮挡，还有一些监控已经老化、损坏，能正常使用的监控寥寥无几，就算是能使用的监控，也因为距离太远、画面模糊，看不清人员的面部特征和车辆的车牌号。一番排查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案子，似乎一下子走进了死胡同。民警们的心里，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起案件发生在五一节之前，社会关注度极高，要是长时间侦破不了，不仅没法给死者一个交代，也没法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很多民警，因为压力太大，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脑仁疼得厉害，有时候坐在办公室里，盯着那具尸块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琢磨，试图找到被忽略的线索。 有民警开始怀疑，是不是专家们对死者死亡时间的推断，出现了错误？如果死亡时间推断错了，那么之前的所有排查，就都白费了，相当于做了无用功。可专家们反复核对，确认死亡时间的推断，没有问题，尸蜡的形成速度、尸块的腐烂程度，都明确指向春节前后。 那为什么排查了这么久，却一点线索都没有？难道死者不是武汉本地人，也不是湖北人？是外地来武汉打工、旅游，然后失踪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排查的范围，就要扩大到全国，难度就更大了。 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专案组又有了一个新的推测：凶手很有可能把死者的其他身体部位，也丢弃在了废弃水渠的周边，只是民警们之前的搜索，不够细致，没有找到。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打捞和搜索行动，再次展开。 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青山警方调用了专业的打捞设备，对抛尸现场的二号渠，进行了全面的勘验和取水检测，随后，沿着二号渠的上下游，展开了拉网式的搜索，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一公里。民警们还请来了专业的搜救人员，钻进草丛里、土沟里，一点点地排查，哪怕是一片落叶、一块石头，都不放过。 可遗憾的是，经过整整三天的搜索，民警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没有死者的头颅，没有双腿，没有凶手遗留的任何物品，除了那个红色拉杆箱、带血的床单和被套，再也没有任何发现。 虽然没有找到死者的其他身体部位，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手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那个红色拉杆箱和那条被套。只要能查到这两样东西的来源，就能找到突破口，就能一步步接近真相。 于是，民警们拿着红色拉杆箱的照片、细节截图，还有那条被套的照片，再次展开了排查，这一次，排查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武汉市，开启了“漫天撒网”式的搜索。他们走访了武汉市所有的商场、超市、行李箱专卖店、家纺店，一点点地询问，试图找到这两样东西的卖家，进而找到购买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排查，民警们终于查到了红色拉杆箱的来源，这种拉杆箱，是一个福建的品牌，平时售价在400多块钱一个，主要在武汉市的一些大型商场和专卖店销售。民警们立刻赶到这些商场和专卖店，调取了近几年的销售记录，可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商场和专卖店，只保留了销售票据，记录了销售时间、金额和商品型号，并没有登记购买者的身份信息。咱们平时去商场买东西也知道，除非是买贵重物品，否则商家根本不会让我们登记身份信息，所以，想要通过销售记录，找到购买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民警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又把重点放在了那条被套上。经过一番排查，他们终于找到了那条被套的卖家，武汉市一家知名的家纺专卖店。根据商家的销售记录，这条被套，是两年前卖出去的，售价200多块钱，不算特别贵，但也不算便宜，属于中等价位。 民警们立刻找到了这家专卖店的店员，拿出被套的照片，让店员回忆，两年前，是谁买了这条被套。可店员想了很久，还是摇了摇头，两年的时间，店里卖出去的被套不计其数，每天来买东西的顾客那么多，店员根本不可能记得每一个顾客的样子，更不可能记得，两年前，是谁买了这一条特定的被套。 看到这，你们是不是也替民警们着急？线索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中断，排查了十几天，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可案件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依旧停留在原点。这起案子，也成了一起名副其实的“三无案件”，没有死者身份，没有作案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民警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时候，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三样线索，心里满是无力感，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肩上扛着的，是死者的冤屈，是老百姓的期盼，他们必须找到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 其实，此时此刻，着急的不光是警方，在湖北孝感市，有一户人家，从春节之前，就一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遭遇了不测，更不知道，亲人的尸体，正被藏在武汉青山的一个废弃水渠边，承受着无尽的冰冷。 这户人家，就是方晓燕的家。方晓燕，27岁，湖北孝感人，几年前，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她离开了老家孝感，来到武汉打工，在一家洗浴中心做服务员。方晓燕是个懂事、孝顺的姑娘，平时话不多，但心地善良，每天都会给妈妈方阿姨打一个电话，嘘寒问暖，报个平安，哪怕工作再忙、再累，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2015年2月16号，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忙着打扫卫生、准备年货，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之中，可方阿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里总是隐隐不安。因为，她已经整整三天，没有接到女儿方晓燕的电话了，打电话过去，始终是关机状态，发微信、发短信，也没有任何回复。 方阿姨一开始还安慰自己，可能是女儿工作太忙，没时间打电话，也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可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三天，始终联系不上女儿，方阿姨的心，越来越慌，坐立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不好的念头。她知道，女儿从来不会这样，就算再忙，也会抽空给她发一条短信，报个平安，绝对不会一连三天，杳无音信。 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中，又过了几天，春节到了，家家户户团圆欢聚，可方晓燕，依旧没有任何音讯。大年初四，方阿姨再也忍不住了，她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刻赶到武汉，去寻找女儿的下落。 一家人急匆匆地赶到武汉汉口，按照方晓燕之前告诉他们的地址，找到了她租住的小区。那是一个普通的小区，方晓燕和一个同事合租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住在6楼。当家人打开房门，走进屋里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方晓燕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平时穿的衣服、鞋子，都整齐地摆放在衣柜里、鞋架上，没有任何凌乱的痕迹；她平时随身携带的两张银行卡，还有一些零钱，都放在床头柜上，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梳妆台上，还放着她常用的护肤品、化妆品，甚至还有没吃完的零食，这一切都说明，方晓燕不是主动离开的，她离开的时候，很匆忙，甚至没有来得及收拾东西，更没有来得及带走银行卡和手机。 更让家人感到不安的是，和方晓燕合租的小姐妹徐晶，也说自己好几天没有见到方晓燕了。徐晶和方晓燕，是同一家洗浴中心的同事，两人年龄相仿，都是从外地来武汉打工的，平时相互照应、相互帮助，关系特别好，就像亲姐妹一样，所以才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 “阿姨，我也不知道小燕去哪了，”徐晶的语气里，也满是焦急和不安，“我年前就回老家过年了，走之前，我还跟小燕说，让她过年也早点回家，她还说，等忙完手里的活，就回老家陪你们过年。可我这几天给她打电话，也一直打不通，我还以为她已经回老家了，没想到，她根本没回去……” 方晓燕的家人，听到徐晶的话，心里更加着急了，女儿既不在出租屋，也没有回老家，也没有去上班，她到底去哪了？难道她出事了？一个个可怕的念头，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来不及多想，方晓燕的家人，立刻赶到了她工作的洗浴中心，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一些关于方晓燕的线索。洗浴中心的负责人，见到方晓燕的家人，也显得有些惊讶，他告诉方晓燕的家人：“方晓燕年前就给我发短信请假了，说她爸爸生病了，要做手术，需要她回去照顾，所以从2月13号开始，她就没来上班了，我还以为她一直在老家照顾她爸爸呢，没想到，她没回去……” 听到这话，方晓燕的家人，彻底慌了，方晓燕的爸爸，身体一直很好，根本没有生病，更没有做手术，方晓燕请假的理由，是假的！她为什么要撒谎？她撒谎之后，到底去了哪里？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2015年2月28号，距离方晓燕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多月，依旧没有任何音讯，方晓燕的家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他们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正式报警，请求警方帮助他们寻找方晓燕的下落。 派出所的民警，听完方晓燕家人的叙述，也觉得事态严重，立刻受理了这起失踪案。他们一边安慰方晓燕的家人，让他们不要过于着急，一边迅速展开调查，调取了方晓燕打工的洗浴中心，以及她出租屋附近的所有监控视频，希望能借助监控，找到方晓燕失踪的线索。 可调查的过程，并不顺利。方晓燕失踪的时间、失踪的地点，都不明确，警方不知道，她是在出租屋失踪的，还是在洗浴中心失踪的，又或者，是在上班的路上、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不测。监控视频的数量，非常多，前前后后，一共有20多天的监控资料，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24小时不间断地查看，眼睛熬得通红，可始终没有找到方晓燕的身影，她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没有办法，民警们只能采集了方晓燕父母的dNA样本，把他们的dNA信息，录入了全国失踪人员dNA数据库，希望能通过dNA比对，找到方晓燕的下落，同时，他们也把这起失踪案，汇报给了派出所的领导，请求进一步的支援。 时间，一天天过去，方晓燕的家人，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而另一边，428抛尸案的排查，也依旧陷入僵局，民警们依旧在苦苦寻找尸源，寻找凶手的线索。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竟然会在不久之后，产生交集，而这交集，也成为了428抛尸案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4月28号，青山废弃水渠边发现女尸的消息，传遍了武汉全市，武汉市公安局立刻要求，全市各个分局、各个派出所，对辖区内的失踪女性人员，进行统一的摸排、核对，看看有没有和尸块特征相符的人员。 受理方晓燕失踪案的派出所民警，在接到通知后，立刻想到了失踪多日的方晓燕，方晓燕的年龄，27岁，正好在专家推断的21到27岁之间；体态偏瘦，也和尸块推断的体态相符；失踪时间，是2月13号左右，也正好在春节前后，和死者的死亡时间吻合。 民警们立刻把方晓燕父母的dNA样本，送到了428专案组的dNA实验室，和尸块的dNA进行比对。等待比对结果的那几个小时，民警们的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他们希望，死者不是方晓燕，希望方晓燕还活着，可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比对，能找到428抛尸案的尸源，打破案件的僵局。 几个小时后，比对结果出来了，方晓燕父母的dNA，和青山428抛尸案受害人的dNA，完全吻合！也就是说，那个被残忍分尸、藏进拉杆箱的无名女尸，就是失踪多日的方晓燕！ 2015年5月20号，距离428抛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23天，青山428专案组的民警们，终于得知了死者的身份，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一半。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民警们既兴奋，又心疼，兴奋的是，尸源终于找到了，案件终于有了突破口；心疼的是，一个年仅27岁的妙龄少女，竟然遭遇了这样残忍的对待。 确定死者身份后，专案组的侦查员们，立刻和方晓燕的家人取得了联系，赶到了他们的住处，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方晓燕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瞬间崩溃了，方阿姨当场就哭晕了过去，其他家人，也悲痛欲绝，哭声撕心裂肺，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他们苦苦寻找了三个多月的女儿，竟然已经遇害，而且死得这么惨，他们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平复了情绪之后，侦查员们，把抛尸现场出现的红色拉杆箱、带血的床单和被套的照片，拿给方晓燕的家人，让他们进行辨认。方晓燕的姐姐，看到照片的那一刻，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她颤抖着手指，指着照片里的红色拉杆箱和被套，哽咽着说：“这……这是我妹妹的！这个红色拉杆箱，是我妹妹去年生日，我送给她的；还有这条被套，是她两年前，在武汉的家纺店买的，她一直用着，我记得清清楚楚！” 方晓燕的姐姐，还向民警们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春节之前，我妹妹还明确跟我们说，等忙完手里的活，就回老家陪我们过年，可2月13号那天，我们给她打电话，电话通了，却没人接，过了一会儿，我收到了她手机发来的一条短信，说她的手机听筒坏了，听不见声音，有什么事，让我们短信联系。从那以后，我们再给她打电话，就一直是关机状态，我们虽然着急，但因为她发短信说手机坏了，所以也没多想，以为她只是忙，没时间回复我们，没想到，那竟然是我们和她最后的联系……” 侦查员们，立刻把这个重要的线索记录了下来，2月13号，方晓燕还曾用手机发过短信，说明她在2月13号当天，还活着，而专家推断的死亡时间，是春节前后，2月13号，正好是春节前几天，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专家的推断，同时，也把方晓燕的遇害时间，缩小到了2月13号之后、春节之前。 除此之外，侦查员们，还从方晓燕的家人和徐晶的口中，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方晓燕的情况。方晓燕和徐晶，合租在武汉市江岸区的一个小区里，两人在同一家洗浴中心打工，关系非常好，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徐晶有一个男朋友，名叫常文胜，经常去她们打工的洗浴中心消费，有时候，也会去她们合租的出租屋过夜，所以，常文胜也有出租屋的钥匙，和方晓燕，也算是认识。 更让侦查员们注意的是，徐晶在年后突然辞去了洗浴中心的工作，而且在方晓燕失踪后，徐晶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方晓燕的家人，也没有主动向警方反映过方晓燕的情况。这一点，非常可疑，徐晶和方晓燕，是最好的闺蜜，方晓燕失踪了，她为什么会突然辞职？为什么不主动寻找方晓燕？ 同时，侦查员们还了解到，徐晶在年前就已经离开武汉，回老家过年了，也就是说，徐晶走了之后，能进入到她们合租出租屋的人，除了被害人方晓燕，就只有徐晶的男朋友，常文胜。 这个常文胜，瞬间引起了侦查员们的高度注意。专案组的民警们分析，凶手很有可能是和死者熟悉的人，因为如果是陌生人作案，很难轻易进入到死者的出租屋，也很难在作案后，从容地分尸、抛尸，而且，凶手很可能和死者，存在着经济上、或者感情上的矛盾，或者是因为某种突发情况，临时起意杀害了死者。 那么，方晓燕会不会就是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被人杀害、被分尸的？这个出租屋会不会就是这起凶案的第一现场？而常文胜作为唯一能在徐晶离开后，进入出租屋的人，无疑是最大的嫌疑人。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刑侦技术人员，立刻赶到了方晓燕和徐晶合租的出租屋，对出租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察。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方晓燕住在右边的卧室，徐晶和常文胜，住在左边的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都很整洁，没有明显的凌乱痕迹。 技术人员首先对房屋的门窗进行了勘察，发现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说明凶手是通过钥匙，进入出租屋的，不是强行闯入，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凶手是和死者熟悉的人。 随后，技术人员又对於晓燕的卧室，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卧室里收拾得很整齐，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地面也很干净，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也没有提取到任何血迹，这一点，让侦查员们有些疑惑，如果方晓燕是在出租屋里被杀害的，为什么没有搏斗痕迹，也没有血迹？ 侦查员们分析，凶手很有可能是在被害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下手，杀害了被害人，而且，分尸的地点，很可能是在有水的地方，因为分尸会产生大量的血迹，只有在有水的地方，才能更好地清理血迹，不留下痕迹。而出租屋里，有水的地方，就是厨房和卫生间。 于是，技术人员把勘察的重点，放在了厨房和卫生间。他们对厨房的水槽、台面、地面，进行了仔细的擦拭和检测，没有发现任何血迹；随后，他们又对卫生间进行了重点勘察，卫生间的马桶、洗手池、地面，都被擦拭得很干净，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就在侦查员们快要失望的时候，一名技术人员，在卫生间的浴霸上，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浴霸的散热片缝隙里，有一处非常不明显的红色痕迹，痕迹很小，颜色已经变得暗沉，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用棉签，把这处红色痕迹提取了下来，经过初步检测，确定这是一处人血痕迹。 这个发现，让所有的侦查员们，都兴奋不已，这很可能就是凶手作案时，遗留下来的血迹！如果这处血迹，是方晓燕的，那么，这个出租屋，就是凶案的第一现场，而常文胜，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技术人员立刻把提取到的血迹，送到了dNA实验室，和方晓燕的dNA进行比对。等待比对结果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侦查员们，都屏住了呼吸，心里充满了期待。 几个小时后，比对结果出来了，卫生间浴霸上的血迹，正是方晓燕的！这个结果，彻底印证了侦查员们的推测：方晓燕，就是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被人杀害的，而这间出租屋，就是这起凶案的第一现场！ 那么，方晓燕的血，怎么会跑到浴霸的散热片缝隙里呢？侦查员们分析，很有可能是凶手在杀害方晓燕、分尸的过程中，被害人的血迹，不小心喷溅、甩到了浴霸上，而凶手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因为疏忽，没有发现这个隐蔽的角落，所以，才留下了这处关键的血迹，也正是这处血迹，为警方侦破案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确定了凶案的第一现场后，专案组立刻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常文胜和徐晶的身上，迅速调取了两人的户籍信息，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大家都以为，徐晶的男朋友，应该和徐晶年龄相仿，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可没想到，常文胜，竟然已经50岁了，比徐晶大了二十多岁，而且，他是武汉青山区本地人，以前，还在青山区的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工作过，后来离职了，没有固定的工作。 常文胜是青山区本地人，而且在青山区生活、工作了很多年，对青山区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尤其是青山公园后门的废弃水渠，他很可能早就知道那个地方，知道那里正在施工，行人稀少，适合抛尸！而方晓燕的尸体，被抛弃的地点，正好就是青山区的废弃水渠，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个发现，让侦查员们更加确定，常文胜，就是这起杀人抛尸案的最大嫌疑人。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民警们拿着常文胜的户籍照片，再次来到了抛尸现场周边，展开了走访，寻找目击证人，询问周边的居民、钓鱼的老百姓，有没有在春节前后，见过常文胜。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一名经常在水渠边钓鱼的老百姓，看到常文胜的照片后，立刻对侦查员们说：“我记得这个人！春节前后，大概是二月份的时候，我经常在这水渠边钓鱼，有好几次，都看到这个男的，站在水渠边的土坡上，左张右望，神色看起来很慌张，也不像钓鱼的，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心想这个人怎么老是在这里徘徊，不过，我也没太在意他的长相，现在看到照片，才想起来，就是他！” 这名老百姓的证词，进一步印证了常文胜的嫌疑，他在春节前后，出现在抛尸现场，而且神色慌张，这绝对不是偶然，他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来抛尸的！ 接下来，侦查员们，又围绕着一个细节，展开了调查，那个红色拉杆箱，有一个轮子，沾满了厚厚的泥土。根据这个细节，侦查员们，进行了一场侦查实验：他们找了一个和案发现场一样的红色拉杆箱，在和抛尸现场相似的泥地上，拖行一段距离，结果发现，拉杆箱的轮子，会沾满泥土，和案发现场的拉杆箱，情况一模一样。 这个实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凶手在抛尸的时候，是拖着拉杆箱，步行了一段距离，才到达抛尸地点的。那么，凶手是怎么来到抛尸地点的呢？ 方晓燕租住的出租屋，在武汉市江岸区，而抛尸地点，在青山区，两地之间，隔着一条长江，从江北的江岸区，到江南的青山区，必须经过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是武汉的重要过江通道，2015年的时候，每天的汽车通行量，已经达到了10万多辆，交通非常便利，但如果凶手拎着一个装着尸块的拉杆箱，步行从江岸区走到青山区，跨越长江大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距离太远，而且太显眼，很容易被人发现。 所以，侦查员们分析，凶手肯定是乘坐了交通工具，来到抛尸地点的。那么，凶手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呢？是公交车？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 专案组立刻对附近能够到达抛尸现场的所有公交车线路，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取了春节前后，这些公交车的监控录像，查看有没有可疑人员，携带红色拉杆箱，乘坐公交车。可一番排查下来，还是一无所获，没有任何可疑人员，出现在公交车的监控里。 这时候，侦查员们，从嫌疑人的心理层面，进行了分析：凶手手里，拎着一个装着尸块的拉杆箱，心里肯定非常慌张，害怕被人发现，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公交车这种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交通工具，太明目张胆了，很容易被人察觉异常。 那么，最方便、最隐蔽、最快速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出租车。出租车可以直接把凶手，送到抛尸地点附近，而且，出租车里只有司机和凶手两个人，不容易被人发现，下车之后，凶手可以快速拖着箱子，来到抛尸地点，完成抛尸，然后迅速离开，不容易留下痕迹。 想到这里，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新的侦查方案：以那个红色拉杆箱为突破口，在武汉市的交通广播，发布悬赏公告，向广大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乘客，征集428案件的破案线索，承诺，只要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帮助警方抓获凶手，就会给予丰厚的奖励。 很快，武汉交通广播，就插播了这则悬赏公告：“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插播一则紧急通报，2015年4月28号，在武汉市青山区红港城地区的一处涵洞内，发现一个丢弃的红色尼龙拉杆箱，此箱子涉及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该行李箱产地为福建，尺寸为60*40*27公分（原文笔误修正），箱体陈旧，有明显磨损，其中一个轮子沾满泥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春节前后，见过有人携带类似的红色拉杆箱，或者乘坐出租车时，遇到过携带此类拉杆箱的可疑人员，请及时联系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428刑侦大队，您提供的线索，将对案件侦破起到重要作用，警方将给予丰厚的悬赏奖励，感谢您的配合！” 这则悬赏公告，在武汉交通广播，反复播报，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武汉。武汉上万名出租车司机，还有广大的市民，都听到了这则公告，纷纷参与到了线索征集之中，很多出租车司机，都主动回忆，春节前后，自己有没有拉过携带红色拉杆箱的可疑人员，不少市民，也主动向警方，反映自己看到的可疑情况。 仅仅过了两天，就有一位出租车司机，主动联系了428专案组，他就是武汉市的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刘师傅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民警们说：“警察同志，我听到你们的悬赏公告了，我想起一件事，过年之前，大概是2月15号晚上7点左右，我在汉口的一个小区门口，拉过一位乘客，他手里，就拎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和你们公告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听到这个消息，侦查员们，都兴奋不已，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线索！他们立刻赶到了刘师傅的住处，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 根据刘师傅的回忆，2月15号晚上，天气有点冷，刮着微风，大概7点左右，他在汉口二七辖区的一个小区门口，等乘客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拎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招手打车。那个男子，大概50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偏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神色看起来很慌张，眼神躲闪，不敢和人对视。 “他上车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刘师傅回忆说，“那个拉杆箱，看起来很重，他拎上车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放在后座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而且，箱子里，还隐隐约约传来一股奇怪的味道，有点刺鼻，我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他装了什么东西，发霉了。” 刘师傅还说，那个男子上车后，就报了一个地址，说是要去青山区建设路。一路上，那个男子，都沉默不语，坐在后座，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眼神一直盯着地面，显得非常紧张，刘师傅几次和他说话，他都只是敷衍地应了一声，不愿意多交流。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出租车，就开到了青山区建设路，那个男子急匆匆地付了车费，连找零都没要，就拎着那个沉重的红色拉杆箱，匆匆下了车，朝着路边的小巷子走去。刘师傅当时还觉得奇怪，这大晚上的，这么偏僻的地方，他拎着这么重的箱子去哪？但也没多想，转身就开车离开了，直到听到警方的悬赏公告，才猛然想起这件事，赶紧就报了警。 侦查员们听完刘师傅的回忆，瞬间就兴奋了，刘师傅说的上车地点，正是方晓燕租住的小区门口；下车地点，就在青山区建设路，距离抛尸的废弃水渠，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而且，那个男子的年龄、体态，和常文胜一模一样！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常文胜！ 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根据刘师傅提供的线索，结合之前掌握的信息，迅速锁定了常文胜的藏身地点。经过多方排查，民警们发现，常文胜和徐晶，在武昌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一直躲在那里，不敢轻易出门。 2015年5月20号晚上8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武昌区的小区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显得格外安静。专案组的民警们，悄悄包围了常文胜和徐晶租住的出租屋，做好了抓捕准备。一名民警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了常文胜警惕的声音：“谁啊？” “我们是物业的，楼下水管坏了，过来检查一下。”民警压低声音，假装是物业工作人员，引诱常文胜开门。大概过了十几秒，门“咔哒”一声被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常文胜。就在他反应过来不对劲的时候，民警们迅速冲了进去，一把将他按倒在地，冰冷的手铐，瞬间铐在了他的手腕上。 此时的徐晶，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突然冲进来的民警，还有被按在地上的常文胜，吓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民警们随后也将徐晶控制住，一并带回了专案组。 回到专案组后，民警们立刻对常文胜进行了突击审讯。一开始，常文胜还死不承认，百般狡辩，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害方晓燕，说自己春节前后一直在老家，根本没有去过抛尸现场，更不认识方晓燕。可当民警们，一一拿出证据，浴霸上的血迹dNA比对报告、出租车司机刘师傅的证词、抛尸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红色拉杆箱的线索，还有他出现在抛尸现场的间接证据时，常文胜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常文胜再也无法抵赖，低着头，缓缓交代了自己杀害方晓燕的全部犯罪事实，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比愤怒。 据常文胜交代，他和方晓燕认识的时间，比和徐晶认识的时间还要早。几年前，他经常去方晓燕和徐晶打工的洗浴中心消费，一来二去，就和方晓燕熟悉了起来，后来，两人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这段关系，一直是秘密进行的，方晓燕不想让人知道，常文胜也因为后来认识了徐晶，慢慢就和方晓燕断了联系。 2015年春节前，徐晶提前回老家过年，只留下常文胜和方晓燕，住在合租的出租屋里。2月13号凌晨，方晓燕下班回到出租屋，疲惫地准备休息，没想到常文胜却突然闯进了她的房间，色心大发，强行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方晓燕拼命反抗，可她一个弱女子，根本不是身高一米七、身材偏胖的常文胜的对手，最后只能被迫顺从。 第二天一早，方晓燕就和常文胜吵了起来，她指责常文胜的所作所为，还说要把这件事告诉徐晶，让所有人都知道常文胜的真面目。常文胜被方晓燕骂得恼羞成怒，害怕事情败露，影响自己和徐晶的关系，更害怕自己因此身败名裂，一时冲动，就拿起身边的被子，死死地蒙住了方晓燕的头。 方晓燕拼命挣扎，双手双脚不停地乱动，可常文胜却丝毫没有松手，反而越按越紧，直到方晓燕的身体，彻底停止了挣扎，没有了呼吸，他才松开手。看着方晓燕的尸体，常文胜瞬间慌了神，他知道，自己杀人了，一旦被发现，肯定会被判死刑。 慌乱之下，常文胜想到了分尸抛尸，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趁着夜深人静，在出租屋的卫生间里，残忍地将方晓燕的尸体分尸，把去头的上半身，塞进了方晓燕平时用的红色拉杆箱里，又找了一条带血的床单，紧紧包裹住，然后把剩下的头颅、双腿，单独装了起来，打算找机会，一起丢弃。 2月15号晚上7点左右，常文胜拎着装着尸块的红色拉杆箱，还有装着头颅和双腿的包裹，匆匆来到方晓燕租住的小区门口，打了刘师傅的出租车，前往青山区建设路。下车后，他拖着红色拉杆箱，步行了100多米，来到废弃水渠边的土坡上，把拉杆箱扔在了那里，然后又带着装着头颅和双腿的包裹，跑到了不远处的江潭公园，把包裹胡乱扔在了公园的草丛里，随后，就匆匆离开了现场，回到了出租屋，还仔细清理了卫生间里的血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不会被人发现。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疏忽，没有清理干净浴霸散热片缝隙里的血迹，正是这处血迹，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关键线索；他更没有想到，出租车司机刘师傅，会记住他的样子和他手里的红色拉杆箱，成为了指证他的重要证人。 而另一边，被一同带回专案组的徐晶，在得知常文胜杀害了方晓燕的真相后，彻底崩溃了，她哭着对民警们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常文胜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徐晶说，她和方晓燕是最好的闺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男朋友，竟然会残忍地杀害自己的闺蜜，而且，自己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徐晶还交代，她年后突然辞去洗浴中心的工作，并不是因为和方晓燕有矛盾，也不是因为知道了什么秘密，而是因为常文胜一直劝说她，让她辞职，陪自己一起躲起来，说自己欠了别人的钱，怕被人找到。她当时还信以为真，就听从了常文胜的话，辞了工作，和他一起躲在了武昌的出租屋里，直到被民警抓获，才知道常文胜所说的“欠钱”，竟然是杀害方晓燕的罪行。 审讯结束后，在常文胜的指认下，民警们立刻赶到了江潭公园，在公园的草丛里，成功找到了方晓燕的头颅和双腿，至此，方晓燕的尸体，终于完整了。 方晓燕的家人，得知常文胜被抓获，方晓燕的尸体也完整找到的消息后，悲痛之余，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苦苦寻找了三个多月，终于可以给死去的方晓燕一个交代了。 2015年10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428特大杀人抛尸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常文胜，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被害人方晓燕发生性关系，后因害怕事情败露，故意非法剥夺方晓燕的生命，致人死亡，还残忍分尸抛尸，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处常文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徐晶，因不知情，没有参与任何犯罪行为，经警方调查核实后，依法释放。但她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失去了最好的闺蜜，也认清了自己男朋友的真面目，最终，她离开了武汉，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第294章 连环凶案：假身份作案，流窜 4 省杀 11 人 1995年那起轰动河北乃至全国的连环杀人抢劫案，凶手戴着假面具流窜四省，手上沾了11条人命，手段之残忍，心思之缜密，至今想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 那是1995年12月16号，张家口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中午1点左右，太阳挂在天上跟个摆设似的，连一丝暖意都没有，大街上的行人裹得严严实实，脚步匆匆，谁都想赶紧躲进屋里避寒。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拎着一个黑色的提包，慢悠悠地走到了张家口建筑宾馆的门口。 这年轻人看着也就三十来岁，上身穿着一件黄色条纹的夹克衫，料子薄薄的，看着就不抗冻，下身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裤脚还沾了点泥星子。他站在宾馆门口，搓了搓冻得通红的双手，哈了口气，白色的雾气瞬间消散在冷空气中，看得出来，他是真冷，估计是从暖和地方来的，没料到张家口的冬天能这么刺骨。 推开门走进宾馆，大堂里烧着暖气，比外面暖和了不止一点。他径直走到前台，对着值班的服务员开口，声音不算大，还带着点外地口音：“我要住双人房间，就是标间。” 当时值班的服务员姓宋，大伙儿都叫她小宋，二十出头的年纪，在宾馆做服务员也有两年了，见过的旅客不计其数。小宋抬头看了他一眼，心里就犯了点嘀咕：这大冷的天，穿这么单薄，冻得唧唧嗦嗦的，俩手红得跟冻萝卜似的，这人怕不是脑子缺根弦？但嘀咕归嘀咕，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她笑着点了点头：“好嘞哥，麻烦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我给您登记。” 年轻人从夹克衫的内兜里掏出身份证，递了过去。小宋接过一看，身份证上的信息清清楚楚：袁章平，男，1965年6月25号出生，工作单位是邯郸大名县铸造厂。 咱得说一句，过去的住宿登记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身份证一扫，拍张照片，核实一下身份就完事了。那时候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全靠手工登记，一个厚厚的住宿登记本，上面得详详细细写清楚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一点都不能马虎，有时候还要问清楚来张家口的目的，生怕出什么岔子。 小宋一边照着身份证上的信息往登记本上写，一边心里的嘀咕就更甚了。她是土生土长的张家口人，太清楚本地的冬天有多冷了，张家口在河北的北头，紧挨着内蒙古，冬天最低气温能降到零下十几度，寒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后来咱国家办冬奥会，其中一大部分场地就在张家口，可想而知这地方的冬天有多冷。 可邯郸呢？那是在河北的南头，离河南就一步之遥，冬天的气温比张家口高了十好几度，哪怕是深冬，穿个薄夹克也能应付。小宋心里琢磨着：嗨，怪不得呢，原来是邯郸来的，在老家暖和惯了，来了张家口没做好保暖准备，才冻成这副模样。 一边想，一边就给这“袁章平”安排好了房间，住的是307号房间。咱再说说那时候的住宿规矩，一个人出差住标间，通常都是跟别人拼房，说白了就是租一个床位，不是整间包下来，毕竟那时候大家条件都不算好，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307号房间，当时有一个工厂的销售代表常住，那人常年在张家口跑业务，算是建筑宾馆的老主顾了。他正好在房间里休息，听见敲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袁章平”，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你想啊，那销售代表常年跑外，见多识广，眼光也毒。他瞅着“袁章平”，穿得寒酸不说，身上还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异，眼神躲躲闪闪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什么老实人。这销售心里立马就存了一份戒心，暗道：可别出什么事，我常年在这住，要是跟这么个人住一间，晚上都睡不踏实。 于是他赶紧陪着笑脸，找了个借口：“哎呦兄弟，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厂部今天还得来人，住不下了，这个房间您怕是住不了了。” “袁章平”脸上的表情愣了一下，看得出来有点不高兴，但也没多说什么，毕竟是人家的房间，人家不让住，他也没辙。小宋只好又给他重新安排，最后在306号房间找了一张空床位。 “袁章平”拎着他的黑色提包，走进306房间，也没仔细看房间布局，更没弄清楚自己该睡左边的床还是右边的床，随手就把提包往其中一张床上一扔，身子一沉就扎了上去，倒头就睡。估计是一路奔波太累了，也可能是冻坏了，他躺下没一会儿，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不知道睡了多久，他被一阵急促的喊声给叫醒了：“哎哎哎，醒醒！这是我的床，到你那边睡去！” “袁章平”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脑子还有点发懵，揉了揉眼睛，才看见床前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这男人穿着一件貂皮大衣，在当时那个年代，能穿得起貂皮大衣的，那绝对是有钱有势的主儿，别说那时候了，就算是现在，一件貂皮大衣也不便宜。 中年男人的腰上挎着一个黑色的老板包，手上还戴着一个大金戒指，戒指上面镶着一个“发”字，在灯光下闪着光，一看就价值不菲。“袁章平”的目光落在貂皮大衣和大金戒指上，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瞬间就清醒了过来，心里咯噔一下：我的妈呀，这可是个大款，有钱！ 他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脸上立马堆起了谄媚的笑容，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一边道歉一边往旁边的床位挪：“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我睡糊涂了，没看清，您别生气，我这就挪过去，这就挪过去。” 这个中年男人，确实是个老板，他叫魏有良，是江西景德镇月华瓷器厂的经理，常年在张家口推销瓷器，算是建筑宾馆的常客了，跟宾馆的服务员都挺熟。这回他来张家口谈业务，顺顺利利就谈成了，能赚不少钱，心里本来挺高兴的。 他一个人住标间，也觉得有点孤独寂寞，所以也没想着把房间包下来，想着旁边住个人，晚上还能聊聊天，解解闷。可等他看到“袁章平”那副模样，心里也有点不踏实，毕竟出门在外，财不露白，他身上带着不少现金，难免会多留个心眼。 把“袁章平”撵到他自己的床位上之后，魏有良琢磨了半天，还是觉得不放心。他从老板包里掏出一沓现金，一共一万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他拿着钱，就下楼找到了前台的小宋，掏出其中的9000块钱，递给小宋：“小宋，把这9000块钱帮我存到柜台，剩下的我自己带着。” 小宋接过钱，一边往保险柜里放，一边听魏有良接着说：“我屋住进去那人，你可得多留意着点，看着就不地道，满脸无赖相，我怕他不安好心。” 小宋一听，赶紧安慰道：“哎呦魏大哥，您别担心，我多帮您盯着点。实在不行，我给您换个单间，这样您也能睡个踏实觉。” 魏有良摆了摆手，笑着说：“嗨，不用不用，钱都存你这了，我包里剩下的也没几个钱了，能有什么好偷的？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声，多留意就行。” 魏有良怎么也想不到，他这番话，还有他存钱的举动，全被躲在楼梯拐角的“袁章平”听了去。原来“袁章平”根本就没睡着，他刚才之所以那么顺从，就是在暗中观察魏有良，心里早就打上了他的主意。听到魏有良说包里还有钱，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厉，一个恶毒的念头在他心里滋生了。 等魏有良回到房间，“袁章平”假装继续睡觉，等了一会儿，见魏有良没什么动静，他就悄悄起身，溜出了宾馆。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商店，花了几块钱，买了一把斧头，藏在衣服里，又悄悄溜回了宾馆，回到了306房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躺在床上，眼睛却一直盯着魏有良，等待着下手的机会。 时间一点点过去，夜幕降临，张家口的冬天黑得早，晚上十点来钟，大街上已经没什么行人了，宾馆里也变得安安静静的，大部分旅客都已经睡熟了。魏有良忙活了一天，也累得不行，躺下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还发出了响亮的呼噜声。 “袁章平”听着呼噜声，知道时机到了。他缓缓地从床上坐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下床，生怕弄出一点动静。他弯腰从床底下的黑色提包里，把那把斧头抽了出来，紧紧攥在手里，斧头的木柄冰凉，却抵不过他心里的寒意。 他走到魏有良的床边，盯着魏有良熟睡的脸，眼神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只有贪婪和狠厉。为了防止动静太大被人听见，他还特意拿起旁边的毯子，轻轻盖在了魏有良的头上，然后高高举起斧头，朝着毯子下面的头部，一下又一下地砸了下去。 沉闷的撞击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毯子边缘很快就渗出了深色的印记，顺着床沿一点点流到地上。“袁章平”像是发了疯一样，根本停不下来，直到他感觉毯子下面的人再也没有了动静，才缓缓停下了手。 他掀开毯子，确认魏有良已经没了气息，才松了口气。随后，他打开房间的灯，走到卫生间，把斧头上的痕迹冲洗干净，随手扔到了床底下，又转身回到床边，开始搜刮魏有良身上的财物。 他先把魏有良手上的大金戒指撸了下来，塞进自己的兜里，又打开魏有良的老板包，翻了半天，心里不禁有点失望：“嘿，这老小子之前看着鼓鼓囊囊的，还以为有多少钱呢，怎么就剩这点了？” 虽说失望，但他也没放过，把包里剩下的800块钱全部拿了出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时候，他瞥见衣架上挂着魏有良的那件貂皮大衣，眼睛又亮了，这貂皮大衣可是好东西，比那800块钱值钱多了。他赶紧把貂皮大衣卷起来，塞进自己的黑色提包里，又检查了一遍房间，确认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才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闪出了宾馆的大门，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号早上八点来钟，天刚蒙蒙亮，宾馆的服务员就按照惯例，开始逐个房间打扫卫生。负责打扫306房间的服务员，拿着打扫工具，轻轻推开了房门，可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哦喽”一声尖叫了出来，手里的打扫工具“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房间里一片狼藉，地上有深色的印记，魏有良躺在床沿边，早已没了气息，模样惨不忍睹。服务员吓得腿都软了，连滚带爬地跑出房间，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要知道，那时候的张家口，社会治安还算不错，平时顶多也就发生点小偷小摸的事情，这么恶性的杀人抢劫案，还是很少见的。接到报警后，张家口市公安局的民警们都震惊了，市局局长亲自下令，一定要尽快破案，严惩凶手，平息社会恐慌。 考虑到案件的社会影响，为了不引起群众的恐慌，也为了不打草惊蛇，从市公安局局长，到市区各刑警队的刑警，都是悄悄从宾馆的后门进入现场，全程没有声张。 刑警们在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可现场除了床底下的那把斧头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证，没有指纹，没有脚印，凶手做得非常干净，显然是有备而来。 随后，刑警们询问了前台的小宋，小宋把昨天“袁章平”住宿的情况，还有魏有良存钱、提醒她留意“袁章平”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刑警。她还回忆说，那个“袁章平”说话的时候，略微带着一点邯郸的口音，长相中等，身材不算太高，穿得很单薄，冻得双手通红。 勘查结束后，警方立刻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在会上，刑警们一致认定，这个凶手性格残暴，下手狠辣，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很有可能是一个在逃犯，而且肯定有前科，不然不会如此镇定，作案手法也不会这么老练。 随后，警方迅速做出了部署：第一，在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通往市郊的各条要道，都派警员进行布控，严格检查过往的行人，尤其是带着黑色提包、操邯郸口音的男子；第二，在建筑宾馆继续深入调查，询问宾馆的其他服务员、锅炉工，还有其他旅客，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关于凶手的线索；第三，向河北全省发出紧急协查通报，通报凶手的体貌特征、口音和作案手法，请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排查。 桥东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景山，也就是大伙口中的李队，那时候刚在凌晨押解着另外一个案犯回到张家口，连一口热饭都没来得及吃，也没来得及休息，就接到了命令，立刻带领着几名刑警，马不停蹄地赶往邯郸大名县，排查“袁章平”的下落。 大名县公安局的局长，得知张家口的刑警队前来协查，非常重视，亲自迎候了侦缉小组。双方没有过多的寒暄，毕竟时间紧迫，多耽误一分钟，凶手就有可能多跑一步，甚至再犯下新的罪行。 侦缉小组的成员们，不顾一路奔波的疲劳，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他们拿着“袁章平”的身份证信息，在大名县的十几家铸造厂里面，逐一排查，寻找这个叫袁章平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整天的排查，他们终于找到了关于袁章平的线索。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袁章平，早就已经改行了，不再在铸造厂上班了，而是当了一名木匠，而且还改了名字，叫武章平，落户在了大名县的周庄。更关键的是，袁章平（武章平）已经出去半个多月了，始终没有回家，行踪不明。 这个线索让侦缉小组的成员们精神一振：木匠，会用斧头，这跟凶手作案时使用的凶器完全吻合；而且袁章平出去的时间，也和张家口建筑宾馆命案的作案时间完全吻合。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武章平，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侦缉小组的成员们，顾不上连日奔波的疲劳，连夜驱车赶往周庄，在周庄设下了埋伏，就等着武章平回来。这一等，就是一天一夜，队员们在寒风中蹲守，冻得手脚发麻，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生怕错过凶手。 到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天渐渐黑了下来，领路的村支书突然紧张地指着远处，压低声音说：“快看，那！那是袁章平，他回来了！” 刑警们一听，立马精神一振，瞬间来了劲头，纷纷瞪大了眼睛，紧紧盯住了那个慢慢走近的人影。只见那个人上身穿着一件夹克衫，背后背着一个布袋，布袋鼓鼓囊囊的，从轮廓上就能看出来，里面装着斧头、锯弓之类的木匠工具，和他们之前掌握的线索完全一致。 其中有一个刑警叫李百林，年轻力壮，反应最快，他趁着那个人不注意，蹭地一下就跳了出去，一把就把那个人摁在了地上，其他的刑警也赶紧冲了上去，死死按住他，防止他反抗。 随后，刑警们把这个人带进了村委会的一个办公室里，这里就是临时的审讯地点。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自称武章平的人，面对刑警的讯问，竟然异常平静，没有丝毫的慌乱，回答问题也是有条不紊，滴水不漏。 他说：“我两年前有一回去邯郸，在长途汽车上，身份证让人给偷走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用过袁章平这个名字。我现在叫武章平，是因为我入赘到了周庄，当了上门女婿，所以就跟着女方姓武了。这半个月，我一直在后边路村给村民们干木匠活，天天都在那，要是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村子里问问，半个村子的人都能给我作证。” 他的回答天衣无缝，听起来没有任何破绽，而且态度也很坦然，一点都不像是装出来的。侦缉小组的成员们心里犯了嘀咕：难道我们找错人了？可种种迹象都指向他，怎么会出错呢？ 为了核实他的话，侦缉小组赶紧派人赶到了后边路村，挨家挨户地询问村民。村民们都说，武章平这半个月确实一直在村里干木匠活，很多人都见过他，每天早出晚归，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不可能去张家口作案。 随后，刑警们又把武章平的录音放在话筒旁边，拨通了张家口建筑宾馆的电话，让前台的小宋辨别一下，这个声音和当年那个“袁章平”的口音是不是一样的。小宋仔细听了半天，最后肯定地说：“不是，这不是凶手的口音，凶手的口音比这个更重一点，而且语气也不一样。” 这下，侦缉小组的成员们彻底懵了，看来他们确实找错人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赶紧向张家口的专案指挥部，详细汇报了这边的情况，说明武章平有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他的嫌疑。 可就在这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12月18号，也就是张家口命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在唐山开滦煤矿招待所，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一名旅客，名叫胡小远，作案之后，凶手又一次逃之夭夭，现场同样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凶手竟然如此嚣张，在张家口作案之后，不仅没有躲藏起来，反而立刻流窜到唐山，再次作案，这简直是在挑衅警方的底线。 大伙心里都犯了嘀咕：这个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冒用袁章平的身份？除了张家口和唐山这两起案件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案底？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恶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被抓获？ 1995年12月18号，凶手在唐山开滦煤矿招待所再次作案，杀害了旅客胡小远，之后又一次逃之夭夭。这起案件的发生，让整个河北的警方都陷入了巨大的压力之中，凶手的嚣张气焰，更是让人心急如焚。 转眼之间，就到了1996年的春节。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春节是阖家团圆、热热闹闹的日子，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包饺子、放鞭炮，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可对于负责这起连环命案的公安民警来说，这个年，过得一点都不踏实，甚至可以说是寝食难安。 为了抓住凶手，全张家口市组织了上百个联防队，民警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不分白天黑夜，在铁路、公路沿线严密查控，对所有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旅馆、饭店，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哪怕是一点点蛛丝马迹，都要仔细核实。 可即便如此，凶手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管民警们怎么排查，都找不到他的下落。照理说，警方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布下了这么严密的大网，凶手就算再狡猾，也应该收敛一点，找个地方躲起来才对。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凶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疯狂。 1996年3月19号晚上，在张家口宣化的惠都饭店，又有一名旅客被杀害了，死者的财物被抢夺一空，作案手法和张家口建筑宾馆、唐山开滦煤矿招待所的案件，一模一样，都是趁同房间的旅客熟睡时，用凶器袭击头部，然后搜刮财物，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 公安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刻进行了勘查和调查。这一次，凶手没有再使用袁章平的身份证登记住宿，而是用了一个叫杨春风的人的身份证。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凶手登记的是和被害旅客住同一个房间，这和他之前的作案习惯完全一致。 警方立刻派人，前往黑龙江省伊春市，查证杨春风的身份。可赶到伊春市之后，民警们发现，真正的杨春风，好好地生活在当地，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伊春，更没有去张家口宣化作案。杨春风说，他的身份证几年前就弄丢了，应该是被人偷走了，他也没太在意，没想到竟然被凶手用来作案。 经过警方的分析和比对，认定这起宣化惠都饭店的命案，和之前张家口建筑宾馆、唐山开滦煤矿招待所的命案，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和其他城市发生的几起类似案件，作案手法也基本一致。 这下，整个张家口乃至周边地区，都人心惶惶。外地来的旅客，一听说有这么一个连环杀人凶手，心里都害怕得不行，纷纷提前退房离开，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各个宾馆、旅馆的生意，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老板们都愁眉苦脸的，生意好不好倒是其次，关键是没人敢来住了，生怕惹祸上身。 有不少外地来谈生意的旅客，本来都已经订好了房间，一听这事，立马就退了房，连夜离开了张家口，嘴里还念叨着：“生意谈不成没关系，命最重要，可不能把命搭在这。” 凶手的疯狂作案，不仅给群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1996年4月12号，河北省公安厅在涿州，召开了袁章平系列杀人抢劫并案侦查协调会。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在会上明确表示：这起系列杀人抢劫案，是河北省的第一大案，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其深远。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如果再发生同类案件，要追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的责任。 当时，张家口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参加完会议之后，立刻赶回了张家口，带回了一份系列案的详细名单。这份名单上，记录了凶手从1995年12月到1996年4月，在各地犯下的所有案件，每一起都让人触目惊心： 1995年12月16号，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在张家口市桥东建筑宾馆306房间，将37岁的江西景德镇月华瓷器厂经理魏有良杀害，抢走现金800元、大金戒指一枚和貂皮大衣一件； 1995年12月18号，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在唐山市开滦矿务局招待所505房间，将34岁的旅客胡小远杀害，抢走其随身携带的财物； 1996年1月11号，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在河南省安阳市新大地宾馆，将旅客周易杀害，抢走财物； 1996年1月25号，凶手持有杨春风的身份证，在河北省邢台市天街宾馆508房间，将40岁的旅客陈木星杀害，抢走财物； 1996年1月28号，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在石家庄市商贸招待所206房间，将26岁的旅客齐志杀害，抢走财物； 1996年3月19号，持有杨春风身份证的凶手，在张家口市宣化惠都饭店612房间，将22岁的旅客白跃健杀害，抢走财物； 1996年4月1号，持有杨春风身份证的凶手，在河南省新乡市九州宾馆517房间，将于跃定杀害，抢走财物。 这前前后后，凶手一共杀害了7名无辜的旅客，而且还在不断流窜，谁也不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谁。 协调会结束之后，公安机关立刻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势必要将这个恶魔抓获归案。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还有各个岗位的民警，都放弃了休息时间，没白天没黑夜地忙碌着，在街道上巡逻，在宾馆饭店排查，在所有罪犯可能藏身的场所，布置防范措施，进行抽查检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线索，都不肯放过。 警方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迅速绘制出了凶手的模拟画像，并且复印了上千份，分发到全区所有的宾馆、旅馆的服务台，还有各个社区、街道。警方还对所有能够接触旅客的服务人员、安保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培训，要求他们必须把凶手的相貌特征、口音、身形、衣着打扮，都背得滚瓜烂熟，只要看到和画像相似的人，或者听到类似的口音，就立刻警觉，及时上报。 为了方便群众举报，也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接到线索，警方还公布了报警电话，不是平时的110，而是时任桥东刑警大队大队长王洪信的手机号，要求王队的手机全天24小时开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电话响铃，就必须第一时间接听，不能有丝毫的延误。 随着这张天罗地网慢慢张开，凶手终于露出了尾巴。经过对张家口各个区县所有宾馆、招待所的仔细排查，警方发现，那个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凶手，曾经在1995年12月6号到9号，住在桥西区的医药招待所；而在建筑宾馆凶杀案发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15号，凶手又在桥西区的汇滨饭店露过面。 可让人疑惑的是，从12月9号到12月15号，这中间的7天时间，凶手的行踪出现了断层，没有人知道他在这7天里住在哪里，做了什么。警方分析，这个凶手每一次住宿，都是有明确目的的，他是为了寻找作案目标，所以他肯定不会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更不会住在山野乡村，他一定会选择有旅客入住的宾馆、招待所，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目标。 除此之外，凶手在第一次在张家口作案之后，3月19号又回到了张家口宣化作案，之后又流窜到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制造了新的血案。在这期间，他还三次路过邯郸，多次往返张家口。这些行踪，都让警方陷入了沉思：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所有的刑警们，都围绕着罪犯的行踪路线，反复分析、推断，试图找出凶手的藏身之处和作案规律。经过反复研究，警方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犯罪分子是以邯郸和张家口为轴线，向东西两侧流窜作案。邯郸和张家口，就像是他的两个落脚点，拉一条直线，就是他的活动中心线。 而且，凶手说话略微带着邯郸口音，对邯郸的各个区县都比较熟悉，衣着也不洋气，看起来很普通，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应该是邯郸附近某个村子里的农民，或者是长期在邯郸周边活动的人。 另外，凶手作案手法老练，下手狠辣，没有丝毫的犹豫，而且作案后能够迅速清理现场，不留痕迹，说明他胆大心细，有着很强的犯罪心理素质，一定是有过犯罪前科的，极有可能在第一起血案之前，就已经有命案在身了。 更重要的是，凶手在张家口附近频频作案，说明他与张家口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的藏身之处，十有八九就在张家口。这个结论一出来，所有的民警都气得肺管子都快炸了，这个凶手，不仅在张家口犯下了惊天血案，还敢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藏起来，这对于公安人员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凶手就像是在跟公安干警玩迷魂阵一样，你越是排查，他就越是狡猾，不断地更换身份，流窜各地作案，让警方难以捉摸。 1996年4月16号，凶手又在山西长治市大酒店，将同房间的34岁旅客钱建涛杀死，抢走其财物；4月18号，他又流窜到大同市飞天宾馆，将27岁的旅客林学文杀害；5月5号，他又到了山东济南市泉城宾馆，将旅客吕继刚杀害。这三起案件，凶手用的都是杨春风的身份证登记的酒店，作案手法和之前的案件，完全一致。 凶手的疯狂作案，让专案指挥部的领导们震怒不已，当即下了死命令：查！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清查，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凶手找出来！ 于是，警方的搜索范围迅速扩大，排查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凶手作案时使用的凶器是斧头，下手精准、狠辣，看起来像是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所以退伍兵也被纳入了侦查范围。警方调取了所有邯郸籍转业复员军人的花名册，一个一个地排查，不管是在张家口本地的，还是在周边地区的，都没有放过。 同时，民警们还走访了所有辖区内的监狱，查阅了大量的前科档案，寻找有可能符合凶手特征的人；他们还重新走访了每一个作案现场，仔细提取了所有被抢物品的清单，反复比对，试图找到凶手的线索；涉及案情分析的所有资料、案卷，民警们都翻了一遍又一遍，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仅仅是请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的协调信，就发出去了300多封。 日子一天天过去，民警们的排查工作一直在持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没有找到太多有价值的线索，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为了早日抓住凶手，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交代，还社会一个安宁。 直到1996年6月16号中午，张家口市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河北省公安厅五处打来的，电话里说，要求张家口市公安局协助邯郸市邯郸县公安局，搜查崇礼县一马图乡黄家湾村的一个名叫李某红的人，因为这个人可能和“810绑架人质案”的重大嫌疑人李进东有联系。 值班人员接到电话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赶紧层层下达指令，把这个任务传达给了崇礼县公安局。时任崇礼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永亮，接到指令后，立刻打电话给一马图派出所，要求派出所的民警从侧面查访一下，黄家湾村是不是有李某红这个人。 刘局还特意叮嘱道：“查访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要找太多的人，人多嘴杂，容易打草惊蛇，一定要隐蔽，不能让对方察觉到我们的意图。”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派出所的民警就向县局反映了情况：黄家湾村确实有一个邯郸人，但这个人不叫李某红，叫李进东；而且李进东有一个情妇，不叫李某红，叫李海云，当时正在李家的地里干活。 听到这个消息，刘局心里一动，邯郸人李进东，还和绑架案的嫌疑人有关，这会不会和他们一直在追查的连环杀人案有关？虽然目前还不确定，但不管怎么样，先找到李进东再说。 刘局立刻带领着4名刑警，开着警车，直奔160里地外的一马图乡派出所。那时候的路不好走，都是土路，加上前几天下过雨，路面泥泞不堪，警车开得很慢，一路颠簸，等他们赶到一马图乡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7点钟了，天已经黑了下来。 经过和派出所的民警简单商议，大家决定，晚上开始行动，趁夜色掩护，前往黄家湾村，抓捕李进东。一马图乡位于崇礼县西北部的山沟里，地形非常复杂，群山环绕，村子里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小路纵横交错，晚上行动，既有利于隐蔽，也容易出现意外。 晚上10点的时候，刘局带领着4名刑警，还有两名派出所的干警，摸着黑，徒步向5里外的黄家湾村走去。为了方便隐蔽，不被村里人发现，他们一路上连手电筒都不敢打，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沿着村后边的小路，小心翼翼地向李进东和李海云居住的地方包抄过去。 山里的晚上格外冷，寒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而且还有很多蚊虫叮咬，民警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身上都被汗水和露水浸湿了，却不敢有丝毫的停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跋涉，他们终于赶到了李海云的家门口。 他们悄悄靠近房门，仔细听了听屋里的动静，屋里安安静静的，没有说话声，也没有灯光，看起来像是所有人都已经睡熟了。刘局压低声音，下了命令：“行动！” 一伙人立刻扑了上去，轻轻推开房门，迅速冲进屋里。屋里一共有一家四口，分别是李海云，还有她的父母和孩子，可仔细搜查了一圈，并没有发现李进东的踪影。民警们又对屋里的各个角落，还有院子里的柴房、仓库，都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依旧没有找到李进东。 刘局只好询问李海云及其家人，李海云的母亲这才战战兢兢地说：“李进东晚上锄地回来之后，吃了一口冷面，说要回邯郸，然后就走了，走的时候挺着急的，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民警们又追问了几句，李海云的父亲补充道：“他在市区东山坡租了一套房子，有时候也会去那边住，不知道他这次是不是去那边了。” 刘局一听，心里立刻有了主意。他一方面安排人，通知高家营派出所，在辖区内的大桥设卡堵截，防止李进东逃离张家口；另一方面，他带着几名民警，还有李海云的父母，连夜赶往市区东山坡，去查找李进东租住的房子。 从一马图乡到市区东山坡，还有很远的路程，加上晚上路不好走，等他们赶到东山坡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他们按照李海云父亲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李进东租住的房子，可房门紧锁，从外面看，屋里没有任何灯光，显然李进东还没有回来。 刘局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市刑警支队的支队长底节（大伙都叫他底队）做了汇报。底队为了这起连环杀人案，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整天都在琢磨着凶手的线索。 底队接到刘局的汇报后，一听“邯郸人”这三个字，浑身一激灵，再一听，这个邯郸人还在张家口租了房子，心里顿时就感觉，这起连环杀人案，可能要有重大突破了。他立刻跳了起来，对着电话下达命令：“撬开房门，彻底搜查！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和李进东有关，都要仔细检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民警们接到命令后，立刻撬开了房门，进入屋里，开始进行彻底的搜查。屋里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看起来很简陋。民警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仔细搜查着每一件物品。 就在这时，一名刑警在李进东用过的书包里，搜出了几张卡片：一张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的长城优惠卡，两张北京邮政专用储值卡，还有一张哈尔滨华美合作银行的客户查询卡。民警们把这些卡片拿出来，仔细查看，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在审查这些扣押物品的时候，其中一张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的长城优惠卡，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卡片上有一个签名，写着“于跃定”。在河南省新乡市九州宾馆，被凶手杀害的那名旅客，就是于跃定！ 这个发现，让所有的民警都兴奋不已，他们心里清楚，这绝对不是巧合，李进东，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连环杀人凶手！ 可问题来了，李进东现在在哪里？他是不是已经逃离了张家口？他接下来还会去哪里作案？ 民警们在李进东租住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张签名为于跃定的银行卡，而于跃定正是之前在新乡九州宾馆被杀害的受害者。这个发现，让所有的民警都看到了破案的希望，李进东就是那个连环杀人凶手的嫌疑，一下子就上升到了最高。 张家口市公安局的领导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赶到了刑警支队，听取了详细的汇报。随后，领导们下达命令：一方面，对李进东租住的东山坡住房，进行彻底的再次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对李进东的情妇李海云的家，也进行全面的搜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和案件有关的证据。 果不其然，在李海云的家里，民警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一把宾馆里常用的一次性梳子，梳子上印着“大同飞天宾馆”的字样；还有几小袋洗发水、沐浴露，都是宾馆里提供的一次性用品，上面印着“武警宾馆”的字样。 大伙都知道，大同飞天宾馆，就是之前凶手杀害林学文的地方；而武警宾馆，也是凶手曾经出现过的地方。这些证据，串联起来，已经足以证明，李进东，就是那个拿着袁章平和杨春风的身份证，在4个省流窜作案11起，杀害11名无辜旅客的抢劫杀人凶手！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民警们压抑了几个月的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所有人都干劲十足，发誓一定要尽快抓住李进东，将他绳之以法。 1996年6月17号，警方立刻对李进东在张家口市东山坡的住房，以及李海云的家，实行了全天候的监控，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李进东的踪迹，立刻实施抓捕。 6月18号，警方又对李海云的所有亲戚、朋友，进行了全面的布控，防止李进东躲到亲戚朋友家里；同时，警方依法收审了李进东的情妇李海云，对她进行讯问，希望能从她口中，得知李进东的去向和藏身之处。 6月18号晚上，相关的领导再次召开了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报了李进东的相貌特征、衣着特点，并且特别强调了六条追捕查控措施，确保能够尽快抓住李进东： 第一条，李进东现在已经知道警方在追捕他，他肯定会感到害怕，很有可能会从崇礼翻山，逃往内蒙古一带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要加强和内蒙古交界的各个县区的摸排和查堵工作，严防李进东逃往内蒙古； 第二条，对李进东所有可能在张家口的落脚点，包括他曾经去过的地方、认识的人，都进行严密的监控，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 第三条，对李海云的所有社会关系，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反复讯问李海云，让她交代李进东的所有情况，包括他的性格、习惯、可能去的地方； 第四条，在全市范围之内，所有的交通要道、火车站、汽车站、收费站，都设卡堵截，严格检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尤其是带着黑色提包、操邯郸口音的男子； 第五条，向周边的地市，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的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请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追捕李进东； 第六条，通过张家口市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李进东的通缉令，公布他的体貌特征、作案手法，并且悬赏缉拿凶手，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线索，只要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帮助警方抓住李进东，就给予重奖。 这一次，张家口市公安局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动员了所有的警力，设置了卡点115个，出动警力2600多人，组织清查小组100多个，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全方位、无死角地追捕李进东。 市电视台播放通缉令之后，老百姓们也都被这个恶魔的残暴行径激怒了，大家同仇敌忾，纷纷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加入到追捕凶手的队伍中来。很多群众自发地来到各个卡点，协助民警排查，有的群众还主动提供线索，哪怕是一点点可疑的情况，都会第一时间上报给警方。 其中，有一个叫贾金的小伙子，是李进东住在东山坡的邻居。他得知李进东是连环杀人凶手之后，又震惊又愤怒，他找到民警，激动地说：“民警同志，我知道这小子可能去哪了！昨天后半夜，我起夜的时候，看见他鬼鬼祟祟地从外面回来，背着一个黑布包，手里还拎着一把斧头，身上沾着泥点子，看着特别慌张。他敲了半天门，见没人应（那时候李海云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就骂了一句，然后往西边的山沟跑了，还说要去‘老地方’躲一躲！” 贾金的话，无疑是雪中送炭！民警们一听，瞬间精神抖擞，赶紧追问：“小伙子，你说的西边山沟，具体是哪？他说的‘老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贾金皱着眉回忆道：“就是东山坡往西走，大概五六里地的那片乱葬岗，平时没人去，都是荒草和坟头，特别隐蔽。我之前听他跟李海云打电话的时候提过，说要是出事了，就去那躲着，那里有个废弃的看坟小屋，能遮风挡雨。” 底队接到汇报后，立刻下达命令：“全体集合！直奔东山坡西边乱葬岗，务必在天亮前抓住李进东，绝对不能让他再跑了！” 凌晨两点多，十几名刑警全副武装，带着手电筒，跟着贾金，向着西边的乱葬岗出发。山里的后半夜，比白天还要冷，寒风呼啸，荒草齐腰，脚下全是碎石和杂草，每走一步都格外艰难。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摇曳，照亮了前方崎岖的山路，也照亮了民警们坚定的脸庞，他们知道，只要再坚持一步，就能抓住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给11名受害者一个交代。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终于到达了乱葬岗。远远地，就看到一片荒草之中，有一间破旧的小屋，屋里隐约透着一点微弱的火光，像是有人在里面取暖。民警们立刻放慢脚步，压低身形，小心翼翼地向小屋包抄过去，生怕惊动了里面的李进东。 刘局示意大家停下，自己则带着两名刑警，悄悄靠近小屋，趴在窗户边，往里一看，屋里果然有一个男人，正坐在地上，围着一堆篝火，手里拿着一块干硬的馒头，一边啃，一边东张西望，眼神里满是警惕和慌张，正是他们要找的李进东！他身边，还放着那个黑色的布包，里面露出了斧头的木柄，和贾金描述的一模一样。 刘局压低声音，对身边的刑警使了个眼色，两名刑警立刻绕到小屋门口，轻轻推了推门，门是虚掩着的。刘局倒数三声，“一、二、三！”，话音刚落，三名民警猛地冲进屋里，大喝一声：“不许动！警察！” 李进东吓了一跳，手里的馒头“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来，伸手就去抓身边的斧头，想要反抗。可他刚摸到斧头柄，就被两名刑警死死按住了胳膊，按倒在地上，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他的手腕。这时候，其他民警也冲了进来，将小屋团团围住，彻底断了他的逃跑后路。 被按在地上的李进东，挣扎了几下，见反抗无效，终于放弃了挣扎。他抬起头，脸上没有了之前的慌张，反而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眼神里满是疯狂和麻木：“你们终于找到我了……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民警们没有多余的废话，立刻将李进东押出小屋，带上警车，连夜赶回了张家口市公安局。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一夜的奔波和抓捕，让民警们疲惫不堪，脸上布满了灰尘和汗水，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个流窜4省、杀害11人的恶魔，终于落网了！ 回到公安局后，审讯工作立刻展开。面对民警的讯问，李进东没有丝毫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原来，李进东，1964年出生，河北邯郸县人，早在1983年，就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得更加贪婪和残暴，总想着不劳而获，靠抢劫发大财。 他之所以冒用袁章平和杨春风的身份，是因为他早年在邯郸打工的时候，偷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证，知道他们常年在外，很少回家，用他们的身份作案，不容易被发现。他选择在宾馆作案，是因为宾馆里鱼龙混杂，旅客大多携带现金和财物，而且容易找到单独住宿或拼房的目标，作案后容易逃离现场。 李进东交代，他第一次作案，是在1995年12月16号的张家口建筑宾馆，看到魏有良穿貂皮、戴金戒指，就起了歹心，买了斧头，趁魏有良熟睡时下手，抢走了财物。第一次作案得手后，他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害怕，反而觉得这种方式来钱快，于是就开始了疯狂的流窜作案。 从1995年12月到199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里，李进东先后流窜河北、山西、河南、山东4个省，在张家口、唐山、安阳、邢台、石家庄、宣化、长治、大同、济南、新乡等多个城市的宾馆、招待所，作案11起，杀害11名无辜旅客，抢走现金、首饰、衣物等大量财物，涉案金额高达数万元。 他每次作案，都会提前踩点，选择穿着体面、看起来有钱的旅客作为目标，假装拼房入住，趁对方熟睡时，用斧头袭击头部，作案后，会仔细清理现场，拿走所有财物，然后迅速逃离，更换身份和地点，继续作案。他之所以频频在张家口和邯郸之间流窜，是因为他对这两个地方比较熟悉，而且张家口地形复杂，容易藏身，邯郸则是他的老家，方便他躲避风头。 审讯过程中，李进东还交代，他在崇礼县黄家湾村租房子，是为了躲避警方的排查，同时和情妇李海云同居，李海云虽然知道他游手好闲，却不知道他是连环杀人凶手，直到被警方收审，才得知真相，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交代了李进东的所有行踪。 随着李进东的供述，这起轰动全国的连环杀人抢劫案，终于真相大白。11条无辜的生命，倒在了这个恶魔的斧头之下，他们中有经理、有推销员、有普通旅客，本该拥有自己的人生，却因为李进东的贪婪和残暴，永远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家人，也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案件侦破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张家口，传遍了河北，甚至传遍了全国。老百姓们得知恶魔被抓获，都拍手称快，纷纷称赞公安民警的英勇无畏和坚持不懈。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得知凶手落网，终于得以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特意来到公安局，向民警们送上锦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为了这起案件，公安民警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不分白天黑夜，排查线索、布控抓捕，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有的民警累倒在岗位上，有的民警冻伤了手脚，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从1995年12月案发，到1996年6月抓获凶手，整整6个月的时间，他们用坚守和执着，织就了一张天罗地网，终将恶魔绳之以法，还了社会一个安宁。 1996年10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进东连环杀人抢劫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李进东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没有丝毫辩解。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李进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第295章 大喜变丧礼，24 岁新郎被兄弟 “祝福” 殴打致死 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的真实故事，这事说起来就让人揪心，好好的一场喜事，最后愣是闹成了天人永隔的悲剧，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里发堵。 在清徐县的一个小村子里，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名叫李家瑞。这孩子的家境，那是真不容易，苦得让人心疼。李家瑞还没记事的时候，父亲就突发急病走了，留下母亲、姐姐和他，三个女人一个娃，在那个年代，没了家里的顶梁柱，日子过得有多难，不用多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 李家瑞上边有个姐姐，叫李春瑞，比他大几岁。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只能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在村里的醋厂打零工，又要种地，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直到天黑透了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所以，照顾李家瑞的担子，大多时候就落在了姐姐李春瑞的身上。 那时候，李春瑞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却早早地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早上，她要先叫醒弟弟，给弟弟穿衣服、做早饭，然后送他去村口的小学；晚上，弟弟放学回来，她要辅导弟弟写作业，还要洗衣做饭，收拾家里的烂摊子。有好吃的，她从来都舍不得吃一口，全留给弟弟和母亲；弟弟受了欺负，她第一个冲上去护着，哪怕自己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李家瑞从小就特别懂事，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调皮捣蛋、无理取闹。他看着母亲早出晚归、满脸疲惫，看着姐姐小小年纪就为家里操劳，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不能给她们添麻烦。那时候，他才七八岁，就经常帮着姐姐做家务，放学路上捡废品换零钱，哪怕只能换几毛钱，也会小心翼翼地交给母亲。 有一次，母亲因为过度劳累，在醋厂干活的时候晕倒了，被人送回家。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母亲，看着姐姐偷偷抹眼泪的样子，李家瑞攥着小拳头，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让母亲和姐姐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她们受这么多苦。” 从那以后，李家瑞学习更加刻苦了。别人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他在屋里看书、写作业；别人早早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借着煤油灯的光刷题。姐姐李春瑞看着弟弟这么努力，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她省吃俭用，把攒下来的钱都用来给弟弟买复习资料、买营养品，哪怕自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也心甘情愿。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李家瑞终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成为了他们村子里这么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消息传到村子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乡亲们都纷纷来到李家道贺，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李家真是积德了，家瑞这孩子太有出息了，以后肯定能光宗耀祖！” 母亲看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儿子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姐姐李春瑞更是喜极而泣，她知道，弟弟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家终于有盼头了。那天，李家简单摆了几桌酒席，招待前来道贺的乡亲们，虽然饭菜简单，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很多人以为，考上大学之后，李家瑞就会放松下来，像别的大学生那样，好好享受大学时光，吃喝玩乐。可李家瑞没有，他心里一直记着母亲和姐姐的辛苦，记着自己当初的誓言。上大学期间，他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省吃俭用，还想方设法地打点零工、做兼职，补贴家用，也减轻自己的生活开支。 他发过传单，在烈日下站一整天，汗水浸湿了衣服，脚底磨出了水泡，也只是休息一下，第二天继续去；他做过家教，每天放学后，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他还在学校的食堂帮工，每天早早起床，帮着收拾餐桌、洗碗，只为了能免掉一部分伙食费。同学们都嘲笑他太节俭，甚至有人说他太抠门，但李家瑞从来都不在意，他知道，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都是母亲和姐姐用血汗换来的。 大学四年，李家瑞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还攒下了一笔小钱，每次放假回家，他都会把钱交给母亲，看着母亲欣慰的笑容，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他性格踏实、稳重，做事认真负责，无论是学习还是兼职，都做得井井有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毕业后，很多同学都选择留在大城市发展，觉得大城市机会多、待遇好。但李家瑞没有，他心里惦记着母亲和姐姐，惦记着家里的一切，毅然选择回到了清徐县城，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在当地一家正规企业做行政，工资不算太高，但稳定，而且离家里近，方便照顾母亲和姐姐。 老话常说，成家立业，先立业，后成家。李家瑞已经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算是立住了业，接下来，自然就要考虑成家的事情了。母亲和姐姐也经常念叨着，希望他能早点找个好姑娘，成个家，她们也就放心了。 说来也巧，这份工作，不仅让李家瑞安了身，还给他带来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在同一个单位，有一个叫王慧的女同事，长得漂亮，性格也特别好，温柔、善良、体贴，说话轻声细语，待人也特别真诚。第一次见到王慧的时候，李家瑞就心动了，他觉得，王慧就是自己想要找的那个姑娘。 都是年轻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平时交流也比较多。工作上，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配合，李家瑞踏实认真，经常主动帮王慧分担一些繁琐的工作；王慧温柔细心，也经常提醒李家瑞注意休息，帮他整理资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悉了起来，互相有了好感，慢慢就谈起了恋爱。 他们的恋爱，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暖。李家瑞对王慧特别好，虽然他不懂得浪漫，但他会把所有的温柔都给王慧，平时省吃俭用，却愿意给王慧买她喜欢的东西；王慧也特别理解李家瑞，知道他家里不容易，从来不会要求他买什么贵重的礼物，还经常陪着他一起去看他的母亲和姐姐，帮着做家务，对母亲和姐姐也特别孝顺。 两个人谈恋爱，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他们都坚信，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处了一年多，彼此都觉得对方是可以托付一生的人，于是，他们就开始商量着办婚事，见双方的家长，把日子敲定下来，领结婚证，筹备婚礼。 结婚，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繁琐又复杂，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太多，要走的流程也太多太多。从挑选婚纱、礼服，到预订酒店、布置婚房，再到邀请亲戚朋友、准备嫁妆和彩礼，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对于李家瑞和王慧来说，这些繁琐的事情，却充满了甜蜜和期待，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母亲和姐姐更是忙前忙后，全力以赴地帮着他们筹备婚礼。母亲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姐姐也把自己工作多年攒的钱都贴了进去，只为了能让弟弟风风光光地娶上媳妇，让弟弟和王慧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亲戚朋友们也都伸出了援手，有的帮忙挑选东西，有的帮忙布置婚房，有的帮忙联系酒店，每个人都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祝福。 眼瞅着，转过天来就要办婚礼了，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那天晚上，李家瑞和王慧一起布置婚房，吹气球、贴喜字、摆鲜花，忙得不亦乐乎。婚房里，红色的气球挂满了屋顶，大大的喜字贴在窗户上、墙上，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 忙了大半天，李家瑞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王慧端来一杯水，递到他手里，脸上带着担忧的神色，轻声提醒他：“家瑞，咱们这边婚闹闹得特别厉害，明天你可得小心一点，别让他们闹得太过分了。” 李家瑞接过水，喝了一口，笑着安慰王慧：“放心吧，慧慧，接亲的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他们都知道轻重，不会闹得太过分的。再说了，结婚嘛，闹一闹才热闹，图个吉利，没事的。” 其实，李家瑞心里确实不担心婚闹。他从小到大，参加过不少亲戚朋友的婚礼，也见过不少婚闹的场面，无非就是闹闹新郎、逗逗新娘，图个热闹，他觉得，自己的兄弟们肯定会有分寸，不会真的伤害他。 见李家瑞说得这么有把握，王慧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她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她之前见过别人婚闹闹得特别厉害的，一群人围着新郎新娘，又打又闹，乱成一团，有的甚至把新郎打得鼻青脸肿，新娘吓得哭了起来。她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明天的婚礼能顺顺利利地进行，希望那些兄弟们能手下留情，别闹得太过分。 2013年2月6号，也就是李家瑞和王慧结婚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李家瑞就早早地起了床，穿上了崭新的西装，打上了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整个人精神抖擞，帅气十足。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充满了期待，想着很快就能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婚，想着以后能和母亲、姐姐、王慧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没过多久，几个伴郎就来到了李家，他们都是李家瑞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分别是李佳鹏、夏小龙、夏国平、阎国斌。几个人说说笑笑，陪着李家瑞一起，坐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婚车队。 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都要有婚车队，越气派越好，图个吉利。李家瑞的婚车队虽然不算特别豪华，但也有十几辆车，排成一条长长的长龙，浩浩荡荡地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一路上鞭炮齐鸣、礼炮声声，欢声笑语不断，吸引了不少村民的围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纷纷祝福这对新人。 婚车队一路顺顺利利地来到了新娘王慧的家。按照惯例，伴娘团肯定要弄一些小游戏，为难为难新郎，图个热闹。比如让李家瑞唱情歌、猜谜语、做俯卧撑，还有的让他给伴娘发红包。这些小游戏，都比较温和，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李家瑞也都一一配合，顺利通过了考验，顺顺当当的把新娘王慧接上了婚车。 王慧穿着洁白的婚纱，头戴头纱，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依偎在李家瑞的身边，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李家瑞紧紧握着王慧的手，轻声对她说：“慧慧，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王慧点了点头，眼里泛起了幸福的泪光。 婚车队缓缓驶回了李家瑞的村子，刚一进村口，车子就停了下来。李家瑞和王慧刚下车，就被早已等候在村口的乡亲们围了起来，尤其是那几个伴郎，一下子就冲了上来，围着李家瑞就闹了起来。 他们嘴里不停地说着吉祥话：“家瑞，新婚快乐！早生贵子！”“恭喜恭喜，终于抱得美人归了！”但手里却没闲着，对着李家瑞的头、脖子、后背、肩膀，一顿拳打脚踢，下手一点都不留情。 其实，在清徐县的这个村子里，一直有一个婚闹习俗，打新郎，当地人都说，打得越狠，代表着对新郎的祝福越深，新郎以后的日子就会过得越红火。所以，这些伴郎们都觉得，自己是在给李家瑞送祝福，下手也就越来越重。 李家瑞被打得连连求饶，疼得龇牙咧嘴，浑身都在发抖，但他想着今天是自己的大喜日子，不能扫了大家的兴，也不能让王慧担心，只能硬着头皮忍着。他不停地对兄弟们说：“别打了，别打了，差不多就行了，再打就受不了了！” 可这几个伴郎，根本就不听他的求饶，反而闹得更欢了，一边打一边笑着说：“哪那么容易让你小子结婚啊？今天必须好好闹一闹，不然对不起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没事，再打几下，越打越有福气！” 一旁的王慧看着李家瑞被打得浑身难受，脸色都变了，心里疼得不行，赶紧冲上去，挡在李家瑞的身前，拦住那些伴郎，着急地说：“别打了，别打了，他都快受不了了，差不多得了！” 伴郎们见王慧护着李家瑞，笑着打趣道：“哎呦，你老婆可真心疼你啊！行吧，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我们就先停手，等会儿再好好闹你！”说着，几个人才不情愿地停了下来。 可这还没完，没过一会儿，他们又想出了新的花样，让李家瑞背着王慧，从村口一直背回婚房。这也是当地婚闹的一个习俗，说是让新郎背着新娘，代表着新郎以后会好好照顾新娘，一辈子对新娘好。 李家瑞刚被打得浑身酸痛，浑身无力，可他看着身边的王慧，又看了看周围起哄的乡亲们，只能咬着牙，点了点头，让王慧趴到自己的背上，用尽全身的力气，背着王慧，一步一步地从村口往家里走。 一路上，乡亲们都在旁边起哄、大笑，伴郎们还在一旁故意捣乱，时不时地推一下李家瑞，让他差点摔倒。李家瑞的后背被王慧的体重压得生疼，加上之前被打得浑身是伤，每走一步，都觉得特别艰难，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也没有放下王慧，一直坚持着，直到把王慧背回了婚房。 照理说，到了婚房，应该就没事了，可谁知道，这几个伴郎根本就没有放过他的意思。刚把王慧放下，他们就又一拥而上，把李家瑞摁在床上，接着闹、接着打。他们有的拽着李家瑞的胳膊，有的按着他的腿，有的对着他的后背、胸口一顿捶打，嘴里还不停地说着玩笑话，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在伤害李家瑞了。 那天，除了中午吃午饭的那会儿，李家瑞几乎没有一刻清闲，剩下的功夫，基本上都是在挨打、挨闹中度过的。一开始，他还能勉强忍着，可到了后来，他就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头晕目眩，恶心想吐，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李家瑞的姐姐李春瑞，一直都在旁边看着，她看着弟弟被打得越来越难受，脸色越来越差，心里特别着急，赶紧冲上去，想拦住那些伴郎，着急地说：“别闹了，别闹了，你们看他都难受成这样了，再闹就出大事了！” 王慧也赶紧上前，拉着伴郎们的胳膊，眼里含着泪水，恳求道：“求求你们，别闹了，他真的受不了了，再闹就真的要出事了！” 可这几个伴郎，却根本不当回事，反而不耐烦地说：“嗨，别拦着，这都是咱们当地的传统习俗，结婚哪能不闹啊？不闹结什么婚呐？我们这哪是打他呀，这是在祝福他呢，打得越狠，他以后的日子就越红火！”说着，他们又继续闹了起来，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 李春瑞和王慧看着拦不住他们，心里特别着急，却又没有办法，只能在一旁看着，暗暗担心。李家瑞躺在那里，浑身酸痛，头晕恶心，他想反抗，却没有一点力气，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坚持一下，婚礼马上就结束了，不能让大家扫了兴，不能让母亲和姐姐担心，不能让王慧失望。” 就这样，李家瑞硬撑着，继续配合着大家，走完了婚礼的所有流程。中午是婚礼仪式，他要穿着西装，陪着王慧，一一向各位亲友敬酒、道谢；下午，还有当地的一些传统习俗，他要陪着王慧，按照习俗，给长辈敬茶、磕头，接受长辈的祝福；到了晚上，亲友们还要聚在一起，继续热闹，喝酒、唱歌、聊天，一直闹到很晚。 走流程的时候，李家瑞一直提着一口气，强撑着精神，脸上努力挤出笑容，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难受。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体，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每走一步，都觉得天旋地转，胸口也越来越闷，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但他不能倒下，他知道，今天是自己的大喜日子，他不能让这场婚礼留下遗憾，不能让母亲、姐姐和王慧伤心。 整场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多，才终于结束。亲友们都陆续离开了，那几个伴郎，也喝了不少酒，脸上满脸通红，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临走的时候，他们还不甘心，又围上来，每个人都对着李家瑞拍了几巴掌，拍得特别重，嘴里还说着：“家瑞，新婚快乐，以后可得好好过日子啊！”说完，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了。 等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李家瑞再也撑不住了，他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恶心想吐，对着王慧有气无力地说：“慧慧，我不太舒服，我先睡了。”说完，他连衣服都没脱，一头就倒在了床上，瞬间就没了动静。 王慧看着李家瑞疲惫的样子，心里特别心疼，她知道，李家瑞今天太累了，被闹得太厉害了。她赶紧去打了一盆温水，端到床边，想给李家瑞洗洗脚，让他能舒服一点，好好睡一觉。可就在她蹲下身，想给李家瑞脱鞋子的时候，却发现，李家瑞的脚，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了，用手一按，就是一个深深的坑，半天都弹不回来。 王慧心里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摇了摇李家瑞，着急地说：“家瑞，家瑞，你先别睡，你看你这脚怎么肿了呀？是不是伤着哪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李家瑞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慧慧，没事，可能就是今天太累了，睡一觉醒了就好了，不用去医院，别担心。”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沉沉地睡了过去，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王慧看着李家瑞熟睡的样子，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但她忙活了一天，也累得不行，加上李家瑞一直说没事，她也就没有再多想，收拾了一下屋子，就躺在了李家瑞的身边，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觉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大天亮了。王慧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看向身边的李家瑞，发现他还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睡得特别沉。一开始，她还想着，李家瑞昨天确实太累了，就让他再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 可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李家瑞睡得太沉了，不管她怎么喊，怎么摇，他都没有一点反应，连眼睛都没有睁开过，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弱，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也发紫了。 王慧心里一下子就慌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拼命地摇着李家瑞，大声喊着：“家瑞，家瑞，你醒醒啊！你别吓我！你醒醒啊！”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母亲和姐姐李春瑞，她们赶紧跑了过来，看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李家瑞，还有哭得撕心裂肺的王慧，心里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李春瑞赶紧上前，用手摸了摸李家瑞的鼻子，又摸了摸他的脉搏，发现他的呼吸特别微弱，脉搏也特别微弱，几乎快要感觉不到了。 “不好，快，快送医院！”李春瑞大喊一声，声音都在发抖。母亲和王慧也反应了过来，三个人赶紧一起，小心翼翼地把李家瑞扶了起来，抬着他，匆匆忙忙地往村子外面跑，拦了一辆出租车，赶紧把李家瑞送到了清徐县的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赶紧对李家瑞进行了简单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医生的脸色变得特别严肃，立刻对着李家人说：“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市里的大医院，他的情况非常不好，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根本治不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听到医生的话，李家人一下子就懵了，母亲当场就哭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家瑞，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有事啊！你要是有事了，妈可怎么活啊！”李春瑞强忍着眼泪，扶着母亲，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赶紧安排，拦了一辆救护车，带着李家瑞，匆匆忙忙地往太原市的大医院赶。 在送李家瑞去太原大医院的路上，李家瑞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开始出现呼吸不畅的情况，脸色越来越苍白，嘴唇发紫，浑身不停地抽搐，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李春瑞紧紧地攥着弟弟的手，手心里全是汗，她能感觉到，弟弟的手越来越凉，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从自己的手中流失，她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来，她怕影响到司机，怕耽误了弟弟的救治时间。 王慧坐在一旁，整个人都懵了，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家瑞，你醒醒啊，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你一定会没事的！”她的脸上，布满了泪水，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 好不容易，救护车终于赶到了太原市的大医院，医生们立刻对李家瑞进行了紧急抢救，经过初步诊断，医生告诉李家人，李家瑞是气管断裂，脑部严重缺氧，情况非常危急，必须立刻进行手术，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的话，像一颗晴天霹雳，狠狠地砸在了李家人的心上。母亲哭得晕了过去好几次，李春瑞强撑着精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心里不停地祈祷着，希望弟弟能平安无事，希望手术能顺利成功。 很快，李家瑞就被送进了手术室，进行气管缝合手术。手术进行了整整四个多小时，李家人就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特别漫长。母亲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哭着，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李春瑞站在一旁，眼神紧紧地盯着手术室的大门，手心全是汗，心里七上八下，生怕手术出现什么意外；王慧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呆滞，像个木偶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四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医生走了出来，脸上带着疲惫的神色。李家人立刻围了上去，着急地问：“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手术成功了吗？” 医生叹了口气，说：“手术很成功，我们已经把他的气管缝合好了，但是他脑部缺氧的时间太长了，情况依然很危急，能不能醒过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接下来，他需要被送到重症监护室，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 听到医生的话，李家人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但依然很担心。很快，李家瑞就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只能有一个人进去探视，而且探视的时间还特别短。 从那以后，母亲和姐姐李春瑞，就一直守在医院里，照顾着李家瑞。她们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医院，等到探视时间，就进去看看李家瑞，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希望能把他唤醒。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加上连日来的操劳和悲伤，整个人都瘦了一圈，黑眼圈特别重，头发也白了不少；李春瑞也一样，每天都熬得筋疲力尽，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牵挂着弟弟，心里的压力特别大。 手术费、住院费、医药费，一天天累积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李家本来就不富裕，之前筹备婚礼，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又要支付这么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给李家瑞治病，李家人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李春瑞还挨家挨户地找亲戚朋友借钱，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她都去求了一遍，有的亲戚朋友同情他们，愿意借钱给他们，有的则避而不见，甚至还冷言冷语。 就这样，他们好不容易凑出来了20万，可这笔钱，对于高昂的医疗费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还欠着医院10万多的费用。看着医院催费的通知，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动不动的弟弟，李春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借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救弟弟。 王慧的情况，比他们还要糟糕。自从李家瑞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之后，她就变得又呆又木，眼神呆滞，每天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那么呆呆地看着重症监护室的大门，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了一样。她不梳头、不洗脸，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谁劝她，她都不听，只是一个劲地哭，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李家瑞的名字。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当地的新闻媒体也得知了这件事，纷纷来到医院，对李家人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把李家瑞的遭遇和李家人的困境，告诉了更多的人。很多好心人看到报道之后，都特别同情他们，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捐款，有的捐物，还有的人专门来到医院，看望李家瑞，给李家人加油打气。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李家人终于凑够了医疗费用，再也不用为钱的事情发愁了。他们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钱，只要好好照顾李家瑞，他就一定能醒过来，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和王慧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好心人的爱心，依然挽回不了李家瑞的生命。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家瑞依然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不管李家人怎么喊他，怎么照顾他，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医生也多次表示，李家瑞的情况很不乐观，醒来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李家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依然每天守在医院里，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他，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可奇迹，并没有发生。2013年3月20号，也就是李家瑞和王慧婚后的第40天，这天凌晨，李家瑞因为病情突然恶化，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年仅24岁。 当医生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医院的走廊里，都充满了李家人的哭声。母亲哭得晕了过去好几次，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家瑞，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让妈怎么活啊！你还没有和王慧好好过日子，你还没有尽孝，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王慧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崩溃了，她一下子瘫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不停地喊着：“家瑞，家瑞，你醒醒啊！你别丢下我一个人！你说过，要好好照顾我，要和我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而李春瑞，在弟弟治病期间，一直强撑着，一声不吭，不管多苦多累，不管多委屈，她都没有哭过一次，她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撑起这个家，要救弟弟。可当听到弟弟去世的消息时，她再也撑不住了，压抑了许久的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哇哇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哭出来。她一边哭，一边喊着：“弟弟，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姐姐还没有看到你过上幸福的生活，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悲伤过后，李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弟弟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气管破裂？好好的一场婚礼，怎么就闹出了人命？ 为了查明真相，李春瑞特意找到了当时婚礼的录像，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录像里，清晰地记录着婚礼当天的所有画面，记录着那些伴郎们如何围着弟弟打闹，如何对弟弟拳打脚踢，记录着弟弟当时痛苦的表情，记录着自己和王慧如何劝阻，可那些伴郎们却根本不听。看着录像里的画面，李春瑞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她终于明白了，弟弟的死，就是因为那些伴郎们的婚闹，就是因为他们下手太狠，才导致弟弟气管断裂，最终不幸去世。 随后，李家人又申请了法医鉴定，希望能得到一个权威的结果。很快，法医就给出了非常权威的鉴定结果：李家瑞系外力作用导致气管破裂，脑部缺氧，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拿到鉴定结果的那一刻，李家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决定，一定要为李家瑞讨回公道，一定要让那些参与婚闹的伴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李春瑞擦干眼泪，强撑着精神，将当时一起婚闹的四个伴郎，李佳鹏、夏小龙、夏国平、阎国斌，告上了法庭。 说起这四个伴郎，他们和李家瑞从小一起长大，平时关系一直都很好，李家瑞也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最好的兄弟，有什么好事，都会想着他们，有什么困难，也会主动帮助他们。可在李家瑞住院，生命垂危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好兄弟”，却只到医院里去过一次，留下了600块钱和一些营养品，就再也没有露面，从此杳无音信，不管李家人怎么联系他们，他们都不回应，甚至还躲了起来。 李春瑞报案之后，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调查，很快就将其中的三个伴郎，李佳鹏、夏小龙、夏国平抓捕归案，还有一个伴郎阎国斌，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就潜逃在外，四处躲藏。 到了法庭上，这三个被抓捕归案的伴郎，可就顾不上什么兄弟情分了，互相推诿责任，都不承认自己是主谋，都把责任推到了别人的身上。李佳鹏说：“我没有用力气，我只是轻轻打了他几下，根本不可能把他打死，都是夏小龙和夏国平，他们下手太狠了，和我没关系。” 夏小龙也不甘示弱，反驳道：“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先动手打的，而且你下手比谁都狠，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只是跟着闹闹而已，根本没有用力。” 夏国平也跟着说：“就是，我也没有用力，都是他们俩下手太狠了，我只是凑个热闹，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会闹出这么大的事。” 几个人争论来、争论去，到最后，竟然还说出了一句让人无比气愤的话：“哎呀，就是他自己太弱了，我们也就闹了他两下，他怎么就承受不住了？这能怪我们吗？” 听到这句话，李春瑞气得浑身发抖，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她指着这几个所谓的“好兄弟”，大声地说：“你们还有良心吗？家瑞把你们当成最好的兄弟，你们就是这么对他的？你们下手那么狠，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导致他气管断裂，不幸去世，你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行为，还在这里说这种话，你们配当他的兄弟吗？你们配做人吗？” 在法庭上，李春瑞代表李家人，向这四个伴郎提出了赔偿要求，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5万元。 这场官司，打了整整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春瑞一边照顾着悲痛欲绝的母亲和王慧，一边奔波于法院和医院之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坚信，法律一定会还弟弟一个公道，一定会让那些伤害弟弟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2014年8月份，这场备受关注的婚闹致死案，终于有了最终的审判结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四个伴郎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他们的认罪态度和家庭情况，最终判决：四个伴郎，分别被判处三到五年有期徒刑，其中，潜逃在外的阎国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另外三个伴郎，分别被判处三年、三年六个月、四年有期徒刑；除此之外，李家还能依法得到36万元的赔偿金。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李春瑞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她对着天空，轻声地说：“弟弟，你看到了吗？姐姐为你讨回公道了，那些伤害你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可以安息了。” 可就算是这样，就算那些伴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就算得到了赔偿金，李家瑞也再也回不来了，一场好好的喜事，最终酿成了天人永隔的悲剧，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母亲因为失去了儿子，精神变得恍惚，整天以泪洗面，再也没有开心过；王慧因为失去了丈夫，变得一蹶不振，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整天闭门不出，沉浸在悲伤之中；李春瑞，虽然为弟弟讨回了公道，但她心里的痛苦，却从来没有减少过，她永远都失去了自己最疼爱的弟弟，永远都无法忘记弟弟痛苦的样子。 关于婚闹的新闻，真的出现了很多很多，每一条，都让人无比气愤，每一条，都让人揪心。有的婚闹，非常暴力，就像李家瑞这样，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失去生命；有的婚闹，非常下流，让人不堪入目。 比如，就在前年，网上爆出来的一个婚闹事件，新郎新娘被一群所谓的伴郎、伴娘扑倒在地上，几个伴郎轮流压在新郎新娘的身上，摇摇晃晃，还故意做出一些低俗的动作，甚至还有人趁着这个机会，偷偷触碰新娘的身体，做出一些卑鄙无耻、下流至极的事情。新娘被吓得哭了起来，新郎想反抗，却被他们死死地按住，根本动弹不得。周围的人，不仅不劝阻，还在一旁起哄、大笑，把这种低俗的行为，当成了热闹。 类似的婚闹事件，还有很多很多。有的婚闹，把新郎扒光了衣服，捆在树上，往他身上泼酱油、扔鸡蛋，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受尽屈辱；有的婚闹，把伴娘扔进水池里，不管伴娘怎么哀求，他们都不罢休，甚至还对着伴娘做出一些低俗的动作；还有前些年，某明星的婚闹现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伴郎们对着伴娘动手动脚，做出一些不尊重人的事情，引发了全网的愤怒。 还有一个案例，也是一场婚礼，几个所谓的好兄弟，为了“祝福”新郎，竟然往新郎的身上泼汽油，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为了热闹，可他们没有想到，一不小心，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一个火星子，把汽油给点燃了。瞬间，新郎就被大火包围，被烧得面目全非，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好好的一场婚礼，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噩梦。 第295章 枕边人雇凶，17年夫妻情断刀下 2014年9月21号凌晨2点五十分，夜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破棉絮，沉沉压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上空。大多数人早已沉入梦乡，就连街道上的路灯都昏昏欲睡，光线微弱得勉强能照清脚下的路，唯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灯，亮得刺眼，电话铃声突然划破寂静，尖锐得让人心里一紧。 “喂，公安局吗？快！腊山街道红场院那边，一个建房工地上，有人被捅死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语速快得几乎咬字不清，能听出说话人此刻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连呼吸都带着急促的喘息。 指挥中心的民警不敢耽搁，一边快速记录下报警人提供的地址，一边立刻调度附近的巡逻民警和刑侦队员，火速赶往案发现场。红场院这片区域多是民宅，案发的是一栋正在建造的民宅楼房，因为还没完工，门口、院子里甚至一楼的空地上，都杂乱地堆放着钢筋、水泥袋、砖块和木板，脚下的地面坑洼不平，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混杂着水泥和泥土的腥味，在凌晨的凉风中弥漫开来。 民警赶到现场时，警戒线迅速拉起，昏黄的警灯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照亮了令人心惊的一幕：被害人仰面躺在一楼门口的水泥地上，浑身是血，身下的地面早已被鲜血浸透，形成一大片暗沉的红，血腥味刺鼻，让人忍不住皱眉。他看上去约莫三四十岁，身材中等，身上穿着简单的棉质睡衣，睡衣被血浸透，紧紧贴在身上，能清晰看到多处破损的伤口，伤口还在隐隐渗血，显然是遭遇了致命的刀刺袭击，早已没了呼吸。 “保护好现场，不要轻易触碰任何东西！”带队的刑侦队长压低声音，语气严肃，眼神锐利地扫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法医迅速上前，蹲在被害人身边，开始初步勘验尸体，民警则分散开来，在工地内外进行细致的排查，试图找到一丝一毫与凶手相关的线索。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一起恶性故意杀人案，而侦破这类案件，最关键的往往是目击证人。可让人头疼的是，案发时间是凌晨2点多，这个时间点，绝大多数人都在熟睡，就连工地周围的居民，也都沉浸在梦乡之中，谁会半夜醒来，看到案发时的场景呢？ “难道真的没有目击证人吗？”一名年轻民警低声嘀咕着，语气里带着几分焦急。如果找不到目击证人，案件就会陷入僵局，凶手很可能会趁机逃脱，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负责走访附近居民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是住在案发现场对面的钱女士。 钱女士今年四十多岁，性格比较内向，说起凌晨发生的事情，她的脸色依旧苍白，双手还在微微发抖，显然是被当时的场景吓得不轻。“我当时正在三楼的卧室睡觉，睡得正沉，突然就被一阵凄厉的叫喊声给吵醒了。”钱女士喝了一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缓缓说道，“那声音特别惨，像是有人被人捅伤了，疼得直嗷嗷叫，我一下子就精神了，赶紧爬起来，拉开卧室的窗户往外看。” 因为两家离得不远，再加上钱女士家的三楼位置比较高，借着街道上微弱的路灯灯光，她隐约看到对面工地上，一个男人正捂着胸口，蜷缩在地上叫喊，嘴里含糊地喊着“我被捅了，救命”。“我当时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叫醒我老公和孩子，穿好衣服就往楼下跑。”钱女士回忆道，等她和家人跑到工地门口时，那个叫喊的男人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一动不动，“我们赶紧拿出手机，一边打120，一边打110，可没想到，也就几分钟的功夫，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医生检查了一下，说人已经不行了，失血太多了。” 民警一边耐心倾听钱女士的叙述，一边详细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同时追问她，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出现。钱女士仔细回想了一下，眉头紧锁，说道：“我拉开窗户的时候，好像看到有三个人影，从那个男人躺着的屋子里面跑出来，跑得特别快，出门之后左转，就往北跑了。因为光线太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隐约看出是三个年轻人，身材都不算特别高大，跑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像是在躲避什么。” 这条线索无疑是黑暗中的一丝光亮，民警立刻对死者的身份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吴发喜，当年35岁，是贵州兴义人，来云南已经有十几年了，一直在罗平打拼。事发前几个月，他在红场院这片地方买了一块地，开始修建这栋六层半的楼房，打算建成之后一家人住进去。因为房子还在建造中，担心建筑材料被偷，事发前的那几天晚上，吴发喜一直睡在一楼的工地上，独自看守工地。 这起命案在罗平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一早，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县城，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凌晨时分惨遭杀害，而且还是在自己正在修建的新房门口，这样的事情让当地的居民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猜测，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会不会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刑侦队员们压力巨大，他们知道，必须尽快抓住凶手，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也安抚一下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根据钱女士提供的线索，民警立刻沿着那三个年轻人逃跑的方向，往北展开追查。可凌晨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身影，路面上布满了杂乱的脚印，有工人的，有路人的，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是凶手留下的。追查了一段距离后，线索彻底中断，民警只能暂时暂停追踪，转而继续走访附近的居民，希望能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对案发现场和死者吴发喜的随身物品，进行更加细致的勘察。 法医的初步勘验结果出来了：吴发喜身上有十几处伤口，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胸口、腹部等致命位置，伤口较深，显然是凶手故意下的狠手；除此之外，还有几处比较浅的划伤，分布在手臂和肩膀上。侦查员根据伤口的分布情况分析，吴发喜在遭受攻击之后，应该进行了短暂的反抗，那些浅划伤，很可能是他反抗时留下的。 案发现场的一楼，因为还没完工，显得格外杂乱，墙壁上还没有粉刷，裸露着水泥的底色，地面上散落着水泥、沙子和碎砖块。靠近北墙的地方，放着一张简陋的木头床，床上铺着一张破旧的凉席，凉席上和床旁边的墙壁上，都有大片的血迹，血迹已经干涸，变成了暗沉的褐色。侦查员判断，这张木头床，应该就是吴发喜被伤害的第一现场。 从木头床到一楼门口，也就是吴发喜倒地的位置，地面上有一条清晰的滴落状血迹带，血迹从密集到稀疏，一直延伸到门口。根据这条血迹带，侦查员对案发过程进行了大致的还原：当天凌晨，吴发喜正躺在床上熟睡，凶手悄悄潜入工地，来到一楼，趁吴发喜不注意，持刀对他进行了袭击。吴发喜被捅第一刀后，瞬间惊醒，下意识地进行反抗，与凶手发生了搏斗。搏斗过程中，吴发喜被凶手捅了多刀，身受重伤，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忍着剧痛，朝着门口的方向追赶凶手。可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失血过多，他在追到门口的时候，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尽管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反复的勘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有价值的物证。现场的地面上，虽然有很多脚印，但因为是在建工地，白天有很多工人在这里干活，脚印非常杂乱，警方从技术层面上，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凶手留下的；墙壁上和木床上，除了吴发喜的血迹，也没有提取到凶手的指纹；甚至连凶手使用的凶器，也没有在现场找到。 此时，唯一有用的线索，依然是钱女士提供的那一条，看到三个年轻人往北逃跑。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天渐渐亮了，吴发喜的家人也陆续赶到了现场。看到吴发喜冰冷的尸体，家人悲痛欲绝，尤其是吴发喜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白发苍苍，看到小儿子的尸体，当场就哭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喊着吴发喜的名字，情绪激动得几乎晕厥过去，在场的民警看了，也忍不住心生怜悯。 侦查员立刻上前，安抚吴发喜家人的情绪，同时向他们了解吴发喜的相关情况，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找到一些线索。吴发喜的二哥吴发奎，家离案发现场只有一两公里远，他在罗平县做狗肉生意已经十几年了，早在十多年前，他就从贵州兴义老家来到了罗平，后来，弟弟吴发喜也跟着他来到了罗平，一起打拼。 吴发奎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声音沙哑地说道：“我弟弟来罗平之后，先后卖过狗肉，开过小饭馆，后来又去昆明开了一家烧烤摊，辛辛苦苦打拼了近二十年，终于攒下了一点钱，几年前，在罗平买了两块地，其中一块就是用来建这栋房子的。眼看着房子就要建好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家人就能住进去了，可没想到，他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不测……” 侦查员了解到，吴发喜已经结婚成家，他的妻子叫丁太英，和他一样，也是贵州兴义人。因为吴发喜在昆明开的烧烤摊生意比较忙，丁太英平时就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昆明，负责打理烧烤摊的生意，而吴发喜则留在罗平，负责修建这栋房子，夫妻俩常年分居两地，只有偶尔的时候，丁太英会带着孩子来罗平看望吴发喜。 吴发喜遇害之后，吴发奎第一时间就给丁太英打了电话，通知她这个噩耗。丁太英接到电话后，立刻从昆明出发，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往罗平。对于吴发喜的遇害原因，吴发奎有着自己的猜测：“这栋房子的主体工程已经建好了，正在装修，但是一楼的门窗还没装，我弟弟晚上一个人睡在一楼看守工地，我之前就劝过他，让他赶紧把一楼的门窗装上，这样也安全一些，可他总说没事，不当回事。” 吴发奎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弟弟这栋房子，在当地也算是比较气派的，六层半的楼房，前后花了几十万，很多人都很眼红。我觉得，肯定是有人觉得我弟弟有钱，半夜趁他睡着了，来抢劫他，结果我弟弟反抗，凶手就把他给杀害了。” 其实，不光吴发奎这么想，警方刚到现场的时候，也曾经怀疑过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可随着勘察的深入，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案发现场是在建工地，存放的都是钢筋、水泥、砖块等建筑材料，这些东西虽然值钱，但都非常沉重，搬运起来十分困难，嫌疑人根本不可能冲着这些东西来；更重要的是，现场没有任何被抢劫的痕迹，吴发喜的钱包还在他的口袋里，里面有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他的挎包放在枕头旁边，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里面的物品一应俱全。 “如果是抢劫杀人，凶手最看重的应该是现金和银行卡，不可能什么都不拿，更不会连钱包和挎包都不翻动。”刑侦队长分析道，“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置吴发喜于死地，而不是为了钱财。” 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侦查员又把目光投向了仇杀。难道是吴发喜在平时的生活中，得罪了什么人，被人报复杀害了？可当侦查员向吴发奎和其他家人询问时，吴发奎却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兄弟几个，从贵州来云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老实本分地做生意，从来没有跟人结过怨，我弟弟的性子也比较随和，跟别人没有任何经济纠纷，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也很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得罪过什么人。” 为了核实吴发奎的说法，侦查员再次找到了最早报警的钱女士。钱女士也表示，吴发喜为人特别客气，平时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乐乐呵呵的，性格很好，从来没有跟谁红过脸，也没有听说过他跟人有什么矛盾，周围的邻居都很喜欢他，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 排除了抢劫杀人和仇杀，剩下的就只有情感纠纷了，会不会是吴发喜因为情感问题，被人杀害了？可吴发喜的哥哥和父亲都表示，吴发喜平时很老实，一心扑在生意和房子上，从来没有发现他跟其他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夫妻俩虽然常年分居，但感情一直还算可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矛盾。 这下，侦查员彻底陷入了困境：不是为财，不是为仇，也不是为情，凶手到底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推进？无奈之下，侦查员只能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案发现场和死者吴发喜的身上，希望能从这里找到被忽略的线索，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天亮之后，侦查员再次来到案发现场，沿着钱女士所说的，那三个年轻人逃跑的方向，重新进行勘察。往北走了大约500米左右，路面就到了尽头，路的左侧没有任何路口，只有右侧可以拐弯，朝着东边走去。东边的这条路很短，只有两三百米，路的尽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两条路垂直相交。 就在这个交叉口偏南的拐角处，侦查员有了意外的发现，拐角处有一个简陋的瓜棚，瓜棚底下，插着一把崭新的单刃水果刀。这把水果刀通体银色，刀刃锋利，刀柄是黑色的，看起来崭新崭新的，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而且刀刃上没有血迹，刀柄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但侦查员注意到，这把水果刀插在地上的痕迹很新，不像是放置了很久的样子，更像是刚刚被人丢弃在这里的。 “结合之前的勘察，死者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刀口，说明凶手至少有两个人携带了刀具，而钱女士说看到了三个年轻人，那么第三个年轻人很可能也携带了刀具，只是没有动手。”一名侦查员分析道，“这把水果刀，很可能就是那个没有动手的年轻人携带的，他们逃跑的时候，为了避免留下证据，就把刀丢弃在了这里。” 根据这个推测，侦查员判断，这三个年轻人在丢弃刀具之后，很可能沿着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路，往南逃跑了。于是，侦查员沿着这条大路，继续往南搜寻，同时留意路边的监控摄像头，希望能通过监控，找到这三个年轻人的踪迹。 往南走了大约200多米，侦查员发现，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前，安装着两个监控探头，一个对着门前的马路，另一个对着酒店的大门，监控范围很广，应该能拍到过往的行人。侦查员立刻赶到酒店，找到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希望能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重点查看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到3点多的时间段。 酒店工作人员很配合，立刻调出了相应时间段的监控录像。侦查员围在监控屏幕前，仔细查看每一个画面，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在这时，监控屏幕上出现了三个年轻人的身影，时间显示是凌晨2点四十七分，正是案发后的两三分钟左右，这三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走进了酒店，身上穿着普通的休闲装，走路的姿势很急促，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在担心被人发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侦查员做了一个实验：从吴发喜遇害的工地，按照钱女士所说的逃跑路线，走到这家快捷酒店，看看需要多长时间。经过实验，侦查员发现，从工地往北走，右拐再右拐，沿着一条U字形的路线，就能到达这家快捷酒店，虽然路线有些弯弯绕绕，但直线距离不到200米，正常步行的话，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和监控中显示的，三个年轻人离开酒店和返回酒店的时间，完全吻合。 “这三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住在这家酒店的客人。”刑侦队长说道，“他们凌晨2点多从酒店出去，前往工地作案，作案之后，又急匆匆地返回酒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他们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侦查员立刻对酒店的入住客人信息进行调查，很快就查到了这三个年轻人的入住记录：他们是案发头一天，也就是9月20号下午6点多，在酒店办理的入住手续，开了一个标准间，登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一个是贵州盘县的陈某，另一个是四川攀枝花的陆某。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证照片，和监控录像中三个年轻人的相貌进行比对，确认了其中两个年轻人，正是登记入住的陈某和陆某，而第三个年轻人，身份不明，没有登记身份证信息。可让侦查员感到遗憾的是，这三个年轻人，在案发当天早上，就已经结账退房，离开了酒店，等到民警赶到酒店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根据酒店的结账信息和监控录像显示，9月21号早上5点三十六分，贵州籍的陈某，和那个穿着夹克衫、体型偏瘦、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先行离开了酒店；上午9点三十六分，也就是四个小时之后，四川籍的陆某，才正式办理退房手续，离开了酒店。很明显，他们是故意分开离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他们入住的房间，很可能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立刻去查看！”刑侦队长说道。侦查员立刻赶到了三个年轻人入住的388号房间，可一进去，就发现房间已经被酒店服务员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罩都已经更换，地面也拖得一尘不染，看起来就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一样，这让侦查员心里难免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侦查员想到了打扫房间的服务员，立刻找到了她，向她询问打扫房间时的情况。服务员回忆了一下，说道：“我打扫这个房间的时候，除了看到一些常见的垃圾，比如烟头、饮料瓶子之外，印象最深的是，房间的垃圾桶里，有两件看起来很新的衣服，一件是棕色的夹克，另一件是黑身白袖子的运动衣，我觉得可惜，但还是按照规定，把它们和其他垃圾一起，扔到了酒店门前的垃圾车里。” 听到这个消息，侦查员眼前一亮，立刻赶到酒店门前的垃圾车旁。幸运的是，垃圾车还没有开走，里面的垃圾还没有被清运走。侦查员立刻动手，在垃圾堆里仔细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服务员所说的那两件衣服。 这两件衣服果然很新，看起来没穿几次，棕色夹克的袖口和衣摆处，有明显的擦拭痕迹，仔细查看，能看到一些淡淡的血迹；黑身白袖子的运动衣，胸口位置，也有一片暗红色的血迹，虽然血迹已经有些干涸，但依然清晰可见。侦查员立刻将这两件衣服带回警局，进行技术检验，确认衣服上的血迹，到底是不是死者吴发喜的。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件衣服上的血迹，正是受害人吴发喜的，和案发现场提取到的血迹，完全吻合。这个结果，让所有侦查员都松了一口气，也初步确认了，这三个年轻人，就是杀害吴发喜的犯罪嫌疑人，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确定这三个嫌疑人的去向，将他们抓捕归案。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两个嫌疑人的身份：陈某，贵州盘县人；陆某，四川攀枝花人；第三个嫌疑人身份不明，需要进一步调查。 侦查员立刻展开调查，通过酒店监控、路面监控，以及车辆排查，很快就掌握了三个嫌疑人的去向：早上5点多离开酒店的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乘坐一辆出租车，前往了罗平火车站；而上午9点多离开酒店的陆某，没有乘坐火车，而是乘坐长途客运汽车，前往了昆明。 侦查员立刻赶到罗平火车站，调取了火车站售票大厅和候车室的监控录像，很快就找到了陈某和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身影。监控显示，9月21号早上6点零6分，陈某和那个年轻人，来到售票窗口，购买了两张前往昆明的火车票。因为当时已经实行实名购票，侦查员通过购票信息，很快就查到了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信息，他姓刘，云南保山人，今年26岁。 至此，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去向，都已经明确：陈友胜，28岁，贵州盘县人；刘增明，26岁，云南保山人；陆海龙，22岁，四川攀枝花人。经过调查，这三个人都在昆明打工，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三个人都没有犯罪前科，这让侦查员有些意外，没有犯罪前科的三个人，为什么会联手杀害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更让侦查员疑惑的是，这三个人，分别来自贵州、云南、四川，和罗平没有任何关联，和死者吴发喜，也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任何交集，唯一能勉强扯上关系的，就是吴发喜生前也在昆明做过生意。尽管心中充满了疑惑，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尽快将这三个嫌疑人抓捕归案，只有抓到他们，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罗平县公安局立刻成立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昆明，展开抓捕工作。经过一天一夜的侦查，9月22号下午5点多，抓捕小组通过线索得知，这三个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昆明市的一家网吧里。 晚上9点多，抓捕小组赶到了这家网吧。网吧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挤满了上网的年轻人，键盘敲击声和游戏音效声此起彼伏。侦查员悄悄潜入网吧，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很快就找到了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三个人，他们正坐在一排电脑前，专注地玩着游戏，神情投入，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不许动！警察！”抓捕小组的民警迅速上前，亮出警官证，将三个人团团围住。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三个人，瞬间愣住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和恐惧，他们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民警制服，戴上了手铐。 抓捕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三个嫌疑人被带回警局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在民警出示的证据面前，他们终于扛不住了，先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9月20号下午6点多，他们三个人从昆明赶到罗平，入住了那家快捷酒店；9月21号凌晨2点多，他们潜入吴发喜的工地，将吴发喜杀害；案发当天早上，他们分开离开罗平，返回了昆明，本以为能逍遥法外，没想到还是被警方抓获了。 三个嫌疑人虽然交代了犯罪事实，但侦查员心中的疑惑，依然没有解开：他们和吴发喜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冤仇，为什么要杀害吴发喜？在民警的反复审讯下，嫌疑人陈友胜，也就是三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终于说出了其中的隐情，他们之所以杀害吴发喜，是受吴发喜的妻子丁太英所雇。 陈友胜的话，让所有侦查员都感到震惊不已。谁也没有想到，杀害吴发喜的凶手，竟然是被他自己的妻子所雇。那么，丁太英为什么要雇人杀害自己的丈夫？他们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早在吴发喜遇害当天晚上，侦查员第一次接触丁太英的时候，就发现她有些不对劲。一般来说，亲人遇害，家属都会悲痛欲绝，会不停地向警方询问亲人的遇害原因、凶手是谁，但丁太英却异常平静，脸上没有太多的悲伤，也没有向警方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警方问什么，她就答什么，语气平淡，仿佛遇害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人。 当时，侦查员就对丁太英产生了一丝怀疑，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暂时将这份怀疑放在心里。而现在，陈友胜等人的交代，让丁太英的身份，瞬间从受害人家属，变成了雇凶杀夫的主谋。侦查员立刻赶到吴发喜的家里，此时，丁太英正和吴发喜的家人一起，在刚建好的新房里，处理吴发喜的后事，脸上带着一丝刻意伪装的悲伤。 当民警出示证据，告知丁太英，陈友胜等人已经被捕，并且交代了是受她所雇，杀害了吴发喜的时候，吴发喜的家人们，都彻底愣住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吴发奎激动地喊道，“他们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了17年，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她雇人杀了发喜？你是不是搞错了？” 不光吴发喜的家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周围的邻居，也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家的印象中，丁太英和吴发喜虽然常年分居，但感情还算可以，偶尔丁太英带着孩子来罗平，夫妻俩也会一起出门，看起来很和睦，谁也没有想到，丁太英竟然会做出雇凶杀夫这样的事情。 丁太英被警方逮捕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终于卸下了伪装，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道：“我也是被逼无奈，这么多年，我一直遭受吴发喜的折磨，他打我、骂我，我已经被他逼上绝路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丁太英说，她和吴发喜都是贵州兴义人，两人是老乡。1996年，当时只有14岁的丁太英，跟着几个老乡，从贵州老家来到了云南罗平，在一家饭店里打工，负责端菜、洗碗。而当时的吴发喜，正在罗平做狗肉生意，经常给这家饭店送狗肉，一来二去，两人就认识了。 吴发喜比丁太英大3岁，因为是老乡，两人在异地他乡相遇，格外亲切，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相处了几个月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在一起了，并且搬到了一起居住。但当时，丁太英只有15岁，吴发喜只有18岁，两人都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合法夫妻，但实际上，已经过上了夫妻生活。 后来，丁太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和吴发喜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一起打拼。可让丁太英没有想到的是，在一起仅仅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第一次争吵，争论要不要回家看望家人。也就是这一次争吵，让丁太英看到了吴发喜暴躁的一面，吴发喜因为吵不过她，竟然动手打了她，这是吴发喜第一次打她，也是噩梦的开始。 从那以后，两人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每次争吵，吴发喜都会动手打她，有时候是扇耳光，有时候是拳打脚踢，下手越来越重。如果赶上吴发喜喝了酒，那就更可怕了，他会变得更加暴躁，甚至会拿起身边的刀具，朝着丁太英砍去。 丁太英说着，伸出自己的双手，手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是旧伤，有的是新伤，她又掀起自己的衣服，身上、后背上，也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触目惊心。“这些都是他打的，”丁太英的声音带着颤抖，“他不光打我，还打断了我的牙齿，这么多年，我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打我。” 为了核实丁太英的说法，侦查员找到了丁太英的家人，向他们了解情况。丁太英的母亲，提起女儿的遭遇，忍不住抹起了眼泪：“英子和发喜，两个人年纪都小，性子都急，脾气也都暴，每次吵架，都会大打出手，我也劝过英子，让她忍一忍，为了孩子，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丁太英的弟弟丁太祥，曾经在昆明，给丁太英和吴发喜开的烧烤摊帮过忙，他对吴发喜的暴行，更是深有体会。“我姐真的太不容易了，”丁太祥说道，“有一次，他们俩又吵架了，我看我姐被打得太惨，就帮我姐说了几句话，结果吴发喜就急眼了，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菜刀，朝着我的脖子就砍了过来，差一点就砍中要害，我的耳朵都被砍伤了，差一点就掉了。” 丁太英的家人，都纷纷指责吴发喜，说他经常对丁太英实施家暴，丁太英是被逼无奈，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吴发喜的家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吴发喜的二哥吴发奎说：“发喜和丁太英，确实经常吵架、打架，但不像丁太英说的那样，每回都动刀子，有时候只是拌拌嘴、推搡几下。而且，吵架也不全是发喜的错，丁太英也有责任，她这个人爱唠叨，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停地嚷嚷、骂人，发喜吵不过她，被骂急眼了，才会动手的。” 吴发喜的堂哥，也表示赞同：“他们夫妻俩打架，不是单方面的家暴，而是互殴，丁太英也不是好惹的，发喜打她，她也会还手，也会打发喜，只是发喜的力气大，丁太英打不过他而已。” 除此之外，一些认识吴发喜和丁太英的人，也表示，这夫妻俩的脾气都不好，都很暴躁，经常吵架、打架，有时候是吴发喜先动手，有时候是丁太英先挑衅，两人互不相让。虽然双方家人和熟人，对“是否是单方家暴”存在分歧，但有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吴发喜和丁太英，几乎天天吵架、打架，两人的关系，早已降到了冰点。 丁太英说，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她曾经多次去医院治疗，但因为当时太害怕，也没有心思保留病例，所以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每次的治疗时间和治疗地点，警方也无法通过病例，核实她遭受家暴的具体情况。除此之外，她也曾经报警求助过，但每次警方赶到的时候，两人的争吵已经停止，吴发喜也会装作很无辜的样子，说只是夫妻之间的小矛盾，警方因为没有发现严重的伤情，也只是调解一下，劝两人好好相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丁太英说，她曾经无数次想过，要离开吴发喜，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她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她，因为两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属于同居关系，不需要去法院起诉离婚，只要双方协商好，就可以解除同居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人有两个孩子，儿子已经14岁，女儿已经11岁，孩子的抚养权问题，还有两人这些年打拼攒下的财产、房产的分配问题，一直无法协商一致，所以，解除同居关系的事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 在案发之前的两三年里，丁太英曾经多次尝试离家出走，试图摆脱吴发喜的控制。2012年下半年，丁太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昆明打工的网友，她偷偷离开了家，去找那个网友，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可仅仅一个月之后，就被吴发喜找到了。吴发喜找到她之后，对她软硬兼施，一边威胁她，如果再敢逃跑，就杀了她的家人，一边又向她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她，会好好对待她，丁太英一时心软，就跟着吴发喜回了昆明。 可回去之后，吴发喜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虐待她，下手比以前更重，每次吵架，都往死里打她，丁太英的日子，变得更加痛苦。2013年，丁太英再次下定决心，偷偷从昆明出发，跑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江苏盐城，她以为，这么远的距离，吴发喜肯定找不到她，可她没想到，吴发喜竟然真的找到了她，再一次把她带回了昆明。 一次次的逃跑，一次次的被抓回，一次次的遭受更严重的虐待，丁太英的心里，渐渐充满了怨恨和绝望，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吴发喜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吴发喜彻底消失，这样，她才能获得自由。 而陈友胜，就是丁太英在2014年上半年，在网上认识的网友。陈友胜是昆明一家KtV的保安，没有结婚，比丁太英小4岁，性格比较温和，很会说话，也很会照顾人。两人在网上聊了两三个月之后，就见面了，见面之后，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丁太英说，陈友胜给她的感觉，是温暖和安全感，这是她和吴发喜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因为常年遭受吴发喜的家暴，丁太英变得十分敏感、脆弱，而陈友胜的关心和照顾，让她找到了情感的依靠，她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倾诉给了陈友胜，对他无比信任。 陈友胜说，他知道丁太英的遭遇之后，也很同情她，曾经劝过她，让她不要再忍了，实在不行，就再次离开吴发喜，找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生活。可丁太英却说，她已经逃不掉了，吴发喜不会放过她，除非吴发喜死了，她才能获得自由。 2014年5月份的一天，丁太英突然找到陈友胜，眼神坚定地对他说：“你帮我教训一下吴发喜吧，把他整残废，让他再也不能打我，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我会给你钱。”陈友胜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教训人是违法的，但架不住丁太英的苦苦哀求，再加上两人的情人关系，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丁太英的要求。 丁太英说，为了让陈友胜帮她教训吴发喜，她先后给了陈友胜块钱，再加上平时给陈友胜买衣服、吃饭的花费，一共给了他3万多块钱。而在两人预谋教训吴发喜的这段时间里，吴发喜对丁太英的虐待，变得更加严重，这也让丁太英的怨恨，越来越深，她心里的想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仅仅是把吴发喜整残废，已经满足不了她了，她要让吴发喜彻底消失。 丁太英说，有一次，她和吴发喜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吴发喜情绪激动之下，对她说：“我迟早要把你捅死！”虽然不知道吴发喜说的是气话，还是真的有这个想法，但这句话，彻底击碎了丁太英最后的希望，也让她下定决心，要雇人杀死吴发喜。 于是，丁太英再次找到陈友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不要再教训吴发喜，而是直接把吴发喜杀了。陈友胜一开始很震惊，他觉得丁太英太疯狂了，但他又难以拒绝丁太英，一方面，他欠丁太英的钱，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对丁太英有感情，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2014年9月初，陈友胜带着一个朋友，从昆明赶到了罗平，按照丁太英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吴发喜修建新房的工地，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丁太英把吴发喜的作息规律、平时的活动范围，都详细地告诉了陈友胜，并且在这期间，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qq聊天，沟通作案的细节。 警方后来调取了两人的qq聊天记录，里面的内容，清晰地记录了两人预谋杀人的全过程。2014年9月1号凌晨4点50分，丁太英给陈友胜发信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怕吴发喜身上有刀，别的我不管，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暧昧的信息：“我就不多说了，亲我爱你，下次我就不叫亲爱的了，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9月7号下午，丁太英给陈友胜发信息：“老大，晚上可以干活了，目标来了。”9月8号上午10点多，丁太英又发信息：“他人到地方了，有机会就做了，时间耗长了不好，两天内干了回来，我也好安心做生意，平安归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暧昧的信息，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两人的情人关系，以及丁太英雇陈友胜杀人的决心。 可第一次赶到罗平之后，因为吴发喜的新房里，有很多工人在干活，人多眼杂，陈友胜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待了几天之后，只能无奈地返回了昆明。但丁太英并没有放弃，她一次次地催促陈友胜，让他尽快动手，早日帮她摆脱吴发喜的控制。 2014年9月20号下午，陈友胜又约了两个朋友，也就是刘增明和陆海龙，一起从昆明赶到了罗平。刘增明和陆海龙，也是在昆明打工，平时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的工作，陈友胜找到他们，许诺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忙一起杀害吴发喜，两人贪图钱财，就答应了。 三人赶到罗平之后，在吴发喜新房附近的那家快捷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然后就开始蹲守，寻找下手的机会。9月21号凌晨2点多，趁着夜深人静，工地里没有其他人，三人悄悄潜入了吴发喜的工地，来到一楼，看到吴发喜正躺在床上熟睡，于是，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具，对吴发喜实施了袭击。吴发喜被捅醒之后，进行了短暂的反抗，但因为寡不敌众，再加上凶手下手狠毒，最终还是被杀害了。作案之后，三人慌慌张张地从工地跑出来，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返回了酒店，随后，又分开离开了罗平，返回了昆明，本以为能逍遥法外，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迅速抓获了。 陈友胜归案之后，面对民警的审讯，一脸后悔地说道：“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不应该答应丁太英的要求，不应该参与杀人，这件事，本来就跟我没有关系，可我一时糊涂，就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2015年3月12号，丁太英、陈友胜、刘增明和陆海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曲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法庭审理期间，丁太英一直辩解说，自己是因为长期遭受吴发喜的家暴，忍无可忍，才会雇人杀害吴发喜，她并不是故意要杀人，只是想摆脱吴发喜的控制。 丁太英的代理律师，也为她进行了辩护，律师提出，根据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的，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如果手段不是很残忍，情节不是很恶劣的，甚至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 律师认为，丁太英长期遭受吴发喜的家暴，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雇人杀害吴发喜，是被逼无奈，属于激愤之下的行为，施暴人吴发喜，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希望法院能够酌情从宽处罚，对丁太英从轻判决。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仔细核查了案件的所有证据，最终认为，这起案件，虽然是因为丁太英遭受家庭暴力引起的，吴发喜在案件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过错，丁太英可以酌情从宽处理，但丁太英、陈友胜等人，故意非法剥夺吴发喜的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而且，这是一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案件，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 法院认为，丁太英是雇凶杀人的主谋，她主动提出雇人杀害吴发喜，并且提供了吴发喜的相关信息，支付了作案费用，在案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陈友胜作为被雇者，积极组织人员，实施杀人行为，也是案件的主谋；刘增明和陆海龙，受陈友胜邀约，参与杀人行为，在案件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属于从犯。 根据四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各自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判处丁太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陈友胜死刑；判处刘增明无期徒刑；判处陆海龙有期徒刑15年。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四人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第296章 女友雇凶焚尸，藏在盘山公路 湖南安化，江南镇永新村，那地方山多林密，村民大多靠山吃山，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安稳太平，谁也没想到，一场惊天命案会打破这个小山村的宁静。 2017年4月10号，这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鸡叫三遍还没歇气，家住永新村的老张就揣着个小竹篮出门了。老张今年快六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要去村口的青石岭遛弯，一来是锻炼锻炼身体，二来呢，4月份的安化，几场春雨过后，山上的野菜疯长，尤其是当地人最爱吃的芥菜，藏在草丛里绿油油的，摘一把回家焯水里，拌上香油蒜泥，那叫一个爽口。 青石岭不算高，但山路蜿蜒，尤其是靠近盘山公路的那片坡地，草木长得格外茂盛，遮天蔽日的，走在里面能听见鸟儿叽叽喳喳的叫，空气里全是泥土和青草的腥气。老张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一边低头在草丛里扒拉，眼睛就盯着那些贴地长的芥菜，时不时弯腰摘一把，放进手里的竹篮里，嘴里还哼着当地的小调，别提多惬意了。 他沿着盘山公路的边儿往坡底走，那地方芥菜多，而且地势平缓，好摘。没走个百十米，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路边的草丛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鼓着，像是谁扔的黑色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被杂草半掩着。 老张心里犯嘀咕：“这是谁这么不讲究，把垃圾扔到这山上来了？”他本来不想管，可转念一想，这青石岭是村里人的后花园，扔垃圾多影响环境，再者说，万一是什么有用的东西，被人扔了也可惜。于是他停下脚步，弯腰拨开身边的杂草，凑过去仔细一看。 这一看不要紧，老张浑身的汗毛“唰”地一下就竖起来了，后脖子直冒凉气，一口凉气从鼻子里吸进去，差点没呛着自己。那根本不是什么黑色塑料袋，隐约能看出一个人形，被什么东西裹着，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焦糊味，混杂着泥土的气息，让人心里发慌。 老张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手里的竹篮“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芥菜撒了一地，他也顾不上捡，转身就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喊，声音都变调了：“死人了！山上有死人了！快来人啊！” 青石岭本身就偏僻，早上上山的人更是少得可怜，老张跑了好几百米，才看见一个早起去地里干活的村民，他一把抓住人家的胳膊，手都在抖，话都说不连贯：“快……快打电话报警，青石岭坡底，有……有死人！” 那村民一开始还以为老张在开玩笑，可看见老张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样子，就知道这事是真的，赶紧掏出手机，拨通了110。 接到报警后，安化县公安局的民警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就驱车上山。青石岭的盘山公路是水泥铺的，弯多坡陡，车子开得小心翼翼，半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了案发现场。 现场就在盘山公路的一个大拐弯处，一边是陡峭的山坡，一边是深沟，周边全是茂密的树林和杂草，连一户人家都没有，寂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民警下车后，立刻拉起警戒线，保护现场，随后开始仔细勘察。 勘察的民警很快就有了发现：死者被挂在山坡的杂草丛里，身上有明显的焚烧痕迹，黑乎乎的一片，已经看不清容貌和衣着；而在尸体不远处的公路边上，停着一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车身还算完好，就是右边的反光镜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断裂的接口，看着有些突兀。 有民警随口说了一句：“难道是交通事故？摩托车失控，人摔下山坡，然后不小心着火了？” 我估计听到这，各位听友也该在心里吐槽了：“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是真的交通事故，也不至于拿出来讲了。”没错，警方也是这么想的，这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 首先，尸体被严重烧毁，这就很不正常。如果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就算车辆着火，也很难把人烧得这么彻底，而且现场没有明显的车辆燃烧痕迹，只有尸体周边有焦糊味；其次，法医初步检查后，发现死者的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伤，上面还有未被完全烧毁的血痕，那些痕迹是外力击打造成的，力道很大，根本不是交通事故撞击能形成的。 结合这两点，警方初步认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故意杀人焚尸案，性质恶劣。根据现场的痕迹和尸体的状态，警方推测，案发时间应该是在4月9号晚上，也就是前一天晚上。 熟悉盘山公路的人都知道，这种山路晚上没有路灯，漆黑一片，而且人迹罕至，尤其是到了晚上七八点以后，几乎没有人会上山。那么，4月9号晚上，这片偏僻的山坡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被害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人杀害，还被焚尸灭迹？ 现场勘察工作立刻全面展开，可天公不作美，4月9号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而且雨下得还不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场大雨把现场很多关键的痕迹都冲刷掉了，比如凶手的脚印、指纹，还有一些可能留下的作案工具痕迹，都变得模糊不清，给勘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尽管如此，民警还是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尸体下方的地面上，依稀可见一些暗红色的血迹，经过雨水的冲刷，已经变得很淡，但还是能看出来，这些血迹的范围不小。民警推测，案发时，被害人流了很多血，不然经过一整晚的雨水冲刷，不可能还能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由此可见，案发时的场面有多惨烈。 对于这种无名尸命案，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确定尸源，到底死者是谁？只有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才能进一步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找到凶手的线索。可这具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连身高、体型都很难准确判断，身上更是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物品，既没有身份证、手机，也没有钥匙、手表之类的东西，尸源确认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对现场进行细致勘察，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这场大火并非意外，而是人为纵火。法医对尸体进行详细检查后，判断死者身上被浇过柴油之类的助燃物，因为尸体表面有明显的油脂残留，而且在尸体到公路的这段小路上，虽然被雨水冲刷过，但还是能看到零星的油渍，那些油渍粘在路面上，很难被彻底冲掉，看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尸体周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些被烧黑的茅草，那些茅草的根部还有未完全燃烧的痕迹，警方推测，这些茅草应该就是凶手用来引燃尸体的引燃物，凶手先用茅草点燃火焰，再将火焰引到浇了柴油的死者身上，目的就是为了毁尸灭迹，掩盖死者的身份。 除了检查尸体和现场痕迹，警方也对那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这辆摩托车看起来不算旧，车身没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只有右边的反光镜断裂缺失，其他部位都很完好。这个发现让侦查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个案发现场，很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你们想想，如果摩托车是被害人骑着来的，而且发生了冲突，那么摩托车怎么会没有撞击痕迹？仅仅是丢了一个反光镜，这太不合理了。而且，如果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凶手袭击被害人后，为什么要把尸体转移到山坡的草丛里，而不是直接在公路上焚尸？种种迹象表明，死者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然后被凶手转移到这里，再进行焚尸，而这辆摩托车，很可能是凶手故意留在现场，用来混淆警方视线的。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警方立刻调整侦查方向，以尸体发现地为中心，分别向山上和山下展开全面搜索，寻找第一案发现场和可能留下的作案痕迹。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民警就在离尸体大约六七十米远的一个弯道处，发现了一片破碎的反光镜碎片，散落在公路的路边，上面还沾着一些泥土。 警方立刻将这些反光镜碎片收集起来，送到技术部门进行比对，结果证实，这些碎片正是那辆红色踏板摩托车上的反光镜。这个发现，让警方更加确定，这个弯道处，才是真正的第一案发现场。 这个弯道的位置，它是盘山公路上的一个急弯，路面狭窄，而且坡度较陡，车辆经过这里的时候，必须减速慢行，否则很容易失控冲出公路。对于凶手来说，这个地方简直是绝佳的埋伏地点，他们可以提前隐藏在弯道旁边的草丛里，等被害人骑着摩托车减速经过的时候，突然发动袭击，打被害人一个措手不及。 结合这些线索，警方对案发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4月9号晚上，犯罪嫌疑人事先埋伏在青石岭盘山公路的这个弯道处，等待被害人的出现。当被害人骑着红色踏板摩托车，减速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嫌疑人突然从草丛里冲出来，用钝器击打被害人的头部，将被害人杀害。之后，凶手将被害人的遗体转移到六七十米外的山坡草丛里，又将摩托车开到遗体附近，故意弄断右边的反光镜，制造交通事故的假象。为了彻底掩盖罪行，凶手还带来了柴油和茅草，将柴油浇在被害人身上，用茅草点燃，进行焚尸灭迹，最后逃离现场。 推测出案发过程后，新的疑问又出现了：嫌疑人蓄意行凶，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钱？为了仇？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另外，嫌疑人是一个人作案，还是团伙作案？毕竟，转移尸体、焚尸灭迹，一个人完成起来难度不小，而且耗时耗力。 为了尽快破案，警方兵分三路，同时展开侦查工作：第一路人马，继续围绕尸源展开调查，走访周边村庄，排查近期失踪的人员，结合尸体的特征，尽快确定死者身份；第二路人马，留在现场及其周边，扩大搜索范围，寻找作案工具，尤其是击打被害人头部的钝器，以及装柴油的容器；第三路人马，深入周边村庄和镇上，进行调查走访，询问村民是否在4月9号晚上看到过可疑人员或可疑车辆，同时调取周边所有可用的监控视频，寻找嫌疑人的踪迹。 青石岭上发生命案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永新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村民们一个个都人心惶惶，尤其是晚上，再也没人敢单独上山，甚至连出门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遇到危险。大家议论纷纷，猜测死者是谁，凶手又是谁，一时间，整个村子都被一种恐惧的氛围笼罩着。 就在村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永新村的年轻人王清俊，心里却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今年二十出头，和父亲王崇飞、爷爷奶奶，还有父亲的女朋友黄有桃一起生活。4月10号早上，他还在睡觉，奶奶就急匆匆地走进他的房间，脸色发白地说：“清俊，你快起来，给你爸打个电话。刚才听村里人说，青石岭上死了一个人，你爸一早上就出去了，至今没回来，可别出什么事啊！” 王清俊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他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抓起手机就给父亲王崇飞打电话，可电话拨过去，只听到“嘟嘟嘟”的忙音，根本打不通。他又连续打了好几遍，结果都是一样，要么忙音，要么无人接听。 王清俊的心越来越慌，他再也坐不住了，穿上衣服就急匆匆地往青石岭赶。一路上，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不好的念头涌上心头，脚步也越来越快，甚至跑了起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爸，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民警正在现场忙碌着。王清俊挤到警戒线旁边，目光急切地往里面看，他没有先看尸体，那具被烧得黑乎乎的尸体，他实在不敢看，而是下意识地看向了那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 就是这一眼，王清俊的情绪瞬间崩溃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辆红色踏板摩托车，就是他父亲王崇飞的！摩托车的钥匙还插在锁孔里，而且那串钥匙上，有一把钥匙是断过的，用胶水粘起来的，那是有一次，他找父亲拿钥匙，父亲图省事，从楼上把钥匙扔下来，不小心摔断的，后来用胶水粘好了，这个细节，只有他和父亲知道。 “爸……那是我爸的摩托车……”王清俊哽咽着，声音颤抖，他想冲进警戒线，被民警拦住了。民警看出了他的情绪，一边安抚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王清俊稳定了一下情绪，断断续续地告诉民警，摩托车的主人是他的父亲王崇飞，4月9号晚上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随后，民警让王清俊辨认尸体。尽管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但王清俊还是从尸体身上残留的一件衣服碎片，以及父亲平时佩戴的一枚戒指（虽然已经被烧得变形，但还是能认出款式），确认了死者就是他的父亲王崇飞。 看到父亲的遗体，王清俊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几乎晕厥。他后来跟民警说，他始终不敢相信，父亲会遭遇这样的横祸，因为在他眼里，父亲王崇飞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平时待人温和，从来没有跟谁结过仇、闹过怨，怎么会被人残忍杀害，还被焚尸灭迹呢？ 经过警方确认，死者王崇飞，48岁，安化县江南镇永新村人，多年前和妻子离婚，有一儿一女（儿子王清俊，女儿已经出嫁），离婚后，他和父母、儿子一起生活，后来认识了女朋友黄有桃，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了3年多，没有领结婚证，但感情看起来还算和睦。 根据调查，王崇飞的经济条件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好的，他和女朋友黄有桃一起，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商店，主要卖一些日用品、零食和农资，同时，他们还在江南镇上开了一家足浴店，雇了几个按摩师傅，生意还算不错。 平时，王崇飞大部分时间都在镇上的足浴店里照看生意，有时候晚上会在足浴店过夜，偶尔回村里的家。在村民和邻居的眼里，王崇飞老实本分，性格温和，不抽烟、不酗酒（偶尔喝两口，但从不喝醉），也不惹事生非，生活安稳，谁都想不到，这样一个人，会被人残忍杀害。 那么，王崇飞到底因为什么被害？是生意上的纠纷？是感情上的矛盾？还是被人随机抢劫杀害？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变得越来越蹊跷，越来越多的疑点浮出水面。 警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4月9号当天晚上，王崇飞到底做了什么，去了哪里，见了谁。为了弄清楚这些，民警对王崇飞的家人和女朋友黄有桃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据王崇飞的家人回忆，4月9号下午，王崇飞在镇上的足浴店里待到五六点钟，和店里的员工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女朋友黄有桃让他在店里拔了火罐，还洗了个脚，放松一下。晚上7点半左右，王崇飞从足浴店离开，骑着那辆红色踏板摩托车，回到了永新村的家里。 王清俊回忆说，父亲回到家的时候，他正在房间里休息，父亲还喊了他一声，问他在干嘛。他说自己有点困，准备睡觉，父亲笑了笑，没再多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可他睡了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听到父亲出门的声音，他从窗户里看了一眼，看到父亲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家，当时他也没多想，因为父亲平时经常这样，有时候晚上会突然出去，说是去照看足浴店的生意，或者去处理一些杂事，家人都已经习惯了，也从来不会多问。 这是王崇飞生前最后一次在家人面前露面。而王崇飞的女朋友黄有桃，却有着不一样的说法。她告诉民警，4月9号晚上8点14分，她还和王崇飞通过电话，电话里，她问王崇飞：“你在哪呢？怎么还不回来？”王崇飞的语气很随意，就说了一句：“我能在哪啊，喝酒呗。”说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黄有桃说，她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因为王崇飞平时偶尔也会和朋友一起喝两口，所以她也没再多问。等到大半夜，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王崇飞还是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她打电话，她就给王崇飞发了一条短信，问他：“你在哪啊？是不是又去桃园了？” 黄有桃解释说，王崇飞之前跟她说过，这两天要去一趟桃园，他之前在桃园工作过，和桃园的老板关系不错，有时候会去桃园帮忙，或者和老板聊聊天。可让她奇怪的是，王崇飞没有回复她的短信，也没有给她回电话，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杳无音信。 民警听到这里，心里就产生了怀疑：王崇飞晚上出去，到底是去喝酒了，还是去桃园了？如果是去喝酒，为什么电话会打不通？如果是去桃园，为什么不回复黄有桃的短信？更可疑的是，黄有桃说，王崇飞一个晚上没回来，也不回消息、不打电话，她竟然一点都不担心，这太反常了，毕竟，两人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就算没有结婚证，也应该有感情，自己的男朋友彻夜未归，杳无音信，怎么可能不担心？ 难道，黄有桃和王崇飞的遇害，有着某种关联？她是不是在隐瞒什么？ 其实，早在案发之初，警方就已经注意到黄有桃了。因为王崇飞遇害后，黄有桃的表现太反常了，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和悲伤，面对民警的询问，她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眼神里却藏着一丝紧张和慌乱，而且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吞吞吐吐，前后有些矛盾。 更让警方怀疑的是，经过调查发现，4月9号晚上，黄有桃频繁出门，行踪诡异。她先是和王崇飞一起在足浴店吃饭、拔火罐，然后跟着王崇飞一起回到村里的家，可王崇飞出门后，她也紧跟着出门了，先是去了村里的小商店，停留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骑着一辆小摩托车，往青石岭的方向去了，之后又折返回来，回到了家里，整个过程显得很可疑。 要知道，黄有桃平时很少晚上出门，尤其是在没有王崇飞陪同的情况下，更不会单独往偏僻的青石岭方向去。她频繁出门，到底是去做什么？她是不是和凶手有勾结，在为凶手通风报信，或者协助凶手作案？ 就在警方对黄有桃展开深入调查的时候，视频侦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民警在青石岭山脚的一个监控探头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的身影。这个监控探头是村里安装的，主要是为了防盗，拍摄范围有限，但刚好拍到了山脚的一段公路。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晚上9点多，一个年轻男子推着一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沿着公路往山下走，摩托车没有亮灯，也没有发动，男子低着头，走得很快，看起来很慌张，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像是在害怕被人发现。 民警看到这个画面后，立刻引起了重视。大半夜的，谁会推着一辆摩托车走，而且还不开灯、不发动？要么是摩托车坏了，要么是没有钥匙，无法发动。结合案发现场的那辆红色踏板摩托车，民警推测，这个男子很可能和这起命案有关，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更重要的是，警方在现场勘察的时候，除了王崇飞摩托车上的那串钥匙之外，还在尸体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第二串钥匙。这串钥匙一共有4把，一把是摩托车钥匙，另外三把是普通的房门钥匙，看起来像是有人不小心弄丢的。民警推测，这串钥匙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凶手在杀害王崇飞、焚尸灭迹的过程中，因为过于紧张，不小心把自己的钥匙弄丢了。 为了找到这个可疑男子的线索，警方再次对周边的监控视频进行全面梳理，扩大排查范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民警就有了新的发现：在当天晚上7点40分左右，也就是王崇飞从家里出门后不久，那个推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就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摩托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个人，两人看起来很亲密，像是熟人。 更蹊跷的是，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另外一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车上也坐着两个人。也就是说，当天晚上，一共有四个人，骑着两辆女士踏板摩托车，一起赶到了青石岭的案发现场附近。 监控画面还显示，晚上8点48分左右，这两辆摩托车又沿着原路返回，往江南镇的方向开去，速度很快，看起来像是在逃离现场。 结合这些监控线索，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起命案，很可能是团伙作案，嫌疑人一共有四个人。他们分为两批行动，第一批人先赶到现场，埋伏起来，袭击王崇飞，将其杀害；第二批人则负责运送柴油、茅草等焚尸工具，在杀害王崇飞后，对尸体进行焚尸灭迹，然后一起逃离现场。 可遗憾的是，江南镇的乡村道路，监控设施非常落后，大部分路段都没有监控探头，只有少数几个关键路口有监控。警方追踪着这两辆摩托车的身影，一直追到江南镇的镇区，之后，这两辆摩托车就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嫌疑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 一时间，侦查工作陷入了死胡同，警方虽然掌握了一些线索，但始终无法锁定嫌疑人的身份，案件进展缓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现场搜索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 民警在离尸体不远的一个下坡路段，拨开茂密的茅草和杂草，在草丛深处，发现了两根钢筋。这两根钢筋大约有60公分长，粗细和成年人的手指头差不多，表面锈迹斑斑，上面还沾着一些暗红色的血迹和泥土。民警推测，这两根钢筋，很可能就是凶手用来击打王崇飞头部的作案工具。 找到了作案工具，警方立刻调整侦查方向，围绕这两根钢筋展开调查。他们深入江南镇以及周边的乡镇，对所有卖钢材的店铺进行逐一走访，询问店主，近期有没有人购买过这种规格的钢筋，尤其是年轻男子。 走访了十几家钢材店后，终于有一家钢材店的老板，向民警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老板说，3月23号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工地的工作服，在他店里买过几根钢筋，规格和警方找到的那两根差不多。 民警一听，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追问老板，有没有记住那个小伙子的长相，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老板想了想，说那个小伙子买钢筋的时候，是用微信付款的，他还记得那个小伙子的微信名，叫“今生有你”，而且微信头像还是一张他自己的照片，长得挺白净的，看起来不像本地人。 各位听友，你们想想，“今生有你”这个微信名，全国少说也有几十万个，光靠一个微信名，想要找到这个人，难度很大。但幸运的是，老板提供了微信头像的信息，这就给警方的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警方立刻让技术部门根据老板的描述，模拟出那个小伙子的长相，同时，通过微信支付的记录，追查那个“今生有你”的微信账号。经过技术比对和排查，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那个微信账号的主人，而这个人，正是监控画面里那个推着摩托车逃离现场的可疑男子。 这个男子名叫李进，27岁，湖南怀化人，案发前，在江南镇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租住在江南镇的一个出租屋里。掌握了李进的身份信息和住址后，警方立刻展开抓捕行动。 2017年4月10号深夜，也就是案发的当天晚上，警方在江南镇的一个出租屋里，成功将李进抓获。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出租屋里，警方还抓获了另外两个人，李进的父亲李义兵，以及李进的工友杨安清。经过询问，警方确认，这两个人，也是这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面对警方的审讯，李进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一口咬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王崇飞，和王崇飞没有任何交集，更没有杀害他，他说：“我跟这姓王的不认识，也没什么仇恨，我为什么要杀他？” 李进的话，让警方很是疑惑：如果李进和王崇飞不认识，没有仇恨，他为什么要参与杀害王崇飞，还要焚尸灭迹？这背后，一定还有隐情。而这个隐情，只有第四名犯罪嫌疑人，才能解答。 那么，这第四名犯罪嫌疑人是谁呢？相信很多听友已经猜到了，她就是王崇飞的女朋友，黄有桃。 其实，在李进、李义兵、杨安清三个人被抓获之前，黄有桃就已经被警方控制了。因为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黄有桃和王崇飞的遇害，有着直接的关联，她就是这起命案的主谋。 当村民们得知，黄有桃竟然是杀害王崇飞的凶手之一时，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在大家眼里，黄有桃和王崇飞的感情一直很好，两人一起开店，一起生活，平时也很少吵架，黄有桃看起来温柔贤惠，怎么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 被捕之后，面对警方的审讯，黄有桃终于卸下了伪装，说起了自己和王崇飞之间的恩怨。当被问到，她为什么要杀害王崇飞时，黄有桃的情绪很激动，咬牙切齿地说：“他太不识好歹了！我受够他了！” 原来，黄有桃和王崇飞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外人看起来的那么和谐，相反，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积累了很久，甚至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而这一切，都要从他们认识的时候说起。 三年前，黄有桃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离婚后，她回到了老家安化江南镇，和父母一起生活。离婚后的黄有桃，心里很疲惫，只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同时，也能照顾一下自己的父母。 后来，经村里的媒人介绍，黄有桃认识了王崇飞。当时，王崇飞也已经离婚，有一儿一女，性格看起来温和老实，而且经济条件也不错，在村里有房子，还开着商店和足浴店。黄有桃觉得，王崇飞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而且两人都是本地人，离家近，也方便照顾父母，于是，两人就慢慢相处起来。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黄有桃就搬到了王崇飞家里，和王崇飞、他的父母以及儿子王清俊一起生活。虽然两人没有领结婚证，但在所有人眼里，他们就是一对夫妻，一起经营商店和足浴店，日子过得也算红火。 黄有桃说，一开始，她是真心想和王崇飞过一辈子的，为了这段感情，她付出了很多。甚至她的家人，也为王崇飞做出了很多改变，黄有桃的父亲，一辈子都不做饭、不干家务，性格也比较倔强，但自从黄有桃和王崇飞在一起后，只要王崇飞到家里来，黄有桃的父亲就会主动做饭、做家务，对王崇飞百般讨好，就是希望王崇飞能好好对待自己的女儿。 可让黄有桃没想到的是，同居之后，王崇飞的本性慢慢暴露出来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疑心特别重，而且控制欲极强。一方面，他担心黄有桃会偷偷借钱给她的娘家人，或者把家里的钱转移走，所以对家里的财务管得特别严，黄有桃花一分钱，都要跟他报备；另一方面，他对黄有桃的行踪也管得特别严，黄有桃在外边做什么、见什么人，都要一一告诉他，家里不能来男性客人，哪怕是黄有桃的亲戚，只要是男的，王崇飞就会脸色不好看，还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怀疑黄有桃和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 一开始，黄有桃还能忍受，她觉得，王崇飞的疑心重，也是因为在乎她，所以她处处迁就、忍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崇飞的疑心越来越重，脾气也越来越坏，尤其是在他们一起开了足浴店之后。 足浴店里有几个按摩师傅，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王崇飞就总是怀疑，黄有桃和这些按摩师傅有不正当关系，经常在店里发脾气、摔东西，有时候还会当着员工的面，对黄有桃恶语相向。一开始，只是摔东西、骂脏话，后来，就慢慢动起手来了。 黄有桃说，王崇飞和那些家暴男一样，打完她之后，就会立刻后悔，跪在地上向她道歉，一边打自己，一边哭，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以后再也不打她了，还会买一些礼物哄她开心。每次看到王崇飞这样，黄有桃就心软了，觉得他还有救，于是就一次次原谅他。 可王崇飞却屡教不改，只要一怀疑黄有桃，就会对她动手，而且下手一次比一次重。黄有桃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候为了遮住伤痕，她夏天都要穿长袖衣服。 不过，对于黄有桃的说法，王崇飞的儿子王清俊却表示不认同。他说：“不可能，我老爸不是那样的人，他平时很温和，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打人。我爸妈（黄有桃）有时候确实会吵架，说话声音大一点，但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老爸打她。” 到底黄有桃说的是真的，还是王清俊说的是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黄有桃对王崇飞，已经充满了怨恨。 黄有桃说，随着王崇飞的脾气越来越坏，动手越来越频繁，她就萌生了分手的念头。可当她向王崇飞提出分手的时候，王崇飞却坚决不同意，还威胁她说：“你要是敢跟我分手，我就去你家里闹，去你父母家里闹，让你们全家都不得安宁，让你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黄有桃知道，王崇飞说到做到，他真的会去自己家里闹，她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受到牵连，也不想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于是，分手的念头就被她压了下去。可她又实在受不了王崇飞的家暴和控制，思来想去，她就产生了一个极端的想法，找人教训一下王崇飞，让他以后不敢再打自己，不敢再控制自己。 2016年年底，黄有桃认识了在江南镇建筑工地打工的李进。李进是怀化人，独自一人在安化打工，妻子在广东打工，常年不在身边，平时比较孤单。黄有桃因为经常去工地附近的小卖部买东西，就和李进认识了。 黄有桃知道，李进是外地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而且年轻力壮，如果让他帮忙教训王崇飞，就算出了什么事，也不容易被人发现，就算被发现了，李进也可以随时离开安化，不容易被抓到。 于是，黄有桃就开始主动接近李进，对他格外关心。每天晚上，李进下班之后，黄有桃都会主动给她发微信，问他工作累不累，有没有吃饭，还会偶尔请他吃饭、喝水。李进常年在外打工，很少有人这样关心他，久而久之，他就对黄有桃产生了好感，觉得黄有桃温柔、体贴，是一个好女人。 2017年春节刚过不久，在黄有桃的主动示好下，两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虽然两人的年纪相差很大，黄有桃比李进大19岁，但李进却毫不在意，他觉得，黄有桃是真心对他好，而他，也愿意为黄有桃做任何事情。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和比自己大19岁的黄有桃在一起时，李进挠了挠头，一脸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缘分吧，她对我太好了，我一时糊涂，就跟她在一起了。” 黄有桃知道，李进对自己有好感，也愿意为自己做事，于是，她就开始在李进面前抱怨王崇飞，说王崇飞经常打她、欺负她，还拿出自己身上的伤痕给李进看，哭着求李进帮忙教训一下王崇飞。 一开始，李进还劝黄有桃：“你们毕竟是在一起生活的，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忍一忍就过去了，别动不动就想着找人教训他，万一出了什么事，就麻烦了。” 可黄有桃却不依不饶，每次和王崇飞发生矛盾、被王崇飞打了之后，就会找李进哭诉，一遍又一遍地求李进帮忙。时间久了，李进也不好再拒绝，一方面，他确实心疼黄有桃，不想看到她再被王崇飞欺负；另一方面，他也想在黄有桃面前表现自己，让黄有桃觉得，他是一个可靠、有能力的人。 2017年4月8号深夜，黄有桃和王崇飞又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争吵升级后，王崇飞又动手打了黄有桃，而且下手比平时更重，把黄有桃打得鼻青脸肿。那天晚上，两人在村头的小路上拉扯、打斗，被路过的一个村民远远地看到了。 被王崇飞打了之后，黄有桃彻底心死了，她再也不想忍受了，她下定决心，要让王崇飞付出代价，不仅仅是教训他，而是要彻底摆脱他，她要杀死王崇飞。 4月9号早上，黄有桃就找到了李进，哭着对他说：“我这日子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昨天晚上又打我，打得我好惨，我不想再被他欺负了，你帮我杀了他吧，只要他死了，我就自由了，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 李进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一旦被抓到，就会判死刑。可看着黄有桃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想到黄有桃平时对自己的好，他最终还是心软了，答应了黄有桃的请求。 为了顺利实施杀人计划，李进找到了自己的父亲李义兵，还有自己的工友杨安清，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且承诺，事成之后，会给他们一笔钱。李义兵一开始不愿意，他知道杀人是死罪，但架不住儿子的苦苦哀求，最终还是答应了；而杨安清，平时和李进关系不错，而且贪小便宜，听到有好处可拿，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参与的，是一起杀人案，还以为只是帮李进教训一下人。 4月9号下午，李进和黄有桃就开始准备作案工具，他们买了两根钢筋，又准备了一桶柴油和一些茅草，然后约定好，晚上在青石岭的盘山公路弯道处埋伏，等待王崇飞的出现。 黄有桃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她知道，王崇飞晚上经常会从这里经过，而且这个地方偏僻，晚上没有路灯，也没有人，非常适合埋伏和作案，就算出了什么事，也不容易被人发现。 当天晚上6点多，黄有桃和王崇飞一起在足浴店吃了晚饭，然后她以让王崇飞拔火罐、洗脚为由，把王崇飞留在了足浴店，自己则趁机溜了出去，在镇上的一个饭店里，和李进、李义兵、杨安清汇合。 晚上7点半左右，王崇飞从足浴店回到家里，发现黄有桃不在家，就给黄有桃打电话。黄有桃早就准备好了说辞，她对王崇飞说：“我在外面散步呢，就在我平时散步的那个地方，你过来接我一下吧。” 挂了电话之后，黄有桃坐着杨安清的摩托车，李进和李义兵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四个人一起，匆匆往青石岭的盘山公路赶去，他们要在王崇飞到来之前，埋伏好。 王崇飞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深爱的女朋友，竟然会联合外人，设下一个致命的埋伏，等着自己钻进去。他骑着自己的红色踏板摩托车，按照黄有桃说的地址，慢悠悠地往青石岭赶去，心里还想着，接完黄有桃，就一起回家休息，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等着他。 晚上8点14分，李进、李义兵、杨安清已经在弯道处埋伏好了，黄有桃给王崇飞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确认王崇飞已经快到了，然后就躲到了草丛里，等着王崇飞的到来。 没过多久，王崇飞骑着红色踏板摩托车，慢悠悠地驶进了这个弯道，因为弯道较陡，他下意识地减速慢行。就在这时，埋伏在草丛里的李进和李义兵，突然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钢筋，朝着王崇飞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 王崇飞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砸中了头部，发出一声闷哼，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当场就失去了意识。李进和李义兵没有停手，又朝着王崇飞的头部砸了几下，确认王崇飞已经死亡后，才停了下来。 躲在草丛里的黄有桃，看到王崇飞被打死了，心里既害怕，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她走了出来，对李进等人说：“把他的尸体扔到旁边的坡底草丛里，再把摩托车开到尸体旁边，弄断一个反光镜，制造交通事故的假象，别让人发现。” 李进、李义兵、杨安清按照黄有桃的吩咐，一起把王崇飞的尸体抬起来，转移到了六七十米外的坡底草丛里，然后把摩托车开到尸体附近，故意弄断了右边的反光镜，又把摩托车钥匙插在锁孔里，制造出王崇飞发生交通事故的假象。 处理完这些之后，四个人骑着两辆摩托车，匆匆逃离了现场。可黄有桃觉得，这样还不够安全，万一尸体被人发现，警方通过尸体特征，还是能确认王崇飞的身份，到时候，还是会查到自己头上。于是，她又给李进发消息，让他回去，把王崇飞的尸体烧掉，彻底毁尸灭迹。 十几分钟后，李进带着那桶柴油和茅草，再次返回了案发现场。他把柴油浇在王崇飞的尸体上，然后用茅草点燃，看着火焰慢慢烧起来，把尸体包裹在火海中，李进才匆匆逃离现场。因为过于紧张，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那串钥匙，掉在了尸体附近的草丛里，这也成为了警方后来锁定他的重要线索。 回到出租屋之后，李进把焚尸的事情告诉了黄有桃，黄有桃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她对李进说：“不用担心，只要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方就查不到我们头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最终还是被警方找到了。 案发之后，这对曾经海誓山盟的情人，为了推卸责任，开始互相指责、互相推诿，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黄有桃对警方说，焚尸的事情，她根本不知道，她只是让李进去教训一下王崇飞，让他送王崇飞去医院，没想到李进竟然把王崇飞杀了，还焚了尸；而李进则反驳说，焚尸是黄有桃的意思，黄有桃给他发消息，问王崇飞死没死，如果没死，就必须把他杀死，然后焚尸灭迹，他只是按照黄有桃的吩咐去做的。 不管他们怎么推诿，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他们四个人，都参与了这起故意杀人焚尸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297章 奥运火炬传递前惊魂！上海闵行敲头案，5 天擒凶！ 2008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子里的难忘年份。北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期盼与喜悦之中，每一座传递火炬的城市，都提前被喜庆的氛围包裹。5月23日、24日，是奥运火炬传递到上海的日子，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街头巷尾挂满了奥运旗帜，随处可见脸上贴着国旗贴纸的群众，每个人的眼神里，都藏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与自豪。 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线还只是透出一丝微弱的鱼肚白，连晨露都还没来得及从树叶上滚落，分散在上海全市各个区域的火炬传递点，就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穿着各色的奥运文化衫，手里挥舞着小国旗和奥运五环旗，低声交谈着、期盼着，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兴奋的气息，那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荣光，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骄傲。 地处闵行区的轨道5号线东川路站附近，是此次火炬传递的重要站点之一。这里紧邻居民区和工业园区，平日里就十分热闹，而在火炬传递的加持下，更是早早便有群众陆续赶来，只为占据一个好位置，亲眼见证火炬传递的神圣时刻。 时针缓缓指向凌晨4点，夜色还未完全褪去，远处的路灯依旧散发着昏黄的光，照亮了人们脸上的期盼。此时，难以抑制激动之情的火炬手、前来报道的记者，还有大批自发赶来的群众，已经早早集结在东川路站附近，大家相互寒暄着，眼神紧紧盯着火炬传递路线的方向，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尽快到来。整个现场，既有欢声笑语，又有藏不住的庄重，每个人都在默默期待着，见证那火炬传递的神圣瞬间。 可就在这个万众期盼、不容有失的节骨眼上，一阵急促而刺耳的警铃声，打破了这份祥和与热闹，市公安局110报警台的警铃突然大作，刺耳的铃声在寂静的凌晨格外揪心，每一声都牵动着接警员的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带着明显慌乱和恐惧的声音，报案人语气急促，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在闵行区，轨道5号线东川路站附近的绿化带通道上，看到一具满头是血的男尸，你们快过来！” 没有人能想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在距离奥运火炬传递点仅仅百米之遥的地方，竟然会发生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百米之外，是万众欢腾、期盼荣光的火炬传递现场；百米之内，是冰冷的尸体、刺眼的血迹，一边是极致的喜悦，一边是极致的悲凉，强烈的反差，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报案人名叫班继伟，是轻轨东川路站的保安。当天凌晨，他像往常一样进行夜间巡逻，沿着东川路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和绿化带巡查，就在他走到绿化带通道附近时，借着微弱的路灯灯光，隐约看到地面上有一片暗红色的印记，走近一看，才发现那竟然是血迹，顺着血迹往西侧的草坪上看去，一具满脸是血的男尸赫然躺在那里，吓得他浑身发抖，连忙掏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连声音都在不停颤抖。 时任闵行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的张喜英，在接到报警电话的那一刻，原本因火炬传递安保工作而紧绷的神经，瞬间变得更加紧张。他清楚地知道，火炬传递期间，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影响，更何况是这样一起命案，而且距离火炬传递点如此之近，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引起群众恐慌，还会影响火炬传递的顺利进行。 没有丝毫犹豫，张喜英立即拿起外套，快步冲出办公室，驱车飞赴案发现场。车子在凌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溅起一片片水花，前一夜下了一整夜的雨，路面依旧潮湿，也给现场勘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途中，张喜英一边催促司机加快速度，一边拨通了家距离案发现场比较近的支队重案队队长何一民的电话，语气严肃而急促：“一民，东川路站附近发生命案，距离火炬传递点只有百米，你立刻赶到现场，开展先期勘查和现场保护工作，务必保护好现场，不要让任何无关人员进入，我马上就到！” 挂掉电话，张喜英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眉头紧紧皱起，心里充满了担忧。他知道，这起案件发生在特殊时期，压力巨大，必须尽快破案，查明真相，安抚群众情绪，确保火炬传递工作不受影响。 何一民接到电话后，也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起床，带着几名侦查员和法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案发现场。此时，天还未完全亮，现场被一片压抑的氛围笼罩，雨水打湿了草坪和地面，使得血迹变得有些模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让人心里发慌。 何一民立刻安排侦查员拉起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同时组织法医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经过仔细勘查，侦查员发现，案发现场位于轨道5号线东川路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停车场中部的地面上，率先出现了血迹，这些血迹连成一条线，呈东西方向延伸，像是被害人被拖拽或者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地面上还散落着少量的黑色毛发，经过初步判断，应该是被害人的毛发。 血迹西侧的草坪上，仰卧着一具满脸鲜血的男尸，尸体呈头东脚北的姿势，双目圆睁，脸上布满了血迹，看不清具体的面容，只能隐约看出脸上有明显的伤痕。距离尸体不远处的草坪上，散落着两件物品，一只红色的电动自行车行李箱盖，还有一个电动自行车上用来垫脚的垫子，除此之外，现场再没有其他明显的遗留物品。 法医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侦查员则在现场周围仔细搜索，寻找可能留下的痕迹物证。经过初步测量，尸体身长大约一米六左右，衣着完整，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里面套着一件蓝色的t恤衫，下身穿着深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蓝色的袜子和一双棕色的皮鞋，皮鞋上沾满了泥土和血迹，显然是经过了挣扎。 侦查员在对尸体进行搜查时，从他后侧的裤兜里，找到了一串钥匙和25元现金，除此之外，尸体身上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东西，没有身份证、没有工作证，甚至没有一张纸条，仿佛这个人就是一个“无名之辈”。 法医的初步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被害人的损伤主要集中在头部和面部，鼻梁处有一道横向的挫裂伤，伤口整齐，显然是受到了外力撞击；头顶部、枕部等部位，有多达20多处条形的伤口，伤口深浅不一，边缘不规则，除此之外，被害人的双手肿胀，双肘和膝关节处有明显的皮下出血，显然是在生前进行过激烈的反抗。 结合伤口的形态和特征，法医初步判断，被害人是被不规则的棍棒类工具击打头部致死，伤口的密集程度和力度，足以看出凶手的残忍。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伤害案，而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敲头杀人案，凶手下手狠毒，丝毫不留余地。 “死者是谁？”这是摆在所有侦查员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尸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而且前一夜下了一整夜的雨，雨水冲刷了现场，使得现场很难找到有价值的指纹、足迹等印痕，给尸源的查找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案发现场距离周边的居民小区很近，警犬的狂吠声和侦查员的忙碌身影，很快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大家纷纷围在警戒线外，低声议论着，脸上充满了恐惧和好奇，有人猜测是仇杀，有人猜测是财杀，还有人担心凶手会继续作案，一时间，现场的氛围变得十分紧张。 正当何一民安排侦查员分组走访周边群众，寻找尸源线索和目击者的时候，一个行色匆匆的中年妇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神色慌张，眼神急切，一边往警戒线方向挤，一边嘴里念叨着：“让我进去看看，让我进去看看，我老公还没回家，我担心他……” 负责看守警戒线的侦查员连忙拦住了她，语气温和地说道：“大姐，对不起，这里是案发现场，暂时不能进去，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中年妇女一听，情绪变得更加激动，脸上满是焦躁和不安，眼眶通红，声音带着哭腔：“我老公上夜班，昨天晚上出门的，早就该下班了，可是现在还没有回家，电话也打不通，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担心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就让我进去看看，哪怕就看一眼也行！” 何一民看到这一幕，心里也有些触动，他知道，这个中年妇女的心情十分急切，而且结合目前的情况，她的丈夫很有可能就是被害人。于是，何一民走上前，对中年妇女说道：“大姐，你别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带你进去看看，但是你一定要冷静，不要破坏现场。” 中年妇女连忙点了点头，擦干脸上的泪水，跟着何一民走进了警戒线。当她走到尸体面前，借着法医手中的手电筒灯光，看清尸体的衣着和身形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变得惨白如纸。几秒钟后，她突然大声嚷了起来，声音嘶哑，充满了绝望：“这是我老公！这是我老公啊！” 话音刚落，中年妇女就双腿一软，差点摔倒，侦查员连忙上前扶住了她。她颤抖着掏出手机，拨通了女儿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对电话那头的女儿说道：“女儿，你快过来，你爸……你爸被人杀害了，就在东川路站这边……” 电话那头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悲痛欲绝，挂掉电话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案发现场。不一会儿，一个穿着校服的姑娘，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头发凌乱，脸上满是泪水，当她看到草坪上的尸体时，整个人都傻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神空洞，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姑娘才缓过神来，猛地扑到尸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声撕心裂肺，让人听了心里发酸，她一边哭，一边喊着：“爸，你醒醒啊，爸，你别丢下我和妈，爸……”她的哭声，在寂静的凌晨格外刺耳，也让现场的侦查员们心里充满了沉重，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在中年妇女情绪稍微平复后，侦查员对她进行了初步询问，被害人的情况也很快被查明。被害人名叫汪龙生，今年45岁，是附近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为人憨厚老实，性格本分，平时话不多，在单位里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和人发生过矛盾；中年妇女名叫胡好英，是汪龙生的妻子，在一家酒店做洗碗工，性格也比较内向，少言寡语，平时也很少和人发生瓜葛。 为了进一步了解汪龙生的情况，侦查员先后走访了汪龙生的单位同事、邻居和亲戚。根据他们的反映，汪龙生和胡好英夫妇俩的关系很和睦，是一对公认的恩爱夫妻，虽然两人的收入都不高，生活不算富裕，但一家三口的生活过得平稳而安宁，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他们的女儿刚刚考上大学，本来是一件喜事，可没想到，汪龙生却遭遇了这样的不幸，让人惋惜不已。 胡好英告诉侦查员，事发当天晚上，汪龙生上夜班，在23点20分左右，骑着一辆红色的绿亮牌电动自行车出门上班，身上还带着一部银灰色的三星牌cdmA翻盖手机。为了帮助警方尽快找到线索，胡好英详细地向侦查员提供了电动自行车的型号、车牌号、钢印号，以及手机的型号和呼叫号等信息，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楚，看得出来，她对丈夫的事情十分上心。 可是，侦查员在案发现场仔细搜索后，发现遗留在现场的物品，只有一只电动自行车行李箱盖和一个垫脚垫子，汪龙生骑出门的电动自行车，还有他身上携带的手机，都不见了踪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结合现场的情况和胡好英提供的信息，专案组暂时将此案定性为抢劫杀人案，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抢劫汪龙生的电动自行车和手机，在抢劫过程中，与汪龙生发生冲突，最终残忍地将其杀害。 根据被害人的受伤情况，法医再次进行了细致的检验，最终断定，这起案件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凶手不需要同伙配合。被害人是被不规则的棍棒类工具，用力击打头部和面部，导致颅脑损伤致死，下手狠毒，没有丝毫留情。同时，法医结合尸体的僵硬程度、血迹的变化等情况，界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约在5月23日23点30分左右。 案件发生在奥运火炬传递的关键时期，社会影响极大，上级部门高度重视，要求闵行公安分局尽快破案，查明凶手，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也给社会一个交代。为了尽快侦破案件，专案组迅速制定了侦查方案，采取了多项措施。 一方面，警方在案发地周边地区，张贴了大量的悬赏告示，告示上详细描述了被害人的基本情况、被劫物品的特征，以及凶手的作案手法，承诺对提供有价值线索、帮助警方抓获凶手的群众，给予一定的奖励，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到案件的侦破中来，寻找案发现场的目击者和被劫手机、电动自行车的下落。 另一方面，侦查员分成多个小组，对被害人家属、邻居、同事、亲朋好友等，进行逐门逐户的走访调查，详细了解汪龙生的社会关系，排查是否有与人结怨、有债务纠纷等情况。同时，警方按照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对汪龙生的所有社会关系，逐个进行了有无作案时间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可排查来排查去，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嫌疑的人员，所有与汪龙生有过接触的人，在案发时间段内，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就在案件的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侦查员在对案发地周边的企业进行摸排时，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5月23日午夜，附近一家工厂的小曹等3名女工，下班后结伴回家，经过案发地的时候，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车身倾斜，像是被人推倒的，在电动自行车不远处的西侧绿化带里，隐隐约约地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 小曹等3名女工，当时也没有多想，以为那个人是喝醉了酒，躺在绿化带里睡觉，加上当时天很黑，又下着小雨，她们心里也有些害怕，不敢多停留，就匆匆离开了现场，继续往家走。侦查员详细询问了小曹等3名女工的下班时间和行走路线，得知她们的下班时间是固定的，每天都是0点20分下班，从厂里到案发地，步行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她们到达案发地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0点25分。 这个线索十分重要，它进一步印证了法医界定的死亡时间，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在23点30分左右，而小曹等3名女工在0点25分看到被害人躺在绿化带里，说明被害人在那个时候已经遇害了，这与法医的判断相吻合，也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准确的时间范围。 与此同时，专案组调取了被害人生前居住的小区，以及周边地区街面的监控录像，希望能从监控中找到一些线索。通过仔细查看监控录像，侦查员发现，被害人汪龙生在当晚23点22分，推着电动自行车出了小区的大门，神情平静，没有任何异常。从小区大门到案发地，骑电动自行车只需要3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汪龙生在23点25分左右，就可以到达案发地，而法医界定的死亡时间是23点30分左右，这意味着，汪龙生到达案发地后，仅仅过了几分钟，就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歹徒杀害了。 由此，一条可以互为印证的时间链，清晰地呈现在了专案组面前：5月23日23点20分，汪龙生骑车离家；23点22分，离开小区大门；23点25分左右，到达案发地；23点30分左右，被歹徒杀害；0点25分左右，小曹等3名女工发现被害人躺在绿化带里；4点25分，保安班继伟发现被害人尸体，拨打110报警。 根据这条时间链，专案组将侦查的范围，集中在了5月23日23点20分到24日凌晨4点25分这一时间段内，重点排查在这一时间段内，出现在被害人居住小区到案发地之间的可疑人员。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在上述的时间段内，从被害人居住小区到案发地的所有监控录像中，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的身影，没有看到有人埋伏在案发地附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案发后逃离现场。 “这不可能！”何一民看着监控录像，眉头紧紧皱起，“被害人总不可能用棍棒击打自己的脑袋而死吧？凶手一定是避开了监控，或者是通过其他没有监控的小路，到达和逃离现场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专案组的一名侦查员突然想到，同年的2月6日，在本地区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拦路抢劫案，作案手法与这起敲头杀人案十分相似。那天深夜，天也下着雨，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经过东川路北侧的绿化带通道时，在他的身后突然窜出两条黑影，用木棍猛击他的后脑勺，男子遇袭倒地后，随身携带的1200元现金以及手机等物品，被掠夺一空。 那起案件，很快就被闵行警方侦破，作案人之一的石某，当时就被抓捕归案，但是他的同案犯汤永清，却趁乱逃跑了，无影无踪，一直到现在，还在分局的追逃网上挂着，没有被抓获。那伙人作案的特点，就是用凶器敲头的方式抢劫财物，下手凶狠，不计后果。 “这起敲头杀人案，会不会和汤永清有关？”有人提出了疑问，“汤永清有敲头抢劫的前科，而且一直潜逃在外，很有可能为了钱财，再次作案，甚至在抢劫过程中，因为被害人反抗，而将其杀害。” 这个猜测，得到了专案组所有人的认可。为了查明真相，专案组立即决定，提审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石某，向他了解汤永清的相关情况。侦查员来到看守所，提审了石某，向他询问汤永清的活动范围、体貌特征、藏身之处等信息。 石某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早已供认不讳，面对侦查员的询问，他也没有隐瞒，详细地描述了汤永清的体貌特征：身高大约一米七五左右，身材偏瘦，单眼皮，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平时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说话带有河南口音，性格比较暴躁，而且十分狡猾，擅长躲避警方的抓捕。 同时，石某还告诉侦查员，汤永清过去的活动范围，大多都在砖桥镇中心村一带，那里外来人员较多，人员复杂，容易藏身，而且汤永清在那里有一些老乡，很有可能会得到老乡的包庇和帮助。至于汤永清现在具体藏身何处，石某就不得而知了，他只知道，汤永清潜逃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5月25日上午，天刚亮，侦查员就带着石某提供的线索，赶到了砖桥镇中心村一带，开始对汤永清进行排查。砖桥镇中心村一带，大多是老旧的民房，还有一些待拆迁的房屋，外来人员聚集，人员流动性大，排查工作十分困难。侦查员分成多个小组，在村里的大街小巷转悠，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当地的居民，寻找汤永清的踪迹，就这样，转悠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发现汤永清的踪影。 就在侦查员们有些沮丧的时候，有人提出，汤永清十分狡猾，很有可能不会藏身于有人居住的民房里，而是会躲在一些无人居住的待拆房屋里，这样既能躲避警方的排查，又能免费住宿，一举两得。这个想法，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即调整排查方向，将目光定格在了村里的一些无人居住的待拆房屋上。 侦查员向当地的居民询问，得知村里有几幢待拆的房屋，平时很少有人去，偶尔会有一些外来人员，把这些待拆房屋当做免费的旅馆，偷偷在里面居住。居民们指着一幢4间连体的两层空房，对侦查员说道：“那幢房的门总锁着，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从墙上爬进爬出，估计里面有人居住。” 侦查员们立刻赶到了这幢待拆房屋前，仔细观察了一下房屋的情况。这幢房屋已经很破旧了，墙壁上布满了裂缝，窗户也大多破损，房门紧锁，从外面看，确实像是无人居住的样子。侦查员想进去看个究竟，却苦于找不到钥匙，无法打开房门。 几位年轻的侦查员，性子比较急躁，见找不到钥匙，就决定翻墙而入。他们找到一处墙壁较低的地方，手脚并用地爬上墙壁，翻进了房屋的院子里。可是，当他们进入院子，打开底层的房门（房门虽然锁着，但已经很破旧，轻易就被撬开了）一看，却傻眼了，底层的几个房间，都是空无一物，所有的家什都被主人搬走了，地面上布满了灰尘，没有任何人居住的痕迹。 “难道我们猜错了？”一位侦查员皱着眉头说道。 “再去二楼看看，说不定他躲在二楼。”何一民说道。 可是，这幢待拆房屋的二楼，没有楼梯，想要上二楼，只能从墙壁上爬上去。几位年轻的侦查员，再次发挥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顺着墙壁上的裂缝，小心翼翼地爬上了二楼。二楼的房间，和底层一样，大多是空无一物，侦查员们一连查了三个房间，都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当他们来到最后一个房间的时候，情况和前面三个房间差不多，也是空无一物，地面上布满了灰尘，但是，在房间的墙壁上，多了一个吊橱，吊橱的门半开半闭，旁边斜靠着一个木扶梯，看起来有些异常。 一位侦查员走上前，登上了木扶梯，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吊橱的门。这一拉不要紧，吊橱门一开，现场的所有侦查员都被吓了一跳，吊橱里，竟然躺着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子，正酣睡不醒，嘴角还流着口水，丝毫没有察觉到外面的动静。 侦查员们轻轻上前，将这个中年男子推醒。中年男子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警察，瞬间就慌了神，脸色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浑身不停地发抖，嘴里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们是谁？我……我没做什么坏事啊……” 侦查员们仔细一看，这个中年男子的体貌特征，和石某描述的汤永清一模一样，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偏瘦，单眼皮，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说话带有河南口音。没错，这个人，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汤永清！ 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惊，谁也没有想到，汤永清竟然会躲在这样一个地方，吊在半空，没有牢靠的支架，仅仅是三尺高、两尺宽的狭小空间里，竟然能躺下一个大男人，而且还能睡得如此安稳，不得不说，汤永清确实十分狡猾，也很有耐心。 汤永清睁开眼睛，看到警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老手，当然知道警察为什么找他，也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即便是反抗，也是徒劳的，只会徒增麻烦，所以，他没有反抗，乖乖地从吊橱里爬了出来，穿上了自己的衣服，等待着跟警察走。 侦查员没有立刻带他走，而是当着他的面，在吊橱里和天花板内，仔细地搜索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赃物或者作案工具。很快，侦查员就在天花板的夹层里，找到了一部银灰色的三星牌cdmA翻盖手机，这部手机的型号和呼叫号，与胡好英提供的、汪龙生被劫的手机一模一样。 侦查员当场打开手机，查看了手机里的信息，确认这部手机，正是被害人汪龙生的手机。此时此刻，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的1点30分，距离案发，还不到三天的时间。 被害人汪龙生被劫的物品，一共有两件：一部手机，一辆红色的绿亮牌电动自行车。现在，手机已经在汤永清的窝点当场查获，铁证如山，汤永清想赖也赖不掉。至于那辆电动自行车，专案组认为，既然手机到了汤永清的手中，那么他至少知道电动自行车的下落，甚至很有可能，电动自行车就是被他卖掉了。 种种迹象表明，汤永清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专案组并没有急于向他捅破这层窗户纸，而是制定了周密的审讯计划，本打算先让他交代2月6日，他与石某一起敲头作案、抢劫财物的犯罪事实，然后再查清本案被劫电动自行车的下落，最后，再逐步触及“5·24”敲头杀人案的话题，一步步突破他的心理防线，让他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对侦查员的审讯，汤永清对于2月6日的敲头抢劫案，矢口否认，无论侦查员怎么审讯，他都不承认自己参与了那起案件，但是，他却主动承认了“5·24”抢劫杀人案是他干的，而且还像模像样地叙述了作案的全过程，细节说得有板有眼，仿佛真的是他做的一样。 汤永清交代，案发的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川路轻轨站附近的绿化带上，本来是想伺机撬窃自行车，赚点零花钱。就在他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的时候，恰巧遇到被害人汪龙生独自骑着电动自行车经过那里。他看到汪龙生骑着电动自行车，身上还可能携带手机和现金，顿时就起了贪念，觉得这是一个抢劫的好机会。 于是，他趁汪龙生不注意，从身后冲了上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榔头，突然袭击汪龙生的头部。汪龙生猝不及防，被击中后，从电动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扑倒在地。但是，汪龙生并没有立刻失去意识，他挣扎着站起身来，想要逃跑。汤永清见状，立即扑了过去，用榔头对着汪龙生的头部、面部，乱砸一气，直到汪龙生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他才停下手。 之后，汤永清就抢走了汪龙生身上的手机和电动自行车，骑着电动自行车，直接赶到了位于中春路上的一个车摊，以200元的价格，将电动自行车变卖了，得到的赃款，当天晚上就被他挥霍一空。至于作案用的榔头，他则丢弃在了沪闵路上的绿化带里，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汤永清的供述，听起来十分完整，细节也很合理，而且还有查获的手机作为物证，看起来，这起“5·24”敲头杀人案，已经真相大白，凶手就是汤永清。专案组当即就派人赶到了汤永清所说的那个车摊，果然找到了那辆红色的绿亮牌电动自行车，不过，这辆电动自行车已经被车摊老板肢解，化整为零，侦查员们经过一番努力，将电动自行车的零件重新拼装，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经过胡好英的辨认，确认这辆电动自行车，就是汪龙生骑出门的那一辆。 人证物证俱在，嫌疑人自己也主动供认了犯罪事实，案子查到了这个份上，基本上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此时，距离案发还不到三天的时间，侦查员们连日来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大家也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心里都以为，这起震惊一时的杀人劫财大案，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地破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是，支队长张喜英，却没有像其他侦查员那样放松下来，他总觉得，这个案件破得似乎有点蹊跷，太过于顺利了，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汤永清主动供认杀人事实，但是却否认了之前的抢劫案，这本身就有些反常，而且，他供述的作案工具是榔头，与法医判断的棍棒类工具，也存在矛盾。 于是，张喜英召集专案组的所有成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大家再从细节上推敲推敲，仔细核查汤永清的供述，看看有没有漏洞，不能因为案件“顺利”告破，就放松警惕，一定要确保案件的真实性，不能出现冤假错案。 果然，在专案组的进一步核查和取证过程中，新的疑点出现了。专案组大大扩展了调看街面监控录像的范围，不仅查看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还查看了砖桥镇中心村、中春路车摊附近等多个区域的监控录像，经过仔细查看，侦查员发现，在案发时，也就是23点25分左右，汤永清和另外四个形迹可疑的人，一起出现在距离案发地比较远的剑川路轻轨站附近，而这个地方，步行到案发地，至少需要20分钟。 这就意味着，在被害人汪龙生被杀害的时间段内，汤永清根本就不在案发现场，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发现，让所有的侦查员都感到十分震惊，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人证物证都在，汤永清也主动供认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和汤永清一起出现在剑川路轻轨站附近的那四个可疑人员，将他们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经过审讯，这四个人很快就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这四个人分别是丁某、李某、张某、王某，都是汤永清的老搭子，平时经常一起撬窃自行车，偷鸡摸狗，谋取不义之财。5月23日晚上，他们一共5个人，一起出来的目的，就是撬窃自行车，作案的时候分工不同，有的人负责寻找作案目标，有的人负责望风，有的人负责撬锁，这伙人时聚时散，行踪不定。 那天晚上，由于联防队查得比较紧，他们在剑川路轻轨站附近转悠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收获非常少。只有汤永清，后来独自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就说自己偷到了一部手机和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把卖车所得的200元钱，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消费了，买了酒和零食，几个人一起吃喝玩乐，直到天亮。 至于汤永清是如何偷到手机和电动自行车的，这四个人都说不知道，也没有多问，他们平时在一起作案，都是各自行动，只要能分到好处，就不会过多打听对方的事情。尽管汤永清抢劫手机和电动车时，没有现场目击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在敲头案发生以后，也就是被害人汪龙生已经遇害了，因为从监控录像上看，案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中心现场，不具备作案时间。 另外，根据法医的进一步鉴定，作案工具并不是汤永清供述的锤类（榔头），而是不规则的棍棒类工具，比如铁管、木棍等，而且，汤永清供述的作案工具榔头，侦查员们在沪闵路的绿化带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汤永清曾经使用过榔头作案。 综合以上所有的疑点和证据，专案组得出了一个结论：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明汤永清劫取了被害人汪龙生的手机和电动自行车，但是不能证明他就是本案的凶手，他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使用符合案件的作案工具。当然，他劫取被害人物品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查清。 这个结论，让整个专案组都陷入了沉思。汤永清既然不是本案的凶手，那么，被害人汪龙生的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又是如何到达他手中的呢？他为什么要主动交代敲头作案的过程，宁愿承认杀人这样的重罪，也不愿意承认之前的抢劫案？他与一起出来的四个同伙，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劫取手机和电动自行车？这一连串的疑问，像一个个谜团，困扰着每一位侦查员。 “解谜还需出迷人，”张喜英看着大家，语气坚定地说道，“汤永清主动供认杀人，肯定有他的原因，我们必须再次提审他，打破他的心理防线，让他如实交代所有的事情，解开这些谜团。” 于是，专案组再次提审了汤永清。这一次，侦查员没有再绕圈子，而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汤永清，我们告诉你，‘5·24’敲头杀人抢劫案，没有你的份，因为你没有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现场，我们已经查到了证据，你不要再撒谎了。” 乍听此言，汤永清大吃一惊，他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死死地盯着侦查员，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明明……”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恐惧，想要探求其中的奥妙。 侦查员干脆就把他们发现的几个疑点，都对他挑明了：监控录像显示，案发时他和四个同伙在距离案发地很远的地方；法医鉴定的作案工具，与他供述的榔头不符；他供述的榔头，也没有找到。面对这些铁一般的证据，汤永清这才深信不疑，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住了。 侦查员见他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就对他晓以利害，告诉他，只要他实话实说，交代所有的事情，警方会依法处理，不会冤枉他，但是如果他继续撒谎，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汤永清想不到，对他这样一个惯偷，政府会如此的实事求是，主动为他辩冤，他深深的被感动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偷了被害人的手机和电动自行车，而且还到过案发现场，只要被警察抓住，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一定会被认定为杀人凶手，所以，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万一被抓，就来个痛快的，把杀人的事情认了，免得受皮肉之苦。像现在这样的局面，完全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他万分的感激侦查人员，帮他查清了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冤屈，本来已经做好了引颈就死准备的他，又重新燃起了对生的希望。于是，他就竹筒倒豆子般的，向侦查员吐露了实情，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没有丝毫隐瞒。 汤永清交代，被害人汪龙生，其实并非是他所杀，手机和电动自行车，是他经过案发现场的时候，顺手牵羊所得。汤永清虽然多次作案，偷鸡摸狗，但是均没有失过手，也没有被警察抓过，所以没有尝过铁窗的滋味。不过，他曾经从一些刑满释放人员的口中，听说过只要是进了公安机关，就得按照警察的意思招供罪行，否则就有吃不尽的皮肉之苦，那种苦，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汤永清到案不久，就早早的交代了他所谓的“作案过程”，他以为，被害人的被劫物品都在他的手中，他也确实到过现场，所以，不管他承不承认，他都是躲不过这一劫了，反正总是一死，还不如趁早供了，免得受苦受难。 至于2月6日的敲头抢劫案，确实是他和石某所为，那次作案，他和石某一起，抢劫了被害人的现金和手机，之后石某被抓，他趁机逃跑。这次到案以后，他之所以避轻就重，宁愿承认杀人抢劫案，也不肯承认那起抢劫案，完全是出于所谓的“哥们义气”，他想独自揽下所有的罪名，不牵连石某，也不牵连其他的同伙。 随后，汤永清向办案人员，详细的讲述了5月23日案发当天，他的所有活动情况。汤永清是一个昼伏夜出的惯偷，那天，他在砖桥镇中心村的待拆房屋吊橱里，睡了十多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起身。出门的时候，他随身携带了一把老虎钳，准备用来撬窃自行车的锁。 他在附近的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面作为晚餐，之后，就联系了丁某等四个老搭子，一起去了一家游戏机房，尽情的玩乐，打游戏、聊天，一直玩到午夜时分。就在这时，丁某说自己没钱买烟了，汤永清就拍拍后裤袋，得意地说：“我带了家伙，咱们一起去搞几辆车，换点钱，不就有烟钱了吗？”丁某等人一听，顿时就来了劲，纷纷表示同意。 这一行5人，从游戏机房出来以后，沿着剑川路一直往前走，到了轻轨站自行车停放点的时候，已经是过了零时。这伙人正要动手偷车，突然就传来了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他们抬头一看，原来是联防队员到剑川路轻轨站巡逻来了。这帮小毛贼，平时就害怕联防队员，见状，只得立即停手，不敢再停留，朝着前面的东川路轻轨站方向走去，想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继续撬窃自行车。 他们走了大约20分钟左右，就到了东川路轻轨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附近。就在这时，汤永清看到，有一辆红色的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车钥匙还插在锁眼里，没有人看管。他顿时就起了贪念，想要把这辆电动自行车偷走，但是，他又不想让其他四个同伙知道，担心他们会分走卖车的钱，于是，他就设法支开了四个同伙，对他们说：“你们先往前走，去前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目标，我在这里等你们，找到目标后，给你们打电话。” 丁某等人没有多想，就按照汤永清的吩咐，继续往前走，离开了现场。等到他们走远以后，汤永清朝四周一看，见没有其他人，就快步走到电动自行车旁边，准备把车开走。就在这时，他听到，离车10米远处的绿化带里，传来了手机铃声，声音微弱，但清晰可辨。 汤永清心里一动，就朝着绿化带里走去，他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手电，打开后，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照去，只见一个男子，仰面朝天的躺在草坪上，满脸是血，头肿得很大，脸色铁青，看起来已经没有了气息，显然是被人打伤的。这个男子，穿着深色的衣服，因为头肿得很大，所以汤永清也看不清他的具体年龄和长相。 后来，警方查明，当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正好是被害人汪龙生的单位，见他没有按时上班，给他打过来的电话，想要询问他的情况，可没想到，电话接通后，却没有人接听，只有汤永清听到了铃声。 汤永清看到男子身上的手机铃声还在响，顿时就起了贪念，他走上前，从男子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了那部银灰色的三星牌cdmA翻盖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之后，他就独自把倒在地上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了现场，没有再管那个男子的死活，他心里只想着，尽快把电动自行车卖掉，换取赃款，然后和同伙们一起挥霍。 汤永清骑着电动自行车，一路疾驰，赶到了位于中春路上的一家修车摊，找到车摊老板，以200元的低价，将电动自行车卖给了他，拿到钱后，他就立刻去找丁某等四个同伙，汇合后，打算再偷几辆车，继续赚点零花钱。但是，他们刚到一个自行车停放点，还没等他们动手，就被巡逻的联防队员发现了。 联防队员上前，询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深更半夜的，不回家睡觉，在这里游荡，是不是想偷车？”这伙人心里十分慌张，但表面上却装作很镇定的样子，谎称说：“我们多喝了点酒，想叫辆出租车，去安宁路吃鸡公煲，不是想偷车。”联防队员半信半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盘问，见他们没有什么异常，就放他们走了。 这几次想动手，都遇上了联防队，这伙人也就没有了偷车的兴致，于是，他们就干脆一起，找了一家小餐馆，吃喝玩乐，一直到天亮。在回那个待拆房屋窝点的路上，汤永清还在为自己昨晚不费吹灰之力，就盗得电动自行车和手机而暗自庆幸，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可就在这时，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听到了一个让他惊恐万分的消息：轻轨东川路站附近，发生了一起杀人大案，一个男子被人用棍棒打死，现场很惨，而且警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排查凶手了。汤永清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就慌了神，他立刻就想到了自己昨晚在绿化带里看到的那个满脸是血的男子，这才知道，那个男子已经死了。 他不由得惊恐万分，心里暗暗想到：自己不仅偷了死者的手机和电动自行车，还到过案发现场，要是被警察查到，自己就算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一定会被认定为杀人凶手，到时候，肯定是死路一条。不过，他又安慰自己，自己藏身的地方很隐蔽，警察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只要自己一直躲在那里，就不会被发现。 就是怀着这种复杂而惶恐的心情，汤永清躲进了待拆房屋的吊橱里，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他以为，只要躲过这一段时间，风头过了，就没事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他醒过来，警察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将他抓获归案。 随着汤永清作案嫌疑的排除，专案组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必须对本案的性质，进行重新的定位。杀人案，不外乎四种情形：仇杀、财杀、情杀，以及随机杀人。现在，财杀被排除了，因为汤永清只是顺手牵羊，劫取了被害人的物品，并非是他杀人；由于前期对汪龙生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排查，其为人憨厚本分，无任何仇家，也无债务纠纷，与妻子胡好英感情和睦，从未有过婚外情或情感纠葛，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也被逐一排除。如此一来，剩下的唯一可能，便是随机杀人，凶手并非针对汪龙生本人，而是在案发当晚随机选择目标，因临时起意或突发冲突，残忍将其杀害。 这一结论让专案组的侦查压力再次陡增。随机杀人案件的侦破难度极大，凶手与被害人无任何社会关联，无明确作案动机，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又因雨水冲刷所剩无几，想要锁定凶手，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张喜英支队长没有丝毫退缩，他再次召集专案组全体成员，重新梳理案件脉络，明确侦查重点：一是重新勘查案发现场，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哪怕是微小的痕迹、可疑的杂物，都要逐一排查；二是扩大监控调取范围，不仅覆盖案发地周边，还要延伸至周边的小路、小巷，重点排查案发时间段内携带棍棒类工具、形迹可疑的人员；三是加大走访力度，重点询问案发前后在现场周边活动的流浪汉、夜班工人、出租车司机等，寻找潜在的目击者；四是对现场遗留的电动自行车行李箱盖、垫脚垫子，以及被害人身上提取的黑色毛发，进行进一步技术鉴定，试图从中提取凶手的dNA或指纹。 侦查工作再次全面展开，侦查员们顶着火炬传递期间的安保压力，放弃休息，日夜奋战在一线。法医团队重新对案发现场进行细致勘查，这一次，他们将重点放在了绿化带深处和自行车停车场的角落，终于在一处隐蔽的灌木丛下，发现了一根长约80厘米、直径约5厘米的木棍。木棍表面粗糙，有明显的磨损痕迹，顶端还残留着少量暗红色的血迹和毛发，经技术鉴定，血迹正是被害人汪龙生的，毛发也与现场散落的黑色毛发一致，这根木棍，正是凶手作案时使用的凶器！ 凶器的找到，给陷入僵局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专案组立即对木棍进行全面检测，遗憾的是，由于雨水长时间浸泡，木棍表面的指纹已被完全冲刷掉，未能提取到凶手的有效指纹，但技术人员在木棍的缝隙中，提取到了少量不属于被害人的人体组织，经检测，确定为凶手的dNA信息，这成为了锁定凶手的关键线索。 与此同时，监控排查小组也有了新的发现。侦查员们扩大了监控调取范围，终于在案发地西侧一条无主小巷的私人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虽然模糊，但能清晰看到，该男子身高约一米七左右，身材中等，穿着深色连帽外套，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面部特征，手中拎着一个长条状的物品，与法医推断的棍棒类凶器高度吻合。 监控显示，该男子在5月23日23点20分左右，从这条小巷走出，朝着案发现场的方向走去；23点40分左右，该男子再次出现在小巷口，手中的长条状物品已经不见，身上的外套似乎沾有污渍，步伐急促，朝着相反方向快速逃离，整个过程避开了主要道路的监控，显然是有备而来，刻意躲避警方的追查。 结合监控时间和法医界定的死亡时间，专案组判断，该男子就是本案的凶手。为了查明该男子的身份，侦查员们沿着监控显示的逃跑路线，逐街逐巷排查，走访了周边的所有商铺、居民，以及流浪汉聚集地，终于从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口中获得了重要线索。 这位出租车司机回忆，5月23日深夜，大约0点左右，他在东川路附近拉到一位男性乘客，该乘客穿着深色连帽外套，帽子压得很低，上车时神色慌张，身上隐约有淡淡的血腥味，要求司机往郊区方向开，途中一直沉默不语，眼神躲闪，十分可疑。司机还回忆，该男子左手手腕处有一个明显的纹身，像是一个“虎”字，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 线索逐渐清晰，专案组立即将侦查范围锁定在安徽籍、左手手腕有“虎”字纹身、身高一米七左右、案发时间段有作案时间的人员身上，同时将凶手的dNA信息录入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比对排查。与此同时，侦查员们再次走访案发现场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重点排查符合特征的人员。 5月28日下午，侦查员在闵行区一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屋聚集地排查时，发现了一个与监控中可疑男子特征高度吻合的男子。该男子名叫王浩，32岁，安徽阜阳人，无固定职业，常年在上海打零工，左手手腕处确实有一个“虎”字纹身，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而且案发时间段，他无法提供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侦查员立即将王浩控制，并采集了他的dNA样本，送往技术部门进行比对。与此同时，对王浩的出租屋进行搜查，在其床底的一个破旧行李箱中，找到了一件深色连帽外套，外套袖口处残留着少量暗红色的污渍，经检测，正是被害人汪龙生的血迹。 很快，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王浩的dNA与木棍缝隙中提取到的凶手人体组织完全吻合！铁证如山，王浩就是“5·24”敲头杀人案的真凶。面对确凿的证据，王浩再也无法抵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王浩交代，他来上海打工多年，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微薄，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欠了一屁股赌债，被债主催债催得走投无路。5月23日晚上，他又被债主逼债，心情烦躁，便独自一人在东川路附近游荡，想要找机会偷点东西，偿还赌债。 当晚23点25分左右，他游荡到轨道5号线东川路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附近，看到被害人汪龙生独自骑着电动自行车经过，便临时起了抢劫的念头。他事先在绿化带里捡了一根木棍，趁汪龙生不注意，从身后冲了上去，用木棍猛击汪龙生的头部。汪龙生猝不及防，从电动自行车上摔了下来，随后奋力反抗，双手、肘部和膝关节都因此受到了损伤。 王浩见汪龙生反抗激烈，担心事情败露，一时急红了眼，便用木棍对着汪龙生的头部、面部乱砸，直到汪龙生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才停下手。他本来想抢走汪龙生的电动自行车和手机，可此时，他听到不远处有脚步声传来，心里十分慌张，担心被人发现，便来不及拿走任何物品，匆忙丢弃了木棍，沿着小巷快速逃离了现场，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外套袖口沾到了被害人的血迹，手腕上的纹身也被出租车司机看到。 而汤永清，正是在王浩逃离后，路过案发现场，看到倒在地上的电动自行车和绿化带里的被害人，才顺手牵羊，偷走了电动自行车和手机。王浩逃离现场后，一直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直到被侦查员抓获，他才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被警方查明。 至此，这起发生在奥运火炬传递前夕、距离火炬传递点仅百米之遥的敲头杀人案，在闵行公安分局专案组全体侦查员的日夜奋战下，仅用5天时间，就成功告破，真凶王浩被抓获归案，汤永清也因盗窃他人财物，被依法处理。 第298章 杀妻分尸！楼顶的三箱“腊肉” 今天咱说的这案子，可比你刷到的任何悬疑剧都吓人。 浏阳这地方，近几年的上镜率那是真不低，浏阳作为全国最出名的烟花产地，直接成了“烟火气天花板”，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放烟花，短视频里全是浏阳夜空的璀璨景象。 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一起旧案，这案子在当年，可是轰动全国，浏阳本地人提起，至今都还心有余悸。这起案子的凶手，名叫叶涛，而受害者，正是他的妻子宋岩。 2010年的浏阳，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老城区里，到处都是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居民小区，这些小区大多没有正规物业，住户大多是老职工或者本地老街坊，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很快就能传遍整个小区。叶涛一家，就住在这样一个老旧小区里，这小区跟浏阳很多老小区一样，墙体已经斑驳发黄，楼道里堆着杂物，电线乱拉乱接，水电气出故障更是家常便饭，住在这里的住户，早就习惯了时不时找维修师傅来上门修理。 案发两年后的一天，也就是2012年的6月份，这个老小区又出问题了，整栋楼的排水管道堵了，家家户户的下水都不顺畅，有的甚至还往上反水，臭烘烘的，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住户们凑在一起商量了半天，最终决定凑钱请维修师傅来，到楼顶的排水总管看看，把故障给彻底修好。 维修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常年在这一片老城区干活，什么样的老旧小区故障都见过，本来以为就是简单的管道疏通，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当他扛着工具，顺着狭窄的楼梯爬上楼顶平台时，刚一落脚，就被一股刺鼻的臭味给熏得直皱眉，差点吐出来。 楼顶平台不大，堆满了杂物，废弃的花盆、破旧的纸箱、没用的钢筋，乱七八糟的。而那股刺鼻的臭味，就来自平台角落的三个泡沫箱，这三个泡沫箱都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用来装水果、海鲜的，此刻上面落满了灰尘，边角已经被雨水泡得发软，箱子缝隙里，还在往外渗着浑浊的液体，那味道，混合着腐臭、盐味和雨水的腥气，要多难闻有多难闻，隔着几米远都能让人窒息。 老师傅干了这么多年维修，什么难闻的味道没闻过？可这种味道，他还是第一次闻到，既不像垃圾腐烂的臭味，也不像变质食物的味道，刺鼻中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腥气，越闻越让人难受。老师傅心里犯了嘀咕，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臭到这种地步？ 他强忍着臭味，一步步走到泡沫箱旁边，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掀开了最上面那个箱子的盖子。盖子一打开，一股更浓烈的臭味瞬间扑面而来，差点把他熏晕过去。他眯着眼睛往里面一看，只见箱子里装满了一块块黑乎乎、黏糊糊的肉，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盐，因为长时间被雨水浸泡，盐已经融化了一部分，肉的表面变得湿漉漉的，还长了一些白色的霉点，看起来恶心至极。 老师傅是湖南本地人，大伙都知道，湖南人爱吃腊肉、会做腊肉，尤其是浏阳这边，每到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腌腊肉、灌香肠，挂在屋檐下，风吹日晒，香气扑鼻。所以一开始，老师傅也没多想，心里琢磨着：估计是谁家腌的腊肉，忘了拿回家，扔在楼顶上，被雨水泡坏了，才这么臭。 可转念一想，不对啊！湖南腌腊肉，都是在下半年，尤其是入冬之后，天气冷、干燥，适合腌制和晾晒，能放很久。可现在是6月份，正是浏阳最闷热潮湿的时候，气温动辄三十多度，这个时候腌腊肉，根本放不住，用不了几天就会变质发臭，谁会这么傻，在这个时候腌腊肉？而且还是三大箱，扔在楼顶不管不顾，这也太不合理了。 老师傅越想越奇怪，忍不住随口朝着楼下正在围观的住户喊了一句：“哎，你们谁知道啊？这楼顶上三大箱腊肉，扔在这都臭透了，是谁家的啊？怎么就扔在这不管了？” 楼下的住户们听到这话，纷纷抬起头，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着脑袋喊道：“师傅，你说那几箱啊？那是老叶家的，扔在楼顶上快两年了！一开始还没这么臭，这两年雨水多，泡得越来越臭，我们早就想说说了，又不知道人家还要不要，也不敢随便扔！” 住户们嘴里的“老叶”，可不是什么老爷子，而是住在这栋楼里的叶涛。叶涛那时候才33岁，年纪不大，但因为他们家从父辈就住在这个小区，老辈人一开始称呼的“老叶”，是叶涛的父亲，久而久之，街坊邻居们就习惯了不管老少，都叫叶涛“老叶”。叶涛在这个小区住了一辈子，跟街坊邻居们都还算熟悉，只是近几年，大家都觉得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有时候见了邻居，也只是低头匆匆走过，不怎么说话。 “原来是老叶家的啊……”老师傅恍然大悟，又皱着眉说道，“可这也太奇怪了，6月份腌腊肉，还扔在楼顶上两年，这也不合常理啊。” “谁说不是呢！”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接话道，“两年前，我就看见他把这几个箱子搬到楼顶上，那时候天气还挺热，我还纳闷呢，问他腌这么多腊肉干嘛，他就含糊其辞地说‘备点货’，我也没好再多问。没想到，这一放就是两年，现在臭成这样，也不知道他到底还要不要。” 街坊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但也没人往别的地方想，毕竟在浏阳，腌腊肉是家家户户的习惯，顶多就是觉得叶涛做事古怪，放着腊肉不管，浪费又难闻。 “既然是老叶家的，那咱们还是赶紧联系他，让他过来处理一下吧，这么臭，再放下去，整栋楼都得被熏臭了，而且也影响咱们修管道啊。”有住户提议道。 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有人赶紧找出叶涛的电话号码，一遍又一遍地打过去，可电话那头，始终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的提示音。有人又跑到叶涛家敲门，敲了半天，屋里也没人应答，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就在大家围着叶涛家的门口，商量着要不要再找物业问问的时候，楼顶上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紧接着，就是维修师傅慌乱的呼喊声：“妈呀！出事了！出事了！快来人啊！” 这声尖叫，吓得楼下的住户们魂都快飞了，大家赶紧争先恐后地往楼顶跑，心里都咯噔一下，难道是维修师傅出什么意外了？ 等大家跑到楼顶，就看见维修师傅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手里的工具扔在一边，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骨头……有骨头……是人骨头……” “师傅，你怎么了？什么骨头啊？”住户们赶紧围过去，一边扶他，一边焦急地问道。 维修师傅缓了好半天，才勉强镇定下来，手指着那个被他掀开盖子的泡沫箱，声音都在发抖：“那……那箱子里的不是腊肉……我刚才好奇，伸手拨了一下，没想到……没想到摸到了一截人的小腿骨！还带着肉呢！” 这话一出口，楼顶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所有的住户都惊呆了，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恐惧，没人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说什么？人骨头？”一个大妈吓得捂住了嘴，差点哭出来，“那……那箱子里的不是腊肉吗？怎么会有人骨头？” “真的是人骨头！我看得清清楚楚！”维修师傅哆哆嗦嗦地说道，“那骨头上面还有肉，虽然烂得不成样子，但能看出来是人的小腿，绝对没错！” 有几个胆子大的住户，强忍着恐惧，凑到泡沫箱旁边，眯着眼睛往里面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就吓得连连后退，有的甚至当场吐了出来。箱子里的肉，虽然被盐腌着，但已经严重腐烂，隐约能看到一些骨骼的轮廓，那截小腿骨，清晰可见，上面还挂着一些腐烂的皮肉，触目惊心。 “我的妈呀！杀人了！这是杀人碎尸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瞬间炸开了锅，有的吓得浑身发抖，有的赶紧拿出手机报警，有的则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生怕惹祸上身。 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刑侦队员、法医、技术人员，一个个穿着专业的服装，迅速投入到工作中。法医小心翼翼地打开三个泡沫箱，对里面的东西进行勘验，技术人员则在楼顶平台上仔细搜查，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 经过一番仔细的勘验，法医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三个泡沫箱里，一共装着九块人体残肢，经过dNA比对和骨骼特征分析，这九块残肢都属于同一个人，而且死者是一名女性，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两年。结合现场的情况，法医判断，死者应该是被人杀害后，分尸、用盐腌制，然后装进泡沫箱，藏在了楼顶平台上。 刑侦队员们立刻对现场的住户进行询问，当得知这三个泡沫箱是叶涛的，而且叶涛现在联系不上、家里也没人的时候，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到了叶涛身上。 “警察同志，我跟你们说，这叶涛和他媳妇，关系一直不好，天天吵架打架，整栋楼都不得安生！”一个住在叶涛隔壁的住户，凑到警察身边，压低声音说道，“而且，他媳妇宋岩，已经两年没见着人了，我们都以为她是跟叶涛吵架，回娘家不回来了，没想到……没想到会不会是……” 这话一出，刑侦队员们立刻警惕起来。“你说的是真的？他媳妇两年没见着人了？” “千真万确！”住户们纷纷点头，七嘴八舌地向警察讲述着叶涛和宋岩的事情，“我们都记得，大概两年前，那时候天气还挺热的，就听见他们家吵得特别厉害，动静特别大，还有摔东西的声音，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宋岩了。我们问叶涛，他就说宋岩跟他吵架，回娘家了，再也不回来了，我们也没好再多问。” “可不是嘛！他们俩天天吵，有时候还动手打架，打得可凶了，宋岩经常哭着跑出门，街道办的人都来调解过好几次，可没用，该吵还是吵，该打还是打。” “叶涛这个人，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不爱说话，可发起火来特别吓人，有一次，我看见他把宋岩按在楼道里打，宋岩哭得撕心裂肺的，我们都不敢上前劝。” “还有，叶涛和宋岩都没有正经工作，叶涛三天两头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忙活什么，有时候好几天不回家；宋岩就在菜市场卖菜，挣点零花钱，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也难怪他们经常吵架。” 听着住户们的讲述，刑侦队员们心里越来越清楚，叶涛有重大作案嫌疑，而那个被分尸的女性，很可能就是他失踪两年的妻子宋岩。现在，叶涛下落不明，找到他，成了破案的关键。 警方立刻启动了紧急搜捕程序，一方面派人前往叶涛的老家、亲戚朋友家进行排查，另一方面在浏阳全城布控，张贴协查通报，广播、电视循环播放叶涛的信息，悬赏征集线索，力求尽快将叶涛抓获归案。 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搜捕会持续很久，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警方展开搜捕不到9个小时的时候，叶涛竟然主动来到了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当时的叶涛，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布满了胡茬，眼神疲惫，浑身散发着一股酒气和颓废的气息，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一走进派出所，他就瘫坐在地上，再也支撑不住，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我杀了我老婆……我自首……” 刑侦队员们立刻对叶涛进行审讯，一开始，叶涛情绪很不稳定，说话颠三倒四，断断续续的，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他才慢慢镇定下来，原原本本地供述了自己杀害妻子宋岩、分尸藏尸的全部经过。 民警问他：“你为什么要杀害你的妻子宋岩？” 叶涛低着头，声音沙哑，带着无尽的悔恨和绝望：“我没本事……我对不起她……她天天骂我没本事，骂我窝囊废，说早知道今天过成这样，当初就不该嫁给我……我听着烦，听着气，久而久之，就忍不住了……”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背后，却是这对夫妻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怨恨，是无数次争吵、打骂、抱怨，最终酿成的悲剧。叶涛和宋岩，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水火不容，他们也曾有过甜蜜的时光，也曾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他们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叶涛26岁，宋岩24岁，叶涛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人看起来老实本分，说话也温和；宋岩活泼开朗，长得也清秀，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彼此有了好感。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恋爱期间，叶涛对宋岩百般呵护，宋岩也对叶涛充满了期待，觉得自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 恋爱谈了不到一年，也就是2003年，两个人就结了婚。刚结婚的时候，正是热恋期，两个人你侬我侬，感情好得不得了，每天一起做饭、一起逛街、一起规划未来，哪怕日子过得简单朴素，也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宋岩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找对了人，以后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可爱情终究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过久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慢慢显现出来了。宋岩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心里总是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她希望自己的日子能越来越好，希望有一天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开上漂亮的汽车，不用再为柴米油盐发愁，不用再在菜市场里跟人讨价还价。 这种期待，本身并没有错，可她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叶涛身上，对叶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今天念叨着“别人家都买汽车了，我们什么时候也买一辆”，明天又抱怨“别人家都住上大房子了，我们还挤在这个小破屋里”，后天又幻想着“要是能住上别墅，那就太好了”。 可叶涛，只是一个普通的普通人，他没什么学历，没什么一技之长，家庭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而且他的父亲，还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护理起来难度极大，不仅需要专人照顾，还需要大量的医药费，叶涛的父亲经常会忘记自己是谁，忘记回家的路，有时候半夜会哭闹不止，有时候还会乱跑，叶涛经常要请假出去寻找父亲，还要定期带父亲去医院检查、买药，这无疑给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要知道，2010年的时候，浏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才元，平均每个月不到2000块钱，叶涛就算再努力，也很难满足宋岩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可叶涛，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结婚以后，为了让这个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满足宋岩的一些期待，他拼了命地努力工作，什么苦活累活都愿意干，有时候一天打两份工，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可就算这样，他挣的钱，也只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基本开支，根本达不到宋岩的要求。 宋岩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一开始，叶涛还会耐心地哄她，跟她解释，说自己会努力，会好好赚钱，可久而久之，宋岩的抱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刺耳，叶涛的耐心，也一点点被耗尽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了，已经付出了所有，可宋岩却从来都看不到他的努力，只会一味地抱怨、指责，这让他心里充满了委屈和烦躁。 没过多久，他们有了孩子，本以为孩子的出生，能缓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能让这个家变得更温馨，可没想到，孩子的出生，反而让两个人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 养过孩子的家人都知道，孩子就是“吞金兽”，就是“碎钞机”，从出生开始，奶粉、尿不湿、衣服、玩具，每一样都要花钱，而且开销还不小。那时候，宋岩因为要照顾孩子，没法再去菜市场卖菜，家里的所有收入，都靠叶涛一个人，日子过得更加捉襟见肘。有时候，孩子的奶粉喝完了，叶涛都要四处借钱才能买上一罐；有时候，孩子生病了，连医药费都要凑半天。 面对这样的日子，宋岩的抱怨越来越多，每天都在叶涛耳边叨叨，骂他没本事，骂他窝囊废，骂他让自己和孩子过苦日子。“你看看你，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你还算个男人吗？”“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怎么就嫁给你这么个废物？”“别人家的男人，都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就你，什么都做不好！” 这些话，像一把把尖刀，一次次刺中叶涛的心脏。他心里的委屈和烦躁，越来越多，却又无处发泄，他不能跟宋岩吵，一吵宋岩就会哭得更厉害，骂得更凶；他也不能跟别人说，觉得丢人，只能把所有的苦，都咽在肚子里。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借酒消愁的习惯，每天忙完工作，就会找个小酒馆，喝上几杯，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忘记那些烦恼和委屈。 可他没想到，喝酒，反而让两个人的矛盾，变得更加激化了。在宋岩眼里，叶涛喝酒，就是逃避现实，就是不负责任，就是浪费钱，“孩子的奶粉都快买不起了，你还有心思喝酒？你把喝酒的钱省下来，能给孩子买好几罐奶粉了！”“你就知道喝酒，除了喝酒，你还会做什么？” 叶涛也很委屈，他有时候喝酒，并不是单纯的借酒消愁，而是因为工作需要，那时候，他找了一份跑业务的工作，经常需要陪客户喝酒，客户让喝，他就不能不喝，不然生意就谈不成，就没工资，家里的开销就没法维持。他也不想喝酒，不想让宋岩生气，可他别无选择。 每次应酬完，他浑身酒气地回到家，等待他的，从来都不是宋岩的关心和照顾，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辱骂和指责。有时候，他喝得实在太多，回到家就吐得满地都是，宋岩不仅不照顾他，反而骂得更凶，甚至还会动手推他、打他。 就这样，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辱骂，一次次的委屈，让叶涛的心里，慢慢积累了怨恨。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易怒，有时候，宋岩只是骂了他一句，他就会忍不住发火，甚至动手打宋岩。 第一次动手，是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那天，叶涛陪客户喝了很多酒，回到家，宋岩看到他浑身酒气，又开始辱骂他，骂得很难听，叶涛一时没控制住自己的怒火，趁着酒劲，抬手就给了宋岩一个耳光。 那一巴掌，打得宋岩愣住了，她没想到，平时看起来老实本分的叶涛，竟然会动手打她。反应过来之后，宋岩哭得撕心裂肺，一边哭，一边骂叶涛，然后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哭着跑回了娘家。 宋岩走后，叶涛清醒了过来，心里充满了后悔和自责。他知道，自己错了，不该动手打宋岩，不该让她受委屈。他试着联系宋岩，可宋岩不接他的电话，也不回他的信息；他去岳父母家找她，岳父母也不让他进门，还把他骂了一顿。 那几天，叶涛过得生不如死，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要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一边还要承受着内心的后悔和自责。他知道，没有宋岩，这个家就散了。于是，他带着孩子，买了一些礼品，再次来到岳父母家，当着孩子和岳父母的面，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再也不打宋岩，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照顾宋岩和孩子，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岳父母看着他诚恳的样子，又看着年幼的孩子，心软了，最终还是劝宋岩，跟叶涛回家，再给叶涛一次机会。宋岩虽然心里委屈，但看着孩子，也只能答应了，跟着叶涛回了家。 可承诺，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无奈。没过几天，叶涛又因为工作需要，陪客户喝了酒，回到家，宋岩看到他又喝了酒，瞬间就爆发了，骂得比以前更凶，说叶涛说话不算数，说他根本就没打算改。 叶涛本来就因为应酬喝得头晕脑胀，被宋岩这么一骂，怒火瞬间又上来了，他再一次动手打了宋岩，而且这一次，打得比第一次更狠。宋岩彻底心凉了，她哭着收拾了东西，再次跑回了娘家，这一次，她再也没有打算原谅叶涛，也没有再联系叶涛。 而叶涛，这一次，没有再去岳父母家请罪，也没有再联系宋岩。他心里的后悔，慢慢被麻木和怨恨取代了，他觉得，自己就算再努力，再道歉，宋岩也不会原谅他，也不会停止对他的辱骂和指责，与其这样，不如破罐子破摔。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冷战，宋岩在娘家住着，叶涛在自己家住着，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谁也不理谁。叶涛每天依旧上班、喝酒，照顾孩子和父亲，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宋岩在娘家，每天都唉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抱怨叶涛没本事。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叶涛的岳父，看着两个人这样冷战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还有孩子，还有老人，于是，他主动把宋岩送回了叶涛家，还特意找两个人谈了一次话。 岳父语重心长地对叶涛说：“小叶，我知道你不容易，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你父亲，挣钱也辛苦，可你动手打小严，就是你的不对。你有本事，就把力气用在挣钱上，好好努力，让小严和孩子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把气撒在小严身上。” 然后，他又对宋岩说：“小严，我也知道你委屈，日子过得紧巴，心里不好受，可你也不能天天骂小叶，天天抱怨。小叶已经很努力了，你要多体谅他，多鼓励他，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你总想着过好日子，这没错，但也要结合实际，不能好高骛远，不然，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也会让这个家越来越散。” 岳父的话，说得通情达理，不偏不倚，按理说，两个人只要听进去，好好反思，好好过日子，一切都还能挽回。可那时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太深太深，怨恨已经扎根在心底，根本无法化解。 他们也想过离婚，可又有太多的顾虑。首先是孩子，他们舍不得让孩子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舍不得让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宋岩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算离婚，也养不起孩子；叶涛要照顾父亲和孩子，还要挣钱养家，也没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其次，双方的家庭都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在他们看来，离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宁愿凑活过日子，也不愿意走到离婚那一步。 就这样，两个人虽然没有离婚，却过着形同陌路的生活，每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很少说话，一说话就吵架，一吵架就动手。宋岩的性格外向，受了委屈，就必须发泄出来，于是，辱骂叶涛，就成了她每天的常态，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楼道里，只要看到叶涛，她就会骂他没本事、窝囊废、只会打老婆。 而叶涛，自从动手打了宋岩两次之后，骨子里的暴戾，彻底被激发出来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隐忍，不再哄宋岩，只要宋岩骂他，他就会骂回去，甚至会动手打她，家暴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狠。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叶涛的工作丢了。因为经常陪客户喝酒，精神状态不好，工作中出了好几次差错，被老板辞退了。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家里的所有开支，都只能依靠宋岩偶尔去菜市场卖菜挣的那点零花钱，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 宋岩的抱怨，也达到了顶峰，她每天都对着叶涛骂，骂他没用，骂他是废物，骂他毁了自己的一生。“当初真是我瞎了眼，怎么就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你看看你，连份工作都保不住，你还能做什么？”“我跟着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这些话，一次次戳中叶涛的软肋，他本来就因为失业而自卑、焦虑，被宋岩这么一骂，心里的怨恨和怒火，彻底爆发了。他开始恨宋岩，恨她的不体谅，恨她的辱骂，恨她的看不起，甚至恨她嫁给了自己，让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痛苦。 后来，警方在调查这起案件的时候，找到了宋岩生前写的一本日记，这本日记，记录了她和叶涛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记录了叶涛对她的家暴，记录了自己的委屈和痛苦。日记里写道，她被叶涛打进医院，一共有18次之多，有时候是因为一点小事，有时候只是因为叶涛喝了酒，心情不好，就对她拳打脚踢。每次被打之后，她都很绝望，都想过离婚，都想过逃离，可因为孩子，因为家庭，她一次次选择了隐忍，可她没想到，自己的隐忍，最终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而宋岩的父亲，也就是叶涛的岳父，每次知道自己的女儿被打，都只是当和事佬，劝女儿原谅叶涛，劝两个人好好过日子，从来没有真正替女儿出过气，也没有想过让女儿离开叶涛，摆脱这种痛苦的生活。他以为，只要自己多劝劝，两个人就能好好过日子，可他没想到，自己的“和稀泥”，反而助长了叶涛的气焰，也间接导致了女儿的死亡。 叶涛在日复一日的争吵、辱骂和家暴中，心里的恨意越来越深，杀人的念头，也慢慢在他的心里滋生、蔓延。他觉得，只要宋岩死了，自己就再也不用被她辱骂，再也不用承受那些委屈和压力，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2010年7月26号，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于叶涛和宋岩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日子。那天，叶涛又在外边喝得酩酊大醉，他想起了宋岩平时对他的辱骂和指责，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和压力，想起了这个家的破碎和艰难，心里的怒火和恨意，瞬间达到了顶点。 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宋岩坐在沙发上，看到他浑身酒气，又开始辱骂他。这一次，叶涛没有反驳，也没有吵架，他只是红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宋岩，眼神里充满了暴戾和疯狂，那眼神，让宋岩都感到了害怕，她下意识地想躲开，可已经来不及了。 叶涛猛地冲了过去，一把掐住了宋岩的脖子，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死死地掐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让你骂我！我让你骂我！我让你看不起我！”宋岩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呼喊，可叶涛的力气太大了，她的挣扎，在叶涛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几分钟之后，宋岩的挣扎越来越弱，呼吸越来越微弱，最后，彻底不动了，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还残留着恐惧和不甘。 叶涛掐着宋岩的脖子，愣了好半天，酒精慢慢褪去，理智也慢慢恢复了过来。当他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时候，瞬间就慌了，他吓得浑身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他不想被抓，不想坐牢，不想死，于是，一个更加邪恶、更加残忍的念头，在他的心里产生了，分尸，把宋岩的尸体分尸，然后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 他强忍着内心的恐惧，跑到厨房，抄起一把菜刀，然后回到客厅，对着宋岩的尸体，慌乱又残忍地分割起来。他不敢多想，只是机械地挥舞着菜刀，把宋岩的尸体，分成了九块，每一块，都被他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三个泡沫箱里，他之所以用泡沫箱，就是因为泡沫箱轻便，容易搬运，而且能掩盖气味。 可分割完尸体，他又犯了愁，他们家住的是老旧小区的小户型，房子很小，到处都是杂物，根本没有地方藏这九块尸体，而且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发臭，到时候，肯定会被邻居发现。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看到了厨房角落里的一袋盐，心里瞬间有了主意，浏阳人都有腌腊肉的习惯，腊肉都是用盐腌制的，能存放很久，而且盐能掩盖尸体的腐臭味，只要把这些尸块用盐腌起来，伪装成腊肉，再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于是，他立刻行动起来，先把尸块挨个放进泡沫箱里，然后在每一块尸块上，都撒上厚厚的一层盐，之后，他又多次跑到小区附近的小卖部，一共买了200多袋盐，加起来足足有100多斤，把三个泡沫箱都装满了盐，彻底把尸块掩盖住。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叶涛趁着夜色，扛着三个泡沫箱，小心翼翼地爬上楼顶平台，把泡沫箱放在了平台的角落，又用一些杂物把泡沫箱掩盖住，确保不会被人轻易发现。 那时候，正是7月份，浏阳最闷热潮湿的时候，虽然用盐腌着尸块，但还是抵挡不住尸体的腐烂，很快，就有一股腐臭味从泡沫箱里散发出来，而且越来越浓。邻居们虽然觉得奇怪，觉得叶涛在这个时候腌腊肉不合常理，而且味道很难闻，但大家都没有往杀人碎尸的方面想，只是以为是腊肉被雨水泡坏了，所以才这么臭。 而且，自从宋岩“失踪”之后，叶涛和宋岩家，再也没有了以前的争吵和打骂声，整栋楼都安静了下来，邻居们虽然觉得奇怪，偶尔会议论几句，说“怎么没见着宋岩”“老叶家怎么突然安静了”，但也没有人深究，毕竟，夫妻吵架，妻子回娘家，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可宋岩的家人，却越来越担心。宋岩在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一开始，他们以为宋岩还在跟叶涛赌气，可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没有宋岩的消息，他们就开始慌了。 有一天，宋岩的父亲，也就是叶涛的岳父，给叶涛打了个电话，焦急地问道：“小叶，小严呢？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娘家，也没给我们打电话？她到底在哪啊？” 叶涛早就料到宋岩的家人会问起，他强装镇定，语气平淡地说道：“爸，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我们又吵了一架，她就说回娘家了，我以为她在你们那儿呢，还以为你们知道她的消息呢。” 听叶涛这么一说，宋岩的家人更加担心了，他们知道，宋岩虽然脾气不好，但从来不会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联系，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于是，宋岩的家人立刻赶到叶涛家，和叶涛一起，四处寻找宋岩，他们去了宋岩的朋友家，去了宋岩以前卖菜的菜市场，去了所有宋岩可能去的地方，可始终没有找到宋岩的踪迹。 为了伪装自己，叶涛还特意印了很多寻人启事，上面印着宋岩的照片和基本信息，写着“寻人启事，宋岩，女，30岁，身高165cm，体型偏瘦，于近日失踪，有知情者请联系……”，然后，他拿着寻人启事，在浏阳的大街小巷四处张贴，还多次跑到派出所，报案认尸，装作一副非常担心宋岩、非常着急寻找宋岩的样子。 叶涛的伪装，做得非常逼真，宋岩的父亲，看着他这么“用心”地寻找宋岩，心里还挺感动，甚至还安慰叶涛：“小叶，你别太着急，小严可能就是一时赌气，过几天就回来了，你这么在乎她，她肯定会原谅你的。” 可只有叶涛自己知道，宋岩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之中，白天，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正常照顾孩子和父亲，正常出门，可到了晚上，他就会被噩梦惊醒，梦见宋岩来找他索命，梦见自己被警察抓起来，判了死刑。他不敢靠近楼顶，不敢听到邻居们议论宋岩，不敢看到那些寻人启事，每一次看到，每一次听到，他都吓得浑身发抖。 就这样，叶涛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度过了两年。这两年里，他每天都在祈祷，祈祷这个秘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祈祷自己能一直这样隐藏下去，可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最终还是被一个维修师傅，无意中揭开了。 维修师傅在楼顶发现人体残肢的那一刻，叶涛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看到警方在小区里排查，看到广播、电视里循环播放自己的信息，看到满大街都是自己的协查通报，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逃，都逃不掉了，与其被警方抓获，承受更严厉的惩罚，不如主动自首，或许还能从轻处罚。 于是，他鼓起勇气，来到了派出所，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杀害宋岩、分尸藏尸的全部经过。 这起轰动全国的浏阳杀妻分尸案，终于真相大白。叶涛因为长期的夫妻矛盾、生活压力，以及自身的暴戾，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还分尸藏尸，手段极其残忍，性质极其恶劣。最终，叶涛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第299章 下水道藏尸：六旬门卫杀 3 名女子，与尸共处数年 2011年，四川省德阳市茶花巷内的一个小区里，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离奇命案，下水道藏尸案。在小区不起眼的下水道里，竟然发现了三具无名女尸，尸骨无存，惨不忍睹。这起案件，当时震惊了整个德阳，甚至让全国网友都感到毛骨悚然，而案件背后的真相，更是荒谬得让人难以置信。 时间拉回到2011年3月，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德阳市区的风还带着一丝刺骨的凉意。居住在德阳市茶花巷十一号小区的居民们，最近却被一件烦心事困扰着，小区的下水道，堵了。 一开始，大家只是觉得排水不畅，并没有太在意，毕竟老旧小区的下水道，偶尔堵塞也是常有的事。可没过几天，堵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从下水道里飘出来一阵阵刺鼻的恶臭，像是腐烂的东西发出的味道，顺着下水道的缝隙、井盖的边缘，弥漫在整个小区的空气中，让人闻之欲呕。 这个小区的隔壁，正好是一间茶社，平日里来往的客人不少，茶社的老板为了图方便，经常把泡过的茶叶、茶渣随手倒进门口的下水道里。久而久之，小区的居民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下水道堵塞，肯定是茶社老板倒的茶叶残渣造成的。 一群居民结伴找到了茶社老板，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抱怨，语气里满是不满。“老板，你看看你，天天往下水道倒茶叶，现在堵了，臭味都飘到我们家里了，没法住人了！”“就是啊，赶紧想办法疏通，不然我们就投诉你了！” 茶社老板看着群情激愤的居民，也知道自己理亏，毕竟往下水道倒茶叶确实是他的习惯，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他连忙陪着笑脸道歉，承诺会尽快请人疏通下水道，承担所有的费用，安抚大家的情绪。 当天下午，茶社老板就联系了专业的疏通下水道的工人，一共来了两个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师傅，干这行已经几十年了，什么样的堵塞情况都见过，按理说早就见怪不怪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疏通工作，会成为他们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老师傅们带着工具，来到了小区门卫室门口的下水道井盖旁，先是用工具敲了敲井盖，听了听里面的声音，判断堵塞的位置。随后，两人合力，小心翼翼地将沉重的井盖撬开。就在井盖被撬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比之前更加浓烈、更加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直冲鼻腔，让人忍不住干呕。 更让他们毛骨悚然的是，在井盖下方的下水道夹层里，赫然出现了一只腐烂发黑的人脚，皮肤已经脱落，露出了森森白骨，上面还沾着一些粘稠的污物，看起来触目惊心。 “我的妈呀！”其中一位老师傅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不停地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另一位老师傅虽然比他镇定一些，但也吓得脸色发青，后退了几步，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们干这行几十年，疏通过上百次下水道，见过堵塞的杂物、腐烂的动物尸体，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从来没有在下水道里见过人尸。 围观的居民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大家急促的呼吸声和压抑的干呕声。有人吓得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有人拿出手机，双手发抖，却不知道该打给谁；还有人下意识地后退，远离那个散发着恶臭和恐惧的井盖，脸上写满了惊慌和难以置信。 “快……快报警！”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打破了现场的寂静。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和恐慌。 接到报警后，德阳市公安局的民警们立即赶往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保护现场。刑侦大队的民警们带着勘察工具，小心翼翼地来到井盖旁，开始对现场进行深入的勘察。可随着勘察的深入，民警们发现，事情远不止一具尸体这么简单，这个看似普通的下水道里，还隐藏着更加可怕的秘密。 民警们发现，这个下水道紧邻小区的门卫室，下方连接着一个化粪池，为了隔离化粪池的臭味，门卫室的地面与化粪池之间，特意设置了两层井盖，而被发现的这具尸体，就藏在两层井盖之间的夹层里。这个夹层空间狭小，阴暗潮湿，加上化粪池的腐蚀，尸体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堆衣物和零散的白骨，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为了将尸体完整地挖掘出来，民警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和手套，小心翼翼地进行挖掘工作。整个挖掘过程非常艰难，空间狭小，视线受阻，还伴随着刺鼻的恶臭，每挖一下，都要忍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一堆破旧的衣物和一具完整的森森白骨，终于被挖掘了出来，摆放在了干净的塑料布上。 民警们小心翼翼地将白骨拼接起来，拼接完成后，赫然是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这具尸骨的骨头呈现出黑色，显然是长期被污水和化粪池的污物浸泡所致；头盖骨上，还覆盖着一团长长的、已经腐烂发黑的头发，依稀能看出死者生前的头发很长；盆骨处比较宽阔，根据骨骼特征，民警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名女性。 随后，法医赶到了现场，对这具尸骨进行了初步的鉴定。法医表示，尸骨上没有发现明显的伤痕，无法判断具体的致死原因，但根据骨骼的腐蚀程度和现场环境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两年以上，甚至更久。 这个结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和疑惑。要知道，茶花巷十一号小区位于德阳市的闹市区，周边商铺林立，茶楼、饭馆、超市一应俱全，每天都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小区门口更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门卫室更是24小时有人值守（至少大家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个热闹的地方，怎么可能藏着一具尸体，而且一藏就是两年多，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死者是谁？她来自哪里？为什么会被藏在下水道里？凶手又是谁？他为什么要将尸体藏在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围观的居民们议论纷纷，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们每天都在这个小区里生活、出入，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脚下，就藏着一具无名女尸，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议论纷纷的时候，更恐怖、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负责现场勘察的民警在对门卫室进行全面搜查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小区的下水道井盖，一共有两个，除了门卫室门口这个被撬开的井盖之外，在门卫室内部，还有一个井盖。 民警们走进门卫室，一股潮湿、阴暗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门卫室并不大，一共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房间里非常昏暗，即使是白天，也需要开灯才能看清里面的情况。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破旧的桌椅、废弃的纸箱、散落的工具，杂乱无章，墙壁上布满了霉斑，还不停地往下滴水，地面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霉味和淡淡的臭味，让人很不舒服。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门卫室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杂乱的值守房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经验丰富的刑侦民警眼里，有一个地方显得格外反常，门卫室内部的那个下水道井盖，竟然被人用水泥牢牢地涂抹住了，水泥已经干涸，与井盖和地面牢牢地粘在了一起，看起来像是被人刻意封死的。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下水道井盖的作用，是为了方便疏通和检修，一般情况下，都会随时可以打开，没有人会特意用水泥把它封死，而且还是如此彻底地封死，像是要将什么东西永久地隐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 “这个井盖下面，肯定有问题。”带队的民警皱着眉头，语气坚定地说道。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被水泥封死的井盖下面，隐藏着的秘密，可能比门口那个井盖下面的尸体，更加可怕。 随后，民警们找来工具，小心翼翼地开凿着井盖上的水泥。水泥非常坚硬，开凿起来非常困难，民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将井盖上的水泥全部凿开，露出了井盖本身。 当民警们合力撬开这扇井盖的那一刻，一股比之前更加刺鼻、更加浓烈的腥臭味和腐臭味扑面而来，让人几乎无法呼吸，即使戴着防毒面具，也能清晰地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紧接着，大家看到，在井盖下方的下水道夹层里，赫然又出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和门口井盖下的一样，只剩下一堆白骨和一些破旧的衣物。 现场的民警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情，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还藏着一具尸体。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民警们在这个下水道的底部，又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头骨已经发黑，上面还沾着一些污物，显然也是一具尸体的一部分。 五分钟后，第三具白骨也被成功挖掘了出来。随着白骨一起被挖掘出来的，还有一件破旧的女士内衣，款式陈旧，已经被污水浸泡得发黑、变形。加上之前在门卫室门口下水道里发现的那具女性尸骨，短短几个小时内，民警们一共在这个小小的门卫室周边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三具尸骨。 民警们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三具尸骨被藏起来的时候，三名受害人几乎都是一丝不挂，她们的衣服只是被简单地盖在尸骨上，没有任何包裹，显然是凶手刻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隐藏她们的身份，不让人轻易发现。 随后，法医对这三具尸骨进行了详细的鉴定和指骨连接，结合骨骼发育情况和腐蚀程度，初步推断出了三名受害人的年龄：1号尸骨（门口井盖下发现的）大约18岁，2号尸骨（门卫室内部井盖下发现的第一具）大约16岁，3号尸骨（门卫室内部井盖下发现的第二具）大约38岁，而且三名受害人，全都是女性，她们的死亡时间，也都在两年以上，与第一具尸骨的死亡时间相差无几。 一个闹市区的老旧小区，一个不起眼的门卫室，周边每天人流如织，居民们朝夕相处，可谁也没有想到，在门卫室旁边的下水道里，竟然藏着三具无名女尸，而且一藏就是两年多，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对此竟然一无所知，每天依旧在小区里正常生活、出入，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这起案件，立即震惊了整个德阳市。当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起离奇的下水道藏尸案，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市民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大家都在猜测，这三名死去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她们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并且藏在下水道里？凶手又是谁？他到底有多么残忍，竟然能一口气杀害三个人，并且藏尸这么久？ 德阳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这起案件，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刑侦大队的骨干力量，全力开展案件的调查工作，誓要查明真相，抓获凶手，还三名受害人一个公道。 专案组的民警们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察，试图寻找任何与凶手相关的线索，指纹、血迹、毛发、衣物碎片等等。可由于案发时间太久，已经过去了两年以上，加上下水道阴暗潮湿、污水浸泡，现场的痕迹几乎被完全破坏，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和血迹，这给案件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随后，民警们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推断。小区门口是热闹的闹市区，每天行人川流不息，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多，如果凶手是在其他地方杀害了受害人，然后将尸体转移到这里藏匿，那么必然会被人发现，而且转移三具尸体，难度极大，很容易暴露。 更重要的是，现场挖掘出来的三具尸体，都呈蜷缩状，尸骨完整，没有出现尸僵的迹象（经过法医鉴定，是因为长期浸泡在污水中，尸僵被破坏）。结合这一点，民警们推断，门卫室，很有可能就是这三起命案的第一凶案现场，凶手是在门卫室里杀害了三名受害人，然后就近将尸体藏在了旁边的下水道里，这样既方便，又不容易被人发现。 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三名受害人的死亡时间都在两年以上，甚至更久，这么多年来，住在小区里的居民们，每天都要经过门卫室，为什么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异常的声音？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可疑的迹象？凶手是如何在门卫室里无声无息地杀害三个人，并且藏尸下水道，而不被任何人发现的？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三名女性受害人，到底是谁？她们与这个门卫室，与这个小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并且被人杀害？ 由于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受害人身份的线索，民警们只能从失踪人员入手，调取了德阳市及周边地区，从2008年到2010年期间的所有失踪人员档案，尤其是失踪女性的档案，逐一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与三具尸骨特征相符的失踪人员。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则对茶花巷十一号小区的居民，以及周边的商铺老板、路人，进行了全面的走访和询问，重点了解这个门卫室的情况，这些年来，谁在门卫室里住过？谁负责小区的门卫工作？有没有见过一些陌生的女性出入门卫室？有没有发现过什么可疑的人或事？ 民警们走访了上百名居民和周边商户，可得到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大家对这个门卫室的印象都很模糊，只知道这个门卫室这些年来换过好几任值守人员，有网吧的网管，有工地的临时建筑工，还有一个年过半百的门卫老头，可具体是什么名字、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大家都记不清了。 还有居民表示，这个门卫室曾经空闲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值守，里面堆满了杂物，平时很少有人进去，大家也都不太在意。至于有没有陌生女性出入门卫室，大多数居民都表示没有印象，只有少数几个人说，偶尔会看到一些陌生的年轻女性，在晚上的时候，偷偷摸摸地走进门卫室，不过具体是谁，她们也不知道。 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僵局。没有凶手的线索，没有受害人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物证，仿佛这三具白骨，就是凭空出现在下水道里的一样，让人无从下手。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有放弃，依旧在加班加点地排查，反复梳理所有的线索，希望能找到一丝转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案件陷入困境，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排查失踪人员的那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民警们在梳理失踪人员档案时，发现中江县一名姓陈的男子，曾经在2011年年初，向当地警方报案，称他的妻子谢芳，在2006年6月份的时候，突然离奇失踪，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杳无音信。 民警们立即联系了这位陈先生，详细询问了谢芳的相关情况。陈先生告诉民警，他和谢芳是中江县人，两人结婚多年，感情一直还不错。2006年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原因，需要长期在外地出差，谢芳则一个人留在德阳打工，租住在德阳市区的一个出租屋里。 2006年腊月二十三那天，是传统的小年，陈先生特意从外地老家回到德阳，想和妻子一起过小年。可当他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却发现谢芳不在家，屋里的东西都很整齐，没有任何打斗、翻动的痕迹，不像是发生过意外。 陈先生心里有些不安，连忙给谢芳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谢芳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她说自己正在外面买菜，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到家，让陈先生在家等她。陈先生没有多想，就留在出租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妻子回来。 可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也没有等到谢芳回来。他再次给谢芳打电话，却发现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无论怎么打，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陈先生慌了，开始四处寻找谢芳，询问了谢芳的同事、朋友，还有出租屋周边的居民，可没有人知道谢芳去了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她。 接下来的几天，陈先生几乎走遍了德阳市的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联系警方报案，可始终没有谢芳的任何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芳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谢芳可能是因为受不了独自打工的辛苦，跟别人私奔了；也有人说，谢芳可能是遇到了意外，出事了。可陈先生始终不愿意相信这些说法，他了解自己的妻子，谢芳为人老实、本分，不可能跟别人私奔，而且她平时很谨慎，也不会轻易遇到意外。 就这样，五年过去了，谢芳依旧杳无音信，大家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就连陈先生的家人，也开始劝他放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可陈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妻子，他坚信，谢芳一定还活着，只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无法联系到他。 直到2011年年初的一天，陈先生在睡梦中，梦到了谢芳。在梦里，谢芳披着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浑身湿漉漉的，看起来很憔悴，她走到陈先生面前，声音微弱地说：“老公，我很冷，我好难受……”说完，就消失在了梦里。 陈先生从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心脏不停地跳动，那种梦境的真实感，让他无比恐惧。他隐隐觉得，妻子可能真的出事了，那个梦，或许是妻子在向他求救。 当他把这个奇怪的梦告诉自己的岳母时，岳母长叹了一口气，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哽咽着说：“孩子，别等了，芳儿她……可能已经不在了。” 岳母的话，像一把尖刀，刺穿了陈先生的心脏。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只能再次向警方报案，详细说明了谢芳失踪的情况，希望警方能帮忙找到谢芳的下落，哪怕是最坏的结果，他也想知道真相。 专案组的民警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谢芳的年龄是38岁，身高、体态特征，都与在茶花巷十一号门卫室下水道里发现的3号尸骨（大约38岁的女性）非常相似。这很有可能，就是谢芳的尸骨。 民警们立即联系了陈先生和谢芳的父亲，提取了谢芳父亲的生物检材，送到专业的鉴定机构，与3号尸骨进行dNA比对。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比对结果，心里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着能确认受害人的身份，为案件的调查找到突破口；又害怕这个结果，会让陈先生彻底陷入绝望。 几天后，dNA比对结果出来了。鉴定报告显示，茶花巷十一号门卫室下水道里发现的3号尸骨，与谢芳父亲的生物检材，比对成功，确认这具尸骨，就是失踪了五年的谢芳。 当民警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陈先生的时候，陈先生再也忍不住，当场崩溃大哭，积压了五年的思念和痛苦，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知道，自己再也等不到妻子回来了，那个曾经温柔善良的妻子，竟然已经被人杀害，藏在了下水道里，整整五年。 确认了谢芳的身份后，新的疑问又接踵而至：谢芳是中江县人，一直在德阳市区打工，租住在别的地方，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茶花巷十一号小区的门卫室里？她从来没有在这个小区住过，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这里，她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小区？她是来找谁的？ 就在民警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茶花巷十一号小区周边的一位老居民，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这位老居民说：“我记得，以前经常有一些女人，偷偷摸摸地进那个门卫室，看起来都不太正经，不像是小区里的居民，也不像是来找人的，更像是……来跟门卫打交道的。” 这句话，让民警们眼前一亮。谢芳是不是也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了门卫室，找到了当时在门卫室值守的人，然后发生了什么意外，被人杀害了？那个值守门卫，会不会就是凶手？ 民警们立即调整调查方向，重点排查曾经在茶花巷十一号小区门卫室住过、值守过的人，尤其是那位年过半百的门卫老头，根据居民们的回忆，这位门卫老头在小区里值守的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个住在门卫室里的人，他的嫌疑最大。 经过进一步的走访和排查，民警们终于找到了关于这位门卫老头的线索。这位门卫老头名叫赖兴发，不是德阳市本地人，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工作调动，从外地来到了德阳。可没过多久，他就因为犯了错误，被判刑入狱，坐了6年牢。 更让民警们警惕的是，赖兴发当年犯的罪，是性质恶劣的侵犯女性的罪行（擦边描述，不直白表述），这与三名受害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不谋而合。而且，赖兴发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一直在茶花巷十一号小区担任门卫，正好是三名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段。 那么，凶手会不会就是赖兴发？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真的会是这三起连环命案的凶手吗？他为什么要杀害这三名与他年龄悬殊如此之大的女性？ 民警们继续深入调查，发现赖兴发已经离开茶花巷十一号小区3年了，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门卫的工作，离开了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也没有人知道他离开之后，去了哪里，住在哪里。 就在民警们寻找赖兴发下落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小区周边的一位居民，曾经和赖兴发一起喝过酒，他告诉民警，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赖兴发喝多了，情绪很激动，说了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在这个地方，谁要是把我给惹到了，我就砍死谁，谁也别想好过！” 这句话，让赖兴发的嫌疑变得更大了。结合他的前科、值守时间，以及这句话，民警们几乎可以确定，赖兴发就是这三起命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只要找到赖兴发，就能揭开案件的所有真相。 专案组的民警们立即展开了大范围的摸排调查，根据掌握的线索，辗转多个地方，寻找赖兴发的下落。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民警们终于在德阳市郊的一个偏僻的出租屋里，找到了赖兴发的窝藏地点。 为了防止赖兴发反抗、逃跑，民警们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趁赖兴发不备，立即对他实施了控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赖兴发没有丝毫的诧异，也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脸上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 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们的讯问，赖兴发没有任何隐瞒，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茶花巷十一号小区门卫室下水道里的三具女尸，都是被他杀害的。 随着赖兴发的供述，这起轰动德阳的下水道藏尸案，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所有的真相，都浮出了水面。而剩下的两具尸骨的身份，也终于得到了确认，18岁的重庆女孩张丽，和16岁的云南女孩唐艳。 这三个女孩，来自不同的地方，年龄相差悬殊，她们与赖兴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被赖兴发杀害？一个六旬老汉，为什么会如此残忍，连续杀害三名女性，并且藏尸下水道，与尸体共处多年？ 根据赖兴发的供述，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堪。他不是德阳本地人，年轻时因为工作调动来到德阳，原本以为能在这里安安稳稳地生活，可没想到，因为一时糊涂，犯了侵犯女性的罪行，被判刑6年。 入狱后，他的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也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毅然决然地跟他离了婚，并且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再也没有联系过他。6年的牢狱生活，让他变得孤僻、冷漠、偏执，也让他彻底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人。 出狱后，赖兴发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德阳市茶花巷十一号小区，担任门卫，这才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门卫室的小房间。 这份门卫工作，工资不高，工作也很清闲，每天只是看守小区大门，登记进出人员，打扫一下门卫室的卫生。对于孤苦伶仃的赖兴发来说，这份工作，不仅能让他有一口饭吃，有一个地方住，更能让他感受到一丝“安稳”。 可这份安稳，并没有持续太久。2004年的一天，赖兴发邂逅了第一个受害者，18岁的重庆女孩张丽。 张丽当时居住在这个小区旁边的一家火锅店的集体宿舍里，平时经常会进出小区。有一次，张丽在宿舍里不小心划破了手，流了很多血，她急急忙忙地跑到门卫室，找到了正在值守的赖兴发，想向他讨点白酒，用来擦拭伤口，消毒止血。 赖兴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从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了一瓶白酒，递给了张丽。张丽道了声谢，擦拭完伤口后，就匆匆离开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没有太多的交流，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可没过几天，张丽又来到了门卫室，这一次，她是来向赖兴发借钱的。她说自己遇到了一点困难，急需用钱，可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只能来求赖兴发帮忙。赖兴发看着这个年轻、瘦弱的女孩，想起了自己孤苦伶仃的处境，心里生出了一丝怜悯，就借了50块钱给她。 聊天中，赖兴发得知，张丽从小就离开家，出来打工，没有固定的住处，集体宿舍也很拥挤，有时候甚至没有地方住。得知这个情况后，赖兴发主动提出，让张丽晚上到门卫室来住，门卫室有两个房间，他住一个，张丽住一个，互不打扰。 18岁的张丽，涉世未深，单纯又无助，面对赖兴发的“善意”，她没有丝毫的防备，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就这样，张丽住进了茶花巷十一号小区的门卫室，和55岁的赖兴发，开始了同居生活。 一开始，两人相处得还算融洽。赖兴发对张丽还算照顾，偶尔会给她买一些吃的，张丽也会帮赖兴发打扫一下门卫室的卫生，整理一下杂物。可这样的“融洽”，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之后，两人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有一天，张丽再次找到赖兴发，向他借钱，这一次，她要借1000块钱。赖兴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门卫，工资微薄，每个月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也借不到这么多钱。于是，他当即就拒绝了张丽的请求。 可让赖兴发没有想到的是，被拒绝后，张丽的态度瞬间变得暴躁起来，对着他大吼大叫，语气里满是威胁。张丽说：“你必须要借我1000块钱，少一分都不行！不然，我就去告你，告你对我做了出格的事，让你再次坐牢，永远都别想出来！” 赖兴发听到这句话，瞬间就被激怒了。他这辈子，最害怕、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提起他的前科，就是别人威胁他要送他坐牢。他好不容易才从监狱里出来，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安稳的住处，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据赖兴发供述，当时张丽吼这句话的声音很大，语气也很凶狠，他一时之间失去了理智，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不能让她去告我，不能再坐牢”。于是，他冲了上去，一把掐住了张丽的脖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死死地掐着，不肯松手。 张丽拼命地挣扎，双手不停地抓挠，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不是赖兴发的对手。短短两三分钟之后，张丽的挣扎就越来越微弱，最后，彻底没了动静，眼睛圆睁着，脸上还残留着痛苦和恐惧的表情。 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赖兴发，并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惊慌失措、手足无措，反而异常的冷静。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一旦被人发现，就会被判处死刑，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把张丽的尸体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前段时间，小区整改下水道，工人在施工、上水泥的时候，他曾经围观过，知道下水道有两层井盖，中间有一个夹层，空间狭小，而且阴暗潮湿，非常隐蔽，很适合用来藏匿尸体，不容易被人发现。 于是，赖兴发趁着夜深人静，小区里的居民都已经熟睡，悄悄地撬开了门卫室门口的下水道井盖，小心翼翼地将张丽的尸体抬了进去，放在了两层井盖之间的夹层里，然后又把井盖盖好，清理干净了现场的痕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杀害了张丽之后，赖兴发依旧若无其事地在小区里担任门卫，每天按时上下班，接待进出小区的居民，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而张丽的失踪，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张丽只是离开了这里，去了别的地方打工，毕竟她只是一个外来的打工妹，在这里没有太多的熟人，她的失踪，自然也没有人放在心上。 时间一天天过去，赖兴发渐渐放下了心，他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人会发现下水道里的秘密。可他骨子里的恶，并没有因为杀害了一个人而收敛，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一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的一天，第二个受害者，16岁的云南女孩唐艳，出现在了赖兴发的面前。 唐艳是从云南来德阳找人的，可她找的人，并没有找到，身上的钱也花光了，无家可归，只能在小区周边徘徊。赖兴发看到这个瘦弱、可怜的小女孩，又想起了去年的张丽，心里生出了同样的“念头”。 他主动走上前，假装关心地询问唐艳，问她是不是遇到了困难，是不是找不到地方去。唐艳当时又饿又累，看到有人关心自己，心里一暖，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赖兴发。 赖兴发听完后，装作很同情的样子，对唐艳说：“你别着急，我这里有吃的，我先给你买几个包子，垫垫肚子。”说完，他就去小区门口的包子铺，给唐艳买了几个热包子。 唐艳接过包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心里对赖兴发充满了感激，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就这样，两人认识了。之后，唐艳就经常来小区，找赖兴发聊天，有时候也会在门卫室里休息。 一来二往，两人渐渐熟悉了起来。唐艳见赖兴发“人很好”，又对自己很照顾，就开始向他借钱，一开始只是借几十块钱，赖兴发都“爽快”地借给了她。这一次，唐艳又向赖兴发借了50块钱。 与此同时，赖兴发也开始对唐艳假意关心，经常给她买吃的，安慰她，还故意提起自己“孤苦伶仃”的处境，博取唐艳的同情。得知唐艳没有地方住，无家可归之后，赖兴发又故技重施，主动邀请唐艳，晚上到门卫室来住，说自己可以照顾她，让她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16岁的唐艳，比张丽还要单纯，还要无助，她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对自己“关怀备至”的老人，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她欣然答应了赖兴发的邀请，住进了门卫室，一步步走进了赖兴发设下的陷阱。 可没过多久，矛盾就再次爆发了。唐艳在德阳待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人，也没有找到工作，身上的钱也全部花光了。她看到别人都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系家人、朋友，心里很羡慕，就向赖兴发提出，让他拿1000块钱，给自己买一部手机。 赖兴发听到这个要求，瞬间就不高兴了。他只是一个门卫，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而且他也不想再借钱给这个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越来越贪心，得寸进尺。于是，他当场就拒绝了唐艳的要求。 被拒绝后，唐艳的反应，和当年的张丽一模一样。她对着赖兴发大吼大叫，语气凶狠地威胁道：“你不给我钱买手机，我就去告你，告你欺负我，让你坐牢，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 这句话，再次刺痛了赖兴发的神经，也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恶念。他想起了去年张丽的威胁，想起了自己的前科，想起了监狱里的生活，瞬间又失去了理智。他猛地冲上去，捂住了唐艳的嘴巴，然后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直到唐艳停止呼吸，再也没有了挣扎。 杀害了唐艳之后，赖兴发又开始想办法藏匿尸体。可这一次，他发现，门卫室门口的下水道夹层里，已经藏了张丽的尸体，空间已经不够了，再也塞不下另一具尸体。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起了门卫室内部的那个下水道井盖。那个井盖下面，也有一个夹层，而且更加隐蔽，平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更不会有人去打开它。于是，赖兴发就把唐艳的尸体，塞进了门卫室内部的下水道夹层里。 这个藏尸地点，离他的卧室仅有一墙之隔，也就是说，从那天起，赖兴发每天都和两具尸体共处一室，白天在门卫室值守，晚上就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睡觉。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可赖兴发，却仿佛习以为常，依旧若无其事地生活、工作。 他为了防止有人发现这个秘密，特意用水泥，将门卫室内部的下水道井盖，牢牢地封死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永远不会有人发现里面的尸体，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2006年，第三个受害者，38岁的谢芳，出现了。 谢芳当时在德阳市区打工，租住在别的地方，偶然间，她认识了赖兴发。谢芳长得不算漂亮，但很会说话，也很会讨好别人。她知道赖兴发孤苦伶仃，没有亲人，就经常来找赖兴发聊天，对他嘘寒问暖，偶尔也会给她带一些吃的。 赖兴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关心过，尤其是被一个女人这样温柔地对待。很快，他就被谢芳迷得晕头转向，对谢芳言听计从，把她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他甚至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陪伴自己的人，终于可以摆脱孤苦伶仃的生活了。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谢芳开始向赖兴发借钱。一开始，只是借一些小钱，赖兴发都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可后来，谢芳的胃口越来越大，她告诉赖兴发，自己老家的房子坏了，需要1000块钱来修房子，让赖兴发借给她。 赖兴发当时的工资，依旧很微薄，根本没有1000块钱。他向谢芳解释，说自己没有这么多钱，让她再等等，或者少借一点。可谢芳根本不听，依旧坚持要1000块钱，并且对着赖兴发大发脾气，语气里满是威胁。 谢芳说：“你必须借给我1000块钱，不然，我就去告你，告你对我做了不好的事，让你再次坐牢，让你身败名裂！” 又是同样的威胁，又是同样的话语。这句话，彻底击溃了赖兴发的心理防线，他心中的恶念，再次被点燃。他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曾经视若珍宝的女人，此刻却觉得无比的陌生和可恨。他想起了张丽，想起了唐艳，想起了自己两次被威胁的场景，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冲了上去，捂住了谢芳的嘴巴，使劲地掐住她的脖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直到谢芳气绝身亡。杀害了谢芳之后，赖兴发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后悔，他只是冷静地将谢芳的尸体，塞进了门卫室内部的下水道夹层里，和唐艳的尸体放在了一起。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过半百、看起来老实本分的门卫老头，竟然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连环杀人凶手；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连续杀害了三名女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和这三具尸体，在同一个门卫室里，共处了好几年的时间。 赖兴发自己也承认，每天和三具尸体居住在一起，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小区里的居民都已经熟睡，门卫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张丽、唐艳、谢芳三个人临死之前的样子，她们的眼睛圆睁着，脸上带着痛苦和恐惧，仿佛在向他索命。 那些日子，他每天都睡不好觉，经常被噩梦惊醒，醒来之后，浑身是汗，心脏不停地跳动，那种恐惧和不安，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他也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这些尸体会被人发现，而他，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根据赖兴发的供述，他杀害这三名女性的原因，都是因为她们向他借钱，遭到拒绝后，用同样的话语威胁他，说要告他做了出格的事，要把他送回监狱。他害怕再次坐牢，害怕失去自己唯一的安稳生活，所以才会一时冲动，杀害了她们。 赖兴发还说，这三名受害者，都很贪财，一次次地向他借钱，得寸进尺，最终才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可这些话，都是赖兴发的一面之词，死无对证。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受害者贪财威胁，还是赖兴发故意引诱、伤害她们，大概只有赖兴发自己知道了。 但无论如何，赖兴发杀害三名女性的事实，是不争的事实。他无视法律，无视生命，残忍地剥夺了三名无辜女性的生命，将她们的尸体藏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里，手段极其残忍，性质极其恶劣，给受害者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这起案件，也给所有的人，尤其是独身女性，敲响了警钟。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善意”，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帮助，更不要轻易和陌生人独处，尤其是那些看起来老实本分、年龄较大的人，更不能放松警惕。 赖兴发之所以能轻易地接近这三名受害者，并且将她们引诱到门卫室，进而实施杀害，就是利用了她们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心理。他假意关心，假意帮助，博取她们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将她们推向死亡的深渊。而当他无法满足她们的要求，遭到威胁时，就选择了用最残忍的方式，掩盖自己的罪行。 赖兴发的行为，是对法律和道德的公然藐视，是对生命的极度不尊重。他以为，只要把尸体藏起来，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就可以高枕无忧，可他不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最终，赖兴发因故意杀人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300章 四年残杀16名女性，被捕后竟炫耀暴行，禽兽！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起案子，绝对是建国以来最令人发指的连环强奸杀人案之一。案犯的猖狂程度，刷新了人类的底线，其变态行径，更是让人脊背发凉、咬牙切齿。 这个恶魔，在作案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仅仅用了一年多，就残忍杀害了13名无辜女性。更令人发指的是，很多时候，他在亲手结束受害者的生命后，还会对冰冷的尸体实施变态行为，其扭曲的心理，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后来，当他被警方抓获，面对记者的镜头和提问时，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恐惧，反而满脸得意、引以为傲，仿佛自己不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他甚至主动向记者索要了一支烟，点燃后慢悠悠地抽着，翘着二郎腿，神态悠闲地讲述自己的作案经过，每一个细节都讲得绘声绘色，那种炫耀的语气，让人恨不得立刻将他绳之以法、千刀万剐。 这个奇葩又残忍的案犯，本名叫做黄顺宝，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假名，叫黄全全。说起这个假名的由来，背后还有一段荒唐又可笑的故事，咱们后面慢慢细说，先来讲讲这个恶魔的一生，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从一个顽劣少年，蜕变成一个冷血杀手的。 黄顺宝的老家，在江西南昌杨子洲镇牟后村，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他出生在60年代，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小伙，家里条件从小就非常艰苦。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每天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劳作，一门心思只想着填饱肚子，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教孩子，更不懂什么教育方法。 所以，黄顺宝从小就处于疏于管教的状态，再加上他本身就性格顽劣、调皮捣蛋，骨子里就带着一股野性，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就为他日后走上违法犯罪的歪路，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因为家里穷，黄顺宝从小就没上过一天学，目不识丁，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正确的三观教育。顽劣的性格，让他从小就闯祸不断，三天两头就会给家里惹来麻烦，邻里街坊对他也是颇有微词。 在他6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小事，虽然事情不大，却能看出他骨子里的顽劣和不受约束。当时，他的邻居家种了好几棵香椿树苗，那些小树苗刚栽下去没多久，又细又长又直，高度也就一米左右，远远看起来，就像一根根细细的小棍子插在土里。 男孩子嘛，好像天生就对棍子之类的东西充满兴趣，黄顺宝也不例外。有一天中午，正是大人们午休的时间，村里安安静静的，大家都在屋里歇晌，黄顺宝偷偷溜了出来，跑到邻居家的菜园边上，看着那些香椿树苗，越看越觉得好玩，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把它掰断，当棍子玩。 说干就干，他左右看了看，确认没人，就快步走到一棵香椿树苗跟前，双手抓住树苗的顶端，使劲一掰，只听“咔嚓”一声，细细的香椿树苗就被他生生掰断了。他拿着掰断的树苗，像挥舞着武器一样，在路边跑来跑去，玩得不亦乐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 可没过多久，邻居就睡醒了，出来查看自己的香椿树苗，一眼就发现少了一棵，还看到不远处的黄顺宝手里拿着自己的香椿树苗在玩耍。邻居顿时就气坏了，赶紧走过去，把黄顺宝叫住，劈头盖脸就骂了一顿，然后带着他，一起找到了黄顺宝的父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黄顺宝的父母得知后，也没有多想，更没有耐心地教育黄顺宝，让他认错道歉，而是不分青红皂白，把黄顺宝拉到一边，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巴掌、棍子轮番上阵，打得黄顺宝哭爹喊娘，连连求饶。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黄顺宝的童年里，发生过无数次。不管他闯了什么祸，父母的教育方式永远只有一个字——打。仿佛只要打得够狠，就能把他的顽劣性格打改，就能让他变得听话懂事。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简单粗暴的打骂式教育，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反而让黄顺宝的性格变得更加叛逆、更加扭曲。 久而久之，父亲的棍棒就成了黄顺宝最害怕的东西，但他并没有因为害怕而变得听话，反而学会了投机取巧。黄顺宝这个人，其实有点小聪明，从小就很机灵，脑子转得很快。后来，为了避免被父母打骂，每当他又在邻居家闯了祸，他就会主动找到邻居，苦苦哀求，想尽一切办法和对方私了，只要对方不把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对于年幼的黄顺宝来说，这个办法确实屡试不爽。有时候，邻居们看着他小小年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心一软，就网开一面，真的不跟他计较，也不向他的父母告状。就这样，黄顺宝一次次靠着哀求，躲过了父母的打骂，也渐渐养成了“只要能躲过惩罚，做什么都可以”的扭曲心态。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祸端，都能靠着哀求私了。尤其是对于一个顽劣成性、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来说，闯的祸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收拾。在黄顺宝12岁那年，他又闯下了一个大祸，而这一次，也成为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犯罪。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黄顺宝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口的田地里玩耍，玩得无聊了，就想起了点火玩。那个年代，农村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杂草、秸秆，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很容易着火。可黄顺宝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随手点燃了一把杂草，看着火苗慢慢燃起，他还觉得很有趣，和小伙伴们围着火苗打闹。 可万万没有想到，一阵风吹过来，火苗瞬间就窜了起来，顺着杂草快速蔓延，很快就烧到了旁边一户村民家的鸡窝。那个鸡窝是用稻草和木板搭建的，非常容易燃烧，转眼间，整个鸡窝就被大火吞噬，里面的好几只小鸡仔，还没来得及跑出来，就被活活烧死了，发出阵阵凄厉的叫声，很快就没了动静。 事发突然，黄顺宝和小伙伴们都吓傻了，纷纷四散而逃，只有黄顺宝，因为跑得太慢，被正好赶来的村民抓了现行。看着被烧毁的鸡窝和死去的小鸡仔，村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黄顺宝的鼻子骂个不停。 黄顺宝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知道，这件事要是被父亲知道了，自己肯定会被打死。于是，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村民：“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告诉我爹，好不好？我爹会打死我的，求你了，求你了……” 村民看着他可怜的样子，心里也有一丝不忍，但想到自己的鸡窝被烧、小鸡仔被烧死，又气不打一处来。沉思了片刻，村民对黄顺宝说：“私了也可以，但是你得赔偿我损失，5块钱，少一分都不行，不然我就告诉你爹，还要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在70年代，5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个时候，普通农民一个月的收入也才十几块钱，5块钱足够买好几天的口粮，能供一个孩子吃好一阵子。这个村民，其实也是故意狮子大开口，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顽劣的孩子。 可黄顺宝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他根本不知道5块钱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5块钱有多难挣。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凑够5块钱，不然就会被父亲打死。他苦苦哀求村民，能不能少一点，可村民态度坚决，一点都不肯让步。 黄顺宝急得团团转，手心全是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翻遍了自己的口袋，一分钱都没有，家里也穷得叮当响，父母肯定不会给他钱，就算他敢开口要，等待他的也只会是一顿打骂。想来想去，一个危险又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慢慢浮现出来——偷。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他知道，隔壁村子有一家小商店，平时人不多，老板有时候会离开柜台，这是他唯一能找到钱的地方。于是，他趁着村民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一路小跑，赶到了隔壁村子的小商店。 他假装走进商店，装作要买东西的样子，四处张望，观察着老板的动向。等到老板转身去里屋拿东西的时候，黄顺宝眼疾手快，猛地冲到柜台前，伸手在柜台里胡乱抓了一把零钱，然后转身就往外面跑，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跑出去的时候，黄顺宝的心跳得飞快，“砰砰砰”的，几乎要跳出胸膛，手心全是冷汗，双腿也在不停的发抖。他不敢回头，一个劲地往前跑，生怕被老板发现，被抓回去。就这样，他跑了很远很远，直到确认安全了，才停下来，扶着一棵大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缓过劲来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零钱摊开，仔细数了起来。可让他失望的是，他抓的这一大把零钱，全是一角、两角的，满打满算，也只有3块多钱，离村民要求的5块钱，还差了一大截。 没办法，他只能拿着这3块多钱，再次回到那个村民家，又一次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自己实在凑不够5块钱，只能拿出这么多，求村民能够原谅他，不要再追究了。也许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了，也许是觉得这个孩子确实可怜，村民最终还是心软了，收下了这3块多钱，没有再为难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黄顺宝的父母。 如果严谨地说，这一次的盗窃，就是黄顺宝人生中第一次犯罪。虽然他没有因为这次盗窃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甚至还吓得魂飞魄散，但在他的认知里，自己又多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只要能达到目的，哪怕是偷，哪怕是违法，也无所谓。 更可怕的是，这次所谓的“英勇事迹”，竟然让黄顺宝在同龄人之间出了名。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三观还没有形成，是非辨别能力很差，很容易被误导，觉得敢于偷东西、敢于闯祸，就是“厉害”，就是“英雄”。所以，很多小伙伴都开始崇拜黄顺宝，觉得他很勇敢，这也让黄顺宝变得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 而更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里，黄顺宝交友不慎，结识了很多不三不四的朋友。这些人，大多和他一样，顽劣成性、游手好闲，整天无所事事，专干一些偷鸡摸狗、惹是生非的事情。 此时的黄顺宝，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叛逆心理非常严重。父母看着他和这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心里非常着急，也非常不满，经常劝说他、打骂他，让他和这些人断绝来往，好好做人。可处在叛逆期的黄顺宝，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父母越是反对，他就越是要和这些朋友混在一起，甚至变得更加叛逆、更加不听话。 就这样，在这些狐朋狗友的影响下，黄顺宝越学越坏，沾染了很多恶习。他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打架斗殴，甚至还学会了赌博。都说“十赌九输”，这句话放在黄顺宝身上，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他每次赌博，几乎都是输多赢少，很快就把自己攒的一点钱，全都输光了。 没钱赌博，也没钱花，黄顺宝就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偷。因为早就有过盗窃的经验，再加上他脑子机灵，懂得察言观色，所以他的盗窃之路，一开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来没有被抓过。他偷过村民家的粮食、衣物，偷过商店里的商品，只要是能换钱的东西，他都敢偷。 可他的赌博之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79年的一天，他和一帮狐朋狗友，在村里的一个隐蔽角落聚众赌博，赌得正起劲的时候，被巡逻的民警抓了现行。人赃并获，黄顺宝和他的那些朋友，一个都没跑掉。最终，黄顺宝因为聚众赌博，被判处劳教一年。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劳教，竟然成为了一条导火索，彻底改变了黄顺宝的人生轨迹，让他一步步走向了更深的深渊。 黄顺宝的父母，一直以来对他都非常严厉，得知儿子因为聚众赌博被劳教，更是觉得颜面尽失，对他失望透顶。所以，当劳教结束，黄顺宝回到家的时候，父母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厌恶和不满，每天对他不是打就是骂，从来没有给过他好脸色。 本来，黄顺宝在劳教所里，就已经心里不服气，觉得自己只是赌了个博，没什么大不了的，被抓已经够倒霉了。回到家之后，不仅没有得到父母的安慰和引导，反而还要承受无休止的打骂和指责，这让他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和叛逆。 他觉得，父母根本不关心他，根本不理解他，既然父母不喜欢他，那他就干脆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于是，在一次被父母打骂之后，黄顺宝彻底爆发了，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头。 离家出走之后，黄顺宝没有地方可去，就找到了之前的那些狐朋狗友，和他们彻底混在了一起。他们一起流浪，一起偷东西，一起打架斗殴，无所不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顺宝彻底放弃了自己，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 离开家之后，黄顺宝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钱吃饭、没钱住宿。于是，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盗窃的勾当。可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嚣张，盗窃的时候也越来越不谨慎，很快就被警方抓了现行。 因为盗窃，黄顺宝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82年，他刑满释放，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可此时的黄顺宝，已经一无所有，一无所长，身无长物，再加上他好吃懒做，不愿意吃苦，根本不愿意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好好生活。 于是，他又开始干起了偷东西的老本行，希望能靠着盗窃，不劳而获。可没过几个月，他又一次被警方抓获。这一次，因为他是累犯，屡教不改，法院对他从重处罚，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 刚出来没几个月，就又要进去坐牢，这让黄顺宝非常不甘心，也非常愤怒。他心里充满了怨恨，怨恨警方，怨恨父母，怨恨这个世界。在监狱里，他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才能逃出去，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准备，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一天，趁着狱警不注意，他突然冲了上去，对着一名狱警拳打脚踢，把狱警打倒在地之后，他趁机冲出了监狱的大门，成功逃了出去。 可他毕竟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也没有什么反侦察能力，更不是电影里的肖申克，注定无法实现所谓的“救赎”。他逃出去之后，因为心慌意乱，跑错了方向，再加上监狱周围早就布下了警戒，所以没出一个小时，他就被赶来的狱警再次抓了回去。 这一次，他的罪就大了。除了之前的盗窃罪，他又多了脱逃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法院直接将他的刑期改判成了无期徒刑。这一下，黄顺宝彻底傻眼了，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被困在监狱里，再也出不去了。 眼见自己出不去了，黄顺宝才终于服软了。他不再想着越狱，不再想着反抗，开始学着好好表现，希望能通过积极改造，争取减刑的机会，早日走出监狱。但他真的是真心悔改，想要重新做人吗？当然不是。 他心里很清楚，减刑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任何罪犯，只要表现良好，都有机会获得减刑。他之所以好好表现，不过是为了减刑，为了能早日出去，继续过那种不劳而获、为所欲为的生活。他从来没有真正反思过自己的错误，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无期徒刑，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经过减刑之后，罪犯最少也要执行原刑期的一半。比如说，判了10年有期徒刑，经过减刑，最少也要坐牢5年；而如果是无期徒刑，最少也要坐牢13年。 黄顺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监狱里，表现得非常“积极”。他按时参加劳动，服从狱警的管理，不惹事、不闹事，甚至还主动帮助狱警干活，讨好狱警。就这样，在监狱里的那几年，他凭借着自己的“伪装”，争取到了不少减刑的机会。 最终，他的无期徒刑，被一步步减到了15年。1997年，黄顺宝刑满释放，再次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一次，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几年，外面的世界，早已经焕然一新，和他入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和他一起混的那些狐朋狗友，有的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成了家、立了业；有的则因为继续作恶，再次入狱，至今还在监狱里蹲着；还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总之，那些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人，全都离他而去了。 看着眼前陌生的世界，看着自己孤身一人，黄顺宝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好在，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还是他的父母。虽然父母之前对他很严厉，虽然他曾经离家出走，虽然他多次入狱，让父母颜面尽失，但父母并没有真正放弃他。 和咱们之前讲过的一些罪犯一样，黄顺宝的父母也觉得，儿子之所以走上歪路，就是因为没有成家，没有责任感。如果能给儿子娶个媳妇，成个家，也许他就能收心，就能好好生活，再也不违法乱纪了。 所以，黄顺宝出狱之后，父母就开始四处张罗，给他找对象。同时，他们还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黄顺宝买了一辆旧摩托车，让他出去开摩的，挣点钱，养活自己，也为以后的生活打下基础。 其实，黄顺宝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身为南方人，他却长了一个一米八的大个头，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大多数体力活，他都能轻松应付。只要他肯吃苦、肯努力，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好好生活，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可黄顺宝本质上，就是一个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人。他根本不肯吃苦，也不愿意努力。表面上看起来，他每天都会骑上摩托车，出去开摩的，好像很努力、很上进，但实际上，他每天都在街头瞎逛，根本不认真拉客，心里只想着如何才能赚大钱，如何才能不劳而获。 他琢磨了很久，终于想通了。他觉得，只有干那些刑法上写的事情，才能快速赚大钱，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可刑法里面，写了那么多罪名，哪一个才适合自己呢？思来想去，他觉得抢劫最合适。开着摩的，流动性强，不容易被发现，而且抢劫来钱快，只要找对目标，就能轻松拿到钱。 就这样，黄顺宝开着摩的，游手好闲了几个月，一边瞎逛，一边观察目标，等待着下手的机会。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98年5月。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黄顺宝发现，那些卖菜的菜农，每天都会在凌晨三四点钟，拉着新鲜的蔬菜，骑着自行车，去南昌市里出售。这些菜农，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身上肯定会带一些卖菜的钱。而且，凌晨三四点钟，是一天当中最黑暗、最安静的时候，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这些菜农，在这个时候，简直就是绝佳的抢劫目标。 说干就干，黄顺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5月22号这天凌晨两点半，天还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村里和马路上，都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黄顺宝提前潜伏在了去南昌市里的必经之路上，那是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两边都是农田，很少有人经过。 虽然之前他干过很多次盗窃，但抢劫，这还是第一次。所以，这一天，他的心里非常紧张，紧张得手心冒汗，心跳得飞快。他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一只接一只地抽着烟，烟雾在黑暗中弥漫，照亮了他那张狰狞而紧张的脸。他一边抽烟，一边四处张望，等待着自己的目标出现。 大约在凌晨3点钟左右，他远远地看到，有一辆自行车，正缓缓地从远处骑过来。自行车的后座上，挂着两个大大的竹筐，竹筐里，装满了新鲜的蔬菜，还散发着淡淡的泥土清香。不用想，这肯定是一个去市里卖菜的菜农。 看到目标出现，黄顺宝的心跳得更快了，他立刻掐灭了手里的烟，抓起身边一块事先准备好的大石头，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潜伏下来，眼睛紧紧地盯着那辆自行车，一步步靠近。 很快，自行车就来到了黄顺宝的跟前。借着微弱的月光，黄顺宝看清了，骑车的是一个30来岁的女性，穿着朴素的衣服，脸上带着疲惫的神情，显然是起得太早，还没有睡醒。 这正合了黄顺宝的意思。刚才他还在想，如果骑车的是一个彪形大汉，他就干脆放弃，毕竟他虽然身材魁梧，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制服对方。看到是一个女性，黄顺宝的胆子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他立刻从潜伏的地方起身，猛地冲了上去，速度快得惊人。还没等那个女人反应过来，黄顺宝手里的大石头，就狠狠砸向了她的头部。“咚”的一声闷响，声音在寂静的凌晨，显得格外刺耳。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那个女人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应声倒地，一动不动，像一滩烂泥一样，倒在了路边的草丛里。 黄顺宝见状，心里一阵慌乱，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立刻上前，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女人和自行车，一起拖到了旁边的农田里，隐藏起来，生怕被路过的人发现。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竟然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嘴里发出微弱的哼哼声，还不停地挣扎着，想要求救。这一下，可把黄顺宝给吓坏了，他生怕女人的呼救声被人听到，生怕自己的事情暴露。 慌乱之下，黄顺宝一下子窜到女人的身上，用双手死死地按住女人的头，把她的脸按进泥土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别叫，别叫，再叫我就打死你！”他的力气很大，女人根本无法反抗，只能不停地挣扎，发出微弱的呜咽声。 没过多久，那个可怜的女人，就被黄顺宝活活闷死了，身体渐渐停止了挣扎，呜咽声也消失了。此时的黄顺宝，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浑身都在发抖，手心和额头，全是冷汗。 他来不及多想，立刻慌张地在女人的身上乱摸，想要找到她身上的钱。最终，他从女人的口袋里，摸到了100多块钱，这对于当时的黄顺宝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可就在他摸钱的过程中，他的手，不小心摸到了女人的胸部。黄顺宝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女性，更没有碰过女人的身体。一瞬间，一股强烈的欲望，涌上了他的心头，让他欲火焚身，失去了理智。 被欲望冲昏头脑的他，彻底丧失了人性，粗暴地撕开了女人的衣物，对这具冰冷的尸体实施了不堪入目的变态行径。事后，黄顺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第一次与女性的近距离接触，竟然是这样一种扭曲的方式。那一刻，他没有丝毫的愧疚，只有一种病态的满足感，这种感觉，也为他日后更加疯狂的作案，埋下了隐患。 发泄完欲望之后，黄顺宝的理智才稍稍回笼，随之而来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他知道，自己杀了人，还做了如此不堪的事情，一旦被警方发现，等待他的，必定是万劫不复的下场。他想起案发地点距离赣江江边不足100米，心里萌生了将尸体丢进江里、毁尸灭迹的想法。 可此时的他，因为过度紧张，手和脚一直在不停的颤抖，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拖着尸体，一点点往江边挪动，短短100米的距离，他足足拖了半个小时，期间好几次都差点瘫倒在地。直到把尸体狠狠推下赣江，看着尸体被江水吞没，渐渐消失在黑暗中，他才松了一口气，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骑上自己的旧摩托车，一路狂奔，不敢有丝毫停留。 第一起命案发生之后，黄顺宝陷入了长时间的惶恐之中。他整天心神不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那个女人惨死的模样，耳边也会响起她微弱的呜咽声。为了缓解内心的慌张，也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强迫自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每天按时骑上摩托车出去开摩的，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心思拉客，满脑子都是自己杀人的事情。 他还经常借着开摩的的机会，绕到案发地点附近查看情况，看看有没有警方的身影，有没有人发现异常。好在，那段时间，警方并没有发现这起命案的踪迹，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不起眼的摩的司机。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黄顺宝的惶恐渐渐减轻，心里的侥幸心理，也慢慢滋生起来。他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警方永远都不会找到自己。 为了让自己彻底平静下来，他尝试着老老实实开摩的，挣点干净钱，过正常人的日子。可他骨子里的好吃懒做，根本不允许他安于现状，再加上第一次杀人抢劫带来的病态快感，早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而一场意外的发生，更是彻底点燃了他再次作案的欲望，让他彻底沦为了一个冷血无情的杀人恶魔。 那是在1998年7月7号的下午，天气有些闷热，黄顺宝像往常一样，骑着自己的旧摩托车，在街头瞎逛，寻找拉客的机会。没过多久，一个穿着妖艳、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朝他走了过来，问他去附近的一个小巷子要多少钱。黄顺宝看了看女子，见她衣着暴露，神色轻浮，心里立刻有了几分盘算，随口报了一个价格，女子没有还价，爽快地坐上了他的摩托车。 谈好价钱之后，黄顺宝发动摩托车，载着女子出发了。可没想到，在半路上经过一个狭窄的路口时，对面正好也有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那个路口非常窄，只能容一辆摩托车通行，再加上黄顺宝的车技本来就不精，一时之间躲闪不及，两车在交汇的时候，发生了轻微的碰撞。 只听“蹭”的一声，女子的脚踝被对面摩托车的后视镜划了一下，立刻划破了一道血口子，鲜血瞬间就流了出来。女子当场就急了，一边捂着脚踝，一边大声呵斥黄顺宝，还想要下车去追对面的摩托车，可对方早就加足马力，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找不到肇事的摩托车，女子就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黄顺宝的身上。她指着黄顺宝的鼻子，破口大骂，还要求黄顺宝立刻带她去医院治脚，并且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其实，这件事客观来说，黄顺宝确实有责任，按照相关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的旅客伤亡承担赔偿责任，可黄顺宝本身就好吃懒做、蛮不讲理，他根本不愿意赔偿，还态度恶劣地说，要把女子扔在原地，不再拉她了。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那个女子。她本身就不是什么善茬，见黄顺宝不肯赔偿，还态度嚣张，立刻拿出手机，打了几个电话。没过多久，四五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就匆匆赶了过来，把黄顺宝的摩托车围了起来。这些小混混，个个身材高大，满脸横肉，手里还拿着棍子，一看就不好惹。 黄顺宝见状，心里也有几分害怕，但他还是强装镇定，想要和对方理论。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小混混就冲了上来，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紧接着，其他几个小混混也一拥而上，对着黄顺宝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可这还不算完，那个女子走到黄顺宝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恶狠狠地说：“敢不赔偿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给我拿5000块钱医疗费，不然，我就让这些兄弟打断你的腿，把你扔到江里去！” 听到5000块钱，黄顺宝瞬间就懵了。他开摩的一个月，也挣不到几百块钱，5000块钱，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知道，对方这是在敲诈勒索，可对方人多势众，他根本反抗不了。直到这时，黄顺宝才知道，这个女子竟然是一名失足女，人际关系复杂，身边有很多小混混撑腰，确实不是他能惹得起的。 没办法，黄顺宝只能苦苦哀求，说自己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求对方能少一点。女子和那些小混混，见他确实可怜，又怕把事情闹大，引来警方，最终松了口，让他最少拿1700块钱，不然还是不会放过他。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黄顺宝只能答应下来。他四处借钱，东拼西凑，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凑够1700块钱，交给了那个女子。除此之外，他还对着女子和那些小混混，不停的道歉，赔尽了笑脸，这才勉强了事。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黄顺宝的心里，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好歹自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监狱里混了十几年，以前也是混社会的，怎么说也应该有几分“江湖地位”，可现在，竟然被一个失足女欺负，还被几个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还要赔钱道歉，这口气，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绝对不能忍！”黄顺宝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让那个女子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根本不认识那个女子，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该如何找到她呢？对于这件事，黄顺宝倒是有足够的耐心，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等，总有一天，能等到那个女子。 从那天开始，黄顺宝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来到当时拉上那个女子的路边，蹲在一旁，死死地盯着路口，耐心等待。他每天天不亮就来，直到深夜才离开，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这一等，就是一个月。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凌晨1点多钟，夜色正浓，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黄顺宝依旧像往常一样，蹲在那个路口等待。就在这时，他远远地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路口。正是那个欺负他的失足女！ 看到目标出现，黄顺宝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心里的怒火和兴奋交织在一起，他激动得浑身都在发抖，赶紧把摩托车停在路边，锁好车门，然后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避免被对方发现。 夜色漆黑，路灯昏暗，那个女子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看手机，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黄顺宝在黑暗中，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小心翼翼地跟着她走了十几分钟，直到对方走到一座废弃的桥下。 这座桥年久失修，周围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是一个偏僻又隐蔽的地方，正好适合黄顺宝下手。见四下无人，黄顺宝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加快速度，冲了上去，一把抓住那个女子的头发，狠狠的把她拽了过来，然后用双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女子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瞬间尖叫起来，拼命地挣扎，想要挣脱黄顺宝的控制。可黄顺宝的力气很大，双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掐着她的脖子，丝毫没有放松。此时的黄顺宝，眼睛通红，满脸狰狞，满脑子都是报仇的念头，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门心思就是要把这个女子给掐死、打死。 他一边死死掐着女子的脖子，一边将她的头狠狠往旁边斑驳的桥壁上撞，沉闷的撞击声在空旷的桥下回荡，夹杂着女子微弱的挣扎和呜咽，很快就被夜色吞噬。黄顺宝后来回忆，当时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心中的怒火像野草一样疯长，只觉得只有让这个女人彻底消失，才能平息自己心中的怨气，至于撞了多少下，他根本记不清，也不想记清。 直到女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身体渐渐软了下去，再也没有了动静，黄顺宝才缓缓松开手。他喘着粗气，低头看着地上的尸体，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一种复仇后的病态快感。可这还不够，他心中的怒火依旧没有平息，目光扫过旁边的砖头，又萌生了更残忍的念头。 他弯腰捡起一块锋利的砖头，对着女子的头部疯狂砸去，一下又一下，直到女子的头部变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他才停下动作，此时的他，浑身沾满了血迹，像一头失控的野兽，眼神里满是疯狂和暴戾。即便如此，他依旧觉得不解气，又上前粗暴地扯开女子的衣物，做出了不堪入目的变态举动，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和扭曲的欲望。 发泄完之后，黄顺宝才稍稍冷静了一些，他知道，这里不能久留，必须尽快处理尸体，避免留下痕迹。他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就是一条铁路，周围杂草丛生，正好可以用来掩盖尸体。于是，他拖着女子的尸体，一步步挪到铁路边，找了一堆干枯的树枝和杂草，盖在尸体上，简单掩盖了一下痕迹。 可转身准备离开时，他又觉得不够解气，又折了回来，对着尸体做出了更恶劣的侮辱举动，直到心中的怨气彻底消散，才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逃离了现场。这是黄顺宝犯下的第二起命案，其残忍程度，比第一起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彻底暴露了他扭曲、变态的本性。 后来有专业的心理人士分析，黄顺宝的这种行为，早已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他因一点小事就耿耿于怀，还实施了如此残暴的报复，大概率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而这一次的作案，也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虽然事后依旧会紧张，但他更沉迷于杀戮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渐渐扭曲，慢慢转化成了一种变态的心理，也为他日后连环作案埋下了祸根。 从这以后，黄顺宝彻底沦为了一个冷血无情的杀人恶魔，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抢劫杀人，而是在作案过程中，不断增加残忍的手段，常常采用捆绑、殴打、肢体侮辱等方式，对受害者进行缓慢的折磨，看着受害者痛苦挣扎，他反而会感到满足，之后再将受害者杀害，甚至对尸体实施变态行径。 根据警方后来的统计，在第二起命案之后，直到1999年11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黄顺宝就像疯了一样，陆续作案11起，残忍杀害了11名无辜女性。这些受害者的身份各不相同，有年仅17岁、刚出来打工的保姆，有刚生完孩子、还在哺乳期的年轻妈妈，有勤劳朴实的普通女工，也有和之前那个女子一样的失足女，无论是什么身份，只要被黄顺宝盯上，几乎都难逃一死。 黄顺宝后来在接受审讯时，面对警方的提问，一脸麻木地说，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就对女性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仇恨，只要看到女性，就想把她们杀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自己心中的烦躁和扭曲的情绪。可实际上，他之所以会对女性产生如此深的仇恨，背后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患上了性病。 说起来，性病的由来，也和他自身的恶习息息相关。在疯狂作案的同时，黄顺宝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盗窃，他每次盗窃得来的钱，几乎都被他用来嫖娼，就连在后来的逃亡期间，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隐藏身份，而是找失足女，沾染了一身恶习。 大约在1999年初，黄顺宝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浑身瘙痒，还伴随着其他不适，他心里清楚，自己大概率是患上了性病。可他不敢去正规医院治疗，只能偷偷去一些偏僻的私人诊所，打针、吃药，尝试了各种方法，可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直到他最终被执行死刑，这个难以启齿的病痛，也一直困扰着他。 这种难以治愈的性病，成为了黄顺宝心中一道耻辱的伤疤，让他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扭曲。他不敢正视自己的病情，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女性身上，认为是女性让他变成了这样，这也成为了他不断杀人、报复女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犯下十几起命案之后，黄顺宝也意识到，警方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他，正在四处抓捕他。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方便继续作案和逃亡，他找人做了一张假身份证，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全全。说起这个名字的由来，黄顺宝后来也有过一番荒唐的解释。 他说，自己杀了十几个人，双手沾满了鲜血，肯定已经被警方列为重点通缉对象，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安全，不被警方抓住。一开始，他想取“黄权”这个名字，寓意着自己能够“权宜保命”，可转念一想，“黄权”听起来和“黄泉”谐音，太不吉利，于是就干脆在后面加了一个“全”字，变成了“黄全全”，寓意着“全身而退、平安全安”。 可这个荒唐又可笑的名字，并没有真的保佑他一直安全。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以为换一个身份，就能躲过警方的追捕，可他不知道，警方早已根据他作案的痕迹、受害者的特征，锁定了他的身份，他的模拟画像，也早已被传达到了周边各个地区的警方手中，无数民警和热心群众，都在暗中寻找他的踪迹。 这时候，有细心的人可能会有疑问：黄顺宝在1999年11月之前，就已经犯下了13起命案，可他直到2002年7月才被警方抓获，这中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到底在做什么？难道没有继续作案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不仅没有停止作案，反而在这段时间里，又犯下了3起命案，总共残杀了16名女性。 而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作案频率明显下降的原因，说来也令人唏嘘！他结婚了。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黄顺宝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他，始终希望他能成家立业、改过自新，所以在1999年底，在父母的张罗下，黄顺宝认识了一个女人，并且很快就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婚姻和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暂时缓解了他作案的欲望，也让他的生活暂时趋于平静。黄顺宝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自己这一辈子，唯一觉得对不住的人，就是他的妻子。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两人的婚姻，也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 他的妻子原本是被父母包办婚姻，还收下了男方的彩礼，可她根本不喜欢那个男人，不愿意接受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于是就毅然逃婚，一路逃到了南昌。在南昌，她遇到了黄顺宝，当时的黄顺宝，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表面上看起来还算老实，再加上黄顺宝身材高大、长相还算周正，她就动了心，觉得黄顺宝或许能改过自新，和她好好过日子，于是就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黄顺宝结了婚。 结婚之后，两人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原本以为，有了家庭和孩子，黄顺宝就能收心，好好过日子，可他骨子里的恶，根本不是婚姻和家庭能够改变的。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杀人的事情告诉妻子，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妻子渐渐发现，他经常深夜外出，回来的时候，身上常常带着陌生的血迹和泥土，而且还经常偷偷摸摸地盗窃，赚来的钱，也从来不会交给家里，全都被他用来嫖娼、挥霍。 妻子看着他好吃懒做、不思悔改，看着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团糟，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心里渐渐充满了失望和绝望。她一次次劝说黄顺宝，让他好好找一份工作，好好照顾家庭，可黄顺宝根本不听，反而还经常对她打骂、呵斥，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 更让妻子崩溃的是，黄顺宝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不得不带着全家四处躲藏，居无定所，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们从南昌逃到周边的县城，又从县城逃到外地，辗转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可黄顺宝依旧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在逃亡的间隙，还在偷偷作案。 终于，在他们逃到广州的时候，妻子彻底心灰意冷了。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毁在了黄顺宝的手里，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无法忍受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于是，在一个深夜，趁着黄顺宝熟睡的时候，妻子选择了上吊自杀，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 妻子的自杀，并没有唤醒黄顺宝的良知，也没有让他幡然醒悟。他只是简单地处理了妻子的后事，然后把年幼的女儿送回了老家，交给父母照顾，自己则孤身一人，继续四处逃亡、四处作案。他甚至觉得，妻子的死，是她自己太脆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依旧我行我素，继续残害无辜的女性。 在他被警方抓获的两个月之前，他还在肆无忌惮地作案，先后犯下了两起命案。其中有一起，发生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旁。当时，黄顺宝正准备在站台等车，逃离这个城市，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背着简单的行李，看起来像是刚从外地来，正在四处张望，似乎是在找工作。 黄顺宝看到这个女子的第一眼，心中就萌生了杀人的念头，他觉得，这个女子注定要死在自己的手里。于是，他装作一副和善的样子，主动上前搭话，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手里有一份轻松又赚钱的工作，可以介绍给她。单纯的女子没有丝毫防备，相信了黄顺宝的话，还对他充满了感激。 黄顺宝见女子上钩，就主动请她吃了一顿饭，席间，他不停地对女子嘘寒问暖，进一步取得了女子的信任。饭后，他以“带她去看工作地点”为由，连哄带骗，把女子带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片偏僻树林里。刚走进树林，黄顺宝就立刻变了脸，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架在女子的脖子上，逼迫她交出身上所有的钱。 女子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苦苦哀求黄顺宝放过自己，可黄顺宝根本不为所动。他看着女子恐惧的模样，心中的变态欲望再次被点燃，他强行扯开女子的衣物，对她实施了侮辱和殴打，然后用脚死死踩住女子的脖子，看着她一点点挣扎、一点点窒息，享受着这种掌控他人生死的快感。 直到女子彻底没了呼吸，黄顺宝才停下动作，又对女子的尸体实施了变态行径，之后才匆匆逃离了树林，继续自己的逃亡之路。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知的恶魔，杀人、侮辱尸体，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发泄欲望的方式。 其实，黄顺宝的落网，并没有什么曲折的过程。他虽然一直在逃亡，一直在隐藏身份，但他频繁作案，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警方根据现场留下的指纹、足迹，以及受害者的描述，很快就锁定了他的身份，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通缉令。周边各个地区的警方，都在密切关注他的踪迹，无数热心群众，也主动加入到了寻找他的行列中。 2002年7月17号，江西宜春的一个电影院里，正在播放电影，现场坐满了观众。有一名热心群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人的长相，和警方发布的通缉令上的黄顺宝，一模一样。这名群众心里一惊，强压着内心的紧张，悄悄观察了一会儿，确认这个人就是黄顺宝之后，立刻偷偷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派出警力，火速赶到了电影院。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们悄悄包围了电影院，然后一步步靠近黄顺宝。此时的黄顺宝，正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当民警们走到他面前，出示逮捕证的时候，黄顺宝瞬间懵了，他挣扎了几下，想要反抗，可很快就被民警们制服了。 就这样，这个疯狂作案长达四年、残杀16名无辜女性的连环恶魔，终于被警方抓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面对警方的审讯，黄顺宝没有丝毫隐瞒，坦然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后悔，反而还一脸得意地向民警讲述自己的作案经过，语气中充满了炫耀，仿佛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2003年，法院对黄顺宝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黄顺宝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黄顺宝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仿佛终于解脱了一样。 最终，黄顺宝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双手沾满16名无辜女性鲜血的恶魔，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的案件，也成为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时刻警醒着世人。 黄顺宝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家庭教育失败的产物。从小疏于管教，父母简单粗暴的打骂式教育，让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叛逆、越来越扭曲；交友不慎，沾染了一身恶习，让他一步步走向堕落；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让他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正常人的生活，反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歪路，最终沦为了一个冷血的杀人恶魔。 第301章 “情侣” 作案！消失的红塑料袋，揭开盗窃伪装 2016年12月7号，傍晚六点整。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冬日的夕阳把整个小镇染成了一片暖橘色，下班的人流裹挟着摩托车的轰鸣声、小贩的吆喝声，在老街道上缓缓涌动。某居民小区里，徐女士裹了裹身上的外套，踩着疲惫的脚步走到自家单元楼下，她和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满心都是赶紧回家歇一歇，给出差的老公打个电话，问问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这是一个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没有院墙，没有保安，属于完全开放式的居民区，楼栋之间的小路坑坑洼洼，路边堆着一些废弃的纸箱和杂物，几棵老榕树的枝叶垂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徐女士熟门熟路地爬上三楼，从包里掏出家门钥匙，指尖刚碰到锁孔，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后颈爬了上来。 不对。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早上上班出门前，特意用力拧了拧门锁，确认是反锁状态才放心离开的。可现在，钥匙还没插进去，她轻轻一推，门竟然就开了一条缝，伴随着一阵轻微的“吱呀”声，一股陌生的气息从屋里飘了出来，混杂着灰尘和一丝说不出的压抑。 徐女士的心跳瞬间加速，手心冒出了冷汗，手里的钥匙“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钥匙，双腿控制不住地发抖，脑子里飞速闪过各种念头：家里有人？是老公提前出差回来没打招呼？还是……有贼进来了？ 不可能是老公。她记得清清楚楚，老公头一天就坐飞机去外地谈生意了，临走前还特意跟她交代，让她晚上锁好门，照顾好自己。孩子呢？孩子在学校住寄宿，每周只有周末才回家，这个点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家里。 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瞬间将徐女士包裹住。她咬着牙，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然后一点点推开那扇虚掩的大门。门开的瞬间，眼前的景象让她浑身一僵，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尖叫，差点当场瘫倒在地。 屋里乱得像被台风席卷过一样。客厅的沙发被翻得乱七八糟，抱枕扔在地上，茶几上的杯子、水果散落一地，碎玻璃碴子溅得到处都是；卧室的门敞开着，床上堆满了被拉开的抽屉，衣服、首饰盒、书本扔得密密麻麻，连床底都露着几只翻倒的鞋子；最让她魂飞魄散的是，自家厨房常用的那把不锈钢菜刀，竟然直直地插在卧室的床垫上，刀刃上还沾着一点灰尘，平日里熟悉的厨具，此刻却透着一股冰冷的杀气。 “老公！老公！”徐女士颤抖着声音喊着，脚步踉跄地在屋里走动，每一步都踩在散落的杂物上，发出“哗啦”的声响，“孩子！你在吗？” 没有任何回应，屋里静得可怕，只剩下她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她的腿软得像灌了铅，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墙，眼神慌乱地扫过屋里的每一个角落，衣柜里、床底下、阳台角落，她生怕下一秒就会从某个地方窜出一个人来。 后来徐女士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心有余悸：“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着赶紧确认屋里没人。现在想想都后怕，幸亏没撞上那贼，要是真撞上了，我当场就得吓晕过去，那把菜刀就在床上，他要是急了眼，后果不堪设想。” 徐女士战战兢兢地在屋里仔仔细细排查了一圈，确认每个房间都没有人，甚至连阳台的防盗网都检查了一遍，这才稍稍冷静了一点。但她不敢多停留，生怕那贼会中途折返，于是赶紧退出门外，反手带上房门，一路小跑着下了楼，跑到小区门口的小卖部旁边，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警察同志，快来！我家被偷了！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还有一把菜刀在床上，太吓人了！”徐女士的声音带着哭腔，说话都断断续续的，“我在电白区水东镇xx小区，你们快点来，我怕那贼还会回来！” 她之所以跑到屋外打电话，就是怕自己一个人在屋里不安全，万一贼真的折返，她一个女人家，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而屋外有小卖部的老板和过往的路人，贼就算再大胆，也不敢当街行凶。 电白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不敢有丝毫耽搁，第一时间派出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赴现场，一方面保护案发现场不被破坏，另一方面安抚徐女士的情绪。与此同时，民警将案情快速上报到茂名市公安局，市局得知情况后，立刻调集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精干警力，火速赶往案发现场，一场紧张的侦破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刑侦民警赶到现场后，首先对大门进行了仔细勘查，这是整个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徐女士说门从反锁变成了虚掩，这背后一定藏着线索。民警用强光手电照射门锁，又用专业工具仔细检查了锁芯、门框和门合页，发现所有部件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压、破坏的痕迹，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看来，这不是暴力开锁，而是典型的技术开锁。”带队的刑侦队长皱着眉头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嫌疑人很有经验，懂得用技术手段打开门锁，而且动作很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般来说，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进屋时，就算鞋底再干净，也会在地面上留下足迹，尤其是2016年，警方已经有了成熟的足迹提取技术，哪怕是细微的痕迹，也能被精准捕捉到。但民警用足迹灯对整个屋子的地面进行了全面排查，客厅、卧室、阳台，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最终却一无所获，地面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可疑的足迹。 “只有一种可能，嫌疑人作案时穿了鞋套。”技术民警一边收起工具，一边说道，“而且是那种防水防污的鞋套，才能做到不留一点痕迹。这个嫌疑人，绝对不是第一次作案，反侦察意识很强。” 徐女士家是三室两厅的户型，面积不算小，民警随后对每个房间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次卧（客房）的抽屉被完全拉开，里面的衣物、杂物扔得满地都是，据徐女士回忆，这个抽屉里原本放着1000多块钱现金，现在已经不翼而飞；而桌面上摆着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却完好无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显然，嫌疑人的目标很明确，只找现金和贵重物品，对电脑这种不好携带、容易被追查的东西不感兴趣。 另一个次卧的抽屉也被翻动过，里面的东西同样乱七八糟，但因为这个抽屉里本身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没有造成财务损失。最混乱的还是主卧，所有的抽屉都被搬到了床上，抽屉里的首饰盒、化妆品、银行卡、现金被翻得一塌糊涂，床头柜上的台灯被推倒在地，灯罩摔得粉碎。 “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把菜刀。”徐女士站在主卧门口，不敢进去，声音依旧带着颤抖，“钱没了可以再挣，首饰没了可以再买，可要是真撞上那贼，他手里拿着菜刀，我这条命就没了。” 徐女士的话，让在场的民警都心头一紧。这把菜刀，不仅仅是一件厨具，更能看出嫌疑人的凶残，他进屋后特意从厨房拿出菜刀，显然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若是撞见徐女士回家，恐怕会做出极端行为。 不过，这把菜刀也让民警看到了一丝希望。技术民警立刻拿出专业工具，对菜刀的刀柄进行指纹提取，嫌疑人拿过菜刀，大概率会在刀柄上留下指纹。可经过反复提取、检测，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失望了：刀柄上干干净净，一丁点指纹都没有。 “嫌疑人作案时戴了手套。”刑侦队长的脸色更加凝重了，“戴手套、穿鞋套，技术开锁，目标明确，还随身携带菜刀，这绝对是一个有犯罪前科、作案经验丰富的惯犯。而且他心思缜密，反侦察意识极强，想要抓住他，难度不小。” 随后，民警在进门墙角的一个衣柜前停了下来。这个衣柜有锁，但徐女士说自己平时没有上锁的习惯，衣柜里主要放着一些换季的衣服。此刻，衣柜门被打开，里面的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一件件扔在地上，显然嫌疑人也对这里进行了搜查。 “我家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在主卧的抽屉里。”徐女士红着眼睛说道，“有一些平时不戴的金银首饰，项链、手镯、耳环，还有一些现金，加起来一共价值20多万，现在全都没了。” 熟悉广东人的都知道，很多广东人都十分低调，哪怕家里很有钱，也不会刻意张扬，常常会把贵重物品放在不起眼的地方。徐女士家就是这样，那些价值十几万的金银首饰，就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抽屉里，外面没有任何装饰，不仔细看，根本想不到里面会藏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 更让徐女士心疼的是，电脑桌的抽屉里，她还放了8万多块现金，2016年，虽然手机支付已经普及，但徐女士习惯在家放一些现金，一来方便日常开销，二来也是应急用。可这些现金，被嫌疑人一扫而空，一分钱都没有剩下。 民警又对阳台和各个房间的门窗、防盗网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所有的防盗网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破坏、被撬动的痕迹，窗户也都是从内部关上的。到这里，所有人都意识到，这起盗窃案的棘手程度，远超想象，嫌疑人没有留下指纹、足迹，没有破坏门窗，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相当于“来无影、去无踪”。 “线索基本为零。”刑侦队长召开了临时现场会议，语气严肃，“现在，我们只能从外围入手，对小区的住户进行全面走访，看看有没有人看到过可疑人员，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民警立刻分成几组，对小区的每一户住户进行走访询问，从一楼到顶楼，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功夫不负有心人，住二楼的一位退休老人，向民警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今天下午，我坐在楼下的石凳上晒太阳，看到有两个人进了你们说的这栋楼，看着鬼鬼祟祟的。”老人今年快70岁了，眼神虽然有些模糊，但记忆还算清晰，“那俩人我没太看清长相，只记得他们上楼梯的时候，一直东张西望，脚步很轻，显得很慌乱，不像我们小区的住户。” 老人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最近我听小区里的人说，茂名这边发生了好多起入室盗窃案，我还特意多留意了他们一眼。哦对了，我想起了，那俩人是一男一女，看着像一对情侣，走路的时候挨得很近，说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 “情侣？”听到这两个字，在场的民警都浑身一激灵，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就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前，茂名市已经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每一起案件的目击者，都提到过一对可疑的男女，看着像是情侣，作案手法也和这起案件十分相似，技术开锁、不留痕迹、目标明确。 那些案件至今都没有侦破，现在又多了一起，而且嫌疑人特征高度吻合，茂名警方的压力瞬间倍增。若是不能尽快抓住这对“情侣”，恐怕还会有更多住户遭遇盗窃，到时候不仅会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还会引起群众的恐慌。 听完老人的证词后，民警立刻将这起案件和之前的一系列“情侣盗窃案”关联起来，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随后，民警对案发现场附近的环境进行了进一步勘查，发现这个老小区的环境十分复杂，没有监控，没有保安，路口众多，而且小区旁边就是一个大型菜市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人员流动性极大，给侦破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离小区最近的监控，也在100多米之外。”负责排查监控的民警回来汇报，“而且这个小区是老小区，住户都没有安装私人监控，周围的监控也都是路口的公共监控，一共有六个，但没有一个是直接正对小区门口的，只能拍到小区周边的部分区域。” 在随后的案情分析会上，市局领导明确指示：“现场勘查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监控视频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突破口，必须仔细排查，哪怕是一帧一帧地看，也要找到可疑人员的踪迹。” 民警立刻调取了小区周边100多米外的六个监控摄像头的所有影像资料，重点排查老人所说的“一对情侣”。监控视频的画面不算清晰，而且因为距离较远，很多细节都看不清楚，民警们分成两班，轮流盯着屏幕，眼睛都熬得通红，反复回放、比对，可始终没有发现那对可疑情侣的踪迹。 为了确保没有遗漏，民警又对小区的住户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走访，希望能找到更多目击者。这一次，一位在家门口带孩子玩耍的女邻居，向民警反映了一个新的情况：“今天下午4点多，我带着孩子在门口玩，看到过一对情侣，从这栋楼门口经过，看着挺年轻的，男的个子不高，女的长头发，具体长相没太看清。” 根据女邻居提供的时间段，民警再次重点排查了那六个监控摄像头的影像资料，把下午4点到5点的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可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侣。就在民警们感到困惑的时候，又有一位邻居站了出来，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你们说的那两个人，不是一男一女，应该都是男的。”这位邻居是做小生意的，平时观察力比较强，“我下午4点多的时候，也看到他们了，俩人都30来岁，身材都很瘦，其中一个穿着米黄色的上衣和牛仔裤，另一个穿着黑色的外套，走路的时候鬼鬼祟祟的，一直往住户家里瞟。” 听到这里，专案组的民警突然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之前因为茂名近期发生了多起“情侣盗窃案”，所以民警在走访询问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向目击者透露了“可疑情侣”的信息，导致第一位目击者下意识地往“情侣”的方向联想，误把两个男性当成了一男一女。 “赶紧调整侦破方向！”刑侦队长当机立断，“放弃排查情侣，重点寻找两个30来岁、身材瘦小的可疑男性，尤其是穿着米黄色上衣和牛仔裤的那个人，务必找到他们的踪迹。” 民警们立刻调整思路，再次调取监控视频，重点排查下午4点多时间段，小区周边出现的两个身材瘦小的男性。可无论他们怎么排查，怎么回放，都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可疑人员。随后，民警又扩大了时间范围，从案发当天早上6点，一直排查到晚上7点，把所有经过小区周边的人员都仔细比对了一遍，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难道他们是从监控盲区进来的？”在案情分析会上，有民警提出了疑问，“这个小区是开放式的，周边有很多小路，有些小路没有监控，他们会不会是从那些监控盲区进入小区，作案后又从盲区离开？” 这个猜测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随后，民警又分析，侵财类案件的嫌疑人，在作案前一般都会进行踩点，他们很可能在案发前几天，就已经来过这个小区，熟悉了周边的环境和监控分布。基于这个判断，民警又调取了案发前三天的所有监控视频，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细致研判，一点点排查可疑人员，可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视频侦查这条路，彻底走不通了。 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感到十分挫败，连续几天的排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件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的侦破方向，最终决定，对所有监控视频进行“重叠筛选”，试图从中找到突破口。 所谓的“重叠筛选”，说通俗一点，就是在不同的监控摄像头里，寻找同一个人或同一两个人，若是他们在短时间内，两次或多次出现在小区周边，就将其列为可疑人员；同时，还要排查经过小区周边的所有车辆，不管是汽车、摩托车，还是三轮车，都要一一核实，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车辆。 有了这个思路后，民警们再次投入到监控排查工作中，一点点标注出有反常行为的人员和车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案发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有两个人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从案发现场西边的小路过来，缓缓驶入小区。大概一两分钟之后，这辆摩托车又从小区里开了出来，但奇怪的是，进去的时候是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却只有一个人，坐在后座的那个男性，没有跟着出来。 “这个后座的人，有重大嫌疑！”刑侦队长立刻说道，“他在小区里逗留了一两分钟，很可能是去踩点，或者是去确认屋里有没有人。必须尽快找到骑摩托车的这个人，核实后座那个人的身份。” 民警们立刻展开调查，通过监控轨迹追踪，很快就找到了骑摩托车的男子。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显得有些慌张，但还是如实交代了情况：“那天下午，我骑摩托车送朋友回家，他就住在那个小区里，我把他送到小区门口，他下车进去了，我就骑着摩托车离开了，我真不知道什么盗窃案啊。” 为了核实男子的说法，民警立刻赶到小区，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个朋友，又询问了朋友的家人。经过核实，男子说的都是实话，他的朋友确实住在这个小区，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确实是被他送回来的，而且回家后，就一直关在房间里玩电脑，没有再出去过，有家人和电脑登录记录可以作证。 这条线索，又断了。 监控排查组的民警没有气馁，继续在监控视频中寻找可疑人员。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两个可疑人员，都是在同一个监控探头拍摄到的影像资料里。 第一个可疑人员，出现在下午2点半左右。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性，穿着一件黄色外套，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旅游鞋，打扮得比较时髦，走路的时候很快，经过案发现场所在的小区门口后，径直走了进去。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这个男子又从小区旁边的小路走了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纸皮袋子，袋子是方形的，大小、厚度，和徐女士丢失的8万多块现金叠起来的样子，十分相似。 “这个男的很可疑！”负责监控的民警立刻说道，“他进去的时候空手，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方形纸皮袋，而且时间段也和案发时间吻合，很可能就是他偷了现金，拿着赃物离开了。” 第二个可疑人员，出现在下午4点40分左右。那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性，穿着一件灰色外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没有戴头盔，脸上还戴着一副墨镜，看起来十分可疑。当他经过监控摄像头的时候，特意用手扶了扶鸭舌帽，还微微低下了头，像是在刻意躲避监控。 更让民警警惕的是，有一位民警认出了这个人：“我认识他，他之前有过入室盗窃的犯罪前科，而且作案手法和这起案件有些相似，他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段经过这里？” 有犯罪前科，案发时间段经过案发现场，还刻意躲避监控，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男子的嫌疑极大。但民警们也很清楚，怀疑不能当证据，必须找到这两个人，核实他们的行踪，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犯罪嫌疑人。 没过多久，侦查员就找到了那个穿着红色旅游鞋的男子。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显得很平静，如实说道：“我当天下午是回自己家，我就住在那个小区里，进去的时候是空着手，回家后想起家里有一双鞋坏了，就拎着鞋出去，送到小区附近的修鞋摊去修，你们可以去问修鞋摊的师傅，他可以作证。” 民警立刻赶到男子所说的修鞋摊，找到了修鞋师傅。修鞋师傅回忆道：“没错，那天下午2点多，这个小伙子确实来修过鞋，是一双黑色的皮鞋，鞋跟磨坏了，我修了大概二十分钟，他还跟我聊了几句家常，修完鞋他就走了。” 为了进一步核实，民警又调取了修鞋摊附近的监控视频，视频中清晰地显示，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这个男子拎着一双皮鞋，来到修鞋摊，修完鞋后就离开了，和他所说的完全一致。至此，这个男子的作案嫌疑，被彻底排除。 接下来，民警又找到了那个有犯罪前科的男子。这个男子看到民警，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显得十分慌张，他有过犯罪前科，知道民警找他，肯定没什么好事。尽管民警没有透露案情，但他也猜到，民警是在查案子。 “我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去网吧上网了，骑着摩托车去的，一直待到晚上7点多，网吧的监控可以作证。”男子连忙说道，语气带着一丝讨好，“我路过监控的时候，扶了一下帽子，就是下意识的动作，我真没刻意躲避监控，我甚至都没注意到那里有监控，我真没偷东西，你们相信我。” 民警立刻赶到男子所说的网吧，调取了网吧的监控视频。视频中显示，当天下午4点20分左右，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到网吧，进门后就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一直玩电脑，直到晚上7点多才离开，期间没有离开过网吧，和他所说的完全一致。而他路过监控时扶帽子的动作，确实是下意识的，并不是刻意躲避监控。 这个男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所有有价值的线索都被排除了，所有有嫌疑的人员也都被排除了，案件侦破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感到十分疲惫，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挫败。 “不能放弃，我们再回到案发现场，重新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细节。”刑侦队长鼓励大家说道，“有时候，最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就是最关键的线索。” 随后，专案组的民警再次来到徐女士家里，这一次，他们没有再进行现场勘查，而是坐下来，耐心地和徐女士聊天，一点点启发她，让她回忆一下，案发前后，有没有什么不起眼的细节，是之前没有提到过的。 徐女士坐在沙发上，眉头紧锁，仔细回忆着案发前后的每一个细节，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每一个画面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徐女士突然眼睛一亮，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我想起一个细节，不知道算不算线索。” “你说，不管是什么细节，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民警连忙说道，身体微微前倾，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案发前两天，我老公出差之前，新买了两条内裤，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着，放在主卧的衣柜里。”徐女士回忆道，“案发后，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两条内裤还在衣柜里，但是那个红色的塑料袋，却不见了。” 徐女士顿了顿，又补充道：“那个塑料袋很普通，就是平时超市里装东西的那种红色购物袋，上面还有超市的logo，不值钱，我当时也没在意，直到你们刚才问我，我才突然想起，那个袋子不见了。” 听到这里，在场的民警都眼前一亮，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个不值钱的红色塑料袋，嫌疑人不可能偷去变卖，唯一的可能就是，嫌疑人用这个红色塑料袋，装偷来的赃物，现金、金银首饰，这些东西体积小、价值高，用塑料袋装起来，方便携带，而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个细节太关键了！”刑侦队长激动地说道，“我们之前排查监控，只关注可疑人员，却忽略了他们携带的物品，现在，我们重新调取所有监控视频，重点排查手提红色塑料袋的可疑人员，一定能找到线索！”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再次调取了小区周边所有监控摄像头的影像资料，这一次，他们不再关注人员的外貌、穿着，而是重点排查每个人携带的物品，尤其是红色塑料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案发当天下午4点42分的监控视频里，民警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 监控视频中，一个中年男性，穿着黑色上衣，身高大概170厘米左右，身材中等，一边打着手机，一边急匆匆地从案发现场所在的小区走了出来。他的右手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袋子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一个方形的物体，从轮廓来看，和徐女士丢失的成扎现金，十分相似，徐女士说过，她丢失的现金都是成捆的，没有散开，所以形状很规整。 这个男子走路的速度很快，大踏步地往前走，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显得十分慌张，而且打电话的时候，语气急促，像是在和人约定汇合地点，完全没有注意到路边的监控摄像头。 “就是他！”民警们都十分兴奋，终于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为了确定这个男子的身份，民警们立刻展开视频轨迹延伸侦查，顺着男子离开的方向，调取了下一个监控摄像头的影像资料，一步步追踪他的行踪。 追踪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男子从小区出来后，径直走进了附近的菜市场。菜市场里人挤人，来来往往的人流很大，摊位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男子走进菜市场后，就淹没在了人群中，监控视频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把菜市场周边的所有监控视频都调取出来，一帧一帧地比对，放大画面，仔细寻找男子的身影。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民警们终于在菜市场深处的一个监控摄像头里，找到了这个男子，他正站在一个摊位旁边，和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孩汇合，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一起走出了菜市场，在路边拦了一辆摩的，匆匆离开了。 看到这里，民警们都愣住了，这不又回到了最初的说法吗？一男一女，像是一对情侣。之前因为目击者的误判，他们把侦破方向调整为两个男性，现在看来，最初的目击者并没有完全说错，只是细节上有偏差。 而且，这对男女的体貌特征，和之前茂名发生的多起“情侣盗窃案”的目击者描述，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一时间，民警们也不能确定，这对男女，就是那系列“情侣盗窃案”的嫌疑人。 民警们立刻顺着摩的行驶的方向，调取了沿途的监控视频，继续追踪这对男女的行踪。监控视频显示，这对男女坐着摩的，行驶了几百米之后，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下了摩的，然后在路边等待。大概10分钟左右，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了他们面前，两人快速上车，车子发动后，径直往吴川方向驶去。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换乘，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经验丰富的民警，却从中看出了破绽，从菜市场到他们换乘黑色小轿车的地方，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走路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花冤枉钱坐摩的，而且他们的动作很急促，像是在刻意躲避什么，急于离开这个地方。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刑侦队长皱着眉头说道，“他们之所以坐摩的，就是为了快速离开案发现场周边，避免被人发现，而且换乘黑色小轿车，也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无法追踪他们的行踪。” 带着这些疑问，民警们决定，按照案发时间段，展开倒查，看看这对男女，是怎么来到案发现场的。经过几天的倒查，民警们在小区西北角的一个监控点位，找到了关键线索。 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这对男女搭乘一辆摩的，来到了案发现场所在的小区外边，下了摩的之后，两人手牵手，慢悠悠地向小区走去，看起来和普通的情侣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而且他们当时都空着手，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包括那个红色塑料袋。 下午4点28分，两人一起走进了小区。不到五分钟，那个女孩就从小区里走了出来，一边打着手机，一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小区的方向，显得有些慌张，然后径直走向了小区附近的一个路口，在那里等待。 下午4点42分，那个男子也从小区里走了出来，手里拎着那个红色塑料袋，急匆匆地走向菜市场，和之前监控里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从两人进入小区，到男子离开，一共只有15分钟的时间，而且男子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显然是早有预谋。 “太可疑了！”刑侦队长说道，“两人一起进去，女孩先出来望风，男子在里面作案，作案后快速离开，汇合后立刻逃离，这分明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盗窃，而且他们伪装成情侣，就是为了干扰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放松警惕。” 专案组的民警们越来越肯定，这对男女，就是这起盗窃案的嫌疑人，而且很可能就是之前多起“情侣盗窃案”的真凶。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找到这对男女的身份，抓住他们。 可问题是，监控视频距离较远，画面比较模糊，无法看清这对男女的长相，也无法看清他们乘坐的黑色小轿车的车牌号。而且，案发现场附近靠着国道，来往的车辆很多，黑色的小轿车更是数不胜数，想要从海量的车辆中，找到那辆黑色小轿车，难度极大。 “不管难度多大，我们都要查！”刑侦队长坚定地说道，“把案发时间段，所有驶向吴川方向的黑色小轿车，都列为追查对象，一一核实车主信息，哪怕是一辆一辆地比对，也要找到那辆车。” 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调取了国道沿线的所有监控视频，排查案发时间段驶向吴川方向的黑色小轿车，然后将所有车辆的车牌号汇总起来，侦查员们分成几组，分头联系车主，一一核实情况。 这是一项庞大而繁琐的工作，每天，侦查员们都要拨打上百个电话，跑遍周边的各个村镇，核实每一辆黑色小轿车的行踪。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有一位车主，向民警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那天下午，我确实搭载过一男一女，他们在菜市场附近拦的我的车，说要去湛江。”车主回忆道，“他们俩看起来很亲密，说话都是湛江口音，一路上都在低声交谈，显得很神秘，我也没好意思多问。他们本来打算去湛江汽车站，再坐车去广西南宁，但走到湛江的一个小区门口，他们就下车了，说是要去朋友家。” 这个线索，让民警们兴奋不已，终于有了这对男女的去向，而且还知道了他们的口音是湛江口音，这为后续的排查工作，缩小了范围。 民警们立刻驱车赶往湛江，展开进一步的追踪。根据监控视频中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判断，这个男子的年龄，大概在30岁到35岁之间。结合车主提供的“湛江口音”这个线索，民警们决定，重点排查30岁到35岁之间、湛江籍、有过入室盗窃前科的男性。 排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民警们联系了湛江当地的警方，调取了湛江籍有入室盗窃前科人员的档案，一一比对体貌特征。很快，一个名字，浮出了水面，徐某。 徐某，31岁，湛江人，2010年的时候，因为入室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行踪飘忽不定。民警们调取了徐某的照片，和监控视频中的男子进行比对，发现两人的体貌特征、身高体型，都十分相似。 “就是他！”民警们立刻锁定了徐某，然后联系徐某的户籍地警方，进一步了解徐某的情况，锁定了他日常的活动区域。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民警们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徐某有一个同伙，姓苏，是一个28岁的湛江女孩，两人经常一起出入，形影不离，而这个苏某，正是监控视频中的那个女孩。 掌握了徐某和苏某的相关信息后，专案组立刻派出更多的警力，赶到湛江，进行摸排调查。经过几天的跟踪、蹲守，民警们终于掌握了徐某和苏某的行踪规律和落脚地点，徐某长期在湛江和茂名化州市之间往返，在化州还有一个落脚点，而苏某，则长期住在湛江的一个小区里。 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2017年1月6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夜色依旧浓重，茂名警方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化州，抓捕徐某；另一路赶往湛江，抓捕苏某。 赶往化州的民警，在徐某的落脚点，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里，顺利将徐某抓获。抓捕的时候，徐某还在睡觉，民警们当场从他的身上，搜出了6把开锁工具，有锡纸、撬棍、万能钥匙，都是入室盗窃常用的工具。让民警们意外的是，在出租屋里，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姓陈，民警们在陈某的身上，也搜出了5把开锁工具。 “看来，这不是两个人作案，而是一个盗窃团伙！”刑侦队长说道，“徐某负责开锁作案，苏某负责望风、藏匿赃物，陈某很可能也是团伙的一员，负责踩点或者接应。” 与此同时，赶往湛江的民警，也在苏某的住处，顺利将苏某抓获。民警们在苏某的住处，进行了全面的搜查，当场缴获了7000多块人民币、15块各个品牌的名贵手表、多部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还有大量的金银首饰、外币、纸币，以及多套开锁工具。更让民警们惊喜的是，之前另外一起“情侣盗窃案”中，失主丢失的赃物，也出现在了苏某的住处。 经过仔细搜查，民警们还在苏某住处的衣柜夹层、床底的暗格里，发现了更多藏匿的赃物，这些赃物，都是徐某和苏某多次入室盗窃所得，数量众多，价值不菲。从现场搜出的现金和物品来看，这个盗窃团伙，涉案数量极多，作案范围极广。 随后，徐某、苏某、陈某被警方带回茂名市电白公安分局，进行审讯。审讯一开始，徐某就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而陈某，也很快交代了自己参与入室盗窃的事实。但苏某，却十分狡猾，面对民警的审讯，她一概否认，声称自己不知道任何盗窃案件，和徐某只是普通朋友，那些赃物，她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民警们没有气馁，他们拿出监控视频、赃物照片等证据，一点点对苏某进行审讯，做她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苏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她哭着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揭开了这个“情侣盗窃团伙”的伪装。 据苏某交代，她和徐某，根本不是情侣，而是合作伙伴。两人是在湛江认识的，徐某有入室盗窃的前科，刑满释放后，没有固定工作，就想重操旧业，而苏某，因为好吃懒做，缺钱花，就被徐某说服，和他一起作案。他们之所以伪装成情侣，就是为了干扰警方的视线，一般来说，警方在排查可疑人员的时候，看到情侣，往往不会过于警惕，他们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多次作案，都没有被发现。 他们的作案套路，十分固定：每次作案前，都会提前踩点，选择那些开放式、没有监控、没有保安的老小区，锁定目标后，由苏某先上前敲门，确认屋里没有人后，就立刻离开，到约定地点望风；然后徐某用技术手段打开门锁，进入屋里盗窃，目标主要是现金、金银首饰等容易携带、价值高的物品；作案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间，速战速决；作案完成后，徐某带着赃物，和苏某汇合，然后立刻逃离现场，前往另一个城市躲避风头，等风声过后，再回来继续作案。 徐某交代，他之所以在作案时戴手套、穿鞋套，就是为了不留痕迹，反侦察意识极强；而他从厨房拿出菜刀，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若是撞见住户回家，就用菜刀威胁对方，确保自己能够顺利逃离，他早就打定主意，见不着人就偷东西，见着人，就不惜一切代价脱身，其心思之缜密、手段之凶狠，令人发指。 而陈某，是徐某后来找来的同伙，负责踩点和接应，每次作案前，由陈某去小区踩点，确认监控分布和住户的作息时间，然后把信息告诉徐某和苏某，作案后，由陈某负责接应，帮助他们转移赃物。 经过审讯，徐某、苏某、陈某还交代，除了徐女士家这起盗窃案，茂名近期发生的多起“情侣盗窃案”，也都是他们干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湛江、茂名化州等地，多次入室盗窃，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万元，赃物大多被他们变卖，所得赃款，都被他们挥霍一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徐某、苏某、陈某自以为作案手段天衣无缝，能够逍遥法外，却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红色塑料袋，成为了揭开他们伪装的关键，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 2017年3月28号，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公安分局，举行了盛大的退赃仪式。徐女士夫妻俩，以及其他多起盗窃案的失主，都来到了现场，当他们看到自己丢失的现金、金银首饰、手表等物品，失而复得的时候，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笑容，纷纷握着民警的手，表达自己的感谢。 徐女士拿着自己的金银首饰，激动得哭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警察同志，我以为这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2017年9月30号，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系列入室盗窃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审理认为，徐某、苏某、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入室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结合三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以及前科情况，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元；被告人苏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陈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第302章 乌江悬案：十年追凶，两尸三命 思南，这座依偎在乌江边的小城，节奏缓慢，民风淳朴，大多数人靠着乌江的滋养谋生，何林就是其中之一。今年四十二岁的何林，是土生土长的思南人，没什么固定工作，平日里就靠打零工补贴家用，闲下来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沿着乌江江岸慢慢闲逛，看江水滔滔，看两岸风光，享受这份独属于小城的宁静。 2008年5月7日，天气有些阴沉，微风带着乌江水面的湿气，吹在身上微凉。何林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就沿着江岸往白果沱段走去，那里的江面开阔，岸边有大片的芦苇丛，是他最喜欢的去处。一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哼着当地的山歌，脚步慢悠悠的，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足以打破小城宁静的惊悚一幕，正在前方等着他。 走到白果沱段的一处浅滩旁时，何林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说不出的异味，像是某种东西腐烂后的味道，混杂着江水的腥气，让人有些不适。他皱了皱眉，下意识地四处张望，想找找异味的来源。起初，他以为是江里的死鱼，并没有太在意，可随着脚步慢慢靠近，那股异味越来越浓，刺鼻得让人忍不住捂住鼻子。 顺着异味望去，何林的目光落在了江面不远处的一块礁石旁，那里漂浮着一个奇怪的物体，被一层厚厚的黄泥包裹着，只露出一小部分深色的布料，随着江水的波动轻轻晃动。他心里犯了嘀咕，好奇心驱使着他慢慢走近，蹲下身，眯着眼睛仔细打量。 这一看，让何林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吓得他浑身发抖，差点瘫坐在地上。那根本不是什么漂浮物，而是一个人！一个蜷缩着的人形，身上裹着厚厚的黄泥，脸色苍白得像纸，毫无生气，显然已经没了呼吸。 何林定了定神，又仔细看了一眼，确认自己没有看错，那确实是一具尸体，看身形，像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巨大的恐惧瞬间淹没了他，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手指僵硬得按了好几次，才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声音颤抖着喊道：“喂……喂！警察同志，快来！乌江白果沱这边，江里漂着一具女尸！太吓人了！” 接到报警后，思南县公安局的民警们迅速出动，带着法医和刑侦技术人员，火速赶往现场。一路上，民警们心里都沉甸甸的，在这样宁静的小城，在风光秀丽的乌江边发现无名女尸，绝非偶然，大概率是一起恶性杀人抛尸案。 十几分钟后，民警们抵达了现场，立刻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靠近，保护现场的完整性。法医和刑侦技术人员迅速投入工作，穿着防水服，小心翼翼地将江中的女尸打捞上岸。尸体被打捞上来的那一刻，在场的民警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身材瘦弱，身上裹着厚厚的黄泥，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看不清具体的容貌，只能隐约看到她的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法医立刻对尸体进行初步勘验，周围的空气变得格外凝重，只有法医的低语声和江水的流淌声。经过仔细检查，法医脸色凝重地向带队民警汇报：“队长，死者颈部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创口，边缘十分整齐，初步判断是被锐器所致，气管已经完全断裂，致命伤应该就在这里。另外，死者的眼睛周围也有锐器创口，伤口较深，看得出来下手力道极狠，推测是死者失去气息后，嫌疑人又补下的狠手，像是泄愤一样。” 民警们闻言，脸色更加严肃。颈部的致命伤，死后的补刀，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共戴天的仇怨，可嫌疑人与死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此刻无人知晓。随后，法医继续勘验，又有了新的发现：“死者的膝盖处有明显的淤血痕迹，应该是遭受侵害后，身体下坠过程中撞击硬物造成的。除此之外，死者身上没有发现其他明显的抵抗伤口，推测死者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人突然持刀杀害的，可能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 “死亡时间大概在十天左右，”法医继续说道，“但由于尸体在江面上漂浮的时间无法准确判断，水流速度、水温等因素都会影响尸体的腐烂程度，所以目前无法准确推算出死者的遇害地点，只能初步判断，尸体是从乌江上游顺着水流漂过来的。” 此刻，最让警方迫切想要知道的，就是这名年轻女孩的身份。只有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才能顺着她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找到破案的突破口。负责现场勘验的刑侦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死者身上的黄泥，对她的外部特征进行仔细的检查和记录，身高大约1米58，体型偏瘦，头发黑色，长度及肩，身上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衣，一条深色的裤子，脚上没有穿鞋，指甲修剪得很短，没有涂抹指甲油，身上也没有任何首饰，没有能直接证明身份的证件。 就在这时，死者裤子上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虽然尸体被江水浸泡了很久，又被黄泥包裹，但裤子前后依然附着着厚厚的一层黄泥，而且这些黄泥的印记非常清晰，不像是被水流随意冲刷上去的。民警推测：“死者是顺着乌江漂过来的，经过这么久的水流冲刷和浸泡，这些黄泥还能牢牢附着在裤子上，说明这些泥土曾经和死者的衣服反复接触过，大概率是死者遇害时，所处的环境有大量的黄泥，比如工地、农田或者江边的泥地。” 除此之外，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死者穿着外衣和外裤，但仔细检查后发现，她的外裤里面，竟然穿着一条浅色的睡裤。这个细节让民警们陷入了沉思，结合死者身上没有抵抗伤的情况，民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在睡梦中被人叫醒，慌乱之中来不及换掉睡裤，只匆忙穿上了外衣外裤，正要出门的时候，被人突然杀害，随后被抛入乌江。 另外，从女孩的装扮来看，民警觉得，她应该不是思南本地人。那么，一个外地的年轻女孩，为什么会出现在思南的乌江边？又为什么会被人杀害抛尸？ 民警们立刻联想到了当时思南县的一个特殊情况，2008年，正是思林水电站修建的关键时期，这座位于乌江上的水电站，距离发现尸体的白果沱段大约七八十公里，当时正处于收尾阶段，工地上有多达数千名外来务工人员，来自河南、山东、杭州、内蒙古等各个省份，人员繁杂，流动性极大。 “按照死者的死亡时间和乌江的水流速度，死者很可能是在思林水电站附近遭遇伤害的，”带队民警分析道，“那些外来务工人员中，鱼龙混杂，难免有矛盾冲突，而且死者大概率是外地女孩，很可能就是在水电站附近务工的人员，或者是和水电站的男性建设者有过密切接触的女性。” 基于这个推测，思南警方立刻将第一波排查的重点，放在了思林水电站的外来务工人员身上。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进驻水电站工地，挨个儿工棚走访，拿着死者的模拟画像（根据尸体特征绘制），逐一询问，排查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女性，同时询问工地的男性建设者，是否认识这样一名年轻女孩，是否有过矛盾冲突。 那段时间，民警们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工地里尘土飞扬，噪音刺耳，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几口凉水，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的线索。可水电站的务工人员实在太多，流动性又大，很多人干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而且大部分人都是临时雇佣的，没有详细的身份登记，排查工作异常艰难。 经过半个多月的全面排查和逐一走访，民警们排查了上千名务工人员，却始终没有发现和死者外貌特征相符的人员，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为了尽快找出死者的身份，思南警方决定扩大查找范围，将排查范围延伸到思南县周边的各个县市，联系当地的派出所，查询近期的失踪人员记录，比对死者的特征。 可遗憾的是，在周边的县市，民警们同样没有找到与死者特征相符的失踪人员。案件的侦破工作，一下子陷入了死胡同，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民警们一个个愁眉不展，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 “不可能，死者的身上一定还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参与案件侦办的刑侦技术人员坚定地说道，“案件的突破口，肯定就隐藏在这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里，我们再重新梳理一遍，仔细检查尸体的每一个部位，绝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 随后，刑侦技术人员再次对尸体进行了细致的勘验，这一次，他们更加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痕迹。与此同时，民警们也重新梳理了排查思路，从死者的饮食习惯入手，通过对死者胃部残留物的检验，发现死者平时的饮食以辛辣为主，这与贵州本地人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因此民警推测，死者很可能就是生活在贵州的人，只是不是思南本地人。 乌江作为贵州省的第一大河，流经的市县有很多，既然死者大概率是贵州人，警方决定进一步扩大查找范围，从发现死者的白果沱段出发，沿着乌江两岸，将所有的村庄都划定在走访排查的范围内，挨村挨户走访，寻找可疑线索。 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任务，乌江两岸的村庄大多依山而建，交通不便，很多村庄只能靠步行到达。民警们背着干粮和水，沿着乌江两岸的山路，一村一村地走访，一户一户地询问，每天要走几十公里的路，脚上磨起了水泡，身上沾满了泥土，却没有一个人抱怨。 日复一日，民警们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庄，询问了一个又一个村民，转眼间，就走访了六七千人。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一名来自乌江沿岸某村庄的村民，向民警反映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警官，我记得大概几个月前，我们村有一个村民，带回来一个年轻的女孩，听说是四川来的，长得挺清秀的，不过没待多久，那个女孩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民警们闻言，瞬间精神振奋，立刻追问详细情况，可这名村民只记得女孩是四川来的，跟着村里的一名村民回来，具体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和那名村民是什么关系，他都记不清了。即便如此，这条线索依然给民警们带来了希望，他们立刻围绕这名村民所说的情况，对这个村庄展开了重点排查，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线索再次中断。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刑侦技术人员在对死者进行尸检时，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死者竟然怀有身孕，胎儿已经有两个多月大。这个发现，让民警们眼前一亮，一个新的排查方向出现了：胎儿的亲生父亲，哪怕不是凶手，也一定对死者的社会关系有所了解，只要能找到胎儿的亲生父亲，就很可能找到破案的突破口。 随后，民警们立刻提取了死者和胎儿的dNA样本，录入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比对，寻找胎儿的亲生父亲。可遗憾的是，当时的dNA数据库还不够完善，比对工作进行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从这个方向展开的侦查，也再次陷入了僵局。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几年过去了，思南县公安局换了两任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也换了三任刑侦大队长，一批又一批的民警参与到这起案件的侦办中来，可案件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但没有一个人忘记这起发生在乌江边的无名女尸案，没有一个人放弃追查凶手，相关的侦查工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开展着，死者的dNA样本被妥善保存，每一次有新的技术突破，民警们都会重新比对，希望能找到新的线索。 这一等，就是十年。 2018年年初，随着dNA技术的不断完善，思南警方再次对死者和胎儿的dNA样本进行比对，这一次，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身在广东的一名叫袁达的男子，其dNA与胎儿的dNA完全匹配，他就是胎儿的生物学父亲。 这个发现，让整个侦办团队都沸腾了，十年的坚守，终于有了新的希望。民警们立刻对袁达展开调查，了解到袁达是重庆人，今年36岁，16岁的时候就独自一个人去了广州打工，常年在外漂泊，有过两次婚姻，2008年思南警方在乌江边发现女尸的时候，他还和第一任妻子在一起生活。 而让民警们起疑的是，经过调查发现，袁达在2008年前后，行为异常诡异，经常隐藏自己的行踪，身边的朋友都回忆说，那段时间，袁达总是神神秘秘的，很少和朋友们来往，而且经常往来于广东、重庆、河南、陕西等多个省份，行踪不定，问他去做什么，他也总是含糊其辞，不愿多说。 “袁达的作案嫌疑非常大，”刑侦大队长说道，“他是胎儿的亲生父亲，与死者肯定有密切接触，而且他在案发前后行为异常，很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我们立刻派人赶赴广东，正面接触袁达，了解情况。” 几天后，民警们抵达了广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正在一家小工厂打工的袁达。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袁达显得有些慌乱，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民警的目光，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在审讯室里，袁达向民警坦承，自己的私生活确实比较混乱，在外面认识过不少女人，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杀过人，反复强调：“警官，我承认我私生活不检点，但我绝对没有杀人，我胆子小，连鸡都不敢杀，怎么可能杀人抛尸？” 在民警的耐心询问和政策宣讲下，袁达终于回忆起，在2007年的时候，他确实认识过一位贵州籍的年轻女孩。“我是通过一个名叫邓超的老乡认识她的，”袁达回忆道，“当时邓超找到我，说他认识一个贵州的女孩，长得很清秀，想让我帮着给她找一份工作。我记得那个女孩叫谢芳，年龄大概十八九岁，说话轻声细语的，看起来很腼腆。” 袁达还回忆说，他帮谢芳找了一份电子厂的工作，两人偶尔会有来往，后来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两人就分开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谢芳，也不知道谢芳的下落。“我真的不知道她后来怎么了，更不知道她怀孕了，”袁达一脸无辜地说道，“如果我知道她怀孕了，我肯定会负责的，绝对不会伤害她。” 根据袁达提供的线索，民警们立刻行动起来，在贵州省内展开排查，寻找名叫谢芳、年龄和外貌特征与死者相符的女孩。贵州全省叫谢芳的女孩有很多，民警们逐一排查，比对信息，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织金县找到了一个与死者特征高度相符的谢芳。 民警们立刻提取了谢芳家人的dNA样本，与死者的dNA进行比对，同时让袁达对谢芳的照片进行辨认。袁达看到照片后，一眼就认了出来，激动地说道：“对，就是她！她就是谢芳，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贵州女孩！” 种种迹象表明，这名名叫谢芳的女孩，很可能就是2008年在乌江边上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为了进一步确认这条线索，侦办民警立刻动身，去寻找谢芳的家人，了解谢芳的相关情况。 很快，民警们通过户籍信息，找到了谢芳的父亲谢刚，当时谢刚正在浙江某地的工地上打工。民警们立刻通过电话联系了谢刚，告知他谢芳可能被人杀害的消息。可让民警们意外的是，谢刚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不相信，还拒绝前往民警办事处配合调查，语气激动地说道：“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被人杀害！她肯定是死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你们别骗我了！” 谢刚的反应，让民警们感到十分疑惑。通过进一步的交流，民警们发现，谢刚对于女儿谢芳失踪这件事，似乎有些不确定，言语间也有些躲闪，像是有什么隐情。难道死者不是谢芳？还是说，谢刚有什么无法开口的秘密？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思南警方决定，连夜派民警赶赴浙江，找到谢刚，当面了解情况。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民警们终于抵达了浙江，在当地工地的宿舍里，找到了谢刚。 眼前的谢刚，已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双手布满了老茧，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很多。面对民警的到来，谢刚显得有些慌乱，眼神躲闪，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讲述起了关于女儿谢芳的事情。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我的女儿谢芳了，”谢刚的声音有些沙哑，眼神中充满了悲伤，“我一直以为，她是死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我没有去四川核实过，也没有见过她的尸体，只是听别人说，她当时去四川找男朋友了，正好赶上地震，就失踪了。” 谢刚告诉民警，谢芳常年在外地打工，很少回家，父女俩见面的次数很少。2008年1月份，谢芳曾经回家，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并且和他一起过了春节。“春节期间，女儿跟我说，广东的机会多，更好挣钱，让我也跟她一起去广东打工，”谢刚回忆道，“我当时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她，跟着她一起去了广东。” “到了广东之后，有一个身材粗壮、个子不高的张姓男子来接我们，”谢刚继续说道，“我之前不认识这个男人，只知道他和我女儿的关系好像不错，女儿也没有正式给我介绍，我当时急于找工作，就没有多问他的名字和住址。后来，在这个张姓男子的介绍下，我找到了一份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工作，而我女儿，就和那个张姓男子走了。” 谢刚说，他在广东干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想念老家，就独自回到了贵州，临走前，他和女儿见了一面，叮嘱女儿照顾好自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分别，竟然会成为永别。“我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和女儿联系上，”谢刚的声音哽咽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后来，我听说汶川地震了，就赶紧打电话问那个张姓男子，我女儿的下落，他说我女儿去四川找男朋友了，正好赶上地震，失踪了，再也找不到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我的女儿，问了很多老乡，可始终没有她的音讯，”谢刚抹了抹眼泪，说道，“我宁愿相信她是死于地震，也不愿意相信她是被人杀害的，她那么善良，那么年轻，怎么会有人忍心伤害她……” 看着悲痛欲绝的谢刚，民警们心里也不好受，他们拿出dNA比对报告，递给谢刚，轻声说道：“谢大爷，您节哀，经过dNA比对，我们可以确定，2008年5月7日，在乌江边上发现的那具女尸，就是您的女儿谢芳。” 看到报告上的结果，谢刚瞬间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喊着女儿的名字，悲痛欲绝，无论民警们怎么安慰，都无法平复他的情绪。过了很久，谢刚才渐渐平静下来，眼神空洞，嘴里喃喃自语：“芳儿，是爸爸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 尸源终于确定了，可民警们的心情并没有放松，因为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谢芳的母亲吴雪，也在2008年的时候，和谢芳一起失踪了，至今杳无音信。 就在警方围绕谢芳的社会关系，展开细致排查的时候，谢刚突然向民警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警官，我求求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我的前妻吴雪？她也是在2008年失踪的，现在我的女儿已经不在了，我只想找到她，不管她是死是活，我都想知道她的下落。” 谢刚的这个请求，让办案民警刚刚放松的神经，再次紧绷了起来。此时，民警们对吴雪一无所知，不知道她的年龄、外貌特征，不知道她的去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为了满足谢刚的请求，也为了进一步排查案件线索，民警们立刻向谢刚询问关于吴雪的情况。 谢刚告诉民警，吴雪是一个性格很强势的女人，两人刚结婚的时候，感情一直很好，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吴雪很能干，把家里打理得干净整洁，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可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两人的感情彻底破裂了。 “吴雪的妹妹，后来和我的弟弟好上了，”谢刚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让吴雪非常不满意，她觉得妹妹背叛了她，也觉得我弟弟欺负了她的妹妹，就一直和我闹矛盾，我们俩的关系，也从那以后跌入了冰点。虽然感情破裂了，但我们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吴雪一气之下，就离开了贵州，外出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过。” “虽然我们没有联系，但我从老乡们的口中，偶尔也能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知道她在外面打工，过得还不错，但她从来没有和家里联系过，也没有回过家，”谢刚说道，“我对她，是又爱又恨又气，爱她曾经的付出，恨她的绝情，气她不管不顾这个家，不管我和女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过她。” 谢刚还说，2008年1月份，吴雪也赶回来参加了那个亲戚的婚礼，这是两人分开多年后，第一次见面。“她参加完婚礼，没有在家过春节，就又离开了，”谢刚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只是偶尔听亲戚说，她可能去了重庆。” 根据谢刚提供的线索，思南警方立刻安排民警，赶赴重庆，寻找吴雪的下落。民警们在重庆展开了全面的排查，走访了重庆的多个区县，查询了相关的户籍信息和失踪人员记录，可始终没有找到吴雪的身影。 就在民警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名叫吴英的女子，其体貌特征，与谢刚描述的吴雪非常相似，而且这个吴英，在2008年春节过后，也突然失踪了。民警们立刻围绕吴英展开调查，找到了吴英之前的一名男友。 这名男子如今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当民警们提到吴英这个名字时，他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情，感慨万千地说道：“我和吴英认识很多年了，我一直很喜欢她，想和她结婚，可她总是以各种借口敷衍我，说自己还不想结婚，还想再打拼几年。我在她身上耗费了好几年的光阴，付出了很多，可最后，她还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让民警们感到意外的是，这名男子的名字，竟然叫邓超，正是之前袁达提到的，介绍谢芳和他认识的那个老乡。也就是说，邓超不仅认识谢芳，还和谢芳的母亲吴雪（疑似吴英）有过一段感情，这两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民警们立刻拿出吴雪的照片（根据谢刚的描述绘制），让邓超辨认。邓超仔细看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对，她就是吴英，我之前的女朋友。我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她告诉我她叫吴英，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 邓超告诉民警，他和吴英是在2004年认识的，两人认识没多久，就开始同居了，期间，他们一起在重庆打工，也一起去过广东打工，感情一直还算不错。“但她总是很神秘，”邓超说道，“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突然消失，不告诉我她去了哪里，回来后也不解释，我问她，她就说家里有事，让我别多问。”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为我生下孩子，”邓超叹了口气，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2008年春节期间，她回来和我一起过了春节，春节过后，她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给她打电话，也打不通，从那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她的消息。” 根据邓超的描述，民警们最终证实，吴英就是吴雪，谢芳的母亲。也就是说，吴雪自2004年离开谢刚后，就化名吴英，和邓超生活在一起，2008年春节过后，吴雪再次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与谢刚所说的，最后一次见吴雪的时间，完全吻合。 现在，警方虽然证实了2008年在乌江边上发现的女尸是谢芳，但吴雪的失踪，又给这起案件增添了新的谜团。吴雪到底在哪里？她是活着，还是已经遭遇了不测？她的失踪，和谢芳的被害，有没有关系？ 思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周世飞，是主抓刑侦工作的负责人，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多年，曾经参与破获了众多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经验丰富，心思缜密。在寻找吴雪行踪的过程中，他的脑子里，回想起了很多起自己曾经参与侦办过的类似案件，忽然，一起发生在2009年的悬案，闯入了他的脑海。 周世飞清楚地记得，2009年，他刚刚从派出所调到刑侦大队，接任中队长，上任后的第一起案件，就是一起无名女尸案，案发地点，是思南县境内的一个偏僻山洞，马仔洞。 那一天是2009年1月7日，天气异常寒冷，一名村民上山砍柴，路过马仔洞的时候，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气味，好奇心驱使着他走进山洞，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马仔洞隐藏在半山腰的密林中，洞口被杂草和藤蔓遮掩，十分隐蔽，平时很少有人会进去。 村民走进山洞后，发现洞里漆黑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腐臭味，让人窒息。他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顺着光线往里走，走了大约几十米，发现地上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腐臭味就是从袋子里散发出来的。村民心里有些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用随身携带的柴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了袋子，当他看到袋子里的东西时，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往洞外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死人！洞里有死人！” 接到报警后，周世飞立刻带着民警，赶赴马仔洞现场。走进山洞，民警们看到，那个袋子是村民常用的粗布粮袋，用来装粮食的，袋子里装着一具中年女尸，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面目全非，只能隐约看出是一名中年女性。村民说，他划开袋子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只脚，吓得他立刻就跑了。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勘验，推测这名中年女性，已经死亡10个月到1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死者被害的时间，大约在2008年的上半年，和谢芳被害的时间，非常接近。“死者上身穿一件背心和一件短内衣，下身只穿一条短裤，穿着比较单薄，”法医汇报说道，“根据死者的穿着和体貌特征，我们推测，死者很可能是在距离山洞不远的地方遇害的，而且死者应该不是本地人。” 民警们对马仔洞周边的地势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这个山洞的位置十分隐蔽，很少有人知道，而且洞口狭窄，里面漆黑潮湿，非常适合藏匿尸体。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验，发现装尸体的粮袋，是当地村民自己缝制的，上面还沾着些许粮食碎屑，由此警方推测，凶手应该是临时起意，杀害死者后，随手拿起家里的粮袋，将尸体装进袋子里，运送到这个隐蔽的山洞里藏匿起来。 种种线索表明，凶手很可能就是周边的村民。随后，民警们以马仔洞为中心，对周边的所有村庄，展开了全面的走访排查，寻找外来人员和当地的失踪人员，可排查了很长时间，走遍了周边的所有村寨，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也没有找到与死者特征相符的失踪人员。虽然有一些村民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过核查，这些线索最后都中断了。 就这样，这起山洞无名女尸案，成为了一起悬案，也成为了周世飞心中的一个心结。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这起案件，时不时就会重新梳理线索，希望能找到突破口，可始终没有进展。 直到2018年，在办理谢芳被害一案时，周世飞忽然想到，这两起案件，会不会有着某种联系？“谢芳被害于2008年上半年，山洞里的无名女尸，也被害于2008年上半年，而且两人都不是思南本地人，”周世飞分析道，“这绝对不是巧合，很可能是同一凶手所为，或者说，两起案件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正是这个想法，为案件的侦破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警方立刻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重新梳理所有的线索，寻找两起案件之间的关联点。 乌江女尸案的被害人谢芳，身份已经确定，警方围绕谢芳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更加细致的排查。看着一摞又一摞送来的案卷，周世飞反复翻阅，忽然，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谢芳的父亲谢刚，在讲述情况的时候，好几次都提到了一名张姓男子，这名男子身材粗壮、个子不高，与谢芳关系密切，而且在谢芳失踪后，是他告诉谢刚，谢芳死于汶川地震。 除此之外，民警们还发现，马仔洞所在的村庄，村民大多都姓张，这一点，更是让民警们高度警惕。“这名张姓男子，很可能就是马仔洞所在村庄的人，”周世飞说道，“而且他与谢芳关系密切，又在谢芳失踪后故意误导谢刚，他的嫌疑非常大，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谢刚告诉民警，他当时觉得，这名张姓男子是谢芳的男朋友，但谢芳没有正式给他介绍，他也只能悄悄地打听，最终得知，这名张姓男子是贵州人，具体是哪个地方的，他也不清楚。“我后来还联系过他，问他我女儿的下落，他说我女儿去四川找男朋友了，遭遇了地震，失踪了，”谢刚说道，“我当时信以为真，就没有再追问，现在想来，他很可能是在骗我。” 根据谢刚的描述，民警们初步刻画出了这名张姓男子的特征：年龄大约三十岁左右，身材粗壮，个子不高，贵州本地人，说话带有贵州口音，2008年前后，经常在广东和贵州之间往返。 民警们还了解到，2008年前后，思南县的一些沿江村庄，交通不便，大多依靠坐船进出，这名张姓男子，很可能就是这些沿江村庄的人。于是，民警们决定，对乌江两岸的沿江村庄，展开重点排查，寻找与谢刚描述的特征相符的张姓男子。 排查工作再次展开，民警们沿着乌江两岸，挨村挨户走访，询问村民，是否认识这样一名张姓男子。就在排查工作进行到马仔洞所在的村庄时，一名常年在乌江边上摆渡的船夫，给民警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名船夫告诉民警：“警官，你们说的这名张姓男子，我好像认识，他叫张斌，就是我们村的，身材粗壮，个子不高，和你们描述的一模一样。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他带过两名外地女性，回我们村老家，其中一名是中年女性，另一名是年轻女孩，两人看起来关系不错，不过没待多久，这两名女性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张斌的家，就在马仔洞附近，距离马仔洞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民警们闻言，精神大振，立刻让船夫辨认张斌的照片，船夫一眼就认了出来，肯定地说道：“对，就是他，张斌！他平时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但是看起来很凶，村里人都不太敢招惹他。” 随后，民警们立刻找到谢刚，让他辨认张斌的照片。谢刚仔细看了照片后，激动地说道：“对，就是他！就是这个男人，当年在广东接我和我女儿的，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张姓男子！”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张斌，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2018年8月20日，思南警方经过周密部署，在张斌的家中，将犯罪嫌疑人张斌捉拿归案。 面对民警的审讯，张斌一开始还试图狡辩，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可在民警们出示的大量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缓缓交代了自己杀害吴雪和谢芳母女二人的全部罪行。同时，警方也通过dNA比对，确认了马仔洞里的那具无名女尸，正是谢芳的母亲，吴雪。 据张斌交代，他和吴雪（当时化名吴英）是在2006年下半年，相识于广东的一家理发店内。当时，张斌刚刚离婚，心情低落，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整天浑浑噩噩，而吴雪的勤快和能说会道，深深吸引了他。两人认识没多久，就走到了一起，开始同居生活。 张斌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吴雪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还没有离婚，吴雪一直告诉他，自己叫吴英，是单身，因为家里穷，出来打工谋生。“我很喜欢她，想和她好好过日子，”张斌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道，“为了能满足她的生活需求，我拼命地挣钱，每天打两份工，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丝毫都没有怨言，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就能和她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可张斌不知道的是，吴雪在和他同居的同时，还和邓超保持着联系，她之所以化名吴英，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骗取他们的钱财。警方调查发现，吴雪在拿到张斌的钱之后，就会偷偷去重庆，和邓超生活一段时间，花完钱之后，再返回广东，回到张斌的身边，而这一切，张斌都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1月份。有一天，吴雪向张斌提出，想和他一起回他的老家，见一见他的父母。张斌非常开心，立刻答应了，他以为，吴雪是真心想和他过日子，才愿意和他一起回家见父母。 “我带着吴雪回到了思南老家，我的父母见到她，非常欢喜，觉得她很勤快，很懂事，就给了她几千块钱，当作见面礼，”张斌回忆道，“可我没有想到，她只在我老家停留了一天，就说要回自己的老家过春节，让我陪她一起去重庆。我当时没有多想，就陪着她去了重庆。” 到了重庆之后，吴雪拿着张斌父母给的见面礼，带着张斌去了商场，给自己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买了几件衣服，也给张斌挑了一套。“就在她试衣服的时候，我在商场的休息区等她，可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她出来，”张斌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我找遍了商场的每个角落，都没有发现她的身影，我给她打电话，发现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张斌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吴雪欺骗了。他带着满心的疑问和愤怒，独自一人从重庆回到了思南老家，和父母一起过了一个非常不开心的春节。整个春节期间，他都浑浑噩噩，脑子里全是吴雪的身影，既生气她的欺骗，又忍不住想念她。 过完春节之后，张斌立刻离开了老家，再次去往广东打工，他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找到吴雪，问清楚事情的真相。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到达广东没多久，吴雪竟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着向我道歉，说她当时手机没电了，又不小心走丢了，所以才没有联系我，”张斌说道，“我太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了，太想和她好好过日子了，所以，我选择了原谅她，再次和她生活在一起。” 可没过多久，吴雪就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来到了张斌的出租屋，告诉张斌，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名叫谢芳，刚从贵州来广东，没有地方去，想暂时和他们一起住。张斌没有怀疑，就答应了，他一直以为，谢芳真的是吴雪的侄女，直到被抓，他才知道，谢芳其实是吴雪的女儿，而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张斌还说，他从来不知道谢芳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谢芳的父亲是谢刚，更不知道吴雪的真实姓名和家庭情况。2008年4月的一天，张斌在打工的地方，结算了一部分工资，他想着，带着吴雪和谢芳，回思南老家，好好过日子，于是，就带着两人，从广东回到了思南老家。 回到老家后，张斌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吴雪和谢芳，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看起来十分和睦。吃完晚饭，吴雪和张斌回到了房间休息，谢芳则和张斌的母亲，在另一间屋子里睡觉。 “回到房间后，吴雪就开始跟我吵架，说我挣的钱太少，不能满足她的生活需求，还说她跟着我，就是受苦，”张斌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我当时再三向她保证，以后一定会努力挣钱，一定帮她还清所有的债务，她这才答应让我睡觉。” 可就在张斌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吴雪又把他叫醒了，继续跟他吵架，言语间充满了指责和嘲讽，还说出了一些非常绝情的话，说她从来没有真心喜欢过他，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还说她很快就会离开他，再也不会回来。 “她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张斌的声音颤抖着，“我立刻想到了几个月前，她在重庆商场里偷偷离开，欺骗我的事情，想到了我这些年来的付出，想到了我对她的真心，可她却一直欺骗我，利用我。我当时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失去了所有的理智，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把水果刀，狠狠划向了她的脖子。” 张斌说，他当时下手很重，吴雪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就倒在了地上，没了气息。听到房间里的动静，张斌的母亲和谢芳，匆匆赶了过来，当她们看到地上的尸体和浑身是血的张斌时，吓得浑身发抖，瘫坐在地上，大声哭了起来。而张斌的父亲，看到这一幕后，气得浑身发抖，甩手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我当时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张斌说道，“我母亲也很害怕，她劝我赶紧把尸体处理掉，不然被人发现了，就全完了。在我母亲的帮助下，我找了一个家里装粮食的粗布袋子，把吴雪的尸体装进袋子里，趁着夜色，把尸体搬到了不远处的马仔洞，藏匿了起来。回到家后，我们又一起把房间里的血迹，仔细清理干净，试图掩盖罪行。” 处理完吴雪的尸体后，张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他知道，这件事一旦暴露，他就会身败名裂，锒铛入狱。于是，他把吴雪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了一个背包里，然后叫上被吓得一直哭的谢芳，准备离开老家，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隐居起来。 可就在他们沿着乌江岸边，准备坐船离开的时候，谢芳突然开口，对着张斌大喊：“你杀了我姨娘！我要去告你！我要去公安机关举报你！你跑不掉的！” 谢芳的话，让本就慌乱恐惧的张斌，更加愤怒，他害怕谢芳真的去举报他，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暴露，害怕面临法律的制裁。那一刻，所有的恐惧、愤怒和绝望交织在一起，彻底冲垮了他仅存的理智，他猛地转过身，一把抓住谢芳的胳膊，眼神凶狠得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嘴里嘶吼着：“你闭嘴！不准说！谁也不准知道这件事！” 谢芳被他的模样吓得浑身发抖，挣扎着想要挣脱，一边哭一边大喊：“你放开我！你杀了人，你逃不掉的！我一定要去告你！”谢芳的反抗和哭喊，更加刺激了张斌，他死死捂住谢芳的嘴，不让她发出声音，另一只手紧紧攥着那把还沾着吴雪血迹的水果刀，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这个女孩永远闭嘴，否则他就彻底完了。 失去理智的张斌，再也顾不上任何后果，拿着水果刀，狠狠划向了谢芳的喉咙，和杀害吴雪时一样，下手极狠，没有丝毫犹豫。谢芳的身体瞬间僵住，哭声戛然而止，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甘，挣扎了几下后，便软软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了气息。看着倒在地上的谢芳，张斌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恐惧和绝望，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彻底毁了，他亲手杀害了两个人，两条鲜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 想到谢芳的尸体如果被人发现，很快就会查到自己头上，张斌强压着内心的恐惧，拖着谢芳的尸体，走到乌江岸边。此时的乌江，江水湍急，浪花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哗哗的声响，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这起残忍的罪行。张斌没有丝毫犹豫，将谢芳的尸体，连同她身上的随身物品，一起扔进了湍急的乌江里，看着尸体被江水吞没，顺着水流漂向远方，他才稍稍松了口气，却又陷入了无尽的煎熬之中。 处理完谢芳的尸体后，张斌独自回到了家中，看着房间里被清理干净的血迹，看着母亲憔悴又恐惧的脸庞，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斌的母亲李畅，看着儿子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既害怕又心疼，却没有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包庇儿子，帮他掩盖罪行，她以为，只要他们守口如瓶，这件事就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儿子就能逃过一劫。 案发之后，张斌的父亲得知儿子杀害了两个人，悲愤交加，整日郁郁寡欢，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残忍的杀人犯，没过几年，就一病不起，最终含恨而终。而张斌，自从犯下罪行后，就一直活在无尽的煎熬和恐惧之中，他不敢与人交往，不敢出门，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吴雪和谢芳来找他索命，梦见自己被警察逮捕，送上法庭。 这十年里，张斌换了很多地方打工，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和家人联系，过着颠沛流离、暗无天日的生活。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回忆起自己杀害吴雪和谢芳的场景，内心充满了悔恨，他后悔自己当初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后悔自己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可再多的悔恨，也换不回两条鲜活的生命，也无法弥补自己对两个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 张斌的母亲李畅，这些年来，也一直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她包庇儿子的行为，不仅没有让儿子逃过一劫，反而让自己也陷入了罪恶的深渊。随着张斌被警方捉拿归案，李畅的包庇行为也被曝光，最终，她因涉嫌包庇罪，被思南警方依法逮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面对民警的审讯，张斌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没有丝毫隐瞒。他说，这十年里，他每天都在忏悔，每天都在害怕，他知道，自己迟早会被警察抓到，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对不起吴雪，对不起谢芳，对不起她们的家人，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张斌低着头，泪水不停地往下掉，声音充满了悔恨，“我一时糊涂，犯下了滔天大罪，毁了别人的家庭，也毁了自己的家庭，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用我的余生，来忏悔我的罪行。” 案件侦破之后，思南警方将案件的真相，告知了谢刚。当谢刚得知，自己的妻子吴雪和女儿谢芳，都是被张斌杀害的，而且吴雪的尸体，被藏在马仔洞长达十年之久时，他再次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整日以泪洗面。 邓超得知吴雪的真实身份，以及她被张斌杀害的消息后，也十分震惊和悲痛。他没有想到，自己深爱多年、一直神秘莫测的女友吴英，竟然就是吴雪，更没有想到，她竟然会惨遭杀害。他回忆起自己和吴雪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吴雪的神秘和敷衍，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遗憾，有愤怒，也有一丝释然。 张斌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畅因包庇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第303章 痛心！费县一对新人遇害，四恶魔的暴行令人发指 2013年5月15号，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线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鱼肚白，空气中夹杂着乡村特有的泥土芬芳和些许凉意。家住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某村的李大娘，天不亮就已经起身忙活起来，厨房里的烟囱早早升起了袅袅炊烟，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 这一天，李大娘特意做了一桌子儿子和儿媳妇爱吃的菜，有清爽的凉拌黄瓜，有喷香的炒青菜，还有一碗炖得软烂的鸡汤，她记得，儿媳妇江某身子弱，喝鸡汤补气血。李大娘今年快六十岁了，头发已经添了不少白发，脸上的皱纹里都刻着对儿子的疼爱。儿子胡某是她的独子，半年前刚和邻村的江某结了婚，小两口恩恩爱爱，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这是李大娘最欣慰的事。 她把菜一一摆放在八仙桌上，擦了擦桌子，又拢了拢自己的衣角，坐在桌边静静等候着。按照往常的习惯，小两口每周都会回家吃一顿团圆饭，有时候是周六，有时候是周日，从来不会缺席，就算有事来不了，也一定会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可今天，李大娘从早上六点等到七点，又从七点等到八点，桌上的菜渐渐失了温度，却始终没等到那两个熟悉的身影。 李大娘心里犯了嘀咕，拿起手机，先拨通了儿子胡某的电话。“嘟嘟嘟，”电话响了很久，却始终无人接听，最后传来一阵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李大娘心里一沉，又赶紧拨通了儿媳妇江某的电话，结果和儿子的一样，也是关机状态。 “这俩孩子，到底在忙啥呢？”李大娘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屏幕。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胡某性子稳重，做事周到，不管有什么事，哪怕是临时加班、朋友聚餐，都会提前跟她说一声，从来不会让她这样白白等着。就算手机没电关机，也会找个地方借电话报平安，今天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过。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太阳渐渐升高，透过窗户洒在院子里，暖洋洋的，可李大娘的心里却越来越凉。她时不时地起身走到门口，朝着儿子家的方向眺望，眼神里满是焦急。儿子的新房在两个村子的交界处，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没什么邻居，平时除了小两口，很少有人去。 直到上午10点左右，依旧没有任何消息，电话还是关机，小两口也没有出现。李大娘再也坐不住了，心里的不安像潮水一样涌来，压得她喘不过气。“不行，我得去看看，别是出什么事了。”她一边念叨着，一边拿起外套，急匆匆地往外走，脚步都有些踉跄，一路上不停地念叨着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心里祈祷着他们平安无事。 从李大娘家到儿子的新房，大概要走二十多分钟的路。李大娘一路上走得飞快，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也顾不上擦。越靠近儿子的新房，她的心跳就越快，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远远地，她就看到了那座熟悉的小院，院墙不高，院里种着几棵小树，一切看起来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可走近了才发现，小院的大门竟然是虚掩着的，留着一条缝隙，风一吹，门就轻轻晃动，发出“吱呀吱呀”的轻响。李大娘心里一动，心里的不安稍稍缓解了一些：“看来这俩孩子是起来了，说不定是出去买东西了，忘了锁门。” 她来不及多想，伸手推开大门，一边往里走，一边扬着嗓子喊：“娃儿，小江，你们在家吗？怎么不回家吃饭也不说一声，娘都等你们一上午了！”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责怪，更多的却是牵挂。可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应，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这俩孩子，怎么不理娘呢？”李大娘皱了皱眉，心里又有点来气，心想是不是小两口闹别扭了，故意不理她。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小两口结婚半年多，感情一直很好，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就算真的有矛盾，也不会这样故意躲着她。 她顺着院子往里走，走到卧室门口，轻轻敲了几下门，声音温柔了许多：“娃儿，小江，娘进来了啊？”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李大娘犹豫了一下，伸手轻轻推了推房门，房门“吱呀”一声就开了。卧室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床铺叠得平平整整，衣柜、梳妆台也都井然有序，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可就是不见小两口的身影。 “这俩孩子，不在家也不锁门，到底去哪了？”李大娘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转身打算出去四处找找，看看能不能在附近碰到他们。可就在她走出客厅，刚踏入院子的一刹那，眼前的一幕让她瞬间僵住了，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紧接着，一阵剧烈的恐惧席卷了她，让她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上，手里的外套也掉在了地上。 院子的一角，小两口养的那条白色小狮子狗，静静地躺在地上，已经没了气息。小狗的身上有明显的伤痕，地上溅满了暗红色的血迹，血迹已经有些干涸，形成了一块块深色的印记，场面十分血腥，让人不忍直视。那是一条温顺的小狗，平时见到李大娘都会摇着尾巴跑过来，围着她转，可现在，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眼神空洞。 “我的老天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大娘瘫在地上，浑身发抖，声音哽咽着，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想爬起来，可双腿发软，怎么也站不起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小狗，心里的不安变成了巨大的恐惧。“娃儿啊，小江，你们到底怎么了？别吓娘啊！” 一连串的反常，让李大娘浑身发冷，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里浮现：儿子和儿媳妇，会不会出事了？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挥之不去。她颤抖着伸出手，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手指僵硬地按下了110，声音带着哭腔和颤抖：“警察同志，快来啊，我儿子家出事了，小狗被砸死了，我儿子和儿媳妇也不见了，求求你们，快来看看吧！” 电话挂断后，李大娘依旧瘫在地上，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祈祷着他们能平安归来。她不知道，这通电话，揭开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恶性杀人抢劫案的序幕，也让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疼爱的儿子和贤惠的儿媳妇。 没过多久，刺耳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打破了乡村的宁静。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们，带着装备，迅速赶到了现场。带队的是刑侦大队的队长，他一边安抚李大娘的情绪，一边安排民警对现场进行全面勘察。 民警们先对院子进行了细致的勘察，发现小院的门外安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可摄像头的线路被人用利器剪断了，线头参差不齐，显然是人为破坏的。走进院子，民警们又发现，安装在院子内侧墙上的另一个监控摄像头，线路也被剪断了，和门外的摄像头一样，都是被人为破坏的。 被砸死的小狗躺在院子的一角，旁边就是院墙，院墙的防盗窗上，有一个明显的缺口，缺口边缘有些锋利，像是被人用撬棍撬开的。民警们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这个缺口进入院子的。随后，民警们又进入屋内，开始对客厅、卧室、厨房等各个房间进行勘察。 民警们首先想到的是，连接监控摄像头的电脑，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可他们在屋内翻找了一圈，却发现电脑主机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电脑桌。种种迹象表明，胡某和江某的失踪，并不是简单的夫妻闹矛盾，也不是外出未归，其中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很可能遭遇了意外。 在夫妻俩的卧室里，民警们有了新的发现。在床铺的角落，有少许残留的血迹，虽然血迹不多，且被轻微擦拭过，但还是被细心的民警发现了。经过初步检测，这些血迹是人血，至于是不是胡某和江某的，还需要进一步化验。 随着勘察的深入，民警们发现，看似正常的房间里，其实有很多异常之处。卧室里有明显的翻动痕迹，衣柜的门被打开，里面的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还散落着几件被扯破的衣服，有男士的外套，也有女士的裙子。客厅的抽屉也被拉开，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一塌糊涂，像是被人仔细搜查过一样。 最让民警们感到奇怪的是，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锅还冒着少许热气的红烧肉。这锅红烧肉颜色鲜亮，香气扑鼻，看起来刚刚做好不久。可李大娘在一旁哭诉着说，她的儿子胡某从小就不吃肉，不管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一口都不碰；而儿媳妇江某，虽然偶尔吃一点瘦肉，但也从来不会做这么大一锅红烧肉，更不会把红烧肉放在茶几上不吃。 “这锅红烧肉，绝对不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做的，也不是他们吃的。”李大娘肯定地说，“他们俩从来都不喜欢吃这种油腻的红烧肉，怎么可能做这么一锅放在这？”民警们听完，心里更加确定，这起案件绝非偶然，这锅红烧肉，很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而这个嫌疑人，很可能就是导致胡某和江某失踪的关键人物。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按照部署，开始在现场周围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他们沿着小院的周围，一步步仔细搜查，查看路边的草丛、墙角的缝隙，希望能找到嫌疑人留下的线索，也希望能找到胡某和江某的踪迹。 时间一点点过去，搜索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着。上午12点50分，一名侦查人员在胡某家西侧的温良河内，发现了三个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被水浸泡着，漂浮在水面上。民警们赶紧将塑料袋打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些生活垃圾，有塑料袋、果皮、纸巾，还有一些衣物，有男士的裤子、女士的上衣和内衣。 民警们将这些衣物拿给李大娘辨认，李大娘看到衣物的瞬间，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她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那些衣物，哽咽着说：“这……这是小胡和小江的衣服，这件裤子是小胡的，这件上衣是小江的，他们的衣服怎么会在这里？” 确认这些衣物是胡某和江某的后，民警们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他们推测，胡某和江某很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而这些衣物，是嫌疑人作案后，扔到河里的。民警们顺着温良河的河岸，继续仔细搜索，他们认为，嫌疑人作案后，既然将衣物扔到了河里，那么在河流周围，一定还会留下其他的线索。 沿着河岸往前走了大约一百多米，民警们在河岸的峭壁上，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洞口。这个洞口距离地面大约有两米高，洞口周围长满了杂草和灌木，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洞口旁边放着一些干枯的玉米秸秆，秸秆下面，有少许暗红色的血迹，和院子里发现的血迹颜色相似。 看到这个洞口和血迹，民警们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猜测在他们脑海里浮现：这个洞口，很可能是嫌疑人的藏尸地点。民警们立刻停止了搜索，一边派人保护现场，一边迅速向上级汇报情况。 下午1点50分，费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局长刘秀光，临沂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波，市刑警支队支队长马爱军，政委李增刚等领导，先后赶到了现场。领导们查看了现场的勘察情况，听取了民警们的汇报后，立刻做出部署，安排技术民警对洞口及周围进行细致的勘察，务必找到有力的线索。 技术民警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洞口的玉米秸秆，一点点进入洞口进行勘察。洞口不大，呈圆形，入口比较狭窄，里面却比较宽敞，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在秸秆的下面，民警们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尸体被随意地放在地上，身上有明显的捆绑痕迹和伤痕，身上的衣物凌乱，看起来生前遭受过虐待。 民警们将尸体抬出洞口，让李大娘辨认。李大娘看到尸体的瞬间，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一头栽倒在地，被民警们及时扶住。“我的儿啊，我的儿媳妇啊，你们怎么就这么没了？是谁这么狠心，把你们害成这样啊！”李大娘的哭声撕心裂肺，在场的民警们听了，也都忍不住眼眶发红。 经过辨认，这两具尸体，正是失踪的胡某和江某夫妇。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发现胡某的颈部有明显的勒痕，身上有多处殴打痕迹，致命伤是颈部被勒导致的窒息；江某的身上也有多处伤痕，颈部同样有勒痕，生前还遭受过侵犯，致命伤也是窒息。 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就这样惨遭杀害，手段极其残忍。到底是谁，对这对无辜的夫妇下了如此毒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一系列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位民警的心头。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抓获嫌疑人，民警们立刻展开了现场走访工作，围绕胡某和江某的社会关系、交际范围，对周围的村民进行了逐一询问。在走访的过程中，民警们了解到，胡某和江某夫妇，性格都比较内向，交际范围很窄，平时除了上班、回家，很少和外人来往。 夫妻俩婚后的感情非常和睦，从来没有和邻居、朋友发生过矛盾纠纷，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而且，抛尸的山洞地处偏僻，位置十分隐蔽，就连临近村的村民，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山洞的存在。民警们推测，杀害胡某和江某的嫌疑人，很可能是熟悉当地地形的本地人，而且很可能和胡某夫妇有过某种交集，或者是有备而来。 可既然胡某夫妇无冤无仇，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是抢劫？是报复？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民警们陷入了沉思，走访工作依旧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希望能从村民的口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当天晚上六点左右，民警们终于得到了两条重要的线索，这两条线索，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曙光。第一条线索是，有村民反映，5月14号晚上八点左右，他路过胡某家附近的时候，听到胡某家里的小狗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叫声持续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第二条线索是，有村民回忆，5月14号下午2点到下午5点左右，有四名陌生的男青年，在距离胡某住宅西南300余米的一个废弃的羊水站附近，长时间逗留，形迹十分可疑。这四名男青年看起来都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左右，其中一名男青年身材比较胖，身高大约一米八，体重看起来有两百多斤，另外三名男青年身材中等，其中一名身材比较瘦小。 与此同时，另一路负责排查监控的民警，也有了新的发现。民警们调取了费县各个银行分理处的Atm机监控录像，发现一名身材瘦小的男青年，在5月14号晚上九点左右，在费县某银行分理处的Atm机上，分六次支取了块钱。 监控录像显示，这名男青年为了隐蔽自己的身份，特意穿着一件女士的带帽上衣，戴着帽子，低着头，尽量避开监控摄像头的拍摄，动作十分谨慎。但民警们还是通过监控录像，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大致样貌和身形。专案民警认为，这名男青年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可能就是杀害胡某夫妇的嫌疑人之一。 除此之外，民警们在对打捞上来的胡某的衣物进行仔细检查和辨认的时候，在胡某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背面，有一个签名，签名为“付某某”。民警们立刻询问胡某的亲属，可胡某的亲属们都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付某某”这个人，也不知道胡某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付某某？这个人到底是谁？”民警们心里充满了疑惑。他们认为，这张签名为“付某某”的银行卡，绝对不是偶然出现在胡某的口袋里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破获本案的关键人物，他要么是嫌疑人，要么是和案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查明“付某某”的身份，以及他和胡某夫妇之间的关系，民警们立刻对这张银行卡进行了查询。查询结果显示，这张银行卡的户主确实是付某某，户籍地是泰安市新泰市，而且付某某已经年逾七旬，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这个结果让民警们十分意外。胡某和江某夫妇，双方的亲属都没有泰安市新泰市的人，也从来没有和七十多岁的老人有过往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机能已经衰退，怎么可能会杀害一对年轻力壮的夫妇？而且，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银行卡放在胡某的口袋里？ 可如果说付某某和这起案件没有关系，他的银行卡又怎么会出现在费县，出现在胡某的口袋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为了查明真相，专案民警决定，抽调精干力量，立刻前往泰安市新泰市，调查付某某的具体情况，以及这张银行卡的去向。 5月16号凌晨一点左右，前往新泰市调查的民警，传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经过询问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民警们了解到，七十多岁的付某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常年卧床不起，几乎没有自理能力。他的妻子也没有劳动能力，家里十分贫困，只有两间破旧的牛棚，赖以栖身。 当地的村民看到付某某一家生活困难，十分同情，就帮他办理了低保，希望能帮他缓解一下生活压力。民警们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从胡某口袋里找到的那张银行卡，正是付某某的低保卡。而这张低保卡，自从办理下来之后，就一直不在付某某的手里，而是被他26岁的儿子付某霸占着。 付某，中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读书，一直在社会上游荡，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经常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他霸占着父亲的低保卡，只要低保金一到账，他就立刻取出来，挥霍一空，从来没有给过父亲一分钱，也不管父亲的死活。 据当地村民反映，付某身高一米八左右，体重有两百多斤，身材又高又胖又壮，平时性格暴躁，爱惹是生非，在当地的名声很不好。他经常和张某、王某、赵某三名青年混在一起，这三名青年的家境也都比较贫困，都是社会闲散人员，没有固定的工作，平时经常一起混迹在网吧、小旅馆等地方，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更让民警们感到可疑的是，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付某、张某、王某、赵某这四个人，都突然不见了踪影，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能联系上他们。结合之前村民反映的，案发当天下午在废弃羊水站附近出现的四名可疑男青年，民警们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四名男青年，很可能就是付某、张某、王某、赵某四个人，他们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5月16号凌晨五点左右，专案组民警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猜测。有村民反映，5月15号清晨六点左右，他在胡某家附近的小路上，看到了四名青年，正急匆匆地往前走。其中一名青年，身材又高又胖，身高大约一米八，体重看起来有两百多斤，和付某的体型十分相似。另外三名青年，身材和村民之前描述的可疑男青年也基本吻合。 至此，民警们基本确定，付某、张某、王某、赵某这四个人，就是杀害胡某和江某夫妇的重大嫌疑人。为了尽快抓获这四名嫌疑人，民警们立刻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调取了费县各个路口、车站、网吧、旅馆的监控录像，查找四名嫌疑人的踪迹。 与此同时，民警们还对费县县城的公共场所进行了逐一走访，询问网吧、旅馆的工作人员，以及路边的商贩，希望能找到四名嫌疑人的线索。经过不懈的努力，民警们发现，付某和赵某在案发期间，有在费县汽车站附近活动的情况，而且他们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过一晚。 专案民警立刻赶到这家小旅馆，询问旅馆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忆说，这两名青年，一名身材很胖，一名身材瘦小，5月14号晚上在旅馆住了一晚，5月15号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看起来神色有些慌张，还带着一个黑色的背包，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结合所有的线索，专案民警确定，付某、张某、王某、赵某四名嫌疑人，在作案之后，很可能已经离开了费县，前往了其他地方躲避风头。民警们立刻扩大排查范围，调取了费县通往周边城市的客车、火车监控录像，密切关注四名嫌疑人的踪迹。 5月17号凌晨六点左右，民警们终于得到了一条关键线索：付某等四名嫌疑人，在济宁市出现了，而且他们很可能准备乘坐客车返回泰安市宁阳县。专案组指挥部接到线索后，立刻做出部署，决定实施抓捕行动。 此时，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过一次眼，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他们的眼神依旧坚定。市局刑警支队政委李增刚，费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局长刘秀光，副局长魏晓生，局党委委员、刑警大队长赵磊，亲自带队，带领市县二十余名追捕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济宁市。 民警们一路疾驰，不敢有丝毫的耽搁，生怕错过了抓捕的最佳时机。可就在他们即将到达济宁市的时候，又接到了新的消息：四名犯罪嫌疑人已经乘坐客车，从济宁市出发，返回泰安市宁阳县了。 “快，加速追赶！一定要在他们到达宁阳县之前，将他们抓获！”刘秀光局长当即下令。民警们立刻调转车头，加大油门，朝着泰安市宁阳县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路上，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争分夺秒地追赶着嫌疑人乘坐的客车。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追赶，当天下午3点左右，民警们终于在泰安市宁阳县华丰镇长途客车站，追上了那辆即将驶离车站的客车。民警们迅速下车，包围了客车，出示了证件，大声喊道：“车上的人都不许动！我们是警察，奉命抓捕犯罪嫌疑人！” 客车里的乘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纷纷配合民警的工作。民警们登上客车，按照事先掌握的嫌疑人样貌，很快就找到了付某、张某、王某、赵某四名嫌疑人。此时，四名嫌疑人脸上的慌张神色还没有褪去，看到民警的那一刻，他们彻底绝望了，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就被民警们抓获归案。 民警们将四名嫌疑人带下客车，戴上手铐，押上警车，迅速返回费县公安局。经过审讯，在铁证面前，四名嫌疑人终于低下了头，如实供述了自己杀害胡某和江某夫妇，以及抢劫、盗窃的犯罪经过。 据四名嫌疑人供述，他们四个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没有固定的收入，为了筹集钱财，就经常一起实施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一次，他们从蒙阴县城来到费县，原本是打算再次实施盗窃，可没想到，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残忍的杀人案。 5月14号晚上7点左右，他们四个人持刀，潜伏在胡某家附近，等到胡某和江某夫妇刚回到家，就立刻冲了上去，将夫妇俩控制住，对他们进行捆绑、殴打，随后抢劫了他们身上的现金余元，以及银行卡、手机等物品。 除此之外，四名嫌疑人还供述，自2012年以来，他们单独或交叉结伙，窜至济宁市、泰安市的多个县区，以及临沂市的蒙阴县、平邑县、费县等地，实施盗窃、抢劫作案近百起，盗抢现金、电脑、金银首饰等大量物品，涉案价值高达10万余元。 这四名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人性的底线，让人发指。 在审讯过程中，张某（本名张学军），作为四名嫌疑人中的头目，如实供述了全部的作案经过，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据张学军供述，其实他们在之前，就已经偷过胡某家两次，第一次偷的时候，没有偷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第二次偷的时候，他们在胡某的卧室里，看到了江某的婚纱照，发现江某长得非常漂亮，于是就产生了想要侵犯她的想法。 在从胡某家盗窃完，返回蒙阴县的路上，张学军就跟王某（本名王吉莹）、赵某商量，说哪天再回到胡某家，不仅要把他家的钱财抢光，还要侵犯江某，之后再把他们夫妇俩都杀了，永绝后患。当时，王某和赵某都同意了张学军的提议。 后来，他们在费县第一次抢劫胡某家成功，返回新泰市汶南镇大众宾馆的时候，张学军、王吉莹和赵某三个人，坐在从蒙阴县返回汶南镇的客车上，又偷偷商量了一遍，确定了作案计划：找一天，再次潜入胡某家，实施抢劫、侵犯，之后杀人抛尸。 没过多久，付某（本名付刚）上完通宵网，在张学军家睡觉的时候，王吉莹不知道跟付刚说了什么，付刚得知他们要去胡某家“干票大的”，就非要跟着一起去。张学军一开始不愿意，可付刚一再坚持，而且付刚身材高大健壮，能帮上忙，张学军就同意了，就这样，四个人组成了作案团伙，准备再次前往胡某家，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 5月14号下午，他们四个人先去了新泰市汶南镇的飞鱼网吧上网，一直上到下午5点多，王吉莹喊着他们，一起前往蒙阴县，在蒙阴县的鸿运宾馆住了一晚上。当天晚上，张学军就跟另外三个人说：“明天，我们就去上回去的那个地方，把他家给抢了，再把那个女的给侵犯了，之后把他们都杀了。”另外三个人都没有反对，一致同意了这个计划。 5月15号中午12点多，他们四个人才睡醒，起床之后，就立刻坐车前往费县，到达费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下车之后，他们找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王吉莹对司机说，要去南外环。到了南外环之后，司机问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王吉莹就指挥着司机，开到了胡某家北边不远处的地方，然后他们四个人就下了车。 下车之后，他们没有敢走大路，怕被人发现，就绕着一个带有军队标志的大院子后边，穿过一片小树林，来到了之前发现的那个废弃的羊水站附近。他们在羊水站北边的小树林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来休息，同时等待胡某和江某夫妇回家。 在等待的过程中，张学军看着另外三个人，笑着说：“你们不知道，这家的女主人，长得特别漂亮，等一会我们进去，先把她给侵犯了，再抢钱，最后杀人。”付刚听了，也笑着说：“哼，就算不抢钱，我也得看看这个女的，到底长得到底多漂亮，能让你们这么惦记。”四个人一边聊天，一边等待，眼神里满是邪恶和贪婪。 大约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王吉莹站在羊水站上边的一个高台上，往胡某家的方向看了一眼，发现胡某家有人了。可当时附近有很多村民在活动，他们不敢贸然下手，就继续在羊水站附近等待，一直等到下午6点左右，看到周围的村民都回家了，周围变得安静下来，他们才决定动手。 可就在他们准备前往胡某家的时候，胡某和江某夫妇，骑着一辆踏板式的电动车，从家里出来了，朝着村外的方向驶去。他们四个人赶紧躲了起来，看着夫妇俩走远之后，才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快步走到胡某家的门前。 他们准备爬墙进入院子，可刚走到院墙旁边，就发现院子里安装着两个监控摄像头，正对着大门和院子。付刚说了一句：“我上去，把这个监控弄掉，免得被拍下来。”说完，付刚就从院墙的西南角，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院墙，然后走到了平房上。 付刚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先把西边的监控线路剪断了，然后又走到南墙，把东边的监控线路也剪断了。剪完监控线路之后，付刚直接从平房上跳了下来，进入了院子里。剩下的张学军、王吉莹、赵某三个人，也顺着南墙，翻进了院子里。 进入院子之后，他们发现，上一次他们盗窃的时候，撬断的院墙护栏，还没有修好，有一个缺口。他们四个人，就从这个缺口钻进了堂屋。钻进堂屋之后，他们就开始四处翻找值钱的东西，客厅的抽屉、衣柜、梳妆台，都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 张学军走到客厅的茶几旁边，看到茶几上堆着很多盘子、剩菜，还有一块切开的西瓜。他觉得有些口渴，就走到冰箱旁边，打开冰箱，找到了一半切开的西瓜，西瓜上有明显的切口，看起来是胡某夫妇之前吃剩下的。张学军把西瓜掰开，分给另外三个人，四个人一边吃西瓜，一边继续翻找值钱的东西。 付刚则走到主卧室里，找到了电脑主机，他打开电脑，想要看看监控录像，看看自己剪断监控线路的过程，有没有被拍下来。结果，他发现，自己剪断监控线路的画面，确实被拍下来了，可他不知道怎么删除监控录像，就对另外三个人说：“明天我们走的时候，把这个电脑主机一起抱走，省得留下证据。”另外三个人都同意了。 张学军在胡某家的厨房里，找到了一把菜刀，他把菜刀拿到主卧室里，放在电脑桌上，对付刚说：“我们三个人都有匕首，就你没有家伙，要不，这把菜刀你拿着，防身也好。”付刚点了点头，说：“行，那我就用这把菜刀。”说完，就把菜刀拿了起来，握在手里。 他们还在冰箱里，找到了一些雪糕，四个人一边吃雪糕，一边在小卧室里等待胡某和江某夫妇回家。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愧疚，反而充满了期待，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完全没有把两条鲜活的生命放在眼里。 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间就到了晚上7点多。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门外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知道是胡某和江某夫妇回来了。这四个恶魔，立刻精神起来，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学军躲在门后，王吉莹、付刚、赵某则躲在小卧室的角落里，做好了准备，等待着夫妇俩进来。 江某率先推开了小卧室的门，她刚走进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早已埋伏在角落里的付刚等三个人，拿着刀子围住了。赵某上前一步，一把攥住江某的两个胳膊，用力把她按在了地上，江某吓得尖叫起来，想要反抗，可她一个弱女子，根本不是三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的对手。 张学军听到江某的尖叫声，立刻从门后走了出来，和付刚、王吉莹一起，冲到客厅里，准备控制胡某。胡某这时候，也已经走进了客厅，看到眼前的一幕，顿时惊呆了，他知道，自己遭遇了抢劫。慌乱之中，胡某随手抄起旁边的马扎子，朝着张学军砸了过去，想要反抗。 张学军下意识地用左手挡了一下，马扎子砸在了他的胳膊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付刚和王吉莹赶紧冲了过来，拿着匕首，把胡某逼到了屋子的东南角，让他动弹不得。张学军忍着疼痛，跑到小卧室里，把之前偷来的手铐拿了出来，回到客厅，把胡某的双手反铐了起来。 铐上胡某之后，王吉莹上前一步，在胡某的身上翻找起来，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钱包。他打开钱包，里面有一些现金，还有三张银行卡。王吉莹拿着银行卡，恶狠狠地问胡某：“说，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不说，我就打死你！” 胡某一开始，不愿意说出密码，他知道，一旦说出密码，这些恶魔就会取走他所有的钱，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恶魔会对他和妻子做什么。王吉莹见胡某不肯说，顿时火了，一脚就把胡某踹倒在地，然后抬起脚，在胡某的胸部，接连跺了七八脚。 胡某被踹得蜷缩在地上，疼得浑身发抖，嘴角流出了鲜血，他又疼又怕，可还是不愿意说出密码。张学军这时候，也有些不耐烦了，他蹲下身，看着胡某，恶狠狠地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说，我就直接把你杀了，到时候，你就算想说，也没机会了！” 胡某心里清楚，这些恶魔说到做到，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想了想，耍了一个小聪明，随便说了一个密码，想要先拖延时间，等待机会求救。可王吉莹也不傻，他拿出胡某的手机，用手机查询了一下，发现密码不对，顿时更加愤怒了，又在胡某的身上一顿乱踹，把胡某打得奄奄一息。 张学军看着胡某，眼神里满是冷漠，他站起身，走到主卧室里，找到了一个插电脑的插排，用匕首把插排的线路剪断了，然后拿着剪断的电线，回到客厅，把胡某的双腿，紧紧地绑了起来。他知道，胡某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接下来，就是他们实施下一步罪恶计划的时候了。 王吉莹转身，朝着小卧室走去，张学军知道，王吉莹是要去侵犯江某，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在王吉莹走之前，他对张学军说：“你把他的裤子脱了，看好他，别让他乱动。”张学军点了点头，拿着匕首，付刚拿着菜刀，坐在沙发上，死死地盯着胡某，不让他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过了大约10分钟左右，张学军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琢磨着，不如先把胡某杀了，省得夜长梦多，在卧室里动手，也比较隐蔽。于是，他架着胡某，把胡某带到了大卧室里。进大卧室之前，张学军特意去小卧室看了一眼，看到王吉莹正在对江某实施侵犯，江某的哭声和哀求声，清晰地传入他的耳朵里，可他没有丝毫的怜悯，反而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进了大卧室之后，张学军把胡某腿上的电线解开了，然后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让他坐在床上。胡某坐在床上，浑身发抖，脸上满是恐惧和绝望，他不停地向张学军求饶：“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你们放过我和我妻子，好不好？” 张学军看着胡某，面无表情，没有理会他的求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了他。过了一会，付刚走进来，对张学军说：“我炒了点菜，咱们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再做剩下的事。”张学军点了点头，跟着付刚走到了客厅。 只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锅炒猪头肉，连锅一起放在上面，看起来有些简陋。付刚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太会做饭，炒得不好吃，你们将就着吃点吧。”他自己先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确实不好吃。 张学军看了一眼炒猪头肉，又看了一眼坐在大卧室里的胡某，对胡某说：“你过来，给我们炒几个菜，炒得好吃点，不然，有你好果子吃！”付刚点了点头，把胡某从大卧室里带了出来，领到了厨房里。张学军把胡某手上的手铐解开了，然后又重新铐在了他的右手上，防止他逃跑。 胡某忍着身上的疼痛，走进厨房，把付刚炒的猪头肉，重新加工了一下，又炒了两个青菜。在炒菜的过程中，胡某能清晰地听到小卧室里，妻子江某的哭声和哀求声，他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可他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炒菜，不敢有任何反抗，他知道，只要自己稍有不慎，他和妻子就会立刻遭遇不测。 张学军让付刚先吃，顺便在客厅里看着胡某，他自己则再次走进了小卧室，看着王吉莹对江某实施侵犯。而此时，对江某实施侵犯的，已经换成了赵某。江某的脸上，满是泪水和绝望，她不停地哀求着，可赵某根本不为所动，依旧在肆意地伤害她。 胡某在厨房里，听着妻子的痛苦哀求，心如刀绞，可他只能强忍着泪水，默默地炒菜，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也不敢有任何反抗。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来救他们，能有人把这些恶魔绳之以法，可他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在这个偏僻的小院里，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求救声。 过了一会，张学军觉得有些热，就去浴室里洗了个澡，洗澡大约用了十几分钟。在洗澡的时候，他听到院子里的小狮子狗，一直在不停地叫唤，叫声很凄惨，影响到了他。他洗完澡，出来之后，就对付刚说：“你出去，把那条狗弄死，太吵了。” 付刚点了点头，拿着菜刀，走出了堂屋，来到院子里。没过多久，院子里的狗叫声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寂静。付刚回到堂屋，对张学军说：“狗已经弄死了。”张学军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再次走进了小卧室。 此时，江某光着身子，盖着被子，靠在墙上坐着，眼神空洞，脸上满是泪水和伤痕，看起来十分可怜。赵某正在穿衣服，看到张学军进来，就站起身，走到了客厅里。张学军走到床边，看着江某，眼神里满是邪恶，他把赵某和王吉莹都叫了进来，对他们说：“今天晚上，把他们俩都弄死，永绝后患，省得留下证据。” 赵某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对张学军说：“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什么时候动手？”张学军想了想，说：“就定在凌晨3点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把他们俩都杀了，然后抛尸到那个山洞里，没有人会发现的。”另外三个人都点了点头，同意了张学军的提议。 商量完杀人的事之后，张学军又回到了小卧室里，江某看到他进来，眼神里满是恐惧，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不报警，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快走吧。” 张学军看着江某，冷笑了一声，说：“我们很快就走了，不过，在走之前，你得陪陪我。”江某心里清楚，张学军想要对她实施侵犯，她绝望地摇了摇头，想要反抗，可她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江某想了一会，看着张学军，带着一丝侥幸，说：“我陪你，你们是不是就会马上走？放过我和我丈夫？”张学军点了点头，敷衍着说：“行，你陪陪我，等我们吃完饭，就马上走，放过你们。”江某没有办法，只能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承受着又一次的伤害。 侵犯完江某之后，张学军穿上衣服，走出了小卧室。此时，胡某已经被付刚、王吉莹、赵某三个人，重新押回了大卧室里，双手和双腿都被绑得紧紧的，动弹不得。付刚看到张学军进来，就说：“我也去洗个澡，你们看好他们。”说完，就拿着衣服，走进了浴室。 可付刚并没有真的去洗澡，他走出浴室之后，直接走进了小卧室，再一次对江某实施了侵犯。江某的哭声，再一次传遍了整个屋子，胡某在大卧室里，听得清清楚楚，他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可他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流泪，心里充满了绝望和自责，他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妻子，恨自己的懦弱。 王吉莹和赵某，则走到客厅里，打开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待着付刚。此时的堂屋和卧室里，一片狼藉，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床头柜被推倒了，地上还有一个破碎的啤酒瓶子，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邪恶的气息，让人窒息。 张学军走进大卧室里，看到胡某的右胳膊被划破了，伤口正在流血，就随口问了一句：“你的胳膊怎么弄的？”胡某有气无力地说：“被地上的啤酒瓶扎破的。”张学军找了一条毛巾，递给胡某，让他自己擦了擦血，然后又问他：“银行卡的密码，到底是多少？再不说，我就立刻杀了你！” 胡某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拖延了，他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折磨，他也知道，这些恶魔是不会放过他和妻子的，可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能通过说出密码，让这些恶魔能稍微手下留情，放过他和妻子。于是，他如实说出了两张银行卡的密码。 张学军点了点头，让赵某和王吉莹，骑着胡某家里的踏板电动车，出去取钱。赵某和王吉莹点了点头，拿着银行卡，骑着电动车，匆匆离开了胡某家。张学军则打开了主卧室和小卧室的门，这两个卧室是对门的，他站在两个门中间，一边看着大卧室里的胡某，一边看着小卧室里的江某和付刚，脸上满是冷漠。 江某的哭声，越来越微弱，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她知道，自己和丈夫，恐怕是凶多吉少了。胡某坐在大卧室里，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默默地听着妻子的哭声，心里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多么希望，能替妻子承受所有的伤害，可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过了一会，胡某看着张学军，声音颤抖着说：“我……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她，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你们放过她，好不好？”张学军看着胡某，面无表情，没有理会他的哀求，仿佛他说的话，只是耳旁风。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赵某和王吉莹回来了，他们骑着踏板电动车，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东西。王吉莹走进堂屋，对张学军说：“一共取了块钱，我们在路上，买了一些东西，花了10块钱买了几瓶矿泉水和面包，剩下的钱都在这里了。”说着，他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沓现金，递给了张学军。 张学军接过现金，大致数了一遍，确认数额无误后，随手放在了茶几上，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付刚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身上还带着未干的水珠，显然是刚洗完澡。他看到现金，眼睛一亮，连忙凑了过去，伸手就要拿，却被张学军一把拦住了。 “急什么？等我们处理完这两个人，钱自然有你的份。”张学军冷冷地说道，眼神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付刚讪讪地收回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能站在一旁，眼神时不时地瞟向茶几上的现金，满是贪婪。 时间一点点逼近凌晨3点，张学军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对另外三个人说：“时间到了，动手吧，速战速决，处理完我们就赶紧走，免得夜长梦多。”另外三个人纷纷点头，脸上的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之前的嬉闹和贪婪，此刻都被冷漠和残忍取代。 他们先走进大卧室，将被绑得严严实实的胡某架了起来。胡某浑身发抖，眼神里满是绝望，嘴里不停地哀求着：“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给你们钱，给你们所有的东西，你们放过我和我妻子，好不好？”可他的哀求，在这四个恶魔面前，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张学军面无表情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绕在胡某的脖子上，然后对王吉莹和赵某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立刻上前，按住胡某的身体，不让他挣扎。张学军猛地用力，拉紧了绳子，胡某的身体瞬间剧烈地抽搐起来，嘴巴大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不甘，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就渐渐失去了力气，瘫软了下去，彻底没了呼吸。 解决掉胡某后，他们又快步走进小卧室。江某看到他们进来，又看到他们身上沾染的血迹，瞬间明白了什么，她吓得浑身发抖，蜷缩在墙角，不停地往后退，嘴里发出绝望的哭喊声：“不要，不要杀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我什么都听你们的！” 可这四个恶魔，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付刚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江某的头发，将她拖到床边，死死地按住。赵某则拿出绳子，紧紧地勒住了江某的脖子。江某拼命地挣扎着，双手不停地抓挠着，可她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无法挣脱。她的哭声越来越微弱，眼神也渐渐变得空洞，最终，她的身体停止了挣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杀害了胡某和江某夫妇后，四个嫌疑人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开始清理现场，试图销毁所有的作案痕迹。他们先将胡某和江某的尸体，用床单包裹起来，然后两个人一组，轮流将尸体抬出院子，朝着之前发现的那个隐蔽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生怕被人发现，走得格外缓慢。 将尸体抬到山洞后，他们随意地将尸体放在洞口的玉米秸秆下面，又用一些杂草和泥土，简单地掩盖了一下，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人会发现。随后，他们又返回胡某的家中，开始彻底清理现场。 他们将客厅和卧室里的血迹，用抹布仔细地擦拭干净，将散落的衣物、破碎的啤酒瓶，以及他们吃剩下的西瓜皮、饭菜等垃圾，全部装进黑色塑料袋里，带到温良河边，一一扔进河里。付刚还按照之前的约定，抱起电脑主机，和其他垃圾一起，扔到了河里，试图销毁监控录像等证据。 除此之外，他们还拿走了胡某和江某身上的手机、首饰等值钱物品，将胡某的踏板电动车也骑走了，打算之后卖掉换钱。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付刚不小心将父亲付某某的低保卡，掉在了胡某的裤子口袋里，他当时只顾着清理痕迹，并没有发现，也正是这张不起眼的低保卡，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关键线索。 凌晨4点多，现场终于清理完毕，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四个嫌疑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带上抢来的现金和物品，骑着胡某的踏板电动车，匆匆离开了胡某的家，朝着费县汽车站的方向驶去，想要尽快逃离费县，躲避警方的追查。 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避开所有的监控摄像头，不敢停留，直到到达费县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才暂时停下脚步，打算休息一晚，第二天再继续逃跑。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警方盯上，他们的罪恶行径，也即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四名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经过进一步审理，警方还查明，这四名嫌疑人，除了杀害胡某和江某夫妇之外，自2012年以来，还单独或交叉结伙，在济宁、泰安、临沂等多个地市，实施盗窃、抢劫作案近百起，涉案价值高达10万余元，受害者众多。 2013年10月29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恶性杀人抢劫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张学军、付刚、王吉莹、赵某四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抢劫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且在抢劫过程中，故意杀害两人，奸淫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学军、付刚、王吉莹、赵某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四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15年2月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张学军、付刚、王吉莹、赵某四名罪犯，在临沂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第304章 五年奸杀悬案终告破！任局长出手，擒获残害 7 人恶魔 闻名中外的少林寺，坐落在河南省西北部的中岳嵩山腹地，千百年间香火不断，被誉为“中原名寺之冠”。而嵩山本身，更是素有“天下第一奇山”的美誉，它兼收并蓄，既有泰山的雄伟厚重，又有华山的险峻奇绝，既有恒山的挺拔巍峨，亦有庐山的秀丽多姿，峰峦叠嶂间，藏着数不尽的自然奇景与人文底蕴。 与少林寺仅一山之隔的嵩山莲花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它隐匿在嵩山深处，没有少林寺的人声鼎沸，唯有曲径通幽的石板路，蜿蜒穿梭在古木参天之间，崖壁上的青苔、山间的潺潺流水，再加上随处可见的断崖深潭、崎岖山路，都为这座古刹增添了几分神秘诡谲的色彩。即便地势险峻，依旧有无数善男信女，不畏山路崎岖，慕名前来进香祈福、游览观光，每日清晨与黄昏，暮鼓晨钟穿透山林，响彻十里八乡，不绝于耳，为这片深山增添了几分烟火与禅意。 彼时的嵩山，正借着改革开放后旅游业兴起的东风，逐渐成为国内外游客追捧的旅游胜地。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且要加快搞，突出地搞”，河南省委省政府顺势提出“以旅游开路，推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振兴河南经济”的发展战略，嵩山少林寺作为河南“十大旅游景点”的核心，迎来了旅游热潮，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热闹与繁华背后，一场持续五年的噩梦，正在悄然酝酿。 1996年5月2日，阳光格外灿烂，金色的阳光穿透树叶的缝隙，洒在嵩山的石板路上，斑驳陆离。少林寺景区内游客如织，人声鼎沸，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有的驻足观赏古建筑，有的模仿武术动作拍照留念，一派热闹景象。 中午11点20分，一位身着简约连衣裙、气质优雅的年轻女子，独自穿梭在人流中，她便是来自四川省某大型公司的女经理任女士。任女士早已听闻嵩山的盛名，此次特意抽出时间，独自前来旅游。一早上，她马不停蹄地游览了少林寺、中岳庙、观星台、嵩阳书院，每一处景观都让她流连忘返，即便已经游览了大半天，依旧游兴未尽。 “听说莲花寺比少林寺更幽静，景色也更别致，不如去看看。”任女士心中一动，便告别了喧闹的人群，独自一人顺着山间的羊肠小道，朝着地处偏僻、奥妙神秘的莲花寺走去。山间的空气格外清新，夹杂着草木的清香与泥土的芬芳，溪水潺潺作响，鸟儿在林间欢唱，任女士深深吸了一口气，彻底陶醉在嵩山的秀美景色之中，脚步也愈发轻快，越游兴致越高，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任女士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她前方不远处的一片茂密灌木丛中，一双布满血丝、充满罪恶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的身影，如同饿狼般，等待着下手的时机。那双眼眸里，没有半分禅意，只有贪婪与凶残，紧紧追随着任女士的脚步，一点点拉近着距离。 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了半个多小时，任女士终于来到了万阳岗的半山腰。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三条大小不同的岔路口，每条路口都被茂密的草木遮挡，看不清尽头。由于是第一次游览嵩山，没有提前做好攻略，任女士顿时犯了难，站在岔路口，左右张望，脸上满是焦急，不知道哪一条小道才能通往心心念念的莲花寺。 就在任女士手足无措、四处打量的时候，山道上方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身着灰色僧衣、头戴光头的和尚，缓缓走了下来。这个和尚看起来四十岁左右，面容平淡，双手合十，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走到任女士面前，微微躬身，合手施礼道：“阿弥陀佛。” 任女士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救星，连忙上前一步，语气急切地说道：“哎呀，师傅您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游客，不小心迷路了，您能带我去莲花寺吗？我付给您导游费的。”说着，她还下意识地攥了攥手里的背包带，脸上满是期盼。 那个和尚依旧一本正经，双手合十，口中喃喃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不远万里来我寺进香，一片诚心可鉴，贫僧自然要为施主引路，哪有收取报酬的道理？施主不必多心，请随我来便是。”他的声音温和，语气诚恳，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任谁看了，都会觉得这是一位慈悲为怀的僧人。 任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防，连忙道谢，紧紧跟在和尚身后，朝着其中一条岔路口走去。山路越来越陡，杂草也越来越茂密，脚下的石板路布满了青苔，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任女士一边小心翼翼地跟着，一边时不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而前面的和尚，步伐稳健，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偶尔还会回头叮嘱她“小心脚下”，愈发让任女士放下了所有戒备。 30分钟后，在和尚的带领下，任女士终于来到了万阳岗一处山高林密的悬崖峭壁旁。此时的她，已经累得浑身大汗，衣衫都被汗水浸湿，紧紧贴在身上，双腿发软，疲惫不堪。她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在了冰冷的崖石上，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贪婪地欣赏着周围醉人的景色，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云雾缭绕，近处的古松挺拔苍劲，枝叶繁茂，风吹过山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宛如一首天然的乐曲。 任女士指着对面山上的一棵古松，兴奋地对着和尚说道：“师傅，您快看！对面山上那棵古松，多么雄伟挺拔啊，看这枝干，大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吧？”她的脸上满是欣喜，眼神里闪烁着光芒，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和尚，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个和尚对此不屑一顾，眼神冰冷地扫了一眼那棵古松，根本没有心思欣赏什么风景，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任女士的身上，里面的贪婪与凶残，越来越浓。任女士说了半天，见和尚没有丝毫回应，便疑惑地转过头来，这一看，顿时吓得浑身发冷，魂飞魄散。 刚刚还是善良和蔼、文质彬彬，主动为她带路的和尚，此时此刻，脸上早已没了半分慈悲，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狰狞的淫笑，他眼神浑浊，一步步朝着任女士逼近，不等任女士反应过来，便猛地扑了上去，死死地抱住她的身体，双手在她身上乱摸乱吻，嘴里还发出不堪入耳的污秽话语。 “啊，！”任女士吓得尖叫一声，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拼命地挣扎着，一边挣扎，一边厉声喝道：“你干什么！出家之人要讲道德、守清规，你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负我？你不怕遭天谴吗？你这样做，一定会天打五雷轰的！”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恐惧与愤怒，可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和尚那粗壮有力的手臂。 “嘿嘿嘿，什么他妈出家不出家，什么他妈清规戒律，在老子眼里，都是狗屁！”和尚面目狰狞，语气粗鄙不堪，丝毫没有理会任女士的呵斥，不由分说，一把将拼命反抗的任女士按倒在冰冷的崖石上，粗暴地侵犯了她。任女士的哭声、哀求声，被风吹散在山林里，没有任何人听见，绝望像冰冷的潮水，一点点吞噬了她的所有希望。 完事之后，和尚脸上的淫笑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狠戾。他一把抓住任女士的胳膊，没有丝毫犹豫，猛地用力一推，任女士尖叫着，身体失去平衡，顺着陡峭的悬崖，直直地坠了下去，顷刻间，便香消玉殒，化作了悬崖下的一抔黄土。和尚站在悬崖边，低头看了一眼，脸上没有半分愧疚，只有一丝得意，随后转身，迅速遁入了茂密的密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从未发生过。 更加可怜的是，任女士的尸体，一直无人发现。直到两个月之后，一位常年在嵩山深处砍柴的樵夫，偶然间在悬崖下方的峡谷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尸体早已被山雨冲刷得面目全非，身上的衣物破碎不堪，只能通过一些残留的饰品，勉强判断出死者的身份。 这起奸杀案，瞬间震惊了河南省、郑州市以及登封市的公安机关，还有各级旅游局。要知道，这是建国以来，第一起发生在嵩山莲花寺附近的奸杀女游客案，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其深远。消息传开后，整个嵩山旅游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原本热闹的景区，变得冷清了许多。 登封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大批精干警力，赶赴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可由于案发地地理位置极其复杂，山高林密，悬崖峭壁众多，再加上案发间隔时间过长，期间多次遭遇山雨冲刷，现场留下的痕迹早已被破坏殆尽，再加上尸体高度腐败变形，无法提取到有效的线索，致使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一时间，“万阳岗”这个名字，在当地百姓和游客口中，变成了“万狼岗”“夺命岗”。人们谈起万阳岗，无不谈之色变，谁也不敢再单独前往这个曾经风景秀丽的景点观光游玩，哪怕是结伴而行，也会心有余悸。曾经车水马龙的山间小道，变得人迹罕至，杂草丛生，给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许多依靠旅游业为生的村民，也因此断了收入来源。 尽管1996年5月2日的这起特大奸杀游客案迟迟没有告破，但登封市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反而加强了对整个嵩山旅游地区的侦查、监控和防范力度，在各个景点、岔路口都安排了巡逻民警，密切关注着来往人员的动向。在警方的严密防范下，那个隐藏在深山里的魔鬼，曾经一度销声匿迹，仿佛彻底消失了一般。 时间一天天过去，随着警方的防范力度不断加大，人们的恐慌情绪也渐渐缓解，万阳岗一带，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沉寂了一年多的峡谷，再次响起了男女游客的欢声笑语，嵩山的旅游业，也慢慢有了起色。可谁也没有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悄然降临。 1997年6月13日，正值旅游旺季，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嵩山少林寺旅游的游客，比往常多了许多，景区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到处都是游客的欢声笑语，拍照留念的身影。中午11点左右，一个由河北游客组成的旅游团，怀着对嵩山的向往，来到了嵩山观光旅游，团里的游客们，个个兴致高昂，一边游览，一边赞叹着嵩山的壮美景色。 6月15日，旅游团的游览进入了尾声，团里一位22岁的年轻姑娘，名叫刘静，长得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开朗。她和同伴们一起游览完少林寺后，依旧游兴未尽，趁着同伴们休息、购物的间隙，便独自一人，沿着少林寺后山的林荫山道，朝着嵩山的腹地走去，想要领略一下嵩山深处更原始、更秀丽的景色。 后山的林荫山道，树木枝繁叶茂，阳光很难穿透，林间阴暗潮湿，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显得格外幽静。刘静一边走，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色，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拍照留念，脸上满是笑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向她悄然逼近。正当她玩得高兴的时候，一个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的光头和尚，如同幽灵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她的身边，目光死死地盯着她，眼神里充满了贪婪与恶意。 刘静失踪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旅游团团长和其他游客的耳朵里。团长得知消息后，顿时慌了神，连忙召集了团里的几十名游客，四处寻找刘静的身影，从后山找到前山，从景区找到周边的村落，可找了整整一下午，都没有发现刘静的丝毫踪迹。 绝望之下，河北旅游团的团长和几十名游客，一起来到了登封市公安局门口，对着公安局的大门，集体下跪磕头，哭声、哀求声交织在一起，团长哽咽着说道：“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姑娘！她才22岁啊，求求你们了！”几十名游客也纷纷附和，泪水直流，恳求警方尽快找到刘静。 看着眼前的场景，登封警方的民警们，心如刀绞，却又一筹莫展。他们深知，嵩山面积广阔，峰峦叠嶂，山高林密，地形极其复杂，再加上后山人迹罕至，杂草丛生，如果刘静真的遭遇了不测，想要在茫茫大山中找到她，简直比登天还难。但警方还是立即抽调了大批警力，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嵩山后山，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工作。 “6·13”女游客失踪案发生后的第五天，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可怜的刘静，她的尸体，终于在嵩山梯子沟被发现了。发现尸体的，是一位进山采药的老人，当老人看到尸体的那一刻，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跑到公安局报案。 民警们赶到梯子沟现场后，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惨不忍睹。刘静被人用绳子紧紧反绑着双手，嘴巴被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全身一丝不挂，身上布满了伤痕，而她的头部，被人用石器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就像一个血葫芦，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 登封警方立即组织了大批警力，对梯子沟周边进行了大规模、大范围的搜捕和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想要找到凶手留下的线索。可遗憾的是，由于梯子沟地处偏僻，山雨频繁，现场的痕迹早已被破坏，警方并没有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证据，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但令警方感到惊讶的是，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作案手段，竟然和一个月前发生的另一起奸杀少女案的作案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先控制受害者，反绑双手、封住嘴巴，同样是先侵犯后杀人，作案手法同样残忍至极。 这一刻，警方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嵩山以及山脚下的附近区域，隐藏着一个以女性为侵害对象的奸杀狂魔，这个恶魔，丧心病狂，毫无人性，正在肆无忌惮地残害无辜的女性，而他们，却始终无法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 时间回到一个月之前，也就是199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这天，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天空依旧阴沉沉的，空气湿度很大，一层淡淡的白雾，笼罩着嵩山脚下的山川和田野，能见度很低，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变得非常稀少，整个世界，都显得格外安静，甚至有些压抑。 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嵩山脚下登封市场关镇马庄村中学，还不满13岁的女中学生郝玲玲，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出学校，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准备回家吃早饭。郝玲玲长得乖巧可爱，皮肤白净，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她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成为她生命的终点。 郝玲玲沿着乡间的小路，走了大概一里多路的样子，忽然发现，在前方淡淡的白雾中，有一个剃着光头的和尚，不远不近地跟在自己的身后。她走，那个和尚也走；她停，那个和尚也停，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远不近，让人心里发慌。 可年幼无知的郝玲玲，根本不知道危险马上就要降临，她从小在嵩山脚下长大，见惯了下山办事的和尚、僧人，对出家人有着天然的信任，因此，她并没有多加防备，只是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心里想着，赶紧回到家就安全了。 那个和尚，就这样一路跟在郝玲玲的身后，走了大概3公里左右的路程。眼看前方就要到王庄村东岭，周围越来越偏僻，几乎看不到行人的身影，和尚突然加快了步伐，几步就追上了郝玲玲，与她并肩行走。 嵩山这地方，出家人很多，和尚、僧人下山办事、化缘，对当地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小玲玲也没有多想，见和尚主动和自己说话，便放下了心防，一边走，一边和和尚闲谈着，说着学校里的趣事，说着家里的琐事，殊不知，死神的魔爪，已经悄然伸向了她，一场致命的灾难，即将来临。 当两个人走到王庄村东岭附近时，和尚悄悄环顾了一下前后左右，确认四周没有任何人之后，顿时撕下了脸上虚伪的假面具，眼神变得冰冷而凶残。不等郝玲玲反应过来，他便伸出粗大的胳膊，死死地掐住了郝玲玲的咽喉，力道大得惊人，就好像老鹰抓小鸡一样，郝玲玲连尖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闪电般地拖进了路边的麦田里。 “五一”女中学生郝玲玲失踪案发生后，她的家属、亲友和学校的师生们，都急疯了，大家分成多个小组，四处寻找郝玲玲的身影，走遍了嵩山脚下的各个村落、田间地头，可找了整整二十多天，都没有发现她的丝毫踪迹，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直到1997年5月24日，也就是郝玲玲失踪后的第二十四天，她的尸体，才被承包这块麦田的农民发现。当时，农民正在麦田里劳作，忽然发现麦田深处，有一具小小的尸体，他连忙上前查看，仔细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郝玲玲的尸体，同样是一丝不挂，双手被人牢牢地反绑着，嘴巴用胶带严严实实地封着，身上布满了伤痕，小小的身体，早已变得冰冷僵硬，惨状令人不忍目睹。看着这一幕，在场的民警们，无不痛心疾首，心中充满了愤怒，可却依旧找不到任何线索，无法为这个年幼的孩子讨回公道。 然而，正当警方忙着侦破这三起奸杀案，四处排查线索、寻找凶手的时候，恶魔并没有停下他罪恶的脚步，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1997年9月13日上午，就在郝玲玲发生不幸的同一现场，王庄村东岭附近，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特大奸杀女中学生案。 这一次，受害者是年仅13岁的刘雅，她和郝玲玲是同村人，也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学、一起放学。那天上午，刘雅独自一人放学回家，路过王庄村东岭附近时，被一个神秘的光头男子跟踪，随后被强行劫持到路边的深沟里，遭受了侵犯，最后被残忍地杀害。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连续发生四起奸杀案，受害者中有年轻的女游客、未成年的女中学生，个个死得凄惨，这让整个登封市，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人们白天不敢单独出门，尤其是女性，更是不敢独自前往嵩山附近，哪怕是在自家门口，也会心有余悸。 自此，从1996年开始，在嵩山、少林寺、莲花寺、玉皇沟庙等几座古刹附近的密林峡谷、佛像大殿，以及山下的田野小道上，先后发生了十几起强奸案，其中有四起，凶手在侵犯受害者后，残忍地将其杀害，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登封警方多次布下天罗地网，组织大批警力，深入嵩山深处，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想要擒获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可无奈，嵩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客流量大，再加上很多受害者因为害怕名声受损，不愿意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导致案件的侦破工作，一直没有任何进展，恶魔依旧在暗处，逍遥法外，继续残害无辜。 时间一点点流逝，转眼间，五年过去了，来到了2001年。这五年间，警方从未放弃过对凶手的追查，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排查了无数的嫌疑人，可案件非但没有破获，被奸杀的人数，竟然上升到了7人。这些受害者中，有年仅11岁的幼女，有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还有年逾50多岁的老太太，不分年龄，不分身份，只要被恶魔盯上，就难逃厄运。 看着越来越多的无辜女性惨遭杀害，看着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的模样，登封警方的民警们，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愧疚，却又无可奈何。彼时的登封市公安局，在全市三十多个职能部门综合测评中，已经很多年被评为倒数第一，破案率低，治安形势复杂，百姓怨声载道，民警们的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 就在这人心惶惶、案件陷入绝境的时候，2001年4月中旬，一个重量级人物，来到了登封市公安局，成为了新任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就是任长霞，中国公安史上第一位正牌子的女公安局局长，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却有着钢铁般意志、雷厉风行的女人。 任长霞上任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登封市的大街小巷。一开始，很多民警和百姓，都对这个女局长持怀疑态度，大家都觉得，一个女人，很难镇住登封这复杂的治安局面，更难破获这起困扰了登封警方五年之久的系列奸杀大案。可任长霞，并没有被这些质疑声打倒，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全局大会，整顿警察队伍，鼓舞民警士气，随后，便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命案积案的侦破工作中。 任长霞深知，这起系列奸杀案，已经成为了压在登封警方心头的一块巨石，更是笼罩在登封百姓心头的一片阴影，不破此案，难安民心。很快，登封市公安局第二次成立了“万阳岗系列奸杀案”专案组，由任长霞亲自坐镇指挥，抽调全局最精干的警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擒凶战斗。 专案组成立后，任长霞亲自带领民警，重新梳理了所有案件的卷宗，仔细分析每一起案件的细节，寻找案件之间的关联。经过几天几夜的分析研究，专案组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几年来，发生在嵩山和嵩山附近的十几起强奸杀人案，有着许多惊人的共同点。 比如，被害的对象，大多都是单身出行的女性，尤其是长相漂亮、独自一人的游客和路人；作案的时间，大多选择在早晨、中午或者傍晚，这个时间段，要么行人稀少，要么光线昏暗，便于凶手作案和逃脱；作案地点，大多挑选在偏僻寂静的小路、密林峡谷或者人迹罕至的田间地头，这些地方隐蔽性强，不易被人发现；作案手段，都特别残酷，大多是先控制受害者（反绑双手、封住嘴巴），再实施侵犯，最后将受害者残忍杀害，不留活口。 根据这些共同点，专案侦查人员推测，这个恶魔，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对嵩山的地形非常熟悉，而且很有可能在嵩山附近，有固定的居住点，并且有一定的身份或者特殊职业做掩护，这样才能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多次作案，却始终没有被发现。 于是，按照这个推测，任长霞做出部署：大批警员出动，对嵩山附近的村落、寺院、道观、农家乐等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四十岁左右、光头、身材高大粗壮的男性，尤其是有犯罪前科、行为诡异的人员；与此同时，安排几位长相清秀、气质干练的女警，化妆成独自旅游的女游客，深入嵩山各个偏僻区域，企图吸引恶魔出动；除此之外，警方还特别挑选了一批身形瘦小、面容清秀的民警，男扮女装，穿上女装、戴上假发，化上淡妆，背着挎包，经常出入于恶魔可能出现、行凶作恶的区域，查找蛛丝马迹，伺机引狼出洞，一举擒获。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侦查行动，在嵩山地区全面展开。民警们不分昼夜，有的在各个景点、岔路口巡逻排查，有的化妆侦查，潜伏在各个隐秘角落，有的挨家走访，询问当地百姓，收集线索。可令人意外的是，连续两个多月，整个嵩山地区，都风平浪静，那个作恶多端的魔鬼，突然间销声匿迹了，没有再发生一起类似的案件，仿佛彻底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这种反常的情况，让专案组的民警们，都感到十分疑惑。任长霞经过仔细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魔鬼对警方的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这说明，警方的所有行动，都处在恶魔的视线范围之内，他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嵩山附近，甚至就在警方的排查范围之内，能够随时掌握警方的动向。 “他的隐蔽点，肯定就在嵩山！而且，他的身份，很有可能和寺院、道观有关！”任长霞斩钉截铁地说道。随后，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侦查重点，放在嵩山所有寺院、道观的出家人和工作人员身上，同时，采取“欲擒故纵”的战术，大张旗鼓地公开撤出布置在嵩山各个景点、要道的警力，故意给罪犯一个“风头已过、警方已经放弃追查”的假象，引诱恶魔再次出手。 登封警方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在警方公开撤警后的几天里，嵩山地区，依旧风平浪静，但任长霞知道，恶魔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他正在暗中观察，等待着下手的时机。民警们并没有真正撤离，而是乔装成游客、商贩、樵夫等，潜伏在嵩山的各个隐秘角落，死死地盯着各个寺院、道观周边的一举一动，耐心等待着恶魔自投罗网。 2001年7月23日下午5点10分，登封少林寺办事处的职工耿平，像往常一样，骑着自己的机动三轮车，在少林寺的路口等客人。彼时的少林寺路口，依旧有不少游客，耿平一边抽烟，一边四处张望，心里盘算着，今天能多接几个客人，多赚点钱。 不一会儿，一个剃着光头、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和尚，缓缓走到了耿平的面前。这个和尚，身着灰色僧衣，双手合十，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彬彬有礼地对耿平说道：“施主，我想到莲花寺取点东西，来回都坐你的车，无论多少车费都行，阿弥陀佛。”他的声音温和，语气诚恳，看起来和普通的僧人，没有任何区别。 耿平见是个出家人，而且还是来回坐车，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多赚点钱，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连忙熄灭香烟，笑着答应道：“没问题，师傅！莲花寺我熟，保证把你安全送到，车费好说，随便给点就行。”说着，便打开了机动三轮车的车门，让和尚上车。 和尚上车后，耿平便发动了三轮车，朝着莲花寺的方向驶去。一路上，和尚很少说话，只是靠在车边，闭目养神，偶尔会睁开眼睛，环顾一下四周的环境，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耿平并没有多想，只当是和尚累了，一边开车，一边时不时地和和尚搭几句话，和尚也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回应着。 由于机动三轮车无法直接到达莲花寺的终点，只能停在莲花寺附近的停车场，停车场距离莲花寺，还有将近3里的路程，都是崎岖的山路，无法通车。于是，耿平便把三轮车停在了停车场里，对和尚说道：“师傅，前面就到不了了，咱们得步行进山，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莲花寺了。” 和尚点了点头，说道：“好，辛苦施主了，咱们走吧。”随后，两个人便一起，朝着莲花寺的方向，步行进山。此时，已经是晚上6点40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山路上，显得格外昏暗。所有的游客，都已经下山返回，山路上，显得格外清静，只剩下两个人的脚步声，和风吹过山林的“沙沙”声，气氛，渐渐变得有些诡异。 耿平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丝毫没有察觉到，身边的和尚，眼神已经渐渐变得冰冷而凶残。当两个人步行到一片林深草密的拐角地带时，正在前面行走的和尚，突然停下了脚步，猛地转回头来，脸上的慈悲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狰狞与淫笑。 不等耿平反应过来，和尚便伸出粗壮的胳膊，一下子扣住了耿平的脖子，力道大得惊人，耿平顿时感觉呼吸困难，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紧接着，和尚迅速地把她拖进了路边的密林中，将她按倒在厚厚的落叶上。 被按在地上、死死卡住脖子的耿平，意识渐渐模糊，她清楚地意识到，死亡已经朝她逼近，这个看似和善的和尚，就是那个困扰了登封警方五年之久的奸杀恶魔！他奋力地做着最后的挣扎和反抗，手脚不停地蹬踹着，想要挣脱和尚的控制，可怎奈，这个恶魔人高马大，力气极大，耿平的反抗，在他面前，显得格外渺小，根本无济于事。 和尚不由分说，一把撕掉了耿平的衣服，随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把浑身一丝不挂的耿平，捆了个结结实实，连手脚都无法动弹。紧接着，和尚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透明胶带，开始撕扯胶带，准备封住耿平的嘴巴，显然，他打算像之前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侵犯耿平后，再将他残忍杀害。 眼见自己就要命丧黄泉，耿平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但她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必须想办法活下去。他强压下心中的恐惧，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然后，强装笑容，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对和尚说道：“师傅，我非常理解你们出家人的难处，我知道你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只要你不杀我，我保证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多少钱我都给你，绝不报警，也绝不告诉任何人，求你了！” 正在忙着撕扯胶带、准备封耿平嘴巴的和尚，突然听到被害人如此心平气和、又如此“懂事”的话，顿时愣了一下，脸上的狠戾，也消散了几分，态度，顿时温和了许多。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盯着耿平看了一会儿，见耿平脸上没有丝毫谎言，眼神里满是哀求，便放弃了强奸后再杀人的念头，丢下手中的胶带，开始宽衣解带，对耿平实施了侵犯。 在恶魔施虐的过程中，耿平强忍着心中的屈辱和恐惧，没有丝毫反抗，只是默默忍受着，同时，她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心记下了凶手的每一个身体特征：额头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大概一寸长，左手虎口处，有一块黑色的黑痣，身材高大粗壮，大概一米八左右，说话带着浓重的登封本地口音，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香火味和汗味。她知道，这些特征，将会成为警方擒获凶手的关键线索。 过了一会儿，恶魔心满意足地爬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僧衣，脸上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他看了一眼被捆在地上、浑身是伤的耿平，眼神冰冷，没有说一句话，随后，转身，迅速遁入了茂密的密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耿平一个人，在密林中，无助地抽泣着。 耿平在原地抽泣了一会儿，确认恶魔已经彻底走远，自己确实已经安全了，便开始奋力地挣扎，想要挣脱身上的绳子。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点点地摩擦着身上的绳子，树叶的尖刺，划破了她的皮肤，鲜血直流，可他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挣脱绳子，下山报警，一定要让这个恶魔，付出应有的代价！ 经过十几分钟的挣扎，耿平终于挣脱了身上的绳子。她来不及穿上衣服，赤着身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密林，朝着山下跑去。一路上，她不顾身上的伤痛，不顾山路的崎岖，拼尽全力地奔跑着，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尽快赶到公安局，把凶手的特征告诉警方。 跑到停车场，耿平迅速穿上自己的衣服，骑上机动三轮车，发动车子，朝着登封市公安局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催促自己，眼泪，一边流，心中的屈辱、恐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让她几乎崩溃。 晚上8点多，耿平终于赶到了登封市公安局。她冲进公安局的大门，浑身是伤，衣衫不整，头发凌乱，一边哭，一边大声喊道：“警察同志，快！快抓住他！我遇到那个奸杀恶魔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正在值班的民警，听到耿平的呼喊声，连忙围了过来，看到耿平的模样，顿时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民警们连忙安抚耿平的情绪，让她坐下，喝口水，慢慢说。耿平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随后，把自己遇到恶魔的经过，以及自己记下的凶手的所有身体特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民警。 民警们听完耿平的讲述后，顿时兴奋不已，同时，也无比愤怒。这个困扰了他们五年之久的恶魔，终于露出了马脚！任长霞得知消息后，立即连夜召开专案组会议，根据耿平提供的线索，做出了新的部署：立即把侦查的重点，再次缩小到莲花寺和作案附近的所有寺院、道观之中，重点排查符合耿平描述特征的出家人。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专案组的刑警们，便分成多个小组，直奔莲花寺，展开排查工作。刑警们来到莲花寺后，找到了寺里的尼姑们，向她们详细描述了凶手的特征，询问她们，寺里是否有这样的僧人。 听完刑警们的描述后，一位年长的尼姑，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警官同志，我们寺里，确实有过一个这样特征的人。他叫王绍峰，大概四十岁左右，光头，额头有一道疤痕，左手虎口有黑痣，身材很高大。这个人来路不明，几年前，他来到我们寺里，想要留下来当僧人，我们一开始不打算收留他，可他死皮赖脸地缠着我们，不肯走，我们没办法，只能勉强答应他，让他暂时住下来。不过，几个月前，因为他手脚不干净，偷了寺里的香火钱，被我们发现后，寺里的人把他狠狠揍了一顿，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得到这个重要线索后，刑警们顿时精神大振，连忙追问王绍峰的更多信息，可尼姑们也只知道这些，再也提供不出更多有价值的线索。随后，刑警们立即兵分多路，开始调查嵩山附近的所有寺院、道观，寻找王绍峰的踪迹。 很快，刑警们就查到了玉皇沟庙。他们乔装成进香的游客，来到玉皇沟庙，找到了庙中的住持，向他询问王绍峰的下落。住持看了看刑警们，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警官同志，几个月前，我们庙里，确实来了一个名叫王绍峰的道人，他说他是从莲花寺过来的，想要在我们庙里落脚，我们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不过，他现在不在家，今天早上，吃完早饭后，他就上山，说是给庙里砍柴、找药材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刑警们心中一阵狂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王绍峰，果然就是他们要找的恶魔！此时，天已经快黑了，满天的乌云，遮住了天空，紧接着，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山路变得泥泞湿滑，给抓捕工作，增添了几分难度。 为了保证抓捕工作万无一失，避免恶魔逃脱，侦查人员经过商议，决定分兵三路，实施抓捕：第一路，在玉皇沟庙的后山设卡埋伏，封住那条唯一能够通往大山腹地的交通要道，防止恶魔从后山逃跑；第二路，留在玉皇沟庙内，乔装成庙中的工作人员，专门等待恶魔下山，一旦恶魔出现，立即实施抓捕；第三路，由3名侦查人员组成，立即下山，在少林寺边的交通岔路口设卡，堵住恶魔逃往山外的必经之路，切断他的所有退路。 布置好一切后，侦查人员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埋伏。雨越下越大，冰冷的雨水，打在侦查人员的身上，可他们丝毫没有在意，依旧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岗位，大气都不敢喘，眼神坚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恶魔，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报仇雪恨！ 而此时的王绍峰，也就是那个作恶多端的恶魔，做完案后，正哼着小曲，慢悠悠地朝着玉皇沟庙走去。他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心里盘算着，今天又得手了，而且还没有杀人，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线索，警方也不会查到他的头上。可他没有高兴多久，突然就觉得，今天的事情，有点不大对劲。 “那个开机动三轮车的，和以前的那些受害者不一样，是在少林寺附近干活的，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他会不会报警？”王绍峰的心里，突然升起一丝不安，越想越害怕，后悔当时没有杀掉耿平。他知道，开机动三轮车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胆子大，而且熟悉当地的环境，如果耿平下山报了案，把他的特征告诉警方，那么，他就等于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想到这里，王绍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浑身都在发抖。回到玉皇沟庙后，他依旧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到了夜晚睡觉时，他更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总觉得有危险，随时都会降临。为了安全起见，他以“夜晚不安全，防止小偷进山”为名，把庙门的顶杆，用绳子狠狠的拴死了，并且拔掉了临山窗户的插销，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一旦发现不对劲，就立即从窗户逃跑，躲进深山之中。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王绍峰就起床了，他连庙里煮的稀饭都不敢喝，匆匆揣了几个馒头，就出了庙门，急急忙忙地往山上跑去。他没有去砍柴、找药材，而是像幽灵一样，躲在了玉皇沟庙路边的密林里，死死地观察着庙外的动静，想要看看，是不是有警方前来抓捕他。 就这样，王绍峰在密林中，躲了整整一天，不敢出来。直到下午5点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雨也停了，他看到，有6名身高马大的“游客”，走进了玉皇沟庙。这些“游客”，身材高大，眼神锐利，不像是普通的游客，直觉告诉他，案发了，警方已经找到他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王绍峰心中一慌，再也不敢停留，连忙从密林中钻出来，朝着山下跑去，想要在警方形成包围圈之前，逃离这个危险区域，躲进深山之中，继续逍遥法外。他跑得飞快，不顾山路的泥泞湿滑，不顾身上的疲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跑，一定要跑出去！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他自投罗网。当他拼尽全力，跑到少林寺路口的公路上，准备拦车逃跑的时候，几道身影，突然从路边冲了出来，几个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他，厉声喝道：“不许动！警察！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王绍峰顿时僵在了原地，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他看着对准自己的枪口，知道自己这次，再也跑不掉了，绝望，瞬间淹没了他。就在这时，受害者耿平，也跟着民警们，来到了现场。当他看到王绍峰的那一刻，积压在心中的屈辱、愤怒，瞬间爆发出来，她冲上前去，一把抓住王绍峰的衣领，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顿狠狠的连咬带打，一边打，一边嘶吼道：“你这个恶魔！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你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你怎么配当人！” 民警们连忙上前，拉开了情绪失控的耿平，一边安抚他，一边对王绍峰实施了抓捕，戴上了冰冷的手铐。冰冷的手铐锁住手腕的那一刻，王绍峰浑身一软，双腿一瘫，直接跪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凶残与嚣张，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绝望，嘴里不停念叨着：“我错了，我不该杀那么多人，求你们饶了我吧……” 随后，民警们将王绍峰带上了警车，疾驰着返回了登封市公安局。此时，任长霞早已在公安局等候多时，她一夜未眠，双眼布满了血丝，却依旧精神抖擞，眼神坚定。当看到王绍峰被押下车的那一刻，任长霞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稍稍放松了一些，但脸上依旧没有丝毫笑意，她知道，这只是开始，必须让这个恶魔，彻底交代自己的所有罪行，给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交代。 审讯工作，在任长霞的亲自督办下，连夜展开。一开始，王绍峰还心存侥幸，百般抵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胡言乱语，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试图蒙混过关。他以为，只要自己不承认，警方就没有足够的证据定他的罪，说不定还能有机会逃脱。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任长霞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民警们将耿平提供的凶手身体特征、莲花寺尼姑和玉皇沟庙住持的证词，以及这些年来所有案件的现场照片、受害者信息，一一摆在了王绍峰的面前。看着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听着民警们字字诛心的质问，王绍峰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开始崩溃。 任长霞亲自坐在审讯室里，目光如刀，死死地盯着王绍峰，语气冰冷而坚定：“王绍峰，你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有老人，有孩子，有年轻的姑娘，她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人生，却被你无情地剥夺了生命。你以为你能一直逍遥法外吗？你以为你伪装成僧人、道人，就能掩盖自己的罪行吗？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彻底交代你的罪行，才能减轻你的罪孽，给那些死去的冤魂一个交代！” 任长霞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王绍峰的心上。他看着任长霞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那些铁证如山的证据，终于再也无法伪装下去，精神意志彻底崩溃，瘫倒在审讯椅上，痛哭流涕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恶。 据王绍峰交代，他的真名叫王东风，1957年出生，是登封市大金店镇人。年轻时，他就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经常偷鸡摸狗，惹是生非，还曾因盗窃、猥亵妇女，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刑满释放后，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社会充满了怨恨，心里滋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1995年，王东风因为又一次盗窃被人追赶，走投无路之下，躲进了嵩山深处。他发现，嵩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而且寺院、道观众多，出家人也多，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便剃了光头，伪造了身份，伪装成僧人，先是混入了莲花寺，靠着假装虔诚，骗取了寺里僧人的信任，暂时安定了下来。 可没过多久，他骨子里的恶念，就开始蠢蠢欲动。他看到前来进香、旅游的女性游客，心生邪念，觉得这些人孤身一人，偏僻的山林的就是他下手的最佳场所，而且就算出了事，警方也很难查到他的头上。于是，从1996年5月开始，他便开始了自己的罪恶之路，专门挑选孤身出行的女性下手，实施强奸、杀人的恶行。 王东风交代，他作案时，通常会伪装成和尚，穿着僧衣，借着引路、化缘的名义，接近受害者，骗取受害者的信任，然后将受害者带到偏僻的密林、悬崖、田间等地，实施侵犯。为了防止受害者反抗、呼救，他会事先准备好绳子、胶带，将受害者反绑双手、封住嘴巴，之后再残忍地将受害者杀害，不留活口，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在莲花寺待了一段时间后，因为他手脚不干净，偷了寺里的香火钱，被寺里的人发现后狠狠揍了一顿，他便不敢再留在莲花寺，又伪装成道人，混入了玉皇沟庙。在玉皇沟庙，他依旧没有收敛自己的恶行，一边假装砍柴、找药材，一边暗中寻找作案目标，继续残害无辜的女性。 他还交代，自己之所以一会儿扮成和尚，一会儿扮成道人，就是为了混淆警方的视线，让警方无法锁定他的身份。他以为，出家人的身份，就是他最好的保护色，警方绝不会轻易怀疑到出家人的头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终还是栽在了任长霞的手里，栽在了自己的贪婪与凶残之下。 根据王东风的交代，民警们逐一核实了他的罪行。经过核实，在他躲进嵩山后的五年多时间里，先后强奸杀害成年妇女、幼女共计7人，强奸妇女19人，其中有3起恶性强奸案，还是在莲花寺的大佛像下实施的，其行为之恶劣，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他的受害者，不分年龄，不分身份，上到50多岁的老太太，下到11岁的幼女，只要被他盯上，就难逃厄运。有时候，他在寺院内部找不到合适的施暴目标，就会跑到院外的山谷中、嵩山脚下的偏僻小路上去寻找，一旦锁定目标，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在审讯过程中，王东风还交代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他每次作案后，都会仔细清理现场，销毁自己留下的痕迹，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寺院，继续伪装成虔诚的出家人，念经、祈福，仿佛自己真的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僧人、道人。他甚至还说，自己在嵩山附近居住了6年，压根没有受到一点点佛法的点化，反而觉得，出家人的身份，只是他实施恶行的“保护伞”。 当民警们问他，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时，王东风只是麻木地摇了摇头，眼神空洞地说道：“后悔也没用了，我杀了那么多人，早就该死了。”他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愧疚，只有无尽的麻木与绝望，他或许到最后，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恶行，给多少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给多少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王东风被擒获、罪行被彻底揭露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登封市的大街小巷，传遍了嵩山脚下的每一个村落。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压在登封百姓心头五年之久的阴影，终于被彻底驱散。 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得知恶魔被擒获的消息后，纷纷来到登封市公安局，对着任长霞和办案民警，深深鞠躬，泪流满面地说道：“谢谢任局长！谢谢警察同志！你们终于为我们的亲人报仇了！我们终于可以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了！”看着受害者家属们悲痛又欣慰的模样，任长霞和办案民警们，所有的辛苦与疲惫，都烟消云散，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欣慰与释然。 这起困扰了登封警方五年、震惊全省的嵩山系列奸杀大案，在任长霞的亲自督办下，终于成功告破，作恶多端的恶魔王东风，终于被绳之以法。 任长霞，这位中国公安史上第一位正牌子的女公安局长，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用自己的坚守与担当，为登封百姓带来了安宁，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讨回了公道。她雷厉风行的作风，为民做主的初心，深深印在了登封百姓的心中，成为了人们心中最可敬、最可爱的人。而那个作恶多端的恶魔王东风，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305章 印井藏尸，春节呼救竟是死者最后遗言 2013年2月18号，农历正月初九。 古城苏州还浸在浓浓的年味儿里，没来得及散去。街头巷尾的红灯笼还挂在屋檐下，被清晨的微风轻轻晃着，红纸边角被风吹得发卷，却依旧透着喜庆劲儿。家家户户的门楣上，还贴着崭新的春联，墨香混着残留的鞭炮碎屑味，在微凉的空气里弥漫。偶尔有早起的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拄着拐杖在巷口遛弯，嘴里哼着苏州评弹的调子，遇见熟人就笑着拱手，道一声“新年好”“马年吉祥”，欢声笑语顺着风飘出老远。 这本该是个阖家团圆、喜气洋洋的日子，可家住高新区东渚镇的惠小娟，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彻底打碎了这份节日的祥和。 那会儿正是大冬天，江南的湿冷钻骨，哪怕裹着厚厚的棉被，也能感觉到寒气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贴着皮肤往骨头缝里渗。惠小娟前一天晚上陪家里人守岁，又玩了半宿麻将，这会儿正睡得沉，脑袋埋在暖和的被窝里，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许是做了什么好梦。 “叮铃铃，叮铃铃，” 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在床头柜上响起，一遍又一遍，执着得让人烦躁。惠小娟被吵得皱起眉头，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翻了个身，想把脑袋蒙进被子里继续睡，可那铃声像是跟她较上了劲，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哎呀，谁呀这是，大早上的不让人睡觉！”惠小娟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抱怨，一边慢吞吞地伸出手，在床头柜上摸索着手机。指尖碰到冰凉的手机壳时，她打了个哆嗦，眯着眼睛凑到眼前一看，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号码，没有备注，数字陌生得很，不像是亲戚朋友的，也不是镇上熟人的。 “奇怪，这是谁啊？”惠小娟心里犯着嘀咕，还是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凑到耳边，声音里满是没睡醒的慵懒和不耐烦：“喂？谁啊？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让惠小娟瞬间僵住了，浑身的困意像是被一盆冰水浇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后脊背都泛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凉得刺骨。 没有多余的话语，只有一阵撕心裂肺、凄厉到极致的哭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救命，救命啊，”，声音嘶哑，带着无尽的恐惧和绝望，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出来的。那哭声穿透听筒，钻进惠小娟的耳朵里，听得她心里发毛，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大过年的，大清早接到这种电话，换谁心里都不舒服，更何况是这种凄厉的呼救声，简直太不吉利了。惠小娟心里一紧，也顾不上生气了，连忙对着电话大喊：“喂？你是谁啊？你怎么了？遇上什么事了？你说话啊！” 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语气里带着焦急，也带着一丝不安，可电话那头除了越来越微弱的哭声和“救命”声，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回应，既不说自己是谁，也不说发生了什么，就只是一个劲地哭，一个劲地喊救命。 喊了大概几十秒钟，那哭声突然戛然而止，紧接着，电话就被匆匆挂掉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单调而刺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突兀。 惠小娟握着手机，愣在原地，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后脊背的冷汗已经浸湿了内衣，冰凉地贴在身上，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过了一会儿，她才缓过神来，心里的焦急渐渐被怒火取代。 “真是岂有此理！大过年的，搞什么恶作剧！”惠小娟气得咬牙切齿，狠狠拍了一下床头柜，“我招你惹你了？大清早的给我添堵，还吓我一跳！” 她越想越气，睡意全无，心里琢磨着，一定要把这个打电话的人找出来，好好骂他一顿，出出这口恶气。于是，她按着刚才的陌生号码，反手拨了回去，心里盘算着，等对方接了电话，一定要好好质问他一番。 可电话拨出去之后，听筒里却只传来“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冰冷而机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关机？”惠小娟愣了一下，随即更生气了，“好啊，敢打恶作剧电话，还敢关机躲着我？果然是故意恶搞的！” 她又连续拨了好几遍，结果都是一样的，对方始终关机。惠小娟气得把手机扔在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抱怨，嘟囔着这是谁这么缺德，大过年的捉弄人。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刚才接到的那通诡异的呼救电话，根本不是什么恶作剧，电话那头，正发生着一起令人发指的残忍命案，一条鲜活的生命，正在被无情地扼杀，而那凄厉的呼救声，正是受害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声音。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春去夏来，转眼就到了9月。苏州的夏天格外闷热，空气里像是裹着一层厚厚的热浪，让人喘不过气来。孙武路附近，一片繁忙景象，施工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线施工，工期紧张，工人们每天都顶着烈日，加班加点地干活，只想尽快完成施工任务。 9月18号这天，天刚蒙蒙亮，通信公司的工人师傅们就已经赶到了施工现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进入路边的印井，检查地下线缆的情况，确保排线施工能够顺利进行。带队的王师傅，从事这份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什么样的场景都见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他会在一口不起眼的印井里，看到一幕让他终生难忘、魂飞魄散的景象。 “大家都小心点，这井盖沉得很，得用工具才能撬开，别伤着自己。”王师傅一边提醒着身边的工友，一边拿起随身携带的撬棍，对准井盖的缝隙，用力往下撬。这口印井的井盖是铸铁做的，沉甸甸的，足足有82公斤重，也就是164斤，单凭一个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撬开，必须好几个人配合，用撬棍一点点撬动。 几个工友齐心协力，握着撬棍，使出浑身的力气，一点点撬动井盖。“咯吱，咯吱，”刺耳的摩擦声在清晨的街道上响起，伴随着井盖被撬动的声音，一股刺鼻的、混杂着腐烂和污水的恶臭，从井底下缓缓飘了上来，呛得工人们纷纷捂住鼻子，皱起眉头。 “这味儿也太冲了，怎么这么臭？”一个年轻的工友忍不住抱怨道，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王师傅也皱着眉头，强忍着刺鼻的恶臭，继续用力撬动井盖。他心里犯着嘀咕，这印井平时也没人打理，有污水和异味很正常，可这味道，也太浓烈了，不像是普通的污水味，反而带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腐烂味。 很快，井盖被撬开了一条缝隙，王师傅借着微弱的天光，探头往井底下看了一眼。这一眼，让他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瞳孔猛地收缩，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手里的撬棍“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王、王师傅，怎么了？你看见什么了？”身边的工友见他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连忙问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安。 王师傅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嘴唇哆嗦着，手指着井底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人、人……井底下有人……还有好多头发……” “什么？有人？”工友们都吓了一跳，纷纷围了过来，借着天光往井底下看。这一看，所有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有的工友甚至忍不住捂住了嘴，差点吐出来，还有的人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 只见那口印井大概有1米9深，长和宽都不超过两米，井底部积满了浑浊的污水，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垃圾和杂物。而在污水之中，一个人影脸朝下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乌黑的头发散落在水面上，密密麻麻的，顺着水流轻轻晃动，看着格外诡异吓人。 “快、快报警！快打110！”王师傅终于缓过神来，对着工友们大喊道，声音里还带着未平的颤抖。他从事这份工作十几年，挖过无数口印井，见过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井底下藏着一个人，看那样子，显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一个工友连忙掏出手机，手忙脚乱地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声音急促地说道：“喂！警察同志！快来！孙武路附近的印井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很吓人！你们快来啊！” 接到报警电话后，苏州市公安局度假区分局的民警们，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警车的鸣笛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警戒线很快就拉了起来，将案发现场围了起来，禁止无关人员靠近。民警们各司其职，有的在现场周围进行警戒，有的开始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还有的在询问现场的工人师傅，了解情况。 负责勘查现场的民警，小心翼翼地走到印井旁边，借着专业的照明设备，仔细观察着井底下的情况。由于井底部有积水，尸体脸朝下漂在水面上，只能看到死者穿着的衣服，看不清五官和性别，无法判断死者的身份。不过，死者身上穿的衣服，却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那是一件厚厚的羽绒服，看起来十分厚重，显然是冬天穿的衣服。 此时已经是9月份，江南地区的9月，天气还十分闷热，白天的气温甚至能达到三十多度，人们都穿着短袖、薄外套，谁也不会穿厚厚的羽绒服。这就很奇怪了，死者为什么会穿着冬天的衣服，出现在这口印井里？ 民警们还注意到，这孙武路附近，最近一年来一直在修路，道路还没有正式通车，平时来这里的人很少，附近也没有居民楼，十分偏僻。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什么人会死在这口印井里？死者的身份是什么？是怎么死在这里的？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民警们的心头。 要想破解这些疑问，首先要判断这起案件的性质，是意外落水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从现场的一个细节，就能找到一些线索，那就是这口印井的井盖。 之前工人师傅们已经说过，这井盖足足有82公斤重，必须用工具才能撬开，仅凭一个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打开。而民警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这口印井的井盖是完好无损地盖在上面的，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民警们据此分析，如果死者是自杀，那么她跳下去之后，根本不可能再爬上来，把井盖重新盖好，再跳下去自杀，这根本不符合常理，也不可能实现。如果是意外失足落水，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不小心掉下去之后，还特意爬上来，把井盖盖好，再掉下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么一来，就可以排除自杀和意外失足的可能性了。结合现场的环境和井盖的情况，民警们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他杀案件，死者是被人杀害后，抛尸到这口印井里的，而凶手在抛尸之后，还特意把井盖盖好，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躲避警方的追查。 由于印井较深，底部有积水，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无法直接打捞。在度假区公安分局的协调之下，当地的消防官兵们也很快赶到了现场，配合民警们进行尸体打捞工作。消防官兵们穿上专业的防护装备，小心翼翼地下到井里，借助工具，慢慢将尸体从积水中打捞上来。 当尸体被打捞上来的那一刻，在场的民警和消防官兵们，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由于长时间被积水浸泡，尸体已经高度腐败，面目全非，皮肤变得发白、肿胀，已经无法辨认容貌，没有任何辨认价值。不过，通过尸体的体型和穿着，民警们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女性。 除了那件不合时宜的羽绒服，死者身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衣物，都是冬天穿的厚衣服，这进一步印证了民警们的猜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冬天。要知道，在苏州，一般情况下，只有每年的12月中下旬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天气最冷的时候，人们才会穿羽绒服这样的厚衣服。所以，这件羽绒服，大致可以反映出死者死亡的季节。 为了进一步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法医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对尸体进行细致的检验。法医通过对尸体的检验发现，尸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尸蜡现象，结合尸体的腐败程度，以及身上衣物的腐烂情况，初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半年到一年之间。 这个推断，和民警们根据羽绒服做出的判断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受害人遇害的时间，应该是在2012年12月份到2013年3月份之间，正好是冬天。 随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检验，最终确定了死者的死亡原因，呼吸道受到阻压，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简单来说，死者是被人活活掐死的，或者是被人用其他东西捂住口鼻，导致无法呼吸而死亡的。这进一步证实了民警们的判断，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他杀案件。 案件的性质已经确定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个被杀害的女性究竟是谁？她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又被抛尸到这口偏僻的印井里？她的家人在哪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报案寻找她？ 民警们对死者的衣物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在死者穿着的羽绒服口袋里，民警们找到了一些东西，几张皱巴巴的纸币，面额不大，加起来也没多少钱；一串钥匙，看起来像是家门钥匙，还有一把小小的挂锁钥匙；除此之外，还有一盒避孕药。 这盒避孕药，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重视。民警们仔细查看了这盒避孕药的说明书，发现这并不是那种紧急避孕药，而是长期服用的避孕药。一般来说，女孩子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随身带着长期服用的避孕药的。结合这一点，民警们初步推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平时的生活作风比较开放。 除此之外，民警们在打捞尸体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死者身上，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鞋不见了。民警们围绕着印井周围，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下到井底下，对井底的积水和杂物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可始终没有找到另一只鞋。 结合现场的这些物证和痕迹，民警们进一步推断，这口印井，或者说印井周围，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而只是一个抛尸现场。也就是说，死者是在其他地方被人杀害的，之后被凶手转移到这里，抛尸到印井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死者的另一只鞋找不到，很可能是在第一案发现场，或者是在被转移的过程中丢失的；其次，这口印井十分偏僻，周围人迹罕至，凶手选择在这里抛尸，就是为了掩盖罪行，避免被人发现；再者，死者是一名女性，体重再轻，也有一百来斤，凶手要想把她的尸体转移到这里，仅凭自己的力气，是很难做到的，必须借助交通工具，比如汽车，这样才能更轻松地转移尸体，而且不容易被人发现。 基于这些推断，民警们认为，嫌疑人必然是使用了交通工具，将死者的尸体转移到这里抛尸的。所以，警方接下来的侦查重点，就是围绕着现场附近的监控摄像头，寻找可疑的车辆和人员，希望能找到一些破案的线索。 可民警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一般来说，普通的监控摄像头，视频数据只能保存一个月左右，而死者的死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七八个月之前的监控视频，早就已经被新的视频覆盖掉了，根本无法调取。 现场没有足够的痕迹物证，外围又缺乏监控录像的支持，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民警们虽然心里着急，却也没有办法，只能重新梳理线索，寻找新的突破口。 对于一起凶杀案来说，尸源的确定，往往是破案的关键。只要能找到尸源，确定死者的身份，那么案件就成功了一半。所以，民警们决定，暂时放下其他的侦查方向，集中精力，先寻找尸源，确定死者的身份。 可问题是，死者的尸体已经高度腐败，面目全非，无法通过容貌辨认身份，身上也没有身份证、银行卡等能够直接证明身份的物品，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串钥匙、几张纸币，还有那盒避孕药。这些线索，对于寻找尸源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决定，从死者身上的“特点”入手，寻找那些能够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以此来锁定尸源。在法医对尸体进行再次细致检验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特征，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死者的两只脚，五个脚趾都没有了。 这个特征，非常罕见。一般来说，人如果没有脚趾，走路会非常不方便，大概率会是跛脚，或者走路的速度很慢，姿势也和正常人不一样。法医通过进一步的勘验发现，死者脚上的伤，并不是新鲜的伤口，而是陈旧伤，伤口处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疤痕，由此可以推断，这个伤口是死者生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形成的，并不是被杀害时造成的。 民警们意识到，这个特征，对于寻找尸源来说，是一个“优质性特征”。因为它足够稀缺，足够特别，只要在排查过程中，找到一个双脚五个脚趾都没有、走路跛脚的女性，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死者。 于是，苏州市公安局度假区分局的民警们，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展开了全面的走访摸排工作，重点寻找符合条件的女性，双脚五个脚趾缺失、走路跛脚，并且在2012年12月到2013年3月之间失踪的女性。 走访摸排的工作，十分繁琐而辛苦。民警们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到周边的乡镇、村庄，挨家挨户地询问，向村民们描述死者的特征，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白天，他们顶着烈日，走村串户；晚上，他们整理走访记录，分析线索，常常忙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大量排查，9月19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二天，从高新区东渚镇，传回来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东渚镇有一个女人，名叫姚芳，她的体貌特征，和死者十分接近。 民警们立刻赶到东渚镇，向当地的村民们了解姚芳的情况。据村民们反映，姚芳今年30多岁，是高新区镇湖人，2005年的时候，嫁给了东渚镇上的一个泥瓦工人，名叫于强。姚芳最大的特点，就是双脚的五个脚趾都没有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是个跛脚，当地人都习惯叫她“小跛脚”。 更让民警们兴奋的是，村民们还反映，从2013年春节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姚芳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姚芳可能是外出打工了；也有人说，姚芳平时生活作风不好，可能是跟别的男人跑了；还有人说，姚芳喜欢赌博，可能是欠了赌债，被人追债走了。总之，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但没有人知道，姚芳到底去了哪里。 那么，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失踪的姚芳呢？为了确认这一点，民警们立刻联系了姚芳的亲属，提取了他们的dNA样本，然后和死者的dNA样本进行比对。 等待比对结果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民警们心里既期待，又紧张，期待着比对结果能够确认死者就是姚芳，这样就能找到尸源，为破案找到突破口；可同时，他们也有些紧张，担心比对结果不符，那么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几天后，dNA比对结果出来了，死者的dNA，与姚芳亲属的dNA，符合亲缘关系。也就是说，这具被抛尸在印井里的女尸，正是失踪了大半年的姚芳。 尸源终于确定了，民警们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一半。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姚芳已经结婚生子，有自己的家庭，从她失踪到尸体被发现，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为什么她的家人，从来没有报案寻找过她？ 民警们带着这个疑问，找到了姚芳的丈夫于强，向他了解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于强的情绪显得有些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冷漠，丝毫没有失去妻子的悲痛。 民警们心里顿时起了疑心，追问于强，为什么姚芳失踪了大半年，他都不报案。于强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说出了其中的缘由，他和姚芳的夫妻关系，一直不好，甚至在姚芳失踪之前，他们就已经离婚了。 于强向民警们讲述了他和姚芳的婚姻经历。2005年，经朋友介绍，于强和姚芳认识了。那时候，于强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泥瓦工人，每天在工地上辛辛苦苦干活，赚钱养家；姚芳则长得清秀，性格也还算开朗，操持着家里的家务。两人认识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然后结婚组建了家庭。 刚结婚的时候，他们的日子虽然平平淡淡，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还算幸福。于强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姚芳在家照顾家庭，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的日子，更是多了一份温馨。于强本以为，这样的日子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结婚没几年，姚芳就变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姚芳迷恋上了赌博。一开始，她只是偶尔去棋牌室打打牌，输赢也不大，于强虽然不乐意，但也没有过多干涉，只当是她打发时间。可渐渐地，姚芳越来越沉迷赌博，甚至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她不再操持家里的家务，不再照顾年幼的女儿，每天一早就去棋牌室，直到深夜才回家。有时候，她甚至会在棋牌室待上一整天，连饭都不回家吃。于强每天在工地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几乎全部被姚芳拿去赌博了，有时候，三五分钟，就能输个精光。 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原本和睦的家庭，也因为赌博，变得矛盾重重。姚芳一输钱，就会心情不好，回到家就跟于强大吵大闹，骂于强没本事，赚不到钱；于强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姚芳挥霍一空，心里也十分生气，两人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候，甚至会动手。 随着矛盾越来越深，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淡，这段婚姻，也渐渐走到了尽头。由于当时他们的女儿只有一岁，年纪还很小，法院最终将女儿判给了姚芳抚养。可姚芳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带着女儿，无依无靠，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 于强虽然和姚芳吵得不可开交，甚至离婚了，但他心里，还是有责任感的。他想着，姚芳毕竟曾经是自己的妻子，更何况，还有自己的女儿，他不能不管她们。于是，于强决定，帮姚芳和女儿盖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身之所。 为了盖房子，于强省吃俭用，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工地上干活，甚至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眼看房子就要完工了，就差给工人结工资了，可就在这时候，姚芳却干了一件让于强忍无可忍的事情，她把工人的7000块钱工资，全部拿去赌博，输了个精光。 “我当时都快气疯了！”于强回忆起这件事，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双手紧紧攥着拳头，“那是给工人的工资，年底了，工人们都等着这笔钱回家过年，她倒好，一句话不说，就拿去赌输了！我能不生气吗？我不打她，我能怎么办？” 于强说，当时他气得失去了理智，动手打了姚芳，这也是他第一次动手打姚芳。街坊邻里听到他们的争吵声和打斗声，都赶了过来，劝架的劝架，拉架的拉架，最后，甚至有人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姚芳正对着于强大破口大骂，两人的情绪都十分激动。 民警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对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劝说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解决问题。姚芳虽然被打了，但也知道自己错了，最后，她出去向别人借了2万块钱，把工人的工资全部结清了。可这笔钱，最后还是记在了于强的头上，让于强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压力。 于强本以为，姚芳经过这件事之后，能够收敛一些，不再沉迷赌博，好好照顾女儿，可他没有想到，姚芳对于他的付出，一点也不领情，甚至还觉得理所当然。从那以后，于强对姚芳，彻底绝望了，他下定决心，再也不管姚芳的事情了，任由她自生自灭。 民警们听完于强的讲述，又对周边的街坊邻里进行了走访核实，确认于强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同时，民警们也对於强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发现姚芳失踪前后，于强一直在工地上干活，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且，他也没有杀害姚芳的动机，虽然两人夫妻关系不好，甚至离婚了，但于强对姚芳，更多的是失望和无奈，并没有到要杀人的地步。 经过多方调查，民警们排除了于强的作案嫌疑。那么，姚芳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失踪的？她失踪之前，都接触过哪些人？是谁杀害了她？ 民警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姚芳的通话记录。他们联系了相关的电信公司，调取了姚芳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姚芳的手机，在2013年2月18号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也没有任何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 民警们据此推断，姚芳很可能就是在2013年2月18号这一天，遭遇了不测，被人杀害的。那么，在2月18号之前，姚芳都跟谁联系过？她最后接触的人是谁？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杀害她的凶手？ 民警们仔细查看了姚芳2月18号之前的通话记录，发现她在2月18号这一天，有过几次通话，而最后一次通话，是在早上9点左右，拨打了一个134开头的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重视。他们推断，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后见到姚芳的人，也有可能，就是杀害姚芳的嫌疑人。 民警们立刻展开调查，很快就找到了这个电话号码的户主，一个名叫惠小娟的女人，也是东渚镇本地人。 当民警们找到惠小娟，向她询问2013年2月18号早上9点左右的通话情况时，惠小娟一下子就愣住了，随即就想起了那个让她终生难忘的诡异电话。 “警察同志，你们不说，我都快忘了这件事了！”惠小娟回忆道，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那天是正月初九，大早上的，我还在睡觉，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就一个劲地哭，喊救命，我问她是谁，她也不说话，就只是哭，喊了几十秒钟，就挂电话了。我当时还以为是恶作剧，气得不行，回拨过去，对方就关机了。” 民警们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惠小娟接到的那个诡异的呼救电话，正是姚芳打来的！而姚芳拨打这个电话的时间，正好是她遇害的时间。 可民警们又有了新的疑问：惠小娟说，她不认识姚芳，接到电话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可姚芳为什么会在遭遇侵害的时候，把电话打到惠小娟这里来？她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民警们终于弄清楚了其中的缘由。原来，惠小娟和姚芳，其实是认识的，只是两人并不熟悉，很少来往，顶多算是点头之交。惠小娟在村子里，人们都习惯叫她“阿娟”，姚芳在手机通讯录里，存的也是“阿娟”。 而“阿娟”的“阿”字，按字母排序，是a开头，在手机通讯录里，排在最前面。民警们推断，姚芳在被凶手侵害的时候，一直在奋力反抗，慌乱之中，不小心碰到了手机，手机自动拨打了通讯录里排在最前面的号码，也就是惠小娟的电话。而惠小娟接听电话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姚芳的呼救声。 这么一来，所有的事情就都能解释得通了。惠小娟接到姚芳的电话，纯粹是一个巧合。但这个意外的插曲，却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姚芳的遇害时间，确定在了2013年2月18号早上9点左右。 确定了遇害时间，警方的侦查方向就更加明确了，围绕着2013年2月18号前后，所有和姚芳有过接触的人，展开全面排查，重点寻找嫌疑人。 民警们对姚芳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们发现，姚芳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认识的人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在棋牌室认识的牌友。姚芳平时除了赌博，没有其他的爱好，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棋牌室里。 而且，姚芳的脾气不好，又好胜心强，在棋牌室里，经常因为打牌输赢的事情，和其他牌友发生矛盾纠纷，有时候，甚至会吵得面红耳赤，闹得很不愉快。民警们据此推断，姚芳的遇害，很可能和她的牌友有关，会不会是因为打牌的时候，和某个牌友发生了矛盾，对方怀恨在心，从而对她痛下杀手？ 于是，民警们把侦查重点，放在了姚芳的牌友身上，对所有和姚芳有过接触的牌友，进行了逐一排查。在排查的过程中，一个名叫戚建的男人，逐渐进入了民警们的视线，成为了警方重点的侦查对象。 戚建，当年39岁，是一名黑车司机，平时也经常去棋牌室打牌，和姚芳算是牌友。据棋牌室的老板和其他牌友反映，戚建和姚芳，平时在棋牌室里，就经常有来往，有时候，姚芳打完牌，会坐戚建的黑车回家。 这个情况，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重视。首先，戚建是黑车司机，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这符合警方之前的推断，凶手必然是使用交通工具，将姚芳的尸体转移到印井里抛尸的；其次，戚建和姚芳有单独接触的机会，而且接触比较频繁，有作案的条件；再者，据一些牌友反映，戚建早就对姚芳有非分之想，他知道姚芳的生活作风不好，平时就经常有意无意地接近姚芳，想和姚芳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只是姚芳一直没有同意。 除此之外，姚芳的通话记录，也进一步印证了戚建的嫌疑。民警们发现，姚芳在2013年2月18号早上，给惠小娟打电话之前，还和戚建有过四五次通话。从通话的时间和频率来看，民警们推断，两人很可能是约好了见面，姚芳给戚建打电话，是在联系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2月18号，姚芳和戚建通了好几次电话，而就在同一天，姚芳遇害了。这仅仅是巧合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民警们心里都清楚，戚建的嫌疑，越来越大了。 可怀疑归怀疑，警方的侦查工作，必须要有证据支撑。之前，民警们试图调取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寻找戚建的车辆，可由于时间太久，监控录像已经被覆盖，无法调取。就在民警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交通部门有智能抓拍系统，这个系统的照片保存时间比较长，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这个提议，让民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联系了当地的交通部门，调取了2013年2月18号前后，孙武路附近的智能电子抓拍照片。智能电子抓拍系统，主要是针对车辆的，用于抓拍车辆的违章行为，它是以照片的形式进行储存的，保存时间比普通的监控录像要长得多，有时候，甚至能保存一年以上。 民警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逐一查看这些抓拍照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了线索。照片显示，2013年2月18号下午4点46分，戚建驾驶着自己的黑车，从北向南，进入了案发现场附近的路段。 更让民警们注意的是，据戚建的家人和朋友反映，戚建平时很少去孙武路附近，几乎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偏僻的地方，可他却在姚芳遇害的当天，开车去了那里。而且，照片还显示，戚建的车，在案发现场附近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6点01分，才从南向北，离开了案发现场附近的路段。 戚建为什么会开车去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偏僻地方？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到底做了什么？结合之前的种种线索，民警们推断，戚建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寻找抛尸地点，并且实施了抛尸行为。 此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戚建。民警们不再犹豫，立刻采取行动，对戚建进行了控制。当民警们赶到戚建的住处，将他带走的时候，戚建的亲戚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纷纷为他求情。 戚建的未婚妻，更是激动得哭了起来，拉着民警的手，不停地说道：“警察同志，你们抓错人了！戚建他是个老实人，平时老实巴交的，不爱说话，从来不会干坏事，他马上就要和我结婚了，怎么可能杀人呢？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在戚建的亲戚朋友们看来，戚建是一个内向、老实、顾家的男人，虽然没有结婚，但一直和未婚妻感情很好，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根本不可能做出杀人这样的事情。可民警们心里清楚，有时候，表面上老实巴交的人，内心深处，却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控制住戚建之后，民警们并没有立刻对他进行审讯，而是先依法对他的黑车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民警们知道，这辆车，很可能就是作案车辆，如果戚建真的是凶手，那么车上，必然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死者的头发、血迹，或者其他的痕迹物证。 可此时，距离姚芳遇害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个月，戚建的车，已经被他清洗过很多次，车厢内部，看起来十分干净，没有任何明显的痕迹。民警们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能不能在这辆车上，找到有用的线索。 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们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勘查，从车头到车尾，从前座到后排，从座椅缝隙到后备箱，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他们仔细查找着任何细微的痕迹，指纹、头发、纤维、血迹，哪怕是一根细小的头发丝，都被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取下来，送去进行检验。 经过几天的细致勘查和检验，民警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分别从戚建车辆的后座和后备箱里，提取到了几根头发。经过dNA比对，这些头发，正是死者姚芳的。 这个发现，让民警们十分兴奋。姚芳的头发，为什么会出现在戚建车辆的后座和后备箱里？如果只是单纯地坐车，头发可能会出现在前座或者后座的座椅上，可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备箱里？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民警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力的直接证据，足以证明，戚建和姚芳的死，有着密切的关系，戚建就是杀害姚芳的凶手。 5天之后，民警们再次提审了戚建。这一次，面对民警们摆出的证据，戚建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低着头，沉默了很久，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平静，逐渐变得愧疚、恐惧，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向民警们交代了自己杀害姚芳的全部犯罪事实。 戚建说，他和姚芳，是在棋牌室认识的。第一次见到姚芳的时候，他就被姚芳的外貌吸引了，后来，他又从其他牌友那里，得知了姚芳的生活作风不好，于是，就对姚芳有了非分之想，经常有意无意地接近她，想和她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可姚芳一直没有同意。 2013年2月17号，也就是姚芳遇害的前一天，姚芳在棋牌室打完牌之后，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车，就搭乘了戚建的黑车回家。在车上，姚芳主动和戚建聊起了天，还向戚建要了电话号码，说以后打麻将晚了，方便联系他接自己。 戚建当时心里十分高兴，他以为，姚芳终于对自己有好感了，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姚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走向犯罪的开端。 2013年2月18号一大早，戚建就接到了姚芳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姚芳的语气很温柔，让戚建开车去接她，带她出去玩玩。戚建心里十分兴奋，立刻答应了，很快就开车赶到了约定的地点，接上了姚芳。 可姚芳上车之后，却没有告诉戚建自己要去哪里，只是让他开车，说“随便转转，到湖边去看看”。戚建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问，就按照姚芳的要求，开车朝着湖边的方向驶去。 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气氛变得十分微妙，带着一丝暧昧。姚芳坐在副驾驶上，时不时地看向戚建，眼神里带着一丝挑逗。戚建被姚芳的眼神勾得心神荡漾，心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一路上，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暧昧的气息，在车厢里不断弥漫。 最后，在姚芳的暗示下，两人在车里，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戚建当时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心里十分得意，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完事之后，姚芳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脸上的温柔和暧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冷漠和贪婪。她看着戚建，语气冰冷地说道：“我外边欠了一二十万的高利贷，你今天必须给我3万块钱。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去找你老婆，告诉你老婆我们之间的事情，让你婚也结不成！” 戚建听到这里，瞬间就懵了，脸上的得意，也瞬间变成了愤怒和恐慌。他马上就要和老婆结婚了，他非常珍惜这段感情，也非常害怕老婆知道这件事，一旦老婆知道了，他们的婚事，肯定就泡汤了，他的一切，也都会毁于一旦。 “你别胡说！我没有钱！”戚建强压着心里的愤怒，对着姚芳说道，“你赶紧别闹了，我送你回去！” 可姚芳却不依不饶，依旧坚持要3万块钱，还威胁戚建说，如果不给钱，她现在就给戚建的女朋友打电话。戚建看着姚芳嚣张的样子，又想到自己即将到来的婚事，心里的愤怒和恐慌，瞬间爆发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伸出手，一把掐住了姚芳的脖子。 姚芳被掐住脖子，顿时无法呼吸，她拼命地挣扎着，双手不停地抓挠着戚建的手臂，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救命”，威胁戚建说，如果敢杀她，一定会有人知道的。可此时的戚建，已经被愤怒和恐慌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姚芳的话，手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戚建听到姚芳放在座位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就是惠小娟的声音）。他心里一惊，生怕被别人发现，于是，连忙松开手，一把抢过姚芳的手机，按下了挂断键，然后关机，随手扔到了车窗外。 等他再回头看姚芳的时候，发现姚芳已经没有了呼吸，眼睛圆睁着，脸上还带着恐惧和不甘。戚建这才意识到，自己杀人了，他心里瞬间充满了恐惧，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 过了很久，戚建才缓过神来。他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他不能被警方抓住，于是，他就想到了抛尸，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开车，沿着太湖边，四处寻找抛尸的地点，找了很久，才找到了孙武路附近的那口偏僻的印井。 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天逐渐黑了下来，夜色正好可以掩盖他的罪行。戚建停下车，从后备箱里拿出两把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撬开了印井的井盖，然后，把姚芳的尸体，从车上抱下来，扔进了印井里。 在抛尸的过程中，戚建也发现，姚芳的一只鞋不见了，他心里很着急，在周围找了一圈，可始终没有找到，最后，他也只能放弃，用螺丝刀，把井盖重新盖好，然后，开车匆匆离开了现场，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戚建交代的所有作案细节，都和警方现场勘查的结果、外围走访的线索，完全吻合，姚芳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姚芳的头发出现在戚建的车上，戚建在姚芳遇害当天，开车去过案发现场附近，并且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还有姚芳失踪的一只鞋，这些细节，都一一对应，没有任何矛盾。 至此，这起发生在春节期间的诡异凶杀案，终于真相大白。戚建，这个在别人眼中，内向、老实、顾家，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因为一时的诱惑，一时的冲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亲手扼杀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第306章 荒唐闹剧！弟替哥藏情人，忍辱负重多年成杀人犯 要说这世间最复杂的情感，莫过于亲情与恩情的交织。它能成就一段佳话，也能将人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小山村，主人公名叫刘永强，一个一辈子都活在哥哥光环下，最终被恩情绑架，亲手毁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 那是1976年7月，东北的夏天还带着几分燥热，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一间简陋的土坯房里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婴儿啼哭，刘永强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家是村里最普通不过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顿饱饭都成了奢望。 刘永强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名叫刘永刚。跟瘦弱内向的刘永强比起来，刘永刚从小就像个小老虎，性子强势，能打能闹，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孩子王。不管是别的村子的孩子来挑衅，还是村里的小伙伴受了欺负，刘永刚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出头，而刘永强，永远是跟在哥哥身后，怯生生地看着，不敢多说一句话。 小时候的刘永强，身体单薄得像根芦苇，风一吹就倒，性格也格外内向，不爱说话，更不爱与人争执。在学校里，他常常被同学欺负，每次都是刘永刚冲过去替他撑腰，把欺负他的同学打得服服帖帖。久而久之，刘永强就养成了依赖哥哥的习惯，不管遇到什么事，第一反应都是找哥哥，对哥哥的话更是言听计从。 父母给兄弟俩取“永刚”“永强”这样的名字，用意再明显不过，他们不奢求兄弟俩大富大贵，只希望他们这辈子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足够的力气和勇气，撑起自己的人生，也撑起这个贫苦的家。可谁也没想到，这两个承载着父母殷切期望的名字，最终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那些贫苦的日子，直到多年后，刘永强想起来依然会心头发紧，不堪回首。那时候，家里的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就漏雨，父母白天在地里辛勤劳作，晚上回来还要缝补衣服、打理家务，常常忙到深夜。兄弟俩穿的衣服，都是哥哥穿小了传给弟弟，补丁摞着补丁，冬天的时候，连一双像样的棉鞋都没有，冻得脚面通红，却只能硬扛着。 吃饭更是难题，顿顿都是玉米面窝头就着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白面馒头，偶尔能闻到一点肉香，兄弟俩就会馋得直流口水。刘永刚心疼弟弟，每次有好吃的，都会偷偷留一半给刘永强，自己只吃一点点。那时候的刘永强就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哥哥，不辜负哥哥对自己的好。 时光荏苒，兄弟俩渐渐长大，刘永刚率先读完了初中。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脸庞，看着家里依旧贫困的处境，看着弟弟渴望读书的眼神，刘永刚主动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毅然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谋生。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挣点钱，供弟弟读书，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外出打工的日子，远比刘永刚想象的要艰难。刚到城里的时候，他无依无靠，只能打零工，搬砖、扛水泥、卸货物，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夏天，顶着烈日在工地上奔波，汗水浸透了衣衫，晒得皮肤脱皮；冬天，在寒风中穿梭，手脚冻得僵硬，却依然不敢停歇。后来，他跟着一个老师傅学做泥水匠，每天蹲在工地上砌砖，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再后来，刘永刚攒了一点钱，又向别人借了一些，开了一家小小的餐馆。为了节省开支，他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买菜，晚上要等到客人全部走光，收拾干净店铺才能休息。餐馆的生意不算红火，但也能勉强维持，刘永刚省吃俭用，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攒了起来，除了给自己留一点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家里，供刘永强读书。 刘永强也没有辜负哥哥的期望，他深知哥哥在外打工的辛苦，所以在学校里格外努力，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复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自己对不起哥哥的付出，对不起父母的期盼。就这样，在哥哥的默默支持下，刘永强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在1995年，考上了大学，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了，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刘永刚更是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他特意请假回了一趟家，给弟弟买了新衣服、新鞋子，还摆了几桌酒席，宴请村里的乡亲们。那一刻，刘永刚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8年，刘永强顺利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生还算是稀缺人才，但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依然不容易。刘永刚得知弟弟毕业的消息后，立刻放下手里的生意，四处托关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终于把刘永强安排到了县粮食局下属的种子公司工作，成为了一名正式职工。 当刘永强穿上体面的工作服，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他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哥哥用多年的辛苦和汗水换来的。从那一刻起，他觉得，家里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父母再也不用过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了，自己也终于能为哥哥分担一点压力了。 1999年，刘永刚凭借着自己多年在外打拼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又拿出了打工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承包了村子里的砖厂。那时候，建材行业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刘永刚眼光独到，又肯吃苦、善经营，砖厂的生意很快就走上了正轨，订单源源不断，他也很快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得不说，刘永刚确实很有经济头脑。他不满足于现状，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砖的质量，还拓展了销售渠道，把砖卖到了周边的县城和市区。别人的砖厂因为工艺落后、质量不佳，生意越来越冷清，甚至纷纷倒闭，可刘永刚的砖厂，却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砖厂。 有钱之后，刘永刚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也没有忘记家里的亲人。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父母，拿出一笔钱，在村子里盖了一栋二层小楼。在90年代末的小山村，能盖起一栋二层小楼，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时间，成为了村里乡亲们羡慕的对象。父母搬进新楼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就从来没有消失过，逢人就夸自己的大儿子有本事、有孝心。 除了孝敬父母，刘永刚对早已出嫁的姐姐也十分照顾。他知道，姐姐出嫁后，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于是就拿出钱，给姐姐找了一个门面房，让姐姐和姐夫开了一家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不仅如此，他还花了上万块钱，托关系把姐姐孩子的户口，从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在那个年代，非农业户口意味着能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这份情分，让姐姐一家人感激不尽。 村里人都说，刘永刚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挣了钱之后，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想方设法地让全家人都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而刘永强，看着哥哥的成就，心里既羡慕又感激，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好好报答哥哥的决心。 可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意外还是发生了。2002年，刘永强所在的单位进行改制，很多职工都被裁撤，刘永强也没能幸免，一夜之间，失去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正式工作。 得知自己下岗的消息，刘永强彻底懵了。他寒窗苦读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在哥哥的帮助下找到了正式工作，本以为能就此稳定下来，可没想到，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段时间，刘永强情绪低落，整天萎靡不振，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辜负了哥哥和父母的期望。 就在刘永强陷入绝望的时候，刘永刚找到了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和却坚定地说：“永强，没事，你别担心，天塌不下来。不就是丢了一份工作吗？有哥哥在，你以后跟着我干，我能吃上干的，绝对不让你吃一口稀的。” 哥哥的话，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刘永强灰暗的内心。他看着哥哥坚定的眼神，心里的委屈和绝望瞬间烟消云散，点了点头，答应了哥哥。就这样，刘永强来到了哥哥的砖厂，做起了会计的工作。凭借着大学所学的知识，刘永强很快就熟悉了会计的工作流程，把砖厂的账目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刘永刚的信任。 2003年，29岁的刘永刚，经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的姑娘郭敏。郭敏长得清秀，性格温柔贤惠，心地善良，不仅对刘永刚体贴入微，对刘永强和他的父母也十分孝顺。刘永刚一眼就看中了郭敏，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美满。郭敏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好公婆的饮食起居，对刘永强也像亲弟弟一样，十分关心。第二年，郭敏就给刘永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的出生，更是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刘永刚的事业，也因为家庭的美满，变得更加风生水起。 看着哥哥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刘永强心里也十分着急，他也希望自己能早日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2004年年底，在家人的介绍下，刘永强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彼此都还合适，就举行了婚礼。 哥哥刘永刚，对这个弟弟十分疼爱，为了让弟弟能有一个好的生活，他拿出了十多万块钱，给弟弟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漂亮的房子，还添置了各种家具家电。刘永强看着哥哥为自己做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激，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个哥哥，是莫大的幸运。 可谁也没想到，刘永强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婚后的日子，虽然平淡，却总是充满了矛盾和争吵，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刘永强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家里人也只是隐约知道，两人的性格不合，相处得并不融洽。三年后，刘永强和妻子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的刘永强，心情十分低落，整天沉默寡言。好在有哥哥和嫂子的安慰和陪伴，他才慢慢走出了离婚的阴影。那时候，在刘永刚的付出之下，全家人都过上了富裕的好日子，父母安享晚年，姐姐生意兴隆，刘永强也在砖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村子里的其他人，看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眼红得不行，纷纷羡慕不已，都说刘家出了一个有本事的刘永刚。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材行业也开始转型升级，很多传统的砖厂因为不符合环保要求，纷纷被淘汰。刘永刚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的变化，果断决定对自己的砖厂进行升级改造，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生产环保型建材。 升级改造后的砖厂，不仅符合环保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更好，价格也更有优势，很快就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产品供不应求。别人的砖厂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纷纷倒闭，可刘永刚的砖厂，却依旧红红火火，每年的盈利都在500万以上，刘永刚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深受乡亲们的尊敬和羡慕。 刘永强借着哥哥的光，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不仅在砖厂有稳定的收入，还开上了宝马车，成为了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他对哥哥和嫂子，更是感激不尽，尤其是对嫂子郭敏，他更是打心底里敬重。 为什么刘永强会这么感激嫂子呢？因为郭敏是一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女人。不管刘永刚在父母、姊妹、兄弟身上花多少钱，郭敏从来都一句话不说，没有半点意见，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郭敏主动跟刘永刚说：“永刚，爸妈年纪大了，咱们多给他们买点好吃的、好用的；永强一个人不容易，咱们多照顾照顾他。” 在刘永强心里，郭敏不仅仅是自己的嫂子，更像是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他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嫂子会耐心地安慰他、鼓励他；有时候，他心情不好，嫂子会陪他说话、解闷。一家人相处得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刘永强也一直以为，这样幸福美满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是2011年3月份的一天，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刘永强和哥哥刘永刚都在砖厂忙碌着，工人们各司其职，一切都井然有序。 就在这时，郭敏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头发凌乱，眼睛通红，脸上还挂着泪水，一见到刘永刚，就像疯了一样，又哭又喊：“刘永刚！我看见你小情人和儿子了！你到底想怎么办？你给我一个说法！这个家的家产，全是我的，我们离婚！” 郭敏的声音很大，穿透力极强，砖厂里面的工人听到声音后，都纷纷放下手里的活，围了过来，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哎呀，老板娘这是怎么了？”“听老板娘的意思，老板在外边有人了，还生了孩子？”“不会吧，老板平时那么疼老板娘，怎么会做这种事？” 刘永强站在一旁，也十分尴尬，脸上火辣辣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哥哥在外边有情人、有孩子的事情，心里充满了震惊和疑惑。看着围过来的工人越来越多，刘永强赶紧上前，一边驱散人群，一边说道：“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赶紧去干活吧。” 工人们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好再多停留，纷纷议论着离开了。刘永刚看着歇斯底里的郭敏，脸上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他赶紧上前，拉住郭敏的手，好说歹说，又是道歉又是哄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郭敏哄回了家。 当天晚上，刘永强心里一直不踏实，他担心哥哥和嫂子真的会出什么事，担心这个美满的家庭会就此破碎。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去哥哥家里看看，劝劝哥哥和嫂子。 可当他来到哥哥家里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家里一片狼藉，电视机被砸得粉碎，沙发被推倒在地，桌子上的杯子、盘子碎了一地，地上还散落着各种衣物和杂物。郭敏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咒骂着，眼睛红肿得像核桃一样，看样子，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刘永刚则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脸色阴沉得可怕，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愧疚。一见到刘永强，郭敏哭得更加声嘶力竭了，拉着刘永强的手，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永强，你说说你哥，他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们夫妻这么多年，我为他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孝敬公婆，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他竟然在外边找情人，还生了孩子……” 刘永强看着嫂子伤心欲绝的样子，心里也十分难受，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不停地劝道：“嫂子，你别激动，你先冷静一下，有什么事，慢慢说，我哥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一定有自己的难处。” 刘永刚看了一眼刘永强，又看了一眼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郭敏，终于站起身，拉着刘永强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永强，走，跟我出去，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刘永强点了点头，跟着哥哥走出了家门。兄弟俩找了一家偏僻的小酒馆，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几个小菜，拿了一瓶白酒。刘永刚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辛辣的白酒下肚，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刘永强看着哥哥痛苦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问道：“哥，到底出什么事了？嫂子今天在厂子里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你在外边，真的有情人，还有孩子？” 刘永刚又喝了一杯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充满了愧疚和无奈，终于向刘永强坦白了一切。原来，早在2006年的时候，刘永刚因为生意上的应酬，经常去县城的一家夜总会，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吉林的女孩，名叫田小新。 田小新年轻漂亮，能说会道，很会讨好刘永刚。那时候，刘永刚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加上经常在外应酬，身边难免会有一些诱惑，久而久之，他就和田小新走到了一起，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2008年12月份，田小新给刘永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乐乐。刘永刚十分高兴，就给田小新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让她带着孩子住，从此过上了家外有家的日子，所谓的“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说的就是刘永刚当时的状态。 刘永强听了哥哥的话，彻底懵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一向敬重、崇拜的哥哥，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想责怪哥哥，想质问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事已至此，再责怪哥哥也没有用，只会让哥哥更加痛苦。 几杯酒下肚，刘永强的脑子也有些晕乎乎的，就在这时，刘永刚突然抬起头，看着刘永强，眼神里充满了恳求，说道：“永强，哥求你个事，你跟我去看看他们娘俩，让你见见你那大侄子乐乐。” 刘永强心里十分纠结，他不想去见那个破坏哥哥家庭的女人，不想见那个不该存在的孩子，可看着哥哥恳求的眼神，想着哥哥这么多年对自己的付出和恩情，他又不忍心拒绝。出于好奇心，也出于对哥哥的愧疚，刘永强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哥哥。 在路上，刘永强才慢慢弄明白，哥哥带他去见田小新和乐乐，并不是单纯地让他见见侄子，而是有自己的目的——他想让刘永强，去认下田小新和乐乐，就说田小新是他的女朋友，乐乐是他的孩子。 得知哥哥的这个想法，刘永强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哥哥竟然会提出这样荒唐的要求。从小到大，他一直对哥哥言听计从，不管哥哥让他做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这一次，他犹豫了。他知道，这件事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会毁了自己的名声，甚至会毁了自己的一生。可如果不做，他又觉得对不起哥哥，对不起哥哥这么多年对自己的付出。 一路上，刘永强的心里都在挣扎，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一边是养育自己、帮助自己的哥哥，一边是自己的名声和未来，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很快，兄弟俩就来到了田小新的住处，那是一套装修精致的两居室，收拾得干净整洁。田小新穿着一身休闲装，看起来温柔大方，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乐乐。乐乐长得虎头虎脑的，很活泼，很可爱，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跟刘永刚和刘永强兄弟俩长得都有几分相似。 血缘亲情，是无法阻挡的。当刘永强看到乐乐那双纯真无邪的眼睛，看到他蹦蹦跳跳、奶声奶气地喊着“叔叔”的时候，他心里的抗拒和纠结，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不管乐乐是怎么来的，不管田小新是什么样的人，乐乐都是他的亲侄子，是刘家的血脉。那一刻，刘永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忍不住伸手，把乐乐抱了起来，乐乐也不认生，乖乖地靠在他的怀里，咯咯地笑着。 刘永刚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当着刘永强的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田小新，说道：“小新，以后，你就假装是永强的女朋友，乐乐是永强的孩子，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地来看你们母子俩，也能保住我和郭敏的婚姻，保住我们这个家。” 田小新听了刘永刚的话，没有丝毫犹豫，点了点头，说道：“我愿意听从你的安排，只要能让我和乐乐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只要能经常见到你，我怎么做都可以。” 就这样，一件荒唐到极点的事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了下来。刘永强看着哥哥和田小新，心里充满了无奈和委屈，他知道，自己这是在替哥哥背黑锅，是在拿自己的人生，去弥补哥哥的过错。可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答应，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2011年4月3号，这是一个让刘永强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他按照哥哥的安排，陪着田小新，抱着乐乐，一起来到了哥哥家里，向嫂子郭敏道歉。 一见到郭敏，刘永强就低下了头，脸上充满了愧疚，说道：“大嫂，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让你受委屈了。其实，我大哥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小新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乐乐，是我的孩子。我平时工作忙，不愿意去看他们母子俩，我大哥心地好，就经常去给孩子送钱、送东西，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不必要的误会，让你误会我大哥了。” 郭敏听了刘永强的话，愣住了，脸上的愤怒和委屈，瞬间被惊讶和哭笑不得取代。她看着刘永强，又看了看田小新和怀里的乐乐，又看了看一旁故作愧疚的刘永刚，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神来，对着刘永刚说道：“永刚，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你在外边找情人、生孩子了，我都快气死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看着郭敏相信了自己的话，刘永刚心里松了一口气，连忙说道：“对不起，老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瞒着你，我就是怕你生气，怕你误会，所以才一直没敢说。” 郭敏虽然有些生气，但看着刘永强愧疚的样子，看着可爱的乐乐，也就没有再多追究，说道：“算了，事情都过去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了。永强，小新既然是你的女朋友，乐乐是你的孩子，你就好好对他们母子俩，别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刘永强点了点头，嘴里说着“我会的”，可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五味杂陈，说不出的委屈和无奈。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要开始扮演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就要背着这个荒唐的秘密，过完自己的一生。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传遍了整个家族。家人们得知消息后，反应各不相同。刘永强的父母，思想比较保守，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在外边有了女人，还生了孩子，而且还没有结婚，十分生气，坚决不同意让田小新进门，觉得田小新这样的女人，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可刘永刚夫妇和刘永强的姐姐，却坚持让刘永强把田小新娶进门。他们说，田小新已经为刘永强生了孩子，不管怎么样，都要给田小新一个名分，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没有爸爸，不能让田小新一辈子抬不起头。 一边是父母的反对，一边是哥哥、嫂子和姐姐的劝说，再加上自己对哥哥的承诺，刘永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终，在家人的劝说和压力之下，刘永强被迫妥协，开始尽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经常去看望田小新和乐乐，给他们买好吃的、好用的，陪乐乐玩耍。 一来二去，乐乐和刘永强的感情越来越深。乐乐年纪小，不懂其中的恩怨情仇，他只知道，这个“爸爸”对自己很好，不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先给自己，不管自己犯了什么错，这个“爸爸”都不会责怪自己。所以，乐乐也越来越依赖刘永强，每天都盼着刘永强能来看自己，一口一个“爸爸”，喊得十分亲切。 可刘永强，始终不喜欢田小新。他心里清楚，田小新是哥哥的情人，是破坏哥哥家庭的人，他对田小新，只有无奈和排斥，没有丝毫的感情。平时，他和田小新说话，总是很生疏，甚至有些客气，除了关于乐乐的事情，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 不过，有了刘永强这个“挡箭牌”，刘永刚再出入田小新家，就名正言顺多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看望田小新和乐乐，再也不用担心被郭敏发现，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他常常对郭敏说：“老婆，永强一个人不容易，还要照顾小新和乐乐，我作为哥哥，理应多关心关心他们母子俩，多帮帮永强。” 郭敏听了，也没有丝毫怀疑，反而觉得刘永刚重情重义，十分支持他去看望田小新和乐乐，还经常嘱咐刘永刚：“你去的时候，多给乐乐买点好吃的、好玩的，别让孩子受委屈了。” 刘永刚心里，对弟弟刘永强充满了感激，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个弟弟，是自己的福气。可他却不知道，他的这份“感激”，正在一步步把刘永强推向深渊，正在一点点毁掉刘永强的人生。 自从替哥哥顶缸之后，刘永强的生活，就变得一地鸡毛。他每天都要扮演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每天都要背着这个荒唐的秘密，不敢告诉任何人，心里的委屈和压力，越来越大，却无处诉说。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自卑，甚至不愿意和别人交往。 直到有一天，一个久违的身影，走进了他的生活。那是刘永强的大学同学，从沈阳来看他。老同学见面，格外亲切，两人聊了很多，聊大学时候的趣事，聊各自这些年的生活。当老同学得知刘永强还是单身的时候，立刻就张罗着，把自己的一个高中同学介绍给了他。 刘永强本来不想去相亲，他觉得，自己背着这样一个荒唐的秘密，根本不配拥有真正的爱情，根本给不了别人幸福。可在老同学的一再劝说下，他还是答应了。 两人见面之后，刘永强对那个女孩印象很好。女孩温柔善良，活泼开朗，性格也很好，对刘永强也很有好感。两人就这样开始交往，那段时间，是刘永强这些年来，最开心、最轻松的日子。他甚至开始幻想，也许，自己可以摆脱那个荒唐的秘密，也许，自己可以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也许，自己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可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两人交往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女孩，无意中得知了刘永强的“秘密”，得知他有一个“女朋友”，还有一个“孩子”。女孩得知消息后，十分生气，觉得刘永强欺骗了自己，把自己当成了傻子。她找到刘永强，对着他一顿大骂，指责他不真诚、不老实，然后，毅然决然地和他分手了。 看着女孩决绝的背影，刘永强心里充满了委屈和痛苦。他想解释，想告诉女孩事情的真相，想告诉女孩，那个“女朋友”和“孩子”，都不是自己的，可他不能。他知道，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他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不仅女孩不会相信，还很可能会把事情捅出去，到时候，哥哥的婚姻就会破碎，哥哥的事业就会受到影响，整个家庭，都会陷入混乱之中。 为了哥哥，为了这个家庭，刘永强只能选择沉默，只能选择放弃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那段时间，刘永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都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自己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在郁闷和痛苦之下，刘永强再也忍不住了，他偷偷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他本以为，父母得知真相之后，会安慰自己几句，会责骂哥哥生活不检点，会理解自己的委屈和无奈。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父母得知真相之后，虽然很震惊，但并没有安慰他，也没有责骂哥哥，反而经过一番商量之后，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老两口拉着刘永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永强，事已至此，你就认了吧。你哥是咱们全家的救世主，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咱们家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哥挣下来的。你作为弟弟，帮你哥兜一下这个烂摊子，是应该的，不能有任何怨言。你赶紧把田小新娶进门，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俩，别让他们再去纠缠你哥，别毁了你哥的婚姻和事业。” 听了父母的话，刘永强彻底心凉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亲近的父母，竟然也不理解自己，竟然也让自己继续替哥哥背黑锅。他终于明白，在这个家里，哥哥永远是那个最受宠、最被重视的人，而自己，永远只是哥哥的附属品，永远只是哥哥用来弥补过错的工具。 绝望之下，刘永强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力气，他只能按照父母的要求，把田小新，以正式女友的身份，带回了家里。从那以后，每回到哥哥家吃饭，嫂子郭敏都会嘱咐他：“永强，下次来的时候，记得把小新和乐乐都带着，一家人，就应该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 刘永强听着嫂子的话，心里充满了讽刺和无奈。他知道，这场荒唐的闹剧，已经越来越无法收场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他不知道，这段荒唐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他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还会经历怎样的磨难。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田小新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心思。对于她来说，嫁给刘永刚，是不可能的事情，刘永刚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妻子和孩子，不可能给她一个名分。而刘永强，虽然性格内向、懦弱，但他是刘永刚的弟弟，是千万富翁的弟弟，嫁给刘永强，她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也能给乐乐一个安稳的家，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于是，田小新开始主动接近刘永强，对他嘘寒问暖，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试图让两人的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永强，看着田小新的主动，看着乐乐纯真的笑脸，心里也渐渐有了一丝动摇。他觉得，也许，就这样假戏真做，也许，就这样和田小新、乐乐一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也不是一件坏事。 后来，刘永强找到了哥哥刘永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刘永刚听了，十分高兴，他拍了拍刘永强的肩膀，说道：“永强，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帮哥，谢谢你愿意好好照顾小新和乐乐。如果你愿意跟小新走到一起，哥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和小新保持暧昧关系，再也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而且，哥会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你三分之一，算是哥对你的补偿。” 说着，刘永刚就准备立下字据，可刘永强却拦住了他，摇了摇头，说道：“哥，不用了，我帮你，不是为了你的财产。咱们是兄弟，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我会好好照顾小新和乐乐的，你放心吧。” 刘永强说的是真心话，他帮哥哥，从来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那份兄弟情，为了报答哥哥这么多年对自己的付出和恩情。可他不知道，这份所谓的“恩情”，正在一步步把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1年11月8号，刘永强和田小新，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太多的宾客，只有双方的家人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婚礼上，刘永强没有丝毫的喜悦，脸上只有麻木和无奈。他知道，这场婚礼，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责任，是因为恩情，是一场荒唐到极点的闹剧。 成为一家人之后，乐乐也渐渐长大了，慢慢懂事了。他知道，刘永强这个“爸爸”，对自己很好，不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先给自己，不管自己犯了什么错，“爸爸”都不会责怪自己，还会耐心地教导自己。所以，乐乐对刘永强，也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依赖，平时哪怕有一点好吃的、好喝的，都会偷偷留一点给刘永强，一口一个“爸爸”，喊得十分亲切。 看着乐乐纯真的笑脸，看着乐乐对自己的依赖，刘永强的心里，也有了一丝温暖。他渐渐觉得，也许，自己可以接受这个孩子，也许，自己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可他对田小新，始终没有任何感情，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阂。 因为两人心里，都有疙瘩。刘永强知道，田小新是哥哥的情人，是破坏哥哥家庭的人，他无法真正接受田小新；而田小新也知道，自己爱的是刘永刚，嫁给刘永强，只是为了给自己和乐乐一个安稳的生活，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她对刘永强，也没有丝毫的爱情。 所以，平时在家里，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除了关于乐乐的事情，他们很少说话，甚至连眼神的交汇都很少。刘永强对田小新，总是很客气，很生疏，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而田小新，对刘永强，也总是很冷淡，很敷衍，从来不会主动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 加上砖厂的事情越来越多，刘永强每天都很忙，经常加班到很晚，有时候甚至直接住在厂里，不回家。他也正好借着这个借口，逃避和田小新独处，逃避这段荒唐的婚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刘永强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他心里的委屈和压力，越来越大，却无处诉说，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他不知道，这场荒唐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还会经历怎样的磨难。 直到2012年7月份的一天下午，一件小事，成为了压垮刘永强的第一根稻草。那天下午，刘永强正在砖厂忙碌着，突然，手机响了，是田小新打来的。电话那头，田小新的语气很平淡，甚至有些不耐烦，说道：“刘永强，乐乐的手指头不小心砸伤了，肿了半天了，你赶紧回来看看。” 刘永强一听，心里一下子就慌了，连忙问道：“怎么会砸伤呢？严重吗？你怎么不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看？” 田小新不耐烦地说道：“又不是很严重，就是肿了一点，再说，你也不回来，我一个人带他去县医院，多麻烦啊，还要坐车，还要排队。” 听了田小新的话，刘永强心里十分生气，也十分无奈。他知道，田小新就是懒得麻烦，就是不想自己带乐乐去医院，才给自己打电话。可他又不能不管乐乐，毕竟，乐乐是无辜的，而且，他也已经把乐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无奈之下，刘永强只能停下手里的工作，对田小新说道：“你把乐乐送到砖厂来，我带他去医院。” 没过多久，田小新就带着乐乐，来到了砖厂。乐乐的手指头肿得高高的，红红的，看起来很是可怜，一见到刘永强，就委屈地哭了起来，伸出受伤的手指头，说道：“爸爸，疼，乐乐的手指头好疼。” 刘永强心疼地把乐乐抱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查看他的手指头，一边安慰道：“乐乐，别怕，爸爸在，爸爸这就带你去医院，很快就不疼了。” 就在这时，刘永刚正好从外面回来，撞见了田小新和乐乐。他看到乐乐受伤了，脸上立刻露出了心疼的表情，快步走了过去，对着田小新问道：“小新，乐乐怎么了？手指头怎么肿成这样了？” 田小新看到刘永刚，脸上的不耐烦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柔和委屈，说道：“不小心砸伤的，我本来想带他去医院，可我一个人不方便，就给永强打了电话，让他带乐乐去。” 刘永刚点了点头，然后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乐乐的手指头，温柔地说道：“乐乐，不怕，大伯在，大伯陪你去医院，好不好？”乐乐点了点头，停止了哭泣，乖乖地靠在刘永刚的怀里。 刘永强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看着刘永刚和田小新温柔的眼神，看着乐乐对刘永刚的依赖，突然觉得，他们三个人，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而自己，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外人，一个用来掩人耳目的工具。 那一刻，刘永强心里的委屈和嫉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替哥哥背黑锅，替哥哥照顾情人和孩子，可到头来，自己却什么都不是，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和关爱，甚至连一个孩子，都更亲近哥哥。 晚上，从医院回来，乐乐的手指头已经处理好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过几天就会好。刘永强把乐乐带到厂里，想让乐乐在厂里跟自己睡，好好照顾他。可刘永刚却走了过来，说道：“永强，厂里蚊子多，环境也不好，别把乐乐咬坏了，我带乐乐回我家去睡，我和你嫂子，好好照顾他。” 刘永强看着哥哥坚定的眼神，看着乐乐欢天喜地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无奈，只能点了点头，挥了挥手，说道：“好吧，那你带他回去吧，好好照顾他。” 看着刘永刚抱着乐乐，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刘永强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厂里，心里充满了孤独和绝望。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人，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 由于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再加上这件事的影响，刘永强和田小新的婚姻，矛盾越来越多，争吵也越来越频繁。两人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候，甚至会动手。 有一天晚上，刘永强在家里的卫生间洗澡，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在了地上，发出了很大的动静，疼得他龇牙咧嘴，半天都爬不起来。他以为，田小新听到动静后，会立刻过来扶他，会关心他有没有受伤。 可他等了很久，都没有听到田小新的声音，也没有看到田小新过来。无奈之下，刘永强只能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他看到田小新，正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脸上没有丝毫的担忧和关心。 刘永强心里十分寒心，忍不住问道：“我刚才摔倒了，动静那么大，你没听见吗？你就不知道过来扶我一下吗？” 田小新头也没抬，依旧看着电视，淡淡地说道：“听见了呀，可你要是有事，肯定会叫我的，你没叫我，不就是没事吗？我还以为你只是不小心滑了一下，没什么大碍呢。” 听了田小新的话，刘永强的心里，彻底凉了。他看着田小新冷漠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委屈。他心想，我替我哥顶缸，我全心全意地对你和乐乐，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可你们呢？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吗？我摔倒了，你不仅不关心我，还这么冷漠，你到底有没有心？ 刘永强没有再和田小新争吵，他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到客厅的柜子旁，找到了药水，自己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受伤的地方。田小新就在一旁看电视，全程没有看他一眼，也没有说一句关心的话。 只有乐乐，还算懂事。他看到刘永强受伤了，连忙从沙发上跳了下来，跑到刘永强的身边，仰着小脸，心疼地说道：“爸爸，你疼不疼？乐乐帮你涂药好不好？” 刘永强看着乐乐稚嫩的小手，听着他奶声奶气的关心，眼眶瞬间就红了。所有的委屈、愤怒和不甘，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悄悄浸湿了眼眶。他握住乐乐的小手，声音沙哑地说道：“乐乐乖，爸爸不疼，谢谢你。” 那一刻，刘永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为了乐乐，自己也得撑下去。可他没想到，这份仅存的念想，也很快被现实击碎，彻底将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那天晚上，刘永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田小新就躺在他的身边，背对着他，呼吸均匀，睡得十分安稳，仿佛下午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刘永强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充满了厌恶和绝望，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样的煎熬。 就在这时，他隐约听到田小新在小声地跟乐乐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他还是听清了。田小新摸着乐乐的头，轻声说道：“儿子，你长大了，是要孝敬大伯呢，还是孝敬你爸爸呀？” 乐乐迷迷糊糊地说道：“我都孝敬，大伯和爸爸都对我好。” 田小新笑了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引导：“傻孩子，以后在大伯面前，你就说孝敬他一个人就行了。你忘了，大伯有钱，大伯能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大伯对你好，一点都不带掺假的。你爸爸呢，什么都给不了你，跟着他，你以后只能受苦。” 听到这里，刘永强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猛地睁开眼睛，浑身气得发抖，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他终于明白，田小新从来就没有真心接受过自己，她嫁给自己，不过是为了依靠自己，方便她和刘永刚来往，方便她从刘永刚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 而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替哥哥背黑锅，替哥哥照顾情人和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名声和人生，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背叛和羞辱。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拼尽全力扮演着不属于自己的角色，最终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从那以后，刘永强和田小新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漠，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两人几乎不说话，就算说话，也会立刻争吵起来，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刘永强越来越不想回家，每天都泡在砖厂里，要么拼命工作，要么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抽烟、喝酒，以此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2012年年底，刘永强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就像一座无形的牢笼，把他死死困住，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他鼓起勇气，跟父母提出来，想要和田小新离婚。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父母竟然一口拒绝了他。老两口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劝道：“永强，你可不能糊涂啊！你也知道那母子俩是怎么回事，你这离了婚，他们无依无靠，肯定会再去纠缠你哥，到时候，你哥的婚姻就保不住了，咱们家的名声也会被毁掉，你哥的事业，也会受到影响啊！” “你哥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咱们家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哥挣下来的。你作为弟弟，帮你哥兜下这个烂摊子，是应该的。就算受点委屈，也不能任性啊！” 听了父母的话，刘永强彻底心死了。他心酸地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场所谓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一场交易，一场用自己的人生，去换取哥哥幸福、换取家庭“和睦”的交易。他就像一个工具人，被家人利用着，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没有人关心他的委屈，没有人问过他，愿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他甚至觉得，自己就像电视里演的那些帮人“洗黑钱”的人，把哥哥见不得光的情人和孩子，带到了阳光底下，让他们拥有了光明正大的身份，而自己，却被拖入了黑暗的深渊，一辈子都无法翻身。 很快，就到了春节。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中。刘永强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只能强打起精神，带着田小新和乐乐，回到父母家，陪老人过年。 刘永刚也带着妻子郭敏和女儿，回到了父母家。一进门，刘永刚就一眼看到了田小新和乐乐，脸上立刻露出了亢奋的笑容，快步走了过去，一把抱起乐乐，笑着说道：“乐乐呀，大伯可算见到你了，来，让大伯抱抱，想大伯没有？” 乐乐搂住刘永刚的脖子，开心地说道：“想，乐乐可想大伯了！大伯，你给我买好吃的了吗？” “买了，买了，大伯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和好玩的，都在车里呢，等会儿给你拿。”刘永刚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逗着乐乐，眼神里的宠溺，藏都藏不住。 而刘永强，却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蔫头耷脑的，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没有人过来跟他说话，没有人问他过得好不好，甚至连父母洗了水果，都是先叫刘永刚和孩子们过来吃：“永刚，快，刚洗了苹果，给孩子们拿一个，你也吃一个。” 在父母眼里，在所有人眼里，刘永刚永远是那个有本事、有孝心、重情重义的顶梁柱，是家里的大树，而自己，永远是那个不起眼、没本事，只能依靠哥哥的弟弟。他用自己的卑微和牺牲，成全了哥哥的“完美形象”，成全了这个家庭的“和睦”，可自己，却只能在角落里，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委屈和痛苦。 那一刻，刘永强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难过和绝望。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永远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永远都摆脱不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过完年，刘永强和田小新，几乎就不再说话了。他彻底放弃了反抗，也放弃了挣扎，他甚至想过，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完一辈子，虽然日子冷漠、煎熬，但至少不会争吵，不会把事情捅出去，不会连累哥哥，不会毁掉这个家。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欠哥哥的恩情，也该用这种方式，慢慢偿还了。只要能让哥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只要能让乐乐健康快乐地长大，自己受点委屈，也不算什么。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让他彻底崩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3年3月底的一天，刘永强无意间拿起田小新的手机，想给她发一条消息，告诉她自己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可就在这时，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是刘永刚打来的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人刚刚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 刘永强的心脏，一下子就沉了下去。他拿着手机，手不停地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不通，自己都已经替哥哥顶了缸，都已经和田小新结婚了，哥哥为什么还要和田小新联系，还要聊那么久？他们到底在聊什么？ 他愿意帮哥哥收拾残局，愿意替哥哥背黑锅，愿意照顾田小新和乐乐，可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自己的底线和尊严。他可以忍受田小新的冷漠，可以忍受家人的不理解，可以忍受自己的人生被毁掉，但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哥哥，在背后暗度陈仓，把自己当成一个傻子一样欺骗。 那一刻，刘永强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了。他决定，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定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在隐瞒着什么。 当年5月4号下午，刘永强特意给田小新打了一个电话，语气平淡地说道：“小新，你去给我买套内衣，送到砖厂来，我急用。” 可电话那头，田小新的语气却十分不耐烦，说道：“我有事呢，没时间，你自己去买吧。”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连给刘永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刘永强拿着手机，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他更加确定，田小新肯定是在和刘永刚约会，不然，她不会这么不耐烦，不会连给自己买件衣服都不愿意。一股无名火，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积压了多年的委屈、愤怒和不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晚上，刘永强回到家，田小新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看到他回来，也没有起身，依旧低着头，语气平淡地说道：“你回来了。” 刘永强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田小新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道：“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就在这时，田小新像是想起了什么，主动开口说道：“刘永强，我想买辆车，也不要多好的，十来万的就行。永刚也愿意给我买，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听了田小新的话，刘永强再也忍不住了。他看着田小新，语气里充满了讽刺，说道：“征求我的意见？你和我哥郎有情妾有意，他愿意给你买，你愿意要，还需要征求我的意见吗？我在你们眼里，到底是什么？是你们的工具，还是你们的挡箭牌？” 田小新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想到刘永强会说出这样的话，她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说道：“刘永强，你什么意思？我好心跟你商量，你怎么说话呢？” “我什么意思？”刘永强冷笑一声，情绪越来越激动，“我意思是，你们别再把我当傻子耍了！我替我哥顶缸，替他照顾你和乐乐，我牺牲了我的爱情、我的名声、我的人生，我以为，至少你们能有点良心，能别再欺骗我，可你们呢？你们在背后暗度陈仓，还把我当傻子一样蒙在鼓里，你们到底有没有心？” 田小新被刘永强骂得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也来了脾气，站起身，对着刘永强大声吼道：“刘永强，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和永刚之间，没什么！你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你为什么要娶我？要不是为了永刚，要不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跟永刚交往，要不是为了乐乐能有一个安稳的家，你以为我会嫁给你这个窝囊废吗？” “窝囊废”三个字，像一把尖刀，狠狠刺进了刘永强的心里。他这辈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他窝囊，说他不如哥哥。而田小新的这句话，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也彻底摧毁了他最后的理智。 两人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说着说着，就推推搡搡了起来。刘永强被田小新的话刺激得失去了理智，他一把抓住田小新的胳膊，用力将她摁倒在了沙发上，双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眼神里充满了疯狂和绝望。 “你再说一遍，我是窝囊废？”刘永强的声音沙哑，眼神狰狞，双手越来越用力，“我替我哥背黑锅，我照顾你和乐乐，我牺牲了一切，你竟然说我是窝囊废？我让你说，我让你说！” 田小新被掐得喘不过气来，脸色越来越苍白，双手不停地挥舞着，双脚不停地踢打着，想要挣脱刘永强的束缚，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乐乐听到客厅里的争吵声和打斗声，吓得哭着从房间里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一幕，吓得浑身发抖，一边哭一边拉着刘永强的衣角，哀求道：“爸爸，不要，爸爸，你放开妈妈，不要伤害妈妈，乐乐害怕……” 可此时的刘永强，大脑已经不受控制了，他的眼里，只有愤怒和绝望，他根本没有听到乐乐的哀求，双手依旧死死地掐着田小新的脖子，直到田小新的挣扎越来越微弱，直到她的身体渐渐变得僵硬，直到她再也没有了呼吸，再也没有了动静。 过了好一会儿，刘永强才渐渐缓过神来。他松开双手，看着田小新苍白的脸，看着她毫无生气的身体，瞬间吓得浑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自己竟然杀人了！ 乐乐依旧在一旁哭着，不停地喊着“妈妈”，声音凄厉，让人听了心疼。刘永强看着乐乐，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恐惧，他想抱抱乐乐，想安慰乐乐，可他的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那个晚上，刘永强一夜没睡。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田小新的尸体，看着一旁熟睡的乐乐，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悔恨。他后悔自己的冲动，后悔自己的懦弱，后悔自己当初答应哥哥，替他顶缸，后悔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知道，自己杀了人，等待自己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他也知道，这件事一旦曝光，哥哥的秘密就会被揭开，哥哥的婚姻和事业，都会毁于一旦，整个家庭，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二天早上，刘永强强打起精神，把乐乐送到了自己父母家，跟父母谎称，田小新有事，要出去几天，让父母帮忙照顾乐乐几天。父母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安顿好乐乐之后，刘永强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主动自首了。他向民警，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交代了这场荒唐闹剧的来龙去脉，交代了自己这么多年所承受的委屈和痛苦。 这起案子被披露之后，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刘永强从小性格懦弱内向，为人老实，知恩图报，对哥哥言听计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好人”，谁也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老实人，竟然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事发之后，刘永刚彻底崩溃了。他失去了情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更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弟弟的信任和尊重。他再也无心经营砖厂，只能把砖厂委托给副手打理，自己则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从此杳无音信。 而郭敏，在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彻底心死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深爱的丈夫，竟然欺骗了自己这么多年，竟然在外边有了情人和孩子，竟然让自己的小叔子，替他背了这么大的黑锅，毁掉了小叔子的人生。她再也无法相信自己的丈夫，无法相信自己的小叔子，更无法相信自己的公公婆婆，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向刘永刚提出了离婚，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家。 刘永强的父母，也因为这件事，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们看着自己的小儿子，因为替大儿子背黑锅，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当初的偏心和自私，自己当初的错误决定，不仅毁掉了小儿子的人生，也毁掉了整个家庭。可一切，都已经晚了，再多的愧疚和悔恨，也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一切。 乐乐，这个无辜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亲，而他的亲生父亲，也离开了他，他只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变成杀人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会突然消失，不知道为什么大伯会突然离开。他只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拥有父母的疼爱。 这起荒唐的闹剧，最终以一场血案收场，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第307章 长年家暴逼疯全家！岳母锤杀恶婿，焚尸藏秘九年 2011年的内蒙古通辽，三月的寒风依旧凛冽刺骨，广袤的科尔沁大草原余冬未消，荒野田地间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残雪。凛冽的西北风卷着沙土呼啸而过，吹得空旷的玉米地荒草摇曳，整片天地萧瑟沉寂，人烟稀少。这片偏僻的郊野平日里少有人踏足，只有附近的牧民和村民偶尔途经，静谧的环境里，藏着一桩足以震动全城的诡异凶案。 3月1日凌晨，天还未蒙蒙亮，夜色依旧厚重压抑，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急促响起，尖锐的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电话那头是本地一名早起放羊的村民，语气带着极致的恐慌与颤抖，断断续续向警方报案，称自己在城郊偏僻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具被焚烧过的尸体，现场景象骇人至极。 值班民警接到报案的瞬间，神经瞬间紧绷。焚尸案，向来是刑事案件中性质极其恶劣的重案，凶手手段残忍，且刻意焚烧尸体，大概率是蓄意杀人后毁尸灭迹，意图掩盖全部犯罪痕迹、隐瞒死者身份与作案真相。事态重大，警方不敢有丝毫耽搁，第一时间集结刑侦、技术、法医多组警力，携带全套勘查设备，火速奔赴案发现场。 凌晨的郊野温度极低，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皮肤上，地面冻土坚硬，杂草枯秆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在报案人的带领下，办案民警穿过层层荒芜的玉米秸秆地，终于在田地最深处的低洼位置，看见了那具令人心惊的尸体。 现场的画面极具冲击力，即便从业多年的老刑警，见状也不由得心头一沉。地面残留着明显的焚烧痕迹，黑色焦黑污渍浸透了冻土，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焦糊味与淡淡的异味，混杂着冬日的寒气，刺鼻又压抑。场地中央，一具男性尸体静静横陈，经过大火焚烧，躯体大半已经严重损毁，近一半身体被烧至碳化发黑，皮肤、衣物彻底消融变形，面目完全扭曲模糊，根本无法辨认原本样貌。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现场证据，技术民警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封锁整片案发现场，杜绝无关人员靠近破坏痕迹。随后法医立刻进场，开展细致的现场初步尸检与痕迹勘查工作。 经过专业细致的勘验，法医初步确定，死者为男性，年龄区间在25至35岁之间，身形中等。由于大火的高温灼烧破坏了尸体绝大部分外在特征，面部五官彻底损毁，体表指纹、皮纹全部碳化消失，常规的外貌辨认、指纹比对方式完全失效。这也就意味着，死者身份在第一时间彻底成谜，这也是无名尸案最棘手的核心难题，无法确定尸源，案件就没有突破口，所有侦查工作都无从落地。 在刑侦办案逻辑中，无名尸案的侦破核心，永远是先锁定死者身份。只要查清死者是谁、社会关系如何、生前有无恩怨纠纷、有无失踪报备记录，才能顺藤摸瓜锁定嫌疑人、梳理作案动机。面对毫无头绪的焦尸案，现场带队民警迅速制定侦查方案，将警力一分为二，双线并行开展侦查工作，力求快速突破僵局。 第一组警力负责周边全域走访排查，以案发现场玉米地为圆心，辐射周边所有村落、乡镇、集市，逐户走访村民、商户、务工人员，重点排查近一个月内的失踪人口、莫名失联人员，搜集本地及周边的人员异动信息，同时摸排有无邻里纠纷、恩怨冲突、恶性矛盾等潜在作案诱因。 第二组警力负责扩大现场搜索范围，对整片玉米地、周边土路、荒坡、沟渠进行地毯式细致勘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痕迹，全力寻找凶手遗留的脚印、作案工具、焚烧残留物、衣物碎片、打斗痕迹等一切有价值的物证，同时排查车辆通行痕迹，锁定凶手作案、抛尸、焚尸的行动轨迹。 可彼时的侦查条件，给警方设置了层层难以突破的阻碍。2011年的通辽城郊这片区域，基础设施薄弱，整片荒郊玉米地偏僻闭塞，方圆数公里没有住户，更没有监控摄像头覆盖，全程无任何影像记录可以调取。加之正值冬末，天气严寒，昼夜温差极大，狂风持续肆虐，极大程度破坏了现场可能留存的细微痕迹，很多微量物证早已被风沙、低温彻底损毁。 更让警方棘手的是，案发时间在凌晨，荒野无人通行，全程没有任何目击者。第一组走访警力连续数日扎根周边村落，挨家挨户耐心询问、登记核查，逐一比对本地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信息，排查所有失踪报备记录，但最终结果毫无收获。周边村镇近期没有任何成年男性失踪报案，也没有村民反映身边有人莫名失联、行踪异常，走访排查工作彻底陷入停滞。 另一边的现场勘查工作，虽历经反复细致搜查，也仅收获一条有限的线索。技术民警在现场外围的土路上，提取到一组清晰的面包车轮胎印记，通过花纹、间距、磨损程度比对，可以确定车型为市面上常见的普通家用面包车。这一线索能够证实，案发时段有面包车抵达过案发现场，大概率是凶手用于运尸、抛尸的交通工具。但遗憾的是，仅凭一组轮胎印，无法锁定车辆品牌、车牌号、车主信息，更无法直接佐证车辆与焚尸案的直接关联，无法进一步延伸追查线索。 双线侦查全部碰壁，所有外围线索全部中断，案件彻底陷入僵局。面对毫无进展的侦查局面，警方只能调整思路，放弃外围排查，重新回归案件核心，从尸体本身寻找突破口，寄希望于法医的深度尸检报告与理化鉴定结果。 尸体被第一时间送往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全面解剖与精细化检验。经过数小时严谨细致的专业鉴定，法医得出了关键结论，直接推翻了“死者失火身亡”的初步猜想，揭开了案件的本质。 鉴定结果显示，死者头颅部位存在明显的钝器击打创口，颅骨有凹陷性损伤，是典型的外力钝器暴力击打所致的致命伤情。与此同时，法医在死者的气管、咽喉、肺部内部，未检测到任何炭末、烟尘残留，也无高温灼烧造成的呼吸道损伤。 这一组关键的法医数据，是刑事案件中判定死因的核心依据。人如果是活体被焚烧，必然会因疼痛、呼吸急促吸入大量烟尘与炭末，呼吸道和肺部会留存明显灼烧痕迹与炭末残留。而本案死者呼吸道干净无异物，足以证明死者在被焚烧之前，已经彻底死亡。 真相至此清晰：这并非意外失火致死案，也不是死后意外焚尸案，而是一起蓄意预谋的杀人抛尸、事后焚尸灭迹的恶性刑事案件。凶手先以钝器重击死者头部致其死亡，随后驾车将尸体拖拽至偏僻荒野玉米地，刻意焚烧尸体，销毁死者身份信息与作案痕迹，妄图彻底掩盖罪行、逃脱法律制裁。 锁定案件性质后，警方进一步推进技术侦查，提取了死者的完整dNA样本，送往省级专业鉴定机构进行录入比对，将数据同步上传至全国公安dNA数据库，希望能通过基因匹配，直接锁定死者身份，打破案件僵局。 然而，现实再次给警方泼了一盆冷水。数据库比对结果显示，无任何匹配信息。这意味着，这名惨死荒野、被焚尸灭迹的男子，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从未被公安机关采集过dNA信息，身份信息从未入库。在2011年全国公安信息数据库尚未全面普及、基层人员信息录入尚不完善的时代，这类无前科、无备案的普通民众，一旦遇害失联，很难通过技术手段快速锁定身份。 所有线索全部清零，无人证、无监控、无有效物证、无尸源信息，这起恶劣的杀人焚尸案，最终无奈沦为一桩悬案。 但通辽警方从未真正放弃。刑事案件的侦破，从无时限可言，对于这类性质恶劣的悬案，警方始终建档封存，将其列为重点积案。此后九年时间里，每一年刑侦民警都会重新调出该案卷宗，反复复盘作案细节、梳理侦查漏洞，持续将死者dNA数据接入更新升级的全国数据库进行二次、三次、多次比对，始终怀揣着突破案件、还原真相、告慰逝者的执念。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九年光阴转瞬即逝。从2011年到2020年，九年风霜更迭，当年办案的年轻民警渐渐成熟，刑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全国公安dNA数据库持续扩容完善，海量的人员信息不断补录入库，为积案侦破带来了新的契机。 2020年年初，奈曼旗警方再次开展积案清零专项行动，对历年未破悬案进行全面复盘复核。当民警再次将这起九年焚尸悬案的死者dNA数据录入全新升级的数据库进行比对时，系统终于跳出了精准匹配的重合信息。 尘封九年的僵局，在这一刻彻底打破。 数据库信息显示，死者名为韩青，系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人，生于1986年，案发时年仅25岁。户籍信息与失踪档案同步佐证，韩青早在2011年年初，就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境内莫名失踪，失踪后九年时间杳无音讯，始终无人报案、无人追查，就此沉寂人间。 之所以时隔九年才比对成功，核心原因便是早年公安数据库覆盖率有限，大量普通民众的身份信息、dNA信息未完成入库备案。这九年间，随着全国户籍信息、失踪人员信息、基因数据的不断完善补录，系统终于捕捉到了匹配线索，让这具无名焦尸，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九年悬案迎来突破性进展，办案民警难掩心中的振奋与激动。时隔九年，真相终于有了破土而出的可能。警方丝毫不敢拖延，立刻组建专项小组，驱车奔赴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赶赴韩青的户籍所在地，开展落地调查，深挖死者的人生轨迹、家庭关系、社会矛盾，寻找案件突破口。 可落地调查的第一结果，就让所有民警察觉到了极度反常的疑点，也瞬间锁定了案件的核心突破口。 警方通过户籍档案、邻里走访、亲属核实确认，韩青早在2010年，也就是案发前一年，就与本地女子侯文登记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子，孩子乖巧年幼，家庭架构完整。按照常理，一个已婚、有妻儿的青壮年男子，突然在外莫名失踪，生死未卜，家人必然会焦急万分，第一时间报警寻人，四处打探踪迹，绝不可能九年不闻不问、毫无动静。 但事实却截然相反。韩青从2011年失踪遇害，直至2020年九年时间里，他的妻子侯文、岳父母、所有直系亲属，从未向任何公安机关报案寻人，从未向亲友打探其下落，对外绝口不提韩青失踪一事，仿佛这个丈夫、女婿从未存在过。整整九年，一家人平静度日，无一丝异常，无半点疑虑。 世间没有如此反常的情理。丈夫凭空消失九年，妻子安然无恙、闭口不谈、不寻不问、不报警求助，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敏锐的民警瞬间断定，这桩尘封九年的焚尸悬案，绝非随机作案、陌生人行凶，大概率是熟人作案，且韩青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侯文一家，绝对知晓全部隐情，背后必然藏着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 顺着这条核心疑点，警方立刻对侯文一家人展开全方位的暗中摸排、秘密调查，不打草惊蛇，细致梳理一家人2011年前后的生活轨迹、经济往来、行为异动。 调查中，又一个关键的反常线索浮出水面。韩青与侯文婚后，夫妻俩在通辽奈曼旗本地共同经营一家小型旅店，门店位置尚可、客源稳定，日常营收平稳，是一家人稳定的收入来源。侯文的父母常年过来帮忙打理旅店生意，一家人吃住都在店里，生活安稳顺遂。 可就在2011年韩青失踪、案发后的短短数月内，侯文一家人突然做出了一个极其反常的决定：以远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仓促转手出让了经营稳定的旅店，没有任何合理缘由，转手过程仓促潦草，快速结清手续、清空门店，彻底结束了旅店生意。 好好的生意突然低价转让，时间节点精准卡在韩青失踪、命案发生的关键窗口期，所有巧合叠加在一起，再也无法用偶然解释。警方彻底将侦查重心锁定在侯文及其家人身上，认定这一家人与九年焚尸命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是本案的核心嫌疑人。 掌握充足疑点与线索后，警方立刻终止暗中调查，依法对侯文、侯文父母、侯文弟弟侯亮一家四口，全部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审讯，全面突破案件真相。 审讯初期，侯文一家人统一口径，言辞一致，对外谎称韩青在2011年因为婚内出轨、在外结识情人，抛妻弃子，跟着情人私奔出走，自此杳无音信。一家人因为心寒，便再也没有寻找，也没有报警，久而久之便默认了其出走的事实。 这套说辞看似合情合理，却漏洞百出，无法解释低价转让旅店、九年闭口不谈、刻意隐瞒踪迹的反常行为。在民警层层递进、逻辑缜密的审讯追问、证据施压与心理攻坚下，一家人坚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塌。 最先松口的是侯文的母亲。面对警方的审讯压力与铁证疑点，这位年迈的老太太情绪彻底崩溃，主动开口认罪，坦言是自己亲手杀害了女婿韩青，后续的抛尸、焚尸、掩盖罪行，全部都是自己一人所为，与家人无关。 可警方凭借多年办案经验，一眼便识破了她的揽罪谎言。侯文的母亲只是一名常年居家的普通农村妇女，身形瘦小孱弱，年事已高，体力有限，平日里连重活都难以胜任，且本人不会驾驶车辆。而本案的作案流程极其复杂，包含杀人、搬运尸体、驱车四十多分钟长途抛尸、野外焚尸、事后变卖车辆、伪造谎言、长期掩盖罪行等一系列操作，单人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老太太刻意包揽所有罪责、极力包庇家人的意图太过明显。警方一边持续对其加大审讯力度，戳破其谎言，一边单独对侯文开展耐心的思想疏导、法理宣讲，告知其包庇罪行、协同作案的法律后果，劝其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在警方的耐心攻坚与心理疏导下，侯文的心理防线彻底破裂，终于卸下所有心理包袱，如实交代了全部真相，将这桩尘封九年的家庭畸杀命案的完整经过，全盘托出。 真相远比警方预想的更加压抑、荒诞，这场杀人焚尸的悲剧，并非一时冲动的激情犯罪，而是长达一年多的家暴折磨、精神摧残、恐惧压迫，最终逼得一家人绝境反击，酿成的家庭惨剧。而一切悲剧的根源，要从韩青与侯文的相识相恋说起。 2009年，时年23岁的侯文，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年轻的她在前一段婚姻中饱受委屈，婚姻的破碎让她对生活彻底失去信心，整日郁郁寡欢、精神萎靡，陷入极度的自我否定与情绪低谷。那段时间的她，孤身一人，心事重重，对未来充满迷茫，整日沉浸在痛苦与压抑之中，感受不到半点生活的温暖与希望。 就在侯文人生最低谷、最脆弱敏感的阶段，一场朋友聚会，让她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韩青。彼时的韩青，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工作普通，收入不算丰厚，但足以安稳养家。最关键的是，初相识的韩青，展现出了极致的温柔体贴。 他敏锐察觉到侯文的情绪低落，对她格外上心，日常嘘寒问暖、耐心陪伴、温柔开导，事事迁就包容，处处展现出成熟稳重、温柔顾家的模样。在侯文最孤独无助、渴望温暖的时刻，韩青的细致关怀，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灰暗的生活。 历经失败婚姻的侯文，太久没有感受过被人珍视、被人呵护的温暖，瞬间被这份温柔打动。她迫切渴望拥有一段安稳的感情、一个温暖的家庭，彻底摆脱过往的痛苦。在持续的相处与接触中，侯文对韩青愈发依赖、愈发信任。 两人相识相恋仅仅五个月，深陷温情滤镜的侯文，认定韩青是值得托付终身的良人，不顾旁人劝说，火速与韩青登记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满心期许着往后平淡安稳、岁月静好的日子。 婚后初期，日子确实如侯文所愿，平淡温馨、安稳顺遂。侯文的父母心疼女儿，见小两口踏实过日子，主动出资出力，资助夫妻俩在本地开了一家小型旅店，作为家庭稳定的收入来源。老两口还时常到店里帮忙打理生意，一家人各司其职、和睦相处，小日子过得安稳红火，邻里街坊都羡慕侯文觅得良人、生活顺遂。 可这份岁月静好，仅仅维持了短短数月。随着婚姻生活逐渐步入常态，新鲜感彻底褪去，韩青刻意伪装的温柔面具，开始一点点剥落，潜藏在骨子里的暴戾、偏执、自私、多疑的恶劣本性，彻底暴露无遗。 尤其是在侯文怀孕之后，韩青的性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脾气变得愈发暴躁易怒、阴晴不定。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瞬间点燃他的怒火，情绪极其不稳定。他在外遇到不顺心的事、跑车劳累、与人发生口角，所有的负面情绪，从不自我疏导，全部毫无保留地发泄在妻子侯文身上。 起初侯文以为只是孕期敏感、丈夫压力过大，始终选择包容忍让、温柔迁就。可她的退让，换来的不是收敛与珍惜，而是韩青愈发肆无忌惮的肆意妄为。 韩青的性格有着极致的偏执与病态多疑，婚后对侯文产生了极强的控制欲，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却将这份扭曲的不安，转化为对妻子的猜忌与暴力。孩子出生后，这份病态的偏执，彻底演变成了无休止的家暴与精神折磨，将侯文彻底拖入无边无际的婚姻噩梦。 孩子刚出生不久，尚在哺乳期，侯文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整日在家悉心照料幼子，心思全部放在孩子身上。可即便如此小心翼翼、安分守己，依旧逃不过韩青的无端猜忌与暴力殴打。那一场噩梦般的经历，是侯文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 那天深夜，夜深人静，全家人都已熟睡，屋内只剩一盏微弱的灯光。侯文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给襁褓中的孩子喂奶，动作轻柔，神色温顺，满心都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就在这时，她手边的手机突然响起一阵短促的铃声，仅仅两三秒后，电话便被对方主动挂断。 这样的夜间错拨、垃圾骚扰短铃电话，在生活中极为常见，实属再正常不过的小事。侯文并未放在心上，甚至都没有伸手去查看号码，继续专心照顾怀里的孩子。 可这一幕落在生性多疑、内心扭曲的韩青眼中，却彻底变了味道。他瞬间怒火攻心，偏执的念头疯狂滋生，认定妻子背地里与人有不正当往来，深夜有人偷偷联系她，不敢接通、刻意挂断，就是心里有鬼、暗藏私情。 韩青瞬间翻脸，当场厉声质问侯文，语气凶狠、言辞刻薄，不停逼问对方是谁、为何深夜联系、为何不敢接电话、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侯文反复解释，只是陌生错拨电话，自己一无所知，可韩青完全听不进去半句解释，深陷自己的偏执猜忌之中。 为了求证自己的无端猜想，韩青一把抢过侯文的手机，回拨了刚才的来电号码，可对方始终无人接听。无人接通的电话，非但没有打消他的疑虑，反而彻底激化了他的戾气。在他扭曲的认知里，无人接听就是对方刻意躲避，就是两人串通一气、刻意隐瞒私情的铁证。 那一刻的韩青，彻底丧失理智，暴戾情绪彻底失控。全然不顾侯文刚生产不久、身体极度虚弱、还在哺乳期的身体状况，全然不顾身边尚且年幼、嗷嗷待哺的幼子，当场对侯文大打出手，肆意殴打发泄怒火。拳打脚踢落在柔弱的产妇身上，刺骨的疼痛与极致的委屈，瞬间淹没了侯文。 而这一次的暴力殴打，仅仅是这场婚姻噩梦的开端。自此之后，家暴成了这个家庭的常态，成了侯文每日都要承受的苦难。韩青的情绪愈发反复无常，猜忌愈发病态严重，稍有不顺心，便对侯文动辄辱骂、重则殴打，下手一次比一次凶狠，毫无半点夫妻情分。 不仅如此，韩青还对侯文实施了极致的人身管控与精神禁锢，彻底剥夺了她正常的社交与生活自由。他严格管控侯文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允许她和任何异性有接触、有交流。平日里家里来访男性客人、街头偶遇男性熟人、甚至和邻里异性简单寒暄两句，都会触发韩青的嫉妒与猜忌。 只要侯文与异性有任何正常交流，轻则被韩青当众辱骂、言语羞辱，重则被关在家中肆意殴打、暴力惩戒。在日复一日的管控、猜忌、辱骂、殴打中，侯文的身心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整日活在恐惧、压抑、绝望之中，活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为了刚出生的孩子，为了完整的家庭，侯文一次次选择隐忍、退让、包容。她默默承受所有委屈与暴力，想着只要自己足够安分、足够退让，总能换来日子的安稳，总能熬到丈夫性情转变、回归安稳。可她的退让与隐忍，从未换来珍惜，反而让韩青愈发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更荒诞、更讽刺的是，对妻子严防死守、无端猜忌、暴力管控的韩青，自己却毫无底线、肆意放纵。在孩子仅仅四五个月大，侯文尚在哺乳期、为家庭操劳奔波、受尽委屈折磨的时候，韩青早已在外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彻底背叛了婚姻，在外结识情人、长期出轨，过着肆意放纵的生活。 自己婚内出轨、作风败坏，却对结发妻子极尽猜忌、暴力管控、百般折磨，双重标准的卑劣行径，让这段婚姻彻底沦为地狱。 长期的家暴与精神折磨，让侯文无数次萌生离婚、逃离苦海的念头。可每一次她刚流露出离婚的想法，都会遭到韩青极致的威胁与恐吓。韩青态度凶狠、言辞决绝，反复警告侯文：只要你敢提离婚、敢离开我，我就亲手杀了你，就连你的父母、你的家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让你们全家陪葬。 常年活在对方的暴力威胁下，侯文深知韩青性情极端、偏执疯狂，说到做到。她不怕自己殒命，却极度害怕连累年迈的父母、伤害年幼的孩子。为了保护家人、护住孩子，她一次次压下离婚的念头，彻底放弃了逃离的想法，只能默默忍受无尽的折磨，日复一日苦熬岁月，自认命运不公，默默承受所有苦难。 女儿的所有委屈、痛苦、绝望，全部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还有侯文的父母。看着从小捧在手心、舍不得骂一句、舍不得打一下的亲生女儿，婚后被人如此肆意摧残、百般折磨，整日活在恐惧与泪水之中，老两口的心里充满了心疼、愤怒与无尽的恐惧。 起初，老两口为了女儿的安稳，为了家庭和睦，一直选择忍让迁就。面对韩青的暴躁脾气，他们百般包容、处处退让；面对韩青的无端指责，他们默默承受、不敢反驳；哪怕受了委屈、被恶语相向，也始终息事宁人，只求对方能善待女儿。 为了感化韩青、恳求他好好对待女儿，年迈的老两口甚至放下所有尊严，多次向韩青低头、下跪哀求，苦口婆心劝说他珍惜婚姻、善待妻儿。可所有的卑微忍让、苦苦哀求，在韩青眼中都成了懦弱可欺，他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愈发嚣张跋扈、目中无人。 后期的韩青，彻底不把岳父母放在眼里，肆意顶撞、恶语冒犯，全然不顾长辈颜面与尊严。更让人发指的是，他还将年幼的孩子当成拿捏、威胁老人的筹码，多次凶狠威胁二老：如果你们再敢插手我们的事、如果侯文敢提离婚，我就直接弄死你们的外孙，让你们全家彻底绝望。 外孙是两位老人唯一的软肋，是全家人的精神寄托。被韩青以此极致威胁后，老两口彻底被拿捏，只能事事顺从、步步退让，不敢有半点反驳，整日活在胆战心惊、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 日复一日的压抑、恐惧、忍让，让侯文母亲心中的恨意与绝望不断堆积，心底的负面情绪彻底积压到了临界点。她每日看着女儿水深火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模样，看着外孙被当作威胁筹码，看着全家被这个暴戾的女婿拿捏胁迫、不得安宁，内心逐渐萌生了极端的想法。与其日复一日活在恐惧之中，随时面临家破人亡的风险，不如先下手为强，彻底铲除这个祸害，保全女儿与外孙、保全整个家庭。 彼时的她，虽有杀心，却仍存一丝顾虑，始终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未曾真正动手。而彻底点燃怒火、让她彻底下定决心、痛下杀手的，是一次亲眼目睹的惨烈家暴。 事发前不久，韩青又因一点琐碎小事无端暴怒，当着岳父母的面，对侯文大打出手。彼时的韩青彻底失控，下手凶狠残暴，将侯文死死压制，疯狂殴打。最令人窒息的是，他当场扯来一截电线，死死勒住侯文的脖颈，全力收紧，意图置侯文于死地。 看着女儿被电线锁喉、面色涨紫、呼吸困难、濒临窒息，随时可能丧命，两位老人瞬间崩溃，不顾一切冲上前阻拦。年迈的老两口哭着跪地求饶、拼命拉扯、苦苦哀求，耗尽全身力气阻拦，才最终从韩青手中救下奄奄一息的侯文，侥幸避免了当场致死的悲剧。 这是两位老人第一次亲眼目睹女儿遭受如此致命的暴力摧残，亲眼看着亲生女儿险些惨死在自己面前。那一刻，所有的隐忍、退让、侥幸彻底崩塌，无尽的心疼与愤怒彻底吞噬了侯文的母亲。自己从小呵护长大、视若珍宝的女儿，从未受过半点委屈，却在婚后日复一日遭受非人折磨、暴力殴打、性命胁迫。 极度的愤怒与护女心切的执念，彻底让她摒弃了所有顾虑，杀心彻底坚定，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她深知，只要韩青活着，女儿、外孙、全家人就永远没有安宁之日，随时会面临死亡威胁。为了保全家人，她必须亲手终结这场无尽的噩梦。 2011年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阖家团圆、辞旧迎新，处处都是热闹祥和的氛围，可侯文一家的春节，却只剩压抑与死寂。春节当晚，一家人同吃年夜饭，席间韩青依旧性情暴躁、态度恶劣，全程面色阴沉、一言不发，酒过三巡之后，喝得酩酊大醉。 晚饭结束后，醉酒的韩青倒头就睡，躺在床上鼾声大作，意识彻底模糊，毫无防备之力。看着熟睡中依旧面目狰狞、毁掉自己女儿一生的女婿，侯文母亲积压许久的恨意与决绝彻底爆发。 趁着夜深人静、家人熟睡、韩青醉酒毫无反抗之力，她悄悄拿起家中的榔头，独自走进韩青熟睡的房间，强忍内心的波澜，对着韩青的头部狠狠砸下。 沉闷的撞击声在寂静的深夜格外刺耳，熟睡的韩青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因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殒命。 隔壁房间的侯文，很快听到了屋内异样的声响，心中疑惑，立刻起身准备进屋查看情况。刚走到门口，就被母亲当场拦住。母亲神色决绝、语气平静，却带着极致的沉重：“小文，你别进来，他以后再也不会威胁你、欺负你了，所有的苦难都结束了。” 短短一句话，侯文瞬间洞悉了一切。她不顾母亲阻拦，强行冲进房间，眼前的一幕让她浑身冰冷、头皮发麻。那个折磨了自己一年多、家暴威胁自己全家的丈夫，已经彻底没了气息。 短暂的震惊、慌乱、恐惧过后，涌上侯文心头的，不是悲痛，而是无尽的解脱。长达一年多的家暴折磨、精神摧残、死亡威胁，在这一刻彻底终结。 事已至此，为了保全母亲、保全整个家庭，杜绝罪行暴露、家破人亡，侯文迅速冷静下来，选择和家人一起掩盖罪行。她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的弟弟侯亮，姐弟二人下定决心，联手处理后事，彻底掩盖这场家庭畸杀的真相。 深夜里，姐弟二人联手，将韩青的尸体悄悄抬上家中常用的面包车。三人连夜驱车，在寒冬的夜色中行驶了四十多分钟，一路驶向通辽奈曼旗城郊最偏僻、最荒芜的玉米地深处。这里人迹罕至、荒无人烟，是绝佳的抛尸藏尸地点。 抵达现场后，为了彻底销毁作案痕迹、掩盖死者身份、阻碍警方侦查破案，杜绝罪行败露，侯文母亲提出焚尸灭迹。三人分工配合，对尸体进行焚烧处理，彻底抹去所有可供辨认的线索，这才有了九年前玉米地焦尸的诡异命案。 做完这一切，三人连夜驱车返程，为了彻底斩断线索、杜绝车辆暴露踪迹，他们第一时间赶到市区，仓促低价变卖了这辆用于抛尸焚尸的面包车，彻底销毁了核心作案工具。 回到家中后，一家人迅速统一口径，编造了完整的谎言，对外宣称韩青婚内出轨、在外结识情人，因婚内愧疚、贪图享乐，索性抛妻弃子，跟着情人私奔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这个谎言，在邻里街坊眼中极具可信度。一来韩青本就不是本地土着，户籍在吉林，本地亲友极少，无人深究踪迹；二来韩青婚后口碑极差，家暴妻子、性情暴戾、私生活混乱的行径，周边邻里早有耳闻，众人早已对其颇有微词。 因此，当众人听闻韩青私奔出走的消息，无人怀疑真假，反而纷纷同情侯文，感慨她终于摆脱了渣男，终于可以带着孩子过上安稳日子，无人深究、无人质疑，完美掩盖了这场血淋淋的命案。 为了让谎言更加天衣无缝，彻底打消外界疑虑、杜绝韩青家人察觉异常，九年时间里，侯文一家人还会定期主动联系远在吉林的韩青亲属，假意打探韩青的下落，装作焦急等待其归来的模样，伪装出无辜受害者的姿态。 而韩青的原生家庭，对此始终漠不关心。因为韩青生性凉薄自私，不仅对妻儿暴戾冷漠、对岳父母恩将仇报，对自己的原生亲友也极其疏离冷淡。常年不回家、不联络、不孝顺，与家人关系淡薄，几乎没有往来。因此，韩青的家人对其失踪失联毫不在意，从未主动寻人，久而久之，便默认了其私奔出走的说法，彻底将这人抛之脑后。 就这样，一场由家暴绝境引发的家庭畸杀命案，被完美掩盖了整整九年。九年间，侯文一家人看似平静度日，实则日日背负着命案的秘密，在惶恐与煎熬中生活。所有人都以为韩青是私奔出走，无人知晓他早已在九年前的春节，死于自己岳母手中，长眠于荒芜的玉米地中。 直到2020年，公安数据库技术升级、信息完善，尘封九年的dNA线索成功比对匹配，这桩隐藏了整整九年的杀人焚尸悬案，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第308章 长江惊现无名浮尸！胶带封嘴裸身女尸，牵出6年潜逃恶魔 2016年的九月，初秋的江城武汉依旧裹挟着盛夏残留的燥热，素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即便步入九月，空气里依旧弥漫着闷沉的热浪，长江江面水汽蒸腾，江风拂过也带不来几分清凉，唯有滔滔江水日复一日奔涌向东，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隐秘与罪恶。 九月二日清晨八点整，城市还沉浸在晨间的慵懒与喧嚣交织之中，江边早起劳作的渔民、散步的市民如常靠近江岸，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悚的发现，瞬间打破了这份寻常的平静。有人在长江武汉段货运码头附近的江面，赫然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女性尸体，惊恐之下，目击者立刻拨通了110报警电话，警情第一时间传到了武汉警方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的武汉110指挥中心迅速记录下关键信息：长江江面惊现无名女尸，死者衣着异常，下身无任何衣物遮盖，脸部被宽大的透明胶带死死缠绕，将鼻子与嘴巴严严实实封住，完全无法透气。反常的着装状态、刻意封口的胶带、漂浮江面的诡异情形，任何一个有办案经验的民警都能瞬间察觉，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落水事件，处处透着人为作案的痕迹，死者大概率并非失足溺亡，而是惨遭他人杀害后被抛入长江之中。 警情等级迅速升级，事关人命，且存在明显他杀嫌疑，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第一时间接到协查通报，案情紧急，分局当即果断启动重大命案侦破专项机制，抽调刑侦、法医、现场技术勘查、基层派出所精干警力，火速赶赴事发江岸，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展开全方位侦查工作，誓要尽快查清真相，抓获幕后真凶。 专案组分工明确，每一条战线都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第一路，法医与刑事技术人员率先抵达尸体漂浮现场，穿戴专业防护装备靠近江面，小心翼翼将浮尸打捞上岸，第一时间开展尸表检验、现场痕迹勘验，精准判定死者确切死亡原因、大致死亡时间，提取尸体及周边水域遗留的微量物证，为案件定性提供专业法医依据；第二路，警方紧急抽调近四十名警力，分成多个搜寻小组，顶着秋日毒辣的烈日，沿着长江上下游江岸线徒步排查，仔细搜寻凶手可能遗留的抛尸痕迹、作案工具、随身物品，大范围锁定抛尸核心区域；第三路侦查民警即刻下沉周边社区、村落、务工聚集地，铺开走访排查网络，重点梳理近期辖区内失踪人员报备信息，全力排查尸源身份，只有先确定死者是谁，才能顺着社会关系撕开案件突破口。 从事水上命案侦查的民警都深知一个行业难题，长江水域辽阔，水流常年奔腾不息，加上九月武汉气温依旧居高不下，尸体长时间浸泡在江水中，极易发生躯体腐化、特征模糊，水流还会冲刷带走诸多痕迹物证，给尸源辨认、死亡时间判定、现场痕迹留存带来极大阻碍。可以说，但凡遇上江中无名浮尸案，想要确定死者身份，向来是刑侦工作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经过法医细致严谨的专业勘验，结合尸体腐化程度、江水浸泡状态、体表体征综合研判，最终给出了精准结论：死者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天左右。有了明确的时间范围，警方立刻调整排查方向，集中警力调取全市近三日内所有失踪人员报警记录，逐一比对身高、体态、年龄、务工轨迹等特征，逐一筛选摸排，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线索。 就在海量失踪信息比对的过程中，一条报警记录进入了警方视线：8月31日，一名姓蔡的年轻男子曾到辖区派出所报警，声称自己的女朋友无故失踪，失联多日杳无音信。这条时间线恰好与法医判定的死亡时间高度契合，专案组敏锐察觉到其中关联，当即安排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这名蔡姓报警人，进行细致问询。 面对民警的询问，蔡某神情憔悴，眼底满是慌乱与不安，缓缓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民警，自己是8月30号才发现女朋友不见踪影的。平日里他常年上夜班，工作作息颠倒，当天上完通宵夜班之后，身心俱疲的他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随手刷着手机，疲惫感席卷全身，不知不觉间便沉沉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格外沉，等他猛然惊醒时，窗外天色早已暗沉，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醒来后的出租屋空荡荡的，屋内安静得有些反常，他下意识环顾四周，才发现女朋友并不在家。起初他并未放在心上，以为女友只是出门逛街、找老乡闲聊，很快就会回来。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深夜的出租屋依旧只有他一人，他心里渐渐泛起不安，连忙拿出手机拨打女友电话，听筒里却始终传来冰冷的关机提示音，反复拨打皆是如此。 整整一夜过去，女友依旧没有半点音讯，也没有任何消息发来。从8月30号白天到深夜，再到31号一整天，蔡某始终没能等到女友回家，也联系不上对方，心里的侥幸彻底被恐慌取代。孤身在外打工，身边亲友不多，女友凭空失联，让他彻底慌了神，于是在8月31号当晚，急忙赶往就近派出所报案求助。 为了确认死者身份，警方随即安排蔡某前往殡仪馆太平间进行尸体辨认。太平间冰冷肃穆，空气中弥漫着清冷的气息，蔡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房间，目光落在尸体身上的那一刻，仅仅只是看清了死者身上熟悉的上衣款式与纹路，他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眼眶瞬间泛红，压抑不住地连连点头，哽咽着反复确认：“是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身份初步辨认确认之后，警方立刻驱车赶往蔡某与女友共同租住的出租屋，进行封闭式现场勘查。办案民警在出租屋内仔细搜寻，提取了蔡某以及死者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包括私人牙刷、常用梳子、贴身物件等能够提取生物特征的微量物证，全部封存送检，进行dNA生物特征比对鉴定。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炉，出租屋提取的生物物证与江中浮尸的生物特征完全匹配，铁证之下，死者身份终于尘埃落定。这名惨遭杀害抛尸长江的女孩，正是蔡某的女朋友小兰，离世之时，她才年仅十九岁，正值花季年华，人生才刚刚启程，却以这样惨烈的方式骤然陨落，让人唏嘘不已。 所有人都忍不住心生疑惑，一个十九岁的平凡打工女孩，安分守己在外务工，不曾招惹是非，究竟是谁会对她痛下杀手，狠心剥夺她年轻的生命？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纠葛与罪恶？ 顺着小兰的人生轨迹，警方慢慢摸清了她的过往经历。一年之前，刚刚从技校毕业的小兰，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背井离乡独自来到武汉打拼。初到这座陌生的大城市，她很快结识了男友蔡晓，二人情投意合，随后一同进入当地一家汽车配件公司打工，平日里同吃同住，租住一间简陋的出租屋，每日上下班形影不离，过着平凡而安稳的打工生活。 武汉七八月份正值盛夏酷暑，作为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彼时的江城热浪滚滚，空气闷热粘稠，哪怕站在原地不动，都让人浑身冒汗、胸闷气短。而小兰所在的汽车配件车间，没有完善的降温设施，整日需要长时间站立劳作，重复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体力消耗极大，闷热的环境加上繁重的劳作，让年纪轻轻的小兰渐渐难以承受。日复一日的辛苦奔波，让她萌生了辞职的念头，想要换一份轻松自在、不用常年站班的工作，逃离这份煎熬。 男友蔡晓本名蔡晓，取自“春眠不觉晓”中的晓字，性格沉稳朴实。得知女友想要辞职换工作，蔡晓并不赞同，他耐心劝说小兰，二人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平日里可以相互照应、彼此帮扶，在外打工本就不易，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然难得，没必要贸然辞职重新奔波求职。他苦口婆心挽留，希望小兰能够打消辞职的想法，继续留在原岗位踏实干活。 可彼时的小兰早已下定决心，再也不愿忍受车间的闷热与劳累，执意要离开。任凭蔡晓如何劝说挽留，她都不为所动，最终在8月25号正式办理了辞职手续，离开了工作许久的汽车配件公司。谁也不曾预料到，仅仅时隔六天，也就是8月31号，小兰便离奇失联，三天后更是化作一具冰冷的浮尸出现在长江江面，永远定格在了十九岁的青春岁月里。 在蔡晓的认知里，他和女友来到武汉的时间并不算长，平日里生活圈子十分狭窄，日常接触的无非就是公司同事、同乡好友，性格温和的小兰从不与人争执结怨，更没有和外人发生过激烈矛盾、钱财纠纷或是情感纠葛。对于小兰为何会突然遭遇横祸惨死，他百思不得其解，满脸茫然与悲痛，完全想不通灾祸为何会降临在女友身上。 与此同时，法医完成了更进一步的深度尸检，给出了最终权威结论：小兰绝非意外落水身亡，而是被人恶意杀害之后，尸体被刻意抛入长江之中。尸检中清晰发现，小兰颈部有明显的手指掐压痕迹，颈部皮下大面积淤血出血，结合呼吸道病理特征分析，确定死因为机械性窒息，是被人活活掐住脖颈窒息而亡，手段残忍至极。 小兰的尸体被发现的位置，位于长江一处大型货运码头周边水域，这里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平日里过往多是大型货运船只，几乎没有市民游客靠近江岸，岸边荒草丛生、人迹罕至，平日里鲜少有人驻足停留，僻静到极致，是隐匿罪恶、抛尸藏踪的绝佳之地。这片水域更是天然的“勺窝子”地形，水流在此处形成闭环回流，外侧江水奔涌，而这片区域的水体近乎静止，流速极其缓慢，漂浮物很难被江水冲走。 更关键的是，在事发水域上游大约八百米至一公里的江岸沿线，当地渔民常年布设着成片的水下渔网，一旦有石块、重物、尸体之类的物件顺着江水漂流而下，都会被沿途的渔网牢牢拦截住，很难继续往下游漂流。专案组结合现场特殊的地理地貌、水流走向、渔网分布等综合特征，做出精准研判：凶手的抛尸地点绝不会距离浮尸发现地太远，大概率就在周边江岸一带，绝不会是远距离抛尸漂流至此。 有了明确的研判方向，办案民警们没有丝毫懈怠，不顾秋日烈日暴晒，任由江边蚊虫肆意叮咬，一头扎进江岸周边的草丛、密林、荒滩之中，展开拉网式地毯式搜寻，一寸寸排查地面痕迹，一心想要找到凶手抛尸时留下的蛛丝马迹、作案遗留物品，锁定第一抛尸现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警不厌其烦的细致搜寻下，一处密林深处有了重大发现。几片枯黄的树叶层层叠叠遮掩之下，一枚精致的女生头饰静静躺在草丛之中，样式小巧别致，一看就是年轻女孩的随身饰品。民警立刻将这枚头饰封存，随即找来小兰的闺蜜以及男友蔡晓进行辨认，二人一眼就认出，这枚头饰正是小兰平日里经常佩戴的私人物品。 头饰的出现，直接印证了警方此前对抛尸地点的精准判断，也实打实地证明，小兰生前确实到过这片江岸密林周边，极有可能就是在这附近岸边被凶手挟持，随后惨遭杀害、抛尸江中。线索有了新的突破，但新的谜题也随之笼罩在专案组心头：残忍杀害十九岁小兰的凶手究竟是谁？他为何要对一个陌生女孩痛下杀手？案发之后又潜藏在何处，隐匿行踪妄图逃脱法律制裁？ 在现场勘查搜寻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另一组侦查民警同步围绕小兰的全部社会关系，铺开走访摸排大网，从家人、亲友、同事、同乡、日常接触人员逐一排查，深挖一切可疑线索，寻找隐藏在暗处的凶手。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远在老家的小兰母亲，面对女儿离奇遇害的噩耗，这位母亲悲痛欲绝，几度泣不成声。情绪平复之后，她向民警回忆起8月27号曾和女儿通过一通电话，电话里小兰语气平和，只是和母亲闲聊日常，随口提及自己已经辞职，打算重新找一份轻松的工作，言语间情绪平稳，没有丝毫委屈、恐惧或是烦躁，也没有透露任何遭遇麻烦、与人产生矛盾的异常情况。 在小兰母亲的眼中，女儿和男友蔡晓的感情，并不像蔡晓口中那般恩爱和睦、毫无隔阂，二人平日里也会因生活琐事、工作选择产生小争执、小别扭，但也仅仅只是年轻人寻常的情感拌嘴，根本没有达到反目成仇、痛下杀手的地步。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乖巧懂事、独自在外踏实打工的女儿，为何会无缘无故遭遇如此惨烈的横祸，永远离开了自己。 经过多日全方位的走访摸排，警方彻底摸清了小兰的生活轨迹与社交圈子。这个十九岁的女孩性格内敛安分，情感世界简单纯粹，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从不涉足社会闲散人员圈子，平日里生活两点一线，除了上班务工，便是回到出租屋居家休息，很少外出闲逛应酬，更不会结交不三不四的陌生人。 顺着排查名单，小兰的男友、工厂工友、同乡好友、日常邻里逐一接受问询调查，经过作案时间、作案动机、行动轨迹层层筛查，所有人均无任何可疑之处，全部被警方排除作案嫌疑。 逐一排查完小兰身边所有熟识之人后，专案组心中渐渐形成了一个笃定的判断：残忍杀害小兰的凶手，大概率和她并不相识，是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临时作案。可偌大的武汉常住人口上千万，人流密集、流动人口繁杂，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一个身份不明、毫无头绪的陌生凶手，无疑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 绝境之下，警方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从小兰失踪当日的行动轨迹作为突破口，顺着她失联前的最后行踪逆向追溯，全面调取她失踪前后的手机通讯记录、出行轨迹、日常起居行踪、社交往来动态，梳理她每一天的出行路线、接触人员，从碎片化的线索中拼凑真相，锁定案发前最后接触的可疑人员。 多方走访核查下来，警方锁定了小兰最后一次出现在熟人视线中的时间：8月30号上午。小兰的一名同事向民警提供了关键线索，当天早上自己下夜班下班回家，在路上偶遇了小兰，二人停下闲聊了几句。同事随口询问小兰出门去往何处，小兰坦然告知，打算前往古河一带应聘新的工作岗位。 民警随即追问二人偶遇的具体时间，同事回忆得十分清晰，自己早上八点半下班，在路上碰到小兰时，时间大概在上午九点左右，时间节点精准明确。而小兰口中所说的去往古河应聘，实际目的地则是汉南工业园区内的一家企业。 这条关键线索让陷入僵局的办案民警眼前一亮，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驱车赶往汉南工业园区涉事企业，展开实地核查。抵达公司后，民警第一时间调取了当日求职应聘登记台账，随手翻阅登记表单，很快就找到了小兰亲笔填写的求职应聘登记表，信息完整，登记时间与线索时间完全吻合。 调取完纸质登记信息，民警紧接着调取了公司门口及园区周边的公共监控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下了小兰的身影：8月30号上午十点左右，小兰独自一人出现在汉南区这家公司的传达室，神色平静从容，认真填写完求职表格之后，便转身离开了公司，整个过程举止正常，神色淡然，没有丝毫慌张、拘谨或是被人胁迫的异样，在场接待人员也证实，当时完全看不出小兰有任何异常状态。 小兰离开公司之后去往了哪里？又遭遇了什么变故？为何会凭空失联最终惨遭杀害？监控画面到这里似乎断了线索，但执着的侦查民警没有丝毫放弃，抱着一丝希望反复放慢速度、逐帧回看监控视频，试图捕捉任何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就在反复回看的过程中，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身影，悄然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和小兰产生了诡异的交集。这名男子先是趴在公司门前张望片刻，身着一件纯白色短袖t恤，搭配一条蓝色休闲牛仔裤，身高大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五之间，年纪看上去四十岁上下，样貌普通，身形中等，放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监控清晰记录下，当天小兰独自前来公司应聘时，这名中年男子便一直默默尾随在她身后，不远不近保持着距离。半个小时后，二人又一同离开了公司门口，行动轨迹完全重合。 这个凭空出现、全程尾随小兰的陌生中年男子，瞬间成为了案件的重大疑点。民警第一时间找来小兰的男友蔡晓、家人、闺蜜、同事进行辨认，可所有人都表示从未见过这名男子，对其身份一无所知，确认小兰的生活圈子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锁定可疑男子之后，警方继续扩大监控调取范围，沿着男子离开的路线，调取周边路段、路口、商铺的全部公共监控，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名中年男子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普通的电动三轮车。 专案组当即下定决心，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精力，都必须找到这辆电动三轮车，找到驾车的中年男子。此人是小兰失踪前公开画面中最后接触的陌生人，极有可能就是解开命案真相的关键人物，甚至大概率就是幕后真凶。 可现实的难题再次摆在眼前，汉南区街头随处可见电动三轮车，数量多达上万辆，车型、颜色、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大多是周边居民用来拉客载货的代步工具，没有专属牌照标识，想要在成千上万辆雷同的三轮车里，精准找出小兰当日乘坐的那一辆，难度极大，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经验丰富的侦查民警有着极强的观察力与细节捕捉能力，在反复逐帧比对监控画面、仔细甄别每一处细节后，终于捕捉到了这辆三轮车独一无二的专属特征：车辆前方贴有一条白色长条磁条，形似户外广告贴纸；车身侧面印有清晰的“金鹏”品牌字样；车顶行李架并非原厂样式，车主私自焊接了两块铁板，将行李架刻意加高，这三处独特细节，成为了锁定车辆的核心标识。 凭借这三大独有特征，侦查民警调取了汉南区海量道路监控、路口监控、沿街商铺监控，不眠不休逐段筛查，顺着三轮车的行驶轨迹一路追踪筛查，终于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监控画面里，再次捕捉到了目标车辆的身影。 监控时间定格在上午十点五十八分，那辆带有专属特征的红色电动三轮车准时出现在路口，驾车的正是那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车厢后座清晰可见，坐着的人正是小兰。画面里，小兰在十字路口路边下车，安静站在路边等候，而三轮车司机则驾车开到一旁空旷处停车驻足，并未立刻离开。 正午十一点左右，等候片刻后的小兰，和这名开三轮车的中年男子一同走进了路边一家家常菜小饭馆，二人并肩而行，看似相处随意。大约半个小时过后，二人吃完饭并肩走出饭馆，再次一同坐上那辆电动三轮车，驾车朝着城郊一片老旧平房区域驶去。 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目标三轮车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监控画面中，车头依旧是那名中年男子，后座坐着小兰，车辆径直驶入了这片老旧平房扎堆的城中村院落深处。而这，也是小兰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清晰影像，从踏入这片平房区开始，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所有公共监控的覆盖范围之内，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镜头里。 这片老旧平房区地形极其复杂，院内套院、巷巷相通，随处可见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低矮平房，布局杂乱无章，巷道狭窄曲折，犹如迷宫一般。片区内居住人员构成十分混杂，大多是外来务工流动人口，人员流动性大，邻里之间互不相识，片区内监控覆盖率极低，几乎处于监控盲区，一旦进入其中，想要追踪人员行踪难如登天，也为凶手隐匿行踪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三轮车驶入这片老旧院落，不由得让警方心生猜测：难道这名中年男子就居住在这片平房区？三轮车驶入院落，是否就是回到了他的租住地？片区内是否有居民认识这名神秘的三轮车司机？ 带着诸多疑问，专案组民警换上便衣，以路人、务工者的身份，对这片平房区展开秘密走访、隐蔽摸排，不惊动周边居民，悄悄打探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日暗中走访，有当地居民向民警透露，片区内确实有一名常年开电动三轮车拉活谋生的中年男子，样貌、身形、年龄都和监控里的男子高度相似，常年在汉南一带街头揽客载客。 当民警询问该男子姓名、具体住址时，居民却纷纷摇头，表示只知道男子姓氏为阮，和古籍里阮小二、阮小七的阮字相同，没人知道他的全名，也不清楚具体租住在哪一间平房，平日里独来独往，很少和周边邻里来往，十分神秘。 线索卡在了“阮姓三轮车司机”这一模糊身份上，此人究竟是不是当日搭载小兰、全程尾随的可疑男子？如今又潜藏在何处？一时间，专案组民警无法进一步确认，案件再次陷入短暂僵局。 就在侦查工作停滞不前之时，法医物证检验传来重磅消息，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全新的突破口。技术人员从小兰体内提取到了完整的男性dNA生物分型，经过专业比对核验，这份陌生dNA分型，并非来自小兰男友蔡晓，彻底排除了蔡晓的所有关联嫌疑。 这一检验结果，直白地印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小兰在遇害之前，曾与另一名陌生男性发生过亲密接触。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这名留下dNA信息的神秘男人，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那名行踪诡异的阮姓三轮车司机？ 一个个疑问萦绕在每一位办案民警心头，压在众人肩头，催促着大家加快侦查步伐。随后，技术人员按照刑侦办案常规流程，将这份提取到的陌生男性dNA数据，录入全国公安dNA信息数据库进行自动比对筛查。 业内人都清楚，dNA数据库比对本只是常规操作，只有有过违法犯罪前科、被采集过生物信息的人员，才有可能被系统精准比中，对于无名陌生人员，警方起初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当作常规流程走完即可。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比对，竟然收获了惊天惊喜，系统直接比对成功，结果令人震惊不已。数据库显示，多年前广州番禺曾发生过一起恶性强奸案件，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dNA信息，竟和从小兰体内提取的陌生dNA分型完全吻合，属于同一个人。 顺着广州番禺陈年旧案的卷宗信息调取，警方查到了该案的涉案嫌疑人姓名——吴启松。卷宗记录显示，这名叫吴启松的男子，涉嫌2010年广州番禺一起强奸大案，案发后仓皇逃窜，自此销声匿迹，开启了逃亡生涯，截至2016年，已经在外潜逃整整六年时间，始终没有被警方抓获归案。 这份dNA比对报告的横空出世，让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小兰被害案，瞬间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双线案情交织缠绕，让专案组民警一时陷入困惑。好不容易锁定了形迹可疑的阮姓三轮车司机，如今dNA比对又冒出一个潜逃六年的嫌犯吴启松，姓氏、身份完全对不上，这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吴启松又是如何结识小兰的？他和阮姓司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还是存在同伙关联？ 思绪万千、疑问丛生，光靠猜测根本无法破解谜团，唯有脚踏实地摸排侦查。经过专案组反复开会分析研判、梳理线索逻辑，最终决定先全力找到这名行踪不明的阮姓中年男子，无论他是否和广州逃犯有关联，都必须当面审讯核实，撬开案件突破口。 就在民警暗中摸排阮姓男子下落时，发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迹象：平日里常年在汉南街头载客、活动轨迹固定的阮姓司机，自从小兰案发之后，便彻底消失在了众人视线里，接连多日不见踪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无人知晓他的下落。 偏偏在命案发生之后离奇失联，时间节点太过巧合，反常的避世行为，不由得让民警更加怀疑，这名阮姓男子绝对和小兰遇害案脱不了干系，极有可能就是幕后真凶，案发后刻意隐匿行踪，想要躲避警方排查。 顺着三轮车司机的社交圈子深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名阮姓男子和另一名杨姓三轮车司机来往密切，私下关系交好。找准突破口后，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杨师傅进行问询。 面对民警的耐心询问，杨师傅没有隐瞒，如实透露了关键信息：就在几天前，消失多日的老阮曾特意找到自己，打算把平日里拉活用的电动三轮车低价变卖，报价六千元，委托自己帮忙寻找有意向的买家，车子至今还没有出手。 种种反常迹象串联在一起，所有疑点都指向了阮姓男子：案发后突然失联、急于变卖谋生工具、低价处理代步车辆，很明显是打算变卖车辆换取现金，筹措资金之后远走高飞，彻底逃离武汉，妄图隐姓埋名永远逃脱法律的制裁。 事不宜迟，战机稍纵即逝，专案组不敢有丝毫拖延，当即连夜制定周密抓捕方案。民警决定乔装成想要购买三轮车的买家，主动联系中间人，提出要看车议价，引诱阮姓男子现身，伺机实施抓捕。 2016年9月4日，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与地点，阮姓男子准时出现在武汉一处偏僻冷清的小巷子里，打算和“买家”碰面洽谈车辆买卖事宜。早已在周边隐蔽布控、埋伏等候的民警，见状立刻稳步上前，准备实施抓捕。 直到民警靠近身前，阮姓男子才猛然察觉情况不对劲，瞬间慌了心神，转身就想要逃窜脱身。可周边早已被民警层层围住，他再想逃跑已是徒劳无功，没挣扎几下，就被训练有素的民警当场控制、戴上手铐，顺利抓捕归案。 审讯室灯光肃穆，面对民警的层层审讯、证据盘问，被捕后的男子心理防线很快崩塌，再也无法伪装隐瞒，所有萦绕在警方心头的疑问，也随之迎刃而解。谜底揭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恍然大悟：平日里街坊口中的阮姓三轮车司机，和潜逃六年的广州嫌犯吴启松，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 经过初步审讯，男子坦然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是2010年广州番禺强奸案的作案人吴启松。当年犯下恶行之后，为了躲避广东警方的追捕，他一路辗转逃窜，最终隐姓埋名逃到武汉落脚，靠着驾驶电动三轮车街头拉客谋生。为了隐藏过往身份，不被旁人察觉，他刻意隐瞒真实姓氏，对外只谎称自己姓阮，在汉南片区低调潜伏，小心翼翼生活了整整六年时间。 身份真相大白，可十九岁小兰惨死的经过，依旧需要吴启松亲口交代。监控清晰记录下，小兰失踪当天，从早到晚几乎全程都和吴启松待在一起，二人从陌生路人变成同行共处，这一天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经过，最终酿成了这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面对民警的严肃问询，吴启松起初还刻意伪装，故作平静地辩解，声称自己此前根本不认识小兰，从未见过对方，小兰也从未搭乘过自己的三轮车，二人纯属陌生人，没有任何交集。 谎言终究经不起证据的推敲，在监控画面、目击线索、dNA物证等铁证面前，吴启松再也无法抵赖，最终如实交代了8月30号当天，从相遇、同行到行凶、抛尸的全部罪恶经过。 2016年8月30号上午九点左右，吴启松像往常一样，开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在汉南区十字路口停车等候客源，靠拉客赚取微薄收入。彼时，急于寻找新工作、出门前往工业园应聘的小兰恰巧路过，上前询问乘车价格，打算搭乘他的三轮车前往古河工业园一带求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二人最终以往返四十元的车费达成交易，敲定行程之后，吴启松便驾车载着小兰，先赶往了她第一家想要应聘的公司。送小兰抵达目的地后，吴启松并没有驾车离开，而是在原地静静等候。后续又驾车带着小兰辗转前往附近另外三家企业应聘，可惜几番奔波下来，小兰的求职应聘全部以失败告终。 忙活了一整个上午，求职无果，吴启松又驾车把小兰载回了城区。按照常理来说，四十元往返车费，行程结束、钱款两清，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自此分道扬镳，再无任何交集，这本该是故事本该有的结局。 可看着年轻单纯、涉世未深的小兰，吴启松的心底却悄然滋生出邪恶的歪念，贪念与恶念瞬间占据了理智。他刻意放缓语气，装作热情和善的模样，主动开口邀约：“这会儿正好到饭点了，忙活一上午也饿了，我正好顺路，前边有家小饭馆，我做东请你吃个便饭吧。” 彼时的小兰年仅十九岁，初入社会不久，心思单纯毫无城府，根本没有防备人心险恶。她不曾仔细思量，对方跑一趟车费也就几十块钱，怎么会平白无故自掏腰包花钱请一个陌生路人吃饭，天下根本没有这般免费的好意。可善良单纯的小兰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只当对方是热心朴实的长辈，没有多想便随口答应了吴启松的邀约，毫无戒备地跟着他走进了路边的家常菜馆。 二人在饭馆吃完午饭，桌上还剩下不少没吃完的饭菜，吴启松又心生一计，编造理由哄骗小兰：“咱们都是在外乡打工的人，挣钱不容易，浪费饭菜太可惜了。我家就在附近，我先把这些剩菜送回去存放好。正好中午企业都休息不招工，我送完菜之后，继续陪着你、帮你带路，下午接着四处应聘找工作，我给你当个免费司机，帮你跑腿省事。” 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装作热心助人的模样，彻底打消了小兰所有的顾虑。彼时的小兰一心想要尽快找到合适的新工作，见这位中年大叔如此热心仗义，年纪偏大看着憨厚老实，还愿意无偿帮忙带路求职，心里反倒生出几分感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踏入了恶魔精心设下的圈套，身处极度危险的境地之中。 就这样，毫无防备之心的小兰，轻信了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乖乖跟着吴启松，走进了那片地形复杂、遍布私搭乱建平房的城中村，来到了吴启松独自租住的简陋出租屋。 踏入出租屋后，吴启松又假意安抚，开口劝说小兰：“现在正是午休时间，各家企业都没上班，就算出去也没法应聘，咱们先在屋里休息一会儿，等到下午两点多企业上班了，我再带你出去找工作。” 天真的小兰依旧没有察觉到半点不对劲，顺从地听从了对方的安排。初秋的武汉依旧闷热难耐，加上一上午四处奔波求职，来回赶路身心疲惫，小兰靠在床边拿出手机随意翻看，不知不觉间，疲惫感席卷全身，竟然靠着床头沉沉睡了过去。 一个涉世未深的花季女孩，孤身身处陌生男子的出租屋内，毫无防备安然入睡，丝毫不知危险已然近在咫尺，自己正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看着熟睡毫无防备的小兰，吴启松压抑已久的邪念彻底爆发，泯灭了所有良知，趁着小兰熟睡之机，做出了违背伦理道德、触犯法律底线的恶行。 睡梦中的小兰被突然惊醒，看清眼前的一幕后瞬间惊恐万分，奋力挣扎反抗，想要挣脱控制。丧心病狂的吴启松见状，立刻伸手死死掐住小兰的脖颈，用力遏制她的反抗，直到小兰渐渐失去力气、晕厥过去，随后强行与小兰发生了亲密行为。 片刻过后，小兰缓缓苏醒过来，遭受侵害的她又怕又悲，忍不住失声痛哭，又惊又怒的她当即扬言要立刻报警，将吴启松的恶行揭发，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可小兰这句维护自身权益、想要讨回公道的话，非但没有震慑住吴启松，反而彻底点燃了他心底的杀机，成了催命符。吴启松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本就是背负强奸大案、潜逃六年的在逃犯，倘若小兰真的报警立案，警方顺藤摸瓜追查下去，不仅此次的恶行无法逃脱，六年前在广州番禺犯下的旧案也会一并被深挖曝光，自己苦心潜伏六年的身份会彻底败露，注定难逃牢狱之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惶恐与歹念交织之下，吴启松彻底丧失了人性，内心只剩下极致的自私与残忍。他回忆起2010年在广州番禺犯下的那起强奸案，受害的也是一名十九岁的年轻女孩，同样正值青春年华。当年作案后他本想灭口，所幸对方侥幸保住性命，被路人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得知受害者幸存之后，害怕被警方抓捕的吴启松连夜仓皇出逃，此后被广东警方列为网上追逃人员，录入公安部全网追逃名单，开启了长达六年的隐姓埋名逃亡生涯。 旧案未了，潜逃六年蛰伏武汉，如今又再次犯下恶性罪行，吴启松深知自己早已没有退路。在他扭曲的想法里，一旦小兰报警，自己六年的潜伏便会功亏一篑，注定要锒铛入狱。 一念之间，恶向胆边生，恼羞成怒的吴启松再次扑向无力反抗的小兰，双手死死扼住她的脖颈，不顾她的哀求与挣扎，硬生生将十九岁的小兰活活掐死。作案之后，他拿出一卷宽幅透明胶带，残忍地将小兰的鼻子、嘴巴紧紧封住，掩盖痕迹，手段冷酷无情，毫无半分怜悯之心。 犯下命案后，吴启松强装镇定，刻意平复慌乱的情绪，清理屋内痕迹，随后独自走出出租屋，前往街边商铺购买了大号编织袋等物品，为后续抛尸做好准备。他耐心等到天色完全暗沉，夜幕笼罩整片城市，城中村巷道行人稀少，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返回出租屋，用编织袋将小兰的尸体包裹严实，费力搬运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他驾驶三轮车刻意避开主干道、人流密集区域，专挑偏僻冷清的小路行驶，凭借着对长江江岸地形的熟悉，一路狂奔驶向那片人迹罕至、水流平缓的货运码头江边。确认周边无人观望之后，他狠心将编织袋中的尸体推入滔滔长江之中，借着勺窝子水域的回流地势，妄图让江水掩盖一切罪恶痕迹，永远掩埋自己的罪行。 他本以为夜色遮丑、江水藏踪，只要自己不动声色，就能神不知鬼不觉逃过追查，继续隐姓埋名安稳度日。可天道昭昭，罪恶从来无法真正被抹去，仅仅时隔三天，小兰的尸体便漂浮到江面，被路人发现报警，案件随即拉开侦破大幕。 案发之后，整日惶恐不安的吴启松，看着街头随处可见巡逻的警车、奔波走访的民警，内心草木皆兵，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迟早会被警方盯上，再也无法安稳躲藏。于是便萌生了变卖三轮车、筹措资金跑路的想法，打算逃离武汉，继续亡命天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警方的精准布控，落入法网。 案件历经多日不眠不休的侦查、追踪、比对、抓捕，终于真相大白，罪恶尽数曝光。吴启松因涉嫌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残忍，漠视他人生命，被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经司法机关审理查明犯罪事实，证据确凿、罪责难逃，吴启松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为自己两次犯下的恶性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309章 六旬富婆离奇殒命出租屋，揭起一段忘年畸恋 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流传百年的婚恋俗语：男主外，女主内。 在老一辈人的传统观念里，这是家庭相处最稳妥、最正统的模式。男人在外奔波打拼，扛起赚钱养家的重担，为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遮风挡雨；女人留守家中，操持家务、孝敬长辈、抚育子女，维系着整个家庭的烟火与安稳。 这种固化的家庭分工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常态，更是老一辈人心中评判夫妻相处、家庭和睦的标准。但时代更迭，世事变迁，如今的社会早已打破了这种刻板规矩，女性独当一面、创业养家，男性居家顾家的家庭组合早已屡见不鲜。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起发生在2015年四川自贡的离奇命案，偏偏就发生在一对恪守传统观念的老年夫妻身上，他们的家庭模式彻底颠覆了老一辈的认知，女主外、男主内的反差生活，看似平静无波，实则暗流涌动，最终滋生出一场血腥又荒唐的致命悲剧。 故事的主人公是四川自贡市的钟大爷与裘老太，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年夫妻。在当地街坊邻里的眼中，老两口是妥妥的“模范晚年夫妻”，不争不吵、相伴多年，日子过得安稳富足，让人艳羡。 可熟悉他们家庭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家人的生活模式，和传统家庭完全相悖。丈夫钟大爷退休之后，整日闲散度日，生活过得悠然自得，每天的日常就是和老街坊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打牌，无所事事，几乎从来不过问家里的生计琐事，一辈子没有为家庭创收，晚年更是彻底清闲摆烂。 而妻子裘老太，却是远近闻名的女强人。年过六十的她，丝毫没有老年人的慵懒懈怠，头脑精明、做事果敢、吃苦耐劳。凭借着多年的打拼，她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五金店，诚信经营、客源稳定，日积月累攒下了十分殷实的家底，家里的所有收入、积蓄，全都出自裘老太一人之手。整个家庭的开支、钟大爷的日常花销，全部由裘老太一人承担，妥妥的一人撑起整个家。 在外人看来，裘老太能干顾家，钟大爷温和闲散，老两口互补相守，晚年生活安稳幸福。谁也不会想到，这份看似圆满的晚年生活，早已千疮百孔，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纠葛。2015年10月2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彻底撕碎了这对老夫妻的体面，也揭开了背后一段荒唐又致命的隐秘往事。 2015年10月22日清晨，四川自贡市自流井区的老街还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之中，炉厂坝社区的老式居民楼静谧寻常，早起的居民陆续出门买菜、上班，一切都和往常别无二致。可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打破了这片老城区的平静。 报警人是年轻女子小钟，是裘老太的亲侄女。电话里的她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带着极致的恐慌向警方求助，称自己的姑姑裘老太惨死在出租屋内，现场惨烈，满地鲜血。 接到紧急警情后，自贡市公安局自流井区分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抽调刑侦警力、技术勘查警力赶赴案发现场，火速开展现场封锁、痕迹勘查、走访摸排等一系列侦查工作。 案发现场坐落于自流井区炉厂坝社区一栋临街老式居民楼的四楼，房龄老旧、户型狭小，是一间普通的独居出租屋，平日里只有裘老太一人在此居住，并非老两口的常住婚房。 警方抵达现场后，立刻对现场进行全面封锁保护。踏入出租屋的瞬间，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人头皮发麻。屋内陈设简单简陋，一张床铺、一套桌椅、简易的厨卫设施，就是全部家当。而60多岁的裘老太，仰面平躺躺在床上，早已没了生命体征，周身散落大量血迹，现场视觉冲击力极强。 经过法医初步尸检和技术人员现场勘查，警方快速锁定了死者的致命伤：头部遭受多次钝器重击，颈部存在明显扼压痕迹，双重致命伤害叠加，是导致裘老太死亡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在床边地面发现了一枚沾染大量血迹的玻璃烟灰缸，缸体有明显磕碰破损痕迹，与死者头部的伤口形态、受力痕迹完全吻合，足以确定，这枚普通的家用烟灰缸，就是凶手作案的核心凶器。 初步勘查结束后，办案民警立刻召开案情分析研讨会，结合现场痕迹、死者身份、周边舆论，全方位梳理案件侦破方向。 在周边邻里的印象中，裘老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婆。为人精明干练、做生意杀伐果断，经营五金店多年，收入稳定可观，家底丰厚。即便年过花甲，依旧不肯闲赋在家，每日坚守店铺打理生意，勤恳又能干。在街坊邻居眼中，裘老太有钱、有积蓄，是极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目标的人群。 熟知刑侦逻辑的人都清楚，世间绝大多数凶杀案件，作案动机逃不开三类：谋财、动情、结仇。结合裘老太的身份与家境，警方和周边群众的第一判断高度一致：这大概率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为财杀人，是最贴合现场表象的作案动机。技术人员现场清点核对后发现，裘老太随身携带的手机、手包以及包内的现金财物全部不翼而飞，屋内没有明显的财物翻乱痕迹，但贵重随身财物尽数消失，完美贴合抢劫作案的典型特征。凶手大概率是觊觎裘老太的积蓄财物，入室抢劫未果，进而痛下杀手，伪造命案现场。 可随着警方对现场细节的深度复盘和细致勘查，诸多不合常理的疑点接踵而至，彻底推翻了“入室抢劫杀人”的初步推断，让原本看似简单的谋财命案，瞬间变得扑朔迷离、疑点重重。 第一个重大疑点，是现场毫无挣扎、打斗痕迹。熟悉裘老太的人都清楚，这位老太太性格火爆刚烈、脾气直率，遇事从不忍让，平日里与人争执都不肯吃亏，更别说面对危及生命的致命侵害。倘若真的遭遇陌生劫匪入室抢劫，面对暴力威胁与致命攻击，以她的性格，必然会奋力反抗、拼死挣扎，现场一定会留下拉扯、打斗、桌椅翻倒、物品散落的痕迹。 但诡异的是，整个出租屋干净规整，家具摆放整齐，衣物、杂物有序放置，没有任何打斗、撕扯、挣扎的痕迹，仿佛死者是在毫无防备、毫无反抗的状态下，被人瞬间制服并杀害。 第二个致命疑点，是全程无任何呼救声响。案发的老式居民楼楼栋密集、墙体老旧，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楼上楼下动静皆可清晰听闻。若是遭遇陌生人入室行凶，面对烟灰缸重击、脖颈扼掐的极致痛苦与死亡威胁，任何人都会本能地大声呼救、拼命求救。只要有半点声响，周边邻居必然能够察觉。 可警方走访摸排了整栋楼上下住户、周边临街商户，所有邻里均表示，案发当晚及凌晨，从未听到该出租屋传出任何呼救、争吵、打斗的声音。凶手连续多次用烟灰缸重击死者头部，又徒手扼颈杀人，整个作案过程持续时间不短，却全程悄无声息，完全不符合陌生人抢劫作案的特征。 第三个反常疑点，是作案工具与作案心态极度违和。常规的入室抢劫、盗窃作案，不法分子都是有备而来，提前准备刀具、棍棒等便携凶器，以备突发状况，应对受害者的反抗与阻拦。 而本案中，凶手全程没有使用自带凶器，而是就地取材，随手拿起屋内的烟灰缸行凶，这种随机取材的作案方式，绝非预谋抢劫的劫匪所为。同时，法医根据死者伤口形态、受力次数判断，凶手作案时情绪极度激动、心态极度愤怒，带着强烈的报复宣泄情绪，下手狠厉决绝、不计后果。 求财的劫匪，核心目的是掠夺财物，最怕闹出人命、触犯重罪，得手后必然会快速逃离，绝不会带着极致的愤怒反复施暴、痛下杀手。这种带着私人恩怨的报复式行凶，彻底否定了谋财抢劫的作案初衷。 第四个最关键的疑点，是凶手极强的反侦查能力与现场伪造痕迹。经过技术民警全方位精细化勘查，整间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凶手的一枚指纹、一处脚印、半点生物dNA痕迹，干净得超乎寻常。 更重要的是，凶手在作案结束、冷静过后，刻意整理了现场，拿走死者随身财物，刻意制造出“入室抢劫杀人”的假象，意图误导警方侦查方向，掩盖真实作案动机。能够做到全程无痕作案、精准伪造现场、规避所有侦查痕迹，足以说明凶手绝非普通的闲散劫匪、小偷，要么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要么是早有预谋、心思缜密的熟人作案。 层层疑点叠加之下，警方彻底推翻了最初的抢劫杀人推断，将案件侦破核心方向，锁定为“熟人作案”。 只有死者极度熟悉、完全信任的熟人，才能在深夜毫无阻碍、无需撬锁的情况下，顺利进入裘老太的私密出租屋；只有熟人到访，裘老太才会毫无防备、坦然相见，不会产生任何警惕心理，最终在零反抗、零呼救的状态下遇害；也只有熟悉死者、心思缜密的熟人，才会精准伪造抢劫现场，完美规避所有侦查痕迹，混淆警方视线。 确定核心侦破方向后，警方立刻启动外围排查工作，全方位梳理裘老太的社会关系、亲友往来、生意交集、人际矛盾，逐一筛查可疑人员，寻找隐藏在死者身边的神秘凶手。 在排查过程中，警方捕捉到了一个极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裘老太的遇害地点十分反常。 裘老太与钟大爷的常住居所，是大安区的拆迁安置房，是老两口名义上的婚房、正经的家。可案发时，裘老太既没有在店铺打理生意，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常住家中，而是独自待在自流井区这套偏僻的出租屋内，这处出租屋十分隐秘，并非亲友皆知的场所，背后藏着诸多隐秘。 面对警方的问询，死者的丈夫钟大爷率先做出回应，他的供述，瞬间让原本复杂的案件，再度蒙上一层诡异的迷雾。 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过六旬的钟大爷神色平静、语气淡然，缓缓向警方交代：自己和老伴常年两头居住，拆迁安置房和自流井的出租屋两边来回住，早已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并且在案发前一天晚上，他曾亲自去过出租屋，亲眼见过老伴，当时裘老太状态正常、言行如常，没有任何异常情绪、没有与人结怨，更没有丝毫遇害的征兆。 钟大爷这番看似平淡的证词，却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成为了案件的第一个突破口。 因为法医通过精准尸检、尸体僵硬程度、死亡时间推演，已经精准锁定了裘老太的真实死亡时间，案发前一天夜间，也就是钟大爷声称“见过老伴、对方一切正常”的那个时间段。 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致命矛盾：按照法医专业推断，彼时的裘老太早已遇害身亡、失去生命体征，绝无可能状态如常与人交谈。可钟大爷却言之凿凿，声称亲眼见到老伴活着、一切正常。 更反常的是，22日清晨，钟大爷再次主动前往出租屋，成功发现了老伴的尸体。但他第一时间没有拨打报警电话、没有求助警方，反而第一时间联系了妻子的侄女，也就是后续的报警人。直到侄女赶到现场，目睹惨烈现场惊慌失措报警后，这起命案才得以曝光。 钟大爷这一系列反常、怪异的操作，充满了不合理之处。身为相伴数十年的丈夫，发现妻子惨死，不第一时间报警，反而联系晚辈；面对警方问询，刻意做出与事实相悖的虚假证词，刻意隐瞒真实情况。 一时间，所有的疑点、矛头，全部指向了死者的丈夫，钟大爷。 在邻里亲友的口中，钟大爷与裘老太是相伴数十年的结发夫妻，恩爱和睦、相敬如宾，晚年相守的模样人人称赞，从未有人听闻老两口争吵、冷战、结怨。可警方深入走访、实地勘查后发现，这对老年夫妻的恩爱模样，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伪装的假象。 警方前往老两口居住的拆迁安置房勘查时，彻底颠覆了对这对夫妻的认知。这套名义上的夫妻婚房，根本没有半点双人居住的痕迹，更像是一间独居老人的单身宿舍。 屋内所有的生活用品、衣物鞋帽、起居物件，全部都是钟大爷一人所用，整套房子里，找不到任何一件属于裘老太的私人物品。没有她的衣服、没有她的护肤品、没有她的生活用品，足以证明，裘老太早已长期不回婚房居住，老两口早已分居许久，根本没有共同生活。 外人眼中白头偕老、恩爱和睦的老年夫妻，实则早已貌合神离、形同陌路，婚姻关系彻底名存实亡，只剩下一张结婚证维系着表面的夫妻名分，私下里早已是各自生活、互不干涉。 与此同时，警方还摸清了老两口真实的相处模式，这也是两人婚姻彻底破裂的核心原因。 裘老太独立能干、辛苦打拼半生，攒下丰厚家底，掌握着家里所有的经济大权。而钟大爷常年闲散度日、无所事事，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日常所有的零花钱、生活费，全部由裘老太定额发放。每月几百到一千的固定生活费，便是钟大爷全部的开销来源。 对于一个一辈子好面子、偏爱清闲的老年男性而言，长期被妻子经济管控、伸手要钱度日，内心必然积攒着压抑、憋屈与不甘。常年的地位悬殊、经济压制、相处隔阂，让夫妻二人的感情彻底消磨殆尽，怨恨与隔阂悄然滋生。 更现实的一点是，裘老太遇害身亡后，她名下的五金店、存款、房产等所有家产，第一顺位继承人便是丈夫钟大爷，他是这起命案最大的直接受益人。 结合虚假证词、反常行为、破裂的婚姻关系、巨大的利益关联，所有线索都指向钟大爷，他成为了本案的头号重大嫌疑人。不仅办案警方高度怀疑他，裘老太的一众亲属、多年好友，也纷纷认定钟大爷就是真凶。 一时间，舆论压力、刑侦压力全部压在了钟大爷身上。年过六旬的他，整日被猜忌包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备受煎熬。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钟大爷最终主动前往公安局，推翻了自己此前的所有证词，坦白了自己的谎言。 面对办案民警，钟大爷满脸愧疚、语气无奈，坦言自己此前全程撒谎，案发前一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去过出租屋，更没有见过活着的老伴，所谓“妻子一切正常”的说法，全部是虚假供述。 而他撒谎的原因，更是让人唏嘘又荒唐。钟大爷坦言，自己和妻子分居多年、感情破裂的真相，从未告知子女和亲友，所有人都以为老两口恩爱和睦、相守如初。 倘若自己身为丈夫，妻子彻夜未归、失联失踪，自己却全程不闻不问、毫无察觉，一旦被子女、亲戚知晓，自己顾家、爱妻的人设会彻底崩塌，不仅面子尽失，还会被家人指责冷漠无情。 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为了维持老两口恩爱和睦的虚假人设，为了在子女亲友面前保全形象，他才刻意编造了虚假证词，刻意隐瞒了自己未曾探望、不知情的事实。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念虚荣的谎言，不仅严重干扰了警方的侦查工作，还让自己深陷嫌疑漩涡，成为众人怀疑的杀人凶手。 最后，钟大爷无奈表示，妻子晚年性格独立、行事自主，早已不受自己约束，她的社交、生活、行踪，自己一概不知，也早已无权、无力干涉。 钟大爷的坦白，彻底洗清了自己的作案嫌疑，也让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排除了丈夫作案的可能后，警方只能转换侦查思路，从死者裘老太自身的生活、社交与隐秘过往入手，重新梳理案件脉络。 随着警方对裘老太人物画像的深度复盘，一个不为人知的老年裘老太，慢慢浮出水面。 虽然裘老太已是六十余岁的老年人，儿孙绕膝、本该安享晚年，但她心态年轻、极度爱美，有着远超同龄老人的精致与鲜活。和传统老年女性的朴素节俭不同，裘老太十分注重个人形象，偏爱精致穿搭，热衷于打扮自己、打理外形，平日里穿衣讲究、时常烫发造型，活得精致又张扬，是街坊口中典型的“老来俏”。 老话常说，女为悦己者容。一个常年独居、婚姻破裂、与丈夫形同陌路的老年女性，常年精心打扮、刻意精致，绝非偶然，背后必然有特殊的缘由。 结合老两口早已分居、毫无感情交流的现状，裘老太的精致打扮，显然不是为了早已形同陌路的钟大爷。警方敏锐判断，这位六旬老太的身后，一定藏着一个隐秘的特殊男性关系，而这个神秘男人，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真凶。 为了验证猜想，警方立刻走访了裘老太的至亲、闺蜜、常年往来的亲友，耐心引导众人回忆裘老太晚年的社交细节，重点排查与其关系亲密、往来频繁的异性人员。 经过多轮走访，裘老太的一位亲戚终于回忆起了关键细节。她表示，此前和裘老太闲聊谈心时，裘老太曾无意间提及过一个特殊的人，谈及对方时，年过六旬的她，神态娇羞、语气暧昧，像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般，满脸羞涩。 只是当时裘老太说得含糊其辞、有头无尾，没有透露对方的姓名、身份、年龄，自己当时只当是老人随口闲聊，并未放在心上。直到裘老太遇害后，众人事后复盘，才察觉出其中的异常。 这一线索，彻底印证了警方的猜想：裘老太晚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私情，这段隐秘的感情，大概率就是引发这场致命命案的根源。 为了快速锁定神秘男子的身份，侦破这起离奇命案，警方决定扩大监控排查范围。常规命案侦查，大多仅排查案发前后数小时的监控画面，为了不漏掉任何蛛丝马迹，警方将监控溯源时间大幅拉长，逐帧调取裘老太五金店周边、出租屋周边、临街路口的所有公共监控视频，日夜筛查、细致比对。 海量的监控画面筛查工作枯燥且繁琐，民警们不眠不休、逐帧排查，终于在回溯多日的监控录像中，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名行为反常的中年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监控画面清晰记录，2015年10月21日早上7点刚过，也就是裘老太遇害当天的清晨，一名中年男子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出现在裘老太的五金店门口。该男子身着一身黑色衣物、头戴黑色头盔，遮挡了大半面部，摩托车车尾配有一个显眼的银色工具箱，特征十分鲜明。 男子独自进入裘老太的五金店，全程停留仅4分钟左右，便匆匆走出店铺准备离开。而就在男子走出店铺的瞬间，监控捕捉到了极具价值的一幕：裘老太站在店门口，情绪激动，疑似向男子抛掷物品，两人在店门口发生了明显的言语争执、肢体对峙，矛盾冲突十分明显。 这场清晨的激烈争执，距离裘老太傍晚遇害，仅仅间隔数个小时，时间线高度贴合，关联性极强。警方当即判定，这名神秘的中年男子，与裘老太的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 依托路面监控、车辆特征、走访排查，警方很快锁定了该男子的真实身份。男子名叫陈金明，当年44岁，本地居民，常年从事电器维修工作，有固定的职业和住所，为人低调，平日里没有不良嗜好，在外人眼中是老实本分的普通务工者。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组织警力上门抓捕。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一向老实的陈金明瞬间心理崩盘，神色慌乱、浑身紧绷，不等民警讯问、取证、施压，便主动全盘认罪，脱口承认自己杀害了裘老太。 “是我杀的人，裘老太是我杀的。”简单一句话，直接坐实了案件真相，也揭开了这场荒唐命案的终极谜底。 陈金明当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经过。2015年10月21日下午4时许，他独自前往裘老太位于自流井区的出租屋内，在狭小的房间内，与裘老太发生激烈冲突，情绪失控之下，持屋内烟灰缸重击裘老太头部，随后扼压其颈部，致裘老太当场死亡。 作案结束后，陈金明头脑冷静下来，深知自己犯下死罪，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他凭借着本能的反侦查意识，对现场进行了全方位伪造。他常年维修工作需要佩戴手套，作案全程戴着手套，因此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指纹、掌纹痕迹。 为了完美伪装抢劫现场、误导警方侦查，他刻意拿走了裘老太的手机、随身现金等贵重财物，清理了现场痕迹，平复了屋内陈设，将一场情感纠纷引发的杀人命案，彻底伪装成入室抢劫杀人的模样。他本以为自己的操作天衣无缝，足以掩盖真相、逃脱罪责，没想到短短数日，就被警方精准锁定、抓捕归案。 随着陈金明的供述，一段颠覆常人认知、荒唐至极的隐秘忘年恋，彻底曝光在众人面前。 44岁的已婚维修工陈金明，竟然是60余岁裘老太的隐秘地下情人。两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一个是晚年独居、家境优渥的五金店女老板，一个是中年务工、普通平凡的维修师傅，身份、年龄、阅历天差地别，却悄悄维系了长达大半年的不正当情人关系。 在陈金明归案之前，他的妻子杨大姐对此事全然不知，一直以为丈夫勤恳务工、安分守己，从未察觉丈夫与一位年长二十岁的老太有私情。当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杨大姐彻底崩溃，完全无法接受这荒唐的事实。 在杨大姐和一众亲友看来，这段畸形的忘年恋，唯一的解释就是图财。裘老太家境殷实、手握积蓄，而陈金明只是普通务工者，收入微薄，他甘愿和年长二十岁的老太纠缠，必然是贪图裘老太的钱财，为了谋取私利才背叛家庭、婚内出轨。 但面对警方的讯问，陈金明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坚称，自己和裘老太的纠葛，与钱财毫无关系，一切都源于自己特殊的心理情结。 陈金明坦白，自己自幼便有严重的恋母情结，成长过程中极度依赖母亲，对年长的女性有着天生的好感与眷恋，相较于同龄女性，成熟年长的女性更能让他产生安全感与归属感。这种特殊的心理特质，伴随他长大成人，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婚恋观和情感选择。 他与裘老太的相识，源于正常的生意往来。裘老太经营五金店，常年需要采购电器配件、维修设备，而陈金明深耕电器维修行业，时常前往五金店采购物料，两人因业务往来频繁接触、渐渐熟悉。 在外人眼中，两人只是普通的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年龄差距巨大，辈分近乎悬殊，没有人会将两人往私情方面联想，这也成为了两人隐秘关系最好的掩护。 熟悉之后，两人相谈甚欢，裘老太成熟通透、处事干练，恰好契合陈金明对年长女性的偏爱；而陈金明的温柔体贴、年轻鲜活，也让常年独居、情感空虚的裘老太心生悸动。一来二去，两人暗生情愫、眉来眼去，最终突破道德底线，发展成为地下情人关系。 为了掩人耳目、隐藏私情，两人还私下约定了专属暧昧暗号，“换灯泡”。只要裘老太店铺或者出租屋需要维修、更换灯泡，主动联系陈金明，便是两人私下约会、温存相聚的信号。靠着这个隐秘的暗号，两人小心翼翼维系着这段见不得光的畸形恋情，长达半年之久，从未被旁人察觉。 在这段畸形关系的中后期，两人都逐渐意识到，这段跨越年龄、违背道德、各自婚内出轨的感情，终究是镜花水月、难有结果，只会毁掉各自的家庭、名声与生活。理智层面上，两人都萌生了抽身退场、回归各自家庭、斩断孽缘的想法。 可情感与私欲的驱使，让两人一次次突破底线、反复纠缠。一边是想要回归正常生活的理智，一边是隐秘私情带来的新鲜感与慰藉，两人陷入了极度尴尬、矛盾的相处状态。依旧靠着暗号私下约会、温存相处，却早已心生隔阂、互相不满，彼此积攒了诸多怨气与矛盾，感情濒临破裂。 2015年10月21日，积压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最终酿成了致命悲剧。 当天清晨，陈金明如约来到裘老太的五金店，两人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爆发激烈争吵，言语冲突激烈、互不相让，积攒多日的怨气彻底爆发，闹得十分不愉快。 即便清晨争执不休、心生嫌隙，但两人此前早已约定，当天下午要前往裘老太的出租屋，为屋内浴室安装浴霸大灯。抱着最后一丝维系关系的想法，也为了履行约定，下午五点多，陈金明依旧如约前往出租屋施工。 安装浴霸的过程中，两人依旧心存芥蒂、气氛尴尬，旧怨新矛盾不断叠加。陈金明借着施工的由头，再次抱怨裘老太平日里卖给自己的五金配件价格偏高，比别家店铺贵出不少，言语间满是不满与指责。 本就心存怨气的裘老太，被反复指责后彻底怒火攻心，情绪失控之下，口不择言，说出了极具侮辱性的粗俗言语，言语冒犯、辱骂了陈金明的母亲。 这句话，彻底触碰了陈金明的心理底线，成为了命案的导火索。 陈金明向警方坦言，自己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到大，母亲含辛茹苦、无微不至将自己拉扯长大，母亲是他这辈子最敬重、最依赖、最神圣的人，是他心中绝对不容任何人诋毁、侮辱的底线与软肋。 任何人都不能对他的母亲有半句恶语、一丝诋毁，这是他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的执念，也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心理雷区。裘老太情绪激动下的辱骂，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怨气与不甘。 一瞬间，所有的理智、克制全部崩塌，强烈的愤怒冲昏了陈金明的头脑，他当场情绪失控，随手拿起桌上的玻璃烟灰缸，疯狂砸向裘老太的头部。数次重击之后，他依旧难解心头怒火，死死扼住裘老太的脖颈，直至对方彻底失去呼吸，当场殒命。 第310章 岁女教师偷渡：一场贪念换来的人生崩塌 2006年，东北吉林的小城岁月，还定格在朴素、缓慢、安稳的时代底色里。没有都市的快节奏喧嚣，没有遍地的高薪机遇，对于磐石市这种东北县级小城的普通人来说，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就是普通人一辈子最大的底气和保障。无数年轻人穷尽努力，只为求一份安稳度日、三餐温饱、岁岁平安。 彼时年仅26岁的金美顺，原本手握旁人羡慕的人生底牌。她是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的公办小学教师，编制稳定、工作体面、品性温柔、长相清秀。在十里八乡的亲友眼中，她是乖巧懂事、前程安稳的好孩子，是教书育人、体面正派的人民教师，这辈子本该安稳顺遂、岁月静好。 没人能预料到，这个性格柔弱、内向寡言、一辈子循规蹈矩的年轻女教师，会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放弃安稳人生，赌上全部身家，跟着爱人踏上偷渡赴韩的淘金之路。最终落得爱人客死异乡、自己跌落尘埃、满身伤痕、狼狈归国的悲剧结局。这不是杜撰的小说剧情，而是一段真实发生在东北小城的悲情往事。 金美顺的故土，是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磐石作为吉林下辖的县级市，地域辽阔但发展滞后，下辖的乡镇更是保留着最传统的小城生活模样。这里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当地人的人生追求简单质朴，无非是成家立业、安稳度日、赡养双亲。 金美顺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家境普通，父母都是勤恳本分的普通人，一辈子脚踏实地、勤俭度日。原生家庭的熏陶，让她养成了温柔内敛、安静隐忍的性格。她不爱争抢、不善交际，平日里沉默寡言，待人温和，身上带着小镇女孩独有的纯粹与干净。 18岁那年，凭借自身的刻苦努力，金美顺顺利考上吉林本地一所师范学院，踏上了成为人民教师的道路。在大学宽松纯粹的校园环境里，她依旧保持着独有的安静，不热衷社交，不参与攀比，日常就是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安静读书、踏实求学。 也是在这所师范学院里，同班同学房志刚走进了她的人生，彻底改写了她往后的命运轨迹。房志刚和金美顺是实打实的同乡，两家所在的镇子相邻，地缘相近、家境相仿，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从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性格外向细腻的房志刚，就格外关注这个安静温柔的女同学。在所有人都觉得金美顺孤僻冷淡、不善言辞的时候，只有房志刚读懂了她安静背后的纯粹美好。他曾温柔地对金美顺告白，那句朴素又浪漫的话，彻底击中了少女柔软的内心：“美顺，你的安静不像冷漠，就像一滴澄澈干净的水珠，不争不抢，自带温柔的光芒，特别美。” 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心思纯粹柔软，最容易沦陷在这种温柔细腻、懂自己的偏爱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没有昂贵奢华的礼物，仅凭一份恰到好处的理解与珍视，金美顺彻底动心了。两人顺理成章走到一起，成为校园里低调安稳的一对。同乡的缘分、契合的性格、温柔的相处模式，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期许，约定毕业之后相守故土、安稳成家、平淡余生。 2000年代初期，师范毕业生包分配的政策，是无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大学毕业之际，品学兼优的金美顺，拿到了磐石市区重点中学的入职名额。这是无数应届生挤破头都得不到的优质岗位，平台更好、薪资更高、发展前景更广，是她寒窗苦读多年换来的最好结果，也是旁人眼中妥妥的光明前路。 可命运的分叉口，往往藏在一次看似深情的选择里。与金美顺的优质分配结果不同，房志刚最终被分配回乡镇教委工作，岗位琐碎、事务繁杂、晋升渺茫，每天周旋在打杂跑腿、端茶倒水的琐事之中。 一边是繁华市区的体面工作、大好前程，一边是偏远乡镇的琐碎生活、挚爱之人。面对抉择，深陷爱河的金美顺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放弃了人人艳羡的市区编制，追随房志刚回到了乡镇，入职明城镇中心小学，成为一名基层小学教师。 毕业后的两年时光，是金美顺这辈子最安稳、最纯粹的幸福岁月。两人扎根小镇，工作稳定、作息规律，日子平淡却踏实。虽然乡镇教师和基层教委的薪资不高，收入微薄且涨幅缓慢，但胜在月月准时到账、稳定无忧，没有职场内卷，没有失业风险。 两人性格互补、彼此包容，平日里除了认真工作，最大的消遣就是抽空看望双方父母，逢年过节尽孝陪伴。生活里没有大风大浪，没有狗血争执，平淡的烟火气包裹着两人的日常。他们为人勤俭、生活朴素，从不铺张浪费，唯一的人生目标简单而坚定：省吃俭用攒钱，买房安家，早日结婚，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彼时的东北乡镇，住房资源紧张，单位分房名额稀缺、排队周期漫长，能不能分到房、什么时候分到房，完全是未知数，大概率一辈子都等不到。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年轻人来说，想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婚房，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全款购置。 小县城的房价看似不高，但对于两个月薪微薄的基层职工而言，依旧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为了早日实现买房结婚的心愿，两人把日子过得极致节俭，能省则省、能攒则攒，把每一分结余的钱都小心翼翼存下，默默期盼着早日攒够房款，圆满两人的余生。 这份安稳平淡的幸福，在2006年初彻底崩塌。参加工作数年的房志刚，彻底被琐碎枯燥的基层工作磨平了所有热忱与期待。曾经他也心怀憧憬，想要踏实工作、努力晋升，拼出一番事业，给爱人一个更好的未来。可日复一日的打杂跑腿、看人脸色、繁琐杂事，让他彻底看清了现实，在乡镇基层，没有人脉、没有背景的他，这辈子大概率都是原地踏步，晋升无望、前途渺茫。 心态的失衡，让房志刚变得愈发浮躁、焦虑、不甘。无数个夜晚，忙完一天工作的他，都会对着金美顺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一遍遍抱怨生活的不公、命运的平庸。 “美顺，你说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我原本想着好好打拼，争取升职进步，可现在看来，根本没有任何指望。我真的受够了这种整天端茶倒水、看人脸色、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受够了这种捉襟见肘的清贫生活。” 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叠加买房结婚的现实压力，让房志刚对金钱的渴望愈发强烈。安稳的铁饭碗、平淡的烟火生活，再也满足不了他躁动的内心。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小镇，不甘心清贫度日，迫切想要找到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彻底改变两人的人生。 恰好那几年，吉林边境一带悄然兴起偷渡赴韩务工的风潮。彼时韩国的务工薪资水平，远超国内基层岗位，差距悬殊。身边不少文化程度不高、没有稳定工作的同乡，不惜铤而走险偷渡赴韩，短短一两年就能攒下一笔巨款，归来后翻盖新房、置办家业，日子肉眼可见地红火起来。 旁人的暴富案例，彻底点燃了房志刚的贪念。仕途无望，那就下海淘金。安稳工作太慢，唯有走捷径，才能快速翻身。他当即下定决心，放弃虚无的晋升执念，想方设法偷渡赴韩打工赚钱。 为了稳妥起见，房志刚开始四处打听偷渡渠道、咨询务工行情。多方打探后，他得知自己的表弟早已偷渡赴韩务工一年多，在韩国普通工厂做基础流水线工作，每月薪资竟然远超金美顺在乡镇小学兢兢业业工作一整年的总收入。 巨大的薪资差距，让房志刚彻底坚定了想法。与此同时，他的表哥也计划近期偷渡赴韩，特意主动邀约房志刚结伴同行，相互有个照应。一夜之间，一条看似快速暴富的捷径，清晰地摆在了房志刚面前。 2006年4月中旬，一个春日的傍晚，暮色笼罩了整座小镇，结束了一天教学工作的金美顺，刚送走最后一批学生，收拾好教案准备下班，手机突然响起了铃声。电话那头，是房志刚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急切：“美顺，表哥那边的偷渡渠道彻底敲定了，路线、对接人、务工安排都落实好了，我马上就要去韩国打工了。”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金美顺的心底瞬间涌上滔天的慌乱与不安。她太了解房志刚了，他一旦下定决心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要走了。 一瞬间，无数思绪涌上金美顺的心头。他远赴异国淘金，留她一人在小镇守着一份安稳工作、空荡荡的婚房期许，两人异地相隔、聚少离多，多年的感情终将消散，买房结婚的梦想也会彻底化为泡影。年少相守、为爱奔赴的执念，让她无法接受独自留守的结局。 哪怕心底满是恐惧与不安，哪怕知道偷渡风险重重，金美顺还是咬着牙，在心里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他去哪，她就去哪，风雨同舟、生死相伴，绝不独自留守故土。 2006年5月8日，房志刚的表哥传来最终消息，两人的偷渡事宜全部敲定，万事俱备。双人偷渡全程费用共计14万元，单人费用7万元。在2006年，14万元对于两个普通乡镇年轻家庭而言，是一笔倾尽所有也难以凑齐的天文数字。 为了抓住这场所谓的“淘金机遇”，两人掏空了两个家庭的所有积蓄。这笔巨款里，有5万元是两人毕业两年，省吃俭用、日夜勤恳，一点点攒下的全部血汗积蓄；有5万元是房志刚父母早早备好，留给两人结婚买房的专属彩礼钱，是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养老储备；剩下的4万余元，是房志刚放下所有脸面，走亲访友、四处奔波、低声下气借来的外债。 为了让两人放心交钱、打消顾虑，对接的偷渡中间人给出了一套看似万无一失的保障规则：两人需在指定银行办理专属银行卡，将14万全款存入卡中，银行卡密码由两人自行保管。双方约定，偷渡成功、顺利登陆韩国后，两人再告知中间人取款密码，对方方可支取费用；若偷渡失败、未能成功出境，卡内全款依旧归两人所有，分文不少。 这套看似公平稳妥的规则，彻底打消了两人最后的戒备心。彼时被暴富美梦冲昏头脑的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其中的陷阱，满心以为只要咬牙熬过初期的风险，就能远赴异国、高薪务工、快速翻身，短短几年就能还清所有债务、衣锦还乡。 表哥同时叮嘱两人，务必在5月12日之前抵达山东威海集合，统一听从蛇头安排出境。抵达韩国后，由早已在韩立足一年多的表弟负责全程接待、安置住处、介绍工作，无需两人费心。 2006年5月12日，背负着两个家庭的期许、一身的债务、未知的风险，金美顺和房志刚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含泪告别了双方年迈的父母，告别了安稳的小镇生活、体面的教师工作，千里迢迢奔赴山东威海，顺利与房志刚的表哥会合，正式踏上了这条凶险未知的偷渡之路。 三人汇合后，没有丝毫停留，表哥迅速对接上了本次偷渡的组织者，圈内人称“徐哥”，也就是专门从事跨境偷渡灰色产业的蛇头。对接完成后，徐哥将三人安置在威海一处偏僻老旧的小旅馆暂住，等待统一的出境安排。 小旅馆环境简陋脏乱、狭小逼仄，隔音极差、人员混杂，和金美顺以往干净安稳的生活环境天差地别。初来陌生城市、身处陌生环境，她心底的不安愈发浓烈，可看着身边满怀憧憬、满心期待的爱人，她只能默默压下所有疑虑，选择无条件相信房志刚的选择。 三人简单吃过午饭后，陆续有十多名陌生男女被逐一领到这家小旅馆。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却有着同一个目的，怀揣暴富美梦，铤而走险偷渡赴韩打工。狭小的旅馆房间瞬间拥挤不堪，所有人都在低声憧憬着异国的高薪生活，没人预料到，一场凶险的劫难正在悄然降临。 当天深夜，夜色深沉、海风凛冽，漆黑的夜幕遮蔽了海面的一切动静，正是偷渡出海的最佳时机。徐哥安排了专用车辆，将旅馆内的十几名偷渡者统一转运至威海郊外一处偏僻无人的海边滩涂。 一路颠簸奔波，众人早已身心俱疲、头晕乏力，还没等众人站稳脚跟、平复气息、登上渔船，几名来路不明、身形凶悍的男子突然从暗处冲出，将所有偷渡者团团围住，以边境巡查检查为名，对众人展开了彻底的搜刮洗劫。 众人随身携带的现金、手机、首饰等所有值钱物品，被这群人一扫而空，无一幸免。为了保障路上开销，金美顺出发前特意将省吃俭用攒下的2000元现金，贴身藏在内衣暗处，本以为隐蔽稳妥、万无一失，最终还是被对方仔细搜出、尽数抢走。 洗劫财物之余，这群人更是借着夜色混乱，对同行的几名女性偷渡者肆意围堵、刻意轻薄，动手动脚、言语低俗，极尽骚扰。看着自己温柔善良的妻子被人无端欺凌、肆意占便宜，血性方刚的房志刚瞬间怒火攻心，顾不上敌我悬殊、处境凶险，当即就要冲上去和对方争执拼命，护下妻子。 危急关头，身旁的表哥死死拽住了冲动的房志刚，压低声音、急切劝阻，语气里满是忌惮与无奈：“别冲动！千万不要惹事！我们现在身份特殊、来路不正，一旦闹大，不仅这次偷渡彻底泡汤，所有人都会被警方查处，你和美顺这辈子都别想出境翻身！忍一时，保命为先！” 一番话瞬间浇灭了房志刚的怒火，也让他彻底清醒。满腔的愤怒、憋屈、不甘，只能硬生生压抑在心底。一群人只能默默隐忍、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默默承受着无端的欺凌与羞辱。 踏上偷渡渔船的那一刻，冰冷的海风裹挟着浓重的海水腥咸扑面而来，船体剧烈摇晃颠簸，漆黑无垠的大海望不到尽头，深入骨髓的恐惧与浓烈的悔恨，瞬间席卷了金美顺的全身。 她站在摇晃的船头，望着无边黑海，心底第一次生出极致的后悔。她忍不住轻声埋怨身边的房志刚，语气里满是委屈与茫然：“我们在老家好好过日子不好吗？有稳定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安康的父母，三餐四季、安稳踏实，一辈子平平淡淡也是幸福。偏偏要铤而走险、背井离乡，受这种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苦，到底值得吗？” 此刻的房志刚，内心同样充满了无尽的后悔与忐忑。他深知自己一时的贪念，带着挚爱之人踏入了绝境。可事已至此，两个家庭的全部家底、满身的外债、所有人的期许，都压在了这场偷渡之上，他早已没有任何回头路。他只能强装镇定，一遍遍安慰金美顺，也自我催眠，只要熬过眼前的苦难，抵达韩国就能翻身致富，所有的付出终有回报。 渔船在茫茫公海上漂泊航行，海浪层层叠叠疯狂拍打船体，整艘船剧烈摇晃不止。狭小封闭的船舱闷热压抑、空气浑浊，所有人都头晕目眩、剧烈呕吐，受尽海上漂泊的折磨。 次日下午三点多，历经十余个小时的海上颠簸，偷渡渔船终于在公海与接应的韩国渔船顺利接头。彼时海上风浪极大，两艘渔船在海面随波起伏、摇晃不定，间距狭小、凶险万分。所有偷渡者必须趁着海浪短暂平稳的瞬间，从国内渔船跨步跳跃到韩国渔船上，完成高危海上接驳。 脚下是汹涌冰冷的万米深海，身下是翻涌不息的巨浪，一步踏空便是葬身大海、尸骨无存的结局，每一次跨越都相当于赌上性命。所有人屏气凝神、心惊胆战、小心翼翼，逐一完成接驳，全程有惊无险，无人发生意外。 顺利完成接驳后，韩国渔船继续向岸边航行，傍晚六点，船只成功驶入韩国一处偏僻的小型避风港口。为了躲避当地警方与海巡队的日常巡查，众人不敢白天登陆，只能蜷缩在密闭昏暗的船舱内，忍饥挨饿、默默等待深夜来临。 直至深夜凌晨，港口彻底沉寂、无人巡查，几条小型接驳小船悄悄靠近大船。组织者将偷渡者分成若干小组，要求所有人弯腰蜷缩、低头俯身，钻进狭小密闭的水产大号鱼箱之中，伪装成海鲜货物，依靠这种隐蔽方式，彻底避开巡查视线，悄悄登陆韩国海岸。 鱼箱密闭狭小、密不透风，充斥着浓重的海水腥味、海鲜腥气与霉味，让人呼吸困难、胸闷窒息。长时间蜷缩挤压，让所有人浑身酸痛、四肢麻木、僵硬无力。黑暗密闭的空间里，没有光亮、没有声响，只有无尽的压抑、恐惧与绝望。金美顺蜷缩在冰冷的鱼箱里，泪水无声浸湿了衣袖，心底的悔恨愈发浓烈，可已然深陷绝境，再无半分退路。 成功登陆海岸后，众人被连夜安排上一辆封闭货运货车，辗转穿梭在陌生的城市街巷，历经数次绕行排查，最终被送至城郊一处偏僻老旧的居民区。早已等候在此的房志刚表弟，顺利接到了两人，将他们带去了自己租住的小屋，这便是两人异国漂泊的第一个家。 在远赴韩国之前，两人无数次听同乡、亲友吹嘘，说韩国务工轻松高薪、生活光鲜，在外淘金者个个衣食无忧、风光无限。可当他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亲眼所见真实处境后，才发现所有的光鲜都是外界滤镜，优越的生活从来不属于他们这些偷渡黑工。 2006年5月26日，表弟帮忙安顿好一切，两人正式入住出租屋。所谓的公寓，不过是老旧小区里一间狭小逼仄的单间，位置偏僻、采光极差、户型简陋。楼道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脏乱不堪，墙面斑驳脱落、地面污渍遍布，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潮湿发霉、油烟堆积的异味。就是这样一间破旧简陋、不值一提的小屋，也是表弟耗费大量时间、费尽心思、托尽人情才租到的落脚地。 初到异国，即便住处破败简陋，两人依旧残存着一丝暴富的期许。他们认认真真打扫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擦拭干净桌椅地面，收拾出一方勉强整洁的小窝，满心以为从此就能踏实务工、努力赚钱、早日圆梦。走在汉城繁华热闹的街头，看着林立的高楼、璀璨的灯火、川流不息的车流，两人也曾心生憧憬，可转瞬便清醒明白，这片繁华的都市烟火，从来不属于一无所有、身份非法的他们。 安稳落脚之后，残酷的现实彻底撕碎了两人所有的美梦。他们是无护照、无签证的非法偷渡人员，属于韩国境内的三无黑户，没有任何合法务工资格。一旦被当地警方排查发现，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强制遣返回国，所有付出尽数归零。 更让人绝望的是，当初看似稳妥的资金保障，彻底沦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蛇头在确认两人成功登陆、踏入韩国境内的那一刻，就凭借预留的漏洞，取走了银行卡内全部的14万巨款。按照偷渡行业的灰色规则，只要偷渡者成功入境，交易就算彻底完成，费用概不退还。一瞬间，两个家庭倾尽所有的血汗钱、借来的外债，尽数打水漂，分文不剩。 一夜之间，两人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负债累累、无家可依、无路可退。摆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下唯一一条生路：争分夺秒、拼命打工、疯狂赚钱，还清所有外债，攒够回国的路费与安家费。 为了快速赚钱、早日翻身，房志刚放下所有体面与骄傲，跟着表哥、表弟一同进入当地建筑工地务工。建筑工地的工作繁重劳累、风险极高、风吹日晒、日夜不休，每天高强度的体力劳作，从清晨忙碌到深夜，日复一日的透支身体，辛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表弟也费尽周折，帮从未干过重活、体质偏弱的金美顺，联系了一家私人小餐馆的杂工岗位。这份工作看似轻松，实则繁琐劳累，金美顺每天负责后厨洗碗、洗菜、打扫卫生、前厅端菜、收拾桌面，包揽店里所有脏活累活。 曾经手握粉笔、教书育人、干净体面的女教师，如今每天浸泡在油烟污水之中，双手被洗洁精泡得发白起皱，浑身沾满油烟异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下班之后浑身酸痛、四肢僵硬，累得如同散架一般。可每当想起满身的债务、掏空的家底、父母的期许，想起国内外悬殊的薪资差距，她只能咬牙坚持、默默隐忍，告诉自己只要熬过去，一切苦难都会终结。 长期的高强度劳作、营养不良、异国漂泊的精神压力、日夜积攒的焦虑委屈，让本就柔弱的金美顺身体迅速透支。抵达韩国务工短短数月后，金美顺意外怀孕。 得知怀孕的消息，两人没有半分初为人父母的喜悦，只剩下无尽的慌乱、无助与绝望。他们身处异国、身份非法、负债累累、居无定所，每日为生计疲于奔命，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根本没有能力养育孩子，更不敢让孩子以黑户的身份降临人世。 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只能忍痛放弃这个孩子。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无法进入正规医院就医，他们只能偷偷寻找当地无资质的私人黑诊所。简陋的就医环境、落后的医疗设备、没有完善的术后护理与安全保障，金美顺独自承受着身体的剧痛与心理的创伤，默默熬过了最虚弱、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这场仓促的手术，不仅严重损伤了她的身体，更让两人的心态彻底崩塌，苦难彻底笼罩了两人的异国生活。 苦难从未独行，厄运接踵而至。2006年9月底，一向身体硬朗、吃苦耐劳的房志刚，突然开始持续性咳嗽，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起初金美顺只当是他长期高强度劳作、气候不适、劳累过度引发的重感冒，并未放在心上。 为了不耽误两人打工赚钱的进度，金美顺每天趁着餐馆午休的短暂空隙，偷偷往返于出租屋与黑诊所之间，自费购买感冒药、止咳药，每天按时监督房志刚服药调理，悉心照料他的身体。 整整一周时间，药物持续服用，可房志刚的咳嗽症状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从偶尔咳嗽变成彻夜干咳、胸闷气短、浑身乏力，整个人日渐消瘦、精神萎靡、状态极差。 看着爱人身体日渐衰败，金美顺心里焦急万分，再次前往诊所买药，想要换更好的药物帮他调理身体。可就是这次寻常的买药举动，却引发了两人相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一向温柔体贴、包容乐观的房志刚，突然性情大变，对着金美顺莫名发火、暴躁易怒、言语刻薄。突如其来的坏脾气，让金美顺满心委屈、不知所措。相处数年，房志刚从未对她如此暴躁失态。 事后冷静下来，房志刚满心愧疚，主动向金美顺道歉，低声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与煎熬：“美顺，我们赚钱太不容易了，每一分钱都是拿命熬出来的。我这点小毛病，扛一扛就能过去，没必要白白花钱买药。我们欠了一屁股债，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回家？我真的太累了，我好想回家。” 彼时的金美顺，全然不懂爱人性情突变的根源。她只当是生活的重压、负债的焦虑、异国的艰辛，磨平了他的心性，让他变得敏感易怒。她满心委屈、满心困惑，却依旧选择包容体谅、温柔安慰，独自消化所有的委屈，从未深究背后隐藏的致命真相。 真相在2006年10月9日彻底揭晓。这天傍晚，金美顺下班归来，像往常一样收拾房志刚换下的衣物，准备清洗打理。翻找上衣口袋时，一张折叠整齐的纸质单据悄然滑落。 房志刚见状，脸色瞬间惨白剧变，瞬间褪去所有疲惫，猛地冲上前想要抢夺撕碎单据，神色慌张、举止失态。他过激的反应，瞬间勾起了金美顺的警惕。她下意识侧身躲开，快速展开了那张承载着所有真相的诊断书。 纸张上的诊断结果，字字诛心、冰冷刺骨，彻底击碎了她仅剩的所有希望，肺癌晚期。 短短四个字，如同惊雷炸响在狭小的出租屋内。金美顺瞬间浑身僵硬、手脚冰凉、大脑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所有的委屈、困惑、不解瞬间化为撕心裂肺的心疼与绝望。她终于明白，爱人连日来的持续咳嗽、日渐消瘦、情绪暴躁、无端易怒，从来不是简单的感冒劳累，而是绝症缠身的极致痛苦与绝望。 他不是吝啬药钱，不是无端发脾气，而是早早知晓自己时日无多，深知这场绝症会彻底拖垮本就绝境的两人。他独自默默承受着绝症的恐惧、身体的剧痛、负债的压力、异国的绝望，不敢告诉挚爱之人真相，只能用暴躁伪装崩溃，用沉默掩盖无助，独自硬撑着所有苦难。 背井离乡、倾尽家产、负债累累、受尽磨难，两人赌上所有奔赴的淘金之路，最终没有换来暴富未来，只换来一场生死绝境。巨大的悲痛席卷了金美顺，泪水汹涌而出，模糊了所有视线。 此后的日子，两人默契地没有戳破真相。没有钱治病、没有身份就医、没有亲友依靠、没有任何退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互陪伴、默默煎熬。房志刚的身体在病魔的蚕食下飞速恶化，从咳嗽乏力到胸闷剧痛、彻夜难眠、进食困难，曾经挺拔健壮的青年，很快就形销骨立、奄奄一息，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 半个多月后，许久未见的表哥终于上门探望，看着卧床不起、日渐消瘦的房志刚，随口询问他为何长期不上班务工。得知房志刚确诊肺癌晚期后，表哥脸上没有半分怜悯与惋惜，只有浓浓的忌惮与冷漠，只留下一句冰冷无情的话：“在国外打黑工，最忌讳得这种耗钱耗命的重病，你这病，在这里没人敢帮你，也没人能帮你。” 一句冰冷的话，道尽了异国他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说完，表哥便匆匆离去，自此彻底失联、杳无音信，再也没有踏足过这间小屋，彻底抛弃了昔日结伴同行的亲人。绝境之中，所谓的亲情、情谊，不堪一击。 没有医治、没有帮扶、没有希望，房志刚的生命飞速流逝。2007年1月2日，在无数个日夜的痛苦煎熬与绝望挣扎后，房志刚终究没能抵挡住死神的降临，在异国他乡冰冷狭小的出租屋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临终之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紧紧攥住金美顺的手，眼神里满是无尽的悔恨、悲凉与不甘，留下了此生最后的遗言：“美顺，我们错了，我们真的不该偷渡来韩国。我们现在就像受了重伤、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哪怕笼门彻底打开，我们满身伤痕、无路可归，再也飞不起来了。” 这句遗言，道尽了两人这场荒唐淘金路的所有悲凉与遗憾。一时贪念、一念之差，赌上了家底、青春、健康与人生，最终落得客死异乡、孤身绝境的结局。 房志刚离世后，偌大的异国他乡，只剩下金美顺孤身一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身份、没有依靠、满身负债、心力交瘁。无尽的孤独、悲痛、绝望包裹着她，无数个深夜，她独自蜷缩在冰冷的小屋，抱着爱人的遗物无声痛哭、彻夜难眠。 可她不能倒下。国内还有双方年迈的父母翘首以盼，还有一身未还清的外债，还有爱人未尽的孝心与责任。为了替房志刚守住孝道、还清债务、平安归国，她只能擦干眼泪、压下悲痛，逼着自己坚强活下去，独自扛起所有重担。 料理完房志刚的后事，金美顺强撑着残破的身体，重新回到打工的小餐馆，继续没日没夜地劳作挣钱。她以为踏实干活、省吃俭用，就能慢慢攒钱、还清债务、早日归国，可命运的恶意依旧没有停歇，新一轮的绝境正在悄然逼近。 2007年3月6日，金美顺一如往常准时到岗上班，勤恳忙活店内杂活，刚开工没多久，就被餐馆老板单独叫进了办公室。平日里看似平和的老板，此刻脸色冰冷、态度强硬，开门见山就给她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金美顺，有顾客反馈贵重物品在店内丢失，所有线索都指向你，是你偷窃客人财物。按照店里的规矩，你需要承担全额赔偿，赔偿金额极高。” 突如其来的诬陷，让金美顺瞬间错愕、茫然。她一生清白正直、勤恳本分，历经磨难更懂珍惜，从未有过半分贪念，更不可能偷窃他人财物。她当即极力辩解、反复澄清，语气急切又坚定：“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偷东西，我不会赔偿。” 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无依无靠的黑工，从来没有讲道理的资格。老板根本不听她的任何辩解，态度蛮横霸道：“是不是你做的，不是你说了算。没钱赔偿也没关系，有人会跟你对接。” 话音刚落，几名面色凶悍、气场阴沉的高利贷人员随即走进办公室，将她团团围住。这一刻，金美顺彻底幡然醒悟，这根本不是一场意外纠纷，而是一场精心布局、针对性极强的圈套。老板与高利贷团伙相互勾结，拿捏住了她非法滞留、不敢报警、无处求助、无人撑腰的致命软肋，刻意栽赃陷害，意图逼迫她抵债。 老板盯着孤立无援的金美顺，语气冰冷、字字诛心，彻底掐断了她所有的退路：“你是偷渡过来的黑户，没有合法身份。你要是不怕身份败露、不怕被强制遣返、不怕连累国内父母家人，你就尽管报警。” 简单一句威胁，彻底击溃了金美顺所有的反抗底气。她深知，一旦报警，自己的偷渡身份就会彻底曝光，不仅会被立刻遣返回国，还会背负纠纷污点，彻底连累国内年迈的父母，让两个普通家庭蒙羞受非议。万般无奈之下，她只能哑口无言、束手无策，任由对方肆意拿捏。 巨额的赔偿金、叠加滚动的高利贷利息、每月固定的房租水电、日常三餐的生存开支，无数压力层层叠加，彻底压垮了濒临绝境的金美顺。她每日起早贪黑、拼命劳作，挣来的微薄薪资连高利贷利息都难以覆盖，债务越滚越多，人生彻底陷入死局。 走投无路之下，她放下所有尊严与骄傲，四处求人求助。她第一时间想到了房志刚的表哥，那个曾经并肩同行、血脉相连的亲人。她卑微求助、低声哀求，希望对方能伸出援手，帮自己渡过难关。 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绝境之中最能看清人心。表哥念及最后一丝亲戚情分，仅仅借给她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不过七百余元。这点微薄的救助，对于她的巨额债务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在此之后，表哥彻底失联、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彻底消失在了她的世界里，再也不愿与落魄的她有半点牵扯。 求助无门、债务压身、被人算计、工作受限、无路可走。为了躲避高利贷的暴力催收与无休止纠缠，保住唯一的归国希望，金美顺只能连夜偷偷逃离打工的餐馆，彻底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至此，她彻底沦为异国街头无家可归、身无分文、负债累累的漂泊者，前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半分光亮。 就在她濒临崩溃、彻底绝望之际，她偶遇了一个名叫英子的年轻女孩。英子与她境遇一模一样，同样是远赴韩国的偷渡黑户，同样倾尽家产、负债累累，同样被现实逼入绝境、无依无靠。 孤身无依的两个女孩，在冰冷陌生的异国街头相互慰藉、抱团取暖。从英子口中，金美顺得知，为了活下去、还清外债、攒钱归国，走投无路的英子早已放下所有尊严，混迹于灰色地带，依靠特殊方式谋生，艰难维持生计。 这是曾经身为人民教师、一生清白体面的金美顺，最不齿、最抗拒的生活方式。她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干净纯粹，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触碰这般污浊的行当。 可彼时的她，早已别无选择。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身份、没有人脉、没有退路，她身上唯一还能换取钱财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一边是坚守尊严、饿死异国、辜负爱人遗愿、拖累年迈父母；一边是放下体面、艰难谋生、还清债务、替夫尽孝、落叶归根。 无数个日夜的挣扎、纠结、痛哭与自我拉扯后，为了活下去，为了兑现对房志刚的承诺，为了赡养双方年迈的父母，金美顺最终被迫妥协，跟着英子踏入了自己曾经最鄙夷、最抗拒的黑暗深渊。 自此，那个温柔纯粹、眼里有光、体面正直的青年女教师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混迹异国黑暗角落、满身疲惫、满心沧桑、麻木隐忍的漂泊者。 日复一日的屈辱生活、无尽的精神折磨、无人诉说的委屈苦难，彻底摧毁了金美顺的身心。为了麻痹自己破碎的情绪、消解心底的悔恨与痛苦，她开始频繁酗酒，用酒精麻木神经，掩盖所有的绝望与不堪。 她心底始终憋着一股执念，支撑着她熬过所有黑暗：她要拼命挣钱，挣回当初被骗走的14万血汗钱，挣回回国的路费与安家费。国内还有房志刚的父母，还有自己的双亲，爱人离世、责任未消，她必须替房志刚完成为人子的责任与义务，替他赡养老人、慰藉家人，带着两人的初心与遗憾，平安归国。 她在黑暗泥沼里苦苦支撑、咬牙硬扛，熬过一天又一天，默默期盼着攒够钱财、告别这片噩梦之地、重回故土。可命运的劫难，依旧没有放过她。 2007年12月3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彻底终结了她近两年的异国漂泊噩梦。当晚，一名陌生客人在与金美顺交易结束后，仗着她是非法偷渡者、无人撑腰、不敢报警、无处维权的弱势，恶意耍赖、拒不支付约定报酬。 不仅如此，这名客人态度嚣张蛮横、言语低俗恶劣，还顺手抢走了金美顺身上仅有的少量现金和随身贴身物品，准备扬长而去。长期受尽屈辱、隐忍求生的金美顺，早已身心俱疲、濒临崩溃，面对这般肆意欺凌与掠夺，她再也无法隐忍，上前理论阻拦。 对方人高马大、气焰嚣张，不仅拒不归还财物、拒绝付款，还对金美顺肆意辱骂、步步紧逼、恶意推搡。就在金美顺被步步逼迫、孤立无援之际，外出归来的英子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看着好友被人无端欺压、肆意羞辱、掠夺财物，英子瞬间怒火攻心、冲动上头，情急之下随手抓起身边的陶瓷花盆，奋力砸向了那名男子的头部。 一声沉闷的巨响过后，男子当场倒地不起，现场瞬间陷入混乱。短短十几分钟后，当地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赴现场，将涉事的英子与金美顺一并逮捕拘留。 身陷警局的金美顺，此刻早已心如止水、毫无波澜。历经生死离别、家破人亡、尊严尽失、绝境沉沦，两年的异国苦难，早已磨平了她所有的棱角、恐惧与期待。这场荒唐的偷渡之旅，从一念贪念开始，一步步走向家破人亡、满身伤痕、坠入黑暗，如今的牢狱之灾，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解脱。 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属于非法跨境滞留人员，且涉及治安纠纷，当地警方快速走完所有处置流程。2008年1月5日，在异国他乡历经近两年的磨难、沉沦、绝望与挣扎后，金美顺和英子被正式依法遣返回国。 当双脚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熟悉的空气、熟悉的烟火、熟悉的故土气息扑面而来。时隔近两年，金美顺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乡，可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温柔干净、眼里有光、前途坦荡的26岁女教师。 第311章 年惊天惨案！兄弟反目，一眼之恨屠尽满门 1996年的冬天，格外凛冽刺骨。 华北平原的12月末，早已被寒冬彻底裹挟。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的旷野之上，凛冽的西北风不分昼夜地呼啸肆虐，光秃秃的树枝被狂风抽打得哗哗作响，荒芜的田地里冻得硬邦邦的，连平日里随处可见的鸡鸭牲畜都早早躲进了窝，不肯露头。越是入夜，寒气越是逼人，刺骨的冷风顺着门缝、窗缝往土坯房里钻，在那个没有空调、取暖全靠土炕棉被的年代，寒冷是北方乡村冬日最深刻的底色。 每到夜幕降临，整个村庄便陷入一片沉寂，家家户户都会早早紧闭门窗，封住所有漏风的缝隙。村民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吃过简单的晚饭，便早早钻进温热的被窝里，守着一方小小的炉火与灯火，躲避屋外的严寒。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冬日里阖家围坐、暖意融融的时光，是普通农家最朴素、最安稳的幸福。 坐落于此的龙王里乡无极村，是当地一个典型的吴氏聚居村落，村里绝大多数村民都同姓吴，世代邻里相依、宗族相连，乡里乡情浓厚。这一年，村里26岁的村民吴锡成，也和无数普通村民一样，过着平淡安稳的农家生活。 吴锡成彼时正值壮年，家中是标准的三口之家，妻子李庆荣勤恳持家，温柔本分，两人育有一个年仅五岁的乖巧女儿。一家人日子不算富裕，没有大富大贵的家底，却也三餐温饱、阖家安稳，在小小的村落里过着平凡琐碎的日子。 1996年12月31日，跨年夜的这个晚上，寒风依旧肆虐无极村。吴锡成一家人吃完晚饭，收拾好碗筷，便早早爬上了家里的土炕。彼时的乡村，没有如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没有五花八门的短视频、网络游戏和线上影视资源，一台老式彩色电视机，就是整个家庭、整个村庄最珍贵的娱乐物件，是一代人最温暖的青春记忆。 一家人紧紧围着厚厚的棉被，挨在一起盯着屏幕，津津有味地看着热播的电视剧，屋内暖意融融，欢声笑语细碎温馨。这样简单的团圆，放在当下人人独处、各自刷屏的时代，早已成了难得的奢望。如今影视资源层出不穷、画质特效愈发精良，可再也没有当年一家人挤在土炕上，共同追剧的热忱与感动，那些老剧承载的烟火温情，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1996年是华语经典影视剧百花齐放的一年，无数传世佳作在这一年登陆内地荧幕，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古天乐、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惊艳世人，成为无法超越的武侠经典；吕颂贤版的《笑傲江湖》侠气凛然，道尽江湖快意恩仇；郑少秋主演的《香帅传奇》风流潇洒，风靡全国；李保田、张国立、王刚联手演绎的《宰相刘罗锅》诙谐又正气，家喻户晓。时至今日，这些剧集依旧被无数观众反复回看，热度不减。 没人知晓，吴锡成一家三口在这个跨年夜，究竟沉醉在哪一部经典剧集的剧情里。他们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温柔幸福中，嬉笑闲谈，满心都是对平淡生活的满足，全然没有察觉，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笼罩着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短短几个小时后，这份温馨圆满，会被彻底撕碎，化为漫天烈焰与无尽血色，成为震惊整个东光县的特大惨案。 当晚十一点三十分，深夜的无极村万籁俱寂，村民早已沉沉入睡，唯有寒风依旧在村落里呼啸穿梭。无极四村的治保主任家中的电话骤然响起，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接起电话的瞬间，急促又慌张的声音，让他瞬间浑身紧绷。 电话那头是村里的村民，语气颤抖、语速慌乱：“我是无极四村的！吴锡成家里三间北房突然着火了！全村人都在拼命救火，火太大了！我们救火的时候，在屋里发现了死人！你们赶紧派人过来！” 火情、命案，深夜突发的双重警情，性质极其恶劣。治保主任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将案情上报至东光县公安局。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高度警觉，深夜突发民房火灾且伴随人员死亡，绝非意外事故那么简单。 时任东光县公安局王局长听闻案情后，深知事态严重，来不及多做休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案发现场。当王局长一行人抵达无极村，亲眼目睹院内的惨烈景象时，所有人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场的破败与血腥，远超所有人的预判。王局长当机立断，当场判定：这不是意外失火，是恶性杀人焚尸案！ 此案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涉及三条人命，属于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王局长立刻下达紧急指令，第一时间向沧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上报案情，请求市局警力支援，全力侦破此案。 次日清晨六点三十分，天刚蒙蒙亮，冬日的清晨雾气浓重、寒气刺骨。沧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李副局长，带领市局刑警支队吕支队长、刘副支队长，以及十名专业技侦干警，连夜驱车赶赴东光县无极村。上午八点，市局支援警力全部抵达案发现场，迅速与县局警力汇合，分工开展工作。 一众技侦人员即刻拉起警戒线，封锁整个案发现场，杜绝无关人员进入破坏现场痕迹，随即全身心投入现场勘查、痕迹提取、周边走访排查工作。李副局长与吕支队长则驻守现场，认真听取县局前期掌握的所有线索与案情汇报，快速梳理案件脉络。 眼前的现场，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即便见惯各类刑事案件的老刑警，也不由得心头沉重。吴锡成家原本整齐的三间北房，早已被大火彻底焚毁，屋顶完全坍塌，烧焦的木梁、破碎的砖瓦、碳化的秸秆混杂在一起，乱糟糟地堆积在院落中央，像一座破败的废墟小山。房屋四面墙体尽数被烈火熏烤得焦黑斑驳，墙体表层大面积脱落，只剩下残破的残垣断壁，孤零零立在寒风之中。 大火虽然已经被村民扑灭，但废墟之中依旧有零星的青烟缓缓冒出，焦糊的皮肉味、木头灼烧的刺鼻味道，混杂着冬日的寒气，弥漫在整个院落上空，令人作呕。房屋南墙的炉灶位置，被大火烧出一个长一米五、宽六十公分的不规则深坑，原本搭建土炕的土坯砖散落四周，凌乱堆砌，坑洞内部漆黑一片，是整栋房屋损毁最严重的核心区域。 而就在这个漆黑的坑洞之中，埋藏着整场惨案最惨烈的真相。三具尸体层层堆叠，无一生还，一家三口尽数殒命，无一幸免。 最上方的尸体，是年仅26岁的吴锡成，也是被焚烧得最为严重的一具遗体。大火几乎将他的躯体彻底碳化，面部轮廓完全被烧焦损毁，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原貌，体表皮肤、衣物尽数燃尽，部分内脏外露，四肢僵硬碳化，景象触目惊心。中间一层，是他年仅五岁的小女儿，稚嫩的孩童躯体被压在父亲身下，小小的身躯承受了烈火与重压的双重摧残。最底层的遗体，是妻子李庆荣，因被两具尸体层层压住，隔绝了大部分明火灼烧，损毁程度相对较轻，但依旧难逃厄运，面部同样被大火烧焦，五官模糊，根本无法辨认生前样貌，全身衣物尽数焚烧殆尽。 为精准判定死因、固定案件证据，市局、县局两组法医同步开展工作，现场勘查与尸体检验双线并行、同步推进。法医团队小心翼翼地清理废墟、剥离堆叠的遗体，将三具遇难者遗体依次平整摆放，开展细致的尸检工作。 随着尸检工作逐步深入，一个关键结论彻底推翻了“失火致人死亡”的初步猜想，让这起案件的恶性程度再度升级。法医最终判定：三名死者均不是失火窒息、灼烧致死，全部为生前遇害，大火是凶手事后刻意纵火毁尸、破坏现场的手段。 详细尸检报告清晰还原了遇害真相：吴锡成头部存在八到九处深浅不一的创口，伴随多处颅骨凹陷性骨折，创口力度极大、损伤严重；年仅五岁的幼女头部有一处重度凹陷性骨折，足以一击致命；妻子李庆荣头部有五处粉碎性骨折创口，右手手指存在明显的防御性伤痕，是遇害时本能抬手格挡凶器留下的痕迹。 结合所有尸体创口的形态、角度、受力力度，法医团队精准推断，凶手使用的作案工具，是带有棱角的铁质锐器，创口规整、力度均匀，符合斧头类铁器的击打特征。 与此同时，现场痕检工作也取得了关键突破。技术人员在核心现场的土坯废墟之中，成功挖掘出一枚铁质斧头头部，斧头的木质手柄早已被大火彻底焚烧殆尽，仅剩下沉甸甸的铁头，上面残留着灼烧痕迹与微量血迹，与法医推断的作案凶器完全吻合。除此之外，勘查人员在院落院门的门板缝隙、墙体角落处，提取到了零星飞溅血迹，经过比对，均属于三名受害者。 可惜的是，凶手反侦察意识极强，事后的大火几乎焚毁了现场所有痕迹物证，指纹、脚印、遗留物品等关键线索全部被彻底销毁，除了残损的斧头铁头与少量血迹，现场几乎没有留下其他有价值的破案线索，给案件侦破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为推进破案工作，两级公安机关在距离案发现场三十米的安全区域，火速搭建临时侦破指挥部，整合市局、县局所有刑侦、技侦、走访警力。李副局长牵头组织全体参战民警召开首次案情分析大会，结合现场勘查结果、法医尸检结论、前期村民走访信息，逐条梳理线索、研判案情，精准锁定案件性质、划定侦查范围，为后续侦破工作明确方向。 有着多年刑侦破案经验的市局吕支队长，结合现场所有细节，率先做出了精准且全面的案情研判，逻辑清晰、贴合现场实情，为整场侦破工作奠定了核心方向。 吕支队长分析指出，首先从案件动机来看，这是一起典型的报复性杀人案，私人恩怨报复是核心作案动机，远大于情杀、仇杀、财杀的可能性。从受害者家庭情况来看，吴锡成一家是普通农家，家境普通，家中无贵重财物，门窗无暴力撬盗痕迹，屋内物品摆放整齐，没有财物失窃的迹象，因此可以直接排除图财害命的作案可能。 其次从作案人员来看，三名死者的致命创口形态统一、击打力度均匀、作案手法高度一致，全程精准高效、干净利落，足以判定为单人作案。结合案发深夜、凶手敢于入户行凶、事后纵火毁尸、彻底清理现场痕迹的行为来看，凶手绝非陌生人，大概率是本村或周边熟知受害者家庭情况、熟悉村落环境的熟人。且凶手心性极度残忍、心理素质极强，具备基础的反侦察意识，作案目标明确、手段决绝，一心想要灭口焚尸、掩盖罪行。 吕支队长的研判分析条理清晰、贴合所有现场线索，得到了在场所有民警的一致认可。基于这一核心判断，李副局长当场下达侦破指令，将熟人报复杀人作为案件核心侦破方向，全面铺开排查工作，对无极四个行政村内，所有与吴锡成一家有过矛盾、纠纷、过节的人员，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摸排。 同时，指挥部制定了严格的“三定排查策略”：定人、定位、定时间。对所有排查出的可疑人员，逐一核实案发时间段的行动轨迹、活动地点、在场证人，侦查人员必须与每一名重点嫌疑人当面核实、面对面问询，细致观察嫌疑人的神态、言行、衣着状态，排查是否有衣物破损、血迹清洗、神态异常等可疑迹象，从细微之处挖掘破案线索。 在县局王局长的统一调度下，所有参战民警被划分为二十余个专项侦查小组，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深入无极四个村落的家家户户，扎根基层走访群众、摸排线索、收集民情。各小组每日汇总摸排信息，第一时间上报临时侦破指挥部，由指挥部统一整合、甄别、分析。 随着大规模摸排工作全面铺开，一条条村民口中的隐秘线索被层层扒出，让原本看似普通的农家灭门案，逐渐显现出复杂的人际纠葛。指挥部民警整合所有线索后发现，吴锡成生前的私人人际关系，远比想象中混乱复杂，也是引发本次惨案的核心隐患。 据村内多名老村民反映，吴锡成本人担任村里小队会计，平日里为人活络，但私生活极为不检点。在案发前，他与本村多名已婚妇女存在不正当私人纠葛，涉及村内五六名有夫之妇。更为复杂的是，与他有纠葛的这些妇女，同时还与村内多名其他男性村民存在私下往来，村落狭小、人口集中，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让村内多名男性村民之间积怨已久。 时常出现多名男性村民与同一女性私下往来的情况，众人在村内抬头不见低头见，频繁碰面后心生隔阂、互相猜忌，邻里之间的矛盾暗流涌动，积攒了大量看不见的私人恩怨。除此之外，吴锡成身为小队会计，日常对接村民各类村务琐事，难免与部分村民产生琐碎摩擦、口舌争执，积攒了不少邻里小矛盾。 同时，吴锡成还有常年赌博的陋习。不过他的赌局赌注不大，每次仅三五毛钱的零碎输赢，但他性格较真、心胸狭隘，常常因为一点小额赌资，与牌桌上的村民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久而久之，也与部分牌友产生了不小的隔阂。 专案组民警对所有摸排线索逐一甄别、层层筛选，反复研判各类矛盾的严重程度。最终大家一致认定，村务琐碎纠纷、小额赌博争执、普通邻里口舌，都只是日常琐碎矛盾，恩怨程度极低，完全不足以滋生灭门杀人、焚尸灭口的极端恶性犯罪，这些矛盾都可以逐一排除。 就在摸排工作陷入瓶颈之际，一条极具价值的核心线索浮出水面，让整个案件的侦破方向瞬间清晰。村民多次反映，村里有一名常年独居的光棍汉吴立华，与死者吴锡成是同族叔伯兄弟，两人本是至亲宗亲，却因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长期存在隐秘矛盾。 吴立华与吴锡成纠葛极深，此前与吴锡成存在不正当纠葛的两名已婚妇女，同时也与吴立华有私下往来。同族兄弟二人，共享私密人际纠葛，在狭小的村落里早已成为全村人私下议论的笑柄。不少村民私下调侃二人，亲兄弟沦为情敌，关系尴尬、荒唐至极。 同族宗亲、昔日兄弟，最终因男女私情反目，这一隐秘的深层矛盾，让吴立华瞬间成为本案的头号重大嫌疑人。 为进一步核实线索，民警深入摸排了吴立华的个人背景与生平经历。吴立华时年三十余岁，终身未娶，是村里典型的无业光棍，人生经历极为坎坷，且有明确的犯罪前科。早在1983年，吴立华就因盗窃罪被东光县人民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牢狱经历让他出狱后备受村民排挤。 在九十年代的乡村，坐过牢是极大的污点，没有人愿意将女儿嫁给他。加之吴立华出狱后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没有正经营生，不愿踏实务农务工，日常生计毫无保障，甚至没有一处固定居所，常年游走在各村之间，小偷小摸、偷鸡摸狗的陋习从未改正，村民对其普遍避而远之。 1996年夏季，也就是案发前半年，吴立华还曾闹出一桩丑闻。听闻村内有女子私下有偿与人往来，囊中羞涩的他揣着仅有的三十元钱主动上门，结果不仅被对方严词拒绝，还遭到一顿辱骂。该女子事后直接将此事举报至当地派出所，吴立华因此被警方立案调查，吓得四处逃窜、东躲西藏，整整大半年不敢回村，长期隐匿在外，躲避处罚。 一时间，所有疑点都指向了吴立华，民警初步推断，会不会是吴立华常年隐匿在外、心存怨气，又因私情与吴锡成积怨爆发，最终痛下杀手、制造灭门惨案？ 可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新的线索又推翻了这一猜想。民警多方走访核实发现，吴立华与吴锡成虽是情敌，却并未爆发过公开冲突，平日里表面关系依旧亲近，日常吃喝往来、相处融洽，没有公开的激烈矛盾与争执。且自1996年夏天事发后，吴立华长期在外躲避追查，数月未曾回村，村内无人见过其踪迹，从时间线与日常往来来看，作案嫌疑看似大幅降低。 关键嫌疑人疑点重重却暂无实锤，其余排查对象全部排除嫌疑，案件侦破瞬间陷入僵局。为期三天的高强度摸排，二十余个侦查小组不畏严寒、日夜奔走，顶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走遍周边村落，累计排查上千名村民、梳理上百条线索，工作量巨大，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时间一天天流逝，1997年1月6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整整六天，案件依旧没有实质性突破。此前锁定的所有重点嫌疑人，经过逐一核查、取证、核实轨迹，全部被排除作案可能。唯一留存疑点的，依旧是那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吴立华。 为打破侦破僵局，专案组再次召开全员案情复盘会，所有人重新梳理细节、复盘研判，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否最初的案件定性出现偏差？侦查方向是否存在失误？为何海量摸排却毫无进展？全员一致认为，吴立华依旧是本案的核心突破口，此人下落不明、行踪诡异，绝对存在重大作案嫌疑。 为查清吴立华的真实行踪，王局长亲自带队，直奔吴立华二姐所在的王镇前东村，打算从其至亲亲属处突破线索。抵达其二姐家中后，王局长开门见山，直接问询：“吴立华近期有没有来过你家？” 面对警方问询，吴立华的二姐毫不犹豫，一口咬定：“没有，真没来过，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这句刻意加重的“真没来过”，反而瞬间引起了王局长的警觉。寻常亲属回话，只需简单否认，刻意强调、急于撇清，恰恰是心虚撒谎的典型表现。王局长不动声色，一边安排民警持续问询其二姐、二姐夫，一边安排侦查人员细致勘察院内院外、各个房间角落，寻找陌生痕迹、可疑踪迹。 1月7日，转机终于出现。侦查员李金明在王镇前东村走访摸排时，从一名当地村民口中获取到一条重磅线索：案发前后几天，有人亲眼看到吴立华出现在村内，频繁在其二姐家周边活动。 这条线索直接戳穿了吴立华二姐、二姐夫的谎言。姐弟至亲刻意隐瞒亲属行踪，背后必然藏着重大隐情。结合吴立华身负重大作案嫌疑、长期隐匿的情况，专案组彻底敲定：吴立华有重大杀人焚尸嫌疑，其亲属存在藏匿、包庇嫌疑。 线索确认后，警方迅速集结警力，十余辆警车奔赴王镇前东村，数十名刑警全方位封锁村落出入口，将整座村子严密布控，杜绝吴立华趁机逃窜。即便面对警方的高压态势，吴立华的二姐与二姐夫依旧顽固抵赖，始终坚称从未见过吴立华，拒不配合调查。 为彻底突破心理防线，王局长当即下令，将吴立华所有亲属全部带回派出所，实行单独隔离、分开问询、逐个击破。与此同时，赵金平副局长带队，对其二姐家中展开全方位、无死角的二次细致搜查。 经过细致排查，民警在院内墙角隐蔽位置，发现了一处新鲜的血迹擦蹭痕迹，血迹颜色鲜红、留存时间极短，绝非旧痕，大概率是近期沾染遗留。 新鲜血迹的发现，彻底坐实了警方的猜测，王局长心中已然有了十足把握。他亲自开展审讯，对两名嫌疑人开展长达两小时的政策宣讲、心理疏导与法理震慑。在确凿的痕迹证据与强大的审讯压力下，吴立华的二姐、二姐夫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如实交代了所有隐瞒、包庇的犯罪事实。 据二人供述，吴立华在作案杀人、纵火毁尸后，第一时间逃窜至二姐家中藏匿。为掩盖罪行，他在二姐家中换下了全身带血的作案衣物，清理了身上的血迹痕迹，之后在二姐家隐蔽躲藏数日，躲避警方排查。其作案时使用的凶器、全套血衣，均被亲属协助掩埋在周边隐蔽地点。 1月6日，也就是警方上门排查的当天，察觉风声紧张的二姐，特意给吴立华通风报信，偷偷塞给其现金，资助其连夜出逃、躲避抓捕。 掌握全部实情后，警方立刻根据供述的埋藏地点，前往现场挖掘取证，成功起获了吴立华作案时的带血衣物、残余作案工具等核心物证，所有证据链完整闭环。 因涉嫌包庇罪、藏匿犯罪嫌疑人、资助罪犯外逃，吴立华的二姐吴桂英、二姐夫张泽明、大姐吴桂珍等多名亲属，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等待法律的严惩。 1月7日当晚，东光县电视台滚动播放官方悬赏通告，公开悬赏一万元征集吴立华的下落线索，全城缉拿这名灭门惨案凶手。同日，赵金平副局长带队连夜奔赴天津，开启跨省追捕工作。 警方核查得知，吴立华早年曾在天津长期务工，熟悉当地环境，大概率逃窜至天津藏匿。东光县紧邻天津，交通便利，为逃窜提供了极大便利。抵达天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依托当地警力开展布控，对所有在天津务工的龙王里乡籍六十余名务工人员逐一排查、建档布控，严防吴立华隐匿藏身。 为全面铺开抓捕工作，专案组迅速组建四个专项追捕小组，分赴天津、北京、湖南、黑龙江等重点嫌疑地区，全方位追查吴立华踪迹。同时，警方对外发出六百余份协查通报、二十四份加急协查电报，联动全国一百余个县市公安机关，全网布控、协同抓捕，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 1月10日，黑龙江省逊克县公安局传来紧急反馈，当地警方在距离中俄边境四十公里的乡村地带，成功抓获一名疑似吴立华的男子，该男子改名换姓、隐匿在此，体貌特征与悬赏通告高度吻合。 喜讯传来，东光县公安局全员振奋，连日奔波的疲惫一扫而空。县局刑警大队郭队长即刻带队连夜奔赴黑龙江，准备押解嫌疑人返乡。可抵达当地核实身份后，民警却发现乌龙一场：被抓获的男子只是与吴立华容貌高度相似，并非本案凶手。 空欢喜一场，抓捕工作再度落空，案件侦破再次回归僵局，所有民警的压力愈发沉重。 此后十余天，追捕工作毫无进展。直至1月29日，无极村一名村民主动拨打报警电话，称在村内公路上看到了疑似吴立华的身影。线索就是命令，赵局立刻集结全体警力，奔赴无极村开展抓捕，同时发动上千名村民自发协助，封锁村内所有大小道路、村口、田间小路，展开全方位地毯式搜捕，不放过任何一处隐蔽角落。 整整一夜的全力搜捕，从黄昏到次日清晨，上千人次的大规模排查，却始终没有找到吴立华的踪迹。后续问询报警村民才得知，当时两人相隔百余米，视线模糊，只是容貌相似，无法确定真实身份，只是疑似猜测。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搜捕，最终徒劳无功，所有民警身心俱疲。 就在案件陷入最低谷之际，1月31日下午五点，东光县公安局收到一封来自天津的匿名举报信，为案件带来了终极转机。这封举报信线索极其精准、信息详细，明确指出：吴立华此刻藏匿于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小学，在校内务工藏身。 获取这条重磅精准线索后，王局长当机立断，指派赵金平副局长带领九名精锐刑警，即刻驱车奔赴天津实施抓捕。抵达天津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警大队，协同开展抓捕行动。为了抓捕吴立华，这已经是赵副局长第六次奔赴天津，对当地地形、警力布局早已了然于心。 在天津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迅速将围堤道小学全方位包围，杜绝凶手逃窜。随后办案民警快速突进校内，在学校传达室中，找到了正在悠闲看电视、毫无防备的吴立华。 此时的吴立华，化名隐匿，以学校保安的身份安稳藏身，自以为早已逃脱警方的追查，日子过得悠然自得。民警果断破门而入，不等吴立华反应、反抗、辩解，便将其当场制服、死死按在地上，成功抓获这名潜逃已久的灭门惨案凶手。 凌晨三点，夜色深沉，寒风凛冽，吴立华被办案民警成功押解回东光县公安局。此时距离12·31特大杀人焚尸案案发，恰好过去了整整一个月，这场跨越多省、历经波折的全网追捕，终于圆满落幕。 尘埃落定后，审讯工作正式开启。面对铁证如山的物证、完整的抓捕链条、亲属的供述，以及现场起获的血衣、凶器，原本心存侥幸的吴立华，彻底放弃抵抗，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作案动机与行凶过程，其犯罪缘由的荒唐与残忍，让所有办案民警无比愤慨。 据吴立华供述，12月30日晚，他专程从二姐家返回无极村，登门找到叔伯兄弟吴锡成。彼时的他，正因此前村内纠纷被派出所追查，整日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走投无路之下，他想着自己与吴锡成从小一同长大、同族至亲、平日吃喝不分、关系亲密，便想找对方打听消息，询问派出所是否还在追查自己，能否帮自己周旋说情。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昔日亲密无间的兄弟，面对身处困境的自己，不仅没有半句安慰、不愿伸出援手，反而态度冷漠，直接出言驱赶，将他赶出家门。吴锡成的妻子李庆荣，也当场出言斥责、辱骂于他。 兄弟的冷漠、弟媳的辱骂，让本就心胸狭隘、内心敏感自卑的吴立华，瞬间心生滔天恨意。他自认平日里与吴锡成情同手足、毫无隔阂，如今自己落难求助，对方却翻脸无情、冷眼相待，巨大的落差让他彻底记恨上了吴锡成一家。 心怀怨气的吴立华并未就此罢休，次日也就是12月31日案发当晚，他再次登门，打算最后一次找吴锡成沟通，希望对方能念及兄弟情分，告知实情、出手相助。可当他推门进屋，看到躺在被窝里的吴锡成，正用冰冷、疏离的眼神瞪着自己。 这一记冰冷的白眼，成为了压垮吴立华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瞬间，积压在心底的所有怨恨、委屈、不甘彻底爆发，扭曲的心态让他当场萌生了杀人灭口的极端念头。 早已心生歹念的吴立华，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斧头，对毫无防备的吴锡成痛下杀手，连续重击其头部，将其残忍杀害。行凶过后，他瞬间冷静下来，深知自己与吴锡成一家相熟，妻儿老小都认得自己的样貌。为了避免留下活口、逃避法律制裁，他泯灭人性、一不做二不休，转头对毫无反抗之力的妇人、幼童痛下杀手，将李庆荣与五岁幼女全部杀害。 一家三口尽数殒命后，为彻底销毁作案痕迹、掩盖自己的罪行、误导警方侦查方向，吴立华刻意纵火，点燃了整座院落，妄图用大火焚毁所有证据，制造意外失火的假象，让这起蓄意杀人惨案彻底石沉大海。 审讯室里，听着吴立华轻描淡写、毫无悔意的供述，所有民警都倍感愤怒与唏嘘。仅仅是兄弟间的一次冷眼、几句口角，仅仅是求助被拒、一记白眼的琐碎小事，多年至亲的叔伯兄弟情谊，瞬间化为乌有。心胸狭隘、心性扭曲的吴立华，就此泯灭人性，痛下灭门毒手，残忍杀害无辜妇孺、五岁幼童，事后纵火焚尸、手段残忍、毫无人性。 一场荒唐至极的私人恩怨，一次微不足道的情绪冲突，最终酿成了三条鲜活生命逝去的惊天惨案。 第312章 花季少女荒山惨死焚尸，蒙面真凶潜伏 20 年伏法 2001年的湘西凤凰，群山连绵叠嶂，万亩山林裹挟着偏远的苗乡村落。彼时的湘西山区，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盘山土路崎岖难行，散落的村寨依山而建，世代乡民靠山为生，宁静的山野常年笼罩在质朴又闭塞的氛围里。 千工坪乡阳雀湾，是当地一处偏僻至极的山坡，荒草丛生、林木茂密，平日里除了上山务农、放牛的乡民，极少有人踏足，静谧的山林本该是一方安稳乡土，却在2001年9月16日，被一场惨烈至极的凶案彻底撕碎了平静。 当日上午九点多，凤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急促的铃声打破了办公区的平静。电话那头是当地乡民慌乱颤抖的声音，一则骇人听闻的警情，瞬间绷紧了所有接警民警的神经。报案人称，在千工坪乡阳雀湾的深山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年轻女性尸体，现场景象极为惨烈，两名死者头颅遭到严重砸击损毁，上身部位有明显焚烧痕迹，荒坡之上满目狼藉，凄惨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仅凭电话里碎片化的描述，便能想象出现场的血腥惨烈。人命关天，且案情重大、手段残忍，属于恶性重大刑事案件，凤凰县公安局当即启动重大案件应急预案。局领导第一时间统筹部署，火速集结刑侦大队、巡警大队精干警力，联动辖区当地派出所民警，组建第一批现场处置队伍，全员火速奔赴阳雀湾案发现场。山路崎岖泥泞，车辆无法直达，办案民警只能徒步翻山赶路，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封锁勘查，杜绝现场痕迹被破坏。 随着现场初步勘查情况层层上报，案情的恶劣程度牵动着上级公安部门的神经。当天下午，湘西州公安局局长、刑侦支队支队长带队，抽调州局资深侦缉、技术骨干赶赴凤凰，直达案发现场一线，全程坐镇指挥案件侦破工作，为整起案件的侦办统筹方向、调配警力、提供技术支撑。一场覆盖州县两级公安的联合攻坚侦破工作，就此全面铺开。 民警对阳雀湾山坡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精细化的封闭式勘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痕迹，逐步还原出案发现场的真实样貌，诸多细节让在场老民警都心生凝重。现场静静躺着两名年轻女性死者，尸身状态差异明显，却均遭受残忍侵害。其中一名死者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周身无任何衣物遮挡，唯独左手手腕佩戴着一块普通石英手表，手表表盘已经碎裂卡顿，时间永久定格在了凌晨3点51分，这个精准的时间点，成为锁定案发核心时段的关键线索。 另一名死者衣物穿戴完整、衣着整齐，看似保留了生前样貌，实则遭受的伤害更为致命惨烈。经法医初步勘验，两名死者的致命伤痕高度集中在头部、面部、颈部及上半身，体表大面积皮肤组织被明火焚烧碳化，焦黑痕迹遍布上身躯体。两具尸体表层，都覆盖着一层尚未完全燃尽的新鲜稻草，稻草残渣零散铺散在尸身周边，清晰可见是人为铺垫焚烧所致。尸体周边的泥土草丛中，散落着数块沾染暗红色血迹的天然石块，石块棱角处有明显撞击磨损痕迹，结合死者头部粉碎性损伤，可确定这些石块，就是凶手就地取材的致命凶器。 依托现场勘查线索与周边走访排查，警方迅速理清了两名死者的身份信息。两名遇害女孩均为千工坪乡本地村民，小雪、小紫，二人年纪相仿，均是未满二十岁的未婚苗乡女青年，性格淳朴、常年在家务农，平日里待人温和，在村里口碑良好，与人无冤无仇，从未与人结下恩怨纠纷。花季少女惨死荒山、死状惨烈，消息很快在周边村寨悄然传开，淳朴的乡民们无比震惊、唏嘘不已，恐慌的情绪悄然笼罩了整片山区。 9月16日当晚，州县两级公安侦破人员连夜作战，一边持续深耕现场细节、固定物证、勘验痕迹，一边组织多路警力下沉周边村寨，开展地毯式走访摸排，广泛收集目击线索、排查可疑人员。深夜的专案会议室灯火通明，全体侦办人员汇总所有线索、复盘现场细节、深度剖析案情，反复推演作案动机、作案过程与凶手特征，最终精准锁定侦查方向，正式成立9·16重大杀人焚尸案联合专案组，将案件指挥部设立在辖区山江派出所，集中警力、集中攻坚，全力攻坚这起恶性悬案。 9月17日，专案组的走访摸排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多位周边乡民、村里年轻人统一反馈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前一晚，也就是9月15日，有两名外乡年轻男子出现在千工坪乡、阳雀湾周边一带活动。二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操着一口地道的本地苗语，身形一高一矮，辨识度极高，其中身材偏矮的男子有着一头亮眼的黄发，在淳朴守旧、极少染发的苗乡格外显眼。 更关键的是，多名目击者证实，当晚这一高一矮两名男子，曾与死者小雪、小紫结伴同行、一同游玩，四人在村头路口、山间小路多次同时出现，举止熟络。这条线索直接锁定了案件重大嫌疑人范围，专案组立刻根据目击者的口述细节，完成两名涉案男子的模拟画像，精准提炼出核心特征：熟练掌握本地苗语、年龄二十岁左右、其中一人染黄色头发、两名男子结伴活动、外乡流动人口。 结合嫌疑人活动轨迹与案发地缘，专案组迅速划定核心排查区域，将山江镇、千工坪乡、木里乡、板畔乡四个相邻乡镇列为重点侦查范围，全方位、无死角开展拉网式排查。9月18日，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凤凰县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带队，兵分多路深入四大乡镇，开启全域攻坚排查工作。 彼时的湘西苗乡，交通极为闭塞，43个村寨散落群山之中，村寨之间无通车道路，警力排查只能靠徒步翻山越岭、涉水穿林，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专案组全员扎根一线，日夜奔走在田间地头、村寨街巷，逐户走访、逐人核查，短短数日累计走访群众1100余人次，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案发周边点位全部录像存档，全面摸排符合特征的可疑人员。经过首轮大规模筛查，警方累计摸排到黄发特征青年77名，通过秘密辨认、多人交叉核实、画像逐一比对筛选，最终锁定8名疑点突出的重点嫌疑对象，随即对八人展开全方位深度核查，深挖案发前后行踪、社会关系、活动轨迹。 在八名重点嫌疑对象中，第一名被重点核查的男子，是死者小雪的前男友。警方核查发现，该男子案发当日曾前往山江镇赶集，整日在外活动，直至深夜才归家休息，经多方取证核实，其具备完整的不在场证明，无作案时间。但专案组并未轻易排除嫌疑，调查中发现，案发前半个月左右，该男子曾带领一名外乡好友前往小雪所在村寨，陪同自己与小雪约会，同行好友身份不明、行踪存疑，存在协同作案的潜在可能。 专案组随即围绕这名陌生同行男子展开专项核查，深挖其身份信息、案发行踪、活动轨迹，经过多轮走访、多方取证、交叉核实，最终彻底排除该两名男子的作案嫌疑，第一条侦查线索就此中断。 紧随其后，专案组锁定第二名高度贴合画像特征的嫌疑对象。该男子为山江镇本地人，年龄、身形、样貌均与目击者描述高度吻合，核心疑点在于：9月15日案发当晚，该男子彻夜未归、去向不明，直至9月16日清晨才返回家中，行踪空白、无法佐证，嫌疑极大。 专案组当即成立专项小组，针对性核查其夜间行踪，多方走访其亲友、同乡、熟人，最终查实真相：案发当晚，该男子前往山江镇与女友约会，二人当晚入住镇上酒店，彻夜未离开，直至9月16日清晨才退房归家，全程有酒店登记记录、周边商户、同行人员佐证，行踪清晰可查，无作案条件，嫌疑随即被彻底排除。接连两名重点嫌疑人洗清嫌疑，案件侦查暂时陷入僵局。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停滞之际，一名放牛小女孩的证词，为案件带来了新的突破口，也让侦查方向再次偏转。9月16日清晨，天色微亮，这名小女孩一如往常前往山间放牛，途经千工坪乡通往山江镇的山路时，亲眼目睹了一组可疑人员通行。 小女孩清晰回忆，当时路上有两名男子结伴前行，她与二人相识，还主动上前打招呼，而在这两名男子身后不远处，另有两名陌生男子尾随随行，身形、体态、年龄、发型，都与此前警方绘制的嫌疑人画像高度契合。这一证词精准衔接了案发后的人员逃窜轨迹，专案组立刻将侦查重心，转移至山江镇这两名尾随的可疑男子身上。 经初步核实，该两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年龄、语言习惯均贴合嫌疑画像，且二人在9月15日案发当晚均彻夜未归，全程在千工坪乡活动，与案发时间、地点高度重合。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二人核实情况，二人供述称案发当晚在千工坪乡与两名女青年结伴游玩、通宵相处，并无异常行为。 专案组随即传唤两名同行女青年核实佐证，两名女子的供述与两名男子的说辞基本一致，时间线、活动轨迹完全吻合。但二人同时提供了一条高度一致的关键线索：9月16日清晨，她们结伴从千工坪乡返回山江镇的途中，身后一直尾随两名陌生男子，一高一矮、上身赤裸，其中矮个男子留有黄色头发，全程紧随其后，直至一行人抵达山江镇才分开。 两份证词高度统一、细节完全重合，看似印证了两名男子的清白，却反而让专案组心生疑虑。在偏远闭塞的苗乡，清晨山路人烟稀少，两组人员偶遇本就概率极低，且四人对陌生尾随人员的描述分毫不差，高度一致的证词过于刻意，存在提前串供、统一口径的重大嫌疑。同时，提供关键目击线索的放牛小女孩，年纪尚小，大概率知晓部分隐情，却有可能因畏惧报复，被迫附和虚假说辞、隐瞒真相。基于多重疑点，专案组坚决保留对该两名男子的嫌疑，持续深耕核查，并未轻易撤线。 9月22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双线作战：一组警力持续深挖上述两名男子的社会关系、隐秘行踪、是否存在串供行为；另一组警力扩大排查范围，深挖周边可疑人员，很快捕捉到一条颠覆性的异常线索。山江镇一名年轻男子，此前一直留着标志性的黄色头发，与嫌疑人核心特征完全匹配，却在案发后短短数日，突然将黄发染成黑色，刻意改变外貌特征，行为极为反常。 更可疑的是，9月20日，这名男子与本村另一名青年结伴，突然仓促外出务工，二人常年留守家乡、极少远行，文化程度不高，平日里活动范围仅限本村、山江镇，连凤凰县城都极少前往，从未有过外出务工的计划和想法。偏偏在警方全力排查9·16大案、重点筛查黄发青年的关键节点，突然莫名外出、去向不明，逃窜痕迹极为明显，重大疑点瞬间拉满。 专案组立刻将侦查视线聚焦到该两名外出青年身上，多方调取信息、辗转收集二人照片，第一时间将照片交由案发当晚见过两名死者、见过嫌疑男子的目击者辨认。但多名目击者仔细比对后，均明确否认，确认二人并非当晚与死者结伴的嫌疑人。这条看似重大的线索，最终再次落空，案件排查再次陷入瓶颈。 多轮大规模排查下来，数十名可疑人员逐一被排除嫌疑，海量线索几经核查全部中断，侦查工作兜兜转转、几经波折。专案组全员顶住压力、复盘全部案情，重新梳理所有排查记录、目击证词、现场物证，层层筛选、精准过滤，最终将所有侦查视线，精准锁定在山江镇某村的龙某、吴某两名青年身上，二人成为仅剩的、疑点最集中的重点嫌疑对象，专案组随即把全部警力、全部资源聚焦二人，开展专项攻坚侦查。 10月7日，经过数日不眠不休的缜密侦查、隐秘摸排，专案组掌握了足以锁定嫌疑的关键证据。经查，吴某的身高、身形、年龄、苗语口音、活动轨迹，与所有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特征完全吻合。此前有目击者明确提及，当晚与两名死者约会的男子中，一人手部有三字纹身，是极具辨识度的专属特征，而侦查人员隐秘核实发现，吴某左手手背恰好纹有爱与恨三个汉字，与目击线索精准对应。 除此之外，吴某同样存在刻意篡改外貌的反常行为：案发前一直是显眼的黄色头发，在警方大范围排查黄发青年的关键阶段，于9月21日紧急将头发染成黑色，刻意规避排查的意图十分明显。同时核查确认，吴某与龙某是关系极为亲密的发小、挚友，二人形影不离、常年结伴活动，案发当晚双双彻夜未归、行踪不明，且案发后并未出逃，一直留守村中，行踪诡异。 为锁定最终证据，专案组隐秘采集了龙某、吴某二人的清晰照片，组织多名核心目击者进行秘密混杂辨认。多名目击者无一例外，当场精准指认，明确确认龙某、吴某就是9月15日当晚与小雪、小紫两名死者结伴游玩、出现在阳雀湾山坡的两名陌生男子。 多重线索、物证、目击证词层层印证，证据链基本闭环，专案指挥部研判认为，抓捕时机完全成熟，决定立即开展收网行动，抓获两名嫌疑人侦破全案。 2001年10月8日下午七点，天色渐暗，山村夜色渐浓，为避免打草惊蛇、确保抓捕万无一失，专案组摒弃警车轰鸣、武装集结的高调方式，全员便装徒步、隐蔽前行，悄然潜入目标村寨。按照预先分工，抓捕小组兵分两路，一路直扑龙某住所，一路奔赴吴某家中，精准锁定目标位置、严密布控周边出入口，杜绝嫌疑人逃窜、反抗。当晚八点，在不发生任何冲突、无一人反抗的情况下，龙某、吴某二人被成功抓获归案，顺利落网。 落网后，面对警方的审讯问询，龙某、吴某初期心态崩溃，毫无抵抗之意，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如实供述了完整的作案经过，细节与现场勘查、走访线索高度契合。 据二人供述，2001年9月15日，二人结伴前往山江镇赶场，在集市偶遇容貌清秀的小雪、小紫两名女孩，心生歹念，主动上前搭讪套近乎。赶场散场后，二人依照当地苗乡青年交友的习俗，一路尾随两名女孩返回其所在村寨，主动邀约二人当晚外出散步游玩，两名女孩欣然应允。 等待赴约的间隙，二人前往村口小卖店购买零食，同时四处踩点，最终选定偏僻无人、视野隐蔽、远离村寨的阳雀湾山顶作为游玩地点，实则早已暗中萌生歹意、提前锁定作案现场。当晚九点，小雪、小紫如约前往村头赴约，几名村里孩童好奇围观，手持手电筒照射四人，吴某下意识抬手遮挡光线，手背上“爱与恨”的三字纹身短暂暴露，只因夜色昏暗、孩童年纪尚小，并未看清具体字样，也未放在心上。 随后四人一同前往阳雀湾山顶，在山林间闲聊逗留，直至次日凌晨三点左右。夜深人静、荒山无人，绝佳的隐蔽环境让二人彻底放下顾忌，先后对两名女孩实施了侵害。作案过后，二人深知罪行严重，惧怕两名女孩事后报警告发，为掩盖罪行、杜绝后患，当即决定杀人灭口。二人就地取材，捡起山坡上的坚硬石块，反复重击两名女孩头部、面部等要害部位，致使两名花季女孩当场惨死。 为彻底销毁作案痕迹、掩盖犯罪证据，规避当时有限的刑侦技术排查，二人摘取田间新鲜稻草，均匀铺垫在两名死者上身，点燃稻草焚烧尸身，试图焚毁体表遗留的生物痕迹、彻底抹去作案证据。因深夜山林漆黑、无路可走，二人不敢贸然下山，只能藏匿在周边山林乱石之后，蹲守至天色破晓、晨光微亮，才敢翻山逃离现场。因作案时衣物沾染大量血迹，为避免沿途村民察觉异常，二人脱下带血衣物，赤裸上身连夜翻山返程。 二人的供述细节详实、逻辑清晰，精准对应现场稻草焚尸、石块凶器、死者伤痕、凌晨案发时段等所有核心线索，与警方勘查结果、目击证词完全吻合，所有细节高度匹配。至此，轰动湘西的9·16双女被害焚尸大案，看似已然成功告破、真相大白。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起惨烈案件的波折，才刚刚拉开序幕，一场颠覆所有研判的反转骤然出现。就在警方以为案件即将顺利结案之际，次日的审讯过程中，原本如实认罪、供述完整的龙某、吴某，双双突然当庭翻供，彻底推翻此前所有口供，拒不承认杀人焚尸的罪行。 二人统一说辞，声称当晚并非自己作案，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四人在阳雀湾山坡闲聊时，山林中突然出现一名蒙面陌生男子，强行将二人驱赶离开，所有杀人、焚尸行为，均是该蒙面男子所为，与他们毫无关系。 突如其来的翻供，让整个专案组陷入极大的困惑与被动。前一日的供述细节精准、逻辑严密，完美贴合现场所有物证痕迹，绝非凭空编造，可二人态度坚决、口径统一，始终咬定存在神秘蒙面凶手。更棘手的是，新世纪初期基层刑侦办案，秉持重证据、轻口供的核心原则，仅凭完整口供无法定罪，一旦存在疑点、无法排除其他作案可能，就绝对不能草率结案。 为彻底查清真相、破解谜团，专案组一方面加大审讯力度、多角度突破二人心理防线，反复核实口供漏洞、深挖翻供原因；另一方面，将法医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全部生物检材、痕迹物证，先后送往湖南省公安厅、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高精度检测比对，依托国家级技术力量固定证据、还原真相。 然而，多轮权威鉴定结果出炉后，并未获取能够直接锁定龙某、吴某为凶手的绝对性证据，也没有新的物证能够佐证二人实施杀人焚尸行为。案件瞬间陷入两难僵局：口供完整吻合现场，却无硬核物证支撑；二人翻供说辞离奇，却暂无证据推翻。 结合案件现有证据条件、审讯疑点，经各级公安部门层层审批、请示同意，专案组最终决定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对龙某、吴某采取取保候审处理，让二人居家待命，随时配合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核实线索，案件继续深挖侦查。 在二人被释放前，侦查员针对核心疑点逐一追问，核实蒙面人的真实信息。据二人统一描述，当晚出现的蒙面男子身高一米六左右，年纪约二十余岁，操一口纯正的本地苗语，是本地周边人员。蒙面人出现后，第一时间盘问二人身份、核查是否携带凶器，还对二人进行了全身搜身，随后强行将二人驱离现场。 面对民警“为何此前能精准描述案发现场所有细节”的质问，二人辩解称：案发当晚，二人被蒙面人驱赶后，因担心身上携带的二十余元现金遗失，便将钱款藏匿在现场岩石下方。次日清晨天色微亮，二人折返现场取钱，恰好目睹了尸身、稻草、血迹石块等现场全貌，因此才能精准描述现场细节，并非作案人员。 这套说辞看似逻辑自洽，却处处充满漏洞，让专案组的疑虑愈发深重。警方结合案情与现场条件，梳理出两大核心疑点，彻底推翻二人的虚假辩解。第一，龙某、吴某常年结伴活动，案发后更是形影不离，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拥有充足的时间私下串供、统一说辞，提前订立攻守同盟，刻意编造蒙面人谎言规避罪责。 第二，从人员身形、力量对比来看，龙某、吴某均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二人联手，再加上两名受害女孩，四人在场的情况下，绝无可能被一名身高仅一米六左右的陌生男子轻易驱赶、压制，更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实施恶性作案却毫无反抗，整套说辞完全违背常理、不符合客观逻辑。 所有推测都指向二人撒谎、刻意脱罪，可终究只是主观研判，没有实质性证据支撑。铁证缺失、口供反复、谜团未解，这起恶性大案不得不彻底推倒重来，所有侦查工作从零启动，最核心的攻坚目标，变成了寻找这名虚无缥缈、无人佐证的“蒙面凶手”。 龙某、吴某被取保候审、释放归家的消息，很快在千工坪乡、山江镇周边村寨彻底传开，瞬间引发轩然大波。两名受害者小雪、小紫的家属，彻底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花季女儿惨死荒山、死状惨烈，重大嫌疑人明明已经认罪落网，却最终被无罪释放，悲痛、愤怒、绝望交织在一起，让受害家属几近崩溃。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名女孩的母亲频繁前往凤凰县公安局哭诉、求助、讨要说法，终日以泪洗面、悲痛欲绝。看着家属绝望的模样，办案民警满心愧疚、满心无奈，只能反复安抚、耐心解释，告知家属案件仍在侦查、真相尚未查清、警方绝不放弃追查真凶。但所有的安抚与解释，在未抓获真凶、未还原真相的结果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与此同时，当地民众的负面情绪彻底爆发。淳朴的乡民无法理解警方的办案流程，只看到“抓了凶手又放走”的结果，纷纷质疑警方办案不力、执法不严，一时间非议、指责、谩骂之声四起。民警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心理委屈，即便满心不甘、满心无奈，也只能默默承受。 更严峻的问题随之而来，民众的不信任彻底影响了侦查工作推进。此后专案组民警下乡走访、入户排查、核实线索时，乡民们普遍抵触抗拒，不仅不再配合调查，还对民警冷眼相对、刻意疏离，甚至出言讽刺、抵触问询。案件侦查陷入了无线索、无配合、无突破口的三重绝境。 为打破僵局、重启侦查，专案组连夜召开多场专案分析会，全面复盘案件漏洞，彻底调整侦查策略，决定大幅扩大侦查范围、放宽排查人员条件，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拉网式大清查。侦查范围从原本的3个核心自然村寨，扩增至周边7个村组；排查男性年龄范围，从原本的20至45岁，放宽至18至50岁，覆盖所有具备作案能力的本地男性人员。 彼时的侦查工作，难度远超常人想象。案发现场地处湘西深山腹地，苗乡村寨散落群山之间，不通公路、不通网络，所有排查工作全靠民警徒步翻山涉水、逐户走访。加上2001年前后，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多数家庭人去楼空，民警顶风冒雪、奔波千里上门排查，往往次次扑空，核查工作反复归零、从头再来。 在长达数年的持续排查中，专案组民警奔走山川、日夜坚守，累计反复排查人员上万人次，收集整理各类笔录、线索、书证、物证3000余份，为固定现场痕迹，警方甚至批量提取了案发现场带有痕迹的石块、泥土、稻草残渣，装满数箩筐运回局里留存核验。全员耗尽心力、不眠不休，穷尽一切侦查手段，却始终没有找到神秘蒙面人的任何踪迹，这个关键凶手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无迹可寻、无线可查。 这一查，就是整整十六年。岁月流转、人事更迭，凤凰县公安局局长先后更迭五届，专案组始终没有解散，9·16大案始终被列为挂牌督办的重大悬案。只是专案组成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当年带队攻坚的老领导、老民警，有的已然退休，有的积劳成疾病逝离世，当年参与现场勘查、青涩年轻的技术员，历经十六年风雨坚守，早已两鬓斑白、褪去青涩。一代代公安民警接力攻坚、从未放弃，只为给两名逝去的花季少女、给受害家属、给当地百姓一个公道。 2017年，案件迎来了颠覆性的转机。3月，凤凰县公安局新任局长到任，全局启动破积案、赢民心、强打击、促平安专项攻坚行动，集中梳理全县历年未破的重大悬案、积案、命案，逐一重启攻坚、深挖彻查。性质恶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9·16阳雀湾双女被害焚尸案，被列为头号攻坚积案，重新组建专项专案指挥部，集结全局精锐警力，重启全案侦查工作。 在全新的专案工作会议上，警方明确核心攻坚思路：摒弃旧有侦查思维、推翻固化研判，对全案线索、物证、笔录、排查记录重新梳理、重新研判、重新定位，细化每一项核查措施、落实每一处线索盲区，划定全新侦查范围，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不漏一线，全方位重启深度侦查。 十六年时光变迁，苗乡基础设施大幅改善，昔日闭塞的山间土路实现村村通公路，极大便利了走访排查工作。但核心侦查区域依旧是深山村落，民警依旧需要深入田间地头、翻越山头，寻找常年务农、居家的村民核实线索。依托十六年后成熟的刑事技术、dNA家族比对技术，专案组开启了精准化侦查新模式。 此前2001年受限于技术落后，无法通过微量生物检材锁定嫌疑人家族、身份，而2017年的刑侦技术，足以实现微量物证精准比对、家族溯源排查。专案组针对性采集案发现场周边村寨上百份村民血样，通过技术筛查比对，最终锁定案发地周边4个重点嫌疑家族，精准缩小了侦查范围，彻底告别了昔日漫无目的的盲目排查。 为实现全覆盖核查，专案组顺线追踪、跨省攻坚，先后奔赴广西、广东、浙江等务工人员集中地，辗转千里采集重点家族外出务工人员的血样、生物信息，完善数据库信息。所有采集的检材、样本全部送往湘西州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依托全新刑侦技术，结合案件原始数据库，开展精细化比对分析。 经过一周昼夜不停的技术比对、数据筛查、线索核验，海量样本中终于突破关键线索，成功锁定其中一个家族存在重大作案嫌疑，精准锁定家族内两名重点嫌疑对象。 为避免打草惊蛇、精准抓捕，县公安局教导员带队组建专项工作组，对两名嫌疑对象开展全方位外围秘密调查，摸清二人的身份信息、成长经历、社会关系、常年务工轨迹、日常活动规律，精准锁定二人的落脚点。经核查，1号重点嫌疑人在吉首市本地工厂务工，落脚点固定、活动范围清晰；2号重点嫌疑人长期在浙江萧山务工，常年在外、极少返乡。 2017年5月17日，专案指挥部敲定双线同步抓捕方案，组建两支抓捕小组，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教导员分别带队，奔赴吉首、浙江千里同步抓捕，确保一举抓获、不漏一人。浙江抓捕组连夜赶赴杭州，与省厅、州局选派的精干警力汇合，联动杭州公安召开战前部署会，对接抓捕细节、协调警力支援。 在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的全力配合下，抓捕组核查到2号嫌疑人就职于杭萧钢构厂区，因辖区街道行政区划调整，精准锁定其归属崖前派出所管辖范围。经深度摸排，嫌疑人任职厂区、工作车间全部查清，但因其近期刚更换租住房屋，临时住址暂未确定，抓捕组决定次日清晨上班时间，在车间实施现场抓捕，确保稳妥可控。 5月19日清晨，抓捕行动突发变数，专案指挥部紧急下达提前抓捕指令：抓捕组因掌握精准时机，已提前行动，成功控制1号嫌疑人。浙江抓捕组全员紧急集结，提前启动抓捕计划。清晨七点刚过，杭萧钢构厂区员工全部到岗，2号嫌疑人准时到车间上班，其本人身高一米六左右，与当年嫌疑人描述的身形完全吻合，正佩戴防护装备、手持电焊枪作业。 抓捕民警上前表明身份，依法传唤其配合调查，嫌疑人全程平静配合、无任何反抗。民警将其带离车间时，多名同乡工人围观询问，现场民警依规做好解释工作，平稳控制现场秩序。就在抓捕完成的瞬间，指挥部传来最新消息：经连夜核查比对，1号嫌疑人嫌疑彻底排除，远赴浙江抓获的2号嫌疑人，成为9·16大案唯一头号重点嫌疑人。 瞬间，所有攻坚压力全部集中在浙江抓捕组身上，此次抓捕成败，直接决定二十年悬案能否告破。民警随即用凤凰本地苗语与嫌疑人沟通，表明公安身份与办案目的。听到熟悉的乡音，原本平静的嫌疑人瞬间心态崩塌，双腿发软、身形颤抖，心理防线彻底瓦解。 专案组第一时间现场采集其生物检材，紧急送往杭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加急核验。数小时后，权威鉴定结论出炉：现场提取的微量生物物证，与该嫌疑人的生物信息完全匹配、认定同一。尘封十六年的真凶，终于浮出水面。随后，专案组连夜驱车、换乘高铁，将嫌疑人千里押解回湖南凤凰。 这名隐藏十六年、逍遥法外的真凶，名叫龙永金。十六年的潜逃藏匿、日夜煎熬，让他早已预知这一天终将到来。押解途中，他沉默寡言、心绪翻涌，面对民警的人性化对待，内心的恐惧与愧疚不断累积。抵达凤凰县公安局后，副局长亲自牵头开展首轮审讯。 审讯伊始，龙永金主动向民警索要香烟，接烟的瞬间，常年隐忍的双手控制不住微微颤抖。深吸一口烟后，他低头凝视地面，沉默良久，终于坦然认罪，主动供述了十六年前的全部犯罪事实，承认自己就是当年那名神秘的蒙面凶手。 据龙永金如实交代，案发当年他年仅26岁，结婚仅三年，常年在家务农。2001年9月15日晚，他独自前往阳雀湾山坡，查看自家责任田的稻谷草是否被牛羊、放牛村民踩踏损毁。抵达山坡时，恰好撞见龙某、吴某与小雪、小紫四人在山间闲聊约会。 一时心生邪念的龙永金，随手拉起外套自带的风雨帽遮住头部，伪装成蒙面人上前搭讪，盘问两名外地青年的身份、户籍地、周边亲友情况，同时对二人进行搜身，排查是否携带凶器。龙某、吴某二人常年在外活动较少，身处陌生山野、又见对方气势强势，心生畏惧，不敢反抗，在龙永金的驱赶下仓促逃离现场。 二人离开后，空旷的荒山只剩两名孤身女孩，龙永金彻底放纵私欲，对其中一名女孩实施了侵害。作案之后，他深知自己罪行深重，虽然夜色昏暗、女孩未能看清其样貌，但他与两名受害者的家属相互熟识，惧怕女孩事后认出自己、报警告发，担心自己身败名裂、牢狱缠身，更怕家人受到牵连、遭到报复。为彻底灭口、杜绝一切隐患，他捡起山间石块，残忍杀害了两名花季少女。 为销毁作案痕迹、掩盖生物证据，规避警方排查，他就地取材，用新鲜稻草覆盖两名死者上身并点燃焚烧，试图焚毁所有作案痕迹，随后连夜逃离现场，隐匿行踪。 面对民警“为何杀人焚尸”的追问，龙永金坦言，核心动机就是畏罪灭口、心存侥幸，惧怕受害者报警追责、惧怕家人受到牵连，为了一己私欲，残忍剥夺两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制造了这起轰动湘西的恶性大案。而当年龙某、吴某所见的蒙面人、所有离奇的案件疑点，全部得到完美印证，所有谜团彻底解开。 真相大白，沉冤十六年，9·16凤凰千工坪双女被害焚尸大案彻底告破。因案件年代久远、案情重大、程序复杂，后续历经四年多的补充侦查、证据核验、起诉审判、死刑复核等多层司法程序。 2021年7月29日，历经整整二十年的接力追凶、世代公安民警的坚守攻坚，犯罪嫌疑人龙永金因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被依法执行死刑。 第313章 七少女毒亡案，一场青春偏执酿成的悲剧 天津市静海区，坐落于天津市区西南方向四十余公里处，是一座水土温润、民风淳朴的城郊城区。这片土地素来安宁祥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浮躁，境内的团泊洼水库碧波荡漾、水光潋滟，常年有各类水鸟栖息繁衍，芦苇荡随风起伏，风光清幽雅致，是当地人心中难得的净土。同时，这里也是近代武术宗师霍元甲的故乡，侠气风骨浸润乡土，让这片土地自带温润正直的人文底色。长久以来，静海这片土地都以安稳平和着称，极少发生恶性刑事案件，更别提轰动全城的青少年悲剧。 可谁也不曾预料，在这片温婉祥和的土地上，1998年的深冬，一桩惨烈至极的校园惨案骤然爆发，震惊了整个天津市。当地重点名校静海一中的一间女生宿舍内，七名正值花季、备战高考的高三少女，在深夜集体中毒身亡。案件背后没有外来凶手的穷凶极恶，没有突发的意外事故，只有青春期极致的偏执、脆弱的情感，以及令人脊背发凉的人性冷漠。数十年过去，这起被民间称作“七仙女毒杀案”的校园悲剧，依旧是天津刑侦史上最令人痛心、最引人深思的青少年恶性案件之一，现场惨烈的画面、少女们绝望离世的场景，始终让亲历办案者与知情者难以释怀。 1998年12月23日，北方的寒冬已然浸透整座城市，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霜雪寒气，深夜的静海一中校园死寂沉沉，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整栋教学楼与宿舍楼，万籁俱寂。作为静海区升学率最高、口碑最好的重点高中，静海一中实行全封闭式寄宿管理，数千名学子在此潜心苦读，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住宿生，日复一日重复着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备考生活。对于高三学子而言，距离一年一度的高考仅剩短短半年时间，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冲刺未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怀揣着奔赴大学、改变命运的梦想。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天际只透出一丝微弱的鱼肚白，冬日的清晨格外清冷。按照学校严格的作息管理制度，全校住宿生统一起床、洗漱、整理内务，随后前往教室参加早自习。每一个清晨，校园都会准时响起喧闹的人声、脚步声与读书声，充满少年朝气。但在这一天，女生宿舍楼三楼的113宿舍，却彻底打破了这份规律与祥和，被死寂、诡异与死亡彻底笼罩。 隔壁宿舍的几名女生早早苏醒，推开宿舍房门准备洗漱。房门开启的瞬间，一股浓烈、刺鼻、带着化学腐坏感的怪异气味扑面而来，辛辣呛鼻，直冲鼻腔，让人瞬间胸闷窒息、头晕恶心。几名学生下意识皱眉，顺着气味飘散的方向望去，发现异味的源头正是隔壁紧闭的113女生宿舍。厚重的气味源源不断从门缝、窗缝溢出，浓烈得异于常态。 出于同龄人之间的好奇与疑惑，一名女生小心翼翼凑近113宿舍房门，轻轻推开一条细小的缝隙，向内匆匆扫视了一眼。就是这短短一眼，彻底击碎了清晨的宁静，也成为了这名学生一生的心理阴影。女生瞬间浑身僵硬、四肢冰凉，双腿毫无力气支撑身体，直直瘫坐在冰冷的水泥楼道地面上。极致的恐惧瞬间吞噬了她所有的思维，短暂的呆滞过后，撕心裂肺的哭喊响彻整栋宿舍楼：“死人了！113宿舍死人了！” 凄厉惊恐的哭声瞬间引爆了整栋宿舍楼，早起的学生纷纷闻声赶来，恐慌、好奇、惊惧的情绪快速蔓延。闻讯赶来的宿舍楼管理员看到113宿舍紧闭的房门、浓烈的异味以及学生惊恐的状态，瞬间意识到事态极端严重，丝毫不敢耽搁，第一时间拨打了学校领导与辖区派出所的报警电话，紧急上报这起突发命案。 警情等级极高，涉及重点中学、多名学生死亡，性质极其恶劣。静海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抽调刑侦骨干、刑事技术勘查人员、现场警戒警力，多组警力同步出动，警车呼啸疾驰，十余分钟便火速抵达静海一中校园。原本井然有序、书声琅琅的校园，瞬间被警戒带全面封锁，数百名师生被有序疏散、隔离管控，往日充满朝气的校园，彻底被肃穆、压抑、沉重的刑侦氛围笼罩。 办案民警与技术人员穿戴好专业勘查装备，小心翼翼推开了113女生宿舍的房门。房门完全敞开的瞬间，积攒了一整夜的浓烈刺激性气味汹涌而出，比楼道中闻到的味道更加刺鼻、浓烈，呛得人难以呼吸。有着十几年刑侦经验的老干警，凭借多年办案的职业本能，第一时间精准判断出，这是剧毒有机磷农药独有的特殊气味，绝非校园消毒水、清洁剂或其他生活用品的味道，初步判定为农药中毒命案。 当所有人的视线完全投入宿舍内部，现场所有警务人员的心脏骤然下沉，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即便一众干警常年接触各类刑事案件、见过无数惨烈现场，依旧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唏嘘不已。整个八人间的女生宿舍内，七具年轻稚嫩的少女尸体七扭八歪、纵横交错地散落各处，铺满了狭小的宿舍空间，画面惨烈至极，强烈冲击着所有人的视觉与心理防线。 七名死者全部都是静海一中高三在读女生，年龄均在十七八岁，正值人生最明媚、最纯粹的青春年华。她们身形单薄、面容青涩，本该朝气蓬勃、向阳生长，此刻却全部定格在极致的痛苦、挣扎与绝望之中，每一具尸体的姿态，都无声诉说着离世前的极致煎熬。 有的女生蜷缩在床铺中央，四肢僵硬扭曲、躯干蜷缩紧绷，面部肌肉剧烈痉挛、五官错位狰狞，嘴角、鼻翼、脸颊两侧布满大量白色泡沫状呕吐残留物，斑驳的痕迹清晰可见，足以证明她们在生命最后阶段，经历了剧烈的肠胃反应与生理痛苦；多名死者身下的被褥、衣物凌乱潮湿，出现了明显的大小便失禁痕迹，这是剧毒神经毒素入侵人体、彻底摧毁神经系统，导致身体机能失控的典型临终症状，直观印证了她们死前漫长又痛苦的挣扎过程。 靠宿舍内侧床铺的一名女生，在毒发后剧烈翻滚挣扎，直接从床上跌落，整个人匍匐趴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她的双手五指全力张开，死死抠抓地面，指尖在水泥地上留下数道深浅不一、凌乱交错的抓挠痕迹，指甲缝中还紧紧嵌着细碎的水泥粉末与灰尘。不难想象，中毒后的她意识尚且清醒，在极致的痛苦与窒息感中，拼命挣扎、奋力求生，想要爬向房门呼救，最终却无力支撑，遗憾离世。 宿舍墙角的床位边，一具少女的尸体紧紧倚靠在墙体与床沿的夹角处，双手死死攥紧被褥边角，指节僵硬发白。她的双眼圆睁，直直望向天花板，目光空洞、不甘、绝望，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秒，依旧在期盼黎明到来，期盼能够熬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熬过这个冰冷绝望的深夜。还有一名女生，满头长发凌乱散落，铺满整张脸颊，双手紧紧抱着一个陪伴自己多年的毛绒玩偶，十指深深嵌入玩偶布料之中，即便生命彻底终结、身体已然僵硬，双手依旧没有松开，将少女最后的柔软与天真，永远定格在了惨烈的死亡现场，令人无比揪心落泪。 刑事技术人员立刻开展现场勘验与初步尸检工作，根据尸体状态、中毒症状以及现场环境综合判断，七名死者均为急性剧毒药物中毒身亡。毒物摄入后发作速度极快，从毒发、身体不适到彻底丧失生命体征，全程仅十余分钟，最长不超过二十分钟。经过初步测算，每名死者摄入的毒物剂量，远超人体致死标准，属于重度剧毒中毒。高浓度毒素瞬间侵袭人体神经系统与呼吸系统，快速造成身体机能瘫痪，让她们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呼喊呼救、奔走求助，仅能做出短暂的翻滚、挣扎动作，便迅速丧失行动能力，最终窒息死亡。 在场所有办案人员无不痛心扼腕、满心惋惜。若是当晚有任何一名女孩能够撑住片刻，奋力冲出宿舍呼救；若是隔壁同学、宿管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异常、破门查看；若是有一丝生机被捕捉，这七条鲜活的生命，或许就能熬过这个绝望的深夜，迎来清晨的朝阳，顺利参加高考，拥有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可世间没有重来的机会，七个正值韶华的少女，终究永远留在了这个冰冷的冬夜，再也没能走出这间宿舍。 现场勘查工作有条不紊、细致入微地推进，技术人员对宿舍内所有物证逐一提取、标号、封存送检。重点采集了死者嘴角、衣物、被褥上的呕吐分泌物，桌面摆放的私人饮水杯残留液体与杯壁指纹，地面的抓挠痕迹、散落物品，以及宿舍内所有生活用品，确保不遗漏任何一处线索。在细致的尸表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个极为诡异、让人不寒而栗的共同特征：七名少女的瞳孔全部急剧收缩，细小如针尖一般，与泛白的眼白形成极致鲜明的对比，模样诡异惊悚，是特定剧毒神经类毒物的典型中毒特征。 凭借专业的毒物鉴定经验，干警们深知，这种针尖状瞳孔绝非普通农药、药物中毒所能形成。一时间，案件疑点重重：究竟是何种烈性剧毒，能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夺走七条年轻生命，还能形成如此特殊的尸表症状？毒物从何而来？是外人投毒，还是内部意外？ 而一个更大的谜团，让整个案件愈发诡异难解：事发的113宿舍为标准八人寝室，常年固定居住八名女生，现场却只发现七具尸体。整整一个深夜，惨烈的中毒悲剧全程发生，宿舍内还有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的女生是谁？为何其余七人全部毒发身亡，唯独她安然无恙？她是侥幸躲过一劫，还是全程知晓所有真相？无数疑问接踵而至，让原本清晰的命案现场，瞬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迷雾。 警方第一时间锁定并找到了这名宿舍唯一的幸存者，立刻对其进行隔离管控与专项问询审讯。但面对警方的耐心询问与细致排查，这名女生全程情绪异常平静、神色淡然，沉默寡言、闭口不谈，对深夜发生的所有事情只字不提，没有透露任何有效信息。超乎常人的镇定、不合常理的沉默，让她瞬间成为了本案最大的疑点，也让案件的侦破工作迎来了第一道关键阻碍。 在场的警务人员、校方领导与老师，看着七具冰冷的少女尸体，无不满心悲痛、无限惋惜。她们寒窗苦读十余载，熬过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夜，距离改变命运的高考仅剩半年，每个人的心中都怀揣着大学梦想、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向往。她们本该在盛夏奔赴考场、金榜题名、开启崭新人生，却在隆冬的深夜，以这般痛苦、惨烈、绝望的方式猝然离世，永远定格在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案发次日，天津市、静海区两级刑事技术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全部正式出炉，案件的核心死因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经过精准化验比对，七名死者的肠胃内容物、体表呕吐分泌物、宿舍内私人饮水杯的残留液体中，全部检出高浓度的甲拌磷成分，也就是民间俗称的“3911”，是国家严格管控、严禁私人买卖使用的一级剧毒有机磷农药。 专业资料显示，甲拌磷是一种无色透明、略带微弱异味的油状液体，属于高强度神经类剧毒，人体致死剂量极低，仅两毫克即可致人死亡，摄入后十分钟内便可快速毒发，短时间内致命。该毒物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接触等多重途径侵入人体，快速破坏人体胆碱酯酶活性，直接抑制呼吸中枢功能，引发循环衰竭、呼吸肌瘫痪、肺水肿等致命并发症，最终导致人体窒息死亡，致死速度极快、痛苦程度极高。 而七名死者的所有尸检症状，均与甲拌磷重度中毒的典型特征完全吻合：尸身自带轻微大蒜异味、瞳孔针尖状收缩、肢体抽搐失禁、血液胆碱酯酶数值严重偏低、内脏存在明显的肺水肿病变。全套物证、尸检报告、理化检测结果形成完整闭环，精准证实七名少女均为甲拌磷剧毒中毒身亡。 死因彻底查实，但新的核心疑点再度浮现。甲拌磷作为剧毒农药，气味刺鼻浓烈、口感苦涩怪异，普通人稍加靠近便能察觉异常，根本无法直接入口。七名少女为何会同时喝下大量剧毒农药，全程无人察觉、无人反抗、无人呼救？是被人胁迫，还是被人刻意欺骗？ 为解开谜团，警方立刻展开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工作，逐一排除外部作案可能性。经核查，学校食堂当日供应的所有餐食、公共饮用水、食材原料均无毒物残留，全校数千名师生无一人出现头晕、呕吐、中毒等不适症状，彻底排除食堂集体投毒、食物水源污染的可能。同时，宿舍楼管理制度严苛，夜间十点准时锁闭楼栋大门，宿管定时逐层巡查，全程无任何外来人员出入、攀爬、撬锁的痕迹，外人潜入宿舍投毒的可能性也被完全推翻。 层层排查过后，所有线索、疑点、作案条件，最终全部收拢指向113宿舍内部。而那个全程身处案发现场、亲眼见证所有悲剧发生、安然无恙却沉默不语的幸存女生小余，成为了本案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大的嫌疑人。 警方立刻对现场所有物证进行复盘核验、深度研判，一系列关键证据陆续浮出水面，彻底打破了所有侥幸猜测。技术人员对八名女生的专属饮水杯逐一单独检测，结果显示，七名死者的水杯中均残留高浓度甲拌磷毒物，而所有沾染毒物的水杯壁上，全部提取到了幸存者小余的清晰完整指纹。这一铁证足以证实，案发当晚深夜，小余曾逐一触碰、接触过所有死者的饮水杯，有充足的投毒、调毒、布置现场的条件。 与此同时，死者呕吐物的化验报告显示，所有呕吐物中均检测出新鲜苹果果肉成分。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技术人员在宿舍地面发现一把崭新的水果削皮刀，刀刃、刀柄完好无损，而刀柄之上，同样留存着小余的清晰指纹。线索相互串联、彼此印证，清晰还原出片段真相：少女们毒发后，因农药味道刺鼻苦涩、难以忍受，曾食用苹果缓解口腔不适，而削皮的刀具，正是小余亲手所用。 剧毒农药异味浓烈、刺激性极强，正常人根本无法主动入口，七名少女同时误食剧毒农药的概率几乎为零。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刻意隐瞒毒物真相，编造谎言欺骗众人，诱导所有人喝下毒药。而全程参与、全程见证、主动接触所有毒物器具、行为举止异常镇定的小余，她的沉默与淡定，在铁证面前愈发显得诡异、骇人。 就在警方深度核查物证、固定证据链的同时，一组证人证言的出现，让这场悲剧的遗憾与残酷再度升级。根据对门宿舍两名女生以及当晚值班宿管的证言证实，案发当晚凌晨一点左右，113宿舍正对面的两间宿舍学生，就已经闻到楼道内弥漫着浓烈的刺鼻异味，且气味越来越浓，让人头晕恶心、无法入睡。 两名察觉异常的女生主动起床开窗通风，第一时间找到当晚值班的宿舍楼宿管，一同在楼道内逐层排查异味来源。众人清晰发现，整栋宿舍楼楼道中，113宿舍门口溢出的异味最为浓烈，异常情况十分明显。为了稳妥起见、杜绝隐患，宿管当即多次拨打校方值班领导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随后几人又前往校园警卫室寻找夜间值班人员，同样未果。 反复排查、多次联系无果后，时值深夜凌晨一点多，宿管考虑到天色已晚、学生需要休息，误以为只是普通异味，没有深究，最终无奈让两名学生返回宿舍休息，暂时搁置了此次异常排查。谁也未曾想到，这一次看似寻常的搁置，彻底错失了唯一的黄金抢救时间。彼时，宿舍内的七名少女已经陆续毒发，在漆黑的深夜里默默承受着极致的痛苦与窒息，一点点丧失生机，最终走向死亡。倘若当时有人坚持排查、果断破门查看，七条鲜活的生命，大概率能够被成功挽救。命运的无常、管理的疏忽，最终让这场悲剧彻底落定，只留给世人无尽的惋惜与遗憾。 外围走访调查工作同步推进，警方走遍学校周边所有商铺、农资门市部、小卖部，最终在静海城区一家农资门市锁定了关键人证。门市售货员明确指认并作证：案发前几日，一名身穿静海一中高三校服的女生，专程到店内购买了一瓶0.5公斤装的高浓度甲拌磷剧毒农药。经过警方照片比对、现场相貌辨认，确认这名购买剧毒农药的女生，正是113宿舍的幸存者小余。 至此，人证、物证、指纹痕迹、化验报告、证人证言、作案条件全部形成完整闭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警方随即加大审讯力度，对小余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审讯攻坚。在层层铁证面前，一直沉默抗拒、心存侥幸的小余，终于彻底卸下心理防备，如实供述了这起骇人听闻、令人心寒的校园集体毒杀案的全部真相。 113宿舍的八名女生，均为同班高三学生，朝夕相处、同吃同住数年，日常关系亲密和睦。其中，幸存者小余与室友小刘关系最为亲密，两人情同姐妹、无话不谈，是宿舍中关系最好的一对闺蜜，彼此无条件信任、相互依赖。案发前一年，室友小刘与校内一名男同学确立恋爱关系，两人甜蜜相恋、相伴一年有余。临近高考，学业压力剧增，加上双方性格不合、日常矛盾累积，两人最终爆发激烈争吵，彻底分手，这段青涩的校园恋情就此落幕。 年纪轻轻、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刘，无法承受失恋的打击与情感的落差。长期的高考备考压力、青春的情绪敏感、失恋带来的自我否定，多重负面情绪层层叠加，让她彻底陷入心理崩溃，滋生了严重的悲观厌世心理，产生了极端的自杀念头。但偏执扭曲的心态让她不甘独自离世，她认为孤身赴死太过孤寂，无人陪伴太过凄凉，于是萌生了一个疯狂、残忍、自私的想法：哄骗同宿舍其余六名朝夕相处的室友，陪自己一同赴死。 案发当日，小刘找到自己最信任的闺蜜小余，将自己想要自杀的想法全盘托出，同时直白告知自己想要拉着室友一同离世的疯狂计划，并委托小余帮忙，外出购买一瓶甲拌磷剧毒农药。彼时的小余，完全清楚甲拌磷的致命毒性，清楚好友的想法极端疯狂、漠视生命，清楚这个计划会毁掉八条青春生命、摧毁八个家庭。但她没有丝毫劝阻，没有告知老师、家长，没有做出任何挽救行为，反而无脑顺从、盲目附和，一口答应了小刘的所有请求，顺利外出为其购入了致命毒药。 当晚十点，宿舍准时熄灯，整栋宿舍楼彻底安静下来，所有学生陆续进入休息状态。小刘拿着小余买回的剧毒农药，悄悄拉着小余来到漆黑的楼道，向她坦白了自己的完整计划：自己喝下农药自杀，同时哄骗其余六名室友一同饮用，陪自己共赴死亡。为了防止众人毒发后大声呼救、惊动老师同学，她特意叮嘱小余，待所有人喝下毒药、开始挣扎痛苦时，务必帮忙安抚众人，劝说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呼喊，确保计划顺利完成，不让任何人发现异常。 令人难以置信、更令人心寒的是，面对这般荒唐、残忍、泯灭人性的疯狂请求，小余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良知挣扎，毅然应允，选择协助好友完成这场致命的悲剧，成为了这场集体毒杀案的帮凶与旁观者。 随后二人悄悄返回宿舍，趁着深夜漆黑、众人毫无防备、睡意沉沉之时，小刘开始实施自己的骗局。她向宿舍其余六名室友谎称，手中的液体是自己从家中特意带来的防疫药水，能够预防结核病、增强体质、守护身体健康，特意分享给大家一同饮用，是为了室友们的健康着想。 朝夕相处数年的室友们，对温柔和善的小刘全然信任、没有丝毫防备。即便药水气味刺鼻、口感苦涩怪异，带着浓烈的异味，众人也未曾多想，只当是特殊防疫药剂的正常味道，出于对室友的信任，六人依次喝下了这瓶致命的剧毒农药。她们至死都不会想到，自己真诚相待、和睦相处的室友，会亲手为自己送上死亡的毒药。随后，小刘也仰头喝下农药，彻底踏上了自己策划的不归路。 短短数分钟后，高浓度甲拌磷毒药快速发作，八名女生陆续出现剧烈中毒反应，腹痛难忍、喉咙灼烧、呼吸困难、肢体抽搐、头晕昏厥，所有人都陷入了极致的痛苦、窒息与挣扎之中。按照事前的约定，全程清醒、毫无中毒的小余，开始逐一安抚痛苦挣扎的室友，不断劝说众人保持镇定、不要呼喊、不要吵闹，避免打扰其他宿舍同学休息。 不仅如此，为了缓解室友毒发后的口腔苦涩与身体不适，小余主动为众人递水漱口、亲手削苹果分给大家食用。她全程清醒地看着昔日亲密无间的室友们，在剧毒的一点点侵蚀下，逐渐丧失力气、停止挣扎、失去呼吸，看着一张张熟悉稚嫩的面孔逐渐冰冷、失去生机。她始终无动于衷、冷漠旁观，没有发出一声呼救，没有寻求一丝帮助，没有做出任何挽救行为，眼睁睁看着七条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逐一凋零。 十几分钟内，剧毒彻底侵蚀了所有人的呼吸系统与神经系统，七名女生陆续彻底丧失行动能力，再也无力挣扎、无力呼救，在极致的痛苦、绝望与无助中，逐一停止了呼吸，永远闭上了双眼。唯独策划者小刘与帮凶小余，全程清醒见证了整场悲剧。 整整一个漫长、阴森、恐怖的深夜，狭小的113宿舍内，七具冰冷的少女尸体静静躺卧，唯有小余一人清醒地陪伴其间。她熬过了整夜的死寂与阴森，情绪稳定、神色镇定，没有丝毫恐惧、愧疚与慌乱。直至次日清晨六点，其他同学发现宿舍异常、引发骚动、报警求助之时，她还若无其事地在宿舍周边走动透气，刻意伪装成无辜、不知情的旁观者，试图彻底撇清自己的所有关联。 七个鲜活灿烂、向阳而生的青春生命，就此永远定格在了1998年的寒冬深夜。她们未曾等来高考的曙光，未曾奔赴向往的未来，未曾体验人生的万般美好，最终陨落于室友的偏执自私与同伴的极致冷漠之中。这起惨烈至极的校园集体命案，被大众广泛称之为静海一中七仙女毒杀案，成为天津校园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之一。 本案的侦破流程并不复杂，证据链条完整闭环、无可辩驳，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但案件背后折射出的人性寒凉、青春教育缺失、心理认知扭曲，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一场不成熟的青春期早恋、一次普通的情感分手、一份偏执极端的脆弱心态，加上旁观者极致的麻木冷漠、盲目顺从，最终摧毁了七个幸福家庭的全部希望，酿成了无法挽回、终生遗憾的惊天悲剧。 案件后续庭审阶段，因涉案人员小刘、小余案发时均未满十八周岁，属于未成年人，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案件不予公开审理，两名涉案人员依法免于死刑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小刘、小余的监护人，以及存在管理疏漏的学校方，共同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赔付七名死者家庭丧葬费、死亡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全部相关损失。 但金钱的赔偿，永远无法挽回七条逝去的青春生命，永远无法抚平七个家庭的破碎伤痛。偏执轻生、拉人陪葬的小刘，为自己的情感脆弱、心态扭曲、自私残忍付出了终生代价；麻木冷漠、助纣为虐、见死不救的小余，也将终生背负这份沉重的血债，在无尽的良心谴责、自我折磨与世人的非议中度过余生，为自己年少的无知、盲从与冷血，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第314章 双面魔警！13 岁少女惨遭孕引 与魔鬼搏斗的人，要小心自己变成魔鬼；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世间最讽刺的从不是普通恶人作恶，而是手握执法权、身披藏蓝警服、本该守护光明的人，主动奔赴黑暗。他们终日与罪犯周旋，洞悉所有作恶的手段与漏洞，本该以此为戒、坚守底线，却在权力、金钱与私欲的裹挟下，一步步褪去正义底色，沦为比普通罪犯更狡诈、更残忍的深渊恶徒。 二十年前发生在辽宁辽阳、鞍山两地的惊天警腐大案，便是对这句话最血淋淋的印证。 案件的核心主角，是年近五十、深耕公安系统数十年、屡立战功的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付龙。 他的职业生涯里，有过冲锋一线、打击犯罪、守护一方平安的高光时刻，曾亲手抓捕横行乡里、残害幼女的强奸恶棍，将无数罪恶送入法网。可谁也不曾想到，这位人人敬畏的刑侦高官，转过身便撕下伪装，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懵懂无知的未成年少女，最终致使一名13岁初一幼女怀孕引产，酿成终生无法弥补的悲剧。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不止一己作恶，还手握公权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收受贿赂、徇私枉法，为残害八名幼女的亿万富豪脱罪，搅动两地司法系统，制造了轰动辽沈的特大司法腐败、公职人员性侵幼女大案。 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在他身上极致割裂，最终彻底颠倒。昔日护法利剑，沦为残害百姓、荼毒孩童的恶魔，让人唏嘘，更让人胆寒。 2002年，初秋的辽宁鞍山，秋风萧瑟，凉意浸透整座城市。对于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这只是平凡的初秋日常，可对于鞍山某中学初一女生小昭一家来说，2002年9月3日的夜晚，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噩梦开端。 彼时的小昭年仅13岁，刚刚踏入初中校园，还是个未经世事、心思单纯的孩子。她出生在鞍山一户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都是勤恳本分的劳动者，一辈子踏实过日子，没有复杂的人脉，也没有通天的本事，唯一的期盼就是女儿好好学习、平安长大，拥有坦荡光明的人生。 9月3日傍晚，放学归家的小昭突然给家里打来一通电话，语气乖巧，说辞寻常。她告诉父母，班里有同学生病卧床，无人照料，自己想去帮忙照看一段时间，晚点再回家。 淳朴善良的父母从未多想，在他们的认知里，女儿乖巧懂事、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是好事。他们没有追问生病同学的姓名、家庭住址，也没有叮嘱往返安全，只是简单嘱咐女儿注意安全、早点归来，便放心挂了电话。 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一通看似平常的电话，是女儿坠入深渊的前奏，那句善意的“照看同学”，是一场罪恶骗局的开端。 夜色渐深，夜幕彻底笼罩鞍山，街头路灯次第亮起，家家户户灯火温馨，可小昭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在家门口。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从傍晚到深夜，再到凌晨，彻夜未归的女儿，让小昭的父母彻底陷入了无尽的焦灼与恐慌之中。 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没有实时定位、没有短视频寻人，孩子彻夜不归，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意味着最坏的可能。小昭的父母坐立难安，一夜未眠，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可怕的猜测，满心都是对女儿的担忧。 天刚蒙蒙亮，破晓的微光还未穿透云层，来不及休整的小昭父亲，立刻叫上亲戚、小昭的叔叔，急匆匆赶往女儿就读的中学，想要询问老师、找寻女儿的踪迹。 抵达学校后，老师的一番话，让两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老师告知，当天下午，小昭并不是独自离校，而是和同班同学小文一起离开的，直至次日清晨，两个孩子都没有返校上课，行踪成谜。 得知这一关键信息，小昭父亲立刻联想到了女儿近期的变化，心底的不安愈发浓烈。小文虽然和女儿同龄，也是十几岁的孩子，却和乖巧内向的小昭截然不同。小文早早混迹社会，结交了大量闲散社会人员，沾染了诸多不良习气。 自从小昭和小文频繁来往后，原本成绩中上、听话懂事的小昭，性情大变，成绩断崖式下跌，心思不再放在学习上，整个人变得沉默怯懦、心事重重。察觉到异常的父亲，曾无数次严肃警告女儿，远离小文，断绝往来，避免被带坏跑偏。 可青春期的孩子懵懂单纯，极易被蛊惑，终究还是没能彻底斩断这段危险的交集。而此刻，两个孩子一同失踪，让小昭父亲瞬间意识到，事情绝非简单的贪玩走失，大概率是遭遇了意外。 情急之下，小昭父亲立刻拨通了小文家的电话，想要从小文家人口中打探两个孩子的下落。电话接通后，听筒那头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语气平淡，看似早已知晓一切。 不等小昭父亲详细询问，对方便主动安抚，语气笃定地表示两个孩子没事，让家属放宽心，不必过度担忧。 这番敷衍的安抚，非但没有平复小昭父亲的焦虑，反而让他更加警惕。对方太过镇定，全然没有普通人得知孩子失踪的慌乱，显然是刻意隐瞒了真相。 护女心切的小昭父亲，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愤怒与恐慌，语气骤然严厉，带着极致的急切与强硬：“你必须告诉我我女儿到底在哪！如果再不如实交代，我立刻去公安局报案！” 强硬的施压之下，对方终于卸下伪装，不再刻意隐瞒，吐出了一个让两人猝不及防的地址——鞍山市某医院门诊部。 没有丝毫耽搁，小昭父亲和叔叔立刻驱车狂奔，火速赶往医院。一路上，两人心绪纷乱，满心都是对女儿的担忧，不断祈祷孩子只是贪玩出事，并无大碍。 可当他们在医院门诊部看到许久未见的小昭，看清女儿苍白憔悴、双目红肿、眼神空洞的模样时，一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残酷真相，狠狠砸在了一家人的身上，瞬间击碎了所有期盼。 年仅13岁，尚且懵懂无知、正值豆蔻年华的小昭，竟然已经怀孕五个多月，此时此刻，正孤零零躺在医院，等待引产手术。 五个多月的身孕，意味着这场罪恶的侵害，早已悄然发生，而单纯的孩子，在恐惧与被胁迫的双重压力下，独自隐瞒了所有痛苦，默默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 13岁，本该是背着书包、无忧无虑、沐浴阳光的年纪，是尚未绽放、娇嫩无比的花蕾，是需要家人呵护、社会守护的未成年人。可这场突如其来的罪恶，彻底摧毁了她的童真，击碎了她的青春，给她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终生无法愈合的创伤。 噩耗很快传到了小昭母亲的耳中，这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得知真相的瞬间，当场悲痛欲绝，崩溃大哭。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医院走廊，满是绝望与无助。 她哭命运的不公，哭女儿命运的坎坷；哭一朵尚未绽放的鲜花，被恶人无情摧残；原本该光明坦荡的人生，从此蒙上无法抹去的污点。她更恨那个躲在暗处、泯灭人性、残害未成年幼女的恶魔，恨对方凭借卑劣的恶行，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毁掉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 极致的悲痛过后，是彻骨的愤怒。小昭母亲几度情绪失控，恨不得立刻找到作恶之人，与其拼个你死我活，为女儿讨回公道。 待情绪稍稍平复，夫妻俩强忍悲痛，温柔安抚受尽惊吓的女儿，一点点耐心追问，想要找出那个残害女儿的罪魁祸首。 起初，小昭因为长期被人胁迫教唆，内心充满恐惧，不敢吐露真相。她按照施暴者提前交代的说辞，怯生生告诉父母，自己是被一个陌生路人强行侵害，对方她并不认识。 朝夕相处的父母最了解自己的女儿，看着孩子躲闪的眼神、颤抖的身躯、满眼的恐惧，立刻识破了谎言。他们深知，女儿生性胆小懦弱，若不是被熟人胁迫、长期恐吓，绝不可能独自隐瞒如此重大的事情，更不会编造谎言包庇恶人。 在父母温柔的安抚、耐心的开导和坚定的守护之下，积压了数月恐惧、痛苦与委屈的小昭，终于彻底崩溃，放声大哭，吐露了所有被隐瞒的真相。 残害自己、致使自己怀孕的，根本不是陌生路人，而是一个被身边人称作“四哥”的男人。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夫妻俩怒火攻心，悲愤交加，第一时间整理线索，向鞍山市公安局正式报案，恳请警方彻查此案，严惩恶魔。 接警后，鞍山警方高度重视这起恶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核实受害者身份，确认小昭案发时未满14周岁，属于法定幼女范畴，任何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均构成严重刑事犯罪。 为固定铁证，警方迅速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同步提取了小昭的血液样本，以及引产胎儿的血液样本，送往专业机构进行dNA比对鉴定，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 “四哥”到底是谁？这个神秘的幕后恶魔，一时间成了案件侦破的核心关键。 办案民警顺着小昭的供述逐一排查，走访了所有曾见过“四哥”、知晓相关线索的同班女同学，层层溯源、抽丝剥茧，一点点梳理人脉链条。经过多日细致摸排、交叉核实，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 所有受害幼女与神秘“四哥”相识、接触的源头，都指向一个名叫李小菊的年轻女子。正是李小菊从中牵线搭桥，不断诱骗、胁迫在校未成年女学生，送至“四哥”身边，供其肆意侵害。 警方进一步深挖查实，李小菊无正当职业，常年混迹社会，作风恶劣，不仅自身从事非法交易活动，还专门以诱骗、胁迫幼女、出卖未成年少女处女之身牟利，手段卑劣，性质极其恶劣。 可就在警方准备对李小菊实施抓捕、彻底撬开案件突破口时，嗅觉灵敏的李小菊察觉风声不对，提前潜逃隐匿，一时间踪迹全无，让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神秘的“四哥”身份，也随之成了悬而未决的谜团，笼罩在鞍山、辽阳两地警方的心头。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藏在暗处、残害幼女的恶魔，身份竟然如此特殊，如此让人难以置信。 经过数月不懈追逃、跨省摸排、线索深挖，2002年下半年，鞍山警方终于成功将潜逃多日、隐匿行踪的李小菊抓获归案。 面对铁警审讯、确凿线索和无法辩驳的证据，走投无路的李小菊彻底放弃抵抗，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也揭开了“四哥”的真实身份。 令所有办案民警震惊、令辽鞍两地民众后续哗然的是，这个常年隐秘作恶、诱骗残害多名未成年幼女、被一众社会闲散人员尊称“四哥”的幕后黑手，竟然是时年50岁，身居高位、手握刑侦大权的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付龙。 真相曝光的瞬间，如同在辽阳市、鞍山市两地引爆了一场剧烈的舆论地震。谁也无法接受，那个身披警服、主持正义、打击犯罪、守护一方平安的公安高官，背地里竟是残害懵懂幼女、泯灭人性的双面恶魔。 而彼时的付龙，早已东窗事发，因收受巨额贿赂、徇私枉法，包庇重大奸淫幼女案犯，已然被查处关押，身陷囹圄，正在监狱中服刑。谁也不曾料到，他的罪恶远不止贪腐枉法一桩，背地里还藏着性侵幼女、残害孩童的滔天罪行。 辽宁省公安厅得知这一重磅线索后，极度重视这起公职人员知法犯法、性侵幼女的恶性案件，第一时间责成省级刑事技术部门重启鉴定流程，对小昭及胎儿的dNA样本与付龙的生物样本进行精准比对核验。 最终的dNA鉴定报告，给出了无可辩驳的铁证结论：致使13岁幼女小昭怀孕引产的犯罪嫌疑人，正是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付龙。 证据确凿、铁证如山，面对司法机关的鉴定结果、李小菊的供述、受害者的指证，付龙依旧心存侥幸，百般狡辩、拒不认罪，试图逃避刑罚、逃脱罪责。但所有的辩解，在层层铁证面前都苍白无力，根本无法掩盖他的滔天罪恶。 随着警方深入彻查，尘封多年、被刻意掩盖的一桩桩、一件件罪恶陆续浮出水面。众人这才发现，小昭的悲惨遭遇，仅仅是付龙依仗公权、肆意妄为、残害未成年幼女的冰山一角。这位昔日的公安高官，早已彻底堕落，常年隐秘性侵幼女，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每一桩罪行都令人发指、突破人性底线。 想要彻底看清付龙的堕落轨迹与完整罪恶，一切还要从2000年那场轰动一时的特大幼女被侵害案说起。 2000年8月，辽阳市知名企业家、银河工业制板公司董事长吕宗大，结识了常年混迹商圈、人脉复杂的流氓女商人刘丽娟。彼时41岁的吕宗大，事业有成、身家千万，坐拥雄厚财富，却在安逸富足的生活中私欲膨胀、心态扭曲，沉迷美色、欲壑难填。 为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吕宗大找到刘丽娟，开出优厚条件，要求她专门为自己物色年纪极小的在校女学生，且必须是未经世事的处女，供自己消遣享乐。 刘丽娟本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投机者，毫无底线与良知，面对高额报酬的诱惑，当即满口答应，彻底沦为吕宗大残害未成年少女的帮凶。此后一段时间里，她频繁穿梭于辽阳、沈阳两座城市的中小学周边，利用学生单纯、涉世未深、容易轻信他人的弱点，以交朋友、请客吃饭、赠送零食礼品、介绍兼职等各种借口，四处诱骗年幼女学生。 在刘丽娟的刻意运作下，短短数月之内，先后有八名年龄仅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的未成年女学生，被她哄骗、胁迫送至吕宗大身边，遭受非人侵害。这些孩子大多出身普通家庭，性格单纯怯懦，遭遇侵害后满心恐惧与羞耻，又被吕宗大、刘丽娟二人威逼恐吓，不敢向家人、老师吐露半个字，只能独自将痛苦深埋心底，默默承受身心双重摧残。 纸终究包不住火，滔天恶行终有败露之日。2000年10月，沈阳一名中学生放学后迟迟未归，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后紧急报警。沈阳市公安局迅速立案调查，依托线索快速追踪溯源，顺着失踪女孩的行踪轨迹，一路追查至辽阳，并在当地一家宾馆内，将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吕宗大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证据确凿。 案发后，沈阳警方依法固定全部证据，查实吕宗大涉嫌多次奸淫幼女，受害人数多达八人，案情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已经触及死刑量刑标准，当即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深谙律法的吕宗大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犯下的是必死重罪。一旦依法审判，等待他的唯有死刑结局。坐拥千万身家、事业正值巅峰的他，极度贪恋财富与自由，不甘心就此覆灭。为了拼死搏一条生路，他不惜重金铺路，拿出一百六十万巨款，托付身边的人脉关系，想方设法打通辽阳公安系统的关节，企图颠倒黑白、脱罪脱身。 吕宗大的人脉网中，时任辽阳市农村信用社木鱼石营业部主任的张红，是他相交多年的铁杆好友。收到吕宗大的求救诉求后，急于捞人的张红第一时间找到了身居高位、主管全市刑侦工作的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付龙，恳请他出手相助，将吕宗大的案件从沈阳警方接手划转至辽阳本地办理，利用职权为吕宗大开绿灯、网开一面，抹平所有犯罪事实。 彼时的付龙，手握刑侦大权，在辽阳公安系统深耕多年，话语权极重，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几乎都要经他把控审批。面对好友的求情，再加上巨额利益的暗中许诺，早已被贪欲腐蚀心智的付龙，毫无犹豫地突破了执法底线。他没有丝毫秉公办案的坚守，反而主动指点操作门路，让张红直接对接辽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赵克木，由基层干部具体运作案件翻盘事宜。 得到付龙的默许授意后，张红立刻联合吕宗大的另一位挚友、辽阳嘉鹏皮革公司经理刘伟，二人以付龙的权势为靠山，频繁出入警局，暗中向赵克木输送好处，前后两次共计行贿三十五万元。在金钱的开路之下，原本铁证如山、毫无翻盘可能的重大奸淫幼女案，竟真的被顺利划转管辖权，由沈阳市公安局正式移交辽阳市公安局全权处理。 案件落地辽阳后，一场系统性的司法造假、徇私枉法闹剧正式上演。刑侦支队长赵克木彻底沦陷在利益之中，又拉拢了同样贪赃枉法、收受十万元贿赂的市公安局侦控大队大队长孙万才，二人抱团勾结，带领多名涉案民警，全力为死刑罪犯吕宗大“洗白”。 他们肆意践踏司法公正，无视受害者的血泪与真相，将所有工作重心放在伪造证据、篡改卷宗、推翻供词上。一方面，他们层层施压，授意下属办案人员按照预设的虚假结论整理材料、篡改案件细节；另一方面，他们主动找到多名受害幼女的家属，以金钱利诱、言语威胁的方式威逼施压，哄骗、胁迫未成年受害者推翻此前的真实供述，谎称双方是自愿交往，不存在侵害行为。 整个辽阳公安系统的部分公职人员，在付龙的主导下，彻底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把包庇罪犯、制造假案当成了首要工作，全然不顾受害孩童的一生，无视法律尊严与社会公理。 在一众人为吕宗大奔走运作的过程中，刘伟特意在辽阳一家高档宾馆约见付龙，当面汇报案件进展。会面结束、二人临别之际，刘伟在付龙的专属轿车内，悄悄将三十万元现金交到他手中，作为主导办案、包庇脱罪的核心酬劳。 手握巨款、掌控全局的付龙，彻底沦为黑恶罪犯的保护伞。在他的统筹安排、层层授意之下，短短数日，多名涉案民警通力配合，硬生生将一桩证据确凿、情节极其恶劣的连环奸淫幼女大案，篡改、伪造成了无犯罪事实的普通纠纷。整套虚假卷宗、洗白材料层层完善，最终顺利送至付龙案头，只待他签字批准，便可将罪大恶极的吕宗大无罪释放。 老奸巨猾、深谙官场规则的付龙，并没有一时冲动直接签字放人。他十分清楚，吕宗大案件影响恶劣、受害人数众多，社会关注度极高，若是直接无罪释放，必然引发舆论哗然，极易暴露整套徇私枉法的黑幕，给自己引来灭顶之灾。 思虑再三，他精心谋划了一套稳妥的脱罪方案，分两步彻底洗白吕宗大。第一步，先以证据不足为由，为吕宗大办理取保候审，让其暂时脱离羁押，稳住社会舆论、麻痹外界视线；第二步，待风声过后、舆论平息，再通过司法程序彻底撤销案件，判定吕宗大无罪，彻底摘除其所有罪名。 这套周密的操作，完美规避了即时风险。就这样，一个残害八名未成年幼女、罪该万死、本该依法判处死刑的恶魔，在公安副局长付龙的保驾护航、重金运作、权力包庇之下，堂而皇之地重获自由，继续以知名企业家、社会成功人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活跃在辽阳的商界与社交圈，丝毫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司法腐败，严重践踏了法律底线，刺痛了无数正义民众的内心。无数知情群众看在眼里、怒在心头，纷纷自发写信上访，层层递交材料，直达中央相关部门，实名举报辽阳市公安局部分领导贪赃枉法、包庇重罪罪犯、践踏司法公正的恶劣行径。 案件的异常处置方式，很快引发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针对群众举报的线索，中央迅速作出专项查办指示，要求辽宁省纪委、政法系统成立联合专案组，彻查辽阳公安系统的腐败乱象与涉黑问题。 2002年4月5日，省级专项专案组正式进驻辽阳，全面开展扫黑除恶、整治政法队伍腐败的专项查处工作。随着专案组深挖彻查，吕宗大案件背后的所有黑幕、权钱交易、司法造假细节被逐一扒出，所有虚假证据全部被推翻，案件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 吕宗大的脱罪保护伞彻底崩塌，罪行完全暴露，而再无回天之力。与此同时，主导整场徇私枉法闹剧的幕后核心付龙，也因包庇重罪罪犯、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彻底东窗事发，轰然落马，锒铛入狱。 很少有人知道，落马前的付龙，并非生来就是恶魔。他的人生轨迹，曾是无数公安民警的榜样，拥有无比光明的开局。 1951年出生的付龙，籍贯黑龙江黑河市，早年踊跃参军，一身戎装保家卫国，锤炼出坚毅果敢的性格。退伍转业后，他顺利进入辽阳市公安局，正式开启公安职业生涯。 入职初期的付龙，始终坚守军人本色、牢记从警初心，恪尽职守、冲锋在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治安复杂、刑事案件高发的环境下，他不畏凶险、出生入死，常年奋战在刑侦一线，侦破了多起重特大刑事案件，抓捕了无数暴力犯罪分子，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多次立功受奖，深得组织信任、同事认可和群众好评。 凭借实打实的功绩，付龙一步步从普通民警被提拔重用，仕途一路顺遂。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复杂多变，各类新型犯罪滋生蔓延，刑事犯罪案件大幅攀升，社会治安压力陡增。关键时刻，组织破格重用付龙，任命他为辽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将全市刑侦打击工作的重任交到了他手中。 手握重权后的付龙，一度是辽阳刑侦战线的标杆人物。1999年1月，组织再次破格提拔，将他晋升为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核心的刑侦工作，手中执法权力达到人生顶峰。 组织的栽培、人民的信任、肩上的警徽与手中的权杖，本该时刻警醒他坚守初心、秉公执法、惩恶扬善、守护一方平安，用手中权力守护百姓、打击犯罪、回报社会。可谁也未曾想到，权力的攀升、地位的提高，不仅没有让他坚守底线，反而彻底冲昏了他的头脑。 长期身处权力中心，日日面对金钱诱惑、圈层拉拢，付龙的初心逐渐被贪欲吞噬。他渐渐迷失自我，摒弃了从警誓言，背弃了人民重托，将公权力视为谋取私利、换取财富和享乐的工具。 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付龙彻底沦为辽阳当地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一众私企老板、黑道头目、社会闲散大佬纷纷主动靠拢、刻意攀附，争相与他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些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笼络收买这位公安高官，借用他手中的公权，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驾护航、规避打击。 长期混迹于灰色圈层、夜夜酒局应酬、日日被阿谀奉承包裹，付龙的思想彻底蜕变。他渐渐丧失了公安领导干部该有的政治底线、职业操守和人格尊严，与一众不法富商、黑恶势力厮混在一起，同吃同乐、利益捆绑，彻底沦为黑道势力在公安系统的官方代理人。 金钱喂饱了他的贪欲，圈层腐蚀了他的底线，而身边人的刻意蛊惑，最终将他彻底推入纵欲犯罪的深渊。一众依附他的老板深知付龙手握大权、无所顾忌，也摸清了他内心的私欲与贪婪，开始在生活上刻意拉拢、精准投喂，想方设法拉他彻底下水，绑定利益共同体。 酒足饭饱、氛围暧昧的酒局过后，时常有人在付龙耳边刻意吹风，不断蛊惑他放纵享乐：“现在世道开放，你有权有势，什么都不缺，这辈子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好好享受享受。你年近半百，该找点乐子，别白白浪费了手里的权力和地位。” 起初，付龙尚存一丝残存的法制意识，清楚侵害幼女是重罪，是泯灭人性的恶行，心中尚有顾虑，刻意推脱。可身边人不断拿吕宗大的案例洗脑蛊惑：“吕宗大玩了那么多小姑娘，照样平安无事、风生水起，有你保驾护航，谁敢查你、谁敢治你的罪？” 日复一日的洗脑吹捧，让付龙彻底膨胀、目无法纪。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扭曲的特权思想，自认身居公安高位，手握执法定罪大权，只有他定别人罪的份，无人敢查他、无人敢动他，彻底凌驾于法律之上。 见付龙心思动摇、防线瓦解，身边的狐朋狗友顺势包揽所有脏活，主动表示一切对接、物色、哄骗事宜全部由他们负责，无需付龙费心，只等他享受便可。 自此，付龙彻底卸下所有心理负担，开启了自己隐秘、扭曲、泯灭人性的罪恶之路，常年借助中间人李小菊，专门物色未成年在校幼女，满足自己的变态私欲。 2002年2月末，初春的辽宁依旧寒意凛冽，一名年仅十三岁的女学生小丽，成为了付龙肆意作恶的又一名受害者。 在李小菊的授意安排下，同学小玲主动找到小丽，直白询问她是否愿意通过特殊方式换取几千元报酬。心思单纯、三观未成型的小丽，本能地察觉到事情不妥，当即果断拒绝，守住了底线。 初次邀约被拒，利欲熏心的李小菊并未就此罢休。为了讨好付龙、赚取好处费，她执意要将小丽哄骗到手。2002年3月初，时任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付龙，专程前往鞍山市入住某宾馆，随即联系李小菊，责令其立刻物色合适的处女幼女送至自己住处。 接到指令的李小菊，立刻安排小玲再次出击。二人搭乘出租车专程守候在学校门口，待小丽放学走出校门后，小玲以结伴游玩为借口，哄骗单纯的小丽上车。涉世未深的小丽毫无防备，就这样被二人顺利控制，带离了校园。 车上，李小菊仔细打量小丽清秀稚嫩的模样，确认其符合付龙的要求后，直接将车辆开往付龙入住的宾馆，将这名十三岁的懵懂少女，强行带到了恶魔的房间。 初见身材高大、面色凶狠、眼神阴鸷的付龙，年幼的小丽心生畏惧、浑身紧绷，满心都是不安与惶恐。她只是个懵懂孩童，根本不懂所谓的“相处”暗藏的罪恶，更不知道自己即将遭遇灭顶之灾。 为了方便作恶，李小菊假意安抚小丽，哄骗她进入卫生间洗漱整理。待小丽洗漱完毕，李小菊瞬间撕下伪装，粗暴控制住懵懂的女孩，不顾她的挣扎抗拒，强行褪去其衣物，将无助的小丽控制在客房床上。 做完这一切，李小菊与小玲迅速躲进卫生间回避，将毫无反抗之力的幼女，独自留在房间内，留给年近五十的付龙肆意侵害。 压抑已久的付龙，彻底暴露恶魔本性，对惊恐万分、瑟瑟发抖的小丽实施了侵害。剧烈的不适与突如其来的伤害，让年幼的小丽瞬间崩溃，一边放声痛哭，一边奋力挣扎反抗，用尽全身力气推开压在身上的恶魔，双手慌乱挥舞，在付龙的胸口抓出数道血痕。 强烈的反抗让付龙的恶行被迫中断，小丽趁机挣脱，哭着冲进卫生间寻求庇护。面对李小菊的质问，满心恐惧与屈辱的小丽，坚决不肯再回到房间。得知小丽竟然抓伤了付龙，李小菊勃然大怒，当场掌掴小丽，厉声呵斥辱骂。 这一次，因为女孩的激烈反抗，付龙的恶行中途终止，小丽侥幸躲过了更深的伤害。但这次惊魂的遭遇，给她的心灵留下了终生无法抹去的阴影，恐惧与自卑伴随了她很多年。 本该心怀敬畏、知错收手的付龙，丝毫没有从这次未遂的恶行中警醒忏悔。女孩的反抗、无辜者的泪水、人性的底线、法律的威严，全都无法约束早已彻底黑化的他。这次受挫反而让他愈发偏执疯狂，变本加厉地寻觅新的受害者，继续放纵自己的变态私欲。 同样是2002年3月，付龙勾结另一名堕落的公安干部，辽阳市公安局分管经侦、税侦工作的副局长吴宗凯，一同前往鞍山某酒店入住，二人各开一间客房，提前联系李小菊，责令其快速物色多名幼女，供二人享乐。 接到高官指令的李小菊，立刻安排长期被自己操控、胁迫的未成年女孩小文，火速拉拢身边的同学前来。年仅十三岁的小文，长期被李小菊威逼控制，早已身不由己，只能乖乖听从安排。 小文第一时间找到同班同学小昭，哄骗她一同前往李小菊家中。性格怯懦的小昭本想拒绝，但小文随即拿出李小菊的名头施压，告知她不听话必然会遭到报复。在当时一众学生的认知里，混迹社会的李小菊手段狠厉、人脉极广，无人敢招惹。满心恐惧的小昭，为了避免被报复，只能被迫妥协，跟随小文前往。 抵达李小菊住处后，李小菊粗暴褪去小昭身上的校服，为她换上一身成人运动装，刻意抹去学生的青涩模样，随后带着小昭和小文连夜赶往酒店，将两个十三岁的未成年女孩，分别送给了付龙与吴宗凯。 身高一米八的吴宗凯，看着满脸稚气、身形单薄、明显尚未成年的小文，假意流露一丝恻隐，口中念叨着孩子年纪太小、于心不忍，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顿，迅速褪去小文的衣物，无视孩子的恐惧哭泣，强行实施了侵害。同为公安副局长的他，和付龙一样，彻底背弃了警徽誓言，沦为摧残孩童的恶魔。 而在另一间客房内，小昭迎来了自己一生的噩梦。付龙故技重施，哄骗小昭洗漱整理，待孩子洗漱完毕后，便意图实施侵害。满心恐惧、浑身颤抖的小昭死死攥着衣服，哭闹不止、拼命抗拒。 为了彻底制服这个年幼的孩子，付龙与赶来帮忙的李小菊联手，强行控制住哭泣挣扎的小昭，无视她的哀求与泪水，硬生生摧残了这个十三岁的幼女。 那一夜的折磨，成了小昭终生无法挣脱的梦魇。自此之后，原本乖巧开朗的她彻底变了一个人，整日活在恐惧、羞耻与抑郁之中，精神恍惚、夜不能寐，时常在深夜惊醒痛哭，身体状态急剧下滑，大病一场，身心遭受了毁灭性的创伤。 她默默隐忍了五个多月，直到身体出现明显异常，被家人发现早已怀有身孕，这场被刻意掩盖的罪恶，才终于得以曝光，让恶魔的罪行浮出水面。 经后续警方彻查，付龙的作恶不仅频次高、受害者多，且有着极度扭曲的癖好，作恶手段极其恶劣。他对侵害对象有着严苛的要求，只挑选未经世事的未成年处女幼女，每次作案前，都会让中间人李小菊提前核实确认，确保受害者符合他的变态标准，才会实施侵害、支付报酬。 更为丧心病狂的是，单一的侵害已经无法满足他日益膨胀的变态私欲，他还多次指使李小菊同时物色两名幼女，供自己同时玩乐施暴。曾有一次，李小菊找来两名年仅十三岁的幼女小林和小文，一同送至付龙身边。 面对两名懵懂无知、满心惶恐的未成年孩童，付龙毫无怜悯之心，肆意轮流摧残两个孩子，将人性的丑恶、恶魔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人神共愤。 最具讽刺、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在付龙隐秘作恶、肆意摧残幼女的那两年时间里，他依旧顶着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负责人的光环，光明正大地主持全市刑事案件侦破工作。 2000年至2002年期间，辽阳市境内接连发生多起入室抢劫、强奸恶性案件，其中包含多起侵害幼女的恶性罪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百姓人心惶惶。当地公安迅速成立专项专案组，而付龙正是专案组核心一把手，全权主导案件侦破工作。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亲自坐镇指挥、一线督办，最终成功将一名累计作案105起、多次性侵幼女的连环恶魔抓捕归案，让这名作恶多端的罪犯受到法律严惩。 全城百姓都在为这位副局长的雷霆手段点赞，称赞他为民除害、守护平安，无人知晓，这位抓捕恶魔的护法高官，背地里竟是和案犯同类、甚至更加肆无忌惮的恶徒。他亲手抓捕作恶者，自己却在暗处复刻着更卑劣的罪恶，一边审判罪犯，一边沦为罪犯，堪称司法史上最荒诞的黑色讽刺。 就在付龙沉浸在权力、金钱、私欲构筑的黑暗泥潭中，肆无忌惮、疯狂作恶之时，辽宁省纪委、省级政法部门联合组建的打黑反腐调查组，正式进驻辽阳市，全面开展政法队伍整顿、扫黑除恶、查处司法腐败的专项工作。 察觉风声收紧、严查来袭的付龙，瞬间收敛了所有恶行，暂停了鞍山、辽阳两地的隐秘作恶，重新穿上庄严的警服，端起副局长的姿态，装出公正严明、勤勉履职的模样，混迹在公职人员队伍中，继续蒙蔽群众、伪装正义。 但所有的伪装都是徒劳，所有的罪恶终会曝光。这场专项整治，不仅彻底撕开了辽阳公安系统的腐败黑幕，也一点点扒出了付龙所有徇私枉法、贪腐受贿、性侵幼女的滔天罪行。庄严的警服被彻底脱下，正义的假面被彻底撕碎，藏在光环之下的恶魔原形，赤裸裸暴露在阳光之下。 随着调查持续深入，关联案件层层爆出，2004年7月6日，备受全省关注的辽阳“405”刘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核心人物刘伟，1962年出生，原辽阳嘉鹏皮革有限公司经理，曾任灯塔市人大代表，披着企业家、人大代表的光鲜外衣，实则是当地黑社会组织的核心头目。 经法院审理查明，刘伟领导的黑社会组织，长期在辽阳一带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为稳固势力、谋取暴利，组织、指使手下成员实施了大量违法犯罪行为，涵盖故意伤害、诈骗、妨害作证、介绍贿赂、强迫交易、窝藏罪犯、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等多项重罪。 该团伙最核心的牟利手段，是垄断河北黎县流矢镇至辽阳通二普镇的皮货运输专线，通过暴力打压、恶意排挤、胁迫交易等方式，独占整条产业链，常年攫取巨额非法财富，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为了长久存续、规避打击，刘伟刻意向政治领域渗透，通过运作在1997年成功当选灯塔市人大代表，获取政治身份作为护身符，全力搭建“黑金+权力”的保护伞网络，为自己和团伙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保驾护航。 多年来，该团伙肆意欺压百姓、暴力敛财、为祸一方，严重扰乱了当地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治安稳定，让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庭审结束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刘伟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而这起涉黑大案的庭审审理，成为了撬动吕宗大、付龙整条罪恶利益链的关键支点。落网后的刘伟，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自身刑罚，主动检举揭发了重大陈年旧案，直接供出了当年轰动一时、被人为抹平的吕宗大奸淫幼女大案，以及背后整套权钱交易、司法包庇的完整黑幕。 随着刘伟的检举揭发，吕宗大的所有恶行被重新深挖彻查，这位一度被付龙成功洗白、逍遥法外两年的亿万富豪，彻底无处遁形。 回溯吕宗大的个人履历，他出身普通，1980年参加工作，进入辽阳市银河工业制版厂务工，凭借勤恳与能力逐步晋升，1991年进入工厂三产部门负责经营，1997年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后，成为核心管理层人员。2001年，他全力参与企业资产重组，斥资入股，最终坐稳了公司董事长的位置，积累了超两千万的个人资产。 他拥有大专学历，专业为工业企业管理，2000年还专门前往清华大学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培训，眼界、能力、资源都远超普通人。案发前，他与妻子结婚近二十年，家庭看似和睦，还有一名十八岁的儿子，事业、家庭看似圆满顺遂。 可富足安稳的生活，没有让他知足惜福，反而让他私欲膨胀、精神空虚、心态扭曲。常年往返沈阳、辽阳两地做生意的他，结识了37岁的湖南籍女子刘丽娟。刘丽娟摸清吕宗大财大气粗、贪图美色的弱点后，刻意迎合讨好，主动攀附，希望借助他的资源承接工程、谋取利益。 各取所需的二人迅速达成肮脏交易：刘丽娟为吕宗大物色未成年少女，吕宗大为刘丽娟提供工程资源、金钱报酬。自此，一场持续数年、残害多名幼女的罪恶链条正式形成。 2000年起，刘丽娟亲自出手，先后诱骗劫持八名十二至十三岁的在校女学生，送至辽阳各地宾馆，供吕宗大肆意侵害。每一次作恶后，吕宗大都会给予受害者少量金钱封口，威逼恐吓不准对外声张，让孩子们默默承受伤害。 2000年10月11日，沈阳一名女学生李某中午放学迟迟未归，家属报警后，沈阳警方快速侦查，跨市奔赴辽阳，当场抓获正在实施犯罪的吕宗大与中间人刘丽娟，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落网后的吕宗大，在后续采访中极尽虚伪、假意忏悔，将自己的滔天罪行轻描淡写地归咎于“自我要求不严、工作压力过大、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声称自己一时糊涂、心生玩乐念头，直言“悔不当初、太过不值”。 他不断标榜自己重视事业、珍惜家庭、深耕企业多年，试图博取同情、减轻罪责，字字句句皆是虚伪推脱，从未真正愧疚过被他摧毁的八名未成年幼女的人生。 除此之外，审理中还爆出更多细节，足以见证吕宗大的猖狂与无法无天。在沈阳羁押期间，他不惜花费两万元重金，收买看管自己的协勤人员袁某，借用对方手机偷偷与外界好友联系，通风报信、安排关系、策划脱罪，试图继续搅动权力链条、逃避法律制裁。 这名被收买的协勤人员袁某，事后因涉嫌妨害作证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为自己的贪小利、枉法失职付出了沉重代价。 吕宗大的好友张红得知其被羁押后，第一时间联动各方人脉，集结了辽阳市工商局贸易分局原局长刘某、皮革大亨刘伟等人，组成专门的“捞人团队”，分工协作、四处疏通关系，重金贿赂公安系统干部，全力为吕宗大抹平罪行。 经查实，该团队累计行贿金额巨大：向刑侦支队长赵克木行贿三十五万元，向副局长付龙行贿三十万元，向侦控大队大队长孙万才行贿十万元。在重金开路、权力包庇之下，2000年12月，罪该处死的吕宗大成功办理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逍遥法外近两年。 为感谢刘伟等人的倾力相助，吕宗大累计支付一百六十万元的巨额酬劳，彻底坐实了这场权钱交易、司法包庇的肮脏黑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2年，随着刘伟涉黑大案全面侦破，整条利益链被连根拔起，吕宗大的陈年罪行被全部挖出。同年12月25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吕宗大案一审宣判，认定其奸淫幼女罪名成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随着吕宗大案件尘埃落定，当年所有参与徇私枉法、受贿包庇的公安干警全部被追责查处。经法院审理认定：付龙受贿三十万元，主导包庇重罪罪犯；赵克木受贿三十五万元；孙万才受贿十万元，三名公安系统核心干部全部被判刑，其中赵克木、孙万才分别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其余多名涉案民警、公职人员均依法获刑。 而隐藏最深、罪行最重的付龙，除包庇罪、受贿罪之外，性侵幼女、致使幼女怀孕引产的滔天罪行被彻底查实，这位双面魔警的所有罪恶，终于完整曝光在司法与民众面前。 2004年12月22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付龙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经法庭审理查明，付龙身兼公安副局长重任，本应秉公执法、守护百姓，却知法犯法、顶风作案，多项罪名成立：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四十万元，为重大刑事罪犯徇私枉法、开脱罪责；多次性侵、嫖宿多名未成年幼女，侵害两名幼女身心健康，造成一名十三岁幼女怀孕引产的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法院最终以受贿罪、强奸罪、嫖宿幼女罪数罪并罚，判处付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八名涉案公职人员、社会涉案人员，均根据各自罪行，依法判处刑罚与罚金。 同案的关键从犯、中间人李小菊，因协助付龙实施性侵、多次诱骗未成年幼女供他人侵害、引诱幼女卖淫，罪行极其恶劣，被法院以强奸罪、引诱幼女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一审宣判后，自知罪责深重的付龙不甘心落幕于此，心生侥幸、提出上诉，企图通过二审改判、减轻刑罚。 2005年3月14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严谨二审审理，全面核查案件事实、证据链条、量刑标准后，最终作出终审裁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依法驳回付龙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这场轰动辽沈、跨越数年的公安高官双面作恶、司法腐败、侵害幼女惊天大案，彻底尘埃落定。 第315章 他把饭盒揣胸口暖给妻子，却撞死情敌被判死刑 1988年深秋的山城重庆，雾气总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裹着一股子麻辣火锅的香气，慢悠悠地飘散在每一条街道的上空。 这个星期天难得放晴，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挤出一小片光亮，温温软软地洒在鹅岭公园的石板路上。公园里的黄葛树还没开始落叶，那些宽大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投下斑驳的光影。 酒店会计萧平倚在一棵老黄葛树下的石凳上，整个人被裹在男朋友宽大的警用冬装里。那件藏蓝色的警用大衣对娇小的她来说实在太大了，领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正望着远处嘉陵江上缓慢移动的船影出神。 吴苑坐在她身边，一只手臂很自然地揽着她的肩膀。他是重庆市某公安局的青年民警，浓眉大眼，因为常年出操训练，身板挺得笔直，即便坐着，腰背也不见半分松懈。他今天没穿警服，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里头是妻子是女朋友亲手织的高领毛衣，灰色的，领口处有一个小小的菱形花纹，针脚细密匀称，一看就是费了心思的。 深秋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凉丝丝的水汽。吴苑侧过头，看着怀里这个安静的女孩，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平平，”他开口，声音不大，却说得很郑重，“咱们是不是该把咱们俩的事儿~~” 话没说完，一根纤细的手指就轻轻抵住了他的嘴唇。 萧平抬起头，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睛此刻格外认真。她看着吴苑，一字一句地说：“吴苑，世间缘分天注定。我认定了你，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 她顿了一下，脸上浮起一层薄薄的红晕，像是被秋风染红的，又像是被心底那团火暖的。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了树上的鸟雀：“我听你的。” 吴苑愣了一瞬，然后心底的狂喜像开闸的洪水，一下子涌遍了全身。他紧紧握住萧平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做账有些凉，指尖细长，骨节分明，此刻正轻轻地颤抖着。 “那...咱们把婚期定在元旦，行吗？”他的声音因为激动微微发颤。 萧平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垂下去，嘴角的弧度却怎么也压不住：“你说了算。” 就这四个字，简简单单，温温柔柔，却让吴苑这个在警队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硬汉鼻子一酸，差点没掉下泪来。他一把将萧平搂进怀里，搂得那样紧，仿佛要把这个可人儿揉进自己的骨血里。公园里几个晨练的老人路过，笑呵呵地看着这对旁若无人的年轻男女，不住地点头。 “这就算求成了？”吴苑把下巴搁在萧平的发顶，声音闷闷的。 萧平没回答，只是把脸更深地埋进他的胸口。那件灰色毛衣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儿，还有阳光晒过之后温暖干燥的气息，让她觉得无比安心。 就在这个深秋的午后，在嘉陵江千帆过尽的背景里，在黄葛树斑驳摇曳的树影下，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1989年元旦，山城重庆在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虽然南方的雪不像北方那样铺天盖地，但细细碎碎的雪粒子夹在寒风里，打在脸上还是生疼。 吴苑和萧平的婚礼就定在这一天。 婚礼是在萧平父母家那个不大的院子里办的。虽然两家日子都不算富裕，但双方老人咬咬牙，还是凑钱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院子里摆了好几桌酒席，大红喜字贴满了门窗，连院子里那棵歪脖子石榴树上都系上了红绸带，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吴苑的同事们来得最多，清一色的小伙子，个个穿着整齐的制服，往那一站，英气逼人。萧平的同事姐妹们也不甘示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叽叽喳喳地闹着要红包。 爆竹声一阵接着一阵，红纸屑落了满地，混在雪水里，把整个院子染成了喜庆的红色。萧平穿着一身大红色的棉袄，头上别着几朵红绒花，被姐妹们簇拥着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吴苑的眼睛一下子就看直了。 他的平平今天真好看。 不是那种珠光宝气的好看，而是一种干干净净、温温柔柔的好看。红色的棉袄衬得她皮肤越发白皙，一双杏眼含羞带怯地望着他，眼波流转间，全是说不尽的情意。 “新郎官，看傻了？”旁边有人起哄。 “新娘子也太漂亮了吧，吴苑你小子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啊！” 吴苑回过神来，大步走上前去，当着满院子亲戚朋友的面，一把将萧平横抱了起来。萧平“呀”了一声，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脸上飞起两朵红云，比那红棉袄还要艳上三分。 在震天的爆竹声和此起彼伏的欢笑声中，吴苑抱着他的新娘，一步一步走过洒满红纸屑的青石板路，走进了贴满大红喜字的洞房。 闹洞房是免不了的。一群年轻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变着法儿地折腾这对新人。又是让咬苹果，又是让喝交杯酒，又是让唱情歌。吴苑平时话不多，被闹得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却始终把萧平护在身后，替她挡酒，替她解围，那副笨拙又认真的样子，惹得萧平在一旁抿着嘴偷偷地笑。 等闹洞房的人终于散了，已经是深夜了。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世界突然安静下来。窗外的爆竹声还在零星地响着，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红烛的光摇曳着，把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温暖朦胧的光晕里。 吴苑转过身，看着坐在床沿上的萧平。她已经摘了头花，一头乌黑的长发散落下来，衬着那张红扑扑的小脸，美得不像真的。 他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很小，很软，指尖却凉凉的，他握住之后就不肯松开，想用自己的体温把它捂热。 “萍萍，”他开口，声音低沉而郑重，像是宣誓一样，“你是我的挚爱。我会对你，对这个家负责。我将为你付出我的所有，让你一生幸福。” 话还没说完，萧平忽然抬手，用双手捂住了他的嘴。 烛光在她眼睛里跳动，像两簇小小的火焰。她看着吴苑，眼眶慢慢地红了，然后，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下来。 不是伤心，是太高兴了，高兴到不知该怎么表达。 她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等到了这个男人，等到了这个她可以托付一生的承诺。 吴苑慌了，手足无措地去给她擦眼泪，粗糙的指腹小心翼翼地拂过她细腻的脸颊，一边擦一边说：“怎么哭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萧平摇摇头，把脸埋进他的掌心，声音闷闷的：“没，你没说错。我就是——太高兴了。” 新婚的日子，甜得像浸在蜜罐里。 每天早上，吴苑都会早起，轻手轻脚地洗漱，生怕吵醒还在熟睡的萧平。出门之前，他会把早饭做好，稀饭、馒头，有时候还会炒一个简单的菜，用盘子扣在桌上，旁边压一张纸条：“平平，饭在锅里，我在心里。” 萧平每次看到这张纸条，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日子虽然清贫，但两个人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把平淡的柴米油盐过出了诗的味道。 要说起来，也不是没有烦恼。 萧平工作的酒店离家很远，在重庆这座出了名的“4d魔幻城市”里，通勤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明明看着直线距离不过几公里，真要坐公交车，得倒三四趟，爬上爬下几百级台阶，弯弯绕绕一两个小时才能到。 有一次萧平开玩笑说：“在重庆，你以为你在一楼，抬头一看，嚯，十八楼。你以为距离只有五米，走过去一看，得，先爬四百个台阶吧。” 吴苑听了心疼，就在公安局机关里找了个机会，申请调到了驾驶员岗位。这样工作时间相对灵活，每天下班后，要么早早回家把饭菜做好等着萧平回来，要么就开着车去酒店接她。 重庆的冬天，湿冷湿冷的，那种冷是渗进骨头缝里的，穿再多衣服都挡不住。萧平有时候加班，八九点钟才能下班。吴苑就把做好的饭菜装在保温饭盒里，怕不够暖，又用大棉袄裹着，揣在胸口，一路小跑着去接她。 到了酒店门口，他通常不会进去打扰她工作，就站在外面等着。寒风里，他裹着棉衣，怀里揣着给妻子的饭菜，像一座沉默的山，稳稳地立在那里。 萧平从酒店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他。 “冷不冷？”她每次都会这么问。 “不冷，你快吃，还热着呢。”他总会这么回答，然后揭开棉袄，从怀里取出那个还带着体温的饭盒，递到她手上。 饭盒打开，热气腾腾地冒出来，饭菜的香味儿在寒冷的空气里散开。萧平就站在路灯下，就着昏黄的灯光吃饭，吴苑就在旁边看着，不时替她拢一拢被风吹散的头发。 这样的场景，萧平的女同事们都看在眼里，一个个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你看看人家平平找的男朋友，又是公安民警，人还对她那么好！” “就是，我家那个，让他来接我一次都嫌远，更别说做好了饭揣在怀里送过来了！” 萧平听着这些话，心里甜丝丝的，嘴上却只说：“哎呀，他也就是闲的。” 但每次回到家里，她都会搂着吴苑的脖子，认认真真地说：“苑，你真好。我这辈子做了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你。” 她不止一次地说：“下辈子我还做你老婆。” 吴苑就笑，伸手刮她的鼻子：“行，下辈子我还娶你。” 1991年2月，他们的女儿欣欣出生了。 孩子出生那天，吴苑在产房外面来回走了不知道多少圈，掌心全是汗。等护士抱着那个粉嫩嫩的小团子出来，说“母女平安”的时候，这个一米八几的汉子腿一软，差点没跪在地上。 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女儿，那小小的一团，皱巴巴的，看不出像谁，但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心被填得满满的，满到快要溢出来。 “平平，我们有女儿了。”他趴在萧平床边，声音哽咽。 萧平虚弱地笑着，看着丈夫笨手笨脚地抱着孩子的样子，眼睛里全是温柔。 一家三口，多好。 可这份幸福，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一纸诊断书打得粉碎。 欣欣满月体检的时候，医生听了听孩子的心脏，脸色变了。又安排了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那天，主治医生把吴苑叫到了办公室。 “你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句话像一把铁锤，狠狠地砸在吴苑的心口上。 他不知道那天是怎么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的，只记得走廊那么长，他走了很久很久，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他想抽烟，摸遍了口袋才想起来，萧平怀孕以后他就戒了。 他在医院的花坛边坐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然后走回了病房。 “医生怎么说？”萧平抱着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 吴苑笑了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没事，就是孩子体质弱一些，以后精心照顾就是了。” 他没说实话。他不想让萧平担心，不想让她在月子里就承受这样的打击。他想，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可老天爷似乎铁了心要为难这对小夫妻。 接下来的几年里，厄运像赶集一样，一桩接着一桩地找上门来。 欣欣的病时好时坏，三天两头跑医院，打针输液是家常便饭。每次孩子扎针的时候哭得撕心裂肺，萧平就跟着掉眼泪，吴苑就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哄妻子，左手拍着女儿，右手揽着妻子，自己眼眶红红的，却硬是一滴泪都没掉过。 孩子的事还没理顺，双方老人的身体也开始出问题。 先是吴苑的母亲，查出了贫血和胃出血。紧接着吴苑的父亲，又得了肠梗阻。这边还没消停，萧平的母亲——吴苑的岳母，冠心病和气管炎同时发作。而萧平的父亲原本就有脉管炎，左腿已经开始溃烂，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有恶化的趋势。 全家七口人，五个病人。 这日子，怎么过？ 萧平有时候深夜醒来，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眼泪就无声地往下掉。她不是没想过放弃，不是没想过抱怨，可每次话到嘴边，看到吴苑那张疲惫却依然温和的脸，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而吴苑，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他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他的工资不高，要养孩子，要给老人看病，要还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那件深蓝色的夹克穿了好几年，袖口都磨毛了也舍不得换，却总是想办法给萧平买她爱吃的橘子，给孩子买必要的营养品。 他从来没忘记结婚那天晚上对萧平的承诺：要对妻子负责，要对这个家负责。 有一回，欣欣突然发病，小脸发紫，呼吸急促，吓得萧平手足无措，打电话到吴苑单位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 吴苑放下电话就往家赶，一路上闯了两个红灯，到家的时候满头大汗。他一把抱起孩子，另一只手拉着萧平，飞奔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医院跑。 急诊室的走廊里，他抱着孩子坐在长椅上，萧平靠在他肩膀上，两个人就这么等着，谁都没有说话。 老话说得好，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欣欣住院的第二天，萧平的父亲病情加重，也住进了同一家医院。 一个在儿科，一个在外科。 吴苑就像一只陀螺，被命运的大鞭子抽得不停地转。早晨先去儿科陪女儿打针输液，哄她吃药，给她讲故事。等女儿睡着了，赶紧跑到外科去照顾岳父，端屎端尿，喂饭擦身，一样不落。 那时候萧平正在成都参加西南财经大学的自学考试和全国会计师资格统考。这是她盼了好多年的机会，是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吴苑知道这次考试对她有多重要，所以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跟她提家里的情况。 每次萧平从成都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怎么样，吴苑的声音总是平稳而轻快： “放心吧平平，家里一切都好，有我担着呢。你一百个放心吧，在那别委屈了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别省钱。” 电话那头，萧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安心。她知道吴苑在家里，知道他是她的后盾，是这个家最坚固的那根顶梁柱。 可她不知道的是，挂了电话之后，吴苑靠在墙上，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抹了一把脸，又去给岳父倒尿盆了。 那些苦日子，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萧平一点儿也不知道。 直到她顺利通过考试回到重庆，推开家门，看到瘦了一大圈的吴苑，看到他眼底的青黑和鬓角冒出的几根白发，看到家里堆着的药瓶和病历本，她才终于知道了一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哭着质问他。 吴苑只是笑了笑，伸手擦掉她脸上的泪：“告诉你了，你能安心考试吗？你考过了，咱家的日子才能好起来，不是吗？” 萧平扑进他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来。 1995年4月，在吴苑全力支持下，萧平顺利拿到了文凭，随后被提拔为酒店的财务主管兼餐饮部经理。事业像开了挂一样，顺风顺水，芝麻开花节节高。 而吴苑，为了这个家，依然默默无闻地付出着，心甘情愿地做那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可日子好了，人心却变了。 萧平的事业蒸蒸日上，见的世面越来越广，接触的人层次也越来越高。她开始觉得吴苑越来越平凡，日子越来越平淡，索然无味。 以前她觉得吴苑的沉默是稳重，现在她觉得那是木讷。以前她觉得吴苑的节省是持家，现在她觉得那是小气。以前她觉得吴苑对她好是爱，现在她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甚至有些烦。 他们之间那种甜蜜的爱情，正在生出一条条看不见的裂痕。 萧平跟很多追求完美的女人一样，希望自己的丈夫英俊潇洒，希望他事业有成，希望他有钱有地位，能让自己在同事面前挺直腰杆，能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 可现实无情地告诉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闯进了她的生活。 1995年，吴苑心疼妻子每天早出晚归，托朋友帮忙，把萧平调到了离家比较近的一家公司担任财务经理。是的，就连这份工作，也是吴苑帮她找的。 萧平一到新公司，美貌加上财务经理的身份，很快就引起了公司里一个中年男人的注意。 这个男人姓林，四十出头，一米八的个头，浓眉大眼，长得确实帅气。四十岁的男人有一种成熟的风韵，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玉石，沉稳、圆滑，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知道怎么讨女人欢心。 他明面上的身份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车司机，但这人极有心计，第一次接触他的女人，很难看穿他那副英俊皮囊下面藏着怎样龌龊的心思。 萧平上班第一天，林某就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这个女人，我一定要得到。 他留意过萧平对同事们的态度，清清冷冷的，像一座冰雕美人，不好接近。但这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的征服欲。 从那以后，林某三天两头找各种借口往萧平办公室跑。今天送文件，明天送报纸，后天又有什么“上传下达”的事情。每次去，都是满面春风，态度殷勤。 “肖经理，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吗？” “肖经理，报纸来了，我给您放桌上了啊。” “肖经理，有什么事儿您就张嘴，千万别跟我客气。” 萧平是部门经理，有时候需要用公司的车。每次她用车，林某都会提前在车上放好零食，有时候是一包瓜子，有时候是一袋话梅，都是些女人爱吃的小零嘴。他细心地揣摩女人的心思，总是不失时机地表现自己的体贴。 人长得帅，嘴又甜，做事还周到。这样的男人，很难不引起女人的注意。 慢慢的，萧平也开始注意起这个姓林的来，偶尔也会让他帮着办点小事。两人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 那天傍晚，萧平正要下班，林某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还拿着一枝玫瑰。 “肖经理，能赏个脸吗？想请您吃顿便饭。” 萧平愣了一下。说实话，这些日子的相处，她对林某确实有那么一些好感。但她的理智告诉她，不能随便跟别的男人共进晚餐。 “对不起，我今天还有事。”她婉言谢绝了。 换作一般人，被这么拒绝，大概就知难而退了。可林某不一样，他脸上没有半点尴尬，依然笑容满面，依然殷勤周到。他继续在恰当的时机夸萧平漂亮，夸她能干，夸她有气质。 哪个女人不喜欢听人夸呢？ 萧平也不例外。林某的恭维像春雨一样，无声无息地渗进了她的心里，让她对这个男人越来越有好感。 过了一个多月，林某再次发出邀请。 那天萧平下班的时候，他又一次拦住了她，态度比上次更加真诚：“肖经理，上次您说有事，今天总该赏光了吧？” 萧平犹豫了一下。上次已经拒绝了，这次再拒绝，似乎不太合适。 “那......行吧。” 林某选的地方很有心思，是一家颇有情调的西餐厅，灯光昏暗柔和，桌上摆着鲜花和蜡烛，背景音乐是舒缓的钢琴曲，悠扬的旋律像流水一样在空气中流淌。 红酒、烛光、音乐，加上一个英俊的男人，这样的氛围，很难不让女人心动。 两人喝着红酒，从单位的事聊到个人生活，从个人生活聊到婚姻家庭。林某谈吐风趣，见多识广，把萧平逗得笑了好几回。随着谈话的深入，萧平对林某的好感越来越浓。 这是她和林某正经八百的第一次单独接触。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吴苑还在等她，饭菜热了三遍。 “怎么这么晚？”他问，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担心。 “跟同事吃了个饭。”萧平随口答道，脑子里还回响着林某的那些话。 她看着吴苑，这个穿着旧夹克、围着围裙、正给她盛饭的男人，忽然觉得他跟林某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林某多优秀啊，事业有成，谈吐不凡，风度翩翩。再看看自己的丈夫，整天的就是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老人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她忘了，这个男人之所以“没出息”，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这个家上，花在了她和孩子身上，花在了双方的老人身上。 她忘了，是谁在她考试的时候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重担。是谁在她加班的时候把热饭热菜揣在怀里给她送去。是谁在她任性地发脾气的时候永远温和地包容着她。 她都忘了。 从那以后，萧平越来越觉得吴苑配不上自己。那个曾经让她觉得温暖安心的家，现在在她眼里变得索然无味，甚至让她觉得窒息。家里的老人孩子在她眼里也不再是亲情的牵绊，而是一个个沉重的包袱。 她觉得日子过得太苦了，太累了，太平淡了。 而林某，以他作为一个成熟男人，更准确地说，是以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场老手”特有的敏锐，把萧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称呼也自然而然地从“肖经理”变成了“平平”。 这天，林某又约萧平出来，两人坐在江边的茶馆里，看着嘉陵江上往来的船只，林某忽然说：“平平，别为生活发愁。我有上百万的家产，还开了一个服装店。我有能力帮你摆脱困境。” 甜言蜜语加上英俊的外表，让比林某小十四岁的萧平彻底着了迷。 没过多久，林某感觉时机成熟了，提出了一个让萧平始料未及的建议： “萍萍，你太需要人照顾了。你做我妹妹吧，反正你也没有哥哥。” 这话说得漂亮。 萧平的脸腾地红了，低着头不说话，既没同意也没拒绝。 林某心里有数。他太有经验了，知道女人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追问，而是行动。 他一把将萧平揽进怀里。 萧平挣扎了一下，但林某的手臂像铁箍一样，她根本挣不开。紧接着，林某吻了上来，炽热的、霸道的、不容拒绝的吻，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在她的唇上、脸上、脖子上。 萧平觉得自己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软软地靠在林某怀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回到家之后，萧平对吴苑说：“苑，我们单位有个林大哥，人特别好，很能干，可以帮我们找点钱，解决咱家几万块钱的欠款。” 吴苑正在洗碗，闻言有些疑惑：“你说的该不会就是你们单位那个司机吧？” “对，就是林大哥。你别看不起人家是司机，人家自己还有生意呢，可挣钱了。当司机也就是充实生活，不差那点工资。” 吴苑对妻子向来是百分百信任的，一点防范之心都没有。他想了想，点了点头：“那行，你要是觉得可靠，就听你的。” 他甚至认可了妻子认的这个“哥哥”，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 林某做事果然滴水不漏。没过几天，他带着自己的妻子，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郑重其事地来到吴苑家里，认萧平的父母做干爹干妈。 一套流程走下来，俨然一副正经亲戚的模样，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萧平又跟吴苑说：“苑，咱们筹点钱，跟林大哥一块做生意吧。” 原来林某跟萧平说过，看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拉她一把。但他很聪明，不说直接给钱，而是说“一起做生意”，这样既显得真诚，又不会让人觉得他别有用心。 在林某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在妻子萧平的动员下，吴苑又东拼西借凑了两万块钱，交给林某做起了服装批发生意。 从那以后，林某就经常带着“妹妹”萧平下班后一起去“跑业务”，出双入对，形影不离。 半年后，林某一脸沮丧地告诉萧平：“平平，生意不好，亏了一万多。” 萧平善解人意地说：“大哥，做生意哪有只赚不赔的？有赚有赔都是常事。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林某一听这话，眼眶都红了：“平平，虽然你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亏了钱，责任在我，我担大头。” 最后，他只让萧平承担了五千块钱的损失，剩下的他自己扛了。 经过这件事，萧平更觉得林大哥慷慨仗义，有爷们气概。 可她不知道的是，林某做的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服装批发生意，他搞的是传销。在他的巧舌如簧之下，萧平又借了一笔钱，跟他一块儿做起了传销。 两个人一起进进出出，一起上下班，恨不得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一起，真有点情同兄妹的样子了。 有时候，林某会开着小车带萧平去游山玩水，大把大把地花钱讨她欢心。 再后来，林某得寸进尺，到了晚饭点就直接去萧平家里吃。发展到后来，连星期天也在萧平家里过。 一开始吴苑觉得无所谓，毕竟人家是妻子认的“大哥”，来家里吃顿饭也没什么。可时间一长，他也觉出不对劲了。 他又不是傻子。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整日整日地待在自己家里，跟自己媳妇儿同进同出，这叫怎么回事？ 这天，吴苑试着跟萧平说：“平平，林大哥在咱家走得是不是太勤了？嫂子会不会有意见？” 萧平一听就不高兴了，脸拉了下来：“吴苑你什么意思？又不是我喊他来的！不就是添双筷子多个碗的事吗？” 见妻子不高兴，吴苑就没再说什么。他这个人，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人起冲突，尤其是跟萧平。 可是，一向对萧平一百个放心的吴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那个“热心”的林大哥，一把把萧平搂进了怀里。 他从梦中惊醒，满头冷汗，躺在黑暗里，看着天花板，很久很久没有睡着。 即使这样，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96年初春。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吴苑刚从局里加完班回到家。他轻手轻脚地开门，怕吵醒已经睡下的萧平和孩子。 刚跨进家门，客厅的电话就响了。 他赶紧抓起话筒，怕铃声把妻子吵醒。 “喂？”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让他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冲上了头顶。 “妹妹，我好想你啊！没你在身边，我都睡不着觉了！” 是林某。 吴苑气得浑身发抖，正要开口骂人，却听到卧室的分机也被拿了起来，萧平也听到了。 “姓林的，你混账！”吴苑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骂道。 换作要脸的人，这时候怎么也该道个歉。可林某不一样，他理直气壮地说：“干什么呀吴苑，我说着玩呢，你那么凶干什么？” 吴苑气得肺都要炸了，他二话不说，给林某的妻子打了个电话，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林某的妻子不依不饶，逼着林某到萧家说个明白。大半夜的，林某两口子都来了。 萧平却端出了经理的架子。她对着林某夫妇没什么话，却转头训起了吴苑：“吴苑你这是干什么？无事生非！” 最后，她逼着吴苑给林某和林某的妻子赔礼道歉，才算把这事给了了。 吴苑当时没说什么。 可那一夜，他躺在萧平身边，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他想不通，自己全心全意爱着的女人，自己这么多年精心呵护的妻子，怎么在关键时刻，站在了另一个男人那边？ 他的心，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不是很疼，却很酸，很涩，说不出的难受。 自从那通电话之后，林某更加不把吴苑放在眼里了。 有一回，林某拎着一条草鱼大摇大摆地来到吴苑家吃饭。饭桌上，他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儿，开始当着萧平的面羞辱吴苑。 “我说兄弟，”他夹了一口菜，斜着眼看吴苑，嘴角挂着不屑的笑，“不是我瞧不起你，你一个小警察，又穷又没本事，拿什么养活我妹妹？” 吴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没说话。 林某见他不吭声，更加来劲儿了：“这么下去，总有一天，我妹妹是要换轿的。” “换轿”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离婚。 吴苑深吸一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两口子的事，你少管。” 林某跟没听见似的，继续往他心上捅刀子：“小兄弟，你别多心啊。我妹妹在外边跑，见的男人，有权有势的，有钱的，哪个不比你强？你自己不努力，到时候别怪我妹妹跟你打离婚。” 吴苑猛地站起来，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完这句话，强压着翻涌的怒火，甩手就走了出去。 那一夜，他又没睡着。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林某那些话，以及萧平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样子。 一个外人，在我家里指手画脚，当着我媳妇的面糟践我。 这口气，他怎么也咽不下去。 第二天，吴苑第一次正式向萧平提出了要求：“你以后不要跟姓林的来往了，他心术不正。” 萧平一听就急了，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吴苑你干什么！林大哥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激发你的斗志！他是让你灵活点，多找点钱，早点还清咱家的债！他说错了吗？” 几句话堵得吴苑哑口无言。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看到萧平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一次争吵，在吴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时间到了1996年夏天。 那天傍晚，天色阴沉得厉害，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直接扣在楼顶上。一道闪电劈开天幕，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雷声，震得窗户玻璃嗡嗡作响。 瓢泼大雨说下就下，雨点砸在地面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像是有人端着水盆往下泼似的。 吴苑在家里坐立不安。他看着窗外的暴雨，想到萧平身子单薄，万一淋了雨着凉感冒了怎么办？他赶紧找了把伞，又翻出一件雨衣，急匆匆地出了门。 他一遍又一遍地打萧平的传呼机，可始终没有回音。 他站在雨里，雨水顺着伞骨淌下来，打湿了他的裤腿和鞋。他不停地往萧平回家的方向张望，心里越来越不安。 就在他走出家门不远的地方，一辆出租车“唰”地一下飞驰而过，溅起一片水花，然后一脚急刹车，停在了他家楼下。 吴苑不经意间回头一看，车门打开，下来的正是他的妻子萧平。 而为萧平撑伞的，不是别人，正是林某。 雨水顺着林某的伞边哗哗地流，他把伞几乎全部倾向了萧平那边，自己的半边身子都淋湿了。萧平挽着他的胳膊，两人挨得很近，看上去亲密无间。 吴苑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眼睛都红了。 他气冲冲地追回家，门“砰”地一声被推开，萧平正在换鞋。 “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传呼？”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发颤。 萧平抬起头，看到吴苑的脸色，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的火气比吴苑还大：“你干什么？你暗中监视我？你跟踪我？你是不是怀疑我？” 她又哭又闹，声音越来越大，把已经睡着的欣欣都吵醒了。 吴苑站在门口，衣服上还在往下滴水，他看着这个又哭又闹的女人，心里憋屈得要命。 他只是担心她淋雨着凉，好心去接她，怎么就变成了监视和跟踪？ 他想解释，可萧平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这一次，吴苑不打算再忍了。结婚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跟萧平吵了一架。 萧平从没见过吴苑发这么大的火。在她印象里，吴苑永远是好脾气的，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是温和的、包容的，像一堵永远不会倒塌的墙。 可今天，这堵墙好像要塌了。 她害怕了。 她怕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居然破天荒地接受了吴苑给她的约法三章： 第一，不再认姓林的当大哥。 第二，不再跟姓林的来往。 第三，每天晚上八点之前回家。 从那以后，吴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见过林某。萧平下班回家的时间也早了很多，带带孩子，做做家务，俨然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吴苑心里挺高兴的。他觉得，日子终于回到了正轨，他们的感情，还能破镜重圆。 可他哪知道，在这副贤妻良母的面具背后，藏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从1997年8月开始，萧平总是唉声叹气地跟吴苑说：“苑，咱家的负担太重了，欠这么多债，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自打上次见识了吴苑的真火气之后，萧平也学聪明了。她不再跟他硬碰硬，而是换了一套软刀子。 一到晚上，等欣欣睡了，她就温柔地偎在吴苑身边，跟他聊天。说来说去，话题总是绕不开家里的负担。 那天晚上，萧平用极其平和的语气，对吴苑说了一段话： “苑，咱俩都是独生子女，四个老人也体弱多病。照这么下去，养老扶小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我想着，倒不如咱俩离婚吧。重新组合家庭，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吴苑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她说说而已。 可萧平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这事儿，吴苑才终于意识到，她是认真的。 有一回，萧平直接跟他交了底：“吴苑，在单位里，我大小是个经理，别人以为我活得潇洒快活。可事实上，我活得很窝囊，很无奈。你作为丈夫，给了我什么？除了勤劳理家、孝顺老人、照顾孩子，你什么都没给我。其他女人应该享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我并不比别人差，凭什么我不该有？”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吴苑愣住了。 勤劳理家，孝顺老人，照顾孩子，这还不够吗？ 结婚以来，他把全部身心都给了妻子、女儿、双方老人，给了这个家。他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东西。 可到头来，妻子告诉他，这些都不够。 他沉默了。 那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躺在黑暗里，反复想着萧平的话。 是啊，平平不比别人差，凭什么别人有的她不能有？结婚这么多年，他除了用心，除了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确实没给她更多的东西。他没让她享受过生活，哪怕一件金首饰，一件皮衣，他都没给她买过。 她跟着他，太委屈了。 既然我不能给她幸福，又何必给她痛苦呢？ 结婚之前，他对她承诺过，要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许，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她一条生路。 离婚吧，让她真正的幸福快乐。 虽然下定了决心，可吴苑始终没有主动提出来。日子就这样又过了两个多月，萧平再次跟他提起了离婚的事。 这一次，吴苑没有犹豫，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他提了一个要求：“平平，离婚可以。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为了不让欣欣和四个老人伤心，咱们悄悄地办手续，任何人都不要告诉。” 这个请求，让萧平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她忽然想起了当年为什么要嫁给这个男人，不就是图他心好，图他善良吗？到了这个时候，他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却还在想着保护他的亲人。 “萍萍，”吴苑看着她，目光平静而温和，“离婚以后，希望你能找到给你带来幸福的人。要是没合适的，我还是希望你回来。我和女儿，随时都等着你。” 这番话像一把软刀子，扎进了萧平的心窝里。 她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一日夫妻百日恩，在一起生活了八年，孩子都七岁了。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 可即使这样，萧平还是没有抵挡住林某的诱惑。 1997年11月初，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同事不知道，朋友不知道，连住在一起的萧平的母亲，也没有看出半点破绽。 为了离婚，萧平不顾一切，自愿放弃了一切，包括孩子的抚养权。 “欣欣归你，我不要。” 可吴苑总觉得委屈了萧平。他把家里值钱的电视机、录像机、电风扇，统统用车给她送回了娘家。 在九十年代末，这些电器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块钱，可在当时，电视机电风扇就是家里的“大件”，是硬通货。 等他把萧平送回娘家，老岳父才知道，女儿女婿已经散了。 岳母一直把吴苑当亲生儿子看待，得知消息后老泪纵横，拉着吴苑的手问为什么要离婚。可两个人谁都不肯说。 吴苑把萧平送到之后，转身上了车。 车子发动的那一刻，他又喊住了萧平：“平平，我走了。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家里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 说完，他一脚油门，车子飞快地驶了出去。 他不能让他们看见自己脸上的眼泪。 离婚后，两人表面上好聚好散，各自安好。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1998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 那天傍晚，吴苑在家给欣欣补习功课，电话响了。是一个女人打来的，找萧平。这是萧平的一个好姐妹，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了。 “不在。”吴苑说。 对方顺嘴说了一句：“那她又去情人林那边了吧？” 情人林？姓林的是平平的情人？ 吴苑只觉得心脏被人狠狠攥了一下，疼得喘不过气来。 他终于意识到，这场离婚，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 第二天，他找到了林某的妻子。林某的妻子告诉他：“我们俩去年八月就离婚了。” 同时，吴苑还了解到一个更让他震惊的事实，林某那些所谓的“上百万家产”，根本不是他自己挣的。他的前妻是个很有能力的个体户，林某把她的钱榨干之后，就把目标转向了更年轻的萧平。 吴苑还知道了另一件事。 为什么有段时间他没见到林某来家里？因为在那个阶段，林某和萧平在外面买了一套小房子。每当他们需要“约会”的时候，就去那里。 在萧平还没有跟他离婚的时候，在林某还没有跟妻子离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外面双宿双飞了。 吴苑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 可即使是这个时候，他对萧平仍然不是怨恨，而是担心。他担心萧平跟了林某会吃亏，担心她过得不好。 他又把萧平约出来，告诉她：“那姓林的已经结过三次婚了，他就是个吃软饭的，是个花花公子，什么都干不了。” 可已经深陷温柔陷阱的萧平，根本听不进去。在她眼里，她的林大哥比吴苑强一百倍一千倍。 1998年3月，春光明媚。 萧平和林某所在的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到郊外度周末。晚上，大家在一个大舞厅里唱歌跳舞。 本来萧平和林某是在一起的，可跳着跳着，萧平就找不到林某了。她到处找，经过一个小包房的时候，听到了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是林某和一个女人的声音。 嘻嘻哈哈，打情骂俏，还有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 萧平一脚踹开了包房的门。 昏暗的灯光下，林某正搂着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两个人像连体婴儿似的黏在一起。 林某愣了一下，然后冲着萧平吼道：“你他妈给我滚出去！你来干什么！” 萧平气得浑身发抖：“我是你的情人，你怎么能这样！” 她又气又恨，抬手朝林某脸上扇了过去。 可她一个柔弱女子，哪是林某的对手？手还没碰到林某的脸，就被他一把抓住，然后用力一推。 萧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她趴在地上，脸上火辣辣地疼，心里五味杂陈。愤怒、羞耻、伤心、绝望，一股脑地涌上来。 她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又哭又闹，完全不顾自己经理的身份。 可闹完之后，她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她开始想吴苑的好了。 那个在她淋雨时揣着热饭等她的男人。那个在她考试时一个人扛起整个家的男人。那个被她伤透了心还在担心她过得好不好的男人。 她开始后悔了。 她想疏远林某。可林某是什么人？他霸道惯了，怎么可能放手？ “我碰过的女人，除非我不要了，否则谁也别想碰。你想跟我分手？没门。” 萧平被他缠得没办法，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 没过多久，萧平的父亲脉管炎恶化，转为癌症，住进了离家很远的西南医院。 吴苑知道了这个消息，二话没说，主动找到萧平的表哥，两人轮流去医院照顾老人。 喂饭、洗脸、擦身、端屎端尿，吴苑做得比亲儿子还仔细，比亲儿子还尽心。 萧平每次去医院，看到吴苑忙前忙后的样子，心里又感动又愧疚。 她看看吴苑，再想想那个姓林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998年5月11日晚上九点多。 萧平和吴苑，还有萧平的表哥，正在医院陪着手术后的老人。 林某突然追到了医院，要让萧平陪他回家。 “我爸刚下手术台，我怎么能不管？”萧平拒绝了他。 林某根本不听，拉起萧平就走。萧平挣扎着不走，林某恼羞成怒，一个耳光扇了过去，打得萧平一个趔趄，差点摔在地上。 萧平捂着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吴苑在楼上看到这一幕，眼眶都要裂开了。 他拨打了110。民警赶来，林某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第二天，萧平终于鼓足了勇气，告诉林某：“咱们一刀两断，彻底分手。” 为了避开林某的纠缠，她调到了一个远离之前单位的地方工作。 可林某像一块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 5月12日，林某找到了萧平的新办公室。他大模大样地往沙发上一坐，两条腿翘在萧平的办公桌上，皮笑肉不笑地说：“萧平，你不同意耍朋友就不耍了？老子偏要跟你耍！你休想离开我！” 从中午到下午，林某就赖在办公室里，不让萧平离开半步。 下午四点多，吴苑打电话来，说下班后接她一起去医院送饭。过了一个小时没见动静，吴苑又打来电话。被林某缠得心烦意乱的萧平对着电话喊：“你别来烦我！我没空！” 吴苑觉得不对劲，立刻给萧平的表哥打电话：“哥，你去看看平平是不是有什么麻烦？” 表哥赶到办公室一看，果然又是林某在纠缠。 下午六点多，表哥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坐着吴苑开的警车去接萧平。为了避免跟林某发生冲突，吴苑特意把车停在远处，让侄子以补习功课为由去喊萧平下班。 可林某不管不顾，不但不让萧平走，还把小侄子臭骂了一顿。 天色越来越暗，马上七点了。表哥决定自己上去叫萧平。林某还是不放人，还跟表哥吵了起来。 吴苑在楼下，看到整栋办公楼只有萧平的办公室亮着灯，能看到林某和萧平在里面拉扯争吵。他看着自己柔弱的前妻被那个无赖纠缠，看着那个曾经羞辱过他、夺走他妻子的男人，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他恨不得冲上去跟林某拼命。 可理智告诉他，他是警察，他不能给自己的组织抹黑。 又过了十多分钟，楼上的灯灭了。表哥和林某吵着走下楼来，萧平却被林某死死拽着往另一个方向走。萧平的眼泪一直没断过，在路灯下一滴一滴地闪着光。 吴苑心疼得不行，慢慢地开着车跟在他们身后。 在距离萧平大约二十米的时候，他喊了一声：“平平！” 林某像抓小鸡一样抓着萧平，不让她回头。 吴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那个无耻之徒拖走，看着她的眼泪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看着她转过头来看他的那一眼，那一眼里有哀求，有恐惧，有说不出的绝望。 那一刻，他心里最后一根弦断了。 “真他妈欺人太甚！” 他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像一头愤怒的野兽，咆哮着冲了过去。 “砰！” 一声巨响，划破了夜空。 林某被撞到了墙上，车子把他和墙壁紧紧地挤在了一起。而萧平，也被车头撞飞了好几米，重重地摔在路边。 吴苑下了车，看都没看林某一眼，跌跌撞撞地跑到萧平身边，一把抱起她。 她的脸上全是血，眼睛闭着，嘴唇惨白，没有一点血色。 “平平！平平你醒醒！你看看我！”吴苑的声音凄厉得像野兽的哀嚎，“我不想害你的！我不想害你啊！” 可萧平没有任何反应。 林某当场死亡。 萧平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再也没有醒来——她成了植物人。 这起案件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同情吴苑，觉得他是一个被逼上绝路的可怜人。可同情归同情，法律归法律。 1998年7月底，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现场，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旁听席上，很多人都在抹眼泪。 1998年11月12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吴苑死刑。 他杀了人，不管因为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那个曾经对妻子许下“让你一生幸福”承诺的男人，那个在寒风里把饭盒揣在胸口给妻子送饭的男人，那个一个人扛起整个家的男人，最后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和这个家画上了一个惨烈的句号。 而萧平，那个曾经一心想要更好生活的女人，终于安静地睡在了病床上，再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再也不用在吴苑和林某之间做选择，再也不用担心日子过得好不好了。 窗外，重庆的雾还是那么浓，像化不开的愁绪，笼罩着这座永远在爬坡上坎的城市。 第316章 退伍军人求职无果，当保安后冲动杀人，谁之过？ 2006年3月4号，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 那天的风很大，刮得厂房顶上的铁皮哐啷哐啷直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拍打着什么。春天的沙尘裹着黄土味儿，把整片天空都染成了灰黄。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那个厂房里头，出了一条人命。 后来啊，办案的民警通过走访调查，慢慢摸清楚了，这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叫陈新伟的男人，三十出头，退伍军人，在厂子里头当保安。而被他打死的那个，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仇家，就是他的同事，保安队的队长，吴继昌。 你说这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两个人平日里就是工作上的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顶多也就是谁看谁不顺眼几句嘴的事，怎么就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呢？ 消息传开的时候，厂子里的人都愣了。那些平日里跟陈新伟一块儿值班的保安兄弟们，一个个瞪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有个姓范的小伙子，叫范超的，跟陈新伟关系最好，听到这事的时候手里的对讲机啪嗒就掉地上了，捡都没捡，嘴唇哆嗦着念叨：“不可能......不可能啊......新伟哥他......他不是那样的人啊......”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吴继昌已经没了呼吸。地上的血已经凝固了，黑红黑红的一大片，在厂房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洇开，像一朵开错了季节的狰狞的花。厂房的灯还亮着，惨白惨白的日光灯管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可偏偏照不出一条人命背后的那些弯弯绕绕。 随后，封丘县公安局的民警立刻对陈新伟展开追查。可这人啊，作完案之后脚底抹油，早就跑了。跑哪儿去了？没人知道。你问他家里人，家里人也懵着呢，他爸接电话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说：“新伟......新伟没回来啊，他出什么事了？”民警不忍心多说，只说了句“找到他再说”。 于是，封丘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新伟进行全国性的通缉。通缉令发出去的那天，局里头的民警谁也没闲着，有的调监控，有的走访车站，有的联系周边县市的兄弟单位。可是这陈新伟啊，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时候的陈新伟，早跑远了。 他像一条被惊动的鱼，一头扎进了茫茫人海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个方向，也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是后悔，是害怕，还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破罐子破摔的麻木。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一直过了一个月。 4月6号那天，南京市公安局湖南路派出所的民警，在管辖区的一间出租屋里头，把正在睡觉的犯罪嫌疑人陈新伟给缉拿归案了。原来这陈新伟啊，一路逃窜，早就跑到南京去了。他以为躲到大城市就能藏住自己，以为人海茫茫警方就找不到他。可他忘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第二天，南京警方就把陈新伟移交给了封丘县公安局。押解回来的路上，陈新伟一言不发，两只手被铐在身后，低着头看着车窗外头飞速后退的风景。那些树，那些房子，那些他曾经熟悉又不熟悉的土地，像一场倒放的电影。 到了封丘，第一时间，警方就对他进行了审讯。 审讯室里，灯光很亮，墙壁是那种干净到有些冷漠的白色。陈新伟坐在椅子上，戴着手铐的手搁在膝盖上，坐得笔直，那是他在部队里养了八年的习惯，就算到了这一步，这个习惯也没丢。 让民警都没想到的是，这陈新伟啊，倒是挺坦然。没有抵赖，没有狡辩，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问什么答什么，一五一十，把自己怎么动的手、用的什么家伙、完了之后从哪条路跑的，全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对自己的罪行是供认不讳。 可民警在翻看他档案的时候，心里头咯噔了一下，这陈新伟，还是一名退伍军人呢。 八年老兵啊。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说起来，陈新伟打小就有个梦想，当解放军。 他老家是封丘县下面一个挺偏僻的村子，小时候家里穷，房子是土坯的，下雨天还漏雨。他妈就端着脸盆在屋里接水，叮叮当当的，像是敲着一首没完没了的曲子。他爸在田里干活，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供他念书已经是紧巴巴的了。 可陈新伟这孩子，从小心眼儿就正。别的孩子调皮捣蛋，他就爱看那些打仗的片子，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翻来覆去地看，看了还学，拿根木棍当枪，在院子里“突突突”地跑。他妈就笑他：“新伟啊，你长大了真要当兵去？” “当！”陈新伟那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妈，我要当解放军，保卫祖国！” 他妈听了就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背过身去擦了一把，没说别的。 后来啊，陈新伟真的参了军。穿上军装那天，他站在镜子前头照了又照，觉得这辈子头一回这么精神。他妈从老家赶来看他，带了一兜子煮鸡蛋，一个一个往他兜里塞，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听领导的话，别给家里丢人。” 陈新伟拍着胸脯说：“妈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这一干，就是八年。 八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八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陈新伟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从新兵蛋子变成了老兵油子，从什么都不会到样样拿得出手。他习惯了早上六点的起床号，习惯了被子叠成豆腐块，习惯了喊着口号跑步，习惯了跟战友们蹲在一块儿吃大锅饭。 说实话，他真没想过要回到地方。 部队的生活简单、充实，不用想太多，领导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干好了就行。不像社会上那些弯弯绕绕，什么人际关系啊，什么升职加薪啊，什么买房买车啊......这些东西陈新伟一想就头疼。他觉得自己不适合社会，他没有那些八面玲珑的本事，也没有能说会道的嘴皮子，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在部队里学的那些，可那些东西，回到地方上，能用得上吗？ 为了能在部队多留几年，2004年12月份，他决定申请签订三级士官。申请书都写好了，交上去了，就等着批复。 可就在这时候，家里出事了。 那天，陈新伟正在训练场上带着新兵练队列，指导员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脸色不太好看，说：“新伟，你爸来了，在接待室等你呢。” 陈新伟一愣。他爸从来没来过部队，从老家到驻地，坐火车得折腾一天一夜，老人家身子骨也不好，怎么突然就来了？他心里头咯噔了一下，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祥的预感。 他小跑着到了接待室，推开门一看，他爸坐在椅子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爸看见他进来，嘴唇动了动，没说话，眼眶先红了。 “爸，咋了？”陈新伟心里头慌得很，“出啥事了？” 他爸低着头，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声音沙哑得像是含着沙子：“新伟啊......你妈......你妈没了。” 陈新伟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他站在原地，一动没动，脸上的表情先是空白，然后慢慢变成了不敢置信。 “爸，你说啥？” “你妈没了。”他爸又说了一遍，这回眼泪掉下来了，顺着那张黝黑的、粗糙的脸往下淌，“走了......上个月走的......” 陈新伟一把抓住他爸的肩膀，手指头都在发抖：“出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妈她......她什么病？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他爸擦了把眼泪，叹了口气：“你妈走之前呐，她说过......别告诉你。她得的是癌症，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了，没法治。她说你在部队里头，怕你分心，怕你担心......本来想在春节的时候见上你一面，她撑啊撑啊，可没撑到那时候......” 陈新伟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他蹲在地上，抱着头，哭得像个孩子。八年了，他在部队里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可这会儿，他哭得浑身发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妈走的时候，他不在身边。 他妈最后一面，他没见着。 他爸在旁边站着，看着儿子哭，自己也哭，哭完了，擦干了脸，蹲下来拍了拍陈新伟的背：“新伟啊，你妈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她老跟我说，新伟这孩子心眼实，在部队里有人管着还行，要是回了地方，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让我把你叫回来，她说......她说她在天上看着你呢。” 陈新伟抬起头，眼睛通红。 他爸又说：“要我说呀，你还是回来算了。你看你在部队这么多年了，连个对象都没处呢，你妈走之前还念叨，说新伟啥时候能领个媳妇回来让她看看......新伟啊，回来吧。” 陈新伟使劲摇头：“爸，我在部队过得真挺好的，我不想回......” “哎，我说新伟啊，”他爸的语气一下子就急了，“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啊？你知道吗，你在外面这么些年，我跟你妈可没少为你操心呐！你妈这一走，家里头就剩我跟妹妹了。你妹妹马上要念大学了，咱们家现在这个条件，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供她吧？你回来，一来呢找份工作，二来呢帮我打理打理家里的事。你妈没了，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陈新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 他爸看着他，声音软了下来：“你听话啊，行不，孩子？” 陈新伟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他爸说的是实话。家里条件不好，妹妹念书要花钱，他爸一个人种地，能挣几个钱？他是家里的长子，他应该在的。可是......可是他是真的不想走啊。 最后，他还是点了头。 他向领导提出了复员申请。 领导挺意外的，找他谈了好几次话，说他表现一直很好，申请士官也批下来了，怎么突然就要走？陈新伟没说家里的事，就说自己想回去。领导劝不动，最后叹了口气，签了字。 2005年夏天，陈新伟脱下了那身穿了八年的军装。 半年之后，陈新伟回到了老家。 他在火车上想了一路，想着回到家以后，先帮爸爸把地里的活干完，然后找个工作，不管工资高低，先干着。等妹妹考上大学了，他每个月省着点花，也能给妹妹寄点生活费。他爸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他要多陪陪他。 可当他站在自家大门外边的时候，心里头忽然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院墙上的砖还是那些砖，可总觉得哪儿不一样了。 他铛铛铛敲了门。 里头传来脚步声，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女的，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陈新伟愣了，他不认识这个人。 “你是......”陈新伟还没问完，就看见他爸从屋里头小跑着出来了。 “新伟！回来了！”他爸脸上笑开了花，可那笑容里分明带着点不自然，“快进来快进来，这是你徐阿姨，快叫阿姨好。” 陈新伟站在门口，脚底下像是生了根。 他爸赶紧解释：“呃......我跟徐阿姨的事，还没来得及跟你细说呢。先进来，先进来，外头冷。” 陈新伟拎着行李进了院子。他看见院子里的布局变了，原来他妈喜欢种的那些花，现在换成了一畦青菜。堂屋的墙上，原本挂着他妈的照片，现在照片还在，可旁边多了一张新的结婚照，他爸跟这个徐阿姨的。 陈新伟觉得胸口闷得慌。 吃饭的时候，他爸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原来，这个徐阿姨是他在县医院照顾陈新伟母亲的时候认识的。徐阿姨当时也在医院里伺候病人，两个人碰上了，就聊了几句。后来陈新伟的母亲去世了，徐阿姨听说之后，经常到家里来帮忙，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日子久了，慢慢地，两个人就有了感情。 “新伟啊，”他爸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跟你徐阿姨的事，我本来想提前跟你说的。可你妈刚走，我怕你接受不了，就一直没提。后来......后来我俩就去登了记，领了证。” 陈新伟拿着筷子的手停住了。 登了记？领了证？ 也就是说，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他爸已经跟这个陌生女人结了婚，成了合法夫妻。而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陈新伟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我吃饱了”，就回了自己的屋。 他把门关上，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头灰蒙蒙的天。屋子里的一切还跟他走之前一样，墙上贴着他当兵时候的照片，桌上放着他妈给他织的那双毛线手套。可他觉得，这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 他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我回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照顾我爸，是为了给他养老。可现在他有了老伴，有人陪着，有人照顾，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这个徐阿姨，我根本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她在那个家里头，我倒像个外人。 想来想去，陈新伟做了一个决定，离开。 他不打算留在这个小地方了。他要去大城市闯荡闯荡。他就不信了，自己一个退伍军人，八年老兵，连口饭都挣不着？ 第二天一早，他就收拾了行李，跟他爸说了句“爸，我出去打工了”，就走了。他爸在身后喊他，他没回头。徐阿姨站在门口，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陈新伟坐上火车的时候，心里头还是有点得意的。 他想象中的大城市，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机会。只要你肯干，就能出人头地。他觉得自己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部队里八年什么苦没吃过？还能在社会上混不下去？ 可他理想中的大城市，跟他现实之中领略到的大城市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他去的第一个城市是郑州。离老家近，他想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也能照应。可到了郑州他才发现，满大街都是人，人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一个人会多看你一眼。他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忽然有一种巨大的茫然，我是谁？我在这儿干嘛？ 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求职之路。 那时候，2005年，网络招聘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已经有了不少招聘网站。陈新伟买了份报纸，又买了一本招聘信息的小册子，还在网吧里注册了几个招聘网站的账号。他一条一条地看，一个一个地记，觉得自己做好准备要大展拳脚了。 第一次面试，是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他按照地址找过去，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头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当过兵？” “是，当了八年。” “什么文化程度？” “高中。” 那男人皱了皱眉，翻了翻他的简历，又问了几个问题。陈新伟回答得磕磕绊绊的，不是因为他不老实，而是他实在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人家问他有没有相关经验，他说没有；人家问他会不会用电脑，他说会一点基本的；人家问他能不能接受加班，他说能。 最后那男人合上简历，笑了笑，那笑容很客气，客气得让人挑不出毛病：“实在不好意思啊，您呢跟我们这个职位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相符。还是希望您再去尝试找一些其他的工作，也祝您求职顺利。” 陈新伟愣愣地点了点头，拿着简历走了出去。 他安慰自己：没事，第一次嘛，不顺利很正常，下一个就好了。 可下一个，再下一个，每一个都是这样。 有的老板说他学历不够，有的说他没经验，有的说他性格太内向不太适合做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有一个老板甚至直接说：“你这八年都在部队里，你会的那些东西，在我们这儿用不上啊。” 陈新伟从那个公司出来的时候，觉得天都是灰的。 他试着降低标准，不去应聘那些坐办公室的职位，而是去工地、去饭店、去洗车店。可工地说要熟练工，饭店说要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的，洗车店说工资是按天结的，一天二十块钱，不管吃住。 二十块钱，在郑州能干什么？连个小旅馆都住不起。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陈新伟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他从那种几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搬到了十五块钱一晚的招待所，后来连招待所都住不起了，就去找那种最便宜的出租屋，其实就是一间民房，四面透风，一张硬板床，一个月一百块钱。 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没找到工作。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嗓门大得很，隔三差五就来敲门：“小伙子，房租该交了啊，都拖了半个月了！” 陈新伟每次都低着头说：“大姐，再宽限几天，我找到工作就交。” 大姐叹气：“不是我不宽限你，我自己也要吃饭的呀。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连个活儿都找不着呢？” 陈新伟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房东大姐不是坏人，他怪不了任何人。他只能怪自己，怪自己没用，怪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怪自己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怪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活不下去。 终于有一天，房东大姐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再不交房租，你就搬出去吧。” 陈新伟摸了摸口袋，翻遍了所有的兜，只剩下三十几块钱。他把那三十几块钱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像是在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他终究还是没有去交房租。 他收拾了行李，在那个出租屋里待到了天黑，然后拎着包走了。他没有跟房东大姐打招呼，也没有留下任何话。他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 出了门，他站在路灯底下，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那天晚上，他在一个立交桥的桥洞里睡了一夜。桥洞下头风很大，呼呼地往里灌，他把行李垫在身下，缩成一团，可还是冷得睡不着。他看着头顶上那座黑黢黢的桥，看着远处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他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拿起手机又放下了。 他想起家里那个徐阿姨，想起他爸那张陌生的笑脸，想起那个已经不是他的家的家。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混成了这副模样，一个退伍军人，八年的老兵，沦落到睡桥洞的地步。说出去，丢人。 他咬咬牙，对自己说：再撑撑，明天再去找，总能找到的。 可第二天，第三天，依然是四处碰壁。 这样的流浪生活过了几天，陈新伟终于撑不住了。 那天下午，他蹲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从心里头往外的那种累。他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被风吹来吹去，没有根，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飘到哪里去。 他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备注为“爸”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停了好久。 最后，他还是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几声就接通了，那边传来他爸的声音：“新伟？咋了？” 陈新伟一听到他爸的声音，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他使劲憋着，不想让他爸听出来，可是声音还是抖了：“爸......” 他爸那边一下子就紧张了：“新伟，你咋了？你说话啊！” 陈新伟深吸了一口气，把这段时间的经历，一件一件地说了出来。他说他找了好多工作都没找着，说他把钱花光了，说他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说他这几天晚上都睡在桥洞里头。他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不管不顾的。 “爸，我承受不住这样的生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陈新伟以为他爸会骂他，骂他没出息，骂他丢人。可是没有。 他爸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吓着他似的：“新伟啊，你听爸说。你先别哭，没事的，天塌不下来。你在哪儿呢？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让你徐阿姨去接你......” “不用了爸，我......我不想回去，家里有徐阿姨，我不知道怎么......” “你先听我说完，”他爸打断了他，“我听你徐阿姨说，咱们县里头有个厂子，正招保安呢。你回来试试吧。再说了，爸也想你了。你别在外边受苦受累了。” 陈新伟拿着手机，眼泪还在流，可心里头那股子拧着劲儿好像松了一些。 保安。他在部队里头站了八年的岗，巡逻了八年的营区。保安这活儿，他干得了，他熟。 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头：“好。” 陈新伟回了家。 这次回去，他心里的那根刺还在，徐阿姨依然是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人。可他爸说得对，他需要一份工作，需要先活下来。至于别的，以后再说吧。 那个厂子，是封丘县当地一家规模不小的民营企业，生产建筑材料。厂区挺大，围墙一圈儿，门口有个传达室，里头坐着几个穿灰蓝色制服的保安。陈新伟去面试的时候，保安队长亲自见的他，这人就是吴继昌，三十七八岁，个子不高，精瘦，一双眼睛很精明，看人的时候像是在掂量什么。 吴继昌翻了翻陈新伟的资料，眼睛一亮：“当过兵？八年？” “是。” “哪个部队的？” 陈新伟说了部队番号。吴继昌点了点头，问了几句部队上的事，陈新伟对答如流。吴继昌挺满意，当场就拍板了：“行，你明天就来上班。先试用一个月，工资八百，转正以后一千。管住不管吃，行不行？” 陈新伟连忙点头：“行行行，谢谢吴队长。” 他千恩万谢地从传达室出来的时候，心里头竟然有了一种久违的踏实感。八百块钱，虽然不多，可至少够他活了。他有地方住了，有事干了，不用再睡桥洞了。 第二天，陈新伟就正式上岗了。 保安的工作说起来简单，无非就是站岗、巡逻、登记来访人员、管管进出车辆。可真正干起来，也挺枯燥。一天三班倒，白班夜班轮着来。白班的时候还好，人来人往的，时间过得快。夜班就难熬了，尤其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困得眼皮直打架，可你还得瞪着眼睛看监控，或者拎着手电筒在厂区里转悠。 可陈新伟不怕苦，也不觉得枯燥。他在部队里站了八年的岗，什么苦没吃过？这点事儿对他来说，真不算什么。 他发现，在这厂子里当保安，比在部队还轻松些。不需要出操，不需要训练，不需要看领导的脸色，每天干好自己的活就行了。同事们也大多是本地人，没什么心眼，处起来不难。 陈新伟的性格内向，不爱主动跟人说话。可时间长了，同事们也都知道了他的情况，当过八年兵，老家就是本县的，还没成家。有人就开他玩笑：“新伟哥，你这么好的条件，咋不找个对象呢？”陈新伟就红着脸笑笑，不说话。 他心里头还是有点自卑的。毕竟他一个退伍军人，混到这份上，说出来脸上无光。他觉得自己跟那些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同龄人比起来，差得太远了。人家有房有车有事业，他呢？一个月八百块钱，住在厂里给安排的宿舍里，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 所以刚开始那段时间，陈新伟在厂子里头很低调，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跟人打交道。上班就干活，下班就回宿舍，闷头睡觉，或者一个人发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没什么波澜，可也没什么盼头。 这一过，就是半年。 2005年10月份。 那天下午，太阳已经偏西了，把厂区里那些高大的厂房影子拉得老长。陈新伟正在传达室里坐着，翻看当天的进出登记表。秋天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突然，厂区大门口传来一阵吵嚷声。 陈新伟抬头一看，两个人影正往厂子里闯。一个是光头，穿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根粗金链子；另一个稍微矮些，一身黑，手里还拎着个塑料袋，里头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 “你们干什么的？”陈新伟赶紧站起来，快步走了出去。 那光头斜着眼看了他一眼，嗓门大得能把房顶掀了：“我找你们老板！欠钱不还，躲着不见人，我倒要看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 陈新伟拦在他们面前：“这里是厂区重地，外人不能随便进。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先去传达室登记，我帮你们联系......” “登什么记？”光头一把推开了他，“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们老板欠我二十多万，拖了大半年了，今天不还钱我就不走了！” 两个人说着就要往里头闯。 陈新伟心里头一沉，可他的职责就是守住这道门。他一步跨上前去，挡在两个人面前，声音不大，却很稳：“请你们出去。再不出去，我就报警了。” 那光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笑了：“你一个看大门的，跟我耍横？你算老几啊？”说完抬手就朝陈新伟胸口推了一把。 可陈新伟纹丝没动。 他是当了八年兵的人，身体底子在那儿摆着呢。别说一个光头，就是再来两个，他也挡得住。 光头一愣，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嘴里开始不干不净地骂起来，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冒。旁边的黑衣男人也跟着起哄，说你再不让开连你一块儿揍。 陈新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看着他们，不躲不闪。 那两个讨债的人骂了一阵，看陈新伟根本不怵，反而有点心虚了。光头又往前走了两步，陈新伟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了个巧劲，那光头“哎呦”一声，胳膊就被别到了身后。 “疼疼疼疼疼......”光头龇牙咧嘴地叫唤。 “走不走？”陈新伟问。 “走走走走走！”光头连声答应。 陈新伟松了手。那光头揉着胳膊，瞪了他一眼，想说什么狠话，最后还是咽了回去，跟那个黑衣男人一起灰溜溜地走了。 这一幕，正好被厂里的几个领导和路过的同事看见了。 第二天，厂里的领导在早会上特意表扬了陈新伟。那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厂长，当着全厂人的面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陈呐，昨天多亏有你了，要不是你，那俩无赖还不知道要在门口闹多久呢。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翻倍！好好干，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人才了！” 周围的同事们也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夸他：“新伟哥，你太厉害了！”“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以后有啥事就找你啊新伟哥！” 陈新伟站在人群中间，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可心里头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融化。 从那天起，他感觉同事们跟他打招呼的口气不一样了，看他的目光也不一样了。以前大家看他，就像看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可有可无的那种。现在大家看他，眼神里头多了一种东西，是佩服，是羡慕，是那种把他当回事儿的尊重。 陈新伟之前那段日子，心里头一直压着一块石头。离开部队之后，处处碰壁，处处受挫，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干不好。可现在，在这厂子里，他突然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 慢慢地，他原本内向的性格也有了些变化。 他开始主动跟同事们聊天了。刚开始是聊工作上的事，后来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部队。一说起部队，陈新伟就像变了一个人，眼睛亮亮的，话也多了。他跟同事们讲他当年在新兵连的事，讲他参加演习的经历，讲他跟战友们一块儿摸爬滚打的日子。他讲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有时候能连着讲一个多小时。 同事们也都爱听。在这些没当过兵的人眼里，部队的生活充满了神秘和传奇。陈新伟讲的那些事，他们听了觉得新鲜，觉得过瘾。 可陈新伟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些变化，有一个人看在眼里，心里头却不太舒服。 这个人就是保安队的队长，吴继昌。 吴继昌这个人吧，说起来也不算坏人，就是在工作上太较真，太严厉，有时候严厉得让人受不了。 他对下属要求很高。站岗的时候必须站得笔直，登记表必须写得清清楚楚，巡逻的时候每一处角落都要走到，不许偷懒，不许打盹。谁要是做得不好，他当面就训，不留情面。保安队的队员们私下里都怕他，背后叫他“吴扒皮”。 可吴继昌自己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保安嘛，本来就是厂子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要是松松垮垮的，出了事谁负责？他是队长，他得对工作负责。 问题是，他的这种管理方式，让队员们心里头都憋着一股火。 尤其是范超，这个小伙子二十出头，脾气火爆，最受不了别人管他。吴继昌训过他好几次，他每次都顶嘴，两个人关系很僵。 只有陈新伟不把吴继昌放在眼里。 不是说陈新伟故意跟吴继昌对着干，而是陈新伟觉得自己干了八年兵，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吴继昌那点本事，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而且，在陈新伟心里头，他一直觉得自己才更应该当这个队长，他是退伍军人，有经验，有责任心，厂里的领导也赏识他。凭什么让吴继昌这个没当过兵的人来管他？ 不过，为了保住这份工作，陈新伟还是尽量跟吴继昌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见面打招呼，安排工作就干，不争不抢，不吵不闹。 可这层窗户纸，早晚得捅破。 那一天，保安队里有一个叫小李的保安过生日。小伙子二十出头，平时跟大伙关系不错。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下班以后在厂门口的一家小饭馆里订了个包间，把保安队的兄弟们全都叫上了。 当然，他没叫吴继昌。 大伙心里都清楚，叫吴继昌干嘛？来了以后板着个脸，谁谁不自在？再说了，吴继昌平时就没给过大家好脸色，谁乐意跟他一块儿吃饭？ 饭局定在晚上七点。下了班，陈新伟、范超、小李，还有另外两个保安，一共五个人，换了衣服就去了小饭馆。 点了一桌子菜，啤酒搬了好几箱。热热闹闹地坐下，小李先敬了一圈酒，说谢谢兄弟们赏脸。大家嘻嘻哈哈地喝了第一杯，气氛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保安的工作不都是轮流倒班嘛，平时能凑到一起吃饭的机会真不多。所以这一坐下，酒过三巡，大伙的话匣子就全打开了。有人抱怨今天夜班太累了，有人说白天被哪个领导骂了，有人说工资太低了想换个地方干。 三杯酒下肚，酒劲就上来了。一开始还聊得挺痛快，后来就变成了扯着嗓子喊。谁也没想起来一会儿还要值班的事，本来今晚应该有两个人值班的，一个是范超，一个是陈新伟。可这会儿，酒瓶子在手，谁还管那个？ 正喝到兴头上，范超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脸色就变了：“是吴队。” 包间里瞬间安静了一下，然后又热闹起来。小李摆摆手：“别接别接，扫兴。” 范超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那头传来吴继昌的声音，一听就不高兴：“你们人在哪呢？赶紧回来值班！” 范超喝得脸红脖子粗的，酒精把胆子撑大了，说话也不客气了：“吴队，今儿小李过生日，我们在外头吃饭呢。咋又是我值班？上礼拜不就是我值的吗？” 吴继昌在电话那头说：“不光你，还有陈新伟。你们赶紧给我回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范超一听这话，火气蹭地就上来了：“哎我说老吴，你牛什么呀你牛！今天小李过生日，我跟你说啊，这个面子怎么都得给！不回去！老子还就不回去了，看你怎么办呢！” 电话那头的吴继昌沉默了两秒，然后声音陡然拔高：“我说范超，造了反了是吧？不回了？你别后悔！” “嘟，嘟，嘟，” 电话挂了。 包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笑容都凝固了。 本来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生日聚餐，让吴继昌这一个电话给搅和了。大伙吃吃喝喝的热情，一下子降了下来，像是一盆凉水兜头浇下。 小李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唉，今天就这样吧。反正我也挺高兴的了，谢谢兄弟们啊。你们也都知道咱队长的脾气，得罪了他，以后咱谁都没好日子过。要不......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范超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回什么回！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着！” 陈新伟也喝了酒，酒精在他血液里烧着，烧得他脑子发热，嘴巴也就没了把门的：“这小子，有点权利就瞎指挥人。回头当兄弟的替你们出口气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是认真的。他觉得吴继昌德不配位，觉得这个队长应该是他的。这股不服气的劲儿，在他心里头憋了半年了，今天借着酒劲儿，全翻了出来。 又坐了一会儿，陈新伟还是站了起来：“算了，回去吧。真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范超还想说什么，被小李拉住了。几个人结了账，歪歪扭扭地出了饭馆，往厂区走。 回到厂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厂区的大门已经关了，只留了一扇小门。传达室的灯还亮着，透过玻璃窗，陈新伟看见吴继昌正坐在里头。 他们几个人推门进去的时候，吴继昌正站起来，看样子是要去关大门。他一回头，看见陈新伟和范超，还有另外一个保安，三个人满身酒气地站在门口，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你们还知道回来？”吴继昌冷冷地说，“赶紧的，去值班。” 范超那牛脾气还没下去呢，梗着脖子说：“值啥班？不去！” 吴继昌的眼睛眯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到范超面前：“你说什么？” “我说不去！怎么了？” 吴继昌的火气也上来了，伸手就推了范超一把：“嘿，我说你们俩成心的是怎么着？赶紧的！” 范超被推得往后踉跄了一步，站稳了之后也伸手去推吴继昌。两个人就这样你推我搡地扭在了一起。 “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看我怎么好好教训教训你！”吴继昌一边推一边喊，“你知道谁是队长吗？” 陈新伟一看动起手来了，赶紧上前去拦。他把手插在两个人中间，想把吴继昌推开。 吴继昌扭头瞪了他一眼：“陈新伟，没你事啊！你给我躲开！” 陈新伟没躲，继续拦着。 吴继昌急了，跟他撕扯了两下。陈新伟喝了酒，手上没轻没重的，两个人越扯越来劲。 混乱之中，吴继昌顺手从桌上抓起一个手电筒，照着陈新伟的肩膀就敲了一下。 “咚”的一声，陈新伟觉得肩膀一阵钝痛。 这一下，像是点燃了引信。 陈新伟站在那里，看着吴继昌那张愤怒的脸，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酒精在血液里沸腾，所有的委屈、不甘、愤怒，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 他想起了自己当兵八年的光荣，想起了解甲归田的不甘，想起了大城市里处处碰壁的狼狈，想起了睡在桥洞里的那个寒夜，想起了家里那个陌生的徐阿姨，想起了他爸那句“你妈没了”。 他想起了厂里领导对他的夸奖，想起了同事们崇拜的目光，想起了吴继昌平时颐指气使的嘴脸。 如果我现在沉默了，那我就得让他吴继昌压一辈子。一辈子！ 不行。 他不能。 在那个瞬间，酒精和愤怒蒙蔽了他所有的理智。他猛地转身，一把拉开旁边的抽屉，那是传达室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笔，有本子，有对讲机的充电器，还有一把刀。 那把刀是平时用来裁纸、开包裹的，不大，但很锋利。 陈新伟抓起那把刀，转过身来，对着吴继昌就捅了过去。 一刀。 两刀。 吴继昌的叫声很短促，像是什么东西被猛地掐断了。他捂着肚子，踉跄了两步，然后像一截被锯断的木头一样，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涌出来，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下，那血是黑色的，浓稠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传达室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所有人都炸了。 “吴队！”“吴队你怎么了！”“快打120！快叫救护车！” 范超吓得脸色煞白，酒全醒了。小李手忙脚乱地掏手机，手指头抖得按了好几次才按对号码。 一片混乱之中，没有人注意到陈新伟。 他站在人群外面，手里还握着那把刀，刀尖上滴着血，一滴一滴，落在水泥地面上，开出小小的、暗红色的花。 他看着倒在地上的吴继昌，看着自己的手，忽然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然后，他跑了。 他把刀扔在了传达室门口，转身冲出了厂区大门。门口的马路黑洞洞的，没有路灯，只有远处镇子上的灯光像萤火虫一样忽明忽暗。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跑，只知道必须跑，跑得越远越好。 他找到了一辆自行车，不知道是谁的，停在那儿的。他骑上车，疯了一样地蹬。夜风呼呼地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他不知道自己骑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骑到了哪儿。他只知道往东骑，往山东的方向骑。 三天三夜。 他骑了三天三夜，饿了就在路边的小卖部买点面包和水，困了就找个避风的地方眯一会儿。他的衣服脏了，脸上全是灰，嘴唇干裂出了血。可他不敢停，不敢回头，不敢去想那个倒在血泊里的吴继昌。 他知道自己犯了罪。可他不敢面对。 他想，也许逃到另一个城市，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就能重新开始。哪怕隐姓埋名，哪怕过着老鼠一样的生活，也比被抓回去强。 最终，他逃到了南京。 他在南京找了一间最偏僻的出租屋，躲在里面不敢出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白天不敢开灯，晚上不敢出声。他不敢用手机，不敢联系任何人，甚至连去超市买东西都挑半夜没人的时候。 他想，也许时间长了，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个月后，南京市公安局湖南路派出所的民警敲开了他那间出租屋的门。 陈新伟从床上坐起来，看见门口站着几个穿警服的人，心里头反而平静了。像是悬了三十天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没有挣扎，没有逃跑，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他伸出手，让民警给他戴上手铐。 坐在警车里的时候，他看着车窗外头南京的街景。这座城市很漂亮，有高楼大厦，有车水马龙，有他曾经想象过的一切。可他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这里。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那副冰冷的、银白色的手铐，忽然想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候他还在部队，有一次站夜岗，天上下着大雪，他站在哨位上，看着营区里那一排排整齐的营房，看着远处万家灯火的县城，心里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和骄傲。 那时候他觉得，他是保卫别人的人，是被人需要的人，是有用的人。 可现在呢？ 他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了下来。 第二天，南京警方将陈新伟移交给了封丘县公安局。 审讯室里，陈新伟坐得笔直，把他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民警问他后不后悔，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后悔。” 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 吴继昌回不来了。 那个被他捅倒在血泊里的保安队长，那个虽然严厉但也许并不坏的中年男人，再也回不来了。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再也等不到他下班回家了。 而陈新伟，因为一时冲动，不仅是工作没了，还要面临着漫长的牢狱之灾。 他曾经是一个好兵，一个当了八年兵、从小梦想着保家卫国的退伍军人。他曾经善良、朴实、吃苦耐劳。可生活给了他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愤怒。他没有学会如何去消化这些东西，而是在一个喝了酒的夜晚，让它们全部爆发了出来，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封丘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灯光很亮。陈新伟签完笔录，被带出去的时候，经过走廊，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灰蒙蒙的天。 那天是2006年4月7日。 距离那场命案，过去了一个月零三天。 距离他退伍回家，过去了不到一年。 距离他母亲去世，过去了将近两年。 距离他穿上那身他深爱的军装，过去了整整十年。 而现在，他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走进了一个再也看不到天空的地方。 第317章 一句“喜欢你”惹来两耳光，兄弟俩一夜屠戮十一人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七日的凌晨，祖国东北部边疆的合拢县浮动镇，正经历着一年中最寒冷的一段日子。 隆冬季节，雪地冰封，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一种颜色，苍茫的、无边无际的白。积雪覆盖了屋顶、柴垛、篱笆墙，也覆盖了那条蜿蜒穿过小镇的土路。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把空气都冻得发脆，呼出一口气，瞬间就凝成了一团白雾。 浮动镇正沉睡着。 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糊上了厚厚的窗纸，炕洞里残留着柴火燃尽后的余温。男人们打着鼾，女人们搂着孩子，连看家狗都蜷缩在窝里，把鼻子埋进尾巴底下，懒得发出一声吠叫。 这座边陲小镇，安静得像是被时间遗忘在了这片冰天雪地里。 然而就在这一片死寂之中， “砰！砰！” 突如其来的两声枪响，像是两块巨大的石头砸进了一潭死水，毫无预兆地撕裂了夜的宁静。 紧接着，一声轰隆巨响，大地似乎都跟着颤了一颤。火光猛然窜起，映红了半边天，滚滚浓烟翻涌着升腾起来，像一条狰狞的黑龙张开了大口。 驻浮动镇省煤田地质公司二队的驻地，顷刻间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爆炸的气浪掀碎了附近人家的窗户玻璃，碎碴子哗啦啦落了一地。有居民从睡梦中惊醒，光着脚跳到地上，扒着窗台往外一看，腿就软了，那一片红彤彤的火光，把整个镇子照得如同白昼。 人们惊恐地推醒身边的亲人，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前，一连串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已经像一根根引线，悄无声息地蔓延、燃烧，最终引爆了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时间倒回到两天前。 二月十五日的晚上，室外依旧是滴水成冰。西北风刮得像刀子似的，割得人脸生疼。二队第八钻探队的青年工人王明芳，却似乎并不畏惧这酷寒。他裹着一件半旧的棉袄，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往同队的调度员李来文家走去。 王明芳那年二十四岁，个头不算高，长相也谈不上出众，但一双眼睛总是透着一种执拗的光。他平日里话不算多，心思却重，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他能翻来覆去琢磨上好几天。 李来文家亮着灯，昏黄的灯泡上套了个纸罩子，光线暖融融的。王明芳敲了门，被迎了进去。李来文的妻子王喜云是个本本分分的家庭妇女，四十来岁的年纪，脸上已经有了些岁月的痕迹，但待人接物很是周到。她给王明芳倒了杯热水，又端出一碟瓜子，客气地招呼他坐下。 屋里烧着炕，暖烘烘的。王明芳和李来文聊了些队上的事情，无非是哪台钻机出了毛病，哪个领导又派了什么任务，都是一些平平淡淡的日常。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串门，竟然会成为一场灭门惨案的导火索。 闲聊了一阵，王明芳起身告辞。 “来文，那我走了。” “行，慢点啊。”李来文坐在炕沿上没动，随口应了一声。 王喜云却站了起来。她是个讲究礼数的人，觉得客人要走，自己好歹应该送到门口。她跟在王明芳身后出了屋门，冷风扑面而来，她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王明芳忽然转过身来。 院门口的灯光昏暗，王喜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听见他压低了声音，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语气说了句： “王姨，别看你岁数大了，我还很喜欢你。明天晚上我家没人，你到我家来玩吧。” 说完这话，王明芳也没再多留，转身就走了。棉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很快便消失在了夜色里。 王喜云愣在了院门口。 她站了好一会儿，冷风灌进衣领里，她才回过神来，心里头翻涌起一股说不清的不安和恼怒。她“砰”地关上了院门，快步回到屋里，却一直心神不宁。她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那块已经凉透了的手巾，翻来覆去地想着方才那句话。 “别看你岁数大了，我还很喜欢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自己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说这种话，不是调戏是什么？ 王喜云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憋屈。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旁的李来文已经打起了鼾，她却睁着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屋顶，心里头像是压了一块石头。 第二天，她还是没忍住。 “来文，我跟你说个事儿。”王喜云把李来文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把昨晚王明芳说的那句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李来文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他脸上的肌肉猛地绷紧了，腮帮子鼓了鼓，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妈的，王明芳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调戏我老婆？” 他一把推开王喜云，大步流星地就往外走。 “哎，来文，你......王喜云想要拉住他，却只抓住了他袖子的一角，李来文一甩胳膊，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李来文是个急脾气，在队上也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他找到了王明芳，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 “王明芳，你给我说清楚，那天晚上你跟我媳妇说啥了？” 王明芳先是一愣，随即脸色就变了。他没想到那句话会被王喜云转述给李来文，更没想到李来文会这么大张旗鼓地找上门来。 “李哥，你听我解释，我说的那个话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李来文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越说越气，越气嗓门越大。周围的邻居和工友们听到动静，纷纷围了过来。 王明芳脸上挂不住了。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最怕的就是在众人面前丢脸。可李来文偏不给他留这个脸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口咬定他调戏了自己的妻子，还要让他妻子出来作证。 王明芳急得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想要辩解，可话还没说出口，李来文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抢步上前，“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子，结结实实地扇在了王明芳的脸上。 那两声脆响，在场的人都听得真真切切。 王明芳被打得脑袋歪向一边，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他捂着脸，眼睛里先是茫然，然后是屈辱，最后，所有的情绪都变成了一种阴沉沉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冷。 邻居彭友信、王文斌、李树森、王海兰等人赶紧上前拉架，七手八脚地把李来文拽住。 “行了行了，来文，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就是就是，都是一个队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闹成这样多不好。” 王明芳挣开了众人的拉扯，抹了一把嘴角的血，梗着脖子说了一句：“我说的话，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但没有人听他的解释。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也没人在乎他的解释。大家的目光都落在李来文身上，劝他消消气，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王明芳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圈人，看着那些或同情或幸灾乐祸或漠不关心的脸，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口一口地啃咬着。 他咬着牙，一字一顿地对李来文说了一句：“我告诉你，你可别后悔。” 说完，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来文在他身后骂了一句，也没再追。大家见事情似乎平息了，便纷纷散了。没有人把王明芳最后那句威胁放在心上，只当他是嘴上逞强，说说气话而已。 可谁也没想到，那句话，王明芳是认真的。 王明芳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弟弟王明超刚从学校回来，正在屋里写作业。王明超那年才十九岁，还是个学生，个头比他哥哥高一些，但性子单纯，对哥哥的话言听计从。 王明芳进了屋，也不说话，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脸色铁青。 王明超觉得不对劲，放下笔，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哥，你咋了？” 王明芳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明超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又像是在跟弟弟倾诉。 “......明天二队的人就都得知道这事儿，”王明芳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涩，“我怎么抬头做人呢？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王明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手足无措地坐在那里，看着哥哥痛苦地抱着头。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地响着。 沉默了片刻之后，王明芳猛然抬起头，开始捶打自己的胸脯，那一下一下，咚咚作响，像是要把胸腔里那颗憋闷得快要炸开的心给捶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面目狰狞，却又刻意压低了声音，歇斯底里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今天夜里，我非得把知道这件事的人，全都干掉不可！” 王明超吓了一跳，瞪大了眼睛看着哥哥：“哥，你说啥呢？你疯了？” 王明芳根本不理会他，脑子里已经开始飞速地转了起来。他知道，要干这件事，光靠蛮力不行，他得有家伙。他想起队里保卫科的武器库，那里头有枪，有子弹，有雷管和炸药。 当天夜里，王明芳一个人溜出了家门，摸黑来到了二队保卫科。他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野兽，悄无声息地绕着保卫科转了好几圈，把值班室的位置、武器库的位置、周围的地形，全都仔仔细细地记在了脑子里。 他还注意到，武器库的钥匙，平时都是保卫干事徐炳发随身带着的。 要拿到枪，先得拿到钥匙。 二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半，天还没亮，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王明芳把弟弟从睡梦中叫醒。 “超儿，跟我走。” 王明超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明芳从墙角拎起两把斧子，一把递给弟弟，一把别在自己腰后。 “哥，你这是要干啥？”王明超看着那泛着寒光的斧刃，后背一阵发凉。 “别问那么多，跟着我就行。”王明芳的语气不容置疑。 兄弟二人悄无声息地出了门，顶着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保卫干事徐炳发的家。 王明芳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正常一些，然后抬手敲了门。 “谁啊？”里面传来徐炳发带着睡意的声音。 “徐叔，是我，明芳。有人到我家里撬门，您快出来看看！” 徐炳发一听是这事儿，也不敢怠慢，赶紧穿好衣服开了门。他跟着王明芳出了院子，王明超也跟了上来。徐炳发看了看这哥俩，觉得事态可能有些严重，便带着他们去找保卫科科长谢振英。 谢振英住在另一排房子里，被叫醒后听说了情况，皱了皱眉。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去找原来在保卫科帮过忙的刘振芳，让他跟你一块儿去处理。我先等等消息。” 徐炳发应了一声，转身出来，对王明芳说：“你和你弟去找刘振芳，我先到保卫科去看看。” “行。”王明芳答应得很痛快。 可是走了没几步，兄弟二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最后干脆一路小跑，追上了走在前面的徐炳发。 徐炳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回过头来，有些疑惑地问：“大刘呢？怎么没来？” 王明芳面不改色地撒了个谎：“她正在穿衣服呢，马上就过来。” 徐炳发没再多想，继续往前走。王明芳故意加快了脚步，和徐炳发并排走在前面，王明超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 四个人？不，三个人。夜色是最好的掩护。 走到大道边一个公共厕所附近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王明芳微微偏了偏头，向身后的弟弟递了一个眼神。 王明超心领神会。 他像一只突然发动攻击的猎豹，猛地窜了上去，抡起手中的斧子，对准徐炳发的后脑勺，狠狠地劈了下去。 那一斧子下去，徐炳发声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身体便软塌塌地倒了下去，像一袋沉重的水泥砸在了雪地上。 王明芳扑上去，手脚麻利地从徐炳发身上把那把五一式手枪摘了下来，在手里掂了掂，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心里一振。他又凑近了看了看徐炳发，发现他的胸口还有起伏。 “还没死。”王明芳低声说了一句。 王明超二话不说，再次抡起斧子，又是狠狠一下。黑暗中只听见一声闷响，随即一切归于沉寂。 兄弟二人从枪套上卸下了十二发子弹，又从徐炳发的裤腰带上扯下了那串武器库的钥匙。王明芳在地上摸了摸，找到了徐炳发掉落的手电筒，摁了一下，一道惨白的光柱射了出来。 他们把徐炳发拖到了厕所里面，扔在角落里。雪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暗红色的拖痕，在月光下触目惊心，但很快又被新飘落的雪花覆盖。 兄弟二人没有再耽搁，直奔保卫科而去。 保卫科值班室的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雪地上。 王明芳走上前去，敲了敲门。 “谁？” “我，王明芳。徐叔让我来取点东西。” 值班室的更夫张世清不疑有他，打开了门。然而门刚开了一条缝，黑洞洞的枪口就顶上了他的脑门。 张世清的脑子“嗡”的一声，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他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趴在了地上，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磕磕巴巴地求饶：“别......别杀我......我啥也没看见...... 王明芳用枪口点了点他的脑袋，转头对王明超说：“看着他，我去开武器库。” 张世清趴在地上，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他是个精明人，知道这种情况下，要想活命就得先顺着对方的意思来。他哆哆嗦嗦地从炕上摸出一根绳子，递给王明超，说要自己把自己捆上，还主动扯了块毛巾把嘴堵上，以示自己不会逃跑、不会呼救。 王明超觉得这倒是省了自己的力气，便依言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捆好了张世清，王明超见哥哥还没从武器库出来，便跑了进去催促。 “哥，快点儿，天快亮了。” 王明芳正在武器库里翻找，长枪、短枪、子弹、雷管、炸药，一样一样地往布兜里塞。 而就在王明超离开值班室的这短短几分钟里，张世清拼命地挣扎起来。他本是假意配合，绳子捆得也不像王明超以为的那么紧，三下两下就被他挣脱了。他一把扯掉嘴里的毛巾，光着脚就窜出了值班室，发了疯似的往锅炉房跑。 “来人啊！救命啊！有人抢枪了，” 张世清的喊声在寂静的深夜里传出很远很远。 王明芳和王明超听到喊声，脸色骤变。 “糟了！”王明芳抓起已经装好了的步枪，拎起那包炸药和雷管，拔腿就追。王明超也拎着斧子跟在后面。 兄弟二人追到锅炉房的时候，张世清正躲在一个锅炉后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锅炉房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味，昏暗的灯光下，能看见几根粗大的管道横七竖八地排列着。 “出来！”王明芳厉声喝道。 张世清哪里敢出来，缩在锅炉后面一动不动。 王明芳不再废话，举枪就射。“砰砰”两枪，子弹在锅炉房里横飞，擦出刺耳的回响。这两枪没有打中张世清，却打中了锅炉房里的工人陈凯。 陈凯连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搞清楚，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身体就软塌塌地倒了下去，鲜血顺着地面蔓延开来，与煤灰混在一起，变成了触目惊心的黑色。 张世清趁着这个混乱，拼了命地从锅炉房的后门跑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中。王明超追了出去，追了一段路，最终还是把他抓了回来。 王明芳已经顾不上张世清了。他快步回到武器库，从里面又搜出了一些雷管和两包炸药。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报纸上，划燃了一根火柴。 火苗舔上了报纸的边缘，发出细微的“嘶嘶”声，随即迅速蔓延开来。 王明芳转身离开之前，看了王明超一眼，平静地说了句：“把更夫解决了。” 王明超没有丝毫犹豫，转身走到张世清面前。张世清瘫倒在地上，眼里满是恐惧和绝望。王明超举起斧子，用斧背对准他的头部，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下。 两下。 张世清不再动弹了。 兄弟二人消失在夜色中。身后，武器库里的导火索已经燃到了尽头，紧接着， “轰隆！” 一声巨响，地动山摇。 火光冲天而起，浓烟滚滚，将半边天空映得血红。 二队的驻地，陷入了一片火海。 王明芳和弟弟跑回家中，王明超把身上带着的子弹全部交给了哥哥。王明芳清点了一下手中的家伙：一支五一式手枪，一支七二式自动步枪，子弹近百发，还有雷管和炸药。 他把手枪别在腰间，步枪背在肩上，再一次没入了夜色。 他要去杀的人，还有很多。 第一个目标，是保卫科科长谢振英。 王明芳敲开了谢家的门，他的脸上甚至还带着几分焦急的表情，语气急促地对谢振英说：“谢科长，不好了，保卫科被人撬开了，还被人点着了！” 谢振英大惊失色，顾不上多想，披上衣服就往外跑。他哪里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才是放火的主谋。 谢振英领着王明芳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商量着要去哪位领导家汇报情况。他们走向了严队长家的院子。 严队长家的院门是一扇铁皮焊成的窄门，谢振英走在前面，伸手推开了门，正要迈步进去， 王明芳在他身后举起了枪。 “砰！砰！” 两声枪响，在寂静的小镇上格外刺耳。谢振英的身体猛地一僵，头部中弹，连哼都没哼一声，直挺挺地倒在了门槛上。 王明芳上前一步，从谢振英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手枪和十二发子弹，揣进怀里。 他转过身，又返回了谢家。 隔着窗户玻璃，王明芳看见了正在屋里忙活的谢振英的爱人于德勤。她大概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正朝窗户这边张望，脸上带着疑惑和不安。 王明芳没有犹豫，举起枪，对准了玻璃后面的那个人影。 “砰！” 玻璃碎了，于德勤也倒了下去。 王明芳没有再看一眼，转身离开。 接下来，是李来文家。 夜风凛冽，王明芳端着步枪，大步流星地走在路上。他脑海中反复回放着那个让他丢尽脸面的场景，李来文的巴掌，围观的邻居，那些或同情或讥讽的目光。 他的脚步越来越快，眼底的戾气越来越浓。 走到李来文家附近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影从一户人家屋里走了出来。借着远处火光映出的微光，他认出那是邻居王文斌。 王明芳二话不说，举起步枪就瞄准了王文斌。 王文斌听到动静，抬头一看，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他的脑子“嗡”的一声，本能地做出了反应，他没有转身逃跑，反而扑了上去，想要夺下王明芳手中的枪。 两个人的手绞在了一起，王文斌死死地抓着枪管，拼命地往上推。王明芳恼羞成怒，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一连数声枪响，王文斌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几下，手上渐渐失了力气，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王文斌的大女儿王丽娟听到枪声从屋里跑了出来。她看到父亲倒在血泊中，发出一声尖叫，转身就想跑。然而王明芳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无情地穿透了这个年轻女孩的身体。 王丽娟甚至没来得及跑出三步。 王明芳没有停下来，他提着枪，大步走向李来文家。 说来也巧，他还没走到门口，迎面就撞上了李来文。李来文大概是听到了枪声，出来查看情况，万万没想到会跟王明芳走了个对脸。 夜色中，两个人四目相对。 王明芳举起枪，怒吼着：“你他妈给我站住！” 然而他的手指扣下去的时候，才发现枪里的子弹还没来得及上膛。就是这不到一秒钟的延误，给了李来文逃生的机会。 李来文转身就跑，三两步窜回了家中，拼命地推醒还在睡梦中的妻子王喜云：“快跑！王明芳来了！他疯了！快跑！” 王喜云吓得魂飞魄散，连衣服都顾不上穿，推开窗户就往外爬。两个大人刚跳出窗外，他们的二儿子李卫平也跟着往窗户上爬，一只脚刚迈出去，身后的枪声就响了。 “砰！” 子弹击中了李卫平的腿部，他惨叫一声，摔倒在窗台上。但他顾不上疼痛，咬着牙从窗户上翻了出去，一瘸一拐地跟着父母消失在了夜色中。 王明芳冲进李来文家，却发现人去屋空。他骂了一声，转身出来。 就在这时，邻居彭友信和他的妻子刘玉清听到动静，打开门往外看。当他们看到提着枪的王明芳时，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两个人转身就往屋里跑。 王明芳举枪，对准了那两个正在逃离的背影。 “砰！砰！” 彭友信和刘玉清几乎同时倒下，鲜血在雪地上洇开了一片。 他们的二女儿彭伟听到枪声跑出来，看到父母倒在门口，愣了一瞬，随即撒腿就跑。她跑得很快，但子弹比她更快。 “砰！砰！砰！” 三声枪响，彭伟的身体猛地向前一栽，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扑倒在冰冷的雪地上，再也没能爬起来。 王明芳已经彻底杀红了眼。 他提着枪，闯进了工人李印的家。 李印一家五口正沉浸在睡梦中，毫无防备。王明芳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一枪一枪地打了出去。惨叫声、哭喊声、求饶声混杂在一起，在这个本该安宁的深夜里，奏响了一曲悲怆的挽歌。 很快，一切归于沉寂。 李印一家五口，无一生还。 王明芳从李印家出来，抹了一把脸上溅到的血迹，又赶往了后洞房。那里住着工人李树森一家。 他踹开了李树森家的门，在李树森一家人惊恐的目光中，举起了枪。 李树森的长子倒下了。 次女倒下了。 岳母倒下了。 外甥女也倒下了。 一个接一个，像是被死神点中了名字，没有人能够幸免。 凌晨五点四十分，天色已经微微发白，但浮动镇的天空依旧被火光映得通红。 王明芳站在一片血腥之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手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杀人之后的亢奋和疲惫交织在一起。 他知道，该走了。 他跑到队里，找到了那辆牌号为0的汽车，跳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轮胎碾过积雪，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车子沿着浮东至延吉的公路，向北疾驰而去。 身后，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和一片狼藉的血色。 然而王明芳的逃亡之路，从一开始就不顺利。 他逃跑的时候太过匆忙，根本没有想到要检查车况。车子开出没多远，到了浮东镇新三队附近，就因为水箱里没有加水而抛锚了。 王明芳骂骂咧咧地拍了一把方向盘，跳下车，站在公路边张望。 这时候，对面正好驶来一辆车。 王明芳站在路中间，举起枪，逼停了那辆车，把司机赶下去，自己开着这辆截来的车继续向北逃窜。 然而霉运似乎缠上了他。这辆车开了没多久，又出了毛病，到了东兴一队，再也走不动了。 王明芳不得不再次截车。 这次拦住的是合隆县啤酒厂的解放牌汽车。司机刘佩宇坐在驾驶座上，透过车灯认出了站在路中间的人，王明芳，他认识他。 刘佩宇看到王明芳身上挎着枪，心里立刻明白了七八分。他没有乖乖下车，反而推开车门，扑上去就要跟王明芳搏斗，想要夺下他手里的枪。 王明芳见势不妙，抬手就是一枪。 “砰！” 刘佩宇身子一震，倒在驾驶室里，鲜血顺着座椅往下淌。王明芳怕他没死透，凑上去又补了一枪。 这时，中心一队的社员秦仲松听到枪声，赶过来查看情况。他看到倒在驾驶室里的刘佩宇，又看到提着枪的王明芳，胸膛里腾地升起一股怒火。 他冲上前去，指着王明芳的鼻子，厉声质问道：“你小子，凭什么开枪打人！” 王明芳恶狠狠地瞪着他，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抬手又是一枪。 秦仲松甚至没能把话说完，就倒在了冰冷的公路上。 王明芳跳上了啤酒厂的汽车，拼命地发动引擎，但车子像跟他作对似的，怎么都发动不起来。他气得狠狠踹了一脚车门，跳下车，徒步向北跑去。 雪很深，跑起来很费力。王明芳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大约一里地，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对面又开来一辆车，延吉市卫生局的解放牌汽车。 王明芳又一次站在了公路中间，举枪拦车。他用枪口逼着司机下了车，自己跳上驾驶座，发动车子，顺着头道方向继续逃窜。 这一次，车子没有再出毛病。 案发之后，消息迅速传到了延边州和和龙县公安局。 这么大的案子，谁都坐不住了。公安局迅速组成了专案组，调集警力，全力侦破。经过连夜排查，嫌犯的身份很快被确定，王明芳和王明超兄弟二人。 干警们行动迅速，首先将还未来得及逃跑的王明超抓获归案。 但王明芳还在逃。 凌晨六点零八分，专案组决定在龙水桥头设卡，堵截王明芳。几名干警在桥头架起了路障，严阵以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 将近七点钟的时候，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一辆解放牌汽车从北边驶来，车灯在晨雾中忽明忽暗。 干警们提高了警惕。 车子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王明芳。 王明芳远远地就看到了桥头的路障和警察的身影，他的心猛地一沉。他没有减速，反而握紧了方向盘，脑子里飞速地盘算着对策。 车子在距离桥头三四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王明芳抄起步枪，砸碎了面前的风挡玻璃，玻璃碴子溅了他一身。他把枪架在破碎的玻璃框上，瞄准了桥头的干警，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子弹撕裂了清晨的空气。 三名干警立刻举枪还击，子弹打在车身上，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王明芳一边射击，一边猛地踩下油门，车子发出一声怒吼，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呼啸着冲上了桥头，直直地朝干警们撞去。 干警们无处可躲，只能纵身跳下桥去。 冰冷的河水瞬间没过了他们的腰身，刺骨的寒冷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但顾不上这些，他们在水中架起了枪，继续朝那辆逃窜的汽车射击。 然而王明芳已经驾车冲过了桥，继续向北逃去。 王明芳一口气开出了很远。他在路上又先后劫换了两辆汽车，一路狂奔，一直窜到了帽儿山南侧的一个大拐弯处。 车子再也开不动了。 王明芳跳下车，朝四周望了望。连绵的群山，茂密的树林，白茫茫的雪原在晨光中延伸到天际。 他把枪往肩上一甩，一头钻进了深山密林之中。 等干警们追到帽儿山下的时候，只看到了那辆被遗弃的汽车，车内还残留着王明芳仓皇逃窜时留下的痕迹。 人去车空。 专案组指挥部里，气氛异常凝重。 王明芳手里有枪，有子弹，受过野外作业的训练，对周边地形有一定的了解。茫茫林海雪原，要找到这样一个亡命之徒，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专案组没有放弃。他们发动群众，走访调查，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十八日上午，指挥部接到了一条重要的报告。 有群众反映，犯罪嫌疑人王明芳去年野外作业的时候，曾经在延吉市铜佛公社待过六个月。铜佛公社距离帽儿山很近，只有四十华里，而且王明芳那时候曾经住在当地群众的家里，跟那一带的人熟悉。 他很可能逃到那里去了。 指挥部立刻将侦查方向转向铜佛公社。 干警们赶到铜佛公社，走访了不少社员。很快，一个重要的情况浮出了水面。 有社员反映，王明芳去年施工的时候，曾经住在三队社员秦三松的家里。 干警们拿出了王明芳的照片，一位名叫金昌烈的社员一眼就认了出来：“对，就是他！去年施工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院的江三松家里。” 大队支部书记车纯范立刻派人去找江三松。 江三松被叫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车书记开门见山地问他：“你家来客人了吗？” 江三松老老实实地回答：“来了，是二队的王明芳。他说昨天出来打猎迷了路，走了一宿才摸到我家。” 确认了王明芳的藏身之处，干警们精神为之一振。但新的问题来了：江三松家里当时有很多人，如果贸然行动，很可能会误伤无辜群众。 必须智取。 下午三点四十分，现场指挥员果断做出了决定。 派出小分队，身着便衣，悄悄包围江三松家。然后找一个熟人先进去，里应外合，趁其不备，活捉王明芳。 与此同时，派出所的干警包围了整个村屯，布下了天罗地网，以防王明芳再次逃脱。 前线指挥所设在了金昌烈的家里。这户人家距离江三松家只有二十米远，稍微有一点声息，这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车书记介绍了一下情况：江三松家里今天请客，请了他的两个姐夫来吃饭。也就是说，屋里除了王明芳和江三松本人，至少还有两个人。 这时候，一位社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江三松的两个姐夫快进院子了！” 车书记眼睛一亮，立刻迎了出去。他把江三松的两个姐夫拦在了院门口，压低声音，用最快的速度把情况说了一遍，并向他们布置了共同捉拿王明芳的任务。 两个姐夫对视一眼，虽然脸色发白，但还是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江三松家里摆上了饭桌，端上了饭菜。江三松和他的两个姐夫陪着王明芳吃饭，桌上摆着打糕和几样小菜。 王明芳坐在炕上，一只手拿着筷子，另一只手却始终插在裤兜里，始终没有拿出来过。 他的眼神一直不太对劲，东张西望，像是在堤防什么，又像是在寻找什么。他的脸上看不出多少表情，但那紧绷的下颌线和时不时抽动的眼角，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 江三松的大姐夫连中全一边喝酒一边偷偷打量着王明芳，心里头焦急万分。他注意到王明芳的手始终插在兜里，几乎可以肯定那里面藏着一把已经上了膛的枪。他们几个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 饭桌上的气氛看起来很热闹，推杯换盏，笑声不断，但每一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饭终于吃完了。 连中全的女儿连莲花是个机灵的姑娘，她以给邻居送打糕为名，出了屋。她快步走到指挥所，压低声音对侦查员说：“你们再进去一个人吧。我爸爸他们看他有枪，都不敢动手。现在饭菜已经吃光了，一会儿我让他们玩扑克，你们派人进来。” 侦查员们互相看了看，这倒是个好机会。 但问题是，派谁进去？ 正发愁的时候，生产队长鞠殿全走了过来。 指挥员的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鞠殿全今天早晨派工的时候到过江三松家，已经见过王明芳，还跟他打过招呼。如果派他进去，不会引起王明芳的怀疑。 鞠殿全被叫到指挥所，听完了任务。他的脸色变了一变，但还是点了点头。 江三松的屋里，扑克牌已经摆上了。 但王明芳哪里有心思打扑克？他神情倦怠，坐立不安，两只眼睛始终在屋子里扫来扫去，像是在寻找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他的右手始终插在裤兜里，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连莲花却很热情地凑了上来，拽着王明芳的袖子，笑嘻嘻地说：“哎呀，你来一次不容易，就玩几把呗！咱们打下台的，让我爸和我舅对立，我和你对立！” 王明芳被缠得没办法，再加上江三松和他的两个姐夫也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劝，他终于松了口，把手从裤兜里抽了出来，抓起了扑克牌。 扑克局勉强凑成了。 才玩了两把，门帘一掀，鞠殿全走了进来。 “哟，玩扑克呢？”鞠殿全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脸上带着笑，“我来看看。” 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紧不慢地摘下了棉帽，脱下了棉袄，若无其事地坐在了连中全的身边。 他的一切举动都那么自然，看不出任何破绽。 王明芳抬头看了他一眼，鞠殿全冲他笑了笑，王明芳便没再理会，继续打牌。 这时候，江三松的二姐夫金钟哲，一个跟鞠殿全早就心照不宣的人，开口了：“鞠队长，你快去帮他支支招吧，他这牌打得不行啊。” 鞠殿全笑着应了一声，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凑到了王明芳的身后。 他低下头去看王明芳手里的牌，嘴里说道：“哎呀，牌不错嘛。” 王明芳一手握着牌，一手打牌。他打牌的时候，插在兜里的那只手自然会抽出来，就是现在。 当王明芳打牌的手刚刚抬起的那一刹那，鞠殿全动了。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以闪电般的速度，猛地从身后死死地攥住了王明芳的两条胳膊，像一把铁钳一样箍得紧紧的，让他动弹不得。 “动手！” 金钟哲早就等着这一刻。他一个箭步扑上去，一把抓住王明芳的腿，用尽全力往后一拽。 王明芳猝不及防，整个人向前一栽，“扑通”一声趴在了炕上。 “来人啊，” 鞠殿全和金钟哲死死地按住王明芳，冲门外大喊。 埋伏在门外的干警们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七手八脚地将王明芳按住，缴了他兜里的枪。 那是一把已经上了膛的手枪。 干警们又从客屋的拉门旁边，搜出了一支七二式全自动步枪，里面有二十六发子弹，枪机上的子弹也已经上膛了。 如果刚才有一丁点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王明芳被死死地按在炕上，脸贴着冰凉的炕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里面满是血丝和不甘。 但他没有再挣扎。 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但有些东西，是雪掩不住的。 王明芳，一个原本普通的青年工人，因为一句被误解的话，因为两个耳光，因为一颗无法承受屈辱的自尊心，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把自己的自卑、委屈和愤怒，化作了一颗颗冰冷的子弹，射向了那些无辜的人们。 王文斌死了，王丽娟死了，彭友信死了，刘玉清死了，彭伟死了，李印一家五口死了，李树森家的四个人也死了。还有谢振英、于德勤、徐炳发、张世清、陈凯、刘佩宇、秦仲松...... 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那一个血腥的夜晚，永远地定格在了漫天火光之中。 后来有人议论，这起惨案的导火索，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如果王喜云那天晚上没有把王明芳的话告诉李来文，或者李来文听了之后能冷静一些，不去扇那两个巴掌，又或者王明芳能够忍下那口气，不那么较真，也许这起血案就不会发生。 可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第318章 岁老汉偷钥匙入室行凶，连砍40刀！只因她叫了声叔？ 2015年4月，河北邢台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 田间地头的柳树刚刚抽出嫩芽，空气里还残留着冬日未散的寒意。平乡县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像往常一样在晨曦中苏醒，鸡鸣犬吠，炊烟袅袅，村民们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作。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户庄家人院里，正静静躺着一具冰冷的尸体，等待着被人发现。 那天中午，日头已经爬到了半空中，暖洋洋的阳光洒在村道上。李美琴的邻居王大婶做好了午饭，想着平日里两家人关系不错，李美琴一个人在家，便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往她家走去。 “美琴！美琴在家吗？”王大婶一边喊着，一边推了推院门。 吱呀一声，院门竟然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 王大婶有些纳闷，李美琴平时是个谨慎的人，晚上睡觉前院门房门都会锁得严严实实，怎么大中午的还开着门？她也没多想，径直走了进去。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晾衣绳上还挂着几件洗过的衣服，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堂屋的门也是半开着的，王大婶喊了几声没人应答，心里开始有些发毛。 她试探着推开堂屋的门，目光往里一扫， 那一刻，她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地面上，一个女人侧卧在血泊之中，身上的羽绒服已经被鲜血浸透，暗红色的血迹从身下蔓延开来，几乎铺满了半个房间。她光着脚，脚底沾着血，秋裤上全是斑斑点点的暗红。 “啊，！” 王大婶手中的碗摔在地上，碎瓷片和面条溅了一地。她踉跄着倒退了几步，几乎站不稳，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声音划破了整个村庄的宁静。 村民们闻声赶来，有人报了警，有人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只是远远地张望，脸色煞白。有人认出了那件羽绒服，那是李美琴，这家里的女主人，一个平日里待人热情、和和气气的女人。 接到报警后，平乡县公安局的刑警们火速赶到了现场。 带队的老刑警姓刘，从警二十多年，什么样的案子没见过？什么血腥的场面没经历过？可当他走进那间卧室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太惨了。 地面上，墙壁上，甚至天花板上，到处都是喷射状的血迹。死者侧卧在地，面部已经面目全非，头部、脸部、颈部密密麻麻全是伤口，整个人就像是被什么野兽撕咬过一样。鲜血凝固后变成了暗黑色，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大片触目惊心的血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法医后来统计，死者头部、脸部、颈部一共有四十多处锐器伤，身上还有二十多处钝器伤。四十多处啊！什么样的人能下得去这样的狠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人，这简直是泄愤，是虐杀！ 一把菜刀就扔在死者的身边，刀刃上沾满了血迹和毛发。经过死者家属辨认，这把菜刀正是死者家里的，平时就放在厨房的案板上。刀面上的锯齿状痕迹，与死者面部的锐器伤完全吻合。 除了菜刀之外，现场还发现了一个断开的金项链和两个金耳环，上面也沾着血。经过辨认，都是死者本人的。这些东西就散落在尸体旁边，凶手连拿都没有拿走。 刘警官蹲在门口，目光在这些物品上停留了很久。 金项链断了，金耳环还在，凶手明显不是为了钱财。那他是为了什么？ 现场的惨烈程度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几个年轻民警脸色发白，强忍着不适在拍照、提取物证。刘警官站起身来，深吸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同事说：“这个案子，不简单。” 李美琴的家，是北方农村那种常见的独门独院，红砖围墙，铁皮院门，院子里铺着水泥地，正房三间，主卧、次卧和堂屋。 凶杀案的第一现场是主卧室，但技术人员很快发现，血迹并不只存在于主卧。 堂屋的地面上，有大面积擦蹭和滴落的血迹，从主卧一路延伸出来，像是一条暗红色的河流。一只电热水壶倒在地上，壶身有明显的凹陷变形，上面沾着血和毛发。经过比对，死者身上的二十多处钝器伤，正是这个电热水壶造成的。 也就是说，凶手先用热水壶打了死者，然后又用菜刀砍了她。 从主卧到堂屋，再到次卧的门口，地面上有许多来来回回的血足迹。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袜子，脚印杂乱无章，你踩我我踩你，足以看出当时追逐打斗的激烈程度。 技术人员趴在地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一枚足迹，然后用尺子测量、拍照、比对。经过分析，他们基本上确定了：光脚的血足迹是死者的，穿袜子的血足迹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 在次卧的门口，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 门把手下方，隐约有一道裂纹。裂纹很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木头已经裂开了。经过亲属证实，这道裂纹在案发前是不存在的，很像是被人用脚踹出来的。 警方推断，凶手和被害人在堂屋里发生过激烈打斗，被害人挣脱以后跑到了次卧，把门顶住并且反锁。果然，技术人员在次卧室的内侧，距离地面一米五六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血手印，那是被害人的手印，五指张开，明显是用力推门时留下的。 这个发现让警方觉得，次卧的门里门外，一定还有文章。 果然，在次卧门外把手上方，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枚可疑的男性拇指指纹。指纹很清晰，但位置很特殊，不在把手正面，而在上方，像是有人抓住门框或者门板时留下的。 警方推断，如果被害人进入次卧、关门反锁的时候，嫌疑人伸手去抓门框，试图把门拉开，那就可以形成这种指纹。 在主卧和堂屋，技术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穿鞋的血足迹。比较清晰的有四枚，但没有一枚是完整的。鞋底的花纹看起来像是那种常见的运动鞋或者休闲鞋，纹路不深，磨损程度中等。 警方把所有进入过现场的人，包括报案人、第一个到达的村民、急救人员、民警，穿的鞋都拿来进行了一一比对。结果发现，只有这种花纹的鞋找不到它的主人。 那么，这会不会是另一个嫌疑人留下的？ 如果真是这样，本案就有两个嫌疑人：一个光脚或者穿袜子，一个穿着鞋。 但技术人员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穿袜子的足迹，比穿鞋的足迹要小一点，而且形状上能够套在穿鞋的足迹里面。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先穿着鞋走了一段，后来把鞋脱了，只穿着袜子。 更重要的是，在那些被害人被追逐、打斗形成的凌乱足迹中，并没有发现穿鞋的足迹。如果还有一个嫌疑人的话，他怎么可能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看着同伙和被害人搏斗？这不合逻辑。 所以，警方最终推断：凶手只有一个人。他最初可能穿着鞋进入现场，后来脱掉了鞋子，只穿着袜子行走。至于那些穿鞋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在不同位置，可能是他在某些区域又穿上了鞋，或者是一些残留的印记。 穿袜子的足迹看不出袜子的花纹，也没有办法提取到完整的特征，技术人员无法据此推断出嫌疑人的年龄、职业等信息，只能大致刻画出他的体貌特征。 经过反复测量和计算，警方得出结论：这个嫌疑人身高在一米七二左右，体态偏瘦，是一名男性。 除了这些足迹和指纹，现场再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了。 家里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柜子、抽屉都是关得好好的，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少。死者身上的金项链、金耳环虽然断了，但都留在现场，凶手连碰都没碰。 凶手不是为了图财。 死者家的门窗完好无损，院门的门锁也完好，四周的围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被攀爬过的痕迹。经过了解，死者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锁好院门和家门，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雷打不动。 那么，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如果门窗都没有被撬的痕迹，围墙也没有攀爬的痕迹，那就有一种可能，凶手是和平进入的。也就是说，要么是死者自己开的门，要么凶手有钥匙。 这个推测让警方的侦查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果凶手是和平进入的，那他就很可能是死者认识的人，甚至可能是关系比较亲近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尸检的详细结果出来了。 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开放性颅脑损伤，简单来说，就是头骨被砸裂、大脑受损，当场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17号凌晨0:30到2点之间。 进一步了解得知，死者李美琴的丈夫半年前去了外地开工厂，两个孩子都在县城的学校住宿，平时就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出事那天晚上，李美琴是一个人住的。 那天中午，李美琴的邻居来叫她吃饭，才发现出了事。也就是说，尸体从凌晨一直躺到了第二天中午，十几个小时，无人知晓。 经过了解，在17号凌晨零点十分到零点十五分之间，李美琴的丈夫还和妻子通过几分钟的电话。当时李美琴一切都正常，没有提到任何异常情况。案发时间应该就在零点十五分之后，也就是那通电话挂断后不久。 李美琴的丈夫叫赵国强，今年四十三岁，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子。他和李美琴结婚将近二十年，两口子感情一直很好，很少红脸。 婚后，两个人一度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店铺，卖五金建材，生意还算红火。后来因为要照顾老人，他们就把店铺盘了出去，回到村里开了一家小工厂，专门加工童车配件。平乡县是全国有名的童车生产基地，他们的生意做得不错，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出事那天下午两点多，赵国强从一百公里外的工厂赶了回来。一路上他什么都没想，或者说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拼命踩油门，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 当他赶到家门口的时候，现场已经被封锁了。他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院子里进进出出的警察，看着地上那一滩一滩的血迹，双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美琴……美琴啊……” 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旁边有村民扶着他，劝他节哀，可他什么都听不进去。 面对着警察，赵国强伤心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不停地重复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她才三十八岁啊……” 看得出来，妻子的遇害对这个男人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他的眼神空洞，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站在那里摇摇欲坠。 后来在询问中，赵国强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那通电话。那天晚上零点刚过，他忙完了厂子里的事，给妻子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李美琴说她已经洗过澡准备睡了，还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月底就回来，到时候好好陪陪她。李美琴笑了，说好，我等你。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对话。 根据村民反映，李美琴两口子为人本分，待人热情，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也没有什么仇家。两口子在村里的人缘都很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们都会主动帮忙。 排除仇杀的可能性。 死者的金项链、金耳环都丢在了现场，家里也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财杀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存在。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侵。 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想强奸被害人，双方发生了争执，在打斗过程中，嫌疑人恼羞成怒，最终杀人灭口。 考虑到嫌疑人有性需求的可能，警方把嫌疑人的年龄范围划在了十八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是性犯罪的高发人群，既有生理需求，又有作案能力。 李美琴家所在的村子，距离平乡县城只有一两公里，全村有四千多人，在当地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四千多人里，男性占了大约一半，符合年龄范围的有一千二百多人。这些人里，有的是本村村民，有的是外来租户，有的是在附近工厂打工的。 这一千二百多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排查。 警方把村里的监控视频全部调了出来，一帧一帧地看。 李美琴家门口是一条村中公路，在她家东面一百米处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监控探头。虽然画面模糊，但基本能看清过往车辆和行人的轮廓。 警方调查监控视频后发现，晚上十一点之后，有很多翻斗货车来来往往地在这条路上走。这些翻斗车都是到村外拉土的，因为怕影响村里的环境卫生，村里规定只能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之间出车。 在这些拉土的车里，警方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 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一辆翻斗车突然停在了路边，不走了。然后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围着翻斗车转了一圈，像是检查车况。转了一圈之后，他又上了车，把车开走了。 这辆车走的方向，正好是路过死者家门前的那条路。翻斗车向死者家的方向驶出了几十米，就驶出了监控的范围，再也看不到了。 这个司机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正常情况下，车胎爆了或者出了故障，司机应该下车检查、维修，可这个人只是转了一圈就上车了，不像是真的出了故障。更可疑的是，他故意绕了一下，拐向了死者家的方向。 经过仔细查看监控，这辆翻斗车在当天晚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他的车真的坏了，修好了为什么不继续拉土？如果他只是回家，为什么又要拐向死者家？ 经过调查，案发前后当地一家工厂正在翻修，从村子里雇了二十多个青壮年拉土。翻斗车的司机，正是受雇拉土的村民之一。 他叫张有才，四十二岁。 张有才的身高正好是一米七二，体态偏瘦，这与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完全吻合。而且他跟死者特别熟悉，两家离得不远，平时经常走动，张有才没事就到李美琴家串门、喝茶。 然而，如此熟悉的关系，在案发之后，这个张有才却一次也没有去过现场，也没有去安慰过死者的亲属。村里其他跟李美琴关系好的人都去了，有的帮忙招呼警察，有的安抚赵国强，唯独张有才，连面都没露。 这让周围的村民感到很是反常。 另外，张有才跟妻子的关系也不太好，两口子经常吵架，有时候吵得凶了，张有才就出去喝酒，半夜才回来。联想到案发当天夜里他没有正常去拉土，却拐向了死者家的方向，警方认为张有才很是可疑。 于是，警方决定对他进行正面接触。 张有才被请到了派出所。 面对警察的询问，他显得很镇定，甚至有些不耐烦。 “那天晚上啊，我的翻斗车车胎爆了，我就开着车回来了。”张有才说，语气很自然。 “回来以后呢？” “开到我家门口，我自己把车胎补好了。” 警察心里一动。 根据之前的侧面了解，张有才根本就不会补车胎。他平时连自行车都不会修，怎么可能自己补翻斗车的轮胎？ 倒是住在他隔壁的父亲，是靠着补车胎为生的，而且手艺很好，村里人的车胎坏了都找他。 “你父亲不是会补吗？你怎么不找他？” 张有才愣了一下，随即解释说：“我爸年纪大了，那天晚上又睡得早，我不忍心叫他。” “那你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再请他帮忙？反正那一晚也拉不了几趟了。” 张有才的表情有了一丝不自然，但很快又恢复了：“我当时着急啊，想着补好了再去拉几车。” 可是根据监控显示，那天晚上他再也没有去拉过土。 警察把这一点指出来，张有才的脸色终于变了。他支支吾吾地说：“补好以后太晚了，我就睡觉去了。” 张有才的说法漏洞百出，更重要的是，出事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正好回了娘家，隔壁的父亲又早就睡了，张有才在当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他证明。 警方提取了张有才的指纹，与死者次卧门上发现的那枚可疑拇指指纹进行了比对。 很快，比对结果出来了，完全吻合。 专案组立即对张有才进行了讯问。 面对侦查员，张有才依旧咬死了说自己跟案子没关系。他说自己经常到李美琴家串门，一般都是在堂屋坐坐，卧室从来没有去过，至于孩子们住的次卧，那就更不可能去了。 可是指纹就在次卧门上，铁证如山。 “你说你没去过次卧，那你的指纹怎么会留在次卧的门上？” 张有才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我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的吧。” 这个解释太过牵强。一枚拇指指纹，清晰地留在门把手上方，位置非常特殊，不可能是“不小心碰到”就能留下的。 张有才的嫌疑再次上升。 警方调取了案发前后全村的监控视频，打算还原张有才的行踪。一个人的衣服和鞋子，往往能说明很多问题，作案后，凶手通常会因为衣服鞋子上沾有血迹而更换。 经过仔细查找，侦查员发现，案发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张有才就赶到了他打工的工厂。工厂的监控画面显示，当时他穿的衣服、鞋子，跟案发那天晚上穿的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 案发那天晚上，他穿的是一件深色的夹克和一双黑色的运动鞋。第二天早上，他换了一件浅灰色的外套和一双棕色的皮鞋。 一个人两天换衣服很正常，但连鞋子都换了，而且是在出了命案之后，这就值得怀疑。 侦查员立即对张有才的家进行了依法搜查，很快就找到了案发那天晚上他穿过的那身衣服。技术员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拿回实验室进行检验。 然而结果让所有人大失所望，衣服上没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血迹、毛发或者其他生物痕迹。 如果张有才真的是凶手，他在那么激烈的打斗中，衣服上不可能一点血迹都没有沾上。死者流了那么多血，凶手的手上、衣服上、鞋上必然会留下痕迹。 除非他作案的时候是光着身子的。但这种可能性太小了，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痕迹。 据此，专案组初步把张有才从嫌疑对象中排除了。 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张有才终于说了实话。他说自己那天晚上确实经过死者家门口，也确实拐进去看了一眼，因为他听说李美琴一个人在家，想去找她说说话。但到了门口，看到灯已经灭了，他就没进去，又开车回家了。至于第二天为什么不露面，是因为害怕被警察怀疑，所以故意躲着。而次卧门上的指纹，是他以前去李美琴家串门时，在次卧门口站了一会儿，随手扶了一下门框留下的。 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已经无从考证，但至少，他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案件重新回到了原点。 在案发前，李美琴的丈夫赵国强一直在外地的厂子里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案发之后，赵国强再也没有心情打理自己的生意了，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对着妻子的照片发呆。 从一穷二白到如今的小康之家，结婚近二十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一幕一幕在他脑海里闪过。他不敢去想那个夜晚，一想到妻子在凌晨一两点钟，一个人面对着凶徒时的恐惧和无助，他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痛。 案发前十几天，李美琴刚刚去外地看过丈夫。两口子在厂子里住了三天，一起逛了街，吃了饭，还约好了这个月赵国强就回家，到时候好好聚一聚。 如今丈夫回来了，可妻子却再也回不来了。 平乡县位于邢台市的东南部，历史上着名的巨鹿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大败秦军，从此名扬天下。今天的平乡，是全国有名的童车生产基地，经济繁荣，民风淳朴。这里的刑事案件发案率一直很低，案发地所在的村子更是好几年都没有出过命案了。 这起案件在全县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为了尽早破案，平乡警方把能利用的时间全都利用上了，专案组的民警们连续二十多天没有休息，日夜不停地摸排走访。 摸排再次有了收获。 这一次引起警方注意的，是一个叫王天成的村民。 王天成今年四十一岁，是赵国强外地厂子里的一个跟车送货工人。他隔三差五就从魏庄拉货送到山东冠县，送完货再回到魏庄，往返一趟要两三天。 王天成的身高一米七三，体态偏瘦，外形上比较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而且案发前后他恰好就在村子里，因为他那几天没有送货任务，在家里休息。 更重要的是，王天成跟死者关系非常熟悉。他是赵国强的工人，经常到赵家来，跟李美琴也很说得来。村里人反映，王天成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一喝多了就耍酒疯，打媳妇。村里人谁劝都不听，唯独李美琴一出面，他就老实了。 “李美琴说他几句，他就跟被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一个村民这样形容。 尽管王天成和死者熟悉，而且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加上夫妻感情常年不和，他的媳妇因为他喝酒打人，差点跟他离婚，但经过初步了解，他在案发前后的表现都比较正常，没有明显的反常行为。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警方决定正面接触一下王天成。 王天成一见到警察，脸色就有点发白，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眼神躲闪，不敢跟警察对视。 在交谈的过程中，他的手一直在抖，端起杯子喝水的时候，水都洒了出来。这种紧张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反应，让人感觉他心里一定有鬼。 “4月16日那天，你都在干什么？”侦查员问。 王天成说，那天中午他在村子里的小饭店里请两个村民喝酒，三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喝完酒之后他就回家睡觉了，一直睡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起来，在家里吃的晚饭，晚饭时又喝了点酒。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他就上床睡觉了。 经过核实，王天成中午喝酒是有证人的，那两个村民都能证明。但晚上就不一样了，王天成的妻子那天睡得比较早，九点多就睡着了，王天成什么时候睡的、有没有出去过，没有人能够证实。 这时，负责查看死者通话记录的侦查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4月16日晚上十一点多，也就是李美琴被害前两个小时左右，王天成曾经给死者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长六百一十六秒，整整十分钟。 这通电话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李美琴就遇害了。 侦查员再次来到王天成的家里。 “4月16日夜里，你是不是给李美琴打过电话？” 王天成愣住了，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极其复杂，有惊讶，有慌张，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没有啊，”他很快恢复了镇定，“我喜欢喝酒，喝多了经常失忆，可能打过，但我记不得了。” 侦查员当即要过王天成的手机，翻开通话记录一看，里面空空荡荡，所有的通话记录全都被删除了。 王天成这是在故意回避跟死者通话的事实。 他的嫌疑一下子就上升了。 可是，证据呢？ 监控视频很快给了警方答案。 在案发后第二天的监控里，王天成穿的衣服和鞋子全都换了，而且跟前一天穿的完全不一样。前一天他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和一双灰色的运动鞋，第二天他换了一件黑色的夹克和一双黑色的皮鞋。 当侦查员第三次来到王天成家里，要求他出示案发前一天所穿的衣服时，王天成把侦查员领到屋外，指了指门口晾着的两件衣服，显得很是理直气壮。 “就这两件，都洗了，晾着呢。” “为什么要洗？” “哦，4月17号那天我要去邻村参加一个婚礼，所以换了身干净衣服。换下来的就顺手洗了。” 可是，后来调查发现，4月17日中午，王天成根本没有去参加那个婚礼。他一大早就出了门，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一整天都窝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警方更加怀疑王天成了，但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继续暗中观察。 这一转眼，李美琴遇害已经二十多天了。 村子里十八岁到五十岁的男性村民，一共一千二百多人，专案组全都摸排了一遍。不管是跟李美琴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不管是符合嫌疑人刻画的，还是不符合的，全都筛了一遍。 然而结果让人沮丧，除了王天成，其他人都没有明显的作案嫌疑。而王天成虽然有嫌疑，但没有直接证据，而且他的衣服被洗了，有没有血迹已经无法检测。 警方感觉，一定是在哪里出现了疏漏。 会不会是嫌疑人的年龄范围划错了？ 当初把嫌疑人的年龄划在十八岁到五十岁之间，是根据性犯罪人群的一般特点。但现在社会在变，人的身体机能也在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六十岁以上的人身体依然很健壮，完全有能力实施性侵。 侦查员们想到了一个人，六十五岁的村民张永民。 张永民和李美琴是一个村子的，还曾经给赵国强的小工厂看过大门，对被害人家的情况那是相当的熟悉。在调查过程中，不少村民都反映这个老头“好色”，平时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就爱搭讪，眼神不老实，手脚也不干净，但因为年纪大了，大家都不跟他一般见识。 在第一轮排查中，张永民被列入了排查范围，但因为年龄偏大，没有被列入重点对象。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疏忽可能是个大问题。 张永民的身高一米七四，体态偏瘦，这与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基本吻合。 警方决定对张永民展开调查。 调查得知，最近几个月，张永民在附近一家在建的工厂打工，负责看守已经建好的办公楼。每天晚上他都是一个人住在值班室里，没有人能证明他晚上在不在。也就是说，他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更关键的是，张永民看守的大楼往南一百多米，有两个企业的监控探头，正好对着必经之路。 警方立即调取了这两个探头的视频资料。 查看的结果让侦查员有了重大发现。 第一个探头的视频显示，4月16日那天晚上，张永民值班的屋子里一直是亮着灯的。在零点左右，屋子里有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两分钟，然后就消失了，灯也灭了。 这正好是案发的时间段。 第二个探头拍到了更关键的东西。 4月17日凌晨两点三十分，一个骑电动车的男人从案发现场的方向，向张永民看守的那栋大楼驶去。大路上面没有路灯，四周一片漆黑，正好对面驶来了一辆大货车，车灯照亮了骑车人的轮廓， 男性，体态偏瘦，骑着一辆电动车。 骑车人出现的时间，正好是李美琴遇害之后。而他行驶的方向，正是从案发现场那边过来的。 警方推断，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凶手。 那个人骑车过去大概两分钟之后，张永民值班室的灯又亮了，里面出现了晃动的人影。 一切都对上了。 警方决定对张永民的房间进行依法搜查。 张永民的值班室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角落里堆着一些杂物。乍一看，什么异常都没有。 但技术员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经过细致的搜查，在一个不起眼的编织袋里，技术员翻出了一双男士的休闲鞋。鞋面是深灰色的，鞋底是橡胶的，看上去好像刚刚洗过不久，但仔细看，鞋面的布料上还有淡淡的暗红色斑点。 这双鞋的鞋底花纹，与现场留下的带血鞋底花纹完全吻合！ 经过检验，这双鞋上残留着死者李美琴的血迹。 2015年5月9日，案发的第二十五天，张永民被警方逮捕。 面对如山的铁证，这个六十五岁的老头竟然还在抵赖。他大喊冤枉，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双鞋不是他的，是别人陷害他。 侦查员不急不躁，一件一件地把证据摆在他面前：鞋底花纹比对结果、血迹dNA比对结果、指纹比对结果、监控视频截图…… 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审讯中，张永民的心理防线终于一点一点地崩溃了。 他低着头，双手捂着脸，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缓缓开口，交代了自己杀害李美琴的全部经过。 张永民说，他早就想找机会占李美琴的便宜了。李美琴长得好看，人又和气，每次见到他都会笑着打招呼，叫一声“叔”。这一声声“叔”叫得他心里直痒痒，脑子里全是邪念。 两年前，李美琴和丈夫赵国强盖新房子的时候，张永民就在工地上帮忙。有一天，他趁人不注意，偷偷拿走了一把还没有装上的院门钥匙。他那时候就想好了，等有机会就去李美琴家。 但接下来的两年里，赵国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张永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2015年初，赵国强去了外地开工厂，李美琴一个人在家。张永民觉得机会来了。 案发之前，张永民曾经两次潜入李美琴家的院子。但第一次，他刚翻墙进去就被狗叫吓了一跳，赶紧跑了。第二次，他用钥匙打开了院门，但发现李美琴家的房门锁得死死的，窗户也关着，他试了半天没能进去。 两次都没有得逞，张永民反而更加疯狂了。他心里那个念头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根本控制不住。 4月17日凌晨将近一点，张永民再次用钥匙打开了李美琴家的院门。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提前把院子里那条狗用肉包子引开了。 他轻轻地走进院子，发现李美琴家的房门依然是锁着的。他趴在窗户上往里面看，想看看窗户有没有缝隙。 窗户果然有一条缝。 因为是春天，白天天气暖和，李美琴开窗透风，晚上忘了关严实。张永民伸手一扒拉，窗户竟然就开了。 他担心动静太大惊醒了李美琴，就把鞋子脱了，只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从窗户爬进了主卧室。 然而，他刚刚落地，李美琴就被惊醒了。 “谁？！”黑暗中，李美琴猛地坐起来，伸手去摸床头灯的开关。 灯亮了。 四目相对。 张永民脸上蒙着一条毛巾，只露出两只眼睛。他本来想用毛巾遮住脸，但慌乱中毛巾掉了下来。 李美琴看清了那张脸，惊叫出声：“叔？你……你怎么在这儿？” 张永民扑上去想捂住她的嘴，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李美琴拼命挣扎，一边喊一边往床下跑。她跑到了堂屋，张永民在后面紧追不舍。 追到堂屋，张永民顺手抄起放在茶几上的电热水壶，对着李美琴的头就是一顿猛砸。一下，两下，三下……他也不知道砸了多少下，只知道李美琴倒在了地上，鲜血溅了他一脸。 “叔，你别打了，别打了……打的我疼……” 李美琴的声音越来越弱，她蜷缩在地上，用手护着头。 听到这句话，张永民愣了一下。但很快，他心里的恐惧压过了那一丝不忍，事情已经做了，如果放过她，她一定会报警，到时候自己就完了。 李美琴趁着张永民愣神的功夫，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向了次卧。她一把推开门，进去之后迅速反锁，把门死死地顶住。 张永民追到次卧门口，使劲踹了几脚，门被踹出了一道裂纹，但没有踹开。他趴在门上喘着粗气，脑子飞快地转着。 “我错了，你别跟我计较了，我走了。”他隔着门说。 然后他转身走了几步，听到房间里没有了动静，以为李美琴信了。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走进了厨房。 厨房的案板上，放着一把菜刀。 他拿起菜刀，握紧刀柄，又走回了次卧门口。这一次他没有踹门，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次卧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李美琴以为张永民真的走了，她想出来看看情况，或者去主卧拿手机报警。 门刚开了一条缝，张永民猛地冲了上去。 后面的惨剧，不言而喻。 按照张永民的交代，他是用钥匙打开李美琴家的院门的。那么这把钥匙，他又是从哪里得到的？ 张永民接下来的供述，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整整准备了两年多。 两年前李美琴和丈夫盖新房子的时候，他就趁人不注意偷走了一把院门钥匙。这把钥匙他一直贴身藏着，就等着赵国强不在家的那一天。 拿到钥匙之后，他又等了将近两年，终于等到了机会。 两次潜入未果，第三次终于得手，但结果却是一条人命。 案件虽然破了，但警方的心头还是有一丝疑问。 既然案子是张永民做的，那当初王天成为什么要撒谎？张有才为什么也要撒谎？ 破案之后，王天成终于说了实话。 “我去邻村参加婚礼的路上，遇到张永民，他说那边李美琴死了，警察猜测是熟人干的。我一听就慌了，心想全村都知道我跟李美琴熟悉，案发当天晚上我还跟她通了十几分钟的电话。我怕被警察怀疑，就决定哪都不去了，赶紧回家，把通话记录全删了。” 他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我就是怕惹麻烦，没想到反而给警察添了麻烦。” 而张有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撒了谎，他害怕自己被怀疑，所以编了车胎爆了的谎话，又故意躲着不去现场。 两个人都没有杀人，但都因为心虚、害怕，做出了反常的行为，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审讯室里，张永民坐在椅子上，头发花白，面容枯槁。他低着头，浑浊的眼睛盯着地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侦查员问他：“你后悔吗？” 他没有回答。 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喃喃地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对不起她……她叫我叔啊……” 这句话，也许是他这辈子仅存的一点良知。但这一点良知，来得太晚了。 案件告破，凶手落网。李美琴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得到安息。 第319章 年悬案：女司机遭焚尸，儿子学法律替母追凶 2015年的初夏，齐鲁大地的热浪早早席卷了整座济南城。燥热的风卷着柏油路面的热气扑面而来，枝头的蝉鸣聒噪又绵长，日复一日的喧嚣，让盛夏的烦闷层层叠加。对于寻常人而言，不过是又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可对于家住济南郊区的李先生来说，每一年的入夏，都是一场躲不开的煎熬与凌迟。 天气越是燥热，他心底的郁结就越是沉重。旁人厌夏，无非是难耐高温酷暑、蚊虫滋扰，可李先生的怕，是刻在骨血里的执念与伤痛。整整十七年了，每到六月盛夏，那段尘封的惨痛记忆，都会随着燥热的空气彻底苏醒，反反复复撕扯着他的神经。 1998年的同一个盛夏，他的妻子张彩云，永远留在了那个滚烫的夏日里，将一场无解的惨案，和无尽的悲痛，留给了他和尚且年幼的孩子。那年，他们的儿子还未满三岁，懵懂无知，尚且不懂生死离别之痛；而2015年的夏天，这个曾经嗷嗷待哺的孩童，已经长成了二十岁的青年，踏入大学校园，深耕法律专业。 没人知道，这个年轻人选择法律的初心，从来不是什么远大的职业理想，只是为了一桩缠绕自家十七年的悬案，为了查清母亲离奇遇害的真相。十几年间，他翻阅了无数刑事卷宗，研究了上千起刑事案件，见证过善恶终有报的圆满，也见过悬案尘封的遗憾。而所有案例里，最让他揪心、最让他不甘、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永远是自家这起无人破解的命案。 十七年，六千多个日夜，张彩云的非正常死亡，始终是济南商河警方一桩悬而未决的积案，也是李家父子心底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岁月可以冲淡很多情绪，磨平很多棱角，却唯独抹不掉亲人枉死的悲痛，消不散真相未明的遗憾。十七年来，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普通的家庭，岁岁年年，从未消散。 故事的开端，要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时候的济南郊区，没有如今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大多是错落的平房、乡间小路，百姓的日子过得朴素又拮据。为了贴补家用、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条件，李先生和妻子张彩云，咬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倾尽所有，购置一辆面包车跑出租。 在九十年代末的小城里，私家车是极其奢侈的物件，寻常百姓出门代步，大多靠步行、自行车，就连打车，都是普通人不敢奢望的消费。彼时街头最常见的出租车，便是天津大发黄面包、老式夏利，车身小巧，价格亲民，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时代印记。对于面朝黄土、务工务农的普通家庭来说，买车的费用，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 为了买下这辆谋生的面包车，李先生夫妇掏空了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又四处奔走，向亲友邻里借了一大笔外债，才终于凑齐了购车款。背负着一身债务，夫妻俩没有丝毫怨言，只想着踏实跑车、多跑客源，早日还清欠款，给孩子攒下积蓄，让一家人的日子慢慢好起来。 为了最大化利用时间、多赚收入，夫妻俩商量出了明确的分工：妻子张彩云心思细腻、性格温和，白天客源稳定、路况安全，专门负责跑白班；夜晚路况复杂、人员混杂，暗藏诸多未知风险，夜班的重担便落在了李先生身上。日复一日，两人昼夜交替、勤恳奔波，日子虽辛苦，却充满了奔头，一家三口的小日子平淡安稳，温馨和睦。 1998年6月28日，是李先生这辈子永远刻骨铭心的一天。那是一个闷热到窒息的午后，万里无云，空气潮湿粘稠，一丝风都没有，沉闷的天气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厄运。下午两点左右，张彩云开着自家的天津大发面包车，载着丈夫和年仅两岁多的儿子，前往市区的游泳馆。 夫妻俩一直想着从小培养孩子的生存技能，游泳便是首选，而年幼的孩子格外喜欢玩水，每次去游泳馆都格外开心。将父子二人安稳送到游泳馆门口后，张彩云叮嘱丈夫照顾好孩子，便转身驾车离去，奔赴街头接单跑活，这也是夫妻俩这辈子最后一次相见。 按照两人多年的约定，每天下午五点多，张彩云就会收车回家，和丈夫交接车辆，由李先生接手夜班运营，她则回家做饭、照看孩子。可那天，夕阳落幕，夜幕低垂，街头的路灯次第亮起，车流渐渐稀少，原本该准时归家的张彩云，却迟迟没有出现。 九十年代末，通讯条件极其落后，寻常家庭没有固定电话，普通人更是没有手机，一旦外出失联，便彻底断了所有联系。李先生带着孩子在游泳馆等到天黑，始终不见妻子的身影，心底的不安一点点蔓延、放大。他安顿好年幼的孩子，独自穿梭在济南市区的大街小巷、车站路口，四处寻找妻子的踪迹。 他问遍了街头的同行、路边的商贩，跑遍了妻子常去的接单点位，整整搜寻了一个通宵，从暮色沉沉找到天色微亮，却没有得到一丝关于张彩云的消息。无尽的黑夜中，焦灼、恐慌、不安层层裹挟着他，一种不祥的预感，死死攥住了他的心脏。 漫长的一夜煎熬过后，天光破晓，可等来的不是妻子平安归来的身影，而是一道冰冷刺骨的噩耗。第二天上午，李先生接到了警方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却沉重，告知他：张彩云在距离济南市区几十公里的商河县境内出事了。 商河县坐落于济南北部，历史底蕴悠久。民间一直流传着此地的由来，西汉时期这片区域水患频发，百姓常年饱受洪涝之苦，官员许商奉命前来治水，耗时十三年，疏通河道、引河入海，彻底根治了当地水患。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便将这条河道命名为商河，后续建制的县城，也因此得名商河县。谁也不会想到，这片曾被治水恩泽的土地，会成为张彩云生命的终点。 警方在商河县郊外的一片偏僻树林中，发现了失联的天津大发面包车。彼时这辆承载着一家人生计的小车，早已面目全非，整车被大火焚烧得彻底通透，车身漆面全部碳化，铁皮框架裸露在外，成了一具黑漆漆的空壳。车内，躺着一具被大火焚烧严重的遗体，身形服饰，初步判定为失踪的张彩云。 如今的年轻人大都从未见过天津大发面包车，可对于经历过九十年代的人来说，这款小车是刻在时代记忆里的标志性产物。它是天津汽车厂引进日本技术生产的微型面包车，凭借小巧灵活、性价比高的优势，风靡全国，是当年出租行业的主力军，也是无数普通家庭的谋生工具。可此刻，这辆曾经穿梭在济南街头的黄色面包车，只剩一副焦黑的残骸，静静躺在荒寂的树林里，满目疮痍。 多年后，商河警方依旧完好保存着当年的现场勘查照片，照片里的场景触目惊心：整辆面包车被烧得通体焦黑，车窗、座椅、内饰全部焚毁殆尽，车门处蜷缩着遇害者的遗体，高温焚烧后的碳化痕迹遍布全身，现场惨烈至极。 法医第一时间对遗体进行了细致勘验，勘验结果让所有人心头一沉：张彩云的遗体上，同时检出了钝器重击伤痕与锐器穿刺伤痕。这意味着，遇害者生前不仅遭到硬物猛烈击打，还被锐器刺伤，遭遇了双重暴力侵害。凶手手段凶狠，下手决绝，绝非普通的临时冲突。 更让人棘手的是，案发现场遭到了严重破坏。凶手纵火焚车，高温灼烧销毁了大量原始痕迹；加之案发地点偏僻，消息传开后，周边不少村民前往围观踩踏，进一步破坏了现场环境。民警在车身、车内、地面反复勘查，始终没能提取到凶手的指纹、脚印、毛发等关键生物痕迹，案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取证困境。 警方依托车辆牌照信息，最终确认了遇害者身份，第一时间通知了李先生。接到警方电话的那一刻，李先生只觉得脑海轰然炸响，一片空白，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前一天还温柔叮嘱他照顾孩子的妻子，转瞬便天人永隔，惨烈的案发结果，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他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将噩耗告知家人，原本和睦安稳的大家庭瞬间彻底乱作一团，哭声、叹息声交织在一起，悲痛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家门。谁都不敢相信，勤恳善良、待人温和的张彩云，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骤然离世。 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二次精细化勘查，终于捕捉到了关键的作案痕迹。民警发现，面包车底部的油箱螺栓被人为拧开，现场遗留着一个被大火半烧毁的铁皮油桶。结合现场焚烧痕迹，警方还原了凶手的作案手法：凶手拧开车辆底部油箱螺栓，用铁皮油桶承接车内汽油，随后将汽油泼洒在车身及车内，蓄意纵火焚烧现场。 这一发现，为案件侦破打开了突破口。警方分析，车辆放油螺栓位置隐蔽，在九十年代汽车尚未普及的背景下，普通人根本无法精准找到位置，更谈不上熟练拧开放油取油。由此判定，凶手大概率掌握基础的汽车维修、车辆构造知识，具备一定的驾驶或修车经验。 而那个遗留的铁皮油桶，更是藏着整场案件最关键的线索。民警对烧毁的油桶进行全方位细致勘验，在油桶侧壁的完好区域，成功提取到一枚残缺的指纹。历经大火灼烧、岁月尘封，这枚指纹依旧清晰可辨，警方当即判定，这枚指纹极大可能就是凶手遗留，是锁定嫌疑人的核心证据。 有了指纹线索，警方迅速调整侦查方向，首要任务便是查清凶手的作案动机，梳理张彩云的社会关系，排查矛盾冲突源头。结合现场惨烈的作案痕迹，警方初步排除了普通劫财案件的可能性。若是单纯抢劫财物、劫持车辆，凶手得手后便可迅速逃离，无需多次施暴、残忍杀人，更无需耗费时间纵火焚车、彻底销毁现场。如此决绝的作案方式，要么是深仇大恨的报复行凶，要么是凶手为了彻底掩盖痕迹、规避抓捕，蓄意预谋作案。 可面对警方的询问，李先生反复确认，夫妻二人性格敦厚，常年勤恳跑车谋生，为人处世谦和低调，从未与人结怨结仇，生活中无任何仇家。张彩云平日里待人热忱，与出租车公司的同事、邻里亲友相处和睦，口碑极好，不存在私人恩怨引发仇杀的可能。 唯一的潜在矛盾，便是出租车行业的同行竞争。九十年代出租行业利润可观，从业者之间难免存在客源争夺的冲突，不乏恶意竞争、相互排挤的情况。警方针对这一可能性，对张彩云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展开全面摸排，逐一走访公司所有司机，重点核查与夫妻俩有过矛盾、竞争冲突的人员。 可经过多日细致走访排查，警方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张彩云夫妇平日里安分守己，从不争抢客源、不与人争执，在同行中人缘极好，没有任何人存在报复行凶的动机，仇杀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 作案动机陷入僵局，警方随即转向下一个侦查核心：确定作案人数。由于现场被大火焚烧、人群踩踏破坏严重，没有遗留打斗痕迹、多人作案痕迹，无法精准判定凶手人数。但警方结合作案流程分析，精准控车、暴力行凶、放油焚车、清理现场，整套流程缜密娴熟、分工清晰，单人作案难度极大，多人协同作案的可能性更高。 同时，警方锁定了核心侦查范围。凶手精准选择商河县郊外这片偏僻树林作案、抛尸焚车，足以说明其对当地地形、路况、人流规律极度熟悉。陌生外来人员，绝不会贸然选择如此隐蔽的地点作案，更无法从容完成整套作案、毁证流程。由此，警方敲定核心侦查方向：凶手为商河本地常住人员。 结合此前凶手精通车辆构造、熟练放油修车的特征，警方进一步缩小排查圈层，重点锁定两类人群：一是具备驾驶技术、汽车维修技能的人员；二是案发现场周边村庄的常住男性居民。 彼时刑侦技术远不如如今发达，没有全自动指纹比对系统，没有大数据筛查，没有全域监控溯源，所有线索排查、指纹比对，全部依靠人工完成。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辐射周边二十余个村庄，开启了地毯式大范围排查。 排查对象严格划定为20至60岁的男性村民，重点筛查有违法犯罪前科、从事汽修行业、客运行业、具备驾驶维修技能的人员。民警走遍周边所有村落，挨家挨户走访登记，累计排查一千余名群众，人工比对数千枚指纹样本，逐一与油桶上的残缺指纹进行核对。 盛夏酷暑，民警们顶着烈日奔波在乡间小路，日夜坚守岗位，连续奋战两三个月，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任何一个可疑人员。可遗憾的是，海量的人工比对过后，没有一枚指纹与嫌疑人指纹匹配，案件彻底陷入停滞，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 警方开始重新审视侦查方向，怀疑最初的判定存在偏差。或许凶手并非本地人，而是外地流窜人员劫持车辆作案；或许这片树林根本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只是凶手事后抛尸、焚车的第二现场。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警方随即扩大排查范围，联动周边县市公安部门，开展跨区域线索核查，可数月奔波下来，依旧一无所获。 一场突如其来的惨案，一场毫无头绪的悬案，彻底摧毁了李家原本安稳的生活。二十七岁的李先生，一夜之间痛失妻子，上有年迈父母需要赡养，下有三岁幼子需要抚育，肩上的担子骤然沉重到极致。曾经用来养家糊口的出租车，成了他最不敢触碰的执念，只要坐进驾驶座，妻子温柔的身影、两人并肩奔波的画面就会涌上心头，撕心裂肺的悲痛席卷全身。 可生活从不会因为苦难而停下脚步。买车欠下的外债需要偿还，出租车的份子钱需要按时缴纳，孩子的衣食住行需要开销。万般悲痛之下，李先生只能强行压下心底的伤痛，重新坐上驾驶座，继续开着那辆残留着妻子气息的面包车奔波谋生。 原本靠双手打拼、有望安稳致富的小家庭，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恶性案件彻底改写了人生轨迹。往后的十几年里，团圆成了这个家庭最奢侈的奢望。每逢过年、中秋等阖家团圆的节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谁都不会主动提起张彩云。所有人都默契地将思念与悲痛藏在心底，不敢触碰，生怕一句提及，就会击溃所有人强忍的情绪，让满室团圆沦为满目悲凉。 案发时，儿子尚且年幼，不懂得生死离别，只知道最疼爱自己的妈妈突然消失了。小小的孩子整日哭闹不休，一遍遍拽着父亲的衣角追问妈妈去哪了、什么时候回家。李先生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庞，心如刀绞，只能一遍遍编造善意的谎言安抚孩子。每一次哄完哭闹的孩子，他都会独自转身，默默擦拭眼角的泪水，咽下所有的绝望与无助。 随着年岁渐长，孩子慢慢知晓，妈妈永远不会回来了，是意外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可关于妈妈遇害的真相、案件的细节，家里所有人都闭口不提。孩子满心疑惑，辗转询问姑姑、表哥、堂哥等所有亲友，得到的都是沉默与回避。 这份深埋心底的疑问，伴随了孩子整个青春。他始终想不通，温柔善良、从不与人结怨的母亲，为何会惨遭毒手？凶手究竟是谁？十七年逍遥法外，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无数困惑与执念，他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深耕刑事法学与犯罪心理学，翻阅无数案例，剖析罪犯心理，只为有朝一日，能亲手查清母亲遇害的真相，为枉死的母亲讨回公道。 这十七年间，从未放弃追查真相的，不止年少的孩子。案发初期，李家亲友倾尽所能搜集线索，四处张贴悬赏告示、刊登报纸寻人、联系地方媒体扩散消息，常年保留着联系方式，24小时等待知情群众的线索来电。整整十七年，家里的电话号码从未更换，哪怕希望愈发渺茫，他们也始终抱着一丝侥幸，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能揭开真相的机会。 与此同时，这起十七年的命案积案，也成了商河警方心中最大的执念。十几年间，公安局刑警大队领导几经更迭、办案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办公场地数次搬迁，人员队伍不断更新，但唯独这起案件，从未被搁置、从未被放弃。每一年，警方都会重新梳理案卷、复盘线索、排查疑点，只要有新的刑侦技术、新的排查思路，就会第一时间重启侦查。 在公安局的物证保管室中，那枚从油桶上提取的残缺指纹，被层层封存、妥善保管，历经十七年岁月，完好无损。这是整场悬案中唯一的核心物证，也是警方坚信能够侦破案件的底气。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刑事科学技术飞速迭代，指纹采集、识别、比对技术愈发成熟完善。1999年，全国公安指纹库初步建成，这枚残缺指纹第一时间被录入系统。不同于九十年代的人工肉眼比对，全新的智能比对系统，实现了指纹数据化、系统化、常态化筛查。 十余年间，警方每年都会将这枚指纹调出，与全国新增的违法人员指纹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只是这枚指纹本身残缺不全，特征点缺失，比对难度远超完整指纹，十余年间无数次筛查，始终没有匹配到对应的嫌疑人，案件依旧沉寂。 时光辗转，来到2015年。7月28日，商河公安指纹比对系统弹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匹配提示：十七年前张彩云遇害案现场的残缺指纹，与商河县本地村民王远山的指纹数据高度吻合。 经民警多次复核比对，排除系统误差、人为失误，最终确认两枚指纹为同一人遗留。线索沉寂十七年，终于在这一刻迎来曙光。经查，45岁的王远山近期因涉嫌治安违法案件被警方处罚，指纹信息录入公安系统，这才让隐匿十七年的凶手痕迹，终于浮出水面。 十七年的沉冤，十七年的等待，这一刻终于迎来突破性进展。警方瞬间提振士气，无论王远山是直接凶手还是涉案参与者，都是破解这起悬案的关键突破口。为确保万无一失，警方并未贸然行动，而是计划先找到王远山，重新采集其指纹进行多轮复核，固定证据后再实施抓捕。 民警初步摸排得知，王远山常年在商河县城本地务工，主要从事建筑装修、零工杂活，生活轨迹固定，极少外出。可就在警方准备落地核查、部署抓捕工作时，却得知一个关键消息：王远山刚刚远赴四川凉山打工，离家外出。 这一反常的举动，让民警瞬间警觉。十七年常年居家，偏偏在指纹比对匹配、警方即将核查的关键节点远赴千里之外，难免让人怀疑其是否提前察觉风声、刻意逃窜。经多方排查走访，警方最终排除了线索泄露、排查走风的可能性，确定只是巧合。 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王远山务工的地点，位于四川凉山深处的偏僻山沟，地理位置极其复杂，群山环绕、交通闭塞，没有公共交通直达，车辆只能自驾进入。此地并非务工胜地，常年少有外来人员出入，陌生车辆、陌生面孔极易引起当地人警觉，隐秘侦查、低调抓捕的难度极大。一旦打草惊蛇，王远山若是逃窜进山，连绵群山便会成为天然屏障，抓捕工作将难如登天。 为确保抓捕万无一失，2015年8月初，商河警方组建专项抓捕小组，远赴四川凉山，联合当地公安开展化装侦查。民警假扮成建筑行业安全检查工作人员，以工地安全巡查、宿舍核查、图纸核验为名义，隐秘潜入深山工地，顺利接触到正在务工的王远山。 彼时的王远山，正在工地操作水泥搅拌车，面对突然到访的外地工作人员，神色明显诧异，眼神躲闪、神情紧绷。民警当场对其进行问询，王远山从容应答，称自己是经老乡介绍前来四川务工，只因当地工价更高、收入更好，才选择远赴他乡。 对于自身的治安案件，王远山坦然承认，如实交代了打架违法被处罚的经过，除此之外，矢口否认自己涉及任何刑事案件，反复强调警方找错了人，自己从未做过违法犯罪的大事。 王远山淡定从容的表现，一度让民警产生迟疑。据前期摸排，王远山常年定居商河，极少前往济南市区，与当年在济南跑出租的张彩云，看似毫无交集、无任何矛盾纠纷。加之现场指纹本身残缺，众人难免心生疑虑：难道真的是指纹比对出现了误差？ 为坚守严谨原则、杜绝冤假错案，警方当即决定，将王远山带回山东商河，进行全方位深度核查、指纹复核。返程的绿皮火车缓缓开动，车厢内氛围沉寂压抑，被羁押的王远山全程沉默不语，低垂着头，心事重重。 就在列车驶离四川境内，奔赴山东的途中，沉默许久的王远山突然开口，向民警索要香烟。随行民警不抽烟，便婉言拒绝，递上矿泉水安抚其情绪，告知其可以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短暂沉默过后，背负十七年命案的王远山，彻底卸下了心理防线，低声开口：“我交代，1998年的案子，是我做的。” 回到商河公安局，在完整的证据链条与审讯攻势下，王远山如实供述了十七年前的全部作案经过，同时交代，本案并非单人作案，还有一名同案犯，是其同村的远房亲戚王进水。 1998年，时年28岁的王远山，在商河县城学习过汽车维修技术，熟悉车辆构造，精通放油、修车等基础操作，只是他从未在正规汽修厂从业，仅私下自学摸索，身边极少有人知晓他会修车、懂车辆原理。也正因如此，当年警方排查汽修、驾驶人群体时，彻底将隐匿技能的他遗漏，让他侥幸逃脱排查。 案发前，同村的王进水在济南市区经营一家小饭店，因经营惨淡、生意亏损，一心想赚快钱弥补亏损，便找到熟悉车辆的王远山，二人一拍即合，预谋劫持出租车抢劫财物，铤而走险谋取不义之财。 1998年6月28日下午，王进水在济南市区街头，随机拦下了张彩云驾驶的天津大发出租车，谎称要前往商河县。上车前，王进水提前备好刀具、绳索、自制土枪等作案工具，暗藏在身。车辆抵达商河县境内后，提前等候在路边的王远山顺利上车，二人汇合后，指挥张彩云驾车开往郊外偏僻的树林区域。 天色渐暗，荒无人烟的树林彻底隔绝了路人与车流，二人见时机成熟，当即动手，试图控制张彩云、劫持车辆。性格刚烈的张彩云察觉危险后，拼死反抗、奋力挣脱，激烈的对峙彻底激怒了两名歹徒。混乱拉扯中，张彩云用车内水果刀划伤了王进水，彻底激化了矛盾。 为防止罪行暴露、被人认出，二人彻底丧失理智，联手对张彩云施暴，最终致使张彩云不幸遇害。目睹人命陨落，两人瞬间恐慌，深知杀人重罪难逃法网，为彻底销毁作案痕迹、掩盖罪行，决定纵火焚车、毁尸灭迹。 熟知车辆构造的王远山，熟练拧开面包车底部的油箱螺栓，用提前准备的铁皮油桶承接汽油，随后将汽油泼洒在车身与车内，点燃大火，彻底焚毁现场。而那枚留存十七年的残缺指纹，就是他放油作案时，不慎遗留在油桶侧壁的关键证据。 王远山供述的所有作案细节，与当年警方的现场勘查、案卷记录、尸检报告高度吻合，诸多隐蔽细节，若非亲身作案，绝无可能精准复刻。为进一步核实真相，警方再次找到李先生，逐一核对案发当年的细节：车辆内饰装饰、摆件摆放、张彩云当日的穿着服饰、佩戴的首饰样式，所有细节均与王远山的供述完全一致。 直到此刻，这场尘封十七年的悬案，真相已然清晰。温柔善良的张彩云，与两名凶手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仅仅是因为两名歹徒贪图钱财、铤而走险，便无辜葬送了性命，落得惨烈结局。 落网后的王远山，坦言十七年的逃亡生涯，从未有过一日心安。当年28岁的他，一时贪念作祟，走上犯罪歧途，毁掉了别人的家庭，也彻底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十七年间，负罪感日夜折磨着他，午夜梦回，总会想起那场惨烈的命案，想起无辜枉死的张彩云。 他坦言，这十七年自己诸事不顺、事事坎坷，家中长辈常年患病住院，亲友接连遭遇意外，自己务工谋生屡屡碰壁，赚不到安稳钱财。他始终觉得，这是自己作恶的报应，是逃不掉的因果轮回。案发当年，他的孩子和张彩云的儿子同龄，都是两岁多的孩童，同样懵懂无知，可他的一念恶念，让一个孩子永远失去了母亲，让一个完整的家庭彻底破碎。 作案后，为规避风险、防止泄密，王远山与王进水达成约定，彻底断联、互不往来、绝不提及此案，假装彼此毫无交集。十七年来，两人恪守约定，从未有过任何联系，各自隐匿生活，就连双方家人，都对这场命案一无所知。 为彻底办结案件、抓捕全部涉案人员，警方迅速启动对同案犯王进水的追捕工作。经查，王进水时年52岁，与王远山同村，虽是晚辈，辈分却高于王远山。王进水早年父母离异，父亲早逝，家中仅剩一位姐姐定居商河老家。 民警第一时间走访王进水的姐姐，对方对此案全然不知，只透露王进水早年在济南开饭店，倒闭后常年在外务工，多年前与妻子离婚，自此极少回乡。唯一一次返乡，是外甥订婚之时，就连外甥结婚，他都未曾到场，姐弟二人多年几乎断联，完全不清楚他的行踪与近况。 线索中断后，警方持续深挖摸排，多方走访知情群众，终于锁定关键线索：王进水精通泥瓦匠、建筑装修手艺，济南饭店倒闭后，曾长期在山东潍坊寿光一带务工。民警立刻赶赴寿光，奔赴其曾经的务工、居住地点，却发现整片区域早已拆迁改造，旧址无迹可寻。 警方没有放弃排查，持续深挖细查，又获取到重要信息：王进水离婚后，在外务工期间，与山东菏泽一名女子同居生活，组建了未登记的临时家庭。掌握线索后，抓捕小组连夜奔赴菏泽，开启最后的追查工作。 历经六天日夜不休的走访排查、蹲点守候，警方终于在菏泽一处乡村民居内，找到了正在从事房屋装修工作的王进水。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隐匿十七年的王进水满脸错愕、惊慌失措，瞬间认清了自己的结局。 抓捕现场，常年被王进水照顾的同居女子的小孙子，紧紧拽着他的衣角，哇哇大哭。十七年的朝夕相处，王进水虽非孩子亲祖父，却对他疼爱有加、悉心照料，祖孙二人感情深厚。这一刻，孩童的啼哭，成了这场罪恶结局最心酸的注脚。 落网后的王进水，没有丝毫抵抗，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经过，与王远山的供述完全吻合，彻底坐实了两人合伙抢劫、杀人、焚车的全部罪行。他交代，当年自己饭店经营亏损，负债累累，一时贪念心生邪念，主动邀约王远山抢劫出租车谋财。 原本二人只想劫车变卖、抢夺财物，并无杀人预谋，可张彩云的激烈反抗、自身被划伤的刺痛，让他瞬间丧失理智，最终酿成惨剧。作案后，他仓皇逃回济南，谎称与人打架受伤，在私人诊所草草处理伤口。 此后十七年，他活在无尽的恐慌与煎熬中，不敢回乡、不敢交友、不敢安稳生活。常年东躲西藏、四处漂泊，为了谋生，落魄时甚至靠卖血换取生活费。长期的隐匿逃亡、昼夜不安，让他无心经营饭店，店铺彻底倒闭，婚姻也彻底破裂。2006年，妻子因他常年失联、不负责任，向法院起诉离婚，他因不敢露面，最终缺席判决，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家庭与孩子。 逃亡后期，他在菏泽结识同居女子，安稳的生活让他短暂忘却了罪孽，体会到了平淡的幸福。他本以为自己可以隐匿一生、安稳终老，逃过法律的制裁，却终究逃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直到民警上门抓捕，他的姐姐才知晓，自己失联多年的弟弟，十七年前竟犯下如此滔天恶行。 两名隐匿十七年的凶手全部落网，尘封十七年的悬案彻底告破。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最煎熬、最释然的，莫过于李家父子。十七年的执念，十七年的煎熬，十七年的日夜牵挂，终于迎来了圆满的答案。压在父子心头十七年的巨石，终于轰然落地，那道缠绕半生的阴影，终于彻底消散。 如今，二十岁的儿子已然成才，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深耕法律专业。他始终记得，母亲无辜枉死的悲剧，记得十七年悬案带来的无助与悲凉。他曾说，世间总有黑暗与罪恶，但法律永远是正义的底线。 第320章 杀父埋尸案：二十年家暴隐忍，一朝冲动酿悲剧 2012年11月19日，立冬刚过，湘南大地早已褪去了秋日的余温，阴冷的寒风卷着山间的湿气，沉沉笼罩着湖南省衡南县的长龙村。这座藏在群山褶皱里的普通村落，平日里安静质朴，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平淡无波。但这一天，整个村子的平静被彻底击碎，一股压抑、诡异的氛围笼罩了每一寸土地。 长龙村东头的小山丘下，密密麻麻围满了本村的村民，男女老少挤在一起，没人说话，只有细碎的低语和压抑的呼吸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半山腰的位置，眼神里混杂着惊恐、好奇，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山间的枯草被寒风刮得簌簌作响，裸露的黄土裸露在外，几抹身影在半山腰的土坡上忙碌着，铁锹刨开泥土的声响，在寂静的山野里格外刺耳。 那是警方的刑侦人员和几名协助作业的村民，他们正小心翼翼地挖掘着一片新翻动过的土层。随着表层的黄土被一点点刨开，一股淡淡的腐败气味顺着山风飘散开来，围观的村民纷纷下意识捂住口鼻，往后退了几步，心里的不安愈发浓烈。 没过多久，土层之下，一床厚重的老式碎花棉被渐渐显露出来。棉被被泥土浸染得发黑发硬，紧紧包裹着一具人形躯体，形态僵硬，看得人心头发紧。工作人员放缓动作，小心剥离覆盖的泥土和被褥，一具高度腐烂的男性尸体，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 案发后，衡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勘验工作。经法医初步勘验，死者为一名成年男性，身高体态魁梧，年龄界定在45至50岁之间。根据尸体腐烂程度、软组织消融状态以及当地的气温、湿度环境综合判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已经长达一个月左右。 最关键的尸检结果，让原本普通的埋尸事件，彻底定性为刑事案件。法医在细致检验后发现，死者体表无明显搏斗擦伤、无锐器创口，唯独后枕部位有一处严重的凹陷性粉碎性创口。结合创口形态、受力轨迹综合推断，死者真正的死因，是后脑遭受重物猛烈撞击，导致颅脑破裂、颅内大出血当场死亡。 荒山野岭，无名男尸，非正常死亡，事后被人为掩埋。一连串诡异的疑点，瞬间铺满了警方的侦查台账。死者究竟是谁？为何会惨死在自家后山？是意外失足身亡，还是遭人蓄意谋害？是谁将尸体偷偷掩埋，刻意掩盖死亡真相？ 层层迷雾笼罩着这起离奇的山村埋尸案，而所有答案，都要回溯到案发前一个月，当地派出所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乡村走访说起。一切悲剧的伏笔，早在数月之前，就已经深深埋在了这个饱受折磨的家庭里。 2012年11月上旬，衡南县公安局长龙派出所按照常态化工作安排，组织民警下沉各村组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治安隐患排查工作。长龙村地处偏远，治安环境相对简单，但村民们私下的闲聊议论，却让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走访途中，不少村民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闲聊，话语间频频提起一个名字——谢培红。“好一阵子没看见培红了，这怪人突然消失，还真有点不习惯。”“是啊，以前天天在街上晃，现在连个人影都没了，不知道跑哪去了。” 民警对谢培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时年49岁的谢培红，是长龙村家喻户晓的人物，只不过这份名气，并非美名，而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恶名。他性格张扬跋扈、游手好闲，性情暴躁易怒，嗜酒如命，是村里出了名的“酒鬼混混”。全村上下，无论老人孩童，没有不认识他的，平日里村民们在路上撞见他，都会下意识绕道走，生怕招惹上麻烦。 常年酗酒的谢培红，生活作息完全混乱，昼夜颠倒，行为怪异离谱，几乎成了长龙村一道人人无奈的“另类风景”。村民们总能看见他醉态百出，要么四仰八叉躺在乡间马路中央呼呼大睡，过往车辆、行人都要小心翼翼避让；要么瘫在河边草丛里，抱着空酒瓶昏睡整日；甚至时常蜷缩在村口的垃圾箱旁，醉得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他日日醉酒、日日游荡，从不务农、从不务工，全靠家里支撑度日。这样一个每日必现、行踪固定的人，突然凭空消失大半个月，村里彻底没了他的踪迹，让所有村民都心生怪异，隐隐觉得不对劲。 心生疑惑的村民们，纷纷找到谢培红的妻子周桂花打探消息。面对邻里的询问，周桂花始终神色平淡，统一回复：“培红出门打工去了，出去挣钱补贴家用。” 这番说辞，没有一个村民相信。所有人都太了解谢培红的秉性了。他一辈子好吃懒做、嗜酒成性，整日醉醺醺浑浑噩噩，家里的农活、重活一概不碰，连自己的衣食起居都懒得打理，怎么可能突然幡然醒悟，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这番漏洞百出的借口，让村民们的疑虑愈发深重，也正是这份民众反馈，让民警正式介入调查。 事实上，谢培红本就是派出所的“常客”。多年来，他醉酒后滋事扰民是常态，经常借着酒劲在村口国道上拦停过往车辆，无故寻衅、胡搅蛮缠，多次引发治安纠纷，民警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治安处罚，却始终治标不治本，酒醒之后依旧我行我素。 这样一个无事生非、从不安分的人，突然消失整整一个月，杳无音信，既没有外出务工的迹象，也没有串门闲逛的踪迹，极其反常。民警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当即前往谢培红家中核实情况，准备正面调查其失踪真相。 可民警抵达谢家老宅后，屋内空空荡荡，大门敞开，院内寂静无声，既没有看到谢培红的身影，也没有发现有人远行的痕迹。民警随即又走访周边十余户邻里，进一步核实线索、摸排情况。就在侦查工作稳步推进的过程中，一名中年妇人神色慌张、步履匆匆地主动找到了走访的民警。 来人正是谢培红的妻子，周桂花。 彼时的周桂花面色蜡黄、眼底布满红血丝，身形单薄佝偻，整个人透着一股长期压抑的疲惫与麻木。她站在民警面前，犹豫良久，嘴唇反复翕动，最终深吸一口气，主动开口打破了所有僵局，语气平静得近乎诡异：“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在找谢培红？我实话跟你们说，他死了。” 民警瞬间神色一凛，立刻追问详情：“人死了？怎么死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面对民警的追问，周桂花没有丝毫躲闪，坦然认罪：“是我打死的。之前我说他外出打工，都是我骗大家的，他根本没出门，一个月前就死在家里了。” 根据周桂花的初步供述，整场致人死亡的事件，只是一场普通的夫妻口角引发的意外。2012年10月16日夜晚，她与丈夫谢培红因为一件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对于谢家而言，夫妻争吵早已是家常便饭，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几十年从未间断，平静和睦的日子屈指可数。 争执过程中，情绪激动的周桂花失手推了谢培红一把。身形魁梧的谢培红重心不稳，踉跄着向后摔倒，头部重重磕碰在地面，当场血流不止，没过多久便没了气息。周桂花坚称，自己只是一时冲动失手，并无杀人预谋，谢培红的死亡，纯属意外事故。 在周桂花的供述下，警方终于知晓了后山埋尸的真相，也就有了开篇村民围观、警方上山挖尸的一幕。为固定案发现场证据，衡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人员同步赶赴谢家老宅，对屋内进行全方位细致勘察，还原案发原始场景。 谢家老宅是一栋老旧的农村平房，墙体斑驳脱落，屋内陈设简陋破败。周桂花指着狭小昏暗的厨房，向警方指认：“当时就是在这里吵的架，我就是在这里推倒的他。” 刑侦人员立刻对厨房地面、墙面、门框、门槛等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验。很快，技术人员在厨房的木质门槛、门框立柱上，发现了大量清晰的人体喷溅血迹，地面角落也残留着被简单擦拭过的陈旧血痕。 随着勘察不断深入，专业刑侦人员敏锐发现，周桂花的口供与现场痕迹、尸检结果严重不符，多处核心细节存在无法解释的漏洞，所谓“意外摔倒致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整场案件绝非简单的过失致人死亡，背后定然另有隐情。 第一个重大疑点，来自现场血迹的形态与分布。根据周桂花的描述，谢培红是在距离门口一米左右的屋内位置摔倒磕碰致死。但现场勘察结果显示，门框、门槛上的血迹是典型的高速喷溅血迹，这类血迹的形成，需要极大的瞬间冲击力，绝非普通摔倒磕碰能够造成。 更关键的是，谢家厨房的地面是原生态的松软黄泥土地面，土质疏松、缓冲性极强。普通人摔倒在地，最多造成轻微擦伤，根本无法形成致使颅脑破裂的重创，更不可能产生远距离的高速喷溅血迹。一米开外的门框上整齐分布的血痕，彻底推翻了周桂花的摔倒说辞。面对警方的专业质问，周桂花瞬间语塞，支支吾吾，反复辩解却拿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神色愈发慌乱。 第二个核心疑点，是死者头部的致命创口。法医复检结果明确显示，谢培红后脑的创口是规则性凹陷粉碎性伤口，创口边缘平整、受力点集中，是典型的钝器重物猛烈敲击形成的致命伤。无论是墙面磕碰还是地面摔倒，都无法形成这种形态的创口，两种受力方式造成的损伤痕迹有着本质区别。 除此之外，谢培红常年干零散农活，身材高大魁梧、体格健壮，体重将近一百五十斤。身形瘦弱、常年操劳的周桂花，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轻易将壮年丈夫推倒，更不可能让其摔倒后直接重创身亡，口供的牵强程度，显而易见。 第三个无法辩驳的疑点，是事后埋尸的全过程。周桂花供述，案发后她独自一人，将谢培红的尸体搬运至屋后四十米开外的半山腰，挖坑掩埋。可警方实地勘查埋尸路线后，彻底证实这番说辞纯属谎言。 谢家屋后的山丘坡度极陡，山体倾斜角度大，坡面遍布杂乱的灌木、荆棘与枯草，植被茂密、路况崎岖，常年无人行走，路面湿滑坎坷。警方多名年轻力壮的民警实地测试，徒手空身攀爬至半山腰埋尸位置，都需要耗费极大力气，行走艰难、极易打滑。 试想，案发当晚无月光、光线昏暗，后续还下起了秋雨，路面泥泞湿滑，身形瘦弱的周桂花，如何能独自扛动一百五十余斤的成年男性尸体，翻越陡坡、穿过茂密杂草，完成挖坑、搬尸、掩埋一系列高难度操作？这完全不符合人体力学与现实逻辑。 综合现场血迹形态、尸检创口特征、埋尸现场环境三大核心证据，警方果断判定：本案绝非周桂花单人作案，必然存在第二名涉案人员，此人大概率协助行凶、搬运尸体、参与埋尸，帮助周桂花掩盖犯罪事实。 当民警直接质问周桂花是否有人协同作案、是否有人帮忙隐瞒时，原本一直配合供述的周桂花，瞬间闭口不言，无论民警如何耐心询问、普法开导、政策宣讲，她始终低头沉默，一言不发，刻意隐瞒着关键真相。 真相的缺口已经打开，警方立刻调整侦查方向。既然周桂花刻意包庇同伙，那这名隐藏的嫌疑人，必然是她极度亲近、甘愿拼死保护的人。结合案件私密性极强、案发于家中、事后快速隐秘埋尸的特征，外人作案的可能性极低，嫌疑重点，全部聚焦在了谢培红的直系家人身上。 据警方调查，谢培红与周桂花夫妻二人，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早年便远赴广东务工，常年在外，极少归家，案发时段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可彻底排除嫌疑。家中常年居住的，只有夫妻二人与时年24岁的小儿子谢华，谢华常年留守家中，跟随母亲务农，从未外出远行。 唯一的儿子谢华，成为了本案最大的疑点与突破口。警方当即全力寻找谢华的踪迹，可谢家屋内、院内、周边村落都不见其身影。民警沿着屋后山路、山林逐层搜寻，最终在自家后山的密林树丛中，发现了蹲在地上、浑身颤抖的谢华。 彼时的谢华，双手抱头、肩膀剧烈抽动，无声的泪水不断滑落，整个人沉浸在极致的崩溃与绝望之中，仿佛早已等待这一刻许久。在看到民警的一瞬间，他没有丝毫逃跑、抗拒的举动，主动抬起布满泪痕的脸，声音沙哑、带着绝望的平静，主动开口认罪：“警察同志，我交代，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警方当即将情绪崩溃的谢华带回派出所开展专项审讯，一场被母亲拼死包庇的弑父惨案，终于揭开了全部真相。 审讯室内，平复些许情绪的谢华，缓缓道出了案发的完整经过，字字句句都带着压抑多年的委屈与绝望：“我父亲不是我母亲杀的，是我失手打死的，我母亲是无辜的。她是怕我坐牢，才主动揽下所有罪责，替我顶罪，她是为了保护我。” 时间回到2012年10月16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山间雾气浓重。24岁的谢华像往常一样，扛起锄头准备前往自家农田干活，踏实勤恳的他，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的务农生活。可他刚走出院门，就撞见了一夜醉酒、尚未清醒的父亲谢培红。 谢培红前一日受人邀约，答应帮村里亲友开挖墓坑，事后却因为贪酒偷懒，临时反悔不愿前往。可答应别人的事无法推脱，他便将所有怨气撒在了儿子身上，强行要求谢华替自己去挖墓坑。 在湘南当地的乡村民俗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说法：未婚的年轻男子，绝对不能参与挖墓、迁坟这类丧葬土木活计，若是触碰，会冲撞气运、折损福报，甚至有“断子绝孙”的不祥寓意。 彼时24岁的谢华尚未婚配，在农村属于尚未成家的后生，对此民俗禁忌深信不疑。从小到大，他对暴戾的父亲向来百依百顺、逆来顺受，从未有过半句反抗。但这一次，关乎自身气运与人生顺遂，他鼓起勇气，第一次拒绝了父亲的无理要求，明确表示不愿意顶替父亲去挖墓坑。 这辈子从未被子女忤逆过的谢培红，瞬间勃然大怒。常年酗酒让他性情愈发乖戾偏执，丝毫不顾及父子情分，当场对着谢华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绝于耳，甚至口出恶毒诅咒：“你个小兔崽子，敢不听我的话，你怎么不去死！” 案发当时，母亲周桂花恰好外出办事，家中只有父子二人。无人劝阻的谢培红，骂声越来越大、言辞越来越恶毒，从普通的训斥升级为无休止的辱骂、诅咒，字字诛心。谢华站在原地，默默隐忍，心里想着父亲醉酒失态，骂几句发泄完就会作罢，一再退让忍耐。 可谢培红的戾气丝毫没有消退，辱骂未能解气，他直接失控扑上前，抬手就对谢华拳打脚踢，动手殴打自己的亲生儿子。常年承受家暴、压抑了二十余年的谢华，在这一刻彻底被激怒，多年积攒的委屈、恐惧、愤怒瞬间冲破底线，情绪彻底失控。 慌乱之中，谢华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用来务农的锄头，在情绪彻底崩溃的瞬间，转过身对着扑来的父亲后脑，狠狠砸了下去。 年轻力壮的谢华，满腔愤怒尽数倾注在这一锄头之上，力道迅猛、角度刁钻。厚重的锄头铁器重重撞击在谢培红后脑，瞬间鲜血四溅。前一秒还嚣张跋扈、肆意打骂儿子的谢培红，身体猛地一僵，随即重重倒地，四肢在地面剧烈抽搐了几下，便彻底失去了动静。 现场瞬间死寂，只剩下谢华急促的喘息声。他愣在原地，看着倒地不起的父亲，大脑一片空白，浑身僵硬、手脚冰凉。几秒后，他颤抖着俯身，伸手探向父亲的鼻息，温热的呼吸彻底消失，指尖触到的只有冰冷的皮肤。 那一刻，谢华彻底崩溃，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一时冲动，亲手打死了生养自己的亲生父亲。巨大的恐惧、愧疚、慌乱席卷了他的全部思绪，他呆立在原地，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伦惨剧。 数个小时后，外出办事的周桂花返回家中，一推门就看见屋内惨烈的一幕，瞬间吓得浑身发软、双腿瘫软。谢华哭着向母亲坦白了全部经过，将父子争执、失手伤人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告知母亲。 母子二人看着地上毫无生机的谢培红，相拥痛哭，绝望的哭声回荡在空旷的老宅里。整整大半天的时间，两人呆呆伫立在屋内，沉浸在巨大的恐慌与悲痛中，大脑一片空白，彻底丧失了思考能力，不知道报警、不知道求助，只能被动承受着这场悲剧带来的绝望。 直到当日下午两点多，情绪稍稍平复的母子二人，才开始直面残酷的现实。看着丈夫冰冷的尸体，想到家中的处境、儿子的未来，周桂花陷入了极致的挣扎。最终，为了保全尚且年轻、尚未成家的儿子，她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隐瞒真相、私自掩埋尸体，掩盖这场弑父惨案。 母子二人合力，将谢培红的尸体从外屋拖拽到里屋，用一床厚实的旧棉被紧紧包裹严实，遮挡住尸体，掩盖住屋内的血腥场面。可尸体长期存放家中，极易腐败发臭、暴露踪迹，根本无法长久隐瞒。想起屋后人迹罕至的荒山，二人当即决定，将尸体掩埋在半山腰的隐秘位置。 当日下午三点左右，母子二人携带铁锹、锄头，登上屋后陡坡，在半山腰一处隐蔽的树丛下，一铲一铲挖掘土坑。荒山土质坚硬，夹杂着大量碎石树根，挖掘难度极大，两人徒手劳作，从午后一直挖到傍晚六点多，耗费三个多小时，才勉强挖出一个能够容纳尸体的土坑。 天色渐暗之后，山间骤然变天，阴冷的秋雨淅淅沥沥落下，路面变得泥泞湿滑，给埋尸工作增添了无尽难度。夜深人静、四下无人之时，母子二人顶着寒风冷雨，合力抬着沉重的尸体，在陡峭湿滑的山坡上艰难挪动。 短短四十米的山路，遍布荆棘、陡坡、泥泞，两人步步维艰、走走停停，耗费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才终于将尸体抬至土坑处，小心翼翼放入坑中，一点点回填泥土、压实抹平，尽量还原山体原貌，掩盖埋尸痕迹。 深夜埋尸结束后，母子二人拖着疲惫、恐惧、愧疚的身躯回到家中，整整一夜无眠。屋内残留的血腥味、白天惨烈的场景、亲手埋尸的阴影，时时刻刻折磨着两人的心神。 周桂花的内心更是饱受煎熬。一边是家暴自己数十年的丈夫，一边是自己唯一的儿子。报警自首，儿子必将面临牢狱之灾，大好青春彻底断送，自己年老之后无人赡养；隐瞒不报，就是包庇犯罪、掩盖真相，触犯法律底线。 半生隐忍、半生苦难的周桂花，最终被母爱裹挟，选择了包庇儿子。为了掩盖谢培红的死亡真相，她对外编造了“丈夫外出打工”的谎言，试图蒙混过关，掩盖这场人伦悲剧。可她万万没想到，谢培红常年高调游荡、人尽皆知，凭空消失的异常状态，早已被村民察觉，最终在警方的走访排查下，所有谎言不攻自破。 案件调查至此，看似真相大白：儿子谢华因拒绝无理要求，与醉酒父亲发生冲突，一时冲动失手弑父；母亲周桂花为护子顶罪，事后协助埋尸、掩盖罪行。随后，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对谢华依法刑事拘留；以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对周桂花依法刑事拘留。 在所有人看来，这就是一起简单的家庭冲突引发的激情杀人案，案情清晰、证据确凿，案件即将就此结案。可随着司法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法院走访全村、调取数十年家庭过往，这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家庭背后，隐藏了二十余年的黑暗与苦难，彻底曝光在大众面前，让所有人为之唏嘘。 谢华、周桂花母子涉案被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龙村。令人意外的是，全村村民没有一人指责母子二人，反而纷纷心生同情。在法院正式审理期间，长龙村全体村民自发联名，写下一封请愿信，递交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名信中，全村村民如实陈述了谢培红数十年的恶行，证实其长期酗酒、家暴妻儿、寻衅滋事、虐待家人，母子二人常年遭受非人折磨，此次惨案是长期压迫下的无奈爆发，恳请法院酌情从轻处罚。 村民的联名请愿，引起了法院、妇联、司法所的高度重视。为公平公正审理案件，还原全部事实真相，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妇联、当地司法所工作人员，专程赶赴长龙村开展实地走访调研。 调研人员亲眼所见谢家的居住环境，内心无比震撼。谢家老宅破败不堪、家徒四壁，墙体开裂、屋顶漏风，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最让人心酸的是，房屋四周的窗户全部空荡荡的，没有安装一扇玻璃，只用破旧塑料布简单遮挡，寒风可以肆意灌入屋内。并非家中无暇装修，而是数十年间，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谢培红用来买酒挥霍，家中贫困潦倒，连几百块的玻璃钱都无力承担。 走访过程中，全村村民众口一词，评价周桂花与谢华母子：老实本分、憨厚善良、勤恳踏实，从未与人结怨、从未惹是生非，是村里公认的好人。母子二人犯下大错，实属长期家暴压迫、走投无路之下的激情犯错，并非本性恶劣。 为进一步核实家暴事实，工作人员专门走访了谢培红的两名亲姐姐及直系亲属。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至亲之人对谢培红也毫无袒护，反而纷纷控诉其恶行。 据谢培红的姐姐讲述，谢培红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自幼被父母过度溺爱，养成了自私自利、嚣张跋扈、唯我独尊的性格。成年后愈发肆无忌惮，常年酗酒成性、好吃懒做，不仅祸害妻儿，连年迈的父母也难逃其毒手。 为了凑钱买酒，谢培红多次强行抢夺年迈父母的养老钱、口粮粮食，若是父母稍有阻拦，便当场打骂老人、肆意施暴，毫无孝道、罔顾人伦。亲姐姐坦言：“弟弟性情暴戾，害人害己。如今他离世，我们心中悲痛，但绝不怪桂花和孩子，他们受的苦，我们都看在眼里。” 为佐证自己多年的遭遇，周桂花带着调研人员来到屋后的山坝空地，空地角落堆积着密密麻麻的空酒瓶，层层叠叠、数量惊人。周桂花哽咽着介绍，这仅仅是谢培红平日里丢弃的一小部分酒瓶，粗略统计多达一百余瓶。 “每一个酒瓶的背后，都是我和孩子挨骂、挨打、担惊受怕的日子。”二十余年的婚姻生活，于周桂花而言，从来没有温暖与安稳，只有无休止的暴力、辱骂与煎熬。起初，她为了年幼的一双儿女，选择隐忍包容，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熬到孩子长大成人，一切都会好转。 可她的退让与隐忍，换来的不是收敛，而是谢培红的变本加厉。酗酒、家暴成了这个家庭的日常，打骂妻儿成了谢培红的习惯，毫无缘由、不分昼夜，稍有不顺心，便对妻儿拳脚相加、恶语诅咒。 远赴广东务工的女儿，得知家中变故后，第一时间返乡，面对工作人员，含泪道出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童年阴影。在她的记忆里，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被父亲的暴戾笼罩，从未有过一天安稳日子。 从七八岁记事起，她和弟弟就活在恐惧之中。谢培红醉酒深夜归家，不管妻儿是否熟睡，都会强行将一家人全部喊醒，为他端茶送饭、伺候起居。只要姐弟二人动作稍有迟缓，立刻就会迎来响亮的耳光与恶毒的辱骂。 从十岁开始，为了躲避父亲的醉酒家暴，母亲周桂花经常趁着深夜，带着姐弟二人偷偷躲进野外的茅草堆、山林角落，不敢回家。可即便如此，醉酒失控的谢培红，依旧会四处搜寻，找到后便是一顿无情殴打。对于姐弟二人而言，家从来不是避风港，而是没有硝烟的炼狱，日日心惊、夜夜难安。 弟弟谢华的童年与少年，更是布满伤痕。谢华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殴打，从来不会手下留情，下手凶狠、毫无分寸。年少时，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不想上学，暴怒的谢培红直接将年幼的他整个人抱起，像抛掷石块一样，狠狠将他从屋内扔出屋外，数次让他浑身淤青、摔伤流血。 在这个家庭里，母子三人每日活在极致的恐慌之中，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永远不知道下一次暴力何时降临。长期的精神压迫与肉体折磨，让女儿彻底不堪重负。14岁那年，她带着从亲戚处拼凑的74元钱，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漆黑深夜，毅然逃离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家。 彼时的山间暴雨肆虐，山沟积水汹涌、路况凶险，一个14岁的未成年少女，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出逃，只为逃离父亲的暴力迫害。她得以脱身，可母亲与弟弟，却依旧困在炼狱之中，日复一日承受着无休止的家暴与折磨。 周桂花坦言，数十年的家暴生活，让她无数次心生绝望，多次动过自杀的念头。是一双儿女，让她一次次咬牙坚持下来。村里的邻里、村干部无数次看不下去，主动上门调解劝说，劝她干脆离婚，摆脱这段痛苦的婚姻。 可周桂花始终顾虑重重，在偏远的乡村，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艰难，若是改嫁，孩子必然要受委屈、被非议。为了孩子的前程，她一次次选择隐忍、退让，默默承受所有的苦难。 村干部也曾多次对谢培红进行批评教育、普法劝导，可谢培红早已性情扭曲、油盐不进。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家事外人无权干涉，自己喝酒、打骂家人，没有花旁人一分钱，任何人都无权指责、无权管教。讲道理、讲法律，在他身上完全行不通，所有人的善意劝导，最终都沦为无用之功。 隐忍终有尽头，压迫终会爆发。谁也不曾想到，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仅仅是一次替父务工的拒绝。一辈子温顺听话、逆来顺受的谢华，人生第一次反抗，便在长期积压的情绪爆发中，酿成了无法挽回的人伦悲剧。 很多人总会劝诫家暴受害者，遭遇暴力要果断离婚、及时止损、勇敢反抗。可在偏远乡村、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受害者被家庭、孩子、世俗眼光束缚，只能被迫隐忍。有人隐忍逃离，有人隐忍遇害，有人隐忍到极致，最终被迫反抗，酿成悲剧。 第321章 年资阳12·1持枪抢劫杀人案全纪实 2002年12月1日，冬日的川蜀大地寒意沉沉。凌晨五点，整座四川省资阳市还沉浸在深度的沉睡之中，夜色厚重如墨，裹挟着街巷、楼宇与乡野村落。仅有一丝极其微弱的鱼肚白，艰难地穿透黎明前最浓稠的黑暗，零零散散洒落在城区的街道上，试图温柔唤醒这座静谧的小城。 彼时的资阳城区，万籁俱寂。道路两旁的老旧路灯还未到熄灭的时辰，昏黄的光晕晕开一圈圈朦胧的光影，照着空旷无人的柏油马路，路面干净冷清，没有行人和车辆的踪迹。寒冬腊月的清晨，连街边的飞鸟都蜷缩在树枝的巢穴里，未曾发出半点鸣啼，整座城市静得能听见微风掠过树梢的轻响。绝大多数市民都裹着厚厚的被褥，沉浸在香甜安稳的睡梦之中，街巷院落、商铺厂房，处处都是祥和安宁的冬日晨景。 在这片极致的平静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未曾察觉，一场蛰伏已久、血腥冷酷的罪恶，正悄然逼近。唯有极少数常年早起的摊贩、务工者，已经收拾妥当，开启了新一天的奔波劳碌，为生计奔赴奔波，却不知一场震惊川蜀、惊动公安部的惊天大案，即将在数分钟后轰然爆发。 凌晨五点三十分，寂静的资乐公路上，一阵急促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骤然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一辆老旧的野狼牌125型摩托车，借着微弱的晨光，风驰电掣般沿着公路向雁江区城西方向疾驰而去。车身在空旷的公路上飞速穿梭，卷起路边的尘土与枯叶，车速极快，透着一股仓促又诡异的紧迫感。 短短五分钟时间，这辆摩托车便疾驰抵达目的地——资阳市雁江区城西的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大门外。这家公司是当地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营生猪收购、屠宰及购销业务，日常现金流极大，每天凌晨都会准时支取大额现金，用于结算农户生猪收购款项，这一规律早已被暗处的有心人牢牢摸清。 摩托车稳稳停稳后，车上两名全副遮掩的黑影迅速翻身下车，动作利落娴熟，没有丝毫迟疑，显然是提前多次演练、蓄谋已久。两人下车后左右快速扫视一圈，确认四周无人、无车辆经过，趁着夜色未褪、四下无人的空档，身形一闪，迅速钻进了公司封闭的院内，隐匿在厂区的阴影之中。 两名黑影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全程沉默不语，尽显诡异谨慎。其中身材偏矮的一人，头戴一顶厚实的皮毡绒帽，帽檐压得极低，完全遮挡住眉眼面容，只露出一截紧绷的下颌。他微微猫着腰，脚步轻盈，压低身形快速挪到厂区中心的花坛边，缓缓蹲下身子，将自己的身形完全隐藏在花坛绿植与墙体阴影之间。 他的目光死死锁定着不远处的公司出纳室，视线分毫未移，专注观察着出纳室的灯光、人员动静、门窗状态，记录着院内一切细微变化，为后续行动全程望风探查。而身材稍高一些的另一名黑影，手中紧紧攥着一把短枪，手臂紧绷，姿态戒备，快速闪身躲进墙角的背光死角，身体紧贴墙面，隐匿身形，随时警戒四周突发情况，防备有人突然闯入厂区。 时间一分一秒缓缓流逝，清晨五点半过后，天色微微发亮，陆续有早起的农户赶到四海实业公司门口等候。这些农户大多是周边村镇的养殖户，常年向公司售卖生猪，熟知公司作息，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前来结算售卖生猪的货款。七八名农民模样的人聚集在出纳室窗外，低声交谈着，语气带着几分急切，纷纷询问室内工作人员，今日货款何时能够开始结算支取。 出纳室内的工作人员闻声后，隔着玻璃窗轻声回应，告知众人稍作等候，钱款清点完毕后便会统一发放。窗外的农户们闻言，纷纷驻足等候，各自闲聊休憩，全然没有察觉，不远处的花坛阴影里，一双阴狠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盯着那间即将流出巨额现金的出纳室。 蹲在花坛边的矮个黑影，在听清工作人员的答复后，缓缓站起身，装作早起务工、顺路打探的模样，不动声色地凑到人群边缘，低声向身旁的农户询问：“同志，今天大概什么时候发钱？” 方才问话的农户没有多想，随口如实回复：“快了，等一会儿就开始发了。” 得到准确答复后，矮个黑影没有再多说一句话，面无表情，转身默默退回花坛阴影处，重新蹲下身继续潜伏。这个位置视野绝佳，能够无死角清晰观察出纳室的门窗动静、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完美掌控现场局势，为后续的罪恶行动做好了万全铺垫。 凌晨五点四十分，一阵沉闷的“哐哐”铁门开合声，骤然打破了院内的平静。厚重的铁门金属摩擦声格外刺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潜伏的黑影瞬间抬头，目光锐利如鹰，死死盯住出纳室方向。 只见公司女出纳曾某，双手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帆布钱袋，步履略显沉重，正缓缓推开出纳室的内层铁门，准备进入工位，开启当日的货款结算工作。这只帆布包内，装着公司当日用于结算的全部现金，数额巨大，也是两名嫌疑人此次铤而走险的终极目标。 就在铁门完全推开、女出纳侧身迈步的瞬间，花坛边潜伏的矮个黑影迅速从厚重棉衣内侧，掏出一把长枪，手臂稳稳架起，枪口精准锁定毫无防备的女出纳后背，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与迟疑。 下一秒，“啪”的一声清脆刺耳的枪声骤然炸响，撕裂了清晨所有的宁静。枪响短促凌厉，穿透力极强，在空旷的厂区、寂静的街巷中不断回荡。毫无防备的女出纳应声倒地，身体重重摔落在冰冷的地面上，即便身受重伤、生命垂危，她的左手依旧死死攥紧装着巨款的帆布钱袋，本能地守护着公司的财产，不肯有丝毫松开。 出纳室内还有另一名在岗女工作人员，突如其来的枪响、骤然倒地的同事，让她瞬间大脑空白，彻底懵在原地。极致的恐惧瞬间席卷全身，她浑身僵硬，手脚冰凉，一时间完全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的恶性事件，陷入极度的慌乱与惊恐之中。 枪声响起的刹那，黑影不再隐藏，身形迅捷如电，直接闪身闯进出纳室内。他目光凶狠，紧盯地面上的帆布钱袋，俯身就要从受伤倒地的女出纳手中抢夺钱款。 另一名工作人员在短暂的呆滞过后，强行压下心底的恐惧，出于职业本能，下意识冲上前，伸手死死拽住钱袋，想要阻止嫌疑人抢劫，护住公司公款。 见有人阻拦，劫匪瞬间目露凶光，将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对准工作人员的头部，语气冰冷凶狠，带着致命的威慑厉声呵斥：“放开！不然打死你！” 冰冷的枪口近在咫尺，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全身，工作人员深知对方穷凶极恶、手持枪械，根本不惜命，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颤抖着松开紧握钱袋的双手。 劫匪见状，左手迅速提起沉甸甸的帆布钱袋，右手始终紧握长枪，保持戒备姿态，脚步急促却稳健，快步退出出纳室，全程从容嚣张，没有丝毫慌乱。得手之后，他毫无遮掩，大摇大摆地朝着公司大门方向走去，气焰极度嚣张。 这一声突兀的枪响，彻底击碎了黎明的平静。枪声震飞了厂区树枝上栖息的群鸟，飞鸟扑腾着翅膀四散逃窜，叽叽喳喳的惊叫声此起彼伏。刺耳的枪声穿透街巷院落，惊醒了无数沉睡的市民，也彻底吓坏了即将到岗的四海公司员工、在场等候领款的农户群众。 出纳室内传出的女性惊呼、伤者的微弱喘息、众人的慌乱叫喊，交织成一片混乱的声响。惊恐万分的众人终于从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来，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有人慌乱地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声音颤抖、语无伦次；有人急忙上前搀扶倒地的女出纳，尝试简单包扎伤口，焦急呼唤伤者；还有人望着嫌疑人逃窜的方向，低声窃窃私语，满脸惊惧，不敢相信光天化日、黎明清晨，竟有人敢持枪杀人、公然抢劫。 凌晨五点四十五分，资阳市110指挥中心接到雁江分局上报的紧急警情，确认四海实业公司发生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杀人案。案情重大、性质恶劣，属于极其罕见的严重暴力刑事案件，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不敢有丝毫懈怠，第一时间将完整警情上报局主要领导。 时任资阳市公安局局长的关鹏飞接到紧急汇报后，心头骤然一沉，瞬间睡意全无。从业多年，他深知持枪杀人抢劫案件的严重性，这类案件危害性极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旦处置不当、抓捕不及时，将会持续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当即翻身起床，来不及整理衣物，快步直奔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全程步履匆匆、神色凝重。 奔赴指挥中心的途中，关鹏飞局长一边快速赶路，一边手持手机紧急调度全市警力，层层布控、周密部署抓捕拦截方案，同时第一时间将这起重大恶性案件，逐级上报至四川省公安厅领导，同步案情信息，请求上级警力与技术支持。一场全城布控、全域追缉的紧急行动，就此火速拉开帷幕。 短短数分钟内，资阳市、雁江区两级公安机关的刑侦骨干、巡逻警力、技术勘查人员全员紧急集结，火速奔赴四海实业公司案发现场。警车呼啸穿梭在城区街道，打破了清晨的秩序，全力奔赴案发核心区域。 抵达现场后，刑侦技术人员立刻拉起警戒线，全面封锁案发现场，禁止无关人员靠近，最大限度保护现场物证完整性。全体民警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一组警力负责疏散围观群众、安抚现场人员情绪，一组警力负责周边路段布控排查，技术勘查人员则俯身细致勘验现场每一处细节。 经过全方位、精细化的现场勘查，民警在案发核心区域成功提取到一枚完整的手枪弹壳，以及部分子弹披甲残片，这些都是锁定作案工具、追查嫌疑人的核心物证。同时，勘查民警在距离中心现场155米、500米的两处路边草丛中，分别搜寻到嫌疑人逃窜时遗落的摩托车头盔、黑色皮毡绒帽两件关键物证。 经现场核查确认，本案受害者为四海实业公司女出纳曾某，时年32岁。案发时，她刚刚从公司金库支取完当日结算货款，手持巨款返回出纳室，不料遭遇嫌疑人伏击，不幸遇害，随身携带的帆布钱袋被当场抢走，袋内共计41.2万余元现金全部被嫌疑人劫走。 为全力攻坚破案，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12·1”持枪抢劫杀人案专项专案组，将现场提取的弹壳、弹片、头盔、毡帽等全部物证统一整理封存，送往上级技术部门全面检验，同时对部分关键物证开展dNA提取与比对工作。 但受限于2002年的刑事科学技术水平，当时的检验设备精度有限、dNA数据库尚未完善，技术筛查、比对匹配的难度极大。多次检验过后，始终未能得出精准有效的比对结果，加之缺乏对应的人员标本参照物，即便物证中提取到有效生物信息，也无法锁定匹配人员，案件侦破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巨大的瓶颈。 为尽快抓获凶手、侦破命案，专案组连夜制定追捕方案，层层设置追捕防线，划分多个片区，组建多支追捕小组，奔赴各地开展摸排追缉工作。全体办案民警不眠不休、连续奋战，走遍资阳及周边多个市县，开展地毯式排查、走访摸排、线索核查。 可由于二十年前通讯设备落后、道路交通不便、监控设备覆盖率极低，加之作案嫌疑人心思缜密、反侦察能力极强，作案后刻意销毁痕迹、隐匿行踪、流窜逃窜，刻意规避警方排查，导致警方连续数日的高强度追捕，最终一无所获，没有锁定任何有效嫌疑人线索。 这起发生在资阳城区、性质极其恶劣的持枪抢劫杀人案，凭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迅速轰动全城、传遍全省，甚至惊动了中央相关领导，被公安部列为重点挂牌督办大案。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这起案件成为了一桩悬而未破的重大命案，萦绕在每一届资阳公安干警的心头。 自2002年12月1日这起惊天血案发生后，资阳市公安局历任党委领导、刑侦骨干，从未放弃过对该案的侦破工作，始终将此案列为重点攻坚悬案。十余年间，人员更迭、岗位轮换，但“12·1”案件的侦破任务从未中断、从未搁置。 警方完整保存了该案所有的现场勘查笔录、走访记录、物证照片、侦查卷宗，所有核心资料分类归档、妥善留存，分毫未损。全套完整的案件资料与物证，为多年后刑侦技术升级、重启案件攻坚、突破悬案瓶颈，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世间从无完美的犯罪，任何罪恶行径，只要发生过，就必定会留下痕迹，纵使藏匿再深、逃窜再久，终有败露落网的一天。这是刑侦工作亘古不变的定律，也是所有罪恶最终的归宿。历时十年蛰伏，这桩尘封已久、牵动无数公安人心弦的特大悬案，终于在2013年的初夏，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机。 2013年4月，四川省公安厅统筹部署，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三个100命案实战破案比武竞赛”专项行动，重点攻坚历年积压的重大悬案、疑难命案。其中，2002年“12·1”资阳持枪抢劫杀人案，被列为省级重点督办攻坚案件，明确由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担任破案第一责任人，全权统筹案件侦破工作，集中全市刑侦精锐力量，全力攻坚十年悬案。 2013年5月10日，资阳市公安局召开专项党委会议，正式成立“2002·12·1”持枪抢劫杀人案专案指挥部。由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出任指挥长，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全员牵头参与，统筹协调警力调配、技术支撑、线索核查、抓捕审讯等全流程工作，集结全市最优刑侦资源，誓要攻克这起十年悬案。 专案组成立后的首次案情分析研讨会上，所有刑侦骨干齐聚一堂，复盘十年前的全部案情，梳理所有线索疑点，反复推敲作案细节、嫌疑人特征、作案工具来源。其中，作案枪支的来源，成为了全场讨论的核心焦点，也是突破案件的关键切口。 在这起恶性持枪杀人抢劫案中，枪支是核心作案工具，也是最关键、最直接的物证。枪支的来源、型号、流通轨迹，是锁定嫌疑人、串联案件的核心突破口。专案组全体民警达成统一共识：紧盯“枪支”这条核心线索深挖细查，只要摸清枪支源头、流通轨迹，案件必然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 民警通过复盘现场痕迹、梳理物证鉴定报告发现，该案现场出现两支作案枪械，一长一短，型号、制式完全不同。技术人员结合现场遗留的子弹残片、弹壳残骸，以及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弹头进行深度分析研判，最终确认：嫌疑人作案时使用的长枪发射的是制式军用子弹，短枪发射的是自制火药枪子弹，两支枪械来源、属性截然不同。 锁定枪支特征后，专案组立刻铺开大范围排查工作，对四川省近十年所有涉枪、涉爆刑事案件进行全面梳理、逐一比对，筛查海量案件卷宗与线索资料。但经过数日不眠不休的细致排查，全省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一起案件、任何一条线索，能够与本案的枪支特征、作案轨迹相互匹配，枪支线索彻底中断，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所有常规线索全部排查完毕，仅剩最后一组核心物证——嫌疑人逃窜时遗落现场的摩托车头盔、皮毡绒帽。这两件物证是当年嫌疑人贴身使用、近距离接触的物品，极大概率留存嫌疑人的生物痕迹，是突破案件的最后希望。 事实上，这两件关键物证早在2002年案发当年、2004年，就已先后两次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同时当地公安机关也多次自主开展鉴定筛查，但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短板与数据库不完善，所有检验均未获取有效线索，最终无果而归。 面对十年未破的悬案、屡次失败的检验结果，专案组所有人都压力巨大，心中充满忐忑，没人敢保证再次送检能够突破僵局。但时任市公安局陈政权局长力排众议，坚定表态：“再试一次！”十年光阴流转，刑事科学技术迭代升级，全国dNA数据库、人员信息库体量大幅扩充，筛查精度、匹配效率远超当年，或许先进的科技手段，能够揭开尘封十年的真相，揪出隐匿十年的真凶。 带着所有人的期待与坚守，2013年5月14日，专案组工作人员将那件留存十年、承载着破案希望的皮毡绒帽，再次专人护送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依托全国最顶尖的刑事科学技术，开展高精度dNA提取与全网比对，全力搜寻嫌疑人踪迹。 2013年5月24日上午，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北京传来，瞬间点燃了整个专案组的士气。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经过多轮精细化检测、大数据全网比对，成功从皮毡绒帽上提取到完整有效的生物dNA信息，精准比对匹配到一名在册人员——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童家镇五通村6组村民梁开武。 这条线索如同破晓曙光，彻底打破了十年悬案的黑暗僵局。专案指挥部全体成员瞬间精神振奋、摩拳擦掌，积压十年的压力与不甘，终于迎来释放的契机。专案组组长王美文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带领精干侦查组员，火速奔赴乐至县童家镇，围绕梁开武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落地核查工作。 侦查小组重点核查梁开武2002年12月1日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出行记录、人际交往、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全面摸排其个人履历、日常习性、违法前科。经过数日缜密细致的外围侦查、走访村民、核查档案、比对轨迹，所有线索层层印证，最终锁定梁开武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王美文第一时间将核查结果、嫌疑依据、线索链条完整上报专案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紧急研判、综合评估，确认证据链条基本成型、嫌疑事实确凿，当即下达指令，全面部署对犯罪嫌疑人梁开武的抓捕、审讯、枪支搜缴、证据固定全套工作，要求全体民警周密部署、万无一失，杜绝任何疏漏，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 此次追缉抓捕工作难度极大。嫌疑人作案后潜逃长达十一年，常年跨区域流窜逃窜，行踪飘忽不定、活动范围极广，刻意隐匿身份、规避排查，反侦查经验极其丰富，抓捕难度远超普通刑事案件。为全面覆盖嫌疑人可能藏匿的区域，避免出现漏网情况，王美文将专案组警力分为三个抓捕小组，兵分多路，同步奔赴陕西、遂宁、乐至等嫌疑人曾经活动、落脚的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蹲守抓捕。 全体抓捕民警不眠不休、日夜奋战，连续三天三夜高强度蹲守、摸排、追踪线索，丝毫不敢懈怠。2013年5月26日，抓捕小组在遂宁市船山区南京路一处出租屋内，成功将隐匿潜逃十一年的重大犯罪嫌疑人梁开武当场抓获，彻底终结了其长达十余年的亡命逃亡生涯。 民警在现场抓捕过程中，对梁开武租住的出租屋进行初步搜查，当场查获其日常使用的私人手机一台。技术民警第一时间对手机数据进行封存勘验，发现手机相册内留存多张拍摄于2013年5月21日的照片，内容均为自制火药枪、各类子弹，数量多达数十发。这一关键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梁开武涉枪作案的重大嫌疑，为后续审讯攻坚、证据固定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梁开武被顺利押解回资阳市公安局后，专项审讯工作立刻紧锣密鼓启动。审讯前期，专案组民警全面梳理梁开武的个人履历、性格特征、潜逃经历、心理特点，结合其多年亡命、反审讯能力强、心理素质过硬、警惕性极高的特点，量身制定了一套周密细致、循序渐进的专项审讯方案，杜绝常规审讯方式失效。 归案后的梁开武，依旧心存侥幸，负隅顽抗。面对民警的审讯问询，他始终闭口不谈案件相关内容，态度冷漠、言辞敷衍，刻意回避核心问题，拒不交代任何作案事实，妄图凭借多年潜逃经验、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对抗审讯、蒙混过关。 针对梁开武狡猾多疑、警惕性极强的特点，主审官王美文摒弃了直接问询案情的常规方式，另辟蹊径，以手机内的枪弹照片为隐性线索，避开核心案情，从外围日常话题切入，以闲聊唠嗑的轻松方式，与梁开武闲谈交流，试探其社会交往、人生经历、日常喜好、谋生轨迹。 久经江湖、多次躲避排查的梁开武，如同老狐狸一般狡猾谨慎，面对闲聊式的问询，始终严防死守、滴水不漏。数个回合的言语交锋下来，他依旧闭口不谈关键信息，刻意隐瞒所有与案件、枪支相关的经历，审讯工作一度陷入拉锯僵局。 深谙审讯心理战术的王美文，见状果断调整策略，决定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战术，攻破梁开武的心理防线。他深知，对于这类长期亡命、抗压能力极强的嫌疑人，强硬问询只会激发其对抗心理，唯有打乱其心理节奏、瓦解其侥幸心态，才能突破僵局。 王美文刻意搁置所有案件相关问题，全程只与梁开武闲聊生活琐事：询问其多年潜逃在外的谋生经历、日常起居、打工轨迹，聊他擅长的木匠手艺、做过的活路，聊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全程氛围平和，不带丝毫审讯压迫感。 看似漫无目的的闲聊，实则步步为营、暗藏机锋。王美文始终紧盯话题缝隙，伺机寻找与枪支、作案、逃亡相关的突破口，一点点瓦解梁开武的心理戒备。只要捕捉到一丝破绽，就能顺势撕开其心理防线，让狡猾的嫌疑人无处遁形。 在主审组开展心理审讯的同时，专案组同步分工，安排雁江分局、乐至县公安局侦查民警，以梁开武手机内的枪弹照片为核心线索，对其户籍地老宅、历年租住房屋、务工落脚点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查，全力搜寻涉案枪支、弹药等核心物证。但梁开武藏匿手段极其狡猾，警方多次细致搜查，始终一无所获，未能找到任何枪支弹药踪迹。 民警结合线索研判笃定，梁开武手中必然持有涉案枪械，只是被其刻意隐秘藏匿，未被排查发现。面对物证缺失、嫌疑人拒不认罪的双重困境，专案组再次紧急复盘研判，果断调整审讯策略，开启新一轮心理攻坚。 新一轮审讯正式开始，主审官王美文神色平静、不动声色，静静注视着审讯椅上的梁开武。经过连日审讯与奔波，梁开武面容略显憔悴，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依旧顽固抵抗，态度散漫、满不在乎。他在审讯室内肆意东张西望，频繁提出喝水、抽烟、上厕所等无理要求，刻意扰乱审讯节奏，试图掌握主动权、规避审讯。 面对梁开武的刻意挑衅与拖延，王美文彻底一改此前耐心闲聊的态度，全程沉默不语、不予理会，直接合上审讯卷宗，闭目养神，全程淡然处之，以极致的沉默应对对方的慌乱与试探。同时，他示意一旁记录的民警同步转身静默，整个审讯室瞬间陷入死寂。 密闭的审讯室内安静到极致，静得能够清晰听见绣花针落地的声响。这种突如其来、毫无压迫感的沉默，彻底打乱了梁开武的心理节奏。他原本准备好的对抗话术、拖延手段全部落空，瞬间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他试图闭眼佯装平静，却内心慌乱、心绪纷乱，根本无法安定。十余年潜逃生涯积攒的心理防线，在极致的沉默中慢慢松动、崩塌。他抬眼望去，对面的王美文闭目静坐，甚至缓缓响起了轻微的鼾声，全然一副松弛安然的状态，仿佛早已笃定案件真相、掌握全部证据。 此情此景，让梁开武愈发焦躁不安、心神不宁。他反复扭动身体、频繁清嗓、跺脚躁动，刻意制造各种细微声响，试图吸引民警注意，哪怕是得到一句呵斥、一句问询，都能让他缓解内心的慌乱。可无论他如何折腾，王美文与办案民警始终不为所动，依旧保持静默。 这是王美文极少使用的沉默攻心战术，却精准拿捏了嫌疑人的心理弱点。漫长的沉默持续数个小时，彻底击溃了梁开武的心理防线，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形的心理压迫，终于忍不住大声嘶吼：“王支队，你要问什么就直接问！别这么耗着，我都困了！” 数个回合的心理拉锯、沉默博弈，彻底瓦解了梁开武的侥幸心理。旁敲侧击的物证暗示、层层递进的心理施压，让他清晰意识到，自己的所有罪行早已被公安机关精准掌握，负隅顽抗毫无意义，隐瞒下去只会徒劳无功。 审讯时机彻底成熟，王美文顺势切入核心案情。在闲聊过往经历的过程中，精准捕捉到梁开武提及自己自幼喜爱枪械的话题，立刻抓住缝隙、直击要害，厉声追问其持有枪支、使用枪支、藏匿枪支的全部事实。 话音落下的瞬间，梁开武瞬间脸色煞白、神色慌乱，瞬间意识到自己已然说漏嘴，心理防线彻底裂开一道巨大缺口。他慌忙矢口否认，言语结巴、破绽百出：“我......我没有枪，我根本不碰这些！” 虚掩的心理防线一旦破开，便再无修复可能。王美文趁热打铁，语气坚定、气场沉稳，直击其心理软肋：“你犯下的所有事情，我们早已全部掌握，今天找你核实，只是给你一个主动坦白、认罪悔罪的机会。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不会耗费警力千里追缉、将你抓获归案。” 梁开武彻底陷入心理被动，根本无法判断警方究竟掌握了多少线索、固定了多少证据。僵持片刻后，他彻底放弃抵抗、卸下伪装，所有的侥幸、顽固、对抗心理彻底崩塌。在民警的政策宣讲、心理攻坚、证据施压下，梁开武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毫无保留地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 全部供述完毕后，压在心头十余年的罪恶重担骤然卸下，梁开武整个人浑身脱力，瘫软在审讯椅上，神色落寞又无奈，对着主审民警由衷感慨：“王队长，你太厉害了，我栽在你们手里，我心服口服。” 让人更为震惊的是，梁开武不仅如实交代了2002年资阳雁江区四海实业公司“12·1”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全部作案细节，还主动供述了一桩尘封更早、同样惊天动地的悬案——2002年8月30日陕西凤县杀害武警执勤战士、抢劫军用枪支大案。一桩审讯，连带侦破两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悬案，战果斐然。 根据梁开武完整供述，警方彻底串联起两起连环大案的完整脉络。2002年8月30日，梁开武独自前往陕西省宝鸡市凤县，蓄意伏击执勤武警战士，残忍杀害年仅22岁的执勤战士曹某，当场抢走一支81-1式军用自动步枪及配套子弹。得手后，他携带军用枪械，隐秘潜回四川资阳，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伙同自己的表弟石胜强，预谋实施抢劫大案。 经过数月踩点观察、摸清作息规律、完善作案方案，2002年12月1日凌晨，二人携带军用长枪、自制短枪，潜入资阳市雁江区四海实业公司，持枪伏击、杀害公司出纳曾某，抢劫公款41.2万余元，制造了轰动川蜀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 根据梁开武的详细供述与指认，专案组迅速固定全部口供证据，锁定枪支弹药的藏匿地点。2013年5月28日凌晨一点，专案民警连夜奔赴乐至县童家镇梁开武户籍地，在其住宅后方山坡的隐秘地窖中，成功起获被深埋十余年的81-1式军用自动步枪一支、制式子弹54发。枪支主体保存完好，仅枪身编号被嫌疑人刻意打磨销毁，枪机内部编号完整留存，与陕西凤县被抢军用枪支信息完全匹配，铁证如山。 同日下午，专案组精准锁定同案嫌疑人石胜强的藏匿踪迹，在乐至县同帅乡广场将其成功抓获。面对确凿的证据与警方的审讯，石胜强自知罪责难逃，对其伙同梁开武预谋作案、持枪抢劫、全程望风配合的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3年5月28日傍晚六点三十分，民警再次根据梁开武的指认，在其后山地窖旁的柑橘树下，挖出其深埋藏匿的作案工具，当场起获自制火药枪3支、钢珠枪1支、大量铁砂弹药，所有涉案枪械、弹药全部追缴到位，证据链条彻底闭环、完整扎实。 至此，2002年“8·30”陕西凤县杀害武警抢枪案、2002年“12·1”资阳持枪抢劫杀人案，两起尘封十一年、惊动公安部的特大连环恶性案件，历经警方十年坚守、科技赋能攻坚、精准审讯突破，最终成功告破，彻底终结了这场跨越川陕两省的漫长追凶之路。 很多人谈及穷凶极恶的重大案犯，总会下意识觉得他们面目狰狞、凶神恶煞、自带戾气，仿佛与普通人有着天壤之别。但现实中的恶性案件凶手，大多隐藏在人群之中，外表平凡普通、毫无异常，与常人别无二致，罪恶只藏在深处的人心之中，梁开武便是如此。 案件告破后，记者在资阳市看守所内，见到了这名制造两起惊天大案、潜逃十一年的悍匪。在看守所民警的押解下，身高一米六出头、体态结实健壮的梁开武，身着蓝色囚服、双手戴着手铐，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进会见室。 历经十余年逃亡、终日惶恐不安的生活，此时的他面容憔悴、神色萎靡、眼神黯淡，周身没有半分当年持枪杀人、公然抢劫的嚣张戾气，与人们印象中残忍凶悍的杀人恶魔判若两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质朴的农村中年男子，全然无法让人将他与两起血腥大案联系在一起。 隔着厚重的铁栏，记者对其进行了专项采访，问及他背负两条人命、多起案件、潜逃十一年，最终沦为阶下囚的内心感受与最终感悟。 梁开武低头沉默片刻，语气低沉沙哑，带着难以掩饰的悔恨与落寞，缓缓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年少时不爱读书、调皮顽劣，整日无所事事，没有学到任何正经本事，对法律法规更是一知半解、毫无敬畏之心。年少无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头脑灵活、有点小聪明，靠着投机取巧、游走灰色地带就能立足，甚至暗自自负，觉得自己手段高明。” “早年我也曾被警方抓获过一次，就算戴着手铐也成功逃脱，当时还侥幸觉得自己命大、本事强，甚至在受伤的情况下顺利逃窜，愈发狂妄自大。后来陕西、资阳两起大案做完，迟迟没有被警方抓获，没有留下显性线索，我就彻底放松了警惕，盲目自信，以为自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 “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两起案子都是死罪，一旦落网，没有任何生机，没人能救我。所以十一年来，我只能四处流窜、隐匿躲藏，不敢露面、不敢用真实身份、不敢结交熟人，整日活在阴暗角落，过着见不得光、提心吊胆的逃亡日子。” “这十多年，我没有一天能够睡个安稳觉，夜夜被噩梦纠缠。梦里全是牺牲武警战士持枪向我走来的身影，全是公安民警向我追来、给我戴上手铐的画面。尤其是资阳案发时，那位女出纳倒地的模样、绝望又愤怒的眼神，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日夜盘旋、挥之不去，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警醒我。” “我知道自己罪大恶极、罪孽深重，愧对含辛茹苦养育我的亲人，更对不起被我残忍杀害的两名无辜受害者，毁掉了两个完整的家庭。我现在满心悔恨，悔不当初。希望你们能转告我的儿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学法懂法，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千万不要触碰，永远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以我的惨痛经历为终身教训，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纵观梁开武犯下的两起特大案件，核心诱因皆与枪支相关。他自幼痴迷枪械，却从未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将这份喜好转化为正道担当，反而将枪支当作壮胆作恶、谋财害命、逞强霸道的工具，靠着枪械威慑实施犯罪、掠夺钱财、践踏生命，最终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 梁开武出身普通农村家庭，却丝毫没有农村孩子勤劳朴实、踏实肯干的品性。年少时厌学逃学、顽劣成性，早早混迹社会，沾染吃喝嫖赌、小偷小摸等诸多恶习，骨子里贪图安逸、好逸恶劳，极度厌恶辛苦劳作，不愿凭借双手踏实赚钱、安稳生活。长期的投机取巧、好逸恶劳、三观扭曲，让他逐渐滋生了铤而走险、持枪劫财的罪恶念头，为后续制枪、抢枪、杀人、抢劫的滔天罪行，埋下了致命伏笔。 2002年8月29日，早已预谋抢枪作案的梁开武，做好了全套作案规划。当日中午吃完饭后，他邀约表弟石胜强一同随行，将自制火药枪隐秘藏在身上，二人结伴乘坐长途汽车，奔赴陕西省凤县作案地点。 车辆中途停靠休整时，心思缜密的梁开武特意在路边小卖部，购置了手电筒、面包等物资，为夜间潜伏、长时间蹲守做好物资准备。天色渐黑、夜幕降临后，二人抵达提前踩点、反复观察的作案山坡，梁开武独自前往预定观察点位，蹲守观察一小时，摸清周边环境、执勤规律、人员动线。 确认周边安全、无异常情况后，他悄悄转移至正在修建的营房后方草丛中，隐匿身形、潜伏待命，近距离暗中观察武警执勤哨兵的换岗时间、值守状态、警戒范围，耐心等待最佳作案时机。 深夜零点四十分，深夜寂静无声，周边人烟绝迹。恰逢一列火车疾驰经过隧道，巨大的轰鸣声瞬间掩盖了周边的细微声响，完美掩盖枪声与动静，绝佳的作案时机就此来临。 梁开武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弯腰俯身、压低身形，快速向哨棚逼近。此时哨棚旁拴养的军犬察觉到异常，骤然发出急促的吠叫声，值守的武警哨兵已然有所察觉、警惕起身。 担心行踪暴露、错失良机的梁开武，瞬间心态失控、狗急跳墙，大步冲刺冲向哨棚观察口，双手举枪，对准毫无防备、恪尽职守的年轻哨兵后背，扣动扳机，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年仅22岁、正值青春韶华的武警战士曹某，在自己的执勤岗位上不幸中弹倒地，壮烈牺牲，用生命坚守着执勤使命。梁开武作案后，立刻冲进哨棚，夺走哨兵手中的81-1式军用自动步枪，迅速逃离作案现场。 得手之后，梁开武用衣物紧紧包裹军用步枪，隐匿枪械踪迹，沿着公路快速逃窜，一路狂奔至秦岭火车站，爬上停靠站内的钢管货运列车车厢，试图搭乘火车跨区域逃窜。在车厢内等待二十余分钟后，发现列车迟迟未启动，担心行踪暴露的他，果断跳下列车，继续徒步逃窜。 逃窜至嘉陵江边时，为彻底消除自身气味、规避军犬追踪，彻底断绝警方追踪线索，梁开武毫不犹豫趟过江水，徒步横渡嘉陵江抵达对岸，彻底抹除自身逃窜痕迹，隐秘潜回四川资阳，为后续抢劫大案做足准备。 2002年12月1日凌晨资阳四海公司抢劫杀人案得逞后，梁开武与石胜强迅速逃离现场，返回乐至县老家，对抢劫所得的41.2万余元巨款进行分赃。分赃完毕后，梁开武将作案所用的军用步枪、自制火药枪全部深埋在后山隐蔽地窖中，彻底隐匿作案工具，销毁核心物证，随后与石胜强一同开启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在长达十余年的逃亡生涯中，梁开武辗转多地、隐匿身份，靠打零工、干杂活勉强维生，终日活在恐惧与煎熬之中。2011年6月，他藏匿在成都某建筑工地务工，恰逢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清网行动”，警方全力追缉历年在逃人员。 早年梁开武曾因2001年文峰检站偷逃检查的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乐至县公安局民警抓住契机，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劝导其家属，反复宣讲政策、利弊得失。在民警的不懈努力与家属的劝说下，2011年9月，长期逃亡的梁开武主动投案自首，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也正是这次投案自首，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伏笔。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集血液样本，录入全国dNA信息数据库存档，为2013年通过dNA比对锁定嫌疑人、突破两起十年悬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数据支撑。 令人惋惜的是，取保候审期间，心存畏惧、害怕牢狱之灾的梁开武，依旧不知悔改、心存侥幸，在2012年7月再次选择潜逃，继续隐匿行踪、躲避法律制裁。天网恢恢，善恶终有报，他终究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在潜逃一年后被警方精准抓获。 2013年6月5日，资阳市公安局召开专项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会通报案件侦破结果。随着81-1式军用自动步枪、多支自制枪械、数百发子弹的全部起获，犯罪嫌疑人梁开武、石胜强的全部落网，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002年资阳“12·1”持枪抢劫杀人案、陕西凤县“8·30”杀害武警抢枪案，两起跨越十一年、横跨川陕两省的特大连环悬案，正式宣告全面告破。 第322章 名女子接连遇害，凶手竟随派出所长公费旅游 2003年伊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各地公安机关雷霆出击，精准打击盘踞一方、危害百姓的黑恶势力团伙，无数横行乡里、欺压民众多年的黑恶毒瘤被彻底铲除。 大众的固有认知里，保护伞大多依附于黑恶团伙，为非法生意、暴力犯罪提供庇护。但极少有人知晓，在阴暗的社会角落，就连双手沾满鲜血的连环杀人恶魔，也能依托特殊关系，搭建起属于自己的隐秘保护伞，在漫长的时间里肆意作案、逍遥法外，一次次躲过警方的侦查追捕，制造出多起惨绝人寰的命案。 2003年1月12日清晨，寒冬的中原大地寒意刺骨，北风呼啸着掠过新乡获嘉县的河道，荒野与河道边人烟稀少，一片萧瑟沉寂。一大早，当地一名途经人民胜利渠九号桥的村民，无意间发现桥下的河道斜坡上躺着一具怪异的躯体，衣衫单薄，姿态诡异。 村民心生恐惧，不敢靠近，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群众紧急报案后，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公安局立即赶赴现场，随后新乡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介入，全力处置这起突发命案。 警方抵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办案民警心头一沉。河道九号桥下的荒坡杂草丛生、人迹罕至，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静静躺在冰冷的土地上，最为惊悚的是，这具尸体头颅不翼而飞，只剩下残缺的躯体，现场视觉冲击力极强，惨烈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刑侦技术人员立即封锁现场，开展全方位勘验取证，法医同步进行现场尸检。经过初步检验确认，死者是一名年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形纤细，生前体态健康。结合尸体僵化程度、环境温度等线索，法医推断其遇害时间并不久。 更让警方警惕的是，尸检过程中发现明确线索，这名年轻女子生前曾与他人发生过亲密关系，且大概率是在非自愿的状态下被迫顺从，遭遇了恶性侵害。 现场勘查工作持续了数个小时，可让侦查员倍感棘手的是，这片区域地处偏僻，平日里极少有人经过，加之冬季风大干燥，现场痕迹极易被破坏。除了地面上几枚模糊的印记，警方几乎没有找到任何能够直接锁定凶手的指纹、足迹、遗留物品等关键线索。 无头尸体的出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第一道巨大阻碍。缺失头颅意味着无法通过面部特征识别死者身份，在没有指纹、dNA比对对象的情况下，想要确定尸源、查清死者身份，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专案组民警顶着巨大压力梳理线索时，一个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真相浮出水面：这起骇人听闻的无头女尸案，并非孤案。 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新乡市原阳县、获嘉县周边国道、荒野水域，已经接连爆出两起无名女尸命案，死者均为年轻女性，遇害场景高度相似，现场同样线索稀少、无从查起。 最早的一起案件发生在2002年冬季，有群众在新乡市原阳县106国道与107国道连接线的路边水沟斜坡上，发现了一具无名年轻女尸。案发后，新乡市警方迅速成立专班开展全方位侦查，走访周边村镇、排查过往人员、梳理失踪人口，耗费了大量警力、物力、财力。 可整整三个多月的持续攻坚，警方穷尽当时所有侦查手段，始终没有挖掘出任何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死者身份不明，凶手踪迹全无，案件彻底陷入僵局，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无头冷案。 谁都不曾料到，旧案未破、阴霾未散，2003年1月，获嘉县人民胜利渠又爆出更为惨烈的无头女尸案，作案手法隐蔽、现场干净利落，与前两起案件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 唯一的突破性线索，来自1月12日无头女尸案的现场周边。刑侦人员细心勘查后，在距离抛尸现场百米外的泥土路面上，发现了一组清晰的汽车轮胎印记。轮胎纹路规整、胎压均匀，能够判断出是小型车辆行驶遗留，大概率是凶手抛尸时驾驶车辆所留。 这是三起连环命案中，警方首次发现与凶手直接相关的痕迹线索。专案组瞬间看到破案希望，立刻调度警力，调取现场周边所有路口、村落、路段的监控录像，逐帧筛查可疑车辆、可疑人员。 但遗憾的是，2003年县域及乡镇路段的监控设备覆盖率极低，多数偏僻国道、乡道、河道周边均无监控覆盖。警方连续筛查数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车辆通行轨迹，这条来之不易的关键线索，最终彻底中断，案件再次陷入绝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警方全力攻坚两起无名女尸悬案、梳理排查线索的关键阶段，新的命案再次骤然发生，彻底击溃了警方的心理防线。 2003年4月16日，间隔上一起无头女尸案仅三个月，获嘉县人民胜利渠十号桥下，再次有群众发现一具无名年轻女尸。案发地点与此前命案高度重合，均集中在新乡获嘉、原阳两地的荒野水域、国道周边，作案模式、抛尸场景、死者特征高度统一。 短短数月，同一区域接连爆出三起年轻女性遇害抛尸案，手法隐蔽、作案残忍、毫无规律，警方瞬间判定：当地出现了一名专挑年轻女性下手的连环杀人恶魔。 彼时，杨新海连环杀人案的恐慌尚未褪去，中原百姓人人自危，各地警方紧绷神经、全力防控。谁也没有想到，郑州、新乡交界地带，竟然还潜藏着另一个隐藏极深的连环杀手，悄无声息地持续作案。双重压力之下，新乡市全体办案民警彻底陷入焦头烂额的绝境。 为了尽快锁定真凶、侦破连环命案，新乡市公安局将三起案件并案侦查，法医对三具无名女尸的检材进行统一比对化验。最终的鉴定结果，印证了警方最担忧的猜想。 法医检测显示，三名遇害女性生前均遭受过不法侵害，体内均残留有男性生物检材。经过dNA比对鉴定，三起案件的生物检材完全匹配，全部来自同一人。 铁证落地，三起命案正式并案，确定为同一凶手连续作案。面对这起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持续残害无辜女性的连环杀人案，新乡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组建专项专案组，抽调全市200名精干警力，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拉网式排查。 同时，河南省公安厅高度督办此案，派出刑侦专家下沉指导，调配技术警力、侦查资源全力支援，誓要攻克这起连环悬案，抓获隐藏在暗处的杀人恶魔，消除社会恐慌。 大规模的全方位排查，很快让沉寂数月的案情迎来突破性转机。专案组通过失踪人口比对、体态特征筛查、衣物物品核对，发现河南南阳市南召县一名21岁女青年温某，与2003年1月12日获嘉县无头女尸的体态、身高、穿着特征高度吻合。 为了精准确认尸源，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到温某的直系亲属，采集亲属dNA样本进行比对鉴定。最终，鉴定结果100%匹配，确认获嘉县1·12无头女尸，正是失踪多日的南阳女青年温某。 随着死者身份彻底查清，案件的时间线也被完整还原。2003年1月11日清晨，一直在商丘市民权县从事务工的21岁女子温某，结束手头工作，独自乘车返回南召县老家。按照行程规划，她需要在郑州火车站中转换乘，再搭乘返乡车辆。 当天中午，温某顺利抵达郑州火车站，可就在人流密集、繁华热闹的车站区域，这名年轻女子毫无征兆地神秘失踪，从此与家人彻底失联。家人多日联系不上，四处寻找无果，心急如焚，却始终没有温某的任何消息。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仅仅在温某失踪的第二天，她的尸体就出现在了百公里之外的新乡市获嘉县荒野桥下，且惨遭斩首，死状凄惨。 尸源确定后，专案组立刻转换侦查方向，全力排查温某失踪前的行动轨迹、接触人员，锁定最后接触温某的可疑人员，以此作为案件侦破的核心突破口。 经过层层走访、溯源排查，警方查清了一条关键线索：温某从民权县出发前往郑州中转时，并非独自出行，而是由民权县一名郭姓男子专程送至郑州，郭某也是温某失踪前，最后近距离接触的关键人物。 这条线索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案件的僵局，成为侦破整起系列连环杀人案的核心突破口。专案组立即传唤郭某到案接受询问调查。而郭某的一番供述，直接颠覆了警方的认知，揭开了案件背后隐藏的灰色黑幕。 据郭某如实交代，2003年1月11日上午，他陪同温某抵达郑州市长途汽车站门口，准备陪同温某换乘车辆返乡。两人并肩行走、等候车辆时，突然被三四名陌生中年男子强行拦下。 其中一名身形魁梧的黑胖男子上前拍住郭某的肩膀，语气强硬地质问两人关系，在得到郭某确认二人同行的答复后，另一人迅速掏出证件在郭某眼前快速一晃，自称是公安局民警，以涉嫌配合调查案件为由，强行将两人带走，要求前往派出所接受盘查。 彼时的郭某和温某都是普通务工人员，面对自称公安民警的执法人员，心中惶恐，不敢反抗，只能乖乖配合。随后两人被带上专用车辆，直接被带往郑州市二七区蜜蜂张派出所，进行单独盘查讯问。 抵达派出所后，几名执法人员刻意将郭某与温某分开，分别带入不同房间单独问话、做笔录。在副所长办公室内，那名黑胖的执勤人员孙占军，不断施压、刻意诱导，逼迫郭某承认与温某存在不正当亲密关系。 事后警方查实，孙占军口中的执法身份纯属虚假，他并非在编民警，也不是正规治安队员，只是蜜蜂张派出所长期聘用的灰色线人，常年混迹在派出所，假借执法身份在外活动。 在暴力施压、言语恐吓的逼迫下，郭某万般无奈，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配合笔录。笔录做完后，孙占军等人直接当场搜走郭某身上的手机、随身钥匙，以及随身携带的500元现金，随后捏造事实，声称郭某与温某的行为属于非法亲密交往，涉嫌违规违法，依法可以处以拘留、收容处罚。 就在郭某惊慌失措、苦苦辩解之时，另一名男子陈伟东走进办公室，假意从中调解，以自己的情面为由，为郭某求情斡旋。经过几人假意讨价还价、刻意拿捏，最终孙占军等人敲定处罚方案，要求郭某缴纳2000元罚款了结此事，同时强行罚没了郭某随身携带的两箱民权葡萄酒。 郭某为了脱身、平安离开派出所，只能妥协认罚。而在另一间讯问室里，温某正遭遇着另一番待遇。王怀义与另一名同伙李明红负责对温某单独问话，全程言语轻薄、不断试探，暗中记下了温某的个人信息和手机号码，为后续的恶行埋下伏笔。 郭某缴纳罚款、物品被没收后，得以先行离开派出所，但温某被对方以继续核查信息为由，强行滞留。郭某本以为只是常规盘查，核实清楚后温某便会平安出来，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悄然降临。 郭某离开后，天色逐渐暗沉，冬日的郑州夜幕来得格外早，街头人流渐渐稀疏。当晚七点左右，王怀义利用此前私自记下的手机号码，通过公用电话联系上温某，假意温和邀约温某外出吃饭，声称吃完饭后便协助其办理离开手续。 身陷陌生环境、内心惶恐无助的温某，早已身心俱疲，误以为对方是善意调解，能够帮自己顺利脱身，没有丝毫防备，便答应了王怀义的邀约。 两人用餐结束后，时间已经到了深夜，街头行人寥寥无几。王怀义故作贴心，主动提出驾驶警车送温某返程。温某见对方身着执法相关服饰、驾驶制式车辆，彻底放下戒备，安心上车，不曾想这一去，便是万劫不复。 车辆驶出郑州市区，一路向新乡方向行驶，抵达中途偏僻路段时，四周荒无人烟、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行人，彻底隔绝了外界的视线。一路伪装和善的王怀义，瞬间撕破伪装、凶相毕露。 他借着无人的偏僻环境，强行向温某提出无理要求。身处密闭车辆、孤立无援的温某无力反抗，最终只能被迫顺从。恶行得逞后，温某崩溃大哭，反复哀求，提出自行打车返程，希望尽快逃离险境。 此刻的王怀义，早已心生歹念、打定主意。他深知自己假借执法身份作恶，一旦温某脱身报警，自己的所有罪行都会暴露无遗。为了掩盖恶行、彻底灭口，他当即决定痛下杀手。 在荒无人烟的深夜郊外，王怀义手持随身携带的菜刀，残忍杀害了温某。作案后，他心态极度冷血，没有丝毫慌乱，连夜驾驶车辆，将温某的遗体转运至黄河以北的新乡市获嘉县境内，抛尸人民胜利渠九号桥下的荒野死角，伪造出异地遇害、随机抛尸的假象，完美掩盖了自己的作案轨迹。 郭某迟迟等不到温某出来，多次返回派出所寻找，都被工作人员推诿搪塞，被告知温某已经自行离开。郭某察觉异常，四处寻找数日无果后，果断报警求助，也正是这起失踪报案，最终牵扯出了这起惊天连环杀人大案。 郭某在供述中重点提及，当天参与盘查、罚款的几名人员中，他多次听到其他人称呼其中一人为“伟东”。专案组根据这一关键线索，立即对蜜蜂张派出所的人员名单、在岗民警信息进行全面核查。 核查结果显示，蜜蜂张派出所在编民警、辅警中，没有任何名为“伟东”的工作人员。但警方进一步摸排后发现，该所有一名常年出入所内、协助办案的线人，名为陈伟东，与郭某描述的称呼、特征、身份完全吻合。 线索彻底锁定，专案组当即决定落地抓捕。2003年4月23日凌晨，警方精准布控，成功将线人陈伟东抓获归案。面对审讯民警的高压问询，陈伟东心理防线快速崩塌，对此前假借执法身份敲诈郭某、温某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主动交代了王怀义、孙占军、李明红等多名同伙的全部信息。 同伙身份全部浮出水面，但新的问题再次出现：除了已抓获的陈伟东，王怀义、孙占军等其余几名涉案线人，早已不在郑州本地，行踪不明。 警方进一步深挖核查，查到了一个让所有人无比震惊、倍感荒谬的消息：彼时，王怀义等几名涉案线人，正跟着蜜蜂张派出所副所长王建国，一同前往湖北神农架景区旅游游玩，全程由王建国陪同带队，行程安逸、逍遥自在。 谁也无法预料，一群涉嫌违法犯罪的灰色线人，竟然能和基层派出所副所长称兄道弟、结伴公费出游，如此离谱的关系，成为了案件最荒诞的突破口。 2003年4月23日深夜23点30分，正在神农架游玩的王建国，突然接到了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副局长周艳新的紧急来电。电话中，周艳新语气严肃、直奔主题，告知王建国其所内多名线人涉嫌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性质恶劣，要求王建国立刻终止行程，带领所有随行线人即刻返程郑州，配合专案组调查。 就在王建国接到上级电话的短短半小时后，诡异的一幕悄然发生。涉案核心人员王怀义，精准察觉到事情败露，立刻主动拨打了郑州家中的电话，联系妻子方某。 电话中，王怀义语气凝重地告知妻子，自己大概率要被带走接受审讯，牵扯进此前郑州火车站盘查罚款的事情。但他同时不断安抚妻子，反复强调罚款、盘查的事情都是他人主导，自己只是听从安排、被动执行，不会承担严重责任，不会受到太大牵连，让家人不必担忧。 这番提前预判、提前报备的操作，足以证明王怀义心思缜密、心机深沉，且早已熟知警务办案流程，清楚如何规避责任、淡化自身罪行。此时的他，已经明确知晓敲诈罪行败露，却丝毫没有暴露自己连环杀人的滔天罪行。 2003年4月24日凌晨6点20分，天刚蒙蒙亮，王建国再次接到专案组、郑州市刑侦支队副队长刘建的紧急电话。这一次，案情升级，性质彻底改变。刘建明确告知王建国，随行的几名线人不仅仅涉嫌敲诈勒索，更涉嫌重大连环杀人命案，手段极其残忍，要求王建国立刻就地控制所有人员，严防任何人逃跑、串供、销毁证据，全力配合专案组工作。 得知自己朝夕相处、结伴出游的线人，竟然是残害多名女子的连环杀人恶魔，王建国彻底陷入震惊与慌乱。他立刻按照警方要求，将所有随行线人全部召集到自己入住的宾馆房间，集中管控、严防死守。 不久后，专案组警力赶赴神农架，与王建国汇合，当场将王怀义、孙占军、李明红等所有涉案线人全部控制抓捕，连夜押解返程。2003年4月24日当天，一众涉案人员全部被带回郑州，交由专案组突击审讯。 为了快速锁定证据、突破案件，专案组第一时间对所有被捕人员采集生物样本，进行dNA比对鉴定。最终的鉴定结果，让所有办案民警后背发凉、冷汗直流。 检测报告明确显示：王怀义的dNA生物样本，与三起无名女尸案中，受害者体内残留的嫌疑人生物检材完全一致。 铁证如山、无可辩驳。面对精准的dNA鉴定结果，原本心存侥幸、闭口不谈命案的王怀义，彻底放弃抵抗，心理防线全面崩塌，如实供述了自己多年来连续强奸、抢劫、杀害多名女青年的全部滔天罪行。 事后所有办案民警都后怕不已。警方事后核查得知，早在4月24日凌晨，王怀义就已经明确知晓敲诈勒索的小事败露，清楚自己已经被警方盯上。以他的缜密心思和反侦察能力，只要他当时心生逃意、借机脱身，立刻潜逃外地，这起连环命案大概率会再次搁置，真凶将再次逍遥法外，极有可能继续作案、残害更多无辜女性。 万幸的是，派出所副所长王建国的及时管控、专案组的快速出击，彻底锁死了真凶，没有给王怀义任何潜逃的机会。一众民警纷纷感慨，办案最怕的不是实力强悍的对手，而是内部松懈、识人不清的疏漏，所谓“不怕猛虎拦路，就怕猪队友兜底”，这起案件的败露与侦破，全程充满了荒诞与侥幸。 随着王怀义彻底认罪伏法，更多尘封多年的血腥命案被逐一挖出。经王怀义本人供述及警方后续核查取证确认，自2001年起，他依托线人身份、假借执法外衣，在郑州、新乡两地持续疯狂作案，先后残忍强奸、抢劫、杀害六名陌生女青年，所有受害者均为无辜务工、出行的年轻女子，遇害后被他分散抛尸在原阳、获嘉等多地荒野、河道、国道死角，刻意扰乱警方侦查视线。 除了1·12温某无头命案，王怀义还详细供述了另外两起核心命案的完整作案细节，桩桩件件，残忍至极。 2002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深夜的郑州中原路车流稀少、行人绝迹。外出物色作案目标的王怀义，锁定了一名独自外出、前往郑州务工的年轻女子朱某某。他假意搭讪、刻意接近，随后强行将朱某某劫持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内，控制住受害人。 车辆一路行驶，直奔新乡原阳县境内黄河大堤的偏僻路段。抵达荒无人烟的黄河大堤后，王怀义在密闭车内对朱某某实施了不法侵害。作案结束后，为防止朱某某报警暴露自己，他丝毫没有留情，拿出一条黄色丝巾，活活将朱某某勒窒息身亡，手段极其残忍。 确认受害人彻底死亡后，王怀义冷静处理现场，随后将朱某某的遗体拖拽至原阳县原武镇国道北侧的水沟斜坡处，草草抛尸荒野，任由遗体暴露在野外，制造随机作案、异地抛尸的假象。这也是2002年底，原阳县警方发现的第一起无名女尸悬案的完整真相。 2004年3月26日深夜，王怀义再次顶风作案，开启新一轮恶行。当晚，他负责护送一名洗浴中心女服务员李某某前往郑州火车站乘车。途中闲聊时，他得知李某某随身携带1700元现金，是打工攒下的全部积蓄，贪念与恶念瞬间滋生。 为了劫取钱财、满足私欲，王怀义刻意改变行车路线，将车辆开至开洛高速公路贾鲁河桥北西200米的偏僻路段。此处远离市区、视野空旷、无人值守，是他惯常选择的作案地点。 在漆黑无人的高速辅路上，王怀义再次强行对李某某实施侵害。恶行结束后，为了灭口夺财，他直接用双手死死掐住李某某的脖颈，残忍将其杀害。作案后，他搜刮走李某某身上的1700元现金和随身手机，随后将遗体抛尸野外，驾车淡定返程，全程心态冷血、毫无悔意。 随着六起命案全部查清，警方终于破解了长期困扰侦查工作的最大谜团：为何三起连环命案现场，始终找不到凶手作案车辆的任何痕迹、监控记录？为何凶手多次跨市抛尸，却从未留下任何行驶轨迹？ 答案远比警方想象的更加惊悚、荒谬。警方深度核查后确认，王怀义在担任派出所线人期间，能够自由出入派出所，甚至可以随意调用所内公务车辆。作案抛尸时，他多次驾驶三辆不同号牌的派出所制式警车往返作案、跨市抛尸。 在2003年的治安环境下，制式警车拥有极高的通行权限，沿途关卡、监控不会例行核查，路人、群众更是不会对警车产生任何怀疑。谁也无法预料，游走在法律边缘、负责协助警方打击犯罪的线人，竟然驾驶警车跨市抛尸，用警务身份作为自己连环杀人的最大保护伞。这也是警方长期无法锁定作案车辆、案件迟迟无法告破的核心根源。 案件侦破期间，郑州本地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民间一度盛传“派出所民警涉嫌连环杀害六名女子”，引发极大的社会舆情恐慌。为了平息舆论、公开真相，2003年5月11日，新乡市公安局专门召开1·12系列杀人案侦破新闻发布会，官方首次公开披露凶手王怀义的完整身份信息与人生履历。 官方通报显示：王怀义，男，36岁，郑州市常住人口，原籍河南省武陟县。1985年，年仅18岁的王怀义定居郑州，常年在郑州火车站周边流浪乞讨，无固定居所、无正当职业。 其人生劣迹早已根深蒂固，犯罪史贯穿青年时期。1986年，年仅19岁的王怀义就因窝藏赃物，被郑州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处以劳动教养1年；1990年7月，他再次顶风作案，因抢劫罪被武陟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94年，刑满释放的王怀义重回郑州谋生，先后尝试捡破烂、开小饭店、经营理发店、摆摊卖书等多种营生，始终没有稳定工作、正经收入，常年混迹在社会最底层，接触各类闲散人员。后期，他刻意游走在灰色地带，偶尔向辖区民警提供零星吸毒、卖淫嫖娼线索，以此换取警方信任，逐步拿到线人身份。 与王怀义熟识的娱乐场所老板透露，王怀义身高一米八以上，身形高大魁梧，平日里沉默寡言、待人随和，外表看起来老实本分，毫无戾气，普通人完全无法将他与残忍的连环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极强的伪装能力，也是他多年连续作案、不被怀疑的重要原因。 而王怀义扭曲冷血的性格，早已在童年时期埋下病根。他的童年极度不幸，幼时性格顽劣，常年遭受父母打骂、苛责，家庭氛围压抑阴冷。在他十岁左右的关键成长阶段，父母先后离世，小小年纪的他彻底失去双亲，只能投靠大伯家寄居生活。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极度自卑、敏感、偏执，十六岁时，他执意离开大伯家，彻底开启了无人管束的流浪人生。常年的底层漂泊、无人管教、饱尝世间冷暖，让他的三观逐渐扭曲，漠视生命、自私冷血的性格彻底成型，为后续的连环犯罪埋下了致命隐患。 成年后，王怀义组建家庭，与妻子方某成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大儿子案发时17岁，就读于省城警察学校，女儿年仅4岁。谁也想不到，一名警校学子的父亲，竟然是双手沾满六条无辜人命的连环杀人恶魔，极具讽刺意味。 好色贪利、暴戾自私，是王怀义最鲜明的性格标签。即便早已成家生子，他依旧常年在外混迹风月场所，私生活混乱。最荒谬的是，他被警方抓获归案的当天，身边还带着一名陌生异性，私生活极度混乱不堪。 在妻子方某的眼中，王怀义是一个极致虚伪、冷血、让人彻底绝望的丈夫。早在1990年，两人的儿子年仅三岁时，王怀义就暴露了残暴贪婪的本性。当时，他抱着年幼的儿子外出，途中偶遇一名独行女性，当众实施抢劫，甚至在孩子面前犯下恶性罪行。 年幼无知的儿子，回家后无意间将父亲的恶行告知母亲。方某得知真相后，内心崩溃至极，反复追问求证，王怀义最终被迫承认全部罪行。无法容忍丈夫作恶的方某，当即提出离婚。 为了挽回婚姻、博取妻子原谅，掩盖自己的恶性，心狠手辣的王怀义当场拿起菜刀，硬生生剁掉自己的左手小拇指，以自残的方式博取同情、苦苦哀求。心软的方某最终选择暂时妥协。 后续法院审理该起抢劫案件时，受害女性因顾及个人名声、害怕舆论非议，未当庭承认被侵害的事实，仅确认了被抢劫的案情。最终法院仅以抢劫罪，判处王怀义五年有期徒刑，让他侥幸逃脱了重罪制裁，也让他更加肆无忌惮、藐视法律，为后续连环命案埋下祸根。 关于王怀义的核心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新乡市公安局的官方通报中，仅轻描淡写地表述其为“偶尔提供治安线索的临时线人”，刻意淡化其与派出所的深度绑定关系。 但郑州市公安局宣传处负责人后续坦言，王怀义是公安机关正式建档、长期合作的专职耳目，也就是大众熟知的线人。业内人士透露，彼时基层公安机关发展的线人，大多是本身带有案底、混迹灰色地带的人员，只有这类人能接触到社会闲散不法分子，便于警方搜集线索、打击违法犯罪。 而王怀义妻子方某的供述，更是颠覆了官方的模糊定义。在方某的认知里，王怀义并非临时线人，而是蜜蜂张派出所正式聘用的治安员，拥有协助民警执法、维护治安、抓捕违法人员的职责，属于基层警务辅助人员。 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何王怀义等人能够身着制式服饰、手持执法证件、驾驶警车，公然在街头盘查路人、处罚罚款，甚至直接将普通民众带回派出所留置讯问。正是基层警务管理的严重漏洞，让一名身负案底、心性歹毒的恶人，手握执法权限、披着公职外衣，肆意作恶、残害无辜。 本案最让人费解的疑点，始终围绕着蜜蜂张派出所副所长王建国展开。一名在编基层民警，为何会与多名有案底的社会闲散线人深度绑定、称兄道弟，甚至自掏腰包，带着一众线人跨省旅游、亲密同行？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2000年前后基层公安机关混乱的线人管理制度与畸形的考核机制。彼时，基层民警为了拓宽线索来源、提升破案率，都会自主发展专属线人，实行单线联系、单独管理，公安机关会为线人建立专属档案，要求民警每月见面谈话、记录工作动态，规范管控线人行为。 但在实际落地执行中，诸多基层派出所完全流于形式，疏于对线人的日常管控、身份核查、行为监督，甚至放任线人参与一线执法、街头盘查，赋予其过大的权力，埋下巨大治安隐患。 王建国与王怀义的结识，正是源于当时的专项治安行动。2003年夏季，郑州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狂飙行动”，集中整治社会治安乱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要求各基层派出所必须拿出整治成果、打出工作声势，以抓捕人数、破案数量作为核心考核指标，直接关联民警评优、晋升。 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争取先进荣誉，各派出所纷纷广布线人、搜集线索。蜜蜂张派出所副所长王建国苦于没有案件线索、工作成绩落后，便通过所内原有线人孙占军牵线搭桥，结识了混迹社会、人脉繁杂的王怀义。 2003年年底，孙占军正式将王怀义引荐至王建国办公室，王怀义就此成为王建国的专属线人，专门为其提供治安、刑事案件线索，协助其完成考核任务。 在后续的“飓风行动”“狂飙行动”中，孙占军、陈伟东、王怀义等一众线人，频繁跟随民警外出执法、街头盘查、抓捕人员，全程以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身份公开活动，权限极大、无人敢质疑。靠着这群线人的助力，蜜蜂张派出所的破案量、抓捕人数常年位居郑州市基层派出所前列。 凭借线人带来的亮眼工作成绩，副所长王建国多次获评年度先进个人，仕途稳步提升。巨大的工作红利，让他彻底放松了警惕，无视线人的案底劣迹、不良品行，对王怀义等人过度信任、百般纵容，甚至突破工作底线，与线人私下深度交往、吃喝同行，彻底模糊了警民、公私的边界。 此次神农架旅游的所有开销，均由王建国个人自费承担。据王建国后续供述，他的核心目的并非享乐，而是刻意拉近与线人的私人关系，通过人情绑定、私下笼络，让线人更加尽心为自己提供线索、助力工作，方便后续开展治安执法、完成考核任务。 而知情人士透露的细节，更让人唏嘘不已。温某与郭某本是正常交往的普通男女，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更不存在卖淫嫖娼的情况。王怀义等人纯属假借执法身份，肆意找茬、恶意敲诈，刻意捏造违法事实，逼迫两人认罚。 当时，王怀义等人捏造事实后，要求郭某返回老家开具关系证明，以此要挟两人。郭某无奈返乡开证明，再次返回郑州找人时，王怀义早已将温某残害灭口，谎称温某已经自行离开、不知所踪。郭某察觉异常后报警，这才让这起隐藏数年的连环杀人大案，终于浮出水面。 业内知情人士坦言，彼时基层派出所过度依赖线人办案早已是普遍现象。线人无需发放薪资、无需编制身份、成本极低，却能为基层民警提供大量线索、快速提升工作成绩，成为很多基层民警的“工作利器”。但无人管控、无人监督的线人队伍，也成为了滋生罪恶的灰色温床。 案件曝光、真相大白后，身为直接责任人的王建国，彻底陷入无尽的悔恨与自责。4月25日，被控制后的王建国，连夜手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忏悔信，分别呈送给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各级领导。 信中，他详细复盘了自己结识、任用王怀义、孙占军等线人的完整过程，深刻忏悔自己工作失职、识人不明、管控不力的严重过错。他在信中写道：得知我所临时使用的人员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震惊之余，我深感愧疚与不安。我利用他们侦破案件、整治治安，取得了微不足道的工作成绩，可这起恶性案件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对公安队伍形象的损毁，是我十倍、千倍努力都无法挽回的。我用人失察、管控失职，为公安队伍抹黑，辜负了各级领导的信任，愧对全体一线干警。 深刻的忏悔无法抵消造成的恶劣后果。写完忏悔信后，王建国被依法刑事拘留。2003年6月5日，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认定王建国涉嫌敲诈勒索罪，正式对其批准逮捕，为自己的失职渎职、违规用人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随着涉案人员全部到案、证据链完整闭环，这起震惊河南的王怀义系列连环杀人案彻底侦办终结。经法院审理查明，王怀义自2001年至2004年期间，凭借线人身份为掩护，利用警车、假借执法权限，先后在郑州、新乡两地疯狂作案6起，残忍杀害六名无辜年轻女青年，作案过程中同步实施抢劫、性侵，掠夺受害者随身现金、手机等财物，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2004年9月30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怀义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死刑，为六条无辜逝去的生命、数年的人间罪恶，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第323章 惊天拐卖：火车站暗藏人口交易 2018年2月2日，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期。神州大地返乡人流涌动，各大火车站人声鼎沸、拥挤不堪，无数归乡游子怀揣着团圆的期盼，奔波在千里归途之上。热闹喧嚣的春运大潮背后，人来人往的交通枢纽鱼龙混杂，一些潜藏在暗处的罪恶，也借着人流密集的掩护悄然滋生，一场隐秘的人口拐卖交易，就在这返乡旺季悄然上演。 当天，郑州铁路公安处的报警热线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警务中心的常态忙碌。接线民警迅速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刻意压低、带着慌张的陌生男声，一通重磅举报，瞬间让所有在岗民警绷紧了神经。 报案人称，一名外号叫阿喜的中年男子，正带着一名陌生女子，准备将女子拐卖至河南商丘，卖给当地男子做妻子。目前二人已经踏上行程，乘坐高铁从广州出发，途经郑州中转，即将前往商丘，一场非法的人口买卖交易，眼看就要落地成交。 案情紧急，刻不容缓。接线民警立刻稳住报案人情绪，快速核实核心线索，逐一记录关键信息。民警优先确认了二人的出行轨迹：两人始发地为广州，搭乘G94次高铁前往郑州东站，后续将从郑州中转列车奔赴商丘。 民警立刻查询车次时刻表，心头瞬间一紧：G94次高铁将于当日下午两点前抵达郑州东站，郑州到商丘的高铁车程仅一小时左右，按照行程推算，这一男一女最晚下午四点前，就会抵达商丘高铁站。留给警方布控拦截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为精准锁定嫌疑人，民警继续向报案人核实两人的体貌特征。报案人对二人外形描述得十分细致：被带走的女子身材偏矮、体型微胖，外形特征辨识度较高。可对于核心嫌疑人的信息，报案人却知之甚少，仅知晓男子外号“阿喜”，全然不清楚其真实姓名、年龄、籍贯等关键信息。 更反常的是，这名掌握关键线索的报案人，始终坚决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全程语气焦灼，反复催促警方立刻出警拦截、解救受害女子，言语间满是顾虑。“你们一定要把人救下来，千万别让他把人带走，真出事就晚了！”报案人反复叮嘱，字里行间满是惶恐，不停强调自己害怕被牵连，不敢暴露身份。 民警耐心安抚报案人，郑重告知其警方会严格保护报案人隐私，全程保密其个人信息，不会泄露任何线索，同时叮嘱报案人保持手机畅通，随时配合警方补充线索、协助调查，警方后续也可能前往广州开展取证工作。 可这番话却让报案人更加慌乱，连声拒绝：“别找我！千万不要过来找我，太麻烦了！你们只要保密、赶紧救人就行！”在反复确认警方会严格保密后，报案人才稍稍安定，匆匆结束了沟通。没人料到，这通关键的举报电话，后续会成为困扰警方的一大谜团。 挂断报警电话后，郑州铁路警方高度重视这起疑似拐卖妇女案件。拐卖妇女属于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恰逢春运人流高峰，一旦女子被成功带至商丘成交，受害女子将彻底陷入绝境，后续解救难度会大幅增加。警方当即判定举报线索可信度极高，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布控预案，集结精干警力奔赴商丘高铁站，对站台、出站口、候车厅等所有人员进出口，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布控蹲守，严阵以待，静待两名可疑人员出现。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从下午两点到四点，商丘高铁站人流络绎不绝，返乡乘客川流不息，可警方蹲守数小时，始终没有找到体貌特征匹配的一男一女。所有布控民警逐一核查出站、进站人员，排查了所有可疑人员，却一无所获。 现场民警纷纷心生疑惑，案情瞬间陷入僵局。难道是报案人信息有误？或是虚假报警、恶意谎报？又或是嫌疑人察觉到异常，临时更改了行程、换了出行方式？无数疑问萦绕在办案人员心头，正当众人复盘线索、重新梳理案情时，两百多公里外的郑州东站，传来了一则重磅消息，彻底扭转了案件走向。 郑州东站执勤民警通报，涉拐的一男一女，已经在郑州东站被当场查获！这个消息让所有办案民警倍感意外，按照此前的行程线索，两人本该抵达商丘，为何会在中转的郑州东站被拦截？随着后续核查，整件事的原委终于浮出水面，而抓获两人的契机，仅仅是一次常规的春运车票核验。 事发当日正值春运峰值，郑州东站客流量暴增，站内检票、安检、核验工作全面升级，每一名进站乘车的旅客，都要经过严格的人证比对核验。中午时分，执勤民警在检票口例行核查时，发现了一对行为异常的男女。二人手持前往商丘的高铁票，男子出示身份证核验时，人证信息完全匹配，无任何异常。可当民警核验同行女子的身份证时，立刻发现了重大问题：身份证上的头像照片，与眼前的女子样貌截然不同，人证严重不符。 春运期间，铁路出行核查极为严格，冒用他人身份证件乘车本就属于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当即叫停二人进站行程，将两人带至警务室进行专项身份核查。面对民警的询问和核查，全程氛围截然不同。同行的女子没有丝毫遮掩，坦然承认手中的身份证并非自己所有。而一旁的男子却神色紧绷、一言不发，眼神躲闪，全程沉默对抗，反常的举动进一步加重了民警的怀疑。 民警将二人留置核查后，近距离观察发现，这名女子的状态极为反常。她身着一件棕色长款大衣，留着利落的短发，全程始终低头垂目，眼神飘忽躲闪，不敢与任何人对视。整个人的精神萎靡呆滞，神情麻木僵硬，行为举止怪异，与正常出行的乘客状态截然不同，明显存在精神异常的情况，根本不具备独立出行、自主判断的能力。 民警率先轻声询问女子姓名、籍贯、出行目的等基础信息，可无论民警如何耐心询问、温柔引导，女子始终沉默不语，不做任何回应，如同丧失了基本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无奈之下，民警转而询问同行男子：“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男子神色慌张，支支吾吾半天才含糊回应：“是……是我堂妹。” “她叫什么名字？全名是什么？”民警继续追问。 “小……小芳。”男子随口报出一个小名。 民警当即识破漏洞，严肃反问：“没有姓氏只叫小芳？这不可能是全名，说她真实姓名。” 男子慌乱之下仓促改口：“大名叫王菲。” 前后两个名字相差甚远，破绽百出，男子的谎言不攻自破。民警当即对男子身份进行系统核验，查实该男子名叫朱喜，山东曹县人。曹县因网络热度被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但这份网络戏谑，丝毫掩盖不住朱喜背后的黑暗过往。 经查，朱喜并非普通务工人员，身上背负着严重的犯罪前科。他曾因强奸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2013年才刑满释放。出狱后的数年间，他长期混迹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区域，平日里靠打零工、做临时劳务中介谋生，游走在社会灰色地带，常年接触各类闲散人员，反侦查意识和对抗审讯的经验极强。 面对民警的审讯，朱喜极力伪装无辜，反复辩解：“她真是我堂妹，精神不太正常，我常年在广州打工，这次是专门带她回郑州看病的。她身份证弄丢了，没办法才用捡来的身份证买票，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朱喜全程神色焦灼，不停催促民警放行，急于脱身，反复恳求民警通融：“同志，我们就是普通返乡，家里还有急事，她身体不好、精神不正常，耽误不得，麻烦你们通融通融。” 可当民警深入核实细节，询问其“堂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家人联系方式、患病详情等基础信息时，朱喜却一问三不知，所有关键信息全部无法提供。民警告知其可以联系家属核实身份、佐证说辞，只要信息属实便可放行，可朱喜始终推脱回避，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有效核实渠道，谎言越编越破绽百出。 就在民警持续审讯、核查线索的同时，商丘布控警力同步传来线索复盘结果，结合此前的匿名报警举报，警方最终确认，朱喜就是报案人口中涉嫌拐卖妇女的“阿喜”，身边这名精神异常的女子，就是被他非法控制、准备贩卖的受害人员。 案情彻底明朗，两路警方迅速对接线索、汇合办案，正式针对朱喜涉嫌拐卖妇女的刑事案件展开专项审讯。民警苦口婆心对朱喜开展思想教育，耐心劝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走正道，伤天害理、违背良心的事绝对不能做，触犯法律必将付出沉重代价，良心不安、法网难容。” 可即便民警百般劝导、耐心普法、情理结合劝说，深谙对抗手段的朱喜依旧拒不配合。全程极少开口回应，无论民警抛出什么线索、提出什么问题，他只是偶尔抬头瞥一眼民警，随口发出“嗯、啊”的敷衍声响，没有一句有效供述，刻意沉默对抗，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试图靠沉默规避法律制裁。 为突破案件僵局，民警决定回头联系匿名报案人，获取更多案件细节、交易内幕，以此攻破朱喜的心理防线。可当民警再次拨打报案人电话时，听筒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警方立刻对报案号码进行溯源核查，结果再次爆出疑点：这通报警电话的手机号，机主信息与报案人本人完全不符，属于非实名登记的陌生号码。也就是说，报案人全程使用他人手机号报警，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报警后直接关机失联，彻底切断所有线索。 一时间，案件迷雾重重。朱喜拒不认罪、零有效供述，关键报案人神秘失联、身份成谜，唯一的突破口，就只剩下这名精神异常、表达能力受限的受害女子。警方清楚，想要还原完整拐卖链条、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只能耐心开导女子，慢慢获取有效线索。 接下来的数个小时里，民警摒弃了审讯式的沟通方式，全程温柔对待女子，耐心陪伴、细心安抚，一点点消解她的戒备心理。从下午持续到傍晚五点多，天色渐暗，到了晚餐时间，民警观察到女子始终沉默端坐，神情疲惫虚弱，轻声询问她是否饥饿，女子缓缓点头回应。 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办案民警倍感振奋，这意味着女子已经初步放下戒备，愿意和外界产生沟通互动，案件终于迎来突破口。民警立刻为女子买来温热的餐食，女民警全程陪伴用餐，贴心询问她是否寒冷，主动调整室内温度，全方位给予关怀照料。 在民警持续的温柔安抚和真诚对待下，长期处于恐惧、压抑状态的女子，终于彻底卸下心理防备。用餐过程中，她断断续续、磕磕绊绊地向民警吐露了自己的信息。她告诉民警，自己小名叫做小友，自幼没有办理户口、没有登记身份信息，出生至今从未上过户口，这也是她无法提供任何身份凭证的核心原因。 民警顺着线索继续追问核心案情，询问她与朱喜的关系。小友的回答直白又让人心疼，她反复重复：“我不认识他，我从来都不认识他。” 在民警耐心引导下，小友慢慢拼凑出碎片化的信息：陌生男子朱喜全程称呼她为“小妹”，反复叮嘱她，无论遇到谁、被人询问什么，都必须对外宣称两人是兄妹关系，谎称朱喜是她的亲哥哥，以此掩盖非法控制她的事实。 由于小友存在严重的精神障碍，语言表达逻辑混乱，记忆碎片化严重，无法完整叙述自己的遭遇、被控制的过程以及后续的交易目的，只能说出零星的片段信息，有效线索少之又少。 至此，案件陷入短暂瓶颈：匿名报案人神秘失踪、身份不明；主犯朱喜拒不认罪、零口供对抗；受害人小友认知受限、无法完整举证。整起拐卖案看似人赃并获，实则背后隐藏的交易链条、涉案人员、犯罪细节，全部模糊不清。 为撬开案件突破口，警方不再纠结于朱喜的口供，转而深挖其出行轨迹、通讯记录、社交脉络，全面排查其近期的所有活动痕迹。通过技术手段核查朱喜的手机通讯、微信聊天记录后，警方锁定了一条关键线索：在朱喜被警方查获之前，其手机与一名河南商丘籍男子频繁通话、微信私聊，聊天记录暗藏重大猫腻，彻底坐实了拐卖交易的犯罪事实。 两人的聊天内容直白露骨，全程围绕人口交易展开，对方多次询问小友的样貌、状态，直白询问“女人多少钱”“有没有照片”，并明确提出要求“只要人身体健康，能干活、能生孩子就行”。这些对话内容，精准印证了匿名报案人的举报线索，清晰还原了这场以婚姻为幌子、实则非法买卖妇女的黑暗交易。 警方迅速锁定这名商丘对接人的身份，该男子名叫顾龙，而更让人意外的是，顾龙竟是朱喜的亲妹夫。亲戚之间相互勾结，参与肮脏的人口买卖交易，让案件的恶劣程度再次升级。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立刻赶赴商丘，上门传唤顾龙接受调查。面对上门的民警，顾龙起初态度强硬，全程沉默不语，拒不配合调查，试图靠沉默逃避追责。民警当场告知其拒不配合的法律后果，明确表示若持续沉默对抗，将直接带回派出所强制审讯。 被带回派出所后，顾龙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随即开始辩解，极力洗白自己的行为：“我这不是拐卖！我没有犯法！我只是给我堂叔介绍个对象，单纯帮亲戚找个媳妇，是好心帮忙！” 根据顾龙的供述，警方查清了背后的买家信息。顾龙的堂叔，1971年出生，案发时48岁，是商丘当地一名普通农民。其自身条件较差，身材矮小，手部带有残疾，外在条件受限，在本地婚恋市场毫无优势，常年难以娶妻。此前也曾迎娶过外地女性为妻，但均因家庭条件差、相处矛盾等原因，对方没过多久便全部离家出走。 眼看着堂叔年岁渐长，终身大事迟迟没有着落，身边亲戚都十分着急。顾龙偶然想到，自己的大舅哥朱喜常年在广州务工，混迹火车站周边，人脉繁杂、接触面广，或许能帮忙物色合适的婚恋对象。 由于堂叔性格木讷、不善言辞，与外界沟通极少，自主婚恋难度极大，顾龙便自作主张，全权委托朱喜帮忙物色女性，还主动告知朱喜：“这事你全权做主，需要什么、有什么情况直接跟我说，我们只求能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在顾龙看来，亲戚之间值得信任，朱喜绝对不会欺骗自己。 敲定委托后，朱喜很快便给顾龙反馈消息，称已经物色到合适的女性，并拍摄了小友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顾龙核验。两人通过微信反复敲定交易细节、出行方式、交易价格，顾龙全程无条件信任，只要求对方“人能做饭、能顾家、能正常过日子即可”。 最终双方敲定，此次人口交易总价3万元，按照约定，顾龙需要先行支付元定金，剩余尾款待朱喜将人安全带到商丘、完成交接后全额结清。顾龙毫无疑虑，如期将定金转账给朱喜，满心等着堂叔能顺利成家，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刑事犯罪。 而顾龙的供述，也暗藏私心，并非单纯的好心帮亲。警方深挖后查实，顾龙看似是热心帮堂叔寻亲，实则是朱喜拐卖链条中的下线人员。他负责对接本地买家、牵线搭桥、沟通议价，每完成一笔交易，就能从赃款中抽取好处费，本质上是依托亲属关系，为人口拐卖活动拓展本地客源，只是此次交易的买家，恰好是自己的堂叔。 随着顾龙全部供述落地、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铁证齐全，原本顽固对抗的主犯朱喜，心态彻底崩盘，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主动向警方提出愿意如实供述、全力配合调查。 朱喜为自己的沉默对抗找了借口，辩称此前拒不配合，是害怕牵连妹夫顾龙及其家人，不想让亲属卷入刑事案件、承担法律责任。如今所有证据确凿、无从抵赖，只能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 根据朱喜的最新供述，他并不知晓受害人小友的真实身份、家庭背景和精神状况，小友是一名叫做罗群的男子介绍给他的，所有源头都指向了这名全新的涉案人员——罗群。 警方立刻核查罗群身份，查实罗群为湖南籍人员，无固定职业、无稳定收入，常年混迹于广州火车站周边，以跑摩的、拉黑活、打零工为生，常年游走在城市灰色地带，社会关系复杂，形迹十分可疑。朱喜长期在广州火车站活动，二人因常年混迹同一区域相识，逐步形成非法合作关系。 为查清小友的身世来历、被控制全过程，彻底斩断整条拐卖链条，郑州铁路警方即刻奔赴广州，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对罗群落脚的城中村区域展开全面排查。广州城中村人员密集、错综复杂、流动人口繁多，排查难度极大。警方连续多日蹲守摸排，始终没有发现罗群的踪迹，嫌疑人一度潜逃失联。 直至2018年3月底，消失多日的罗群终于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线中，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迅速上前拦截，当场核实身份：“我们是郑州铁路公安处民警，你是罗群吗？” 罗群当场一愣，神色慌张，故作镇定回应：“是我，我怎么了？我没犯法！” 民警当场将其控制，带回审讯室接受专项调查。面对审讯，罗群和朱喜、顾龙如出一辙，第一时间选择拒不承认，全程装傻充愣，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小友，从未参与任何交易，对所有涉案事实全盘否认。 为推脱罪责，罗群编造了一套虚假说辞，称小友是一名不知名的安徽男子带到自己家中的。据其供述，该安徽男子曾来家中打牌，顺带带来了小友，对方告知自己女子是从广州火车站偶遇带回，至于具体来历、遭遇，自己一概不知，甚至连该男子的姓名、联系方式都不清楚，试图将所有罪责推给一名不存在的陌生人员，彻底撇清自己的关系。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警方结合受害人小友的碎片化证词，彻底戳穿了罗群的谎言。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小友清晰回忆起自己受害的全过程。案发前，她独自身处广州火车站，心情低落、醉酒失态，意识模糊之际，一名体型偏胖的陌生男子主动上前搭讪，假意关心，询问她的状况。 这名胖子主动向小友推介工作，谎称可以为她介绍安稳轻松的好工作，诱导她跟随自己离开。小友起初明确拒绝，可对方态度强硬，强行拖拽、控制住她，将其带离火车站，而这名体态偏胖的陌生男子，正是罗群。当地混迹火车站的人员，都称其为“罗胖子”。 警方进一步查实了罗群的犯罪模式：他常年驻守广州火车站，专门锁定精神异常、智力受损、孤身一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女性为目标。通过搭讪关心、介绍工作、提供食宿等话术诱导，伺机将受害人带回自己的出租屋非法控制，之后四处对接买家，以婚恋为名非法售卖牟利，能成交则高价卖出，无法成交便长期控制，是这起拐卖案件的上游核心人员。 小友被罗群非法控制在城中村出租屋长达半个多月之久。长期的控制和禁锢，让罗群失去耐心，急于变现牟利，便联系了长期合作的朱喜，询问其是否有买家资源，可以将女子转手卖出。 接到罗群的消息后，朱喜立刻想到了妹夫顾龙急需为堂叔寻妻的需求，当即决定对接这笔交易。朱喜事后辩称，自己当初曾询问罗群女子是否为被拐、被胁迫人员，得到罗群“自愿跟随、无任何问题”的虚假答复后，才放心对接交易，试图以此减轻自身罪责。 随后朱喜亲自前往罗群的出租屋查看小友状态，拍摄照片发给顾龙核验，三方敲定3万元的交易价格，罗群承诺交易成功后，给朱喜抽取数千块钱的好处费，两人达成利益共识，一场针对弱势女性的人口买卖交易就此敲定。 案件上下游涉案人员全部落网，但全新的难题再次出现：受害人小友的真实身份、家庭住址、家人信息始终无法查实。她自幼无户口、无身份信息，精神状态不稳定，无法清晰自述身世，全国人口信息库初步比对也无匹配结果，想要帮她寻亲归家，难如登天。 为尽快查清小友身份、帮其找到家人，警方采取人像比对的方式，将小友的正面照片录入全国公安人像比对系统，筛选出相似度较高的人员照片，逐一打印出来让小友辨认。可由于小友认知能力受损，根本无法分辨照片中的人物，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寻亲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为保障小友的基本权益，警方先行将其安置至郑州专业救助机构，进行妥善照料和心理疏导，同时持续将其信息录入全国失踪人口信息库，开展全天候比对核查，从未放弃寻亲工作。 办案民警反复复盘线索，结合小友多次提及的“广州火车站、独自外出、醉酒走失”等碎片化信息，大胆推测：小友并非广州本地人员，大概率是外地走失后，辗转抵达广州火车站，最终落入人贩子手中。警方随即扩大排查范围，对全国近两年的失踪人口报案信息逐一筛查比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日细致比对，一则2017年的失踪报案信息，与小友的人像、体征、状态高度匹配。警方立刻开展复核，最终百分百确认，这名被拐卖的受害女子，正是该起失踪案的当事人。 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上小友的家人，2018年3月，小友的母亲专程赶赴郑州，时隔数月，母女二人终于重逢。据小友母亲哭诉讲述，女儿自幼患有先天性精神障碍，持有伤残证，认知和自控能力极差，极易走失。2017年12月15日，小友在深圳独自外出后彻底失联，家人四处寻找、多方打听，始终没有任何线索，整日以泪洗面，备受煎熬。 民警也对小友母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其作为法定监护人，明知女儿患有精神疾病、无自主生活能力，却未尽到妥善看护责任，存在严重监护失职，也是导致此次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小友母亲满心委屈与愧疚，反复诉说自己多年的艰辛，常年照看患病女儿早已身心俱疲，女儿多次私自走失，自己也无力掌控，满心无奈与心酸。 最终，在警方的妥善安置和协调下，小友跟随母亲平安返乡，回归家庭生活。本以为这起拐卖案就此圆满告破，可民警在持续深挖朱喜审讯线索、复盘其聊天记录时，敏锐捕捉到了更多蛛丝马迹，发现这起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朱喜涉嫌参与更多同类拐卖案件，背后还有更多无辜受害者。 审讯过程中，朱喜多次言语恍惚、说漏嘴，提及不同女性的特征、交易价格、对接买家，言语间暴露了多起未被查实的拐卖交易记录。警方立刻调取朱喜全部微信聊天、通话、转账记录，发现其手机内留存大量陌生女性照片、交易议价记录，价格从两万至三万元不等，包含接送行程、安置对接、买家核验等完整交易流程，铁证如山，证实朱喜长期从事非法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 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朱喜彻底放弃抵抗，如实供述了自己隐藏的其他犯罪事实，交代了另一起发生在2017年12月的拐卖案件，距离小友被拐仅仅过去两个月。 朱喜供述，2017年12月，他曾为妻子的侄子靳某介绍过一名女性。靳某年仅二十四五岁，离异单身，自身家庭条件普通，婚恋困难。朱喜通过他人介绍，对接了一名年龄稍长的女子，同样拍摄照片发给靳某核验，双方达成共识后，完成了人口交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名女子案发后一直被留在靳某家中，持续遭受禁锢，始终无人解救。 掌握线索后，郑州铁路公安处立刻联合山东曹县当地警方，火速开展解救行动。2018年3月26日，办案民警赶赴山东曹县涉案村庄，成功抵达靳某家中，顺利解救出这名被长期禁锢的受害女子。 民警第一时间核查女子随身物品，试图寻找身份凭证，却一无所获。被解救时，这名女子极度胆小怯懦，面对陌生民警极度恐慌、瑟瑟发抖，全程低头沉默，不敢说话，极度缺乏安全感，同样存在明显的智力障碍，无法自述姓名、籍贯和身世。 为消解女子的恐惧、获取信任，两名女民警全程贴身陪伴，带她外出散心、逛街、入住宾馆，同吃同住、耐心安抚。经过两天的悉心陪伴和温柔疏导，女子彻底放下戒备，终于开口告知民警，自己名叫小玉，是湖南人。 根据小玉碎片化的讲述，民警还原了她的受害经历。小玉因幼时高烧损伤脑部，导致智力受损、认知能力不足。案发前，她因与家人、丈夫发生家庭矛盾，一时赌气外出，独自前往广州火车站，想要外出打工谋生。 孤身一人、心智单纯的小玉，在人流混杂的广州火车站，被不法分子锁定。陌生男子主动上前搭讪，谎称提供高薪安稳的好工作，涉世未深的小玉轻信谎言，跟随对方离开，随后被辗转送至山东曹县，交由靳某控制，沦为非法买卖的受害者。 在靳某家中生活的两个多月里，小玉受尽委屈与虐待。靳某性格暴躁，常年对小玉打骂、拖拽、撕扯头发，言语肢体双重欺凌，让小玉终日活在恐惧之中。小玉曾想过逃离魔窟，可靳某防备极强，白天外出打工时，会专门留下家中老人看管小玉，彻底断绝她的逃跑机会，让她长期被禁锢在陌生家庭，孤立无援、求助无门。 民警追问小玉为何不主动求助、不尝试逃跑，小玉满脸恐惧，反复表示害怕被打骂，长期的禁锢和欺凌，早已让她丧失了反抗的勇气。 警方顺着小玉被拐的线索继续深挖，查实将小玉介绍给朱喜、参与此次交易的另一名核心嫌疑人，名叫张勇。朱喜与张勇因租房、打牌相识，2017年11月，张勇主动联系朱喜，告知其手中有一名女性资源，可介绍给其亲属婚配牟利，两人就此达成交易共识。 朱喜依旧沿用了一贯的说辞，声称自己曾核实女子是否自愿、是否被胁迫，得到张勇的虚假答复后才放心交易。可警方查实，交易完成次日，朱喜便立刻向靳某索要3万元交易款，全程参与议价、收款、分赃，从中抽取数千元好处费，所有洗白说辞均是谎言。小玉最终由张勇亲自送往山东曹县，完成交接交易。 锁定张勇的犯罪事实后，警方立刻实施抓捕，可张勇早已闻风潜逃，消失得无影无踪。警方随即将张勇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录入全国追逃系统，全方位布控抓捕。 另一边，警方成功联系上小玉的家人。据家人讲述，小玉早年结婚，因智力缺陷，婚姻生活本就坎坷。此次因家庭矛盾赌气后，误以为撕毁结婚证就等于解除婚姻关系，独自购票从湖南衡阳前往广州，自此与家人彻底失联。家人多方寻找数月，始终没有音讯，早已心急如焚。时隔数月，家人终于在郑州见到平安获救的小玉，母女、姐妹重逢，令人唏嘘不已。随后小玉跟随家人平安返乡，回归正常生活。 接连解救两名受害女子、查实多起拐卖案件后，警方彻底确认：广州火车站周边，存在一个专门针对智力障碍、精神异常、孤身弱势女性的专业拐卖团伙，多名成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物色诱骗、有人负责中转对接、有人负责联系买家、有人负责落地交接，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交易链条，长期蛰伏在交通枢纽，残害弱势女性。 2018年4月，潜逃多日的在逃人员张勇，终于在广州落网。潜逃期间，张勇更换手机号、切断所有社交联系，藏匿在广州白云区，试图躲避警方追查。当日他乘坐地铁出行，恰逢警方开展常态化身份核查，不知情的张勇配合出示身份证，系统当场预警其为全国在逃人员，随即被广州当地警方当场控制，随后移交郑州铁路公安处接受审讯。 可就在审讯过程中，民警发现了一个震惊全场的惊天真相，彻底解开了困扰案件数月的终极谜团。审讯时，民警总觉得张勇的声音极度耳熟，与当初那通神秘匿名报警电话的录音高度吻合。 为验证猜想，民警当场调取当年的报警录音，与张勇的现场声纹进行比对，反复核对后，百分百确认：当初那通拯救了小友、举报了整起拐卖案的匿名报警电话，正是潜逃嫌疑人张勇所打！ 铁证面前，张勇无从抵赖，坦然承认报警行为是自己所为。他向警方供述，案发当日，他最先拨打了广州110报警，可因涉案列车已驶离广州辖区，广州警方告知其需向目的地、途经地辖区警方报警。随后他辗转拨打商丘110，线索最终流转至郑州铁路公安处，才有了后续的紧急布控、拦截解救。 所有人都疑惑，身为团伙成员的张勇，为何会反向报警、举报同伙？张勇给出的理由是分赃不均、心生不满，认为朱喜交易报价过高、牟利过多，自己获利太少，心生怨气。 可朱喜的供述，却还原了最真实的内幕真相。此次交易之前，张勇曾为朱喜介绍过一名黑衣女子，该女子精神状态极差、完全无法沟通，存在严重认知障碍。朱喜顾虑对方状态异常，无法正常生活、婚配，极易出问题，且大概率无法转手牟利，又是亲戚对接的交易，怕引发纠纷，便当场拒绝了张勇的介绍。 仅此一事，让张勇怀恨在心，认为朱喜故意不给自己牟利机会，刻意断自己财路，为了报复泄愤，他才匿名报警举报朱喜的拐卖交易，试图让朱喜落网被查，以此报复泄愤。而张勇口中那名被拒绝的黑衣女子，因其无交易价值、无法卖出，已被其随意放走，下落不明。 随着张勇全部供述落地，警方顺藤摸瓜，深挖彻查，成功侦破该团伙多起隐藏的拐卖妇女案件，多名被禁锢、被买卖的受害女性全部被成功解救，重获自由。 最终，经过司法机关审理，该团伙核心成员全部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主犯朱喜犯拐卖妇女罪，涉案多起、情节恶劣，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团伙上游人员罗群，长期物色、控制受害女性，参与多起交易，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团伙成员张勇，参与拐卖交易，虽有报警救人情节，但犯罪事实确凿，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所有涉案人员全部认罪伏法，为自己的黑暗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这起发生在2018年春运的拐卖大案，全程跌宕起伏、反转不断，揭开了火车站周边潜藏的黑色灰色产业链，也给所有人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很多人误以为人口拐卖、买媳卖媳的黑暗乱象，早已远离现代社会，可这起真实案件清晰证明，此类违法犯罪依旧潜藏在我们身边，从未彻底消失。 各大火车站、劳务市场、城中村等人员混杂的区域，依旧是此类犯罪的高发地带。不法分子常年盘踞在此，以介绍高薪工作、介绍婚恋对象、提供食宿帮扶为幌子，专门锁定精神障碍、智力受损、孤身务工、人生地不熟的弱势女性，实施诱骗、控制、买卖交易，牟取暴利。 第324章 毒品吞噬的家，父亲两度雇凶焚杀至亲 1996年的川渝大地，冬日的寒意来得凛冽刺骨。深秋入冬的川中乡村，田野荒芜、草木凋零，空旷的麦田在冷风里翻着枯黄的麦浪，偏远的乡间小路少有人迹，静谧的山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11月27日清晨，薄雾笼罩着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九村二组的乡间田野，村民早早起身劳作，清冷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枯草的气息，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寻常的麦田之中，掩埋着一桩残忍至极的杀人焚尸惨案。 上午八点左右，一名早起下地务农的当地村民，途经村组马路旁的麦田腹地时，远远闻到空气中飘来一股刺鼻怪异的焦糊味，混杂着草木焚烧后的腥气，格外诡异。循着气味走近查看，眼前的一幕让这位朴实的村民瞬间头皮发麻、浑身冰凉。麦田深处的空地上，赫然躺着一具被大火焚烧过的人体残骸，焦黑的躯体蜷缩在枯黄的麦秆之间，周边散落着焚烧殆尽的灰烬，萧瑟冷风卷着碎灰漫天飞舞，场面阴森可怖。从未见过如此惨烈景象的村民瞬间慌了神，不敢多做停留，也不敢触碰现场任何物品，慌忙转身狂奔回村，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向安岳县公安局报案。 接到这起性质恶劣的焚尸命案报警后，安岳县公安局刑警队高度重视，即刻抽调骨干刑侦警力，携带勘查设备、取证工具，火速赶赴毛家镇案发现场。九十年代的基层刑侦条件有限，没有如今的高清天眼、大数据溯源技术，民警们只能依靠人工细致勘查、逐寸排查，不放过现场任何一处细微痕迹。抵达现场后，专案组民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了整片案发现场，杜绝无关人员进入破坏现场物证，随后分组开展细致的现场勘验工作。 经过数个小时全方位、无死角的细致勘察，警方发现这处作案现场被人为处理得极其干净彻底。整片麦田及周边路面，没有遗留任何打斗挣扎的痕迹，没有散落的衣物、饰品、毛发等随身物品，地面也未发现滴落、溅射的血迹，足以说明此处大概率并非第一作案现场，凶手是将死者杀害后，转移尸体至此抛尸焚尸，刻意规避了痕迹暴露。更让警方一筹莫展的是，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有效证件，没有身份证、通讯录、随身物件，死者面容、体态、衣物全部被大火彻底焚毁，根本无法直观辨别身份。 在几乎一无所获的困境中，刑侦技术民警凭借精湛的专业能力，在死者尚未被明火完全烧焦的右手指尖，成功提取到了一组完整清晰的指纹印模。这是整起现场唯一留存的有效物证，也是彼时警方手中唯一的破案突破口。九十年代的刑侦技术相对落后，指纹比对、信息核查效率极低，加之现场物证极度匮乏，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没有线索，一桩诡异的无名焚尸案，瞬间成为摆在安岳警方面前的巨大难题。 为了尽快查清死者身份、锁定凶手线索，专案组迅速调整侦查方向，开启了大规模、全覆盖的入户调查走访工作。数十名办案民警分片分组，走遍了毛家镇周边所有村落、乡镇，挨家挨户摸排登记，逐一核查近期失联、失踪人员信息，耐心询问村民是否见过陌生人员出入、是否听闻过异常动静。与此同时，警方联动周边区县公安机关，同步排查辖区失踪人口报案记录，筛查全市、全省范围内的失联人员台账。 然而数月时间过去，海量的排查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周边乡村无一人近期失踪，相邻县区没有匹配的失踪人员报案记录，警方翻阅全国刑事案件信息通报资料库，比对所有无名尸案、失踪案线索，也没有找到与这名焚尸死者特征、指纹相匹配的任何信息。死者身份成谜，作案动机不明，凶手踪迹全无，所有侦查线索全部中断，这起发生在1996年11月27日的杀人焚尸案，彻底沦为了一桩无人知晓、无从侦破的诡异悬案。 即便案件陷入僵局，安岳县公安局从未放弃追责侦破。为了不让罪恶被时间掩埋，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正式将该案列为重点督办目标案件，并立下硬性规定：无论刑侦队伍人员如何轮岗调动，专门成立的“1127专案组”永久保留、绝不撤销，办案民警必须对该案长期跟进、紧盯不放，常态化梳理线索、比对信息，一旦捕捉到任何蛛丝马迹，即刻集结专项警力全力攻坚、务必侦破。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一批又一批刑侦民警接手这起悬案，一代又一代公安人翻阅泛黄卷宗、复盘案件细节、重启线索核查，从未间断对案件的追踪。可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信息壁垒，所有努力均石沉大海，这桩尘封的焚尸悬案，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静静沉寂在公安局的积案档案库中，成为压在几代安岳刑侦民警心头的遗憾。 时光辗转来到2013年，四川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三个100命案”实战破案专项行动，聚焦历年积压命案、疑难悬案，集中警力、技术、资源攻坚破积案、清旧案。借着此次专项行动的契机，安岳警方再次将尘封十七年的“1127毛家镇杀人焚尸案”列为头号重点攻坚案件，重启全面侦查工作。 专案民警从档案室取出早已泛黄磨损、层层封存的案件卷宗，小心翼翼拿出当年技术人员拼死留存的、唯一的死者右手指纹印模。彼时，公安指纹比对系统已完成全面升级，大数据比对技术日趋成熟，民警将这组珍藏十七年的指纹数据，精准录入全国公安指纹信息资料库，开启海量数据交叉比对。日复一日的筛查、逐一对标的坚守下，苍天不负苦心人，在数以亿计的指纹数据中，系统终于弹出了一组高度重合的指纹信息，两枚指纹纹路、节点、特征完全匹配，无任何误差。 这一重大突破，让沉寂十七年的专案组瞬间重燃希望，所有办案民警精神大振。比对结果显示，1996年安岳焚尸案死者的指纹，与重庆警方1994年登记采集的一枚指纹卡完美重合，线索直接指向重庆市潼南县籍男子——陈刚。尘封十七年的死者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身份揭晓的同时，更多疑问扑面而来：这名年仅二十出头的潼南青年，为何会孤身出现在百里之外的安岳县乡村？究竟是谁对他痛下杀手，又残忍焚尸灭迹？这场惨案的背后，是江湖仇杀、情感纠葛，还是利益纷争？无数谜团萦绕在民警心头。为了还原案件全貌、抓获真凶，专案组即刻奔赴重庆潼南，全方位核查陈刚的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家庭背景、人际交往及矛盾纠纷，一场深度溯源调查全面展开。 随着调查层层深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颠覆常人认知的扭曲家庭真相，彻底暴露在警方眼前，也让这桩悬案的诡异底色愈发浓重。经查实，死者陈刚生前长期沾染毒瘾，是一名深度吸毒人员，自1996年离奇失踪后，家人从未主动报案寻人，异常至极。而更让人震惊的是，陈刚的父亲陈文化，早在1999年就因雇凶杀害妻子周菊，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后于2012年在保外就医期间，因身患重病不治身亡。 办案民警在梳理历年川内命案卷宗、比对作案特征时，敏锐捕捉到一个关键细节：1996年安岳“1127焚尸案”，与1999年遂宁警方侦破的“326杀人焚尸案”，作案手法高度契合、如出一辙。两起案件均为异地作案、事后焚尸灭迹、刻意销毁所有身份及作案痕迹，凶手反侦察意识极强，作案套路完全一致。高度重合的作案特征，让警方笃定：两起时隔三年、跨区域的焚尸惨案，大概率为同一犯罪团伙所为，背后隐藏着一桩被掩盖三年的惊天秘案。 时间回溯到案发前的1995年，彼时的陈文化一家，曾是潼南县城人人羡慕的安稳小康家庭，日子平淡且温馨。彼时的潼南尚未划归重庆，隶属四川管辖，县城不大、民风淳朴，个体户生意安稳兴旺。中年的陈文化踏实勤恳，头脑灵活，和妻子周菊携手做着小本生意，经营多年攒下了稳定的收入，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妻子周菊样貌普通、不善言辞，却生性贤惠温柔，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丈夫体贴、对儿子疼爱。 夫妻二人唯一的儿子陈刚，更是得天独厚、样貌出众，年轻挺拔、一表人才，是街坊邻里口中的俊俏后生。彼时一家三口和睦相处，夫妻感情融洽，父子母子温情和睦，没有纷争、没有矛盾，平凡的小日子过得安稳红火、其乐融融。谁也不会预料到，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完美的幸福家庭，会被彻底拖入深渊，最终落得家破人亡、全员惨死的悲剧结局。 摧毁一切的导火索，始于儿子陈刚的早早辍学。十几岁的陈刚厌倦了校园生活，执意辍学在家，脱离了学校的约束、父母的管教，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他，彻底失去了人生方向。辍学后的陈刚无所事事、终日闲散，彻底荒废了大好年华。他昼夜颠倒、作息混乱，白天闭门在家睡懒觉、虚度光阴，夜晚则混迹于县城的各类娱乐场所，流连歌厅、夜市，结交社会闲散人员。 九十年代中后期，小县城娱乐行业监管松散，鱼龙混杂的歌厅、夜市充斥着各类不良人员，风气混乱。长期混迹其中的陈刚，终日和陌生人喝酒玩乐、宵夜狂欢，在灯红酒绿的奢靡环境中渐渐迷失自我，三观彻底扭曲。仅仅半年时间，原本阳光端正的少年彻底蜕变，在不良圈子的诱导和裹挟下，不幸沾染了毒瘾，被白色毒品彻底缠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旦沾上毒品，人性便极易被贪欲和毒魔吞噬。染上毒瘾后的陈刚，性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昔日的乖巧温顺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暴戾、自私、冷血、偏执。毒瘾尚未发作时，他尚且能勉强维持平静，可每当毒瘾汹涌袭来，被毒品操控心智的陈刚，会彻底丧失理智、泯灭亲情，变得疯狂失控。 为了获取毒资购买毒品，陈刚将魔爪伸向了生养自己的父母。他一次次逼迫父母拿出积蓄，供自己挥霍吸毒，稍有不顺心便当场暴怒，在家中肆意打砸家具家电、摔毁生活用品，把整洁的家砸得一片狼藉。面对性情大变、暴戾疯狂的儿子，陈文化和周菊心痛不已、万般无奈，他们心疼儿子、心存侥幸，总觉得孩子只是一时糊涂，只要耐心管教、多加包容，总能回头。 每一次儿子的勒索、暴怒、打砸，夫妻俩都选择妥协退让，一次次拿出辛苦积攒的血汗钱，满足儿子的无理要求，只为换取家庭片刻的安宁，只为盼着儿子有朝一日幡然醒悟。可他们的包容与退让，非但没有唤醒沉沦的陈刚，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让他愈发肆无忌惮、得寸进尺。 日复一日的折磨、无休止的勒索、随时随地的暴怒，彻底压垮了陈文化夫妇的身心。夫妻俩终日活在恐惧、焦虑和煎熬之中，日日忧心、夜夜难眠，原本红火的日子彻底蒙上阴霾。心力交瘁的陈文化，再也没有心思打理生意，无心经营、终日恍惚，家里的收入日渐缩水。饱受精神折磨的他，养成了借酒消愁的习惯，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紧绷崩溃的神经，逃避家中无尽的痛苦与纷争。 为了躲避儿子的纠缠、逃离压抑窒息的家庭氛围，陈文化几乎每天都会独自前往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毛记餐馆，独自喝酒闷坐、排解愁绪。毛记餐馆的老板名叫毛占臣，常年混迹市井，为人圆滑世故、察言观色能力极强，虽店铺规模不大、生意平平，却深谙人情世故，对待食客永远笑脸相迎、热情周到。 心思细腻的毛占臣，很快就注意到了常客陈文化的异常。别的食客喝酒闲谈、轻松自在，唯有陈文化终日眉头紧锁、沉默寡言，喝酒时频频叹气、神色愁苦，满身心事、郁郁寡欢。擅长交际的毛占臣主动搭话、耐心宽慰，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悉，成为了可以倾诉心事的熟人。陈文化无人倾诉的苦闷、无处安放的绝望，慢慢有了宣泄的出口。 那天，陈刚毒瘾再次发作，在家中疯狂勒索钱财。陈文化看着面目狰狞的儿子，强忍心痛好言相劝，苦口婆心劝说他戒掉毒瘾、回归正途，可早已被毒品泯灭人性的陈刚非但不听，反而暴怒发狂，一把将年迈的父亲狠狠推倒在地，目露凶光、恶语相向，嘶吼着辱骂威胁：“死老头子，你不拿钱，老子就杀了你！” 被亲生儿子当众威胁性命、肆意欺凌，陈文化内心的委屈、绝望、愤怒彻底爆发，却又无力反抗、无可奈何。身心俱碎的他，再一次逃到毛记餐馆，独自斟酒狂饮，一杯杯白酒入喉，苦涩与绝望交织，压抑多年的情绪彻底崩塌。面对毛占臣的关切询问，陈文化再也无法克制，将家中所有不堪与痛苦，一五一十全盘托出。 “我儿子彻底学坏了，整日在外鬼混，染上了毒瘾，天天跟我和他妈要钱买毒品，不给钱就对我们拳打脚踢，甚至扬言要杀了我们！我试过无数次送他去戒毒所，次次都被他激烈反抗、无果而终，我和他妈的日子，真的熬不下去了。我真后悔生下这个孽子，这个家彻底被他毁了，我这条老命，说不定哪天就死在他手里，这样的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字字泣血、句句悲凉的倾诉，道尽了一位父亲的无助与绝望。连日的精神折磨、亲生儿子的暴力威胁、看不到尽头的煎熬，让年仅四十多岁的陈文化骤然苍老，黑发泛白、面容憔悴，眼神里满是麻木与疲惫。酒精的麻痹、内心的绝望，让他心底滋生出一个极度疯狂、违背人伦的可怕念头：既然儿子一心想要我的性命，与其坐以待毙、被亲生儿子残害，不如先下手为强，彻底除掉这个祸害。 这个惊悚的念头刚一浮现，就让陈文化浑身发冷、心生恐惧，可一想到儿子毒瘾发作时的狰狞面目、生死威胁，想到日复一日的煎熬折磨，他心中的狠念便愈发坚定。他深知自己无力管教、无力制服早已泯灭人性的儿子，走投无路之下，他将希望寄托在了人脉广泛的餐馆老板毛占臣身上。 在酒精的催动和绝望的裹挟下，陈文化鼓起勇气，向毛占臣吐露了自己疯狂的想法：“毛老板，你人脉广、认识的人多，三教九流都有熟人，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把我这个孽子除掉？事成之后，我重金酬谢你！” 杀人偿命、触犯国法，是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的重罪。听闻如此荒唐残忍的请求，毛占臣第一时间果断拒绝，不敢沾染这般惊天祸事。可陈文化并未就此放弃，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日日光顾毛记餐馆，每次喝酒都反复向毛占臣倾诉家中苦楚，哀求对方帮忙找人除掉儿子，反复诉说自己若不先下手，早晚必死于亲生儿子之手。 日复一日的哭诉、反复的哀求，让毛占臣原本坚定的拒绝心态，渐渐发生了动摇。很少有人知晓，看似老实本分、经营小餐馆的毛占臣，自身也藏着不堪的秘密。他早年曾沾染毒瘾，虽一度成功戒毒、开店谋生，看似回归正常生活，可骨子里早已被毒品侵蚀。在毒友古晓忠的反复诱骗拉拢下，他再次复吸，重蹈覆辙，深陷毒潭无法自拔。 长期吸毒需要巨额毒资支撑，复吸后的毛占臣积蓄快速耗尽，经济状况愈发窘迫，日子捉襟见肘，终日为毒资发愁。就在他囊中羞涩、无路筹钱的困境之时，陈文化反复提及的雇凶杀子之事，一次次闯入他的脑海，让他渐渐动了歪心、起了贪念。只是单人作案风险太大，他始终不敢独自铤而走险，一直犹豫不决。 就在此时，常年与毛占臣结伴吸毒的毒友古晓忠，因毒资耗尽、无钱买毒，多次找到毛占臣诉苦，催促他赶紧想办法筹钱。走投无路的两人，在一次吸食毒品、神志恍惚之际，一拍即合，毛占臣当即想起了陈文化的重金委托，将这桩杀人换钱的“生财之道”告知了古晓忠。一心想要毒资的古晓忠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满口答应，决意联手铤而走险，犯下滔天罪行。 1996年冬天，寒风凛冽、万物沉寂，一场泯灭人性的交易彻底敲定。在毛占臣的居中牵线、穿针引线下，绝望的父亲陈文化，与两名嗜毒成性的亡命之徒毛占臣、古晓忠达成罪恶协议：陈文化出资一万五千元，雇佣二人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陈刚。三人详细密谋了诱骗、作案、抛尸、善后的所有细节，约定先支付部分定金作为启动资金，事成之后结清全部尾款，此后彻底封口、永不提及此事。 收取定金后，利欲熏心、被毒品冲昏头脑的毛占臣与古晓忠，立刻用这笔钱租赁了私家车，精心策划诱骗方案，以外出散心、打工挣钱为借口，哄骗毫无防备的陈刚乘车外出。车辆一路行驶，从潼南驶入安岳县毛家镇境内，抵达荒无人烟的乡间旷野。在偏僻无人的车上，两名歹徒对陈刚痛下杀手，将其活活掐断气息，残忍剥夺了他年轻的生命。 为了彻底销毁作案痕迹、掩盖罪恶真相，规避警方侦查，二人将陈刚的尸体拖拽至偏僻空旷的麦田深处，浇淋汽油、纵火焚尸，将现场所有可能留存的痕迹尽数销毁，制造出一桩无迹可寻的无名焚尸案。做完这一切，二人按照约定隐匿行踪、闭口不言，静待陈文化结清尾款。 除掉心头大患后，陈文化的生活短暂回归了平静。家中再也没有了无休止的争吵、打砸和威胁，没有了提心吊胆的日夜煎熬，他终于能睡上安稳觉、过上踏实日子。可这份平静的背后，是泯灭人伦的罪恶，是深埋心底的惶恐，是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儿子长期失联、杳无音讯，身为母亲的周菊，最先察觉到异常。母子连心，哪怕儿子顽劣不堪、作恶多端，也是她怀胎十月、辛苦养育的骨肉，是她心底最牵挂的人。看着儿子多日不归、毫无音讯，周菊满心焦急、疑虑重重，无数次追问丈夫陈文化：“儿子去哪了？怎么这么久不回家？我们赶紧出去找找！” 面对妻子的追问，心怀鬼胎的陈文化始终刻意敷衍、搪塞推脱，语气冷漠、态度敷衍，毫无半分寻子的焦急。“管他去哪了，不回家反倒清净，这个孽子，死在外面才干净。”每每谈及失踪的儿子，陈文化总是带着愤愤的怨气，神色淡然、漠不关心，丝毫没有为人父的担忧与牵挂。 丈夫反常的态度，让周菊的疑心一天天加重。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也太了解顽劣的儿子，儿子再叛逆、再混账，也绝不会凭空消失、常年不归。日复一日的等待、一次次的追问无果，让周菊心中的猜忌愈发浓烈。她不敢对外声张、不敢四处打听，只能独自在家以泪洗面，日日念叨儿子的下落，一遍遍催促丈夫外出寻人，哪怕是人死在外，也要寻回尸骨、入土为安。 妻子无休止的念叨、日复一日的追问、越来越重的猜疑，让本就内心惶恐的陈文化彻底慌了神。他终日借酒消愁、暗自叹气，表面装作若无其事、淡定从容，内心却早已被愧疚、恐惧、焦虑填满，承受着比儿子在世时更沉重的精神煎熬。他清楚地知道，这桩深埋地底的罪恶，一旦败露，便是万劫不复。为了规避风险、掩盖真相，陈文化心生一计，以外出做生意为由，劝说妻子跟随自己举家搬迁至遂宁市生活，试图远离故土、斩断过往、彻底掩盖秘密。 迁居遂宁后，陈文化刻意闭口不提儿子的一切，一心埋头打理生意，刻意淡化过往。可执念深重的周菊，始终无法放下失踪的儿子，时隔两三年，依旧对儿子的下落耿耿于怀。夫妻二人也因此频繁争吵，周菊无数次质问丈夫：“儿子失踪两三年，你从来都不着急、不寻找，是不是你对儿子做了什么？是不是你亲手杀了他？” 每一次质问，都精准戳中陈文化的罪恶软肋。面对妻子的猜忌，陈文化始终矢口否认、极力辩解，可他慌乱的神色、躲闪的眼神、反常的淡定，早已让周菊笃定了自己的猜测。情绪激动的周菊，多次放出狠话：“你要是不肯承认，我就去公安局报案，让警察彻查，一定要查出儿子失踪的真相！” 时间来到1999年，举国欢庆澳门回归，大街小巷喜气洋洋、万家团圆，处处都是国泰民安、阖家欢乐的祥和氛围。举国同庆的日子里，周菊的心中却满是悲凉与酸楚，看着别人家儿孙绕膝、父子相伴，她愈发思念失踪多年的儿子。“澳门都能回归故土，我的儿子为何迟迟不归？”无尽的思念与委屈，让她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寻子的执念愈发坚定，多次扬言要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彻查儿子失踪案。 妻子一次次的威胁报案、一遍遍的追责质问，彻底击溃了陈文化最后的心理防线。三年来深埋心底的罪恶恐惧，日夜折磨着他，让他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同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胆战。他清楚，一旦妻子报案、警方介入调查，自己雇凶杀子的惊天秘密必将彻底曝光，自己的人生、一切的一切都将彻底毁灭。 极度的恐慌之下，陈文化再次滋生出泯灭人性的疯狂念头：一不做、二不休，唯有除掉妻子周菊，才能彻底守住秘密、保全自己。被罪恶裹挟的他，早已丧失理智、泯灭亲情，全然不顾多年夫妻情分，再次联系上毛占臣，重金委托其再次动手，杀害自己的妻子周菊。 有了三年前的作案经验，加之多年来警方毫无动静，三人彻底滋生了强烈的侥幸心理。在金钱的诱惑下，毛占臣与古晓忠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答应了陈文化的委托。三人故技重施，沿用了三年前一模一样的残忍手法，将毫无防备的周菊残忍杀害，同样以焚尸的方式销毁作案痕迹、掩盖罪行。唯一的区别，是此次作案抛尸地点更换为遂宁市境内，与1996年安岳杀子案异地分隔，试图彻底规避关联、掩盖两桩罪恶。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肆意践踏法律、漠视生命的罪恶，终究无法长久隐藏。1999年3月26日，遂宁当地群众在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僻之地，发现了一具被焚烧后的女性残骸，现场景象惨烈，群众当即拨打报警电话。 遂宁警方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痕迹取证、周边走访等一系列侦查工作。通过细致核查辖区失踪人口信息、比对dNA及体貌特征，警方很快确认死者身份，正是近期租住于遂宁、离奇失踪的周菊。 侦查过程中，民警敏锐发现死者丈夫陈文化的行为极度反常。平日里随和热情、待人谦和的陈文化，在妻子失踪、噩耗传来后，全程神色淡漠、举止怪异，刻意回避邻里视线、远离人群，从不主动提及妻子的下落，既不寻人、也不报案，完全没有丧妻之人的悲痛与焦灼。 警方立刻对陈文化展开秘密侦查，全面摸排其活动轨迹、社会关系、资金往来，很快锁定了关键线索：陈文化近期与吸毒人员毛占臣、古晓忠往来密切、接触频繁，形迹十分可疑。更反常的是，妻子离奇失踪、惨遭杀害，陈文化全程淡定漠然，无任何悲痛、无任何疑问，态度反常至极。 当办案民警正式告知陈文化，荒野焚尸死者就是他的妻子周菊时，陈文化没有丝毫震惊、没有半分悲痛、没有一丝诧异，只是淡淡长叹一声，吐出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哎，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这句冷漠的感慨，彻底坐实了陈文化的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顺藤摸瓜、快速收网，第一时间将陈文化、毛占臣、古晓忠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审讯过程中，三人对1999年雇凶杀害周菊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可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规避重罪、隐瞒余罪，三名嫌疑人刻意隐瞒了1996年联手杀害陈刚、焚尸灭迹的惊天旧案。加之当年川内各地警务信息互通不畅、跨区域案件联动机制不完善，安岳1127焚尸案与遂宁326焚尸案分属两地管辖，卷宗独立、线索隔离，两地警方未能及时比对出两起案件的高度关联性，最终导致这桩杀子悬案被彻底遗漏、尘封十七年。 1999年，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该案，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对陈文化、毛占臣、古晓忠三名被告人判处相应刑罚，其中主犯陈文化被判无期徒刑，三人随后被统一关押至南充市嘉陵监狱服刑。至此，1999年遂宁326杀人焚尸案正式结案，可一桩跨越三年、同出一脉的父子焚尸惨案，依旧深埋尘埃、无人知晓。 一家三口，儿子、母亲先后惨遭杀害、焚尸荒野，作案手法一模一样、残忍程度别无二致，凶手高度重合，却因时代刑侦局限、跨区域信息壁垒，被硬生生拆分两案、错失侦破时机。十七年间，无数办案民警心生疑惑：两起诡异的焚尸案，究竟是否为同一伙凶手所为？陈文化是否将杀子的惊天秘密永远带入坟墓？这桩骇人听闻的家庭悲剧，是否会成为永久的死案？ 2013年线索突破后，安岳警方重新梳理两起案件全部卷宗，逐一核对嫌疑人服刑情况，发现当年三名凶手之中，主犯陈文化、从犯古晓忠早已在服刑期间因病相继离世，彻底带走了部分真相，唯有当年居中牵线、参与两桩杀人焚尸案的毛占臣，依旧在南充市嘉陵监狱服刑，是唯一知晓全部真相的在世之人。 为彻底还原十七年前的真相、侦破尘封悬案，专案组民警即刻驱车奔赴南充市嘉陵监狱，提审关键嫌疑人毛占臣。2014年5月16日正午，嘉陵监狱一如往常，服刑人员结束上午劳作，准备收工休整。正当所有人井然有序列队休整时，管教干部单独传唤了服刑人员毛占臣，告知其安岳警方前来提审。 当“安岳”二字传入耳中，毛占臣身体瞬间僵硬、神色骤变，眼底快速闪过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慌与恐惧，多年深埋心底的罪恶阴影瞬间席卷全身。他下意识低头沉默，应声低头跟随管教干部前往会见室，在办理完所有法定提审手续后，被警方押上返回安岳的警车。 在安岳县公安局审讯室内，面对办案民警层层递进的审讯、精准严谨的心理攻势，常年背负秘密、内心备受煎熬的毛占臣，心理防线迅速崩塌、彻底溃不成军。无需民警过多审讯施压，他便如实供述了全部罪恶，将1996年受陈文化雇佣、伙同古晓忠诱杀陈刚、荒野焚尸灭迹，以及1999年再度联手杀害周菊、跨区域作案的完整经过，全盘托出、毫无隐瞒。 至此，一桩被刻意掩盖十七年、颠覆人伦、骇人听闻的父亲雇凶杀子、再杀妻子的连环焚尸悬案，终于彻底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第325章 岳母步步拿捏打压，寒门才子隐忍数年崩溃 1998年的盛夏，燥热的风席卷整座北京城，三环内外的高楼刚刚拔地而起，互联网的萌芽悄悄扎根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土壤里，一个全新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序幕。 这一年七月，二十二岁的陈文宁，背着简单的双肩包，走出了北京顶尖名校的校门。四年本科时光落幕，这个出身河北张家口农村的青年，手握计算机专业的名牌大学毕业证，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眼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 陈文宁的人生开局，远比大多数同龄人坎坷。他的老家深藏在张家口的深山农村，土地贫瘠，交通闭塞，世代靠天吃饭。在他尚且年幼的时候，父亲便意外离世，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所有的生计重担，全都压在了柔弱的母亲和三个尚且年幼的姐姐身上。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单亲母亲拉扯四个孩子，其中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为了供家里唯一的读书苗子陈文宁上学，母亲日复一日下地劳作，起早贪黑耕种微薄的田地，农闲时就去村里的小作坊打零工、缝补衣物、捡拾废品，一分一厘积攒学费。三个姐姐更是早早辍学，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要么在家帮着务农做家务，要么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把所有的希望和资源，全都倾注在了弟弟身上。 陈文宁从小便深知家人的不易，骨子里刻着懂事与坚韧。求学十余载，他从未懈怠，从乡村小学到县城中学，再到考入北京名牌大学，每一步都是靠自己拼命苦读换来的。四年大学时光，他没有像部分城里同学一样吃喝玩乐、虚度光阴，始终保持着年级前列的优异成绩，还主动参与各类社会实践、互联网项目实训，积累了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职场经验。 也正是这四年的都市生活，让陈文宁彻底迷恋上了北京这座包容又繁华的城市。相比于闭塞落后的老家，这里有无限的机遇、崭新的视野和公平的奋斗舞台。他暗暗在心底发誓，一定要留在北京，站稳脚跟、安家立业，彻底改写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让操劳半生的母亲和默默付出的姐姐们，往后能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 凭借亮眼的学历、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历，陈文宁的毕业求职之路格外顺利。在同龄人还在四处投递简历、四处碰壁的时候，他成功被北京cbd国贸商圈的一家外资网络公司录用，成为一名稀缺的计算机工程师。 很多人以为程序员高薪是近十年的行业常态，殊不知早在九十年代末，掌握核心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才，就已经是职场的高薪翘楚。1998年，全国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普遍仅有四五百元，即便是北京的公职人员、国企员工，月薪也不过千元上下。而陈文宁度过试用期转正后，月薪直接达到八千多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绝对是远超绝大多数人的顶尖收入。 不仅薪资优厚，他的工作地点更是寸土寸金的国贸cbd，是北京最核心的商务商圈，出入皆是白领精英，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入职后的陈文宁，工作勤恳踏实、专业能力突出，对待任务严谨细致，屡屡高效完成公司的技术项目，很快就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认可。在所有人眼中，这个年轻帅气、能力出众、薪资可观的河北青年，妥妥的前途无量。 事业步入正轨，身边的同事和领导便开始热心操心他的个人问题。闲聊中大家得知，条件优秀的陈文宁竟然还是单身，纷纷主动给他牵线搭桥，介绍北京本地的姑娘。可一次次相亲下来，终究都是无疾而终。 彼时的北京婚恋市场，本地户口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优越感。那些被介绍的北京女孩，起初都对陈文宁的名校学历、高薪工作、端正样貌十分满意，可一旦得知他的底细，出身河北农村，父亲早逝，家中只有务农的老母亲和三个普通农村姐姐，家庭负担极重，没有任何家庭助力，全都纷纷打了退堂鼓。在她们和家人看来，嫁给这样的农村小伙，不仅得不到帮扶，往后还要背负沉重的原生家庭负担，实在得不偿失。接连的相亲失败，让陈文宁心里多了几分落寞与无奈。 时间来到2000年春天，在一位朋友的牵线介绍下，陈文宁结识了北京本地女孩刘红玲，这也是彻底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刘红玲和陈文宁年纪相仿，样貌清秀温婉，性格温顺内敛，说话轻声细语，没有本地女孩的骄纵傲气，第一次见面就让踏实诚恳的陈文宁心生好感。了解之后，陈文宁得知了刘红玲的家庭背景：她的父母原本是北京海淀郊区的菜农，早年随着北京城市扩建、征地改造，家里的菜地和宅基地被政府征收，一家人顺势转为城镇居民，拥有了实打实的北京城镇户口，还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回迁房，没有正式固定工作，靠着征地补偿和房租安稳度日。 如今的海淀五道口被誉为“宇宙中心”，繁华鼎盛，而在2000年，这里已然是北京重点发展的核心区域，地段价值远超其他区域。刘红玲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被父母悉心呵护长大，学历不算顶尖，只是大专文凭，但在二十年前，大专学历也属于不错的文化水平。毕业后，她在海淀区一家服装公司担任会计，工作轻松稳定，月薪两千左右，足够自己日常花销。 初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陈文宁生性实诚，没有丝毫隐瞒，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原生家庭情况、家境短板、家人状况全都告诉了刘红玲，坦诚相待，不刻意伪装优越。让陈文宁意外的是，刘红玲听完之后丝毫没有嫌弃，反而十分欣赏他的踏实上进、谦逊有礼，看中他名校出身、能力出众、前途光明，真心想要和他相处。 两人情投意合，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不久后便安排了双方家长见面。饭局上，刘红玲的父母全程默默观察着这个未来女婿。陈文宁举止得体、不卑不亢、谈吐稳重，待人接物有礼有节，全程谦逊孝顺，没有年轻人的浮躁张扬。刘家父母表面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态度温和，看似认可了这段恋情。 单纯的陈文宁以为，自己遇到了通情达理的长辈和双向奔赴的爱情，却不知这场看似美好的姻缘，从一开始就被岳母王敏琴算计得明明白白。 刘红玲的母亲王敏琴，是一个心思缜密、极度务实且控制欲极强的女人。她和老伴没有正式编制工作，没有退休金和稳定养老保障，一辈子最大的执念，就是靠着女儿、女婿安度晚年。在她的婚恋观念里，女儿嫁人从来不是单纯的情感结合，而是一场精准的利益权衡。她不需要温柔平庸的女婿，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赚钱、有能力，能撑起整个家；二是性格温顺、听话懂事，能被自家拿捏，变相成为上门女婿，为刘家养老兜底。 而陈文宁，恰好完美契合她所有的标准：名校高材生、高薪体面、前途无量，出身农村无依无靠，在北京没有根基，性格隐忍踏实，看起来极好掌控。在王敏琴眼中，这样的女婿，是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人选”。 更让王敏琴笃定心思的，是女儿刘红玲的性格。刘红玲从小被父母过度管控，性格懦弱本分、毫无主见，从小到大的人生大事，升学、择业、交友，全都由父母一手包办，早已习惯了顺从，没有独立判断和反抗的能力。 其实在认识陈文宁之前，刘红玲曾有过一段真挚的恋情。她的前男友李伟峰是她的大学同学，两人情投意合，相恋多年，感情十分深厚。李伟峰家境普通，父母是北京普通工人，后期赶上下岗潮失去工作，家境一落千丈。他毕业后进入事业单位做基层办事员，工作安稳但薪资微薄，月薪不足两千元。 王敏琴从一开始就极度反对这段恋情，在她看来，李伟峰家境普通、收入太低、没有发展潜力，根本无法给女儿优渥的生活，更没法给老两口养老。她不顾女儿的真情和哀求，态度强硬地粗暴拆散了两人的恋情。当时的刘红玲悲痛欲绝，一度寻死觅活，却终究拗不过强势的母亲，只能被迫分手。 分手时，李伟峰满心不甘与委屈，看着妥协屈服的刘红玲，愤然留下一句气话：“你去找你的优质小白领吧，我们走着瞧，看将来谁混得更好！”彼时的刘红玲只当是恋人分手的赌气之言，从未放在心上，却没想到这句话日后一语成谶。被分手后的李伟峰心灰意冷，毅然辞去安稳的体制内工作，跟风创业、合伙开公司，彻底淡出了刘红玲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000年10月1日，在王敏琴的强势催促和一手操办下，相识不足半年的陈文宁和刘红玲仓促领证结婚。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充足的筹备，这段根基未稳的婚姻，匆匆拉开了序幕，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无尽隐患。 婚后不久，王敏琴便以“小两口单独租房开销大、帮年轻人省钱攒钱”为借口，主动提议让陈文宁退掉在朝阳区租住的公寓，搬入刘家海淀的三室一厅回迁房同住。 彼时的北京交通远不如如今便捷发达，陈文宁的工作地在国贸cbd，住处远在海淀，两地相距数十公里。没有地铁直达，只能全程换乘公交，早晚高峰拥堵不堪，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每天往返通勤就要耗费三个多小时。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耗费着陈文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即便如此，淳朴孝顺的陈文宁没有丝毫怨言。他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在他心里，结婚之后，岳父岳母就是自己的亲人，刘家就是自己在北京唯一的家。他满心以为，自己真心相待、踏实付出，就能换来一家人的和睦相处、安稳度日。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只是王敏琴掌控他的第一步。入住没多久，王敏琴便借着“传统家风”的说教，给陈文宁灌输婚恋观念：“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藏钱的匣子，男主外女主内是老祖宗的规矩。男人在外挣钱，交给家里女人保管，不乱花销、踏实攒钱，日子才能越过越稳。” 在岳母一遍遍的念叨、洗脑和道德绑架下，老实的陈文宁选择了妥协。他秉持着好好过日子的心态，将自己每个月八千多的工资，悉数交给妻子刘红玲保管。他以为是夫妻之间的信任相守，却不知道，刘红玲从未私自留存一分钱，所有的收入全部转入了母亲王敏琴的私人存折，陈文宁的所有收入，从婚后开始，就彻底被岳母牢牢掌控。 过了一段时间，察觉到异常的陈文宁偶然得知了真相，心里瞬间堵满了委屈和不适。他找到妻子耐心沟通，语气平和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按月给爸妈交生活费、赡养费，尽到孝心就够了，没必要把所有收入都统一存到妈那里，时间久了容易滋生矛盾，也不方便我们自己过日子。” 性格单纯的刘红玲觉得丈夫说得有理，便如实把陈文宁的想法转告给了母亲。谁知王敏琴听完后，当即摆出长辈的姿态，用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和你爸年纪都大了，辛辛苦苦一辈子，将来家里所有的财产、房子，不都是留给你们小两口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我帮你们存钱，是怕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胡乱挥霍，是帮你们攒家底、过日子！” 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看似处处为小辈着想，实则强势拿捏着家里的经济大权。碍于长辈情面，也为了家庭和睦，陈文宁不好再反驳争辩，只能默默隐忍，咽下了心里的憋屈。 可经济被彻底掌控的弊端，很快就彻底暴露出来。陈文宁身处cbd核心商圈，身边同事、合作客户皆是行业精英，日常工作难免有商务应酬、同事聚餐、人情往来。这片商圈消费水平极高，随便一次简单的聚餐、请客，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 但此时的陈文宁，手里几乎没有余钱。王敏琴只给他少量零花钱，微薄的零用钱正常度日尚且拮据，只要有一次人情应酬，兜里立马空空如也，常常陷入身无分文的窘迫境地。 细微的开销变化，很快被心思细腻的王敏琴察觉。她非但没有体谅年轻人职场的人情难处，反而多次私下叮嘱刘红玲：“陈文宁天天在外没事就请客吃饭、乱花钱，都是些不相干的无用社交，你好好管管他的开销，不能让他这么肆意挥霍！” 在母亲的授意下，刘红玲开始严格管控陈文宁的日常开销。那个年代日常消费全靠现金，刘红玲每天都会翻看陈文宁的钱包，钱多了就全部拿走，钱少了就补齐，始终将他身上的现金固定维持在五百元左右，死死限制他的花销。 起初，单纯的陈文宁还误以为是妻子贴心，怕自己没钱花、在外难堪。久而久之，他彻底看清了真相：这不是关心，而是赤裸裸的金钱控制，是岳母联手妻子，全方位拿捏自己的生活。 察觉到被管控的陈文宁，开始私下找妻子索要零花钱，想要多留一点余钱应对职场人情。可每次开口，换来的都是妻子的埋怨和指责。不仅如此，刘红玲还在母亲的指示下，直接将他的零花钱标准从五百元降到两百元，彻底掐断了他的自主开销空间。 那一刻，陈文宁心里积攒了满满的怨气和屈辱。可寄人篱下、身居屋檐之下，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底气。房子是岳父母的，户口是北京的，自己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为了婚姻安稳、家庭和睦，他只能一次次选择隐忍退让。 新婚的甜蜜褪去之后，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彻底暴露了这段婚姻的所有问题，也撕开了这个家庭虚伪的和睦表象。陈文宁真切体会到了上门女婿的卑微与艰难。岳母王敏琴控制欲极强，家里大小事务事事插手、处处管控，为人精明算计，凡事只为自家考量，半点不肯吃亏；妻子刘红玲毫无主见、极度依赖父母，在丈夫和母亲之间，永远无条件偏向自己的母亲，从未站在丈夫的角度体谅过半分。 陈文宁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更是成了王敏琴日常数落、挑剔的借口。闲暇时坐姿随意、饭后偶尔久坐休息、日常穿衣随性，这些无伤大雅的小事，都会被王敏琴反复念叨指责：“你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级白领，挣着高薪，怎么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一点体面都没有，让人看了笑话！” 每一次指责，都让陈文宁心里窝火憋屈。他在职场兢兢业业、业绩优异，深受领导器重、同事敬重，是人人夸赞的优秀青年，可在岳母眼里，自己永远是一无是处、满身毛病的农村外人。满心委屈的他，为了家庭安宁，只能一次次压下心中的怒火，沉默隐忍。 夫妻之间日常的磕磕绊绊、小吵小闹，本是婚姻里最正常不过的小事。可在这个家里，只要陈文宁和刘红玲发生争执，王敏琴必定第一时间冲出来，无条件偏袒女儿，不分青红皂白指责陈文宁的不是。久而久之，陈文宁在这个家里彻底沦为了外人，处处低人一等、事事受制于人，压抑、委屈、不甘、屈辱的情绪不断堆积，一点点在他心底扎根、发酵，悄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2000年年底，刘红玲意外怀孕。得知消息的王敏琴欣喜不已，随即又以“保护胎儿、避免磕碰、安心养胎”为理由，强行让女儿搬到自己的房间同住，与陈文宁彻底分房居住。 突如其来的分房，让本就隔阂渐生的夫妻关系更加疏离。整整大半年的时间，两人没有正常的夫妻相处模式。陈文宁满心牵挂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想要亲近温存，却碍于岳母的存在，无处诉说、无处安放情绪，只能默默承受着孤独与冷落，心底的失落感和无力感愈发强烈。这段冰冷的婚姻，让他彻底感受不到半点温暖。 2001年9月，陈文宁和刘红玲的儿子顺利降生。孩子的到来，本应是家庭最幸福圆满的时刻，却成了家庭矛盾彻底爆发的导火索。 老来得外孙，王敏琴老两口欣喜若狂，尤其是王敏琴，始终抱着老旧的传宗接代思想，觉得刘家终于有了香火传承，底气更足。孩子刚出生，她就直接向陈文宁提出了强硬要求：“文宁，这孩子以后跟着我们刘家姓，就姓刘。” 这句话彻底触碰了陈文宁的底线。他当即正色反驳，语气里满是坚定：“我的儿子，跟我姓陈，天经地义，凭什么改姓刘？” 眼看陈文宁态度强硬，王敏琴开始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你这人就是太封建！孩子姓陈姓刘，不都是你们的亲生骨肉？有什么区别？干脆随我们刘家姓，省得以后外人说闲话。” 陈文宁又气又无奈，当场反问：“您说我封建，可非要抢着让孩子随您家姓，难道就不封建了？孩子随父姓是千年常理，凭什么到我这里就要破例？” 王敏琴被问得哑口无言，随即亮出了自己的终极理由，也是她多年以来的真实算计：“你就是我们刘家的上门女婿，入了我们家的门，就是我们刘家的人，你的孩子自然要随我们刘家姓！” 彼时的刘红玲尚在坐月子，身体虚弱，无力介入争执，也习惯性选择沉默站队母亲。陈文宁看着虚弱的妻子、刚出生的幼子，又看着蛮不讲理、强势霸道的岳母，深知此刻硬碰硬，只会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影响妻子休养、惊扰刚出生的孩子。 常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他，理智克制住了怒火。他没有继续当场争执，心里却悄悄定下了主意：必须尽快搬离岳父母家，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小家，只有脱离岳母的掌控，自己才能真正当家做主，守护妻儿、守住自己的底线。 自此之后，陈文宁一边认真工作、维持生计，一边悄悄四处看房，默默筹划着买房搬家的计划。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四处奔波看房的期间，岳母已经抢先一步，偷偷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直接给孩子取名刘凯旋，强行让孩子随了刘姓。 得知真相的陈文宁，心里五味杂陈，委屈、愤怒、窝囊、心酸交织在一起，几乎压垮了他。可为了不让远在老家的母亲伤心难过，他只能刻意隐瞒真相。每次和母亲通电话，他都笑着告诉老人，孙子取名陈凯旋，一切安好。 每一次挂断母亲的电话，坚强隐忍的陈文宁都会独自红了眼眶，默默泪流。他无数次在深夜反问自己，自己寒窗苦读十余年，拼死拼活从农村闯到北京，兢兢业业打拼事业，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守护家人，为何如今落得这般窝囊憋屈的境地？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无法拥有随自己姓氏的权利。 2002年春节，孩子刚满周岁，恰逢新春佳节，万家团圆。常年未能陪伴孙子的老母亲，日夜思念孙儿，陈文宁也满心期盼着能带孩子回老家，让母亲好好看看孙子，过一个团圆年。 可他刚向家里表露回老家过年的想法，就遭到了王敏琴的强硬拒绝。王敏琴言辞犀利、句句阻拦：“你根本不懂怎么照顾孩子！你们老家在农村，条件艰苦，冬天没有暖气，连干净的自来水都没有，天寒地冻、条件简陋，孩子年纪这么小，抵抗力差，万一冻感冒、生病了，谁能负责？你担得起这个后果吗？” 毫无主见的刘红玲，第一时间附和母亲的说法，连连劝说陈文宁放弃：“妈说得有道理，孩子太小经不起折腾，咱们今年就别回去了，安稳在北京过年就好。” 一家人的强势阻拦，彻底击碎了陈文宁的团圆心愿。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妥协。最终，他独自一人，带着几张孩子的照片，孤零零踏上了回老家的列车。 那个春节，成了陈文宁心里永远的痛。年迈的老母亲，每天晚上熄灯之后，都会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翼捧着孙子的照片，一遍遍温柔抚摸，反复端详，嘴里不停念叨着孙子的小名，满眼思念与疼爱。 看着母亲满心期盼、满心牵挂的模样，再想到自己无能窝囊，连妻儿都无法带回老家尽孝，陈文宁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满心愧疚与自责，深深觉得自己对不起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母亲。 临行返京前，思念孙子的老母亲，熬了好几个通宵，一针一线亲手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寒冬腊月，针线粗糙，老人的手指被钢针反复扎破，布满细小的伤口，却依旧坚持在虎头鞋的鞋面，精心绣上了一个端正的“陈”字，寄托着陈家祖辈的念想，盼着孙儿认祖归宗。 带着母亲沉甸甸的心意，陈文宁满心感动、满心欢喜地返回北京。他迫不及待地把虎头鞋穿在孩子脚上，想要拍下几张照片寄回老家，让母亲安心宽慰。可照片刚拍完，王敏琴就满脸不悦，立刻上前强行把孩子脚上的虎头鞋换了下来，随手收了起来。 起初陈文宁并未多想，只当是岳母嫌弃鞋子厚重。可自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孩子穿过这两双饱含母亲心血的虎头鞋。心生疑惑的他，专门向妻子询问缘由，刘红玲却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妈说现在早就没人穿这种老土的手工布鞋了，又笨重又不好看，早就送给别人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彻底点燃了陈文宁积压已久的怒火。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子，是老母亲熬夜操劳、十指带伤换来的心血，是老人对孙儿最深的疼爱与牵挂，更是陈家仅有的念想！他当场情绪失控，厉声质问妻子：“那是我妈熬了无数个通宵、手指扎破无数次做出来的！是老人的一片心意！你凭什么私自送人？你们怎么能这么糟践我妈的心血，这么不尊重我的家人？” 这场争执，让夫妻、翁婿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多年积攒的隔阂与怨气彻底摆上台面，彼此的嫌隙越来越深，再也无法挽回。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委屈与屈辱，也在悄悄推着陈文宁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 2002年3月，隐忍许久的陈文宁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源，在北京北五环敲定了一套120多平的大三居期房，户型宽敞、采光充足，足够一家三口安稳居住，是他梦寐以求的小家。 他第一时间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刘红玲，刘红玲没有反对，默认了丈夫的决定。当晚，刘红玲便将买房的事情告知了母亲王敏琴。让人意外的是，王敏琴得知后，态度格外温和，还主动提出赞助五万元作为购房首付，甚至主动宽慰小辈：“文宁之前在孩子姓氏的事情上让了步，看得出来他心里是向着咱们家的，我自然要帮衬你们一把，让你们好好过日子。” 听闻此话，压抑许久的陈文宁心里生出一丝久违的感动。他一度以为，岳母终于放下偏见、接纳了自己，一家人的关系或许能慢慢缓和改善。可他终究还是低估了王敏琴的算计与私心。 到了办理购房手续、签订购房合同的当天，原本无需到场的王敏琴，执意要跟着小两口一同前往售楼处。陈文宁心里瞬间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隐隐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果不其然，在签字的关键环节，王敏琴当场提出强硬要求，必须将自己的名字登记为房屋产权人。 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让陈文宁瞬间怒火中烧。他当场据理力争：“这套房子的首付大半都是我出的，后续几十年的房贷，也全部由我个人工资偿还，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承担开销，产权人理应是我和红玲，凭什么写您的名字？” 双方当场在售楼处争执不休、僵持不下。眼看陈文宁态度坚决、绝不松口，王敏琴又退而求其次，步步紧逼：“不写我的名字也行，房子产权必须只登记红玲一个人的名字。” 陈文宁短暂思索后，选择了妥协退让。他心里清楚，自己和刘红玲是合法夫妻，这套房子是婚后共同购置的财产，无论登记在夫妻哪一方名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岳母无权私自处置掌控。他想着只要能顺利买房、早日搬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些许退让无关紧要，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彼时房子为期房，交房时间在一年之后。这一年的等待期，对陈文宁而言，无比漫长煎熬。他日复一日忍受着压抑的家庭氛围，默默期盼着早日交房、早日搬家，彻底摆脱岳母的掌控。 就在交房前夕，一次日常的家庭琐事，彻底引爆了所有积压的矛盾，成为了悲剧的直接导火索。那天，刘红玲让陈文宁给年幼的儿子洗澡。陈文宁心中积压的怨气无处发泄，看着冠着刘姓的儿子，一时情绪上头，带着满心的委屈与赌气，先将孩子脱光放进盛满冷水的浴盆，之后才缓缓倒入热水。 稚嫩孩童的皮肤娇嫩脆弱，冷热交替之下，皮肤瞬间泛红，孩子瞬间被刺激得哇哇大哭。刘红玲见状，立刻心疼地将孩子抱出浴盆，满眼愤怒地质问陈文宁：“你怎么当爸爸的？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知道心疼！” 积压多年的憋屈、愤怒、不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陈文宁脱口而出一句气话，字字带着刺骨的寒意：“他不姓陈，姓刘，他不是我的儿子！除非他改回陈姓，我才认他！” 这句话瞬间击溃了刘红玲，她被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转身冲进了父母的房间哭诉告状。 没过多久，怒气冲冲的王敏琴快步冲了出来，指着陈文宁的鼻子厉声斥责。而最让陈文宁刻骨铭心、无法忍受的羞辱，也在这一刻如期而至：“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一个从农村来的乡巴佬，一无所有住进我们家，白吃白喝，现在还敢撒野放肆！” “乡巴佬”这三个字，是陈文宁这辈子最忌讳、最刺痛人心的侮辱。他寒窗苦读、奋力打拼，拼命摆脱原生贫困，凭自己的能力立足北京、高薪立业，可在岳母眼里，他永远是低人一等的农村外人。瞬间的极致羞辱，让陈文宁大脑充血、怒火攻心，当即和王敏琴激烈争吵起来。 争执混乱之间，王敏琴情绪失控，扬手狠狠扇了陈文宁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记耳光，彻底打碎了陈文宁最后的隐忍和底线。屈辱至极的他，下意识伸手一把将王敏琴推了出去。 这一推，彻底点燃了全家的怒火。王敏琴顺势瘫坐在地上，开启撒泼哭闹模式，哭喊着被女婿殴打、受了天大的委屈。原本冷眼旁观的岳父刘方永，见状立刻冲上前，对着陈文宁劈头盖脸一顿拳打脚踢，毫不留情。 而本该站在中立调解、维护丈夫的妻子刘红玲，全程冷眼旁观，不仅没有半句劝阻，反而递给母亲拖把，任由母亲拿着拖把追打自己的丈夫。混乱之中，拖把的硬物狠狠砸在陈文宁的额头，瞬间破开一道伤口，鲜血顺着额头不断流淌，模糊了他的视线。 亲人背离、全家围殴、当众受辱，那一刻的陈文宁，彻底心寒绝望。他看着眼前冷漠的妻儿、蛮横的岳父母，心里最后一丝温情彻底消散。他不再争执、不再辩解，独自捂着流血的额头，打车前往医院包扎伤口。 事后刘红玲假意提出陪同就医，早已心死的陈文宁，冷冷拒绝：“你妈动手打我的时候，你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现在又何必假惺惺关心我？”听闻此话，刘红玲非但没有愧疚，反而赌气转身，扭头回了娘家。 这场闹剧，彻底击碎了陈文宁对这段婚姻的所有幻想。他满心想要离婚解脱，可看着尚且年幼、懵懂无知的儿子，终究心软犹豫，狠不下心彻底斩断这段关系。心灰意冷的他，独自返回河北老家，躲在家里平复情绪，逃避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 在老家休养数日后，在刘红玲的主动催促下，陈文宁无奈返回北京。回到刘家的第一件事，他就当着岳父母的面，给了妻子两个最终选择：“要么，我们直接离婚，彻底解脱；要么，我们立刻分家，搬出去单独生活，不再和老人同住。” 在陈文宁的坚决态度下，刘红玲最终妥协，同意搬离父母家。彼时新房刚好顺利交房，可刘红玲依旧选择留在娘家，让父母帮忙照顾孩子，所谓的分家，最终变成了陈文宁独自一人搬入空荡荡、尚未装修的新房，妻儿依旧留在岳母的掌控之中。 往后的日子里，陈文宁独自住在毛坯新房里，每周偶尔回娘家看望妻儿，不再主动和岳父母沟通交流，彻底切断了多余的往来。此时的他，心中对王敏琴的怨恨已然根深蒂固，满心都是摆脱困境、独立养家的执念。 2005年10月，为了彻底安顿下来，早日把妻儿接回自己的小家，陈文宁掏空了自己所有的私房积蓄，又四处奔波求助老乡、朋友，东拼西凑借了十万块钱，终于把毛坯新房彻底装修完毕，干净整洁、宽敞明亮的小家终于成型。他满心期盼着，装修结束后，就能接回妻儿，一家三口过上独立安稳的生活，彻底摆脱无休止的家庭矛盾。 就在一切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老家传来了坏消息：年迈的母亲身体突发不适，持续腹痛、身体乏力，在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立刻前往北京大医院做深度检查治疗，疑似重病。 听闻母亲病重，陈文宁心急如焚、忧心忡忡。他当即决定，立刻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病，顺便让母亲住进新家，好好休养，看看自己打拼多年换来的安稳小家。 他第一时间把母亲生病、需要用钱治病的消息告诉刘红玲，希望能从家里的共同积蓄中拿出一部分，为母亲治病应急。可让他彻底心寒的是，面对救命大事，刘红玲态度冷漠、言辞绝情，只冷冷抛出一句：“你妈生病，跟我没关系，我没钱。” 要知道，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是陈文宁多年来拼死拼活、日夜操劳挣来的血汗钱，他省吃俭用、倾尽所有上交养家，到头来自己母亲重病，想要拿钱救命，却被妻子无情拒绝。这一刻，陈文宁彻底心冷如冰，对这段婚姻、对刘家最后一丝念想，彻底破灭。 即便满心寒心，孝顺的陈文宁依旧没有耽误母亲的病情。他如期把母亲接到北京，为了顾及家庭颜面，也为了不让母亲受委屈，当晚主动宴请岳父母一家，在饭店摆饭相聚。 久未见孙儿的老母亲，见到孩子的瞬间，满眼慈爱、激动不已，迫不及待想要伸手抱抱亲孙子，慰藉多年的思念。可就在老人伸手的瞬间，刘红玲刻意侧身躲闪，牢牢抱着孩子，不让老人触碰。 老人的手僵在半空，满脸的期待瞬间落空，浑浊的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满心的欢喜与期盼，瞬间变成难堪与失落。坐在一旁的陈文宁见状，又气又疼，当场质问妻子：“让我妈抱抱自己的亲孙子，有什么不行的？” 没等刘红玲开口，一旁的王敏琴立刻阴阳怪气地开口阻拦：“孩子认生，老人家突然伸手，再把孩子吓着、吓到哭闹，多不合适。” 岳母的刻意刁难、妻子的冷漠无情、母亲的委屈落寞，三重刺激让陈文宁怒火冲天，几乎当场失控。年迈的母亲见状，连忙伸手死死拉住他，含泪劝慰：“没事没事，妈看看就好，别发脾气，别吓着孩子。” 看着母亲隐忍委屈、事事为自己迁就的模样，陈文宁满心愧疚、心酸不已。那一顿饭局，他全程压抑着怒火，默默喝了很多酒，满心的憋屈、不甘、委屈无处宣泄。 饭后，岳父母带着孩子返回娘家，陈文宁带着母亲和妻子回到空荡荡的新家。借着酒劲，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失控，他和刘红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年迈的母亲看着儿子儿媳因为自己争吵不休，满心自责、愧疚不已，默默觉得是自己的到来，给儿子添了麻烦、扰乱了小辈的生活。深夜时分，满心落寞、自责不已的老人，不愿再拖累儿子，独自悄悄离开了新房。 第二天清晨，酒醒后的陈文宁发现母亲不见踪影，瞬间慌了神。他满心焦急，猜测母亲一定是伤心过度，独自坐车回老家了。他疯了一样赶往北京站，在发车之前，终于在候车大厅找到了正在排队检票的老母亲。 后来他才得知，年过半百的老母亲，深夜独自走出陌生的北五环小区，不认路、不会坐车，怀着满心的心酸与自责，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北京城走了大半夜，一路边走边问，硬生生从北五环徒步走到了北京站，数十公里的路途，耗尽了老人所有的心力。 看着母亲疲惫苍老、布满风霜的脸庞，看着母亲泛红的眼眶，常年隐忍、坚强不屈的陈文宁，再也忍不住，当场崩溃大哭。母子二人在熙熙攘攘的车站，相拥而泣，满心的委屈、心酸、无奈，尽数化作泪水。 后续的详细检查结果出来，确诊老母亲患上了子宫癌，必须立刻安排手术治疗，否则病情会持续恶化，危及生命。而手术前期，需要先缴纳三万元的住院押金。 彼时的陈文宁，刚刚装修完房子、欠下一堆外债，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积蓄。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再次低头，反复恳求妻子拿出积蓄应急，救治母亲。在他再三哀求下，刘红玲最终只冷冰冰拿出一万元，便再也不肯多掏一分。 彻底看透刘家凉薄本性的陈文宁，不再奢求妻子的帮扶，转身四处奔走，向同事、朋友借钱，东拼西凑补齐了剩余的两万块手术费，终于顺利给母亲安排了手术，保住了母亲的性命。 术后休养期间，母亲看着儿子在北京受尽委屈、隐忍卑微、处处受制于人，过得如此煎熬痛苦，实在不忍心再留在北京拖累儿子。身体稍有好转，便执意收拾行李，独自返回河北老家休养，不愿再给儿子增添一丝负担。 母亲患病、受辱返乡这件事，彻底斩断了陈文宁对岳父母一家的所有温情和包容。多年积压的怨恨、委屈、屈辱，彻底沉淀为刻骨的恨意。长期的压抑折磨，也彻底改变了陈文宁的性格，曾经温和谦逊、踏实稳重的青年，变得暴躁易怒、情绪极端。 满心怨气无处宣泄的他，开始将所有的委屈和愤怒，转嫁到了妻子刘红玲身上。婚后的矛盾愈发频繁，稍有不顺心，便会恶语相向、激烈争执，偶尔情绪失控也会发生肢体冲突。而每一次夫妻争执，刘红玲都会第一时间告知母亲，王敏琴必定会上门大吵大闹、偏袒女儿、指责陈文宁，让本就破裂的家庭关系，彻底陷入死循环，再也无法修复。 看着小两口日日争吵、矛盾不断、毫无和睦可言，王敏琴也彻底动了拆散两人的心思，开始盘算着让女儿和陈文宁离婚，重新给女儿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2005年底，一个偶然的契机，王敏琴在街上偶遇了刘红玲的前男友李伟峰。彼时的李伟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月薪不足两千的普通办事员。几年的创业打拼，让他彻底逆袭蜕变，事业风生水起、身家不菲，开着豪车、坐拥城郊别墅，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老总、成功人士。 交谈中王敏琴得知，李伟峰当年和刘红玲分手后，也曾仓促结婚，可婚姻仅维持三年便宣告离婚，至今单身，心里依旧对刘红玲念念不忘、旧情难忘。临走时，李伟峰特意留下自己的名片，嘱托王敏琴转交给刘红玲，希望能和她重新联系。 看着眼前风光无限、事业有成的李伟峰，再对比当下矛盾不断、负债在身的陈文宁，王敏琴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她无比懊悔当年自己眼光短浅、棒打鸳鸯，亲手拆散了女儿的大好姻缘，错过了如今飞黄腾达的李伟峰。 心态彻底失衡的王敏琴，当天就把名片交给了女儿，不停催促刘红玲主动联系李伟峰，重拾旧情。在母亲的撺掇和洗脑下，本就对婚姻失望透顶的刘红玲，很快和李伟峰重新取得联系。 重逢后的李伟峰，对刘红玲极尽温柔体贴、出手阔绰大方，频繁带她出入高端豪华酒店、休闲场所，还特意在自己的公司为她安排了轻松高薪、体面清闲的优质岗位。昔日的遗憾、如今的温柔优待、光鲜生活，让刘红玲彻底沦陷。两人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旧情复燃、暧昧不清，彻底背叛了当下的婚姻。 2006年7月25日，悲剧发生的前夕，陈文宁下班回家，推门进屋的瞬间，刚好看到刘红玲坐在电脑前，痴痴盯着电脑里的照片出神。照片里，李伟峰紧紧搂着刘红玲，举止亲密、姿态暧昧。 亲眼目睹妻子出轨的证据，多年的屈辱、背叛、压抑瞬间爆发。愤怒至极的陈文宁，当场甩了刘红玲一记耳光。做贼心虚的刘红玲，不敢和丈夫对峙，当即收拾东西，带着孩子转身逃回娘家，彻底躲在母亲身后，拒绝沟通。 女儿受了“委屈”，王敏琴当即火上浇油，强势怂恿女儿离婚。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2006年8月，刘红玲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坚决要求和陈文宁解除婚姻关系。 此时的陈文宁，早已对这段满目疮痍、毫无温情的婚姻彻底绝望。离婚，对他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同意离婚，只希望能顺利分割财产，拿回自己辛苦打拼的房产和积蓄，干干净净脱身，好好赡养母亲、抚养孩子。 2006年8月6日，陈文宁专程前往岳父母家，心平气和想要和妻子、岳母协商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事宜，却被刘红玲和王敏琴无情拒绝，连沟通的机会都不给。 8月7日，不死心的陈文宁再次上门协商，依旧遭到母女二人的强硬拒绝，态度冷漠、言辞决绝，丝毫没有协商的余地。 两次三番的协商碰壁、无情驱赶，彻底击碎了陈文宁最后的理智。他清楚，岳母一家是铁了心要霸占自己全款出资、独自还贷的房产，让自己净身出户、一无所有，彻底剥夺他多年的心血。 2006年8月8日清晨，恰逢寓意吉利的日子，陈文宁下定决心，做最后一次摊牌。他在心里默默定下底线：如果对方愿意公平分割财产、归还属于自己的一切，便好聚好散、和平离婚；如果对方依旧强势霸占、步步紧逼，自己便和她们同归于尽，了结这无尽的痛苦。 出门前，被绝望彻底裹挟的陈文宁，在腰间暗藏了一把蒙古刀，又随身携带了一把菜刀，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第三次前往岳父母家。 抵达岳母家时，岳父刚好带着孩子出门游玩，家中只有王敏琴和刘红玲母女二人，给这场悲剧的爆发，留下了无人阻拦的空档。 陈文宁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却带着最后的强硬：“把房子的房产证名字改成我的，我立刻签字离婚，从此两不相欠。” 这个最后的要求，依旧被刘红玲直接拒绝。一旁的王敏琴更是嚣张跋扈、出言嘲讽，指着他的鼻子厉声呵斥：“想把房子抢到你手里？你别做梦了！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一无所有，赶紧给我滚出去！” 随后，王敏琴再次说出了刺痛陈文宁一生的侮辱性话语：“你这个乡巴佬，狼心狗肺，我们刘家白养你这么多年！” 一句句侮辱、一次次霸占、一桩桩委屈，瞬间涌上陈文宁的脑海。寒窗苦读的艰辛、养家糊口的付出、寄人篱下的屈辱、母亲受辱的心酸、孩子改姓的无奈、妻子背叛的痛苦、多年隐忍的煎熬……所有的过往、所有的怨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常年隐忍的陈文宁，彻底被逼入绝境，丧失了所有理智。他看着眼前冷漠刻薄的母女，心中只剩无尽的恨意。他一把上前搂住刘红玲的脖颈，右手抽出腰间的蒙古刀，架在妻子的脖子上。情绪失控之下，刀刃划破肌肤，鲜血瞬间从刘红玲的脖颈涌出。 突如其来的血腥场面，吓得王敏琴当场失声尖叫：“杀人了！快来救人啊！” 岳母的尖叫，彻底点燃了陈文宁心中积压多年的最深恨意。在这段扭曲的婚姻里，真正毁掉他人生、践踏他尊严、压榨他付出、羞辱他家人的，从来都不是懦弱的妻子，而是步步紧逼、自私算计的岳母王敏琴。 他猛地松开妻子，转身冲向惊慌失措的王敏琴，一刀狠狠刺入她的胸口，随后抽出随身携带的菜刀，情绪失控地疯狂挥砍。短短数秒，54岁的王敏琴倒在血泊之中，当场失去生命体征。 杀红了眼的陈文宁，转头看向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妻子，多年的婚姻隔阂、背叛伤害涌上心头，再次挥刀相向，宣泄着所有的痛苦与愤怒。 极致的宣泄过后，陈文宁终于恢复一丝清醒，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没有逃离现场，而是平静转身，独自前往附近的派出所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取证，经鉴定，王敏琴因多处刀伤、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严重损伤，当场死亡；刘红玲身受重伤，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侥幸保住性命，落下终身伤痛。 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陈文宁在旁听席上，看到了年迈憔悴的母亲和满心悲痛的三个姐姐，家人的泪水与无助，让他满心愧疚。 法院经审理查明全部事实，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陈文宁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极其严重。鉴于被告人陈文宁作案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具有法定自首情节，且本案系家庭婚姻纠纷引发，并非蓄意恶性犯罪，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326章 多次轻生、周旋两妻，一场跳轨闹剧终结演艺人生 2008年的北京，冬意凛冽，一月的寒风裹挟着北方特有的干冷，席卷着整座繁华都城。彼时的北京地铁尚未如今日这般四通八达、人流规整，十三号线作为连接市区与昌平近郊的重要轨道交通线，每日承载着无数北漂打工人、普通市民的通勤往来，龙泽站更是人流密集、烟火与喧嚣交织的普通站点。 1月12日下午四点半，夕阳西垂垂落，给冰冷的地铁站台镀上一层浅淡的余晖，刺骨的冷风穿过站台的护栏缝隙，吹得等候列车的行人纷纷裹紧衣物、缩着脖颈赶路。站台上人声嘈杂，脚步声、交谈声、列车预告广播声交织在一起，没人预料到，短短数分钟后，一场堪比影视惊悚大片的惊险一幕，会在这处寻常通勤站台骤然上演，成为无数目击者多年难忘的惊魂记忆。 此刻，北京地铁十三号线一列开往西直门方向的列车，正按照既定轨道高速驶来。轨道摩擦的轰鸣、尖锐的鸣笛声由远及近，震得站台地面微微震颤，所有候车乘客都下意识看向列车驶来的方向，习惯性地向后退至安全黄线以外，遵守着乘车的安全规范。 就在列车全速进站、距离站台仅剩数米的危急瞬间，两道相拥的身影突然冲破人群，义无反顾地纵身跃下站台，重重摔落在冰冷的铁轨之上。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击碎了站台的喧嚣，所有目击者瞬间僵在原地，喧闹的站台刹那间死寂一片，只剩下列车越来越近的轰鸣声响彻耳畔。 铁轨上的一男一女紧紧相拥，动弹不得，直面着疾驰而来的列车。生死一线之间，列车驾驶员反应极为迅速，当即拉下紧急制动装置，刺耳尖锐的刹车声骤然炸响，金属摩擦的剧烈声响刺耳难耐，伴随着浓烈的机械摩擦味弥漫开来。全车的制动系统全力启动，巨大的惯性让列车依旧向前滑行数米。 站台上的乘客们瞬间陷入极致的恐慌，有人下意识捂住双眼，不敢直视即将发生的惨烈惨剧，有人屏住呼吸，浑身僵硬，心脏骤然悬至嗓子眼，所有人都以为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即将降临。 万幸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列车在距离铁轨上两人仅有一米的极限距离处，稳稳戛然停住。一米的距离，是生与死的界限，短短一米，隔绝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也让在场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 惊魂未定的氛围笼罩着整个站台，几秒的死寂过后，人群爆发出压抑的惊呼与议论声。众人目光聚焦在铁轨上，只见那名年轻男子率先从巨大的冲击与恐惧中回过神，迅速起身，手脚并用地攀爬翻上站台，随后不顾身后的女子，头也不回地朝着出站口方向狂奔逃窜。 男子奔跑的速度极快，神色慌乱、步履仓促，可站台周边早已接到预警、驻守执勤的警务人员反应迅速，立刻上前合围封堵，短短数十秒，这名男子便被数名警察团团围住，彻底失去逃窜的可能，当场被控制。 而与他一同跳下站台的年轻女子，始终瘫坐在冰冷的铁轨上，久久无法回神。极致的恐惧、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眼神空洞茫然，愣了许久之后，才终于宣泄出心中所有的惊惧与委屈，趴在铁轨上放声大哭，崩溃的哭声在空旷的站台里格外凄厉，让围观者无不心生唏嘘。 这场轰动一时的地铁跳轨事件，在当天迅速传开，引发全城热议。随着警方介入调查、案件逐步侦办，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浮出水面，让所有人倍感意外。这名当众抱着前妻跳轨、引发惊魂一幕的男青年，并非普通路人，而是一位荧幕面孔颇为熟悉的青年演员——许君本。 彼时的许君本，早已凭借经典影视剧出圈，曾参演国民爆款剧《还珠格格》，亦曾担任《玄奘西行》的核心主演，正值事业稳步上升、前景可期的阶段。没人能想到，荧幕上沉稳英气、演绎过无数正向角色的演员，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如此极端偏执的举动。更让人唏嘘的是，他拼死相拥跳下铁轨的女子，并非恋人，而是与他纠葛多年、爱恨纠缠的前妻李玉玲。 事业蒸蒸日上、手握经典影视代表作，本该稳步前行、安稳立足演艺圈的青年演员，为何会在繁华都市的通勤站台，当着数百路人的面，抱着前妻纵身跃向疾驰的列车？这场荒诞又惊险的闹剧背后，藏着许君本坎坷曲折的底层出身、偏执极端的性格底色，更藏着他多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与金钱纷争。 熟悉许君本的人都知道，他的人生从来算不上顺遂。他的感情世界混乱复杂，数段情爱纠葛交织，多名女性牵扯其中，让他深陷情感泥潭无法脱身；同时，他与前妻李玉玲之间，多年来情感矛盾、经济纠纷层层叠加，纠缠不休、愈演愈烈。而追溯根源，许君本极端偏执的性格，早已注定了他人生的悲剧底色。 从偏远乡村的贫苦少年，到闯荡京城的演艺圈从业者，底层摸爬滚打的艰难岁月，磨砺出了他坚韧不服输的毅力，助他在竞争残酷的演艺圈站稳脚跟、闯出一番天地；但同时，常年的自卑、压抑与不甘，也滋生出他极端偏执的性格缺陷。面对生活的压力、情感的矛盾、人生的困境，他从未学会理智化解，反而一次次以自残、轻生的极端方式逃避现实、对抗困境。 偏执，是许君本人生的双刃剑。这份执拗与不甘，让他在无人看好的底层逆境中逆势突围，在影视行业站稳脚跟，收获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事业成就；可也正是这份极致的偏执，让他永远无法与生活和解，无法平衡情感与现实，最终让人生步步失控、处处碰壁，亲手毁掉了自己打拼多年的前程。直至身陷囹圄，他依旧迷茫困惑，始终看不透自己多面纠结的人生，也没能从这场荒唐的风波中，读懂人生真正的取舍与分寸。 1975年11月，许君本出生在山东省夏津县双庙乡的一个普通农家，这片黄河滩边的平凡土地，承载了他清贫窘迫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家中兄妹四人，他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那个物资匮乏、靠农耕为生的年代，一家人靠着几亩薄田度日，生活拮据清贫。 他的两个哥哥守着故土，一辈子扎根乡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重复着祖辈平凡的农耕生活；唯有姐姐跳出了乡村的桎梏，凭借自身努力走出县城，进入省级报社工作，任职德州发行站站长，成为家里最有出息、最体面的人。相比之下，年少的许君本，前路一片迷茫，看不到半点光亮。 家境的清贫、生活的窘迫，让许君本早早懂事，也早早滋生出强烈的不甘。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乡村、庸碌无为，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受人轻视。1990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许君本，彻底放弃了学业。彼时的他，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尚未成年，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背景，看着家中清贫的现状，看着旁人光鲜的生活，他毅然告别校园，跟着同乡的村民，远赴济南的建筑工地打工，早早踏入了社会的熔炉。 十五六岁，本该是坐在教室读书求学、无忧无虑的年纪，可许君本却一头扎进了最辛苦、最繁重的建筑工地。工地上全是成年壮汉，每日扛水泥、搬砖块、搭脚手架，高强度的体力劳作，是成年人都难以长期承受的重担，更何况是身形单薄、尚未长开的少年。 作为工地上年龄最小的泥瓦工，许君本没有任何依仗，只能默默吃苦、埋头干活。在这个纯粹靠力气谋生的底层圈子里，弱肉强食是默认的规则，年纪最小、身形最弱、不善言辞的他，自然而然成了一众民工闲聊打趣、肆意欺负的对象。日常的调侃、戏谑是常态，偶尔还会遭遇不公的排挤与刁难。 年少的许君本心中满是憋屈与愤怒，无数次心生不甘，可他深知自己无依无靠、孤身在外，没有反抗的资本，只能将所有委屈、愤怒全部压在心底，默默忍气吞声、咬牙坚持。无数个疲惫的深夜，结束了一天繁重劳作的他，躺在简陋的工棚里，心中只有一个无比坚定的执念：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彻底摆脱底层的窘迫，让所有轻视他、欺负他的人，亲眼见证自己的逆袭。这份执念，成了他年少岁月里唯一的光，支撑着他熬过最灰暗的底层时光。 1992年，在外漂泊打工两年的许君本，结束了济南工地的劳作，回到了夏津县老家。彼时17岁的他，身形已然挺拔，褪去了少年的稚嫩，多了几分坚韧与沉稳。回乡后，他应聘成为一名乡镇保安，终于告别了繁重危险的工地劳作，拥有了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 任职保安期间，质朴善良、一身正气的许君本，曾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成功搭救了一名落水儿童，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他的英勇事迹被当地政府知晓后，予以公开表彰，地方媒体也纷纷报道宣传，大力弘扬他的见义勇为精神，一时间，许君本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正面典型。 这份荣誉是对他品性的认可，却没能改变他窘迫的人生境遇。没有稳定的前程、没有可观的收入、没有翻身的出路，短暂的荣誉过后，他依旧是平凡普通、前途渺茫的基层保安，生活依旧原地踏步。不甘平庸的他，不愿被困在小乡镇耗尽一生，于是再次选择远行，奔赴未知的远方寻找出路。 1994年，许君本辗转奔赴天津，入职当地一家宾馆，再次成为一名保安。五年的异乡漂泊、底层磨砺，彻底重塑了这个黄河滩走出的少年。曾经瘦弱青涩的孩童，已然长成身姿挺拔、英气俊朗的青年，眉眼间藏着不服输的韧劲，气质早已褪去乡村的质朴懵懂。 可刻在心底的出人头地的执念，从未有过半分消减。在天津做保安的日子，看似安稳，实则依旧卑微。每日站岗执勤、迎来送往，工作枯燥乏味，薪资微薄低廉，依旧摆脱不了被人轻视的处境。他清晰地意识到，仅凭体力谋生、给人打工站岗，永远只能停留在底层，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为了谋求一技之长，为了跳出底层困境，不甘平庸的许君本，在空余时间找到了新的追求——痴迷京剧武行。只要结束工作、有空闲时间，他便会专程赶往天津市第三京剧团，静静观摩剧团演员练功习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日复一日的观摩、常年的坚守，让他渐渐结识了剧团里几位习武的武生演员。性情踏实、真诚谦逊的他，很快与几人结为好友。在几位好友的指点与传授下，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许君本，从零开始，慢慢掌握了基础的武打招式、身段功底，也摸清了京剧武行的基本门道。机缘巧合之下，他得知这几位武生演员，同时也是影视剧组的武打替身，常年往返各大影视基地拍戏。 1995年初，几位好友接到了北京某武打剧组的拍戏邀约，需要前往剧组担任替身演员。临行之前，几人看着执着好学、心怀梦想的许君本，随口询问他是否愿意一同前往北京闯荡。 北京，是无数追梦人的圣地，是影视行业的核心腹地，更是许君本梦寐以求的远方。得知能去往京城、踏入影视行业、参演影视剧，哪怕只是底层配角、幕后替身，许君本也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一口应允。就这样，他告别了天津安稳却平庸的保安工作，跟着几位替身演员奔赴北京，正式踏入鱼龙混杂、机遇与坎坷并存的影视江湖，开启了自己的北漂演艺之路。 彼时的许君本，仅有初中学历，没有专业演艺功底、没有行业资源、没有人脉背景，孤身闯入竞争最为残酷的演艺圈，追逐一个虚无缥缈、毫无把握的演员梦想，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而他人生最初的逆袭与成功，恰恰源于这份孤注一掷的执着与永不言弃的坚守。 初到北京的日子，是许君本人生中最艰难、最落魄的时光。初入演艺圈的他，只是最底层的群众演员，无戏可拍、无资源可拿是常态。他和同行的几位追梦人，挤在一处由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里，常年不见阳光、环境阴暗潮湿，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床铺简陋拥挤，住宿条件极为艰苦。 可即便身处这般窘迫的境遇，只要能接到拍戏的机会，哪怕是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一个正脸的路人甲、背景板，许君本都会满心欢喜、全力以赴。这份来之不易的拍戏机会，是他支撑自己熬过困境的全部希望。 底层群演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与机遇并存，收入更是极其不稳定。运气好、戏约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几千元的收入，在当年已然不算微薄；可一旦陷入戏荒，连续数月无戏可拍，便会分文未入，只能坐吃山空，艰难糊口。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学历低微、毫无背景的北漂演员，许君本的追梦之路，注定铺满荆棘与坎坷。无人依靠、无人指引，独自一人在偌大的京城闯荡，孤独、迷茫、无助时常裹挟着他。可即便历经无数心酸，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从未动摇过追梦的初心。 为了抓住每一个渺茫的机会，他每日早早蹲守在北影厂门口，和无数群演一起等候剧组挑选，日复一日、风雨无阻。闲暇之余，他奔波于各个剧组之间，主动拜访副导演、投递资料、自荐拍戏，不放过任何一个出镜的可能。 彼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只要不违背本心、不伤人格尊严，无论前路多苦多累、多难多险，哪怕前路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他都愿意咬牙闯过去。数年时间里，他混迹于各类大小草台班子，奔波于各个剧组之间，尝遍了行业底层的所有辛酸。 他曾熬夜拍戏、淋寒受冻，也曾遭遇剧组拖欠片酬、辛苦劳作却一无所获，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行业乱象，他尽数体验。无数个难熬的时刻，他都靠着一句自我勉励撑下去：挺住，只要挺住，就是胜利。这份极致的坚韧，让他在无数同行放弃离场时，依旧坚守在演艺圈的底层。 1995年起，许君本跟着各个剧组辗转奔波，足迹遍布内蒙古、云南等各大影视取景地。凭借扎实的武打功底，他顺利转型成为专业武打替身演员，告别了纯粹的群演身份。 在剧组里，许君本是出了名的踏实肯干、真诚靠谱。没有新人的浮躁，也没有底层从业者的投机取巧，做事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剧组里无论哪个部门需要帮忙，只要有人喊一声“小许，过来搭把手”，他从不推脱、不计得失，无怨无悔帮忙打杂、搭设备、配合拍摄。 这份踏实勤快、拼命较真的态度，让他迅速收获了剧组上下的好感与认可，积累了最初的行业人脉。久而久之，他不仅稳定担任武打替身，还兼职做起了摄影助理、灯光助理等幕后工作，全方位熟悉影视拍摄流程，不断积累行业经验，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伏笔。 1997年8月，国民经典神剧《还珠格格》正式开机拍摄。此时的许君本，已然在演艺圈底层摸爬滚打了两年多，褪去了新人的青涩，积累了扎实的拍戏经验与行业口碑，蛰伏已久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凭借硬朗的外形、利落的武打身段、踏实的拍戏态度，他成功被剧组选中，饰演淑芳斋侍卫高达一角。这只是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算不上核心角色，却是许君本演艺生涯中第一个正式、有完整镜头、有角色人设的荧幕形象。得到机会的他，欣喜若狂，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遇。 《还珠格格》播出后，迅速引爆全国，风靡海内外，成为现象级国民爆款剧，霸屏数年、经久不衰。剧中一众演员全员走红，而许君本饰演的侍卫高达，英气勇武、沉稳忠心，荧幕形象极为亮眼，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借着这部爆款剧的东风，许君本彻底在演艺圈崭露头角，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荧幕标签与观众认知度。 自此之后，他的演艺之路稳步攀升，戏约不断，后续更是成功拿下大型影视剧《玄奘西行》的男一号，饰演核心人物玄奘法师。从无名群演、武打替身，到爆款剧配角，再到正剧大男主，许君本一举站上了个人演艺事业的巅峰，完成了从农村少年到专业演员的华丽蜕变。 拍戏路上的所有苦难、高危戏份的伤痛、剧组打拼的委屈，性格执拗的许君本都能咬牙承受、坦然释怀。可闯荡演艺圈多年，最让他难以忍受、无法排解的，从来不是工作的辛苦，而是深入骨髓的孤独。 在外人眼中，演艺圈从业者光鲜亮丽、风光无限，常年活跃在荧幕之上，与各路明星大咖合作相交，名利双收、受人追捧。可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晓，像许君本这样徘徊在三线开外、根基未稳的北漂演员，在演艺圈比比皆是，毫无话语权与地位可言。 荧幕上的光鲜是假象，幕后的窘迫与孤独才是常态。常年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没有知心好友倾诉，拍戏之余，只剩无尽的空虚与落寞。长期的独处、压抑的情绪，让他愈发渴望安稳的陪伴，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以此消解多年的孤独。 1999年，已然在演艺圈站稳脚跟的许君本，下定决心成家立业、寻觅伴侣。他深知演艺圈美女如云、人心浮躁，圈内女星大多心高气傲、追求圈层匹配，以自己当时不算顶尖的咖位、普通的出身背景，很难找到契合的圈内伴侣。于是他褪去浮躁、回归现实，选择前往婚姻介绍所登记征婚，希望寻觅一位踏实安稳、适合过日子的普通人。 不久后，在婚介所的牵线安排下，许君本结识了东北女孩李玉玲。李玉玲性格直爽、开朗泼辣，待人真诚、性子鲜活，与内敛执拗的许君本形成了鲜明的互补。初次见面，两人彼此印象俱佳、相处融洽，好感悄然滋生，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走到了一起。 相恋初期，两人如胶似漆、甜蜜恩爱，在北京的出租屋里度过了一段简单纯粹、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可安稳的日子转瞬即逝，为了生计与事业发展，两人不得不面临分居两地的境遇：李玉玲远赴银川工作，许君本留守北京拍戏打拼。 聚少离多的牛郎织女生活，让许君本满心愧疚。他始终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打拼不够，没能给爱人带来安稳富足的生活，反而让恋人常年分隔两地、独自奔波。为了弥补亏欠，为了给两人的未来积攒底气，他更加拼命地接戏、跑资源、找演出机会，再苦再累的戏份、再繁琐的工作，他都悉数承接、咬牙坚持。 2002年，结束了一部影视剧的拍摄工作后，思念心切的许君本，特意抽空远赴银川探望李玉玲。漫长的旅途枯燥乏味，在列车上，他与同车厢的一名陌生女孩相谈甚欢，一路闲聊、颇为投缘。 一路相伴的畅谈，让两人渐渐生出几分惺惺相惜的好感。列车抵达银川站点，分别之际，两人皆是依依不舍。许君本主动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女孩也赠予他几本书籍作为纪念，两人在站台驻足寒暄、惜别致意。 可这份寻常的萍水相逢，恰好被专程到站接他的李玉玲尽收眼底。异地恋居的感情本就脆弱，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李玉玲，看到男友与陌生女子站台暧昧惜别的一幕，瞬间心生委屈、怒火中烧。积攒已久的不安、猜忌与委屈瞬间爆发，两人当场爆发激烈争吵。 许君本反复解释两人只是偶遇闲聊、清白无染，没有任何多余情愫；可李玉玲亲眼目睹全程，满心猜忌、绝不认同，两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矛盾彻底激化。 次日，李玉玲正常上班外出，独自在家的许君本，无意间翻看了李玉玲的私人日记。字字句句之间，全是李玉玲异地独居的孤独、对他的深切思念、对两人未来的期许，还有藏在心底的不安与委屈。 字字戳戳的真情，深深打动了许君本。他清晰地意识到，两人相恋数年，风风雨雨一路相伴、彼此扶持，早已情深义重，这份感情来之不易。回望过往的细碎日常，两人虽常有小摩擦、小矛盾，却从未真正隔阂疏远。他心底无比确定，自己深爱李玉玲，绝不想失去这段感情。 为了自证清白，为了向李玉玲彰显自己的真心与爱意，消除恋人的猜忌与不安，性格偏执的许君本，再次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证明真心。心潮翻涌、情绪上头的他，走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狠心割向自己的手腕。 鲜红的血液瞬间涌出、顺着手腕不断流淌，触目惊心。彼时的许君本毫无惧色，甚至固执地认为，为爱奔赴、以死明志，是自己最勇敢、最真诚的告白。 当李玉玲下班归家，推门看到眼前惨烈的一幕，瞬间吓得浑身僵硬、大脑空白，良久才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她不顾一切冲上前，抱住奄奄一息、失血虚弱的许君本，歇斯底里地呼救求助。 紧急救助电话拨通后，许君本被火速送往银川999急救中心抢救。万幸送的是，送医及时、抢救得当，他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捡回了一条性命，可手腕上那道深深的疤痕，却永远留存，成为了这段偏执爱恋的永久印记。而彼时的许君本，丝毫不觉荒唐，反而固执地将这道伤疤，视作两人爱情的专属痕迹。 得知男友极端自残只为自证爱意，李玉玲心中百感交集，既有满心的感动，又有哭笑不得的无奈，原本激烈的矛盾，也在这场极致的闹剧后暂时消解。 2002年下半年，李玉玲成功怀孕，两人的爱情迎来了新的期许。此时的许君本，渐渐减少拍戏频次，开始转型深耕影视配套行业，谋求更稳定的收入与未来。他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创办了一家影视器材公司，主营灯光、摄影器材的租赁与配套服务。 凭借多年在演艺圈打拼积累的人脉资源、行业口碑，公司虽不算大火爆、营收暴利，却也客源稳定、订单不断，稳步经营、良性发展，为两人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撑。 2003年，李玉玲生下大女儿，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专程来到北京，与许君本团聚，两人一同打理经营影视器材公司，日子平淡安稳、稳步向好。2006年，李玉玲再次诞下一女，小女儿的到来，让家庭愈发热闹，可也成为两人矛盾升级的新导火索。 常年混迹大城市、身处新潮行业的许君本，骨子里依旧留存着农村传统的老旧观念，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他满心期盼能有一个儿子，传承家业、延续香火，可李玉玲接连两胎都是女儿，让他心中积满怨念，时常暗自烦闷、心生不满。 除此之外，两人多年相恋、孕育两女，却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属于事实婚姻却无法律保障，两个女儿也因此一直是黑户，无法落户、无法正常享受教育、医疗保障。直到2006年年底，为了解决两个孩子的户口问题，给女儿们一个合法的身份，两人才一同返回许君本山东老家，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 婚后，两人的性格矛盾彻底彻底暴露、无限放大。许君本自认性格刚柔并济、懂得退让，可李玉玲性情刚烈、直率火爆、遇事不肯妥协，两人性格相冲、三观不合，日常相处摩擦不断。婚后生活彻底沦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常态，争吵、冷战、猜忌贯穿日常，日积月累的矛盾，一点点消磨掉了两人多年的深情，感情愈发淡薄、裂痕深重。 无休止的争执消耗着彼此的耐心与爱意，感情彻底破裂、无法维系。2007年2月，不堪内耗的两人，正式协议离婚。离婚时，许君本选择净身出户，将自己一手创办的影视器材公司、积累多年的演艺圈人脉资源、行业联系方式，还有价值百余万的设备资产，全部留给了李玉玲，足以见得他对这段感情的不舍与执念。 熟知许君本情感经历的人，都清楚他是一个极度重情、甚至为爱偏执痴狂的人，称他为“情种”毫不为过。他的偏执与极端，早在年少的初恋时光，就已然显露无遗。 小学时期的许君本，便早早情窦初开，倾心于同班一名女同学。年少懵懂的爱恋纯粹又执着，为了守护这份心意，他一心一意、默默守候，十年如一日，满心满眼只有那个女孩，从未动摇。 十八岁那年，多年的深情坚守，终于打动了女孩，两人顺利走到一起，拥有了一段青涩美好的初恋。可这段纯粹的感情，却遭到了女孩父母的强烈反对。彼时的许君本，家境贫寒、一无所有、前途渺茫，在对方父母眼中，他就是配不上自家女儿的穷小子，坚决不同意两人交往。 长辈的极力反对、现实的巨大差距，彻底击碎了许君本的初恋美梦。巨大的打击让他心灰意冷、陷入绝望，偏执的性格再次作祟。他将自己多年打工辛苦攒下的全部积蓄，悉数留给了初恋女友，随后一时想不开，一次性吞下99片安定，企图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万幸的是，家人及时发现、紧急送医，他昏睡一天半后，成功被抢救苏醒，再次逃过一劫。 这场无疾而终的初恋，成为了许君本心中难以磨灭的执念，也让极端轻生，成为了他应对情感挫折的惯性方式。也正是这场情伤过后，他彻底背井离乡、四处漂泊打工，开启了颠沛流离的追梦人生。更令人唏嘘的是，多年后他事业小成、衣锦还乡，依旧会为这段年少初恋耿耿于怀，甚至再次滋生轻生念头，足见其性格的偏执极致。 2002年年底，在北京街头闲逛的许君本，偶遇了改变他后半生的第二个女人——赵新颖。彼时，刚到北京打工的广西女孩赵新颖，不识北方路况，在街上迷路，主动上前向他问路。 许君本耐心细致地为她讲解方位路线，可南方长大的赵新颖，对东南西北的方位毫无概念，依旧一脸茫然。见时间充裕、对方窘迫，热心的许君本干脆主动带路，亲自送她前往目的地。 一路同行、一路闲谈，两人渐渐熟悉。赵新颖得知身边热心的路人，竟是参演过《还珠格格》的演员许君本后，满心惊讶与崇拜，直言自己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电视里的演员，当即索要签名。 普通人的追捧与崇拜，让常年深陷孤独、内心自卑的许君本，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身为演员的光环与价值，心中满是愉悦。分别之时，两人互留联系方式，为后续的纠葛埋下了伏笔。 许君本天生情感丰富、重情细腻，可极致丰富的情感，搭配他偏执极端的性格，注定了他的人生麻烦不断、波折丛生。多情的本性，让他难以割舍任何一段情愫，最终深陷多角感情泥潭，无法自救。 2006年，是许君本情绪最崩溃、最极端的一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他先后策划了三次轻生行为，一次次用极端方式对抗混乱的生活与情感。 当年，他与李玉玲因一件生活琐事爆发争吵，争执过后，李玉玲赌气离家出走。伴侣的离去、琐碎的矛盾、积压的情绪，瞬间击溃了许君本的心理防线，消极偏执的他再次萌生了厌世的念头。 听信偏方的他，误以为糖精搭配鸡蛋同食可以致命，当即两种食物一并吃下，企图了结此生。所幸偏方并无科学依据，这场极端的举动，最终只让他腹痛难忍，并未危及生命。而他提前留下的遗书，也让李玉玲归来后及时发现，再次对他多了几分数落与失望，两人的隔阂愈发深重。 彼时的许君本，早已背着妻子，与赵新颖私下交往多年。常年周旋在李玉玲与赵新颖两个女人之间，兼顾两段感情、平衡两段关系，让他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可偏执多情的他，终究舍不得放下任何一方，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纠结的男主，两段感情各有牵绊、各有执念，取舍两难，最终只能任由自己深陷情困、自我内耗，屡屡滋生轻生的念头。 2006年六七月份，深陷情感内耗、彻底绝望的许君本，在赵新颖住处留下遗书，计划前往北京国贸高楼跳楼轻生，彻底解脱痛苦的人生。他独自前往国贸附近一栋尚未完工的三十多层高楼，准备纵身一跃、了结所有烦恼。 所幸工地施工人员及时发现了行为异常的他，将他驱赶离开，这场轻生计划才未能得逞。与此同时，赵新颖发现遗书后，心中大慌，不顾情感纠葛的忌讳，主动联系了李玉玲。至此，许君本隐瞒多年的婚外情彻底曝光，两段感情同时崩塌，他与李玉玲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彻底跌至冰点。 多重压力叠加，让许君本的情绪彻底低落、濒临崩溃。常年在外打拼，他一心扑在事业与感情纠葛中，从未经营人脉、维系挚友，偌大的北京城，他竟无一个知心好友可以倾诉烦恼、出谋划策。所有的迷茫、痛苦、纠结，只能独自消化、独自承受。 拍戏之时，他可以沉浸在角色的人生里，演绎别人的悲欢离合，暂时逃离现实的琐碎与痛苦；可褪去演员的身份，回归现实生活，面对自己一团乱麻的人生，他彻底束手无策、无力应对。 不久后，许君本完成《生死搭档》的拍摄工作，收工后的他孤身一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北太平庄过街天桥上。俯瞰桥下京城主干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街头行人熙熙攘攘、步履匆匆，满城繁华皆与自己无关。深陷情感绝境、满心疲惫的他，愈发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活着只剩无尽的痛苦与内耗，不如一死了之、一了百了。 他趴在天桥护栏上，望着脚下的繁华，思绪恍惚、精神游离，意识渐渐陷入混沌。恍惚间，他仿佛化身一只轻盈的蝴蝶，翅膀光洁透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挣脱了所有束缚，即将展翅飞翔、奔赴自由。 就在他心神恍惚、即将翻越护栏纵身跃下的生死瞬间，一双有力的手臂突然从身后死死将他拦腰抱住，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熟悉的女声在耳畔响起，满是担忧与急切：“这不是小许吗？你在干什么？太危险了！” 骤然回神的许君本猛然回头，意外发现救下自己的，竟是国家级着名演员斯琴高娃，还有一位圈内熟识的友人。正是这位友人死死抱住失控的他，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偶遇的前辈与友人，无意间救下了濒临绝境的许君本。斯琴高娃见他情绪极度低落、状态萎靡，并未过多追问他轻生的缘由，只是温柔耐心地百般劝慰、开导疏导，用过来人的阅历安抚他的情绪。在两位善意前辈的暖心开导下，许君本紧绷的情绪渐渐松弛，灰暗的心境稍有释怀，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7年2月，他与李玉玲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婚姻。可多年的夫妻情谊、共同养育的两个女儿、纠缠不清的亲情羁绊，让两人根本无法彻底割裂。离婚之后，他们依旧同吃同住、共同生活，维持着一家人的相处模式。 许君本二哥的孩子常年跟随李玉玲生活，他的母亲来北京养老，也一直由李玉玲照料陪伴。于外人而言，两人只是法律层面的离婚，生活层面依旧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 可让李玉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4月，刚办完离婚手续不久的许君本，便瞒着所有人，悄悄与赵新颖办理了结婚登记。新婚过后，赵新颖返回广西生活，许君本依旧留在北京，与前妻李玉玲、家人共同居住，继续维持着混乱的生活状态。 2007年7月，李玉玲偶然得知许君本再婚的真相，瞬间暴怒，多年的陪伴与付出、被隐瞒的欺骗与背叛，让她彻底心寒。许君本惧怕李玉玲彻底决绝、斩断所有联系，慌乱之下，特意伪造了一份离婚证哄骗李玉玲，谎称自己与赵新颖结婚，只是为了想要一个儿子，并非真心移情。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次日，李玉玲便查实离婚证是伪造的虚假证件，彻底认清了许君本的欺骗。积压已久的愤怒、失望、委屈彻底爆发，两人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矛盾彻底激化。 为了挽回李玉玲、稳住这段多年的感情，许君本与李玉玲签订了一份私下协议，承诺两年后与赵新颖离婚，重新和李玉玲复婚。为表诚意，他自愿将所有拍戏收入、经营所得全部上交李玉玲，由李玉玲统一保管支配，李玉玲每月固定给他一万元生活费，他再从生活费中抽取部分补贴远在广西的赵新颖。不仅如此，他拍戏所得的片酬，也会同时分给两位妻子，常年周旋在两段婚姻、两个家庭之间，彻底陷入自我拉扯的混乱局面。 离婚后，许君本重新开办了一家影视器材公司，创业初期货源不足时，他多次从李玉玲的公司调取设备周转，日积月累，前后共计欠下五万余元的设备款项。 金钱纠葛叠加情感矛盾，让两人的关系愈发紧张。李玉玲时常不满他随意调取设备、拖欠款项，也不满他频繁从公司支取钱款、花销无度，昔日的温情彻底消散，日常相处只剩猜忌、争执与算计，这段残破的感情，已然濒临彻底崩塌。 2008年1月12日下午四点半，这场积压多年的矛盾，终于在龙泽地铁站彻底爆发，酿成了轰动京城的跳轨惊魂事件。当天，许君本专程打车前往李玉玲的公司还款，他携带一张三万五千元的支票，偿还部分欠款，剩余一万五千元，他计划让李玉玲陪同自己前往朋友处结算拖欠的设备尾款，补齐五万欠款。 冬日天寒地冻，李玉玲本不愿出门奔波，可为了收回拖欠已久的欠款，只能带着小女儿、陪同表妹，与许君本一同从昌平打车赶往城铁龙泽站，计划搭乘地铁前往西直门结算余款。 凛冽寒风中，几人静静站在站台等候列车。看着眼前反复纠结、谎话连篇、情感混乱、金钱不清的许君本，李玉玲心中积攒多年的怨气、委屈、失望瞬间翻涌，忍不住当众数落、指责他的种种过错。 喋喋不休的指责、反复翻旧账的争执，让本就心绪烦躁的许君本愈发心烦意乱、情绪失控。他下意识一步步挪向站台警戒黄线，最终站在站台最边缘，脚下就是冰冷的铁轨。 寒风呼啸、铁轨空旷，看着脚下延伸的轨道，他心中生出一股莫名的压抑与冲动。李玉玲的数落声依旧不断传入耳中，情绪彻底崩溃的许君本忍不住开口争执，两人在站台再次激烈争吵。 就在两人争执不休、矛盾白热化之际，十三号线列车缓缓鸣笛进站，朝着站台高速驶来。列车的轰鸣、眼前的疾驰的车身、身后喋喋不休的争吵，彻底击溃了许君本的理智。极致的烦躁与绝望裹挟着他，冲动上头的他，做出了震惊全场的极端举动，于是便有了开篇那一幕惊心动魄、险酿惨剧的地铁跳轨画面。 2008年5月20日上午，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地铁跳轨案，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正式对许君本提起公诉，指控其涉嫌故意杀人罪。 公诉机关当庭陈述案件事实：2008年1月12日下午，被告人许君本在地铁十三号线龙泽站开往西直门方向站台，因情感纠纷、债务矛盾与前妻李玉玲发生激烈争执。在列车进站过程中，许君本主动双手怀抱李玉玲，迎着驶来的列车纵身跳下站台，致使李玉玲跌落铁轨、身体摔伤。所幸列车驾驶员及时紧急制动，列车在距离两人一米处紧急停稳，规避了重大伤亡惨剧。案发后，许君本自行爬回站台、企图逃离现场，被现场执勤民警当场抓获。 面对公诉机关的故意杀人指控，庭审现场的许君本情绪激动，当庭第一时间否认罪名，大声辩解：“我没有故意杀人。” 在法庭供述中，许君本全程辩解自己并无伤人、杀人的主观恶意。他声称自己与李玉玲感情深厚、羁绊极深，两人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案发前两人早已商议妥当，未来将会复婚，重修旧好。 对于跳轨坠轨的惊险一幕，他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列车距离自己还有六七米距离时，他只是想拉着李玉玲赶紧上车，并非主动跳轨。之所以双双跌落站台，是因为自己情绪激动、脚步不稳、不慎失足。 他坦言，当时自己被李玉玲的指责激怒，情绪失控，只是想晃一晃对方的肩膀、吓唬一下妻子，发泄心中的不满，并无任何伤害对方、同归于尽的想法。而案发后自己逃离现场的行为，他也做出辩解，称自己见两人侥幸生还、并未出事，一时万念俱灰，打算离开地铁站，打车前往国贸高楼，选择独自跳楼了结余生。 许君本的当庭供述极力为自己开脱，可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他的辩解。被害人李玉玲的笔录清晰记录，自己被许君本抱着跳下铁轨的瞬间，清晰听到他亲口说出：“我不会一个人死，这次没死成，还有下一次。”言语之间，满是同归于尽的极端想法。 同时，法庭当庭出示了公安机关的司法鉴定结论：经专业鉴定，许君本属于偏执型人格，情绪控制能力弱、性格极端冲动，但精神状态完全正常，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需要为自己的所有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许君本本人也当庭承认，自己多年来屡次滋生轻生念头，多次实施自残、自杀行为，性格极度敏感偏执，生活中哪怕一件琐碎小事，都容易触发消极情绪，滋生极端想法。 法庭最后陈述环节，许君本情绪彻底崩溃、当庭失控，放声痛哭、悔恨不已。他一边哽咽落泪，一边深刻忏悔，坦言自己案发当下只是一时冲动、意气用事，如今满心愧疚、无比悔恨。无论如何生气、争执不休，都不该用如此极端荒唐的方式吓唬妻子、危及他人生命安全。 他当庭恳请法庭从轻处罚，给自己一次改过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他坦言，被羁押在看守所期间，他全程关注2008年四川地震灾情，地震过后满目疮痍的灾区画面、受灾群众的苦难遭遇，深深震撼了他的内心，让他彻底醒悟生命的可贵。 为了尽一份微薄之力，他主动托付看守所工作人员，将自己个人存折内的全部积蓄捐赠给地震灾区，助力灾后重建。同时，他多次嘱托前来探视的家人，希望家人能踊跃捐款捐物，为灾区奉献爱心，这是身陷囹圄的他，唯一能回馈社会、弥补过错的方式。 本次庭审，被害人李玉玲全程到场旁听。整个庭审过程中，她始终低着头、神色平静、面无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默默听着全程审理、供述与质证。 可当庭审接近尾声，听到许君本撕心裂肺的忏悔哭诉，看到许君本的父亲、兄长当庭悲痛痛哭、老泪纵横，隐忍许久的李玉玲，终究没能忍住，悄然落下泪水。 庭审结束后，李玉玲主动走到许君本父亲身旁，默默抹着眼泪，遥遥望着许君本离去的背影，满心复杂、万般唏嘘。许君本的父亲当庭坦言，李玉玲事后十分后悔，自责当日不该当众数落指责许君本，激化矛盾、诱发悲剧，从未想过一场普通的夫妻争执，会演变成如今这般无法挽回的局面。 开庭之前，李玉玲曾主动亲笔书写书信，递交承办法官。信中她如实陈述多年相处细节，坦言许君本性情偏执冲动，但本心不坏，并无蓄意杀害自己的主观恶意，恳请法庭念及多年情谊、家庭情况、两个年幼女儿，对许君本从轻处罚、宽大处理。 许君本的父亲更是当庭哽咽求情，坦言许君本是家中三个儿子里最孝顺、最懂事的孩子，顾家贴心、心怀善意，唯独性格异于常人，情绪极易失控、遇事偏执极端，不懂自我调节。活过半百，他也是第一次听闻儿子捐款赈灾的事，真切感受到儿子的幡然醒悟、真心悔过，看到儿子终于懂得珍惜生命、敬畏生活。作为父亲，他只求法庭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早日回归社会、重塑人生。 2008年8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综合案件事实、证人证言、司法鉴定、当事人悔过表现及被害人谅解意愿，被告人许君本因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第327章 从盗窃到连环杀人，97 悍匪尤高的堕落末路 1997年，是时代洪流飞速奔涌的一年。香港回归的举国欢庆尚未褪去，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改革发展的蓬勃生机，但繁华与喧嚣的背后，夜色笼罩的城市角落，仍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暗与罪恶。彼时的苏州，古城青砖黛瓦依旧，新城建设如火如荼，姑苏城西的街巷错落交织，老旧居民小区林立，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人员流动繁杂，社会治安管控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7月17日，凌晨两点三十分。 盛夏的江南深夜，褪去了白日的燥热，却裹挟着沉甸甸的沉闷。厚重的乌云遮蔽了星月，整座苏州城陷入一片浓稠的漆黑之中，街头巷尾万籁俱寂，只有零星的路灯在晚风里摇曳，投下昏黄微弱的光影，照见空旷的马路与沉寂的居民区。绝大多数市民早已沉入酣眠，无人知晓，一场震惊全省、载入苏州公安史册的恶性大案，即将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中骤然爆发。 一声沉闷、厚重的枪响，突兀地撕裂了黎明前的死寂。 枪声短促而凶狠，穿透层层夜色，回荡在苏州城西的上空，打破了古城深夜的安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首次发生歹徒持枪袭击执勤民警的恶性案件，案情重大、性质恶劣，瞬间颠覆了当地长久以来的治安平稳局面，也为这座温婉的江南古城，蒙上了一层浓重的血色阴霾。 案发当时，苏州市西江路警务站依旧灯火通明。九十年代的基层警务执勤条件简陋，没有如今完备的智能监控、快速出警系统，一线民警和联防队员靠着24小时轮班值守，坚守在街头巷尾，守护着一方平安。当晚执勤的民警徐发荣，是一名扎根基层多年的老民警，作风踏实、履职尽责，无数个日夜坚守在警务一线，处理邻里纠纷、排查治安隐患、打击街头违法犯罪，始终默默守护着辖区百姓的安宁。 深夜两点多，辖区治安本该进入平稳时段，警务站的值班电话却骤然急促响起。电话另一端，是三元派出所值班民警孙伟，他语气急促，带着深夜出警的紧绷，紧急通报：金门路机械新村辖区内发生入室盗窃警情，疑似窃贼仍在小区内逗留，尚未逃窜。 警情就是命令，容不得半分耽搁。接到通报后，徐发荣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整装备勤，带上当晚一同值守的联防队员孙立新、赵红明三人，驾驶着当时基层警务最常用的三轮摩托车，顶着深夜的微凉晚风，火速赶往机械新村案发地点。老旧的三轮摩托车在空旷的马路上疾驰，车灯刺破黑夜，向着案发小区疾驰而去。 短短数分钟后，徐发荣一行人抵达机械新村大门口。几乎同一时间，接到警情后火速出警的孙伟也驾驶机动车赶到现场。深夜突发盗窃警情，且嫌疑人大概率藏匿在小区楼栋内，四人深知事态紧急，担心窃贼趁夜色逃窜、甚至藏匿伺机作案，没有多余的休整时间，当即在小区门口快速完成简易分工，部署抓捕排查工作。 结合小区封闭式楼栋的布局特点，四人制定了周密的排查方案：由联防队员赵红明驻守新村大门，全程严守出入口，严防嫌疑人趁机向外逃窜；民警孙伟直接前往报案人家中，详细核实失窃细节、勘察现场痕迹，确认窃贼的作案轨迹与逗留范围；民警徐发荣带领联防队员孙立新，深入小区内部，对所有居民楼栋开展逐幢、逐层、逐户的地毯式排查，全方位搜捕藏匿的盗窃嫌疑人。 彼时夜色深沉，整个机械新村一片寂静，楼栋里的居民早已熟睡，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楼道间漆黑一片，只有楼间距之间的微弱月光，勉强勾勒出楼栋的轮廓。徐发荣与孙立新手持手电，放轻脚步，逐层推进排查，手电的光束在漆黑的楼道、墙面、窗台间来回扫视，不敢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两人神情紧绷，注意力高度集中，深知深夜藏匿的窃贼，大概率心存侥幸、负隅顽抗，潜藏着未知的危险。 两人一丝不苟地排查完前三栋居民楼，未发现任何异常踪迹。当排查到小区4号楼时，危险悄然浮现。这是一栋老式多层居民楼，没有电梯，墙体老旧，窗外布满水管、防盗支架，极易攀爬藏匿。就在两人行至4号楼中间单元楼下时，手电余光配合朦胧月色，猛然发现四楼朝北的外墙墙面之上，赫然趴着一道黑影。 那道身影紧贴墙面，身形佝偻，动作小心翼翼，显然是察觉到了楼下的动静，正试图隐蔽藏匿。深夜高空攀爬、鬼祟逗留，结合当晚的盗窃警情，此人的嫌疑瞬间坐实。 “不许动！立刻下来！” 徐发荣厉声大喝，声音洪亮，穿透深夜的寂静。与此同时，他和孙立新快步冲刺，朝着中间单元门口飞奔而去，准备上楼合围抓捕。 墙上的黑影察觉到民警步步紧逼，自知无路可逃，不敢继续滞留墙面，缓慢挪动身形，翻身潜入四楼北阳台，借着屋内的黑暗掩护，快速闪身躲进了中间单元的楼道通道内，彻底隐匿了身形。 徐发荣、孙立新紧随其后，准备冲进单元楼道上楼抓捕，可就在此时，两人发现底楼单元通道的防盗门早已被人锁死，厚重的铁门死死挡住了上楼的通道，无法快速突进。老式居民楼的铁门坚固厚重，徒手根本无法破开，绝佳的抓捕时机瞬间被阻断。 就在两人试图寻找破门办法、观察楼道动静的间隙，闻声赶来的民警孙伟快步抵达单元门口，看清现场情况后，当即果断说道：“你们守在这里盯住出入口，我绕到楼房背后，查看后侧楼道和窗户，看看能不能从后方突进合围！” 话音落下，孙伟迅速转身，绕向楼栋后方开展排查。现场只剩下徐发荣和孙立新两人坚守正门，死死盯住楼道动静，严防嫌疑人逃窜。 夜色静谧得可怕，空气仿佛都变得凝滞紧绷。就在两人高度戒备、紧盯楼道的瞬间，四楼窗口忽然有一张神色慌张、满脸紧绷的脸庞快速探了出来。那人刻意躲避着楼下的手电光束，探头探脑、左右张望，神色慌乱却又带着嚣张的戾气。 不等徐发荣两人进一步喊话警告，窗口的男子率先开口，一口蹩脚不标准的普通话带着威胁的语气，疯狂叫嚣：“你们赶紧走开！别过来！我有枪！” 持刀持械、持枪顽抗，是民警出警过程中最凶险的突发状况。面对嫌疑人赤裸裸的持枪威胁，从业多年的徐发荣深知对方已然穷凶极恶、铤而走险。危急关头，他没有丝毫退缩，本能地上前一步，稳稳将身旁毫无枪械防护的联防队员孙立新挡在自己身后，用身躯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立刻放下枪支，束手就擒！”徐发荣神色肃穆，声线凌厉，厉声喝令嫌疑人放弃抵抗、主动投降，试图震慑对方的嚣张气焰，制止这场危险的对峙。 谁也未曾料到，穷凶极恶的歹徒早已丧失理智，根本不惧警方的警告。徐发荣的话音刚刚落下，漆黑的夜色中骤然响起“砰”的一声巨响，火光瞬间在窗口一闪而逝。 子弹精准击中徐发荣，巨大的冲击力让他身躯猛地一颤，随即重重倒地，鲜血瞬间浸染了身下的地面。坚守一线、直面危险的人民警察，在为民履职的第一线，轰然倒下。 “徐警官！”身旁的孙立新瞬间慌了神，快步冲上前，一把抱住倒地的徐发荣，温热的鲜血源源不断涌出，触目惊心。看着浑身是血、气息微弱的战友，孙立新心急如焚，大声呼喊着徐发荣的名字，却得不到半点回应。 而窗口的歹徒作案后毫无半分迟疑，动作娴熟且迅猛，猫着腰快速挪至窗边，顺着楼外的落水管飞速攀爬下滑，短短数秒便落地，借着夜色和小区楼栋的遮挡，转身狂奔，彻底逃离了现场，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刺耳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响彻整个小区，附近楼栋的居民纷纷被惊醒，开窗探头查看情况。绕至楼后的孙伟听到枪声，心知大事不妙，立刻快步折返现场，周边闻声醒来的居民也纷纷聚拢过来。 众人围上前查看，只见徐发荣倒在血泊之中，伤势极其严重，意识已然模糊，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危急时刻，众人来不及等待救护车，当即快速拦下一辆途经小区的出租车，小心翼翼地将重伤的徐发荣抬上车，火速送往就近医院全力抢救。 几乎在枪击案发生的第一时间，苏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便接到了现场警情汇报。得知辖区发生持枪袭警恶性大案，指挥中心高度重视，即刻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调集周边警力、刑侦队员、巡逻民警火速奔赴案发现场，开展现场封锁、痕迹勘察、全域搜捕工作。 与此同时，指挥中心紧急向全市所有交通卡口、治安检查站、收费站下发紧急协查指令，全面封锁城市所有出入口，对过往车辆、行人逐一排查，严密筛查可疑人员、可疑枪支物品，严防凶手逃出苏州境内。为彻底排查嫌疑人踪迹、杜绝其藏匿逃窜，苏州警方连夜调度警力，组织万余名公安干警、联防队员，对全市火车站、码头、招待所、出租屋、外来人员聚集地、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拉网式清查，誓要将凶手抓捕归案。 全城警力通宵作战、彻夜排查，却终究没能挽回英雄的生命。当天清晨，经过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民警徐发荣终因被子弹击穿动脉，引发大面积体内大出血，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永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将宝贵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人民的一线。 1997年苏州“7·17”枪杀民警大案，凭借极其恶劣的作案性质、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瞬间引发了江苏省、苏州市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该案被江苏省公安厅列为1997年度江苏第一特大刑事案件，成为当年全省公安系统重点督办命案。以苏州市公安局局长为组长、多部门骨干警力组建的“7·17”特大案件专案组迅速成立，汇聚刑侦、技侦、治安、网安等多领域精英警力，一场耗时数月、横跨苏、沪、赣、宁四地，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跨省追凶侦破攻坚战，正式拉开序幕。 就在苏州警方全员紧绷、多线并进，日夜排查线索、全力攻坚“7·17”大案，试图捕捉凶手踪迹、破解案件谜团之时，相隔数百公里的上海，再次爆发一起性质极其相似的持枪袭警恶性案件，为这场追凶之战蒙上了更浓重的阴影。 1997年8月6日，子夜时分。上海长宁区的居民区褪去白日的繁华，深夜街头静谧冷清，仅有零星路灯点亮夜色。为守护辖区夜间治安，长宁区绿地物业公司安排联防队员开展夜间常态化巡逻值守。当晚，联防队员焦金泉带领三名同事，身着制式巡逻制服，骑行自行车在辖区居民新村周边巡回排查，坚守夜间治安防线。 当四人巡逻至福泉路459弄3号附近时，经验丰富的焦金泉敏锐地察觉到异常。墙角黑暗的阴影处，蜷缩着两名青年男子，两人身形鬼祟、刻意躲避灯光，低头交头接耳，时不时张望四周，行为举止极其反常，与深夜正常路人状态截然不同。 职业警觉让焦金泉立刻绷紧神经，他当即示意同伴停车，准备上前对两名可疑男子开展身份核查、例行盘问。就在四人停车、迈步上前的瞬间，两名男子察觉身份暴露，来不及应对盘问，猛地转身翻越路边围墙，仓皇逃窜。 “追！别让他们跑了！”焦金泉当即喊话，带领三名队员紧随其后，奋力追击逃窜的可疑人员。深夜的小区道路崎岖昏暗，四人不顾夜色漆黑、路面湿滑，全力追赶逃窜的身影，一路追踪至松红小区六街坊工地5号房附近。 奔跑途中，焦金泉始终冲在最前方，拼尽全力缩小距离。很快，他与其中一名身着黑色圆领汗衫的逃窜男子距离仅剩三米，已然形成合围之势。眼看嫌疑人即将被抓获，焦金泉奋不顾身，猛地纵身鱼跃，伸出双臂想要死死抱住对方，将其当场控制。 可谁都没有想到，这名看似普通的逃窜男子，身上竟然藏有枪械。就在焦金泉扑上前的瞬间，黑衣男子骤然转身，快速掏出一把双管猎枪，对准近在咫尺的焦金泉，果断扣动扳机。 漆黑的夜色中骤然爆出一团刺眼火光，伴随着轰鸣的枪响，子弹直击焦金泉。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瞬间眼前一黑，身体剧烈失衡，即便如此，他依旧凭着本能向前踉跄追赶了两步，最终体力不支、重重倒地，再也无力起身。 后方追赶的三名联防队员火速赶到现场时，持枪歹徒早已借着夜色和工地复杂地形，逃得无影无踪，现场只留下倒地重伤的焦金泉和散落的弹壳。队员们来不及追击，第一时间将焦金泉送往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联防队员焦金泉光荣牺牲。 上海“8·6”持枪袭警案案发后，苏州专案组第一时间获取了案情通报。高度的职业敏锐度让办案民警立刻察觉到两起案件的相似之处：同样是深夜作案、同样是持枪暴力抗法、同样针对基层执勤警务人员。苏州警方当即主动对接上海警方，迅速调取上海案发现场的物证、痕迹、弹壳样本，将苏州“7·17”袭警案与上海“8·6”袭警案进行并案分析、深度比对。 两地刑侦技术人员联合攻坚，对两起案件现场提取的子弹、弹壳、枪体封盖、铅弹残留物等数十种物证进行全方位技术鉴定、弹道比对。最终，权威技术结论出炉：苏沪两地相隔20天的两起持枪袭警大案，现场遗留的枪弹痕迹、弹道特征完全吻合，凶器为同一把土制霰弹枪。 这一重磅结论，让所有办案民警心头一沉。凶手在苏州持枪袭警、残害民警，犯下惊天大案后，不仅没有丝毫收敛、藏匿悔过，反而愈发嚣张、变本加厉，逃窜至上海再次持枪作案，残害联防队员，手上再添血债。此时的凶手已然沦为丧心病狂的亡命之徒，手段凶残、流动性极强，若不能尽快将其抓捕归案，势必会继续流窜作案，危及更多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 锁定作案枪械，就等同于锁定案件突破口。查清这把土制霰弹枪的来源、持有人、流转轨迹，成为专案组锁定嫌疑人、突破全案的核心关键。专案组即刻将涉案枪械、枪弹样本送往省级刑侦技术中心，交由资深枪械专家、痕迹检验专家全面拆解鉴定。 经过多轮细致勘验、技术分析，专家最终确认，作案凶器并非制式枪支，而是民间私自加工改造的土制双管霰弹枪，枪弹也为手工自制铅弹。这类土制枪械没有统一生产编号、没有备案信息，流通轨迹混乱，无法通过常规弹丸比对、枪械备案系统溯源，一时间，查枪溯源的核心线索彻底中断，案件侦破陷入僵局。 就在专案组全员攻坚、多方排查，苦于无线索突破的关键时刻，一条来自南京的协查线索，为僵局中的案件带来了曙光。据南京大厂区警方通报，辖区曾发生一起私人猎枪被盗案件，案发时间、作案特征与本案高度契合。 沉寂多日的专案组瞬间士气大振，当即抽调20余名精干警力，组建专项核查小组，连夜奔赴南京大厂区，对这起盗枪案开展全方位深度调查。 经核查，该起盗枪案发生于1997年6月20日，案发地点为南京大厂区扬子生活区九村6幢405室，户主名叫王根柱。当日中午，王根柱下班回家用餐，发现自家阳台玻璃被人为敲碎，家中失窃物品仅有一把虎头牌双管猎枪，以及配套自制子弹32发，家中其余财物、家具物品均完好无损，无其他被盗痕迹。 九十年代初期，民间私人持有猎枪的现象尚未彻底清零，部分居民因爱好、防身需求持有合规登记猎枪。这起单一的枪支、子弹盗窃案，未涉及现金、财物损失，当时并未被列为重大案件，仅做了普通治安案件登记，没有引起大范围重视，也未曾关联后续的恶性袭警大案。 为彻底证实苏州、上海两起血案的作案凶器，是否就是王根柱失窃的这把虎头牌双管猎枪，专案组立即调取王根柱家中留存的剩余自制铅弹，连同苏州“7·17”案现场提取的弹丸物证，一同送往省级技术鉴定部门开展同源比对。 数日的细致勘验后，权威鉴定结果敲定：两起案件现场遗留的弹丸，与王根柱家失窃枪支的自制子弹，材质、配比、工艺完全一致，二者出自同一批次、同一制作来源，完全可以确定，苏沪两地两条人命的血债，全部源于这把南京失窃的土制猎枪。 枪支溯源难题顺利破解，作案凶器彻底锁定，但新的难题再次摆在专案组面前：枪的来源已然查清，可持枪跨市作案、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究竟是谁？ 正当警方围绕枪支溯源排查陷入瓶颈时，办案人员将视线重新回归苏州案发现场的遗留物证。除了枪弹痕迹，凶手在仓皇逃窜之际，不慎遗落了一副自制电子夜视镜，这是凶手留在现场、唯一指向个人特征的关键物证，也是专案组开辟的第二条核心侦破线索。 这副看似专业的电子夜视镜，实则结构极其简陋，并非正规警用、军用设备，本质上只是一副普通防风镜改造而成。制作者仅在两幅镜片中间加装了一粒微型电珠，搭配两节5号干电池，简单拼接组装后，便冠以“电子夜视镜”的名号对外售卖，工艺粗糙、成本低廉。 专案组民警顺着夜视镜上残留的商标标识，溯源追查生产厂家，最终锁定生产地为湖南冷水江市恒达电器厂。深入调查后，警方揭开了这家工厂的真面目：所谓的电器厂，根本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是一家私人承包的地下黑作坊。 该厂老板文化程度不高，近乎半文盲，却深谙投机取巧、非法牟利之道。为赚取暴利，他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批量进货，以不到10元一副的低价购入大量普通防风镜，运回黑作坊后进行简单的电路改装、加装照明灯泡，随即包装翻新，冒充高科技电子夜视镜，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刊登虚假广告，以40元一副的高价面向全国邮购售卖，差价暴利让他赚得盆满钵满，凭借虚假营销，产品畅销全国，生意异常火爆，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为规避同行仿冒竞争、守住非法暴利，从1997年2月开始，这名不法老板刻意自我包装，私自印刷虚假产品合格证，贴在改装后的防风镜上伪造正规资质。同时，他要求所有邮购客户必须登记真实姓名、详细地址，以此区分“正规客源”，防止产生纠纷。 警方追查至此时，这家地下黑作坊已累计向全国寄出改装夜视镜3000余副，邮购客户遍布全国各省市，人员杂乱、地域分散。面对这份字迹潦草、仅有老板本人能够大致辨认的邮购登记名单，专案组民警心情复杂，既欣喜又焦虑。 欣喜的是，案件终于有了全新的突破性线索，凶手大概率就在这批邮购客户之中；焦虑的是，三千余名客户散落全国各地，毫无地域、人群规律，想要逐一排查核实，无异于大海捞针，工作量巨大、排查难度极高。 为尽快锁定真凶、将杀人恶魔抓捕归案，杜绝新的命案发生，专案组迎难而上，即刻抽调80余名精锐刑警，划分数十个排查小组，分工协作、奔赴各地，对照邮购名单开展全域落地核查，逐人核实身份、排查作案嫌疑。 排查工作持续数月，民警们辗转全国多个省市，日夜奔波、走访核查，排除了数千名可疑人员。直至10月下旬，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聚焦案发地苏州，对邮寄至苏州本地的夜视镜订单进行终极核查，仅剩最后一名邮购客户未落实核实，这也是整个排查名单中最后的可疑线索。 该名邮购者是一名名叫陈桂林的女性，籍贯苏北姜堰。调查显示，1997年3月至5月期间，陈桂林多次往返苏北姜堰与苏州两地，长期租住于苏州儿童医院附近的旅社，陪同儿子在苏州就医。据了解，其幼子身患白血病，彼时苏州儿童医院的白血病诊疗技术位居国内前列，是患儿家属就医的首选之地，陈桂林夫妇常年往返苏州，皆是为孩子求医问诊。 专案组即刻对接邮政部门核查物流记录，信息显示：陈桂林于1997年7月13日签收了这副改装电子夜视镜，距离7月17日苏州袭警大案，仅相隔短短四天。时间高度吻合、地域精准匹配、物证直接关联，这条线索的重大价值不言而喻。 带着这条重磅线索，专案组民警即刻驱车赶赴苏北姜堰，准备核实陈桂林及其家人的详细情况，追查夜视镜实际使用人。可抵达姜堰当地后，民警发现陈桂林早已离家外出，不知所踪。 民警随即走访陈桂林的父母，两位老人面对警方询问，态度含糊、一问三不知，对女儿的去向、女婿的身份、家庭近况全然不愿透露，刻意隐瞒相关信息，给排查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专案组民警并未就此放弃，秉持着严谨细致的办案态度，多次上门走访、耐心沟通，三番两次上门劝导，打消老人的顾虑。最终，民警从陈桂林父亲手中，获取了一封关键信件，一封由陈桂林的丈夫从江西赣州市信丰县寄回的家书。 线索指向江西赣州，专案组当即马不停蹄、跨省奔赴，紧急赶赴江西赣州市信丰县，按照信件邮寄地址，精准锁定了收件人住址，也就是陈桂林丈夫的老家。可抵达现场后，民警发现陈桂林与其丈夫均不在家中，居所空置、无人居住。 面对警方的询问，陈桂林丈夫的父亲态度躲闪、言辞闪烁，时而装聋作哑、拒不配合，时而信口胡编、虚假供述，刻意隐瞒子女的去向和行踪，拒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核查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正面问询无果，专案组民警迅速调整办案思路，放弃对家属的反复询问，转而深入周边群众，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日的细致走访后，一条关键关联线索意外浮出水面。 据当地群众反映，陈桂林的丈夫尤高，在南京大厂区有一位姑母，且长期居住在大厂区内。更巧合的是，尤高的这位姑母，与南京盗枪案的户主王根柱是旧识好友，两家往来密切。 这条人脉关联线索，完美串联起枪支失窃、夜视镜购买、苏州作案三大核心链条，彻底打通了全案逻辑。连日来日夜奔波、跨省作战的疲惫，在这一刻尽数消散，所有办案民警精神大振，锁定真凶的曙光已然到来。 为固定证据、锁定嫌疑人身份，专案组再次折返苏北姜堰，对尤高曾经居住、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进行痕迹提取，采集留存指纹、体貌特征等关键痕迹样本，送往刑侦技术部门比对核验。 最终的技术鉴定结果，彻底坐实了凶手身份：苏州“7·17”凶杀案现场遗留的嫌疑人痕迹，与姜堰尤高生活用品上留存的个人痕迹，完全一致。 横跨苏、沪、宁三地的连环持枪杀人案真凶，终于浮出水面，正是这名籍贯江西赣州、常年在外流窜的男子尤高。 证据确凿、身份锁定，可狡猾凶残的尤高早已预知风险，在警方锁定线索之前，便带着妻子陈桂林四处逃窜、隐匿行踪，彻底消失在警方的视线中，抓捕工作再度面临难题。 1997年11月12日，江苏省公安厅正式发布A级通缉令，对持枪杀人、身负两条人命的恶性犯罪嫌疑人尤高，面向全国公开通缉，悬赏征集线索。苏州市公安局组建专项追逃小组，派遣多组侦查员奔赴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动各地公安机关，对尤高的亲属、好友、同乡、社会关系开展全方位摸排，地毯式追查其潜逃踪迹。 在对尤高二姐（居住于江西南昌周边）的走访排查中，警方获取关键线索：陈桂林带着患病的幼子，藏匿于江西高安市境内，且有一名男子长期出入其暂住地，身形特征与通缉犯尤高度吻合。 考虑到尤高手持制式改造猎枪、弹药充足，且连续杀人、心性凶残、极度危险，随时可能再次铤而走险作案，专案组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联合高安当地警方，制定精密抓捕方案，民警全部化妆隐蔽，悄悄潜入陈桂林的暂住地，实施精准布控抓捕。 可抵达现场后，警方发现尤高早已提前逃窜、再次脱逃。据其妻陈桂林交代，尤高曾告知她，自己计划前往福建务工，伺机寻找渠道偷渡出境，逃离国内追诉范围。 尤高去向不定、逃窜路线模糊，但警方判定，身负重罪的他不敢明目张胆流窜繁华地区，必然会选择熟人聚集地、偏僻地域落脚藏匿。警方进一步排查得知，尤高早年曾在广东番禺长期务工，当地聚集着大量江西赣州籍老乡，人脉熟悉、便于藏匿落脚。 专案组当即挥师南下，赶赴广东番禺开展排查。经走访尤高在番禺的同乡、旧友核实，尤高曾在10月底现身番禺，并且向身边人透露，计划前往云南边境地区，试图通过贩毒快速敛财，为偷渡出境筹集资金。 为彻底封堵尤高的潜逃、偷渡通道，杜绝其逃往境外，专案组迅速将江苏省公安厅通缉令，同步推送至云南、福建、广东等边境、沿海省份公安机关，请求各地警方联动布控、全域缉捕，筑牢跨省追捕防线。 综合各地摸排线索，尤高逃窜方向飘忽不定、说辞真假难辨。专案组经过多轮冷静分析、研判梳理，结合犯罪心理特征判定：尤高虽然胆大妄为、凶残狡诈，但长期在外流窜，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相较于陌生的边境、沿海地区，他更倾向于藏匿在人脉熟悉、环境熟悉的江西赣州老家，以此规避警方高强度排查。 据此，专案组迅速调整追捕重心，将核心排查、布控范围锁定江西赣州，以尤高的老家为中心，向外辐射排查。通过对尤高数十名好友、同乡的秘密走访摸排，警方最终确认，尤高并未逃离江西，而是潜伏在赣州城区，且已锁定其具体租住地址——赣州市和平路33号。 锁定精准藏匿地点后，一场收网抓捕行动悄然部署。1997年12月13日凌晨，天色未亮，数辆警用车辆搭载着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员，悄然驶入赣州和平路，隐蔽停靠在目标租住楼栋周边。参与行动的特警全员佩戴钢盔、身着防弹衣、手持冲锋枪，做好全方位作战准备，严防持枪歹徒负隅顽抗、铤而走险。 上午8时，抓捕行动正式启动。就在特警队员准备合围突击的瞬间，尤高的同伙黄延军推门走出租住屋，准备外出购买早点，恰好进入特警布控范围。特警队员抓住战机，迅速上前合围，当场将黄延军成功擒获，未发生任何冲突。 为确保抓捕万无一失，避免惊动屋内的尤高、防止其持枪反抗，特警队员押解黄延军至租住屋门口，勒令其打开房门。此时，屋内的尤高毫无防备，正躺在床上肆意幻想，盘算着短期内疯狂敛财30万、随后偷渡出境的罪恶计划，做着不劳而获的暴富美梦。 不等尤高反应过来，特警队员迅速破门而入，两名特警猛扑上前，死死将尤高按压在床上，牢牢控制其上身与手臂，杜绝其触碰枕边枪支。后续特警队员迅速跟进，精准控制其双手，当场戴上手铐，这名横跨三省、身负两条人命、流窜作案数月的杀人恶魔，终于被成功抓捕归案。 警方随即对尤高的租住屋开展全面搜查，当场从其枕头下方搜出一把子弹上膛的短把改装猎枪、制式手铐4副、喷射式催泪器1支，以及多枚自制子弹，各类作案工具一应俱全，足以印证其持续作案、伺机逃窜的罪恶企图。 纵观尤高的堕落轨迹，不难发现，好逸恶劳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对金钱的极致贪婪、对私欲的肆意放纵，一步步将他推向犯罪的深渊，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尤高生于1972年7月15日，江西信丰人。1991年，尤高从信丰中学毕业，经熟人介绍，进入赣州工商银行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本该踏实工作、安稳度日的他，却心性浮躁、品行不端，入职不久便参与违法活动，伙同他人猥亵妇女，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此次处罚并未让尤高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反而让他愈发肆无忌惮、漠视法律。在行政处罚期间，他再次铤而走险，伙同他人伪造提款单据，违规盗取银行现金5000元，最终被银行查实，彻底开除公职，失去了安稳的工作。 失业后的尤高，不愿踏实务工谋生，跟随同乡南下广东番禺打工。可常年养尊处优、好吃懒做的他，无法忍受务工的辛苦劳累，嫌弃打工赚钱慢、糊口艰难，内心的贪念与惰性彻底膨胀。为了快速暴富，他主动勾结数名臭味相投的闲散务工人员，结伙实施抢劫作案，单次作案便分得赃款近3万元。 获取不义之财后，尤高畏惧案发被查，当即逃离广东番禺，辗转逃往苏北姜堰，藏匿躲避风头。在姜堰藏匿期间，尤高结识了当地女子陈桂林，两人迅速相恋交往。因陈桂林父母极力反对这段恋情，尤高索性带着陈桂林私奔，逃往南京亲戚家中躲避。 为维持生计，两人在南京摆摊做小生意，可小本生意利润微薄、赚钱缓慢，根本无法满足尤高贪婪的欲望。长期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生活，也让他心生不满、愈发浮躁。不甘平庸、一心暴富的他，再次萌生闯荡念头，带着陈桂林前往上海，试图寻找所谓的“快速发财之路”。 1994年底，尤高与陈桂林的儿子出生，两人将孩子托付给江西老家的父母抚养，依旧在外漂泊游荡，不愿踏实居家生活。1996年底，尤高的父母带着年幼的孙子辗转找到两人，告知孩子确诊白血病，急需专业治疗。经多方打听，夫妇二人得知苏州儿童医院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技术国内领先，是救治孩子的最佳选择。 从1997年3月开始，尤高、陈桂林夫妇常年往返苏州、姜堰、江西三地，不定期带孩子前往苏州就医。儿童白血病治疗费用高昂、疗程漫长，常年的就医开销，很快耗尽了尤高为数不多的积蓄。本身毫无稳定收入、又好吃懒做的尤高，瞬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捉襟见肘，整日为钱财焦头烂额、心烦意乱。 妻子带孩子在医院治病的日子里，尤高独自租住于苏州儿童医院附近的小旅社，终日无所事事、胡思乱想。困顿的生活、暴富的执念，让他再次想起早年在广东番禺抢劫暴富的经历，不劳而获的快感彻底勾起了他的犯罪歹念。 经过数日的盘算谋划，穷途末路的尤高彻底丧失底线，决定在苏州实施重大盗窃、抢劫案件，快速敛财，解决经济困境。为保障作案顺利、规避抓捕，他开始精心筹备作案工具、策划作案流程。 1997年6月20日，尤高专程窜至南京，利用姑母与王根柱的熟人关系，伺机潜入王根柱家中，敲碎阳台玻璃，盗走虎头牌双管猎枪及数十发自制子弹。为方便藏匿、携带、近距离作案，他特意将长枪管锯短，改装为便携短枪。同时，他安排妻子陈桂林网购改装电子夜视镜，用于夜间隐蔽作案、规避光线视线。 一切准备就绪后，1997年7月17日凌晨，尤高携带改装猎枪、夜视镜，潜入苏州金门路机械新村实施入室盗窃。作案过程中被小区居民察觉、案发暴露，不甘心空手而归的他，试图更换住户继续作案，最终被接警火速赶来的民警徐发荣、联防队员孙立新当场发现、围堵排查。 面对民警的依法抓捕，身负盗窃罪责、畏惧坐牢的尤高彻底狗急跳墙，掏出改装猎枪暴力抗法，持枪射杀执勤民警徐发荣，制造了震惊整个姑苏城的袭警大案。 苏州作案得逞后，尤高连夜逃窜至南京，继续疯狂作案，连续入室盗窃、抢劫多户居民，试图大肆敛财。但因南京小区安保严密、居民防范意识强，多次作案均未获取大额财物，见无利可图，他再次流窜逃窜。 1997年8月6日，尤高窜至上海长宁区，深夜潜伏居民区伺机作案，被夜间巡逻的联防队员焦金泉等人当场发现、追击围堵。为脱身逃窜、逃避抓捕，尤高再次持枪行凶，残忍杀害联防队员焦金泉，再添一桩血债。 连续两地杀人、身负两条人命的尤高，深知自己罪孽滔天、必死无疑，彻底沦为亡命之徒。为躲避全国警方的通缉追捕，他选择潜回自己最熟悉、人脉最集中的江西赣州，自以为本地人熟地熟、便于藏匿，能够规避警方排查、逍遥法外。 藏匿赣州期间，尤高并未有丝毫悔过收敛，反而愈发疯狂、变本加厉，持续策划恶性犯罪，妄图快速积攒巨款，伺机偷渡出境、逃避法律制裁。他在赣州和平路租住了一间15平米的狭小房屋，将其作为秘密犯罪据点，暗中谋划一系列敛财犯罪计划，扬言要短期之内凑够30万元，完成资金积累后即刻偷渡出境。 1997年10月，尤高拉拢同学的弟弟杨某作为帮手，密谋绑架自己一位开工厂的同学的女儿，试图以绑架勒索的方式，敲诈巨额钱财。所幸该计划提前被当事人察觉、及时防范，这场恶性绑架案才未能得逞。 首次绑架计划失败后，尤高并未收手，再次快速策划新的抢劫方案，将目标锁定在漳州江汀参与娱乐博弈的富商，计划抢劫大额现金。为保障作案后快速逃窜，他提前预谋抢劫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11月13日，尤高伙同杨某携带改装双管猎枪，潜伏在赣州粮食物资仓库附近，伺机袭击一名驾驶本田125摩托车的路人。所幸车主反应机敏、快速避险，成功躲过一劫，尤高的抢劫计划再次落空。 接连两次重大犯罪计划接连受挫，让同伙杨某心生畏惧、彻底丧失信心，不愿再跟随尤高铤而走险，最终选择抽身离开、断绝关联。同伙的离去、计划的失败，并未让尤高幡然醒悟、停止作恶，反而让他更加焦躁疯狂，加快了犯罪节奏，迫切想要实现暴富出逃的计划。 1997年11月4日，四处寻觅帮手的尤高，结识了刚从深圳抵达赣州、年仅17岁的浙江青年黄延军。彼时的黄延军怀揣着暴富的幻想外出务工，却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甚至无家可归、无处落脚。在尤高的花言巧语、高薪忽悠和裹挟诱导下，涉世未深的黄延军彻底迷失，沦为尤高的专属跟班、犯罪帮手。 物色到帮手后，尤高更加肆无忌惮，几乎每日外出踩点、寻觅作案目标，疯狂策划抢劫、绑架案件。11月20日左右，尤高最终锁定作案目标，红旗大道一家发廊的女店主，计划实施绑架抢劫，一次性获取大额钱财。 11月22日下午5时许，尤高以消费、洽谈业务为借口，使用欺骗手段，将毫无防备的发廊女店主诱骗至自己的租住屋内。随后，尤高与黄延军两人联手，将女店主强行捆绑控制，逼迫其交出随身钱财、告知存款位置。 起初女店主奋力抵抗、拒不配合，可当她看到尤高拿出杀伤力极强的改装猎枪，见识到其凶狠暴戾的面目后，深知对方穷凶极恶、性命堪忧，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存款存折存放位置。 获取线索后，尤高独自前往女店主的租住地，在床头枕头下方搜出一张存有2500元的存折，同时对全屋进行细致搜查，当场查获现金2800元，随后带着赃款赃物返回据点。11月23日上午，尤高威逼女店主说出存折密码，前往银行取走现金2460元，顺利完成抢劫作案。 到手钱财后，凶残多疑的尤高依旧满心忌惮，担心女店主事后报警、暴露行踪。11月24日清晨，尤高与黄延军商议，直言留着受害者终究是隐患，唯有灭口才能彻底自保。 从未参与过恶性犯罪、胆小怯懦的黄延军当即拒绝，坦言自己不敢杀人、不愿参与灭口。尤高随即冷漠告知，无需黄延军动手，所有后果由自己承担。随后，尤高独自对被控制的女店主实施加害，犯下又一桩滔天命案，事后将受害者遗体装入尼龙编织袋，偷偷抛尸河道，手段残忍、行径恶劣，天理难容。 就在尤高接连作恶、疯狂犯罪，妄图攒够资金偷渡出逃之时，苏州专案组早已锁定其藏匿轨迹、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在1997年12月13日将其成功抓获，彻底终结了其罪恶滔天的犯罪生涯。 1998年2月14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尤高特大持枪杀人、抢劫、绑架一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尤高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绑架预备罪，数罪并罚，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328章 棺材浸酒五月不葬，重庆夫妇十八年悬案泣血追 2002年的夏秋之交，长江上游的重庆奉节正被连绵的湿热裹挟。依山傍水的朱义镇魏家村，褪去了春日的温润，被酷暑与闷热死死笼罩。山间草木疯长却透着沉闷，田埂泥土黏腻潮湿，寻常村落的烟火宁静之下，一桩颠覆乡村常理的怪事，正悄然在村民之间发酵、蔓延，最终成为当地流传多年、令人唏嘘又胆寒的诡异往事。 在乡土民俗根深蒂固的渝东农村，逝者入土为安是刻在所有人骨子里的铁律。无论贫富善恶，村里有人离世，亲友村民必会合力操办丧事，守灵吊唁、择日下葬，从无拖沓滞留的道理。可就在这一年的魏家村，全村数百名村民却齐齐打破千年习俗，做出了一件让外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村民们自发凑钱集资，家家户户力所能及出钱出力，最终凑足钱款购置了上百斤高度白酒，悉数泼洒进两口崭新的柏木棺材之中。棺材里静静躺着的，是本村一对正值壮年、命运悲苦的年轻夫妇。更为诡异的是，这并非一次性的仪式，只是这场漫长守证之路的开端。 夏秋时节气温居高不下，密闭棺材内温度极高，白酒挥发速度远超众人预想。短短数日，棺内浸润遗体的白酒便消散大半。为了完好保存遗体、留存真相，村民们自发形成默契，日复一日轮流值守，每天专程添补十多斤高度白酒。这场特殊的守护，从盛夏绵延至深冬，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 烈酒浸棺，百日存尸，违背民俗、逆于常理。在闭塞淳朴的山村，无人不敬畏生死鬼神，村民们甘愿顶着心理恐惧、邻里非议、民俗压力，耗费数月心血坚守此事，背后绝非愚昧迷信，而是一桩灭门惨案留下的无尽悲愤与执念。 淳朴村民执意以酒存尸、苦等真相，不肯让逝者仓促入土，只为给离奇惨死的夫妇留住一份沉冤昭雪的可能。这对长眠酒棺五个多月的年轻夫妇是谁？阖家和睦的普通农家为何突遭横祸？光天化日之下的家中午饭，暗藏怎样致命杀机？这场耗时数月的全民守尸，最终能否等来真相？十八年漫漫追凶路，藏着一个家庭最绝望的泣血坚守。 棺中长眠的两名逝者，是本村土生土长的何贵，与他相守多年的妻子杨香。他们也是本案唯一幸存女孩小何的亲生父母。在2002年那场劫难降临之前，何家是村里人人羡慕、踏实和睦的普通农家，日子虽不富裕，却安稳温暖、烟火绵长。 何贵是重庆奉节县朱义镇魏家村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他自幼懂事孝顺，早早看透了农村生活的艰辛，更心疼父母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求学谋生渠道狭窄，为了替家里分担压力，十几岁的何贵便毅然告别故土亲人，背起简单行囊，跟随同乡外出务工，早早踏入社会谋生。 年少的他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只能靠着一身蛮力和吃苦耐劳的韧劲，在陌生的城市辗转打拼。工地搬砖、流水线务工、零散零活，最苦最累的底层工种他全都做过。常年在外漂泊的日子里，他省吃俭用，把大半打工收入悉数寄回家里，补贴家用、帮扶弟妹、赡养父母，硬生生靠着自己的肩膀，为原生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成年之后，勤恳踏实、忠厚老实的何贵，在乡里乡亲的口碑极好。经媒人介绍，他结识了邻村温柔贤惠的女子杨香。杨香性格温婉、勤快能干，待人谦和，没有娇气，踏实本分的性子深得何家父母喜爱。两人相识相知，情投意合，很快便定下婚约，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婚后的日子平淡且温馨，夫妻二人三观契合、同心同德，从未有过激烈争执。男主外、女主内，分工默契，把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没过几年，一双儿女相继降生，乖巧可爱的儿女，让这个普通的农家愈发圆满。大儿子聪慧活泼，小女儿乖巧懂事，一家四口的日子平淡甜蜜，满是烟火暖意。 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入学读书、日常开销逐年增加，可彼时当地农村薪资微薄、就业机会稀少，仅靠农村几亩薄田，根本难以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与孩子的学费开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给孩子攒下读书成才的本钱，已经安稳居家数年的何贵，不得不再次背起行囊，踏上外出务工的老路。 从此，何贵常年漂泊在外，奔波各地工地务工，一年四季难得归家。所有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一分不舍得乱花，全部寄回家中，全权交由妻子杨香打理家用。而留守在家的杨香，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悉心照料年迈老人、日夜看护一双年幼儿女，操持家中大小琐事，默默坚守着家庭的后方。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却始终相互体谅、彼此牵挂，感情愈发深厚。 常年的辛苦打拼，让何贵手里慢慢攒下了一笔积蓄。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日渐懂事，再看看家里居住多年、墙体斑驳、屋顶漏雨的老旧土坯房，何贵心里愈发愧疚。常年缺席家庭陪伴，他满心亏欠，唯一的心愿就是翻新老屋，给妻儿老人一个干净安稳、宽敞明亮的家。 2002年4月，在外务工多年的何贵，下定决心回乡翻建老宅。他揣着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告别务工的城市，满心憧憬地回到魏家村，筹备建房事宜。可老屋推倒重建，全家四口人瞬间没了住处，建房周期漫长，临时安置成了最大的难题。 让何贵夫妇倍感温暖的是，得知他家的困境后，同村邻里纷纷主动伸出援手。淳朴的乡亲们接连上门，主动邀请何家一家人临时租住自家闲置的房屋，无需过多客套，句句都是真心帮扶。 何贵为人正直厚道，从不占人便宜，面对邻里的善意帮扶，他再三推辞无果后，满心感激地应了下来，同时郑重向邻居承诺，绝不会无偿租住，会按照当地合理的租房行情，按时支付房租，绝不亏欠人情。就这样，何贵一家四口安稳租住在家家户户关系和睦的邻居家中，静待新房落成。 租住期间，何家一家人始终心怀感恩，待人真诚热忱。妻子杨香更是勤快暖心，平日里时常下厨，烹制拿手家常菜，炒肉炖菜、蒸煮杂粮，常常分送给邻里品尝，以最朴素的方式答谢乡亲的帮扶。谁家有农活忙不过来，何贵只要有空，必定主动搭手帮忙；邻里有大小琐事，夫妻俩也从不袖手旁观。 一来二去，何家与邻里相处得愈发融洽，互帮互助、和睦亲近，村里人人都夸赞何家夫妻厚道本分，所有人都以为，待新房完工，何家便能迎来安稳富足的新生活。没人预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笼罩着这个和睦的家庭，打碎了所有人的美好期许。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何贵夫妇永远没能住进心心念念的新房，永远定格在了2002年的盛夏。 2002年6月3日，盛夏的魏家村烈日炎炎，骄阳炙烤着大地，空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清晨天刚蒙蒙亮，何贵便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赶往老宅建房工地，埋头忙活翻建工作。为了早日完工、让家人搬进新房，他每天早出晚归，不辞辛劳，一心扑在建房琐事上。 当天上午，何家八岁的大儿子、六岁的小女儿正常到校读书，家中格外安静。留守在家的杨香，早早收拾妥当，出门赶往村里的集市买菜，想着丈夫连日建房辛苦，特意打算置办些鲜肉，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给丈夫补补身体，也给放学归来的孩子改善伙食。 集市归来，杨香一刻不曾停歇，生火、洗菜、切肉、炖汤，手脚麻利、有条不紊。正午时分，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已然备好，鲜香的米饭搭配嫩滑的肉片汤，肉香裹挟着烟火气，满满萦绕在屋内。 收拾好饭菜，杨香静静坐在桌边等候，满心欢喜地盼着丈夫归来、孩子放学，一家人团聚用餐。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很快到了何贵每日归家吃饭的固定时间，可工地方向始终不见丈夫的身影。担心丈夫劳累过度、迟迟未归，放心不下的杨香索性出门，快步赶往老宅工地寻找何贵。 就在杨香外出寻夫的空档，八岁的大儿子率先放学回到家中。推门而入的孩子，瞬间被桌上浓郁的肉香吸引，连日夏日炎热，胃口不佳的他，此刻看着热腾腾的肉片，忍不住口舌生津。趁着家中无人，孩子没忍住，伸手抓了几块肉片塞进嘴里，快速吃了起来。 另一边，杨香顺利找到正在忙活的何贵，夫妻二人简单叮嘱几句，便一同结伴往家中赶回。可刚踏进家门，杨香便发现不对劲，平日里活泼好动的大儿子，此刻正双手死死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不停翻滚挣扎，小脸惨白，额头布满冷汗，嘴里不停哭喊着肚子疼、肚子痛，声音凄厉又无助。 看着孩子突如其来的异常状态，何贵夫妇瞬间慌了神。时值盛夏正午，天气酷热难耐，夫妻俩第一时间便以为孩子是顶着高温赶路、中暑引发的腹痛不适。情急之下，何贵来不及多想，立刻弯腰抱起痛苦挣扎的儿子，大步朝着村里的卫生所狂奔而去，焦急的杨香紧随其后，一路小跑、满心慌乱。 抵达村卫生所后，医生快速询问孩子的症状、发病过程，结合盛夏高温的天气情况，初步判定为中暑引发的肠胃不适，随即开具了对症的缓解药物。服药过后，孩子的腹痛症状渐渐缓解，状态慢慢平复下来。看着儿子好转，悬在何贵夫妇心头的巨石终于落地，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二人长舒一口气，抱着孩子缓缓往家走。 就在夫妻俩带着大儿子归家的途中，六岁的小女儿也放学回到了家中。和贪吃的哥哥不同，乖巧懂事的小何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饭菜，始终乖乖站在一旁等候，没有私自偷吃一口，安静等待父母归来、一家人一同用餐。 不多时，何贵夫妇抱着大儿子回到家中。何贵先把身体不适的儿子轻轻安置在卧室床上，让孩子平躺休息。恰巧此时，孩子的奶奶也专程赶来探望孙儿，得知大孙子突发腹痛，老人瞬间满心紧张，反复询问细节，在得知是中暑好转后，悬着的心才缓缓放下。 一家人忙活了大半天，早已饥肠辘辘、身心俱疲。此时饭菜依旧温热，何贵便招呼母亲、女儿一同坐下吃饭。奶奶连连摆手，称自己早已吃过午饭，执意不肯上桌。就这样，奔波劳累的何贵、杨香，带着乖巧的小女儿，三人围坐在餐桌前，开始享用桌上的饭菜。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降临。三人用餐片刻后，原本安然静坐的小女儿，突然捂着肚子弯腰蜷缩，紧接着重重摔倒在地，和哥哥先前的状态一模一样。小小的身子在地上不停翻滚，双手死死捂住腹部，稚嫩的哭声撕心裂肺，不停哭喊着肚子剧痛。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何贵夫妇猝不及防，二人下意识以为女儿也是中暑引发不适，连忙起身想要俯身查看孩子的状况。可就在两人刚刚站起身的瞬间，致命的症状骤然爆发。 毫无征兆地，何贵、杨香夫妇二人双双身形一软，直直栽倒在地。紧接着，两人嘴角不断涌出白色泡沫，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颤抖，四肢僵硬、意识快速模糊，整个人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短短数秒，原本鲜活的两个人，便陷入了致命的危急状态。 坐在一旁的奶奶亲眼目睹这惊悚绝望的一幕，瞬间彻底懵了。短短几分钟，孙女倒地痛哭、儿子儿媳双双抽搐昏迷，巨大的恐惧瞬间席卷老人，她大脑一片空白，浑身僵硬，一时间手足无措、愣在原地，完全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的一切。 年幼的小何痛得放声大哭，稚嫩凄厉的哭声穿透院落，传到了隔壁邻里耳中。附近村民听到异常动静，纷纷好奇赶来查看情况。推开院门的瞬间，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吓得心惊肉跳：祖孙三人倒地不起，大人抽搐吐沫、孩童痛哭哀嚎，场面惨烈又诡异。 淳朴热心的村民们立刻上前帮忙，有人快速安抚慌乱失态的老人，有人小心翼翼查看三人的状态，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主动帮忙联系车辆，准备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在一众村民的合力帮扶下，悲痛无助的奶奶，陪着倒地的儿子、儿媳、孙女三人，紧急赶往乡镇医院救治，一路上不停哭诉，判定一家人大概率是食物中毒。 医院接诊后，医护人员见状不敢耽搁，立刻开启紧急救治流程，洗胃、补液、对症抢救，全力挽救三条生命。可毒素发作速度极快、毒性猛烈，悲剧终究还是没能避免。 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噩耗接连传来：何贵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彻底失去生命体征，早已撒手人寰；妻子杨香经过医院一段时间的紧急抢救，最终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短短一个正午，一对勤恳半生、善良本分的壮年夫妻，双双殒命。 万幸的是，年仅六岁的小女儿何倩，因进食量少、摄入毒素剂量较低，再加上医护人员救治及时，经过彻底洗胃、对症治疗后，侥幸脱离生命危险，艰难保住了性命。而此前偷吃少量肉片、并未喝汤的大儿子，因摄入毒素极少，仅出现轻微腹痛，休养后便逐渐恢复，成为除小妹外，这场惨案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 好好的四口之家，一日之内痛失双亲，两个年幼孩子瞬间沦为孤儿。这场突如其来的横祸，瞬间击碎了整个何家，也在平静的魏家村掀起了滔天波澜，恐慌的氛围瞬间笼罩整座村落。 命案发生后，当地警方第一时间接到报警，火速赶赴现场介入调查，全面走访现场、摸排线索、询问目击村民，全力还原事发全过程，追查惨案真相。 参与帮扶救援的村民王毅，作为全程目击者，向警方详细还原了事发经过。他如实供述，当天中午最先出现不适的是何家八岁的大儿子，孩子偷吃肉片后不久便腹痛难忍，众人起初皆以为是中暑，并未放在心上。谁料后续何家三口用餐后，小女儿随即倒地腹痛，紧接着何贵夫妇骤然发病、口吐白沫、抽搐昏迷，发病速度极快、症状极其凶险。 王毅回忆时依旧满心后怕，他表示，众人赶到时，何家夫妻已经奄奄一息，气息微弱，完全失去了意识。最终何贵在送医途中离世，杨香经抢救无效离世，唯有六岁的小何侥幸存活，躲过一劫。 为精准锁定死因、排查毒源，警方办案人员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勘查取证。现场留存的未吃完的米饭、剩余肉片、大半锅肉汤、饮用水、剩余生肉，以及灶台存放的食盐、调味品等全部食材物料，均被警方逐一采样封装，带回警局专业化验。同时，警方依法对何贵、杨香夫妇的遗体进行规范尸检，全面排查死亡原因。 2002年7月8日，经过近一个月的专业化验、层层核验，司法鉴定结果与化验报告正式出炉，惨案的致命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检测结果明确显示：何家当天中午食用的肉片汤中，检测出含量极高的毒鼠强成分，毒性浓度足以瞬间致人死亡。 同步出具的尸检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何贵、杨香夫妇的胃部残留组织、血液样本中，均检出大量毒鼠强毒素，二人系毒鼠强急性中毒身亡。 熟知常识的人都清楚，毒鼠强是国家明令管控的剧毒灭鼠药剂，无特效解毒剂，毒性极强、发作迅猛，微量摄入即可致人重伤，剂量稍大便会直接引发死亡，致死率极高。结合两名孩子的症状不难判断，兄妹二人当天仅偷吃、食用了碗中的肉片，并未饮用含有剧毒的肉汤，摄入毒素剂量极低，因此仅出现轻微腹痛、身体不适的症状，并未危及生命，最终侥幸存活。而大量饮用肉片汤的何贵夫妇，直接摄入致命剂量的剧毒，最终双双殒命。 证据确凿，警方彻底敲定案件性质：这并非意外食物中毒，而是一起蓄意投毒、蓄意杀人的恶性刑事案件。 真相令人悲愤，一对善良勤恳、与世无争的农村夫妇，无辜惨死在自家餐桌，殒命于最寻常的家常午饭。究竟是谁心怀歹念、痛下狠手，在饭菜中投下剧毒，硬生生毁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追查真凶、还原真相，警方立刻启动全方位排查侦破工作。 办案民警立足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以被害者家庭为核心，全面梳理何贵、杨香夫妇的人际关系、邻里往来、矛盾纠纷，逐户走访村民、逐一筛查可疑人员。调查初期，警方率先锁定了一名重点嫌疑人：该村民此前因何贵翻建老宅的宅基地边界、施工采光等问题，与何贵发生过多次争执纠纷，存在明显作案矛盾与作案动机。 警方第一时间将该村民带回警局问询核查，全面调查其案发前后的行踪轨迹、接触人员、行为动态。经过细致审讯、证据核验、行踪比对，最终确认该村民虽有矛盾纠纷，却无作案时间、无作案条件、无相关物证支撑，排除作案嫌疑，随后依法将其释放。 此后，警方又先后排查传唤两名疑似可疑人员，层层深挖线索、核实疑点，但均未发现任何有效作案证据，无法锁定作案嫌疑，只能逐一排除、释放嫌疑人。紧接着，办案民警扎根村落，连续多日逐户走访全村村民，摸排所有与何家有过交集、有过摩擦的人员，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疑点、任何一条细碎线索。 然而，受制于当年乡村监控缺失、技术侦查手段有限、现场无直接目击证人、无有效物证留存等客观条件，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日子一天天流逝，警方穷尽排查手段，反复梳理线索、复盘案情，始终未能锁定真凶，案件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 警方的侦破停滞，让整个魏家村陷入巨大的恐慌与不安之中。当地村民世代淳朴善良，邻里相处和睦，从未遭遇过如此恶劣的蓄意投毒命案。凶手潜藏在同村邻里之中，身份未知、动机不明，迟迟未能落网，让家家户户人心惶惶、日夜不安。 村民们人人心生畏惧，谁也无法确定，潜藏在村里的凶手是否会再次作案、伤害无辜。为了守住案件证据、留住追查线索，给惨死的何家夫妇一个公道，全村村民自发达成统一共识：坚决不安葬何贵夫妇的遗体，全力保留遗体与案件相关线索，等待警方查出真凶、真相大白之后，再让逝者入土为安。 可彼时正值夏秋之交，奉节当地气温居高不下，空气潮湿闷热，细菌滋生速度极快。在没有专业冷藏设备的情况下，遗体根本无法长期自然保存，短短几日便会出现腐坏变质的情况，一旦遗体损毁，关键尸检证据便会彻底灭失，真凶或将永远逍遥法外。 为了完好保存遗体、留存关键证据，有村民率先提议，前往镇上租赁专业冰柜，低温保存遗体，最大限度保留完整证据。这个提议瞬间得到全村人的一致认同，是当时最稳妥、最科学的保存方式。可村民们辗转前往镇上咨询价格后，却被高昂的租赁费用泼了冷水。 彼时农村村民收入微薄，家家户户仅靠务农、零散务工维持生计，收入微薄且不稳定。专业冰柜的租赁费用、电费开支，对普通村民而言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开销，全村村民合力筹措，依旧无力承担，只能无奈放弃租柜方案。 一筹莫展之际，村里年长的老人想起了民间古法防腐的土办法——高度白酒。高浓度白酒具备良好的杀菌、抑菌、防腐效果，且价格低廉、容易购置，贴合村民的承受能力。这个办法一经提出，立刻得到所有村民与何家亲友的全力赞同。 就这样，一场轰动全村、延续五月的“烈酒存尸守真相”行动正式开启。村民们再次自发集资，家家户户出钱出力，凑钱购置了两口厚实的柏木棺材、大量保鲜膜，以及上百斤高度散装白酒，全力开展遗体防腐保存工作。 何家亲友与可信的村民一同，小心翼翼将何贵、杨香夫妇的遗体仔细擦拭清理，用保鲜膜层层严密包裹，最大程度隔绝空气、减少细菌滋生，随后将两具遗体平稳安置入两口崭新的柏木棺材之中。一切安置妥当后，村民们将提前购置的上百斤高度白酒，尽数缓缓倒入棺内，让烈酒充分浸润遗体周围，依靠酒精实现抑菌防腐。 可盛夏酷暑的威力远超众人预料，密闭的棺材内温度极高，白酒挥发速度极快。短短三四天时间，棺内大量白酒便挥发殆尽，防腐效果大幅减弱。为了守住遗体、留住证据，村民们只能持续补购白酒，反复添灌棺内。为了延缓白酒挥发速度，村民们又自发掏钱购置大量冰棍，分批放置在棺材周边与棺盖缝隙处，依靠低温降温，减缓酒精挥发，辅助防腐。 自此，魏家村形成了一场特殊的日常：日复一日，每天都有村民轮流值守，专程赶往停棺处，补充十多斤新鲜白酒，更换融化的冰棍，日复一日、从未间断。从燥热盛夏到凛冽深冬，整整五个多月、一百五十多个日夜，村民们默默坚守，轮流值守、持续添酒护棺，用最朴素、最笨拙的方式，为惨死的何家夫妇守住真相的火种。 烈酒浸棺、百日存尸的奇事，很快从魏家村传遍周边乡镇，十里八乡人人皆知。不少外人听闻此事后，心生恐惧、议论纷纷，人人都知晓魏家村村口停放着两口浸酒棺材，藏着一桩未破的命案。 一时间，周边村民路过魏家村都会刻意绕道而行，尤其是夜间，无人敢靠近村落周边，生怕沾染晦气。而身处其中的魏家村村民，日夜守着这份沉重的秘密，每日面对两口特殊的棺材，内心满是压抑与惶恐，夜间更是心生寒意、难以安睡。诡异的氛围长期笼罩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作息起居、邻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人心始终无法安定。 长期停棺不葬、烈酒存尸的情况，不仅扰乱了村民的正常生活，也违背了当地殡葬管理相关规定，引发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走访、耐心沟通，反复劝导何家亲友与村民，希望大家能够遵从民俗与规定，尽快妥善安葬逝者，让逝者安息，消解村里的诡异氛围，恢复村落正常秩序。 起初，何家亲友与大部分村民坚决不同意下葬。大家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悲愤，凶手未落网、真相未大白，逝者含冤未雪，绝不能草草入土。多次沟通劝导后，部分村民心态逐渐松动，可仍有多数村民坚持死守、不肯妥协。 为妥善化解此事、安抚家属情绪、慰藉两名孤儿，当地县政府最终出面，专项拨付五千余元慰问金与安葬专项费用，一方面慰问痛失双亲的两名孤儿，给予生活帮扶；另一方面安排工作人员持续耐心做村民与何家亲友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劝导安抚。 在政府的多方协调、反复沟通、暖心帮扶下，何家亲友与全体村民终于放下执念，达成一致意见，同意让何贵夫妇入土安葬。 2002年11月初，距离案发整整五个月后，在全村村民的合力帮助下，历经百日烈酒浸泡、众人日夜守护的何贵、杨香夫妇遗体，终于被妥善安葬在村子后方的半山腰上。依山而葬，安稳长眠，奔波半生、善良一世的夫妻俩，终于得以尘埃落定、入土安息。 逝者已然安葬，可潜藏在村落中的真凶，依旧逍遥法外。这场牵动全村、耗时五月的坚守，终究没能在第一时间换来真相，案件彻底沦为悬而未决的积案，成了何家所有人心中、全村村民心中一道永远的伤疤。 即便案件搁置、逝者安葬，何家亲友从未有过一丝放弃。多年来，一家人始终默默关注着案情进展，反复奔走、多方问询，满心期盼警方能够排查出新线索、抓获真凶，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给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公道。 2009年，距离惨案发生已经过去七年。七年时间里，何家亲友从未停止追问与坚守，看着迟迟没有进展的案件，众人再也无法隐忍，集体前往当地公安局，正式向警方提出诉求，希望办案机关给出明确说法、推进案件侦破，尽快抓获潜逃多年的凶手。 可时隔七年，当年的现场痕迹、物证线索大多随着时间流逝彻底灭失，警方始终没有排查到有效突破性线索，无法锁定嫌疑人、推进办案。面对何家亲友的合理诉求，警方无奈之下，只能依法出具一份正式的尸检鉴定通知书，书面明确认定：何贵、杨香夫妇系摄入大量毒鼠强，急性中毒死亡，属于恶性投毒遇害。 这份迟来七年的书面鉴定，仅仅是对死因的最终确认，却没能带来凶手的任何线索，更没能抚慰何家的伤痛。亲友们拿着冰冷的鉴定文书，满心悲凉、万般无奈，却依旧没有放弃追凶的执念。七年等待、七年煎熬，没能磨灭一家人的希望，他们依旧坚信，真相终会到来，凶手终会落网。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时间一年年悄然流逝，就在一家人近乎漫长的等待与煎熬中，沉寂九年的悬案，终于在2011年迎来了一丝转机，让所有人看到了沉冤昭雪的曙光。 2011年3月，当地警方始终未放弃对该案的复盘与追查，多年来持续梳理线索、比对人员信息、排查可疑人员。经过层层筛查、反复核验、深度复盘案情，警方最终将侦查视线锁定在何贵一家当年租住房屋的邻居李某身上，认定其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迅速依法将李某传唤至警局接受审讯核查。面对民警的审讯与问询，沉寂九年的李某，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动机与作案全过程，完整还原了2002年那场惨烈的投毒惨案。 根据李某供述，她正是当年何家租住房屋的房主妻子。当年何贵常年在外务工，家中只剩妻子杨香独自留守，日夜操劳家事、照料孩子，时常劳累过度、身体抱恙。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本是常态，李某的丈夫见杨香孤身一人诸多不便，便时常主动上门，帮杨香干农活、打理杂事，处处热心帮忙、殷勤照料。 这本是乡村邻里最寻常的善意帮扶，可久而久之，生性多疑、心胸狭隘的李某，看着丈夫频繁出入何家、帮扶杨香，心中渐渐滋生出无端的猜忌与嫉妒。她无端怀疑丈夫与杨香之间存在不正当暧昧关系，偏执的念头在心底不断发酵、生根发芽，日复一日，猜忌逐渐转化为浓烈的怨恨与戾气。 李某始终无法释怀心中的猜忌，日积月累的恨意，最终彻底蒙蔽了心智。她将所有的不满与怨恨，全部归咎于无辜的杨香，内心滋生出极端的报复念头，下定决心要让杨香付出代价。 2002年6月3日正午，李某摸清了何家的作息规律，趁着杨香出门寻夫、家中短暂无人的空隙，悄悄潜入何家院落，将提前准备好的剧毒毒鼠强，偷偷投放到餐桌上已然备好的肉片汤中，蓄意制造了这场灭门惨案，酿成了两家破碎、多人悲痛的悲剧。 随着李某的完整供述，尘封九年的案情看似彻底水落石出，作案动机、作案过程、作案时间全部吻合，悬案似乎终于告破，真凶终于浮出水面。 何家众人得知审讯结果、听闻凶手落网认罪的消息后，压抑九年的悲愤与委屈瞬间涌上心头，多年的煎熬与等待终于看到尽头，一家人满心欣慰、热泪盈眶，以为这场跨越九年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惨死的亲人终于可以瞑目，两个孩子终于可以等到公道。 可命运弄人，真相看似到来，结局却再度让人坠入深渊。这场万众期盼的沉冤昭雪，终究没能如期而至。 从2002年案发，到2011年嫌疑人认罪，九年时光匆匆而过。漫长的岁月里，案发现场早已彻底翻新，当年的饭菜、食材、毒物残留等核心物证早已完全灭失，现场痕迹、监控记录、人证辅助线索全部随着时间彻底消失，能够直接锁定罪名的客观证据尽数缺失。 后续检察机关依法介入，以故意杀人罪对李某提起公诉。可庭审阶段，李某当庭推翻了此前的全部供述，拒不承认自己的作案事实，全盘否认投毒杀人的罪行。 更为致命的是，本案全程仅有李某此前的审讯口供作为唯一线索，没有任何实物证据、第三方证人、辅助线索可以佐证其作案事实，完整的证据链彻底断裂、无法闭环。同时，司法机关也无法完全排除李某存在替人顶罪、虚假供述的可能性，案件疑点无法彻底排除。 基于我国刑事诉讼“疑罪从无”的核心原则，在证据链不完整、核心证据缺失、无法百分百锁定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最终依法作出裁定：因证据不足、事实存疑，无法认定李某故意杀人罪名成立，依法当庭将李某无罪释放。 一纸裁定，彻底击碎了何家所有人的希望。刚刚燃起的光明瞬间熄灭，一家人的心情从极致的欣慰瞬间跌入谷底，九年坚守、九年期盼，最终换来一场空欢喜。真凶近在眼前，却因证据缺失无法定罪、逍遥法外，这样的结果让何家所有人悲愤难平、无力辩驳，满心绝望却又无可奈何。 如果李某不是真凶，那潜藏九年、毁掉一个家庭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这个无解的疑问，从此深深缠绕着幸存的兄妹二人，成为两人心中永远的梦魇，伴随他们岁岁年年。 时光继续流转，岁月匆匆又过九年。2020年6月3日，恰逢惨案十八周年纪念日。当年那个年仅六岁、侥幸从毒汤惨案中存活下来的小女孩小何，已然长大成人，二十四岁的她褪去了孩童的稚嫩，却始终没能摆脱童年的阴影与伤痛。 十八年光阴，六千五百多个日夜，她从懵懂孩童长成亭亭玉立的成年人，可父母惨死的画面、家中突发的横祸、亲人含冤未雪的遗憾，时时刻刻萦绕在她的脑海中，从未消散。十八年追凶无果、十八年沉冤未雪，让这个历经磨难的女孩始终无法释怀。 万般无奈之下，小何选择借助网络的力量，在社交平台写下长篇文字，细细追忆十八年前案发当天的点点滴滴，记录父母的善良与勤恳、家庭的和睦与温暖，诉说一家人遭遇的无妄之灾、十八年来的煎熬与等待，字字泣血、句句含泪。 她在文中恳切呼吁，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注这桩尘封十八年的悬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启调查、深挖线索、追查真凶，还惨死的父母一个公道，让长眠地下十八年的双亲，能够九泉安息，不再含冤。 除此之外，小何也着重提及了年事已高的奶奶。十八年来，奶奶始终没能走出当年的阴影，儿子儿媳双双倒地惨死的画面，深深烙印在老人的脑海中，日夜折磨着她的精神。十八年间，老人夜夜难眠、时常落泪，只要有人提及当年的惨案，便会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常年被悲伤与愧疚裹挟，精神状态饱受摧残。 如今奶奶年事已高、时日无多，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杀害儿子儿媳的真凶被绳之以法，亲眼见证沉冤昭雪的一刻。小何恳切表示，自己别无他求，只愿能完成奶奶的余生夙愿，告慰父母亡灵，给苦难的一家人一个交代。 这篇饱含血泪、真情实感的长文一经发布，迅速引爆网络，引发亿万网友的广泛关注与共情。无数网友为这个破碎的家庭痛心，为善良惨死的夫妇惋惜，为十八年悬案未破、真凶逍遥法外的结局倍感遗憾。众多媒体记者闻讯赶来，专程赶赴奉节当地，实地采访何家家人，深入了解案件细节与一家人的近况。 面对记者的镜头，何家亲人满是无奈与恳切，反复表达着全家的心声：不奢求补偿、不奢求慰问，只希望警方能够重启侦查、深挖线索、追查真凶，尽快侦破这桩拖延十八年的悬案，不要再让无辜家属继续无望等待，不要再让悲剧延续，不要再让何家再等下一个十八年。 随着舆论热度持续攀升，当地警方正式出面公开回应：自2002年案发以来，公安机关从未放弃对该案的侦查工作，多年来持续复盘案情、梳理线索、比对人员信息、排查可疑人员，始终坚守破案初心。后续警方将再次重启该案专项核查工作，依托全新的侦查技术、侦查思路，深挖陈年线索，全力寻找遗漏疑点与新证据，力争早日侦破案件、抓获真凶，还受害者家属公道，给社会一个圆满交代。 时至今日，这桩横跨二十余年的重庆奉节白酒泡尸悬案，依旧没有迎来最终的结局。真凶依旧潜藏在岁月之中，逍遥法外，无人落网、无人伏法。 第329章 南宁三姐妹碎尸案纪实 2009年的初春，南宁的天气依旧潮湿闷热，连绵的阴云笼罩着整座邕城，空气里常年裹挟着南方特有的湿润黏腻感。彼时的南宁尚未完全褪去老城的烟火气息，街边商铺林立，市井生活热闹喧嚣，百姓的日子平淡安稳。可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惨绝人寰、轰动全城的恶性命案，会在这个乍暖还寒的二月悄然发生。三名正值芳华、活泼开朗的年轻姐妹，一夜之间离奇失踪，最终化作荒山沟渠中的零碎尸块，一桩灭门式的碎尸惨案，彻底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平静，成为2009年广西公安史上最受瞩目、性质最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也长久烙印在南宁市民的记忆之中。 2009年2月16日，下午三点多，阳光慵懒地洒在南宁市良庆区阳光新城小区的后山工地。这片工地尚未完全开发，荒草丛生、杂物堆砌，平日里极少有人驻足，只有几名外来务工人员会偶尔到此闲逛、透气。两名在周边工地打工的年轻小伙，趁着工作间隙结伴往后山走去，打算放松片刻。可刚靠近山脚沟渠一带，一股刺鼻、浓烈的腐败恶臭味扑面而来，顺着潮湿的风钻进鼻腔，让人胃里一阵翻涌。 其中一名小伙皱紧眉头，抬手捂住口鼻，满脸疑惑地开口：“这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臭，太呛人了！”另一名小伙也察觉到不对劲，常年在工地劳作的他们，见过各类脏乱场景，却从未闻过这般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二人心中好奇又带着几分忐忑，顺着气味的源头，一步步朝着山坡下方的沟渠走去。 越靠近沟渠，臭味越是浓烈刺鼻。视线穿过杂乱的杂草，他们清晰看见沟渠浅水区内，散落着数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袋子被积水浸泡得发胀，边角处已经破损，浑浊的污水顺着破口缓缓渗出，那股诡异的腐臭味，正是从这些塑料袋中源源不断散发出来。 两人对视一眼，。… 不安。这片荒坡平日里无人问津，怎么会凭空出现这么多密封的塑料袋？带着疑惑，他们小心翼翼上前，轻轻扒开其中一个破损的袋子。仅仅一眼，两人瞬间浑身僵硬、头皮发麻，脸色瞬间惨白，浑身冒出冷汗。袋子里装着的，根本不是生活垃圾，而是一块块形态诡异、早已腐败的人体组织残块。 突如其来的惊悚画面，让两个务工小伙瞬间慌了神，接连后退几步，心脏狂跳不止，嘴里不停惊呼。短暂的慌乱过后，二人深知事态严重，不敢多做停留，也不敢随意触碰现场物品，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语气颤抖地向警方报备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发现。 警情迅速同步至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接到报案后，分局高度重视，立刻抽调刑侦、技术勘查民警火速赶赴阳光新城后山案发现场。民警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封锁整片荒山区域，拉起警戒带，杜绝无关人员进入，全力保护案发现场原貌。经过初步勘查，警方确认现场塑料袋内装载的全部为人体尸块，随即对整片山坡、沟渠、杂草丛展开全方位、地毯式的细致搜寻。 经过数个小时的全面排查，民警先后在沟渠内外、草丛深处、土坡角落找到共计11个不同规格的包装袋，有学校专用的桶式收纳袋，也有普通的黑色编织袋与塑料袋，所有袋子内部，均装满了被分割的人体残肢碎块。为了明确死者人数、还原尸体原貌，刑侦技术人员现场开展细致拼接、比对、核验工作，凭借专业的刑侦技术，一点点拼凑零散尸块，最终得出了一个让所有办案民警无比震惊的结论：这批尸块并非来自单一受害者，而是分属于三名不同的年轻女性，是三具完整的女性遗体被人为残忍分割后的残骸。 就在警方全力梳理现场线索、研判案件性质时，办案民警忽然联想到六天前接入的一起失踪报案。2009年2月12日，南宁市民秦家人曾到派出所报案，称秦家三名年轻姐妹无故失联，多日杳无音信。为了快速确认尸源，警方第一时间调取失踪人员档案、采集家属dNA样本，与现场尸块进行精准比对。最终比对结果确凿证实，荒山沟渠中发现的三名遇害者，正是六天前失踪的秦家三姐妹。 一次性残忍杀害三名年轻女性，事后还实施碎尸、异地抛尸，手段极其残忍、性质极度恶劣。这起三姐妹碎尸案，不仅在南宁本地历年刑事案件中极为罕见，放眼全国同类案件中，都属于影响极坏、情节极端恶劣的重大命案。案件的突发，让南宁警方倍感压力，当即将此案列为南宁市2009年头号重特大刑事案件，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悬赏通告，面向全社会征集案件线索、缉拿涉案凶手。 与此同时，案件迅速逐级上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公安部先后将该案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要求南宁警方全力以赴、限期侦破，务必抓获凶手、还原真相、告慰逝者。2009年3月10日，公安部专门派遣资深刑侦专家团队赶赴南宁，坐镇一线指导案件侦破工作，为专案组研判线索、突破瓶颈提供专业支撑。 命案曝光后，消息迅速在南宁全城传开。阳光新城后山碎尸、三名年轻姐妹离奇遇害的消息，瞬间席卷大街小巷、市井坊间。2009年的网络社交虽不如如今发达，但口口相传的速度依旧极快，街头巷尾、小区商铺、校园商圈，随处可见议论此案的市民。各种猜测、谣言、传闻层出不穷，有人猜测是仇杀报复，有人传言是谋色害命，还有不实传言肆意传播，一时间全城人心惶惶，市民尤其是年轻女性人心不安，夜间出行人数大幅减少，全城笼罩在一片压抑、恐慌的氛围之中。民众迫切期盼警方能够早日破案，将残忍的凶手绳之以法。 为了全力攻坚这起重大碎尸命案，南宁警方迅速整合警力资源，从市局刑警支队、特警支队、网安支队、巡警、交警、辖区派出所等多个部门，抽调数百名精干警力，组建了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的专项专案组。专案组内部细化勘查组、走访组、排查组、技术组、舆情组等多个小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全方位铺开侦破工作。 警方第一时间将侦查核心锁定在秦家三姐妹生前的租住地——南宁市大学东路加州华都小区，这里也是警方初步判定的第一案发现场。办案民警对三姐妹租住的703号房间，开展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细致勘验，小到墙面缝隙、地板纹路、家具角落，大到家电、衣物、生活用品，全部逐一核查检验。经过精密技术勘查，警方在房间隐蔽角落、地砖缝隙中检测出微量血迹残留，通过dNA比对确认，血迹全部属于遇害的秦家三姐妹，这也彻底坐实：加州华都小区703室，就是凶手实施杀人作案的第一现场。 但摆在专案组面前的，是极为棘手的现实困境。距离案发、受害者失踪，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六天，黄金侦破时间早已流逝。凶手作案后，具备极强的反侦察意识，刻意对作案现场进行了全面清理、消杀痕迹，抹去了大量作案残留线索。与此同时，三姐妹失踪后，秦家父母、大姐心急如焚，多次进出出租屋翻看物品、寻找线索，家属的反复出入、翻动，进一步破坏了现场原貌，导致现场痕迹杂乱、大量关键物证灭失。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警方能够提取到的有效线索、指纹、痕迹物证寥寥无几，侦破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除此之外，专案组在深入侦查过程中，接连遭遇三大核心侦破难点，让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第一个难点，是受害者三姐妹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秦家三姐妹常年经营服装生意，性格开朗外向、善于交际，尤其年纪较小的三妹、四妹，正值青春年少，长相靓丽、活泼爱玩，日常社交范围极广。两人酷爱上网聊天，闲暇时间几乎手机不离手，网络交友频繁，手机通讯录、社交软件内留存的联系人号码多达近千个，人员来源杂乱、身份参差不齐。不仅如此，姐妹二人常年出入各类娱乐场所，办理了多家KtV、休闲会所的会员，线下应酬、聚会众多，结识的社会人员鱼龙混杂，难以逐一筛查核实，极大增加了排查工作量与难度。 第二个难点，是侦查取证存在严重的时间滞后性。警方正式介入案件、开展全面排查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六天。小区居民、楼栋保安、周边商户、邻里住户，对于六天前的人员出入、异常动静、陌生面孔等细节，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大多无法提供精准、有效的目击线索，能够调取的有效人证少之又少。 第三个难点，是案发现场硬件设施缺失，无任何监控佐证。2009年的小区安防系统尚未普及，加州华都小区的楼栋电梯、楼道走廊、单元出入口、小区大门，均未安装监控摄像头，没有任何视频录像可以调取回溯，无法通过影像排查案发前后的可疑人员、可疑车辆、异常行踪，彻底失去了最直观的侦查线索。 尽管前路困难重重、线索寥寥，但专案组民警凭借丰富的刑侦经验，结合现场勘查结果、受害者生活轨迹、案件整体特征，精准锁定了凶手的核心特征：犯罪嫌疑人与秦家三姐妹绝非陌生人，而是具备“三熟”特征——熟门、熟路、熟人。凶手熟知小区环境、楼栋布局、出租屋位置，清楚三姐妹的生活作息、出行规律，能够悄无声息潜入、作案、撤离，绝对是受害者身边熟悉的人，或是长期居住在同一小区、对她们极为了解的邻里熟人。这一精准判定，为后续大范围排查工作划定了核心方向，避免了警力的盲目消耗。 想要彻底理清案件脉络、读懂凶手的作案动机，首先要全面了解秦家三姐妹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状态。秦家四姐妹均来自广西象州县的普通农村家庭，家中父母朴实勤劳，常年靠务农、做点小手工维持生计，家境普通。为了改变家庭命运、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家中大姐秦巧梅早早懂事，年少时便告别老家，独自奔赴南宁打拼谋生。 凭借着吃苦耐劳的韧劲、踏实肯干的性格以及灵活的经商头脑，秦巧梅在南宁服装行业慢慢站稳脚跟。经过多年打拼，她在南宁和平商场成功开设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凭借优质的货源、诚信的经营、良好的口碑，生意越做越红火，客源源源不断，收入稳步提升。生活稳定之后，心怀家人的秦巧梅没有独自享福，而是将老家的父母、三个妹妹全部接到南宁生活，带着一家人扎根城市、共同谋生。 在大姐秦巧梅的带领和扶持下，秦家三姐妹全部踏入服装行业，各自打拼事业。稳重踏实的二妹秦解梅，常年跟随大姐秦巧梅，在和平商场的老店帮忙打理店铺、接待客户、打理货源，熟练掌握服装经营的各项流程。年纪较轻的三妹秦珊、四妹秦巧萍，更有年轻活力、紧跟潮流，两人商量后单独创业，另开了一家新潮服装店，主打年轻风格服饰，生意也十分稳定。 案发时，大姐秦巧梅三十余岁，成熟稳重、心思缜密，是一家人的顶梁柱；二妹秦解梅性格内敛务实，勤恳顾家、专心事业；而二十出头的三妹秦珊、四妹秦巧萍，正值青春韶华，容貌靓丽、性格开朗、热情活泼，天生擅长与人相处。年轻的姐妹二人热爱新鲜事物，闲暇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不管是在服装店里看店，还是在家休息，只要有空，就会登录社交软件上网聊天，结识了大量网友。 除了网络交友，两人也十分喜欢线下休闲娱乐，是南宁各大娱乐场所的常客，手握多家KtV的会员，日常聚会、应酬不断。靓丽的容貌、开朗的性格，让两姐妹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平日里经常有男性友人、追求者前往她们租住的加州华都小区703室串门、邀约出游，来往人员繁杂，社交圈层十分广泛，这也为后续案件排查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2009年2月10日，这是三姐妹人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团圆日，也是一切悲剧的开端。当天傍晚，秦家四姐妹一同前往平田村的服装加工点，与父母团聚吃晚饭，一家人其乐融融，聊着生意近况、生活琐事、铺面装修的规划，氛围温馨和睦。 晚上八点左右，晚饭结束。大姐秦巧梅早已定下行程，次日要前往广州进货，为了提前收拾行李、休整准备，她率先告别家人，独自返回亭洪路的家中。剩下的三姐妹陪着父亲闲聊许久，重点敲定了次日服装店铺面的装修细节、施工时间、物料对接等事宜。聊完工作后，三妹秦珊、四妹秦巧萍也起身准备返回市区的出租屋。 临走之时，性格活泼的四妹秦巧萍笑着对父亲叮嘱：“爸，我明天早上九点过来接你，咱们一起去铺面看看装修进度。”一旁的二妹秦解梅也连忙嘱咐两个妹妹：“我晚点拿些衣服去你们出租屋洗，你们晚上别出去乱跑，在家等我。”三妹、四妹笑着应声答应，姐妹三人开开心心告别父母，踏上返程的路。 短短半个小时后，秦珊、秦巧萍二人顺利回到加州华都小区的租住楼栋。夜色渐深，楼道灯光昏暗，四周安静无声，两人一边闲聊着次日的装修事宜，一边拿出钥匙开门，满心放松，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悄然降临。她们不曾发现，斜对面709号的房门，正悄悄裂开一道细微的缝隙，一双阴鸷、压抑、充满恶意的眼睛，正透过门缝，死死盯着她们的一举一动，默默窥视着屋内的动静，一场蓄谋已久的罪恶，已然拉开序幕。 2月1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秦家父亲早早起床，满心期待等着女儿前来接自己去铺面。他牢牢记得前一晚小女儿的叮嘱，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正午，始终不见三个女儿的身影，手机也无人接听。反复拨打几个女儿的电话后，听筒里始终传来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老人心中渐渐升起不安，连忙联系远在广州筹备进货的大女儿秦巧梅。得知三个妹妹彻夜未归、手机全部关机，秦巧梅起初还耐心安抚父母，宽慰道：“没事的，三个妹妹年轻爱玩，肯定是昨晚出去玩得太晚，现在还在休息，手机没电关机了，不用多想。” 可嘴上虽然安慰着父母，秦巧梅的心里却隐隐有些慌乱。她太了解自己的妹妹们了，尤其是稳重的二妹秦解梅，向来勤勉自律，极度看重生意，从来不会无故停业、失联。放心不下的她，立刻从广州拨通了自家和平商场服装店的电话，无人接听；她又紧急联系隔壁铺面的老板，询问自家店铺当日的营业情况，邻居告知，秦家店铺全天大门紧闭、从未开门营业。 得知消息的秦巧梅心头一沉，彻底察觉到不对劲。正常情况下，哪怕三妹、四妹贪玩熬夜，二妹绝对不会放弃开店、无故失联。多个异常情况叠加，让她再也无心出差进货，心中的不安愈发浓烈，当即决定终止广州行程，火速赶回南宁查看情况。 2月12日上午，秦巧梅急匆匆赶回南宁，带着家人第一时间赶往三妹、四妹租住的加州华都小区。抵达楼栋楼下时，众人一眼看到了停在楼下的电瓶车——那是两个妹妹日常出行的代步车。看到车子还在，众人心里稍稍安定，猜测妹妹们应该没有外出远走，可转念一想，整夜失联、闭门不出，又让人揪心不已。家人甚至暗自猜测，是不是屋内煤气泄漏，导致姐妹三人意外中毒昏迷。 一家人急匆匆上楼，打开703室房门后，屋内的场景让所有人满脸困惑、一头雾水。房间内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没有任何打斗、翻动、挣扎的痕迹。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平整如初；电脑桌面上静静摆放着385元现金，分文未少；屋内抽屉全部完好，里面的银行卡、身份证、现金财物悉数留存，没有任何财物丢失的迹象。 屋内的细节处处透着诡异：手机充电器整齐摆放在桌面，说明主人睡前并未外出，随时准备使用手机；卫生间的抽风机处于持续开启状态，一直在运转通风；洗衣机内的衣物洗到一半，插头被直接拔掉，工序戛然而止；二妹前一晚叮嘱要拿来清洗的衣物，完好无损摆放在一旁，未曾被动过。 眼前的一切，处处透着生活化的平静，没有丝毫异常，可偏偏三个大活人凭空消失、杳无音信。一家人反复查看房间，反复推敲各种可能性：若是外出旅游，不可能不带手机、不留财物、不告知家人；若是临时赴约，不可能衣物洗到一半骤然停手、屋内物品井然有序；若是与人外出，素来敬业的二妹，不可能放弃店铺营业、彻夜失联。 无数种猜测被逐一推翻，诡异的场景让秦巧梅心中的恐慌越来越强烈，不祥的预感彻底笼罩心头。不敢再抱有侥幸心理的她，当即带着家人前往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五里亭派出所，正式报警求助，报案三名妹妹离奇失踪。 接到报警后，辖区民警立刻前往出租屋开展现场核查，反复勘查房间各个角落，依旧没有发现打斗痕迹、血迹、拖拽痕迹等异常情况，没有任何能够佐证意外、冲突、侵害的线索。初次核查无果，案件暂时以失踪人口登记备案。 一天、两天时间悄然流逝，整整两日过去，三名失踪的姐妹依旧没有任何音讯，手机始终关机，身边朋友、熟人也无人知晓她们的去向，彻底人间蒸发。看着毫无进展的寻人进度，看着父母终日以泪洗面、忧心忡忡的模样，心急如焚的秦巧梅别无选择，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全城寻人。 很快，南宁本地各大报纸、新闻媒体、街头宣传栏，全部刊登了秦家的寻人启事，详细标注三名失踪姐妹的照片、年龄、样貌特征、失踪时间、失踪地点，重金征集线索。“南宁三名妙龄姐妹神秘失踪”的新闻迅速刷屏，成为全城热议的焦点，街头巷尾、网络论坛，无数网友纷纷猜测三人的去向，各种流言蜚语、真假传闻肆意蔓延，恐慌的氛围进一步扩散开来。彼时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三名让全城牵挂的漂亮女孩，早已在数日之前，惨遭毒手、不幸离世。 警方的排查工作日夜不停，专案组从未放弃任何一条细微线索，持续梳理受害者社交关系、排查小区住户、复盘时间线，却始终无法锁定嫌疑人，案件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直到2009年4月下旬，专案组在排查抛尸物证来源的工作中，迎来了关键性突破口。 此前警方在抛尸现场提取的11个包装袋中，有一个特制桶状收纳袋材质特殊、样式独特，并非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普通日用品，具备极强的辨识度。专案组专门成立物证溯源小组，针对这款特制袋子的来源展开全城溯源排查。经过海量比对、走访核查，最终确认这款专属收纳袋，是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定制物品，仅用于新生入学时，学校统一配发被褥、生活用品的专属包装，不对外流通。 锁定袋子来源后，民警立刻赶赴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对接学校后勤、学籍管理老师，调取历年新生入学物资发放登记台账。可新的难题随之而来，该校每一届新生人数多达上千人，每年都会批量发放这款定制收纳袋，数年下来，持有同款袋子的学生数量庞大。这些学生毕业后，部分袋子会被带走留存、部分流入社会，溯源范围极广，想要精准锁定持有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为了不遗漏任何线索，民警秉持严谨细致的态度，对照学校登记名单，逐届、逐人开展筛查核实工作，逐一核对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居住地址、联系方式。海量筛查过后，一个关键人名浮出水面——2004级设计专业毕业生蓝新城。 民警随即向校方老师了解蓝新城的近况，老师的一句日常描述，瞬间让所有办案民警精神一振。校方介绍，蓝新城毕业后发展尚可，家境优渥，父母为其在南宁购置了房产，住址正是南宁市加州华都小区。而这个小区，恰恰是秦家三姐妹遇害、失踪的案发核心现场！精准的地点重合，让蓝新城的嫌疑瞬间飙升，成功进入专案组核心侦查视野。 警方随即全面梳理蓝新城的个人信息、成长经历、生活状态、行踪轨迹。蓝新城，男，24岁，广西大新县人，出身本地干部家庭，家境优越，衣食无忧。出身优渥的他，自幼被父母寄予极高的期望，父母对其学业、工作、人生规划要求严苛，事事追求完美，长期的高压管教，让蓝新城从小内心压抑、性格敏感偏执，不擅长疏导负面情绪。 2007年，蓝新城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设计专业顺利毕业，父母为了让他在南宁安稳立足、好好发展，耗费心血在加州华都小区全款购置了一套住房，也就是709室，与受害者三姐妹的703室仅一墙之隔，斜门相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门住户的日常作息、出入轨迹，他一目了然。 本该安稳立业、稳步前行的人生，却被蓝新城过得一团糟。毕业后的他，心态浮躁、眼高手低，抗压能力极差，先后辗转多家公司求职就业，却始终无法适应职场节奏，无法正视工作压力，每份工作都做不长久，屡屡被公司辞退、主动离职，事业彻底陷入停滞。 事业屡屡受挫、一事无成的挫败感，已经让蓝新城内心极度自卑、苦闷压抑。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底，相恋许久的女友因对其未来无望，正式向他提出分手，多年感情画上句号。事业、爱情双双失意，让年轻的蓝新城彻底陷入人生低谷，心态彻底失衡。 自此之后，他变得颓废消沉、一蹶不振，整日闭门不出，频繁酗酒买醉，靠酒精麻痹自己的负面情绪。看着身边同龄人稳步立业、成家安稳，对比自己一事无成、感情落空的现状，他内心的挫败感、愧疚感、不甘情绪不断堆积。 出身干部家庭的父母，始终对他抱有极高期待，每逢他回老家探亲，父母总会反复追问工作进度、薪资待遇、感情状况、成家计划。面对父母的殷切期盼，蓝新城无法坦然告知自己的落魄现状，只能刻意隐瞒、敷衍搪塞，内心却充满深深的愧疚与压抑，负面情绪无处排解，只能全部积压在心底。 他将自己所有的心事、委屈、压力全部写进私人日记里，字里行间满是迷茫、压抑与自我否定。其中一篇日记清晰记录着他当时的心境：“爸爸妈妈，明天就要回家了，我很想你们，可是我却感到无形的压力。希望不要再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了，此刻我的心情复杂如麻。终于可以停下手上的工作，享受这个晚上了，突然很想喝酒，做个坏孩子。回来却委屈的哭了，爸爸妈妈，知道为什么我会有压力吗？因为我不是好孩子，没有完成你们的心愿。我已经很努力的工作了，也学会不再那么任性，脾气也改了很多，学着为别人多着想。可是这个社会，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单纯。” 长达数年的高压、自我内耗、人生失意，让蓝新城的心理逐渐扭曲，心态变得阴暗偏激、嫉妒心极强。2009年2月3日，过完春节的蓝新城，结束老家探亲，独自返回南宁加州华都的住处。春节期间父母反复的盘问、殷切的期盼，再次戳中他的自卑与挫败，积压已久的烦闷、压抑彻底达到顶峰，却依旧无处宣泄。 整日闭门不出的他，无意间注意到了斜对面703室新入住的秦家姐妹。看着三个年轻漂亮、性格开朗、爱笑爱闹的女孩，每日出入相伴、欢声笑语、生活鲜活，过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对比自己灰暗落魄、压抑痛苦的人生，蓝新城的内心滋生出极强的嫉妒与恶意。他无法理解，为何别人的人生光鲜亮丽、充满快乐，而自己的人生却满是坎坷、苦闷与压抑。扭曲的心态，让他开始持续窥视、关注对门三姐妹的生活，内心的恶意与邪念，日复一日不断滋生、发酵。 而蓝新城的身份、居住位置、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完全契合警方此前锁定的“熟门、熟路、熟人”三大嫌疑人核心特征。专案组立刻将蓝新城列为头号重点怀疑对象，全面复盘前期排查工作。其实在案件初期的大范围住户排查中，蓝新城也曾被纳入排查名单，民警先后八次上门、电话问询其案发前后的行踪，可他心理素质极强、应答滴水不漏，刻意隐瞒所有异常，完美规避了所有疑点，让初查民警未能发现任何破绽，成功躲过了初期排查。 随着专案组针对性深度外围排查展开，蓝新城的反常行为逐一浮出水面，所有疑点全部指向他本人。警方核查考勤记录、出行轨迹发现，2009年2月11日，也就是案发当天，蓝新城上班迟到许久，出勤状态异常。此后，他直接连续向公司请假三天，闭门不出、行踪成谜。假期结束后，他更是直接向公司递交辞职申请，仓促离职，彻底断绝职场关联，行为举止极度反常，与普通人的正常行为逻辑完全不符。 多重疑点、精准线索、高度重合的作案条件，让警方彻底锁定蓝新城的重大作案嫌疑。2009年4月25日下午，专案组民警果断出击，前往加州华都小区709室，将在家中的蓝新城成功抓获，带回刑侦支队开展专项审讯。 审讯初期，蓝新城心态平稳、故作镇定，面对民警的常规问询，应答从容、逻辑清晰，始终矢口否认自己与案件有关，刻意伪装无辜，试图蒙混过关。办案民警凭借多年审讯经验，早已看穿他的伪装，没有急于施压，而是循序渐进、步步试探，找准突破口。 审讯民警突然抛出关键物证问题：“2004年入学时，你是否在学校统一购买过新生生活用品套装？”蓝新城不假思索，脱口否认：“没有，我的日用品都是在校外小卖部买的。” 这句谎言，彻底暴露了他的破绽。警方早已掌握学校原始登记台账，白纸黑字清晰记录，蓝新城当年确实在校内统一申领、购买了包含特制桶状收纳袋在内的新生物资。民警当即戳破他的谎言，随即拿出在抛尸现场提取的专属收纳袋物证，摆在蓝新城面前，厉声质问袋子的来源。 看到熟悉的袋子、听到民警的精准质问，蓝新城瞬间脸色惨白、眼神慌乱、肢体僵硬，原本镇定的心态彻底崩塌。面对民警的步步紧逼、层层盘问，他的回答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心理防线彻底溃败。经过数小时的激烈博弈，最终，24岁的蓝新城低头认罪，如实供述了自己蓄意骚扰、残忍杀害秦家三姐妹、分尸抛尸的全部犯罪事实。 根据蓝新城的完整供述，他自始至终都对长相靓丽、性格活泼的三妹秦珊心存邪念。自从三姐妹租住到对门后，他便长期窥视、关注对方的生活，内心滋生出强烈的骚扰、施暴念头。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企图，他提前精心筹备，暗中购置了绳索、胶布、尖刀等作案工具，长期潜伏观望，耐心等待最佳的作案时机，甚至精心策划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方案——通过拉断电闸的方式，引诱独居的姐妹开门查看，伺机入户作案。 2009年2月10日晚，蓝新城透过门缝、猫眼观察，确认秦珊、秦巧萍两姐妹结伴归家、关门休息，确认周边无人、环境安全后，他立刻下楼，悄悄拉下703室对应的楼层电闸。突如其来的断电，让屋内瞬间陷入黑暗，正在屋内休息的秦珊心生疑惑，想着出门查看电路故障，为了方便稍后进门，她没有锁死房门，只是轻轻虚掩，独自下楼查看电闸情况。 抓住这转瞬即逝的绝佳机会，蓄谋已久的蓝新城立刻窜入703室，反手锁死房门。屋内的四妹秦巧萍突然看到陌生黑影闯入，瞬间吓得浑身僵硬，刚要出声呼救，蓝新城立刻手持尖刀抵住其身，厉声威胁，严禁出声，随后迅速用提前准备好的绳索、胶布，将秦巧萍牢牢捆绑控制，限制其行动。 片刻之后，查看完电路的秦珊折返回家，发现房门紧闭，立刻抬手敲门、呼喊妹妹。蓝新城缓缓打开房门，秦珊一眼察觉到屋内异常，看清持刀的陌生邻居和被控制的妹妹后，瞬间惊恐万分，死死撑住门框，拒绝进门，试图呼救逃生。早已丧心病狂的蓝新城直接持刀上前，将秦珊捅伤，强行将其拖拽进屋内，锁死房门，迅速将秦珊捆绑控制，彻底掌控了整个房间。 就在蓝新城准备实施恶行之际，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二妹秦解梅的呼喊声。原来，秦解梅按照前一晚的约定，抱着一堆换洗衣物，前来两个妹妹的出租屋洗衣。突如其来的访客，打乱了蓝新城的节奏，也让他彻底陷入恐慌。 为了不被外人发现罪行、避免事情败露，蓝新城再次持刀威胁，逼迫秦解梅进门，随后将其二妹一并控制、捆绑。短短时间内，秦家三名姐妹全部落入魔爪，被凶手彻底掌控。三名女孩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侵害、锋利的尖刀威胁，内心极度恐惧，为了保全性命、等待逃生机会，不敢做出激烈反抗，只能被迫顺从，期盼凶手能够放过自己。 可此时的蓝新城，早已被私欲和恐慌彻底吞噬，人性彻底泯灭。他清楚知晓，自己与受害者邻里相识，三名姐妹都认得他的样貌、身份，只要有人逃生报警，自己必将难逃法网。为了彻底掩盖罪行、杜绝后患，他下定决心杀人灭口，狠心将三名毫无反抗之力的妙龄女孩全部残忍杀害。一夜之间，三个鲜活、年轻、热爱生活的生命，就此香消玉殒，凋零在自己的出租屋内。 作案结束后，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为了掩盖现场痕迹、规避排查，蓝新城将三名受害者的遗体，逐一转移至自己的709室家中。随后，他返回作案现场，花费大量时间全面清理、消杀屋内痕迹，仔细擦拭地面、墙面、家具，清理所有血迹、毛发、指纹，刻意还原房间原貌，伪造正常生活的假象。 也正是因为他细致缜密的现场清理，才让2月12日秦家人上门查看时，看到的是一派平静如常的场景：衣物洗至一半、抽风机持续运转、物品摆放整齐，没有任何异常破绽，让家属一度误以为姐妹只是临时外出，完全没有察觉屋内曾发生过灭门惨案。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闭门不出的蓝新城，在自己的住宅内，对三姐妹的遗体进行了残忍的分割处理。为了顺利抛尸、掩盖罪行，他整理出家中留存的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定制收纳袋，又外出采购了多款编织袋、黑色塑料袋，将分割后的尸块逐一分类、密封包装。 为了规避风险、远离案发小区，蓝新城提前多日外出踩点，走遍南宁多个城郊、荒坡、无人区域，最终选定距离加州华都小区十余公里的良庆区阳光新城小区后山荒沟作为抛尸地点。此处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隐蔽性极强，不易被人发现。 确定抛尸地点后，他利用深夜无人的时间段，骑着自己的电瓶车，分多趟、分批将装满尸块的包装袋运送至后山荒沟，随意丢弃在沟渠、杂草深处，完成了全部抛尸操作。 作案、分尸全过程，屋内产生了大量血腥气息，久久无法散去。为了彻底掩盖屋内的血腥味，打消邻里的怀疑，心思缜密的蓝新城特意购置了一只大型犬饲养在家中。后续若有人察觉屋内异味，便可将血腥味全部推脱为宠物狗的气味，以此完美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规避所有怀疑。靠着极致的伪装、缜密的反侦察操作，他成功隐匿罪行两个多月，躲过了多次警方排查。 一场源于极端嫉妒、扭曲私欲的邪恶念想，最终酿成了三条鲜活生命陨落的悲剧。三个正值芳华、心怀热爱的年轻女孩，本该拥有灿烂光明的未来，却因邻居的阴暗偏执，无辜惨死、身遭残害。这场惨案，不仅摧毁了三个年轻的生命，更彻底击碎了秦家原本幸福安稳的家庭，父母痛失三女、终日悲痛，大姐背负着无尽的遗憾与伤痛，两个家庭就此坠入无尽的黑暗与痛苦的深渊，一辈子活在悲剧的阴影之中。 案件侦破、真相大白后，司法机关迅速启动司法程序，依法严惩凶手。2009年6月23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公诉机关当庭指控蓝新城蓄意行凶、入户杀人、残害多人、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2009年7月3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蓝新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复核、核准，2009年7月22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南宁中院依法对蓝新城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第330章 午休施暴反猝死 2016年的盛夏，浙江杭州的工业园区依旧是一派繁忙燥热的景象。一座座标准化工厂连绵排布，流水线的机械轰鸣声日夜不休，无数年轻务工者背井离乡，在这里靠着双手打拼生计，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疲惫的流水线工作。对于这群底层打工人而言，工厂是谋生的场所，本应是安稳度日、踏实挣钱的一方小天地，可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工厂车间里，一场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离奇案件，在寂静的午休时分悄然上演。 这起案件全程跌宕起伏，反转不断，既让人对受害女孩的遭遇满心同情，又让人真切体会到“恶有恶报”的天道轮回。施暴者蓄意作恶，妄图侵犯无辜女同事，最终却在作案途中突发意外猝死；受害者明明是被侵害的一方，却一度深陷官司泥潭，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历经舆论争议与司法波折，才最终洗清冤屈。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充满了戏剧性，也折射出底层职场的人性百态与司法公正的重量。 2016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杭州辖区警方接到辖区工厂的紧急报警，称厂区生产车间内突发离奇死亡事件，一名男性员工倒在车间地面，已然没有了生命体征。接到报警后，刑侦民警、技术勘查人员、法医迅速组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封锁了案发现场，开展全方位的勘查与取证工作。 案发时段正值工厂午休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是工人们固定的休息就餐时间。忙碌了一上午的员工们大多前往食堂就餐，或是回到厂区宿舍休息，偌大的生产车间彻底褪去了往日的喧嚣，流水线停止运转，偌大的厂房空旷寂静，除了通风设备微弱的声响，几乎听不到任何动静。也正因午休时段无人值守、无员工滞留，这场死亡事件从一开始，就笼罩上了一层迷雾，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证人，给案件的初步调查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警方抵达现场后，立刻对现场环境进行细致勘查。案发车间为普通工业品生产流水线车间，地面干净整洁，无明显打斗痕迹，无大量血迹，现场物品摆放规整，没有暴力冲突后的凌乱乱象。死者是一名成年男性，仰面倒在流水线旁的工位区域，衣衫完整，肢体无明显外伤，面部呈现突发疾病离世的痛苦神态，周身没有任何外力致死的直观痕迹。 为了精准判定死因，法医当场对死者进行了初步尸检勘验，后续结合专业病理检测报告，最终得出权威结论：死者系突发急性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排除外力击打、机械事故、他人谋害等所有他杀可能性。 即便初步判定为意外猝死，但工厂内突发人员死亡事件，事关重大，警方并未简单结案，而是坚持严谨办案原则，启动了全面深度调查。为了还原死者生前最后时段的全部活动轨迹，民警第一时间调取了车间公共监控录像，而监控画面中记录的一幕幕，彻底颠覆了警方的初步判断，也揭开了这场离奇死亡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龌龊真相。 监控画面清晰记录下了案发全过程：当日午休十二点二十分左右，一名身着工厂工服的年轻女子独自走进空旷的生产车间，径直走到自己的流水线工位旁，随后侧身坐下休息，状态放松，并无异常。时隔十分钟后，一名身形高大的男性员工紧随其后，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确认车间内无人之后，悄悄尾随进入车间，而这名男子，正是后续倒地猝死的死者。 监控画面持续播放，接下来的场景让办案民警无不错愕。男子进入车间后，并未返回自己的工位休息，而是径直朝着那名独自休息的年轻女子走去。走到女子身旁后，他没有任何沟通示意，突然伸手死死拽住女子的手臂，趁着对方猝不及防的瞬间，猛地发力将女子狠狠推倒在冰冷的流水线地面上。 结合男子的肢体动作、俯身压制的姿态以及手部动作，警方清晰判定，该男子意图对孤身独处的女同事实施不法侵害，企图性侵对方。就在男子死死压制住女子，准备实施下一步不法行为、侵害尚未达成实质性阶段的关键时刻，意外骤然发生。 原本动作粗暴、身形强势的男子，身体突然剧烈僵直，紧接着下意识地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面部瞬间扭曲，露出极致的痛苦神色，身体的发力动作骤然停滞。仅仅一秒钟的空档，他浑身脱力，重心失衡，“砰”的一声重重摔倒在地面上，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 而被死死压制、奋力挣扎的女子，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瞬间愣住。从被强行拖拽、推倒压制的极度恐惧中骤然脱身，又目睹施暴者突然倒地不起，巨大的反差让她陷入极致的惊恐与慌乱。年轻女孩从未经历过如此惊悚的场面，身心早已被恐惧裹挟，来不及思考任何缘由，也不敢停留片刻，慌乱整理好自己的衣物后，快步逃离了空旷的车间，全程没有多余动作。 监控画面完整还原了案发的核心过程，也印证了整个事件的特殊性。现场无第三方目击者，唯一能够完整阐述事发细节、还原事件全貌的，只有这名惊魂未定的女同事。为了彻底查清案件始末，理清所有细节，警方立刻围绕这名女子的身份展开排查，快速锁定了当事人信息。 经查，这名女子名叫张某，是该车间流水线的普通女工，与猝死男子为同车间同事。为了第一时间核实案情、获取当事人笔录，警方在车间负责人的带领下，迅速前往厂区女工宿舍寻找张某。 当民警在宿舍找到张某时，眼前的场景让人心生不忍。年仅二十出头的张某，依旧沉浸在极致的恐惧与崩溃之中，整个人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如纸，双眼红肿布满泪痕，精神状态濒临崩溃。面对民警的询问，她情绪极度不稳定，说话磕磕巴巴、语无伦次，思维混乱，足足平复了许久，才慢慢冷静下来，断断续续向警方讲述了事发的完整经过。 张某是土生土长的杭州本地人，自年少时便容貌出众，眉眼清秀、身姿窈窕，天生一副清秀靓丽的模样。随着年岁渐长，她出落得亭亭玉立、身姿曼妙，气质干净温婉，在一众务工女孩中格外亮眼。张某的家庭条件普通，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收入微薄，无力支撑她继续求学。懂事的她高中毕业后，便主动放弃学业，早早踏入社会打工谋生，想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辗转几份零工后，张某最终进入这家工业园区的工厂，成为一名流水线女工。工厂工作枯燥繁琐，流水线作业节奏快、压力大，每天重复上千次机械动作，十分耗费精力，但张某性格踏实本分、吃苦耐劳，从不偷懒耍滑，只想安稳上班、踏实挣钱，从未与人结怨，更不曾招惹是非。入职以来，她始终专注工作，待人温和低调，在车间里口碑极好。 案发当日正值盛夏，杭州气温飙升至三十多度，酷暑难耐。厂区老旧女工宿舍的空调突发故障，整机瘫痪无法制冷，狭小的宿舍闷热窒息，如同蒸笼一般。中午午休时分，所有舍友都外出散步、逛街或是去食堂纳凉，空荡荡的宿舍没有一丝凉风，根本无法休息。 张某结束上午的工作、吃完午饭后，想到宿舍闷热难耐，回去休息只会满身大汗、愈发疲惫，根本无法恢复体力。反观生产车间，为了保障设备正常运转，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室内凉爽舒适。为了能好好午休、下午正常工作，张某便索性独自前往空旷的车间，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小憩，打算短暂休息片刻，养足精神继续下午的流水线工作。 车间午休时分寂静无声，凉爽的环境让人极易犯困，张某靠在工位座椅上，很快便进入半睡半醒的松弛状态。就在她意识朦胧、即将入睡的瞬间，一阵突兀的触碰感突然传来，打破了车间的宁静，也瞬间击碎了她的安稳。 突如其来的异样触感让张某瞬间惊醒，浑身汗毛直立，浓烈的危机感瞬间席卷全身。她猛地抬头睁眼，赫然发现站在自己身前的人，是自己所在车间的组长李栋，也就是后续倒地猝死的男子。 张某当时心头一紧，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对方意图、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身形高大健壮的李栋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完全不顾同事情谊，也无视张某的错愕与抗拒，粗暴地伸手死死拽住张某的胳膊，猛然发力将娇小瘦弱的张某狠狠拖拽、推倒在冰冷坚硬的车间地面上。 紧接着，李栋俯身将张某死死压制在身下，动作野蛮粗暴、极尽放肆，疯狂撕扯张某的工服，企图实施不法侵害。张某身形娇小、力气微弱，常年只是做轻柔的流水线手工活，体质柔弱，而李栋人高马大、身形壮硕，力量悬殊巨大。面对李栋粗暴疯狂的举动，张某深知自己身处绝境，孤立无援，只能拼尽全力奋力挣扎、激烈反抗。 空旷的车间里，张某一边拼命扭动身体挣脱压制，一边带着恐惧哭喊求救，眼泪止不住地滑落，满心都是绝望与无助。可悬殊的体力差距，让她的所有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根本无法挣脱李栋的禁锢，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的恶行持续上演，陷入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境。 就在张某身心俱疲、濒临绝望，几乎快要脱力放弃抵抗的瞬间，身上的压制力道突然骤然消失，李栋所有的粗暴动作瞬间戛然而止。 张某带着满脸泪痕、满心疑惑地抬头望去，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懵了。刚才还凶神恶煞、动作疯狂的李栋，此刻脸色惨白、嘴唇发紫，眉头紧紧皱起，双手死死按压在胸口位置，身体不停抽搐，脸上写满了极致的痛苦，整个人僵硬在原地，再也没有丝毫作恶的力气。 张某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内心充满了疑惑与惶恐。她反复回想刚才的全过程，自己全程只是被动反抗、奋力挣脱，从未动手击打、伤害过李栋，完全想不通对方为何会突然出现如此痛苦的状态。还没等她从错愕中回过神来，短短两三秒的时间，李栋便浑身脱力，身体一歪，重重倒在地面上，彻底一动不动。 突发的变故让张某彻底慌了神，极度的恐惧裹挟着她的思绪。她下意识地伸手拍打李栋的肩膀，颤抖着轻声呼喊：“组长，李组长，你怎么了？”可无论她如何拍打、如何呼喊，倒地的李栋始终毫无回应，双眼紧闭，气息全无，彻底失去了意识。 此刻的张某，年纪尚轻、涉世未深，从未遭遇过如此诡异惊悚的场面。惊恐之余，一个念头瞬间涌上她的心头：会不会是李栋故意装病，想用这种方式讹诈自己、陷害自己？毕竟对方刚才蓄意作恶，被自己奋力反抗未能得逞，极有可能是心生不甘，故意设局为难她。 这个念头让本就惶恐不安的张某更加慌乱。她深知在封闭的车间里，只有自己和李栋两人，一旦对方故意碰瓷讹人，自己百口莫辩。加上女孩的羞耻心与顾虑，若是此事被工厂同事知晓，难免会传出各种流言蜚语，损毁自己的名声，往后在工厂将难以立足。极致的恐惧与后顾之忧交织在一起，让张某不敢在现场多做停留。 慌乱之中，张某快速整理好被撕扯凌乱的衣物，不敢再查看倒地的李栋，转身快步逃离了案发车间，一路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女工宿舍。彼时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倒地的李栋已经突发心脏骤停、彻底离世，她只是满心惶恐，只想尽快逃离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 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后，紧绷的神经彻底崩塌，压抑的恐惧、委屈、无助瞬间爆发，张某蜷缩在床铺之上，无声崩溃大哭。刚才短短几分钟的惊悚遭遇，成为了她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让她久久无法平复情绪。为了避免流言四起，也为了不让家人和同事担心，惊魂未定的她选择隐瞒了整件事，没有向任何舍友、领导和家人提及分毫，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直到警方循着线索找到宿舍，上门向她核实案情、告知李栋已经死亡的消息，张某才如梦初醒，得知自己侥幸逃脱一劫，而蓄意侵害自己的组长李栋，已经当场猝死离世。得知真相的她，再次陷入巨大的震惊与恍惚之中，久久无法平复。 为了全面查清案件全貌，核实事件的因果关联，警方随后对工厂多名员工、车间管理人员开展了大范围的走访调查。随着走访深入，李栋生前的真实为人、品行作风、过往经历，被层层揭开，众人这才知晓，这场离奇的猝死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早已埋下必然的隐患，一切都是他自身恶行与过往隐患积累的恶果。 据工厂多名老员工反映，李栋在厂里的口碑极差，人品品行向来堪忧。他性格乖张暴戾、脾气暴躁，为人嚣张跋扈、肆意妄为，行事毫无分寸、目中无人，日常言行举止放纵随意，做事冲动武断、肆意妄为，从来不懂得收敛低调。仗着自己入职时间早，加上父亲与工厂厂长是旧识，有这层人脉关系兜底，李栋在车间里愈发肆无忌惮、横行霸道。 后续凭借人脉关系，李栋顺利当上了车间组长，手握一点管理权限后，更是彻底膨胀。他毫无管理者的担当与责任心，反而利用职权欺压普通员工，尤其针对新来的员工、外地务工的老实人，更是处处刁难、刻意针对，经常随意指责、找茬施压，不少员工都曾受过他的委屈，只是碍于他的身份，敢怒不敢言。 警方随后联系走访了李栋的家人，从其家人口中，进一步了解到了李栋扭曲性格的成因。李栋的原生家庭环境较差，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家庭教育缺失，对他自幼疏于管教、纵容溺爱。年少时期的李栋就无心学业，终日贪玩厌学，早早荒废了学业，混迹社会。 辍学后的李栋，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愿踏实打工谋生，常年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与一群不三不四的人结伴鬼混，沾染了一身恶习，花钱大手大脚、奢靡挥霍，毫无节制。年少时依靠父母补贴度日，肆意挥霍家里的积蓄，短短几年便将本就不富裕的家底彻底败光。 家底耗尽、无钱挥霍之后，再也无法维持奢靡闲散的生活，又不愿踏实吃苦打工，走投无路之下，李栋才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这家工厂务工。凭借父亲与厂长的旧交情，他入职后不仅轻松混得安稳岗位，还顺利晋升车间组长，手握小小的管理权，彻底助长了他嚣张跋扈的气焰，性格愈发自私、霸道、偏执，凡事只顾及自身欲望，毫无底线与良知。 而最关键的疑点，也在走访调查中逐渐解开：身形高大、看似身体健康的李栋，为何会在作案途中毫无征兆地突发心脏骤停、当场猝死？这一切，都源于他案发前遭遇的一场隐秘纠纷，这场纠纷为他的猝死埋下了致命隐患。 据工厂门卫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傍晚，李栋下班准备出厂外出，刚走到工厂大门处，突然被几名陌生男子围堵。这群男子全部用围巾遮挡面部，看不清样貌，来意不明，二话不说便对李栋拳脚相向，手持棍棒对他进行围堵殴打。 李栋虽然身形高大，但对方人多势众、下手凶狠，双拳难敌四手的他根本无力反抗，只能蜷缩身体、抱头躲避，硬生生承受着众人的殴打。混乱之中，一名男子手持木棍，狠狠重击在李栋的后背胸腔位置，力道极大，李栋当场眼前一黑、胸口剧痛难忍，直接晕厥倒地。 几名行凶者见李栋失去意识，担心闹出人命，来不及停留，迅速四散逃离现场，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无人知晓行凶者的真实身份与作案动机。傍晚值守的工厂门卫发现倒地昏迷的李栋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就近医院抢救治疗。 此次意外被打，看似是一场无妄之灾，却也让李栋查出了隐藏的身体隐患。医院的全面检查报告显示，李栋的胸腔、心脏部位受到外力重击后，出现了明显的器质性损伤，心脏功能出现异常，存在突发骤停的高危风险，医生明确建议他尽快接受专业心脏手术治疗，规避猝死风险。 但李栋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手术费用，无奈之下，家人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开药调理后将李栋接回家中休养。令人意外的是，年轻体壮的李栋恢复速度极快，受伤后的第二天，便能够正常下床行走、吃饭作息，表面上看与常人无异，没有任何不适症状。 家人见他恢复迅速，便误以为他已经彻底痊愈，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理，不再重视医生的医嘱，也没有督促他持续休养、定期复查。而李栋自身更是毫无健康意识，即便后续偶尔出现胸闷、气短、心慌的症状，也只当是熬夜、劳累导致的普通不适，从未联想到心脏受损的隐患，更没有刻意休养调理，依旧照常上班、肆意玩乐，任由身体隐患持续恶化。 殊不知，这次外力重击造成的心脏损伤早已潜伏在体内，看似痊愈的身体之下，潜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致命危机。剧烈的情绪波动、高强度的肢体动作、精神亢奋紧张，都有可能直接诱发心脏骤停，这也是他此次作案途中突然猝死的核心诱因。 为了彻底厘清案件全貌，排除两人私人恩怨、情感纠葛等其他可能性，警方继续深度走访了李栋的好友与身边同事。李栋的好友吴某，向警方坦诚了李栋蓄意侵犯张某的真实动机，揭开了这场恶性事件的前置缘由。 该工厂以流水线生产为主，厂区内男性员工占比极高，年轻女工数量稀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工厂流水线工作枯燥压抑、节奏紧凑、压力巨大，长期封闭的工作环境，让一众年轻务工者内心积攒了大量的焦躁与压抑，同时也滋生了对情感寄托的渴望。多数年轻员工都希望能在厂区结识伴侣，排解工作的枯燥与生活的孤独。 李栋本身性格张扬霸道、自私偏执，欲望极强，做事向来随心所欲、不顾后果。在枯燥压抑的工作环境中，他更是极度渴望通过情感宣泄满足自身私欲。本年度新员工入职后，容貌清丽、身形姣好的张某，瞬间吸引了全厂众多男员工的目光，更是让品行不端的李栋心生歹念。 自张某入职之日起，李栋便对其念念不忘，整日在车间盯着张某打量，心生贪念、想入非非。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张某的执念愈发深重，彻底陷入偏执的私欲之中，不顾分寸、不顾边界，一心想要将张某占为己有。 事实上，彼时的张某刚刚经历情感创伤，对恋爱、感情彻底心生抵触。早早踏入社会的她，曾经单纯善良，真心对待交往的男友，可对方却是品行恶劣的骗子，不仅欺骗了她的感情，还榨干了她辛苦打工积攒的所有积蓄，得手后便彻底消失、杳无音信。 这场失败的感情，让张某身心俱疲、备受打击，也让她彻底对情爱之事失去期待。入职工厂后，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踏实上班、努力挣钱，好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绝不打算开启新的恋情，更不想与同事产生私人情感纠葛。 可偏执自私的李栋，完全不顾及张某的个人意愿，只一味遵从自己的私欲。他自以为自身条件优越，手握组长职权，追求张某是对方的荣幸，贸然对张某发起表白。面对李栋的突兀追求，张某态度坚决、干脆利落，毫不犹豫地直接拒绝，不留丝毫余地。她清楚自己当下的诉求，也看透了李栋张扬霸道的性格，不愿与其产生任何牵扯。 张某果断的拒绝，彻底刺痛了自负偏执的李栋。从小到大肆意惯了的他，从未被人如此干脆拒绝，内心的自负、虚荣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瞬间滋生出强烈的愤怒与不甘。他无法接受自己被一名普通女工拒绝，扭曲的心态开始疯狂滋生邪恶念头。 被拒后的李栋，彻底摒弃了所有底线与良知，不再想着正常追求，反而产生了强行占有、逼迫对方妥协的邪恶想法。他偏执地认为，只要强行占有了对方的身体，就能彻底拿捏对方，让对方被迫屈服于自己。 自此之后，李栋便时刻留意张某的行踪，暗中观察、伺机而动，耐心寻找独处作案的机会，想要强行实施不法侵害，满足自己的私欲。案发当日的午休时段，他发现张某独自前往空旷无人的车间午休，绝佳的独处环境让他瞬间找准了作恶时机，随即尾随进入车间，实施了蓄意已久的侵害行为。 案发过程中，李栋情绪亢奋、动作粗暴激烈，身心处于高度紧张、极度激动的状态，剧烈的情绪波动和肢体动作，直接刺激了原本就受损的心脏，诱发了急性心脏骤停。最终，他在蓄意作恶、侵害同事的过程中，突发疾病当场猝死，可谓是恶有恶报、自食恶果。 警方结合监控录像、当事人笔录、证人证言、尸检报告、医院诊疗记录等全部证据，经过严谨研判，最终出具案件定论：李栋系自身心脏旧伤叠加情绪、动作剧烈诱发猝死，属于意外事件，与张某无直接因果关系，张某全程属于被动反抗，无任何过错，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本以为案件至此尘埃落定，受害者张某可以彻底摆脱阴影、回归正常生活，可令人大跌眼镜、匪夷所思的事情再次发生。李栋的父母在得知儿子猝死的全部经过后，非但没有反思儿子作恶的过错，反而颠倒黑白、拒不认错，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卸到受害者张某身上，一纸诉状将张某告上了法庭，要求张某为李栋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 为了打赢官司，李栋家人聘请了专业辩护律师，律师当庭提出了离谱的辩护观点：其一，李栋的侵害行为并未达成实质性结果，张某并未遭受实质性侵害；其二，张某在反抗过程中动作过激、防卫过度，激烈的肢体挣扎与对抗，是诱发李栋心脏骤停的重要诱因；其三，李栋倒地失去意识后，张某明知对方身体不适，却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拨打急救电话，属于见死不救，间接导致了李栋死亡，已经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这套颠倒黑白的辩护说辞，完全无视张某受害者的身份，无视李栋蓄意作恶的前置过错，强行将施暴者的猝死责任归咎于无辜的受害者。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片面采信了辩护方的部分观点，未充分考量案件的前置因果与正当防卫边界，最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某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存在过错，判处张某拘役六个月。 一审判决结果出炉后，瞬间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争议与极大舆论反响。得知案件全貌与判决结果的网友、当地百姓，无不觉得判决有失公允、情理难容。大众普遍认为，张某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遭遇他人蓄意性侵，奋力反抗是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毫无过错可言。施暴者自身作恶在先，加之自身有严重心脏旧疾，猝死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与受害者的正当反抗毫无关联。 突如其来的有罪判决，让本就饱受惊吓、满心委屈的张某彻底崩溃。她全程被动受害、奋力自保，从未主动伤害他人，到头来却要背负罪名、接受刑罚，这样的结果让她无比愤怒、难以接受。她坚信自己无罪，绝不认同一审的不公判决，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一时间，果断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申请二审重审，坚决维护自己的清白与合法权益。 案件进入二审阶段后，司法机关秉持严谨公正的原则，重新梳理全部案卷材料，重启全方位搜证、取证工作，逐条核查案件细节、因果关联与法律适用问题。二审庭审之上，历经风波的张某站在被告席上，眼含泪水、语气坚定地当庭陈述：“我全程没有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我只是在保护自己，他的死亡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错。” 二审法院经过合议庭多次研讨、法理研判、案例参照，最终作出终审判决，彻底推翻一审不当判决。法院明确指出：本案中，李栋主观上存在蓄意性侵他人的恶意，主动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属于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张某在遭遇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奋力反抗、自我保护，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法定构成要件，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 同时，李栋的死亡原因系自身心脏器质性损伤叠加情绪剧烈波动、身体应激反应诱发心脏骤停，属于自身身体隐患与自身作恶行为导致的意外结果，与张某的正当反抗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外，面对正在对自己实施暴力性侵的不法侵害人，受害者无任何法定的救助、施救义务，无需为侵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任何责任。 最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张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无罪无责，当庭无罪释放。 终审结果出炉后，大快人心，舆论哗然的局面彻底平息，大众纷纷为司法公正点赞。即便李栋的父母依旧满心不甘，始终认为儿子死得“冤枉”，对判决结果拒不接受，但法理昭彰、是非分明，既定的判决结果无法更改，两人最终只能无奈接受结局，落寞归家。 第331章 可可西里无人区谜案：南京女大学生荒野陨落真相 2020年的盛夏，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燥热的晚风与喧嚣的烟火包裹，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依旧维持着亘古不变的荒芜与凛冽。这片被无数文艺作品冠以“诗和远方”“人间净土”的土地，藏着世人难以想象的凶险与残酷。无数向往自由的年轻人，被网上浪漫的文案裹挟，误以为这里是治愈迷茫、救赎自我的圣地，却不知这片海拔四千余米的无人荒原，从来都不是温柔的观景地，而是暗藏生死危机的生命禁区。 就在这一年7月，一则令人心碎又费解的消息席卷全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名大四在读的漂亮女大学生黄雨萌，毅然抛下学业与都市生活，孤身一人远赴青海，徒步闯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这场突如其来的独行之旅，没有归途，没有重逢，只剩下一场横跨二十余天的全网搜救，和最终冰冷惨烈的结局。 青春正好、名校在读、样貌出众，拥有无数人羡慕的人生开局，24岁的黄雨萌本该拥有光明坦荡的未来，却永远留在了荒芜死寂的可可西里。二十余天的搜寻过后，救援队在无人区深处发现了她的骸骨，皮肉尽数被高原野兽啃食殆尽，现场景象触目惊心。随着dNA比对结果确认身份，这场牵动全国的搜救行动黯然落幕，可围绕着黄雨萌离世的重重谜团，却从未消散，时至今日依旧争议不断、热度不减。 诡异的现场细节、矛盾的生前行为、无法解释的行踪轨迹、模棱两可的死亡原因，层层迷雾笼罩着这场悲剧。世人始终无法释怀：正值芳华的名校才女，为何执意孤身闯入凶险万分的无人区？她在荒芜的可可西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绝望与挣扎？离世前的种种反常举动，究竟是意外所致，还是另有隐情？ 拨开网络上纷繁复杂的谣言与杜撰，依托警方通报、救援队证词、当事人访谈记录与真实时间线，完整还原这场轰动全国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失联悲剧，拆解所有疑点与真相。 一切的开端，定格在2020年7月5日深夜。彼时，全国高校正值毕业季，无数大四学生忙着答辩、求职、告别校园，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四学生黄雨萌，却做出了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疯狂决定。彼时的她，深陷学业与人生理想的双重困境，内心积压了无数迷茫与焦虑。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过后，她彻底厌倦了当下压抑困顿的生活，渴望逃离钢筋水泥的都市，奔赴心中那片纯粹辽阔的可可西里，用一场说走就走的独行徒步，挣脱现实的枷锁，治愈内心的阴霾。 没有提前规划周全的路线，没有告知父母亲友，没有向学校请假报备，没有邀约同行伙伴，黄雨萌收拾好简易的露营行囊，怀揣着对远方的憧憬与逃避现实的执念，在深夜悄然离开南京校园，踏上了奔赴青海的旅途。没有人知道，这场看似浪漫的追梦远行，是一场奔赴死亡的告别，她这一去，便彻底消失在了人世间，再也没有归来。 当晚23时许，黄雨萌顺利登上Z164次列车，从南京出发，一路向西，直奔青海格尔木。这趟列车是连接东部都市与青藏高原的经典特快线路，始发地为上海，终点抵达拉萨，全程跨度极大，穿越平原、丘陵、高原多种地貌，全程行驶时长超40小时。而从南京站到格尔木站，车程接近30个小时，漫长的旅途足以让大多数人疲惫不堪。 在长达一天多的列车行程中，黄雨萌的状态格外从容开朗，完全没有即将孤身闯入无人区的紧张与惶恐。据当时坐在她对面的同车乘客回忆，这个年轻的小姑娘性格外向、健谈爱笑，一路上主动和周遭乘客闲聊闲谈，分享旅途期待，谈吐自然、情绪稳定，全程没有流露半点低落、焦虑或决绝的异常状态，任谁看都是一场普通的青春旅行，没有人能预判到她此行的凶险结局。 经过近三十小时的长途颠簸，7月7日凌晨四点，Z164次列车缓缓驶入格尔木站。这座青藏高原上的边陲城市，是通往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重要门户，也是无数探险者的必经之地。凌晨的格尔木寒意刺骨，不同于南京盛夏的燥热，这里的晚风裹挟着高原独有的凛冽气息，稀薄的空气让人隐隐感到窒息。黄雨萌独自背起厚重的行囊，步履从容地走下列车，正式踏上了青海的土地。 抵达格尔木后，黄雨萌按照提前查阅的攻略，前往当地的黄河大酒店短暂休整。经过数小时的休整调整，清晨五点多，天刚蒙蒙亮，高原的夜色还未完全褪去，她便预约了一辆出租车，敲定了前往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行程。清晨八点，出租车司机准时抵达酒店门口接驾，初见黄雨萌，司机便心生疑惑。 司机事后回忆，当天清晨天色微凉，整个格尔木城区还笼罩在薄雾之中，眼前的黄雨萌年纪轻轻、身形单薄，独自一人背着硕大的户外行囊，周身没有任何同行人员。常年往返格尔木与无人区边缘的司机，深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凶险，当即好心提醒她，单人徒步闯入无人区风险极高，极易遭遇危险，劝她慎重考虑，最好放弃独行计划。 但黄雨萌态度格外坚定，语气自信从容，她向司机展示了自己提前购置的全套露营装备、户外帐篷、保暖物资，坦言自己早已做好万全准备，执意要独自徒步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见她心意已决，态度坚决，司机便不再多劝。同时，司机还透露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细节：看似文艺洒脱的黄雨萌，格外精打细算，原本既定的车费被她直接对半砍价，语气恳切、条理清晰。司机看她是孤身出行的年轻学生，心生恻隐，最终心软答应了她的砍价要求，减免了部分车费。 这个细节在后续案件复盘时，成为了网友热议的核心疑点之一。倘若黄雨萌此行真的心存绝念、打算终结生命，又怎会为了区区车费反复砍价、斤斤计较？惜命之人方会惜财，这一生活化的举动，与后续的悲剧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让整件事的诡异程度再次升级。 上午十点左右，出租车行驶两个多小时，翻越巍峨的昆仑山山口，正式抵达可可西里无人区边缘的不冻泉景区。这里是可可西里的门户地带，告别了格尔木的人间烟火，放眼望去，皆是苍茫戈壁、连绵荒原，天地辽阔却毫无生机，刺骨的高原寒风扑面而来，荒芜与孤寂扑面而来。黄雨萌中途下车，驻足观赏不冻泉的高原景致，抬手拍下多张风景照片，留存旅途瞬间。 全程路途之中，黄雨萌始终保持着与同学、朋友的微信联络，聊天状态轻松愉悦，毫无异常。她兴致勃勃地向好友分享自己抵达可可西里的喜讯，告知众人自己已经购置了大量青海当地土特产，等徒步结束返回南京后，便亲手分给身边的朋友。这些温馨的日常对话，事后均得到了黄雨萌亲友的逐一证实，同时也成为了佐证其行程轨迹、时间线的关键证据。除此之外，出租车内置的GpS定位系统，完整记录了全程行驶路线、途经点位与行驶时间，与司机的口述证词、黄雨萌的聊天记录完全吻合，真实性毋庸置疑。 中午十二点，出租车驶过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彻底告别人类活动区域，朝着可可西里无人区深处缓缓驶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是理解这起悲剧的关键地标，也是后续搜救工作的核心基点，更是众多关键线索的发现地。很多人对这座保护站知之甚少，它是中国首个民间野生动物保护站，为纪念环保烈士杰桑·索南达杰而命名。1994年，杰桑·索南达杰为守护可可西里藏羚羊，孤身与十八名非法偷猎者枪战对峙，最终壮烈牺牲，用生命守护了这片高原的生灵与净土。 这座保护站坐落于无人区边缘地带，虽不算无人区核心腹地，但已然脱离了安全的人类活动范围，常年仅有巡山队员驻守，环境荒芜、条件艰苦。后续黄雨萌的父母千里奔赴青海寻女，警方与救援队开展大规模搜救，均将索南达杰保护站设为核心搜救起点，足以印证其关键地理位置。 车辆途经保护站时，众人短暂停留休整、补充体力。下午三点左右，出租车继续前行，抵达距离保护站不远的清水河区域。这里是车辆能够抵达的最后点位，前方路况复杂、荒原无路，普通车辆无法继续通行，至此，黄雨萌的乘车旅程彻底终止。 收拾好全部行囊，黄雨萌独自下车，与出租车司机简单道别后，转身踏入了茫茫无人区。司机坐在车内，亲眼看着年轻的背影一步步走向荒芜的戈壁深处，直至身影渐渐模糊，确认无异常后，才驱车返程。谁也未曾想到，这一场普通的转身告别，竟是黄雨萌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抹身影。从这一刻起，24岁的南京女大学生黄雨萌，彻底与外界失联，消失在了可可西里的万顷荒原之中。 无人区的寂静是极致的，没有人声喧嚣，没有车马流水，只有呼啸的狂风、荒芜的戈壁、连绵的冻土，以及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没有信号、没有补给、没有救援，一旦踏入，便意味着彻底隔绝于文明世界。最初发现异常的，是黄雨萌的在校辅导员。7月8日晚间十点，距离黄雨萌进入无人区刚好过去一天，辅导员连续多日无法联系上黄雨萌，电话无人接听、微信杳无音讯，彻底陷入失联状态。 察觉事态不对劲后，辅导员第一时间联系黄雨萌的父母，可远在四川的家属，同样无法与女儿取得任何联系。恐慌与不安席卷而来，辅导员当即选择报警，正式启动失联核查流程。警方介入调查后，迅速梳理黄雨萌的在校状态与出行轨迹，发现黄雨萌此次出行并未向学校报备请假，属于擅自离校。结合其同班同学、室友的反馈，警方得知，事发前一段时间，黄雨萌正深陷严重的学业危机，心态低落、情绪压抑，大概率是想借远行散心，排解内心的焦虑与挫败。 警方随即调取黄雨萌的购票记录、身份证使用轨迹、出行流水信息，精准还原了她的行程：7月5日深夜从南京乘火车出发，7月7日凌晨抵达格尔木，全程轨迹清晰、毫无异常。可诡异的是，自7月7日抵达格尔木、进入无人区边缘后，她的所有社交动态、通讯信号、身份轨迹便彻底中断，整整一天多的时间，杳无音信。 为锁定失联人员位置，警方立刻启动技术溯源手段，追踪黄雨萌手机最后的信号轨迹。数据显示，7月8日晚间，也就是辅导员报警前后，黄雨萌的手机信号曾短暂出现在青海玉树曲麻莱县境内。而此前黄雨萌途经的清水河、索南达杰保护站等核心区域，均与曲麻莱县接壤，地理位置高度重合，这一信号轨迹，印证了她下车后始终在无人区边缘一带活动的事实。 可这一关键线索，也随之带出了第一个巨大疑点。从7月7日下午下车徒步，到7月8日晚间失联，中间间隔整整一天一夜。很多人会下意识认为，无人区腹地信号盲区遍布，失联属于正常现象。但警方捕捉到的手机信号明确证明，7月8日晚间，黄雨萌的手机处于正常开机、有信号的状态，并非彻底无服务。既然手机有信号、能够被后台捕捉，说明她具备对外联络、报平安的条件，可她为何始终没有联系家人、老师、朋友，没有发送任何一条消息、拨打任何一通电话？这份刻意的沉默，显得格外反常且诡异。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是黄雨萌手机最后一次留下信号痕迹。此次短暂信号闪现后，设备迅速沉寂。7月9日傍晚六点，黄雨萌的手机彻底关机，此后再也无法被技术设备追踪，彻底从信号网络中消失。警方依托大数据与基站定位，只能大致锁定其关机位置，依旧是清水河、索南达杰保护站周边区域。这也意味着，失联的三天时间里，黄雨萌始终徘徊在下车点位附近，并未深入无人区腹地。 至此，网络上出现了第一种阴谋论猜测：有网友推测，黄雨萌或许在下车后便遭遇意外侵害，手机被他人夺走，7月8日的信号是凶手使用设备所致，后续关机也是凶手为掩盖痕迹刻意为之。但纵观全部案件线索，这一说法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支撑，仅为网友主观猜测，无法佐证，只能作为疑点留存。 时间一天天流逝，失联的时间越久，生还的概率就越低。7月12日，心急如焚的黄雨萌父母，千里奔波从四川赶赴青海格尔木，抵达索南达杰保护站，与当地警方、基层工作人员汇合，正式开启实地搜寻。首日的搜寻工作覆盖了清水河、保护站周边大片荒原，可茫茫戈壁一望无际，地形复杂、地貌相似，所有搜寻工作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黄雨萌的踪迹、物资、痕迹。 就在众人陷入绝望之际，7月13日下午五点零七分，案件迎来了全新的诡异线索。青藏线109国道南山口收费站的系统记录显示，黄雨萌的身份证被人刷卡使用，通行进入109国道青藏线方向。这是黄雨萌失联六天后，留下的最后一次身份轨迹记录，也是整场悲剧中最无法解释的核心疑点。 想要读懂这处疑点，首先要理清各个点位的地理位置与距离关系。109国道是格尔木通往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核心主干道，黄雨萌7月7日从格尔木出发、前往清水河，全程行驶的正是这条国道。格尔木市区位于东北方向，清水河无人区位于西南方向，全程里程213公里。而南山口收费站地处109国道起点位置，距离格尔木市区仅30公里，是从格尔木进入无人区的必经第一道关卡。 收费站分为进出两个通行方向，而此次刷卡记录明确显示，通行方向为西南出城方向，也就是从格尔木市区出发，再次前往清水河无人区的方向。这一记录直接推翻了此前的所有推测，引出了最大的矛盾：7月7日便已抵达清水河无人区的黄雨萌，为何会在六天后，重新出现在格尔木近郊的收费站，再次刷卡进入无人区？ 结合此前手机关机的轨迹线索，7月9日她的手机还在清水河附近关机，短短四天时间，一个孤身女子，要在高寒、缺氧、无补给、无道路的无人区荒原，徒步213公里返回格尔木，再折返收费站重新进入无人区，往返里程超400公里，这在生理极限与现实条件上，完全不可能实现。警方后续全面排查了当地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通行记录，彻底排除了她搭乘车辆往返的可能性。 更诡异的是，南山口收费站无监控覆盖，无法确认刷卡之人究竟是不是黄雨萌本人。这桩无解的轨迹谜团，成为了本案最大的悬点之一，自此之后，黄雨萌彻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中，身份证、手机、社交账号、身份信息，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丝有效痕迹，整片可可西里无人区，仿佛从未出现过这个24岁女孩的身影。 线索彻底中断，搜寻工作陷入僵局十余天。7月26日，濒临绝望的黄雨萌父母，通过女儿的闺蜜，正式向青海当地蓝天救援队求助。民间专业救援力量的加入，让搜救规模全面升级，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域地毯式搜救正式启动。此次搜救集结了超300人，包含100余名公安干警、60余名专业救援队员、数十名当地牧民与大批爱心志愿者，配备搜救犬、无人机、卫星定位、全域通信等全套专业设备。 搜救团队被划分为十余组，队员们两两间隔二三十米，在苍茫的戈壁荒原上一字排开，逐寸推进、逐片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丝痕迹。可可西里的荒原地貌单调且相似，狂风终日呼啸，冻土坚硬、戈壁荒芜，加之海拔过高、氧气稀薄，每一位搜救队员都承受着严重的高原反应，头晕、胸闷、乏力成为常态。高强度的搜救工作持续了整整四天，全域排查收效甚微，依旧没有找到黄雨萌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物资与生命痕迹。 直至7月30日，也就是黄雨萌失联的第二十三天，搜救工作终于迎来突破性发现。下午四点左右，搜救队员在清水河周边区域，发现了一批完整的私人衣物，衣物干净整洁、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撕扯、破损痕迹，也没有沾染泥土、血迹，安静散落于荒原之上。经过家属辨认，这批衣物确为黄雨萌所有。 发现衣物的线索让所有搜救人员精神一振，众人立刻以衣物发现点为核心，向外辐射扩大搜寻范围，持续排查三个小时。当晚七点许，距离索南达杰保护站仅数百米的荒原深处，搜救队员发现了一堆新鲜的人体骸骨与软组织残骸，骸骨周边散落着帐篷、随身配饰、生活用品等物资。队员在遗物中找到了黄雨萌的身份证与学生证，证件信息清晰完整，身份指向明确。 现场景象惨烈无比，骸骨表面的皮肉几乎被高原野兽啃食殆尽，仅余下完整的白骨，荒原寒风掠过，满目萧瑟凄凉。为彻底确认身份，警方第一时间提取骸骨样本进行dNA比对，两天后，官方结果正式出炉：确认骸骨身份为失联多日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黄雨萌。至此，这场牵动全国的失联案，以最沉重、最悲痛的方式落幕，24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可可西里的盛夏荒原。 生命陨落的噩耗传来，家人悲痛欲绝，网友唏嘘不已。可随着现场细节被逐一披露，越来越多的诡异疑点浮出水面，让这起悲剧彻底蒙上神秘面纱，多年来始终争议不休。所有疑点，集中指向了现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 首先是骸骨与现场物资的强烈反差。现场所有随身物品、露营装备、衣物帐篷均完好无损，没有任何野兽撕扯、啃咬、破坏的痕迹，整片搜寻区域干净整洁，没有一丝血迹、没有半点打斗挣扎的痕迹。唯独黄雨萌的遗体，被野兽彻底分食啃噬，皮肉全无，部分骸骨甚至散落缺失。结合这一反常现场，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惊人事实：黄雨萌离世时，大概率全身赤裸，身上没有穿戴任何衣物。 这一推断的逻辑清晰且严谨：若离世时身着衣物，野兽啃食遗体时，必然会撕扯、破损衣物，现场定会残留血迹与破损痕迹，绝不可能出现衣物完好、遗体尽毁的矛盾场面。同时，现场衣物分两处散落，并非集中堆放，疑似死者生前边走边脱，全程从容有序，无挣扎、无慌乱，彻底颠覆了常人的认知。 好好的年轻女孩，为何会在荒芜凶险的无人区独自褪去衣物？结合高原低温环境，专业救援人员与气象专家，率先提出了反常脱衣失温现象，这也是目前最贴合现场、认可度最高的死因推测。 所谓反常脱衣现象，是人体重度失温后的典型生理错觉。当人体长时间暴露在极低温环境中，体温持续快速下降，身体能量彻底耗尽，神经系统与大脑中枢会出现严重功能紊乱，产生虚假的燥热错觉。明明身体濒临冻僵、器官衰竭，大脑却会错误判定身体温度过高，进而驱使人体主动褪去衣物，试图“散热”。而脱衣的举动会进一步加速体温流失，加剧器官衰竭，最终导致人体快速冻死，这也是高寒地区低温死亡的典型特征，曾出现在多起高原遇难事件中。 这一推测能够完美解释现场所有诡异细节：无血迹、无打斗痕迹、衣物完好、遗体被野兽啃食、死者全身赤裸离世。但该说法一经传出，便遭到大量网友质疑，网络上广泛流传一种观点：可可西里七月盛夏温度可达15-25c，气候温和，根本不存在冻死人的可能，更不会出现反常脱衣现象。 实则这是流传多年的致命谣言，严重误导大众，结合官方气象监测数据可彻底辟谣。根据中国科学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监测数据，可可西里全域属于全年皆冬的高寒气候，无真正意义上的夏季。1961年至2023年长期气象观测数据显示，可可西里6-8月夏季平均气温仅6c左右，紧邻事发区域的沱沱河气象站数据显示，当地七月平均气温仅7.1c，昼夜温差悬殊极大。 白天受日照影响，局部温度最高可达十几摄氏度，但夜间气温会骤降至0c以下，盛夏七月依旧频繁降雪、下霜、结冰，冻土常年不化，加之高原风力常年强劲，风寒效应会大幅加剧体感低温。白天的温和只是短暂假象，入夜后的可可西里，依旧是能够夺走生命的极寒禁区。除此之外，高原缺氧、大风、冻土湿冷等环境因素，会加速人体热量流失，即便零上温度，长时间暴露在户外，依旧会引发重度失温，诱发反常脱衣现象。 权威数据佐证了失温死亡的合理性。国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988-2015年56起低温冻死案例中，超50%的遇难者出现反常脱衣现象；德国69例低温死亡尸检案例中，25%的死者存在同类症状，足以证明这并非罕见特例，而是高寒低温死亡的典型特征。蓝天救援队理事长谢文斌也结合多年高原救援经验证实：可可西里冬季极少出现冻亡案例，反而昼夜温差极大的夏季，是失温遇难的高发期，这也是当地救援的普遍现状。 与此同时，针对网络上流传最广的“黄雨萌日记”谣言，此处也做权威辟谣。多年来，大量营销号杜撰内容，声称救援队现场发现黄雨萌日记，日记中记录自己遭遇狼群尾随、被狼群围困，最终遇害，将死因归结为野兽袭击。但翻阅警方全部通报、救援队官方记录、媒体权威报道，均无任何发现日记的相关记录，该情节属于100%人为杜撰、无任何事实依据。 从逻辑层面分析，2020年智能手机普及，年轻群体极少保留手写日记的习惯，即便记录心事，也多以电子笔记、朋友圈、私密文案为主，手写日记本的说法不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且日记若真实存在、记录关键遇害过程，必然会被官方收录取证、公开佐证死因，不可能彻底隐匿。因此，野兽袭击致死的说法，完全不成立。 蓝天救援队结合多年高原救援经验进一步解释：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多年，生态链完整稳定，野生动物食物充足、栖息地安稳，主动攻击人类的概率极低。当地极少发生野兽主动伤人致死的案例，大概率是黄雨萌先因失温离世，遗体滞留荒原后，被夜间觅食的野兽发现啃食，并非野兽袭击致死。 除却意外失温的主流推测，本案第二大争议说法为自主轻生，这一推测的核心依据，源于黄雨萌生前的人生困境与现场发现的药物。搜救人员在其随身物资中，发现了一瓶含有安定成分的镇静类药物，网传为安眠药，这一线索让轻生的猜测愈演愈烈。想要读懂这一推测，必须完整复盘黄雨萌短暂又坎坷的追梦人生，读懂她内心的压力与绝望。 1996年，黄雨萌出生于四川绵阳三台县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学识良好、家境和睦。但她的求学之路始终坎坷波折，高考历经两次备考，2015年考入安徽理工大学医药学专业。她本人对医药专业毫无兴趣，内心深藏着一个炙热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翱翔蓝天、逐梦长空。 2016年下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赴安徽理工大学选拔飞行专业学员，入选者可转入南航飞行技术专业，毕业后可考取商用飞行员执照、入职航空公司，实现职业飞行梦想。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也是普通学生跨界成为飞行员的唯一捷径，黄雨萌毫不犹豫报名参选，凭借优异的综合素质成功突围，顺利拿到转专业资格。 2017年，黄雨萌正式转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技术专业，距离自己的蓝天梦想仅有一步之遥。2018年8月，她与50名同学一同远赴南非爱维国际飞行学院，接受专业飞行实操训练。按照院校规定，学员只需完成10门理论课程、250小时飞行实操训练，通过最终考核，即可获取国际商用飞行员执照，正式开启飞行职业生涯。 对于热爱蓝天的黄雨萌而言，这是人生最光明的时刻，是奋斗多年换来的理想曙光。可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经过长期高强度训练，在最终结业考核中，黄雨萌遗憾落选，未能通过实操与理论综合考核，无法获取飞行执照。2019年3月，她被迫提前终止海外训练，黯然返回南京校园。 这次落选，直接击碎了她坚守多年的飞行员梦想。更残酷的是，南航民航飞行学员选拔项目，仅在航空公司有用人需求时开放招录，2018年之后，该校彻底取消了该类女飞行员招录计划，后续不再开设相关培训项目。这意味着，黄雨萌彻底失去了所有圆梦机会，此生再无成为职业飞行员的可能。 梦想彻底破灭后，她被迫调剂转入空中交通管理专业，该专业就业方向均为机场地勤地面岗位，与飞行梦想彻底背离。巨大的心理落差、理想的彻底崩塌，让黄雨萌陷入了长期的自我内耗与情绪低落。不仅如此，新专业课程体系完全陌生，从大三仓促转学新专业的她，跟不上教学进度，学业压力陡增。 2020年6月，毕业答辩季来临，身边同学纷纷顺利结业、开启新生活，黄雨萌却因一门核心课程挂科需要重修，无法正常毕业，被迫延期一年结业。梦想破碎、学业受挫、前路迷茫、同龄人皆有归宿而自己原地停滞，多重压力层层叠加，让正值毕业季的黄雨萌陷入极度压抑的状态，长期的情绪内耗，也让她患上了轻度抑郁，这也是其随身携带镇静类药物的核心原因。 基于这段坎坷经历，不少人推测，黄雨萌此次孤身奔赴可可西里，并非单纯旅行散心，而是提前规划好的轻生之路。她携带镇静药物，提前进入无人区，在药物作用下沉睡，最终在夜间极寒天气中失温离世，部分反常脱衣行为，也大概率是其主观刻意为之，为彻底终结生命。 但这一轻生推测，同样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矛盾细节，无法完全成立，这也是本案多年来争议不断的核心原因。首先是旅途状态矛盾，若她早已心存绝念、决意赴死，不会在列车上与人谈笑风生、心态松弛，全程毫无消极决绝的状态。其次是生活细节矛盾，决意轻生之人，不会为了几十元车费反复砍价，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珍惜生活琐碎。 最关键的核心矛盾，是她对亲友的承诺。失联前，她多次微信告知好友，自己购置了大量青海土特产，返程后亲手送给大家。若早已下定决心离世，她无需做出此类生活化的约定，更不会刻意购置特产、维系人情，这份对归途的期待，完全不符合轻生心态。 同时还有一处细节疑点重重：黄雨萌明确计划徒步穿越无人区，徒步旅途负重越大、风险越高，最优选择必然是结束徒步、返程回城后，再购置特产赠予朋友。可她却提前购置土特产随身携带，负重进入无人区，这一不合常理的举动，至今没有合理答案。 综合所有线索、疑点、环境证据与人物状态，官方最终给出权威定论：黄雨萌悲剧属于环境预估不足、户外准备不充分、个人过度自信引发的高原失温意外死亡。针对网友质疑其接受过南非野外训练、理应具备避险能力的说法，官方也做出了合理解读。 黄雨萌在南非的飞行训练，仅包含基础的户外常识科普，并非专业高原求生、极地避险训练，课程浅尝辄止，无法应对可可西里极端复杂的无人区环境。且她本人只是在校学生，并非专业户外探险者，缺乏实战避险经验。从装备也能看出其准备的不足：她携带的普通民用露营帐篷，仅适用于城市近郊、低海拔区域休闲露营，完全无法抵御可可西里的极寒、大风、缺氧环境，夜间保暖、防风、防寒性能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基础安全保障。 最终，多重因素叠加酿成悲剧：理想破灭、学业受挫引发的情绪低落，让她心态浮躁、判断力下降；对无人区风险认知不足、过度自信；户外装备简陋、准备仓促；高原昼夜极端温差、夜间极寒天气诱发重度失温；多重作用下，出现反常脱衣现象，最终不幸离世，遗体后续被高原野兽啃食，酿成惨烈结局。 相比于充满阴谋论的遇害猜测、令人痛心的轻生结论，意外失温的结局，或许是对逝者、对其家人最温柔的交代。至少这场悲剧，是青春迷茫、年少轻狂、对自然缺乏敬畏引发的意外，而非主动放弃生命的绝望，也并非遭遇恶意伤害的不幸，给家属留下了一丝慰藉与念想。 24岁的年纪，名校在读、前途可期，拥有旁人羡慕的学历与青春，却被网络上泛滥的“诗和远方”“逃离世俗”的文艺鸡汤裹挟，误把无人荒原当作治愈迷茫的救赎之地，把孤身冒险当作挣脱困境的勇气，最终付出了生命的惨痛代价。 第332章 马关三十年老店命案，凶手藏麻袋中！ 云南马关，一座藏在山野之间的小城，烟火气最浓的地方，当属城区那条遍布市井小摊、老店食铺的老街。这座小城的饮食风俗里，狗肉是当地人心头偏爱已久的特色风味，也正因如此，老街之上大大小小的狗肉馆林立，沿街望去，招牌错落、烟火缭绕，常年都是热闹不息的景象。 在一众新旧交替的狗肉馆里，藏着一家开了整整三十年的老牌老店。它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醒目的网红招牌，更没有临街亮眼的门面，就像全国无数城市里那些扎根市井的老字号一样，朴素、老旧、毫不起眼，路过的陌生人大概率会一眼略过，根本不会驻足。可在马关本地人的心里，这家无名狗肉馆，却是无可替代的舌尖执念，是街坊邻里吃了半辈子的心头好。 老店的门面是几十年的老木头搭建的，墙面斑驳泛黄，边角早已被岁月磨得发黑，木门是老式的插栓结构，推开门还会发出经年累月的吱呀声响，处处都是时光沉淀的痕迹。可就是这样一家看似简陋陈旧的小店，生意火爆程度却颠覆所有人的想象。无论春夏秋冬、寒暑冷暖，每日饭点乃至深夜，店里总是坐满食客，熟客络绎不绝，回头客更是占了九成以上，即便排队等候，大家也心甘情愿。 撑起这家三十年老店的，是一对朴实的中年夫妻，老板姓陈，街坊邻里都亲切地喊他老陈，老板娘姓田，人人都唤她田大姐。老陈和田大姐两口子，靠着一手地道的狗肉手艺，在马关老街站稳了脚跟，熬出了半生烟火，也攒下了极好的口碑。夫妻俩的烹饪手法独树一帜，用料实在、火候考究，卤制的狗肉软烂入味、香而不腻，爆炒的狗肉鲜香劲道、回味悠长，汤底醇厚浓郁，没有半点腥膻异味。 在物资不算充裕的早年，一口地道的狗肉，便是当地人最解馋的美味。久而久之，“老陈狗肉”的名头就在马关彻底传开了，全城食客都公认，他家的狗肉是本地最正宗、最鲜香的味道，无人能及。靠着这门实打实的手艺，两口子勤勤恳恳经营三十年，起早贪黑、风雨无阻，把小馆子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日子也一步步蒸蒸日上。 2001年，凭借多年开店攒下的积蓄，老陈和田大姐在老店隔壁的居民区，购置了一套崭新的商品房。从老旧的小店居所，搬到宽敞整洁的新房，一家人的生活肉眼可见地变好，日子正如老话所说，芝麻开花节节高，安稳又红火。街坊邻里都羡慕老陈家，手艺傍身、生意兴旺、家庭安稳，妥妥的圆满好日子。 所有人都以为，老陈家会就这样顺着顺遂的光景，安稳富足地过完往后余生，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惨烈横祸，在2014年1月8日骤然降临，彻底撕碎了这家人的平静生活，也让这家红火三十年的老店，一夜之间被血色与阴霾笼罩。 平日里，老陈独自守着狗肉馆过夜，田大姐和两个儿子则住在新买的商品房里，一家人白天合力开店忙活，晚上分居两处，早已成了多年不变的习惯。老陈独居店里，一来是因为新房周边住户密集、夜市小摊繁多，夜晚环境嘈杂，素来睡眠浅、喜清静的老陈，实在受不了这份喧闹，常常休息不好；二来也是为了店里的生意方便，住在店里可以每日早起开门生火、提前备料，深夜也能延后打烊，让小店始终保有烟火人气，不流失零散食客。 数十年如一日，老陈始终保持着早起忙活的习惯，天刚蒙蒙亮，就会起身生火、打扫店面、准备食材，从未间断。可2014年1月8日这天清晨，一切都变了。 清晨天色微亮，薄雾笼罩着整条老街，田大姐像往常一样，早早收拾妥当，步行前往狗肉馆，准备开门打扫、筹备早餐、打理一天的生意。可走到店门口时，田大姐心里瞬间涌上一丝异样的不对劲。往日这个时辰，店里早已炊烟袅袅、大门敞开，老陈定然已经起身忙活，可今天，老店的木门紧紧锁闭，安安静静，没有半点动静。 更蹊跷的是，老陈平日里代步的摩托车，稳稳停在店铺门外的空地上，车胎完好、车身干净，显然昨夜没有外出过。人在店里、车在门外，却迟迟不开门、不起身，这完全不符合老陈数十年的作息习惯。 田大姐心头隐隐发慌，抬手用力拍打木门，连声呼喊老陈的名字，可店内死寂一片，没有丝毫回应。她越喊越急，越等越慌，连忙拿出钥匙打开店门，快步穿过前厅，径直走向里屋卧室，想要叫醒熟睡的老陈。 可刚踏入里屋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田大姐瞬间浑身冰凉、魂飞魄散。老陈直直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四肢僵硬，双目紧闭，气息全无，早已没了生命体征。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垮了田大姐，她瞬间崩溃大哭、手足无措，强撑着慌乱的心神，第一时间拨通了两个儿子的电话，嘶哑着嗓音告知噩耗，让两个儿子立刻赶来店里，紧接着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赴案发现场，第一时间封锁了这家三十年狗肉馆，开展细致的现场勘查与取证工作。清晨的老街还未彻底苏醒，静谧的街巷里，警灯闪烁，打破了往日的烟火祥和，一桩离奇的命案，让周边街坊纷纷侧目、心生惶恐。 警方的初步勘查，很快发现了诸多反常且诡异的细节。案发现场的灶台内，炭火依旧熊熊燃烧，火苗稳定，灶台之上的铁锅里，清水滚烫、热气未散，足以证明案发时间距离清晨极近，或者说，老陈遇害前片刻，还在正常生火做饭、打理店内事务，毫无预兆。 进入里屋勘查死者状态，民警发现老陈身上遍布多处外伤，伤口形态各异、深浅不一，经过法医初步勘验，能够百分百确定，老陈并非意外身亡，而是惨遭他人杀害，属于典型的他杀案件。结合尸体僵硬程度、体温变化以及现场环境，法医精准判定，老陈的死亡时间锁定在凌晨三点左右。 最让办案民警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老陈身上错综复杂的伤痕。常年侦办各类案件的民警，见过无数单一凶器、单一手法的致死伤痕，可老陈身上的伤痕，囊括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伤害类型，疑点重重、极为罕见。 老陈头部有明显的钝器撞击伤痕，表皮破损、皮下淤血严重，受力痕迹清晰；下颌及脖颈侧边，分布着规整的锐器划擦伤口，刀口锋利、切口平整；脖颈正中，还留有大面积清晰的手指掐压痕迹，是徒手扼压造成的典型伤痕。钝器击打、锐器划伤、徒手掐扼，三种截然不同的伤害方式，同时出现在同一具尸体上，这是本案最反常的突破口。 更诡异的是，法医逐一核验所有伤痕后得出结论：身上每一处单独伤痕，都不足以直接致命。钝器伤未伤及颅内要害，锐器伤未刺破大动脉、未造成大出血，徒手掐痕也未形成即刻窒息，可三种伤害层层叠加、持续折磨，最终导致老陈身亡。这样的作案手法，混乱且无章法，完全不同于普通预谋杀人的精准狠厉。 民警在现场地面发现了一把木质长条凳，凳面开裂、凳腿松动，整体已经严重损坏变形，结合老陈头部的钝器伤痕形态，能够确定，这把破损的木凳，就是嫌疑人用来击打老陈头部的钝器凶器。可关键的锐器凶器，警方翻遍了整个店铺前厅、后厨、卧室、院落，始终一无所踪。 民警随即向田大姐核实店内刀具情况，田大姐仔细清点后告知警方，店内各类厨具、刀具均完好在位，唯独日常做饭用的一把家用菜刀不翼而飞。除此之外，店内桌椅、货架、储物间的物品摆放整齐，没有明显翻动、打砸的混乱痕迹。 依据这一关键线索，警方首先排除了预谋仇杀的可能性。但凡结怨已久、蓄意报复的仇杀案件，凶手必然提前做好周密筹划，自带作案工具、明确作案目标，全程干脆利落，绝不会临时从被害者家中随手取用凶器。嫌疑人就地取材、随机施暴的行为，彻底推翻了预谋仇杀的侦查方向。 侦查方向随即转向财杀，可新的疑点再次出现，让案件陷入矛盾僵局。田大姐仔细清点老陈随身财物以及店内资产后告知民警，老陈昨夜随身携带的一千多元现金不翼而飞，大概率是被凶手拿走，这一迹象看似符合谋财害命的特征。 可若真是为财杀人，凶手既然已经痛下杀手，绝不会放过店内其他值钱财物。警方勘查发现，店铺二楼卧室的桌面、抽屉内，还摆放着数百元零散现金，以及老陈家的存折、证件等贵重物品，全部完好无损、未被动过分毫。整个店铺陈设规整、储物有序，没有任何翻找、搜刮的痕迹。 这就意味着，凶手的核心目的绝非求财，拿走老陈身上的现金，大概率是临时起意的附带行为，并非作案初衷。预谋仇杀、谋财害命两大最常见的命案动机，全部被现场证据推翻，案件瞬间陷入迷雾，没人知道，深夜的狗肉馆里，究竟发生了怎样一场致命冲突。 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停滞之际，一名细心的民警在前厅餐桌处，发现了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关键细节，直接扭转了整个案件的侦查方向。干净的木质餐桌上，整齐摆放着两套碗筷、两只玻璃酒杯，碗中还残留着少量吃完的面条汤底，以及没啃干净的鸡蛋残渣，酒杯内壁还附着少量酒渍。 很明显，老陈遇害之前，并非独自独处，而是和另外一个人同桌吃饭、饮酒宵夜，这桌夜宵正是案发深夜所食用。为了锁定同桌人的身份，警方立刻向田大姐核实情况。 田大姐回忆，案发前一日傍晚六点多，她和老陈、两个儿子一家人，确实在店里吃过晚饭，饭后一家人齐心协力，将店内餐桌、地面、厨具全部打扫得干干净净，随后一家人一同锁店，返回新房居住。也就是说，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碗筷酒杯，绝非一家人晚餐所留，是老陈深夜独自返回店铺后，特意重新做饭、招待他人留下的痕迹。 为了印证这一推测，警方立刻走访店铺周边邻居，收集夜间目击线索。有多位临街住户证实，案发当晚十点左右，原本早已安静的狗肉馆烟囱，再次冒出袅袅炊烟，后厨明显有生火做饭的痕迹，足以证明深夜十点，店铺内确实有人活动，正是老陈和那位神秘的同桌人。 餐桌上的夜宵并未吃完，鸡蛋残留、汤底尚存，碗筷摆放仓促，能明显看出，这场深夜酒局并非自然散场，而是被突发的意外事件强行打断，也侧面印证了冲突爆发的突然性。 更关键的目击证词，来自一位睡眠较浅的老邻居。这位邻居向警方回忆，案发当日凌晨三点二十分左右，自己早已熟睡，却被狗肉馆内突然爆发的激烈争吵声硬生生吵醒。争吵声音量极大、情绪激动，男女声混杂、争执激烈，在寂静的深夜格外刺耳。自己当时心生不满，特意拿出手机查看时间，清晰记得当时正好是凌晨3点20分。 这一时间节点，与法医判定的老陈死亡时间高度吻合，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警方由此精准还原案发时间线：深夜十点，神秘男子来到狗肉馆，老陈生火做饭、备酒招待，二人同桌吃夜宵、饮酒闲谈；凌晨三点二十分左右，二人突发激烈争执，矛盾彻底激化，最终引发肢体冲突，老陈在冲突中惨遭杀害。 整条时间线清晰完整，可最大的谜团依旧悬而未决：这位深夜登门、与老陈把酒言欢，又骤然反目痛下杀手的神秘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一场寻常的夜宵酒局，会演变成一场致命血案？ 为了摸清真相，警方开始深入摸排老陈的人际关系、日常性格与家庭状况，一桩隐藏多年的家庭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这家三十年狗肉馆，日常经营打理、招待食客、收拾卫生，大多是田大姐和两个儿子负责，老陈常年坐镇后厨，主业是宰杀活狗、处理食材，平日里极少参与前厅待客。 褪去老店老板的光环，私下的老陈，是一个性格极度偏执、暴躁易怒的人，且嗜酒如命，半辈子几乎与酒水为伴，每日三餐必饮酒，闲暇时间更是独酌不休，常年醉酒状态让他的脾气愈发乖戾。酒劲上头时，老陈常常口出恶言、随意骂人，情绪极不稳定。 也正因如此，老陈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常年僵硬、矛盾深重。父子之间几乎没有温情交流，日常相处多是争吵、指责与对峙，两个儿子对这位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父亲，满心抵触与疏离，毫无亲近之感。街坊邻里常年看在眼里，对老陈家紧张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早已心知肚明。 命案发生后，老街街坊邻里纷纷议论猜测，流言四起，所有人的怀疑目光，都不约而同指向了田大姐和老陈的两个儿子。大家纷纷猜测，会不会是常年遭受老陈的打骂与苛待，母子三人积怨太深，最终忍无可忍，联手制造了这起命案。 警方也深知，绝大多数命案的突破口，都围绕受害者至亲家属展开，家庭矛盾引发的激情杀人、积怨杀人，是命案最高发的诱因，因此第一时间将田大姐与两个儿子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结合现场环境来看，街坊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狗肉馆的老式木质木门，配有传统插栓结构，夜晚关门后，只要从内部插紧门栓，外部没有任何开锁、撬动的缝隙，外人根本无法强行闯入。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无破损、无撬动痕迹，足以证明当晚店铺是正常开门迎客。 凌晨三点的深夜时分，万籁俱寂、街巷无人，能让生性孤僻、脾气暴躁的老陈主动开门迎接、热情招待喝酒吃饭的人，绝非普通陌生人，必然是老陈极度信任、自愿接纳的熟人，要么是至亲家人，要么是多年老友。种种线索叠加，家人的作案嫌疑瞬间被无限放大。 警方通过多方走访核实，进一步摸清了老陈常年分居店铺的深层原因，远不止嫌弃新房吵闹、方便经营那么简单。老陈性格固执倔强、阴晴不定，常年酗酒导致性情愈发古怪，在家中动辄对妻儿恶语相向，甚至酒后肆意打骂，多年来让田大姐和两个儿子受尽委屈。 一家人仅在白天开店做生意时勉强和睦相处，各司其职、配合经营，一旦一日生意落幕，便立刻分居两处、互不打扰，刻意保持距离，以此规避争吵冲突，这是一家人多年来默认的相处模式，家庭氛围常年冰冷压抑、矛盾根深蒂固。 更让警方震惊的是，案发前短短数日，老陈家刚刚爆发过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矛盾冲突极其尖锐，导火索是一块老陈视若珍宝的奇石。 数年前，老陈上山闲逛时，偶然捡到一块造型奇特、纹路独特的天然石头。这块石头形态别致、浑然天成，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在普通人眼中只是一块寻常山石，可在痴迷迷信的老陈眼里，却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 自此之后，老陈将这块石头奉为“发财神石”，小心翼翼供奉在店铺二楼房间，每日早晚专门上香磕头、虔诚祭拜，从未间断。最开始家人只当他一时兴起、闲来无事，并未放在心上。可巧合的是，自从老陈供奉这块石头后，狗肉馆的生意愈发红火，客源源源不断，收入逐年暴涨，一家人顺利买房、家境富足。 生意变好，本是夫妻俩三十年勤恳经营、手艺过硬、口碑积累的结果，是实打实的辛苦所得。可偏执迷信的老陈，完全无视自己和田大姐的付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富贵顺遂，都是这块奇石显灵庇佑的结果，是神石带来的财运福报。 心态逐渐失衡的老陈，愈发沉迷迷信之说，整日心心念念都是这块石头。案发前不久，他更是突发奇想，打算专门为这块奇石修建一座小型佛龛小庙，精心供奉、日夜祭拜，祈求继续发财顺遂。 这个荒唐的想法，遭到了田大姐和两个儿子的一致反对。一家人都理智清醒，深知生意红火靠的是手艺和勤恳，绝非所谓的神石显灵，老陈的行为纯属封建迷信、荒唐可笑。一家人多次耐心劝说，可老陈性格执拗、油盐不进，谁劝说就对谁破口大骂，家人对此束手无策。 案发当日晚饭过后，一家人再次因为奇石修庙的事情爆发激烈争吵。饭桌上，老陈旧事重提，执意要搭建佛龛供奉石头，小儿子实在无法认同，当场出言反驳，劝说父亲不要沉迷迷信、浪费精力。 儿子的反驳瞬间激怒了老陈，他借着酒劲大发雷霆，对着小儿子肆意辱骂、言辞刻薄，怒斥儿子忤逆不孝、不懂事理。争吵过后，脾气执拗的老陈不肯退让，执意要推进修佛龛的事，找来一块石棉瓦，强行要求两个儿子帮忙搬到新房，为搭建佛龛做准备。 田大姐和两个儿子满心无奈，依旧坚决反对，全程置之不理、无人配合。家人的漠视彻底激怒了老陈，倔脾气彻底上头，当场放话，家人不帮忙，他就自己动手。就这样，年过半百的老陈，独自扛着石棉瓦，从店铺步行赶往新房，亲自安置物料，这也是案发当晚老陈返回新房的真正原因。 折腾完毕后，晚上九点多，老陈独自返回狗肉馆，独居店内，随后便发生了凌晨的致命命案。 邻里的猜测、积压多年的家庭矛盾、案发前夕的激烈争吵、熟人作案的现场特征，所有疑点都指向田大姐母子三人。流言蜚语漫天飞舞，田大姐听闻外界的揣测与质疑后，满心委屈、百口莫辩，主动向警方澄清，案发当晚，她和大儿子回到新房后，全程待在家中，紧闭门窗、休息就寝，整夜从未出门，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警方立刻分开审讯田大姐、大儿子与小儿子，单独问话、核对证词，防止串供说谎。可审讯过程中，新的疑点再次浮现，打破了看似清晰的不在场证明。 面对民警询问，小儿子坦诚，案发当晚自己并未在家就寝，深夜接到朋友邀约，独自外出前往网吧打游戏，深夜在外逗留，并不在家。而大儿子和田大姐则一致供述，整夜居家、未曾出门，也没有听到弟弟外出的动静。 兄弟二人的卧室仅一墙之隔，居民楼墙体隔音效果一般，深夜开门、关门、走动的声响，极易被隔壁察觉。小儿子深夜外出，动静不可能完全隐匿，大儿子和田大姐声称毫无察觉，到底是深夜熟睡未曾听见，还是刻意隐瞒、统一说辞？这一矛盾点，让母子三人的嫌疑再次攀升。 与此同时，现场遗留的诸多细节，又让警方陷入深度矛盾，无法笃定家人作案的猜想。其一，老陈的摩托车整夜停放在店外，未曾移动，如果是家人作案，完全可以骑车抛尸、逃窜避险，没必要将交通工具留在现场；其二，凶手特意拿走老陈身上的一千多元现金，可对店内更多值钱财物视而不见，若为家人作案，根本无需多此一举拿走小额现金，徒增作案嫌疑。 所有线索相互矛盾、相互制衡，既无法彻底排除家人的作案嫌疑，也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坐实家人作案，案件再次陷入胶着僵局。警方深知，不能将侦查视野局限于家属身上，必须扩大排查范围，全面梳理老陈的所有社会关系。 警方第一时间调取了老陈的手机通话记录，希望通过案发前后的通话记录，锁定深夜登门的神秘男子。可核查后发现，老陈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一生交友极少，手机常年闲置，通话记录寥寥无几，案发前后更是没有任何陌生来电、异常通话，没有任何有效线索。 通过家属和邻里的口述，警方梳理出几位常年与老陈有往来的熟人、食客和生意伙伴，可逐一走访核查后，所有人都有清晰的不在场证明，均不具备作案时间、作案条件，嫌疑全部排除。 朋友、熟人、家人的嫌疑尽数落空，神秘凶手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案件侦查压力陡增。民警随即转换思路，将目光投向了老陈的同族亲属，排查被忽略的亲情矛盾。 经查，老陈家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前几年，兄弟四人因为老人赡养问题、祖屋房产分割问题，利益纠纷激化，彻底撕破脸皮，甚至对簿公堂、当庭争执，手足情谊彻底决裂。官司结束后，老陈与大哥、四弟彻底断联，多年互不往来、形同陌路。 唯有三弟性情温和，偶尔会来狗肉馆吃饭喝酒，与老陈闲谈叙旧，是四兄弟中唯一还有往来的人。可邻里反映，这兄弟二人虽偶有往来，却常常酒后争执、话不投机，每次相聚多半不欢而散。更关键的是，案发前不久，家中老父亲离世，土地分配问题再次引发矛盾，三弟因未分到土地，特意来到狗肉馆，与老陈爆发激烈争吵，积怨颇深。 有旧怨、有接触、有深夜独处见面的条件，三弟的嫌疑瞬间凸显。警方立刻准备寻找老陈三弟核实情况，可走访后得知，三弟早在案发前数日，就已经离开马关县城，前往广南县务工，行踪不定。 但民警并未放弃核查，广南县与马关县距离不远，夜间往返完全可行，三弟完全具备连夜返程作案、再悄然离开的条件，嫌疑依旧无法排除。经过多方辗转联系，警方终于拨通了三弟的电话，告知其二哥遇害的噩耗。得知消息后，三弟悲痛万分，连夜从广南赶回马关，配合警方调查。 面对警方的询问，三弟情绪激动、满脸悲愤，不仅清晰供述了自己案发时段的行踪，提供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彻底洗清了自己的作案嫌疑，还向警方揭露了一段尘封三十余年的隐秘往事，解开了家人一致怀疑他作案的真正原因。 原来，早在三十多年前，田大姐年轻时，最先相识、心生好感的对象，并不是老陈，而是三弟。当年田大姐对三弟心生爱慕、有意结缘，可三弟对田大姐并无好感、委婉拒绝。后来三弟出于好心，介绍自己的二哥也就是老陈，与田大姐相识。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老陈对田大姐一见钟情、心生欢喜，二人顺利相处、成婚生子，组建了家庭。这段陈年旧事，就此埋藏心底，一晃便是三十年。可田大姐心中，始终对当年被三弟拒绝一事耿耿于怀，暗藏心结。 因此，案发之后，满心悲痛又满心疑惑的田大姐，第一时间就将怀疑对象锁定在了三弟身上，在她看来，二人有陈年旧怨，又有近期土地纠纷，三弟大概率是怀恨在心、报复杀人，这也是流言四起的核心原因。 三弟满心委屈与不甘，他表示，二哥猝然离世，家人从未通知自己，自己连二哥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早已悲痛至极，如今还要被家人无端猜忌、污蔑杀人，实在难以接受。 随着三弟嫌疑彻底排除，本案所有已知的人际关系线索全部清零，排查陷入绝境，真凶依旧隐匿在黑暗之中，毫无踪迹可寻。办案民警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丝毫懈怠，果断决定彻底扩大侦查范围，不再局限于亲友熟人，将所有与老陈有过生意往来的社会人员、零散食客、周边流动人员，全部纳入排查名单。 与此同时，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所有路口、街道、商铺的监控录像，逐帧筛查、彻夜研判，誓要找出深夜现身狗肉馆的神秘凶手。海量监控画面逐一梳理后，一条关键画面终于浮出水面。 案发凌晨三点五十三分，也就是邻里听到争吵声结束后的十余分钟，距离狗肉馆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监控，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黑影。画面中，一名男子独自步行，身形摇晃、步履虚浮，姿态松弛散漫，明显是醉酒状态，与案发深夜饮酒争执的场景高度契合。 结合时间线来看，凌晨三点二十分屋内爆发争吵，争执持续半小时左右平息，三点五十三分该男子出现在路口，时间衔接完美，几乎可以确定，这名醉酒男子，就是深夜与老陈同桌饮酒、引发命案的神秘人。 唯一的遗憾是，早年县城街头监控设备画质有限，画面模糊不清，无法清晰识别男子的面部样貌，受害人家属、街坊邻里均无法辨认其身份。但民警细致观察后发现了关键特征：男子靠近监控镜头时，能清晰看到肩头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步伐沉重，麻袋内装有重物。 警方立刻向田大姐核实店内是否丢失麻袋及物品，田大姐确认店内无麻袋丢失，也无大件物品失窃，麻袋内的物品来源成谜。 监控画面继续显示，该男子一路朝着出城方向行走，行至马白小区门前时，突然停下脚步，将肩头的麻袋扔在地面，随后转身独自离开，消失在监控画面中。民警一度以为，男子是想要丢弃作案物证、销毁线索，可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十余分钟后，这名男子再次折返原地，弯腰捡起地上的麻袋，重新扛在肩头，继续向城外方向行走。一扔一捡的反常举动，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无法判断其真实意图。民警据此推测，该男子大概率居住在附近区域，熟悉周边路况，那十余分钟的空档，极大概率是就近躲藏、观察周边动静，确认无人察觉后，再折返取回物品。 警方立刻对马白小区周边居民区、巷道小路展开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可周边小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人员流动复杂，始终没有找到该男子的踪迹，线索再次中断。 为了追回断掉的线索，警方继续深挖周边监控，调取了附近加油站的内部高清监控，终于捕捉到了更清晰的画面。凌晨四点二十四分，该男子两次出现在加油站监控范围内，行走途中，迎面偶遇一位路过的老年男子。两人在路灯下驻足停留，面对面交流了好几秒，姿态放松，不像是陌生人偶遇的擦肩，更像是熟人碰面闲聊。 这一幕让疲惫多日的办案民警瞬间精神一振。在线索几乎全部断掉的绝境里，这是唯一全新的突破口。警方笃定，只要找到这名深夜路过的老者，就极有可能查清神秘男子的身份，彻底打破僵局。 民警立刻根据监控画面的体貌特征，在马白小区、加油站周边逐户走访、逐一辨认，耗费数个小时，终于成功找到了这位深夜赶路的老先生。可面对民警的询问，老先生却是一脸茫然，满脸困惑地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那名醉酒男子。 在民警的反复提醒与细致回忆引导下，老先生才慢慢回想起来当晚的细节。他告诉民警，那天深夜自己出门办事，路上撞见这名男子，对方全程走路摇晃、眼神迷离，整个人处于深度醉酒的状态。根本不是两人相识寒暄，而是该男子喝醉之后，莫名其妙拦住自己，嘴里胡言乱语、满口醉话，自己当时懒得理会，随意应付了两句便匆匆离开。 满怀希望的关键线索，最终只是一场醉酒后的乌龙偶遇，没有任何查证价值。刚刚燃起的破案曙光，瞬间彻底熄灭，案件再次重回原点，所有侦查工作再度受阻。 接连的线索中断、疑点闭环，没有击垮办案团队。民警们沉下心来，反复回看所有监控片段，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细节，最终将所有注意力，牢牢锁定在男子肩头那个神秘的麻袋上。这个全程被凶手随身携带、又被无故丢弃再折返取回的麻袋，是本案最后、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结合此前现场勘查的细微痕迹，一条被众人忽略的线索重新被重视起来。警方初次勘查现场时，就在狗肉馆院内的下水道边缘，发现了少量未清理干净的淡红色血迹，当时血迹残留极少、位置隐蔽，加之田大姐明确告知当日店内宰杀的活狗血迹已经全部冲洗干净，这处残留便被暂时搁置。 此刻重新串联线索，所有疑点瞬间串联贯通。深夜十点狗肉馆烟囱冒烟、神秘男子扛着重物麻袋登门、老陈深夜临时宰杀活狗、下水道残留未清理的狗血，所有细节都指向同一个真相：当晚这名神秘男子，是自带活狗来到老陈店里，专门找老陈帮忙处理、收购。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警方立刻调整侦查方向，不再聚焦人际矛盾，转而全面摸排当晚县城狗肉流通渠道。民警分组行动，走遍马关县城所有狗肉售卖摊位、生鲜市场、零散商贩，逐一登记近日狗肉货源、交易人员与深夜交易记录，开展地毯式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范围的走访排查终于换来关键突破。一名常年流动售卖狗肉的散户商贩，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决定性线索，直接锁定了本案嫌疑人。 据该商贩回忆，2014年1月8日凌晨过后的清晨，一名醉酒男子曾找到自己的摊位，低价急于出手一整只处理干净的成品狗肉，价格压得极低，神色慌张、急于脱手，行为十分反常。商贩常年做狗肉生意，熟悉本地供货人员，却从未见过该男子，对其印象格外深刻。 民警立刻根据商贩描述的体貌特征、行为举止，与监控中深夜现身的醉酒男子进行比对，身形、姿态、神态完全吻合。警方当即锁定该男子为重大作案嫌疑人，迅速布控、全力抓捕，没过多久，嫌疑人王某便被警方成功抓获。 落网之后的王某，面对民警的审讯与确凿证据，没有丝毫抵赖，当场对自己深夜行凶、杀害老陈的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随着王某的亲口供述，这场离奇诡异、疑点重重的深夜命案，终于揭开了全部真相。 王某交代，他与老陈并非老友至亲，只是常年的零散生意伙伴。王某平日里会偶尔搞来活狗，低价卖给老陈的狗肉馆，二人有过数次短暂交易往来，并不算熟悉，也无任何旧怨纠葛。 案发当晚，王某在外饮酒应酬，喝了大量白酒，整个人处于高度醉酒状态。酒劲上头后，他动了歪心思，偷偷盗取了一条活狗，想着趁着深夜无人，卖给常年收狗的老陈，换一笔零花钱。 深夜十点左右，王某扛着偷来的活狗，独自来到老陈的狗肉馆。老陈见是熟面孔的交易人员，深夜登门也并未设防，当即打开店门将其迎入店内。两人简单沟通后，快速敲定了狗肉的收购价格。 老陈让王某稍作等候，自己随即动手宰杀、处理活狗，这也是当晚烟囱冒烟、下水道残留狗血的真正原因。等待的间隙，素来爱酒、性情随和的老陈，见夜色已晚、四下无人，便热情地煮了两碗面条，特意卧了两颗鸡蛋，又拿出酒水，邀请王某一同吃夜宵、喝酒闲谈。 两个年纪相仿的男人，在空荡安静的狗肉馆里，围着餐桌吃喝闲谈。几杯白酒下肚，两人都酒意更浓，氛围原本十分融洽，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毫无预兆的争执，会在数个小时后骤然爆发。 酒足饭饱、狗肉处理完毕后，老陈按约定结算了货款，将现金交给王某。王某收好钱款，准备扛着处理好的狗肉离开，就此结束这场深夜交易。可就在王某起身准备离去的瞬间，老陈突然伸手将他拦下。 常年做狗肉生意的老陈，阅历丰富、心思缜密，看着王某深夜孤身送狗、价格低廉、行事仓促，结合平日里听闻的偷狗乱象，瞬间察觉到不对劲。他隐隐怀疑，这条来路不明的活狗，大概率是王某偷盗所得。 出于自我保护、避免惹上麻烦的心态，老陈当即拦住王某，语气严肃地告知对方：“你天亮之后再走吧，这条狗来路不清，万一狗主人找上门来，我收了赃货，免不了惹上官司麻烦。” 就是这句善意的提醒，彻底点燃了矛盾的导火索。此时的王某早已酩酊大醉，思维混乱、情绪失控，在酒精的麻痹下，他下意识觉得老陈是故意找茬、刁难自己，甚至是想借此压价、克扣货款。 做贼心虚的王某，本就担心深夜携赃被人发现，被老陈一语点破后，瞬间又慌又怒，酒劲彻底冲昏头脑。两人当场争执起来，言语冲突快速升级，从口舌之争演变为激烈的肢体拉扯。 混乱的争执中，彻底失控的王某丧失理智，就地取材，先是抓起店内的木质长条凳，狠狠砸向老陈头部，造成了老陈头部的钝器伤痕。慌乱打斗间，他又随手抄起店内的家用菜刀，对着老陈下颌、脖颈侧边胡乱划砍，留下了多处锐器伤口。 老陈年岁已高，且毫无防备，根本抵挡不住醉酒后疯狂施暴的王某，很快被打倒在地，失去反抗能力。可王某依旧没有停手，担心老陈起身报复、报警追责，他俯身用双手死死掐住老陈脖颈，持续扼压，最终导致老陈多重创伤叠加、窒息身亡。这也完美解释了死者身上三种截然不同的伤痕来源。 行凶杀人之后，王某瞬间陷入慌乱，看着地上毫无生机的老陈，他内心惶恐至极。慌乱逃窜之际，他又见财起意，想着自己冒险一场、身负命案，不能空手而归，于是顺手掏走了老陈衣兜里的一千多元现金。 随后，王某将处理好的狗肉装入麻袋，扛在肩头，仓皇逃离作案现场。路过店外停放的摩托车时，他原本想着骑车逃窜，速度更快、更易脱身。可他平日里极少骑这款摩托车，醉酒状态下担心操作失误、半路摔倒被人抓获，思虑片刻便放弃了这个想法，选择步行逃窜，这也是摩托车完好留在现场的核心原因。 逃离狗肉馆后，王某一路踉踉跄跄、醉酒狂奔，朝着出城方向行走，走到马白小区时，头脑昏沉、心神慌乱的他，一时不知该逃往何处，便随手将肩上的麻袋扔在路边，打算先四处看看路况、寻找逃离车辆。 可十余分钟的漫无目的游荡后，他又猛然想起狗肉还留在原地，担心遗留物品成为警方追查的物证，于是折返回来捡起麻袋，继续前行。途中偶遇深夜赶路的老者，也是他醉酒状态下的无意识行为，全程胡言乱语，事后毫无记忆。 最终，王某在路边拦到一辆私家车，趁着夜色与浓雾，晕晕乎乎逃离了县城，悄悄返回家中，试图藏匿罪行、躲过追查。 审讯室里，酒醒后的王某，终于彻底清醒，看着冰冷的审讯室、面前的办案民警，回想起深夜的疯狂举动，满心悔恨、泪流满面。他反复自述，不过是几杯烈酒下肚，一时冲动、头脑发热，一场微不足道的口角拉扯，最终演变成一场致命血案，亲手毁掉了别人的一生，也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可世间从无后悔药，一时的醉酒失控、一念之差的恶念，让一位勤恳半生、安稳度日的中年人无辜殒命，让一个原本圆满红火的家庭瞬间破碎、阴阳相隔，也让王某自己背负命案、身陷囹圄，等待他的，终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第333章 苏区反腐第一枪：贪官谢步生伏法全纪实 1932年5月9日，江西瑞金城西的东坑村山岗之上，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赣南大地的宁静，穿透了层层叠叠的翠绿山林，回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声枪响，绝非寻常的行刑枪声。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打响的党史反腐第一枪，是新生红色政权向贪腐乱象、权力变质公然亮剑的庄严宣告，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坚守初心、整治吏治、守护民心的铁血见证。 而倒在这声枪响之下的罪犯，名叫谢步生，彼时的身份是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放在偌大的苏区政权体系中，区区一个村级苏维埃主席，官职微末、层级最低，算不上手握重权的高官，甚至在很多人眼中只是基层最普通的干部。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级干部，他的落马与伏法，却在百年党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拥有着无可替代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中华苏维埃政权刚刚扎根、革命火种艰难存续、军民同心艰苦创业的关键时期，谢步生利用革命赋予的权力，背弃信仰、腐化堕落、草菅人命、鱼肉乡邻，集齐了贪污谋私、滥用职权、生活腐化、蓄意杀人等多重重罪。 严惩谢步生，不仅是处决一个变质的基层干部，更是新生红色政权肃清内部毒瘤、筑牢纪律防线、守住革命根基的关键一战。这起案件的查办全过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有罪恶滋生的人性沉沦，有底层百姓的含冤控诉，有干部包庇的办案阻力，更有革命领袖坚守原则、铁腕反腐的坚定担当。 而这桩震惊整个中央苏区的反腐大案，最初的突破口，并非上级督查、内部自查，而是源于叶坪村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含泪举报。这场撼动苏区的反腐风暴，始于一介布衣的血泪控诉。 1932年2月，春寒料峭，赣南瑞金的山野间依旧带着冬日的凛冽，寒风卷着尘土，吹得苏区的土坯房屋簌簌作响。彼时的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核心，无数革命志士汇聚于此，为穷苦百姓谋解放、为革命事业拼生死，整个苏区都萦绕着蓬勃向上、艰苦奋斗的革命氛围。 就在这样一片赤诚的革命热土上，叶坪村妇女朱秀秀，怀揣着满心的悲愤、恐惧与绝望，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走进了庄严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大门。 彼时的她，衣衫单薄、面容憔悴，双眼红肿不堪，连日的悲痛与煎熬，让这个原本鲜活的农村妇人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踏入裁判部办公院落的那一刻，积压已久的委屈与痛苦彻底崩塌，她再也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面对裁判部的工作人员，朱秀秀字字泣血，缓缓诉说了自家遭遇的灭顶之灾。她哭诉自己的丈夫谢深润无端惨死，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自己孤苦无依、含冤难伸，恳请苏维埃政府秉公执法，为无辜枉死的丈夫伸冤报仇，还百姓一个公道。 而朱秀秀含泪检举、拼死控诉的凶手，不是乡间恶霸，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曾经帮过她家大忙、与她家往来密切，更是亲手毁掉她家庭、杀害她丈夫的罪魁祸首，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生。两人之间，更是有着一段不堪回首、身不由己的纠葛，也正是这段扭曲的关系，最终酿成了两条人命、一家破碎的悲剧。 想要理清这桩错综复杂的大案，看清谢步生从革命功臣沦为苏区首腐贪官的蜕变之路，还要从他的出身与人生经历细细说起。 谢步生是瑞金叶坪本地人，出生在当地一户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的层层压迫与残酷剥削下，他家徒四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祖祖辈辈都在土地里辛苦劳作，却始终摆脱不了被地主压榨的命运。窘迫的家境，让谢步生自幼便饱尝人间疾苦，早早看透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十二岁那年，为了活下去，为了给家里分担生计，年幼的谢步生不得不告别孩童时光，远赴地主家中做长工、打短工。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地主的苛待压榨、底层百姓的卑微处境，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剥削阶级的憎恨，也让他极度渴望摆脱贫穷、掌控财富与权力。只是这份渴望，最终没有化作他投身革命、为民造福的初心，反而沦为了他腐化堕落、谋私逐利的贪欲根源。 1929年，工农革命浪潮席卷赣南大地，各地工农武装暴动风起云涌，穷苦百姓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地主压迫、反抗旧制度剥削。在革命洪流的感召下，谢步生毅然投身其中，加入了工农武装暴动队。 彼时的他，浑身干劲、敢闯敢拼，熟悉当地地形民情，做事果敢利落，在多次武装斗争中表现亮眼，凭借出色的行动力和不怕吃苦的劲头，很快脱颖而出，被推举为云集暴动队队长，成为当地革命武装的基层骨干。 那个阶段，正是革命根据地初创的艰难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四方，新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时刻刻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封锁与偷袭。敌我势力悬殊，革命环境极端险恶，随时都有牺牲、溃败的可能，无数革命志士顶着枪林弹雨坚守阵地、誓死抗争。 就在革命最艰难、最需要志士坚守奉献的关键时刻，原本身为暴动队队长的谢步生，却暴露了骨子里的投机本性与畏难心态。他畏惧战场的凶险，受不了革命的艰苦，更贪恋安稳富足的生活，最终选择不辞而别，擅自脱离暴动队，背弃了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放弃了革命身份。 脱离革命队伍后，谢步生彻底投身市井经商，做起了跨区域贩运的小生意。在那个战乱频发、物资匮乏的年代，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极度紧缺，贩运生意利润可观。凭借着灵活的头脑和敢闯敢干的性子，谢步生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家境便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摆脱了世代贫苦的窘境，积累了不少积蓄。 1930年，中央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赣南各地全面铺开，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浪潮席卷千家万户，穷苦百姓翻身做主人，苏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生气象。 看着日益稳固、蓬勃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审时度势的谢步生，再次动了投身革命的心思。他深知，乱世之中，生意随时可能中断，唯有扎根革命、手握权力，才能长久立足、获取更多利益。于是，他主动搁置了手中的贩运生意，重新投身到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之中。 重回革命队伍的谢步生，一改往日的散漫畏缩，变得格外积极主动。在打土豪、分田地、丈量土地、动员群众的各项工作中，他事事争先、主动谋划，积极为基层工作出主意、想办法，执行力极强，各项工作都完成得有声有色、成效显着。 凭借亮眼的工作表现和多次立功的经历，谢步生快速赢得了当地党组织的认可、信任与重视。在党组织的考察培养下，他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彼时的党组织，一心投身革命建设，一心信任积极干事的基层干部，未曾察觉他骨子里的投机本性与私心杂念。 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凭借过往的革命履历、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在当地的群众基础，谢步生被群众推举、组织认可，顺利出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瑞金成为红色首都，叶坪作为核心区域，地位愈发重要。随着临时中央政府的落地扎根，身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的谢步生，身份地位、声望影响力水涨船高，成为苏区核心区域的基层核心干部，手中实实在在掌握了村级行政、土地划分、物资分配、阶级评定的实权。 权力渐长、声望渐高、无人约束的环境，彻底滋生了谢步生内心潜藏的贪欲与惰性。曾经那个奋勇抗争、积极干事的革命骨干，在权力的浸润中慢慢迷失自我，思想作风悄然发生了颠覆性的蜕变。初心渐失、私心膨胀、初心蒙尘，腐化堕落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谢步生的同乡谢深润，便是这场权力腐化、人性沉沦悲剧的直接受害者。谢深润与谢步生同为叶坪村人，自幼相识、交情深厚，早年更是生意场上的固定搭档，两人常年互通有无、互帮互助，关系十分亲近。 在谢步生脱离暴动队经商的那段时间，谢深润一直在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带，冒着战乱风险，奔波往来，做着卖米、卖盐的小本生意。交界地带局势混乱、风险极高，稍有不慎便会遭遇劫掠、危及性命，但谢深润踏实勤恳、吃苦耐劳，常年奔波劳碌，一点点积攒下了家中积蓄，还购置了本村几亩良田，平日里耕田种地、闲时经商营生，日子安稳富足、蒸蒸日上。 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比丈夫年轻近十岁，容貌清秀、温婉灵动，在乡间算得上容貌出众的女子。夫妻俩性情温和、踏实本分，平日里勤俭持家、和睦相处，夫妻恩爱、家庭和美，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安稳小家庭。 苏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后，各地统一开展农户土地丈量、阶级成分评定工作，按照家庭土地、财产、收入情况，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成分，不同成分对应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待遇。 按照当时的评定标准，谢深润家中有良田数亩、有固定经商收入、家中存有积蓄，经济条件远超普通贫苦农民，群众集体评议时，一致认定其家庭成分应划为富农。一旦定为富农，按照土地革命政策，家中多余土地、财产将会被没收分配，多年打拼的家业将会付诸东流。 就在谢深润一家忧心忡忡、惶恐不安之际，手握村级阶级评定实权的谢步生，主动出面干预。他不顾群众集体评议结果，凭借手中的权力强行更改评定结论，硬是将谢深润家的富农成分，改成了贫苦农民。 这一次出手相助，让谢深润一家彻底躲过了土地革命的冲击，不仅保住了自家辛苦购置的良田与积蓄，还按照贫农标准，额外分到了部分土地和生产农具，家业愈发稳固。这份天大的恩情，让谢深润夫妇对谢步生感激涕零，心中满是敬重与谢意，始终铭记这份帮扶之恩。 为了报答谢步生的鼎力相助，淳朴厚道的朱秀秀便时常在家中备好酒菜、烹制家常菜，主动邀请谢步生上门做客、小坐闲谈。谢步生向来来者不拒，只要收到邀请，必定欣然赴约。 久而久之，谢步生成了谢深润家的常客，无事便上门串门、吃喝闲谈。谢深润常年需要外出奔波做生意，经常独自离家数日，家中往往只有朱秀秀一人留守。孤男寡女、频繁相处，加之谢步生手握实权、能为家庭撑腰，种种因素交织，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致命隐患。 那日，谢深润一如往常，收拾行李远赴外地经商，家中再次只剩朱秀秀一人。谢步生得知消息后，当晚便登门拜访。朱秀秀依旧按照往日惯例，精心烹制了几碟小菜，温好酒水，陪着谢步生对坐闲谈、饮酒小酌。 两人边喝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夜色渐深，不知不觉已然到了夜半时分。按照常理，夜深人静、主客尽欢，谢步生理应起身告辞、归家休息。可此时的他，早已被酒精冲昏头脑，心中潜藏的私欲彻底苏醒，迟迟没有离去的意思。 趁着浓烈酒意，谢步生骤然起身，一把将身旁的朱秀秀紧紧抱住。朱秀秀只当他是醉酒失态，连忙温柔劝说、轻轻推搡，试图将他推开，让他清醒归家。可就在她转身避让的瞬间，谢步生彻底失控，恶向胆边生，猛地将朱秀秀按倒在床上。 朱秀秀猝不及防，奋力挣扎、拼命反抗，奈何女子力气微弱，终究无力挣脱。在深夜的独处之中，谢步生强行与朱秀秀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这场违背本心、迫于权势的纠葛，彻底撕碎了两个家庭的安稳，开启了一场无尽的灾难。自此之后，谢步生愈发肆无忌惮，只要得知谢深润外出经商、离家不在，便会立刻上门纠缠、逼迫相伴。 朱秀秀内心充满屈辱、自责与愧疚，深知自己愧对丈夫、愧对家庭，日夜活在负罪感与恐慌之中。她满心悔恨、日日煎熬，既害怕丑事败露、家庭破碎，又畏惧谢步生的权势与胁迫，无力反抗、无处挣脱，只能在长期的压抑与煎熬中，被迫维系这段扭曲不堪的不正当关系。终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成了她那段时间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纸终究包不住火，隐秘的私情纵然百般遮掩，终究难逃败露的结局。那日，谢步生又如往常一样登门私会，趁着朱秀秀端菜上桌、毫无防备的间隙，当众轻浮放肆，伸手轻薄调戏。 这一幕突如其来的暧昧举动，恰好被坐在一旁、默默观察的谢深润尽收眼底。一瞬间，谢深润心中五味杂陈、酸涩憋闷，一股强烈的疑虑与不适涌上心头。多年夫妻的默契、眼前反常的举动，让他心中第一次升起妻子背叛自己的怀疑。 但理智让他强行压下疑虑，他反复自我宽慰。谢步生是多年挚友、生意搭档，更是村里的苏维埃干部、革命同志，身居公职、肩负职责，理应品行端正、坚守底线，断然不会做出这般苟且荒唐、违背道义之事。 为了避免莽撞出错、错怪他人，谢深润强行压下心中的膈应与猜忌，不动声色、佯装无事，草草吃完饭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进屋卧床休息，暗中默默观察妻子与谢步生的一举一动。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谢深润刻意留心家中动静、妻子言行，却并未发现太过出格的异常。可那日亲眼所见的轻浮一幕，始终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底，时时回想、时时膈应，猜忌与疑虑从未消散，只是隐忍不发、静待时机。 数日之后，谢深润再次收拾行囊，佯装外出经商，早早告别家人、离家而去。谢步生得知消息后，毫无顾忌，不等天黑便匆匆赶往谢深润家中，迫不及待与朱秀秀私会缠绵。 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离家，竟是谢深润精心设下的试探。谢深润出门后并未远去，只是悄悄隐匿在村外暗处，稍作等候便悄然折返，打算暗中核实心中疑虑，探明事情真相。 夜色渐暗，村庄寂静无声，谢深润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靠近自家院落，推门入户。夜色漆黑，屋内昏暗，行走之间，他的脚步依旧不慎发出了细微声响。 屋内的朱秀秀原本心神不宁，时刻留意屋外动静，隐约听到异响的瞬间，她瞬间脸色惨白、方寸大乱，浑身僵硬、不知所措。一旁的谢步生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来不及穿衣躲避，慌忙蜷缩身体，狼狈地钻进床底藏身。 谢深润快步闯入内屋，一眼便看到凌乱不堪的床铺、神色慌乱、泪流满面的妻子。心中所有的疑虑瞬间被证实，怒火与悲愤瞬间席卷全身。他立刻点亮油灯，灯火通明之下，屋内乱象一览无余，视线扫过床底，清晰看见一道蜷缩的人影。 深夜私会、藏匿床底，此情此景，无需多言、真相大白。多年挚友、倾力信任的干部，竟然背地里玷污自己的家庭、背叛自己的信任。巨大的羞辱、愤怒与背叛感，彻底击溃了谢深润的理智。 他怒不可遏，随手抄起屋旁的木棍，朝着床底狠狠挥打。谢步生被打得狼狈不堪、哀嚎连连，趁着空隙连滚带爬、仓皇夺门而逃，狼狈逃窜而去。 风波落幕，面对丈夫的质问与怒火，受尽惊吓、身心俱疲的朱秀秀再也无力隐瞒，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只能含泪将自己被胁迫、与谢步生的纠葛全盘托出、如实招供。谢深润看着眼前破碎的家庭、背叛的妻子、虚伪的挚友，心中悲愤交加、痛彻心扉。 此事过后，谢深润日夜难眠、悲愤难平，越想越气、越想越恨。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倾力信任、感恩敬重的村干部，竟然是背信弃义、败坏德行的小人。愤怒之下，他当众立下誓言，一定要前往苏维埃政府检举揭发，让谢步生为自己的荒唐行径付出代价，还自己和家庭一个公道。 得知谢深润要实名举报自己，侥幸逃脱的谢步生彻底慌了心神、乱了阵脚。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身为共产党员、苏维埃基层干部，生活腐化、私德败坏、胁迫群众，一旦被上级查实，不仅叶坪村苏维埃主席的官职会被立刻罢免，多年积累的名声、地位、前途也会彻底崩塌，再也无法立足苏区。 为了保住权力、掩盖丑事、逃脱惩处，彻底杜绝后患，心狠手辣的谢步生彻底泯灭良知、背弃革命信仰，生出了杀人灭口、斩草除根的歹毒心思。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彻底铲除谢深润这个最大的隐患。 彼时，苏区正处于肃反运动扩大化的特殊阶段，各地排查暗藏反革命分子、肃清反动势力的工作如火如荼，不少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局势相对复杂。嗅觉敏锐的谢步生立刻抓住这个漏洞，开始精心布局、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他先是四处游走、散播谣言、制造舆论，刻意抹黑谢深润，对外谎称谢深润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自己好心帮扶其家庭，却反遭谢深润恶意揣测、刻意陷害，将自己塑造成无辜受害的好人，误导乡邻认知、混淆视听。 舆论铺垫到位后，谢步生利用手中职权和肃反运动的特殊局势，凭空捏造事实，恶意罗织罪名，诬陷谢深润是潜藏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暗中加入社会民主党，长期潜伏基层，伺机从事破坏革命、动摇苏区根基的反动活动。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暗藏反革命的罪名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切，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为了彻底封口、永绝后患，阴险歹毒的谢步生一不做二不休，暗中收买、指使心腹之人，秘密对谢深润下了毒手，残忍杀害了无辜蒙冤的谢深润。 昔日和睦安稳的家庭，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支离破碎。丈夫含冤惨死、凶手身居高位、无处申冤，巨大的悲痛、悔恨与绝望，彻底压垮了朱秀秀。她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深深悔恨自己一时软弱、身陷纠葛，最终连累丈夫惨死、家庭破碎，既痛恨心狠手辣、草菅人命的谢步生，也无比自责、愧疚于自己的过错。 就在朱秀秀深陷绝望、无路可走之际，恰逢苏区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运动全面铺开，为她的含冤控诉带来了希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红色政权正式扎根赣南。随着革命形势持续向好，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红军队伍持续扩充，革命力量日益强盛。但与此同时，新生政权内部也悄然滋生出不良风气。 部分基层干部手握权力后，逐渐迷失初心、贪图享乐，滋生出贪污浪费、以权谋私、欺压群众、腐化堕落等乱象。虽然这类变质干部人数不多、占比极小，但身处基层一线，直接对接群众、服务百姓，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消解了革命政权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党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高度清醒、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反腐肃贪、整顿吏治、纯洁队伍，是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守护革命成果、赢得民心支持的核心关键。为此，我党顺势发动了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性反腐败斗争，将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列为苏区建设的核心工作。 为了彻底整治吏治乱象、肃清贪腐毒瘤，党中央明确提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借助群众力量监督干部、整治歪风邪气。为了方便百姓检举揭发、申诉维权，苏区各级政府全面设立举报点、检举箱，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开展群众检举运动，鼓励百姓大胆揭发干部违纪违法、贪腐堕落行为，全力保障群众的监督权、话语权。 在乡邻的指点与鼓励之下，濒临绝望的朱秀秀终于挣脱恐惧、鼓起勇气。她深知，唯有相信苏维埃政府、相信共产党，主动站出来检举揭发，才能为惨死的丈夫洗刷冤屈，让作恶的贪官受到严惩，还给叶家、还给全村百姓一个公道。就这样，她擦干眼泪，强忍悲痛，一步步走进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递交了自己的血泪控诉，实名举报谢步生杀人害命、腐化作恶的全部罪行。 裁判部工作人员听完朱秀秀条理清晰、字字含泪的陈述，结合她悲痛欲绝的状态，立刻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邻里纠纷，而是一起涉及苏区基层干部、关乎人命与党风党纪的重大恶性案件。鉴于案情极端重大、性质极为恶劣，办案人员不敢有丝毫怠慢，第一时间整理笔录、梳理案情，将谢步生涉嫌腐化、杀人灭口的全部线索，详细汇报给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看完案情报告、听完专人汇报后，当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明确指示：由县裁判部牵头全权查办此案，秘密取证、快速核查、速战速决，绝不允许拖延拖沓、走漏风声，坚决杜绝有人通风报信、干预办案，务必彻查到底、还原真相、秉公处置。 遵照指示，办案团队迅速组建，为避免打草惊蛇、防止谢步生销毁证据、串供反扑，所有调查工作全部以秘密走访、暗中摸排的形式开展。办案人员化身普通群众，深入叶坪村大街小巷，走访邻里乡亲和知情人士，一点点深挖线索、搜集证据、固定证词。 在多轮隐秘走访排查中，办案人员找到了关键突破口——谢步生的前妻杨氏。时隔数年，再次有人提及谢步生，杨氏瞬间泪如雨下、情绪崩溃，积压多年的委屈与冤屈彻底爆发，毫无保留地吐露了谢步生不为人知的卑劣过往。 据杨氏哭诉证实，早在数年前，谢步生就已然品行败坏、私欲滔天。彼时的他早已不安于本分度日，暗中与瑞金当地一名大地主的小妾私下勾结、暧昧厮混。为了能够肆无忌惮私相往来，嫌弃原配妻子杨氏碍事、阻碍自己享乐，谢步生狠心绝情，暗中将杨氏强行卖给外地一名老光棍为妻，以此彻底甩掉结发妻子。 为了掩盖自己绝情卖妻、败坏德行的丑闻，对外他刻意编造谎言，先是谎称杨氏思念娘家、回乡探亲未归，后又改口宣称杨氏自愿改嫁、另寻归宿，刻意蒙蔽乡邻、掩盖丑行。万幸的是，被强行转卖的杨氏不甘屈辱，并未顺从命运，辗转逃离了既定归宿，隐秘投奔远方亲戚，低调躲藏度日，才得以保全自身。 除了私德败坏、抛妻弃妻，杨氏还主动检举了谢步生早年的贪腐罪状。早在谢步生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期间，他就初心失守、私心作祟，借着打土豪、斗劣绅的革命契机，将武装斗争中缴获的金银首饰、优质食盐、成套衣物等各类贵重物资，不上交、不公示、不分配，私自藏匿家中、尽数侵吞，全部占为己有，利用革命物资谋取私利。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谢步生更多贪腐牟利、以权谋私的罪行被层层剥开、悉数曝光。在苏区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身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的谢步生，手握物资征集与核算的职权，动起了歪心思，肆意钻取制度漏洞，借机敛财。 他刻意采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卑劣手段，向村民征集公粮时用大斗足量收取，向上级大会筹备处移交粮食时则改用小斗计量，一收一出之间，人为制造粮食差额。此次操作下来，谢步生私自截留、侵占公粮一千五百多公斤，随后暗中联络外地米贩子，将全部侵占的公粮私自售卖，所得钱款全部纳入自己腰包，肆意挥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村民、知情群众主动向裁判部投递举报信，纷纷揭发谢步生的各类违纪违法罪行，一桩桩、一件件，桩桩属实、件件确凿。 群众举报线索显示，谢步生多次侵占打土豪缴获的战利品，将优质皮袄、上等毛线等稀缺物资私自截留，归为己有，从未上交集体、从未分配群众；在苏区土地重新丈量、统一分配的关键环节，他滥用职权、优亲厚己，刻意将村内土质最肥沃、灌溉最便利的良田划分给自己，还强行占用集体公田一亩有余，侵占集体土地资源。 更令人愤慨的是，他心思狡诈、极度自私，连支援灾区的救灾物资都敢肆意调换、侵占。彼时苏区统一调配耕牛支援受灾地区，保障灾区春耕生产、百姓生计，谢步生竟用自家一头未满半岁、尚不能劳作的小水牛，强行调换了政府统一调配、体型健壮、耕作能力极强的大水牛，变相侵占救灾物资，罔顾灾区百姓死活。 随着调查范围持续扩大，一桩尘封数年、更为恶劣的命案浮出水面，让谢步生的罪恶行径彻底触底。经多位知情老人实名佐证，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起义部队南下转战途经瑞金境内，一名随军军医因路途劳累、身患重病，无法继续跟随大部队行军，不得已掉队滞留当地。 彼时的谢步生见这名军医孤身一人、身无依托，身上却携带金戒指、优质毛毯等贵重物品，瞬间心生歹念、见财起意，泯灭良知、痛下杀手，残忍谋害了这名落单的革命军医，随后尽数侵占军医随身携带的全部财物，靠着不义之财补贴自用、改善生活。多年来，他靠着刻意隐瞒，让这桩革命同志被害的冤案始终无人知晓、无处昭雪。 除此之外，调查还核实了谢步生的另一项重大违规罪行。1931年，他利用自己村级干部的身份便利，偷偷私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官方印章，伪造通行证件、外出证明，无视苏区物资管控规定，私自携带耕牛前往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售卖，违规跨境交易、偷税牟利，严重扰乱苏区物资管理秩序与边境管控纪律。 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多名群众实名佐证、部分赃物被当场查获、伪造印章与证件痕迹有据可查，铁证如山之下，谢步生的各类贪腐、渎职、腐化、杀人罪行全部被一一坐实，无可辩驳、无从抵赖。 就在案件水落石出、即将依法严惩罪犯之际，办案工作遭遇了巨大阻力与压力。谢步生的入党介绍人彼时在苏区中央局担任职务，手握一定话语权，出于同门情谊、私心偏袒，刻意为谢步生开脱罪责。此人不顾大量铁证、无视群众血泪、罔顾革命纪律，片面认为战乱年代局势特殊，基层干部些许私弊不足为过，声称办案人员小题大做、刻意上纲上线。 在未做任何实地调查、未核实任何犯罪事实的前提下，苏区中央局部分领导偏听偏信、贸然干预，直接向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下发通知，要求立刻释放谢步生，将案件收回中央局自行核查处理。这一干预指令，相当于强行叫停基层办案、为贪腐杀人犯开脱撑腰，让整个案件查办陷入僵局。 得知这一情况后，邓小平同志极为震怒、态度坚决。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刚刚成立，红色政权根基未稳、民心尚在凝聚，谢步生是苏区建政以来第一个性质极其恶劣、罪行极其全面的基层腐败分子，贪财、滥权、腐化、杀人，五毒俱全、罪无可赦。 如果这样的恶性罪犯都能凭借关系、依靠特权脱罪，苏区的法律法规将形同虚设，革命纪律将彻底失去威严，穷苦百姓将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不会信任苏维埃政府，新生的红色政权必将失去民心、动摇根基。 为了维护革命纪律、守住政权底线、扞卫群众利益，邓小平同志顶住上级压力、不惧层级阻力，主动亲自前往苏区中央局，逐条梳理、当众罗列谢步生的全部犯罪事实，据理力争、坚决抗辩，要求严惩罪犯、绝不姑息。同时，他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火速上报，将案件详情、干预情况、群众诉求，完整汇报给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听完完整案情、了解全部阻力之后，当即作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重要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信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这句论断，字字千钧、直击要害，彻底定调了苏区反腐肃贪的坚定立场，直接破除了人情干扰、层级阻力，为案件的公正审判、从严查办扫清了一切障碍。在最高革命领袖的坚定支持下，任何为贪腐罪犯开脱的说辞全部失效，所有干预办案的阻力全部消散。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召开公开审判大会，面向全村、全乡群众公开审理谢步生一案。庭审现场证据确凿、证词清晰、事实明白，在场群众亲眼见证了谢步生从革命骨干沦为腐败恶徒的全部堕落过程，认清了他草菅人命、鱼肉百姓、贪腐渎职、败坏风气的全部罪行。 经合议庭集体审议、群众公开旁听见证，法庭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谢步生背弃革命信仰、违反党纪苏维埃法令、贪腐谋私、生活腐化、滥用职权、蓄意杀人，多项罪名成立，情节极其恶劣、影响极其坏劣，判处死刑。 一审判决下达后，心存侥幸、妄图苟活的谢步生依旧不知悔改，不甘心就此伏法，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试图拖延时间、推翻判决、苟延残喘。 临时最高法庭高度重视此案，本着严谨公正、不枉不纵的原则，重新全面复核全部案卷材料、证人证言、物证线索，逐条核实每一项犯罪事实，最终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精准、程序合法。 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正式下达终审裁定：驳回谢步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死刑原判。当日下午，伴随着赣南大地那声振聋发聩的清脆枪响，苏区建政反腐第一案尘埃落定，罪大恶极的谢步生在江西瑞金依法伏法，为自己的贪婪与罪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334章 神秘黑衣人踪迹成谜，伪善教师一念恶毁青春 本章节内容正在手打中，当您看到这段文字，请您稍后刷新页面看是否已经更新，如果长久未更新，请通过下面反馈联系我们！ 特殊时刻,请大家多多收藏支持：(www.ixs7.com)大案纪实録 小说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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